9万名学生学习中文！俄罗斯汉学热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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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人民论坛网-人民论坛杂志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普京在访问前夕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俄中两国世代紧密相连，不仅是因为两国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而且双方还保持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 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兴趣很高。目前俄罗斯约有9万名大中小学生学习中文。

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300多年的演进历史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汉学传统、中国研究学派和科研教学体系，在中俄文化和经济社会交流交往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今明两年是中俄文化年，如何准确把握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发展演变？一起来看！

俄国汉学的兴起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俄国汉学与很多学科一样，产生于现实的需要。300多年前，为发展双边关系，确定边界线和开展贸易，俄中两国迫切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干之才。

18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抱有巨大兴趣，在此期间出版的120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就是证明。俄罗斯汉学在经历了17至18世纪上半叶的信息蕴蓄及中国地理、政治知识初探的阶段后，乘着18世纪3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成立和《恰克图条约》开启俄中关系新时期的东风，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学科。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803年俄罗斯科学院通过的新《章程》，以及1804年制订的俄罗斯高等院校首部章程，都把“东方学”纳入课程计划，这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汉学课程进入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志。俄国汉学家谢·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认为，俄国汉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创造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央王国的人民”，俄国人与他们的“友谊将造福全世界，以及所有部落和民族。”

17至18世纪，欧洲社会掀起了一股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追求的前沿时尚，这股热潮在18世纪也传入了沙皇俄国。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皇村修建了“中国村”。 中国村里陈设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瓷器、陶器、玉器和山水画等艺术珍品，而在建筑风格上也处处体现中国元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各种园林景观随处可见。少年时期曾在皇村生活学习的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喜爱自此生根发芽。

普希金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的作品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在俄罗斯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和声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中国人”和“中国的”两词出现过二十余次，均与美好的诗意相关。1813年普希金写下了其现存诗歌中最早的一首——《致娜塔利亚》，在给农奴女演员娜塔利亚的诗中，有一句“懂礼的中国人”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品格的赞美和形象的认同。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部任职，同年普希金创作完成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诗中写道：“五月的风给醉人的原野吹来一阵又一阵的凉爽，而在深邃昏暗的树林中，黄莺在晃动的枝头歌唱。”在俄文原著中，普希金使用的是“中国夜莺”一词，全诗以大量的“中国画面”来表达他的内心情感。

普希金与俄国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尼·雅·比丘林（雅金夫神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比丘林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北京居留14年，在此期间，他投身于中国语言、历史、地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学习中，创作了嗣后在俄罗斯出版的几乎所有作品。比丘林为普希金讲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并赠送给他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译著。普希金的藏书中就有《三字经》《中庸》《四书解义》《赵氏孤儿》等中国书籍。比丘林是第一位活跃在国家公共生活的汉学家，普希金称赞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勤勉的工作照亮了我们与东方的关系”。1829年，比丘林随沙皇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前往中国，普希金在一首诗中直接表达了访问中国的心声：“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朋友们，随便你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随行，不管是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边上……”

三百多年间俄罗斯中国研究的历程

一般认为，与欧洲国家汉学相比，俄国汉学起步稍晚。但俄罗斯汉学后来居上，自成一统。从历时300多年俄罗斯汉学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俄国汉学的萌生与勃兴。 18世纪，第一批俄罗斯汉学家在北京宗教使团中诞生。伊·卡·罗索欣和阿·列·列昂季耶夫将中国众多哲学典籍和思想、历史著作译介到俄国国内，同时编写了教材和词典，为俄国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俄国中国学崛起于19世纪上半叶，标志是比丘林的学术活动。 比丘林向俄罗斯和欧洲公众介绍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史、国家史，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礼仪、风俗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等著作，曾四次荣获科学院最高奖之一的杰米多夫奖。从比丘林时代开始，中国学著作得以被俄国官方学术界、文化界认可。比丘林的名字是俄国汉学史的时代象征，但他并未掩盖同时期的杰出汉学家的光芒。1819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巴·伊·卡缅斯基、斯·瓦·利波夫佐夫、扎·费·列昂季耶夫斯基等人为汉语和满语语言学、中国及周边国家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俄国中国学追赶欧洲国家，成为仅次于法国的欧洲第二个中国学大国。

19世纪是俄罗斯中国学飞速发展的阶段，学者的研究触角开始伸向各个领域，喀山和圣彼得堡先后成为俄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中心。 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国学发展出现一个新高峰。瓦·巴·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创立了俄国中国学的圣彼得堡学派，他以杰出的学术成就成为首位当选俄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学学者。瓦西里耶夫的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是划时代作品，甚至比中国学界更早涉足这一领域。他的《汉俄词典》使用了按字形检索的系统，这是世界首创，随后被许多词典采用，至今俄罗斯人学习汉语仍从中受益。正是在瓦西里耶夫和彼·伊·卡法罗夫（巴拉第神父）等汉学家的努力下，俄国中国学保持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杰出汉学家中，彼·伊·卡法罗夫、伊·伊·扎哈罗夫等人也占有重要席位，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为汉学某一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站到了归属于世界东方学知识体系的汉学研究的顶峰。他们的著作标志着俄国汉学研究开始细化，出现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思想史，以及编纂综合性语言学著作等不同的方向。

第二阶段，国家支持与全面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及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苏联时期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划时代人物是瓦·米·阿列克谢耶夫（中文名：阿理克）院士。阿列克谢耶夫对苏联中国学进行了全面开拓，以丰厚的学术成果和学科贡献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形成了苏联中国学阿列克谢耶夫学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苏联的汉学、当代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苏联政府的支持和经费大幅度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中国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圣彼得堡转移到莫斯科。领军人物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和“阿翰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专长在中国文学和文艺批评，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缔造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正是由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俄罗斯社会得以了解中国的京剧、国画，以及中国对美的概念，才有了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徐悲鸿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俄罗斯社会得以了解之后中国的全民抗战。

在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军者和代表的苏联学者的努力下，苏联的中国学发展尽管受到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跌宕起伏的严重影响而曲曲折折，但繁荣时期的辉煌仍让人惊叹不已。出版的中国学的著作的数量就是明证：从1917年—1949年总共只出版了大约100本中国学相关图书，而从1950年—1957年仅仅8年就出版了147本，印数在2300万册，又过了两年，其数量增加到668本。许多中国文学著作被翻译成俄语，然后还用28种苏联民族语言出版了2000万册以上的图书。在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性杂志《苏联中国学》。虽然随后中苏关系转冷，但中国研究脚步并未停止。1966年，几乎与中国国内成立的苏联研究所同时，苏联科学院系统内成立了以当代中国及东亚地区为对象的远东研究所。

第三阶段，在政治剧变、经济惨淡、社会动荡中的学术坚守与专业执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及知识界受到巨大冲击，经费捉衿见肘，人才出现流失，以往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中国学与俄罗斯科技教育界及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俄关系正常化加上两国经贸合作的迅速升温，中国研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和需求潜力。与俄罗斯社会全面西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等路径陷入困境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两国发展道路与成效的鲜明对比，也激发了俄罗斯一些顶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加入到对中国研究的行列中。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主流学术机构纷纷与中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与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互动交流合作，为俄罗斯中国学走出困境提供了动力和资源。

苏联解体后的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巩固，当代俄罗斯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传统汉学研究在一些领域持续深入，如六卷本《中国精神文明大典》的出版和十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与出版发行，但总体上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二是体制内、学院派的中国研究队伍老化严重，中青年骨干“弃笔从商”或身兼数职。

三是与学院派的基础性研究遭遇困境相反，一些新型智库对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风生水起，受到一些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四是伴随着两国经贸合作领域的扩展，有关中国的知识特别是实用性研究和信息传播受到俄罗斯民众的欢迎。

五是俄罗斯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开设汉语专业的俄罗斯高校越来越多，超过100所。俄罗斯来华留学生也逐年递增。10多年前，汉语和英语、法语、德语等一样被列入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可选科目。

与西方世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立场和框架不同，鉴于俄罗斯专家与中国有过相似的制度、思想和教育背景，俄罗斯对中国问题把握更贴近中国主流叙事、更加宏观、更具有世界情怀。 例如，冷战结束后不久，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与西方智库言论和舆论截然不同的是，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俄罗斯社会各界高度肯定、赞扬中国道路。这其中俄罗斯中国学家功不可没。例如，时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米·季塔连科院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模式，认为“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模式对转型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今后中国对世界的‘挑战’不在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或外贸顺差，而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问题》杂志主编的弗·波尔加科夫博士认为，“中国在世界政治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