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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赵国史稿[第1页]

作者:左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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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赵国史研究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学者认为,近年来历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少地方的古国史,如秦国史、楚国史、齐国史、吴越史等开展得有声有色,均极大地促进了相关领域的中国古代的断代史或专门史的研究。赵国史研究的开展,无疑也将有助于中国先秦史上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总体构成的认识。
首先,一部战国史的研究就离不开对赵国史的深入解剖。赵作为战国时期除秦以外的二等强国,无论是其疆域、人口还是其军事实力、战略地位,在列国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赵武灵王以后,赵国的军事力量臻于极盛,《战国策·赵策》记苏秦称是时赵国之强盛云:"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以此实力,赵傲然雄视天下。武灵王曾以赵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隐然怀有"吞秦之志";惠文、孝成两代,赵之威仍"行于天下山东","赵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或称赵"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秦所畏害天下者莫如赵"。至赵国后期,秦赵两国的争胜实际决定着战国兼并战争的最终结局,故而才有长平之战那样空前惨烈的战争场面。凡此可见,对于赵国治乱兴衰及其政治军事举措的研究,很大程度便关乎到了对整个战国局势的把握。
战国时期的赵国号称"四达之国",处于列国及各少数部族之中心的位置。与之相邻的国家及少数民族,有秦、齐、燕、韩、魏、卫及中山、林胡、楼烦、东胡等,赵大约是当时邻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度之一。有人统计,作为战国政治外交实录的《战国策》及出土帛书所载纵横家言中,提到赵的地方较其它国家更多。赵国对邻国的关系,不少与当时国际关系间的整体外交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在这方面研究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了赵史上有关事件与人物,如惠文王时期任为赵相的奉阳君李兑,便是当时列国外交中的一个焦点人物。因此,从深入了解战国时期各国问纵横捭阖的斗争出发,赵国史研究对于把握整个战国史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战国时期"战"字当头,各国军事制度及有关改革理应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各国军事改革的典范,它与秦国商鞅主要在政治上进行的改革,成为战国社会一系列变法中两颗耀眼的明珠。如同商鞅变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自己国家的范围,超出了战国时期的时间范围。作为赵国史研究中重要一环的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研究,无疑也是战国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关于战国诸子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赵国思想文化的范畴。赵国出身的苟子、慎到、公孙龙等人,都是战国诸子中"巨子"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战国儒家、法家、名家的代表。过去,人们在赞颂这些思想家深邃思想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对于培养他们思想的赵国这块土地上丰厚的文化意蕴的挖掘。看来,这也是一个既关乎赵国史,又关乎战国思想文化史的有趣课题。研究战国文化的学者指出,赵文化是当时北方燕赵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有故晋文化的传统,也有着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色,其与东方的齐鲁文化、南方的楚文化、西方的秦文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气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战国秦汉时期五彩斑斓的文化全景。这也是我们研究赵国史必须注意到的。
赵国的经济,在战国社会中亦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赵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亦可作为战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典型例证。赵都邯郸是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并为列国问著名的商业大都会。这里有包括冶铁业、纺织业、制铜业、制陶业、建筑业、玉石加工业等在内的各种门类的手工业,有像吕不韦那样善于囤积居奇的巨商及卓氏祖先、郭纵那样"与王者相埒"的巨富。赵国发行的青铜铸币,无论是其发行量还是铸造地点之多,在列国中都是位列前茅的。有统计说,建国后各地出土的东周货币共约七万多枚,而赵国货币即占了其中三分之一。
还有许多可以说明赵国在战国史上重要地位的例子。读者尽可从本书中加以体会,恕不一一赘述。
根据赵国史研究的客观需要,这部《赵国史稿》除战国史外,还涉及到了春秋及其以前阶段的历史。如上所述,赵国的建立者即赵氏势力集团在原晋国有着很长时期发展壮大的历史,他们作为晋国的卿族曾对晋国社会起过很大影响。春秋时期,赵氏家族的赵盾、赵武、赵鞅历任晋中军帅即晋国军政首脑这一重要职务,其任职的时间超过了晋国其它诸卿。赵氏家族中出任晋卿的人员在晋国卿族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晋国史乃至春秋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是与赵氏祖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赵衰之佐助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赵盾与晋灵公被弑事件之瓜葛,赵武之促成晋楚及各国间的弭兵会盟,赵鞅主持晋国铸刑鼎,又主持伐灭晋国范氏、中行氏之战争,等等。晋国最终出现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的局面,赵氏都是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卿族。至于赵氏远祖在春秋以前的发迹史,也不是游离于古史研究的主线条之外的。学者常称"秦赵共祖",实际上,秦人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是寄篱于赵氏祖先门下的,《史记·秦本纪》说秦祖恶来之子女防以下几代,至到大骆、非子,皆因赵氏祖先造父之宠,"蒙赵城,姓赵氏"。他们共同的祖先皋陶、伯益为佐助大禹治水的古代著名的贤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赵氏祖先实是作为赢姓少昊氏族西迁的一支活跃于上古历史舞台一的。
 
第二章 赵国地区的自然生态
环境与人文环境环境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历史舞台,它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黑格尔在谈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形成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当然我们并不赞成环境决定论,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形成来说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对此,马克思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为尤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越往早期越是如此。鉴于环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赵国史也将从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谈起。
在谈论赵国的环境之前,有必要简单交待一下赵国的疆域,因为这是谈论赵国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前提。三家分晋以后,赵国分得了晋国的东部和北部的领土,经历了赵简子、赵襄子、赵献子、成侯、肃侯等几代君王的努力发展,到赵武灵王和惠文王时期,赵国的疆域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大范围,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强国。赵国西部越黄河与秦为邻,南有漳河与魏国为邻,东有清河与齐为界,北有易水与燕接壤,西北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林胡、楼烦接界,疆域包括了今河北省整个太行山东麓以及相邻的广大平原,山西省中部、北部、东部地区,陕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包头市以西土默特、乌拉山和呼和浩特市卓资县以北的广大地区,当然其中也涵有中山国的疆域在内。我们所要探讨的赵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就是指这一地域而言的。
 
一 赵国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赵国的地形特征及资源状况 赵国的疆域辽阔,地形条件复杂多样,我们根据赵国疆域的特征,把赵国划分为四大地形区。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把赵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为河北平原,西部为山西高原(含山脉及山间盆地在内),这两个地区是赵国政治和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此外,冀北、冀西北山地(含山间盆地)和内蒙古高原,则为赵国另外两个地形特征明显的地区。
河北平原区位于冀西、冀北山地和渤海之间,在构造体系上属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第二沉降带,在地质时代,经历了多次的沧桑变化。整个平原地势不高,海拔多在百米以下,低于50米的占绝大部分。河北平原由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水系冲积而成,根据其形态和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山前冲积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和滨海冲积平原。赵国主要的政治中心就位于河北平原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即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上。山西高原位于太行山西侧,由东部山地(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西部高原山地(以吕梁山为骨干)和晋中盆地(太原、大同等盆地)三区组成。其中太原盆地是先赵族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它位于汾河流域中一系列小盆地组成的川地的中间地带,东西宽50公里,南北长150公里,海拔700-800米。太原盆地属中生代以来的断陷地带,是汾河断陷川地的一部分,历史上称之为"并州"。
冀北和冀西地区是一个由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山地和山间盆地组合而成的山区,它是由数列东北、北东转向的地垒型的平行山岭组成,山间夹着许多狭长的地堑式盆地。东段是震旦系的石英岩和侏罗、白垩、第三纪的砂砾岩、火成岩组成的丘陵群;中段以军都山为轴,由几列不连贯的平行山脉组成;西段则与山西高原的北缘山地相接。冀北和冀西北的山间盆地多属构造盆地,这些盆地由黄土和黄土状的沉积物填充,是冀北山区重要的农耕地区和人口集中区。
冀地再往北就是内蒙古高原,这里是广阔的草原区,战国时期这里是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经常活动的地区,也是当时赵国北部边境所达到的最远地区。
在这四大地形区内,主要的河流有黄河、汾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桑于河等。战国时期,黄河流经河北东部地区,由今天津渤海人海。据《尚书·禹贡》记载,黄河从今天巨鹿西北的大陆泽开始,向北分成九条支流,然后又会合成一条河,流进大海。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因此影响了河北东部平原上古人类的活动,从而使古人类多活动于沿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冲积平原上。汾河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流经太原盆地,它在赵国早期的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漳河、滏阳河流经邯郸地区,对赵国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使邯郸"仓库实"(《国语·晋语九》)的重要条件之一。桑干河流经大同盆地、宣化盆地,是赵国西北部重要农业区的所在。滹沱河流经中山国,中山并人赵国后,这一地区也成为赵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和手工业、商业区之一。
先秦时期,赵国境内的湖泊要比现在多。最著名的为大陆泽。大陆泽又名巨鹿泽、广阿泽,位于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处,《尔雅·释地》称其为七薮之一,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大湖。此外,在这一地带还有许多湖泊,据文献记载,有位于今河北永平东的鸡泽(《左传·襄公三十六年》),位于河北曲周县北的诋泽、海泽(《山海经·北山经》),以及位于河北宁晋县东南的皋泽(同上)。太原盆地也是湖泊广布,据《水经注》卷六记载,有汾陂、邬泽、祁薮、文湖、淳湖等。《汉书·地理志》称:"九泽在北,是为昭余祁,并州薮。"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陂泽连接,其薮有九,故谓之九泽,总名昭余祁。"昭余祁位于今山西祁县西南,介休东北,方圆数百里,是古代晋中盆地最大的湖泊。这些湖泊由于自两汉以来黄河挟带泥沙的淤积,加之人为疏凿河渠沟洫、截断湖泊的水源,再加上北方气候逐渐变得干燥,所以今天这些湖泊早已湮没不见了。但这些湖泊在当时引水溉田发展农业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国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计有三十七处,其中一部分分布于今天山西盂县和蒲县等地区。赵国都城邯郸附近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其中红山矿、矿山村矿、凤凰山矿都是邯郸著名的铁矿。冀西北的云烟、龙关铁矿也是赵国境内的富铁矿。这些铁矿资源为赵国冶铁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赵国地区上古时期的气候特征及植被状况 竺可桢先生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丰富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把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温暖期(考古时期),公元前1100年至1400年的寒暖交替期(物候时期),1400年至1900年的寒冷期(方志时期),以及19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期(仪器观察时期),而且每个时期内又有着不同的变化特点。根据这一划分,赵国地区在其灭亡之前的这一时期内大致经历了三个气候变化期,即公元前 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温暖时期,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50年的短暂寒冷期,以及公元前770年至春秋、战国、秦汉的温暖期。从总体上看,大致是一个温暖一寒冷一温暖的变化过程。受这一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赵地的植被状况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特征。
史前时期,今华北全境大部都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森林覆盖,由于当时华北的湖?自较多,因此沼泽植被也分布广泛。冀北山地的西段、晋北、内蒙古高原的中部一带,为植被较好的草原地带。而冀北山地的东段和南段,无论从地表形态还是自然景观各方面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过渡类型。到了先秦时期,华北的植被状况发生了不少变化,殷墟时期这里仍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泽存在,晋陕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和太行山一带,也分布着大片的森林植被。但西周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冷,森林面积已减少了许多。至春秋战国时期,人工采伐及战争的增多,使这一地区的植被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赵地的这一气候特征及植被状况,对赵国经济类型的形成严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态环境之下的经济类型分析
由赵地的地形特征、气候条件及植被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赵国的经济大致可以划分为农业区、游牧区及农、牧兼作区三种类型。
农业区主要分布于河北平原西部的太行山麓冲积平原地带上,这里有肥沃的冲积土质、众多的河流湖泊,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理想地区。此外,太原盆地、大同盆地及冀北山地中的一系列山间盆地也是赵国重要的农业区,这些盆地黄土分布广泛,黄土质地疏松,且多母质,很适宜农业生产。
游牧区主要分布在冀北、晋北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如上文所述,先秦时期这里有良好的草原植被,很适宜放牧。当时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就分布在这一地区,他们对赵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因此才引发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农、牧兼作区处于这两大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是农业和游牧经济的过渡区,它位于冀北、冀西北山地区,如上所述,这一地区在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农业也同样显示出了复杂的过渡性,水平地带变化明显。宣化盆地以南,山地多于盆地,垂直带谱明显,一般黄土台地以下的旱地为农业带,砾石荒滩则种林木。宣化盆地以西、以北,则表现出了向草原过渡的特征。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表现出了农业、畜牧业混合型的特点,成为很突出的地域特色。以代地为中心,形成了赵国北疆重要的农业区和畜牧业基地,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沟通北方游牧民族同南方农业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带。
关于赵国各种经济类型以及各经济部门的情况,我们将在赵国的经济与经济制度一章中作详细的介绍。
 
二 赵国地区的人文环境
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赵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河北中南部、太原盆地以及冀西北代地)古人类、古部族和古国的活动情况,通过对这些文化背景的了解,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赵文化的渊源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对赵地文化形态演进的特点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远古及文明起源时期古人类的活动情况 在赵国辽阔的疆域内,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约二百万年前,在涿鹿西南的泥河湾一带和阳原官厅村的小长梁,发现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七十万年左右,北京人也活动于这一地区。此外,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发现了距今十万年左右的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山西朔州的峙峪、河北阳原的虎头梁、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以及北京的周口店还发现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人类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赵国地区出现了仰韶、龙山和细石器三种文化遗存,而磁山文化则是此时期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距今七千多年前,生活在沼河流域的磁山文化的先民已走出了旧石器时代的臼巢,进入了以定居农业方式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磁山遗址经过70年代和踟年代的几次试掘,揭露面积比较大,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遗址中有各种形式的灰坑、房屋基址和储藏粮食的窖穴,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多种家畜、家禽骨骼、炭化粟,以及组合器物坑等遗迹和遗物。
虽然磁山文化在农业、手工业和宗教意识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较浓厚的原始性,但它是原始居民迈向文明时代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此后的仰韶文化继承了磁山文化的传统,其居民在河谷的阶地上营建聚落,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中南部地区,主要遗址有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武安赵窑,永年台口、西阳城、石北口,临漳西太平,涉县鹿头,邯郸市郊百家村,峰峰矿区西万年、东万年等。此外,河北中部的徐水南庄头、房山镇江营、容城上坡,以及冀西北的阳原、涿鹿、怀来等地,太原盆地的交城、阳曲及大同等地也分布有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时代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前夜,这一时期赵国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存也很多,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漳河、沼河、滏阳河、滹沱河流城以及冀西北的涿鹿、蔚县地区。主要遗址有邯郸涧沟、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村、龟台寺等共计五十余处。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较仰韶文化更多的石制生产工具、陶窑、墓葬、房屋基址以及宗教卜骨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水井。水井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解赊了人类对江河湖海为日用水源的依赖,从而可以离开狭窄的河谷地带,向平原纵深处转移开拓,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为古代社会组织农村公社、城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外,在晋中、晋北的汾河上游、吕梁山一线及以北地区的汾阳峪河道、杏花村东堡、孝义,忻县南关、游邀和五台阳白以及太谷白燕等地也发现有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址。总之,这些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址无论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还是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文明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冀西北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上古部族的传说。华夏始祖黄帝就曾活动于今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县一带(《史记·五帝本纪》),其部族与炎帝部族联合在涿鹿战败著名的蚩尤部落,蚩尤逃往冀州,后被杀。后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怀来一带)大战三次,炎帝战败,二部落结成联盟共同活动于河北地区(同上)。后世被尊称为五帝之一的尧,也曾被高辛氏封于蜀鹿,即涿鹿(今北京房山与河北涿州一带),后又迁移活动于邢台一带。
这些上古部族的后代在中原地区逐渐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
此外,冀北山地以北的内蒙古地区还分布着以畜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细石器文化,它代表了一种游牧文化的传统。总的看来,远古及文明起源时期,赵地的文化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特征,而且由南往北,经济形态显示了由农业向畜牧业逐渐过渡的特征。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影响了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
 
河北中部藁城台西遗址是商文化遗存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台西遗址发现有墙基、灰坑、窖穴和墓葬等文化遗迹,并出土有铜器、陶器、石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有些器物的工艺水平甚至超过了殷墟出土的遗物。由于台西不属于商王朝的畿内之地,加之其出土的遗物与山西石楼和河北青龙抄道沟以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发现的西北方及北方方国的遗物特征较接近,可以推断台西在商代中期有一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在活动,具体说应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部族留下来的文化遗址,这个遗址是文献中失载的一个重要方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遗址。
此外,在商王朝的西北部还活跃着两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土方和舌方。二者不见于文献,只见于甲骨文的记载。土方是商代的一个重要方国,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多是关于商王朝征伐土方的事,当时征伐土方的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动辄就是征发三千或五千人。关于土方活动的区域,由甲骨文记载可以推知,它活动于今太行山中部一带,位于山西与商王畿之间。舌方也是商朝的一个劲敌,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它与土方相距不远,活动范围在山西省的西部、西北部或延伸到陕西省的东北部。在这个地区出土的商文化遗址,以山西石楼为代表,带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张忠培先生指出:至迟至殷墟时期,中国北方已存在着强大的畜牧部落。许倬云先生也说,山西的土著文化早在商代已呈现出草原文化与商文化交流混合的特色。舌方、土方就是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的代表,它们在与中原商文化的冲突中,不断融合,为西周春秋以后华夏民族的形成打了重要基础。
西周时期赵地古国古部族的活动情况 西周建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裂土分封,出现了周族与其它部族长期混居融合的局面。
在赵国的疆域内,活动着的西周封国主要有晋、邢、韩、邶等国。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戎狄部族,如姬姓之戎、鬼方、涉貉等族与这些封国杂居在一起,它们之间不断接触、融合,成为西周时期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晋是周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之国有鲁、卫和唐(晋),都是姬姓诸侯中重要的国家。唐的分封地为"夏墟",位于山西南部,是戎狄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叔虞子燮,即第二代晋侯时,改国号为晋。由于周初所封的诸侯,地方不过"方百里",晋也是如此,而且它的周围混居着许多戎狄部族。《史记·晋世家》说:"自唐叔至靖五世,无其年数。"因此我们对西周时期晋的社会历史实在知之甚少。大约到了西周宣王时期,王畿附近戎狄叛乱,晋穆侯曾帮助宣王作战,征伐姜戎和条戎(《史记·晋世家》)。其后,晋文侯与郑、虢帮助周平王在洛邑建国,立有功劳,其后则是春秋时期的事了。
邢国也是西周初期重要的封国之一。邢国的始封之地在邢台,虽然历代对邢始封之地争议颇多,但《汉书·地理志》、杜预注《春秋》经文"狄伐邢"条,以及后世的《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等书中均详细记载了邢国初封之地在邢台的这一事实。西周邢国建国伊始,便与戎人发生了战争,据 1978年元氏西张村出土的《臣谏簋》记载:"隹戎大出于轹,邢侯搏戎,诞令臣谏以口口亚旅处于轹。"《臣谏簋》为周初之器,可见邢国封建之初便担负了防御狄人的重任。作为周朝防御狄人的屏障,邢国被封在邢台,成为联系燕卫两处重镇的枢纽。邢国的始封者为周公之子,其地位在周初封国中相当显赫,传世铜器《麦尊》记载说:王封邢侯于邢,邢侯建国后朝见周王时,参加了周王在葬京举行的祭祀典礼。第二天,邢侯受到周王隆重的接待,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同时,《麦尊》又称邢侯为"元侯",《国语·鲁语下》注元侯为"大国之君",即专一方征伐的诸侯之长。邢侯作为诸侯之长,经常率领一部分臣服部族与另一部分不臣服的部族进行战争,联合与战争的结果,使邢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不断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邢国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封国,在抵御北戎,促进周朝发展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春秋之世,邢国逐渐衰落,特别是赤狄崛起后,它们以古常山地区为中心,不断向南侵扰,春秋初期势力已发展到河北南部和河南的北部,对邢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662年冬天,赤狄入侵邢国,邢国节节败退,几乎亡国,幸亏在齐桓公的帮助下迁都夷仪,才得以幸免于难(事见《左传》之《闵公元年》、《僖公元年》)。春秋中叶以后,邢为卫国所灭。
周克殷后把殷墟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土地分给了康叔,建立了卫国。春秋前期,卫国的疆域曾到达了河北南部的邯郸、邢台一带,后来又灭掉了邢国。卫州吁叛乱被杀后,卫人迎立桓公弟晋于邢(今河北邢台)而立之(《左传·隐公四年》)。但后来由于北方狄人的人侵,邢、卫首当其冲,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迁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后为避狄人锋芒,又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卫国的版图逐渐缩小,退出了河北南部地区。此后,晋国先后灭掉了赤狄、白狄各部,东出太行山,占领了河北南部地区。到了公元前546年,卫侯之弟出奔晋,在邯郸织绚(《毂梁传·襄公二十七年》),这时邯郸已属晋国了。后赵襄子又经营邯郸,邯郸遂成为赵氏的都城。由于春秋时期卫国的工商业比较发达,使邯郸逐渐成为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为以后赵氏经营邯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赤狄是春秋时期一支强悍的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各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赤狄本为鬼方的后裔,隗姓,居住在太行山西麓,即晋东南一带,也许还有一小部分东出太行,居于太行山东部的山口附近。他们包括潞氏、东山皋落氏、甲氏、留吁、铎辰、唐咎如等多个部落,共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赤狄居于诸夏之间,故常与之发生冲突和交往。由于赤狄实力强大,因此它遍侵华夏诸国,尤其与齐、晋两国斗争多年,堪称一时之雄,难怪晋国士燮在追忆晋文公经营霸业时说"秦、狄、齐、楚皆强"(《左传·成公十六年》),把赤狄与当时的强国同等视之。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赤狄内部发生分化,实力受到削弱,公元前594年,晋败赤狄于曲梁(今山西潞城北四十里),灭掉了赤狄中最强大的部落潞氏(《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3年,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左传· 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88年,晋邰克、卫孙良夫伐唐咎如,征讨赤狄的残余势力(《左传·成公三年》),从此赤狄就衰亡了。
白狄是姬姓之戎的后裔,春秋时晋国吕相的《绝秦书》说"白狄及君同州",指白狄与秦国同处雍州。在这同时,白狄已渐跨河与晋边邑屈、蒲相邻,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侯败狄于箕,邰缺获白狄子",表明白狄势力正向晋中发展。到了春秋末期,由于赤狄的衰落,白狄顺着原来赤狄的路线,东出太行山,到达了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它们占领了原先赤狄所占的地方,并在太行山东麓近处建立了鲜虞、肥、鼓等国,其中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晋州,鲜虞在今河北正定。公元前569年,晋悼公采取魏绛的和戎政策后(《左传·襄公四年》),与肥、鼓和鲜虞之间的战争便不断发生。公元前530年,晋假道鲜虞进入昔阳,俘虏了肥子绵皋。次年晋自著雍侵鲜虞,又过了一年,晋苟吴伐鲜虞,围鼓,三月,以鼓子鸢辊归。经过以上数次战争,肥、鼓已被晋歼灭,但不久晋放回了鼓子,直到公元前520年,晋才一举灭亡了鼓(《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从此鲜虞独强,它一直与晋为敌,并参加了范氏、中行氏对赵、魏、知的斗争。三家分晋后,鲜虞改称中山,成为战国诸强之一。
此外,春秋末期,在今天河北西北部的蔚县境内还存在着一个代国,控制着河北的西北部及山西的东北部地区。代盖为赤狄余部北上与当地原有土著建立的国家,故称"代翟"。由于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加之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代地成为战略要地,它是连结中原与北方各族的枢纽地带,因此晋国一直觊觎这一地区,晋与代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公元前476年,赵襄子设计击杀了代王,遂统治了该地。从此,代地得到了赵氏的精心经营,成为赵国建国后对付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在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纵观赵国地区文化形态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赵国地区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中原地区的古老部族与周边的各个邦方比邻而居,相互交融,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消除了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使这一地区的文化由多元向一体化演进,从分散的部落形态过渡到早期的国家形态,并进而形成地缘性的民族共同体国家,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在春秋战国之际。上述赵国地区文化形态的演进过程,正是这一进程的绝好说明。不过,华夏民族的形成只是在中原文化的区域内,赵国周边少数部族尚未融合进来。因此,赵国仍然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便是最好的说明。
 
才看见,原还以为是坟贴。。。。先精华,晚点再看。
 
第四章 赵氏在晋国的发展
--赵立国以前的历史(下)
整个春秋时期,赵氏是以晋国异姓大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主要因素),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正逐步变成历史的陈迹。在政治上,旧宗法制度及其所维系的旧的统治格局一步步趋于崩溃:首先是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已名存实亡,所谓"礼乐征伐目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各大国相继成为号令一方诸侯的霸主;接着在各诸侯国内部,以国君为首的公族势力也渐渐失去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些昔日的孽庶支族甚或异姓卿大夫的势力却一天天发展壮大,乃至最后取代旧封建贵族的地位,而成为新的势力集团暨政治实体的主人。赵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一支普通的异姓大夫的宗族逐渐成长为拥有广大封邑并把握晋国政治实权的强大的势力集团的。赵氏在晋国成长的历程,是赵国建立的前奏曲。
一 赵氏入晋
赵氏入晋前的晋国历史
晋国是西周初期由周王室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其始封之君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同母弟。文献称之为"大叔"(《左传·昭公元年》)。其始封地原为故唐国所在地,在今山西省南部河、汾之东翼城、曲沃一带。成王将唐灭掉,而转封予叔虞,故叔虞又称为唐叔或唐叔虞。其改称作晋,当缘于当地附近有一条称作晋水的河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所接受的唐国故地的统治民称作"怀姓九宗"。据王国维考证,"怀姓"就是隗姓,乃世居此地的鬼方族的族姓(《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晋国的多数居民,原本属于所谓"戎狄"。除了这些戎狄族的居民外,晋国四周也分布着许多的戎狄部落,所谓"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正因为如此,晋国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努力开拓进取,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一方面同周围戎狄部族进行纵横捭阖的外交周旋。《左传·昭公十五年》记晋大夫籍谈之语:"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道出了晋立国开拓之艰辛。今据有限的资料,一直到西周后期,晋国历史都不断充斥着与戎人的武装冲突,如《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穆侯七年(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年),伐条";"十年,伐千亩,有功"。条即条戎,乃居住在晋南中条山一带的戎狄部族。伐千亩即前述周宣王所进行的千亩之战,盖周王室与晋人共同开展的对姜氏之戎的一次战役。又《古本竹书纪年》称:宣王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此北戎,即春秋初年屡屡与华夏诸国不断发生冲突的居于晋东南地区的狄人部落。汾隰即汾水下游地势低洼处。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晋人,自养成一种好勇尚武之精神,直到春秋时期,晋国上下仍奉行着以"亟战"为立国之本的方针,认为"不尽力,子孙将弱"(《左传·成公十六年》)。这对赵氏在晋国的成长,无疑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尽管如此,晋国终西周之世,发展的规模仍是有限的。顾炎武《日知录》考证,迄至武公灭翼,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的春秋初叶,晋之"疆土未广";直到献公伐灭杨、霍、耿、魏后,晋域始大,然
亦"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日知录》卷三一晋国),清平阳府治临汾,辖境莫过十县一州之地,于此可考见西周晋国的规模。
据《史记》记载,晋自叔虞至文侯仇,共传十世。文侯即位当周幽王时期,其所传代数正好与西周成王以下相等。近山西曲沃、翼城间的天马一曲村遗址发现西周晋侯墓地,证明《史记》这个记载是确切的。赵氏祖先叔带当周幽王时去周人晋,投奔的应当就是晋文侯。
曲沃并晋与赵氏入晋后的政治选择
赵氏刚投奔晋国,晋国国内就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变动,史称"曲沃并晋"。这也是春秋初期列国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
晋自文侯入于春秋。文侯生于西周宣王之世,其父穆侯征伐条戎失败而归,刚好夫人生下了他,遂起名为"仇"。他的弟弟生在干亩之战的时候,由于穆侯在此次战役中立有战功,遂为之起名为"成师"。文侯十年,赶上周末大乱,幽王被犬戎攻杀,他与诸侯共同拥立平王即位,并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建立新的朝廷;后来又伐灭在西周故地自称为王的王子余臣(史称携王),对巩固平王统治立有大功,因而受到平王嘉奖。今《尚书·文侯之命》即是平王嘉奖文侯的一篇命辞。文侯三十八年(前746年)去世,子昭侯继立。此时文侯之弟、昭侯叔父成师势力渐至壮大,故昭侯封之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二十里),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美,城邑大过晋都翼(今山西翼城东南)。由此,晋国公室与曲沃桓叔一支形成两大势力,埋下了晋国政局长期动乱的祸根。以后数十年,两家几代人为争夺晋国政权持续不断地斗争。周王室站在晋国公室一边,平王、桓王曾两次派兵支持晋侯讨伐曲沃,皆无法遏止住曲沃为将伐霍",是年上距曲沃并晋仅十八年,而赵夙已为献公手下大将,则其投奔曲沃之时应在此前,或即曲沃未并晋时。
赵氏自叔带以下的世系,史籍记载缺略,《赵世家》仅言自叔带以下,五世而生赵夙。《世本》则记载夙之前有公明一世(《左传·成公十年》《正义》引)。而赵夙与赵衰的辈分关系,史籍记载颇为分歧,或以为赵衰为赵夙之弟(《国语·晋语四》),或以为赵衰是赵夙之孙(《史记·赵世家》),或以为赵衰为赵夙之子 (《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学者考证,当以赵衰为赵夙之子为是。然则赵夙父子曾一度同时服事于献公父子。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夙父公明乃至赵氏更早的祖先就已站在曲沃一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从曲沃与晋国旧宗各自代表的势力分析,赵氏应当是早就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当然,赵氏也因此受到曲沃集团及晋国新政权的赏识,上引《赵世家》已言及赵夙在晋献公伐灭霍(今山西霍县)、魏(今山西芮城)、耿(今山西河津东南)的战役中被委以伐霍的主将。《赵世家》又记载,霍国君主因晋的讨伐而逃亡齐国,不想在这之后晋国却遇上大旱,占的结果,说是"霍泰山为祟",于是献公又让赵夙将霍君从齐国接回来,让他主持霍泰山的祭祀,结果"晋复穰"。由于赵夙在这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中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晋献公遂将刚伐灭的耿赐予赵夙。这是赵氏在晋国获得的第一个采邑。
 
穆公为结好重耳,特送给他五位宗室女子,其中有晋太子圉在秦时的妻子--重耳的侄媳怀赢(子圉逃归时将其遗弃)。重耳碍于礼节不欲接受,赵衰再次教他以大局为重,答应下婚事,说:《礼志》有这样的话,"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现在即使通过联姻以示服从于秦人,接受他们的美意以与其保持友爱关系,听从他们以使其怀德于自己,恐怕还来不及哩,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一天,穆公宴请重耳,重耳命狐偃做自己的随从,狐偃称"吾不如衰之文也",遂改命赵衰。赵衰在宴享的礼仪中作为赞礼,进退如仪;在双方赋诗言志的过程中,他十分得体地选择让公子赋《黍苗》之诗,表明其希望返国若黍苗之望时雨的心迹(以上均见《国语·晋语》)。
公元前636年,重耳终于在秦军的护送下返回晋国,是为晋文公。后来晋文公在赏赐从亡诸臣的过程中,将从周室那里得来的原地(今河南济原西北)赐予赵衰作采邑,同时任命赵衰为原大夫。其对赵衰在从亡中最嘉许的事情是,赵衰在路途中每每为文公携带饭食,文公行大道,赵衰走小道,虽饿,亦不敢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由此可见赵衰竭诚事君的忠心。
文公霸业的辅佐
将赵衰比作文公霸业的辅佐,明确见于《韩非子·说疑》,其将赵衰与历史上的后稷、皋陶、伊尹、周公、太公望、管仲等人相比拟,说他们皆能"夙兴夜寐,卑身贱体,濠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黼洧之卑"。
《史记·赵世家》称文公之所以成就霸业,"多赵衰计策",洵非虚誉。按春秋前期的霸主,一般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在帮助晋文公树立"尊王"的形象及实现晋国"攘夷"的计划中,赵衰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就在晋文公回国即位的同一年,东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被其弟叔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到郑国避难。襄王使人同时赶到各诸侯国告难,秦穆公接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派兵赶赴到黄河边上,准备用武力将襄王护送回国。赵衰看到这是一个抓取"尊王"旗帜的好机会,为了抢在秦人之先,他向晋文公建议说:"求霸莫如人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人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史记·晋世家》)文公听取了这个建议,立即派兵直接从晋东南方向人于王郊,一面迎接襄王返回王城,一面捉拿叔带将其处死。由是,晋文公受到周王室的嘉奖,襄王亲自宴享他,赏赐给晋国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横茅(今河南修武)等地。此举不仅使晋文公获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还使晋国的疆域扩展至太行山东南的"南阳"地区,从此晋国更便于插手中原的事务了。
晋文公的"攘夷"之举主要是指抗击南方楚国对中原华夏国家的侵蚀。长期以来,楚国被视为"蛮夷",一直受到以周王室为首的华夏诸国的排斥。然自春秋以来,楚国的势力迅速崛起,不仅吞灭了许多夷夏小国,还迫使陈、蔡、郑、曹等不算弱小的华夏诸侯沦为自己的附庸。虽齐桓公称霸期间曾一度遏止住楚人北进的势头,但随着齐国霸业的衰落,楚人又复崛起。这样,保护华夏诸国利益的担子就落在了试图步齐桓公后尘重新建立霸业的晋文公的身上。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之间爆发了旨在争夺中原霸权的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之战。赵衰无疑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之一。当楚人北进中原包围倒向晋国的宋国都城,晋决定发兵与楚决一雌雄并大规模地检阅三军之时,晋文公向赵衰征求元帅的人选,赵衰向文公推荐了邰毅,说自己经常听到邵毅的言谈,知其是一位"说(悦)礼乐而敦《诗》、《书》",懂得德、义的大臣,此修养乃是把握全局、获取战争胜利的根本。文公听取了赵衰的建议,遂任命郁毂"将中军",即担任全军统帅。
 
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劣势的狐射姑将一腔怨愤首先宣泄在阳处父身上,就在公子乐被刺后不久,射姑亦派遣自己的族人狐鞫居将在晋国势力相对单薄的阳处父刺死。身为执政的赵盾岂肯甘心,于是追治凶手,将狐鞫居拿住处死。射姑在晋国立不住脚,只好逃往自己的狄族老家。从此,狐氏在晋国的势力被铲除,赵盾则开始了自己长期独掌晋政的历程。
赵盾处置晋国内政的措施 根据晋国文武职不分的原则,担任中军元帅者既负责指挥全军,担任全军的统帅,同时,在未有军事行动之时,亦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的处理,是国家行政的首脑。赵盾自其父去世之后即任此角色,时间长达二十年。这在晋国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前人对赵盾的执政,包括他的政治品行有过种种评论,或贬或褒,其说不一,不遑一一辨析。公允地说,赵盾的内外政策或举措确实是有得有失,其对晋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然而,就其对晋国内部事务的处置而言,赵盾总的说来是起到了维护晋国社会稳定,建立与健全法制,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正常运作的作用的。就在赵盾执政伊始,他即雷厉风行地在晋国开展"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即制定办事章程,校正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督察追捕逃犯,使用契约,治理政治污秽,重申礼仪秩序,修复旧有官职,举拔被淹没的贤才等一系列革新政治的工作,并将此等措施固定为晋国的"常法",命有司在全国上下颁行(《左传·文公六年》)。这些举措,无疑对于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赵盾本人对于具体人物事件的处理上,也基本遵循着上述原则。他对狐射姑族党狐鞫居的处理,自然牵涉到狐赵两家的权力争夺,但也含有维护晋国法制的性质,以至后来狐射姑在对狄相酆舒之问"赵衰、赵盾孰贤"时回答说"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传·文公七年》)。夏日之日给人以严酷感,足见赵盾督责之严厉。灵公三年(前618年),晋大夫箕郑父、士觳、先都等人为泄私愤,在晋国作乱。时在赵盾执政期间,《春秋经》书"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士毂及箕郑父"。看来,这几个作乱之人受到惩处,也是与赵盾执法之严厉有关的。至于赵盾对贤才的举拔,也同样有例可证。《国语·晋语五》记载:赵盾曾举拔韩厥担任晋军司马,在秦晋河曲之战中,赵盾让人驾着他乘坐的车子去干扰部队的行列,韩厥不客气地将车夫抓起来并加以惩罚。众人都以为韩厥一定没有好果子吃,说像他这样刚被主子升迁,就马上惩罚主子车夫的人,谁还会容得了!然而赵盾却将韩厥请来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事君者应该相互信任,而不结党营私。出于忠信而举荐行义之人,便是相互信任;举荐自己的私人,就叫结党营私。作为军法是不能违犯的,对违法之人不包庇,正是行义的表现。我把你推荐给国君,原本担心你不能胜任,所以故意用这一举动来考察你,你好自为之吧!"春秋时期,各国宗法制度尚未废止,各级贵族依靠自己的身份尚保有世袭权力与地位。晋国虽不能说废止了各宗族、贵族的权力,但由于经历了曲沃并晋和骊姬之乱,公室贵族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以此,各异姓贵族在晋国的发展较为顺利。赵盾在其主政期间提倡任用贤能,依法办事,正适应了晋国这一发展趋势。晋国以后诸卿族的强盛,也是与此有关的。
赵盾的军事外交政策
赵盾执政期问,晋国对外战争及与列国交往之方略亦出于其手。在这方面,赵盾的措施似有所失,由此导致晋文、襄以来的霸业衰落。尽管列国霸权的转移具有多种复杂的国际因素。后世一些史家对赵盾的微词,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当时所谓霸权,实只在晋楚两国手中转移。受霸权左右或从属于霸主的国家,主要为郑、宋、鲁、卫、陈、蔡、曹、许以下一类弱国。至于齐、秦两个力量在晋、楚之下而在郑、宋等国之上的二等强国,则基本不受霸权的制约。非但不受制约,而且以其与晋国或者楚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晋、楚两个霸主集团的实力与盛衰。不幸的是,赵盾在对齐、秦二国关系的处理上却出现了失策,尤其是对秦国采取的举措,致使秦晋双方简直成了仇敌,这就势必削弱晋国同楚国争霸的实力。
 
上言赵盾在襄公去世后,应顺国内舆论,派人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但他心中对此举实在是充满了矛盾。因为襄公1临死前曾将年幼的太子夷皋托付给他,说:"这孩子将来成才,我便是受你的恩惠;要是不成才,我可要怨你。"(《左传·文公七年》)设若此时没人再提起这段往事也就罢了,偏偏太子的母亲穆赢不肯善罢甘休,她听说改立嗣君的消息,便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堂上啼哭,诉说道:"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又抱了太子到赵盾家门口责问:"先君刚去世,言犹在耳,就把它抛弃一边,是何道理?"弄得赵盾和众大臣无言以对。考虑到还是立嫡嗣的道理更充分一些,众人于是改变主意,复拥立夷皋为新君,是为晋灵公。然而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对秦国失礼了,因为此时秦国已派遣军队护送公子雍回国,正行进在路途中。赵盾一时失计,竞派兵去阻挡秦军进入晋境,他自己担任统帅,率军到了晋西南的边境。如果赵盾此时好好向秦人解释,表示一下歉意,也还不致把事情弄僵,不幸他又受了晋人传统的轻视秦人思想的影响,竞乘秦人没有思想准备,连夜突袭秦军,败之于令狐(今山西临猗西)。这一仗,连前往迎接公子雍的晋大夫先蔑及士会也觉得对秦人理亏,径自叛逃到秦国去了。从那以后,秦晋两国间就连年发生冲突。晋灵公二年(前618年),秦伐晋,取晋武城(今陕西华县东),以报令狐战役之仇;四年.春,晋复伐秦,取其少梁(今陕西韩城);同年夏,秦又伐晋,取北征(今陕西澄城);灵公六年,秦康公亲自领兵再次伐晋,占领晋国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赵盾亦亲率三军抵御,双方在河曲(黄河拐弯地段)一带驰骋往来,不分胜败;翌年,晋人为了对付秦人的进犯,专门派了大夫詹嘉在瑕地(今河南陕县)驻扎,防守桃林之塞(即后来的函谷关),以防秦兵东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与秦人争斗,搅得晋人疲乏不堪。到了灵公十三年,晋终于想到要与秦讲和,可是又碍于大国的面子,不愿说自己打不过而求休战,乃听从赵盾从弟赵穿的计谋,发兵攻打秦的与国崇(在今河南嵩县),好让秦人前来救援,由秦人提出罢兵的要求。没想到秦人毫不买账,反而在翌年出兵攻晋,围困晋的焦邑(今河南陕县南),以报复晋的伐崇。总之,赵盾当政期间,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大国的政策基本是失败的。以致在赵盾去世之后,秦、晋两国仍兵连不解,这不仅使晋国的军力长期受损耗,晋国的威信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晋国受制于秦,其对楚国北上争霸进行遏止的企图,也就力不从心了。是时晋君年少,赵盾实际处于摄政的位置,一切对外的盟会及与它国共同采取的军事行动,本该由晋君(作为霸主)主持的,现皆由赵盾主持。然而,他在纠集各诸侯对楚采取一致行动时,又往往优柔寡断,缺乏魄力。晋灵公三年,楚大夫范山向楚穆王建议:"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人遂大举北上伐郑、伐陈。这两个国家在城濮战后已归属晋人麾下,晋欲维持霸业,自当雷厉风行,前往救援。然《左传》记载赵盾纠合宋、鲁、卫、许等国救郑的行动却是异常迟缓,连楚人的面都未曾碰到,以致"不及楚师",郑人被迫与楚签定城下之盟。对此,连《左传》作者也对赵盾等人提出批评,指出他们"不恪",即对事情不认真严肃(《左传·文公九年》)。清人高士奇也曾对此事加以评论,认为"晋霸不竟之由,未有失策于此者也"(《左传纪事本末》卷二六"晋楚争霸"条)。
不过,公平地说,晋国霸权的丧失,不能完全由赵盾一人承担,包括晋灵公在内都有责任。这位晋灵公年龄稍长就染上了贪鄙的恶习。公元前613年,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新上台的齐懿公恃强攻打邻国鲁国。晋灵公作为盟主,纠集宋、卫、郑、陈、蔡、许、曹诸国同盟于扈,计划伐齐,结果却是"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左
传·文公十五年》)。公元前611年,宋国又发生了弑君事件,晋苟林父会合卫、陈、郑等国帅师伐宋,结果又是"取赂而还"(《左传·宣公九年》)。看到盟主这等贪鄙行为,下面诸侯都各自寒心,其中郑穆公便公开倡言道:"晋不足与也。"转而与楚结盟(同上)。这时,楚国雄才大略的君主楚庄王已经即位,晋国在与楚国的争锋中逐渐处于下风。晋灵公十四年,郑公子归生受楚的指使征伐晋国属下的宋国,宋国战败。赵盾亲率诸侯之师讨伐郑国,楚亦起兵救郑,赵盾不敢与之交锋,竞主动退兵。晋、楚霸权之易手,已指日可待了。
 
赵盾考虑更多的是协调与自己同父异母兄弟赵同、赵括、赵婴齐的关系。当年,赵盾之被赵衰立为嫡子,并不仅仅因其年长,而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赵衰所娶晋侯之女赵姬的主意。由于她"固请于公",别人没有话说。但从血缘出身来说,还是赵姬的几个儿子赵同等与晋的血缘关系更近一些。赵盾深知这一点,为着维系赵氏宗族的凝聚力,他准备将"嫡"的位置还给自己的同父兄弟。在他看来,大宗族的利益要高于自己小家族的利益。这个让嫡的机会出现在晋成公即位以后。原来,晋国在骊姬之乱时,曾立有不许群公子住在国内的"诅"(誓约),以此晋国没有公族。晋成公为了争取异姓卿族的支持,便立下新规矩,任诸卿的嫡子为"公族",并给予他们田产;又任命他们其余的儿子分别为"余子"和"公行"。这几个职衔固然主要是荣誉性的,但却反映了各家族及家族内各色人等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地位。赵盾任职为卿,本应有资格使自己的后裔做为"公族",但出于上述考虑,他却主动向成公提出"请以括为公族"。赵括之上本有兄赵同,但因括是"君姬氏之爱子也",赵盾认为,"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主张立括为嫡更为合适。成公答应了赵盾的请求,于是赵括成了自赵衰以后的赵氏家族的公族大夫,也就是成了赵氏家族的嫡系大宗。赵盾自己的一支则自居于赵氏庶子的地位而做了所谓"旄车之族(公行)"(《左传·宣公二年》)。
史籍没有记载赵盾与其同父兄弟往来的情况,或者同、括等人原本对赵盾居于赵氏嫡系的地位有所不满,故而才有赵盾这种委曲求全的举动。然而赵盾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以后,赵氏内部这种由嫡庶地位产生的纠葛仍未敉平,由是给赵氏家族引来一场几近于灭顶的灾祸。
 
五 赵氏复兴与晋六卿专政局面的出现
赵武的成长及重新执政
赵氏的田邑未被剥夺,等于为其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基础。随着赵武的成长,赵氏又开始有了主事的人物,其在晋国政坛上的影响也逐渐恢复了。
遭遇了这场变故的赵武学会了谨慎处理与晋国各卿族间的关系。《晋语》记载,当他刚及冠而举行完成人礼后,便主动去拜访当政的各位卿大夫,包括晋中军的将佐栾书与荀庚、上军将佐范燮与郁铸、下军将佐韩厥与苟蕾以及新军将佐郁筚、郁至等人。众卿表现出对赵武不同的态度:栾书及三邰仍沿袭过去对赵氏的看法,未免对赵武冷嘲热讽;而范燮、韩厥及苟营则对之进行各种劝勉。其中范燮告戒他不要恃宠而骄,韩厥教导他要亲近善人:"与善,善近善,不善蔑由至也。"苟蓉勉励他继续赵衰与赵盾的业绩,不能老在大夫的位置上不图长进。这些话语,无疑对赵武的仕进及其德行的修养起到了鞭策作用。
晋景公以后,晋国又经历了晋厉公的统治。晋厉公一方面南下与楚争霸,一方面在国内铲除诸卿的势力,改立自己的亲信,以加强中央集权。当他消灭了势力最大的邰氏以后,却因手软,反而被栾、苟二氏杀死。诸卿迎立襄公曾孙周为君,是为晋悼公。悼公即位元年(前573年),为安定局势,采取节省财用,选拔贤良,起用旧族子孙的政策,年轻的赵武便于当年受此政策之惠而被举拔为卿,任职新军佐。据说,悼公之所以举拔他,是"以赵文子为文也,而能恤大事"(《国语·晋语七》)。
这以后,赵武又有几次升迁。悼公八年,由于韩厥的告老,悼公对众卿的职务进行了调整,"以赵武为贤",任之为新军将。随后,赵武参加了悼公组织的诸侯对郑国的讨伐战争(因郑背晋即楚),并于郑国最终屈服于晋以后,代表晋侯及诸侯之师入郑都与郑伯(简公)签定了盟约(《左传·襄公十一年》)。是役被认为是晋悼公重新确立对中原霸权的重要标志。悼公十四年,由于晋中军将苟蕾等人的去世,晋侯在绵上(今山西翼城西)检阅军队,重新任命各军将佐,赵武再次获得升迁的机会,被任命为上军将(《左传襄公十三年》)。晋平公三年(前555年),赵武即以此身份参加了晋约会诸侯讨伐齐国的平阴(在今山东平阴)之役。不久,任为中军将佐的苟偃与范(士)丐相继去世,赵武遂于平公十年被任为晋国的执政。此年,赵武年届四十三岁,赵氏总算再次登上了晋国权力的顶峰。
赵武主持下的晋国内政与外交 赵武主持晋政达八年之久。综观人们对他的评价及他自己给自己的评价,赵武可以称得上一个"良臣",因为他做出了使"晋国无乱,诸侯无阙"的业绩(《左传· 昭公元年》,又《国语·晋语八》),即在这八年之中,未使晋国发生内乱和没有使诸侯中断对晋国的朝聘往还。应当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在赵武任执政之前,晋国曾发生了栾氏之乱。先是,栾氏家族继任为卿的栾盈由于与范氏交恶,被执政的范丐宣布为谋反,并被驱逐到齐国去。栾氏的党羽亦多被处死。两年以后,栾盈潜回过去的封邑曲沃发动叛乱,攻入绛都(今山西侯马),诸卿费了很大的劲才联合打败栾氏,将栾盈及其族党尽数杀死。在这次事变中,齐侯趁火打劫,派兵攻占了晋国的朝歌(今河南辉县西),直入晋国的腹心地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这场内乱虽被平定,但范氏的势力却膨胀起来,其它卿族也都显示了独立的姿态。范氏作为晋国的执政随意加重诸侯对晋国承担的贡献,造成诸侯怨声载道。齐楚二国便谋求联合对付晋国。
在这种形势下执政的赵武,对内首先考虑的是防止类似叛乱或篡逆事件的发生。为此目的,首先便要协调各卿族问的关系,保持其力量的平衡。《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赵武妥善解决了赵氏与韩、范二氏间的一次领地纠纷:晋东南边境上的一座叫"州"的小县邑(在今河南温县东)本属栾氏领有,栾氏灭亡后,赵武、范丐及韩起都想得到它。那时赵武尚未任为执政,他提出的理由是,州本来从温县(今河南温县南)划出,而温是属于赵的领地。但韩、范二人认为,晋国像州这样由一县划分为二的例子多了,既然别为二县,就不得再追论过去的隶属关系;就州县而言,自郁氏当政将其划分出来以后,其隶属关系已转过三次手,就更不得追论它旧时的隶属关系了。二人说得有理,赵武深以为愧,便舍弃了对州的要求。等到赵武任为执政后,赵武之子赵获认为可以凭借权势取得州邑了,赵武当即把他喝退,说:"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并断然令其下属:"有言州者必死!"赵武以身作则,不倚势凌人,自然能够维持众卿族间的平和关系。
 
赵武讲求仁德,却不失文采。他当初被悼公举拔为卿,就是因为悼公认为他能"文";他以后被追谥为"文子",也是这个原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赵武于弭兵之会后参加的郑简公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席间,赵武请七位作陪的郑国卿大夫一一赋诗言志。他自己则对所赋之诗逐一进行评析。如郑国执政子展赋《草虫》诗,赵武当即称赞道:"善哉,民之主也!"赞扬子展为国担忧的精神。同时又对子展借诗句隐喻对自己的赞扬表示谦让,说:"抑武也,不足以当之。"显示出对诗歌深刻的理解。
虢之会后,郑简公又举行飨礼招待赵武及鲁、曹等国大夫。开宴之前,赵武首先赋《小雅·瓠叶》一诗,告诉主人宴享不必铺张。宴享中,赵武又赋《棠棣》之诗,取诗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句,告戒诸姬姓国(晋、郑、鲁皆属姬姓)当如兄弟般亲密相处。这两次赋诗,在表现赵武道德追求的同时,也展现了赵武的文采。
 
无术补天--"政在家门"与"公室特卑"形势的出现 赵武尽心国事,但却无术补天,对于晋国出现的"政在家门"与"公室特卑"的局势无力挽回。为此,在他垂老行将告别晋国舞台之际,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批 评。
 
首先对赵武提出批评的是鲁国叔孙穆子,他在一次诸侯的会盟中发现赵武"言语苟且敷衍,不似min zhu","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总 之,是一幅暮气沉沉的样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叔孙的感觉没有错。第二年,即赵武临去世的那年初夏,赵武与东周王室的大臣刘定公 在洛、讷(洛水入黄河处)会见,刘定公借着河、洛一带的景色为题,勉励赵武效法历史上治水的大禹,大大地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没想到赵武却回答说:"我等 苟且度日,朝不虑夕,只恐再犯下什么过失,哪能考虑到长远的事情!" (《左传·昭公元年》)
赵武自谓苟且与不能考虑长远的事情,实是他 对于晋国现状无可奈何的表示。或者他已认识到当前的社会变化趋势,已非个人能力所可以挽回。
刚好,这一年晋平公生了病,秦景公使著名的医 和来为之诊断。医和明白地指出平公的病已"不可为也",因为这疾病是由贪图nvse过度引起的!然而,他却把这责任归咎到赵武身上。尽管他也肯定赵武是一 个" 良臣",在主政晋国的八年中使"晋国无乱,诸侯无阙",但既然国家有此灾祸(指晋君haose致疾),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加以制止,就当"必受其咎" (同上)。
事实上,晋侯的病只是晋国公室卑弱的一个表征,而晋国公室卑弱则是私家势力强大的必然结果。
 
六 赵简子的业绩
在创立赵氏基业并最终建立赵国的历史进程中,赵简子、赵襄子两代的业绩是最突出的,后人合称之为"简襄之迹"或"简襄功烈"。当战国中叶,赵武灵王欲进一步扩大赵国领土及势力,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时,就曾一再声称自己要继承"简、襄之烈"(《史记·赵世家》)。简、襄二主在晋国及随后建立的赵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问几近一个世纪,确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但若细论起来,二人所建功业的性质又有所不同。他们站在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中间,如果说简子仍是一位以赵氏宗主身份出现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晋卿,那么襄子则基本上成了傲立于世的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国君。如果说襄子是赵国的建立者,那么他的父亲赵简子则是赵国基业的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奠基者。简子的业绩既表现在他作为晋卿对晋国所做出的贡献上,也表现在他做为赵氏宗主对赵氏政治实体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上。
作为晋卿的赵简子
简子名鞅,字志父。简子是他的谥号。简子的父亲赵成(景子)卒年不详,简子何年代父为卿亦不详。《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始记载作为晋卿的赵鞅代表晋国在列国盟会中露面的情况。在这之前,东周小朝廷发生了所谓王子朝之乱。子朝为周景王庶子,景王因太子早死,欲立其为嗣,但未果。景王死后,周贵族单氏、刘氏拥立嫡出的王子猛即位,是为悼王。子朝叛乱,逐走悼王。晋派兵护送悼王回王城,旋又为子朝攻杀。晋立悼王同母弟子丐即位,是为敬王。子朝又打败单氏、刘氏,人城自立为王,迫使敬王出居于狄泉(在今河南洛阳,其时在王城之北)。赵简子即在敬王出居狄泉后两年的晋顷公九年(前517年),受晋国之派遣,与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等国大夫会盟于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简子以盟主的身份令各国大夫输送粮食给敬王,并派出为之戍守的士兵。翌年,简子又会同知跞率领军队护送敬王返回王城。这件事情大约是简子参与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际活动,它显示了赵简子在晋国众卿中的重要位置及办事的干练。通过这次活动,简子在列国中的影响是大大地加强了。
晋顷公十三年,简子又主持操办了一件在晋国内外都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即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这件事情道:"冬,晋赵鞅、苟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所谓刑鼎,即其上铸有刑法条文的大铁鼎。彼时未有有效地发布文告的方式,为使刑书尽可能多地为人所了解并显示刑律的不可更改性,有关国家采取了铸刑鼎这种方式。学者认为,这实际是我国最早颁布的成文法。赵鞅作为我国最早成文法的发布者之一,应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于赵鞅这次颁布的刑律的内容,据《左传》说是"范宣子所为刑书"。范宣子执政当晋平公在位的时期,其时晋国已是公室将卑,"君日不悛,政在家门,庶民疲敝","民闻公命,如逃寇雠"的局势,或者范宣子所制刑书正是为了整治当时晋国的无序状态,使晋国无论上下有一个能共同遵守的法度。今赵鞅以铸刑鼎的方式重新颁布宣子所为刑法之内容,盖亦为晋国社会之稳定及六卿势力的平衡发展寻找一种新的治理方案,这在当时不啻为一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据说,保守的孔丘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曾对赵雯握《车传·堕签六午》,郑王产相郑亦铸有刑书,时在晋铸刑鼎之前。
鞅的铸刑鼎进行过批评,他说刑法条文的公布使"民在鼎矣",即民众从此都根据鼎上的条文行事了,如此下去,"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看来,孔子是要维护旧的等级秩序,这倒反映出赵鞅铸刑鼎适应社会进步的精神。
赵鞅铸刑鼎的时候尚未担任晋国的中军将。据考证,他担任这一首席执政官的角色是在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在那以后,文献记载赵鞅的活动主要是他打着晋的旗号开展的对其政敌邯郸氏及其支持者范氏、中行氏乃至外国势力的斗争。这种斗争实属赵氏捍卫自己政治经济权益的性质。有关内容,将在下文继续叙述之。
公元前482年,《左传》记赵鞅相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及鲁哀公等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南)。这是他作为晋卿最后一次参与的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盟会。在这次会上,他代表晋国,与吴争作盟主。由于赵鞅扬言要以武力解决相互间的争执,吴人妥协,"乃先晋人"。这算是赵鞅为内部日渐分崩离析的晋国保全的最后一点面子。
作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 春秋末年的晋国,由于六卿各自为政,不仅晋的国君,就连统管晋国内外事务的中军将,也对晋国内局势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赵鞅任为晋国执政超过二十年 (赵鞅卒在鲁哀公二十年,即前475年),未曾率领过六卿的军队在国际上一致展开过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他主要的作为,实只是作为赵氏宗主维护、捍卫赵氏的利益,扩大赵氏影响,发展壮大赵氏领地,增强赵室政治实体的实力。在这一方面,赵简子是做得十分成功的。
 
作为赵氏宗主,他首先懂得在礼仪行为上对自己进行规范的必要性。还在赵鞅刚任为晋卿参加诸侯的黄池会盟之后,他即向郑国的贤臣子大叔(游吉)"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当他明了"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的道理后,表示"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他后来参加子大叔的丧礼时曾追忆子大叔赠给他的九句话"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左传·定公四年》),表现他确实记住了子大叔的这些行为箴言。
但赵鞅绝不是一个纯粹为旧礼制所束缚的谦谦君子,他知道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晋公室卑弱,列卿争强,弱者面临被兼并的形势下(在黄父会后的第三年,晋祁氏、羊舌氏即因内乱被六卿所灭,其领地被分为十县,由六卿各任其子弟亲族为县大夫进行管理),他更懂得谋兴赵室是自己的第一要务。那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因与其国内的强族季氏对立而被逐出鲁国,流落在外达七年之久,以至最终客死他乡。赵鞅就此事向晋史官史墨(或作史黯)询问道:"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回答他,这是因为"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接着又给他讲了一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社会变化的道理(《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对于这些,简子当然是心领神会的。或许他本身就怀有这样的想法,但要在博学多识的史墨那儿寻找一番印证。他的作为就是要使赵氏在晋国发展成像季氏那样得到民众拥护并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强族,以便最终夺取晋国。
《史记·赵世家》通过简子梦游帝所且告知众大夫梦的内容的方式,展示了简子发展壮大赵氏势力的雄心抱负,包括要在诸卿竞强的斗争中占取上风及兼并北方代国的意图。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不惜废嫡立庶,选择了"狄婢"所生的毋恤(赵襄子)代替太子伯鲁作为自己的嗣子,因为毋恤能体会他灭代的战略意图。据说,简子为了考察诸子的智慧与谋略,曾召诸子前来,告诉他们:"吾藏宝符于常山(即今北岳恒山)上,先得者赏。"结果"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独毋恤称已得所藏宝符。问之,毋恤奏称:"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这正是简子设想的从常山发兵取代的战略。
据《史记》,简子立毋恤为太子在自己任为晋中军将以前,更在伐灭与自己作对的邯郸赵氏及范、中行氏以前,说明他早就下定了用军事手段扩大赵氏领地的决心。
 
至于赵简子壮大赵氏取得的具体成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兴赵业绩之一:确立新的发展重心及治理晋阳 与其他卿族不同,赵鞅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晋国比较偏远的地区,尤其是晋的北部领土一带。
关于赵鞅任为赵氏宗主时期赵氏领地的详细情况,目前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从文献中可考见赵氏(邯郸赵氏系统除外)新获得的几处领地,一为温邑(今河南温县西南),一为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古城营)。此外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及蔺(今山西离石西)亦可能在简子时期归属于赵氏。综观赵氏所拥有的领地,多分布在晋国周边地区。这和晋国长期以来向戎狄地区开拓"启土"的政策是一致的。考虑到在人日密集的晋国统治中心的河汾地区及"南阳"(即河内)地区开拓领地易于引起同诸卿的矛盾(如当年赵武为取得河内地区的"州"地就曾同范氏、韩氏争执),而晋国四周颇多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应该说赵氏的这种发展取向是切合实际的。赵鞅继续致力于这项政策,并进一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晋的西北部地区,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营造这一地区的中心城邑晋阳,使之作为赵氏后方和赵氏统治的新的大本营。
略地位十分重要。赵鞅曾先后派遣谋臣董安于、尹铎前往治理。董安于治晋阳在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发生冲突之前。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经过安于治理后的晋阳不仅具有"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的坚强保障,并且其宫室的墙垣皆用狄蒿苫楚围成,可在战时用作箭矢;其宫室的柱础亦用炼铜铸成,可在作战时改用来铸造兵器。因此,以后当范、中行氏联合向赵氏发动进攻的时候,赵鞅Up亥,决定走保晋阳。事实上,赵鞅也确实在那里坚持到了与其他三卿联合起来向范、中行氏发动反击的日期。而当范、中行氏被击溃以后,赵鞅复又派尹铎去继承赴难死去的董安于。尹铎在晋阳除继续增高那里的营垒以外(《吕氏春秋·似顺》),尤侧重于争取当地的民心。《国语·晋语九》记尹铎前往晋阳时向赵简子请示:"是让晋阳提供赋税呢?还是让它成为您可靠的保障?"筒子回答:"当然是保障。"于是尹铎就减少了晋阳纳税户的数目。此举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减轻民众的负担来争取民心。这一做法,尤其为简子所赞赏,以至于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襄子道:以后晋国一旦有祸乱,必不要嫌晋阳距离太远,一定要前往那里去避难。果然,后来襄子遭到知氏攻击而走保晋阳。知伯决水淹没晋阳,晋阳被困达年余之久,城里炉灶被淹没在水中,以至长出了青蛙,而"民无叛意"。襄子最终正是依靠了城内军民的同心协力,反败为胜,击退了知氏。
由于晋阳的重要地位,使它实际成了赵建国初期的政治中心,直到赵献侯时期,才徙居中牟(今河南汤阴西)。
 
兴赵业绩之二:实施经济与税制改革
为适应在广袤的边境地区开拓疆土及适应变化了的土地剥削关系,赵鞅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税制改革。
首先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扩大土地的亩制。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大批竹简,内有题为《吴问》的残简多枚,记载晋国六卿各自实行的不同的田亩制度。其中赵氏实行的亩制是"以百廿步为婉(畹,半亩),以二百廿廿步为吻(亩)"。按周制"百步为亩"(《汉书·食货志》),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将亩制扩大了1.4倍。这比范、中行氏实行的"以百六十步为吻"、韩氏实行的"以二百步为吻"的亩积都要大(简文残缺部分文字,当有"知氏以百八十步为吻" 字样)。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扩大亩制的主要出发点在于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因为按照扩大了的亩制,耕作者可以在同样的按规定获得的亩数的名义下,实际占有更多的土地。这多出的部分土地,即是统治者要求人民通过开垦荒地去获得的。如以后秦国商鞅变法中实行的扩大亩制的做法,即是与秦国颁行的"垦草令"相互为用的。毫无疑问,赵筒子实行的扩大亩制的做法,正是要鼓励他的属民努力去垦辟赵氏控制的边远地区的土地,这对于加强赵氏的经济实力,吸引外来移民,扩大赵氏领地,乃至于发展社会生产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时各国正普遍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建立正常的田税和户税制度,改变过去"籍而不税"的做法。简子当政时期,赵氏无疑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赵简子出税者",似言简子派出收取田税之官吏,由是证明赵氏已建有田税制度。又上引《国语·晋语九》记尹铎至晋阳,为减轻民众负担而"损其户数",则又证明赵氏已实行户税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简子征取的税额较为适中。当税吏向赵简子征询税额的轻重时,简子表示:"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轻则利归于民。"比较起其他五卿征取的十分之二的税率(见《吴问》)来说,赵氏政权的剥削量,应是比较宽缓的。《吴问》还谈到赵氏对于前往垦辟荒地的农民实行"公无税焉"的政策,这就更显出其税制适应生产发展要求的精神了。兴赵业绩之三:尊贤爱士,建立新的主臣关系 关于赵鞅的尊贤爱士,有许多文献记载。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说是开了以后战国时期尚贤风气的先河。
赵鞅经常向臣下及左右之人求贤,这在当时就被人们认为是赵室兴盛的表现。一次,他向晋大夫壮驰兹询问:"东方之士谁最贤明?"这位出身吴国的大夫当即向他表示祝贺,说:"我听说过,国家将兴,当政者总以为自己有许多不足;将亡,则以为自己各方面都有所富裕。现在您任为晋国的执政却向我这样的小人征求贤材,我因此向您祝贺!"(《国语·晋语九》)
赵鞅征求贤人,不仅限于本国及自己领地之内,而且及于别的诸侯国。如上面提到的"东方之士"。据说仅在他手下任职的卫国的士人就达十人之多(《吕氏春秋· 期贤》)。其时孔子在卫,亦曾想见简子(《史记·孔子世家》)。
 
甚至在敌对阵营服务过的士人也成为他争取的对象。如《国语·晋语九》记载他曾在伐灭范氏、中行氏之后表示,"愿得范氏、中行氏之良臣",因为"良臣,人之所愿也"。此事虽未果,但表示了他期贤的心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将原鲁国季氏手下的家臣阳虎收归帐下的故事。此阳虎作为鲁国的叛臣,在权力斗争失败后逃至齐国,因受到齐国君臣的猜疑,又逃往晋国,投奔至赵筒子门下,没想到简子竞"迎而相之"。此事连在鲁国的孔子也表示担心,说"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赵鞅左右谋臣也表示不解:"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然而简子自有道理,他认为"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只要善于用权术驾驭阳虎,使其不敢为非,则其才能尽可以为我所用。果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阳虎"善事简主,兴主之强",为赵室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韩非子储说左下》)。在简子的倡导下,赵室众臣形成了一个举贤让贤的良好风气。在简子手下任车右的少室周,听说牛谈很有力气,要求和他比试一番,没有获胜,便将车右的职位让给了牛谈。简子也没有叫让贤的人吃亏,他称赞了少室周一番,让他改任自己的家宰。
也有慕名自投于简子门下者。《韩诗外传》卷七载一位叫周舍的士人,"立于简子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鄂鄂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这是周舍自荐要当简子的诤谏之臣。
对于蔽贤者或忌贤妒能者,简子实深恶痛绝之。《吕氏春秋'骄恣》载简子手下一位叫鸾缴(或作鸾激)的侍者,因为只知道为简子进献声色狗马和兴修宫室台榭,却长期未曾向简子进荐过一位贤材,被筒子认为是"长吾过而绌善"的不肖之徒,从而命人将其沉人河中以示严惩。
对于招致前来的各种贤材,简子按其特长分派以不同职事。在他手下有治事之臣,如董安于、尹铎、阳虎之伦;有诤谏之臣,如烛之过、史黯、周舍等人;还有冲锋陷阵的"斗臣"(《国语·晋语九》)等等。其对于治事之臣,敢于放心委以重任;对于诤谏之臣,尤能倾心听取他们的谏议。在这方面,史乘留下不少带有警策意义的故事。如《吕氏春秋·贵直》记赵简子在一次攻打卫国外城的战斗中"远立,又自居于犀蔽屏橹之下",却埋怨士兵懒懒散散,闻鼓不起。然而在听到行人烛之过对他不能身先士卒的批评后,立即"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结果"一鼓而士皆乘之",取得了攻城的胜利。又如《晋语九》记简子一次未经晋国有关官吏允许就前往晋君的苑囿蝼地去打猎,史黯闻知,就带了猎犬等候在囿门前,并告诉前来的简子说:自己也想带这只猎犬到苑囿中试试。简子责问他为何不事先报告,史黯乘机讽喻道:"君将适蝼而麓(主管园圃的官吏)不闻,臣敢烦当日(值日官)?"简子知道自己这事做错了,于是罢猎而归。诸如此类,使简子懂得了敏于纳谏对自己事业的重要性。甚至对于臣下当着众人揭发他的短处,他也能忍受(《吕氏春秋·达郁》)。当谏臣周舍去世后,简子痛哭流涕,如丧己子,称其留下的嘉言善语,以为"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直士之鄂鄂",痛惜自己再也听不到周舍那样直言自己过失的剀切的声音了(《韩诗外传》卷七)。
 
对贤士的尊重亦表现在从生活上予之以关心爱护。《吕氏春秋·爱士》记简子有两头白骡而甚爱之,可是他招徕的贤士阳城胥渠得了重病,医官说必须服用骡肝乃能病愈。简子闻知,当即欣然表示:"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命庖人杀骡取肝以予阳城胥渠。据说此阳城胥渠病愈后,即在一次同狄人的战斗中带领一千四百名军士率先登上对方城楼,取得斩获敌人甲首的胜利。
然而简子对士人最行之有效的政策还在于论功行赏,通过对包括士人在内的各色立有军功事功的人员进行赏赐来调动他们的积极J陛。在与范、中行氏及其支持者进行的铁之战中,筒子下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学者解释:"免"谓免除为奴身份,"遂"指遂进,此言简子令所有立有军功者,为奴者免除奴隶身份,庶人工商得进身为士人,至于士以上的各级已登上仕途之人,则皆可获得多少不等的田地作为赏赐。
像这样对士人及入仕人员给予土田赏赐的做法已不同于过去对各级贵族实行的土田封授。所谓"受县"、"受郡"、受"田十万",皆不过是被赐予享受一县、一郡或十万土田的租税,它的性质略同于给其臣僚增加俸禄。当时各国已开始对官吏实行俸禄制,其中多数以粮食作为俸禄,也有少数以"田里"作为俸禄的(《孟子· 离娄下》),两者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赵简子麾下那些受到赏赐的臣僚也确实把他们受到的赏赐视为新增的俸禄。《晋语九》记尹铎有一次遭简子的误会几乎被杀头,亏得邮无正在简子面前进谏,不仅幸免于难,反而受到嘉奖。事后,尹铎"以其赏如伯乐氏(即邮无正),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可见简子给予臣下的赏赐即为赏禄。
由于赏禄制的实行,在简子与其下属臣僚之问,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主臣关系。它不同于过去的世卿世禄制,因其手下臣僚一律不得世袭,并一律不得无功受禄;也不同于旧时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因其手下臣宰已一律不再与赵室保有任何宗法关系,不再拥有自己的封邑和领地。它完全由君主在士人中选拔任用自己认为是贤能的人才,刑赏出自君主一人,贤者则举拔之,禄用之,厚赏之;不肖者则去之,甚至可以刑杀之。君主并以各种手段行督责于臣下(《吕氏春秋·骄恣》称简子"能厚以理督责于其臣")。应当认为,这已接近于战国时期专制君主制下的官僚制度。因而上述赵简子在任贤使能方面的种种举措,实是为即将成立的赵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兴赵业绩之四:与邯郸午及范氏、中行氏的斗争 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是晋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赵氏发展史上曾经面临过的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
赵氏与范氏、中行氏都属于晋的六卿。当晋国历史的后期,六卿都各自拼命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晋国那里或其他家族那里乃至邻国那里用各种方式攫取尽可能多的土地、人民以及珍宝重器等财富。他们相互之间也在积蓄力量,展开各种纵横捭阖的斗争,准备着一旦发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97年,由赵氏发动并联合知氏、魏氏开展的对范氏、中行氏的斗争,就是这场积蓄已久的兼并战争的总爆发。
事情是由赵鞅向亲范氏与中行氏的邯郸午索取五百家"卫贡"引起的。邯郸午本亦赵姓,是赵夙子共孟的嫡传后嗣。共孟生赵穿,赵穿生赵旃(傻),赵旃生赵胜,赵胜生赵午,即邯郸午。共孟与赵衰为兄弟,邯郸午当与简子父景子同辈。赵午之称作邯郸,表明此支赵氏宗族已据其所在居邑别立为氏,其以邯郸(今河北邯郸) 为氏的时间至少可早到赵午的父亲赵胜之时,尽管如此,赵鞅作为所有晋国赵氏宗族的宗主,仍然对邯郸赵氏具有某种支配权利。所谓"卫贡",本是赵鞅于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讨伐卫国时从卫那儿得到的五百户人家。当时赵鞅将其置于邯郸城内。到了晋定公十五年,赵鞅想到了把这五百户人家徙置到晋阳城去,以充实晋阳的力量。邯郸午本已答应了,但其"父兄"认为,要是这样简单地让五百人家迁往晋阳,那会断绝与卫国的交往,不如侵伐齐国,等齐人前来报复,再顺势将此五百户人家迁走,也不致伤了与卫国的和气。赵鞅认为邯郸氏的这种做法是抗命,于是"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又将其杀死。这样,就激起了邯郸午之子赵稷及其家臣涉宾的叛乱。
这时赵鞅已是晋国的执政,他命令上军司马籍秦率领晋军包围邯郸。但是由于邯郸午是苟寅(中行文子)的外甥,苟寅又与范吉射是姻亲,范氏、中行氏皆不愿出兵围困邯郸,反而谋划攻打赵鞅。赵鞅听从谋臣董安于的计策,先发制人,与范氏、中行氏抗衡。范氏、中行氏发兵攻打赵鞅宫室,鞅不支,走保晋阳。
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引起了六卿间更为广泛的利害冲突。韩氏宗主韩简子与苟寅相恶,魏襄子亦与范吉射相恶,韩、魏二氏自不愿范、中行氏在与赵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最具实力的知跞则因打算让自己的嬖臣梁婴父为卿,欲乘机驱逐中行文子而以其取代之;最后,范氏内部得不到宠信的范夷皋更打算借助众卿的势力逐走范吉射而由自己取代范氏宗主的位置。五人在一起计谋,而让知跞向晋公室请示,然后由知、韩、魏三家簇拥着晋君向范氏、中行氏发动征讨。
由于三家未肯齐心协力,征讨未能成功。岂知范氏、中行氏利令智昏,反而起兵攻打晋君,结果激起国人纷纷站在晋君一边。二氏战败,于是年十一月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紧接着,赵鞅在韩、魏二氏的支持下返回晋的绛都(今山西侯马西北)重新执政。只是知氏对赵鞅的返回不太放心,为了剪其羽翼,知氏以董安于曾挑起范氏、中行氏的叛乱为由,要求赵鞅将董安于绳之以法。赵鞅十分为难。董安于自告奋勇,愿为赵氏做出牺牲,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由于赵氏的力量弱于知氏,赵鞅需要与知伯达成妥协,以全力对付范、中行氏,只好听任董安于自缢而死,而将其奉祀于赵氏宗庙。
为了联合众卿族对驱逐在外的邯郸赵氏、范氏、中行氏及其国外支持者继续展开斗争,赵鞅同国内有关政治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盟誓活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赵鞅返回绛都以后,即与诸大夫"盟于公宫";翌年,在与知氏达成妥协后,又与知跞单独举行了盟誓;此外,为了团结本宗族中各赵姓支族,包括从敌对阵营中分化出来的邯郸赵氏宗族成员,赵鞅还同这些家族的家长或家臣举行了一系列的盟誓。
以上这些盟誓,为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即晋都新田)遗址发现的大批盟书所证实。按1965--1966年在侯马秦村发现的这批盟书共五千余件,其中字迹较清楚的六百余件,瘗藏于埋有牲畜的四十多个"坎"内,多数用朱笔书写,少数用墨笔书写在圭形或其他形状的玉石片上。其中出土于105号坑、用墨书的一类被称为"诅咒类"的盟书上,两次提到对"俞(偷)出入于中行寅及螂口之所"的行为进行谴责。学者普遍认为,这批盟书反映的显然便是赵简子同被驱逐在外的范氏、中行氏斗争的史实。墨书提到反对出入于中行氏及先氏之所,就是要断绝国内政治势力同他们的来往。所谓"先氏",就是范氏,因为范氏祖先曾封于先。这是赵鞅用盟誓手段团结国内政治势力打击和孤立范、中行氏的有力证据。至于105号坑以外多数用朱笔书写的盟书,学者对其性质看法不一。对于其中展示的许多与盟人员向盟者赵孟(或赵嘉)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在外的"赵尼及其子孙"、先氏及其"伯父、叔父、兄弟子孙",不准他们回到晋邦之地等内容,亦有学者认为此主盟人赵孟(赵嘉)为晋国正卿赵鞅,被诛讨的赵尼即是邯郸赵午之子赵稷,其所反映的仍是赵鞅团结众多本宗及异姓宗族对其政敌展开斗争的史实。
 
赵氏之所以能够在晋国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其在晋国公室未卑以前,主要是取得公室的信任。赵氏对晋公室忠心耿耿,如赵夙之为献公戎御,率军伐霍;赵衰之随重耳出亡,颠沛流离,而后又辅佐文公成就霸业;赵盾历相晋襄、灵、成三朝,亦博得时人"宣孟之忠"的赞许,即使在处心积虑要加害于他的顽冥不化的君主灵公面前,也保持臣节。因此,从总的情况看来,晋公室对于赵氏是信任有加的。
此外,赵氏还采取了与晋公室联姻的手段来巩固历代晋君对自己的信任。赵衰既与文公共妻叔隗、季隗二姊妹矣,复又娶文公之女为妻。赵盾之子赵朔亦娶晋成公女、景公之姊孟姬为妻。在这之前,赵盾从父兄弟赵穿还曾娶了晋襄公的女儿为妻。此仅见诸文献的几桩晋赵间的婚事,想赵家的姑娘嫁与晋公室者当亦不在少数。在我国古代,像这样通过婚姻关系而缔结的舅甥关系或翁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缺乏公族宗亲的晋公室那里,其对赵氏的倚重更可想而知了。《左传》称赵穿因为公婿身份"有宠而弱",则赵氏因此层关系受到宠信并从而获得更多的封赏,也自在情理之中了。
第四,在晋公室既卑的情况下,则通过在众卿族间的纵横捭阖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兼并其它卿族的目的。
晋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局面大约形成于晋平公在位,亦即赵武当政时期。诸卿族的发展也逐渐由蚕食公室过渡到以相互间的兼并为主。为保障自己不被兼并又要达到兼并其它卿大夫的土地、财产的目的,各卿族除了采取各种自强的措施外,还进行着相互间的倾轧和各种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赵氏是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其采取的不外乎是争取多数,分化利用,逐个击破的方针,即争取在每次大的兼并斗争中有多数卿族站在自己一边,分化敌对势力,团结利用尽可能多的同盟者,以取得每次兼并斗争的胜利或实际利益。为此,它采取了以下具体策略。
 
一是发展同韩、魏二家的传统友好关系。这三家在各次兼并斗争中始终站在同一立场上。其中,韩氏与赵氏的关系可追溯到赵盾时期。秦晋河曲之战,盾用韩厥为行军司马,并举荐韩厥于晋君面前。厥受赵盾知遇之恩,故在日后赵氏的"下宫之难"中,极力为赵氏说话,使赵武得以重新树为赵氏嫡嗣,并获得继承赵氏田产的权利。后来在赵筒子被范、中行氏逼往晋阳,处境危难之时,又是韩氏联合魏氏在晋君面前"以赵氏为请",使其重归于绛。直到赵襄子时期,仍是三家最终结成同盟,打垮了强大的知氏。凡此,皆可见赵、魏、韩三家的巩固同盟对于赵氏发展的特殊意义。
二是善于委曲求全,不以小利而乱大谋。如赵武当政期间,曾出现过赵氏与韩、范二氏为争夺州邑领有权的纠纷,赵武不凭借权势谋求对州邑的领有权,从而维系了与众卿的友好关系。又如简子由晋阳返回绛邑,为达成与知氏的妥协,以全力对付范、中行氏,不惜舍弃臣下董安于以满足知氏提出的要求。
三是继续打晋的旗号。晋室虽卑,但仍在国人中具有一定号召力,赵氏懂得这一点,故终春秋之世,未曾像某些卿族那样公然同晋公室翻脸。相反,赵氏一直任为晋的卿士;赵武、赵鞅分别担任晋的执政,直到临终。简子由晋阳返绛,首先即与众卿大夫"盟于公宫";以后对范氏、中行氏的讨伐,也仍是打着晋的旗号进行的。而那些一度同晋公室翻脸的卿族,前者如郁氏、栾氏,后者如范氏、中行氏,最后都遭到覆灭的下场。
第五,在扩大领地占有的方式上,更注意向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拓。
由于晋国四面环狄,长期以来,晋国疆域的拓展主要依靠从狄人那里得到土地。《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骊姬使人对献公之语:"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其后魏绛向晋悼公献"和戎"之策中亦提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可"予之货而获其土"(《左传·襄公四年》,又《国语·晋语七》)。赵氏领地的扩展,实际也主要遵循了晋国这一策略。环顾春秋赵氏所领有的封邑,多分布在晋之四周,其中有的邑落,如楼、屏、蔺、长子、晋阳等,便明显是在原狄人据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土地,有的来自晋的封赏(如楼、屏),有的则可能是赵氏直接从狄人那里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越是到后期,赵氏越是注意对周边地区的开拓,尤其是对西北部戎狄居住地区的开拓。直到赵简子临死前,还不忘略取常山以北的代地,并为此专门选择了襄子做他的接班人,以完成他的这一宏图。实践证明,赵氏的这一发展方略是行之有效的。战国时期赵国的统治者也继承了赵氏的这一传统,从而使赵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有意思的是,赵氏也像晋公室一样,为了增进与戎狄的往来,每每与狄族之人联姻。赵盾之母为狄女,襄子之母亦为"狄婢",襄子姊(即简子之女)"前为代王夫人",襄子本人更娶西戎空同氏之女为妻(《史记·赵世家》)。在晋人与赵人那里,"严夷夏之别"的观念似乎都十分淡漠。这既是由他们的周边环境,也是由他们的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第六,注意在社会处于变革的形势下,采取各种进步措施,以应顺历史潮流、争取民心,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变革,在总体性质的界定上,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于这个时期变革的具体内容,一般没有太大的分歧。如认为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变化主要是个体经营代替了集体劳作,税亩制代替籍而不税的籍田制;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是小家庭取代了大家族,从而导致血缘宗法体系的解体;政治上则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代替贵族的世卿世禄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成文法的颁行代替过去的习惯法,等等。在这种变革的总趋势下,各国统治者阶层自有适应者,亦有不适应者;有顺应潮流而主动采取行动者,亦有保守不前甚或逆潮流而动者。但历史前进的法则总是使那些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遭到时代的淘汰。晋国诸卿的强弱之势,自亦与他们在这方面主观努力的程度有关。
赵氏顺应时代潮流所采取的具有革新意味的措施,既体现在赵盾、赵武、赵鞅等人担任晋国执政时在全晋范围内施行的一些措施,也包括在自己封邑内搞的一些新举措。前者如赵盾执政伊始开展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中的某些做法,赵武执政时同楚国签定的"弭兵之约",赵鞅任卿职期间主持的"铸刑鼎"等。后者限于文献记载,我们只知道赵简子在其封域内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扩大亩制,建立地税与户税制度,调节税率,尊贤重士,实行按军功赏禄和释放奴隶,等等。这些措施及它们的意义,已在上面有关章节中做了具体叙述,它们统统应当是赵氏走向兴盛的直接原因。
 
二 赵襄子的文治武功
收复中牟
襄子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收复脱离赵氏而去的中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本属赵邑,但可能属于邯郸赵氏系统,其地近卫。当赵筒子与邯郸赵氏及范、中行氏斗争之初,中牟的邑宰佛胖乘机起而叛赵,并胁迫全城人跟随自己脱离赵氏,依附于卫国。为壮大声势,佛胖曾打算召孔子前来襄赞政务。因子路反对,孔子未能成行(《史记·孔子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简子于打败范、中行氏之后讨伐卫国,同时围困中牟(《左传哀公五年》)。但简子似乎并没有拿下中牟。从史籍提供的线索看,收复中牟的重任是由襄子完成的。《韩诗外传》卷六记:昔者,赵简子薨而未葬,而中牟叛之。既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鼓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君曷为而退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使修其城然后攻之。中牟闻其义而请降。
此言中牟叛赵是在简子既薨之后,显然是不对的。因筒子薨是在孔子卒后,佛脬若在简子薨后叛赵,便不应有召孔子前来的事情。但说平定这场叛乱是由襄子完成的,则与其它历史记载并无冲突。其它一些史籍,如《列女传》亦谈到敉平中牟之叛是在襄子之时。这则记载还谈到中牟之被收复是由于中牟之人感于襄子之义而自动请降的。所谓襄子见中牟城坏而主动退兵云云固不一定可信,但说中牟之自动请降则完全可能,盖范、中行氏败亡之后。卫国在强赵的压迫下自顾不暇,且不断发生内乱,故中牟失去依靠,在襄子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得降赵。
中牟的收复使赵氏获得向中原发展的前沿阵地。其地处太行山东南麓,实便于同中原诸国进行各种往来。襄子之后,赵献侯徙都中牟,看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目的。
赵襄子扩张赵氏势力的最重要一步措施,就是兼并这个在其北部近邻的狄族国家。如前所述,襄子在其父生前,就曾向简子奏称过"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的夺取代国的方略,简子以是最终确认襄子较诸子更为贤明,"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子"。襄子之起兵灭代,不仅是为着扩大赵国的版图,也是为着实现简子生前的遗愿。
史籍记载,当筒子病逝安葬后不久,还在服丧之中,襄子就遵照简子生前的布置,北登夏屋之山(赵与代之北部边境,在今山西代县东北,西与句注山相接),以观察代地的风土人情。他了解到代地喜欢音乐及代君好色的情况,于是便先将自己的同胞姊妹嫁与代王做夫人。代君十分高兴,为表示答谢而送给襄子代地的骏马。襄子也表示高兴,因邀请代君在两国边境地宴乐聚会,并提出将带领数百人的乐队前往助兴。代君答应了。襄子乃事先教舞者在舞蹈用的羽毛中藏以兵器。酒酣之际,襄子布置的行酒之人突然用预先准备好的大金斗(一种舀酒的青铜器)猛击代君,代君顿时被击杀。数百舞者一齐亮出兵器,代君的随从亦旋被杀尽(《吕氏春秋· 长攻》)。随后,襄子派遣军队入代,很快就平定了代地。
赵襄子灭代使用了阴谋手段,据说,代王夫人(即襄子之姊)闻讯后,"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而名其所死之山为摩笄之山(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史记·赵世家》)。然而,代地的并人赵国版图,对赵国发展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大大地扩张了赵国疆域的规模,从此,代地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为赵国所用。代地出马,这对于赵国武装部队的主力车骑来说,是最重要的装备资源。《赵世家》记其后武灵王伐取中山。其军中下属有"代",是代地军民已构成赵国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代东接燕,南接中山,北边匈奴,而与楼烦、林胡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史载赵伐灭代国不久,赵襄子即遣新稚穆子由代地出发南伐中山,夺取了中山国的左人及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后来,武灵王伐取中山及西取楼烦、林胡,亦皆以代地为出发地。直到赵国都城被秦攻破,赵国最后一个王迁被虏后,赵公子嘉还跑到代地自立为王,支撑了数年之久。当然,对于代地本身的文明进程或经济文化发展来说,它的并入赵国版图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加快了这一地区少数部族与华夏的融合。代地不久以后被纳入赵国的郡县编制,后又人于全国统一的郡县编制,论其先行,还要归功于赵襄子的这一举动。
襄子灭代以后,把代封给自己哥哥伯鲁的儿子周镇守,号称代成君。由于伯鲁早死,为表示追念,故封建其子。这种封建当然不同于过去西周实行的分封制度,但亦显示了代地的特殊重要地位。
联合韩魏、伐灭知伯 知氏是由苟氏分立出来的宗族。苟氏本为晋国传统大族,自晋景公时苟首始别为知氏。苟首及其子孙知营、知盈、知跞历任晋卿,到知跞之子知瑶(亦称知伯、知襄子)之时,知氏势力发展到极盛,渐已超过赵、魏、韩三家的实力。兼之知瑶继赵简子之后任为晋国的执政,其势更炽而张。知瑶本人"贪而愎"(《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国语》称其具美鬓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惠、强毅果敢之外表,却"甚不仁",以致当时知氏家族有人指出,若瑶果立为知氏家族的宗主,凭着他这种盛气由是相互亲近而导致联合;知氏无端得到土地,则必然更加骄横。我君不如予之土地,使其骄横,然后借诸邻之联合以对付知氏,是强于独自成为知氏打击的对象。"于是也割让万家之邑一予知氏(《战国策·魏策一》)。
然而知氏继续向赵氏索要土地却遭到了碰壁。《赵策一》记载:"(知伯)又使人至赵,请蔡(当为"蔺"之讹)、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予。"恼羞成怒的知伯遂约集韩、魏二氏,准备攻打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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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8 10:41:21  更:2021-07-08 1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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