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董卓生平研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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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董卓生平研究（七）

作者:天桥02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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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光武纪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使匈奴中郎将”的官府在西河郡美稷县。美稷县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北纳林乡古城。任职军司马的董卓随“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或“北征”，显然应该是从东汉首都雒阳前往西河郡美稷县。
据《后汉书·郡国五》《后汉书·顺帝纪》，东汉西河郡本治平定县，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南境。一说在今陕西府谷县西北。顺帝永和五年九月丁亥徙治离石县，在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郡国五》载，西河郡位于“雒阳北千二百里也”，折合成公里为480公里。根据百度地图数据，河南省洛阳市距吕梁市离石区490.0公里（驾车不走高速），与之相差仅10公里。故《后汉书·郡国五》所载东汉西河郡与首都雒阳的距离应该无误。
根据上文及百度地图数据，美稷县与桓帝末年西河郡治所离石县的距离是321.0公里（驾车不走高速），折合汉里约779里。
《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后汉书·董卓列传》载董卓“击汉阳叛羌”。又据《桓帝纪》《皇甫张段列传》桓帝永康元年张奂击羌的战事发生在三辅。那么董卓率军击羌所经过的各郡应该是“西河——上郡——三辅——汉阳”，这一行军路线很可能会经过秦直道。据学者研究，东汉时秦直道仍能通行，但经过上郡的“秦直道东线”在东汉中期曾被人为破坏，所以董卓行军的路线应该是史念海教授推测的“秦直道西线”。“秦直道西线”经过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等地。这两地在东汉时分属北地郡、上郡。由此可进一步确定董卓率军击羌经过的诸郡为“西河——上郡——北地——三辅——汉阳”。
《后汉书》没有记载桓帝永康元年的羌人入侵是否波及位于北地、汉阳两郡中间的安定郡。因安定郡是梁氏外戚故里，汉阳郡又直接与右扶风接壤，所以楼某推测，永康元年的羌人入侵可能没有波及安定郡。

董卓与羌人作战的具体过程，《三国志》《后汉书》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人事部·卷118》引述《董卓别传》，在董卓被张奂表为军司马之后，又记董卓“从军行，（卓）手斩购募羌酋”。汉承秦制，军士斩敌军一首级可获爵一级。“手斩购募羌酋”无疑会给董卓带来爵位的晋升。
前述《董卓别传》载，董卓在战后“拜五官中郎，赐缣九十匹”。与《三国志》《后汉书》中董卓战后“拜郎中，赐缣九千匹”的记载差异较大。下面对此进行研究。
首先研究董卓所拜官职。
据《后汉书·百官二》，五官中郎官秩比六百石，其上官是光禄勋下属的五官中郎将。郎中官秩比三百石，与董卓北征前所任羽林郎一职官秩相同。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属下都有“郎中”一职。据《百官二》所载光禄勋属官顺序，五官中郎将之后是左、右中郎将，左中郎将在右中郎将之前。
因楼某认知有限，目前尚无法得知光禄勋下属诸“郎”是否拥有爵位及其对应的爵位等级，自然也无法从这一角度研究董卓立功之后应官拜何职，受何种赏赐。所以只能从官职、官秩角度研究相关史料，还望读者见谅。
如前所述，羽林郎、郎中官秩比三百石，五官中郎官秩比六百石。据帖（六）14-15楼，董卓从张奂北征时所任军司马一职，官秩应在六百石——千石之间。从官秩角度分析，董卓斩敌立功后所拜官职应该是五官中郎而非郎中。但董卓所任军司马一职应是延熹九年张奂受命北征时临时设置。所以，以军司马官秩来判断董卓因功官职似不可靠。
虽然郎中官秩与羽林郎相同，都是比三百石。但据《后汉书·百官二》所载光禄勋下属5中郎将顺序，羽林中郎将在最后，右中郎将第3，左中郎将在第2，仅次于五官中郎将。由此似可推测，左、右中郎将下属的郎中地位应该高于羽林郎。如不考虑临时设置的军司马一职，董卓因军功由羽林郎升任郎中应该是合理的。因董卓拜官郎中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后汉书》，两部史书的成书时代又远早于《太平御览》，且东汉郎中官秩低于五官中郎，所以楼某个人以为，在没有更可靠史料的情况下，董卓应因战功所拜官职，应以《三国志》《后汉书》记载的、官职较低的郎中为是。
另据《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西汉名将赵充国早年也是先“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之后“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然后“拜为中郎”。《汉书·百官公卿表》只记载中郎官秩比六百石，与《后汉书·百官二》相同。没有记载羽林（期门）郎、假司马官秩。如后2者官秩与东汉时期相同，则赵充国的履历与董卓便颇为相似。赵充国姓氏与北宋皇室相同，一些赵氏族谱也将赵充国视为北宋皇室先祖。故楼某推测，《太平御览》中董卓“拜五官中郎”之说可能是参考《汉书》所载赵充国履历而作，其真实性自然也值得怀疑。

《皇甫张段列传》载张奂“建宁元年，振旅而还”，所以通常认为董卓拜官受赏的时间在汉灵帝建宁元年。需要注意的是，《皇甫张段列传》把张奂受赏一事记于“永康元年春”之后，建宁元年之前。对照《桓帝纪》《灵帝纪》，似可认为张奂受赏的时间是桓帝永康元年。具体时间应在当年十月（张奂击破先零羌）之后，十二月（桓帝去世）之前。董卓拜官受赏的时间应与其上官张奂同时或稍后，也在桓帝永康元年。
《后汉书·百官二》载，五官中郎将下属除“五官中郎”外，还有“五官郎中”。五官郎中秩比三百石，与羽林郎相同。
如董卓确实曾在五官中郎将下属任职，也即《太平御览》所载“五官”两字确是史实，那么一种可能是桓帝永康元年十月或之后，董卓因军功拜“五官郎中”，而非“五官中郎”。另一种可能是桓帝永康元年十月或之后董卓确实“拜郎中”，后又升为“五官郎中”或“五官中郎”。第三种可能是桓帝永康元年董卓先拜郎中，又迁五官郎中，又迁五官中郎。其时间下限，楼某个人推测应是汉灵帝建宁二年三月乙巳日，帝母董氏被尊为孝仁皇后之后不久，且在同年冬十月的“*锢之祸”之前。
如楼某帖（六）2、4两楼所言，延熹四年——延熹六年时，出身“权富郎”的董卓曾试图由羽林郎转任五官中郎将下属。时任光禄勋是陈蕃，五官中郎将是黄琬。这一推测与《太平御览》所载董卓任职“五官中郎”的记载相似。下面尝试对此进行研究。
如帖（六）5、6楼所述，东汉羽林军有外出参战的可能。《后汉书》中也有数条“左右羽林”外出作战的记载。“左右”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仅指羽林左、右监及对应的羽林左、右骑，上官是羽林中郎将、骑都尉；另一种是指左、右中郎将及其各自下属的中郎、侍郎、郎中。限于楼某水平，目前无法确认哪种解释更合理。如是后者，则东汉时左、右中郎将及其下属的郎吏也有外出参战的可能。但《后汉书》中没有五官中郎将及其下属郎吏外出作战的记载。据帖（五）1-12楼，自桓帝元嘉二年（19岁）至延熹四年（28岁），董卓已先后任职郡、州官吏共10年。在这10年里，董卓受命“监领盗贼”“常徼守塞下”，也参与了张奂、段颎主导的数次战事并在永寿元年“斩获千计”。由于董卓早年（应该就是出任郡、州属吏的10年）曾结交众多羌人“豪帅”并获赠“杂畜千馀头”，所以楼某推测，董卓本人未必完全认同对外族的战争，建功立业的愿望应该也不是很强烈。特别是桓帝延熹二年（董卓26岁）梁冀自杀，梁氏被灭后，凉州再次陷入不断的战事中，同时还面临着地震的危险。所以楼某推测，延熹二年及以后的董卓应该已经有了较强的惜保命意识，所以其想出任不出战的五官郎将下属也在情理之中。

据《桓帝纪》，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西河言白菟见”，时间正好在十月先零羌被张奂击破之后。根据前文中对桓帝永兴元年（时董卓20岁）二月“张掖言白鹿见”一事的研究，楼某推测“白菟”很可能是羌人被张奂击败后，献给东汉朝廷谢罪的礼物。古代“菟”字可以与“兔”通假，所以“白菟”可能就是现在的“白兔”。白兔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但在两汉时尚属罕见，所以才可能作为礼物。另一方面，《三国志·吕布传》载“（吕）布有良马曰赤兔”，《后汉书·吕布传》则将其记为“（吕）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所以“白菟”也可能不是兔子，而是马匹名称，这也与羌人从事畜牧业符合。
《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董卓拜官郎中的同时被“赐缣九千匹”，与《太平御览》载董卓被赐缣“九十匹”数目相差极大。下面对此进行研究。
“缣”本是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的古称，后来也可指双丝的细绢，古时多用作赏赠酬谢之物,亦用作货币或纸张。
据敦煌汉简资料，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早期，缣的价格为300钱——1440钱不等。汉简中还记载，“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据《后汉书·章帝纪》，汉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国置任城国，封东平王刘苍子刘尚为任城王。则上述记载显然是东汉时期。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记载“缣一丈，价直一百二十八”则一匹的价值是512钱。桓、灵时期一匹缣的价格与上述数值应该相差不大。
300、512、618、1440四个数值的平均值是717.5，取整数应是718。512、618两个数值相差不大，其平均数是565。下面取512、565、618三个数值作为一匹缣的价格，列出90匹缣，9000匹缣分别对应的钱数：
一匹缣512钱，90匹4,6080钱，9000匹460,8000钱；
一匹缣565钱，90匹5,0850钱，9000匹508,5000钱；
一匹缣618钱，90匹5,5620钱，9000匹556,2000钱。
《皇甫张段列传》载，永康元年战后张奂本人被赐钱数也只有20万。如董卓被“赐缣九千匹”，则其所值钱数应是主将张奂受赐钱数的20多倍，显然不合理。所以董卓被赐缣的数量，应以《太平御览》所载“九十匹”为是。
因《三国志》成书年代与董卓生活时代较为接近，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成书之前已有多种东汉史书流传于世，所以楼某推测，《董卓传》所载董卓被“赐缣九千匹”一事可能并非误记。第1种可能是桓帝永康元年董卓因军功先被赐缣90匹。汉灵帝即位后，董卓因与董太后同姓（可能也是同族），又被赐缣9000匹。但董卓与董太后并非至亲，所以这种可能应该不大。第2种可能是永康元年张奂破羌后，桓帝赐予张奂及其部下的财物总数是9000匹缣或相当于9000匹缣，因董卓曾被羌人豪帅赠予“杂畜千馀头”，与9000匹缣量级相当，所以汉廷、军中可能令其负责分发财物。第3种可能是董卓将被赐的缣90匹悉数分与“属下吏士”后，又通过某种机缘获得了9000匹缣或与之相当的财富。第3种可能与《三国志》《后汉书》所载，董卓早年为羌人“豪帅”杀耕牛后，“豪帅”们赠予其“杂畜千馀头”一事，似乎存在前后关联。
据《桓帝纪》《皇甫张段列传》，延熹九年六月入侵北边的是南匈奴、乌桓、鲜卑3个部族。同年冬十二月“　南匈奴、乌桓率众诣张奂降”。又据《南匈奴列传》，南匈奴有时会跟随使匈奴中郎将作战。所以楼某推测，南匈奴很可能也参与了永康元年春正月、冬十月张奂击羌的战事。如帖（四）13-19楼所述，桓帝永寿元年时董卓（22岁）在凉州刺史成就属下任职兵曹从事（兵马掾），曾与时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张奂（52岁）一起击败入侵安定、西河2郡的南匈奴。所以董卓对南匈奴应该不陌生。因此楼某推测，董卓把90匹缣悉数分给属下吏士之后，可能会鼓励他们与南匈奴进行贸易，并从中获取利益。另外，这些“吏士”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匈奴人，对照董卓早年经历，显然存在其与匈奴人有货物交易，甚至再次被赠予财物的可能。

先对本帖4楼观点进行补充：
因董卓早年曾“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故楼某推测，永康元年被董卓“手斩”的“羌酋”或其亲属，可能在董卓早年与其有过交往。但桓帝延熹二年梁氏被灭后，羌人再次入侵凉州。据帖（五）11楼观点，董卓在延熹二年——四年时跟随护羌校尉段颎与羌人作战。众所周知，段颎对羌人的态度是剿灭。所以延熹二年之后，董卓对羌人可能也不如以前友好。如本帖4楼所述，董卓既然在乎自身性命，那么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官职、爵位。斩敌首立功显然是一种的合理的手段。又因为永康元年对羌人作战的将领是态度较温和的张奂，那么羌人对董卓的敌意可能有限，所以董卓“手斩购募羌酋”很可能是在羌人防备不很严的情况下完成的。
据《皇甫张段列传》，董卓因仰慕张奂之名而使其兄（董擢）赠予张奂“缣”百匹，但被张奂拒绝。“百匹”的数目与《太平御览》所载董卓被“赐缣九十匹”接近。对照上文，董卓使兄赠张奂百匹缣一事应该就发生在桓帝永康元年张、董2人因功受赏之后。
“百匹”与“九十匹”数目相差10匹，应有3种可能：一是董卓被赐缣90匹后，又自出10匹缣，凑齐百匹后使其兄赠予张奂，被张奂拒爵后再悉数分与“吏士”或“吏兵”；二是赠送张奂的100匹缣来自其他渠道，与汉廷赐予的90匹缣没有任何关系；三是董卓被赐缣90匹后，自留10匹，又从其他渠道获得90匹缣赠予张奂。
三者孰是孰非，限于楼某水平，尚无法确定。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三国志》《后汉书》及《太平御览》都称董卓把汉廷所赐之缣“悉分”“无所留”，但“无所留”究竟是指董卓把缣悉数分给除自己外的所有“吏士”或“吏兵”，还是指缣被董卓完全分配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吏士”或“吏兵”，以楼某目前水平，也难以判断。
据《皇甫张段列传》，张奂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态度倾向于招抚，所以其未必认同董卓“手斩购募羌酋”的行为。另外，被斩的“羌酋”及其亲属可能在董卓早年“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时与其有过交往。董卓的这种用故交性命为自己升官发财开路的举动，无疑会使张奂更加厌恶。
《后汉书》载，董卓被赐缣后曾说“为者则己，有者则士”，并将被赐之*“悉分与吏兵”，“无所留”。《董卓别传》也相
似的说法，但比《后汉书》多了一个“叹”字。
多出的这个“叹”字，似乎暗示董卓分缣一事应在其被张奂拒绝之后。
“为者则己，有者则士”出自《黄石公三略·上略》。世传其作者是秦汉时期隐士、张良之师黄石公。《后汉书·董卓列传》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从这句话的含义上来看，其应该是张奂拒绝董卓所赠“缣百匹”后对董卓所语，或托董擢转告董卓之语。
《三国志》《后汉书》都没有记载董卓任职羽林郎之前是否就学，《后汉书·董卓列传》还特意记载其“性粗猛”。这或许也可作为上述观点的旁证。
据《皇甫张段列传》，张奂早年（23——24岁）“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应该有条件阅读《黄石公三略》，自然也能对董卓或董擢说出“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之类的话。据《三国志》《后汉书》及帖（五）（六），除张奂外，与早年董卓有过交集东汉名臣还有冯绲、段颎、皇甫规、陈蕃、度尚。受这几位名臣影响的董卓，显然是能说出“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的。

既然《皇甫张段列传》提到了董卓之兄，那么自然应该研究一下桓帝末年董卓任职羽林郎、军司马时的家庭状况。
古代男性结婚年龄，《国语·齐语》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称“二十而室”，《礼记》《孔丛子》则称“三十而室”。两说。又据后世学者研究，汉代男子初婚年龄为14——18岁。无论哪种可能，永康元年时的董卓应该已经结过至少一次婚。
董卓原配的姓氏、籍贯、年龄史无明载。史书也没有记载其是否是与司马朗“同岁”之董卓“亡儿”的生母。
《三国志·魏书·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载，司马朗12岁时“试经为童子郎”，对照该传所载司马朗年龄，可知其时间应在汉灵帝光和五年。董卓“亡儿”与司马朗“同岁”，也就是说，其被举孝廉或征辟的时间也在光和五年。据《后汉书·顺帝纪》，顺帝阳嘉四年十二月辛卯日对举孝廉制度进行了改革，“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据前文，光和六年时董卓任职河东太守，其兄董擢、弟董旻任职情况不详，且董卓父、兄可能都已经去世。所以董卓的家庭条件应该在“四世三公”的袁氏，以及养父为内侍、养子为公卿的曹操家族之下。另外，就目前的史料来看，董卓之子应该也没有特别的“茂才异行”，所以其被举孝廉的年龄应该大于曹操被举孝廉的年龄20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董卓与董太后同姓，董家又颇有资财，所以董卓“亡儿”被举孝廉或征辟时的年龄也可能小于40岁。
如董卓“亡儿”生于桓帝建和三年董卓16岁时，则其光和五年33岁。如生于桓帝永兴元年董卓20岁时，则其光和五年29岁。如生于桓帝延熹六年董卓30岁时，则其光和五年19岁。三个年龄值的平均数是27岁，接近29岁。所以本帖暂时认为董卓“亡儿”生于桓帝永兴元年董卓20岁时，并因之假设董卓首次结婚的年龄在其20岁左右。
据帖（二）（被系统删除）观点，董卓孙女董白应生于汉灵帝光和六年。如董卓“亡儿”是董白生父，则光和六年其30岁。
根据《三国志》《后汉书》所载卓母年龄，延熹四年董卓初任羽林郎时其母应是59岁。因董卓生时其父董君雅任职颍川郡纶氏县县尉，对照刘备初任中山国安喜县县尉时的年龄24岁，似可认为顺帝阳嘉二年董卓生时董君雅至少应是24岁（董擢是董卓胞兄）。由此向后推算，延熹四年董卓任羽林郎时其父的年龄至少应是52岁。延熹四年董君雅是否在世，目前已不可考。
据帖（一）13楼，董旻小董卓5岁。桓帝延熹四年董旻23岁，永康元年董旻29岁。对照董卓履历，董旻可能也在28岁时出任羽林郎，此时是延熹九年，与董卓转任军司马正好在同一年。
董卓长兄董擢年龄，暂时按帖（一）15楼观点，假定其长董卓7岁。则永康元年董擢应该是41岁。董擢名“擢”中有一“翟”字，则董卓家族应如一些网友所说，是秦末汉初翟王董翳的后人。据《史记》《汉书》刘邦、项羽传记，董翳封地在上郡。所以个人推测，董擢可能有在上郡任职的经历。据《顺帝纪》，永和五年九月西河郡徙治离石时，上郡也徙治也由本郡肤施县（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附近）迁至左冯翊夏阳县（故址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南西少梁村）。又据《皇甫张段列传》所载永康元年段颎上言，是年上郡仍处于内徙状态，即郡治应仍在左冯翊夏阳县。如董擢确曾在上郡担任官职，那么就有可能参与延熹九年、永康元年张奂北征、击羌的战事，并与其弟董卓会面。这也能解释董卓使其兄遗缣于张奂一事。

据《桓帝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日，汉桓帝去世于雒阳北宫正殿德阳殿，享年36岁。这一年张奂64岁，董卓34岁。其他相关人物年龄：丁原35岁，鲜卑首领檀石槐31岁；曹操、孙坚12岁，刘备6岁。如袁绍确生于本初元年（质帝、桓帝），则是年袁绍21岁。据《英雄记》，此时的袁绍应任职濮阳县长。
《皇甫张段列传》载，汉灵帝建宁元年张奂“振旅而还”，那么桓帝去世时张奂、董卓应该仍在西河郡美稷县。在永康元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小桓帝2岁的董卓，是否会负责京师雒阳与使匈奴中郎将的联络，桓帝去世时董卓是否在雒阳，史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下面研究董卓任职郎中的经历。
董卓以军功拜郎中，在两汉史书中是比较罕见的。《汉书》《后汉书》所载任职郎中者，多是举孝廉为郎或以家世（包括先人立功）为郎。以军功为郎者，《后汉书》中只有董卓一例。《汉书》中有李广、赵充国2例。
如前所述，董卓因军功拜郎中的时间，应该在桓帝永康元年冬十月之后，十二月之前。据帖（四）1-13楼对“掌戎十年”的研究，董卓在禁军中任职的总时间应该是10年。由此推算，董卓任职郎中的时间应该是桓帝永康元年冬十月——灵帝建宁三年冬十月。为期3年，正好是一个任期。
根据帖（六）14楼观点，桓帝末年董卓所任军司马一职应是临时设置。灵帝建宁元年张奂“振旅而还”之后，“护匈奴中郎将”下属的军司马一职应该被撤销。董卓也转任郎中。
据《后汉书·百官二》，左、右中郎将属下都有郎中一职。《三国志》《后汉书》没有记载董卓任职郎中时的上官是左中郎将还是右中郎将。因右中郎将排在左中郎将之下，所以“右郎中”的地位可能比“左郎中”略低。故暂时假设董卓任职郎中时，上官是右中郎将。
《后汉书》没有明确记载桓帝永康元年——灵帝建宁三年，光禄勋及五官、左、右中郎将分别由何人任职。只能根据《杨震列传》记载，推测杨赐（杨震孙、杨彪父）曾在灵帝建宁年间任职光禄勋。据《杨震列传》帖（三）3-4楼，杨赐之父杨秉曾“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正是董君雅任职纶氏县尉，生育董卓、董旻之时。所以董卓对杨赐应该不陌生。
张奂“振旅而还”的时间，通常认为是建宁元年春正月汉灵帝即位之后不久。但仔细研究《后汉书》相关记载后，楼某发现，这一时间应在建宁元年秋八月之后，九月辛亥日之前。
据《皇甫张段列传》所载张奂、段颎上言及《桓帝纪》《灵帝纪》，建宁元年夏季（据《灵帝纪》四月为首）时张奂应该仍在西河郡美稷县屯驻。《皇甫张段列传》还记载，灵帝建宁元年九月辛亥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窦武、陈蕃时，曹节等人“以（张）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张）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窦）武”。故楼某推测张奂率军还朝的时间应在九月辛亥日前不久。又据《后汉书·窦何列传》《后汉书·天文下/五行六》及《灵帝纪》，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日发生了日食，六月（《天文下》）或八月（《窦何列传》）出现了“太白出西方”的天象。《窦何列传》载，侍中刘瑜“善天官”，并就这一天象上书窦太后（桓帝窦皇后），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之后刘瑜又写书信给太傅陈蕃及窦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称“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后汉书·天文下》则将这一天象及其解读记为“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
刘瑜所言“将相”“大臣”，以及《后汉书·天文下》所称“大将”，无疑应指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两年前的桓帝延熹九
年，张奂受命任职“护匈奴中郎将”，屯驻西河郡美稷县，并“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应该也能够被称为“大臣”“大将”。故楼某推测，汉廷诏令张奂还师雒阳的时间，最晚应在建宁元年秋八月。
据《灵帝纪》，建宁元年“六月雨水”。《后汉书·五行一》也记载“灵帝建宁元年夏，霖雨六十余日”。阴雨无疑会影响天象观测。《后汉书·天文下》载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出西方”，应是其首次被观测到的时间。《窦何列传》将这一时间记为同年八月，应该是雨季过后，星象能被正常观测的时间。
据本帖2楼，西河郡治离石县在东汉京城雒阳“北千二百里”。美稷县与离石县的距离，折合汉里约779里。两者相加为1979汉里。《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载，西汉时陈汤曾对汉成帝说“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东汉时的行军速度应与之相差不大。如张奂军日行五十里，则还师雒阳需39.58日，取整数为40日；如日行三十里，则其还师雒阳需65.97日，取整数为66日。按照这两个行军速度，上文中推测的汉廷下诏、张奂还师的月份在合理范围之内。
建宁元年九月应该是董卓回朝的时间下限。因董卓小桓帝2岁，又与灵帝生母董氏同姓。所以董卓回朝任职郎中的时间也可能是桓帝永康元年（据本帖4楼，应在冬十月之后），或者灵帝建宁元年秋九月（张奂还师）之前。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又据《后汉书·百官二》注释，除议郎外，“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后汉书》的注释原文在五官中郎将之后，左中郎将之前。对照《汉书》记载，似可认为左、右、虎贲、羽林4中郎将属下郎吏也遵循与五官中郎将属吏相似的制度。
董卓任职的“郎中”官秩为比三百石，是诸“郎”中官秩最低者。但不能由此认为董卓地位低下或才能不足。特别是汉灵帝即位后，因其生母董太后与董卓姓氏相同，且两人有同族的可能，所以董卓应该会受到灵帝母子的重视，董卓本人可能也会刻意拉近自己与董太后、灵帝的关系。
下面由董卓与董太后的关系，尝试推测董太后的年龄。
通常认为两汉女性婚龄下限是15岁。据《灵帝纪》，中平六年汉灵帝去世时34岁，同年六月去世的董太后享年至少49岁。
如董太后小董卓5岁，即与董旻同龄，那么灵帝生时董太后17岁。如董太后大董卓7岁，即与董擢同龄，那么灵帝生时董太后29岁。这两个年龄虽然都在合理范围之内，但前者似偏小，后者似偏大。
如董太后与董卓同龄，则灵帝生时董太后22岁。董太后小桓帝2岁。据《后汉书·皇后纪》，和帝邓皇后小和帝2岁，顺帝梁皇后小顺帝1岁。和帝与顺帝祖父清河王刘庆，以及桓灵二帝先祖河间王刘开都是汉章帝之子。所以河间国宗室成员后妃与其夫的年龄差应该与和帝、清河两族相似。其次，如董太后与董卓同龄，则中平六年董太后56岁。按照两汉制度，有爵位男姓56岁方可免服徭役。中平六年灵帝去世后，何进等人“请永乐后迁宫本国”时，可能也参考了与男性相关的一些年龄限制。光武帝阴后的年龄可作为上述观点的旁证。

接下来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董卓任职郎中，以及之前任职羽林郎、军司马时，是否能作为汉廷的传诏使节。
根据楼某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电脑检索结果，三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秦汉时期是否有郎中令（光禄勋）及其属吏负责传诏的制度。但却记载了一些郎吏作为皇帝使节的例子。下面试举几例：
1.《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为郎中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并还报命。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以郎职南见中郎将唐蒙并向巴蜀民众传达汉武帝之意，后又以中郎将之职前往蜀地，“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
3.《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的官职是“郎”，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的官职是“中郎将”。
4.《后汉书·窦融列传》载，东汉和帝初年拜外戚窦宪为大将军时的使者是“中郎将”。
5.《后汉书·邓寇列传》载，东汉安帝初年拜外戚邓骘为大将军的使者是五官中郎将。
6.《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引《东观记》记载，光武帝遣骑都尉弓里游、谏大夫何叔武，拜田邑为上党太守。
例1-3也见于《汉书》对应人物传记，以及《史记》《汉书》西南夷传记。《史记》《汉书》还记载了一些中郎将、郎中充任西汉与匈奴联络使节的例子。这应该就是东汉时期“使匈奴中郎将”一职的渊源。
既然中郎将、骑都尉能够传诏，那么中郎将下属的郎吏，以及骑都尉所监羽林骑，理论上应该也有资格承担传诏职责。《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载，郑兴之子郑众任职越骑司马时，曾在永平八年受汉明帝之命“持节使匈奴”。由此推测，北军五校尉下属的司马，以及大将军五部下设的军司马，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充任朝廷使节。
如上述推测属实，那么董卓在禁军中任职的10年，包括羽林郎、军司马、郎中3个不同时期，应该都有出任汉廷使节的可能。帖（六）7楼的回复中已有相似观点。
据《皇甫张段列传》及桓帝、灵帝本纪，桓帝永康元年、灵帝建宁元年两年，护羌校尉段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与汉廷都有文书往来。建宁元年、二年段颎破羌之后，与汉廷应该也有文书往来。特别是建宁元年春二月段颎大破先零羌后，窦太后曾下诏褒奖。虽然《皇甫张段列传》载建宁二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但董卓和段颎、张奂关系密切，又与灵帝生母姓氏相同，所以从桓帝永康元年至灵帝建宁二年的3年里，理论上应存在汉廷以董卓为使，负责与段颎、张奂联络的可能。（因郎吏人数众多，所以汉廷应该不会专任董卓负责相关事务。）

据《灵帝纪》，桓帝去世后，窦太后与其父城门校尉窦武使“守光禄大夫刘倏（音‘书’）持节”率领左右羽林至河间国迎接汉灵帝即位。因楼某认知所限及史料缺失，故无法进一步研究董卓在永康元年冬十月——建宁元年春正月的行迹，所以暂不能确定其是否在迎立灵帝的“左右羽林”中。
建宁元年春正月，护羌校尉段颎受命讨伐先零羌。次月即二月，“段颎大破先零羌于逢义山”。这件事与董卓的关系本帖11楼已述，不再重复。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凉州刺史部》，逢义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东汉应属安定郡。
二月辛酉日，汉桓帝下葬。据《后汉书·礼仪下》，左右中郎将及其属吏有资格参加皇帝葬礼。所以曾任桓帝近侍的郎中董卓应该参加了葬礼。桓帝葬礼后，灵帝谒高庙（庚午日）、世祖庙（辛未日）时董卓是否也在场，目前暂不可考。
闰月甲午日，汉廷追尊灵帝祖父、生父为“皇”，祖母为皇后，同时尊灵帝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太平御览》载董卓任职五官中郎一事属实，那么闰月的追尊应是机缘之一。
夏四月戊辰日，太尉周景去世，司空宣酆免职。长乐卫尉王畅任职司空。据帖（三）3-4楼及帖（六）2楼，周景在顺帝永和六年（董卓8岁）之后任职豫州刺史，可能与董卓家族有过交往。桓帝延熹八年九月——延熹九年九月周景任职光禄勋，是羽林郎董卓的上司。宣酆任光禄勋时董卓已转任军司马，故其与宣酆应该没有太多交往。据《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长乐卫尉王畅是太尉王龚之子，王畅之孙就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王粲。刘表17岁时曾就学于王畅门下。需要注意的是，《后汉书·皇后纪》明确记载灵帝之母董太后所居宫殿名为“永乐”，那么长乐卫尉王畅任职之长乐宫，其居住者应该是窦太后，即桓帝窦皇后。
五月丁未日食，六月“京师雨水”，以及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复破先零羌于泾阳”三者与董卓的关系，本帖9楼、11楼已述，不再重复。
八月，司空王畅免职，宗正刘宠任职司空。刘宠事迹见于《后汉书·循吏列传》，其卸任会稽太守时，因只收每位送行者（共五六人）一钱，故有“一钱太守”之称。刘宠之弟刘方有两子。长子刘岱在董卓入雒阳时任职侍中。董卓自任相国后任命刘岱为兖州刺史，但刘岱出朝后转与袁绍、曹操等人起兵讨伐董卓。次子刘繇在献帝初年曾任扬州刺史，后迁扬州牧，并与袁术、孙策相攻，后被孙策击败。各位读者对刘岱、刘繇应该不陌生。

九月辛亥日，中常侍曹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中黄门王尊等人矫诏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并夷灭5人宗族。据《皇甫张段列传》《窦何列传》，“振旅而还”后的张奂受诏与少府周靖率北军五营士与窦武等人交战。据《窦何列传》，与窦武等交战的除北军五营士外，还有黄门令王甫所率“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后汉书》中没有左右中郎将及其属吏参与围攻窦武等人的记载自然，董卓应该也没有参与围攻窦武。
据《窦何列传》，张奂率军围攻窦武时的官职仍是“护匈奴中郎将”。那么董卓此时可能仍然任职军司马，直到张奂转任少府之后才改任郎中。即使这一推测属实，董卓应该也没有深度参与围攻窦武等的行动。首先，董卓既与董太后同姓、同龄，使其负责联络董太后及灵帝应该更为合适，张奂与宦官应该都会想到这一点。其次，灵帝崩后袁绍曾谋划召董卓率兵进京，以胁迫何太后诛杀张让等宦官。袁绍的谋划可反证董卓没有深度参与围攻窦武等人，否则这一谋划随时都会面临董卓倒向宦官的风险。第三，陈蕃是当时名士，与之前被董卓所斩的羌人首领显然有很大不同。董卓既然仰慕张奂，则对陈蕃应该也比较尊重。据帖（六）2楼、13楼观点，陈蕃是董卓初任羽林郎时的上司（光禄勋）。延熹九年七月董卓转任军司马时，任职太尉的陈蕃应该是张奂之外的另一举荐人。在张奂、陈蕃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董卓围攻陈蕃似乎说不过去。
据《皇甫张段列传》，窦武、陈蕃死后，张奂转任少府，后又再次出任大司农，并“以功封侯”。这里的“功”究竟是指围剿窦武、陈蕃之功，还是桓帝末年出征之功，抑或两者都有，史无明载。董卓拜官受赏是否也在此时，更无法考证。

下面尝试研究董卓与宦官的关系。
据《桓帝纪》《梁统列传》《宦者列传》，桓帝延熹二年，单超、徐璜等5名宦官因诛灭梁氏之功被封侯，时人称这5人为“五侯”。单超去世于延熹三年，唐衡去世于延熹七年，延熹八年左悺因罪自杀。徐璜、具瑗去世时间，《宦者列传》没有明确记载。“五侯”中，唐衡籍贯在颍川郡。因董君雅曾在颍川郡纶氏县任县尉，所以董卓与他的关系应该比其他4人密切。左悺去世于延熹八年，董卓与他应该也有交往。单超与董卓应该没有交往。徐璜、具瑗卒年不详，自然也无法研究这2人与董卓的关系。
与献帝曹后同名的宦官曹节是南阳新野人，与邓氏外戚籍贯相同。据帖（六）8楼观点，延熹七年桓帝南巡新野时，任职羽林郎的董卓应该随驾前往。所以董卓与曹节应该也有交往。
宦官侯览籍贯山阳郡防东县（故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白浮图乡防城村）。与前文提到的中郎将度尚同郡不同县。据《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度尚早年曾为侯览管理田产。据前文，桓帝延熹五年度尚任荆州刺史时，任职羽林郎的董卓可能跟随车骑将军冯绲出兵武陵郡，延熹八年度尚任中郎将出兵荆州时，董卓可能跟随度尚再次来到荆州。如上述推测确是史实，那么董卓与侯览的关系应该比其他宦官密切。
广为人知的张让、赵忠，桓帝时还是小黄门。张让是颍川人，赵忠是安平人。颍川郡是卓父早年任职之地，安平国与桓、灵二帝祖籍河间国相邻。董卓与这2人应该也有些来往。
史书中没有记载，桓、灵之际董卓拜官受赏时，是否也走过宦官的门路。《皇甫张段列传》称张奂“不事宦官”，而东汉末年的宦官又多是负面形象。董卓与宦官的交往，应该也会引起张奂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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