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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解说明朝为什么要"海禁"[第1页]

作者:Highelf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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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明朝为什么要"海禁"

 
元朝统治稳固之后，蒙古人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颁布禁武令禁止汉人习武、储存兵器，以削弱汉人的尚武精神。元朝又在军队中降低汉军的比例，让汉军担任二线部队甚至辅兵、炮灰等位置。但这样的举措丝毫没有减缓元朝军队战斗力下滑的速度。元成宗时代，试图开疆拓土，曾经在张弘范麾下效力的“金头将军”刘深（此人号称极为骁勇，张弘范的战功一半是此人之力），受皇命征讨泰国境内的“八百媳妇国”。然而刘深路过贵州西部，因征粮激起土著反抗，水东土司宋隆济、水西女土司奢节相继起兵，刘深迎战之下【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失地千余里】。
 
元成宗大怒，命令处斩刘深，命刘国杰（此人与刘深齐名，为张弘范麾下双子星）率数万精兵，再次进讨，结果依然作战不利，【屯戌险隘，难以破获】元成宗不得已，增兵至十万，从云南贵州两路夹击义军。经过两年苦战，付出巨大伤亡后，刘国杰方才先后擒杀奢节、宋隆济。元成宗虽然艰难平定了水东水西之乱，但并未废除两土司，两土司被削减的土地很大一部分更是直接交给了播州杨家，导致播州杨家的坐大。这时元朝才建立30年，灭宋不过20余年，由此可见元军战斗力退化迅速到什么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引出了元朝倭寇的问题

 

庆元路总管府铜权
庆元著名的玄妙观也在这次倭寇侵掠活动中被烧毁。据虞集（1272–1348）《庆元路玄妙观碑铭》载：“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以忿，持所赍流黄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观亦与焉。盖至大二年也。”《庆元路玄妙观重修道藏记》也称玄妙观“入国朝，易今名。继有倭夷之灾，观与藏俱毁。至大辛亥，吕真师既谋兴复，首葺藏殿，置轮机，具像设。”据此可知，玄妙观被倭寇烧毁，后又于至大四年重新修复。
 
为加强沿海戒备，至大二年，元朝江浙省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中调取三分之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至大四年十月，因“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枢密院遂下令于“冲要去处，迁调镇遏”，加强海防力量。延祐三年（1316），“大臣以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遂奏请派遣汉卿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延祐四年，王克敬被派往庆元“监倭人互市”。“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王克敬到任后，实行怀柔政策，将卫兵“悉去之，抚以恩意，皆帖然无敢哗”。
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认为至正年间日本商人焚掠庆元事件为“倭寇的前奏”，高荣盛进而认为该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或肇端，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之后的一系列倭寇事件，为元代倭患的一个“标志性起点”。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是最早明确使用“倭寇”一词的中国文献。文中所记的谔勒哲图（1299–1344），图伯特氏，世居燕山，祖上战功显赫，延祐庚申（1320）钦受符命授怀远大将军蕲县翼上万户府、达噜噶齐，正三品，不久又奉檄镇海口，因功受赏，加授定远将军，至正甲申（1344）拜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加中奉大夫兼前职。程端礼“知公颠末最详”，故撰文记述其生平。
结合上下文背景可知，此次倭寇事件大约发生在1320年代。因当时庆元地方官吏贪污腐败，苛待日商，故引起后者愤而报复。当时进犯鄞县的倭寇人数也颇多，一次就多达40多人，且携带利器，组织有方。倭寇流窜到昌国北界（今浙江嵊泗县境内）后，抢劫了14处商家和130家民宅。倭寇不但抢商货、掠民财，而且还焚屋庐、掳民人，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平息倭寇，谔勒哲图一方面促进公平贸易，另一方面则加强军备，严防倭寇。在“驾巨舰”追击到倭寇后，谔勒哲图并不是直接将之歼灭，而是晓之以大义，最终将之招安。谔勒哲图采用恩威并施的方式很快将倭寇平息，从而赢得了民众的高度赞扬，“立祠铭其德于石”，元朝著名诗人乃贤（1309–1368） 、张仲深、张宪等均有专门诗作纪念谔勒哲图抗倭事迹。
 
至正十七年，方国珍控制浙东地区，陈仲宽将往其麾下任职，乌斯道作文《送陈仲宽都事从元帅捕倭寇序》为其送行：倭为东海枭夷，处化外。比岁，候舶趠风，至寇海中，凡水中行而北者病焉。……矧倭寇蜉蝣耳，不足当吾锋，又奚言哉。然彼尚艨艟剽轻，出入波涛中若飞，有不利则掎沙石，大舟卒不可近，此不可不豫计也。且彼既弗归顺，素摈弃海外，今又犯我中国地，枭馘固当，第虏吾中国人日伙，就为乡导，为羽翼，求其回心内附，岂得已哉。苟我军相攻击，玉石弗暇论，必令吾中国人自告者免，乃生致之，此又参佐所当言也。
倭寇凭借其轻便艨艟，出入海中，屡犯沿海，影响了正常航运。彼时，倭寇已多有虏获中国沿海居民，逼迫其为向导，为虎作伥。乌斯道序文中亦用“倭寇”一词，表明此时“倭寇”已为士人所习用。
 
元人姚桐寿在至正癸卯（1363）所作的《乐郊私语》中记载了发生在浙江澉浦的倭寇事件：
近年长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番舶一至，则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至什一取之，犹为未足。昨年番人愤愤，至露刃相杀，市舶勾当死者三人。主者隐匿，不敢以闻。射利无厌，开衅海外，此最为本州一大后患也。
宋初，澉浦置市舶场，元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司，大德二年（1298），澉浦、上海二处市舶司并入庆元市舶提举司。姚桐寿文中所记的“番人”当指日本商人，因其不满澉浦港官吏的勒索愤而反抗报复，三位市舶司官员在冲突中被杀。此次倭寇事件，当发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前后。
 
除此之外，元人诗词中也多有对于倭寇来犯的记录，如黄镇成的《岛夷行》
岛夷出没如飞隼，右手持刀左持盾。
大舶轻艘海上行，华人未见心先陨。
千金重募来杀贼，贼退心骄酬不得。
尔财吾橐妇吾家，省命防城谁敢责。
黄镇成（1287–1361），字元镇，号存斋，邵武人，曾“历览楚汉名山，周流燕、赵、齐、鲁之墟”达十余年，最后“浮海而返”回到家乡。从黄诗可以看出，倭寇经常携带利器，“右手持刀左持盾”，乘大船出没海中，杀人掠货，给中国居民造成了极大恐慌。
 
1330年代，倭寇活动逐渐扩展到北方沿海地区。据《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记载，至元年间（1335–1340），赵天纲曾奏称“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叵测上下，数千里无防察之备，请置万户府益都，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可知，山东沿海的奸盗之人与倭寇相互勾结，濒海之地颇受其害。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山东倭寇活动的较早记录。
 
从至正十八年开始，倭寇又开始“连寇濒海郡县”。是年，倭寇进攻辽东的金复州等地，纽的该奏请朝廷派人“往赏赉而抚安之”。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倭寇又侵掠蓬州，守将刘暹奋勇抵抗，大败倭寇，“至是海隅遂安”。
然而，沿海并没有像《元史》所记载的那样转而变得安定，事实上倭寇活动仍在继续。据宋濂（1310–1381）《元故秘书少监揭君墓碑》记载，揭汯（1304–1373）曾在北方沿海遭遇倭寇：
时淮浙乱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挟子枢浮海而北，过黑水，抵铁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脱走，趋辽东，转之山东。
 
结合碑文上下文可推知，此次倭寇事件应发生在1362–1368年之间，地点在渤海湾的铁山。揭汯去世于洪武六年二月，碑铭应在此后不久所作。碑铭中言“同行多被害”，可见揭汯此行尚有其他同行者。同行者的详情我们可以在元末明初文学家戴良所作的《袁廷玉传》中找到：
南台中丞月鲁不花公治书，胡公均，兵部郎中揭公汯，将赴北，会于上虞，廷玉曰：“月公肤似凝脂，目如点漆，聪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台之命，然不宜往。往则不祥。”公问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气，如玉印纹。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岂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耸，得阴贵助，司空杨州分野，红气润泽，六八日内除南方台聀。揭公骨气巉岩，举动端悫，馆阁器也，但神庭金柜黒气如弓，此去大不利，纵有美擢而到任难矣。月泛海而北，果为倭宼所害，妻妾皆被虏。胡拜侍御史，开台于闽，揭与倭宼之难脱身，赴北授秘书少监，未任而国事去.
 
同行者中的月鲁不花，字彦明，号芝轩，蒙古逊都思氏。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登进士第。乌斯道在《送逊都月公赴山南廉访使序》中提到“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诏逊都月公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故月鲁不花应在当年启程，不料途中遇害。通过考证，萧启庆也同样认为月鲁不花死于1366年。《元史》对月鲁不花一行遭遇倭寇杀害一事记载颇详：
俄改山南道廉访使，浮海北而往，道阻，还抵铁山，遇倭贼船甚众，乃挟同舟人力战拒之，倭贼绐言投降，弗纳。于是贼即登舟攫月鲁不花令拜伏，月鲁不花骂曰：“吾朝廷重臣，宁为贼拜邪。”遂遇害。当遇害时，麾家奴那海刺杀首贼。次子枢密院判官老安、侄百家奴扞敌，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余人。事闻，朝廷赠摅忠宣武正宪徇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谥忠肃。
综合以上资料可知，1366年月鲁不花、胡均、揭汯等一行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遂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胡均、揭汯等人幸免于难，得以逃脱。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
 
好贴
 
在这种情况下，元朝不得不实行海禁政策，并把原来的7个提举市舶司减至3个
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蕃。……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四年，又罢之。延祐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蕃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
 
元代海禁“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元政府在海外贸易上采取一种特殊的“官本船”制度。元史中有两处对于“官本船”制度的解释。“官自具舶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官自具舶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种做法使得海外贸易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政府，形成了一种政府垄断。例如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年）杨枢“浮海至西洋”就是乘的官本船。另外海禁政策也是单方面的，只是禁止国人出海贸易而不禁止外国商人来华。如处在第一次海禁中的１２９３年，李晞颜等就拟定了市舶则例二十二条，规定了货物税率，“并听舶商任便贸易”。这些政策全被明朝所继承。
 
明朝初建，北元在蒙古高原仍对中国虎视眈眈，明朝的战略重心仍在北方陆地边境，加之国内长年战乱，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未定，而元朝两次东征失败，也使得明太祖对主动进攻日本持谨慎态度。因此，与北方主动出击相比，对倭寇的应对则以防御为主。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张士诚、方国珍等余党, 开始逐渐实施海禁。洪武三年（ 1370 年） ，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 1374 年） ，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洪武十四年（1381 年），明太祖以倭寇仍不收敛，又下令禁止濒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 年（1390 年），明太祖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海禁政策的颁布，主要是严禁沿海居民擅自下海与“外番”私自贸易，以维护国家安全。明朝对于外国来华贸易的船只，为方便管理，以及防止海盗和走私船趁机混入，又制定了朝贡贸易制度，即勘合贸易。在海禁政策下，一般的沿海居民被限制下海与外界来往，使得由海上而来的中国的贸易的外国船只，必须遵循由中国建立的朝贡体系下的勘合贸易制度，才有和中国做生意的机会。对于海禁政策来说，朝贡贸易制度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掌握在中国严密的控制之下，成为明朝对外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明朝自开国以来，海盗与倭寇对中国沿海不断进攻的严峻形势，明太祖的海禁政策，本身是明初国防建设中无可指摘的一部分。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第三次派遣使节，使节是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诏书内容跟前一次大同小异，不过提及了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等国，已经顺应天命，称臣入贡。因为在第二次张载出使时，南朝辩称倭寇并非其指示后，因此此次诏书对南朝的指责略有缓和，并送还了明朝擒获的十五名僧侣。加上南朝也需要明朝的承认来维持其对国内的正统性，因此征西将军府回应了明朝的传诏、日本南朝于洪武四年（1371年），派遣僧侣祖来等九人前往明朝贡送马匹和土特产，同时送还被倭寇掳掠至九州的七十余名中国人。
 
赵秩归国后，明太祖急于了解日本的现况。当时有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夀在南京天界寺挂锡，明太祖特招其至奉天殿，询问有关日本的情况。此时明朝才了解到，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内战期，除怀良亲王外，在京都尚有持明天皇。因此，明太祖想改为同北朝交涉，所以命令祖阐、克勤等八名和尚送日本祖来和尚归国，希望能够借助日本国内极其崇拜佛教的国情，通过僧侣之间的互动，来达到与北朝交通的目的。
 
当祖阐等人携带册封诏书、大统历和文绮纱罗，与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出发时，日本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朝征西府所在地大宰府被今川了俊攻陷，等祖阐等到达博多时，该地已为北朝所有。先前作为对明交涉对象的怀良亲王与菊池武光一起，固守高良山去了。祖阐等人被扣留在博多圣福寺一百多天，之后于次年的六月，抵达北朝控制下的京都，与室町幕府接触，并在京都逗留了两个月。足利义满遣宣闻溪、净业、喜春等人与明使同行至明朝，向明太祖进贡马匹方物。但对日本国内局势已有了解的明太祖，认为足利义满一非国王，二无表文，三以臣下身份擅使国家权力与中国外交，拒绝接受足利义满的进贡。鉴于北朝持明天皇已经被足利义满架空，因此明太祖视仍有一定权力的怀良亲王为日本正统，不再与北朝继续交涉。
 
在经过屡次的接触之后，明朝了解到日本南朝利用倭寇来对付北朝，并为其掠夺财富，以作为其军费的主要来源。日本南朝对于倭寇袭扰中国沿海的问题，并不肯在实际行动中加以禁绝。因此明太祖也恢复了最初的严厉口气，诏书中警告怀良亲王，中国至日本，顺风扬帆仅用五天。于是，双方的交涉在洪武九年（1376年）之后达到了低谷。之后，日本以怀良亲王的名义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五月和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两次入贡，但这两次入贡均无表文。怀良亲王本人也已于1374年在隈部城将征西将军职位让给了良成亲王。而1379年和1380年，今川仲秋正忙于进攻征西府隈部城所在肥后地区，以及进行菊池十八外城包围战，因此这两次入贡绝非怀良亲王所派遣。在明太祖拒绝了日本的两次所谓贡使之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谓日本国王怀良的使节，第三次来到南京进贡。明太祖第三次拒绝了这次入贡，并倭寇继续入侵中国沿海为由，表达了准备讨伐日本的决议。
 
这封不知道那里来的信可以说是对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次严重挑衅。不过，这个挑衅显然不是日本国王怀良所发。洪武十四年的时候，征西府隈部城已经被日本北朝军队攻陷。时任征西将军、即日本国王职位问良成亲王已经逃进了金峰山，当然不可能接到明太祖的诏书。当时最有可能收到明太祖诏书的是当时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其次是曾于1374年派遣伪使冒充日本国王怀良的岛津氏。这两方如果以日本国王怀良名义写信，即使写的再嚣张，事后也不会找到他们头上。所以所谓扬日本国威的国书，其实是一封连自己真名都不敢留的匿名信，其目的也是为了栽赃别人。而收到回执的明太祖虽然极其不满，但是鉴于蒙元两次东征的失败，仍未远征日本。
 
一开始的外交努力失败后，明太祖开始转而加强沿海防御。在罢太仓黄渡市舶司的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正式成立了水军。以水军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来看，拥有一千二百条船只规模的水军应该军容盛大。但是平均下来，一条船仅有七人维持，可见这时的明水军船只并不大。这样的船在河川上或许会有作用，但是用于海防，能起到的作用颇令人怀疑。同年六月，倭寇进攻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获倭船十三艘，俘获倭寇三百余人。以平均数来算，每条船上有二十余名倭寇，这个数量跟朝鲜方面的记录吻合。可见乘员仅七人的明朝沿海水军战船，在防御倭寇方面，显得极为吃力。
 
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禁海令之后，考虑到明朝水军的船只少而小，在倭寇袭扰中往往不能追敌，于是在次年（1372年）下诏浙江、福建九个沿海卫所建造海船六百六十艘，同时将原有船只改造成多橹快船，以防备倭寇。洪武六年（1373年），德庆侯廖永忠上书，建议多造多橹快船，平常在沿海巡逻，以备不测。倘若倭寇袭击，则用大船冲击，快船追敌。明太祖对这个建议也非赞赏，同年三月，下诏广洋卫指挥使和横海为指挥使为正副总兵官，出海巡逻，防备倭寇。这种出海巡逻，御敌海上的政策，开始逐渐在地方上推广开来，而明代海防体系，也借此有了大致雏形。但是这个雏形因为明太祖寄希望于外交，而仅仅只是一个雏形。当洪武十六年（1383年），与日本的交涉正式宣告失败，屡次要求日本禁倭反倒被日本推诿羞辱之后，明太祖意识到，只是靠言语让倭寇不再为寇是不现实的，要打到倭寇不敢为寇，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明太祖把倭寇防御政策重心由外交向海防建设倾斜。明帝国的海防架构，才真正快速构建起来。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命令汤和巡视东南沿海，筹划建设海防，汤和则向明太祖推荐了原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在回答明太祖的御倭政策中，方鸣谦回答：“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置其间，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传岸，则可制矣。”在明太祖与方鸣谦的问答中，有明一代的海防建设的规划被正式确定下来。即沿海可登陆地点修筑堡垒要塞，使一切可以大规模登陆的地点均有士兵驻守。同时，用战舰在沿海守备据点之间巡逻交错，使得倭寇不能轻易从海上靠近陆地。即便靠近陆地，也被堡垒和驻军所阻，不能再构成危害。
 
汤和按照方鸣谦的建议，在浙江西部沿海修筑城池五十九座，设立备倭行都指挥使司。从当地每户有四个男丁的居民家庭中，抽一名青壮年为兵，一共抽兵五万八千七百人，分驻沿海各地。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汤和完成浙江西部沿海防务后，又以浙西海防建设为例，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重新规划沿海卫所防御。福建共新修城池一十六座，增设巡检司四十五个，水寨五座，募兵一万五千余人，构成了严密的水、陆防御体系。广东则在洪武十七年开始，新增沿海卫所并修筑烽火台，以防备倭寇。至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下诏沿海卫所和巡检司，每百户办置战舰两艘，在海上巡捕盗贼。至此，东南沿海的防御设施基本构建完成。
 
以上的防御架构，组成了海上和陆地两道防线。海上由明朝水军驾驶军舰在海上来往巡逻，遇到倭寇入侵，则歼敌与海上，使其不能靠近岸边。如有遗漏，当倭寇近岸之时，由沿海烽火台探知，举火报警，一层层传达至巡检司及卫所，再由卫所规划防御，灭倭于登岸之时。这样，从巡逻船队—水寨—烽火台—巡检司—卫所，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明代的海防建设，在洪武末年大致完成。这个防御体制相当成功，以后有明一代的海上入侵抵御政策，也都大致以洪武末年的规划标准进行。
 
鉴于早期对明派遣使节的失败原因，足利义满很用心的避开了可能引起拒绝的一切不利因素。此时足利义满已经将征夷大将军的职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足利义持，辞去了律令官制中最高官位的太政大臣，出家为僧，法号道义，这就是其国书中自称准三后道义中道义的由来。而准三后也不是什么官职，而是指按照三宫即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皇后宫享受优待，准三后道义的含义就是受皇室待遇的道义和尚。足利义满用这样的称号，完全撇开了天皇臣下的身份，而遵循古法，则是表达其已经是能够代表日本国行使外交权力。正副使祖阿、肥富，则是，做僧侣打扮的同朋众（服侍将军左右，担任艺术、茶道、杂物等工作）。这次出使的发起者足利义满和使节团成员，在当时的身份即非公家，也非武家，完全避开了以前洪武时期拒绝足利入贡的理由。所谓的飘寄海岛的中国人，实际上也就是在倭寇袭扰中被掳掠的中国人。送还被掳中国人，也是明显讨好中国的行为。这样使得日本使节终于可以正式的面见明朝皇帝，而非以往的连见都不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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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7 19:28:24  更:2021-07-07 1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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