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元明户籍制度简单对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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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元明户籍制度简单对比[第1页]

作者:Highelf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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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者，道也。一些工匠凭藉自己精心制作的器物而声誉鹊起，如天顺年间，有一位杨埙，精明漆理，可以合成各种颜色之漆，尤妙于倭漆，他所缥霞的山水人物，神气飞动，愈久愈鲜，当时人称之为“杨倭漆”。这显然是掌握了绝艺的著名漆工，所制器皿在当时就相当珍贵。晚明的工匠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士大夫交游，平起平坐。而一些士大夫也极为欣赏他们的作品，欣然接纳他们，并且将他们的技艺抬高到“道”的地位。在朝廷，自宣德以后，时常出现重用工匠的例子，工匠凭藉自己的绝艺成为当朝的卿贰大臣不在少数。

在元代，工匠受奴役的程度是很严重的。由于蒙古人是刚从塞北草原的游牧生活和氏族制的社会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的中国本部，所以他们接受中国本部封建生产方式是有一定的限度，因而还保存着氏族制末期的狭隘性和强烈的贪暴性，这就使他们在经济上的掠夺表现得特别残暴。蒙古人征服西夏、金和南宋之后，元不尽量搜刮手工业者，以供奴役。单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就一次拨江南人民三十万户充匠，后经选择，虽把没有技术的纵回为民，但尚留下十万九千余户。此外又有用“招”、“抽”、“投”等方式来吸收手工业者的。这些手工业者一般都是编入“系官匠户”。元代的系官匠户，虽然不一定是终年为统治阶级服劳役的，但据一个造衣甲的工匠的工作日计算起来，其服役期间每年竟达二百九十四日之多。我们固然不能以个别来代表全体，但元代工匠负担劳役的苛重，则是不容怀疑的。元代工匠服役期间，法律上没有任何规定。因此其时间的长短，完全控制在封建主手中，这就使工匠们完全丧失了工作自由。至于明代的工匠，其为封建主劳动和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是划分开的。明代工匠时间的划分首先表现在轮班办法的确立上面。轮班工匠，自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386—1393年)，一般规定三年轮流赴京服役三个月；到景泰五年(1454年)后，则一律改行四年轮班三个月。据此规定，班匠每年只有二十二天半的时间在封建主控制之下，其他三百四十多天的时间名义上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在自己的时间内，只要他们不脱离匠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自由。就是被剥削比较严重的住坐民匠，其服役时间，每月也只有十天，每年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工匠自己的时间。这和元朝统治下的工匠比较起来，显然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以占全部工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轮班工匠服役时间为最短，他们有较多的时间从事自由劳动，这对于明代手工业的发展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正统以后，住坐工匠又有月盐的支给。早于正统二年(1437年)就有修盖胜德门的军余人匠，发给月盐的规定。到了成化十三年(1477年)，才“令见今营造军民人匠，每名月给食盐一斤”。发给月盐的办法，至此普遍到全体住坐工匠了。
此外，还通过赏赐的方式给予工匠一些货币或实物。如皇帝登极、册立东宫等大典，一般都赐给工匠银一二两，也有用绢的。

明代的工匠正如前代工匠一样，也是在人身依附强制之下受奴役的；但即使在明初的几十年内是比在元代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减轻了许多，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增长，是以相当发展了的商品经济为前提的。明代的商品经济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这可从商品经济市场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活跃上面看出来。西北延安一带，因农村纺织副业不发达，绸缎依靠江浙输入，棉花、棉布依靠河南、湖北输入维持。北方一般是依靠南方的棉布，而南方的原料却都依靠北方。此外江南以及南方沿海各省的工商业也非常发达。《闽部疏》记载福建情况：“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兰、福延之铁、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辽东、山东、淮、扬、徽、苏、浙、闽之人，做卖鱼虾、腌猪及米豆、果品、磁器、竹木、纸张、布匹等项，往来不绝”。至于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了，如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江南“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至于两广，因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到了明代后期，使统治阶级的部分财政和人民生活也不能不仰给于“市舶”。所以两广巡抚林富疏称：“番舶来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数万”；“广东旧称富庶，由于市舶。”
跟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在正统元年(1436年)以前，明朝的货币主要是行钞，兼行制钱。但因钞的发行太多，钞值剧贬，制钱又伪劣不堪使用，所以白银逐渐驱逐钱钞，而成为民间可靠的交换媒介。到了正统元年，银的使用，普遍于南方每一角落。由于商品流通过程的加速和扩大，银币成为人人必需的物品，因而刺激了明政府把南畿各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缴纳。从此以后，银便成为法定的货币了，于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

明代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权力愈来愈大，这就提供了工匠们摆脱劳役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封建主对工匠们改变了榨取的方式，即准许他们以银代役。封建主之改变榨取方式，固然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但和工匠们的坚持斗争是分不开的。嘉靖八年(1529年)，工部尚书刘麟等应诏陈言：“各府、州、县工匠，近多冒替影射，随解随逃，徒以累民，而公家不得实用，”因此，建议“纳价以助大工，每匠一名，照旧例每季纳银一两八钱”。清顺治时工部追述明代工匠以银代役的过程时也说：按经制所载，“遇有大工，直隶各省征诸匠役解赴京师，每年春秋更换。后匠役屡解屡逃，因则折工价解部”。这里明白指出封建主所以准许工匠“折工价解部”，是因为工匠们的逃亡反抗。

班匠以银代役，虽然仅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但是较诸长途跋涉赴京服役，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重要的是班匠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趋于缓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封建社会下的农民，一旦接近于小生产所有者的状况，农民的经济就增长起来，而劳役制的经济就萎缩下去，这是巨大的进步。”他说：“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与农民逐渐接近于小的自由所有者的状况联系着。由此应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民的依附形式愈缓和，封建剥削程度愈低，农民保持的自由愈多，则个体产品生产取得发展和巩固的条件就愈多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愈快，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的创立就愈迅速。”这一指示虽然是就封建劳役制下的农民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劳役制下的工匠。明代的工匠，本来是属于小生产者，自从被划入匠籍之后，他们的独立性受到束缚，处处受着严重的奴役。从成化到嘉靖的一百多年间，他们一步步地由提供劳役改变为提供货币，班匠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至此才显著削弱，他们的独立性大大增加了。因此，他们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作自由，这就提高了他们劳动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得更快，“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的创立就愈迅速”。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