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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朝对贵州的扩张与殖民[第1页] |
| 作者:Highelf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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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黔中活动的民族以濮人、巴人（即廪君蛮、板楯蛮）、獽、越人为主，还有众多被称为“盘瓠蛮”的民族群体与上述各族错杂相处。“盘瓠蛮”传统的说法是古代三苗或有苗的后裔，原分布在江淮、荆州，即今两湖、豫南以至苏皖北部一带。夏代以前在向中原发展过程中，先后被炎、黄族众所败，被迫退回江汉一带。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强盛，古三苗中的若干部落逐步融合，而其中的部分在逐步退缩至今湘西、黔东一带的同时，与从中原辗转南迁的盘瓠为图腾崇拜的卢戎杂处，成为今苗瑶语族各族的先民。隋唐以来，逐步分化演变为今苗、瑶、畲各族（《贵州通史》（第一卷第二篇第五章）先秦至两汉贵州民族状况，（第二节）秦汉时期各族先民的变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濮人在晋后称“僚人”，隋唐后称“仡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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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寰宇记》载：在宋代黔州、夷州、播州、费州、思州“蛮僚杂居，语言各异”。可见唐宋时，在黔东北一带及乌江流域都有仡佬族先民活动（《贵州通史》（第一卷第四篇第五章）南方四大族系的衍化，（第一节）仡佬族，第339页）。生活在湘鄂西及黔东北一带的巴人、濮人和楚人，经过长期的发展，并与唐宋迁入这一带的其他民族融合，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土家族（《贵州通史》（第一卷四篇第五章）南方四大族系的衍化，（第四节）彝族土家族先民，第3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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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贵州民族重新分布格局的重要形成时期。苗族从唐宋以前的主要聚居地湘黔川边的“五溪”地区，在唐宋时向西南发展。在元明时期，已遍布贵州全境，渐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成为活动于贵州的主要民族。仡佬族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贵阳以东，从新添（今贵定）起，沿乌江两岸，横跨播州和思州，达于湖南永顺、保靖一带。侗族的先民，在元明史籍中称为“峒人”、“侗人”或“洞蛮”，主要分布在湘黔边境的“五溪”地带。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记：“洞人，一曰洞蛮，散处于牂牁，溪之界，在沅者尤多。”这与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记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黎平府皆有“洞人”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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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一统志·思州军民安抚司》记载，活动于黔东北的少数民族还有“佯黄、仡佬、木摇……数种”，嘉靖《贵州通志》载，佯黄分布在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黎平府等地，尤以铜仁府最多。铜仁府、提溪司、大万山司、乌罗司均有杨黄、佯黄活动的记录。思南等地的蒙古族是元代进入西南后留下的（《贵州通史》（第一卷第六篇第四章）民族状况，（第一节）元代贵州的民族分布和（第二节）蒙古族回族白族的移入，第488—5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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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八一年九月（洪武十四年）（此文中所用日期中的月日，1949年以前皆用传统农历），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三十万大军进攻留在云南的残余元朝梁王势力。十二月兵至贵州，攻下普定、普安，在留兵戌守后，攻入云南。朱元璋为保障远征云南的胜利和巩固西南边疆，这一年先后在贵州设立贵州卫等二十九卫（洪武后存二十四卫），一三八二年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对贵州实行军事控制。其中贵州东部边缘一线的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镇远六卫属湖广都司所辖，主要是保证从湖广到贵州的驿路畅通，称为边六卫。西北一线的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四卫，为守护从四川进贵州现至云南的重要路段，称西四卫。同设上六卫以控制从贵阳至云南，下六卫控制湘黔驿道，守护贵阳至偏桥的交通要道。所设卫所基本上分布在从湖广、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的驿道干线上。在驿道干线之外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袭用元代的土司制度，设置思州、思南、播州和贵州四大宣慰司，又设金筑、都云等安抚司及乌撒、普定、普安等土府，同时将元代所置三百余蛮夷长官司改置为数十长官司或蛮夷长官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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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王朝势力在贵州的深入，以贵州卫为界，东部广大地区的土司纷纷归顺明王朝。如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和思州宣抚使田仁厚，早在朱元璋建立吴政权前一年就归附了朱元璋（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太祖洪武实录》，洪1、洪2，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以下出自此书如《太祖洪武实录》则在文后只注为如“（洪1）”、“（洪2）”之式。如出自《太宗永乐实录》则记为如“（永120）”、“（永157）”之式）。洪武二年诏“何梦章为镇远溪洞金容鑫莲等处军民长官”（洪10）。洪武三年“复立湖耳、潭溪、新化、欧阳、古州八万亮寨六处蛮夷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隶辰州卫，仍以（杨）秀荣等为长官。”（洪13）并增设靖州卫，“命指挥同知刘才、佥事孙雄、刘福等筑城戌守，以统湖耳等处土官。”（洪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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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深、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归顺了明王朝，明政府“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深皆仍旧职”，只是“改总管为长官司，以婴等为长官司长官”。同时，“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用土官宣慰使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等来朝”，“诏赐文绮袭衣各有差，彦文等皆仍旧职，宋蒙古歹、霭翠并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又置贵竹等十一长官司。”（洪18）随后，普定府总管适尔归附朱元璋，明王朝仍“以适尔为知府，世袭其官”，“龙番安抚龙舜昌、龙世荣，方番安抚方德用，韦番安抚韦胜祖，金石番安抚石良玉、文保大，新添安抚宋一怜惜真子仁贵”（洪18）相继归顺明王朝。洪武六年，“改八番宣慰司官，以前宣慰司同知肖礼安为贵州卫副千户。改卢番、洪番、小程番、芦（卢）山五安抚司为长官司，以安抚卢朝奉等五人为长官，俱世袭”，同时“设普定府流官二员，以前通判阿刚为通判。”（洪26）可见，在明王朝大军进攻云南前夕，明王朝在贵州的势力基本上已覆盖了贵州除黔西部分土司外的所有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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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对不愿归附明王朝的少数民族势力，则以贵州卫为依托，相继进行镇压。如洪武五年，朱元璋“以古州、田州、澧州等处洞蛮常梗化作乱，命卫国公邓俞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光与江阴侯吴良为副，将兵讨之。”（洪19）同年，“贵州卫指挥同知纪雄等以兵克平伐、芦（卢）山、山木等砦”，使其“酋长皆来降，请岁输其赋”（洪22）。洪武八年，“贵州江力、江松、刺向四十余寨土酋把具播、共桶等连结苗僚二千余人作乱，势甚猖獗。平越安抚司乞兵救援。命贵州卫指挥同知胡汝率兵往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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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在这期间辽东未定，朱元璋主要任务是推翻元王朝在辽东的统治，在贵州主要是发展和培养忠于明王朝的土司势力。因此，对归附的土司首领皆复其原职，以控社会并约束其所在地区的各个民族。如铜仁府所属“各司，汉夷杂居，有土、（仡）、苗、仲，种类不一，习俗各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铜仁府志》，（卷二）风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此苗……原有土官管辖，原有印信文册，原有旧额岁粮。其后湖广镇竿二司听抚之，苗俱各认其土官，求免于殊杀。如竿子坪之苗，亦请其土官……”（（万历）《铜仁府志》，（卷十）经略志二，第233页）。巡抚林乔相在其《议处苗衅疏略》中说：“贵州环处皆苗，其冠带而临苗夷者，皆土官画地而守，分人而辖。”（（万历）《铜仁府志》，（卷十）经略志二，第235页）。可见明代用土司长官制约“蛮苗”，是明政府经理贵州的重大策略，也是与明初的形势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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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王朝把元王朝势力彻底赶出中原后，为了消灭残存于大西南的元王朝势力，朱元璋决定派大军进攻云南。为了保障大军的粮食和军需供给，明王朝一方面设立驿道，保证由四川湖广协济物资及时，一方面向各土司征派粮食和人马，以保障其进军云南的后勤供给。如明军在经过思南和思州两宣慰司境时，“沐英蓝玉南征，责军饷于田氏，始则曰：‘秋粮若干’，再运则曰：‘续办若干’，又运则曰：‘粮籴若干’。遂以此为定例，照丁派纳。”（（嘉靖）《思南府志》，（卷七）拾遗志）。洪武四年置贵州卫，其军粮的供给就由“本州及普宁、播州等处发征粮一万二千石”（洪27）。洪武七年，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储”，“贵州、金筑、程番等十四长官司，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洪37）洪武十四年，明军进攻云南，播州宣慰使杨铿便“以马三千，率酋兵三万为先锋”，金筑长官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洪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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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本就是地贫物瘠、交通十分困难的地区，突然之间增加数十万人大军，湖广协济和土司征派也不能保证其军队的必要供给。早在洪武六年时，贵州卫就称“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洪27）同年，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上奏称：“‘重庆、夔州漕运粮储至成都，水路峻险，民力甚艰。宜令卫兵于近城屯种，及减盐价，令商人纳米以代馈运之劳。且贵州之粮令重庆人民负运，尤为劳苦，若减盐价，则趋利者众，军饷自给……’皆从之。”（洪32）为解决明军大量卫所的军需大事，郑思先提出“宜令卫兵于近城屯种”的办法，首开明代在贵州屯田的历史。但是，这一期间，明军屯田种粮，仅仅是在所在城之边上，并未向贵州广大地区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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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大军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消灭了云南元梁王势力后，大军本应各回原卫所。但是，黔西诸部和云南少数民族并未全心归附明王朝，“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处酋长犹桀骜不朝”（洪94），加上多数少数民族部落持观望态度，明王朝即令其“军可不必回也”（洪93），把进攻云南的数十万大军留在了云贵地区。洪武十五年正月“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以军事管制云贵地区。洪武十五年二月，“增设湖广、四川马驿一十四。湖广九驿：卢溪县曰船溪，辰溪县曰山塘，沅州曰怀化、罗臼、冰水，曰晃州，思州宣慰使司曰平溪，思南宣慰使司曰梅溪、曰相见。四川五驿：播州宣慰使司曰柳塘、地松、上塘，贵州卫曰平坝、新溪。”（洪107）洪武十五年三月置云南布政司，并“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卫云贵地区，以“控扼要害”（洪114），以保障其大军军需供给道路的畅通无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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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王朝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对少数民族疑虑太深，戒心太重，也是其在贵州及西南地区大量设置军事卫所的重要原因。这可从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已平，朱元璋给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的敕谕中得证：“自将军南征，大军所至，势同破竹，蛮僚之地，次第底平。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无常，盖经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事委曲，谅将军必不烦朕虑，朕亦不可不以古人之事以示将军。在汉武帝时，始得西南诸夷，终两汉之世，叛者十次。在光武时，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其酋长多酿毒酒，欲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掩捕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蜀汉之时，诸葛亮讨平其地，收其豪杰，出其金、银、马、牛以给军用，终亮之世，夷不复反。亮没凡四反，张嶷尝一讨之，嶷将回军，兴古僚复反，嶷复击之，其地悉平。唐太宗时，云南自守，至高宗时始入贡，朝廷待之重，反生侮慢，唐前后凡九加兵，战屡不胜，唐终不能驭。元世祖亲下云南，令亲王镇守之，终元百年间，前后七叛。将军观此，可熟察其情，详慎处置，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洪106）朱元璋在总结了西南民族在历史上叛服无常的情形后，在他的心中已经认定西南民族是不会真心归顺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只是暂时的归附，他们总是要背叛中央王朝的，于是定下统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是“使其无叛耳”。但怎样才能让这些“叛服无常”的民族“使其无叛”呢？朱元璋认为，应是“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讨之。于戏！春秋之义，罪莫大于拒王命、纳逋逃，尔等洗心涤虑，效顺中国，朕尝一视同仁，岂有间乎？”（洪101）也就是说，只要少数民族归顺中央王朝，统治者就会与汉民一视同仁地对待。如果不归顺中央王朝，“拒王命，纳逋逃”，“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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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圣谕中不断对西南少数民族“叛服无常”的说教，“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威，不如此不可也”（洪131），成为了地方官员管理少数民族地方事务的一种重要心态和思维方式。正是朱元璋始终认为西南少数民族“诸蛮，外虽服从，中藏狚诈，倘或托以心腹，将有不测之变。”（洪234）而且还说，“唐时阁罗凤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首经芒部诸境，群蛮外称归顺，内实狚诈，聚集凶丑，据险设伏，庸将不备，遂堕其计，以致丧师几二十万，皆因将帅过信无谋故也。”（洪233）所以对少数民族“不叛者号为循良，固未可逆诈，然须豫加防严，整顿师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谋”（洪233）。朱元璋的思想基本成为了明王朝一代处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基本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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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面对数十万大军平定云南后的去向和安置问题，从而考虑就让这些将士留在云贵地区，以减轻刚刚建立的王朝中央政府对有功将士的安置压力。洪武十五年三月，朱元璋令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扼要害”，并“督布政司覈实云南、临安、楚雄、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千户所……，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戌兵屯田之入以给之”（洪114）军食。为了稳定留在西南地区的将士，洪武十七年，明政府“大赏征南将校。……至大理、建昌者人赐钞九锭、布二匹，至楚雄、云南、临安、曲靖者人钞八锭、布二匹，至沾益、乌撒、东川者人钞七锭、布二匹，至毕节、七星关、芒部者人钞六锭、布二匹，至贵州普安、盘江、黄平、平越者人钞六锭、布二匹，至重庆、泸州、叙南、永宁及疾病寄留并守舡者人钞二锭”（洪159），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土俗定租赋、兴学校、痤战骨、广屯田”（洪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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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少数民族知道名义知道自保知道步步为营，而我们平民如何吊民伐罪，靠中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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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府“定租赋”、“广屯田”等措施的实施，依然不能保障留在西南地区数十万大军的军食供给。如洪武十八年“四川永宁宣抚使禄肇遣其弟阿居来言：‘比年以来……惟粮不能如数’”，加上“蛮夷惊窜，耕种失时，加兵后疫疠，死亡者多，考试输纳不及”（洪187）。“乌蒙军民府知府亦德言：‘蛮夷之地，刀耕火种，比年霜旱、疾疫，民人饥窘，岁输之粮无从征纳。’”（洪189）于是明军“乃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民杂耕。”（洪190）一面以保障军食，一面以消除少数民族群众的猜疑，同时又可捉拿那些“作乱”的少数民族地区魁首。洪武十九年，“湖广都指挥使司奏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结果朱元璋认为“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于是“五开等卫亦令军士屯田自食”（洪204）。从此以后，明王朝给云贵地区的军卫输粮渐渐减少，“令军士屯田自食”，兴起了云贵地区大范围的军事屯田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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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第一次在贵州设立了布政使司这一省级行政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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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年，湖广都司“令市牛二万”往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庶免劳民送发”（洪212），又“命（普安侯陈）桓等领兵屯田于毕节等卫”，同时又“命普安侯陈桓、靖宁侯中升，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洪223）。洪武二十一年，“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指挥使司。……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人，置各卫”（洪243）。洪武二十二年，“命毕节卫开屯耕种以自给”（洪250）。洪武二十二年六月“置兴隆卫隶贵州都指挥司”（洪259），七月“置湖广镇远卫指挥使司”，九月“置白撒、摩泥等千户所，隶赤水、层台二卫”（洪263）。洪武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胜宗同凤翔侯张龙“往黄平、平越、镇远、贵州诸处练军士，提督屯田，相机征剿余蛮”（洪268）。二月“置新添卫指挥使司，属贵州者指挥使司，后改为军民指挥使司”（洪271）。同月“置平溪卫指挥使司”，又“置普市守御千户所于永宁宣抚司境内”，其原因是“时，蛮僚复服不常，故置所，屯兵镇之”（洪273）。四月“置龙里卫指挥使司”（洪276），同月“置清浪、偏桥二卫指挥使司于思南宣慰司之地”（洪277），闰四月“置平坝卫指挥使司于贵州威清驿”（洪280）。六月命“延安侯唐胜宗等往云南训练军士，置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清平、新添、龙里、威清、平坝、安庄、安南、平夷十二（十三）卫屯守，而耕牛不及。胜宗数请……官牛六千七百七十头，分给屯田诸军。”（洪285）。此后，明王朝在云贵地区设置卫所不断。许升、陈重廉、胡仁斌等卫所将军就是在这一时期率领其军队来到贵州屯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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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溪卫指挥使许升与屯田玉屏许氏始祖平溪卫指挥许升，江南全淑人，因其父镇国将军许询之故，袭南京右卫佥事之职。洪武十八年，随征云南大军，征剿思州洞蛮，十九年征靖州各处叛蛮，以功升指挥同知。二十三年闰四月初一，许升受命带领来自于江南的几近万户的军队，到湘黔边境之野鸡坪一带创建平溪卫城，同时组织军队就地屯田，以供兵卫自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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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就是永乐年间改土归流的，播州是万历年间，奢安之乱水东被撤，水西割地投降，水西最终被吴三桂给剿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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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卫位于湘黔边境之阳河南岸，自古就有“据辰沅之上游，当滇黔之孔道”之称，历来居住的是侗族先民。宋元明时称其地所居的民众为“峒人”、“侗人”或“洞蛮”。《炎徼纪闻》说，“侗人，一曰洞蛮，散处于牂牁，溪之界，在沅者尤多。”（《贵州通史》（第一卷第六篇第四章）民族状况，（第一节）元代贵州的民族分布，第493页）。康熙《平溪卫志书》则统称其为苗，平溪“卫……山以南黑苗巢穴，江以北红苗负隅”。在宋元时期，属思州军民安抚司下的野鸡平长官司管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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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屯田制度规定，贵州作为边地，实行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不论官兵都授给土地，军官有职务田，士兵有屯种地。一般是都指挥使三百九十二亩八分，都指挥同知二百三十一亩四分，都指挥佥事、卫指挥使一百六十八亩，指挥同知一百二十四亩，指挥佥事一百一十五亩二分，正千户七十六亩八分，卫镇抚、副千户六十五亩二分，百户、试百户四十八亩，所镇抚三十八亩四分。旗军每人一份地，原定“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份”。但在实际过程中，“或百亩，或七十亩、三十亩、二十亩不等”，在贵州约以十八亩为一份（参见《贵州通志》（第二卷），《明代的贵州》（第一篇第五章）屯田的推行，（第一节）明代的屯田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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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人路过，家祖正是洪武祖调北征南后留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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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溪这个地方，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土地授给所有的将士。据1990年玉屏县耕地统计结果，全县拥有耕地87395亩之数（《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第二章第一节）耕地演变，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如果按在贵州“边地”屯田平均18亩之说，仅平溪卫就应为5600×18，即100800亩之数。也就是说，今天玉屏全县耕地都无法满足平溪卫军事屯田的土地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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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升面对这样严峻的问题，自然不会放弃军队的优势。于是令军队到各地“圈地”，“指手为界”，把原住居民的耕地强行占据，以充屯田数额。在平溪卫屯军中以许氏宗人为首领的部队，分头占领了现玉屏县大龙镇南宁，一心村的上三岔、田坝、坡上、下三岔、柳家垅，以及现镇远县蕉溪镇孟村三门滩等地。南宁一带，位于阳河河谷坝子和高原丘陵地带。许升的部队进来后，赶杀了历史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把他们的土地划入卫所屯田之范围内，以供军士屯种。据当地人一辈辈传说，“赶苗夺业”时，那些被杀死的尸体堆满了河两岸，几个月后都还能闻到其臭。现在上三岔还留有“苗人”生活的痕迹。上三岔原名杨家井，此村是以土著杨姓人在此砌的一口井而得名，此井在20世纪末还在使用。上三岔的杨家人在“赶苗夺业”时被赶杀殆尽。占领以上这些地方的许氏首领，后来就成为了当地许氏始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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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升在获得土地后，以卫所为中心，在平溪卫境内设立了两个千户所，即南宁塘和平屯。于现麻阳境内设麻屯和沅江境内设沅屯两个千户所。一个设于原镇远府境。康熙《平溪卫志》记道“几半屯田，绣错于思、铜、沅、麻之乡，军饷仰给于辰、泸、溆、黔之赋”（（康熙）《平溪卫志》，旧志序），就是其真实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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