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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第1页]

作者:春天的晨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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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

    结合《涉及〈跨过鸭绿江〉的一些基本史实》一文，在这里准备简单地叙述一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的部分关键战斗战役。其中包括，两水洞遭遇战、云山之战、奔袭三所里、全歼美军“北极熊团”（新兴里战斗）、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汉江南阻击战、砥平里之战、铁原阻击战、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

    一、两水洞遭遇战
    10月19日，在我志愿军入朝的同一天，敌军占领平壤，20日美空降兵第187团在平壤以北顺川地区实施空降。
    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元帅，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台电台车在朴一禹引导孤身进入朝北战区，险些同此时正在四处北窜的敌军相遇。并在会晤朝鲜首脑、得出人民军实际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结论后，在大洞（地名），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是彭总在国外战场上遇到的第一支自已指挥的部队。这就是在东北战场所向披靡，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由韩先楚上将锻造出的“旋风部队”（东野三纵）的主力师，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
    随后，该师以第354团（团长褚传禹、政委陈耶）为主，在距鸭绿江不到五六十公里处的温井西北两水洞附近设伏，以遭遇战的形式歼灭了全副美式装备、此时正在肆无忌惮冒进的南朝鲜伪军第6师第2团的前卫营（第3营）及配属的炮兵中队。“此战共击毙南朝鲜军325人、俘161人，缴获汽车38辆、榴弹炮12门、各种枪支136支，击毙美军顾问葛连·琼斯，活捉美军顾问保罗·赖勒斯”（1）。
    由此，也开始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李军听到中国军队特有的嗽叭号声即草木皆兵、望风溃散的一段历史。
    这次战斗的规模不大，但是影响甚巨。因为，这是该师官兵在朝鲜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
    1950年10月25日，这一天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而永载史册。

    二、云山之战
    1950年11月1日16时，正当在战场态势上已被志愿军第39军包围的南朝鲜军第1师，与此时才经历过二战、已经完全实现机械化的美国陆军骑兵第1师第8团在平安北道的云山城换防之际，军长吴信泉果断决定提前两个小时，指挥所部八个团向正面之敌发起进攻。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同此时声誉正达到历史顶点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交锋。面对这支“号称建军160年来从未吃过败仗的王牌部队，所谓“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又总是在战场上表现得最好”的美军真正的精锐部队，我军发挥近战夜战优势，击毙骑兵第八团第三营营长奥蒙德少校、消灭美骑8团大部、骑5团受到重创，还缴获了四架飞机，诸仁桥北岸美军尸横遍野。
    此战，“志愿军共歼美骑1师第8团大部和南朝鲜军第1师第15团大部，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40余人，击落飞机3架、缴获4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6辆、各种炮119门及大批军用物资”（2）。其中,仅115师345团就“歼灭了（美）第8团直属队一部以及第3营共计742人，击毁、缴获坦克14辆，汽车75辆，各种火炮16门及大量物资”（3）。
    由此，彻底打破了美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我军军心大振。美国佬也开始了一旦退路被截断即疯狂后撤的“新战术”。

    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第一次战役时期。
    当时，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共六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和第66军）及配置的地炮、高炮等技术部队，分别部署在东西两线并以西线为主要作战地域。志愿军在东线的部队只有42军的两个师（124师、126师）“在黄草岭、赴战岭及其以南地区阻击美军第10军及南朝鲜第1军团，保障西线主力的翼侧安全”（4）。
    “联合国军”主要是美第八集团军（骑兵第1师、第2师、第24师和空降第187团，陆战第1师、第7师）、南朝鲜军第二军团（第1师、第6师、第7师、第8师）、英军第27旅和南朝鲜军第一军团（首都师、第3师）。
    这次战役期间（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到清川江以南，毙伤俘敌1.5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以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作战中，志愿军伤亡1万余人”（5）。

    三、奔袭三所里
    三所里南临大同江，北依山峦，村西有条平壤通往价川的南北走向公路，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北进必经的战略要地，也是我军截击清川江方向美军主力南逃的一道“闸门”（6）。
    在打下德川痛歼南朝鲜军第7师主力后，志愿军第38军113师（师长江潮）长途奔袭三所里的战略意义在于，为志愿军顺利达成第二次战役的战役企图奠定了可靠基点，并对志愿军取得二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部队在此最突出的贡献，至少体现于两点：
    其一，部队刚刚结束德川战斗没有得到休整，仅用一昼夜时间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凭借全师官兵的双腿，在朝北山地特有的山高林密路窄的地形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己体力，克服自然环境与敌军的阻挠，在1950年11月27日那个老战士感到“朝鲜半岛上的月亮特别的圆的夜晚”，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生理极限，14个小时强行军145华里，最终按时从集结地顺利赶到指定地域。
    从而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更被邓华称之为“神迹”！
    在这个过程中，由“副师长刘海清率领的先头338团，为防止极度疲劳的士兵由于打瞌睡而掉下深渊，这个团的所有军官走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士兵抓住前面士兵的子弹带，一个拽着一个地向前移动”（7）。当113师先头部队赶到三所里五分钟后，就与南撤的美军骑1师骑5团的侦察排交上了火。
    其二，抵达三所里后，该师指挥员从地图上发现了龙源里这个原先命令上并没有然而美军却可以逃出志愿军合围圈的“漏洞”，随之主动派出337团及时赶到龙源里，及时补上了这个战役缺口。
    什么叫做军人素质？——这就是！
    更重要的是，随后部队像钢钉一样牢牢地卡在这两个点上，使南北仅隔一公里的美军始终不能会合，从而导致以美第8集团军为主体的整个“联合国军”在清川江地区发生大崩溃，“虎头狗”（沃克中将）也在座车与南朝鲜军发生的车祸中受伤身亡。
    时任第38军副军长江拥辉后来回忆：敌我双方在公路沿线犬牙交错的激烈战斗，那是我从戎几十年，从未见到过的雄伟、壮阔的场面。敌人遗弃的大量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各种大小汽车，绵延逶迤，一眼望不到头，到处是散落的文件、纸张、照片、炮弹、美军军旗、伪军“八卦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8）
    经过此战，38军因彭总嘉奖电报中的“第三十八军万岁”这一至高荣誉，名扬天下。通过魏巍描写112师335团1营3连（连长戴如义指导员杨少成）在龙源里北两公里的松骨峰战斗的那篇著名战地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官兵的英名，自此传遍神州大地。

第20军参加过这次盛会的四位全国战斗英雄中的三人，包括28岁的杨根思，都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四、全歼美军“北极熊团”（新兴里战斗）
    宋时轮率领的由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组成的第9兵团，是来自湿润河网地带、是粟裕为解放台湾专门加强编制的三野部队。即军辖四个师、师辖四个团、依次类推，共12个师、15万人。
    当身着单薄江南夏装的这支部队出现在沈阳火车站时，当时东北军区的贺晋年副司令惊愕不已。然而因紧张的战事，部队就连短短两个小时的换装时间都没有得到。当时朝北东北部山区正经历着五十年以来罕见的寒流，夜间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度。
    作为保障第二次战役我军左翼安全，在盖马高原方向独立作战的宋兵团两个军，以两天的行程间隔，经过两周多的徒步秘密行军，依然先期赶到了长津湖地区，26军随后到达。毛在当时的电报中曾经对此评价道，“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饥寒交迫的第27军（军长彭德清），在副军长兼80师师长詹大南统一指挥下，集中两个师共五个团还是在新兴里围歼了在苏俄内战时期曾远征过西伯利亚地区的美第7师第31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击毙、续任团长弗恩中校在逃跑时被长津湖水淹死，“美步兵第7师第31团、第32团第1营和师属第57炮兵营共1个加强团，全部被27军部队歼灭，俘虏该团官兵300余人”（11）。彭德怀曾说过，“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个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9兵团27军创造了这样的范例”。这是志愿军歼灭的美国陆军唯一的一个团级建制部队，这个“北极熊团”的团旗，至今仍然存放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供公众参观。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毫不留情地评论道，“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在这场战役中，最震撼人心的恐怕就是，在黄草岭1081高地“战斗打响后，埋伏在该阵地阻击敌军的60师180团2连却没有人跃起呐喊杀敌，后来发现在零下40℃的严寒中，（全连）125名指战员已经全部冻死在阵地上”（12），这就是著名的“冰雕连”的来历。
    参加过1950年首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扼守死“鹰岭”1071.1高地，连续击退美军8次进攻，最后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最终守住了阵地（13），美军此后于此未能越雷池一步。第20军参加过这次盛会的四位全国战斗英雄中的三人，包括28岁的杨根思，都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美国人在其战史中承认，“陆战1师这次战斗共损失11727人，其中战斗减员4414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主要是冻伤）”（14）。

    这著名的两次战斗，都发生在为期29天的第二次战役期间。
    到此时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已增加到九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第20、第26、第27军），总兵力达到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主要作战方向还是在西线，其的胜负决定乾坤。其中，“为增强东线力量军委急调第9兵团入朝参战，主要在东线担负江界、长津方向的作战任务”。
    “联合国军”方面也得到了加强，主要是原二线部队大部投入了前线，其中包括美第八集团军的三个军（骑兵第1师、第2师、第24师、第25师和空降第187团，陆战第1师、第3师、第7师）、南朝鲜军第二军团（第1师、第6师、第7师、第8师），英军第27旅、第29旅和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一军团（首都师、第3师）。合计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2万余人。
    通过此战（1950年11月7日~12月24日），志愿军不但彻底粉碎了美军“圣诞节攻势”，将战线从清川江向南推进至三八线，并且光复了朝鲜首都平壤，收复除襄阳外北朝鲜在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以及位于线南的瓮津半岛及延安半岛，从而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五、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
    此时，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中将，迅速在三八线以南纵深地区建立了五道防线（即A.B.C.D.E线）。他将南朝鲜军的八个师放在第一线，实际上就是充当“炮灰”；而美军及其仆从国的参战部队（主要是英、法及土耳其的地面部队）部署在二线机动位置，随时准备撤退。事实上，当李奇微飞抵东京时麦克阿瑟就曾当面授权，如果战事不利时，他可以将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
    经过前两次战役，敌我双方开始打“明牌”，志愿军参战在战略上的隐蔽性已经不再存在。在解放平壤后，中央决定发起新的攻势，打过三八线。政治目的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首次对决中，表明新中国在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
    而这次战役在军事上是极为勉强的。当时入朝部队经过此前的两次作战损失很大（宋兵团因之在咸兴地区集体休整），补给困难、粮弹两缺，人员没有得到补充。其中，“国内运来的粮食只能满足最低需求的四分之一”（15）。如116师“全师平均减员28%，其中步兵团减员30~38%”，到“临津江战斗时，该师及加强部队总兵力为9840人，各种火炮86门，防坦克武器33门”（16），距编制数相差甚大。
    但是，彭总最终毫不迟疑地服从了中央的政治战略决策。
    志司将突破位于汉城以北75公里临津江的战斗任务，交给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曾被评为“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17），即原东野二纵五师、第39军第116师（师长汪洋、政委石瑛），而39军担负整个从元堂里到石湖一线突破临津江任务。
    汪洋师长决定，将突破口选在敌人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对岸悬崖林立的江湾地域。原因是（东段）新岱至土井段，临津江向南弯曲，便于对敌两翼火力形成交叉封锁，两岸为起伏地形，南岸是高达10米的悬崖峭壁。经过战前充分准备，志愿军在十来分钟内，即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的江防阵地，“毙伤俘敌1049名，缴获各种炮32门，各种枪289支，汽车4辆”（18）。此战，事后被时任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认为是“可以打满分”的一次陆军师进攻战斗。
    随后，39军势如破竹，攻下已被李奇微下令放弃并破坏了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的南朝鲜首都汉城。该军因此成为我军唯一解放过两个国家首都的功勋部队，全军前出至三七线。

    个人认为，这次战斗能够得到我军“军神”如此高的评价，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116师各级指挥员深入细致的战地勘察
    在战前一周多的时间里，“副师长张峰、346团团长吴宝光、政委孪风如，师参谋长薛剑强、347团团长李刚、政委任奇智，分别带领营连排长反复侦察”（19），师长汪洋甚至直接发现了敌方阵地前悬崖上的“雨裂沟”，从而选定了“突击连可以利用的4条攀爬通道”（20）。在此基础上，师指挥部制订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
    此前，经加强三个专业分队（炮工侦）的该师348团，还提前两天从平壤出发，专门到预定作战地域执行突破临津江的战斗侦察任务。
    （二）严密的战场伪装举措
    为了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部队在构筑出发阵地（北岸数条“自然沟”）和进入阵地执行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并利用朝北地区的自然环境采取了严密的伪装措施。从而，化美军先进的空中侦察技术于无形。并提前一天一夜“将7500人的部队和70多门火炮，潜伏在距敌人150~300米的地段”（21）。
    （三）最重要的则是全师官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战役发起时间是时值严冬季节的1951年新年的除夕（1950年12月31日16时40分）。此时临津江已经封冻的一百多米江面，早已被敌军火炮炸烂。因此，志愿军突击队官兵是在缺少有效防寒防冻装具的情况下，淌过在齐腰身、混杂着浮冰冰凌、湍急冰冷的江水，徒步冲过江面的。上岸后，这些四肢失去知觉、外观看上去像“圆木”般的冰人，完全凭借人的意志，迎着南朝鲜军的火力点英勇冲锋，这让美李军心惊胆寒、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战后，116师所属第346团一连、四连，第347团五连、七连，均被授予“临津江突破英雄连”荣誉称号。其中，位列国庆70周年阅兵荣誉战旗方队的“临津江突破英雄连”，就是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7连（22）。
    此战，志愿军炮兵部队集中了86门火炮，以直瞄射击的方战斗式直接支援步兵作战，以致战士们喊出了“炮兵万岁”的口号。“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炮兵，为打开突破口起到了重要作用”（23），也“是志愿军入朝以来，集中火炮最多的一次战斗”（24）。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前的1950年12月4日，经斯大林出面协，两军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洪学智任副司令员；人民军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禹任副政委（25）。这样，当对人民军行使指挥权时用的是“联司”名义，而志愿军部队仍由“志司”自己直接指挥。
    战役发起前，志愿军部署在前线的部队共有除宋兵团外的六个军，此外，还有战力有所恢复的人民军三个军团（第1、第2、第5军团）参战。后者主要是以南方撤回的三个师级单位为骨架，经补充新兵扩编组建而成的，约有七万人。
    中朝两军部队混编为左、右两个纵队，分别由42军军长吴瑞林和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指挥。左纵队由第42军、第66军、炮兵44团和人民军第2、第5军团组成，右纵队包括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50军、炮兵6个团和人民军1军团（26）。我军总兵力共30余万人，其中志愿军23万多人。
    在朝鲜半岛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部署了一条从临津江至三八线的“总战线”，将其13个师（其中南朝鲜伪军八个师）、另3个旅，共20余万兵力，布置在横贯半岛正面250多公里、纵深60公里的战线上。并组成两道基本防线，即西起临津江口，经汶山里沿三八线至东海岸襄阳的A线；西起高阳，经议政府、加平、春川、自隐里至东海岸冬德里的B线。此外，在B线至三七线之间，还有三道机动防线（27）。此外，辖有美陆军第3、第7步兵师和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美第10军在朝南后方整补，并正式接受李奇微的指挥。
    1950年12月31日17时，西线志愿军按计划向敌防线发起全线进攻。经过我军两天一夜的穿插追击，左翼被纵深包围、处于背水一战不利战场态势的美军弃守汉城。1月4日中朝军队光复汉城，8日我军全线进抵三七线，同日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结束。
    通过这次战役，我军粉碎了美国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和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战略企图。此役共歼敌1.9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南朝鲜军），中朝军队伤亡仅0.85万人（其中志愿军伤亡5800余人）（28）。李奇微对此哀叹道，“真没想到中国军人在这片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元旦攻势”（29）。
    接替因车祸身亡的沃克，此前美陆军副参谋长、陆军空降兵师长出身、担任美第八集团军兼“联合国军”陆军司令的李奇微中将，很快发现了志愿军的作战特点。即其所概括的“礼拜攻势”和“月亮攻势”，并从中发现了我军在美军航空优势下存在的后方补给困难这一致命问题，进而发明了“磁性战术”。美军这一“狗皮膏药”式的新战法，对志愿军在随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六、汉江阻击战
    在弃守汉城21天后，1950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1、第3军团，共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30）。
    战前志愿军总部并没有第四次战役的具体计划，而是准备在包括汉城在内的三八线地区休整两个月，待国内新兵团到达后再发起新的反击作战。因此，当李奇微忽视发动“霹雳行动”时，于志愿军而言是仓促应战并且异常被动的。
    从下面这个事例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次战役开始时我军有多被动、多仓促。战前中央军委依照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在沈阳举办机械化战争训练班，入朝参战部队的军师团三级军事主官奉命悉数回国。然而，就在他们到达沈阳的当天美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批军官被迫于次日即刻返回朝鲜。因此，当汉江南阻击战打响的前几天，“梁大牙”们还在赶回部队的途中。而正在召开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也变成了四次战役的动员会。
    面对战场态势的瞬息转变，彭总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打退敌人的进攻。“西顶”，就是在汉城方向以坚守防御的作战样式，坚决顶住李奇微的进攻；“东放”，即同时将志愿军四个军秘密向东运动进行战役反击，待东线敌军（主要是李军）进入我军预设战场后予以消灭。迫使西线美军东移，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进而扭转战局。
    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指挥由第38、第50两个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组成的西线韩集团、由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指挥由第38、第39、第40、第66四个军组成的邓集团，以及由金雄指挥的第2、第3、第5军团组成的的金集团，即东线“邓指”部队，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邓指”在东线实施战役反击的前提是韩集团在西线进行的坚守防御的成功，即汉江阻击战，尤其是前期在汉江南岸组织的阻击作战，能够顺利地挡住美国人的攻势。

汉江阻击战最艰苦的战斗，发生在汉江南岸正面80多公里、纵深20来公里的战场上。志愿军第50、第38军通过顽强的战斗，以巨大的牺牲，粉碎了美军三天收复汉城的美梦。在这场血与火钢铁与意志的较量中，让美国人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这也为随后美国人在半岛看不到任何胜利希望的情况下，促使美方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奠定了军事战略基础。
著名作家魏巍，在亲临前线采访写下的战地通讯《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中这样写道，“敌人离汉城最近处不过十五公里，离汉江还要近些。美国侵略者的指挥官们早就可以从望远镜里看见汉城了，如果开动吉普车，可以用不到二十分钟。可是他们不是用了二十分钟，他们是用了九个多师的兵力，用了二十天的时间，用了一万一千多名暴徒的血，把这些银色山岭上的冰雪涂成了红的。可是他们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汉城，并不比二十天以前近多少”（31）。

    第50军首先“奉命在野牧里至安庆川40公里地带展开，依托修理山、帽落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地带，于敌主要突击方向上，扼‘京釜国道’咽喉”（32）。这是西线美军进攻汉城的主要方向，1951年1月25日开始的激烈战斗就此展开。
    第50军以一个不足三万人的步兵军，挡住美军两个机械化师、英军两个旅，共五万人的立体攻势（33）。
    战至2月7日，第50军奉命除留少数兵力扼守汉江南岸部分要点外，主力撤至江北继续防御。自军主力撤至江北后，留在汉江南岸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扼守广州、二圣山等阵地，顽强防御10昼夜，大量杀伤敌人，圆满完成任务后于17日撤至江北归建（34）。
    1051年3月15日，第50军完成汉江两岸防御任务后，奉命撤离前线，于4月中旬回国整补（35）。
    战役开始不久，“志司”即通报了第148师的防御作战经验。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了第50军特别是第148师，以及坚守帽落山的第443团、坚守修理山的第444团、坚守白云山的第447团（36）。
    从1月25日至3月15日，“第50军在汉江两岸50昼夜的防御战中，毙敌1.1万名，俘敌61名，缴获各种枪支1800支、汽车17辆、火炮34门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击落击伤敌机15架，击毁击伤敌坦克和装甲车40辆、汽车20多辆、牵引车10辆，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钳制了敌主要进攻集团”（37）。

    如此辉煌的战绩，都是我军官兵不畏强敌、不畏艰险、流血牺牲换来的。在50军所辖的三个师九个团中，有一个师四个团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彰，其中经志愿军总部批准，第447团被授予“白云山英雄团”荣誉称号，第443团4连、第444团4连、第445团8连、第447团3连、第448团4连、第450团7连，分别获得“能攻能守第四连”“修理山连”“英勇顽强连”“浮里岛连”“东鹤山连”“战斗英雄连”等荣誉称号（38）。
    时任第一四八师副师长戴天翔记录了一组震撼心灵的数据：“在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全军与阵地共存亡的分队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都打光了!入朝时全军3.3万余人，经过一至四次战役，减员10033人!”“浦绍林连上阵地的148名指战员，只撤下来28人。林家保营加上配属分队近千人，林营长伤愈归队经清点后发现，本营干部战士仅剩40来人。孙德功营血战白云山后仅剩88人。‘英雄机枪手’田文富所在营也只剩50余人”（39）。
    由原国民党在东北的滇军部队60军起义后改编的志愿军第50军一战成名，自此进入解放军主力部队行列。1964年，当叶剑英元帅准备前往第50军视察“大比武”时，朱德总司令特意叮嘱：“五十军是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建设好!”（40）

    七、砥平里之战
    在此时的东线，邓集团首先面临是围歼已推进到横城以北的南朝鲜军三个师及美军部队，还是进攻“位于横城以西、杨平以东、南汉江以北”，作为中线美军作战枢纽的砥平里，这两个战役打击目标的艰难选择。经过数次反复权衡，依据十大军事原则，邓华最终决定先行进攻战斗力较弱的李伪军。
    1951年2月11日17时，志愿军发起横城反击战，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邓集团及金集团“经过35个小时激战，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三个团全部及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共1.2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其中南朝鲜士兵7100人，美军500人）”（48）。
    邓华随后决定，由39军119师师长杨国夫统一指挥包括119师在内的六个团（115师343团、344团，119师356团、357团，120师第359团、第126师第376团），以“野战方式”打下此时实际上由美军一个加强团（美军步兵团编制是3700余人）防守的砥平里。志愿军参战部队，包括随后参加战斗的两个团（第126师第377团、第378团），共八个团。
    此时的志愿军部队已是连续作战四个多月、参加了四次大规模作战，没有得到兵源物资补给和有效休整的疲劳之师。

    以第40军为例，“入朝参战时，部队人数为48357人，第四次战役参战人数仅为28618人。而第125师，第一次战役参战人数为13231人，到第四次战役参战人数仅为8149人”（49）。
    其中，125师所属三个团的参战兵力分别是：
    第125师第一次战役第四次战役减员人数减员率
    第173团 3335 1615 -1720 51.57%
    第174团 3257 2018 -1239 38.04%
    第175团 2887 2035 -852 29.52%
    合计 9470 5668 -3802 40.15%
    全师 13231 8149 -5082 38.41%
    【注】此表未统计师直属队的情况，应该就是后两栏的差额。
    由此可见，到第四次战役时，志愿军参战的各团兵力，仅为第一次战役前的1/2到2/3。因此，参加砥平里战斗的每团大约在1500~2000人左右。加上配属部队，志愿军砥平里参战总兵力大约在1.5万人（50）。

    砥平里是坐落在一个小盆地中的小镇，这个山区盆地的直径约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其中地理标高297米的望美山位于南面，西南、西北、北面、东北的制高点分别是248高地、345高地、207高地、212高地（51）。
    守军是美军第2师第23团（团长保罗.L.弗里曼上校、3324人），法国营（1017人），野战炮兵37营（18门105毫米榴弹炮、669人），第507炮兵营B连（6门155毫米榴弹炮，178人），第82自动高射武器营B连（共16门两型高炮、158人），一个坦克中队（21辆M4谢尔曼坦克）及其他勤务分队，合计5719人，即近六千人（52）。
    其中，这个法国营主要是由法军“外籍军团”，就是打仗时不戴头盔，“头上只扎一个红色头巾”、总喊着“卡莫洛尼”的一群雇佣兵组成的，辖1个指挥部连、3个步枪连和3个重武器连，此时还指挥一个南朝鲜连。营长拉尔夫·蒙克莱尔，原本是法国的陆军中将（外籍军团监察长），为参加这场战争而自愿将军衔降为陆军中校。

    此战“志愿军共计伤亡3300余人”（55），其中第40军参加进攻的三个团就伤亡1830余人，359团三营官兵几乎全部伤亡（56）。另据“据美军统计，志愿军没来得及带走或掩埋的战场遗尸有4千多具。仅法国营和美23团就在阵地前收集掩埋志愿军遗尸4689具，另有被炮火炸碎的尸骸无法详细统计”（57）。
    “砥平里战斗是朝鲜战争的第三个攻防转折点。砥平里之战标志着志愿军战略进攻大规模、大踏步、大纵深运动战的结束，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相持阶段（即将）来临”（58）。
    此后美国人也开始敢于固守孤立的点阵地，不再如此前那样，一旦两翼被分割陷入包围后即苍黄撤退，这对美军而言颇具战略意义。战后美23团和法国营，还因此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颁授的“优异服役部队嘉奖令”。

    经过上述两次作战，1951年2月17日始，志愿军及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一线、北至三八线地区部署了三道防线，以掩护国内第二番作战部队的开进集结并进行反击准备。
    从3月10日起，第一梯队各军逐步向北转移，第二梯队继续进行运动防御，14日晨，我军主动撤离汉城。至31日，中朝联军部队全线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
    4月15日，新入朝的志愿军第3、第19兵团分别进至三八线附近地区完成集结，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重返前线。到21日，志愿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64）。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历时87天，毙伤俘敌7.8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完成防御任务，赢得时间，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志愿军伤亡4.2万余人”（65）。

    八、铁原阻击战
    这场关系到此时志愿军命运的战斗，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的末期。
    在这次持续十三天的战斗中，第63军力挽狂澜，两万多官兵用简陋的步兵武器成功抗击了武装到牙齿、以美军为主体五万多联合国军的进攻，把范佛里特挡在了铁原城以南，为东线志愿军主力部队转移到铁原以北构筑新的防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铁原阻击战的参战部队，在历史的重要关节点，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6）。

    第五次战役是运动战时期，我军参战部队最多、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惊险的一次进攻战。在《彭德怀自述》中谈到，老总当时最大的担忧就是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准备进行的“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战争企图，为了挫败敌军这一阴谋，志愿军提前发起了进攻。
    此时，彭总已经拥有的“中朝两军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其中志愿军95万，包括77万作战部队）。其中志愿军第一线作战兵力，已有三个兵团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和三个地面炮兵师、一个高炮师，共54万8千余人，连同人民军第一线三个军团，前线作战兵力已近70万” （67）。其中包括新入朝的我“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辖第63、第64、第65军），第3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兼副政委王近山在陈大将因病未能入朝期间代行部队指挥权，辖第12、第15、第60军）和已恢复战力的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辖第20、第26、第27军），以及志愿军总部直辖的最早入朝的四个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而此前在汉江阻击战损失巨大的第38、第50军已奉命回国休整。“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国内部队抽调的12万补充兵（其中4万老兵）也已经全部到达”（68）。另“以志愿军三个军位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人民军两个军团位于淮阳、沙里院地区，分别担任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69）。
    在战役指挥上，这次战役区别于前四次战役的最大特点是，志司不再直接指挥到军，实行志司→兵团→一线各军的三级指挥架构（指挥链）。这次战役主要围绕半岛的“中部走廊”展开，其位于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有华川、春川、洪川、横城、原州、策川等城镇。
    “联合国军”方面，包括美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1、第、第3军团及仆从国的部分队（其中出动旅级建制的有英加土三国、营旅级建制的有法比澳新菲希埃塞等七国）。其第一线兵力为12个师另2个旅，第二线和后方兵力为5个师又1个旅及1个团。以美骑1师、美空降第187团及南朝鲜军第2师为预备队。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我右翼杨兵团第63军成功突破临津江，第187师（师长徐信）在雪马里歼灭了英国第29旅格罗斯特营（英“双徽营”），生俘63名英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刘光子就出自这里。但随后在白天渡江的第64、第65军五个师、六万多人，“拥挤在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美1军队属炮兵、美海军在西海岸的军舰舰炮和美远东空军）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第64军也打出了著名的“道峰山英雄支队”并“突入敌纵深达25公里，严重威胁‘联合国军’侧后”。左翼宋兵团“歼灭美第24师、韩6师各一部”，并指挥指挥的第39、第40军分别“前出至‘三八线’以南沐洞里地区”“华川以南原川里地区”“胜利完成战役割裂任务”。然而，中央王兵团的突破不太顺利，并在“在哨城里、宝藏山、永平地区等地与敌形成对峙”。
这样，志愿军“连续作战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打开战役缺口，对西线‘联合国军’翼侧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同时战士自身携带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主力遂于4月29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阶段作战。此阶段作战，共歼敌2.3万人”（70）。将敌军从此前占领基本覆盖三八线的“堪萨斯线”，击退到其以南的地区。

    为了实现消灭美军三个师的战役决心并扩大战果，彭总根据此时战线呈现出“呈西南向东北斜线态势”的特点，决心将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打掉东线突出的南朝鲜军主力（位于县里地区的第3、第5、第7、第9师以及首都师和第11师）。
    从5月16日黄昏开始，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歼灭大量敌人，多支部队突入敌军纵深，其中第12军第31师第91团（团长李长林、政委张士诚）甚至一直插到了三七线以南位于下珍富里以北三巨里东南的兄弟峰地区，并正准备攻打南朝鲜军第三军团的指挥部，就是那个不久之后被美国佬作为“客人”直接“解散”人家主人家的部队。
    此时，“中朝人民军队经过连续作战部队相当疲劳，前线各军大部已断粮，继续进攻已有困难。加之战役未消灭美军师、团建制部队，为保持主动，使主力休整，遂于5月21日停止进攻。第二阶段作战共歼敌2.3万余人”（71）。5月21日，志司下达了前线各军迅速后撤，转向三八线附近进行防御的命令。“决定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为掩护主力转移和休整，各兵团留１个师至１个军的兵力，进行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72）。

    开战前，正当美军的“勇气行动”还进行中时，因超越美国军人的政治规范，不断叫嚣扩大战争规模的“战争狂人”麦克阿瑟，被杜鲁门以一种颇为羞辱的方式撤销了其在海外的一切职务。
    同时李奇微被任命为远东盟军总司令、远东盟军陆军司令、美驻日占领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他随即推荐，因马歇尔将军把一位同名醉鬼与本人搞混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让美军第29师在瞬间“苏醒过来”、在希腊剿灭了游击队的西点校友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接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此时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愈加成熟，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其实就是学习我军的迂回穿插战术，运用坦克、炮车并搭载步兵组成营连级的摩托化“特遣队”，如美骑1师骑7团突击队、美25师“德尔温”装甲支队、美10军“牛曼尖兵”特遣队，“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分）多路向我实施反扑”。敌利用志愿军回撤途中战线上的空隙深入到我后方，“造成了我军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中部战线出现了一时的混乱”（73）。
    这给我军在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和损失。到5月24日，“12军军部和下属2个师、27军主力和60军180师被美军截断在三八线以南”。然而，除180师大部损失外，其他的老部队都顺利撤了回来。
    这就是铁原阻击战发生时的军事背景。

    铁原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地处山地丘陵地带，是江原道铁原郡治。有三条铁路在此交汇，分别向南通向汉城、北方的元山和东边的金刚山。这里毗邻三八线，也是前出三八线便捷的交通枢纽。往北是一马平川的平原，非常适应美军装甲部队作战。附近的物开里是战前志愿军最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志愿军总部空寺洞距此不到50km。
    在李奇微发动“撕裂行动”的次日，彭总即准确判明了范佛里特的主攻方向，直接电令在战役前期打得十分惨烈而奉命先期撤回后方休整的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南进至铁原城南构筑防线坚守15天，以保证大部队转移并构建新战线。
    老总给杨得志兵团的命令是“死守铁原15至20天”（74），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不惜拼光63军，也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让美军进入铁原城。志愿军总部指示兵团，“你们应令第187、189两个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188师一部在铁原志司指定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188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做坚决战斗的准备”（75）。据总部军官后来回忆，在这些日日夜夜的每个晚上，彭总都在距铁原不到50公里的空洞寺总部长时间默默无语眺望南边的战场，人也变得格外憔悴。

    入朝前西非野战军第19兵团部署在西北地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作为志愿军的二线部队，经陇海-津浦线输送到山东曲阜地区，进行整训并换装苏式武器。其间，总司令曾亲自前往此地看望部队官兵。
    第63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野战军三纵，首任司令是著名战将郑维山（时任19兵团副司令）。“在解放战争中是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头等主力部队，其师级以上干部都是作风过硬的红军干部”（76）。经在东北补充新兵（其中翻身青年农民占到了部队员额的1/3）后，部队齐装满员，有4.2万余人。经过前期作战，进入铁原防区时全军约2.4万人（其中189师1.4万人）。
    “铁原阻击战是63军军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77）。军党委要求“全体指战员勇于挑重担，勇于打恶仗，不叫苦，不叫累，不怕孤军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上，要机智勇敢，活在阵地上，战斗在阵地上，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78）。

    在链川、铁原地区宽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我志愿军面对的是作为联合国军进攻右翼的美骑1师、美25师，英28旅、29旅和南朝鲜第1师，加拿大旅等部（79）兵强马壮的五万余人。
    对此，傅崇碧将军的战场布势是将部队摆成“倒品字”型，其中右翼是以种子山为核心阵地189师、左翼是以高台山为重点的188师，187师位于二线。军部决心“集中兵力兵器于中央防御地段，在第一道阵地阻敌10天，在第二、第三道阵地节节抗击阻敌5天以上，‘无军命令，不准撤退’，坚决完成志愿军司令部赋予的任务！”（80）。
    189师政委、代师长的蔡长元将军所部，在战斗打响后首先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他针对美军一贯采用的逐次推进、绝不暴露侧翼的战术特点，发明了一种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撒豆为兵”的新战术。即将所属部队以营连排为单位，在防御正面分散形成了两百多个“钢钉”式阵地（有的阵地甚至只有一个班）。目的就是在减轻敌火力杀伤效力的前提下，尽量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他将此谓之“舞动的链条”。
    前沿部队“在若干个点，布置三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以前线战士中的党员为中心、老兵为骨干，带动新兵”（81）以坚决落实这一战法。这完全依赖于志愿军官兵的革命觉悟和牺牲精神，是以血肉之躯作为一颗颗“钢钉”，面对“联合国军”不间断呼啸而至的250~500磅航弹和“范佛里特弹药量”下大口径榴弹炮炮弹带到的绝对火力优势。
    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当傅军长询问蔡师长有什么需要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请你们建筑好第二道防线”（82）。蔡长元师长率领全师成功地在种子山坚守了四天，撤下阵地时部队只能缩编为一个团。随后“撒退到链川北15里的瓦草里、道新里，布置新防御阵地”（83）。清瘦的蔡将军在这场战斗身负重伤，身上未能取出的11块弹片，伴随了他随后的整个人生岁月。

张英辉师长的188师也是这样。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使美军重兵驻足在563团（团长马兆民）坚守的高台山阵地前，始终难以逾越，8连连长郭恩志再立奇功。1连2排剩下的最后七名勇士，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在副排长李炳群的带领下，高喊着“胜利属于我们，祖国万岁！”毅然跳下悬崖。其中翟国灵、侯天佑、罗俊成三人被崖下的树枝托住得以生存，“带伤穿越敌人的封锁，一步步爬回了自己的部队，其他五人壮烈牺牲”（84）。

    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63军即将完成任务的前一两天。
    美第1军军长“大虾”在正面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决定组织一支“机甲部队”，计划通过一个名叫内外加的村庄（现在韩国的内加德、外加德两个村）旁的孤山（地名）迂回到我军侧背，以打破这一僵局。188师564团团长曹步墀将全团最能打的五连，放在这个两百来米高的小山包上并炸毁附近水库，这七十多名指战员使米切尔寸步难行。
    在美军快要接近铁原城时，在6月9日的傍晚，傅崇碧指挥队属炮兵和总部加强的“喀秋莎”火箭炮营对美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从而再次赢得了一天宝贵时间。
    此战，63军“共毙伤美军1.5万余人”（85），第187师第561团3营被63军授予“守如泰山”锦旗一面。

    第63军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转移阶段，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联司）部署执行防御任务的部队有志愿军的64军、63军、26军、20军、15军，后又补充65军共六个军，人民军的第5、第2、第3军团”，此后还有“在后方执行建立防御体系任务的志愿军47军、42军、26军、20军、27军”（86），其中，第20军在华川地区、15军在芝浦里地区同时执行阻击任务。
    从1951年5月27日~6月10日，经过十三天血与火的拼杀，当63军撤到伊川休整后，部队伤亡很大。“其中第188师563团入朝时的兵员为2700人，但在铁原一战后只剩下了266人”（87）。经测算，战后“63军全军还剩14000余人”（88）。随后，志愿军总部给受伤苏醒后对彭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兵”的傅崇碧军长补充了两万人，其中不少是老兵。其中“给一八九师补充第一野战军1个建制营和新兵4843人，全师基本满员”（89）。
    此时正准备回国汇报工作的彭总，临行前亲自前往部队驻地看望这些九死一生的官兵。一向严肃的志愿军统帅，向这些衣衫褴褛、手握弹仓空空武器的勇士们，讲了令官兵们终生难忘的一句话：
    “祖国感谢你们！我彭德怀感谢你们！”

    5月27日，中朝人民军队迅速将志愿军第63、第64、第15、第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的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组织防御。28~30日，第65军、第20军分别向进攻涟川之美第1军、进占华川地区之美第9军实施反击，各歼其一部并收复华川。
    6月1日，志愿军第47、第42、第20、第27军开始于新幕、伊川、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纵深防线。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军阻于“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90）。
    此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共投入了十五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50天，毙伤俘敌人8.2万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时的被动局面，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经过这次较量，“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被迫接受停战谈判（91）。我军各级指挥员也从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抗美援朝战争军事属性的理解，进而开始适应这场现代化战争并逐步转向主动。是役“我军亦付出相当代价，战斗减员达8.5万人”（敌我伤亡对比1：1.038）（92）。
    后来，毛在总结此次战役的失误时曾经说过，“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但又不能负全部的责任”，还少有自责地讲，这场战役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93）。

    九、三巨里突围
    当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政委刘暄）被敌阻隔在战线后方时，赵兰田师长，就是1962年我军组建空军第15空降军时的首任军长，果断决定率第93团在束沙里以西地区就地阻击敌人（此时92团已改由34师指挥），等待远在南方近100km的第91团归建，“然后全师集中向后转移”（94）。同时命令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着师参谋长林有声的急信，深入敌后，南下去寻找这个师的主力团。
    当带领两个警卫员、由人民军一位朴姓排长作向导的枫亭历经艰险终于孤身一人（其他三人都牺牲在途中）找到李长林时，他发现这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正在准备进攻南朝鲜第三军团指挥部”（95）。而事实上，该团已经被敌合围于下珍富里以北的三巨里地区。
    在这个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孤悬敌后，“情况不明、地形不熟、粮弹缺乏、伤员较多”的危急时刻，李团长决定按照师首长的第二方案（从下珍富里向东北迂回，寻找间隙从东海岸北返），伪装成南朝鲜军，带着这支一千多人的部队，出奇不意地先向东进入山地丛林地区，然后在剑山地区折向北方，渡过南汉江，翻越雪岳山，穿越朝鲜东海岸，经过七天七夜，最终同师部会合。还顺便带回了119个南朝鲜军俘虏（96）。彭总随即任命李长林为第31师副师长，此后李长林在上甘岭战役再次打出了志愿军的雄风。
    我军权威资料对此是这样评述的，“全团官兵团结一致，不畏艰难，途中且战且行，先后歼敌1个连，击溃1个营，并以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补充自己，粉碎南朝鲜军的前堵后追，带着全部伤员从敌后90余千米处安全撤出，最终（于5月29日）突出重围，在文登里与师主力会合”（97）。

    李长林的这一壮举，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彭德怀元帅在战后的有关会议上讲过“12军那个91团，脱离大部队一百多公里，孤军深入。为什么这个团能够完整地撤回来？就看干部是不是坚强有力”（98）。
    洪学智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12军31师91团是一支红军老部队，素质好。在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孤军深入敌后最远，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干部坚定有力，带领部队在缺弹断粮的情况下，带着伤员，押着俘虏，突破敌人的包围，终于全团完整地撤了出来”（99）。

    @dragon-1 2021-07-20 22:08:53
    上甘岭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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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快了凡事有个顺序的哦

    第12军的前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二野六纵，司令就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大杨湖决战时讲出“我们6纵坚决打！打到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这般豪言壮语，被总设计师称为“敢打硬仗，很猛”（100），在进行二野战史编撰时被评价为在整个野战军战功最大、二野最艰难最重要的仗都是他打下的著名战将王近山。
    据说，他也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主要原型。
    “强将手下无弱兵”。突破得最远、孤悬敌后的这个红军团，就这样齐装满员，未受损失地成功突了出来——撤退作战，是最能体现出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和部队的战斗力的。

    然而，一入朝就对兵团所辖的九个师中，让王近山心中没底、由山西新部队升级的那个180师，却真的就在此时出了大事儿。
    当然，从事后最高统帅甚至直接面询兵团一位作战参谋的详尽调查的情况看，这并不是3兵团或60军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进入第二阶段后，部队调动频繁，如将3兵团的主力12军调给宋兵团，王近山只得调60军的179师（即临汾旅）和181师去应急；搞得韦杰手里此时只剩下一个180师承担整个60军掩护兵团撤退、掩护八千伤员转移的使命；加之代师长郑其贵此前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军事业务不是其本行，其坚定的党性与敌情急剧变化的尖锐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综合造成的。
    从中我们需要是不断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从而在这些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中不断提高自己。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此刻更应该讴歌的是那些在不利战况下，始终坚贞不屈的勇士们——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功臣、人民的英雄！

唯一被俘的志愿军师级干部，第180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吴成德，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杀掉战马，选择同伤员留下来一起突围；在美李军的重重围困中，他带着幸存的数十名官兵在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南朝鲜打了一年的游击，最后被美军士兵击伤头部而被俘；他在战俘营坚持斗争，最后拒绝“甄别”同六千多位战友一起返回了祖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有21839名官兵被俘，“其中连排级军官608人、营级干部32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101）。战后，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14235人被运往台湾，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102）。吴成德，就是其中坚持革命信仰、在残酷战争环境下始终坚贞不屈的杰出代表。

国防大学徐焰将军认为，其中真正自愿到台湾者只有约三千人。
他对此的分析是：在2.1万名志愿军战俘中，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确实占70％左右。但是，这些人大多数也是出身于贫苦家庭，被解放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教育，共产党又给他们的家庭分了土地。因此，在政治上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同时也思念祖国和家乡，内心是愿意遣返的。至于真正的“不愿遣返”的“反共战俘”，据后来归国人员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分析，大约有3000人左右。……还有1.1万名左右的战俘属于“态度摇摆者”。原因是，他们一方面愿意回国，一方面又心怀恐惧，特别是害怕以暴力控制了战俘营的败类们的恐怖行为。他们身上又被败类们强迫刺上了“反共抗俄”一类字迹，不少人还屈从于威胁，在美方和台湾特务炮制的文件上签过字。所以，在生死考验面前未能坚定地表明回祖国的愿望。在后来的解释工作被破坏时，这些人绝大部分被迫去了台湾（103）。

    十、上甘岭战役
    即使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国内外权威人士仍然还是无可置疑地公认，上甘岭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下面两个事例，应该可以集中证明这一点：
    1961年，在那个共和国多事之秋的岁月，当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作为我军战略预备队的首个空降军并提出三个陆军军供时任空军司令选择时，刘亚楼毫无迟疑地选择了当时隶属于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第15军。原因就在于刘上将坚信，这个军在上甘岭打出了我军震撼全世界的威名。因为，“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军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104），部队的新番号就是“空军空降第15军”。
    组建之初，这个空降军辖有第43、第44、第45三个空降兵师。其中，第43空降师由原空军伞兵师调入，第44、第45空降师是对原陆军第44、第45师进行改编而成的，全军共18810人。另外，1962年4月，“空军将（运输航空兵）空13师划归空降兵（兵种领导机关），并以空13师原属运-5独立大队为基础，扩编了一个运-5独立第6团，直属15军建制”（105）。时任陆军第15军军长赵兰田、政委廖冠贤，分别出任为空降第15军的首任军长与政委。

    经历了这场“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的第15军首任军长秦基伟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106）。
    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107）。
    上甘岭的英雄们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也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长影厂拍摄的电影《上甘岭》，尤其是影片插曲《我的祖国》而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到了1952年夏秋，经过残酷战争锤炼并逐步换装苏式装备的我志愿军，把在朝鲜半岛的战线基本稳定在了三八线的南北地区。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心，也逐步转移到军事斗争和以停战谈判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斗争并行的两个方面。
这样的战略态势，让作为当时“自由世界”老大的美国佬非常不舒、也不甘心。为了挽回在国际社会的颜面、在停战谈判取得有利地位并捞取再大利益，他们希望继续通过战争的方式打破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的僵局。同时改变“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人员惨重的伤亡”（108）的不利战场态势。

在美方1952年10月8日宣布“无限期退出谈判”，六天后美军即发动金化攻势，进而展开“摊牌行动”。这一天，也是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这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
现在我们大都知道，由当时在朝作战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指挥的美第9军（军长詹金斯中将）制定，并经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批准的这个作战计划，起初只是“第8集团军准备用两个营的兵力，（其中）1个营来自（美）第9军第7步兵师，1个营来自韩国第2师，在16个炮兵营280门火炮和2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以5天伤亡200人的代价，占领三角岭及狙击手岭”（109）的一场规模极为有限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五圣山主峰以南的这两个连级阵地上的战斗，最终不受美国人的意志主导而发展成为战役规模。
    “根据志愿军作战条令规定，军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110）。邓华副司令敏锐察觉到此时“敌人成团成营的向我阵地进攻，是用兵上的错误。要利用敌人的错误，造成美军大量人员伤亡”（111）。
    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先后达到“3个师又1个团，火炮133门及工兵营、担架营等，总兵力达4万余人”，包括第15军五个团、12军四个团，共九个团（第45师135团、134团、133团，第29师86团、87团，12军31师91团、92团、93团和34师106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112）。
    而在“联合国军”方面，则“先后投入3个步兵师的8个团又2个独立营和空降兵1个团，火炮324门，坦克181辆，飞机约100架，总兵力6万余人”（113）。其中包括美第7师三个团（31团、32团、17团）、南朝鲜军第2师三个团（17团、第31团、32团）和第9师37团，以及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共七个团另两个营。

“美军先后在上甘岭前线部署了16个炮兵营、3个炮兵连、8个坦克连，共计310门大炮和30余辆坦克，还有超过3000架次飞机的轰炸，在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航弹”（114）。“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炮弹爆炸。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岩石坑道也被炸短了三四米”（115）。

战役最终的结果却是，已经陆续配发了M-1951式防弹背心的美军，在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全部常规兵器和以超常规的“范佛里特弹药量”（其弹药基数的五倍甚至没有上限）作为支撑的强大炮火下，志愿军不但在地表“人仿佛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的阵地战和地下“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的坑道战中，守住了这两个前沿阵地，同时还给敌军造成了其难以承受的兵员伤亡率，并让其付出了巨大的物资消耗。
“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116）。在美国西点军校的纪念馆，至今还摆放着537.7和597.9两个高地的沙盘模型，上甘岭战役仍旧是其教学的经典战例（117）。

五圣山位于金化、铁原、平康三角地区的中央，是朝鲜中部的绝对制高点，南距三八线约30公里。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这里就可以俯视“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相反如果美军占领五圣山就将从中部突破志愿军防线，从而危及到我军整个战线。
战前，受第3兵团指挥的第15军（军长秦基伟）的任务是防卫金化以北的五圣山地区，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多公里的道德洞。据说，彭总在志愿军总部向秦军长当面交待任务时，异常严肃地对他说过，“谁丢掉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因为，五圣山向北至平壤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而我军无险可守，如此只得后退二百公里建立新战线。

上甘岭村，位于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主峰（海拔1061.7m）与志愿军前沿阵地之间的低洼地带。研究第五次战役作战部署的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就在此召开。战前的上甘岭满目青山，树木苍翠，左侧不远处树丛里，有一条从五圣山流淌下来的溪流，清晨日出之时，倒也有一番诗情画意（118）。不过，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在我军阵地的南面，与之相距1000m处还有个下甘岭村，但那是敌方的地界。

    这场战役，主要围绕战前由志愿军防守，距五圣山主峰东南4km的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约3.7平方公里的战术地幅展开。
    597.9高地，由两条分别呈东北向和西北向的山梁组成，被划分为编号为0~11的十二个阵地。其中，高地主峰是3号阵地，两条山梁的交汇处是9号阵地，其位于3号阵地以南，这是主峰的门户，也是表面阵地战阶段双方殊死争夺的一个焦点。最前沿的11号阵地位于东北向山梁的外侧。防守597.9高地的是志愿军第45师第135团（团长张信元）的9连和8连的一个排。
    由于整个高地恰似个V形，因此被美军叫做“三角形山”（三角岭），进攻这个高地的是美7师（师长史密斯少将，辖17团、31团、32团）。在美军撤出战斗后，由南朝鲜军第2师（师长丁一权，30团、第31团、32团）接防继续进攻。
    537.7高地，由南北相对、形同驼峰的两道山岭组成，主峰位于南山。其中，北山高地由志愿军控制而南山被南朝鲜军占领。因此，军史上常提到的537.7高地，其实只是志愿军控制的537.7北山高地。北山高地如同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上有在作战地图上分别编号为1~9的九个阵地，“从西到东依次是9号、3号、4号、5号和6号阵地；由北到南依次是1号、2号、7号和8号阵地”（119）。其中，最前沿的8号阵地与占据南山主峰的敌军只有50m的距离，这里“正好卡住了（美军）的咽喉”。北山高地由志愿军第135团1连防守。
    因为志愿军在战前开展的让敌军吃尽了苦头、给其造成重大伤亡的“冷枪冷炮运动”，美军将之称为“狙击兵岭”。进攻这里的是南朝鲜军的第2师（17团、31团、第32团、37团）。

    上甘岭战役开始时，担任防守任务的是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团长张信元）的两个连又一个排，敌人投入了七个营。
    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战场主要集中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附近进行。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由战斗发展为战役，由营、团规模发展到师、军规模”（120）。《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此写道：“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
    整个战役大致可分以为三个阶段。即，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坚守并反复争夺这两个表面阵地，15军部队转入地下坑道继续作战和由第12军李德生副军长指挥该军共四个团参战、实施全面反攻并最后收复这两个阵地。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割线大致是，1952年10月14日~20日共七天、10月21日~10月30日共十天、10月31日~11月25日共二十六天。

10月“15、16、17日，交战双方于上甘岭拉锯，上甘岭表面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其惨烈为近代战争史所未闻”“上甘岭战斗第一阶段，经过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四十五师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100多人”（121）。数天后，当军参谋长张蕴钰赶到45师师部时，“崔建功（向他）汇报部队伤亡已超过三千五百人，一三四团和一三五团总共只剩下二三百人，全师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营”，在这七天的时间里，“各连的伤亡都超过了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122）。于是军部决定，将正在同敌人争夺地面阵地的部队转入地表下面的坑道工事，继续抗击敌人。
20日，美韩军占领全部表面阵地。到了这时，敌军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南朝鲜军一个中校情报参谋，终于发现志愿军在那些反斜面阵地下面建有地下坑道工事这一事实！——他们这才搞清楚了“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怎么还会有人生存下来？”的奥秘！

在随后的坑道战中，尽管志愿军坑道的入口构筑在表面阵地的反斜面上，并能够得到我后方火力的一定掩护，但是在美军地空火力的严密封锁下，人员物资的补给异常困难，饥渴时刻威胁着官兵们的生命。在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高达90%。通往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山路上，洒满了这些官兵的鲜血，大量物资损失在路上，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有时后方运输员需要付出几条生命的代价，才能将一袋压缩饼干送进坑道。《一个苹果》的动人故事，就发生在严酷的坑道战阶段。

由于当时第15军还同时需要防御四面山方向美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在整个战役期间第44师（师长向守志）始终未动。不知《历史的天空》中的类似故事情节，是否来自于此？
在最紧要的关头，第15军直属警卫连的96人被派往增援597.9高地一号坑道，这是该军组建以来首次在作战中使用这个特种分队。连队在通过山脚下的美军炮火封锁区时遭受到重大伤亡，只有25人在副排长施冀春的带领下进入坑道。一直跟随秦基伟作警卫员的连指导员王虏就牺牲在运动途中，出发前军长还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他！

    11月5日，第3兵团（代司令兼代政委王近山）决定，组建五圣山作战指挥所（归秦基伟直接指挥）和炮兵指挥所，分别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和炮兵第7师师长颜伏，统一指挥15军29师、12军31师、34师的参战部队与在该方向上作战的我军所有炮兵。
    1952年10月30日，当“南朝鲜军再次攻占了537.7北山，在上甘岭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刻”，第12军部队开始参战。他们“是当战斗最紧张、最艰苦，（15）军二梯队已无法战斗时赶来参战的”（123）。当时，15军45师“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打光两次后重建，134团8连（上甘岭特功八连）打光三次后重建，伤亡人数达5600余人。29师参战的两个团部队也伤亡很大”（124），“连队干部伤亡65%以上，排级干部伤亡89%，班长伤亡则达到了100%”（125）。
    因此，在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同时闪烁着第12军的荣耀。

第31师91团团长李长生在战斗中发明了一种“车轮”战术，即将全团的九个步兵连，以连为单位逐次投入战斗，无论伤亡情况一律只打一天，连长则留下作为下一个连连长的作战顾问。这样既保持了部队作战的持久性和战场秩序，也为各个参战连队有效地保存了一批重建的“种子”。

在11月18日~20日的战斗中，106团三营沿用了“处处放兵，坚决固守，歼敌于阵前，不让敌夺我一地”的作战原则，打了三天寸土必争的消耗战。

    此后经军首长批准，武效贤决定改变战术。新战术的核心要点是：
    甲、下决心修筑阵地上已被敌军炮火完全摧毁的表面工事并改进被敌人炮火破坏的地下坑道（单兵掩体“猫耳洞”、屯兵坑和大小坑道），以便在敌十倍于我志愿军的炮火优势下，在运动和作战中有效保存部队的实力。在“边打边挖的情况下，战士们艰苦奋战了一个星期，在6号和1、3号阵地上基本完成了坑道与堑壕、猫耳洞相结合的防御工事。此时6号阵地的坑道已可屯乓一个连，3号高地亦可屯兵一个加强排，彻底解决了屯兵与作战依托困难的难题”（127）。
    乙、坚持灵活用兵原则，在有效杀伤敌人、保住核心阵地（2号、6号阵地等）的前提下，采取“集中兵力控制要点，不分兵把口，不死打硬拼”，“大小反击相结合，偷袭强攻相结合，有利就攻，无利则返”（128），不再坚持此前那种“每失必反”的战术指导思想。
    丙、灵活作战，不让敌人摸清我军作战规律，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丁、进行有效的步炮协同，在军炮兵和团属炮兵的直接支持下，进一步提高防御阵地的坚固性与稳定性。

从改变战法的那一天起，106团政治处干部股“主管全团人员花名册和副排以上的干部牺牲登记，书写革命军人阵亡牺牲通知书”的杜念沪干事，也是新婚不久的武效贤团长已有身孕的妻子就发现，“每天收到的阵亡名单上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少”（129）。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第106团最终完美地将此战“收官”，并于1952年11月25日，将537.7高地完整移交给15军29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回国后，武效贤升任34师副师长。并继王克勤之后，培养出郭兴福这样著名全军的典型英模。

    为了战斗的胜利，部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志愿军106团“1营投入战斗之前有700多人，但经不断补充后累计实际参战人数达2100多人”“1营1连战后在点名时，全连第一批上阵地的人居然只剩下2人，一个是战士冯希孔，另一个是炸断腿的副排长”（130）。
    与此同时，在“狡猾极了”的武效贤新战术的打击下，美军的神经最终崩溃了，再也难以承受这种“肉磨子”带来的战场人员伤亡。1952年11月28日，美第8集团军命令韩2师停止对志愿军537.7高地北山阵地的争夺，美军就此结束“摊牌行动”。
    “此战几乎在美国公布总统竞选结果的同时结束”（131）。

此后，一直到停战协定签字，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主动发起过任何一次营级以上规模的进攻。
第15军在上甘岭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和以45师134团8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两百余个”（132）。他们中还有特级战斗英雄邱少云（战士）、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排长）、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战士）、一级战斗英雄柴振云（战士）、在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接通被打断的线路的二级战斗英雄牛保才（战士）等官兵。

    在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的战斗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133）。其中在战史上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人，孙子明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这38位烈士中的第一人。
    “孤胆英雄”胡修道是31师91团的一名新战士。在597.9高地3号阵地的一次战斗中，从拂晓至黄昏，胡修道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韩军从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总共41次进攻，最后打到阵地上只剩下负了伤的胡修道。他毫不畏惧，英勇地击退了韩军多次进攻，一人就毙伤韩军280余人，创造了孤胆作战的光辉典范（134）。
    还有9连1班战士“孤胆英雄”高守余也是这样，靠着“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独自守住了至关重要的6号阵地。

在上甘岭英雄阵地上，“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7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135）。“阵地象被推土机反复耕耘过一样，黑秃秃一片。黑色松土上满是焦黑残缺的尸体和人体的残块以及破损的枪支碎片”（136）。
志愿军统计牺牲4838人、负伤6691人，歼敌25498人。而美军的自我统计情况是死亡365人、负伤1174人、被俘1人；韩军死1096人、伤3496人、失踪96人（137）。

上甘岭战役取得最终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在战前近半年时间里，第15军在阵地上共构筑了三百多条既能战能防还能屯粮储弹的坑道，总长近9000米。“坚不坚，一丈三”，便是军部对覆盖这些防炮掩体土层的最低要求，志愿军主坑道上的积土大都在4m以上。597.9高地“共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其中一号坑道是主坑道，也是最大的坑道。修建在1号阵地地表下方，顶部是厚达35米的石灰岩，全长近80m、高1.5m、宽1.2m。左右还各有一个“叉洞”，呈F形，坑道的两个洞口都向北朝着五圣山方向（138）。

坑道战成为志愿军消灭美军的有效战法。在战役最艰苦的阶段，部队撤入坑道保存自己，同时在坑道内外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用坚强的战斗意志，筑建起了上甘岭的“地下长城”。
例如，志愿军第134团（团长刘占华）第8连坚守在597.9高地1号坑道，与敌反复争夺14昼夜，8连大小反击80多次，歼敌1000多人，缴获机枪50多挺，自动步枪，卡宾枪606支，给敌人造成巨大的消耗，对后来的大反击发挥了巨大作用（139）。

在597.9高地坑道坚持时间最长的是丁鸿钧班长带领的134团5连4班。在战斗打响的头两天，这个班就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150余人而自己无一伤亡。10月15日下午，因弹药耗尽于退守二号阵地一个只有15m深的小坑道。他们依靠夜间从阵地收集的弹药、两箱饼干和坑道里储存的两桶水在坑道里坚持，一个连的美军对之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坑道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进行围困。坚持到第十天，在饥渴难耐的情况下，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经4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于27日晚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坚持战斗长达二十个日日夜夜。

参战的志愿军地炮部队，包括炮2师、炮7师，火箭炮兵第209团，第60军炮兵团，共11个炮兵营，计山野榴炮133门、火箭炮24门、迫击炮292门。还有主要掩护炮兵阵地的高炮部队，即高炮第601团、610团各一部，高炮独立第20营、第35营，计高炮47门（140）。
李长生团长有一天发现，美军部队于凌晨4时正在597.9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集结，马上联系总部配属给15军的火箭炮209团实施炮火急袭。4时30分，24门十九管90mm“喀秋莎”齐射，造成美军惨重伤亡，其当天的进攻，也直到正午才开始而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军“共发射炮弹40余万发”（141）。

秦基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1月5日）黄昏时分，在粉碎敌人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主峰阵地上空出现了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奇观。连续数日烽火硝烟遮蔽的天空，在浑浑沌沌的黄昏中倏然骤亮。那一瞬间，天宇间一片辉煌，桔红色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上甘岭战场。紧接着，一声奇异的爆炸声裂破了长空，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暴风骤雨般降下一阵燃烧着的金属碎片。原来是美军一架低空支援步兵冲击的F-51型强击机，居然撞上了我军地面低弹道弹丸，顿时粉身碎骨。那眩目夺魄的一亮，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再加上纷纷坠落的残骸正好落入敌阵，这使本来就胆战心惊的美韩士兵更加恐怖。

    经过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我军已经能够在美军技术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这一客观情况下，坚守住我决定要防守的任何阵地。此战之后，我军以军事筑城为特征建立起来的，以地下坑道工事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日臻完善，从而彻底解决了“能不能守”这个战略问题。
    到了1952年底，志愿军军事工作的重心，就放到了在巩固我正面战线的前提下，防范美军在我军后方、尤其是在半岛中部仅160km宽的蜂腰部可能进行的两栖登陆作战上。
    为此，志司专门组建了东、西海岸两个防御指挥部并以西海岸为主要作战方向，先后担任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司令的分别是邓华上将、朝先楚上将和梁兴初中将。

为此，志司专门同时组建了东、西海岸两个防御指挥部并以西海岸为主要作战方向，先后担任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司令的分别是邓华上将、韩先楚上将和梁兴初中将。

    十一、金城战役
    说到金城战役，就不能不先说到1953年夏季反击战。
    这场战役首先是场政治仗，即志愿军为配合我方在开城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而发起的军事行动。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谈判中，中朝方面形式上是以人民军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实际分为三线，并接受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上将的全权领导。
    1953年5月5日，在志司下达的关于夏季反击战役补充指示中强调，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144）。这次反击战分为三个阶段，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金城战役就是其中的第三阶段，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仗。
    这场战役对于最终促使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并提出相关政治保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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