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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原创】拼接成册的“夏商周年表”——从“武王伐纣”事件谈起[第1页]

作者:听伟哥讲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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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接成册的“夏商周年表”——从“武王伐纣”事件谈起

    文:伟哥

    一、五千年文明的史学依据

    问:中国第一个朝代叫什么?
    答:夏朝。
    问:夏朝到现在多少年?
    答:大约4000多年。
    问:夏朝之前呢?
    答:夏朝之前是五帝。
    问:五帝到现在多少年?
    答:大约5000多年

    这是目前的标准答案。尽管在历史细节上史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常说的夏朝有4000多年历史的依据是哪里来的呢?翻开相关的资料,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历史依据是来自《史记》和《竹书纪年》对上古历史的记录。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对上古三代及以上的历史,《史记》不但分别进行了叙述,同时还做了《三代世表》来做个更为简洁直观的表述。我这里将年表做个简单的记录如下:

    五帝时代

    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

    夏朝:

    帝禹、帝启、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皋、帝发、帝履癸。

    商朝:

    帝汤、帝外丙、帝仲壬、帝太甲、帝活丁、帝太庚、帝小甲、帝雍己、帝太戊、帝中丁、帝外壬、帝河亶甲、帝祖乙、帝祖辛、帝沃甲、帝祖丁、帝南庚、帝阳甲、帝盘庚、帝小辛、帝小乙、帝武丁、帝祖庚、帝甲、帝廪辛、帝庚丁、帝武乙、帝太丁、帝乙、帝辛。

    周朝:

    周武王、成王诵、康王钊、昭王瑕、穆王满、恭王伊扈、懿王坚、孝王方、夷王燮、厉王胡、共和、二伯行政。

    这是《史记》所载三代年表的简洁版,与《史记》相印证的还有另外一篇史书,那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留下来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晋武帝太康二年,一个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这两本书所载,最早的朝代是夏朝,夏朝在四千多年前。夏朝之前是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历史,较为可确信的大概算是五帝时代,从五帝时代到先秦时期,大概就是两千多年,到现在,也就是五千多年,这就是我们向来所说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依据。

    关于五帝、三代的记事,除了某些枝节上的不同,《史记》跟《竹书纪年》两本书大体上并无太大差别。两本书都使用同一朝代名称、同一帝王称号、同一生卒年月。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所书的上古三代史皆本前代所陈,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就成为当时的共识,并非哪个人的私人发明创造。即便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但大致的时间表是一致的。

    当然,《史记》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三代以及之前的历史还是有一部分差异。这个差异并不是主要的,只不过在某些部分因为角度或者收集的资料不同而导致出现差异。比如《史记》中记载尧舜禹三人之间的传位情况时,用的是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的说法。而《竹书纪年》则采用“舜囚尧,禹杀舜”的说法。有人因此用《竹书纪年》的说法来指责《史记》所记载的“禅让”,说这是儒家美化的结果,《竹书纪年》上记载的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既非全对,亦非全错。但凡采用一家之说,都会陷入偏听则暗的错误当中。本人开辟这个上古史的话题就是揭开上古历史的真相,为大家开解一个个迷惑,最后达到正本清源的结果。

    那么,问题就来了,历史究竟在哪些地方正确,哪些地方出现错误呢?这一切说起来甚是麻烦。因为一旦要剖开这个问题,其涉及的地方很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是单独成立的,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历史细节,他都牵涉到整个历史系统。如果某个细节是错误的,我们要修改过来,那么很多事情势必要“从头说起”。即便是近代史,当代史,我们也有很多讹误的地方。那么,流传了几千年的上古史怎么可能会没有错误呢?所以,研究上古史,自然就从纠正错误开始,而纠正历史的错误,则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则以这个事件比较合适——武王伐纣。

    (未完待续)
    二、问题的提出:“武王伐纣”解读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两千多年以来,这份年表一直成为史学界的一座丰碑。他不但成为“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上古史所构建一个历史框架。直到今天,这份年表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1996年由国家科委启动的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建立在这份年表的基础上对华夏上古史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然而,这么多年来,有无数人在以此年表为依据的基础上对华夏上古史进行过不同的研究,论文、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时至如今,却依然无人对上古史的真相有过一丝一毫的实质性进展。具体一点说,就是还没人能够真正证实“夏商周年表”上“夏朝”的存在。别说证实夏朝的存在成问题,就连“武王伐纣”的时间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史学界有中说不出的尴尬。

    之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依然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历史真相,是不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这个出了问题的环节没有被找出来,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路子研究,那么,永远也别指望找到真相了。
    我们来看看史学界对“武王伐纣”的年代研究结果如何,江晓原的《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中对之前所有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结果做了一个统计表,列表如下:

    序号 克商之年(公元前) 提出者及支持者

    1 1130 林春溥
    2 1127 谢元震
    3 1123 胡厚宜
    4 1122 刘歆、邵雍、刘恕、郑樵、金履祥、马端林、吴其昌、岛邦男
    5 1118 成家彻郎
    6 1117 胡厚宜
    7 1116 皇甫谧
    8 1112 刘朝阳
    9 1111 一行、董作宾、严一萍、郑天杰
    10 1106 张汝舟、张闻玉
    11 1105 马承源
    12 1102 黎东方
    13 1093 葛真
    14 1088 永野清一
    15 1087 白川静
    16 1078 胡厚宜
    17 1076 丁骕
    18 1075 唐兰、刘启益
    19 1071 李仲操
    20 1070 “殷历家”、邹伯齐、李仲操、张政烺、刘启益
    21 1067 姚文田
    22 1066 姚文田、新城新藏
    23 1065 姚文田、哈特纳、白光琦
    24 1063 山田统
    25 1059 彭瓞钧
    26 1057 朱右曾、张钰哲、葛真、赵光贤、张培瑜
    27 1055 章鸿钊、荣孟源
    28 1051 高木森、姜文奎
    29 1050 李兆洛、叶慈
    30 1049 王保德
    31 1047 林春溥
    32 1046 班大为
    33 1045 倪德卫、夏含夷、周法高、赵光贤
    34 1044 李丕基
    35 1041 吉德炜
    36 1040 倪德卫、周文康
    37 1039 何幼琦
    38 1035 萧子显
    39 1030 丁山、方善柱、周流溪
    40 1029 黄宝权
    41 1027 梁启超、雷海宗、莫非斯、陈梦家、高本汉、屈万里、何炳棣
    42 1025 劳幹
    43 1024 平势隆郎
    44 1018 周法高

    对“武王伐纣”的年份,这里就列举了44个不同的说法,其时间排列的密度不少地方已经到了前后年的地步了。真可谓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然而,即便如此之多的说法,也并没有任何一个说法能够压倒众说,一统天下。相反,各个说法纷纷扰扰,谁也说服不了谁。用另外一句很伤人话说就是:谁都是蒙,没有哪个说法真正有证据!
    很多人看着如此多的研究成果出炉,看着都觉得有一种文化繁荣,百花齐放的感觉。当今史学界能人辈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片大好形势。但请各位注意一个地方,所有的研究,只有正确的结果才有价值,错误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请原谅在下做一个很打击人的统计。名侦探柯南说过一句名言:真相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这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研究结果当中,至少有43个结果是错误的。43除以44,错误率至少达到97.73%。换句话说,这44个研究结论当中,至少有43个是毫无意义的,这方面估计是从来没人想到过的吧。即便如此,这还是假定有一个正确结果的前提下做的概率统计。如果去掉这个假定前提的话,我估计大家所接受的实际结果是:错误率:100%。所以,截止到今天为止,所有对“武王伐纣”的研究结果价值为零。

    光从这个“武王伐纣”事件的历史年份定位就可以看出,目前史学界对上古史的研究已经陷入困境,无法再深入一步哪怕是接近或者窥探历史真相。很简单一个逻辑:仅仅一个“武王伐纣”事件的年份,在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情况下都不能解决,你还能指望他们解决什么?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

    之前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思考,但我估计没有。因为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一个又一个的学者都是一个猛子扎进去,然后就没有冒出水花来。就像列举这个统计表的江晓原,也是一头扎进去,然后就不知所终了。

    如果一个历史问题提出四十多种说法仍然无法解决的话,那么,想通过这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不可能了,其中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历史本身,而是应该去查找无法解决问题出在的哪个环节,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在“武王伐纣”这个历史事件上,史学界各人纷纷展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旨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别人的观点错误。但遗憾的是,如此长久以来,众多的观点都没有一个人的结论正确。找不到正确结论,自然存在问题。如果不是论证有问题,就是证据有问题。在经过如此多位学者如此多的观点论证之后,能够被排除的因素也基本上被排除了。这么多因素被排除,但问题依然存在,难道还有别人未曾注意到的地方?

    既然提出四十多种说法都找不到“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份,那么这就不是历史本身出现了毛病,而是历史之外的某个地方出现问题。而这个历史之外的某个地方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它一直被人当成真理看待。因为没有怀疑过,所以,一次又一次,人们都栽倒在同一个地方而不自知。

    在刑侦破案上,有这么一句话:当所有其他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剩下的可能性不管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都一定是事实。对各种因素进行逐一排除,最后只剩下一个地方从没有被怀疑过--这个地方就是“夏商周年表”本身!

    “夏商周年表”本身有问题!
    自古以来,没人对年表本身本身提出过质疑。甚至,连念头都没有过。所有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人都是建立在相信这份年表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人对这个基础进行怀疑。所以,我的看法是:问题就出在“夏商周年表”上,尽管这个看法是多么的匪夷所思。

    自司马迁以来,这份“夏商周年表”一直被史学界奉为上古史的圭臬,史学界所有的上古史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份年表之上。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份年表找到历史真相。相反,建立在这份年表上的所有研究成果倒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这份年表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以史学界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的结论和这么大的分歧。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明白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如果研究久久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研究材料出了问题。一个建立在有问题的研究材料上的研究,怎么可能找到结果呢?比如某人进行亲自鉴定,结果发现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但妻子极力辩解不可能,于是引发多方怀疑和各种说法。尽管很多人有很多种说法,却就是没人想到有可能DNA样本弄错了,只需要重新做一次就行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夏商周年表”存在问题的话,那建立在年表上的任何研究都不会正确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夏商周年表”有没有问题呢?

    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对比就知道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留下来的先秦典籍有哪些:

    《诗经》、《尚书》、《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周礼》、《周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史籀篇》、《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世本》、《论语》、《曾子》、《子思子》、《孝经》、《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文子》、《列子》、《鹖冠子》、《慎子》、《申子》、《商君书》、《韩非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尸子》、《吕氏春秋》、《燕丹子》、《鬻子》、《管子》、《晏子春秋》、《楚辞》、《司马法》、《六韬》、《孙子》、《吴子》、《尉缭子》、《甘石星经》、《连山》、《归藏》、《山海经》、《周髀算经》。

    上面列举的是先秦古籍约60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真正要说到三代的著作,大抵也就《诗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周易》、《山海经》、《周髀算经》等极少数几部而已。就连《尚书》都算不上三代的著作,顶多只是三代文章的编选本而已。另外《逸周书》行文不类三代之口吻,倒像是战国至西汉的文字而已,故不列入。

    我们对比一下著作数量,跟春秋战国的著作相比,三代流传下来的著作少得可怜,只有寥寥几部,而且就文献保存情况来看,都还行文错乱、残缺不全。从保存角度说,别说是上述几本三代的著作,甚至就连春秋战国时代的绝大多数著作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残缺现象。甚至更多的著作都已经散佚,不可追寻了。
    还别说三代的著作,就连上述的先秦时期的著作,也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完好无损地流传流传背下来。这些著作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残缺。不要说先秦时期,甚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也同样都有残损。当初《竹书纪年》被挖掘出来的时候,还不是现在这个样,但也在随后的不久,就散佚了。甚至到清代,《红楼梦》都只是一部没有尾巴的小说。通过历史留下来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真正能完璧保存下来的作品简直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岁月的侵扰下出现残损。作品出现残损,这是最为常见的现象。所以,能保存完整的作品反而是极为稀有了。而自先秦乃至汉唐流传下来的著作,能找到没有出现残损状况的,我敢说:没有,一部都没有!

    对比看看“夏商周年表”的保存情况,就显得很让人奇怪了。从五帝时代到夏朝,到商朝,到周朝……经历3000多年的时间,竟然没有残损缺漏的现象,尤其是两个朝代之间的过渡,竟然能够无缝对接。跟上面那一堆残损不堪的文献典籍对比,“夏商周年表”竟然是出奇的完好。一边是经历3000多年还完好无缺的三代年表,一边是仅仅几百年就遍地残损的诸多先秦文献。你们说,这种现象正常吗?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不大相信在整个先秦典籍全面出现残损缺漏现象的同时,“夏商周年表”还能独善其身。而且更为夸张的是,别的著作也就是一人一时写的作品。而“夏商周年表”则不同,他是跨越了三个朝代,历经三千多年的文字记录。别人一时写的作品尚不能保证完好无缺,这历经三千多年的年表又如何保证完好无缺呢?

    “夏商周年表”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表现太完美了,竟然没有残损缺漏现象,这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世上不存在如此完美的东西,如果一件东西太过完美,那必定有假。 “夏商周年表”如此完好无缺,这非自然传承的现象,唯一的可能就是它经过了后人的修饰。史料在自然传承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这种那种残缺的现象,只有被后人修饰过的历史,才会存在这种“完美无缺”的情况。既然有被人修饰的成份,那么,建立在这份年表基础上所研究的“武王伐纣”自然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了。

    如果“夏商周年表”有问题,那么其中记载的事件年份就肯定不对。而年份不对的话,就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出现史料上所说的那些天文现象。而如果对史料上记载的天文现象强行解读的话,那结果自然就相当精彩了:

    ——于是,历史事件竟然解读出哈姆雷特的效果来!
    三、“商汤伐桀”与“武王伐纣”的“罗生门现象”

    那么,接下来需要了解并解决的是,如果“夏商周年表”存在问题,那是些什么问题,最主要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史料出现问题的话,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资料的缺失:比如某一年代的历史中突然丢失了一段史料,这样,导致这段历史出现空白。其次就是不同时代之间的历史衔接。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录自身已经很难保证完整了,至于两段历史之间的过渡和衔接,其难度就更大了。实际上,两段历史之间的衔接更容易出问题。因为两段历史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政权记录的。当前一个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的史官对历史的记录从此就被打断了。而后面一个政权重新记录历史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政权,一套新的史官人马。后面的政权自然也会记录之前的历史,但作为两段历史的衔接,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长河淘洗之下,其可信程度就降低了。今天,笔者就试着对“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两个历史时间段之间的衔接事件进行分析,来分析一下“夏商周年表”的完整情况。

    好些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商汤伐桀”跟“周武伐纣”是同一回事。不过提出者除了捕风捉影地说了两个事件之间几个相似之处外,也没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所以,这个观点也没有激起什么浪花就消逝了。

    不过,笔者在研究了好几年的《山海经》和华夏上古史之后,关于这两个历史事件方面,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经过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分析,我发现这两个历史事件不单是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在分析之前,我先提出一个研究方法,这是我用来研究上古历史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帮我破解了许多上古未解之谜,同时,也帮我重新整理了上古历史。这里既然涉及到上古历史的疑难问题,所以,也有必要将这个方法提出来与诸位共享。

    这个方法就叫做“历史罗生门”。何谓“历史罗生门”呢?想要了解“历史罗生门”,就先要知道“罗生门”这个词的来历。所谓“罗生门”,来自于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该片是根据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而成,影片以战乱、天灾、疾病连绵不断的日本平安朝代为背景,主要讲述了一起由武士被杀而引起的一宗案件以及案件发生后人们之间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的种种事情以及经过的故事。

    在这部电影当中,各个当事人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只述说了一部分事情的真相,有的人为了一些别的原因刻意隐瞒甚至歪曲事实,导致事情难以找到真相。所以,“罗生门”一词也可解释为“事件当事人各执一词,真假难别,事实扑朔迷离”等含义。

    这种“罗生门”现象在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尤其是一些情感类电视节目,往往会有一些男男女女闹矛盾,需要电视节目组进行调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播出男女双方述说的视频。而我们看到双方陈述的视频往往会发现,两个人陈述的事情和对方的形象往往大相径庭,最大的往往达到天使与恶魔的差距。要是把身份隐去,做两段不同的视频放出来,你根本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极为典型的“罗生门”现象了。

    平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就更多了。比如你某个同事不合群,于是,那些跟他(她)关系不好的同事就会背后说他(她)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让你听完后,感觉这个人活着简直多余,还不如不要存在这世上。于是,你离他(她)远远的。然后某天因为某个原因你跟这个人相处了一会儿,相处之后你竟然发现,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除了比较喜欢独处之外,其实没什么不好。甚至,这个人不背后说人坏话,让你对之前你的看法狠狠鄙视。这也是“罗生门”现象。

    至于影视剧,那就更多了。完全是照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不过,这次被人背后诋毁是主角了。比如男主角在见到女主角之前,听别人说起女主角的种种评价,无非是女主角如何如何不好,然后某天一个擦身而过,让男女主角相遇,然后因为女主角的美貌让男主角怦然心动。然后男主角以种种借口接近女主角。然后,在随后接触的日子发现,女主角并非外界传言那种人,她不但貌美如花,而且聪慧过人。这还是“罗生门”。
    那么,“罗生门”在历史领域中情况如何呢?历史也无外乎就是曾经的生活,既然现在的生活中到处存在这么多“罗生门”,那么历史自然也存在“罗生门”。

    一直以来,我们所揣测的历史都是一维的。唯一的角度,唯一的称呼,唯一的过程,唯一的结果。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史料都是前人已经编排好的,不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已经安排在其适当的位置。其安排的次序为伏羲女娲、炎黄二帝、尧舜禹、夏朝、商朝、周朝……这个顺序。我们所接触到最早对这个次序的记载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史料,比如《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等,他们对这个顺序毫无异议,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对此毫无疑问。但就如我上面提出的那些疑问:在遍地都是残缺不全的典籍堆里,“夏商周年表”怎么可能保持完好无损?

    而且,在对比不同时期的史料时,我总是看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一次又一次在不同时期重复上演。而且,这还不是王朝的周期性轮换,很多时候,完全就是同一事件的特征。至于历史人物,更是出现各种不可能的巧合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我提出一个问题:

    有没可能是同一事件被不同的人记录,后来被当成不同史料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段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得解决另外两个问题:

    1、历史记录者是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机构?
    2、不同的族群有没有记录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缺乏直接证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现有的一些情况进行间接推理。比如说除了汉族之外,中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留下了文字,比如纳西族、彝族、水族等。另外像苗族、壮族其实曾经也有文字,只不过文字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因为某些不明原因,导致他们的文字失传了。这些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不是会记录下当时发生的事件呢?这一点我不敢完全肯定,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必会记录下来,但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是不会错过。那么,不同的族群记录的视角就会不同,使用的称呼也会不同,述说的方式也会不同。当我们将这些不同族群记录的同一事件放在一起时,他们记录的东西自然是不同的。而且,因为各族群的文字不同,翻译的时候,又会出现各种一些改动。

    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第二个提问是将第一个提问换个角度而已。而换了一个角度之后,问题就变得相当简单了。因为许多不同民族都记录了许多同一历史事件。比如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就记录了伏羲女娲大洪水劫后余生的故事,还有大羿射日的故事,还有天梯故事。这三个故事算是西南少数民族共同神话故事的典型代表。他从一方面证明了不同的族群记录了同一个事件的实例。所以,同一历史事件会出现有多个不同族群记录的实际情况。

    上面三个神话故事算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实际上还有不少神话故事也是如此。在比较神话学中,其支流“传播学派”的研究思维与之相近。我们之所以判断不同民族流传的这三个故事属于同一起源,主要是这三个神话故事的特征比较明显,所以一眼就可以判断。而那些经过了时间的变迁之后,特征不那么明显的神话故事呢?我们又如何去判断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故事其实来源于同一历史事件?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姓名也完全不同的主角又怎么可能是同一人呢?

    这还只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流传在民间当中。有流传在民间当中的神话故事,自然也有记录在册的文献资料。历史是动态的,社会是立体的,对历史的记载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多个族群,多个政权……既然有多个记载者,那么不同的记载者视角也自然会不同。不同的视角决定被记载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形象也会不同,不同的记录者对同一个人的称呼也会不尽相同,每个不同的记录都只是整个历史的一个侧面……这种情况就是今天这篇文章中所用的一个基本概念--“历史罗生门”。

    “历史罗生门”是在历史研究当中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只是以往的历史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在秦朝以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封建诸侯国。各个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天子之间,也是互不统属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记录历史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而当时也没有像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独一文字那样。所以,每个诸侯国对历史的记录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跟别的诸侯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也决定了各诸侯国记载中的人名、地名也都不同,都各自按自己的兴趣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而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独特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中国的历史一直在统一和分裂之间交错进行。往往在统一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权会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一个融合上的记录处理。尽管先秦之前失去了确切的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文化线索中进行推理。这个所谓的融合处理说白了不过就是将历史整理汇编起来。在这个汇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两个记载的历史事件,明明是同一个,但记载上的姓名、地名都不相同,结果就被处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两个历史事件,只要把人名替换掉,你完全看不出两个历史事件有什么不同。像这种情况在民间神话中最为最为常见,而在历史记载中,也不乏这种普通情况。比如,历史上所谓的“武王伐纣”和“商汤伐桀”就是这种类型。在这两个事件的记录上,出现了太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因素,因为太多相似或者相同的因素,使得这两个事件看起来几乎没有差别,除了事件中的人物名称不一样之外。
    “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中出现的相似或者相同的因素:

    1、这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突然被武力征服。

    对照两个政权的灭亡,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夏桀还商纣,在他们统治期间,国力并没衰退,而且他们两位君主在统治期间还不断征服周边领土。可见,他们并不是国力衰落,逐渐失去权力控制,而是在国力强盛时期突然被外来武力征服。

    我们翻阅一下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对比看看哪些朝代的更替是在国力并未衰弱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前后紧接的两个相邻的朝代更替。纵观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非国力衰微而被外来武力征服的情况并不多见,绝大部分都是在长时间的国家运转机制失去效力的情况下,国力逐渐衰微,然后被人夺取江山。至于前后时间相邻的两个朝代都是被外来武力征服,绝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两个亡国君主都是因为女人亡国。

    说亡国是因为女人的原因,这当然多少有点演义成份,但两位君主身边都有女人这点还是没问题的。夏朝君主夏桀身边的女人叫妺嬉,商朝君主商纣身边的女人叫妲己。根据史料记载,这两个君主亡国都是因为身边这个女人,何其的相似。

    3、两位新君主都叫“武王”

    我们都知道,周武王本来姓姬名发,号为武王,史称周武王。这个“号为武王”是什么时候“号”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我知道,商汤其实也同样有这个“号”:

    《史记·殷本纪》: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两位开国君主都以武力见长,这很平常。但都号为“武王”,就很有意思了。当然,这也许还算不上证据。但还有更多的相同点出现就显得不寻常了。

    4、桀、纣亡国之时,都有“二日并出”现象。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若疾雷之声。
    《开元占经·卷六》:《荆州占》曰:两日以上出,天下有灾,夏以两日亡。
    《帝王世纪·卷三》:两日斗蚀,鬼呼于国,桀醉不寐。
    《开元占经·卷六》:《春秋潜潭巴》曰:两日并出,地裂,水不流。
    《开元占经·卷六》:《孝经纬》曰:夏时两日并出,曰:桀无道,两日照,夷山亡,龙逢诛,人民散,郊社墟。
    《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一名桀:二十九年,商师取顾。三日并出。

    商纣也有如此记载:

    《通鉴外纪》:“纣即位以来,两日见。”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八年,二日并出。”

    “二日并出”这种奇异的天象并不常见,况且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位君主亡国之时都出现了相同的天象,这就值得回味了。
    5、两次事件都有“五星”相聚现象:

    商汤伐桀时出现五星:

    《竹书纪年》:(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周武伐纣出现五星:

    《艺文类聚》十引纬书《春秋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竹书纪年》则认定为:“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一个是“五星错行”,一个是“五星聚于房”,暂且不论究竟是否为同一种天象,但两处记载都涉及到“五星”,就很有意思了。

    6、两个朝代灭亡都因为“夷羊在牧”。

    《太平御览》卷九〇二引《周书》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飞蛤满野。

    《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7、两次事件中,都出现河流断流现象:

    《竹书纪年》:(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国语·卷一·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河流断流的现象,按照《竹书纪年》上的记载推理,应该是地震造成地裂,地裂的程度非常严重的时候,河水都从地裂的裂口流入地下去了。两次灾难,都是河流的水通过地裂裂口流入地下。虽然一次事件是伊水、洛水断流,一次事件是河水断流,虽然文字提到的河流名称不同,但我们都知道,,伊水、洛水是河水的支流,所以,当伊水、洛水断流的时候,河水自然也可能断流,而河水断流的时候,伊水、洛水也可能断流。

    而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两次地震的程度都是同样严重的程度,而且严重的程度极其罕见。具体罕见到什么程度,后面再详细分析。

    8、两次事件中,天上都出现彗星:

    《魏书·张渊传》:桀斩谏以星孛,纣鸩荒而致彗。

    《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

    上面两段话中,”星孛“一词为何意,查得词典如下:

    《汉语大字典》:孛,彗星出现时光芒四射的现象。《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传·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

    《汉语大词典》:孛,1、彗星的别称。《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杜预注:“孛,彗也。”《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注:“状如篲。”

    这句话记录了两次历史事件中出现的星象情况,其中,夏桀灭亡时,天上出现“星孛”,“星孛”就是彗星。而商纣灭亡时,就干脆直接说是彗星了。

    上面列举两次历史事件相同或相近的现象有8件了,这已经属于高频度重合现象。如果仅仅只是一件两件近似的现象的话,我们还可以说是巧合,但接连出现8种相同或相近的现象记载,这就不能用巧合来推搪了。尤其是相同的天象出现,尤其还是前后相邻两个王朝的灭亡,其出现的几率属于绝无可能了。
    四、从文献记载分析上古超级天文灾难

    上:商汤伐桀的天文现象分析

    在前面总结“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同的因素时,除了证明这两次历史事件实际是一次事件的不同版本外,还需要证明一个地方:伴随着这次历史事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天文灾难,那这次天文灾难究竟是什么灾难呢?下面,笔者就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历史真相。

    《竹书纪年》:(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国语?卷一?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上面这两条就是这次天文灾难的现场记录,现在,我们就上面这两条开始对这次天文灾难进行分析。

    “夜中,星陨如雨”,这句话的意思是,半夜时分,有星坠落像下雨一样。看到这句话,估计所有人的反应是,这是一场流星雨而已,很平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是的,确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伴随着这次“星陨如雨”的同时,还发生了其他灾难。
    “地震。伊、洛竭。”。

    地震很平常,并不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事,不过这次地震可有点严重了。因为地震的同时,还出现了大面积,程度深的地裂现象。地裂到夏朝都城附近的两条重要河流——伊水、洛水因为地裂而河水全部顺着裂口流入地下的情况(伊、洛竭)。伊水、洛水并不是两条无名的小河,要不然,也不会被记载在史书上,虽然还谈不上能跟长江、黄河相比的一级河流,但至少也应该算是两条中等河流。推算其大小程度,至少也应该在省级地图上标注出来的河流。而这种河流竟然因为地裂而流入地下,可见地裂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

    要河流断流并不容易,首先它得让大地裂开足够宽的裂口,然后还得有足够深的深度,两厢结合得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一条河的水量导致这条河干涸。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为了给大家一个较为具体的感触,我给大家看看地震后的景象就知道了。大家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的汶川地震吗?那次地震是相当的强烈,里氏震级8.0级,矩震级8.3级,这么高的震级,不可谓不大。而汶川之所以以“川”为名,主要是长江的支流岷江上游从县城当中穿过。

    
    这是当年地震后拍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岷江上游汶川河段并不宽,以县城的房屋对比,估算河面宽度大概二十多米。地震虽然很强烈,但在地震之后,岷江依然奔流不息,并没有产生断流的现象。可见,要达到让一条河流,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地震强度是不可能达到的。甚至连岷江上游这种河面宽度仅有二三十米的河流都无法造成断流。那么如果要造成让伊水、洛水这种中等河流断流的话,其力量毫无疑问应该达到了地狱级的恐怖程度。

    虽然《竹书纪年》中只记载了伊水、洛水断流,伊水、洛水固然不是一级河流,但《国语》中的这条记载却恰好补上了这个缺位——河竭而商亡。这里的河水是不是现在的黄河不好说,但自古以来,“河水”就是指中国最大的河流。汶川8.0级的地震都没能让一条约20多米宽的小河流断流,那么,能够让伊水、洛水,或者河水断流,这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办到?《国语》这条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次天文灾难的严重程度。
    能同时让伊水、洛水或者河水干涸,其地裂的范围也应该是相当广阔了。这种严重程度的地震、地裂是极其罕见的。同时还有相关的其他资料可以佐证:

    《御览》八十二引《尸子》:昔夏桀之时,容台振而掩覆。

    《竹书纪年》:(桀)三十年,瞿山崩。

    《开元占经?卷六》:《春秋潜潭巴》曰:两日并出,地裂,水不流。

    这里也记载了出现地震时的景象:容台振而掩覆。因为地震,修建的楼台都倒塌了。而《开元占经》这条,不但说了地裂,河水流入地下,同时,还有两日并出的现象。我在前面两次事件列举8条相同或相近的因素中,就分别列出了“两日并出”和“地裂、水不流”的现象。而这里干脆将两个现象合在一起说了。
    一边是流星雨,一边是超级地震。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联系是肯定的,只要是神志清醒,精神状态正常的人都会将这两个同时发生的天文灾难联系起来。要知道,这种重大程度的灾难断断没有巧合的可能。古人还很形象地记载了另外一个情况: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若疾雷之声。

    “若疾雷之声”,不但有视觉效果,这里还有声音描写——像打雷般的声音。像打雷般的声音,有声音,就表示有两个物体撞击。从声音的程度上来看,这两个撞击的物体撞击力度不是一般的大。既然说像打雷的声音,那就表示这并不是打雷,而是其他物体撞击。

    有物体撞击出打雷这种音量的声音来,其撞击的物体肯定非常大,撞击的程度也非常大。我们再联系前面所说的“星陨如雨”,就不难判断出,我们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应该来自这些“如雨的陨星”撞击大地发出的声音。前面的“星陨如雨”,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出这是一场流星雨。所谓流星雨就是小行星穿越大气层往地球坠落。他们在坠落过程中,跟大气层发生摩擦而燃烧,形成流星雨的壮观景象。但同时因为这些小行星个体太小,所以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就已经燃烧殆尽。有极少数燃烧未尽的陨石坠落地面发出“若疾雷之声”。不过,流星雨陨石燃烧到最后个体变得很小,撞击地面的声音就很小了,传播的距离也很有限。而且,这撞击的力度也很小。别说造成河流断流,就连震动的传播也相当有限。而在造成河流断流的情况下发出的“若疾雷之声”,其传播的距离就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流星雨级别的陨石坠落可比。那么,这个“若疾雷之声”究竟传播了多远的距离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陨石撞击到地面之后,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撞击力而导致大火燃烧的现象。这次陨石撞击的当量相当大,其燃烧也特别剧烈,燃烧产生的火焰亮度相当于太阳了——两日并出。平常的燃烧我们是能够分得清的,比如常见的森林大火,晚上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片火海一样。而史料记载的这次燃烧显然不是森林大火可比的,因为火焰的光照程度已经达到了跟太阳相比的地步了。这种程度的火焰,远远不是森林大火可以比拟的,森林大火再大,也没法跟太阳的亮度相比。古人虽然知识没有我们现代人丰富,对大自然了解不如我们现在先进。但作为古人,森林大火他们还是分得出来的,其跟“两日并出”的亮度远远不如不说,我估计没有哪个古人会傻到把森林大林描述为“两日并出”的。所以,这个“两日并出”应该是指其他方面。把我们所能想象的跟太阳亮度相比的燃烧,也只有原子弹和氢弹可比了。然而,即便是原子弹和氢弹,也只有那一瞬间的光亮照射,根本不足以用“太阳”来比喻。既然用“太阳”来比喻,可见这燃烧不但亮度大,持续时间也特别长。所以,这次天体撞击所产生的当量用一千颗、一万颗氢弹来形容也并不过分。这种级别的天体撞击,需要我们重新换个角度来分析了。
    如此当量的撞击,近距离是不可能有活体生物存在了。距离多远才行呢?这里可以提供一组数据供大家参考:

    当量为10万吨时, 有效杀伤半径 = 1.493885 * 10^(1/3) = 3.22千米,有效杀伤面积 = pi * 3.22 * 3.22 = 33平方千米;
    当量为100万吨时, 有效杀伤半径 = 1.493885 * 100^(1/3) = 6.93千米,有效杀伤面积 = pi * 6.93 * 6.93 = 150平方千米
    当量为300万吨时, 有效杀伤半径 = 1.493885 * 300^(1/3) = 10.00千米,有效杀伤面积 = pi * 10.00* 10.00= 314平方千米
    当量为1000万吨时, 有效杀伤半径 = 1.493885 * 1000^(1/3) = 14.93千米,有效杀伤面积 = pi * 14.93 * 14.93 = 700平方千米
    当量为1万万吨时, 有效杀伤半径 = 1.493885 * 10000^(1/3) = 32.18千米,有效杀伤面积 = pi * 32.18 * 32.18 = 3257平方千米
    这里再复制一段当年罗布泊进行氢弹试验场景的文字:

    当天罗布泊上空出现的火球,伴随着升起的巨大蘑菇云和地面的冲击波,我国千万吨级别的氢弹试验宣告成功,当时用于测试威力摆放在100公里范围内的坦克、装甲车、火车头全部遭受致命损坏,坦克的炮塔被直接掀掉,火车头甚至被拧成一股麻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用于取样的火箭发射井被爆炸产生的沙土甚至石块彻底堵住,而歼-7取样飞机也同样因为云层中的附着物太多容易被吸入发动机造成空中停车而取消,但爆炸威力已经说明了一切,除此之外,爆炸中心区域的40里范围内寸草不生,光是核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就升腾到了2万多米的高空。当时参与氢弹试爆的科研人员和士兵回忆,氢弹巨大的震撼甚至将距离爆心200多公里外营区的玻璃给全部震碎了。

    ——《西北沙漠一声巨响 千万吨当量 方圆40公里寸草不生》
    
    就是说,即便是氢弹,安全距离至少也得200公里。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险。而即便是氢弹爆炸的结果,仍远远比不上天体撞击的剧烈反应——1、地裂,水不流。2、地震,伊、洛竭。而这次天体撞击事件,显然不是一个两个氢弹爆炸比得了的。所以,安全距离应该更远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发挥自由想象,想象一下这个“两日并出”的撞击事件达到了多严重的程度?

    能在至少两百乃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夏朝都城处产生地震和地裂,开裂的缺口将两条河的河水全部流干。这种场景,我们只有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见过,虽然电影里看起来很过瘾,但如果生活中遇到的话,我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了。因为造成这种现象,就充分说明撞击的剧烈程度很高。远在两百乃至上千公里之外的地区竟然还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地裂事件,同时,天体撞击地面的声音也传播如此之远,这可远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星雨那样轻微,而是独一无二的天文灾难。

    如此严重的陨星撞击,如此程度的天文灾难,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看上面氢弹爆炸的图片,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此大面积,长时间持续的爆炸,所造成的后果一定是寸草不生,千里戈壁的景象。但凡经过这种程度的撞击之后,所撞击的地区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存活率可以说是零了。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在这种程度的撞击之下还能生存下来。撞击之后,大地生机全无。
    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为何会有“两日并出”的现象。

    经过笔者反复思考和分析,实际上是没有“两日并出”的现象的。尽管文献一再使用“两日”、“二日”等词来描述,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对描述方式存在理解差异的问题。对于“二日并出”这个记载,首先我们必须得坚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建立在遵循牛顿经典力学的世界。我们是在分析历史,必须遵守牛顿经典力学原理,拒绝一切荒诞的神话。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天上不可能真正出现两个太阳,这是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前提。在基于这个事实的前提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二日并出”,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这个“二日并出”并不是说天上真出现两个太阳,而是说当时出现的某种情况跟天上出现两个太阳情况类似,其光芒耀眼、炽热的程度就像出现了两个太阳。

    我们分析古人记录的文字时,需要用鉴别的眼光去分析文献,将自己代入到那个时代背景中去,这样分析的结果才会尽量接近事实。上古时代,古人词汇有限,无法像现代人一样使用详细的文字来精确描述所看到的现象,更多的时候,是使用常见的事物来打比方。用常见事物打比方,也是人们在生活中用得极多的一种描述方式。所以,这里的“二日并出”并不是真的有两个太阳,而是说发生了一起天文灾难,这起天文灾难有燃烧的现象,其燃烧的剧烈程度就像天上太阳一样炽热和耀眼。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所做的氢弹爆炸的实验也没发生河流断流的现象。所以,这次天体撞击事件所撞击的程度绝对不是一两颗氢弹爆炸所能达到的,随便估计一下,说是同时一千个氢弹爆炸也不为过吧。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文献记载,就会获得不一样的视角。从新的视角去看问题,就会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我们接着分析,首先,比如《竹书纪年》记载“星陨如雨”,这就说明当时有大量的小天体像雨一般落向地面。所以,撞击地球的天体应该是一个很大,同时又由无数零散的个体组合而成的整体。而《博物志》等书则说“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所以,“在东者”和“在西者”之间并不是间断开来,应该是两者之间有无数“如雨”的陨星。

    进一步分析,无论是“在东者”还是“在西者”,肯定不会是夏朝都城处的正东方和正西方,要不然,这次天体撞击从东到西要覆盖夏朝都城,到时,夏朝都城就会被无数的陨星轰成粉碎,人也就都死光光了。所以,这些陨星撞击的地方“在东者”应该在夏都东边的偏北或者偏南处,“在西者”在夏都的西边偏北或者偏南处。
    既然有天体撞击的描写,那么就可能有天体撞击痕迹残留。人类发明文字的历史并不久远,如此惨烈的天体撞击事件,在这么不太长的历史里,不可能所有的痕迹烟消云散。也许,我们能够找到天体撞击的痕迹残留才能更为准确地了解这次撞击事件的真相。
    
    夏都在何方暂且不说,我们先来看地图。在地图上,南方都是茂密森林覆盖的大山河流,看着不像是被文字所描述的陨星剧烈撞击的景象。而北方大多数地方则是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黄土高坡,从地理环境上来看,这倒比较符合被陨星撞击之后的惨烈景象。所以,陨星撞击事件应该发生在中国北方才对。撞击事件既然发生在北方,那么夏都肯定不在北方。要不然,这么多陨星一路撞击过去,夏朝在覆盖的区域,也就自燃变成一堆粉末了。
    既然文献记载了这场天文灾难,那么夏朝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南方。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合理了。所以,文献记载的这个“在东者”应该是指撞击地带的东边,位置在夏都的东北方向,“在西者”应该是指撞击地带的西边,位置在夏都的西北方向,从东往西的陨星撞击是在夏都的东北开始,一路向西轰炸过去。
    
    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黄河地区土壤环境恶劣是人类对地球的大肆破坏造成的。但看看上面图四就明白了,中国北方的沙漠戈壁地区并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陨石撞击地球造成。人类的破坏力再大,也还没大到这种程度,尤其是古代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看看塔里木盆地,整个一个巨大的沙漠盆地,如果北方恶劣的环境是人类造成的。那么我不妨问一句:古代的人类有将整个塔里木盆地破坏成这个样子的能力吗?

    试问:什么样的天灾才会造成如此悲惨景象?

    我的回答是:彗星撞地球!

    天体撞击地面,其撞击的爆发燃烧的大火跟太阳一样的炙热和光照亮度,并且长时间持续,让古人用太阳来形容。同时,这次撞击造成至少200公里以外的夏都附近地震,大地开裂,造成伊水、洛水两条河流的水全部流干。只有“彗星撞地球”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同时也才可能造成如此惨烈的后果。无论是撞击面积,持续时间,伤害程度……都只有彗星撞地球才有可能。

    因为:

    1、只有彗星才有如此庞大的体积,携带数量超多的陨石。要造成如此严重的惨烈景象,需要数量超多的陨石撞击地球才可能造成。要不然,陨石少了,在大气层外围就已经燃烧殆尽,也没法可能撞击到地球。只有数量超多的陨石,大气层完全来不及将所有的陨石燃烧完,就一头撞在地面上。

    2、只有彗星才有如此庞大的体积覆盖如此大面积的范围。看上面图二,其撞击的地区东边到东北三省,北边到贝加尔湖,西边到中亚乃至更远地区,南边到秦岭,西南边完全覆盖整个印度次大陆乃至更远的西亚、非洲。如此广阔的范围,只有彗星才办得到,其他星体无法完成。

    3、只有彗星才能持续如此长久的时间。陨石撞击地球,只是撞击一下,两下的话,古人就不会认为是“两日出”。既然说是“两日”,太阳的一个特征就是高高挂在天上,经久不灭。古人既然用“日”这个词来描述、形容,就说明撞击时间非常持久。因为彗星体积庞大,携带陨石众多,所以,撞击撞击时间才会变得极其长久。也就达到了人们认为的“两日”的效果了。

    只有彗星撞击地球才符合古书上的特征描写。
    因为飞行的缘故,彗星呈椭圆形线性,撞击地球的话,彗头在前面,最先着地。然后才是彗尾部分陆陆续续跟着散落撞击下来。彗头携带的陨石密度大,份量足,所以撞击效果最严重。而彗尾相对而言携带的陨石密度小得多,撞击效果也就没那么严重了。地球自西向东转,彗星撞击地球的话,也自然是自东向西撞击。彗头撞击在西边,彗尾撞击在东边。

    根据地面破坏程度来看,东三省的破坏程度最轻,只是地表尽是黄土,气候干燥,但间或有植物生长,有河流的地方人类还能生存繁衍,可见撞击的程度并不很严重。往西一点的蒙古高原,就是千里戈壁,土壤恶化,植被稀少,河流干涸,开始变得不太适合生物生存。再往西边的蒙古高原西部和新疆、甘肃地区,干脆就是沙漠,不适合生物生存了。毫无疑问,这是彗头部分的高密度陨石撞击效果。通过地表环境来分析,这也符合自东向西撞击的特征。彗星撞击地球的时候是彗头先着地的,彗尾后着地。撞击结果必然是先着地的先结束,后着地的后结束。所以,《博物志》曰:“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这只是初步解读,下面还有进一步解读。)的记录也跟实际的彗星撞地球相符合。
    再来看看“二日”的描写,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所认为古人看到两个太阳的景象。而是说彗星撞击地球时,东边和西边同时大火燃烧,像是两个太阳同时在线。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那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永远也想不通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太阳同时在天上,自然也就无法破解这场天文灾难了。

    关于这个“二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足足想了我好几年,直到最近才突然有所突破。别的不提,我们先来看看“二”字是怎么写的。
    
    看着这个字,我突然灵光乍现:既然早期的文字大多是象形而来,那么,这个“二”字也许就是模拟当时的场景来的呢?比如,下面这一横表示地平线,而上面这一横则表示燃烧的一线火光呢?这个字的造字原理跟“旦”其实是一样的。“旦”字下面表示大地,上面的日表示太阳。所以,这里的“二”并不是表示数目,而是象形描述。又或者最初的字并不是“二”,后来流传着,原字被简化成“二”字差不多的字型,再后来,就让“二”取代了。

    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也许这个想法未必是原意,但也不失为一种猜想吧。
    上面的图四所展示的陨石撞击地球并不全面,上面说到,新疆和甘肃地区全是沙漠。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自内蒙古中部以西,万里延绵的全是沙漠,一直到非洲北部。所以,有必要做一个更全面的图样来看看当时发生的这个天文灾难。
    
    从图六来看,这次“彗星撞地球”远远不是上面我说的那么简单。这次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灾难比我上面所描述的更为惨烈——整个中东和非洲北部全部被轰成沙漠。其中青藏高原、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地区原本也要遭受同样的轰炸,但这几个地区全是山地,对陨石轰炸起到了缓冲作用。同时,因为高山的缘故,被撞击之后的日子里,山地保存了水气不流失,对后来的植被环境起到了修复作用。而像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以及新疆、蒙古中部等部分地区全是平地。这些地区不但在“彗星撞地球”的事件中被毫无保留地轰炸,同时又因为平地无法保存水气而导致常年干旱,环境难以修复。
    这次“彗星撞地球”,彗星已经从亚洲东部横跨半个地球,飞到非洲北部去了。彗头并不是我一开始所说的撞击在中国西部地区,而是撞击在非洲北部大陆。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从实际观测角度来看,彗头撞击到地面的时候,在东亚夏都的人是看不到的。西边彗头撞击之后的燃烧景象虽然看不到,但东边的燃烧壮观景象还是看得到的。所以,《博物志》上说:“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 “在西者”都已经超出了视线所及角度,超出视线角度的同时,又依然在燃烧,自然也就是“沈沈将灭”的效果了。
    本人在煮酒论史板块发表学术性历史研究文章,既没有涉及到他人,更谈不上与人有攻击、诋毁、谩骂等行为,却无端被删主帖。我的帖子纯属学术研究,原本与世无争,但却遭受删帖的处理,百思不得其解,所以特此投诉,请问这是哪个版主干的,希望给个说法。

    之前本月月初本人在国际观察板块发表的文章也遭到同样的待遇,本人进行投诉,但至今没得到论坛管理层任何回复和处理,所以,我也只能用自己的办法进行抗诉。本人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如果得不到公正处理的话,那么本人在这里郑重发出声明:我这里将折叠昨天发的帖子,重新再发一遍。以后但凡无理由屏蔽本人的主帖部分内容以及这个主帖的回帖,你家里女人世代为娼万人草!
    五、从文献记载分析上古超级天文灾难

    下:武王伐纣的天文现象分析

    说完了夏桀时的"彗星撞地球"之后,我们再来看"武王伐纣"的文献记载:

    《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

    无独有偶,武王伐纣的时候,竟然也出现了彗星。而且彗星出现的记载还不止这一处:

    《越绝书外·传纪策考》:昔者武王伐纣时,彗星出而兴周。

    《魏书·张渊传》:桀斩谏以星孛,纣鸩荒而致彗。

    《淮南子》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彗星撞击地球,但也描写了一部分景象"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作战的时候,竟然出现了"十日",这个"十日",我估计是"二日"的误写或者发挥,就像《竹书纪年》中还出现"三日"的写法,其实都是一回事。这也是对"彗星撞地球"的一种描述方法,我们分析事物着重点在事物本身,不必拘泥于数字多少,大致反应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一段值得回味的是,还有一句"风雨击于中"。意思就是风雨扑面而来。这段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

    原文: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

    翻译:作战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晃得眼睛都花了,狂风暴雨直接袭击了军队。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十日乱其上,风雨击于中"的现象?

    记得上次看《来自星星的你》时,中间有个场景有点意思,就是千颂伊的初中同学洪海仁在路上遇到都敏俊,镜头中,一边是闪闪照耀的夕阳,一边是飘落在衣服上的雪花。下雪的同时能够看到灿烂的太阳这种奇异场景,也只有韩剧中才能出现的桥段。在现实生活中,我就从来没遇到过,每次下雪,整个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没看到有什么夕阳、朝阳的。不过下雨的同时还出太阳的场景倒是见过,这就是我们平日所谓的"太阳雨"。但这个文献记载的上古"太阳雨"也未免太强大了。太阳大得没法说,竟然是"十日",是平时太阳的十倍。而风雨呢,也不是平时见到的太阳雨那么细腻柔和,而是狂风暴雨。确切说,应该是平日里见到的太阳雨N倍加强版吧。
    我们继续来看这段话的前半段:

    原文: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翻译:周武王起兵讨伐殷纣王,向东进军迎着太岁,到达汜水事,天降大雨,河水猛涨。到达共头山时,发生山崩。接着又出现彗星,他的"帚柄"指向殷都方向,好像交到殷人手中助一臂之力。P895-898

    --《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年3月第1版

    这里涉及到一个天文名词,就是"岁"。这个"岁"有说是"岁星"。岁星,中国古代天文学上岁星是指木星。据说古代中国人民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因此,木星被称为岁星,这种纪年法被称为岁星纪年法。古人在历法上采用过"岁星纪年", 《左传》、《国语》中所载"岁在星纪"、"岁在析木"等大量记录,就是用的岁星纪年法。比如:

    《史记·天官书》: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

    上面这段资料所说的"岁星"就是指木星。
    我们重点就来说说武王伐纣的时候,天上出现的岁星是不是就是木星。上面记载的叫做岁星,其他地方也有记载为太岁,比如: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日灾至,无乃不可乎。

    这里就记作"太岁"。"太岁"在古代天文学上是一种天文现象,而这里记载分明是实有所指一颗具体的星。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太"应该是"大"的意思。"太岁",就是"大岁星"。关于"岁星"出现的记载,文献上还有几处:

    《国语·周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

    《尸子》: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

    天文和星象并非本人所擅长,所以这方面的知识不敢随便妄言,不过倒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探讨一些东西。通过对文本的对比分析,我怀疑"武王伐纣"记载中的"岁星"并不是传统星象学上的木星,而是一个通假字,通"彗"。这个"岁星"指的是"彗星"。
    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岁"字发音 sui,而且自汉朝以来,各种字典上的注音也是发这个音:

    岁:《说文》:相锐切。《广韵》:相锐切,去祭心。《集韵》:相绝切,入薛心。

    以字注音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你首先得知道注音字的读音,比如上面这个"相"字的读音就必须又要了解,要不然,声母就无法定位了。这里我查到"相"字的注音:

    相:《说文》:息良切。《广韵》:息良切。《姓觹·阳韵》:相,音同上(襄)。

    到这里,差不多可以敲定这个读音了,应该读作 sui。不过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 sui 这个读音是汉代以来黄河流域的读音,而上古文献记载上的这个"岁"字未必是汉代的读音,而且也不是近。所以,近代以来的发音代表不了古文献的发音,我需要从别的地方入手查找其他线索。

    我从形声字方面着手调查,我们都知道,最早的字都是独体字,后来虽然社会的发展,日益繁复的诉求表达,以前简单的文字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古人就将以前使用的文字进行扩展,将之前的文字加上不同的形旁来表达所需要的定义,这类文字我们称之为形声字。按照造字的规律,形声字的读音都是按照没加形旁的独体字发音。以一个最近的著名的造字事件为案例,当年齐白石题写"烤肉",但查遍辞书,并无"烤"字,于是,他就在"考"字的基础上加"火"旁造出"烤"字。而这个"烤"字的声部则是"考"。
    像上面这种形声字生成的规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造出来的,形声字其发音当然是从声旁的读音。所以,形声字的读音就是谁造出来的形声字,就按照他的声部的方言读音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柯"字,读作 ke,这是个形声字,既然它读作 ke,所以我们自然也可以推测出这个字的声部"ke"读作 ke 音。而另外一个字"何"字,读作 he,这也是个形声字。按照形声字的造字规律,这个字的声部是"可"。这里,"可"字作为声部,应该读作 he。我们来看看以"可"为声部读作 he 的形声字有多少吧:

    可:河、何、呵、荷、嗬、诃、菏、袔、抲、鲄、碋、?、?、?……

    从这么多读作 he 的形声字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些形声字的生成,其声部"可"自然是读作 he 了。但奇怪的是,我们找遍字典,也没见到"可"字读作 he 的案例。那么,是不是说"可"字其实根本没有 he 的读音,上面这些形声字的读音是别的原因而来的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接受的部分知识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比如这个"可"字,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相关的字典里,它只标有一个读音:ke。但实际上,这个字的读音很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上面这个 he。虽然《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以普通话为标准发音的字典中找不到其他读音,但这个字的其他不同读音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比如讨论的这个 he 的发音,就在粤语中存在。我列举一些粤语歌词供大家印证:

    Beyond《海阔天空》: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关淑怡《忘记他》:可以令我欣赏自己。
    刘德华《可不可以》:交给你,可不可以。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我怎可以自私。
    周慧敏《爱你多过爱他》:忘掉过去可以吗
    张国荣《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张学友《李香兰》:那可以投照片中。
    梅艳芳《梦伴》:不可以再追。
    王杰《谁明浪子心》: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一直以来,语言学界流行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片面地认为我们文献上记载的文字必须按照古代留下来的韵书上的发音读。到了什么朝代,又发什么音。说得好像文字的读音不但有规律可循,同时还跟安排好了一般。你要质疑,他还有古代留存下来的韵书为例。但实际上如何呢?中国地大物博,方言众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语言从来没有统一过。不但自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语言没有统一过,至于秦汉以前比如周朝的分封制时期,语言就更不存在统一了。因为诸侯国除了在名义上奉周天子为主外,实际权力根本不受周天子统辖,包括税收、铸币等各种权力都自成一体。这样一来,很多东西根本无需跟周天子相关,顶多也就是在制度规定的时候,派使臣去周天子那里履行诸侯国君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各诸侯国方言根本不存在要向谁看齐的事。以前发什么音,现在还是发什么音。那些韵书上记载的文字读音,顶多也只是京都地区的发音,并不能说明当时中国所有地区都发这些音。而造字这件事,谁也没规定只有京都地区的人才能造字,也没谁规定造出来的字只能发京都地区的音。所以,用韵书来修正古代文字发音的事就变得很滑稽了。

    这里问题来了:如果某个形声字不是京都地区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形声字该发什么音?

    答案很明显,什么地方造出来的字,自然就按照某地方的发音读。比如,在汉代,你是一个长沙人,这辈子没去过长安,你造了一个形声字,你怎么可能读你从来没听过的长安话发音?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说,建立一套普通话发音系统,也就是一个字只发一个音有利于不同地区人群交流。但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其实所有字都是多音字,因为任何一个字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方言发音,也就是每个字都有多个发音。既然每个字都有多个发音,那么新造出来的形声字自然也就有不同的发音。哪个地区造出来的就发哪个地区的方言读音。甚至,一个字从一个地区流传到另外一个地区去的话,也会入乡随俗地遵循当地方言的发音规则而改变读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情况。那种拿着一本韵书认为一个字在某个朝代只能发某个音,而不存在别的发音的说法,实在是乡下老冬烘的见识。
    事实上,一个字发多个音也存在于目前推广的普通话系统当中。这套语音系统当初制定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当然是一个字发多个音的境况。但是,因为学习与交流的问题,所以一个字的发音必须要尽量简洁,这样便于学习和交流,最简洁的方法莫过于一个字只选择一个发音。其实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只不过是国家规定的通用版方言而已。之所以是方言,就是要这套发音系统拥有一定的人群使用基础,为降低学习和推广成本,这套发音系统尽可能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方言。所以,其实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其实普通话的制定过程大家都知道,就是采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说白了,它不过就是无数种方言中的一种。之所以说修改版,是因为在某些地方,又要尽可能照顾其他方言的某些特殊情况,就加入了一部分文字其他方言的发音和写法。

    我在跟别人谈论此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似乎将普通话跟方言对立起来。感觉好像普通话是天上掉下来的,跟方言分属两个不兼容的语言系统。虽然在阐述普通话的概念的时候,他们能很清楚地述说普通话是以广大北方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套语言系统。但在真正讨论语言的发音问题时,总是不自觉地将普通话跟方言隔离开来。一切发音以普通话为主,对方言发音置之不理,仿佛各地的方言就不是中国话,中国人从来不说这些读音。
    更为奇怪的是,他们研究的基础就建立在韵书上记载的读音和现今推广的普通话,其他各地方言从来就不是汉语发音。一直以来,汉语只有唯一的一套发音系统,再没有第二种发音。而且创制的形声字也只能按照韵书上记载的唯一发音读。这种思维实在是很奇怪,因为他以一种非现实思维否定了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以一管之见而替代全局,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找不到事物真相的。我们必须要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研究事物,模拟自己置身于当时的环境,才能逐渐接近真相。

    我们不妨模拟一个场景,假设你穿越到了汉朝的湖南。你一辈子没去过长安,甚至黄河流域都没有去过。你在老家写了一本著作,那么,这本著作里文字的读音究竟是按照你家乡的发音读,还是要按照长安的发音读呢?事实很明显,这本书虽然是按照通行的文字来写,但书里的文字发音自然是要按照你穿越之后的家乡话来读。你都没去过长安,如果按照当时的韵书来读,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现实。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

    这句话中"州山女"的"州"就是个通假字,规范写法应该写作"蜀山女"。"蜀"字读作 zhou 是一种方言的发音,湘语就保留了这个发音。
    其相关的证据还有《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个"洲"也是"蜀"字。另外这个"河"应该写作"湖",是指洞庭湖。"湖"字读作"河",这个音湖南地区似乎找不到了,但现在的苏州话还保留这个发音,具体可以参考苏州话版《太湖美》。
    
    所以,如果将"在河之洲"用现代规范字来写,就写作"在湖之蜀"。这里的这个"湖"是专有名词,专指洞庭湖。所以现在的湖南省、湖北省就是以洞庭湖为分界,湖之南为湖南,湖之北为湖北。天下的湖不可胜数,唯独洞庭湖独享"湖"之专用。

    顺便说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那句"河竭而商亡"句。这句中的"河"其实并非是指中国史书上所习惯的"河水"。这里的"河"是个通假字,实际上是指"湖",即洞庭湖。就是说,因为地裂,导致洞庭湖的湖水枯竭。
    再举个很出名的例子,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最早翻译这本书的是民国时期翻译的。其中"福尔摩斯"这个词的英文原文写作 Holmes,按照当时的国语发音的话,"福尔摩斯"应该翻译成"霍尔摩斯"才对。网上有种说法,这个词是当时翻译家林纾翻译的,林纾是福建人。福建人发音中 h 都发作 f,所以,Holmes 就给翻译成"福尔摩斯"。当然,这个翻译者来源还有其他说法,但归根结底,这些翻译者都是南方人,南方很多地区发音中,h 声母发作 f。由此可见,古人对字的读音并没有遵循那些语言学家所虚拟出来的规则行事,而是哪里人就读哪里的方言。所以,上面的这个"岁星"的"岁"字就未必读作 sui。

    回到原来的话题,每个方言都有自身的读音,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区读音也就不同,任何一个字自然有多个读音了。所以,从文字研究角度来说,每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依据某个方言新创制的形声字,自然也就按照当地的方言来读。我们看很多形声字,也可以反推出造出这个形声字之前,形声字的声旁的方言发音。关于"岁"的发音问题,我找到另外一个"岁"为声部的形声字的不同发音:

    Sui:嵗

    Hui:穢、噦、翽、獩、檅、濊、薉、鐬、顪……
    PS:檅:古同"槥"。

    比较有意思的是,"岁"这个字发音 sui在普通话中,仅只有"岁"这个字的本字,其他所有以"岁"为声部的形声字全部发音 hui。那么,我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岁"最初造出来的时候,到底是读 sui,还是 hui?从这个字 sui的读音孤家寡人和 hui 的读音从者甚众的现象看,我相信大家不难得到真相。
    "岁"字的形声字读音已经证明了 hui 这个读音的强势存在。这些形声字反推声部,我们不难推出,这些形声字的声部"岁"应该读作 hui。不同地区的"岁"字发音不同,但发明这些形声字的地区读音当中,"岁"字显然发音 hui,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造出一堆发音 hui 的形声字来。所以,当年某个地区的"岁"字方言就读作 hui。至于"岁"字本字发音 sui,应该是别的地区的方言或者是后来改变的,都有可能。

    说到这个读音,这里有个更为现成的案例,就是"檅"字,它竟然跟另外一个字:"槥"字相通,而"槥"字还有一个异体字:"櫘"。这三个字都有一个共同的偏旁:木。既然都有同一个偏旁,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等式计算,两边都去掉"木"旁,就得到如下推理:

    檅=槥=櫘
    嵗=彗=慧

    从这个结果来看,"嵗"跟"彗"是等价的。上面三个形声字都是读作 hui,而下面声部字,自然也都这个读音。另外,这几个字还跟"惠"字有关呢?因为"惠"字的词条中还有这么一条:

    惠:古同"慧",聪明。

    "惠"字的发音就比较平均地有两种读音:

    Sui:穗、鏸、繐

    Hui:惠、蕙、璤、僡、橞、潓
    从"惠"字的两个不同读音来看,声部 H 和 S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岁"字从 hui 转换到 sui 的发音。有鉴于与"岁"相关的形声字全部发音 hui,而发音 sui的只有本字一个字。所以本人推定,"岁"字最初发音应该是 hui,而 sui 这个读音则是后起的。

    在经过如此漫长的一段推理论证之后,本人得出这个结论:

    在记录早期文明文本当中,岁星=彗星。

    所以,"岁星"这个名词最初是用来专指彗星,上面列举的典籍中记载"武王伐纣"中的"岁星"就是指"彗星",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木星。至于"岁星"这个名词何时成为木星的专有名词,则不得而知了。

    令人尴尬的是,所有研究"武王伐纣"的文章都是建立在将"岁星"看成木星的基础上来的。如此一来,无数人研究得到的多达44种结论的"武王伐纣"就全军覆灭,没有一个正确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那就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彗星,但史官记录的"岁星"依然还是木星。所以,这是没错的。

    我只能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先来说一个段子:

    布什曾说:"我们准备枪杀4千万伊拉克人和1个修单车的。"
    CNN记者:"1个修单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
    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4千万伊拉克人。"

    --这就是公众,他们只关心奇怪的个案
    这个段子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往往会注意奇怪或者独特的现象,或者特别夺人眼球的现象。对比木星和彗星,木星是一颗很平常的星,如果天空稍微亮一点,都看不到了。而彗星不但在形状上看起来奇怪,同时,形体也远比木星大得多,可视度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晴空万里无云的情况,你能看到木星,这还是很正常的。但试问一下各位,假设让你们记录当时的天象,当天空出现了彗星的话,你会去注意彗星还是置彗星不理却去观察木星?同时,如果彗星撞击地球,发生超级天文灾难,出现了"十日乱其上,风雨击于中"、"风雨暴至"等天空被云气大面积遮住的气候现象,我就奇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看到那颗不再起眼的木星?

    实际上,上面这里说的还只是相对比较而言。而实际实际情况是,白天根本看不到木星。一般情况下,我们人类的眼睛在大白天是看不到木星的。只有在极端条件下,视力特别好的人可以看到。比如太阳未升起或刚刚升起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但当太阳光亮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木星则不可见了。而根据记载的文献描述,武王伐纣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一直都看见木星。即便假设刚开始行军是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但经过一段行军时间之后,太阳已经升起来,这个时候应该看不到木星了,而文献依然还记载了"岁星",由此推定,这颗记载的"岁星"绝不可能是木星,只能是彗星。
    实际上,就记载的文本来看,"岁星"也只可能是彗星,而不是木星。我们来看文献的原文:

    《淮南子o兵略训》:昔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

    《荀子o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这两条记载大同小异,说的是同一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这句"东面而迎岁"。大家仔细看这句话。这句话当中是包含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迎"。迎是什么意思?就是迎接,或者面向着,正对着。这两个解释其实只是一个意思,就是表示迎接对面而来的某个对象,这个对象是有一个向"我"靠近的动作。这个"迎"字说明"岁星"是动态的,它想着武王的方向飞行的动作。从短时间的观测来看,木星挂在天上是静态的,它不会向谁飞去,既然它不动,那么,"迎接"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彗星是不停地运动着的,如果你在它的运动轨迹前方,那么自然也就有"迎接"的感觉了。所以,仅从文献原文本身就可以判断出记录的"岁星"是彗星,而不是木星。

    通过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文献上记载"武王伐纣"时遇到的"岁星"就是指彗星。文献上这个"岁"字的发音是 hui,其记载者使用的是当地当时对这个字的读音。而到了后来,有些文献将不同地方记载的"武王伐纣"资料进行综合,有的文献写作"岁",有的文献写作"彗"。而收录资料的则不管那么多,统统收集起来放在一块。这样就出现了"岁、彗"同框的现象。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字,实际上写的却是同一对象。
    另外,写到遇上彗星时的情况,《淮南子》中说"东面而迎岁",意思很明显,军队从西向东行军。所以,向东而正好碰上彗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彗星的方向是自东向西的。而后面的另一句"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像个扫把,所以,我们又把彗星叫做"扫把星"。扫把的柄是手拿扫把的地方,对应彗星的彗头。彗头正对着自西向东行军的殷人,那彗星自然也就是自东向西飞行了。从这里,也可以证明彗星是自东向西飞行。当撞上地球,其结果跟前面的研究也是一致的了。

    前面说"商汤伐桀"的记载中出现了"彗星撞地球"的现场描写,那么,"武王伐纣"的记载中,有没有出现"彗星撞地球"的现场描写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不过,因为角度不同,在"武王伐纣"的描写当中,是"商汤伐桀"记录中没有记载到的场景:

    《国语·周语下》: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日灾至,无乃不可乎。

    《吕氏春秋·贵因》: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

    《淮南子·兵略训》:昔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惟太公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博物志·卷八》:武王伐殷,舍于几,逢大风焉。

    《说苑·权谋》: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饼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

    《韩诗外传》:武王伐纣,至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

    王逸《楚词》注引《六韬》:武王东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进曰,天不佑周矣,故天降吾灾,请还师。太公曰不可。

    《帝王世纪》:武王四年,起师而东,遂率戎者至鲔水。雨甚,军卒皆谏。王曰:吾雨而行,所以救胶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牧野。

    《旧唐书·礼乐志》引太公《六韬》: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雪),此吾国之妖也。"

    PS:说明一下,最后这条中的"血"应该是"雪"的误写。根据上面一条的"雪深丈余"纠正过来。

    这里引用了若干条史料,这些史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武王伐纣的途中,出现了大风大雨,还有雷声,有的注明时间为三天三夜,导致军队不能前行,最后还是武王听从太公望的劝说,强行前进。那么,这大风大雨是怎么来的?只是平常的雷雨天气吗?

    如果只是平常的雷雨天气,倒也罢了。这次的雷雨天气很不寻常:

    首先是风力大,狂风将兵营的栅栏都吹断了--楯折为三。

    同时还伴有暴雨,三天三夜的暴雨连下不止--天雨三日不休。

    因为三天三夜的暴雨,导致大水泛滥--至汜而泛。

    同时,伴随的还有山崩--至共头而山坠。

    有的记载还有下雪--雪深丈余、天雨血(雪)
    而武王伐纣的记录当中,主要是记录武王行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天灾现象。而这些记录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弥补了前面所没有记载的缺陷。在武王行军图中,先是遇到大风,然后暴雨,还有暴雨过后的洪水。还有当中夹杂着的山崩现象,另外还有丈余深的大雪。这些都是彗星撞地球之后出现的正常现象,而且也只有彗星撞地球才会出现的现象。当然,天上出现十日、彗星等现象也是同样少不了的。当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看的话,那么,一场旷世天灾--彗星撞地球就相当具体了。

    退一万步说,其他现象还可以用其他天灾搪塞的话,那么"雪深丈余"就只有彗星撞地球引发低温现象才能办到。首先,这雪的深度之大,绝不是冬天下雪可以相比的。正常情况下,中国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下雪没有这么深。曾经跟人讨论,有人说当时正是二月,下雪很正常。二月下雪是很正常,但分析问题不能割裂,应该综合起来全面分析问题。文献有这么多天灾的描写,你撇开这些文献的其他描写单独说二月是下雪的季节,像这样割裂资料信息,你说这合适吗?你说二月是下雪的好天气,那么你如何安排其他天象描写?所以,综合资料来看,这下雪的景象也只有可能是彗星撞地球才有的独特现象,别的天文灾难是不存在的。

    通过这些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场景。然后,就可以对当时发生的情况进行一个模拟。通过模拟,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彗星撞地球那种壮观的画面。下面来截取我在《听伟哥讲山海经》中一段模拟"彗星撞地球"时的场景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场超级无敌的核爆发:无数的陨石和冰块砸下来,刹时间,温度上升到几万度也许几十万度,大地升腾起无数的蘑菇云。而且,这朵蘑菇云刚刚升起,上面又无数陨石、冰块穿透而过,再次砸在大地上。陨石跟地面、陨石跟陨石、陨石跟冰块、冰块跟地面、冰块跟冰块之间的撞击使得冰块在巨大的热量喷发当中来不及液化,甚至来不及汽化,直接变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水分子,在巨大的热能催发下,这些水分子以极快的速度向上,向四周迅速奔逃。而陨石和地面的泥土、岩石也被其本身的相互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熔化,变成一锅黏糊糊的岩浆。

    撞击、撞击、轰炸、轰炸……毫无疑问,这次核爆发的规模也许不是空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绝后"的。即便是将现在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聚集起来爆炸,也比不上这次灾难的万分之一。在这种超级巨无霸的轰炸下,有机物直接还原成原子,液体变成气体,固体变成岩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高温下翻腾……翻腾……翻腾……

    跟纯粹的陨石撞击不同的是,这是彗星撞地球。如果仅仅只是陨石群撞击的话,那么,这些岩浆在撞击停止后,最终会逐渐冷却,形成一片巨大的岩石群。但这次不同的是,彗星不但携带有大量的陨石,同时还携带有大量的冰块。因为有冰块,所以会出现纯粹陨石群撞击之后不同的效果。当冰块和陨石、地面撞击后,便立马汽化成水蒸汽在上空形成厚厚的云层包围了整个地球。然后最上面的云因为过于厚重而液化成雨降下来。但这些雨落到地面或者还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又因为吸收了大量的热量而迅速汽化升腾到空中,升腾到空中的水蒸汽然后又变成雨水降下来,就这样大雨重复循环地下。

    最开始,那些大雨一碰到岩浆就直接汽化升腾而去,然而,再厉害的岩浆也架不住倾盆大雨的群殴,于是,海量的大雨让这些岩浆在很短的时间内冷却下来,不再如先前一样暴烈。但问题是,岩浆这种无机物跟金属的属性不同,其化学结构缺乏稳定性。当这种不稳定结构的无机物在短时间自身温度如果发生巨大的温差变化时,因自身无法承受热胀冷缩产生的伸缩力,那么他就会呈现自暴自弃的特性,从暴烈转向爆裂……像受到巨大撞击之后的防弹玻璃一样,那些刚凝成固体的岩浆在热胀冷缩的压力下,就发生了裂变。于是,一整块岩石瞬间裂变成一片片细碎的石头,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为的沙子。于是,因裂变而碎裂的沙子不断地因岩石裂变而产生,它们疯狂地跳跃着,飞舞着,就像一锅炒豆子。伴随着炒豆子的是漫无边际的,密集的,巨大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鞭炮声,大雨声,雷电声……响彻了整个地球。

    鞭炮声过后……刚才那些"噼噼啪啪"的地方就出现了漫无边际的沙漠……

    直到这场"彗星撞地球"撞击所造成的热量被大雨不停地带走,带走,最后全部升腾到地球之外去后,这场大雨终于停止了……

    --《听伟哥讲山海经》
    这段描写当然不是现场记录,只不过是我模拟彗星撞地球时的场景摹写出来而已。是不是符合现场情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彗星撞击地球之后,首先因为陨石、冰块向地面的撞击,会对四周的空气造成一个挤压而形成向外的风暴。因为彗星的体积超大,携带的陨石和冰块超多。同时,撞击的速度又超快,于是,形成的风暴会异常的强大,所以武王的军队遭遇了不一般的大风暴。彗星携带的冰块会因为陨石撞击的高温而蒸发变成汽水升上天空,然后又在天上会形成雨降落下来。同样的情况,彗星携带的冰块超量的多,蒸发的汽水自然也超量的多,变成的降雨自然也超量的多,于是,暴雨下了三天三夜甚至更长时间。这也是武王遭遇的状况。彗星的主体就是冰块,一颗一颗彗星携带的冰块是难以统计的,而超量的冰块会使得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因为超量的水,再加上低温,所以产生一丈多深的降雪也并不奇怪。这些记载,如果仅仅只是出现其中一两种现象,倒也是很平常普通的现象。但若将所有记载的现象综合起来对比,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同时出现就不是那么简单普通了。

    结合上述种种记载,撇开前面的种种相同或相近的记载,仅就最后的章节,我们可以分别判断,"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都遭遇了超级天文灾难事件--彗星撞地球。

    那么,是否可以说,两个朝代的灭亡都遇上了这种概率极低的天文灾难呢?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若这是事实,必须得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在几百年的时间内。
    2、正巧赶上两个朝代灭亡。
    3、前后两个相临的朝代,中间没有夹杂其他朝代。
    4、同时都出现了彗星
    5、两颗彗星都撞击在地球。

    "彗星撞地球"本身已经是极低概率事件了,至少在最近有史可载的两千多年时间内,我们先人观测到的彗星就有不少次,但这两千多年中,却没有出现一次彗星撞地球的天灾。由此可见,彗星撞地球的概率有多低。因为彗星产生的数量本身就不会很多,而且奇怪的运行轨道和超长的运行时间就决定了彗星出现的次数不会很多。人类的文明史本来就不长,而前后相隔几百年,恰恰遇上两个朝代灭亡的时候,都遇上彗星的机会可以说是不存在了。至于这两次彗星的出现都正好一头撞在地球上,这种概率最大可能性为--〇!
    所以,从"彗星撞地球"的概率来推断,"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只可能是同一历史事件,他们只不过是流传在不同族群或者不同地区的各自版本而已。既然是同一历史,那么两个记载中相关位置上的人物就自然是指同一人。简而言之就是:

    商汤=周武王
    夏桀=商纣王
    商汤伐桀=武王伐纣

    夏朝=商朝

    一直以来,学界对这次"彗星撞地球"的重视度不够,这些都反应在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不够。其重视不够导致对史料的解读过于粗率。因为这种粗率的态度使得我们的历史没有得到认真的挖掘,没有认真的挖掘,也就无法得到接近真实的还原。所以,我们华夏的文明史一直处在各种纷扰争端之上,甚至被污蔑、被攻击、被诋毁、被贬低……唯独得不到尊重。

    其实很多时候,研究历史只是观察古人的生活罢了。我们只需要对于文献中的记载综合、联系起来对比分析,也就慢慢可以接近真相,这其实是可以办得到的。本人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终于发现其中的秘密,希望对廓清华夏上古历史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与诸君共勉,追溯先人的历史,正本清源,光我华夏荣耀!
    六、对夏(商)的地理位置考证

    1、商汤时期的旱灾

    记载可以散乱,人名可以变换,但系统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只要是真实的记载,历史总是配套而来,不会违背客观世界运行规律。因为彗星撞地球,导致沙漠化的北方气候大变而严重影响了南方:

    《竹书纪年·商纪·殷商成汤》:

    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大旱。
    二十一年,大旱。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

    为什么会有如此长时间的持续性大旱?因为北方刚刚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天文灾难,原来满是茂密森林的北方因为彗星的撞击被一片炎热的沙漠、戈壁替代,没有花草树木、没有鸟兽虫鱼,全是荒凉的旷野,没有半点生机。在太阳的照射下,因为没有植被,所以温度急剧上升,因为没有树木,所以也存留不住水气。在撞击之前,这里原本是一片湿润寒冷的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每年从北方来的冷空气南下,将北亚带着水气的空气向南方输送。这样的气候情况一直这样进行着几万年乃至上百万,上千万年。平衡而稳定地维持着这个生态圈。
    而彗星撞击地球之后,造成了地貌的大幅度改变,地貌的改变导致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大变。原本湿润寒冷的气候被炎热干燥的气候所代替,而从此,南方得不到每年从北方输送过来的水汽和养分,得到的只是吹过来炎热的风。急剧的气候变化让原本习惯了之前那种气候的南方的生态圈在短时间之内猝不及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土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干旱。因为干旱,所以影响了庄稼的种植、收成。而且这种干旱持续的好多年,直到当时的人发明了水里灌溉之后,才消除了干旱所带给种植业的不利影响。

    真实的历史总是环环相扣,因为商汤伐桀的时候遇上了彗星撞地球,所以,因为彗星撞地球造成的沙漠改变了北方的地貌。而因为改变了北方的地貌同时也改变了北方的气候。而因为北方气候的改变又影响了南方的气候。每一个细节都是因为其真实存在而天生合理,因为合理而经得起推敲、分析。
    2、周武王,周文王跟周朝关系

    既然上面说"夏朝=商朝"的结论,那么下面会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既然"武王伐纣"就是"商汤伐桀",那么周武王的原型就是商汤,是上古时代的君主,而非周朝的开国君主。不单是周武王为移植过来的,周文王也同样是。周文王的事迹也是商汤的事迹改头换面而来的,试看资料如下:

    《竹书纪年·帝辛》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史记·殷本纪》:纣囚西伯羑里。
    这是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记载,不但《竹书纪年》和《史记》有记载,其他相关的书籍也同样有记载。但回头再看商汤的话,其事迹竟然也一模一样:

    《竹书纪年·帝癸》:

    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
    二十三年,释商侯履,诸侯遂宾于商。

    《史记·夏本纪》:桀乃召汤而囚之于夏台。

    周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同样也在商汤身上发生过一次。结合前面说的8条相同或相近因素,再加上上面的"彗星撞地球"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周文王被囚实际上就是商汤被囚的周朝版,他跟我们在考古上发掘的青铜器时代的周朝无关。这件事其实就是在不断流传过程中,商汤一个人的事迹被分解为若干故事,若干的故事就有若干形象,周文王、周武王就是其中的部分形象。流传的故事总是容易偏离原来的事实,于是经过不断的流传,商汤的故事就演变成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武王了。再后来,史官在难以辨明真相的情况下,将周文王、周武王编入其中,于是,上古历史看起来就很"完整"了。
    3、夏后相=商侯相土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在网上连载的《听伟哥讲山海经》就论证过,这里也就不再重复论证,只将以前的文字复制过来,略做修改罢了。
    
    (此图中"柢山"位置已在本人的《听伟哥讲山海经》一文中做详细论证,这里以此结果为准,不再另行论证。)
    "柢山"即夏朝都城

    夏朝一直是上古历史争论的热点,自可信文献记载以来,都没人怀疑过夏朝的存在。但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夏朝变成了考古上的尴尬:迄今为止,没有挖到任何可供证明的夏朝物件和文字,于是,夏朝的存在就成了问题。虽然问题的出现,史学界出现了两派:一派以考古为依据,对夏朝的存在提出质疑,甚至有否定夏朝存在。一派以史料为依据,对夏朝的存在坚信不移,只是暂时没找到而已。这两派在各方各面都相互争吵,谁也不服谁。不过相比较之下,倒是考古派占了上风,所以迄今为止世界史学上只承认华夏文明从商朝开始,只有3500年左右。

    中国的史学界在寻找夏朝,各种民科也在寻找夏朝,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民间人士,大抵上也分为一些派别。简要来说,主要分为两派:一是本土派。这派坚信夏朝在中国本土,所以拼命在各地寻找夏朝。一派是海外派,这一派的人士眼光比较开阔,眼看本地无望,便放眼世界,远赴西亚、非洲寻找祖宗。
    对于以上种种行为,伟哥都表示无能为力,只能从《山海经》中去寻找夏朝了。经过研究,终于有所发现,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说了。

    关于"柢山"的直接证据,我们可以从地图上印证,所以不必说。但是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几个地名需要证明,那就是柢山、狄山、砥山、砥石这几个地名是否指同一地。首先我们来逐步证明。
    1、柢山=狄山。

    《海外南经》: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

    这是《山海经》上的原文,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对照上面的地图就知道,狄山即柢山。这个无需过多赘言。

    2、狄山=崇山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历唐尧於崇山兮,过虞舜於九疑。"张守节正义引张揖曰:"崇山,狄山也。"

    《水经注·瓠子河》:"《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

    《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

    《竹书纪年·卷上》:"(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

    《汉书·楚元王传》"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唐]颜师古注:"鲧,崇伯之名。"

    狄山即崇山,这是古籍所记载,无需我来考证了。
    3、崇山=砥山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

    上面记载的是鲧的妻子女嬉在砥山下吞了个什么东西就怀孕了。这是神话,去掉神话成分,其实就是说鲧的妻子女嬉在砥山这个地方怀孕。女嬉怀孕的地方当然就是她跟鲧居住的地方。上面说了鲧是崇伯,居住在崇山。这里说鲧也居住在砥山,那么,砥山也就是崇山了。

    根据上面各条互证的证据,我们就形成一条证据链:

    柢山=狄山=崇山=砥山

    推理到这里,实际上很接近夏都了。但现在充其量只能说明柢山是鲧的居住所在,鲧并不是夏朝帝王,所以,还不能证明柢山是夏朝帝都。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继续推理。
    这里要说的是夏后相,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夏后相是鲧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鲧-禹-启-太康-仲康-相

    从上面的谱系上来看,帝相是鲧的后裔没有疑问。鲧居住在柢山,但帝相是不是也居住在柢山呢?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以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寻氏,羿遂袭帝号为羿帝。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帝相即位,处商丘。"

    从上面来看,夏后相曾经有过一次迁都,迁都前的都城是哪里没有记载,而迁都后的地名是商丘,这里说得很明白了。我们这里就是来求证夏后相迁都前的都城是不是柢山。
    我们再来看看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人:商侯相土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对比一下资料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相关联的地方:

    1、帝相迁都,相土也挪地方。

    2、帝相迁都到商丘,相土也跑到商丘。

    3、帝相的先人鲧居住在砥山,相土居住在砥石。
    相土的身份是商侯,那个时候是分封制或类似的制度,诸侯都是应该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不可能跟帝王住在同一个地方的。这里相土也跑去跟帝相住在一起,而且还同名,你要说不是同一个人,那就有问题了。

    两个人的信息巧合的地方太多了,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地方巧合,我们还难以判断,但如此多的地方巧合,那么只可能有一个:

    帝相=相土

    砥山=砥石

    砥石,也就是砥山,同时也是柢山,就是夏后相迁都前的帝都。是目前所能考证确切地点的最早的夏朝都城!
    
    这几个地名,是我对《山海经》进行考证后所得的结果。其中商丘就是岳阳东北边的一片山区,因为这片山区地势并不高,所以也名之为"丘"。值得注意的是,殷墟甲骨文之所以称自己先人建立的朝代为"商",也是因为这座山名有关。

    "狄山"的地理位置就是湖南省省会长沙的东边--连云山。需要说明下的就是,这座狄山就是上古传说中的"濁鹿"。"濁鹿"是个地名,也是座山。一座山作为都城自然是不适合,依据常理推测,夏朝的都城自然应该在狄山旁边不远的某个靠近水源的平地。而离这座山最近处适合人类居住的平地,同时又靠近水源的地方就是长沙了。所以,长沙是目前我能考证到最早的夏朝都城了。从目前能找到的史料记载来看,长沙在13000年前的夏朝便是都城,是华夏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都城!
    4、大禹治水就是商侯玄冥治水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竹书纪年·帝少康》:二十一年,陟。

    《竹书纪年·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鲁语》及《祭法》:冥勤其官。

    《鲁语》及《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
    百度百科:玄冥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主要指神的名字,如水神、冬神、北方之神等等。而道家则用来形容"道"的,道教称肾之神。到汉代,中国民间用来指阴间,九泉;同时用于汉代郊祀歌名,歌词为:"玄冥陵阴,蛰虫盖臧……"取首二字为歌名。到唐代以后,就有用来称为北方的,也有用来称为冬季的。而到了现代,"玄冥"则成为各种武侠小说里武功怪异人的代名词了。但实际上,"冥"是商族领袖之一。"因其勤其官而水死",故被后人奉为水神,称"玄冥"。

    再摘录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如下:

    《左传·昭公十八年》:"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玄冥,水神。"

    汉张衡《思玄赋》:"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一说为雨师。见汉应劭《风俗通·祀典·雨师》。

    《礼记月令》:"孟冬、仲冬、季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楚辞·刘向<九叹·远游>》:"就颛顼而敶词兮,考玄冥於空桑。"王逸注:"玄冥,太阴之神。"

    唐李白《大猎赋》:"若乃严冬惨切,寒气凛冽,不周来风,玄冥掌雪。"
    《汉书扬雄传上》:"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终始颛顼、玄冥之统。"颜师古注引劭曰:"颛顼、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也。"

    《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

    《汉书·礼乐志》附歌词:"玄冥陵阴,蛰虫盖臧,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籍敛之时,掩收嘉谷。

    《周易参同契》清袁仁林注:"玄冥即北方水府,为坤坎之乡,在身则下部也,乃至玄至冥之地。"

    从记载来看,玄冥的历史地位也是上古少有几位大神能够相比的。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大禹治水13年将水已经治理好了,这是大家都认的事实。但从《竹书纪年》和相关资料来看,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在夏帝少康11年,商侯玄冥开始治水,而且是治理河。少康于二十一年陟。玄冥在少康时期治理河10年之久。然后于夏帝杼十三年死。各种古籍记载"死于河",这应该是治理河水过程中去世,这应该算是因公殉职了。少康时代10年加上杼时代13年,商侯玄冥治水时间达到23年,比传说中的大禹还要多10年。

    这里就有点不好办了,难道大禹根本就没有治好水,是玄冥后续完成的?在历史认知不清的情况下,这样的调和手法也未尝不可。不过对于破译了历史的我来说,调和主义从来不是找到真相的途径。从记载的题材来看,我们看到的大禹治水更多的是接近于口述,并不是文字记载。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禹资料是文字记载下来,但实际上,记载之前的大禹情况更像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而玄冥的情况则不同,是一开始就文字记载的,是夏朝史官记录下来的正规史料,跟大禹的传说不可同日而语。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变样,所以,大禹的故事更多的是倾向于故事性,但玄冥治水的行为一开始就用文字记载下来,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走样。更何况,大禹治水十三年,商侯玄冥治水死于帝杼十三年,天下哪有如此巧合时间?所以,"大禹治水"就是"玄冥治水",只不过"大禹治水"属于民间传说版,而"玄冥治水"则属于官方记录版。
    看到这里,我估计很多人会开始有点头脑打结了:大禹不是夏朝的建立者么?大禹之后是夏启,启之后是太康、仲康、相,然后才到少康、杼,中间相差了多少代,多少年啊。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一开篇就在论证,"夏商周年表"实际上是不完整的,他是由多个残损的片段拼凑而成的,是一堆犯有强迫症的史官看着残损不完整的历史心里很不爽,强行将这残损的历史拼成一份完整的历史。于是,同一段历史的不同版本片段就难免有点分辨不清,在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就难免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排位。其中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太康、中康、少康这三个名号了。很明显是后人编排的结果,哪有某个帝王上台后以"太"自称的,难道他就知道会有后人去接"中"、"少"的字号不成?所以,这三个帝王中,总有那么一两个是后人编排进去的。我的研究是太康和中康是另有其人,属于史官插进去的人物,而少康则在正常位置。既然太康、中康属于插进去的人物,那么他们之前的大禹、启就更加是编排上来的人了。所以,大禹在夏朝的时间位置被大大提前了,虽然他功劳很大,但真不是我们历史书上说的那样,他就是玄冥。

    殷墟的人为什么称自己的先祖的朝代为商朝,就是因为帝相迁都于商丘,这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史书即记载的商侯相土的和商侯玄冥为什么又叫"商侯"呢?那时候有"侯"这个爵位吗?有没这个爵位我不知道,但根据通假字的惯例,这个"商侯"实际上应该写作"商后"。夏朝帝王以"后"相称,这里相土其实也是称"后"。"后"、"侯"通假,我们不难发现,连帝王的称号其实都是一样。
    5、商先祖契玄王就是商侯冥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我们先来看商朝先祖"契"的事迹:

    《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于商,赐姓子氏。

    《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不过有意思的是,商人祖先契号为"玄王",以辅助大禹治水而闻名。很巧的是,根据商王朝的谱系表,他有个孙子商侯冥也以治水闻名,最后还因为治水而因公殉职。

    《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竹书纪年·帝少康》:二十一年,陟。

    《竹书纪年·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更巧的是,商侯冥也有个"玄"字号,人称为"玄冥"。根据我上面的统计,玄冥治水花了23年,比大禹治水还多了10年。真是巧上加巧啊。
    很多时候,历史就像是"罗生门",每个人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其中一个片段。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应该尽量多搜集历史资料研究。搜集到的资料越多,对历史了解也越全面。同时,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只要有记载,而且记载的人不止一个的话,那么,他的历史面貌也会在不同的手里变得不同。就像我们看到的某些娱乐节目,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嘴里述说,也会因为角度的问题而不同,甚至因为情绪的影响,在两个敌对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形象完全没有共同点。如果不是节目的提示,我们又如何去将这两个角色联系成一个人?同样的道理,历史的记录也不外乎如此。一个古代的首领在自己族人眼里,是聪明机智,威武勇猛,敢作敢当……的人,而在敌人眼里,他就是一个阴险狡诈、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手段残忍……之辈。而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其记载者也不止一人,流传的故事也不止一个,所以,一个人会有多种形象,多个故事流传在世间也是很正常的事。然后,再后来有人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变成了多个人……真让人无可奈何的历史!

    史料就像是几块布料,而史官就像是个缝纫师。面对密密麻麻的史料,这些真面孔、假面目的史料,就看史官用什么裁缝的手段处理这些资料。史官又不是全能全知的老天爷,这么多资料,他哪里知道谁是谁,谁又是谁谁……而编写历史的,从来都犯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症,每个史官都是一个强迫症病人。几部残缺的史料远比不上一部完整的史料有价值,为了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为了让历史有所传承,他们必须要编出一部完整的历史出来。于是,在这个编写过程中,同一个人的不同形象在不明真相面前,就被分配在不同时期,担任不同的角色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上古历史!
    商契玄王:有"玄"字名号,帮大禹治水

    商侯玄冥:有"玄"字名号,治水23年

    在这两个如此突出的重要特征上竟然是如此相同,这要不是一个人,我都说服不了自己。

    所以,商先祖契玄王=商侯玄冥?

    估计有部分人有点难以接受,不过之前连夏朝跟商朝都是同一朝代,商汤跟周武、夏桀跟商纣都能是同一人,契玄王跟商侯冥是同一人又有什么好惊奇的。如果事情仅仅只停留在这里,这还不算是历史,因为这个"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据说,这个"阏伯"就是上面所说的"契",两处资料都记载了他迁都商丘的事。上一小节我阐述了夏后相和商侯相土迁都商丘的事,这里商人先祖契竟然也有一次迁都商丘的记载。这倒是奇怪了,商丘有那么俏么?引得两代王朝的好几个君主不断前往,而且,都没看到迁出去的记载。历史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就像《黑客帝国》中,尼奥在楼梯间看的那只猫一样。《黑客帝国》中,那只猫是因为矩阵出现问题。猫只有一只,从楼梯间走过也只有一次,但是出现两次,那就是问题了。

    继续推理的结果是:

    商先祖契玄王=商侯玄冥=阏伯

    迁都商丘,同样也需要总结,总结结果就是:

    夏后相一次,

    商契一次,

    商侯相土一次。

    《史记·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左氏·襄九年传》:昔陶唐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据记载,相土还是契的孙,两人之间仅仅相隔一代,相土的父亲昭明在史书上并无多少记载,事迹不详。有人打圆场说昭明又迁回原来的住地--砥石。但这事于史无征,胡乱添加就不好了。

    我还想接着往下推理,但这样是有风险的,其风险就是整个上古史就乱得不成看相了。不成看相,我倒是无所谓,不过这会伤了许多读者的小心脏。还是慢慢来吧,不过这样一来,商朝历史就给打成碎片了。
    6、夏鲧跟夏后相

    接下来再说说夏朝的问题:
    
    上面图九中,商丘旁边就是斟灌,那么这地理考证到底对不对呢?且看我引证史料:

    《竹书纪年》:(帝相)九年,相居于斟灌。

    《竹书纪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帅师灭斟灌。
    上面有史料说夏后相迁都商丘,这里又说帝相居于斟灌,所以,依据文理,我判断商丘是地名,同时也是山名,而斟灌才是城市名称,这两者并不矛盾。

    夏后相迁都商丘,居于斟灌,商侯相土自然也是迁都商丘,居于斟灌了。同样的道理,契迁都商丘,居住的地方自然也是斟灌。根据史料记载,契的另外一个名叫阏伯,也是迁都商丘。不过稍微有点不同的是,跟阏伯一起迁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实沈。实沈迁于大夏,阏伯迁于商丘。商丘就在斟灌,两个人一起迁移。说到这里,我想起另外两则史料:

    《竹书纪年》:(太康)元年,帝即位,居斟鄩。

    《竹书纪年》:(仲康)元年,帝即位,居斟鄩。

    我前面就说了,太康、中康、少康三个帝王名称根本就不像是正常情况的人名。正常情况的人名,应该是各自命名不同,而像这个如此整齐划一。这么多年来,竟然没人质疑这点,这倒是奇怪了。试问一句:这世上哪有起名的时候,连后代的名字也规划好的?难不成还像抗战神剧一般:同志们,八年抗战已经开始了;同志们,还有两年,抗战就结束了……
    如果真要有这种未卜先知的神预测倒也罢了,但问题是,你相信吗?从这几个帝王名号可以得出结论,这完全是后人编排历史的时候,将别的地方历史给人工在这里插进去的。我之所以说是人工插进去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正常的历史,那么帝王自有原来的名号,不存在修改成这个样子。既然被修改成这样子,那么必然是经过改动。只有什么样的情况是经过改动后留下来的呢?那就是横空插进去一段历史,添加几个人。为了显得比较整齐,所以就擅自修改了帝王名号,这样看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那么,插进去的是谁呢?插进去的就是禹、启、太康、中康,因为这四个君主是人工插进去的,所以,历史看起来就格外怪异。看夏朝的谱系:

    鲧-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

    鲧居于砥山,夏后相迁都商丘。前面推理出,夏朝就是商朝,夏后相就是商侯相土。商侯相土从砥石迁都商丘推导出夏后相从砥山迁都商丘。所以,夏后相原来是居住于砥山。

    然后一切就变得很怪异了--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夏后相居住的地方竟然是他先祖鲧的封地。夏朝的先祖鲧定居在砥山,史料记载,这是没有疑问的。然后中间的"禹、启、太康、中康"都跑到别的地方去建都,而到了相继位之后,都城又莫名其妙跑到砥山,都没有个说明,这一切很可疑。


    梳理一下,这里出现两个疑点:

    1、太康、中康并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后人安排的称号。所以,这两个人年表所处的位置并不像是历史上原来的位置,更像是后世史官从别处拿的史料插到这里去的。

    2、从鲧的居住地和夏后相迁都前的居住地来看,不但是太康、中康的历史时间可疑,包括禹、启两位君主的历史时间也同样可疑。倒像是后世史官将四位君主的资料横空插到鲧和相之间,将鲧、相之间的历史打断。如果从中抽掉禹、启、太康、中康这四位君主,将鲧、相直接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后相迁都的问题跟鲧定居于砥山的历史就顺畅地衔接起来了。

    经过这么一梳理,夏鲧跟夏后相之间的历史倒是能够顺利连接起来,但其他人就惨了,都不知道安置在哪里才行,而且夏朝的历史也同样给打成碎片了。面对夏商两朝的历史被打成碎片,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7、新墙河=伊水 汨罗江=洛水

    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夏朝的都城有了去处,但夏都城附近的两条河流--伊水、洛水在哪里?听伟哥说,既然都城都给定了,难道还担心伊水、洛水找不到?不存在的。
    当初夏后相迁都的时候,是定了两个都城。这两个都城一个是斟灌,一个是斟鄩。为什么要定两个都城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史料就明白了:

    《左传o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在商朝史上,这里记载的迁都是两个人,一个叫阏伯,一个叫实沈。两个人分别居住在不同地方,一个地方叫商,一个地方叫参。对照夏后相迁都斟灌、斟鄩来看,斟灌对应商,斟鄩对应参。所以,实际上夏后相其实是两个人,但夏朝史只记载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给无意中隐藏了。不过不要紧,我们有其他相关的资料进行补充。通过相关资料的补充之后,历史就变得丰满起来了。
    通过上图,我已经将这两个都城的位置给标注出来了,但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这里郑重介绍一下。当时夏朝的最早的都城是长沙,也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柢山之下。然后夏后相迁都到斟灌和斟鄩。其中斟灌是现在的岳阳市,斟鄩是现在的湘阴县。那么,史书上记载的伊水、洛水在哪里呢?据本人分析。既然这是两个都城,两个都城附近分别各有一条中型河流。其中湘阴县附近有一条比较出名的河流--汨罗江。汨罗江的名声想必大家都知道,一提到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汨罗江顿时就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了。是的,传说屈原五月初五在汨罗江投江自尽,后人纪念屈原,逐渐演化出一个端午节来。屈原是不是真在汨罗江投江自尽我还需要考证,但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原地--汨罗江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河流。因为这条河流就是上古文献中记载的--洛水。

    洛水--汨罗江

    洛--罗

    洛对应罗,尽管江名的字有所改变,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洛对罗,连读音都没有变。就像我考证《山海经》中的"滂水"为珠江西江上游"盘江"一样。"滂对盘",字改变了,但读音还是一样。只要曾经存在过,只要考证的方向正确,那么,总会有历史的蛛丝马迹印证正确的考证结果。
    洛水找到了,那么伊水是哪条河呢?既然还有一个都城斟灌,那就不妨将目光看向岳阳。正好,岳阳附近也有一条河流--新墙河。这次运气显然没有这么好,新墙河,一看就是个后来新起的名称。所以,我就百度一下去找找新墙河的相关资料,期待能找到一些线索。

    我前面说过了,只要考证的方向正确,那么,总会有历史的蛛丝马迹印证正确的考证结果。当我找到新墙河的词条后,我看到新墙河有个古称,叫做:微水。看到"微"字,别人也许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跟伊水搭不上界。但这个发音对一贯研究语言读音的本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铁证。

    在音韵上,yi 跟 wei 这两个读音在古代根本就是同一个发音,它们同在一个声部。在"平水韵"中,五微韵是这样的:

    五微:微薇晖辉徽挥翚韦围帏闱违霏菲妃绯飞非扉肥威祈畿机几讥矶玑饥稀希晞衣依沂巍归欷

    这里的 yi 和 wei 还只是在同一个声部,而更早的时候,两个发音就是同一个,后来才分化成两个独立的读音。这种分化的情况现在还在部分文字的读音当中有所体现。比如360总裁红衣教主周鸿祎的"祎"字就读作 yi,这是个形声字,但这个字的声部"韦"却读作 wei。我们来查一下这个声部的两个读音到底有多少形声字。

    Yi:祎、郼

    Wei:伟、苇、炜、玮、违、纬、帏、闱

    从这两组形声字来看,声部"韦"字以前至少有两个读音,现在只剩下 wei 这个读音。也许 yi 这个读音并没有湮灭,在某个山区里,或者少数民族中依然保留这个读音。

    除了"韦"字外,yi wei 同源的读音子还有,比如"尾"字在普通话中,就同时保留有yi wei 两个读音。另外,"遗"字在普通话中也同时保留有 yi wei 两种读音。由此可见,yi wei 两个读音是同一源头。从这个源头分化下来,有的方言读作 yi ,有的方言读作 wei。

    从上面这一番搜索和分析,新墙河的古称"微水"在当地方言分化之后读作 wei,而在另外的方言分化之后,就读作了 yi。只不过 yi 这个读音给记载下来,而 wei 这个读音却没有记载下来,倒是让人遗忘了。所以,新墙河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上古伊水。

    
    上面这张图已经很清楚地标注了夏朝时期的一些古今地名对照:

    斟灌--岳阳
    斟鄩--湘阴
    商丘--大云山
    湘山--鹅形山
    伊水--新墙河
    洛水--汨罗江
    湖(河)--洞庭湖

    从这张对照表可以看出,古今的地名变化还是相当大的,尽管有的地方还有线索可循,但有的线索还需要各方面进行挖掘和印证。这种地名的变化也反应了一个实际情况,那就是地名是很容易变动的,那种汉代注解古文献,指着跟文献中一样名称的地名就说这是上古地名就有点搞笑。历经几千上万年,在环境变动频繁的中原、关中地区,还能保证那么多地名不变?这简直是神迹了。但很可惜,本人不相信神迹。所以,像这种有点变动同时还有线索可循的地名反而才是真实历史的反应,其考证起来也更为合情合理,考证结果也能相互印证。

    考证到这里,夏朝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定位基本上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一些疑难杂症的解答了。
    七、关于对夏朝被指责为伪造的回答

    1、双标的夏商指认

    经过我上面一连串的分析论证,一直以来,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所认定的夏商周的完整历史就给打成了大体上分为三段,实际上还有其他不少残渣的历史碎片,在上古历史的述说上,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境地。

    在历史被打成碎片的同时,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虽然把"武王伐纣"从商周之间剔除,从考古上来说,殷墟是商朝,目前对殷墟年代的考古测定为约3500年前。既然夏朝就是商朝,按照这个逻辑,殷墟就是夏朝了。这样一来,华夏文明的年代就更晚了。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很遗憾,这个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目前我们历史界对商朝的年代推定为约3500年前,这个推定是建立在"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推定的。即从周朝往前推多少年为商朝。然后考古挖掘出来的遗址都记在商朝这个历史段里。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份年表变成了碎片,各个朝代之间没有前后相连的关系,那么这个年代推理的有效性还存在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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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1-07-13 1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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