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细读唐诗品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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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细读唐诗品唐史

作者:细读唐诗品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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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子诗与史

    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体，和历史有着紧密而难以割舍的关系。说是诗歌，其实严格来讲应该是歌诗，这是因为诗歌最初是唱出来的。按照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教导，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同时也创造了语言。有了语言之后，光说不过瘾就开始唱了，尽管曲调不优美，但由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也就很快传播开来。歌曲越来越流行，有的在排行榜首居高不下，逐渐引起“吃肉的那帮哥们（食肉者）”的重视，于是就派专门搜集民歌的官员到民间来进行“盗版”。由于这些传唱的歌叫做“风”，于是就把这些大张旗鼓不必害怕因侵害知识产权而遭起诉的家伙们的行为称作“采风”——这个词好熟悉啊！后来的艺术家们背上被子和帐篷，留长胡子头发或者剃光胡子头发，总而言之把自己整的很沧桑地到祖国的角落旮旯去寻找灵感的行为都用这个词。
    风收集上去以后，有的记录了曲谱，有的没有记录，记录下来的风，贵族们没有丹田底气也唱不了，会唱的也难以传承下来，于是就慢慢只剩下了歌词，恭喜你猜对了，诗，就这样诞生了。可以这样说，诗从来到世界，浑身都沾满了劳动者的气息，诗在民间啊！由此又引出一句题外话，那就是雅和俗的问题，很多人简单粗暴地来划分雅和俗，其实很雅的诗（至少“风”）在当时是一个很俗的东西。继续发展到了唐和五代时期，写词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学青年。明清时期的小说也是这种境况，现在养活了若干人的《红楼梦》，在当时也只是地下手抄本的待遇。可以看出，彼时的俗，会发展到此时的雅。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了，目前，个别被斥为精神垃圾而又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俗物”，若干年后，能不能得到平反呢？
    说完了诗，回来再说史。人类最初的历史大都是用诗来写的，著名的应该就是《荷马史诗》了。在中国，在我们熟知的《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之前，《诗经》也应该算史料了，其中除了“风”描写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之外，“雅”和“颂”都记录了贵族和宫廷的一系列活动。
    历史的长河一直流啊流，水清了浊，浊了又清，一个个的弄潮儿在风口浪尖上展示着矫健的身手。混水摸鱼的他们努力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或者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这种过程的理性色彩远远大于感性，于是长于抒情的诗歌逐渐被其他的文体代替，不再履行记录历史的职责。心无旁骛的诗歌埋头前进，走啊走啊，终于由一个青涩的小姑娘长成一个美丽优雅的贵妇——当然我们不知道贵夫是谁，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又何必较真呢？这个时候当她仔细打量自己的周围，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没有和历史分离，自己的身体发肤都沾满了历史的气息――又有什么能超脱时代呢？这个时候的历史被人称作唐！
    唐朝，一个伟大的时代——容纳百川而成之大。广阔的胸怀给了众多的“遣唐使”们无尽的温暖，想想那时候我们对国际留学生的待遇，再握握如今海外的那一双双刷盘子的手，真是透心凉啊。
    唐朝，一个强盛的时代——宾服四方而谓之强。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被灭，自太宗始唐朝的皇帝们“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唐朝，一个多元的时代。升平的岁月，纷扰的战火，灿烂的文明，秽乱的伦理，飞天用柔媚的腰肢在莫高窟的石壁上讲述的故事，卢舍那大佛留在龙门山上永恒的容颜，还有还有……不过，历史是很难说清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胡适说的；历史在发生的同时就已经失去了真相，这是我说的。总之意思是一样的，你永远不能认识到绝对真实的历史，这也许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幸好我们还有诗，诗人们可以和史官不同，他们没有义务去记录历史，但他们写下的诗歌又无法脱离历史。在历史的背景下去读诗，才能和诗人感同身受，咀嚼出文韵悠长之外的沧桑味道；透过诗歌去读史，不仅会发现汗青上留取的丹心，还有更细腻的情感和更鲜活的面容。
    在唐诗和唐史之间，这种诗与史的联系更密切一些，一方面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太完美了，完美到必须要衰弱。另一方面唐诗在当时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不仅是达观显贵在玩，就连歌妓、僧人、农夫、仆人、贼寇……也都时有惊人之句冒出。质量高数量大的唐诗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历史，风云变幻的唐史也催生了经久不衰的经典篇章。
    就让我们一起开始读诗品史。

以往发的帖子出了意外，重新发一下，希望以往的好友再来捧场。
这次发帖，就可以按照独立章节发了，不会阅读不舒服。

    一、隋诗发轫。
    就像一部长篇评书开讲前念首垫场诗一样，我们在唐诗正式出场前也来几首隋诗铺垫一下，大腕嘛，总是要摆摆谱。之所以选中隋诗而没有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扯，倒不是因为隋诗的艺术性就一定高过诗经楚辞，是因为隋和唐的关系太亲密。其实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是适合一起说出口的，像秦汉、魏晋、隋唐，说着顺口，听着舒服。都是前者短暂大一统之后的分崩离析，由后者实现较长的盛世。
    隋与唐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开国皇帝都是名门望族之后，世袭国公的爵位；国号都以自己的爵号而定，杨坚袭隋国公，国号定为隋，李渊袭唐国公，国号定为唐；两朝都是拥戴小皇帝，然后一步步给自己铺垫，什么加九锡，可以佩剑上殿，可以大摇大摆去面见皇帝，不必小跑（不趋），不用向皇帝进行自我介绍（参拜不名）——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有大臣一干这些事情，要么皇帝完蛋，要么自己完蛋，总之是不能两全；还都是和平解决政权移交的问题——小皇帝禅让；两朝都发生了国本动荡，前太子惨死，后来者居上。
    我们就从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的一首诗说起，聊聊隋朝的诗歌和历史。
    1．1明年后岁，谁有谁无——伟大的预言家杨坚。
    隋文帝杨坚平生只留下来一首诗，是他53岁时巡幸并州（现在的山西太原）时，在一场宴会上所作的，当时在座的还有儿子秦王杨俊和大臣王子相，全文是：
    红颜讵几，玉貌须臾。
    一朝花落，白发难除。
    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当时是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开皇是他的年号，当时他坐上龙椅10年，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既不因为对当皇帝这个业务不熟而抓瞎，也没有儿子兵变逼宫而焦虑，就在前一年（公元589年），隋朝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南陈，将士们在井里逮住了陈帝陈叔宝，正式统一了天下。在这个时候写诗，怎么着也得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整不出大风起兮云飞扬，也不能说这些丧气话啊。
    讵几的意思是时日无多，整首诗倒是很好理解：漂亮姑娘的脸蛋没有多长时间，小伙的帅气也转瞬即逝，美丽的花朝夕之间就会凋落，白发怎么也拔不完（当然拔掉白发也无法年轻），就在最近的这几年，说不定就有谁要玩完。听听，这如果是一个落魄书生的哀唱还好理解，作为已过天命之年的成熟政治家，还有这么浓郁的小资情调就不太正常了。
    1.1.1诸子之死。
    一、杨俊之死。

    更可怕的是，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第二年，在席间觥筹交错的大臣王子相就病死了。有着皇家血统的秦王杨俊命比较硬，又撑了7年，也辞别了人世（关于杨俊的死期，隋书中所记载不一，列传第十中说死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志十七中说死在开皇十八年，为了突出杨坚的金口玉牙，就让杨俊尽早死，对不起了，秦王殿下），并且杨俊之死也不能说是善终。
    他小时候向佛，曾经要求出家，没有得到批准，也可能是矫枉过正，长大了又开始迷恋美色，放在当时也不算什么，倒霉就倒霉在他的出身了。他有个吃醋嫉妒以及厉害的老妈，历史上有名的独孤皇后，杨坚和妻子门当户对，都是官二代，“北周八柱国”的门第，成婚的时候，小夫妻信誓旦旦，只爱对方一人，等到杨坚称帝后，真的兑现了这个这个承诺，一直没能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性福生活。杨坚曾经一次春心萌动勾引了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果断出手把女孩从肉体上消灭了（为这个可怜人致哀），杨坚痛恼羞怒，百感交集之下也没能怎么样，只是使使性子，骑马跑到山里哭了一场，在大臣们的劝解下又臊眉搭眼的回家了。由此可见杨俊妈妈的强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位秦王妃也嫉妒成性，并且比婆婆更进一步——婆婆是消灭第三者，她倒好，直接搞定老公，这样也对，不要连累无辜嘛。女人没有拿刀弄枪的力气，就采取了潘金莲对付武大郎的手段（不对，应该是潘金莲跟她学的），下毒。史书上没有交代杨俊幸免的原因，据估计，要么是量不足，下少了，要么是质不高，毒性差。古时候又没有化学制剂，就是一些什么断肠草，鹤顶红之类的植物、动物毒素，听着吓人，效果有待验证，总之是没毒死。
    没死归没死，也弄个萎靡不振气息奄奄，隋文帝知道后大为恼怒，也痛恨这个孩子不争气，加上得知杨俊在并州总管任上豪华奢侈，盛治宫室，广敛民财，就是说盖了超标的别墅，收了一些红包，这也犯了一向以“俭朴”接近于“抠门”著称的隋文帝之忌。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对杨俊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免去并州总管，调到京城软禁起来。当时的并州总管就是全面主持这一区域工作的党政军合一的一把手，不撤了这个职，真不好收拾杨俊。然后赐死了秦王妃崔氏，替儿子出了气报了仇。回过头来又对杨俊严加斥责，史书上说“下诏切责之”，大意是说老子好不容易打下天下，怎么能让你给败坏了，病床上的杨俊在又惊又吓的恐怖氛围中死去。
    您会觉得杨俊令人同情吧，在和伟大的预言家杨坚关系最铁的五个人里，也就是杨坚的五个皇子，这算是最完美的结局了。看完其他的几位，您就知道，杨俊死的真舒服。

    二、杨勇之死。

    大儿子太子杨勇，本来太子当的不错，也称得上宅心仁厚，礼贤下士，可也有好奢侈，爱和漂亮妹妹打交道的毛病。杨坚虽然在“俭”这个字上不喜欢他，但还没有兴废黜杨勇的念头，也许内心深处还深深羡慕儿子没有母老虎管束。可是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钻了一个死牛角尖，只要不躬行一夫一妻制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杨勇偏偏不喜欢老妈给选择的老婆，和姬妾们生了不少孩子，光儿子就有十个。原配的妻子元氏郁郁寡欢，也没有独孤皇后的手段，更不敢像杨俊的老婆那样下毒，于是在郁闷中去世了。
    独孤夫人在心里认定是被杨勇毒死的，更是对杨勇万分的鄙视痛恨，此时的二儿子杨广借机隆重出场了。要说杨广水平还是有的，允文允武，眼光也很准，敏锐地捕捉到了母亲不喜大哥的信息。他策划一系列的夺嫡步骤，严格来讲是在独孤皇后这里打开的突破口，所以杨坚临终说“独孤误我”还是有道理的。
    杨广平常给老爷子留的印象也不错，动挡西杀也立下了很多功劳，官职几经调任升迁，最后当上了扬州总管，现在可以理解他当了皇帝后为什么总是要巡幸扬州了吧，那里咱熟啊！在扬州总管任上是一岁一朝，就是要一年才能回来见老爸老妈一次，这可以理解成被疏远，当然有被重视的成分。但是总是长期远离权力中枢，肯定会慢慢被遗忘。杨广采取的对策是经常抱着老妈的腿哭诉思念之情和依依惜别不愿离去之意。
    独孤本来就对杨广有好感，因为在她得到的情报是杨广对爱情很专一，平常只和正妻一起，对按照皇室规矩配置的小老婆们很疏远。她不知道杨广的姬妾们之所以没有生很多孩子，是因为杨广摸透了她这种独特的评判人品优劣的规则，发现怀孕的女人就把胎儿打掉了。
    又看到杨广这么孝顺，独孤皇后很感动，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杨广开始说杨勇的坏话，大意是说不知怎么回事，他就是看我不顺眼，我恐怕要被他杀了。独孤皇后也哭，应该不是恐惧的泪水，而是感动的泪水（多好的孩子）和愤怒的泪水（杨勇你太可恨了）。于是她也隐约表态，有我在他还这样，我如果没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一想到现在的东宫没有咱杨家的正根儿，（杨勇的正妻元氏没有生育，资治通鉴原文是“东宫竟无正嫡”），心里就不是滋味。杨广正是从独孤这里探到讯息，才真正起了取杨勇而代之的念头。
    杨广最大的帮手是重臣杨素，而杨素动作的第一步也是面见皇后，说杨广真像他老爸，皇后也赞同此话。儿子像老爸这句话有点学问，推论下来，老爸是皇帝儿子也应该是皇帝！就像地下党对暗号一样，两个人达成了默契。当杨素开始在隋文帝杨坚面前诋毁杨勇而大力炒作杨广的时候，独孤皇后又赏赐杨素大量的钱财，到底是辛苦费还是活动经费就很难分析了。杨勇也真倒霉，上面有皇帝老爸压着，下面有晋王弟弟顶着，外面是重臣公事公办的说坏话，里面是皇后使劲吹枕边风，真称得上是四面楚歌众叛亲离。
    要说都是亲生儿子啊，杨坚也曾经很得意的对大臣们宣称，我不像以前的皇帝那么荒淫无道，跟不同的女人生了不同的孩子，他们不亲密，我的五个儿子都是真兄弟，他们不会有争夺储位的事情发生的。结果事实给了老爷子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后不用说也能猜到了，杨勇肯定没有好啊。
    终于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废掉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最狠的是，把监押杨勇的任务交给了杨广。不知道杨坚是老糊涂了还是真的要置杨勇于死地，这是打倒批臭再踏上一支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节奏啊。这下杨勇彻底没机会了，所有申诉的文字材料都被扣下，根本到不了杨坚手里。人要是逼急了啥招都有，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喊大叫，希望杨坚能听到。后来初唐的虞世南写过一首咏蝉的诗，其中有“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的句子，灵感是不是从杨勇太子这里来的就不知道了。杨坚还真听到了，打算找杨勇问问，结果杨素说杨勇已经疯了，杨坚这才罢手。等杨坚一死，杨广即位，第一件首要大事就是谎称杨坚有旨意，赐死杨勇。虽然是皇帝了，但是杀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哥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改由老爹杀儿子就好看的多。
    其实杨勇疯没疯，杨坚隐约也知道，否则不会在临死前发现杨广不是什么好鸟之际想到叫杨勇来，如果是个疯子，叫来有什么用，看他演小品吗？杨勇之所以被废，前面说得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越制度。就是被杨坚骂死的三子杨俊，违越制度也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你是什么职务应该享受什么待遇是有规定或是约定俗成的，局长坐桑塔纳处长就不能坐奔驰。
    杨勇作为太子时，有一年冬至百官去觐见他，他很兴奋，排出乐队，吹吹打打，摆开架式接受了（史书原文是“勇张乐受拜”）。隋文帝很不高兴，说这不符合规矩，有大臣辩解说只是祝贺，不是朝拜。这时的杨坚应该很不爽，因为他批驳了这种说法，杨坚认为，祝贺是私人的事情，应该三三两辆的去，这家伙，由有关部门召集（估计是现在的组织部），大家到的这么齐，太子还穿上正式的礼服，演奏乐曲盛情款待，这时合制度的吗？杨坚专门下诏禁止了这项活动，至于有没有秋后算帐，对这些大臣进行追究，史书上倒没有明确的记载。
    杨勇真正要坏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演奏的那是什么音乐，明明是招魂曲。

    三、杨秀之死。

    杨坚的四子杨秀，最早被封为越王，不久改封为蜀王，后来担任益州总管，一直经营四川地区，应该有一定的实力。史书也记载他本人容貌雄伟，长得很威风，有胆量有气魄，喜好武艺，按照评书的说法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这样的儿子多好啊，可就是不讨老爹喜欢，就跟诸葛亮看出魏延后脑生有反骨一样，杨坚没有理由的讨厌这个儿子。他不止一次对独孤皇后说：“杨秀肯定会不得好死，我活着他还不会出什么问题，要是他兄弟当政，他一定会造反”。既然老爹这样带有色眼睛看自己，那咱就应该老实点，好好表现一下，杨秀不这么认为，反而又去踩了一条“红线”——“车马被服，拟于乘舆”——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向皇帝看齐。看来是真的要做益州的土皇帝了。当然，也可能他是学王翦、萧何这些大佬们自污保身。
    等到杨勇被废，杨秀“意甚不平”。但是为什么生气呢？史书上没有明确交代原因，可是也没有记载他口头或者书面上为大哥鸣冤叫屈，我只能推断他不是为杨勇被废而怒，而是为立杨广没有立自己而怒。一千多年以后的我都能猜出他的心思，杨广能不知道？于是指派杨素揭发杨秀，还是从有“异心”这个突破口展开，老皇帝大怒，招杨秀回京。有杨俊的例子摆在前面，杨秀还真不愿离开根据地。杨坚又指派了新的益州总管，这位新总管很会做心理工作，终于说动了杨秀回京。杨秀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上路了，走了四十来里路，又有了反悔之心，准备率兵偷袭益州。只要一开战，杨秀造反的事实就确凿无疑了，幸亏这位新总管也不是吃素的，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杨秀只有乖乖的到京城报倒。
    杨坚没有给杨秀辩解的机会，也没有亲自骂他，派使臣“切责之”之后就押进监狱，等待审判。杨广一面在杨坚面前痛哭流涕地为杨秀求情，一面暗中指使人弄了两个小木人，埋在华山脚下，分别对杨坚和杨谅（杨坚第五子）进行诅咒，可能害怕这种妖术会真的灵验，杨广出于安全起见，没有把自己列入受害人的行列。挖出这个木人的正是主审杨秀工作组的首席大臣杨素。这还不够，他们又伪造杨秀讨伐京城的檄文草稿夹在杨秀的文集中给杨坚看，证明杨秀早就盼着天下大乱骨肉相残，好混水摸鱼乱中取事。杨坚被彻底蒙蔽，盛怒之下放出狠话，要把杨秀当街问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有一位大臣为杨秀求情，也差点被割了舌头。最后尽管没有要了杨秀的命，但也削掉王爷的爵位，废为庶人，禁锢终身，一位土皇帝变成了无期徒刑的囚犯。
    后来杨广坐上皇帝宝座，可能是杨秀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人被关起来了，嫡系的幕僚基本在处置杨秀的时候被杨坚杀完了），也可能“真兄弟”只余下这一个（老五杨谅因谋逆去世的早），总之是没有给杨秀加刑，留了一条命。不过杨广对皇家的宗室也非常警惕，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把这帮人带着。杨广穷途末路之时被宇文化及以为民除害的借口勒死之后，杨秀一度成为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不过经过宇文化及等人的讨论又否定了这个提议，应该是觉得堂堂蜀王不好控制的缘故吧。那杨秀的下场就比较明显了，他和杨坚的其他后人一起被杀，这样看来，虽然杨秀郁闷半生，却是兄弟之间最晚离开这个世界的。

    四、杨谅之死。

    和杨秀一样在史书被称为“庶人”的还有杨谅，但是和杨秀窝囊地在监押之下度过后半生不同，这位被封为汉王，杨坚最小的儿子，还真是轰轰烈烈的造过反。
    杨坚对这位小儿子非常宠爱，在他担任并州总管离京的时候，老皇帝打着到外地视察的旗号，一直送出很远。杨谅的辖区很大，西起华山，东至渤海，北达燕门关，南到黄河,共计五十二州。兵马也很多，并且特许他可以“便宜行事”，就是所谓的先斩后奏吧。不过他辜负了这份信任，史书上记载他指挥了三大的次战斗，无一胜绩。第一次是攻，开皇十八年出征辽东，败；第二次是防，开皇十九年防突厥，败；第三次是攻防兼备，先打起造反的旗号进攻，后来逐步退守，败。如果前两次是诈败，通过打败仗来逼迫皇帝老子增加自己的实力，那最后的一次无论如何也没有别的借口了，只能说自己志大才疏。
    杨谅造反是必然的，不反才不正常。四个哥哥，除了二哥当了太子外，其他的三位或死或监，自己的下场是什么，当然要好好考虑了。资治通鉴上还有一段记载，说杨坚偷偷和杨谅约定好了，如果新君继位，发给杨谅的诏书上面的公章有个暗记，就说明没有问题。结果大将屈图通拿着杨广的诏书来宣招杨谅进京的时候，加盖的玉玺上没有这个暗记，杨谅自然不敢到京城去自投罗网。违旨是不赦的大罪，遵旨又会变成杨俊第二杨秀第二，除了造反，真是没得选择。小儿子，大孙子，老爷子的命根子，从约定暗号分析，杨坚对这位小儿子真不是一般的疼爱啊，可是这种疼爱，给杨谅带来的是更大的祸事。
    除了自保的原因外，杨谅造反也有被别人忽悠了的成份在里面。他特别信任的有两个人，王頍和萧摩诃，这两位都是南陈的遗老遗少，萧摩诃更是陈朝的大将。他们既怀念故国，又没有在隋朝得到重用，一直抱着乱中取事浑水摸鱼的态度，极力纵恿杨谅造反。尤其是王頍，还真是挺有水平，给杨谅出了不少好主意，可惜他没有听。
    在造反的前期，杨谅也打过胜仗，最传奇的就是男扮女装取蒲州了。蒲州大约在现在的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一带，杨谅命令自己的几百个骑兵戴着妇女用的面罩，慌称是汉王的宫人进城，骗过守城的士兵，攻占了蒲州。在这里要插一句，骑兵扮女人的难度有点高啊，不知道是化妆师的手段超凡绝伦，抑或是守城的士兵被催眠。不过总的结果是小胜难济大败，杨谅最终被杨素打败，投降被俘。不过杨广还是做足了面子活，并没有杀杨谅，而是也判处了无期徒刑，给监押起来。不知是杨广暗下毒手，还是杨谅的身板比不上精通武艺的四哥杨秀，总之是没有等到宇文化及来杀就死了，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杨广暗中派人杀死的。杨谅这一生也算是活的轰轰烈烈，死的默默无闻。
    看来，金口玉牙的皇帝还是不要随便说话，否则后果很严重啊，一句“明年后岁，谁有谁无”给自己的孩子们下了诅咒。

    1.1.2悲剧的根源。
    杨坚的五个儿子和众多的孙子都没能活下来（关于杨广之死另文专述），儿子们基本是自己人弄死的，还不是特别惨，孙子中除了杨勇的儿子是被他们的叔叔杨广干掉的之外，其他的基本被宇文化及在大业末年发动的江都政变中和杨广一勺烩了。孙子及重孙子辈倒有四个皇帝，不过也都没有寿终正寝，杨俊的儿子杨浩（杨坚的孙子）在宇文化及的手上当了几天傀儡皇帝后也被毒死，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越王杨侗（杨坚的重孙子）分别被长安的李渊和洛阳的王世充拥立为帝，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也都丢了性命。除了杨广的“遗腹孙子”杨政道先是被突厥立了一个傀儡北隋，后来投降唐朝后活的久一点，隋文帝这支皇家贵胄算是断根绝户了。关于原因，有一种“报应”说很有意思。
    说“报应”就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为杨坚“做嫁衣”的北周。
    杨坚的隋朝取自宇文家族的北周，而北周也是由西魏的政权禅让建立的。
    当时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正值五胡乱华，各个少数民族隆重地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不长，朝代挺多，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周的周武帝宇文邕英明神武，对外开疆拓土对内治国修政都很有两把刷子，灭掉了北齐，也攻占了南陈长江以北的领域，眼看要渡江作战天下一统的时候，由于积劳成疾，在36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他死了之后，缺点暴露出来了——不会培养接班人。继位的宣帝宇文赟堪称一位相当另类的皇帝。
    一是荒谬荒淫。他在周武帝的灵前，掀起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那是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明君的老爸揍的)，拍着棺材破口大骂，意思是你早该死了。发泄完之后，马上杀到后宫，排队检阅已故皇帝的后妃，看上的就据为己有。
    二是乱杀功臣。荒唐点没什么，这点才是最要命的。从他的叔叔齐王宇文宪开始，先后杀了不少能臣大将，自己掘好了坟墓。杨坚的女儿在宇文赟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被纳为太子妃，宇文赟继位之后顺利成章地变成皇后，国丈杨坚起初还真有心好好帮帮这位皇帝女婿，宇文赟对杨坚也比较信任，每次出去游玩巡幸都让杨坚坐镇大后方。不过在这位残暴地皇帝制定了一些严苛的法律，杨坚提建议要进行修改，被皇帝拒绝，开始慢慢产生了分歧。
    随着有名望的大臣被杀得差不多了，杨坚的威望越来越高，变成了招风的大树，也越来越招皇帝忌恨。加上杨皇后美貌遭人妒，后宫争宠的女人也经常说杨家的坏话，宇文赟在气头上对杨坚的女儿放出狠话，说早晚有一天要灭了你们全家。话是说了，但这位皇帝可能是平生唯一一次正确的决策却没有执行，据我看倒不是杨坚隐藏的比较深，而是宇文赟虽然荒唐，但皇权抓得还可以，不以杨坚为患。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杨坚也许真的不会有什么作为。
    宇文赟当了不到一年皇帝，为了过太上皇的瘾，公元579年，把皇位传给了自己7岁的儿子宇文阐，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周静帝。他这个太上皇可是有名有权，继续恶搞了2年之后，酒色过度，加之宇文家的短命遗传基因又在作怪，22岁的太上皇撒手归西。杨坚以重臣加太上国丈的身份，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起。
    杨坚既知道自己的身份敏感，也知道众多的宇文宗室王族不服，更重要的事已经起了自立之心。于是他封锁周宣帝驾崩的消息，假借皇帝的命令把在外地驻军的五个亲王招进京城，然后安上谋反的罪名，一一诛杀灭门。在外领兵的大臣有起兵反抗杨坚的，也被隋朝的第一功臣高颎为首的杨坚嫡系一一剿灭。在扫清了内忧外患之后，杨坚从外孙手中接过皇冠，建立了隋朝，随之杀死了年仅9岁的末代周帝，连他的两个幼弟也都斩草除根了。末代的周静帝不是杨广的女儿所生，杨坚只是小皇帝名义上的外公，否则真不知杨坚怎么对女儿交代。
    因为皇帝小，杨皇太后她本来对自己的父亲来主持国政感到很欣慰，等到逐渐明白杨坚的篡位意图之后，她既痛恨又后悔。杨坚称帝后也感觉对不起女儿，你想啊，从皇太后降到公主，一下子矮了两辈。
    隋代北周，基本把北周的宇文宗室屠杀殆尽，谁能想到，在江都之变中，杨家的宗室又被宇文化及给一锅端了。虽然此宇文非彼宇文，宇文化及不是本姓宇文，他的祖上是宇文家族的家奴，被赐姓宇文，但似乎轮回之中自有报应啊。
    真正的原因当然不能肯定说是北周的宇文氏转世投胎到宇文化及的身上来找杨坚报仇，家国凋零的根源还在杨坚自己身上。
    关于隋文帝杨坚，就其帝王业绩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观点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皇帝：确立三省六部制（实际上是五省，省略了宫廷宦官机构的内侍省和掌管书籍历法的秘书省），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体系，后来的王朝在略加改良的基础上都沿用了这套政府班子；对法律进行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他制定的《开皇律》在中国法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实行均田制，打击兼并土地的行为，轻徭薄赋鼓励农业发展；开创了科举选材制度，被历朝所采用，并且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另外，隋朝的军威也很盛，虽然没有彻底消除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不安定因素，但也屡次对他们进行打击，抑制了他们的发展，为唐朝的一系列决战决胜奠定了基础。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
    但是，抛开杨坚的帝王功业不说，单从他的人品来论，确实非常地猜忌刻薄。他的皇位来的不怎么光明而又轻而易举，在接受禅让前也没有什么可以服众的功绩，隋书的编撰魏征评价他是“不学无术”。为了维护政权，他先是在登基前大杀原来的皇族，镇压心怀旧宗室的朝臣，这个也不能过多指责，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一个皇帝呢？可是杨坚做得太绝了，象9岁的小皇帝实在是没有必要杀死，何况还有两个更小的弟弟。大家还记得被独孤皇后派人一刀杀死的杨坚喜欢的小姑娘吧，她是尉迟迥的孙女，尉迟迥讨伐杨坚的篡位行径兵败，全家被杀完，只是这个小姑娘貌美被杨坚所幸，估计也就是强奸。杀其全家而霸占其女，这也要有相当的心理素质啊
    其实杨坚就是心理素质不行，总结为一个字，就是“虚”，做贼心虚，总自己也觉得从外孙子手中抢过皇位说不过去，才用血腥来给自己壮胆。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直接痛骂杨坚的行为不是人能干出来的（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欢“祥瑞”，隋书上记载了很多“好兆头”，这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他的猜忌和刻薄，没有宽和仁爱的气度，却生就苛刻残酷的天性，这种性格到了晚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他对大臣十分多疑，史书上所称赞的帝王功绩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他这种心理的写照，唯恐别人有样学样，也在他手里把皇位夺走。隋时的重臣，象高颎、贺若弼、韩擒虎、史万岁等，或杀或贬，都没有能和杨坚共富贵。对一般的臣子也不放过，大玩无间道，经常暗地里派人拿着钱财布帛去贿赂试探，发现某人收受财物则立即处死，搞得人人自危。他御下也十分严苛，经常在朝堂上打大臣，有的就被活活打死，有一位叫李君才的大臣更是点背，由于没找到行刑的杖具，竟然被用马鞭子打死。这种猜忌不仅在君臣之间，就是在父子之间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样，杨勇、杨俊、杨秀才在有意无意之间犯了“违越制度”的大忌，一个一个走上末路。

    一、隋诗发轫
    1.2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烈士后代杨素的报国情怀。
    红楼梦中的林妹妹曾经写过一组诗来赞美历史上的奇女子，其中有一首写红拂女：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被林妹妹形容为只不过比死尸多了一口气的杨公，就是当时官居相位爵封越国公权倾朝野的杨素（妹妹骂人嘴挺毒啊）。看来杨素也挺倒霉，不但被红拂女给带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还被曹雪芹先生调侃了一把。
    “红拂夜奔”的故事大家很熟悉了：后来成为大唐凌霄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卫国公李靖，去拜访杨素，在杨府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在杨府中那位负责拿拂尘赶苍蝇穿红衣的侍女（也有说是侍妾）的眼中就是“长揖雄谈态自殊”。于是美人看出了李靖虽然现在屈居人下，但素质全面，将来一定大有前途，是个绩优潜力股，这就是所谓“美人巨眼识穷途”。她偷偷问明白李靖住的酒店，晚上就跑来找李靖，李靖感动之余，就问红拂女，你离开杨素就不怕他报复你吗？就不留恋他的身份地位吗？回答曰：尸居余气杨公幕——他不过就是比尸体多了一口气，有什么可怕又有什么留恋呢？于是后人评价：岂得羁縻女丈夫。
    不管这个传奇故事有几分可信性，但对杨素的评价确实是冤枉的。杨素绝对是一个文武全才，隋文帝杨坚曾经在公告天下的诏书中称赞他“谈文则词藻纵横，论武则奇谋迭出”，这个评价倒是十分中肯。

    一、杨素之文

    以文来说，他的诗在精警凝练之中，有一种劲健质朴的气息，一改当时所流行的齐，梁轻薄淫靡的诗风。《隋书》中的评价是“词气宏拔，风韵秀上”。据说是曾经有文集十卷，但后来流传下来的不多。当然，不仅仅是做诗，他的书法很好，尤其草书和隶书更是飘逸潇洒。此外，他的文笔也很好，在杨坚没有篡周之前，杨素就已经很受周武帝的重用，常命杨素起草诏书，他不用打草稿，下笔就写，其文立成，而且词义兼美。
    除此之外，杨素胆大心细而且口才好善于言词。有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杨素的父亲杨敷，在北周和北齐的战争中战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他是烈士后代的原因——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估计和《集结号》中谷子地的兄弟们一样，明明是烈士，却给整成了失踪。杨素自然不爽，当周武帝执政后，他上表申请烈士后代，未获准许，但杨素却几次三番连续上访，把皇帝搞烦了，下令要杀他。杨素毫无惧色，高声而言：“臣事无道之君，死其分也。”武帝被骂为无道昏君，不但不加怒，反而觉得杨素敢做敢为是个人才，于是就赦免了他，并且给杨素的父亲追封，最重要的是逐渐对杨素逐渐加以重用。
    在这件事上，杨素一是心细，二是胆大，三是巧于言辞。
    心细是他看出了武帝是胸怀大志的英明君主（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周武帝短命，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更不会有隋文帝这一号了），非常爱惜人才。通过上奏请恤，显示了自己的孝心，即使触怒武帝，也不是非死不可的大罪，何况越是有志向的君主越是要收揽人心，不会轻易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名。
    胆大是激起周武帝的怒火之外还要火上浇油，再痛骂一番。即便是有人能和杨素一样心细，但敢不敢这样付诸行动还真的要考虑考虑。
    巧于言辞就更毋庸置疑了，一句豪言壮语，表现出自己的胆气和才能。其实他的父亲到底是不是烈士已经不重要了，之所以能受追封，都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还有一点更值得玩味，杨坚在周武帝执政之前可没敢这么折腾，因为那个时候是睚眦必报的宇文护掌握着大权。杨素也是一个很识事务的人啊!
    这句慷慨激昂的“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来自他的一首出塞诗。当时是开皇十八年，突厥侵犯边境，文帝命杨素任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这首《出塞诗》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原文是：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
    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
    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
    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
    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
    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
    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和一般的出塞诗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边塞条件艰苦啊，士兵们想常回家看看啊（言外之意就是上级该涨工资发红包了）不同，杨素的开篇，用一句诗十个字，交代了出塞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认识。本句“和亲”的意思不是普遍理解的“以美女换和平”，把皇帝的真女儿或者假女儿嫁给夷族，而是指两国彼此友好亲善。这句是说敌国不和我们睦邻友好，现在边境有了战事，我只担忧国家的安危，不会顾忌个人的得失。
    然后又是十个字——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杨素就把镜头切到了塞外。握手河梁上是描述了送别的情景，据传汉朝的李陵在写给苏武的诗中有“携手上河梁”的句子，后以“河梁”借指送别之地，穷涯的本意就是直至水滨。这句是说大家依依惜别之后，杨素义务反顾奔赴前线。两句诗二十个字，无一字多余，叙事、抒情、送别、赴边，这些都交代清楚之后，为后面的塞上感慨确定了“国”的高度和“忠”的基调，再说什么，你也不能评价他是有畏难情绪，只能为他的报国情怀而竖起大拇指——那怕是违心的。
    杨素还觉得不过瘾，又来了一句“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据是按着的意思，按着马鞍，可不是把马鞍扔到地上按着，是指骑在战马上，人不下马马不卸鞍，说明战斗很紧张。就在战斗的间隙，杨素在那里好整以暇地怀怀古，说明战况一切尽在掌握，真是儒将气度，名将风范。
    这个场面已经很拉风了，他还要交代一下怀的是什么人——慷慨怀良臣。那意思就是，我不是抱怨什么，也不是想着温暖的小家，我脑海里嗖嗖闪过的都是黄继光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人物——这是我瞎掰，他当然不知道这两位无产阶级战士。他想到的是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传奇名将——这是有根据的，杨素的出塞诗写了两首，另外一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冠军指汉名将霍去病，霍去病曾因征匈奴的军功封冠军侯；长平指汉名将卫青，因出击匈奴，屡建功勋，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
    后面的诗句就按照一般出塞诗的套路写了，以景抒情，比兴兼用，虽然不俗，倒也不是那么惊艳。只是开篇的这六句诗，气势雄浑，慷慨激昂，既向天下人宣扬了自己对国家的忠义，又塑造了自己指挥若定的高大形象，确是高手啊。

    二、杨素之武。

    杨素的一生算是身经百战，在隋朝的名将中，他的战功是最大的，被誉为大隋第一。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问同样是名将的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这三个人谁最厉害，可为大将。虽然贺若弼把他们三个都评价了一番后，以舍我其谁的态度答复了杨广，但可以看出，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上级领导眼中，杨素是排在第一位的。退一步说，就算是大家在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战功相当，但到了隋末，韩擒虎病死，史万岁和贺若弼分别被杨坚和杨广父子杀掉，隋朝的第一名臣高颎也被杨广杀掉，凡有战事必用杨素，战功累积起来，杨素第一的确是实至名归。
    杨素所指挥的战斗分为三种类型：统一、卫边和平叛。
    先说统一战争。杨素是从北周过渡到隋的，和高颎是从杨坚的丞相府走上政治舞台不同，杨素和杨坚作过同事。在统一战争中，他既参加了北周灭北齐的战争，也参加了隋灭南陈的战争，并且都有优异表现。公元576年，杨素作为北周齐王宇文宪麾下大将，随军攻克晋州，后来齐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周军打了败仗，主帅宇文宪趁着夜色领着残兵败将仓皇逃窜，建制也被打乱，北齐的部队咬住宇文宪穷追不舍。杨素扮演了救驾的角色，领着骁将十余人作为敢死队断后，宇文宪这才逃命去也，杨坚也因此一战而成名。虽然史书上没有象描写杨秀那样明确地说明杨素精于武艺和骑射，但从这场战役来看，杨素显然不是吃素的。他不仅仅是在可以在决策机构运筹帷幄的参谋，而且是可以在两军阵前决胜千里的将军。为此，杨素足可当得起一个“勇”字。
    在杨坚建立隋朝后，杨素很受重用，在灭南陈的战役中，当时封为晋王的杨广担任总指挥，杨素和贺若弼、韩擒虎作为三路行军元帅，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进攻。杨素率领水军从长江顺流直下进逼南陈的都城建康（现在的南京），杨素督造的战舰，最大的称为五牙，起楼五层，高达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各高五十尺，上加旗帜，总容量可达战士八百人，这也说明隋时的制造业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种战舰威力很大，曾经在一场战斗中，用四艘五牙战舰撞沉敌人十几艘战船，这样的水军一路之上简直就是势如破竹。战船铺满了江面，旌旗和甲胄兵器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史书原文为船舰被江旌甲曜日），众星拱月之下，杨素坐在五牙旗舰上，神情肃穆相貌威严，徐徐的江风吹起战袍和须发……嗯，的确很酷，难怪陈国的臣民都称杨素为“江神”。为此，杨素足可当得起一个“威”字。
    再说卫边战争。在讲他的《出塞诗》得时候介绍过，开皇十八年，杨素领军抵御突厥的进攻。当时由于隋军骑兵太弱，步兵对抗突厥骑兵突击的战法是龟缩成一团，外面布上鹿角等障碍，使对方的骑兵冲不起来，形成相持之势。杨素认为这种战法属于“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他下令撤掉障碍，要和突厥对攻。突厥的达头可汗（名字好怪）兴奋的对天磕头，以为是上天相助，派来了这么一位弱智对手。可惜他高兴的太早，杨素率领隋军奋勇作战，打伤了达头可汗，痛歼了突厥军队，痛到什么程度呢？——痛得哭了！这可不是造谣，史书原文记载“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杨素列传中没有说明杨素使用了什么谋略，但从杨素的作风来看，应该是用骑兵吸引敌军进入包围圈，使其丧失机动能力，再用步兵、弩兵围歼。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史书有记载的杨素式战法几乎都是一体化联合战役，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伐陈时与陈将戚欣的一场江上水战中，他亲率舰队担负水上作战任务，派步兵迂回南岸，派骑兵迂回北岸，夜间完成部署，在同一时间发动突袭，很快就把对手打垮。为此，杨素当得起一个“智”字。
    杨素的平叛战争有很多，效忠的对象却不同。
    一是效忠北周丞相杨坚的平叛，对象是北周的皇室和朝臣，主要战功是打败了占据洛阳虎牢关的北周皇室宇文胄。
    二是效忠于隋朝皇帝杨坚的平叛，对象是南陈割据的军阀。杨广率领三路行军元帅灭了南陈之后，杨坚多疑的性格使他紧急招回攻入建康的贺若弼和韩擒虎，害怕他们拥兵自重，名义上是想念这两位建立了盖世功勋的将军。当时虽然抓住了南陈的皇帝和整个政府机构，在政治上消灭了南陈，但没有安抚南陈的臣民，还没有真正把南陈这块肥肉消化掉。果然，很多军阀拥兵自立，自封太守刺史一类的官职。史书有记载较大规模的有十支，至于那些小打小闹占山为王的不计其数。又是杨素彻底平定了江南。
    三是效忠于隋朝皇帝杨广的平叛，主要对象是杨广的五弟杨谅。杨谅之死中说过杨谅造反的始末，在此就不一一介绍战况，只举一个传奇小例子：杨广也害怕杨素功高震主，最初没有派杨素出马，杨谅的部队前期打了一些胜仗，尤其是男扮女装夺蒲州之后，杨广这才有点慌，请杨素出马收复蒲州。杨素在临行之前对杨广说，我大约在什么时候打败叛军完成任务，战斗的结果和杨素估计的一样，这有点温酒斩华雄的意思。不过杨素比关老爷更狠，关羽可没敢对曹操说：酒先放这，太烫了，我等到酒温降到38度的时候就斩了华雄回来喝酒。
    正是杨素露了这么一手，杨广于是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几万军队讨伐杨谅，并且最终活捉了杨谅。为此，杨素当得起一个“能”字。

    三、杨素之德。

    很多人对杨素的德行颇多诟病，认为他是奸臣，如果按照小时候看战争片的经验来判断，他是个反面人物。
    粗略翻翻历史，确实也有几点记载。一是说他心机奸诈，善于媚上奉承。就在他效忠周武帝时，表现一直不错，武帝夸奖他：小伙子不错，好好地干，不要担心得不到富贵。杨素没有扑通一声跪倒谢恩（这点确实比不上厚脸皮的宋江，见到谁都是五体投地，要让出梁山老大的位置，当然，最终也是谁也没给），他答道：“臣但恐富贵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富贵将不求而自至。这话说得当然有水平，首先是说我好好干工作，不是为了富贵，那是为了谁呢？自然是英明的陛下您了。其次是说我“怕”富贵，言下之意就是我一定会戒骄戒躁再建新功。最后说只要我工作干好了，自然有富贵加身，是谁给我富贵呢？自然是知人善任奖罚分明的陛下了。以现代人的观点看来，至少依我的观点看来，这称不上什么奸诈媚上，只是善于表达自己，善于和领导沟通而已。否则，书店里那么多关于口才培训提高的书，电视里那么多提高与人沟通能力的讲座，岂不都是叫我们学坏吗？
    提高情商，向杨素看齐！
    二是说他比较牛，除了个别人外，一般的同僚他都不放在眼里，史书中点到三个能入他的法眼的人：高颎、牛弘和薛道衡。这三个人也确实值得人看得起：
    高颎是公认的隋朝第一臣，他家和杨坚的岳父家是世交，在杨坚担任北周丞相的时候就跟随杨坚。在北周皇族朝臣群起反对杨坚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以一个文弱书生之躯领兵平叛。在杨坚当上皇帝之后，他官拜左仆射，就是第一丞相，又向杨坚推荐任用了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名载史册的能臣大将，夸张一点说，满朝文武大多出自他的门下。
    牛弘是隋朝的党务工作者，研究当时的礼仪，并且看到当时由于战火纷飞导致文化衰弱，各种典籍失落，专门奏请杨坚开民间献书之路，由国家整理印刷，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薛道衡是公认的隋朝第一才子，有才！有才到了什么地步呢？有到了死的地步！这可不是胡说，杨广当上皇帝之后，找了个借口杀了他之后，洋洋自得地说，看你还能不能写出“空梁落燕泥”的句子了。
    所以，隋书中说杨素“其才艺风调，优于高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不过我倒觉得，也可以用两个褒义词来形容——恃才傲物，卓尔不群。我并不是谁都看不上，我衷心钦佩强者，对于那些碌碌无为，只是消耗朝廷钱粮的家伙们就是瞧不起，此一也。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我没有依仗手中的权势拉帮结派，做了一个孤臣，这是对皇帝的忠诚，也是对天下百姓负责的态度，此二也。
    三是说他有野心。隋书杨素传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杨素的老婆也是醋坛子（隋朝的醋坛子还真多，应该在隋朝就实行一夫一妻制），也经常给杨素制造点小麻烦。杨素有一次急了，口不择言说了一句：“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他老婆姓郑，这姐姐也够狠，直接把这话报告给了皇帝杨坚，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言论是大逆不道。这位大义凛然的郑氏，分明不是老婆，是灭门的冤家。幸好那时候是杨坚当上皇帝的早期，自己的疑心还不重，最重要的是天下未定，还需要用人，没有杀杨素，只是撤职查看。在闭门思过一段时间后，又启用了杨素。但也只有这样的记载说明杨素有野心，杨素的一生从来没有造过反，相反，他一直在镇压造反。我倒觉得，这句话只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随口而出，重点不在“作天子”，而在“卿定不堪”，那意思是说，你这娘们素质太差。这种骂老婆的方式倒很独特，比起以男性生殖器问候对方的母系长辈要优雅的多。
    还有就是说杨素睚眦必报。杨坚的女婿一直跟老岳父说杨素权力太大了，要提防，也确实，杨坚后来利用杨素挤掉了最有名望的高颎，杨素成为了第一丞相。后来杨坚通过下诏表扬的方式说杨素不必事必躬亲，累坏你怎么办呢？你就隔三差五去趟办公室把把关就行了（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这让我想起夫妻间的一个笑话——大事归老公管，小事归老婆管，可结婚十五年了，就没出过什么大事。杨素的权力受到了削弱，但这位女婿是不是真的一心为国就该打个问号了，因为他把杨素的权力接过来了。照样也有大臣当着他们翁婿两人的面弹劾这位爱婿，说他没有什么能力和功劳，只是因为是皇亲而得享高位，这样不好。杨坚答复说你们的话有道理，但只是有道理而已，并没有动这位女婿的位子。后来杨坚死了，杨广继位，杨素趁机在杨广面前下眼药，把这位皇亲流放了，还不明不白死在外地。关于这件事，我有两层意思要表达：一，这事很可能不是杨素干的，他只是替杨广背了黑锅。因为这位女婿是原太子杨勇的人，在杨坚病危的时候，是他在病床前伺候，并且传出杨坚要召原太子杨勇晋见的消息。无论这个消息是杨坚的真实意思还是他假传圣旨，杨广都要干掉他灭口。二，即便是杨素干得也没什么，恩仇分明有怨报怨才是男儿本色，杨素，爷们，纯的！
    其余的负面评价无非是什么专权（要干事不专权行吗？）、贪污奢侈（这是制度的问题，是通病，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员不是也无法杜绝吗？）等就杀伤力不大了。

    四、小结。

    前面写了这么多，只是一家之言，没有为杨素翻案的意思，再说，杨素也不需要翻案，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杨素是反派。即便是又能怎么样呢？人已作古，功绩长存。
    不过杨素的下场也不好，在杨坚执政后期就开始受到猜忌，杨广上台后，也象防贼一样防着他，杨素后来得病的时候，杨广天天派人来探望，就是看他什么时候OVER。杨素也知道杨广的心思，还不能自杀，以免被找到猜忌君主的借口。在其后期，写过14首五言五行诗，题赠第一才子薛道衡，薛道衡读完这感忆生平，怀慕知己，堪称是回忆录的700个字，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是十四首诗的最后一首，可以说是杨素的绝命诗：
    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沉沉。
    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
    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
    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说到杨广，大家都很熟悉，还记得单田芳老先生抑扬顿挫地播讲评书《隋唐演义》，每当提到杨广的时候总有一个前置的定语——昏君。作为一个皇帝，杨广真的是不称职，堪称是集昏庸、残暴、荒淫之大成的典范。当我粗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很纳闷，人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呢？在登基为帝前的那份精明狡诈都哪里去了？早期的晋王杨广绝对不是废物，外战内行，南征灭南陈，北战退突厥；内战也是内行，几经运筹，废黜了太子杨勇，陷害了杨俊和杨秀，牢牢树立了储君地位。隋书中记载他“美姿仪，少敏慧”，就是说既聪明又帅气，其他的四个兄弟可是没有这样的评语。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杨广真是一个值得一钓的“金龟婿”——聪明、帅气、家世好而且很有做为。
    但是当我们从他费尽心机甚至背着杀父弑君的骂名才登上帝位的过程来看，似乎找到一点答案：那就是为了这个宝座，他压抑的太久了——华美的衣服不敢穿，怕老爸疏远自己；漂亮的妹妹不敢泡，怕老妈讨厌自己；有了火不敢发，怕好不容易收买的部下和自己离心离德。关于杨广收买人心也有一个故事：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古时候的狩猎，尤其是君王的狩猎，有点操练骑射的意思，跟现在的阅兵、演习有得一比）天降大雨，侍从们给他拿来雨具，他来了一句：“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坚持陪着士兵淋雨。虽然比起刘备摔孩子的效果差点，但用心良苦也可圈可点了。这种压抑感一直伴随着杨广，直到他登上帝位。压力突然没有了，自己成了老大，突然的放松使他陷入了疯狂，当然，疯狂之后就是灭亡。
    我知道这样解释有点牵强，毕竟我也不是学心理专业的，但杨广怎么从一个有为青年迅速堕落，真是一个迷。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1汉使出燕然，愁闺夜不眠——杨广之刻骨柔情篇。
    杨广在登上帝位之后，杀伐无数，但心底也有柔情的一面，从题目中的诗中能看出一点。这是杨广曾经作过一首乐府诗，全诗是：

    汉使出燕然，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

    燕然，是古山之名，就是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在汉代属于匈奴。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领兵出塞，大破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刻石勒功。就是在山顶上立了一块记念碑，不过写的不是某某到此一游，写的是大汉的威德。后来的诗中用到“燕然”这个典故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去匈奴，大多指边塞。
    至于汉使的“使”也有点讲究，古代的使节不像现在有国际法保护，享受外交豁免权，双方的国家友好还好说，如果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外交使节完全可能会被杀头祭旗，就算不死，混成在冰天雪地里放羊的苏武也不好受啊。本诗的“汉使”我认为是指代去边塞从事一种危险职业，很有可能是戍边。
    易制一词稍微容易引起误解，《说文》中解释说制，裁也。《诗·豳风·东山》中有“制彼裳衣”的句子，这里的制可以理解为裁剪衣服吧。易呢，通常的意义应该是更换、改变的意思，但在此处讲不太通。易还有一个意思，是治理、整治的意思，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易制可以理解为正在缝制着衣服。
    这样一来，一个思念着远方游子的痴情女子就呼之欲出了。汉使出燕然，愁闺夜不眠：心上的男子吉凶难测在远方，我念君难眠空惆怅——睡不着是睡不着，可既没有出去泡吧也没在家上网，那怎么打发这漫漫长夜呢？
    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我在混暗惨淡的灯光下飞针走线，又在秋高气爽团团圆圆（就是我们不得团圆）的明月下洗起了衣裳。注意，这位女子并没有这样说：易制残灯下，衣服真好看（这样的话就是衣服已经做完了），而是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衣服还没有做完就又到月亮下洗衣去了，也许用捣衣杵胡乱弄两下就又回来接着缝几针了。
    正所谓：
    朗秋月，黯孤灯。
    针线飞，石砧鸣。
    莲步轻移影逡巡，
    裙裾簌簌系夜风。
    都道事君人难寐，
    实为思君不堪情！
    把这种忐忑心境下的期盼和等待写得如此细腻，看来杨广一定是这么抓心挠肝地爱过。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2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杨广之浪漫绮情篇。
    唐朝有个幸运的家伙只凭一首诗就挤入著名诗人俱乐部，这个人叫张若虚，那首诗名《春江花月夜》。由于此人此诗太有名，以至于忘了还有一位写过同题诗的名人，他，自然就是本篇的主人公杨广。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慨叹的是人生易老，一代一代地生息无尽，然而苍天不老，月圆月缺始终照耀着被长江一浪一浪推送的光阴，很有哲学范。而杨广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一首恬静舒缓，读之使人忘了身在何处，一首却略带香艳，充满了绮想。其一曰：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杨广笔下的长江不是“但见长江送流水”，而是平平的不动，就像铺在那里的白练。在什么情况下看水会有这种效果呢？答曰：远眺。春花满正开是突出了花开的群体，镜头也是远景。江水悠闲何妨静，春花无主自盛开，这个场景是否恬静舒缓呢？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一句把镜头拉近，此时杨广笔下的江水依然不是波涛汹涌大江东去，流波依依不舍送走了明月，月隐星灿，星辰似乎也是随潮水升上天际。好像有点耳熟，是啊，这句和魏武帝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意境有点相仿，只是少了几分霸气，多了几分恬静。在这首诗中，从暮色开始直至送别了月迎来了星，一直坚守在岗位，杨广真是位性情中人。作者没有发一句感慨，只是把眼中所看到的景象勾勒了出来，好像他自己也被这样的景色陶醉了，也许是这样的景色只需欣赏，不必罗嗦吧。

    其二曰：
    夜露含花气，春潭瀁月晖。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这首诗的起笔就有些奇，没有写如何看夜景观月色，而是先嗅出了露珠中的花香气息（是不是暗示自己是猎艳高手呢）。陶醉了半晌，这才睁开眼睛，哈哈，没有在江边，只是“春潭瀁月晖”。风乍起，吹皱一潭春水，意境虽然不错，可是没有江啊，这下看你怎么玩春江花月夜。杨广写诗很敬业的哦，说是写春江花月夜就一定有春、江、花、月、夜。第一首诗中二十个字写全了五个，这次更狠，十个字写了四个（春、花、月、夜），独独没有江。月色荡漾在水波里，人的思绪也随之起伏（看得时间不要太长，会晕的），这么美好的夜晚，连空气中洒满了大自然赐予的香水，就不要想“应制”诗的事情了，让思绪随意飞扬。
    汉水逢游女中的游女不是离家出走的女孩，是指汉水女神；湘川值两妃中两妃的典故就比较熟了，指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据传都是尧的女儿，舜死后投湘水殉情。古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深潭可通江海（西游记中那口井不是都通往龙宫嘛），结合前两句，杨广的联想是有一定依据的。意思是说不知道面前的水潭是通往那条江，如果是汉水（发源于陕西，流经陕西南部及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是长江最大支流），我就有缘碰到汉水女神，如果是湘水，我就有缘碰到娥皇女英。有点绮想但不像纣王要把女娲娘娘弄到宫中去婉转承欢，诗句中充满了对“神仙姐姐”的倾慕，有点大理段公子的意味。
    还有一个细节注意，“逢”字除了相遇，还有一层迎接、寻找的意思，唐代的诗人王维写过“主人能爱客，终日有逢迎”的句子，属于主动语态。但是“值”这个字就只是碰到、遇上，是恰逢其会的感觉。对汉水女神是“逢”，言下之意是会主动去找的，但对娥皇女英姐妹就没有这么放肆，是尊重她们殉情的节操还是畏惧他们老公舜帝的威严，就不得而知了。
    明白这首诗为什么前面十个字就把春、花、月、夜都写完了吧，人家要把另外十个字合计50%的笔墨留给美女啊！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4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杨广之公费旅游篇。
    从历史记载来看，杨广非常喜欢旅游，包括带着老婆孩子的游历和率领兵马的巡边。他还给自己找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就在继位的第一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意思是说：倾听民众的心声，向普通的劳动人民咨询治国的建议，这样才能够考查到治理国家的得失。我将要巡视淮海一带，考察民情风俗。
    个人旅游国家买单就行了呗，不！他要讲排场。他的出发点选在了东都洛阳，本着一个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的精神，他开始了劳民伤财的造孽。先是派杨素和杨达、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城，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搞好了整个城市规划，又派宇文恺和封德彝等人在洛阳营建显仁宫，这就修好了星级酒店。然后开始修路，邪门的是，杨广喜欢走水路，先后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加上后来的永济渠、江南河，这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被命名为大运河。通济渠宽四十步，渠两旁都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从长安到江都设置离宫四十余所，可以说是奢侈到了极点。
    上述这些工程，我们看起来都有点晕，更不要说一点点干出来了，那工期是多长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一系列的工程开工是在三月，开工的当年，杨广就坐着在江南造好运再到洛阳的龙舟舰队（不仅仅是一条船，史载“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去扬州“听采舆颂，谋及庶民”了。工期这么紧，我们的祖先再怎么聪明智慧勤劳勇敢也顶不住啊。史书记载：“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一两百万的徭役，死者达到40－50%，多么骇人听闻。“相望于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这辆拉死人的车能看到那辆拉死人的车，垒砌大运河的是连绵不绝的一车车白骨，大运河里流淌的是殷殷血泪啊！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一个人，一首诗。晚唐的皮日休，他在《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拿隋炀帝和大禹比，唉，都无词骂他了。
    大业元年五月，营建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有海，周长十余里。海内建造蓬莱、方丈、瀛洲诸座神山，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上，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如若仙境。苑北面有龙鳞渠，曲折蜿蜒地流入海内。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院内的堂殿楼观，极端华丽。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颜色旧了就换上新的，使景色常如阳春。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芰、菱、芡。炀帝来游玩，就去掉池内的冰，布置上彩绸做成阳春美景。
    洛阳现在有座公园就叫西苑公园，无论是否与杨广有联系，以后我再也不忍心去了。洛阳还有一条街道叫龙鳞路，不知道是不是与龙鳞渠有关系。
    八月十八，杨广在洛阳坐上龙舟，开始了第一次扬州之旅。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规制比炀帝乘坐的龙舟要小一些，但装饰没什么不同。
    还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
    又有几千艘船供卫士乘坐，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自挽，不给民夫。
    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旌旗蔽野。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多的一州要献食百车，这个浩大的旅游团员们都吃腻了，临出发时，把食物扔掉埋起来，用意就像皇帝用过的女人一样，只能殉葬，凡夫俗子是无缘粘惹的。
    杨广站在龙舟上，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就做了一首诗：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这首诗中，舳舻原意是指船头和船尾的并称，此处是指首尾相接的船。言旋的意思是“回”。第一句是说我这支绵延千里的舰队就要“回到”扬州了。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并没有把京师作为自己的家，称到扬州为“泛归舟”，在他心目中，花花扬州才是自己的归宿，在京城当皇帝，不过是为了获得奢侈挥霍的资格和权力。是啊，扬州多好啊，记得有个典故，说有四个哥们在谈自己的理想，第一个说，我要发财，腰缠万贯；第二个说，我要成仙，驾鹤西游（在古时，驾鹤西游还没有被用来形容去世）；第三个说，我既不求钱也不修仙，只要能让我到扬州去潇洒一把死亦瞑目；第四个人是个文化人，总结着来了一句：腰缠十万贯（有钱），骑鹤（成仙）下扬州（这才是重点）。杨广可是腰缠N万贯，骑龙下扬州。
    第二句是表面是句废话，详细描述哦，扬州在哪里呢？淮河南边，长江北边，大海西边，就差说在我现在位置的南边。但仔细品味，就明白了杨广提及扬州时的兴奋之情。
    第三句又洋洋自得的夸耀自己庞大的依仗队伍。六辔是指代马的缰绳，古时一般是一车四马，每匹马各二辔，两边骖马的内辔系在车轼前，赶车人只执六根辔，马车停下后，会卸掉缰绳让马吃料饮水，补充体力。棹讴是摇桨行船的时候唱的歌，就像原生态唱法中的川江号子。这句诗是说，我的马队稍微停一下，卸掉的马缰绳就长达百丈，但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庞大的马队呢？因为我喜欢坐船，所以就让那些开山修路的人来摇桨划船了，你才有幸看到这么庞大的舰队。
    第四句中开始鄙视南陈，讵的意思是“怎么、如何，南陈那巴掌大的地方，也敢说风景如画？其实这是开始追忆自己的丰功伟绩——平定南陈。“江东掌间地”是杨坚的典故，在杨坚准备起兵灭陈的时候，他发表过一份檄文，其中有：“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驱逼内外……杨坚伐南陈还有一个典故，他对高颎说：“我是天下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那个时候的一衣带水是说长江象衣服上的带子那么又窄又浅，根本阻挡不了大军的兵锋所指。现在如果再用这句成语的原意来形容我们同台湾省的关系倒是挺有意义。
    杨广一共三次游幸扬州，最后一次是在大业十二年，一去就没有回来，倒真是“归”在扬州了。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6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杨广之高丽征伐篇。
    隋炀帝杨广曾经于大业八年、九年和十年，三次亲自征伐高丽。现在的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区，认为隋唐时候的高丽就是现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实际上，那个时候的高丽称为高句丽，领土包括在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号称“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到了唐时，高句丽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与唐太宗李世民派出的部队作战，这样的一个王国，确实具备与当时的隋唐争夺天下霸权的实力——说潜力可能更确切一些。
    隋唐的君主们对这一点认识得更清醒，贞观十九年，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隋文帝杨坚打响了征伐的第一枪，他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派三十多万大军水陆并击，可惜，水军海上遇风，船舰沦没倾覆；陆军在半路上感染瘟疫，没见敌人就病死大半，堪称大大不利。不过由于隋朝展示的强大实力也让高丽国王感到极大压力，遣使奉表谢罪，等于是向隋朝递交了投降书。杨坚感觉有了很大的面子，加之一时也不容易再凑齐三十多万大军，就把这事搁下了。杨广继承乃父遗志，继续对高丽用兵，可惜都功败垂成，在历史上背了一个穷兵黩武的骂名。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号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过却也冒着颠覆“唐朝号”的危险出兵高丽，依然未竟全功。最终是我们印象中比较窝囊的李治（就是武则天的皇帝老公）当政期间，唐朝取得了对高丽作战的胜利。
    这两朝四代皇帝孜孜不倦地去攻打一个国家，充分说明了杨广在决定对高丽用兵的决策方面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词好熟——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杨广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蒋介石犯过，诸葛亮也犯过，那就是——事必躬亲。
    杨广三次征伐高丽，并不是吃了怎样的败仗，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未竟全功，以至成为隋朝败亡的主要原因，根源在于杨广的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为作战行动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大业八年，一征高丽。杨广征召天下兵马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后勤保障的人数加倍。正月初三，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一营接一营前进，经过四十天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九百六十里。这种出兵的规模可称空前，文雅一点说是投鞭断流，粗俗一点说是每人吐口唾沫都能把敌军淹死。
    三月十四日，隋军进至辽水。各路军队集结汇总，临辽水排列阵势。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建成后，引着浮桥向东岸靠近。可惜这位工部尚书业务能力差了点，造的浮桥短，距东岸还有一丈多长的距离，高丽守军大批赶到，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率领隋军中骁勇的士兵争相跳入水中与高丽兵交战，想要抢占滩头阵地。这位麦铁杖也是善于做思想鼓动工作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喊出“共产党员跟我上！”这样的豪言壮语，但“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大丈夫的性命自有归宿，怎么能燃艾灸鼻梁，用瓜蒂喷鼻，治热病不愈，躺着死在儿女怀里呢！）”也很能鼓舞士气。由于隋军是在河里向上仰攻，没有占到地利，当天没有拿下，但高丽军也没有能破坏了隋军的浮桥。杨广换了一位能工巧匠，少府监何稠用两天的时间组织人马结长了浮桥，这下高丽军大败，死者以万计。各军乘胜进击包围辽东城，炀帝车驾渡过了辽水。
    面对这良好的开局，杨广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泛滥了。他亲自告诫全军：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总得来说是两层意思：一是要堂堂正正的作战（孙武子要是听到这个一定会用写着“兵者，诡道也”的竹简砸他），不要使用什么兵法妙计。
    二是一切行动要汇报。这两条军规简直就是败亡的诅咒，要知道战机稍纵即逝，等到一层层汇报批复下来还有什么搞头。不过这也没有办法，你还不敢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几个字——你将在外？我君也在外呢！
    谦虚不一定真的使人进步，骄傲却真的能使人落后。杨广躺在自己平定南陈大败突厥的功劳簿上，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自恃过高了。虽然在平定南陈是杨广是主帅，但他的任务是协调杨素、贺若弼、韩擒虎三军之间的配合，也有当时他爸爸杨坚不愿以上三人功劳过大的原因。真正的具体行军打仗他没怎么上心，何况身边还有大名鼎鼎的高颎做长史（参谋长）。抵御突厥的时候，有杨素和突厥超级克星长孙晟在，他也不过是去边关收获荣誉而已。一句话来概括：他可以是萧何，可以是张良，但他就是想干韩信的活。
    《隋书》记载：大业八年，炀帝伐高丽，度辽水，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就在这个刚刚初战告捷的时候，杨广的灵感来了，他写下诗篇，回顾了取得的胜绩，展望了美好的将来，可惜他猜到了开始但没有猜对结局。其诗（我觉得倒像是词）曰：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一句很易理解，跟“今日长缨在手，已经缚住苍龙”的意思类似。“风云万里清”五字还有一层隐藏的含义，扫尽阴霾才见旭日，只有我杨广，才是天下唯一的太阳，你们什么高丽的王，什么突厥的汉皆不足论矣。“销锋”的意思就是“铸剑为犁”的感觉，那是表白我杨广也不是好战的人，正所谓“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散马牛”是指解散军队。在隋朝时期，骑兵很珍贵，战马更是比人值钱。后来李渊起兵的时候，还要专门向突厥高价收购战马。在这种马匹资源奇缺的情况下，也就是作战的骑兵能有马骑，担任输送任务的部队除了人力之外，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应该是主力。关于隋朝“以牛驾车”有史例作证。《资治通鉴》记载，隋朝的大臣牛弘（就是杨素瞧得起的三人中一位）就是坐牛车上下班的：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弟弼，好酒……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镐京”的原意是西周国都，故址大概是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一带，后来就用来指代帝国的都城了。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的意思——“天朝军队一到，立马把你们搞定，我根本高估你们了，没有必要带这么多兵马来，回去我就解散他们，我的部队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痛饮庆功酒”——诗的头两句在志得意满中透着一股傲气。
    “前歌后舞”有点讲究，既不是前面唱歌后面跳舞，也不是先唱歌后跳舞，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说得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军中士气旺盛，后多用以赞颂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在《三国志·庞统传》中也有：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得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杨广来讨伐高丽是师出有名，是来解放广大的高丽人民的。饮至解戎衣中的“饮至”一词也很能迷惑人，不是喝到把戎装都脱了，试想一下，一支喝酒都能喝成丢盔卸甲的部队，还有什么军威，就这种形象估计也不是什么正义之师，至少正义不到哪里去。饮至是上古诸侯会盟完毕，祭告宗庙并饮酒庆祝的典礼。后用于代指出征奏凯后到宗庙祭祀宴饮庆功的礼节。“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杨广这句诗是说自己的军威赫赫，很快就要到宗庙去祭祀祖先，主要是告慰一下老爸杨坚的在天之灵，同时也炫耀一下：你没能征服的高丽被我轻松加愉快的拿下了，说明儿子我还是有水平的，不要再后悔把皇位传给我了。
    “判不”的意思应该是“决不”，判之一字发展到现在，在一些词汇中自己单独就可以表示截然不同的意思了，如判若两人、判若云泥。我绝对不能白白的跑到边塞来，我一定要有所收获，收获什么呢？——空道五原归。空道是“孔道”的通假用法，意思是交通大道，“五原归”还是使用的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都臣服于大汉的典故。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押着高丽王回去，让他老老实实臣服与我。
    就这首诗而言，写得确实不错，遣词用典都有天朝大国之典雅风范，可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自然也不是吟风弄月。当初期的对战处于劣势之后，高丽采取了固守不出加诈降的战术，城池将要攻陷时，就声称要投降，将领们奉炀帝旨意，不敢抓住这一时机，先命人飞马奏报炀帝，等到批复回来，城中的防守已调整巩固好了，随即高丽军又坚守城池。如此者三，炀帝仍是不醒悟，因而城池久攻不下。杨广的这种心态也有大臣早就揣摩到了，兵部尚书段文振就上书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高丽人狡诈，必须严加防备，他们口说投降的条件，不宜仓促接受。作战中要星驰速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那么平壤这座孤城，势必被攻克。假若倾覆了高丽国的根本，其余的城池自然就会不攻自破。如果不能立即抓住时机，倘若遇到秋雨连绵，便会深陷艰难险阻的境地，兵粮枯竭，就决非上策了。可惜，他在大战前的两天，三月十二日去世了，没能将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不过即便他活着，人家杨广听不听也还要打个问号。
    史书其实对第一次征高丽的具体战况的记载是一笔糊涂仗，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征伐高丽实际上是取得了胜利，高丽王也已经投降，杨广这才班师。只不过修史的后人为了突出改朝换代的必然性给杨广抹了黑。
    一是隋军败的不可信。前期的胜利不说，在渡过辽水之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在一天之中，七战七捷，曾一度进逼到距平壤城三十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在距平壤六十里处，与高丽军相遇，隋水军进攻，大破高丽军，随后来护儿挑选精锐甲士四万人，破城直入。按照史书记载，宇文述由于孤军深入加上军粮缺乏，进攻后劲不足，在准备撤退的时候被追着屁股一顿打，从而冲乱了整个隋军的编制，因此招致大败。而来护儿是因为在城中中了埋伏也惨遭失败。但仔细分析一下，按照杨广不得孤军作战的要求，其他友邻部队不应该离宇文述太远，何况在敌人的地盘作战，完全可以因粮于敌——抢对方的粮食来补给，这个对方不仅指对方的军队，也包括平民老百姓。这样看来，宇文述可算糊涂之败。来护儿败的就更冤枉，注意，在进城之前已经大破高丽军，这可不是诈败，并且是挑选了四万精锐，也就是说还有其他不够精锐的部队在城外接应，再说，平壤城又不是聚宝盆，即便是有伏兵，能有多少，就算有很多，来护儿城外还有接应部队，攻进城去的四万精锐也不可能一触即溃。
    二是隋军撤的不可信。无论哪个史书，只是说隋军最后败了撤军，从来没有说一百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比较权威的数字是九路军渡辽河，共三十万五千人，待回到辽东城时，只有二千七百人了。数以巨万的军资储备器械丧失殆尽。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剩下的没有渡过辽东河的九十万大军预备队是稻草人吗？二是隋军并没有败退回辽河以西，还驻扎在河东城，那可是三座浮桥大战后夺过来的高丽重镇。这首先说明隋军的撤退或者败退并不是“兵败如山倒，大家都放羊”，还是有组织有秩序的，军心并没有散，有发动反击的前提。其次说明隋军不像初次交兵那样要跳到河里冲击滩头阵地，有辽东城做根据地，有发动反击的条件。根据杨广写诗的那种心态，高傲的杨广，手中还有这么多生力军的时候怎么就轻易认输，要知道隋军前期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大量的高丽军队，拼消耗隋军也占上风啊。
    三是隋军卷土重来的不可信。大业八年刚刚惨败，大业九年就二征高丽，这从一般的常识上也说不过去。你可能会说，那大业十年不是还三征高丽吗？谢谢你给我找了一条一征高丽杨广获胜的证据。二征高丽时杨广是节节胜利的，只是因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后方造反，杨广这才撤军的，正是由于二征高丽打了胜仗，部队损失不大，士气正旺（倒真的有点前歌后舞的意思），所以才能迅速的三征高丽。
    简单地把后两次征伐高丽的战况也介绍一下。大业九年四月，二征高丽，一句话概括战况就是势如破竹，高丽军队龟缩在城里不敢露头，直到杨广急于回军平叛连夜撤军时都不敢出城，天亮后出城侦探虚实，看见那么多隋军来不及带走的军械、物资，简直是惊喜交加，可惜我没有穿越到隋朝做统兵大将，否则也给高丽玩一个“木马屠城”。这次征高丽的收获就是锻炼了队伍，经过两次大战的实践磨练，宇文述和来护儿所帅部队的的军事素质得到了质的飞跃，摧枯拉朽般消灭了杨玄感的叛军。只是后来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又一次造反的时候却没有人平叛了。埋一个小伏笔，兵曹侍郎斛斯政与杨玄感勾结，害怕暴露，趁着杨广撤军混乱之际投降了高丽。
    大业十年二月，三征高丽。这次更干脆，仗没怎么打，高丽就投降了，因为国力也吃不消啊，根本消耗不起。这有点像我们伟大的抗日持久战，RB也是必败。高丽王派遣使者来乞求投降，并把斛斯政关在囚车里押送而来。杨广的架子又端上了，他派遣使者持节召来护儿返回，此时的来护儿将高丽军队打败，将要逼壤。来护儿召集部下说：“大军三次出征，未能平定高丽，这次回去就再也不能来了，劳而无功，我感到耻辱。如今高丽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以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去讨伐高丽，不日可胜。我打算进兵直接包围平壤，俘获高元，凯旋而归不是很好吗？”长史崔君肃力争奉旨班师，来护儿不答应，并且说了一些颇有点大逆不道的话：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高丽已经支持不住了，皇帝完全相信任用我，我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此事。我在朝廷之外，有事应该自己决断，我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责罚，但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我办不到）！结果这位崔参谋长更狠，告诉诸将：“要是跟从元帅违抗皇帝的诏命，必定被人上奏皇帝，我们都得获罪。”诸将恐惧，都要求返回。来护儿变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玩不了这个战争游戏，这才接受诏命班师。这充分说明杨广在军中、朝中还是很有威仪的。

    顺便插一句，杨广回朝后，这位斛斯政真的很惨，先是当箭靶子，每位大臣都在他身上练习骑射功夫，然后肉被剔下来做成肉羹每位大臣人人有份，最后骨头被烧成灰烬，撒在大路上任人踩踏，真是挫骨扬灰啊。看来杨广把三征高丽的郁闷都发泄在他身上了。
    但无论征伐高丽的军事收获如何，是胜是败，杨广大肆滥用民力，搞得全国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确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做出征的准备，先是在大业七年三月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们督促工程，工匠、役丁们昼夜站立在水中，不敢停下稍微休息一下，自腰以下都生了蛆，病累而死去的人有十之三、四；四月征发天下兵卒，无论远近，都在涿郡集中。又征发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从全国各地奔赴涿郡的兵卒川流不息；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五万辆送往高阳，作为后勤运输车辆，征发河南、河北民夫以供应军需。七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以及船只运输黎阳和洛口各粮仓的米到涿郡。水上运输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陆上运载兵器铠甲以及攻城器械的人常达几十万人。拥挤于道，昼夜不停，病累而死的人互相枕着，路上到处散发臭气。堪称全国总动员，不宁累鸡犬。
    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战争准备，必然涉及到物资的征收，官吏贪狠暴虐，借机渔肉百姓，百姓穷困，财力枯竭。加上徭役繁重，错过农时，造成田地荒芜，谷价上涨。当年又有水灾，黄河也被堵塞，倒流几十里。这个时候，安分守己则无法忍受饥寒，死期也将迫近；抢劫掠夺则还可能活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爆发。
    大业九年二征高丽时，由于已经经历过一次战火，更多的人有了厌战情绪，尤其是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劝大家不要去边关送死，不仅是民夫逃亡，连军中的士卒也纷纷投奔，很快就聚起了十余万人的队伍。这只是一个代表，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大业七年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起义军，大家对杨广的穷奢极欲都能默默忍受，征伐高丽，成为了压倒杨广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这根稻草颇有些沉重。
    三征高丽时，杨广所召集的部队很多都未能到位。固然是由于路上盗匪横行，官军不易通过，但也有很多官军直接脱了军装（甚至穿着）当盗匪。杨广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之所以草草结束这次征伐，这也是主要原因。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7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之鸵鸟心态。
    杨广三次征伐高丽，最后虽然取得了名义的胜利，但并没有实现他信誓旦旦的“空道五原归”，并没有把高丽王押解回帝国的都城。双方不过都有个台阶下，高丽王投降了但依然稳坐王位，杨广兵疲国贫但收到了高丽王的降书顺表。这种情况自然无法满足杨广的虚荣，于是他准备到突厥方面去找点感觉。
    就像最坚贞的誓言最终都会背叛一样，世道已经变了，突厥再不是当初内耗纷纷四分五裂的旧态，而新任的始毕可汗也不象他的父亲启民可汗一样以做一个乖乖的儿皇帝为满足。
    不过这也是杨广自己栽下的苦果。杨广亲眼目睹了在他老爸杨坚的分化瓦解下，突厥内讧不断，最终彻底降服了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学习老爸好榜样，杨广暗下决心，也要照老药方抓药。
    说来也巧，初试牛刀还真的成功了。那是在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杨广出巡，要西突厥处罗可汗来拜见他，这位处罗可汗找接口拒绝了，杨广大为恼怒。正逢西突厥酋长射匮派使者来求婚，这位射匮是达头可汗的孙子，由于种种原因吧，没能干上大可汗的工作，在处罗可汗手下当小弟。杨广先把射匮夸了一番，又对他现在的地位表示了一番同情，告诉说将要立他为大可汗，命令他发兵诛灭处罗。并且许诺这些事情办完了就办婚事，这就权当是个大大的彩礼吧。射匮大为高兴，发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抛弃妻子，仅率几千骑兵向东逃走，寄居在高昌境内（估计是金庸笔下《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国）。炀帝派使臣到高昌，明白地告诉处罗让他入朝，处罗这才明白被杨广阴了，无奈之下，来到杨广驾前请罪，罪名是这么晚才觐见。杨广假猩猩地安慰一番，从此把处罗可汗天天带在身边，既是怕他东山再起，也有炫耀的成份在里面。
    这是一次失败的成功，之所以说失败，是因为这次成功，使杨广误认为突厥人很好忽悠，于是又照猫画虎，开始了对东突厥始毕可汗的和平颠覆。杨广联络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说打算把宗室公主嫁给他，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天上掉馅饼，不是毒药就是陷阱，叱吉设是个聪明人，不但没有接受杨广的好意，还把此事汇报给了哥哥始毕可汗。始毕从此就和隋朝断绝了关系，史书称：始毕知其状，由是不朝。
    杨广对这种情况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决定在大业十一年，就是高丽战争的第二年再次出巡，他觉得大业三年出雁门关玩的很爽，这次再去一趟，写首类似于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的诗篇，抒发一下郁闷。结果这趟突厥之行是旧伤未愈又添新痕。
    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名骑兵策划袭击杨广，八月初八，杨广的车驾已经出了雁门关，接到义成公主的密报，慌忙回程，结果被突厥骑兵围在了雁门。当时雁门郡有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经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没被攻下，突厥军队急攻雁门，箭都射到了杨广的面前（有点象电影《英雄》里秦军攻城的画面）。
    此时城中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仅够供应二十天。杨广吓得抱着小儿子赵王杨杲哭，连眼睛都哭肿了。还是萧皇后率领群臣组织进行雁门关防御战，并且否决了大将宇文述提出的骑兵护送杨广突围的议案。突厥擅长的是骑兵的突击奔袭，舍却城池固守，去和突厥玩骑兵战术，这位宇文将军不是吓傻了就是想害杨广。隋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一是许诺重赏，振奋士气，坚守城池。二是宣布专心抵御突厥，胜利后也不再征伐高丽，稳定军心。三是号召天下军队勤王救驾。四是派人向义成公主求救，请她“出面斡旋”。
    突厥的部队长于野战，不善攻坚，隋军苦守城池，加上四方勤王的大军陆续开到，义成公主又派人通知始毕可汗，说突厥后方发生内乱，始毕可汗撤兵，“雁关门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在这个“雁关门事件”中，有三个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一个是王世充。当时任江都宫监，名义上是替杨广看护扬州行宫，但整个扬州什么能比皇帝的行宫更重要呢？因此，实际上他是扬州的老大。王将军是被杨广破格提拔的，得知杨广遭困，率领大军昼夜兼程，他自己每天甲胄武器不离身，还经常因担忧杨广的安危而流泪。就是这么一位“忠臣”，最后在洛阳逼着杨广的孙子禅让，自己过了一把皇帝瘾之后被李世民干掉了，世事真是白云苍狗啊。
    还有一个是最终干掉王世充的李世民。当时只有十六岁，投军到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他劝云定兴多携带旗帜军鼓作为疑兵，白天展开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金鼓相闻，敌人一定以为我方大批援军到来，就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如果对方全军来战，我军必定无法支持。这番见解和谋略，在世人面前堪称是一炮打响。
    最有故事的就是一位幕后女英雄——义成公主。这位义成公主先是告警，后来又假传消息，最终救了杨广一命。史书上只说是“杨氏宗女”，是杨广的堂姐妹，但始终查不到是那一个人的女儿。我认为他不但是隋朝的超级忠臣，还是杨广的铁杆fans兼红颜知己。她的第一位丈夫是启民可汗，在此期间，她极力鼓动丈夫投向隋朝，并且最终促成了突厥和隋朝的蜜月期。
    在大业三年杨广携带萧皇后北巡的时候，在行过“君臣礼”后，杨广夫妇还专门到她的帐篷里叙了“亲人情”，史书称萧皇后和她还成为了好姐妹。这很耐人寻味啊，要知道萧皇后可不是吃醋的人，杨广的风流韵事她从不干涉，还经常做个介绍人什么的。到了后来，杨广被宇文化及杀掉后，称霸河北的反王窦建德要和突厥联盟，突厥方提出的条件就是消灭宇文化及为杨广报仇，发展到后来变成威胁窦建德，如果你不打他，我就打你，宇文化及也确实是被窦建德打跨的，萧皇后后来也寄居突厥。为了怀念杨广，恢复隋朝，突厥还拥立了杨广的后人做皇帝，建立了政权。并且她也一直支持颉利可汗打着为重兴隋朝的旗号与唐朝为敌，隋朝以及杨广在她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这位义成公主应该也是一位美人，她先后嫁给了启民可汗、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的弟弟处罗可汗（此处罗非西突厥被杨广颠覆了大汉宝座的彼处罗）、处罗可汗的弟弟颉利可汗。可惜在李靖大破突厥的时候，活捉了颉利可汗，义成公主却在乱军之中被杀（是不是唐军见色起意，先那什么后杀？），否则可能还要一直改嫁下去。可汗的正室妻子，突厥人称为“可敦”，义成公主的事迹可以概括为“流水的可汗，铁打的可敦”。
    让我们八卦一下：风华正茂的杨广和青春貌美的义成早就情愫深种，为了分化突厥，义成大义凛然地踏上远去的征程。杨广在杨坚面前力图挽救这段感情，甚至不惜以死抗争，但最终被杨坚以“国之大义”说服（就象《英雄》中梁朝伟使李连杰不再刺杀秦始皇一样）。义成走后，杨广整日借酒浇愁，并且从此再也不相信爱情，最终被他的父亲杨坚剥夺了“做一个好人的机会”。杨坚深感愧疚，最终用帝位来做补偿。杨广在大业三年出巡，本意是要杀掉启民，夺回义成，但通过一番接触，双方却知道激情已经不在，光阴是爱情的真正杀手。义成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和质朴的突厥人民。相见不如怀念，杨广和义成深情告别，相约今生不再相见，今生永远相思……
    从雁门关回来，还是要找个地方去放松啊，这时候，扬州就是最佳选择了。其实杨广早就准备去，不过在大业九年杨玄感造反的时候，顺便把杨广的那些豪华游轮都给毁了，杨广又派人监造，就在大业十二年，龙舟才建造好，运到了洛阳。
    这个时候天下已经大乱，《说唐》上形容有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这些只是形容起义之多，倒不是实数。在这个时候，各处的起义还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反抗，尽管规模比较大，但都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隋军在镇压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客观地讲，如果杨广能静下心来，修心养性，治国理政，不至于发展到无可救药地地步。
    杨广准备来一招眼不见心不烦的鸵鸟政策，铁心去扬州，有大臣苦苦规劝，反而被杨广砍了脑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全国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估计是言辞激烈，说得杨广无言以对，恼羞成怒之下，先摘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才将他处死。就这样，杨广去了扬州，再也没能回来。
    要说杨广也是聪明人，知道这一去很有点逃难地感觉，不再是威风凛凛地巡视。要说他在洛阳待得确实也提心吊胆。四月初一，大业殿西院起火，他以为盗贼来了，藏在草丛里，火熄灭后才敢出来。杨广从大业八年以来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常被恶梦惊醒，必得命几个妇人摇抚才能入睡。正因为如此，所以要给自己说点吉利话壮行，于是在与宫人告别的时刻，他又赋诗一首以赠众人：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在这首诗里，他倒是没有用什么典故，也许是觉得这些宫人文化程度不高，如果弄得太文雅他们听不懂，那不是白费劲了。

    这句诗中的“偶然”是说不一定，或者否定的意义更强烈一点，“但存颜色在”是说两层意思，一是让宫人好好保重，不要美色尽衰，二是也嘱咐他（她）们好好看护宫殿，不要荒废，因为“离别只今年”，只是今年而已，明年我就回来了。有很多人理解“离别只今年”，是“离别只在今年，就在今年，我一去就回不来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解不正确，杨广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王世充、张须陀、陈棱等人平叛也取得了胜利，尽管官府忙得按下葫芦浮起瓢，但还是能应付的。真正的局面失控，是从杨广到扬州之后开始的。

    这首诗的大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是我梦江南好，表达了要去扬州的主观愿望——连梦中都惦记着江南，你怎么能忍心拒绝我江南之行的请求？第二个层次是征辽亦偶然，阐述了扬州之行的客观条件——不会在有征伐辽东的战事了，言下之意就是近段时间没有什么紧急工作，我可以去扬州放松一下了。第三层意思就是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表示了对未能跟随杨广去扬州享福的宫人们的慰问（实际上，没有去的这帮哥们姐们才是真正的祖上有德），并且提出了殷切希望。

    尽管在大业十二年，各地盗匪蜂起，史书记载，当年的元旦大朝会，各地朝集使因被阻而未到的有二十余郡，但杨广还是平安抵达扬州。

    一、隋诗发轫
    1.3深度压抑后的极度疯狂——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与才情
    1.3.9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杨广小结。

    唐末五代时期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罗隐，在游览已经迁到雷塘的隋炀帝陵墓时，对于规模远远小于普通帝王的炀帝陵慨叹之余，写下《炀帝陵》一诗：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这首诗交代了隋炀帝最后魂归何处，并且深深惋惜，早年曾经平定南陈天下一统的杨广，最终只是惨淡收场，陵墓的规模只是数亩薄田。

    杨广死后也并未入土为安，坟墓至少经过了两次迁移。
    萧皇后与宫人用漆制床板做成棺材，将他草草葬于江都宫流珠堂。志大才疏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后并没有好好经营江南之地，而是率领大军北归，似乎要去问鼎中原，最终却是羊入虎口。

    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镇守江都的大将陈棱感念隋炀帝旧恩，为其重新发丧并改葬于吴公台下。

    公元622年，唐朝平定江南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将隋炀帝陵迁到雷塘（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公元648年，萧皇后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

    客观来看，杨广一生，有功有过，但功过难以参半，毁大于誉，已成定论。比较权威的《隋书》在简单说了一句好话之后——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注意，都是讲他在小时候是个好孩子，有美名，平南却北，在兄弟中间卓尔不群。

    然后给成年执政的他总结了几条罪状：

    一是皇位来路不正（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

    二是骄奢贪婪（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

    三是残暴（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四是穷兵黩武（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最后对他进行了唾弃——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望夷宫是秦代宫殿名，在此指代秦二世），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天下所有的人都与你为仇，连随侍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抱着敌对的态度，执迷不悟，那个昏庸劲堪比秦二世，最后一个至尊的皇帝，死在一个无名匹夫的手中。

    看看隋书犀利的评价，就算是杨广起于地下，估计也无话可说。其实这算客气的，李密起兵反隋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祖君彦的文人，在讨伐杨广的檄文中列举了杨广的“十宗罪”，最后归纳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你的罪恶怎么写也写不完，怎么洗也洗不净。也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这个成语。
    做为一个王朝的皇帝，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把江山玩丢，杨广自然也不例外。

    依我看来，杨广应该也属于好心办坏事的类型，虽然最后闹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但他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
    抛开帝位来路正当与否的问题，罪过主要集中在残暴、荒淫、滥用民力开凿大运河和穷兵黩武征伐高丽上。

    在正规的史料上，关于杨广的荒淫倒没有列为重点，只是提了一句淫荒无度。并且在古代，淫荒跟现在特指下半身活动不同，它的重点是耽于逸乐、纵欲放荡，并没有特别围绕杨广有多少女人去展开，可能是觉得这是帝王的一种正常的特权吧？相对与后世，杨广拥有的美女资源并不多，要知道开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有宫女四万多人，后人也并没有太多指责。“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诗句虽然露了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可是并没有汹汹大怒。

    并且还有大诗人白居易为他和儿媳杨贵妃的爱情大唱赞歌，要知道，杨玉环可是已经为唐明皇生了两个孙子辈孩子的，相比之下，杨广逼奸父亲晚年才宠幸的宣华夫人似乎更可原谅。只是后来，人们的“偷窥”和意淫的欲望高涨起来，抓住杨广这位亡国之君的私生活做文章——反正你已经有那么多骂名，虱子多了不咬，不在乎再多一项。致使提到杨广，大多人的第一印象仅仅是一个接近变态的色情狂。

    残暴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大臣，二是对庶民。

    杨广对大臣说是残暴，倒不如是荒唐。和前代的汉武帝后世的朱元璋相比，杨广并没有大规模屠戮大臣，但是他的行为真是堪称另类，那些死在杨广手下的大臣们死的冤枉。大业七年，二月十九，杨广乘坐龙舟从江都巡游到涿郡，命令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陪伴出游，被选中的有三千余人。对不起，你们要来一个长途急行军，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冻饿疲顿，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

    对百姓的残暴，杨广确实有一套混蛋理论，在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之后，他发了一通感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见天下人多了不好，人多就会相聚为盗，杀人不尽，无以惩后。”具体怎么杀人就不提了，抱着这种“患天下人多”思想的皇帝真是可怕啊。

    征伐高丽前文已经说得不少了，这次跳过，重点说说大运河。

    大运河不是杨广的专利，早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为了长安的漕运——漕运嘛，就像现在为了保证首都啊、上海啊这些大城市的物价稳定社会祥和，全国各地的物资会源源不断地往这些都市里调运。在古代没有动力机械，比起陆路，水上运输可以利用水能风能，运量大，运费低，更加便捷、安全。

    首先修复了西汉的关中漕渠，名为广通渠，后来为南下平陈，重新疏浚了邗沟，也就是说早在二十年前（大业元年是公元605年）就已经开始这项工程了。由于隋朝太短命，杨广其实没有沾到大运河多少光，反而颇多诟病。后来的唐朝老实不客气地大加利用，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政府财政收入全仰仗江淮地区，大运河成了唐朝的救命河，维持李唐生存的物质血液都是从这条经济命脉中输进长安。

    前文提到的诗人皮日休，就是基于此写下了《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么肉麻地吹捧杨广，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还写过一篇《汴河铭》的文章，概括了通济渠所起的重要作用：“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看来此人称之为诗人实在屈才，是个水利经济学家啊。

    到了宋代，又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和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这三条河，和大运河，合称“漕运四渠”。

    “要想富，先修路”，大运河做为一条经济之路确实泽被后人，到了明清时代，运河漕运依然是主要的运输手段。记得《金瓶梅》中就写过西门大官人到码头接货的情节，《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山东临清，正是大运河上的一个沿岸城市。

    大运河还是一条孕育之河，由于大运河的经济推动作用，沿运河两岸成长了大批的繁华都市，大运河就像丝线一样，把这些明珠串缀起来。比较熟悉的就是扬州和杭州了，这两个城市都是在隋唐时期才发达起来，留下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典故。
    大运河同时又是一条对外交流之河，到了唐朝，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沿这条河走近大唐的，鉴真东渡，也是从扬州乘船由运河出海。

    由此可见，开凿大运河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操之过急，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结果物极必反。

    这种急于求成急到事急必反地步的根源恰恰是我们抛开的问题——帝位来历。
    正是由于这种废长立幼，骨肉相残的无形压力，才使杨广建立不朽帝王功业的心态失衡，心情太迫切，急于向死去的父皇，向当今的臣民，向整个天下证明，证明自己是应该坐这个位置的。年号大业，就把这种心态展露无疑。

    看看杨广早期的执政：上台先平叛，取得完胜；开凿大运河，按计划完工；耀军威于突厥，风光无限；杀前朝重臣以立威，乾纲独断。

    到了大业五年，隋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正是因为这样，杨广才急于完成做为帝王最大的功业——开疆拓土。

    正是出于对这项事业的重视（估计和后世的唐太宗一样，也看到了高丽的重要性），他才决定御驾亲征。如果能和平南陈拒突厥一样，干点筹划、组织、协调的工作，估计大业八年一征高丽就取得完胜了。真的是这样，后来的起义军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杨广就不会被用来和秦二世相提并论了。
    不过这是杨广之不幸，恰是李渊之大幸。至于百姓辛与不幸，一时难以断言，虽然饱经战火，生灵涂炭，但在涅槃之后，却迎来了盛世大唐。“唐人”的招牌，至今还在全世界接受众人的崇敬，我们的文章，也即将进入正题——唐诗。

请各位参考这个图片看“杨广自卖自夸篇”

    二、初唐胜景
    2.1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骂人如此辛辣的李渊并不是“窝囊废”。
    唐诗的分期其实是一件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学术上的问题确实说不清楚，尤其是人文学术。金圣叹在他的《圣叹尺牍》中说：“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此等名目，甚是近日妄一先生之所杜撰。其言出入，初无准定。今后万不可又提置口颊，甚足以见其不见诗。”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不要分期，分了之后注意力反而从诗的本身分散了。金老先生是号召大家做文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家（专门研究文学家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元之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严老先生给分了五个时期，并且认为每个时期“言语”不同，这是一种说法。以上简单举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不让分，一个分得比较细。就这个问题，有人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有人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专著，见仁见智，莫衷纷纭，在此就不一一例证了。
    其实从诗歌的发展来看，分期是大处清晰，小处模糊。大处嘛，就是诗经古风，离骚楚辞和七律五绝那是截然不同的，肯定是有分期。小处呢？很难说从哪一年甚至哪十年二十年，诗歌的格律、手法发生了绝对的变化。这种继承发展沿袭，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哈哈，我这种说法有点“和稀泥”的感觉吧。
    不过我们是从诗和史的角度来讨论的，诗歌的分期要和历史分期相互配合，采取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种比较公认的历史分期为基础，结合唐诗的发展，综合来进行分期讨论。
    说唐诗必说唐朝，说唐朝自然要说说这位高祖。
    李渊给人的印象大多是“父凭子贵”，讲他憨厚老实甚至有点木讷，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就从一首诗说起吧。
    嘲讽诗似乎是李氏家传的兴趣，以李渊为例，他基本没有留下诗作，我所了解的唯一一首诗就是嘲讽唐朝大臣苏世长的，记载在全唐诗第869卷：
    《嘲苏世长》(李渊)

    名长意短，口正心邪。
    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

    苏世长虽然名声不显，但也是李世民文学馆招揽的十八学士之一，口才出众，妙辩无碍。他也是官宦世家，其祖父在后魏任通直散骑常侍，父亲做过北周刺史，杨坚代周立隋后，他任隋朝第一任长安令。自幼和李渊相识，关系也不错，但是在李渊起兵的时候，几次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但是苏世长没有看出李渊是个潜力股，而是抱着隋炀帝的大腿不放。后来被派到王世充的手下，等到王世充称帝，建立郑朝之后，给他的最高官职是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辅佐王世充的侄子王弘烈和大将豆卢褒镇守襄阳。豆卢褒忠于王世充，中间杀掉了几批前来劝降的使者。

    武德四年，洛阳平定之后，苏世长发挥他的口才，劝动王弘烈归降。到长安之后，李渊杀掉豆卢褒，并且斥责苏世长投降的太晚。苏世长的口才又发挥了一把：“自古以来帝王得天命，都是用逐鹿天下来作比喻，一个人获得，其他众人便收手了。哪里有捕获鹿以后，还憎恨其他逐猎的人，追究他们争夺鹿的罪名呢？”何况各为其主也是臣子的本分，当初管仲差点把公子小白一箭射死，后来小白为齐桓公，根据才能拜管仲为相。我虽然不才，愿意为您树立这样的榜样（“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陛下应天顺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齿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经涉乱离，死亡略尽，惟臣残命，得见圣朝，陛下若复杀之，是绝其类也。实望天恩，使有遗种。”）。尤其是逐鹿天下的比喻，把李渊都逗笑了，最后给了他一个玉山屯监的官职。
    苏世长语言诙谐，反应迅速，有点东方朔的意思。有一次李渊在宫殿里和大臣一起用饭，他问李渊，这富丽堂皇的宫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吧？李渊笑着骂他：你小子心地狡诈，进谏也不直说，这是我新建的。

    尽管如此，李渊还是从心里鄙视这个家伙，经常拿他寻开心，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如果别人得到这样的赠诗，估计能羞愧无地。但是苏世长心理素质非常强大，从容答道：名长意短，确实如圣上所说。口正心邪，不敢领旨。过去窦融率领河西归降汉朝，十世封侯，我带领山南来归顺皇上，只封了屯监。”

    窦融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的娘家人，传到窦融是第七代孙，他先在汉朝为官，后来王莽篡汉，自立大新王朝，他又在协助王莽的太师王匡四处征战，镇压义军，并且跟汉光武帝刘秀交过手，只是吃了败仗。几经辗转，他最后据守河西五郡（汉武帝时置河西四郡，至昭帝时又置金城郡，合称河西五郡。分别是公元前121年，设立酒泉郡。公元前115年，设立武威郡。公元前111年，设立张掖郡。公元前88年，设立敦煌郡。公元前81年，设立金城郡。大概包括现在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后来刘秀称帝之后，他献出河西五郡，归顺刘秀。

    苏世长自比窦融，确实不一定比得上，但是他把李渊比做刘秀，那可是公认的圣主明君，李渊自然高兴，高兴之下，晋升他为谏议大夫。

    李渊是亲自操刀，写下嘲讽苏世长的诗句，并且比较直接，评价了他的人品秉性，说他“弃忠贞、忘信义。”李世民则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作壁上观，比起李渊，算是厚道了不少。

    二、初唐胜景
    2.1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骂人如此辛辣的李渊并不是“窝囊废”。
    2.1.1比武招亲的潜规则——李渊的婚姻是如何“雀屏中选”。
    李渊和杨广的关系非同一般，要说他们的关系，先从他们共同的外公说起。他们的共同外公就是被誉为皇帝老丈人专业户的，名叫独孤信。要说独孤信可和戏剧舞台上那种大白脸一张，啥能耐没有，出事就找皇妃女儿哭着告刁状的废物国丈不同，独孤信在北周的开国皇帝宇文泰（宇文泰和曹操一样，一直把持西魏的政权但没有称帝，皇帝的职称是儿子们给评的）执政西魏时期就比较牛，当时宇文泰、独孤信和李渊的爷爷李虎等八人都是西魏的上柱国，号称八柱国。关于上柱国这个官职，在南北朝时期比较流行，隋唐也有，但在隋唐时期基本就是个荣誉称号了，没有什么实权，但在南北朝时期，柱国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应该说比司令权势还大，不但管军事，还管民政。当时的军队编制是宇文泰和其中一位西魏的外戚总管天下兵马，其余六柱国每人下属两个将军，每个将军领两只方面军，杨坚的父亲杨忠只是十二将军中的一位。
    独孤信不但“善骑射，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而且“美仪容，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就是说不仅长得帅，而且会打扮自己，不是哗众取宠地胡穿乱戴，而是很有审美观念，时尚优雅的那种。他的女儿应该继承了这种基因，要不怎么皇帝们不约而同地娶了他家的女儿呢？大女儿嫁给了周明帝（周武帝的哥哥，先于周武帝宇文邕被拥立为帝），名正言顺的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生下了李渊，李渊称帝后被追封为皇后；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杨坚，最有名的独孤皇后。这还不算，他的隔代遗传基因使外孙女（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也得到青睐，被周宣帝立为皇后，虽然这位荒唐的周宣帝登基以后册封了四位皇后，但只有杨皇后是从太子妃一步步走过来的，应该是最正宗的。杨坚能建立隋朝，在很大程度上也沾了女儿不少光。

    这样论起来，杨广和李渊可是姨表兄弟，李渊是表哥，比杨广大三岁。这个关系已经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李渊有个皇帝姨父——杨坚。杨家和李家既是世交，当初的八柱国，又是姻亲，因此杨坚对李家非常照顾，在一上台掌权（相周）就恢复了自己的姓氏杨和李家的姓氏李（他们分别被周的皇帝赐姓普六茹和大野，幸好李渊的爷爷叫李虎，要是叫李鸡称呼起来还真是暧昧——大野鸡）。既然他们都把赐姓当成一种耻辱，不知为什么，李渊后来热衷于给别人赐姓，难道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

    李家的祖宗认的比较乱，一开始说自己是汉代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的后人，估计在创业初期要突出自己的勇武彪悍；后来又说自己是西凉（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短命王朝，只传了两代）的帝王后裔，估计是为了取代隋朝而造舆论，表示自己祖上也富贵过（有点象阿Q）；在举朝崇尚道教的时代，自己的祖宗又变成了太上老君李耳。从李氏祖宗的演变过程来看，真是验证了“有奶就是娘”的真理性。

    不管怎么变，总之一句话，李渊是一个有“来历”的人，加上姨父是皇帝，家世就不用说了。前途呢？世袭唐国公，在隋朝的时候就进入了仕途，先是充当皇帝卫队的首领（文帝相周，复高祖姓李氏，以为千牛备身——《隋志》：东宫左、右内率府有千牛备身八人，掌执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而芒刃不顿），这可是尊贵体面的工作，后来又外放为刺史，有职有权的土皇帝。这样的人材自然会引人注目，最关心的应该是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了。

    这位窦毅也是一位人物，是后周的国戚，娶了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在后周算是一颗政治明星。可惜，自己的小舅子短命，内侄又过于荒唐，以致于把花花江山拱手让给了杨坚。在杨坚大肆清算前朝遗老的时候，自己的地位甚是尴尬而且危险，不要说政治前途，恐怕生命前途都难以保证。幸好，他有一个神奇的好女儿。这个改变了家门的女孩没有名字，史书上称之为窦氏，据说她出生的时候发垂过颈，3 岁时头发便与身等。如果研制一种窦氏护发产品，一定会把飘柔潘婷之流打得丢盔卸甲。没有办法，史书总是会给名人们各式各样的天生异象，尽管放在现在统称为畸形。

    窦氏渐渐长大，读书识字，爱读《女诫》、《列女传》等，过目不忘，记忆力好又爱学习，果然是可造之材。好孩子人人喜欢，周武帝也很疼爱窦氏，将她养在后宫，宠爱过于其他甥男甥女。窦氏很机敏，常有过人的见地。武帝为了政治联姻，娶了突厥的公主阿史那氏，并且立为皇后，但对这位老婆感情不深（新唐书记曰：时突厥女为后，无宠）。窦氏看出了这一点，在私下劝谏周武帝，意思大概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统一，突厥也比较强大，希望舅舅你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好好对待舅妈，安抚突厥，取得他们的支持合作，就能统一天下了（吾国未靖，虏且强，愿抑情抚接，以取合从，则江南、关东不吾梗）。根据推算，那时的她也就是十岁左右，能有这般见识，称得上是天才神童加早熟青年了。不过也有人考证这话是别人教的，由她的口里说出来武帝比较容易接受而已。武帝高兴地接收了这个建议，估计从这个时候起更是对她刮目相看，深深引为知己。等到武帝去世，窦氏也很悲痛，就像亲生父亲去世一般，后来杨坚篡位，她从床上掉下来，说自己如果是男人，就会干掉杨坚，保护舅舅（闻隋高祖受禅，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后来她的丈夫替她了结了半个心愿——干掉了杨坚家族，却没有把江山还给她舅舅。

    史书上的“自投床下”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是婴儿了，不会是睡觉不小心掉下来，说自杀吧，高度实在太低。可以这样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妙龄少女，听到一个悲愤的消息，一脚踹开自己的闺房，想要扑到床上放声大哭，结果由于精神恍惚加之泪眼朦胧，没有扑到床上，而是扑在床边上滚落于地。不管是怎么掉到地上，她的父母已经没有心思追究了，而是赶紧捂住她的嘴，警告她不要乱说，否则会有灭族之祸。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窦家已经意识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化解？就要着落在神奇女儿身上。窦毅常常对自己的老婆襄阳长公主说：咱这女儿可不能轻易就许配给人（常谓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识不凡，何可妄与人）。言外之意一定要挑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这也说明了上门求亲的人很多，所以才有“何可妄与人”之说。于是老两口来了一场比武招亲：在屏风上画了一只孔雀，来的人都以此为靶子表演射箭，最后出场的是李渊，他两箭射中孔雀两目，于是抱得美人归，也给后世留下了“雀屏中选”的典故。我一直认为“雀屏中选”比“东床快婿”显得更优雅更浪漫。

    后来很多人讲到这一段都说是由于李渊箭术精奇，在这场比武招亲中正大光明的胜出。其实不然，原因有三。一是窦氏夫妇已经说过不能轻易于人，怎么能够采取这么草率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呢？二是尽管李渊的箭术的确不错，史书上也有记载，说他剿灭山贼和抵抗突厥时都曾经亲历战阵，发箭杀敌，但是在那个战乱尚武的年代，练习骑射是有条件家庭的必备科目，就跟现在的英语过级一样，说其他的求亲者都没有这个能力，恐怕不足信。第三就是史书记载了。在新旧两部《唐书》上对这一事件有着分别的记载：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旧唐书》；因画二孔雀屏间，请婚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於帝——《新唐书》。有没有发现问题，是“阴约”和“潜约”，字虽不同，意却一致，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对求婚者说这个箭要射到哪里，谁射中就OK了。而是自己暗中许诺，射中眼睛者胜出。
    这应该还是隐藏了部分真相，按照这种记载，似乎是命中注定该着要嫁李渊。但还要注意一点，“高祖最后射”一句很有学问，别人前面忙乎了半天，他弓张矢发就搞定了。两种可能，一是他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窦氏夫妇设下这个哑谜的标准答案（最大的可能就是设局者本身透漏出来），二是招亲到李渊就为止了，即使他射中屁股，窦公也会站出来说，我们老两口约定好了，谁射中屁股谁就是上天给我们挑选的女婿，谢谢各位贵公子的光临，大家回家洗洗睡吧。

    潜规则，在这场比武招亲中充分得以发挥。综上所分析，窦公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危存亡，需要在新的朝代以自己的神奇女儿寻找一个利益代言人。其实能够和杨坚结为亲家可能更好，史书没有记载他是否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可能是这种前朝国戚的身份比较敏感，杨坚的儿子们没有动这个心思。假设某一位皇子来随便射一箭，哈哈，看看窦老头怎么解释。他挑中了李渊，但又不愿得罪其他来求亲的王公贵族，于是玩了这么一出。

    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不像穆念慈之于杨康的“唯才是举”，倒像西夏国公主梦姑之于虚竹的“因人设岗”，只是不知道李渊和窦女是否也像虚竹和梦姑一样，在招亲之前早已陈仓暗渡。

    二、初唐胜景
    2.3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捡尽寒枝方肯栖的魏征

    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有一阕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很是著名。原词为：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苏轼刚刚经历乌台诗案，甫出牢狱之时所做，当时的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惊恐、庆幸、愤慨、忧郁、自怜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阕词中，词人用比兴的手法营造了一个人的象征境界，抒发了自己宁愿隐身独居也不愿再随波逐流，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在脍炙人口的最后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更深层次慨叹了自己孤傲。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自己这只凤凰在苍茫天地间却无枝可栖，自己固然可怜，这个没有梧桐的世界更是可悲。后来的悲情歌手周传雄也在一首《寂寞沙洲冷》中喃喃自问：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看来周哥哥不是找不到要落脚的地方，而是地方太多，不知道选择那一个，估计是挑花了眼。

    谈恋爱挑花了眼不可怕，可供选择的目标足够多，大多数人可能还会沾沾自喜。但是如果在另一种“选人”方面如果犯了错误，后果就相当严重了，吕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的俗语有很多相互矛盾却又各有道理，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和好马不配双鞍，忠臣不侍二主就是这样。吕布不幸，信奉前者，所以被最粗鲁的张飞用最文明的字眼“三姓家奴”骂得满面羞惭（吕布本身姓吕，两个干爹丁原和董卓，这样算起来有了吕、丁、董三个姓），更是在白门楼上，拉足架势准备拜第三个干爹的时候被刘备轻轻一句“曹公可记得丁原董卓乎”而葬送了性命。这也怪吕布自己，这只鸟每次另攀高枝的时候习惯把原来的枝杈折断，一点也没有领悟“再见亦是朋友”——两任干爹都死在他的手上，只是不知道他在拜第一个干爹的时候，有没有干掉自己的亲爸爸以示忠心。
    吕布是在“择枝而栖”上一个极端的例子，身败名裂，但是这毕竟是演义，有很大的艺术加工成分。但在真正的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极端，一个先后“栖”了N多枝的人（经考证，此处N=6）却成了一代名臣。跟他相比，吕布就算是相当的忠贞了，为可怜的吕布致哀。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唐太宗夸为“镜子”的臣子。魏征（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唐书中称“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新唐书》。一个贫家子弟怎么会少有大志呢？原来魏征也是官宦人家出身，老爸曾在北齐做官，只是先有北周代北齐，又有隋代北周，后来又亲身经历了隋末的乱世，一朝天子一朝臣，何况连续的天子更替，就这样，在动荡中把魏征从名门的行列中筛到了寒门。魏征不像贾宝玉，人家是从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生活中过来的，对富贵有天然的免疫力，魏征所有的，只是对过去的一种想象（而不是回忆）。他的父亲有没有给他描述“当初咱家也富过”无从考证，但从魏征的努力方向上可以一窥端倪：“属意纵横之说”—— 《新唐书》，他读的书不是如何养猪种菜，不是如何务农经商，而是如何霸之术，精纵横之才。家境贫寒的魏征和后来的朱元璋一样，离开俗世，遁入空门，不过他选择了道士（如果选择了和尚是不是能称帝呢）。魏征亲身感受到了离乱之苦，他后来在给李世民的奏章中有“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的句子。
    是金子总会发光，大业末年，他栖上了第一棵数，隋武阳郡（现河北大名）郡丞元宝藏；元宝藏率领全部人马投降李密，他又换了第二棵数李密；李密率领部分人马投降唐朝，他又换了第三棵树李渊；被窦建德俘虏后，换了第四棵树窦建德；窦建德败于唐朝，作为被解放的战俘，他又回到唐朝的怀抱，这次换了更具体的第五棵树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事变后，太子败亡，他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第六棵树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名臣”之路。回首魏征的一生，借用苏文豪的词来描述，只需要改一个字：捡尽寒枝方肯栖，挑到最后，终于捡到了高枝。
    这段复杂的履历给人最简单的第一印象是魏征堪称衰神，靠山山倒，靠河河干，收留这样的人做自己的小弟，风险性相当大。随即就会有一个疑问出现：如果李唐在短时间内被另外一个政权替代，魏征会不会有第七个主人。
    但是，如果仔细看看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魏征的确是个人才，抛开李家的两位皇帝不说，其他的四位主人，都视其为心腹。元宝藏任命他为书记，掌管机要，连和李密的往来文书都是由他经手，这可是投敌卖国的勾当，仅此可见魏征之受重用。魏征的文笔和才华也很是打动李密：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旧唐书》。窦建德给魏征的头衔是掌管机密的起居舍人。投靠太子李建成，得到“太子洗马”（洗读显）的职务，专门掌管太子的机密书册，属于智囊头目，所以才有给太子出早点干掉李世民主意的机会。最后投到李世民的怀抱之后，更是人人皆知的圣主名臣的典范。
    之所以如此被重视，除了和李世民之间的故事之外，史书上很难查到与其他主人的原因，但可以肯定，魏征肯定是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这个可以通过第三次换主人的经历来推断。魏征跟随李密投向李渊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重用（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旧唐书》），他没等没靠，也没有走门子，而是通过一次主动请缨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赤诚，那就是去劝降以徐世勣为主的瓦岗军旧部归顺唐朝。这么努力的臣子，那个主上会不喜欢呢？
    临行之前，魏征慷慨抒怀，作了一首《述怀》诗，既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文采，又向李唐表达了不畏艰险，誓报知遇之恩的中心，自我定位恰如其分，既没有许攸投曹操后的趾高气扬，也没有汉奸似的摇尾献媚。其诗曰：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这首诗可以划分为五层，每层两句，前后呼应层层递进，逻辑性很强，堪称“公文体”诗歌。
    头两句中，魏征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我也投笔从戎，准备一展抱负。戎轩是兵车，以借指军队、军事。纵横一词是指代合纵和连横这样的战略性建议，纵横计不就，这是魏征自述投向李密后，曾经向李密战略性的建议，结果李密没有采纳，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有待商榷。在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一句中包含的意思就有点深远了。第一层意思是说我是有“纵横之计”的一个高级人才，值得你们高度关注；第二层意思是隐隐总结了一下李密兵败的教训，没有知人善任，才致使投奔了你们，你们要记取前车之鉴，言下之意就是要对我好点；第三层意思是说自己不会因为过去的不得志和如今的不受重视而沉沦，而是始终抱着自强不息的态度——慷慨志犹存。
    第二层次的两句，完成自我介绍后申明了自己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以及最近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就是所肩负的任务。杖策原意是指手持马鞭，策马而行，后来引申为追随，顺从。“请缨”的典故熟悉到了没有必要啰嗦的程度，凭轼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倚靠在车前横木上，代指的是驾车，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作战行动中，“战车”是重装武器，类似现在的坦克，所以凭轼一词后来也用来形容使臣出使或领兵作战。凭轼下东藩的典故来自汉高祖驾下的郦食其，他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为汉之东藩——《汉书?郦食其传》），下，指“降服”，东藩可以理解为附属国的意思。我魏征久慕我主上的英名，所以快马加鞭的来投奔他，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出关（潼关）去执行任务——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我要象古人“请缨”、“凭轼”那样去说服敌对势力（徐世绩）归附，也预祝我的主上能取得象汉高祖那样的成就。看看人家的这二十个字，既抬高了自己，又奉承了别人，只是如果有人问：您“杖策谒天子”的时候怎么看错门牌号码了，串了两个门才来？不好回答啊，尤其是后面在说服了徐世绩后，在对抗窦建德的作战中，他又成为了窦建德的红人。
    第三层次的两句强调了这次任务的客观困难。郁纡原意是指忧思萦绕（郁纡将何念——曹植《赠白马王彪》），魏征用来形容山道的盘曲迂回，崎岖不平，陟，是指攀登。想象这一路征程的风尘，沿着崎岖难行的山道翻越高山峻岭，远处的平原时隐时现（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要知道，崎岖难行的不仅是山道，还有我的人生，时隐时现的不仅是平原，还有我的未来。古木枝头的寒鸟悲鸣，空山壁间的野猿哀啼（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更是通过一幅凄凉景象反衬了一路孤寂，更表明了魏征此刻心情的沉重，来到唐营后没人搭理是孤独的，离开唐营执行任务也是孤独的。孤独的魏征，未知的旅程。
    第四层次阐明了自己誓要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动力。千里目指远望，《楚辞?招魂》中也有“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用法，晋代诗人孙楚有“举翮抚三秦，抗我千里目”的诗句，后来比魏征这首诗中更有名的千里目出现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句子中。“九逝魂”是指注意力不集中，精神分散，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哀郢》。这两句是说看看前面的路，刺伤了我的眼，想想后面的事，吓破了我的魂(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毕竟，去劝别人投降是冒着被别人杀掉祭旗的风险的。但是，我还是无怨无悔的去了，怕吗（岂不惮艰险）？当然！为什么还去呢？我要报答如今的主上对我的知遇之恩（深怀国士恩）。这句“深怀国士恩”太有含义了，别人对我也有恩，例如前面的两位元宝藏和李密，但他们对我是“某某”或“XX”之恩，我当以某某”或“XX”报之，如今的主上对我有“国士”之恩，我当以国士报之。
    最后的两句总结了本诗并进行了升华。“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典故很熟悉，颇有点象“为人不识陈近南，便称大侠也枉然”的意味，侯赢一言的典故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大梁（今河南开封）监门老（指年龄）小（指官职）吏侯赢献计并推荐打手朱亥后对信陵君许诺：我老了不能随你前去，但一定会用自杀来报答你（一直没有搞懂这种报答的价值），后来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魏征此处用了这两个典故，想必是在李渊面前拍了胸脯，打了包票，一定能搞定徐世绩。果然，徐世绩不仅成为了后期唐朝的“无敌二李（李靖和被赐姓李的徐世绩）”，忠心耿耿地为唐朝建立军功，而且到了后来，他的孙子徐敬业为了恢复唐朝的“李氏”血统，起兵讨伐武则天，兵败之后，他也因此而获罪，在死后被撤销了光荣的国姓，又成为徐世绩。可能是因为两人之间有这种关系，后来的《隋唐演义》创造了军事老道徐懋功和魏征两个角色，其实是徐世绩曾经用过懋功这个字，魏征当过道士，这两个人一个是水，一个是泥，被创作者重新打破，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看到“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一句是不是很眼熟？后世诗鬼李贺的《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中“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一句与魏征相比，名气要大的多，魏征的千里目、感意气都被后人借鉴并形成名句，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魏征的文笔的确不是盖的。他被借走了另外一句更有名，那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过被皇帝天天念叨在嘴里，应该不会涉及版权争端。另外的例如“居安思危”、“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等等名句也出自他的门下。后来的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主持校定秘府图籍，主编《群书治要》，撰《隋书》序论及《梁书》、《陈书》、《北齐书》总论（时称五代史），在当时广受赞誉——时称良史。后人评价他“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
    最后这两句落脚点放在了“功名谁复论”上，既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又表明自己是受主上的“意气”感召，为报答“国士”之恩，不为功名利禄，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个人认为，魏征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大师”，既达到了圣人设定的“文死谏，武死战”名臣标准，又不会真有性命之忧，可谓生前显贵身后哀荣，如果把演义小说中动不动就大骂皇帝是昏君，然后毅然决然地碰死在金銮宝典上的某某丞相、太师称为愚忠，那魏征绝对是另一种形式的“巧忠”。魏征曾经对李世民说，所谓忠臣在朝廷触犯天子，结果遭到杀戮，而他们的君主也落了个昏君的坏名声，最后还要国破家亡，只留下忠臣的空名，而良臣不仅自己声名卓著，君主也能饮誉四海，万古流芳，连他们的子孙也都能传承不变，因此我宁愿做陛下的良臣，不愿做陛下的忠臣。
    这话其实说的很有道理，就像乱世思良将一样，有昏君的比照才能显出忠臣，在君主贤明四海生平的时代，臣子只要安守本分尽职尽责就好了，更有意义的是用“能臣”或“庸臣”来评价。
    与李世民的秦王府嫡系部队相比，一个辗转漂泊的外来户能做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应该说是李世民这位贤明的君主，玄武门之变这种特殊的皇权交接方式，加上魏征的“巧忠”，三个方面的综合因素造就了一段贤君诤臣的佳话。
    先说李世民的因素。李世民治理天下中的贤明，体现在他对相权的加强。从而能充分发挥宰相以及各个阶层的官员的作用，共同处理政务，既能给皇帝“乾纲独断”所作出的决策拾遗补漏，又能加大决策的执行力度。其实皇权与相权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历史上也不乏过度膨胀的相权对皇权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但天下可以为一家一姓所有，却不可能由一家一人所治，毫无制约的皇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样是巨大的。隋文帝杨坚虽然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但并没有很好地使之运转起来，尤其到了杨广执政时期，杀戮了以高颖为首的老臣，更是彻底结构了政治体制，使得相权荡然无存，因此在杨广推行自己给隋朝带来灭顶之灾的军国大计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和个人能够对其进行限制，以致于天下大乱，江山易主。
    李世民是受益者，同时也看到了前车之鉴，因此他对相权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扶植，给三省六部赋予了真正的责任和权利。与此同时，他自然也没有忘记“奴大欺主”、“客大欺店”的教训，对相权也进行了牵制性的限制。一方面，对贞观时期的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进行了极为明确的职能分工，以职能进行牵制：中书省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意见或者政事堂和议的决议草拟诏书；门下省的职能则是对中书省拟就的诏书进行审核，若无异议则副署通过，若有异议则将诏书发回重拟；总辖六部的尚书省负责对决策的执行。
    另一方面是对宰相群体进行扩容，以权力分摊的形式来防止“一家独大”。按照唐时官职的品级，只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才称作宰相，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由于唐太宗以前自己担任过，在他即位以后就不再授予大臣，尚书省以两名副长官左右仆射为长，而门下省的长官定制是两名，称作侍中；中书省的长官定制也是两名，称作中书令。也就是说，宰相实际上有六人之多，也只有六人能成为宰相，这跟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描写的上书房大臣之间互称张相（张廷玉）、李相（李光地）的情况同理，而与评书中（如岳飞传）所说的“左班丞相”、“右班丞相”不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职务。
    为了方便这六位长官联合办公，门下省开辟了一间专用会议室，称作“政事堂”，只有三省的六名长官有资格进入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李世民登基后不久，给一些大臣加上了诸如“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平章国计”之类的不同头衔，这些头衔的功能却是相同的——可以进入政事堂列席宰相联合办公会并对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有点像某某常委会扩大会议。魏征在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内廷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监”，虽然名义上也是内廷六省之一的秘书省的长官，但是实际品秩只有四品，很难进入核心决策层。不过李世民给他加了“参知政事”的头衔，其实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成为宰相群体的一份子。
    正是因为李世民对政治体制的这种改革，是魏征有机会跻身核心决策层，而这，正是成为一个良臣的条件，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无足轻重的厄员能被皇帝重视。
    再说玄武门事变的因素。玄武门事变，既使李世民彻底扫清了登基为帝的障碍，又让他在道义和名份上有些尴尬，在这个时候，魏征及时出现，作为太子建成集团的中坚力量，魏征的加入为李世民扳回了很多分数，起到了一个典型的示范作用。首先是展示了李世民任人唯贤，不以“站队”的问题决定官员的政治前途，稳定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集团中官员的心态。李建成作为长子兼名正言顺的太子，忠于他的政治势力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批人能否收服，对李世民能否稳定政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是彰显了李世民的个人魅力，要知道魏征可是担任太子洗马要职的人，属于多隆对韦小宝的称呼——“心腹大人”（见星星的《鹿鼎记》），这样一个人的归顺说明了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合理性、迫切性及合法性，按照皇家的流行说法就是上应天意下顺民心。
    魏征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后，并没有立即登基，中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总揽国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行使皇帝的职权，在这段时间，魏征担任着隶属东宫系统的太子詹事主簿。唐时直接为太子服务的是太子詹事府，最高领导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太子詹事主簿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专职助理。太子詹事可以理解为当时太子李世民的秘书长，魏征可以称为是李世民的专职机要秘书。这个期间经历应该有很多关于李渊退位的内幕，虽然魏征不会全部了解，但应该有所接触，至于在李世民“逼宫”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个很难说清楚。魏征在此时最大的作用是向太子李建成的集团释放了一个友善的信号，李世民通过魏征稳定了玄武门事变后的政局和人心。
    李世民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因为魏征“榜样”效应的消失而对对魏征进行贬黜，并且擢升魏徵为门下省的“谏议大夫”，可以看出魏征通过考验，基本上成为了李世民可以信任的人。但这是一个真正的谏官职务，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皇帝的施政和个人言行发表意见，事无论大小，皆可言是非，说起来有点类似后世的御史言官。这也是后世的绝大多数人将魏徵视为“谏臣”的根本原因。
    一个“谏臣”在治国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朝堂上的地位是很有限的，这个举动也表明李世民并没有真正重视魏征，也许是怀疑他的能力，也许是怀疑他的忠心。玄武门事变带给魏征的资本已经不复存在，接下来对魏征开始了真正的考验。
    最后是魏征个人的因素。
    李世民即位后，魏征的真实水平，也就是他的“巧忠”和他的能力开始体现。原来太子建成和巢王元吉势力范围的河北人心动荡，魏征主动向李世民献计，说“不示至公，祸不可解”——《新唐书列传二十二》，意思就是劝李世民放下私人恩怨，站在一个皇帝的高度，从维持稳定的大好局面出发来处理。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派他到河北进行安抚。魏征不负所托，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李世民很高兴，开始把魏征纳入到自己的真正核心圈子，新唐书是这样形容的——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魏征终于可以从李世民的办公室进入到李世民的“卧内”了，所谈话的内容也扩展到“天下事”。这次帮助李世民处理好太子建成方面的问题对魏征的发展是个关键，一方面体现了魏征的能力，另一方面真正表达了他的忠心，要知道当初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气势汹汹的质问——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在这种形式下的投靠是很让人怀疑的。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魏征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上面仅有左右仆射两名领导，属于尚书省三号人物，这个职务所负责的工作也件件关乎国家的大政方针。魏征不再仅仅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言官，开始了他的“相臣”之路。
    贞观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为秘书监，并被允许“参预朝政”，贞观六年成为检效侍中（即暂时行使侍中的职权），从此正式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名副其实的宰相。贞观七年李世民正式拜魏徵为侍中，贞观十一年，魏徵以眼疾辞相，李世民不许，虽然免去了他的侍中一职，却敕令他以特进“知门下省事”，依然为相臣。
    门下省的职责归纳起来有主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对中书省所草拟诏书的审核、封驳及颁行；二是对尚书省六部所奏事的审驳以及政事实施的监督；三是掌管皇帝的御宝公章。世界没有绝对的平衡，随着三省长官的身份、地位、能力以及受皇帝的重视程度，三省六部其实也有一个以哪一个为核心的问题。在贞观年之前，三省六部制度的核心是统管六部无所不总的尚书省（李世民是尚书令嘛），在贞观年之后，自裴炎担任宰相开始，中书省逐渐成为中央三省的核心。而在李世民当政期间，李世民对相权的收放自如，出于制衡的目的，相对权利较小的门下省得到更多来自皇帝的支持。
    以谏官身份名垂史册的魏征其实是一位宰相。
    魏征的“巧忠”有时很让人不齿，“拣尽寒枝方肯栖”的从政履历的确无法为他树一座贞洁牌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此枝顺利地过渡到彼枝之上，更何况是他对每一个主人都殚精竭虑地做事。对他在前几任主人之间进行的交接仪式上的表现很难查考，但在取得李世民的信任时表现的还是相当出彩的：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资治通鉴唐记七》。这句话的精华在于“先太子”三个字，当时李建成刚刚被李世民亲手射死，作为李建成的心腹，魏征的先太子三字一出口就等于承认了李世民现在太子的地位，其中的奥妙就跟康熙通过大张旗鼓地祭奠明朝皇帝向天下人示意明朝不可再复的效果一样，暗示那已经前朝的旧事，尘封之历史，并且没有丝毫表示对李建成的怀念，更没有半点对李世民的任何指责，这样的态度比咬破手指写血书效忠更坚决。后世的方孝孺面对着燕王朱棣灭十族的血腥威胁，高叫“成王死，其子尚在……”，揭露朱棣所谓以“周公”的角色入主紫禁城的行为，虽然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但让人颇多感慨。不过在其他的史料中，倒鲜见“先太子”三字，新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通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新唐书列传二十二）。到底是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比较讨厌魏征，用了一个“先”字的春秋笔法来羞辱他，还是司马光确实掌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史料，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宁愿相信资治通鉴，因为同样是新唐书魏征传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进谏的君臣对话让我们认识到了魏征的“巧忠”——后宴丹霄楼，酒中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征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蒐所以事尧、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新唐书列传二十二》
    镜头一，李世民端着酒杯笑眯眯略显自豪地对长孙无忌说（酒后的君臣交心即可显示君臣关系密切，又表示不是正式场合，可以畅所欲言，言者无罪，不必顾忌，看来李世民想听听真话）：“魏徵、王珪跟着伪太子和巢刺王李元吉时的确令人讨厌，尤其是魏征，还想把我干掉，但我不计前嫌任用他们，无愧于古人，简直是让古人羞愧，齐桓公跟我比算什么！”众人点头称是，正准备大拍其马屁的时候，画面切换。
    镜头二，李世民眼角瞟着魏征严肃地问长孙无忌：“我对魏征这么好，当我不采纳这家伙的意见的时候，我的指示他就磨磨唧唧，是不是想跟我叫板！”
    镜头三，魏征很懂事的站起来回答：“我之所以进谏是因为您的指示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我不蘑菇一下，以您雷厉风行远超古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此处省去五千字）执政风格，就要马上推行了。”
    镜头四，李世民冷冷地说：“那你应该维护领导的尊严，后面可以单独找我汇报嘛！”
    镜头五，魏征镇静地说：“上古的明君舜警戒他的大臣，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我一直用稷、蒐侍奉尧舜的榜样来鞭策自己（自然您堪比尧舜，就是鸟生鱼汤，我就是文比诸葛之亮，武赛关云之长。这里的技巧太深奥了，面对这一个君主错误的决策，可以有三种说法：1、我认为你这是夏桀、商纣才干的事；2、这件事尧舜是会如何如何干；3、我如果执行您的决策，我恐怕就很难成为辅佐尧舜的稷、蒐了。其实纵观魏征的二百多条上书，完全都是后两类的说法。），所以……”
    镜头六，李世民哈哈大，打断了魏征，对众臣说道：“你们说魏征举动疏慢，像个乡下老头（长孙皇后暴汗：这不是您说的吗？），但我看他妩媚多姿，很酷很帅哥嘛！”
    镜头七，魏征擦了一把脑门的冷汗，在心情放松的情况下说出了真心话：“嗨，我每次在您面前胡说八道，还不都是在您的英明引导和精确暗示下进行的嘛，您要是不愿意听，我哪敢摸批您的龙身逆鳞，您的老虎屁股，掏您的凤凰蛋，拔你的孔雀翎啊！”
    镜头八：群臣对魏征敢言直谏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向他竖起中指。
    以上的DV片段纯属八卦，绝无雷同。

    魏征的敏锐的战略眼光是很让人叹服的，在隋朝为官时，他看出时局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支持元宝藏投降李密；在李密手下，他又劝李密要放眼天下，不能局限于瓦岗和洛口仓（这也是他诗中“纵横计不就”的含义）；在窦建德手下，他又献计屯田；在李建成手下，他劝其早点解决李世民。回头看看这些建议，那一条能彻底落实都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但是纵观魏征一生，他虽然受到了每一任领导的重视，但都是从事“机要秘书”或“秘书长”一类的工作，即便是李世民，也从来没有把他弄到掌管六部的尚书省担任官职，他始终是一个制定决策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执行者，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真正得到信任？从这一点来讲，他其实是很不得志，满腔的抱负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自己描画的蓝图始终是空中楼阁，最终成为了一名高居相位的言官谏臣。
    也不能因为魏征的数度易主就抹杀了魏征的“忠”，比如就在窦建德手下献计屯田一事，对于他的前雇主大唐来讲就是背叛，魏征应该学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才对，魏征自己的解释是：“民为国家之本，臣提出屯田垦植之策，受益的是百姓，富庶的是国家，两军对阵，百姓无辜，岂能因兵戈之争而置百姓于水火？圣上向以爱惜民生而受万民敬仰，即便夏王军队因此受益，但直正受益的是黎民苍生。所以，臣以为，不是臣为窦建德做事，而是臣通过窦建德为百姓做事。”这也体现了儒家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魏征没有忠于某一个人，而是忠于广大的百姓。
    想真正认清一个人很难，也许他自己也办不到。魏征之所以成为魏征，跟他本身的能力、水平，他所处的时代和遭逢的机遇是分不开的。我们只能这样对魏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其一，魏征是有文采的，从他的诗，从他担任中书舍人、太子洗马、詹事府主簿等职务可以得到验证；其二，魏征是有战略眼光的，从他对大局的判断，在不同的君主手下所提出的针对性很强的建议可以得到验证；其三，魏征不迂腐，从他的政治履历，从他进谏的技巧可以得到验证；其四，魏征并不得志，从他始终没有获得行政执行权可以得到验证；其五，魏征并没有真正得到信任，从他死后被怀疑参与了谋反而被推到墓碑，取消其子与李世民之女的联姻可以得到验证；最后，魏征是一个幸运的特例，他的付出和对国家的贡献与他在史书上所享受的荣誉并不匹配，其实他是一个推出的榜样，最大的效果就是来作陪衬，陪衬我们下面要讲的最拉风的骚客——李世民。

    二、初唐胜景
    2.4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最拉风的骚客李世民
    毛曾经在《沁园春.雪》中曾经言简意赅的评价过中国历史上几位颇有代表性的最高统治者：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哥几位应该会感到一丝冤枉，因为当皇帝实在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满足诸多的条件因素之外，还要求专心。史上不乏小有才气却过于沉湎于业余文化生活而最终下岗了的皇帝同行：文风飘逸的蜀后主孟昶、开一代词风的后主李煜、瘦金体书法大家宋徽宗等等不一而足。
    被毛批判的这几位能够成为皇帝这个特殊职业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源于他们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执著和专注，所谓专注成就专业，专业铸就辉煌，那么在文采风骚上的欠缺就值得原谅了。
    的确，始皇帝的作品至今难以查考；刘邦也只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为众人所熟知；而“被”当了皇帝的赵匡胤尽管在策划“黄袍加身”这一行为艺术中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只流传下来一首作品《咏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暂不评价此诗的质量，就数量而言，宋祖的确难称风流文采。但却有一位被看走了眼，这个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评价，对于唐太宗李世民而言，不过是被三位同行拖了后腿而已。
    以“贞观之治”开创了的盛世大唐的太宗李世民，是《全唐诗》的开篇作者，不必以他赫赫的文治武功作为加分的条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也足以享此殊荣。在《全唐诗》开篇的《帝京篇十首》其三中，用诗歌的笔法记述了自己充实而又精彩的生活，如果给这首诗取一个恰当的名字，我的意见是《帝京一日》。其诗曰：
    移步出词林，停舆欣武宴。
    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
    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
    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

    第一句移步出词林，停舆欣武宴中，词林是翰林或翰林院的意思，自己刚刚从文人高士聚会的地方接受完艺术熏陶之后，就来到武将聚会、切磋技艺的地方。此处的“宴”并非是指宴会，而是指娱乐，安闲。在自己的治下，文武相安，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自己与文者能好文共赏，与武者能打成一片。
    第二句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中，雕弓一词除了泛指雕绘文采的弓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特指天子所用之弓。“天子雕弓，调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荀子·大略》。而“写明月”的“写”字，则是效仿、描绘的意思，现在我们用的写生、花鸟写意一类的词汇就是根据此意引申演变而来。骏马疑流电的疑字是“类似、好像”的意思，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取相同用法。这句是说自己在观看了武将们的表演之后（疑惑是检阅），自己技痒难熬，加上众人纷纷喝彩，要求皇帝陛下露一手，于是就跨上如电的战马（李世民似乎很喜欢用闪电来形容战马，不少的诗歌都有类似的句子），拉满雕弓恰似满月。那这飞骑神射的形象效果如何呢？是绣花枕头还是货真价实，且看下句分解。
    第三句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中描绘了自己的神威，惊弓之鸟的典故被用到了这里，弓弦一响大雁就应声而落，飞箭一出猿猴就惨呼悲啼，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功力了，连这些鸟兽都知道我例不虚发，你呢？你们呢？
    第四句阅赏诚多美，于兹乃忘倦中的“诚”字意为“确实、的确”，这种集检阅欣赏操练展示的一系列活动真的很不错，在这里是我乐而忘倦。
    先文后武，再以诗记之，多么充实的一天，并且忙乎了这么一天自己依然精神抖擞，精力旺盛，这个皇帝我还要继续当下去。
    中国历史上向不缺乏文人骚客，但兼具武略的并不多，即便文武双修的人物，往往缺少皇帝这一耀眼光环，少之又少的文武兼备的皇帝，没有一个能建立比大唐更鼎盛的王朝，因此，李世民可称第一人，说他兼具“风”、“骚”，誉之为“最拉风的骚客”并不为过。

    二、初唐胜景
    2.4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最拉风的骚客李世民
    2.4.1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李世民济世安民的胸怀
    在史书中，中国的帝王们甫一出生大多天呈异象，诸如红光满屋、香气萦绕等不一而足，旧唐书中记载李世民隋开皇十八（公元698）年出生之时，有两条龙在门外嬉戏，并且玩够了三天才走，可能也觉得不那么可信，在新唐书中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记载。不过新旧唐书中都保留了一位书生在李世民四岁的时候跑来给他们父子相面的描述，此人先看李渊，评价为：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再看李世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这也是李世民名字的来历。这位神眼书生是何来历无从考证，但其“一炮双响”既拍老爹又拍孩子的马屁功夫的确精湛。也许是这段神奇的经历给李世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于贞观六年（公元632）时以皇帝之尊的身份又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追昔抚今，畅想昨天今天明天，写下了两首《过旧宅》的同题诗，其中第一首更为奋发昂扬，雄浑豪迈。其诗曰：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
    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第一句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中，翠辇是指皇帝的车驾，杨广也曾经用过，鸣笳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军乐队、仪仗队。新丰一词就有点来头了，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以后把自己的老爸从老家接到长安城中享福，刘太公思念家乡，整天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就根据故乡丰邑的格局重新建了一座城，命名为“新丰”，为县级编制。同时把老家的居民啊、鸡鸭猫狗啊也都迁来，营造一种此处即是故乡的氛围，由于细节处理的非常好，据传说迁来的家畜家禽都认识属于自己的窝。刘太公整日与老街坊们吃喝玩乐，聊天打牌，过的很是愉快。谯邑，是秦朝所设置的一个县，李渊早年曾经担任过谯州刺史。新丰、谯邑，暗含了自己以帝王的身份荣归故里。一个停字，一个驻字，也紧紧扣住了“过旧宅”的题目。
    第二句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中描述了由于自己长期统兵征战而无暇在故园休憩，从而使旧宅荒凉的景象，一条小径隔开了整个庄园，路边长满了苍苔遮住半截斜阶。这一句是侧重于“旧”的角度展开。
    第三句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中颇有些“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感慨。池中的旧水不断流走，新水不停涌出，庭前的老树年年生出新花，旧宅的一切也和自己一样，也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在无声中发生着变化，保持着活力。这一句是侧重于“新”的角度展开。结合上一句，呈现出旧中有新、动中有静的状态。
    最后一句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堪称诗眼，总结全诗，升华主题。与那些类似于“漂泊江湖，四海为家”的哀叹相比，此处的四海为家气魄宏大慷慨豪迈。前者是一个无奈的点，听天由命吧，走哪算哪，走到哪里就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本诗中的四海为家，四海皆是我家，我要建设的不仅仅是这个庄园，不仅仅是窗前的池水和杂花老树，是四海的风云，是九州的兴衰。

    二、初唐胜景
    2.4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最拉风的骚客李世民
    2.4.2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李世民睥睨天下的武功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旌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这首题为《还陕抒怀》的五言排律诗，是李世民结束洛阳之战，押解两位皇帝俘虏回长安复命的途中写下的。

    洛阳之战是决定唐朝统一天下的定鼎之战，在一番番“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当时天下只余了三股大势力：李渊的唐、王世充的郑和窦建德的夏，其余的一些割据势力已经不足为患。

    这场大战从公元620年七月开始，到621年（武德四年）五月结束，打了10个月，最终可以说一战定乾坤，灭郑国王世充和夏国窦建德。

    简单的战役经过：经过半年的围城，王世充已经濒临绝境，只是困守洛阳一座孤城。窦建德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息，为了避免唇亡齿寒的境况，率领倾国之兵从河北来救援王世充，结果被李世民围城打援，抓了俘虏。王世充看到自己的救命稻草窦建德被捆成粽子出现在洛阳城下，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从而自缚出城投降。

    再回到本诗，看李世民是怎么回顾这场大战的。
    第一句中，没有生僻典故，想起这近一年的浴血奋战，其中的艰难只有自己知道，不禁握紧佩剑，一声慨然叹息。一句“济世岂邀名”，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来历“济世安民”（就是小时候神棍给的评语），内心深处应该也有一种“功高震主”的顾忌，所以才积极表白立下这样定鼎中原的不赏之功“不为名利”，只为“济世”，或者说只为父皇的大唐王朝。算是一种侧面的表忠心。

    “星旌纷电举，日羽肃天行”一句写行军，兵贵神速。
    “星旌”没有这个词，“旌”的意思是旌旗，电举原意是闪电，和旌旗用到一起比喻闪动舒卷，随风飘扬。晋朝的陆云在《吴故丞相陆公诔》中也用过“神干山立，雄旗电举。”“日羽”这个词的古意是太阳的光芒，但是在这里有点讲不通，单独这个“羽”字也有“旗帜”的意思，结合上半句的“星旌”，这个“日羽”应该起对仗作用的，都是指绣着日月星辰的旌旗。“纷电举”、“肃天行”，表现行动迅猛，其中“肃”字指紧急，十万火急。这句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队伍浩荡、旌旗簇拥，军情火急、战报不绝，短短十个字把一支军纪严明、迅捷如风的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英姿展现在世人眼前。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一句写驻营，兵势强盛。
    五营一词泛指军营，漫山遍野俱是我的千军万马，茫茫平原我的营盘星罗棋布。从诗中来看，李世民统领的部队大有投鞭断流的气概。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一句写战斗，慷慨激昂。
    登山一句来描写个体，也就是李世民本人卓尔不群，也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意思”，“麾”是“挥”的通假字，我理解的通假字其实就是大师们的错别字或者说类似孔乙己的“茴香豆四种写法”的显摆心态，如果普通人考试，写出通假字是要扣分的。“武节”是指古代将帅指挥军事的符节，类似评书中描写的“虎符、帅印、令旗”一类吧。这句是说李世民在万马军中登临高山，挥动武节，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如臂使指的大将风度。背水一句来描写群体，是指麾下的将士抱着背水一战的精神，如神兵天降，勇破敌军。“登山”、“背水”在整体上互为对仗，彼此照应，也有另外一层作战环境山高水阔，地形复杂的意义，全体将士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取得大胜尤其不易。

    最后一句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进行总结回顾，抒发豪情。
    在昔一词是指从前、往昔。班固《东都赋》：“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今来一词是指当今、如今。曹植《情诗》：“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戎戈一词，指军事，其中戎偏重人的因素，军队和战士。戈偏重物的因素，武器装备。宇宙中的宇，指上下左右前后的六合空间，宙指古往今来的时间，用在一起代指天下、世界。这一句又和首句呼应，既慨叹了战争的无情，又对自己建立的功业进行了自我肯定：过去我带兵过来的时候，披坚执锐，枕戈待旦，今天我离开的时候，扫平烟尘，天下安宁。
    短短五句诗，抒怀——行军——驻营——作战——凯旋，一气呵成，既表明心迹，又展示了赫赫武功。这里说的武功，不是降龙十八掌，小李飞刀一类，而是平定天下所立下的军事功勋。

    李世民建立的第一个军功，是在他16岁的时候。
    公元615年八月，李世民跟随云定兴，作为第一批到达的勤王队伍，去雁门关解救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的杨广，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出征，那年他16岁。16岁的李世民第一次上战场，确实没能斩杀敌将，不过也不是去打酱油了，他给云定兴出了一个主意，并得到高度认可。

    资治通鉴记载：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定兴多赍（ji一声，携带的意思）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

    他建议云定兴多带旗帜，白天打出旌旗数十里不连绵不绝，晚上要摇钲击鼓，让突厥误以为我们的大队援军到来，吓跑他。否则，敌众我寡，如果敌人倾巢而出来打我们，咱们可顶不住。这个计策是两层含义，一是吓跑敌人，二是如果吓不住，至少他不敢来打咱们。看，16岁的少年就开始忽悠人了。

    解释一下这个钲，很像现在的铃铛，金属制作，有把手，当时的军纪是摇钲撤退，击鼓冲锋。
    突厥确实也不是被吓跑的，除了号召天下军队来勤王外，炀帝也暗中派使者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说：“北部边境告急。”这时其他的援兵也都到达忻口，始毕可汗解围退走。

    严格来讲，这不算李世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不过是一次从军经历而已。真正刀剑饮血的出征，是在公元617年六月攻占河西郡。李渊从太原起兵，河西郡（大约是现在的山西晋中市平遥县、介休县一带）虽然受时任太原留守李渊的节制，但却不听从李渊的调遣起兵反隋，而河西郡恰恰又卡在李渊兵进霍邑直取长安的必经之路上，于是李渊派长子李建成（时年29岁）和李世民（时年18岁）去攻占河西郡，兄弟两个从领兵出发，到完成任务回来汇报，一去一回加上作战，只用了9天。李渊特别满意——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唐朝的建立可以简单概括为：太原起兵，长安称帝，扫平四方。当时天下有五股比较强的力量，三股正规军，两股游击队，太原李渊、扬州宇文化及、洛阳王世充为隋朝内部的三大集团，瓦岗李密、河北窦建德为两大义军。其中，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李渊的挑拨下连环剧斗，最终是王世充胜出，宇文化及被杀，李密投降李渊（后谋反被杀）。而王世充和窦建德隐约和李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可惜这两足都被李世民折断了。最有传奇性的是李世民灭亡此二人几乎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围困王世充的时候，窦建德引兵来救，结果李世民在兵力、作战态势都不占优的情况下来了一个围城打援。

    从攻占河西郡开始算起直至大唐王朝统一天下，李世民独自指挥作战，或是配合协同作战，规模较大的战役有17场，战绩是16胜1负。唯一的一次败绩是他生病，无法亲自指挥作战，在和薛举以及其子薛仁杲的三番大战中输掉一盘，不过最终，胜利还是属于李世民，追死了薛举，逼降了薛仁杲。

    比较重要的战事有三个：
    一是起义初期，击败霍邑的宋老生，此役和稍后的攻克长安，可谓是奠基之战。此战若胜就打开了进军长安的通道，起事是一炮打响还是半途而废就看这一战役的成败，结果自然是胜利了，作战的主力是李世民。

    二是攻占长安不久，击败薛举，此战可谓是稳定之战。盘踞在西部已经称帝的西秦霸王薛举和李渊一样，也想到了先占据长安，再图谋天下，可惜李渊先走一步。彼此都视对方为眼中钉。就在当年的十二月十七，李世民大胜薛举部队，打得薛举问部下：“自古天子有降事乎？”可谓是风声鹤唳肝胆俱裂。

    然后就是灭王世充顺便灭窦建德的洛阳之战，此战可谓是立国之战。这场大战下来，基本上奠定了李唐的绝对优势，后来的作战，真正的兵戎相见少了，望风而降增多。也就是这场大胜，李渊给李世民封了一个“天策上将”，号称此官位在王之上，大得都不能用品级来形容。其间李世民还担任过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作战不利他就去哪里，战绩之优足可以用“战神”一词来形容。

    尽管唐朝后期也涌现出李孝恭、李靖、李世绩（原名徐世绩，字茂公，估计是隋唐演义里军师徐茂公的原型，赐姓李，李世民称帝后避世字讳又改名李绩）等一批名将，也都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战神李世民，李渊的江山多半坐不住。

    毛曾经高度评价其军事才能：“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当然这句话应该是毛在历史上的帝王中间做的比较。

    李世民也评价过自己的指挥艺术：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资治通鉴唐记八》

    这个简短的自我评价，比较透彻！把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主要特点基本都总结出来了：

    1、注重侦查，搜集信息，做到知己知彼（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
    为了能正确地掌握对方的情形，李世民经常在站前率领少数亲随去侦查敌情，甚至他与王世充的洛阳战役中，在作战时，亲率一队精骑，突入对方的阵势，直破其后，贯穿敌阵，以此来侦察对方兵力的多少、布置和各个部分战斗力的强弱。

    2、深得“田忌赛马”的精髓（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
    在对敌军进行分析后，用自己战斗力较低的部队抵挡对方的强兵，用自己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攻击对方的弱旅。

    3、一鼓作气冲透敌阵，并且乘胜追击，不容对方喘息，必将剩勇追穷寇（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

    这一特点在柏壁之战中发挥的淋漓尽致。李渊称帝后的武德二年，刘武周攻陷太原，派大将宋金刚继续南进，先后占领晋州、绛州等地，李渊的大后方被抄，十分惶恐。李世民在当年11月率军渡过黄河，屯兵柏壁，与宋金刚军对峙。一直到武德三年的四月十四日，与唐军相持约5个月的宋金刚军在粮道被切断，刘武周的援军被击溃的情况下，军心涣散，粮秣断绝，无奈向北败退。李世民率领部队衔尾急追，击败掩护的敌方将领寻相，一昼夜追击200里。追到到高壁岭，连自己的行军总管刘弘基都拉住李世民的马缰绳提建议，说士兵们饥饿疲惫，应当在此休整一下，等到兵马粮草都齐备了，然后再进兵。李世民却认为我们难，对方更难，如果我们停下休整，给了对方喘息之际，等到他们有时间稳定心神，加强防备，再取得这样的战机就难了。于是连夜追击，第二天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一天八战八捷，，杀死和俘虏了几万人，彻底打垮了宋金刚。当夜在雀鼠谷西原宿营的时候，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三天没有卸甲，由于全军像箭头一样直插敌后，给养跟不上，整个部队只有一只羊，李世民与将士们分吃了这一只羊。

    柏壁一战，扫清了刘武周和宋金刚，两人因为国土和兵马尽失，逃入突厥，最终都被突厥所杀。

    但是根据我的理解，除了以上三点，还有几个特点没有总结到位，我权且作一续貂。

    一是示敌以弱，坚壁以对，使敌军丧失警惕。
    李世民深深领会到曹刿的精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己方拒不出战，使对手有劲没处使，不仅会骄兵，也会慢慢把高涨的士气消磨殆尽。己方的求战欲望会慢慢累积，在士气方面产生一个敌消我长的效果。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李世民会严格约束部下不得出战，有时甚至处罚请战的将士。等到对峙了一段时间，再选择合适的战机，全军出战。
    其实这是一柄双刃剑，技术含量也不高，也许这也是李世民没有总结成用兵特点的原因。因为长期不战，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粮秣军需，就是跟对方拼“经济”。如果自己的后勤供应不上，恐怕士气不是越积越高，而是越耗越低。但是李唐家底比较厚，这样的消耗站几乎没有败过。
    最典型的就是击败宋金刚刘武周的柏壁之战，对峙了5个多月；武德元年（公元618年）11月第三次战薛氏父子，前两次交战互有胜负的情况下，最终第三盘决战，也是采取这种战术。柏壁之战已经说过，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击败薛氏父子的三番战。
    第一战：
    公元617年十二月
    （薛仁杲）“将窥京师。会高祖入关，遂留攻扶风，秦王击破之，斩首数千级，逐北至陇还。”——《新唐书列传第十一》。这显示，李世民首战告捷，战胜了西秦太子薛仁杲

    第二战：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
    西秦皇帝薛举亲自率军前来替儿子找场子，主攻方向是安定郡（今甘肃泾川一带），主力军向高墌（今陕西长武北）方向前进，而在东北、西南两翼，则派机动骑兵袭扰北地、扶风二郡。七月四日，李世民率军来到高墌，不料忽然得了疟疾病倒，只得命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代替指挥。李世民告诫二人说：“薛举孤军深入，粮食不多，士卒疲惫，假如来挑战，小心不要应战。等我的病痊愈后，为你们打败他。结果两人没有听从李世民的安排，贸然出兵，最后兵败。这显示，李世民第二次负于西秦薛氏父子。

    第三战即决胜战：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11月。
    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杲进军围攻宁州，双方互有胜负，战况胶着。八月初九，薛举因病去世，太子薛仁杲继位，居住在折城，追谥薛举为武帝。
    为应对西秦的压力，李渊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和盘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修好，并第三次任命李世民为元帅抗击薛仁杲。
    十一月，李世民率军驻守高墌，薛仁杲派大将宗罗睺抵御，宗罗睺多次挑战，李世民坚守不出。面对请战的诸位将领，李世民认为敌军新胜，士气正盛，我军则因上次对阵西秦吃了败仗，士气沮丧，应当紧闭营门耐心等待寻找战机一战胜之。并严令全军：“有敢请战的，斩首！”双方十多天后，薛仁杲的军队粮食吃完了，不少将领率领自己的队伍前来投降。
    此时李世民命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引诱对方大将宗罗睺，其出动全部精锐攻梁实，梁实守住险要不出战。营地中没有水源，好几天人马没有水喝，情形十分危急。李世民再命右武候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列阵与宗罗睺野战，结果也被对方打的几乎全军溃散。

    这个战术很眼熟吧，这就是李世民自己总结的“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

    紧要关头，李世民带领大军出其不意从浅水原北方出现，亲率几十名骁骑率先冲入敌阵，唐军内外夹击，宗罗睺的部队大败。李世民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宗罗睺，窦轨认为薛仁杲还占据着坚固的城池，不能轻易冒进，应该先观察一下薛仁杲的动静。李世民却没有采纳建议，而是率军直进，并在城下再一次击败背城列阵的薛仁杲。唐军连夜围城，在强大的压力下，守城的将领和军士在半夜趁着夜色纷纷下城投降。薛仁杲被迫与十一月初八出城投降。
    这就是著名的浅水原之战。

    李世民第二个没有总结的特点是身先士卒，往往在战局胶着的时刻，率领骑兵亲自冲阵，很多评说和传奇中的玄甲军，就是从李世民亲自指挥的重甲骑兵引申而来。

    这种战术虽有奇效，但却十分危险，如果部下没有必死的决心，往往跟不上主将的步伐，并且对副手的指挥能力也要求很高，在冲阵的骑兵把对方阵型冲乱而出现稍纵即逝的战机时，要善于把握。由于李世民是亲王，如果死于敌阵，亲兵护卫会灭族，所以众人会誓死追随，并用生命护卫李世民到最后一刻。并且李世民的副手也都是李渊精选的身经百战的名将，在战机把握方面非常出色。

    这个特点是不好效仿的，属于不可复制的成功，照猫画虎会酿成悲剧。

    曾长期跟随李世民作战的淮阳王李道玄，是李渊的唐侄，其曾祖父就是李渊的祖父李虎。他以李世民为偶像，也数次跟随堂兄李世民冲阵，学会了这个用兵之道。结果在独立率兵攻打河北的刘黑闼时，就用此战术，但当他杀入敌阵时，周围护卫有所畏战，且副将没有马上指挥大军攻打敌阵，李道玄深陷敌阵，最终阵亡，年仅19岁。消息传回长安，李世民十分心痛，也有些自责。对李道玄评价道：“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阵，心慕效之，以至于此。

    李世民，不说登基后灭亡不可一世的东突厥等等的开疆拓土，仅仅是从617年太原起兵收服西河郡到625年最后一次以非皇帝的身份击败突厥，在9年扫荡天下的过程中，大型战役17战，仅有一败，还是在因病交出指挥权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关乎李唐生死存亡的大战都是由他完成。

    其武功，足以睥睨天下；其盛名，非战神不足以彰。

    2.4.3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一场辩论赛拉开序幕的贞观之治
    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写过一首诗，是感怀贞观名臣魏征的，名为《过魏文贞公宅》（魏征死后谥号“文贞”）：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诗中所提到的蟪蛄是传说中的一种蝉，是不是“知了猴”呢？只生存一个夏季，《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句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短促的寿命）也。”第二句中的贤哲一词是指贤明睿智的人。

    头两句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夏季寿命的蟪蛄怎么可能见到冬天的霜雪，再睿智的贤士也不能教化恶俗的无知之人。这只是比兴的手法，真正要说的是后面两句：可怜的封德彝，无缘见到贞观之治的盛世，死了都是个糊涂鬼，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在杜牧眼里，封德彝就是一位难以教化的俗士，似乎对这位官至宰相的老前辈有点不够尊重。

    这首诗其实是在评论百年前的一场辩论赛，
    题目：涅槃重生的大唐，应该如何治理；
    评委：李世民；
    正方辩手及观点：魏征认为“大乱之后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意思是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像饥饿的人不会挑食一样，只要施以仁政，自然能国泰民安；
    反方辩手及观点：封伦，字德彝，他认为自从夏商周三代过后，人心不古，民风狡诈，天下极难治理，秦朝重法家，汉朝又借鉴霸道，都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我朝应严刑峻法。魏征只是个书生，空谈误国。
    最终结论：李世民高高举起魏征的右手，宣布魏征获胜。
    后来，李世民曾经对群臣感概，说如今天下大治，是魏征给我拟定的治国方略见到了效果，可惜封德彝看不到了（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新唐书）。
    不过这场辩论赛的进行的时间史料记载的有点矛盾，按照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魏征列传）的记载，这场辩论是在贞观三年进行的，但是资治通鉴和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五（封伦列传）都明文记载封德彝是在贞观元年去世的。一个去世两年多的人如何再发表政见呢？也许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编撰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五的，不是同一个作者，欧阳修和宋祁等人也没好好校对。

    我倒觉得，这场辩论赛的时间应该是在贞观元年，甚至是李世民实际执掌权柄之后尚未更改年号的武德九年，因为只有先定下治理国家调子，才能有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

    2.4.4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走出玄武门喋血阴影的自我警醒（上）充满和美之气的一首诗
    李世民登基为帝之后，内休仁政，外拓疆土，取得了不俗的功业。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和李绩（就是瓦岗军旧将徐世绩，先是被赐姓李，后来又避讳李世民的世字）率领唐军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押送到长安，东突厥宣布灭亡。这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从此，唐朝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建立了一个单级世界。

    贞观九年（635年）四月，唐对吐谷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唐太宗任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以侯君集、李道宗、李道彦、李大亮、高甑生等为行军总管，率兵约10万，征讨吐谷浑，俘获可汗伏允的老婆孩子，伏允为其属下所杀。唐太宗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立其为吐谷浑可汗，从此吐谷浑成为大唐在西北的一个属国。

    贞观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与西突厥结盟向大唐挑衅，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万均等大将讨伐高昌国，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神兵天降，吓得生了大病，几天后竟然撒手人寰，被唐军活活吓死。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为唐所灭，置高昌县，后归安西都护府统辖。

    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在和亲之前，吐蕃被唐朝的侯君集数次击败，松赞干布惧而退兵，然后派使者谢罪求和。文成公主的和亲，是真正的下嫁，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安慰，不像汉朝的和亲，是美女换和平。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东征高句丽，虽然没有实现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的，但是频频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这个不牛，最牛的是，在战争之初，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可汗，我父子东征高句丽，你如果能攻打唐朝边境，就趁这机会来吧。后来高句丽也用厚利邀请薛延陀夹击大唐的军队，但是薛延陀因为害怕唐朝而不敢轻举妄动。薛延陀后来发生可汗换届，老可汗的小儿子拔灼杀了他的哥哥，法定继承人突利失可汗，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薛延陀也改变外交政策，挑衅大唐，进攻夏州，却被唐朝将军执失思力击败。贞观二十年，唐朝出兵李勣，李道宗分道并进，击败数万薛延陀部众。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铁勒诸部的首领到灵州见唐太宗，请求归附唐朝，作为唐朝的州县。

    就在灭亡东突厥后，北部地区的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一些小国都纷纷要求内属，就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又回来归顺唐朝。贞观四年（630年）三月，上述部落的可汗给唐太宗上了一个尊号“天可汗”，意思是为各民族共同的首领。他晚年曾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

    就在获得“天可汗”称号后不久，他大宴群臣，并写下了这首《春日玄武门宴群臣》：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
    紫庭文珮满，丹墀衮绂连。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

    因为是给群臣看的，李世民的这首五言排律写的是辞藻华美，据典贴切，展示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水平。首先我们逐句来诵读一遍。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一句。韶光是指美好的时光，韶之一字，意即美好；令序，美好的节气；淑气，和美之气、温和之气，动字，是萌动，萌生的意思（春气动，鲜不疫矣。──清·方苞《狱中杂记》）芳年是指美好的年华（芳年有华月，佳人无还期——南朝宋刘铄）。
    这一句的表面意思是：美好的时光开启美好的时节，和美的气氛萌动和美的年华。言下之意是大唐王朝在我的统治之下和美兴盛，和谐美好。不和谐的玄武门杀兄屠弟，逼父灭侄，强娶弟媳的事情，大家就权当没有发生过。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一句。辇，是人力推挽的车，秦始皇当上皇帝后，皇帝的专属不光是“朕”的自称，也只有皇帝乘坐的车才能叫辇。华林，指茂美的林木（肃肃苓风，分生江湄，却背华林，俯溯丹坻——三国魏嵇康）。高宴，指盛大的宴会（高宴诸侯礼，佳人上客前——唐杜甫）。柏梁是柏梁台的简称，汉武帝修建，在长安城北门内，后来柏梁一词泛指宫殿。有古书记载：汉武帝以香柏为梁也，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者乃得上。汉武帝不仅建造了柏梁台，也创造了“柏梁体”，一般古诗只要求双句押韵，就是所谓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柏梁体”的诗每句七言，句句押韵，全篇不换韵。据说就是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创造出来的新的诗歌形式，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柏梁体也是最早的七言诗。
    这一句的意思是：我在茂盛美丽的树林之侧停下皇帝仪仗，在威严耸立的皇宫前大宴群臣。点明了欢宴的地点，也展示了君王缓缓出场的极具雍容气度。

    “紫庭文佩满，丹墀衮绂连”一句。紫庭指帝王宫庭（臣生长边远，希涉紫庭，怖慑失守，言不尽心——后汉书·皇甫规传）。文佩中的文，应该是纹字的通假，指随身佩戴的玉质饰物，正所谓君子无故，玉不离身。丹是指红色，墀指宫殿的台阶或地面，衮，是指官服，绂字是指官印或是系官印的丝带。
    这句的意思是：宫殿里站满了佩带着精美玉佩的官员，红色的阶梯和地面上，身着华丽官服的大臣接踵摩肩。介绍了参加宴会的人员是多么器宇轩昂，是一个群体的描写。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一句。九夷原义是指古代东方的九种少数民族，簉字是排列，聚集的意思；五狄原义是指居于我国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瑶席和琼筵是对仗用的，意思都是指奢华的宴席。
    这句的意思是：各个原来无法征服的异族，也都盛装参加了宴会。是对参加宴会的特定人物的一个特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这个宴会不仅是我个人享受以及与百官同乐，它还担负着教化万方，展示天朝上国的雍容大度，促进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使命，可不是我李世民奢侈欢宴。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一句。唱的湛露，很有讲究，是《诗·小雅》的一篇，主要是歌颂君主的恩德，据说一唱这首歌，则天子有好运，大臣更忠诚。广乐是指盛大的高雅的，甚至是仙乐，钧天是传说中天的最中央，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中央曰钧天——《吕氏春秋·有始》）。
    这句的意思是：歌手们高唱《湛露》来欢娱宾客，体现浩荡的君恩，乐队在奏响本应在天帝所居的钧天才能听到的高雅、华美的仙乐来以推动气氛。真可谓居上位的李世民皇恩浩荡，在座的众大臣如沐春风。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一句。清尊应该是清樽，高大上的喝酒器具（复此遥相思，清尊湛芳渌——唐王勃《寒夜思》）。绿醑是指绿色的美酒。韵朱弦的韵字做动词用，流动，流淌，发出。这句的意思是富丽高贵的酒器盛满了泛着绿色光泽的美酒，高雅的曲子朱红的弦琴上流淌荡漾。用高贵雅致的酒器、美酒、乐器，衬托了这场欢宴的高贵和雅致。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一句。粤，语气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没有实际意义，余是我的意思；八埏同八殥，八方边远的地方（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淮南子·地形训》）。
    这句的意思是：如今啊，我君临万国，但是还肩负这进一步抚慰九州之外，八方边远的地方。言下之意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太宗意识到“君万国”是不够的，要始终提高警惕，勤于政事，这样才能使国家日趋繁荣。这种居安思危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李世民治理天下的始终，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并亲手促成了隋朝的消亡，对隋炀帝骄奢导致亡国有着深刻的认识。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一句。庶几是希望、但愿的意思（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贞固是指守持正道，坚定不移。（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也——隋孔颖达）。虚己是虚心的意思（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汉书·霍光传》）。厉是激励，勉励，寻求。这两句诗如果各加几个字就好理解了：因为我要庶几保贞固，所以我必须虚己厉求贤。

    这句的意思是：我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贤才，希望能一直能守持正道，坚定不移保证国家的繁荣、昌盛。

    太宗在前面描绘了这次欢宴的和谐气氛、巍峨宫殿、官员贤能、四夷宾服之后，没有骄傲自满，最终诗歌的诗眼是警醒自己求贤安邦，谦虚谨慎。在帝王中，确是十分难得，自此首诗问世后，类似的诗歌，确实没有强过本诗的。

    李世民有这么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渴望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心理动机，和亡国之君隋炀帝有些相似，都是要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才是最应该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个人。只是，李世民成功了，做了千古一帝，杨广失败了，成了亡国之君。

    2.4.5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走出玄武门喋血阴影的自我警醒（中）揭开兄友弟恭的一层纱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建成对秦王李世民的猜忌，在武德五年开始显现，仔细分析，确实有一番道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出于《诗经·小雅·棠棣》，意思是兄弟们虽然关起门在家里争吵，但会一致抵御外人的欺侮。那么，话也能反着理解，当没有外人侮辱的危机了，兄弟就会“阋于墙”。正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蜗角纷争，惟利是务。
    在武德四年之前，李唐上下，也包括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内，要精诚团结，因为外部有强大的敌人，如果不团结，不要说未来的皇位，就是现在的性命都难以保障。那个时候，李世民统兵在外征讨，李建成协助李渊处理政务，双方各有分工，互相支持。

    武德四年（621年）五月，经过一年的对峙，李世民生擒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个皇帝，整个天下局势由三足鼎力变为一枝独秀，统一天下只是时间的问题。皇位，可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在世间最大的诱惑前面，兄弟之情可压不住天平的另一端。没有了外侮，“阋于墙”就开始上演。

    原来，天家兄友弟恭的这层薄纱如此弱不禁风。

    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兄弟争功的事件发生在武德五年十一月，建成挂帅。

    当时，窦建德虽然被杀，但是河北大部还没有真正平定，刘黑闼被窦建德的部属拥立为主，起兵反唐，初期兵势很盛，被李世民在武德五年三月打败，逃入突厥，不过李世民也阵亡了大将罗士信。当年六月，刘黑闼卷土重来，先后击败齐王李元吉和淮阳王李道玄，并且阵斩了当时唐朝的勇将李道玄，唐军为之大惊，刘黑闼气势更盛。
    在这个时候，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马魏徵劝李建成：“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馀，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唐记六）。
    这点，似乎是说李建成剿灭刘黑闼是轻而易举，功劳不显，但与《新唐书列传第十一》中刘黑闼的记载并不一致：河北复叛归贼。黑闼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杀刺史。诏齐王元吉击之，不进。据新唐书的这个记载，此刻的刘黑闼兵锋很盛，整个河北，包括山东的西部，都归附于他。

    这就引出一个在史学界基本公认的话题：李世民对史书做了修改，美化了自己，贬低了父亲李渊，丑化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当然，未经美化的李世民依然是盛世明君的典范，不过这样做，有点过于追求完美了。

    其实李建成也并非庸才，在处理政务的同时，也多次出征，只是战功没有李世民的洛阳之战这么显赫，但是也大小数战，几乎没有败绩。

    武德五年十一月初七甲申日（公元622年12月14日），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黄河以南、以北各州均受建成处置，他有权随机行事。
    建成此次出战刘黑闼，采用了魏征的建议，放掉先前俘虏的刘黑闼方的将士，并好言安抚，承诺只诛首恶。这样，敌军的军心动荡。最终李建成在武德六年正月初五活捉了刘黑闼，并当场斩首，没有往长安献俘邀功。并且挥军向南，与李世绩和李神通合兵，荡平了和刘黑闼联盟的徐圆朗。

    李建成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并没有马上班师回长安，而是安抚民心，经略河北，直至九月才回军，在这期间，李建成深受河北军民的拥戴。这也是为什么李世民登基之后，魏征建议他收心为上，并亲自领命，来安抚河北的原因。

    这时候的兄弟争功只是“阋于墙”的发端，从这个时候起，史书中关于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之间的对立记载的越来越多。先爆发的是后宫嫔妃持续进谗。

    为什么后宫的嫔妃如此帮李建成而疏远李世民，史书没有明确指出，有些野史甚至编出是李建成和李渊的妃子们有私情。后来李世民也正是以此来告李建成的状，这个查无实据，但因为李建成长期驻守都城处理政务，和嫔妃们接触较多，应该是实情。
    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和众多的武将关系密切，却跟李渊的嫔妃发生过一些利益冲突。尽管未必是有意，但是据史书记载，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一是拒绝赠宝。平定王世充后，后宫的嫔妃私下向李世民索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被李世民拒绝。
    二是拒绝让田。李世民赏给淮安王李神通几十顷田地，位置不错，张婕妤为自己的父亲也请求要这些田，李渊不知道已经赏给了李神通，就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渊由于从小丧父，对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几个孩子都非常疼爱，已经突破皇朝的规矩了，几个孩子出入李渊的寝宫，都可以骑马佩剑；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先到为准。在这种情况下，李神通以先得到李世民的赏赐命令为由，没有让出田地。张婕妤据此向李渊告状，说是李世民抢去土地给了李神通。这不仅是几十顷田地的事，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李渊的权威。李渊因此发怒训斥李世民：莫非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管用？
    三是属下冲突。
    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其他官员都在路过他家门的时候下马，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就是以后的房谋杜断的大唐宰相，经过他的门前，没来得及下马，就被尹阿鼠的几名家僮拽下马，痛打一顿，打断了一根手指。尹德妃恶人先告状，说李世民的亲信欺侮她的家人。李渊又责备李世民跋扈：“我的妃嫔家人都受你欺凌，何况百姓！”

    其实这几件事情，都不难调查。如果史书记载的是真的，以李渊起兵时候表现的老辣，绝对不会被如此蒙蔽，那么只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李渊在借机敲打李世民，希望他能安分呆在秦王的位置上。如果是假的，后来的史书做着如此替李世民鸣冤叫屈，只是要说明李建成阵营是如何的咄咄逼人而且毫无章法。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曾经许诺起事成功之后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在当初刚刚称王的时候就要立李世民为唐王世子，是李世民坚决推辞了。

    胜利者书写历史，自然无可厚非，以当时立嫡长子的传统，是很难想象李渊会说出这种话来，除了淡淡一笔说“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外，也只能尽量抹掉李建成的功劳，并没有什么确凿的劣迹。通鉴中反而记载了一件李建成“性颇仁厚”的事迹：李世民随从高祖前往李元吉的府第做客，李元吉埋伏了一个杀手叫宇文宝，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生性很是仁爱，制止了李元吉。

    这样的一个太子，未必是开创之君，守成却是足够了。加上前朝杨广陷害太子杨勇从而登上帝位，结果强大的隋朝两世而亡，李渊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应该是有所警醒的。

    但是，李渊却没能狠下心来，旗帜鲜明的支持一个，反而是妄图在两个同样出色的儿子之间寻找平衡。有一件谋逆大案的判决就深刻的表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杨文幹谋反案。

    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个谋反案的整个过程：：

    杨文幹是太子宫的卫士出身，经李建成的推荐当上了庆阳都督，除了正常职责所在就是负责训练精干的军士，并且私下送到长安，编进太子卫队。

    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命李世民、李元吉相陪到长安以北宜君县仁智宫避暑，，李建成留守长安监国。李建成一面嘱咐李元吉要消灭李世民，一面派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给杨文幹送装备军队的铠甲，要杨文幹做好起兵响应的准备。结果负责送盔甲给杨文干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在极端的恐惧之下，主动向李渊报告了这件事情。李渊大怒，召李建成往仁智宫见驾。

    李建成惊恐万状，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他据城起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孤身请罪。李建成听从了后者。同时，李渊也派遣使者宇文颖下诏给杨文幹，召其觐见。结果宇文颖把实情告诉了杨文幹，为了自保624年六月廿四，杨文幹起兵造反。李渊不能在信任太子系的人，他一面拘押李建成，一面派李世民平叛，并且许诺，得胜归来就立李世民为太子。

    七月初五，杨文幹兵败，被属下杀死，李世民生擒了传递消息的使者宇文颖，将他诛杀。但是当李世民班师回朝面见李渊后，李渊却没有揪住李建成勾结谋反的小辫子，只是责备他不知道如何团结兄弟，兄友弟恭，依旧让他回长安监国。而是归罪于太子府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并将他们流放。

    这个处理很有意思，双方各打50大板，要说流放太子府的人就算了，还捎带秦王府的一个，那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在下面搞得小动作我都知道了，都收敛一下。

    这次的太子谋反至少有三个疑点
    一是没必要。李建成已经当了7年的太子，除了这一次之外，李渊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也没有大臣弹劾，储君的位置很稳当，何必以身犯险。
    二是没作用。太子有不少亲兵卫队，没必要调动庆阳的部队，庆阳已经是到了现在甘肃的境内，从那里突破层层防线来到长安，能顶什么事。
    三是没道理。如果要鼓动谋反，两个人能送去多少盔甲，据说只是一副而已，这对造反能有什么帮助。

    还有一个细节，泄密的使者宇文颖已经被活捉，完全可以问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李世民却不由分说的给杀了。

    其实大致情况应该是：李建成确实和杨文幹关系不错，也许有以后借重的心思，送一副铠甲表式抚慰。只是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被李世民抓住了，他说服了尔朱焕和桥公山，两个人来告发。为了增加说服力，又安排了一个杜凤举从长安跑来告发。正是这样才引起李渊的怀疑，谋反这样的事情，怎么这么几个人都知道了？于是他先召李建成前来，结果李建成并没有谋反，要知道，远在庆阳的杨文幹如果都要武装起来，那东宫的卫士更是早有预谋了。然后李渊才派宇文颖去召杨文幹前来，如果认定他谋反，还去召干嘛，直接派兵就是。

    结果这位宇文颖应该也是李世民的人，他到那里不仅是透口风那么简单，他忽悠住了杨文幹，要知道谋逆可是大罪，既然已经没有生路，何不奋起一搏。杨文幹无奈之下仓促起兵，根本没有考虑还在李渊控制下的李建成，从这一点上，他就不值得托付，杨文幹最终兵败被杀，而宇文颖也被灭口。
    这一切李渊应该也明白的七七八八。

    但毕竟李建成也有蓄养私兵的事实，为了敲打二人，这才如此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把一件谋逆大案，弄成了兄弟不睦的家务事。因为无论是谋逆成立或是诬告谋逆，真的抖落出来，都没法收场。

    不要责怪李渊的优柔寡断，从心理学来讲，他有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因为自己幼小丧父，他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和正妻窦氏生的建成、世民、元吉、玄霸（为了避讳康熙的玄烨，清朝之后的史书改为元霸）这四个儿子十分疼爱，甚至超出了原则。

    同时对于他们之间的争斗的原因，更是十分清楚，面对世上一言断人生死的至尊权力，没有人能够淡然。李渊只是希望，能把这种脆弱的平衡多保持一段时间。他从内心深处没有废黜太子的理由，也对刚刚经历的隋朝太子废立引发的动荡而心有余悸。可是对于战功彪炳的二儿子李世民，有有所亏欠，想要给一个合适的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态度，使得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不过随着天下的逐步平定，李渊应该也意识到要从“马上得天下”向“马下治天下”转变。李渊一共有22个儿子、19个女儿，617年起事前，儿子只有5个，女儿有平阳公主，以及她的两个姐姐，其余的孩子，从617年开始，陆续出生。从李渊的生育记录来看，李建成的佐政治理李渊应该是比较放心的，是比较悠闲的在后宫造人，外有李世民，内有李建成。在这种情况下，轻易更换太子，是不明智的。

    从武德七年开始，又陆续出现了几次兄弟阋墙的征兆：

    一是关于迁都的争论。

    鉴于强大的突厥屡次从西北进犯，有的大臣认为是都城建议把都城南迁，以避突厥的锋芒。这位大臣是谁查无实考。但是宇文士及的可能行大一些，因为李渊在起初很是动心，派宇文士及去考察襄樊、邓州一带，看是否有建都的条件，根据。朝中包括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当时的第一宰相裴寂都表示赞同，但李世民站到了迁都逃跑主义的对立面，力主不能迁都，但是也没有论述定都长安的优势以及治理天下的必要性，只是不想为后世耻笑，并向李渊表示，不出10年定能扫平漠北。在武德七年七月，李渊最终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没有盲目迁都。
    似乎要考验李世民抵抗突厥的能力，突厥在八月犯边，李渊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共同率兵抵御。

    二是“胡马事件”。

    在武德七年七月确定不进行迁都之后，至八月突厥兵马来犯，这之间一个月的期间内，又发生了一件刺激到李渊皇帝尊严的“惊马事件”：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等人在长安城南进行围猎，李渊兴致所至，让三个儿子进行比赛，可能是要突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奥运精神，从而让三人能兄弟同心。结果事与愿违，因为一匹烈马，兄弟之间反而又有了一丝新的隔阂。李建成有一匹“肥壮而喜蹶”的胡马，李建成请李世民试骑（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结果这匹马也没有给大名鼎鼎的太宗面子，等李世民骑上去后开始尥蹶子，把李世民掀下身来，反复三次，这匹马是倒下又起来，李世民是摔下又上去。

    最终这次人马大战的最终胜负没有交代，但是却记载了李世民有点得意的对宇文士及说：“他打算用这匹马杀我，但是生死是命运主宰，莫非他能伤害我吗？”结果李建成以此言发挥，请李渊身边的嫔妃吹枕头风，对李世民进行诬陷：“秦王自称受命于上天，要做天下之主，怎么能够轻易就死啊。”这应该是深深刺激到了李渊，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训斥李世民：天子自有上天授命，不是人力可以筹划，你怎么如此急切的谋求皇帝之位呢？逼得李世民摘下王冠以头叩地，并自我要求立案查证。最终是由于突厥的进犯需要李世民出征，此事才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是以李建成的智商，不会天真到用一匹没被驯服的马来谋杀弓马娴熟的李世民；其次是李世民跟宇文士及的对话，真伪也很容易调查。

    如果真的发生了李渊以此来训诫李世民，只能是说明李渊已经对李世民日益高涨的声望和野心有了更深的警惕，借题发挥而已。

    三是毒酒事件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太子李建成举办夜宴，邀请李世民到东宫饮酒，结果李世民在酒席宴前现场直播，据资治通鉴记载——“吐血数升”，当时陪同赴宴的淮南王李神通把李世民送回了家。原来是李建成在酒中下了“鸩毒”。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李渊当晚就去看望李世民，并且又是含糊其词的想要平息此事。他先是通知李建成，说秦王没什么酒量，今后，你不得再邀请他夜间饮酒。然后又劝李世民退让一步：你是第一个提出起兵反隋的，扫平天下也都是你的功劳，按道理讲你应该做太子，但是当初你高风亮节没有做。现在李建成是年龄最大的嫡长子，也当了太子这么多年，我也很难就把他换掉。我看你们兄弟如果都在长安恐怕难以相容，我封你到洛阳，掌管陕州以东的天下，为你设置天子的旌旗。

    这段记载应该真假间杂。
    首先是毒酒的问题，应该是虚构的。原因有三：李建成不会下毒，因为他占着大义名分，根本不必这样兵行险招；如果真下毒，吐血数升的人不会幸免；李渊也不会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此事。
    也许李世民只是酒后呕吐，胃粘膜出血，数升体积的东西，应该是混杂着血丝的美食吧？

    其次是太子之位的不易，应该是李渊真实的态度。
    最后，兄弟分治，应该是李世民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渊的不会做出这样为后人埋下祸根的表态。

    有一点能够证明李渊不会支持李世民到洛阳“另立中央”：

    早在毒酒事件之前，李世民就派心腹亲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他的亲信一千余人到洛阳结交潼关以东山东、河北的当地豪强。这位张亮是后来李世民在贞观十七年封赏的凌烟阁24功臣之一，封爵郧国公，算是李世民团队的核心成员。
    但是这个情况被李元吉掌握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世民身边有李元吉的眼线。向李渊进行了告发，李渊下令将张亮捉拿下狱，严加审问。但是张亮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在李世民的斡旋下，张亮最终才释放，再一次回到洛阳。
    如果李渊真有让李世民自立的心思，何必追究张亮。

    这个时候提出来，反而有试探、考验的意思。不过李世民也不傻，他哭着表示舍不得离开李渊，李渊反而再劝，说长安离洛阳又不远，到时候我想你这个宝贝儿子了，可以随时去看你。

    再看资治通鉴中从六月初一李世民饮下李建成的毒酒开始，浓墨重彩的开始记载双方的争斗进入白热化：

    先是李建成、李元吉反对李世民去洛阳，认为离开长安的李世民，拥有军队和土地，将无法控制。而李渊又一次采纳了李建成方面的建议。
    然后是后宫嫔妃诋毁李世民，李渊被枕头风吹动，要处罚李世民。结果李世民也不是“朝中无人”，当时的宰相，门下侍中陈叔达进言“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至——《资治通鉴唐纪七》。这里能看出，李渊还是没打算对李世民下“死手”，陈叔达的“不测”指的是丧命，也就是提醒不要把李世民逼死，李渊“乃至”——不再往下推进了。
    陈叔达是南陈后主陈叔宝的弟弟，也算是皇家贵胄了，能如此为李世民曲线救国，看来政治世家是有敏锐的直觉。在贞观六年，李世民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提及武德年间他的慷慨进言，为自己解除了危难，现在进行报答。”陈叔达应对十分妥当：我的进言是为社稷着想，并不只是为了陛下。”言下之意，保全了您就是保全了社稷。

    这中间还贯穿着对李世民下属的拉拢和打压。

    李建成的优势是嫡子的身份，是太子的名分，是李渊的认可，主要是在朝堂上。李世民的势力主要在军中，尤其是在南征北战中收服的降将，是李世民的死忠。从这点看，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戒心乃至于采取削弱他的措施也不无道理：一个亲王，如此培植手下，的确令人怀疑他的用心。

    既然知道不足，自然是要弥补短板。李建成第一个要挖的墙角是尉迟恭。
    尉迟恭原来是刘武周手下大将，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刘武周举兵南下，尉迟恭做为先锋，先后攻克攻克晋州、浍州。在此期间，俘获了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等唐将。后来被李世民打败，随宋金刚逃入突厥，突厥人杀掉宋金刚的时候，他收拢残兵突围，重新与李世民对峙，后归降李世民。

    尉迟恭武力值超高，李世民曾经对他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他不仅擅长用槊，而且更精于空手夺槊，对此李元吉深有体会。

    李元吉在弟兄中算是勇武之人，擅长骑马使槊，嗜血好斗。平常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让自己的卫队进行厮杀，可不是演戏，是真刀真枪的攻防，每次不出现死伤不罢休。可是骁勇的李元吉，在尉迟恭手下跌过大跟头。

    在一次宴会上，为助酒兴，李世民让尉迟敬德表演徒手夺槊，因为久闻其名，李元吉颇为不服，可能因为他的兵器也是槊吧，感觉到“夺槊”的说法刺激到自己了——听起来有点像锦毛鼠白玉堂因为“御猫”的外号要挑衅展昭一样。他要求与尉迟恭比试一番。

    一般的表演，会摘下锋利槊首（大约半米长的锋利的部分），只夺槊柄，但是这次尉迟恭要求李元吉不必去槊首。在接下来的较量中，连续三次从李元吉手里轻松夺下长槊。
    也有的说法，夺槊之时不是宴会表演，而是在军阵之前进行的，双方跃马举槊，披坚持锐。
    但无论那种说法，都强调了尉迟恭要求李元吉不必摘掉槊首。尉迟恭这种做法是极度的不恭敬，这样，李元吉尽管当场赞扬尉迟恭的本领，但心中暗生怨恨。

    对尉迟恭的拉拢，李建成的态度很是谦逊，在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亲真意切的信，其中有“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的句子，意思是我送给您礼物的心意是要委屈您给予我长辈一样的眷顾，加深我们真诚亲密的友谊。但是却被尉迟恭礼貌却又直接的拒绝了，回信的大意是“我出身卑微，流落在反叛之地，幸亏秦王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当以死相报不敢背叛，如果我接受您的赏赐，私自与殿下交往，就是因贪图财利而忘掉忠义，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什么用处呢？”
    事后，尉迟恭把这件事向李世民做了汇报，李世民丝毫没有怀疑他的忠诚，还建议他收下礼物，虚与委蛇，来保全自己，甚至可以投靠过去做个无间道。

    彼此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根本不会被外力所离间，这是因为尉迟恭和李世民的感情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当初李世民收服尉迟恭后不久就一同出兵征讨王世充，前期作战不顺，很多从刘武周处投靠过来的纷纷做了逃兵，因为尉迟恭的勇猛，为防止以外，众将把他关押起来。李世民要释放他，手下的大将屈突通、殷开山都劝告说尉迟恭刚刚投降，还没有真正归顺，关押的时间又长，必然产生怨恨，他非常勇猛剽悍，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
    但是李世民力排众议，单独把他请到卧室，对他受到的委屈进行劝慰，赏赐金银，并且表态如果尉迟恭真的要走，无条件放人。此后不久，李世民在战场遇险，尉迟恭奋不顾身保护李世民杀透重围。李世民返回营地后，向众将宣扬这是信任尉迟恭而得到上天的回报，从此后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在以后的征战中，尉迟恭始终作为李世民的心腹大将，与他共进退，多次相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
    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件事是阵前夺马。在征讨洛阳的一次战役中，王世充侄子王琬骑着隋炀帝赏赐的青骢马，在阵前耀武扬威。李世民很喜爱骏马，不禁夸奖：“他骑的真是匹好马！”尉迟恭要去夺马，李世民不允：“怎么能为了一匹马损失一员猛士呢？”尉迟恭率两人直冲敌阵，活捉了王琬，牵着他的坐骑返回本阵，敌军没人敢阻挡。

    拉拢不成，李元吉派来刺客要暗杀尉迟恭。消息被李世民安插在建成、元吉身边的人提前通报给尉迟恭（李世民早有安排），尉迟恭门户大开，安坐屋中，愣是吓得刺客没敢动手。
    刺杀不成，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诬告尉迟恭反叛，李渊命人把尉迟恭抓起来，在没有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准备杀掉他。这比对付张亮要狠的多了。李世民再三求情，最终李渊放了尉迟恭一条生路，李世民亲自从牢狱中接出尉迟恭时，已经遍体鳞伤。从此后，尉迟恭更是只知道李世民，而不知道其他皇帝、太子。在玄武门事变中，他更是冲锋在前，射杀李元吉在前，通报李渊在后，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特意选择他前去御花园，面见李渊，告之秦王已经平定了太子、齐王的叛乱，请李渊早作决定，这样的安排也是用心良苦啊。

    李建成从尉迟恭身上看到了李世民对属下的凝聚力，再到后来就不再试图拉拢了。对程知节（程咬金）、段志玄、房玄龄、杜如晦等秦王府的得力干将，采取的是外放的方式，从秦王府的属官，任命去长安之外的地方担任地方官。

    所幸的是，李世民的人格魅力实在太强大，这些人即便被赶出秦王府，却也没有离开长安，而是找各种借口留下来，以图大事。

    李渊和他的三个孩子之间，各怀机心，所有的矛盾也慢慢累积，基本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引爆这场重新划定大唐权利格局动荡的，竟然是一颗星星。

    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三这一天，金星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这样的天象，在前天就已经来过一回。太史令傅奕秘密上奏李渊：“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
    其实金星白天出现并不稀奇，只是古人观测手段落后，比较难观测到而已。它既是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天空的“启明星”，被称为；又是黄昏后出现在西方天空的“长庚星”。
    李渊在晚间单独召见李世民，将傅奕的这封“密奏”给李世民看，这个时候李渊的态度已经非常鲜明了，含义也很明显，不再是“分潼关而治”，而是逼着李世民表态。最理想的表态应该就是为了避嫌，李世民辞去官职，交出权力，以洗刷嫌疑。

    李世民对此的应对很奇葩，他避而不谈如何化解这个异常的天象，反而告发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嫔妃，给李渊戴了绿帽子。并且指出这个密奏的最终目的——“我丝毫也没有对不起哥哥与弟弟的地方，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我（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

    这个环节，傅奕的这封密奏很重要。

    傅奕生性谨慎细密，在担任太史令后，就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他奏报的多数是反常的自然现象，涉及到神秘的天帝警示，因此他的奏章草稿全部焚毁，以免泄密。
    但是傅奕生平反佛，算是一个无神论者，怎么会根据天象如此言之凿凿的认为天意示警，把李世民推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登上权力顶峰后，一直没有对傅奕有什么动作，既没有惩罚，也没有奖赏，从此可以判断他即便不是李世民的人，也应该不是李建成和元吉的人。

    但如果说李世民指示他上这样一封奏疏，从而最终再试探李渊，似乎冒的险有点大了。
    这应该就是傅奕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秉持公心对天象做出的一个结论。只是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被李世民敏锐的抓住了。

    李渊非常惊诧，估计也很愤怒，李世民也沉得住气，这个大杀器至今才抛出来。于是李渊让李世民先回去，次日一早再召李建成和李元吉对质来扁柏此事，并且叮嘱李世民：你最好及早来。

    他还不知道，李世民不用他叮嘱，一定会早来的。

    2.4.6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走出玄武门喋血阴影的自我警醒（下）看惯刀光剑影的一座门

    无论如何，说唐史都避不开玄武门的话题，在唐代，这是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地方。它至少见证了四次非正常皇权更迭：最著名的应该是李世民发动的，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法定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李渊立自己为太子。还有李隆基平定韦后也较为人所熟悉：他派遣归附自己的将领在玄武门杀掉忠于韦后的羽林将军韦播、高嵩，然后挥军进宫杀掉韦后和上官婉儿，逼法定的皇帝退位，进而拥立自己的父亲相王李旦登上皇帝宝座，自己也成为太子。

    当李世民射出的冰冷的那支箭贯穿年长他11岁的同胞嫡亲大哥太子李建成的时候，当时他的心情如何，除了他自己，也只有这座玄武门知道。

    一箭既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不过时光却清晰的记着，这一刻，距兄弟两个辅佐父亲李渊起兵后的第一次并肩作战——收服西河郡，仅仅只有9年。那是617年的六月初五，兄弟两个从李渊的手里接过军符，9年后的626年六月初四，李建成倒在了李世民的马前。

    这又能怪谁呢？

    是要怪两个同样雄才大略志气高远的儿子？如果有一个能跟后来唐玄宗隆基的哥哥一样，以“治世立长，乱世立贤”为凭，主动退让一步，也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是要怪父爱爆棚全无原则的父亲？如果能在兄弟夺嫡初露端倪之际，果断亮明态度，旗帜鲜明的支持一方，虽然另一方会权柄尽丧心灰意冷，但至少避免了血腥的杀戮。
    是要怪至高无上的宝座？是怪天下万民荣辱生死操之在手的权力？还是怪四海沸腾的乱世？
    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有冰冷的事实。

    就在六月初三晚上奏对之前，秦王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初风光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已经被李渊贬黜大半，赶出了秦王府。绝对的核心圈子只有长孙无忌还能随时公开面见李世民，就连李世民一直倚重的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对“房谋杜断”的搭档也未能幸免。
    说到房杜二人，还有个小典故：在更早的时候，秦王府培养的很多人才被李渊任命为各级官吏，陆续离开秦王府，李世民也向房玄龄倾倒了人才流失的苦水，房玄龄建言道：“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大惊：如果你不说，几乎要错过这样的人才。于是坚持把他留在秦王府为官。
    从这也能看出来，李世民其实早就有“经营四方”的志向，他的目标，可不是做一个“守籓端拱”的亲王，否则何必留下房玄龄。

    第一个敏锐地指出太子和李世民难以共生的是房玄龄。要说房玄龄的眼光可是非常准，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
    早在隋文帝杨坚开创下开皇之治的时候，天下人都认为大隋帝国将国运永祚，千秋万代，当时不满18岁的房玄龄对自己在隋朝为官的父亲房彦谦说：现在的皇帝没有功劳于天下，对百姓只是欺骗迷惑，也不为后代打算，搞乱了嫡庶之间的关系，儿子们骄奢并且互相倾轧，必定会内部残杀，不能保全自己的家和天下的国，虽然现在天下太平，但国家灭亡翘首可待。
    天下大势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最终隋朝二世而亡。
    房玄龄很早就看出了秦王李世民的险境，作为一个臣子，“疏不间亲”的原则却又使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李世民挑明。
    于是他和长孙无忌说起这个话题：目前太子和秦王的仇怨已经结下，不可缓和，一旦隐藏的祸患发动，覆灭的不仅仅是秦王府，恐怕要引起天下动荡。我们应该向周公诛管蔡学习，这样，对外平定天下和人民，对内安定社稷和祖宗，对父亲（皇帝李渊）也尽了孝心。可能这样做会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古人曾经说过为国者不顾小节。这种被人小小的不理解，有非议，和家国沦亡、身名俱灭相比，我们应该作何选择，不是很明显吗？长孙无忌非常赞同，说自己要早就想到这一点，但是没敢给别人说起，听您这一说，和我不谋而合。于是马上找到李世民进行了转达。
    不必深究长孙无忌是也早就看破其中的迷雾，还是受房玄龄的启发，总之房玄龄婉转通过李世民的这位妻兄把信息传递上去了。李世民也非常重视，单独召见房玄龄，虚心问计：“其实我也早认识到这些了，可是该怎么办”。
    房玄龄不仅看透了局势，还提出了对策：“莫若遵周公之事”——《旧唐书.列传十六.房玄龄传》。并且房玄龄还对李世民进行进一步坚定信心：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情况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不是人力所能谋划的，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
    什么是“莫若遵周公之事”，是指周公诛管蔡的典故，简单讲，就是以军事斗争来解决政治纷争。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典故。

    周文王号称有一百个儿子，其中和正妃太姒生了10个，比较有名的：老大伯邑考，老二是后来的武王姬发，老三管叔鲜，老四周公旦，还有往下的蔡叔度等等。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后，周公旦建议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候，安抚原来商朝的贵族和人名，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为管国、蔡国、霍国的诸侯，来监视武庚。
    后来武王驾崩，成王继位，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担任摄政王，总揽朝政。管蔡二人不服，就在国都散布谣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为了避嫌，就跑到东都洛阳隐居。成王为了表示毫不怀疑的诚意，就亲自赶到洛阳迎回了周公。管蔡二人看到离间记没有成功，又害怕周公秋后算账，于是就以“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祀明堂，假为天子七年”，这种超越待遇的行为为借口，起兵讨伐周公。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希望能恢复商朝，于是起兵响应。原来不服周朝教化的几个小国，比较有名的是位于现在山东曲阜的奄国，也认为“成王尚幼，周公见疑，此百世一时也”，起兵叛乱。一时之间烽烟四起，刚刚传了两代的周朝大厦将倾。
    在危急时刻，周公毅然发兵东征平叛，历时三年，平定叛乱，最后不仅杀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还杀了自己的同母哥哥管叔鲜，流放了同母弟弟蔡叔度。为了加强东部的统治，在黄河以南，伊河和洛河之间扩建第二个王都“成周”，也就是后来的洛阳。
    因为周公的平叛功劳卓著，等于是周朝的再造，于是把周公的儿子封到周公东征打下的奄国，改称“鲁”，并准许鲁国可以享有周朝天子等级的礼乐，为各个诸侯国之首。
    但也有人认为，从一开始周公建议封管蔡，就是把哥哥和弟弟排挤出中央决策层。另外管蔡的起兵，也不一定是为私利，而是要“清君侧”，因为一个弱小的天子身边，有一个强势到“假为天子七年”的叔叔，确实不正常。
    不过，周公之所以成了为人臣子的典范，就在于无论他当初怎么权势熏天，他确实没有废掉自己的侄子而自立，这样就使管蔡散布的流言不攻自破。所以后来才有大唐诗人白居易的感概：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假如周公在流言散布的时候死了，那么他到底有没有不臣之心，恐怕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周公也开了一个“大义灭亲”的头，后世王朝中，兄弟阋于墙的很多戏码都是以“周公诛管蔡”的名义上演的。搞笑的一个应该是明朝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争夺侄子建文帝的江山，面对方孝孺的指责，他也用“周公”的典故来搪塞，结果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搞得朱棣很是难堪，要知道，他要干掉的就是“成王”。

    房玄龄提出“莫若遵周公之事”倒是非常应景，但是别人会不会也这样横下心来跟着李世民走呢？其实李世民是没底气的。因为当时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李渊是支持太子李建成的，并没有更换太子的意思，那么李世民这方如果做出杀兄屠弟的周公之举，是属于违背皇帝意愿的“谋逆”。何况李世民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以及在首都长安的直属兵力都落于下风。
    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房玄龄只是第一个，然后杜如晦、程知节、尉迟恭、侯君集、以及自己的舅舅高士廉等重要谋臣大将都反复劝说自己，其实这就是摆明立场的宣言。
    李世民还是难以决断，先后又向李靖和李世绩问计，结果两位聪明人都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从李世民登基后对两人的重用态度，两个人应该是表示了忠心，甚至还作为统兵在外的大将，给李世民留了一条后路。
    就在局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五月底，突厥的来犯又给添了一把火。
    在武德五年之后，李渊已经意识到李世民的军权过重，开始逐步用李建成、李元吉来分领指挥权。
    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
    武德六年（623）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武德八年（625）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以上均出自《旧唐书·高祖纪》。
    可以看出，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唯一独立最高统帅，但是一般也会有李世民的一个重要位置。
    但是武德九年（626年）五月底，突厥再次进犯，这次抵御敌军的统帅，在李建成的建议下，由李元吉单独领兵，这还不算，又要抽调秦王府中的诸多将领和亲兵卫队。这样一来，文臣如房杜，已经被李渊贬斥出秦王府，武将再被抽调一空，李世民岂不是成了空头皇子，今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最终，一位神秘来客导点燃了火索。

    李世民身边有建成和元吉的眼线，李建成身边也有李世民的耳目。一位从七品的小官，太子东宫的率更丞王晊，就是李世民安插在太子身边的心腹。
    他给李世民送来一个不亚于晴天霹雳的消息：太子安排齐王李元吉在昆明池饯行宴上杀掉李世民，在活埋尉迟恭等原来秦王府的大将（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资治通鉴-唐纪七）。
    这只是史书所载，要说明的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是出于自保，迫于无奈，我倒不这么看。
    这样重大的决策，建成与元吉一定非常谨慎，而太子率更丞，品级为从七品上，是率更令的两个副手之一，职责是掌管皇族的次序（家务事）、东宫的礼乐和刑罚，很难接触到核心机密，这是其一。
    李建成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莽汉，自立为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史书上尽管尽量泯灭了他的功绩，但是也没能给他按上把政事弄得一团糟的事实。这也是一个经略过河北的成熟政治家，不会不懂“只诛首恶，不问胁从”的原则，假如真的杀了李世民，实在没有必要坑杀其他将军。
    这应该是和杨文干谋反相似，是李世民安排的一场苦肉计，只不过那是为了忽悠李渊，想要达到降罪李建成的目的，这次是为了忽悠手下的众将，是为了背水一战，殊死一搏。

    果然，大家听了这样的消息，群情激奋。
    长孙无忌第一个站出来，建议先下手为强（先事图之）；
    李世民表示这只是他们的图谋而已，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我不忍骨肉相残，即便是他们马上就要对我不利，我想等他们真的发动了，我们再兴义兵讨伐（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恭说：“人们都不愿意去死，可是我们这些人现在愿意誓死拥护您，这是上天给您的机会，可是大王您却不珍惜，即便您对自己无所谓，但是怎么对得起祖宗和社稷。如果您不听我们的建议，我就准备跑路了，就您现在这态度，留在您身边也是任人宰割（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对尉迟恭的话表示认可，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人心涣散了。
    李世民又说也不是不能先动手，咱们再商量商量
    尉迟恭说：现在大王处理事情，如果犹豫不定，这是不明智的；面临危难，如果不能决断，这是不勇敢果断的。并且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他们披坚持锐，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大王怎么能够制止得住呢（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每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总能笑出来，是不是跟后世的“黄袍加身”很像？这三位配合的还是真挺默契的。我只问一句：李世民养的兵，没有他的命令，谁能让他们“擐甲执兵”。
    李世民算是无奈的接受了兵变的建议，光是这三位达成一致还不行，再征求其他幕僚们的意见吧。
    大家热烈拥护先发制人，并且又用江山大义的名分从另一个方面进行了证明：
    齐王凶恶，终究不会居于自己的兄长之下，近来听说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唐字，看来大王终究是要主持大唐的祭祀的。”齐王也欢喜地说：“只要能够除去秦王，捉拿太子就易如反掌了。”
    李元吉与太子谋划作乱还没有成功，就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心思。如果被李元吉得逞，一个只会打猎杀人的暴虐之君如何能牧守天下，恐怕大唐要亡国啊！以大王的圣贤和能力，收拾这两个人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怎么能够为了信守平常人的小节，而忘记了国家的大义！
    看李世民还在犹豫，大家知道他不仅是担心落下“对兄不悌”和“对第不友”的名声，还有“对父不孝”的情结在纠缠这他。于是长孙无忌受房玄龄的启发，举出了一个“超级儿子”的例子——舜。
    舜在接受尧的禅让之前过的很坎坷，父亲和继母都偏爱弟弟象，总想把舜弄死。一些小的伤害不算，比较危险的情况有两次：
    一次是活埋。他们让舜挖井，舜在井底的时候，上面无情地开始填土，很快就把井给填实了。正在他们庆祝的时候，舜从旁边钻出来了，原来舜预测到会有危险，他在卖力往下挖的同时，也在井壁上向侧面掏了一个洞，土落下来的时候，他就躲进侧面通道了。看来大舜才是地道战的创造者。
    还有一次是火烧。舜在屋顶修房子，似乎是修粮仓，老爹突然把房子点着了。那个时候没有钢筋水泥，都是木头和枯草搭建的房子，火势很猛，梯子也被撤走，眼看不是摔死就是烧死。结果大舜拿出两个斗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藏着的），当做降落伞，从房子上纵身跳下，安然无恙。

    大家先问李世民，对舜如何评价，这不是多此一问吗，那是上古圣贤啊！
    长孙无忌就开始说了：假如虞舜在挖井的时候如果没有躲过父亲与哥哥（史记上说是弟弟，资治通鉴上其他人举例给李世民的时候变成了哥哥）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他就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修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放火的毒手，他便化为粮仓屋顶的灰烬了。如果他就这么轻易死了，还怎么能够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长辈用小棍子教育后辈的时候，后辈要虚心受教，要用大棒打死小辈的时候，小辈就要逃走，这是以大局为重。其实不让长辈背上残害后辈的名声，也是孝顺的体现。
    这下终于打开了李世民的心结（至少是众将这样认为），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行动了，因为心中没底，行动前想要算一卦，刚刚摆好龟甲，张公瑾从外面进来，把龟甲扔到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现在决心以下，何必占卜，难道占卜的结果不吉利还能停止行动吗？”
    决心已定，要开始进入到执行阶段，具体的细节要房谋杜断来谋划，他们在哪里？原来已经被李渊赶出秦王府。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去请两个人，结果房玄龄说自己是被李渊赶出秦王府的，不敢奉秦王的命令。李世民闻听大怒，派尉迟恭拿自己的佩刀再去召房杜二人，如果违抗命令，就以背叛之罪斩杀。言下之意，要么身体和脑袋一起来，要么脑袋来。
    其实这是房杜两人最后的试探，尉迟恭的到来，表明了李世民已经下决心放手一博。为了瞒过其他人的眼线，四个人分头化妆潜入秦王府。
    仔细考证时间，这一番密议，是在六月初二，而太史令进言天象异常是在初三，由天象异常而引起秽乱宫闱也是在初三，玄武门事变就发生在初四。
    看看这个时间表吧，这一切难道是巧合？
    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从张婕妤那里知道了李世民乱给李渊扣绿帽子的事，李元吉谨慎一些，建议初四早上不去上朝，在家厉兵秣马以待时机。李建成却认为应该当面对质洗清冤枉，何况宫中、朝堂的舆论都对自己有力，宫中的卫士也都服从自己的命令，这是一个跟秦王摊牌，劝他安分守己的好时机。
    两个人带着亲卫来上朝，没有皇帝的旨意兵马只能留在玄武门外，就这样，建成元吉两兄弟走进著名的玄武门。
    长安城的玄武门有两个，一个是太极宫的北门，一个是后来在宫城的东北角修建的大明宫的北门——想到大明宫词了吧。
    当初隋朝大建筑家宇文恺规划长安城的时候，把皇帝居住的宫城放在了最北面，南面是百官办公的皇城，再往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展了108个里坊。这样的宫城只有在最北面的方向，无所拱卫，也就是没有战略缓冲，于是在玄武门和皇帝居住办公的太极殿之间设计了小型的皇家园林，并且布置了守卫的禁军。这本来是为保卫皇家的安全的，但是却忽略了玄武门驻军的决定性作用。
    这次值班的将领常何，就是李世民另外的一个亲信，他在更早的时候，放进了李世民和他的手下兵马。
    和带来爆炸性新闻的王晊不同，常何绝对是李世民的人，因为李世民登基之后，对他非常信任，后来的布衣名相马周，就是以常何门客的身份，被李世民接纳的。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走进玄武门后，面前却出现了全副武装的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两人拨马要走，却发现宫门紧闭，这下自然知道是图穷匕见了。李元吉向李世民射了三箭，仓促之下无一命中，李世民回射一箭，却不能说是反击，因为他的目标是李建成。
    李建成中箭丧命，李世民手下也乱箭齐发射伤了李元吉，却惊了李世民的战马，战马跑向李元吉身边的树林，把李世民从马上掀下。场面极为混乱之下，李元吉夺下李世民的弓箭，用弓弦勒住了李世民的脖子。
    这一切发生的如此戏剧，杀人与被杀者反复交换场地。
    尉迟恭冲上来解救李世民，在尉迟恭面前几次被夺走武器的李元吉自知不敌，宫门紧闭也难以外逃，急中生智，他掉头跑向武德殿，只要跑到李渊身边，堂堂的皇帝自会给他庇护。可惜尉迟恭没有给他机会，同样是远程攻击的弓箭呼啸而过，带走了这位王子的生命。尉迟恭的这一箭，其实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如果李渊和李世民重归于好，或是李世民重又想起兄弟之情，他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不过李世民用行动回报了尉迟恭的忠诚，他让尉迟恭割下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登上玄武门，展示给猛攻玄武门太子卫队和齐王卫队，瓦解对方的军心。
    此刻，率众防守玄武门的是反对李世民起事之前占卜的张公谨。在此之前，亲秦王的宫廷宿卫军士已经被太子部下全部屠尽，局势岌岌可危。更为严重的是，为首的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和副护军薛万彻见玄武门一时难以攻下，便擂鼓发令，要去攻打秦王府，如果大军真的转向秦王府，估计李世民到明天就要给全家人出殡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尉迟恭高举两颗血淋淋的首级，自然一下使攻击的众人没了动力，两千多人作鸟兽散，冯立和薛万彻也都逃入深山。
    还有一个一吐怨气的机会，也给了尉迟恭——李世民命他先行一步，去“保卫”曾经下密令要杀死他的李渊。
    李渊正在距离玄武门不远名为海池的人工湖上泛舟，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史书上的这点记载也很不可思议，海池在太极殿和玄武门之间，外面已经厮杀了很长时间，薛万彻都擂鼓发令了，李渊会不知道？这也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司马光的春秋笔法，侧面来透露李世民其实是先潜入皇宫，控制了李渊。
    权且就算是毫不知情吧。李渊惊怒之下质问尉迟恭是何人发动兵变，答案自然是太子和齐王，贼喊捉贼都是这样的。
    李渊心里应该如明镜一般了，如果不给李世民正名，估计自己也会死于作乱的太子和齐王之手。
    只是需要有人给个台阶，萧瑀和陈叔达就打了个圆场：“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天天撺掇您起兵的是秦王啊。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几大战役都是秦王指挥的啊。他们嫉妒秦王的贤能，便一起屡屡策划邪恶的阴谋对秦王进行构陷。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托以国家政务，就不会再有事端。”
    李渊慨然同意：“此亦我平生所愿！”
    如果李渊真的来个鱼死网破，李世民还真是难以处置，所以当李渊的态度传至李世民这里，大家都松了口气，那么，接下来就是李世民对李渊的表态了。
    史书上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血腥弥漫的宫殿里相拥大哭，哭声里应该是百味杂陈吧，有愧疚，有悔恨，有思念，也有释怀。
    李渊亲切的抚摸着李世民的头顶，用了一个“曹母投梭”的典故来检讨自己听信谗言险些犯下大错。这个典故是说曹参的母亲听信别人传言，认为曹参杀了人，将织布的梭子扔了，准备逃走，以免被连累。
    李世民更是伏在李渊的怀里亲吻李渊的乳头。这源于什么礼节和风俗难以考证，可能是因为李渊生具异象，有三个乳头，李世民想沾点吉祥之气。

    解下来就是善后工作了。
    首先是控制局面。李渊现场宣布所有军队统一归秦王节制，这是因为在当时还有局部的战斗发生，上演的是一幕三国杀：太子和齐王府卫队联军、秦王府卫队、皇宫宿卫。李渊还让自己的亲信裴寂亲自到太子和齐王府上，安慰将士，平稳事态。这才把动荡的局势稳定下来。

    其次是除恶务尽，消除后患。就在六月初四的当天，李世民下令杀了自己的10个亲侄子。在这里罗列一下这些不幸生于帝王家的孩子们吧：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不仅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还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待遇，在宗室的名册上除去他们的名字，从此后他们就不再是李唐皇室的天家贵胄了。也有野史记载，李世民担心手下欺骗自己，这10个侄子是他亲手所杀。
    正是因为这样的杀戮过重，李世民总是做恶梦，梦到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前来索命，长期让猛将尉迟恭和秦琼在寝殿门前守卫，等两人年老之后，绘制了两人的画像挂在门口，这也是门神的由来。
    太子和齐王的家眷也成为战利品被李世民收下，可能是认为女子无法撼动统治吧。最为有名的是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是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唯一为李世民生下孩子的女人，不过由于她的身份过于特殊，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正式封号，史称“巢剌王妃”。
    在尉迟恭的建议下，对于所有太子和齐王的亲信则一律赦免，这其中包括了逃走了的冯立和薛万彻，也包括前面提到过的魏征。
    最后是封赏功臣。跟随李世民进宫杀上第一线的有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琼、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长孙无忌是强烈建议主动出击的谋士，尉迟恭是浴血奋战诛除元凶的猛将，被列为战功第一。把齐王府以及府内所有财务都赏赐给了尉迟恭，可能是因为尉迟恭亲手射杀了李元吉的缘故吧。

    七月五日，高祖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颁布诏书：“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然后再报告给朕。”
    从这一刻起，李渊虽然还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大唐的历史舞台。是这个儿子，辅助自己成就了帝业，也是他，把自己拉下了皇帝的宝座。李渊就像是一个风筝，因李世民这阵风而起，也因这阵风而落。
    李渊也很自觉，在十六日就开始向大臣下手谕，表示自己该做太上皇了。
    唐武德九年八月八日李渊下旨把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坚决辞让，李渊坚决不准辞让。这个戏码，在九年前杨侑让皇位给李渊的时候就上演过一遍，大家操作起来都得心应手。整个过程完全遵守了上古圣贤禅让的规则之后，李世民正式登基为帝，并在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关于这个年号的含义，也有一点说道。一种观点是取易经中“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思是以正道展示给人看，我李世民得皇位是名正言顺，欢迎来参观。还有一种是取“澄清天下，恢宏正道”的意思，表达了李世民要开创盛世的雄心。

    抛开李渊的功业不说，他严格说起来是一个命运很悲惨的人，人生的三大不幸都降临在他的身上：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来不仅丧子，而且连10个孙子都一起死于非命。此后出任太上皇的时间里，李渊的工作就是出席一些重大的庆典，用来展示皇家的和美，晚安生活也必定郁闷。
    不过比起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又幸运多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仅身死，而且香火断绝，身后的名声也是下等谥号。
    李建成先是在武德九年十月初一，被追封为息王（由太子降为亲王），谥号为隐，全称为息隐王；按谥法，隐指本性难改，言过其实。李元吉追封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剌，按谥法，剌指刚愎自用，忘恩负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也慢慢为两个人恢复了一点名誉。先是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1月5日），太宗封自己庶出皇子李福为赵王，过继给李建成为嗣子，接续了李建成这一支的香火。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7月8日），太宗下诏恢复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封李元吉为巢王（亲王），谥号不变，两人在史书上最终的称号是“隐太子、巢剌王”。可能是恨意难消，李世民一直没有为李元吉接续香火，直到他的儿子李治继位，才把李世民最小的儿子曹王李明，过继给李元吉为嗣子。
    无论怎么辩解和评价，甚至是贞观之治的昭昭文治、赫赫武功，都改变不了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灭侄，霸占弟媳的事实。可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李世民虽然对自己宗族手腕冷血，但对于功臣，大多给予保全，所造的杀戮算是比较少的。
    这样看来，冷酷的不是李世民，而是皇帝这个特殊的职业。其实，任何一位好皇帝，从做人的角度上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才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感慨吧。

    2.4.7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世民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用人之道
    李世民治国方针，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虚己纳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二是知人善任，增强国政的执行力；三是仁政爱民，平复隋末唐初的战乱创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才的发掘、培养和使用，“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就是李世民发出的深深感慨。

    李世民手下人才济济，做秦王的时候有十八学士，登基称帝后在贞观17年建造凌烟阁，命大画家闫立本绘制24位功臣的画像悬挂其间，经常登临观赏，以示恩宠、怀念。也使他们的勋德“永贻于后昆”，此后，凌烟阁一词成为人臣功成名就的标志。后来的诗人李贺诗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复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和盛唐时期各位诗人彼此赠诗唱和不一样，李世民给大臣的赠诗不多，《全唐诗》收录李世民的诗作一卷，粗略算来，赐大臣的是只有四、五首，其中赐给萧瑀的最为知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疾风知劲草”一句，并不是李世民的原创，出自南北朝是宋朝史学家范晔著的《后汉书王霸传》，是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不仅是死去，也有流离的意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板荡一词，出自《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和《荡》，诗的内容是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来“板荡”一词引申为政局变乱。
    以上两句是赞美萧瑀，像疾风中强健挺拔的草一样，在动荡的时局里始终忠诚坚贞。
    后两句没有用典，继续夸赞萧瑀，匹夫之勇的人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您是智勇双全的人才，是心怀仁德的智者。
    “怀仁”一词除了“心怀仁德”之外，还有一种解释，是“归服于仁德”（“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礼记·礼器》）。这首诗上下联系也可以理解为您终究会被我的仁德感怀，意思是您对我“忠”，我一定会对您“仁”。
    萧瑀为什么能被李世民如此推崇，原因很简单：身份高贵，品德高洁。
    说身份高贵，就从一首打油诗说起。

    有次太宗夜宴群臣，气氛比较融洽，君臣尽欢。在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李世民劝酒，突然提议：“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当时大家不知太宗的用意，正在暗自评估自己是不是满座大臣中最高贵的时候，也各自犹豫是当仁不让还是温良恭俭的时候，萧瑀从容举杯。李世民笑着问他何以自身最贵，萧瑀用一首打油诗回答：
    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
    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
    太宗拍手大笑，满朝文武无不叹服。

    南朝的梁是取代南齐而立国，接受齐和帝禅让的是开国皇帝萧衍（464年－549年）。这位梁武帝也是一位传奇皇帝，在位48年，活了86岁，寿命在历代皇帝里排第二，第一位是十全老人乾隆。不过萧衍是被自己收留的白眼狼侯景软禁后饿死的，如果不是这种死于非命，还不好说谁是长寿冠军。

    在囚禁萧衍期间，侯景立过一个皇帝，是萧衍的侄子萧正德。萧衍在未登帝位之前，一直没生儿子，就把侄子萧正德过继过来当了嗣子（继承香火），结果后来又生下了八个儿子。称帝后册立了自己的亲儿子萧统为太子，就是著名的昭明太子，主编过能够与《古文观止》并驾齐驱的《昭明文选》。后来萧统早亡，又立了三子萧纲为太子，还是没给这个义子萧正德，萧正德怀恨在心，在侯景起兵的时候就做为内应。侯景立他为皇帝，年号为正平，在位整整一年，不过在侯景饿死萧衍的时候，连他一块杀了。但是历代史学家不承认萧正德是皇帝。

    正式的第二任皇帝是萧衍的第三子简文帝萧纲。549年即位，是个傀儡皇帝，在位2年后被侯景害死，时年49岁。
    杀死简文帝萧纲的侯景又拥立了萧栋为帝，4个月后，又被侯景杀死。同样，这个萧栋也不被历代史学家所承认，他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萧欢的儿子。萧统有子萧欢、萧誉、萧詧（萧察）、萧譬、萧鉴。这是侯景杀死的第四个梁朝皇帝（两个被承认的，两个不被承认的），侯景杀完皇帝后，自己想做做皇帝，于是就没有再拥立傀儡，而是自己称帝。国号为汉，改元太始。
    正式的第三任皇帝是梁元帝萧绎。他是萧衍的第七个儿子（梁武帝萧衍共8个儿子），被封为湘东王，封地在江陵（现在湖北的荆州）。萧衍被侯景囚禁的时候，曾经秘密派出使者，授予他“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担负起拯救梁朝的重任。他看到自己的父亲、三哥、侄孙子都被侯景杀害，现在侯景又自立为帝，民心丧失，于是派王僧辩率和陈霸先（这位陈霸先后来成为了南陈的开国皇帝）出兵消灭侯景。侯景在做了4个月皇帝后被杀，首级送回江陵，双手送给了当时北齐的皇帝高洋，因为侯景是高洋的皇帝老爸高欢原来的叛臣。其余身体的部分被深受其害的南京人民给吃了。
    平定侯景之后，552年，萧绎在江陵称帝，中间打败并杀死了自立为帝的八弟萧纪（这个皇帝也没有被历史学家认可），两年后的554年，被当时的西魏打败，领兵的大将正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萧绎投降了西魏，西魏的君臣饶了他的性命，可惜却被自己三哥（昭明太子）的三儿子萧詧用土袋子闷死。那个时候的萧詧已经投向了西魏。
    正式的第四任皇帝梁敬帝萧方智。他是萧绎的第九个儿子，在他称帝之前，还有一个不被史学家承认的皇帝萧渊明，这个是北齐看好的。554年，西魏攻破江陵后，北齐把萧渊明送回南梁，王僧辩被迫拥立萧渊明为皇帝，以萧方智为太子，改元天成。就在当年，陈霸先诛杀王僧辩，拥立萧方智即位。557年，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南陈开国，南梁灭亡。558年，陈霸先派人将萧方智杀害，时年十六岁，谥号敬皇帝。
    不过南梁在南陈成立后，还有一位流亡的皇帝萧庄，在北齐的支持下，于郢州（现在的武汉武昌）称帝，据有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陈霸先创立的南陈持续对抗过几年。560年彻底被打败，逃亡北齐，北齐封他为梁王，允诺帮他复兴梁朝，随着北周灭北齐，577年，萧庄在邺被杀。后来起兵反隋的萧铣追谥他为烈宗思皇帝。这位皇帝，史学家也不怎么感冒。
    南梁灭亡了，但是前面讲到杀死自己嫡亲叔叔的萧詧，在西魏的支持下建立了西梁，西魏借给他江陵一个州立国，做为西魏的藩国，奉西魏正朔。西梁和南梁（也有叫后梁的），在历史上笼统的都称为梁朝。

    萧岿是西梁的第二位皇帝。他和隋朝的关系一直不错，女儿嫁给了杨广，就是后来的萧皇后，而萧瑀正是这位皇帝的王子，是萧皇后的弟弟。
    这就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一句的来历。

    西梁的第三位皇帝叫萧琮，是萧岿的儿子。开皇五年（585年），萧琮继位，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征召萧琮入朝，萧琮的叔父萧岩和弟弟萧瓛反叛投降陈国。隋文帝于是废黜梁国，任命萧琮为上柱国，封莒国公。大业三年（607年），萧琮去世。隋炀帝执政的大业末年，萧琮的侄子萧铣起兵反隋兴梁，称帝后，追谥萧琮为靖皇帝，庙号惠宗。

    从梁武帝萧衍到起兵称帝的萧铣，再算上中间不被史学家认可的那些位皇帝，外加一个自立的侯景，梁朝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帝有14位，几乎个个死于非命，看来，皇帝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说完身份高贵，再说品德高洁。

    萧瑀是跟着姐姐萧皇后来到长安的，由于他生性仁孝，工于书法，喜好读书，还精通佛法，跟他接触的人都非常喜欢他。孤独皇后尤其喜爱，就把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嫁给了萧瑀。
    隋炀帝即位之后，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加上是自己的小舅子，被隋炀帝委以机要事务，官至内史侍郎，即中书侍郎，算是中书省的二把手，勉强可以称之为副宰相。但是他虽然出身高贵，却对隋炀帝的骄奢淫欲非常不赞成，经常犯颜直谏，隋炀帝虽然内心不满，但是碍于是自己的小舅子，倒是一直没有发作他。
    但是，这种亲情，不能一直维系政见的冲突。
    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关，坚守之际为了稳定军心和民心，萧瑀建议昭告天下，不再进行第四次征伐高丽。隋炀帝当时为了保命，无奈答应，等脱困回到洛阳之后，迁怒于萧瑀，免去萧瑀内史侍郎之职，贬至河池（今陕西凤县东北）太守，并且要他立即离开都城赴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为萧瑀不再担任内史省的副职长官，并且离开了隋炀帝和姐姐萧皇后的身边，否则，在隋炀帝南巡江都的时候，他必定要随行，极有可能死在乱军的刀下。冥冥之中，姐夫杨广的贬职诏书，成了萧瑀的再生符。
    在河池做了两年太守之后，李渊起兵攻陷长安，并且和西秦霸王薛举为了西北统治者的地位兵戎相见。当时的萧瑀算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中间力量，哪方能获得他的投靠，就会实力大增。他毫不犹豫投向了李渊，并且非常彻底：收拾行囊带领全家奔向长安，把地盘和兵马全部交给了接受大使李世民。也是这次接触，使他和李世民擦出了友谊的火花。李渊也没有亏待他，授萧瑀为光禄大夫，封宋国公，任职礼部尚书。
    在李世民培植势力和李建成争储的时候，他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武德九年，李渊对李世民动了杀心的时候，他和陈叔达竭力劝谏李渊慎重，并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后，从政局稳定出发，劝李渊顺势而为，使政权能平稳交接，没有出现动荡。
    李世民登基后，萧瑀荣宠不衰，但由于他直爽率真的性子，还有从前面说到的饮酒赋诗就能一窥端倪的不知收敛低调的处事之道，自然受同僚的嫉恨，经常被人进谗言。加之他坚持原则，屡逆忤李世民的意思，在贞观年间六次拜相，却也六次罢相。最后一次罢相是在贞观二十年，本来李世民是想让他自行辞职，以保全双方的颜面，结果他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无错，假装不懂暗示，拒不提交辞呈，最终是李世民大怒，亲笔写下诏书，罢免他的全部职务和爵位，追回封邑，也就是一撸到底，并且逐出都城。
    这个时候，他的姐姐萧皇后，早已经是李世民的昭容，也就是李世民众多老婆之一，他也从李世民的表姨夫，降格成了李世民的小舅子。萧皇后年已80，知道自己这个70多岁的弟弟下场如此悲惨，忧思成疾，最终去世。
    萧瑀送走了萧皇后这个世界上自己最后的一个亲人之后，也情绪消沉，身患重病，李世民此刻也身体状况不佳。他恢复了萧瑀除相位实职之外的其他爵位，并且让萧瑀和自己一起住到玉华宫修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能挽救心灰意冷的萧瑀，他在自己的姐姐去世三个月后，追随这位饱经沧桑的传奇女子而去。死于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终年74岁。
    纵观萧瑀一生，不唯上敢于坚持原则的品格，既使他受到信任，功成名显，也是他宦海沉浮，最终落寞逝世的原因。
    李世民曾经评价他：“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
    正是出于对萧瑀的推崇，是在贞观初年，就拜萧瑀为尚书省左仆射，并把自己的女儿襄城公主下嫁给萧瑀的长子，这也正是“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一句的来历。尽管萧瑀宦海浮沉，不是十分得意，在李世民的心中，也不是一位尽善尽美的大臣，但是还是在贞观众臣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修建凌烟阁的时候，萧瑀光荣上榜，并位列第九。要知道凌烟阁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来的，那是以李世民的倚重程度排列的。

    不过李世民也不仅仅是对萧瑀这种出身的人才欣赏，李世民启用的人才覆盖面非常广。

    首先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萧瑀这样的前朝皇室；有樊子盖这样的前朝将相贵族；还有李绩（徐世绩）这样的义军降将；更有马周为代表的平民布衣。其次是接纳了各个来源，有他在征伐过程中收服的降将，例如尉迟恭、秦琼、程知节；有他从李渊手中继承的大臣，例如萧瑀；还有他在政敌李建成阵营感召的部属，例如魏征、王珪、薛万彻。

    早在李世民没有登基之前，就非常注重各个层面人才的发掘和拉拢。历来皇室的传统，也给李世民创造了条件。
    太子要陪伴在君主身边，及时传授治国之道，也是防范太子“自立中央”的需要。要发动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而对领兵的大臣有所防范的时候，多是派非太子的儿子充当统帅。甚至可以君主御驾亲征，也要留下太子监国，留守京师。这就是所谓的“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隋朝平南陈的时候就是延续这种旧例，所以时任晋王的杨广才作为最高统帅。唐朝在开国之前，李建成和李世民作为“双子星座”，都曾率兵征讨四方，只是在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之后，才不再统兵在外，更多的统兵机会留给了李世民，他才有了汲引人才，培植私党的条件。

    唐朝建国后，李世民在担任统帅的几次大战中收揽众多人才：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死后，任元帅西征举子薛仁杲，十一月破降仁杲，平陇右。“俘其精兵万馀人”然后李世民如何对待这下俘虏呢？“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
    武德元年十二月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开始担负经略山东地区的重任。武德二年十月到三年四月破刘武周、宋金刚，平并州。在此期间，收刘武周大将尉迟恭，李世民“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
    武德三年七月至五月攻略洛阳，擒窦建德、王世充，尽取山东地区，十月，加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在此期间，秦叔宝、程知节本从李密，后归王世充，又在阵前归降。秦叔宝“事秦府”、“寻授秦王右三统军”，程知节“授秦王府左三统军”。那位不让李世民占卜的张公谨，当时还是王世充的洧州长史，“以州城归国，乃引入幕府”。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当诛，太宗惜其才，特除之，为左亲卫”。
    在招纳降将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朝廷颁布的恩德，都由李世民出面落了人情，才有这些将领在玄武门事变期间，不知道有皇帝，只知道有秦王。
    除了直接招小弟之外，在这些年间，直接归李世民指挥的有
    段志玄、公孙武达、屈突通、宇文士及、萧瑀、封德彝、李安远等等，这些人在和李世民长期交往，建立了两军阵前生死患难的友情，成为了支持李世民夺嫡甚至赤膊上阵杀进玄武门的主要力量，最不济也非常同情他，在朝堂上尽力维护李世民。
    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李世民登基之后，曾经让大臣封德彝推荐人才，结果很久都没有回应。李世民就责备封德彝办事不力，封德彝答复说并非自己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什么人才。他这句话就不如后来玄宗时期的李林甫，唐玄宗也曾经让李林甫选拔人才，人家李林甫回答说当世的人才都进入朝堂之上，目前是“野无遗才”，这话跟封德彝的一比，天壤之别。果然，李世民对这个答复非常不满，批评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正是李世民独特的用人之道，在李世民眼里，每个人皆有长处，要充分发挥。“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暇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

    李世民还把大臣推荐人才作为考查大臣功绩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批评过封德彝，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也提出了要求：“公为仆射，应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关词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意思是说，你们只是埋头办公，批阅文件，哪能为我发现贤才啊！
    不过，房玄龄应该后来做得不错，因为李世民专门赠给他一首诗，表扬他在推荐人才方面的工作成果：

    赐房玄龄

    太液仙舟迥，西园隐（引）上才。
    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

    汉唐的宫城内都有人工的湖，名为太液，泛舟其上的休闲在当时是很高大上的，迥是远的意思。西园是汉朝上林苑的别名，此处代指皇城之内的百官办公场所，在全唐诗上是用的隐字，到后来的一些选本中，用的多是“引”字，应该是引荐，推荐的意思。这句“太液仙舟迥，西园隐（引）上才”是称赞房玄龄无暇游乐，远离太液湖上的游船，一心为国荐贤。
    那么房玄龄的这种辛苦有什么回报的呢，取得了什么效果呢？后面两句做了交代——天还没有破晓，不远千里的人才就向长安聚集，而各处的关卡也都早早开放，迎接各处贤人。
    “未晓征车度”中征车是指远行人乘的车，鸡鸣关一词是引用了《史记·孟尝君传》关于描写函谷关鸡鸣始开的典故，当时的长安关河四塞，潼关、大散关、武关、萧关，扼守进入关中平原的四方。诗中的“关”并不限于函谷关，是泛指的唐朝关城。
    和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句话，是太宗望着从科举考场走出来的人群，欣喜之下，对周围的大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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