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侃侃明朝的边疆治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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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侃侃明朝的边疆治理[第1页]

作者:俗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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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历史是延续的。中国古代历经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和它的文化一脉相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领土和人民代代延续。中国的疆土可分为农耕区和游牧渔猎的边疆区二部分。农耕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中央政权实行直接统治，设置郡县。边疆地区一般实行羁縻管治的间接统治。
    农业区和边疆区的划分，是地理气候所决定的。我国农业的地理限制有二个，一个是从西到东地形三级跳；另一个是400毫米降水线。每年400毫米降雨量是农业种植的基础条件，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没法农业种植，所以，在这条降雨线之外就是游牧民族，在这条线以内才是农耕文明。农业受地形和降水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胡焕庸线，即瑷珲-腾冲线（瑷珲现属黑河，故又叫黑河-腾冲线），把国土划分为东西二大区间。而在古代，东部地区还要去掉东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剩下来的才是农业区，即华夏核心区。东北大部气候湿冷，不宜农耕，经济以渔猎、游牧为主。西南云贵高原山陡谷深，经济落后，难以管理，长期都是自立为王，朝廷多以羁縻约束。

    从地缘来看，中华文明处在东亚大陆大板块。这个版块覆盖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东起太平洋，西至葱岭，北达南西伯利亚，南临南海。
    东亚大陆板块可划分为东部农业区、东北渔猎区、蒙古高原、西域农牧区、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等六大版块。东部农业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华夏文明从黄河中下游的一小块地带发展起来，不断滚雪球地越滚越大。秦汉统一了华夏核心区，此后长期归属中国。汉唐两度向广阔西北延续。
    元代控制了蒙古、东北、青藏、云贵和西域的一大部分，初步实现了整个版块的统一。明朝初年借前朝的威势部分维系了核心区对边缘地带的影响力。清代基本实现了东亚大陆板块的统一。这个统一实质是中华文明在整个东亚地缘版块发展的长期历史趋势。
    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领土是在元明清奠定基础。
    让人扼腕痛惜的事是，清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来侵略势力打断了东亚板块的历史趋向。海棠叶遭受疯狂的咬啮和撕扯，大片大片的土地脱离了中国。领土缩水的过程延续了一百多年！
    领土继承，重要的不是曾经拥有，而是持续拥有。只有现代还在手中的领土才是你的。现代中国的疆域是直接从清朝继承的，所以清代的疆域状况对于今天中国至关重要。

    400毫米降水线


    1935年的胡焕庸线

（02）
农业首先受降水和温度影响。细看上面的400毫米降水线和1935年胡焕庸线，二条线之间的地带虽然降水够，但温度不够，难以耕种。而且清中叶之前，东北大部分也不适合农耕。云贵则是用了很久时间才纳入华夏核心区。因此，我们所说的华夏核心区主要是长城以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还有辽东、河西走廊等地。

    （03）
    世界历史的基本单元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通常是一个地缘板块）生活的族群创造的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文明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多面体，有多重属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历史-时间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是精神成果，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
    历史上曾存在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面积人口和影响不大，生存时间短、疆域变动大，对世界历史没有什么意义。而文明一般覆盖范围更大，时间更长。
    一个文明可以覆盖多个国家。小小的希腊文明含有很多个城邦国家。而罗马帝国就代表了罗马文明，是一种国家型文明。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国家型文明。中国国家的扩展就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扩展。
    国家有二个含义，一个是强制的政治权力，另一个是指这个政治权力所控制的土地范围，领土。一般来说，文明有三条标准：城市、冶金和文字。而国家必定是有阶级区分的。通常文明三标准也可以看成是国家出现的标准。

    （04）
    大约2万-1万年前地球处于冰河时期。气候严寒，海水大面积下降，渤海、黄海俱成陆地。大约一万年前后，地球进入温暖期。温度大幅上升，海水迅速上升，大片陆地被淹没。
    而在亚洲，由于印度板块冲撞，青藏高原持续隆起，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南亚的地理和气候。
    东亚的大部分，处于季风带，雨热同期，拥有世界最大的高产农业耕地。（南亚大部也处于季风带）。中国有二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一条是分割东西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巴东三峡山区-湘西雪峰山脉；这条线以东是平原丘陵，以西是山地高原，不过四川盆地却是低洼平坦。另一条是区分南北的淮河-秦岭线。淮河以南是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与东南亚相近，都是水稻产区。水稻原产于华南，向北传播到中原和朝鲜日本。稻作农业稳定、高产。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以北是半湿润的旱地作物。
    从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开始，中国各地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生产技术也就产生了。约一万至七八千年前出现原始农业和村落。氏族制度产生。约在公元前6000—5000年出现石斧、石刀、石锄、骨镰等石制农具。工具有石器、骨器、木竹蚌器等。种植植物、驯养家畜如狗猪牛羊鸡马等。搁荒制，一块土地种一熟或二熟就掉弃。
    粮食作物，北粟（稷）南稻。北方以种植粟（小米）为主，南方多为稻作。手工业有制作陶器、骨雕、玉制饰品等。衣着为麻葛、蚕丝。房屋为土房、木屋。很早就用牲畜运输、耕种。

    早在石器时代，中国的石质工具就与地中海至印度河的明显不同。中国远古的陶器，看不出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印度河流域有任何联系。小麦、葡萄和某些知识从西亚传入。马拉战车在公元前1500从西方传入中国。

    （06）
    *多源一体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多源一体的的原生文化。也吸收了各地方以至境外的一些成果。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分布着石器时代后期、文明初期的文化遗址。它们各有特点同时又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四川和东北等多地都有不同类型、独立发展的文化遗迹。以华北为例，公元前5000-4500年，华北种植粟（小米），证明华北农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养绵羊、山羊。到公元前1000年，来自西亚的小麦代替了粟。同时，水稻、水牛、鸡和猪从南方传到华北。而南方种水稻，养鸡、猪、狗和水牛，与东南亚远古农业接近。
    早在这个时代，中国大地上诞生的种种原始文化，已经具有初步的华夏特色。例如粟、稻的种植，木质房屋，尤其是对玉的喜好，最初的龙的形象，都与西亚北非有明显的差异。
    中华文化的根苗在上古就出现了。如重视“姓”的区分；氏族及祖先崇拜，对“天”的崇拜、气候、历法和农业生产的知识等。很早就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大一统理念。
    到了4000-5000年前，黄河中游率先进入古代文明世界。中华文明诞生了。黄河文明作为核心不断地发展，吸收各地的文化成果，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作为国家的中国也同时出现了。夏商王朝成为中国的主脉络。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和“中国”都是指称同一个实体，中华文明侧重历史和文化，而中国侧重领土和政治。

@徐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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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讨论】质疑：
    “华夏文明从黄河中下游的一小块地带发展起来，不断滚雪球地越滚越大......” 的说法也是罔顾历史，发明历史，华夏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早在5000年前，辽宁的红山，陕西的半坡，山东的龙山，陕北的石卯，浙江的良渚，山西陶寺，河南等的仰韶，甘肃的马家窑，四川三星堆，安徽禹会涂山，遍及辽河、淮河、渭水、长江、汾河、黄河，岂止“黄河中下游一小块”？
    回复：
    大约八千年前到五千年前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期，这段时期是满天星斗的状况。而同时，黄河中游是一个中心地带。而在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进入形成期（三代到战国末），在中心地带首先越过文明的门槛，同时出现了国家形态的夏、商王朝。于是，黄河中游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并向四方辐射影响力。伴随着国家扩张的同时，中华文明也同步向外扩展。那么请注意，其他的星斗基本都停止了自行发展，而逐步和夏商周所代表的黄河文明融合了。就这样，中华文明和中国疆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黄河中游扩展到整个华夏农耕区，再继续向整个东亚大陆板块的边疆地带扩展。

    （08）
    夏商的管辖范围，主要是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这几个地方的一部分。它们的疆土也就是那时中华文明覆盖的范围。
    中国的制度文化并非起自孔孟，而是源自西周。“周公制礼”、分封诸侯、推行井田制。“天下”的概念随之而起。这个“天下”显然不是天底下的意思，那是全世界了。天下是指周王朝分封的范围，也就是中华文明的范围。不服教化的蛮人是被排除在“天下”之外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和中国的重叠。
    文明和国家还是有一点分别的。国家的领土扩张几乎全部来自征伐。而文明的扩展也可以通过和平的长期的文化传播。西周春秋时候，秦、楚、吴越原先都是化外之地，接受中华文化之后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代到春秋、战国，中国的版图如滚雪球般涨大。秦扫平六国一统天下，这个天下包含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方，可起初闽越岭南等还在天下之外。秦始皇南北征战，方才把华夏农耕区都统一都中国的版图。汉代进一步巩固了对农耕区的管治，此后历代都没有大的变化。、

商疆土图

秦版图大体相当于华夏农耕区。从长期来看，河西走廊也是属于农耕区。

    （09）
    我们以文明论的观点来看世界史，把世界历史看作各个文明的演化史。以文明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和周边的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着眼点。
    中华文明和华夏文明不是同义词。华夏文明（汉文化区）是农耕文明，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以华夏文明为核心和主体，同时包含游牧、渔猎经济的边疆族群，其中一些在历史上构成自己的文明。
    在先秦，周-战国范围外，还有一个独立生存的巴蜀文明，后来被秦灭了。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不论大小，总是一个地理-政治体系，合符“国家”的条件。国家有二个含义，一个是社会形态，存在阶级分野，奴隶主和奴隶；另一个是指政治权力及其管控的地理范围。通常“国家”都符合文明标准。
    秦汉之后，东亚各边疆板块先后出现多个文明。蒙古高原曾出现几个文明系统，匈奴、突厥，以及鲜卑、辽金等，可是受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都不稳定长久。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子系统。成吉思汗时候形成了蒙古文明，与中原互动紧密，也属于中华文明。对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文明，城市冶金文字三标准好像不太合用。不过它还是一个文明。蒙古高原始终保持游牧属性，没有接受农耕属性的华夏文明。可是它的历史和中原代表的华夏文明一直的互相纠缠，共同演进。到元代和清代，蒙古高原在政治和文化都归属中华文明。这是地缘-历史的大趋势。可恨近代被外来势力挖走一大块。
    东北辽河-黑龙江板块，南部辽河流域半弄半牧，常常归属中原。这里曾出现农牧性质的高句丽文明，后来融入朝鲜文明。曾经存在的渤海文明，虽然地寒山陡，却也是农耕为主，接受中文汉礼。
    而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等北方族群，渔猎游牧，并没有持久的文明。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地区，接受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成分。
    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自西汉之后就基本属于华夏文明。北宋时西北出现西夏文明，采用汉字为基础创制出笔画繁杂的文字。这个西夏文明也可看作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
    西域在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就有三十六国，它们可看成是西域文明。西域文明不持久，受外来冲击很大。先后皈依佛教和伊斯兰化。蒙元以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藏文明源自山南，似乎一开头就是农耕为根本。它一度受印度文化很大影响。然而藏文明从来不属于印度文明。它有自己的物质文化，自己的历史变迁。虽然时强时弱，长期分裂，但作为文明整体是独立存在的。藏文明和中原的关系很密切，远非印度可比。元代以后逐渐归入中华文明。
    云贵高原的社会发展似乎比西藏更迟。在宋朝出现了南诏国，也可看成是中华文明的分支吧。元以后云贵就归属中国。

    （10）
    *元代领土
    中华文明处在东亚大陆地缘板块。这个大板块的核心区是华夏农业区，周边的边疆地带有东北、蒙古高原、西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共五大地缘板块。华夏板块自秦汉以来始终归属中国版图。而边疆地带，在蒙元以前大都没有归属中央政权。到了元代，边疆五大板块基本都归属中国，只有西域的一大部分属于窝阔台、察合台汗国。
    明朝继承元朝的大部分领土，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土地大国。农业地区设十三布政司，就是省，另外南、北直隶也是省级单位。边疆地带则为羁縻制度。由当地土司自行管理。
    明初名义上从元朝接手了云贵青藏和东北，失去了蒙古和西域。明末实际上统治的只有华夏农业区和云贵。明初最强盛时领土面积据说约一千万平方公里，明末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到了清朝，所有边疆国土都划入中华帝国的范围。清中叶的国土1,350万平方公里，至清亡时还有1,100多平方公里交给民国。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许多的族群和平共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央政权维持有效的管治。这是历史上从未有的。

这张图比较清楚。

    这两幅都是元疆域图。一张（谭图）北边一直画到北冰洋。感觉有点扯。西伯利亚南部素有居民，称“林中百姓”，从地缘上属蒙古高原板块。但西伯利亚北部古代是无人地带，人迹罕见，怎么管治？元代的北界，应该是贝加尔湖再往北一段，不会到北冰洋。

    （11）
    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地缘、文明、国家和民族四个方面基本互相吻合。这对于体量大的文明来说是少有的。
    东亚大陆地缘板块是个巨大的地理系统，它有层级，可以细分为若干子板块。中华文明也是有层次的大系统，同样包含若干次级的子文明。大体上，中华文明对应东亚大陆板块，次级文明对应次级地缘板块。
    中华文明不等同于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是指汉民族的农耕文明，它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核心。支撑中华文明的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族群。
    在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首先在黄河中游出现，它对应的国家形态就是中原王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的领土也完成了初步的整合。以后经历汉唐的扩张和几次收缩，到元朝覆盖整个东亚大陆板块的中华文明和中国疆土基本奠定。到清中叶，中华帝国的疆土达到极盛，囊括了东亚板块的各个子板块。这实质上是各次级文明和各族群长期互动的历史趋势。东亚大陆的各族群也汇聚成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

    （12）
    蒙古帝国不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是重要的大事件。它在此前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通了东亚-西欧的交流通道。各个文明和族群的交往空前密切。中国的科技发明和产品源源不断进入西亚欧洲。文化交流也是前所未有。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欧，其次为阿拉伯。而中国的得益不算多。
    而在东亚大板块内，各子板块和族群的交流互动也上升到新的程度。中原的吸引力大为提高，同时各板块之间，如蒙古高原和西藏，也变得十分紧密。蒙元帝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覆盖全域的中华东亚大帝国。这份政治遗产成为后来中国的传统，中华大帝国也成为东亚大陆的共同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明帝国虽然军事上不算强势，但依然保有辽阔的土地，包含东北和西藏。

    （13）
    【讨论】蒙古帝国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
    蒙古高原先后出现几个文明系统，匈奴、突厥，以及鲜卑、辽金等，可是都不稳定长久。强则入侵中原，弱则举族西去，或者分裂成多个碎片。它们的文明程度没有多大进步，基本上是每次循环都回归落后，从头开始。
    蒙古高原的文明和政权和华夏关系密切，历史互相影响，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部分，子文明系统。成吉思汗时候形成了蒙古文明，也属于中华文明。
    蒙古帝国疆域辽阔。怎样从文明的角度评价帝国时期？这恐怕是难以做出简单的结论吧。
    在世界史上，希腊文明的世界，就是使用希腊文字的地区。同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指采用阿拉伯文字的地区。而蒙古人文化很低，即使在蒙古帝国范围内，蒙古的文字也不是学术和宗教的语言。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蒙古帝国没有基本一致的文化，严格地说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明。
    单考虑元代的中国，中华文明并没有中断。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例如农耕社会、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等没有根本变化。基本的文化要素，如采用汉字、尊儒、实用主义、书面文化发达等也一如往日。连科举也照样不误。
    我不知道蒙古文字是否广泛使用，但起码在中国农区，汉字依然是官方文字、书面文化的文字。因此，元代的中国依然的中国，依然是中华文明，没有断裂。
    而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各汗国实质上互不统属，争斗不已。尤其是，蒙古族群迅速地失去原有特性，被各地的不同文明所融化。很难认为蒙古帝国是一个完整的文明。
    从较长的历史来看，蒙古族群只有在蒙古高原才基本保持它的族群和文化。而在其他广大地带，蒙古人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他们被彻底地本地化和被融化。
    【】

    （14）
    京城和正统
    宋元时期，辽、金和蒙古都选择北京地区作为京城。这也成了新的历史惯性，被明清和现代中国继续。
    京城通常代表了皇权的合法性，代表了正统。自商周到西汉，京城都是在伊洛和关中摆动，以关中为主。伊洛就是狭义的中原。中原的含义是可宽可窄。最初是伊洛盆地，稍后扩大到黄河中游，今河北、晋南、山东西部，有时还包含关中。而更大的时候，中原泛指黄河中下游，即整个华北；最广义的中原，是泛指华夏农耕区，包括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至东南沿海丘陵。
    从地缘来看，中原指代河南的时候，“得中原者得天下”，定都中原就获得皇统了。我们把中国看成棋局，中原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欲得中原守中原，必先在边角地区取得牢固的根据地，然后再取中原，则可谓三分天下得其一。而且往往被天下人默认为天下正统。
    《三国演义》痛骂曹魏和司马氏篡权奸贼，不知道当时的士民是不是真的仇视这些逆贼。不过既得中原，只要稳定二三代人，也就是五六十年，时间就会抹去伤痛。天下人心自然会向往中原，没有人默认成都或建业为帝都。中原不但有很大的地理优势，而且精神和心理的优势也是不少的。
    南北朝之初，衣冠南渡。对于南渡的家族，还有滞留北方的许多人，心目中当然是以建康为正统。然而只要北方战乱渐平，就必然会产生帝王气象，而江南始终是偏安一隅，成不了大事。几千年历史，江南胜北方的只有朱元璋一人。而江南一旦灭亡，那皇统也就没了。
    北宋定都开封，也算一统天下。而辽金定都幽州，也算是进入中原，接受中华文化。这也可以理解为被中华文明所吸收。而到蒙元定都北京，确定了大中国的格局，也确立了北京地区不可替代的地缘重要性。北京就是中国的中心。明朝以北伐取胜，到皇二代仍然无法逆转历史规律，重演北方胜南方败的老路，也不得不北迁京都。
    近代的民国，北洋政府维持北京的京城地位。南京以江南为根基，终归难逃偏安败亡的老路。
    得中原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得皇统，这是不变的地缘-历史规律吧。

    （15）
    我们来看看明朝的疆域。还是蛮大的，据说有1000万平方公里。不过扣去羁縻地带就没这么大了。明末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明朝的边疆治理，有一些和传统汉唐宋不同的特点。从地图可以看得很清楚，明帝国领土包含华夏农业区（即中国本部）和三大边疆板块：云贵、青藏和东北。明帝国军事不是强势，从没有在青藏用兵，东北的军事部署也没有超越传统的辽东范围。它为什么可以拥有辽阔的东北和青藏？我认为是历史的惯性，是和平地继承了元帝国的传统。
    中华帝国向云贵板块渗透为时很早，秦汉就纳入中央帝国。不过主要是控制贵州湘西地区。而云南虽然在东汉到南北朝列入中国领土，但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把整个云贵都纳入领土。明初洪武十四年明军攻占昆明、大理，接管了云南。从此云南就一直归属中国。
    东北黑龙江流域纳入明朝领土，是源自奴儿干都司宣慰府。黑龙江潮湿苦寒，远隔万里，对中央帝国没有多大价值。明廷设立宣慰府，而当地头人也愿意接受，无非也是出于元朝养成的习惯。
    西藏的乌斯藏也是同样道理。明军从没有上青藏高原。当地的宗教和俗世领袖是自愿接受明朝的羁縻。我不相信什么仰慕中华文物制度之类的赞美。归附中央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中原的物产和手工艺品历来都很有吸引力。接受中原封官许爵，就一定要有物质好处。
    明朝的生产能力无疑很高，可以大量赠送给边疆头人。而且当时的陆路交通经过长期开拓，已经较为顺畅。这些是长期的历史进化的结果，类似量变到质变。
    汉唐都很重视西域，而明朝并没有能控制西域。一个是战斗力不足，另一个是不很需要。汉唐开拓西域，军事上是要打击匈奴突厥的侧翼，经济上是为了商业贸易，丝绸之路。而明朝海上贸易活跃，西北陆路重要性就下降了。
    海洋贸易活跃，是明代的又一个特点。它说明了当时航海和造船都上升到新的水平。海上交流足够安全而且很频密。
    明代还有一个特点，是完备的羁縻制度和朝贡制度。羁縻和朝贡古已有之，而到明朝达到完备，羁縻地方特别多。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

明朝版图。外东北方向画到北冰洋，并不妥当。东西伯利亚极寒之地是无人区。个人以为应以外兴安岭为界

    （16）
    *明朝领土变化
    和其他朝代比较，明朝疆域的涨缩较为剧烈。明初（1368-）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的开创时期领土扩张，面积也最大，大约为1,000万平方公里。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没有扩大疆域了。到了明中期，明宣宗从越南撤军开始，撤销奴儿干都司，加上后来的土木堡之变（1449年），领土就有了比较大的缩水。大约为七百万平方公里。明世宗（1521-1566年，嘉靖）时期，长城以内才算是实际控制住的国土。350万平方公里左右。
    明太祖和朱棣两朝，势力扩张。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同年八月进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其后明军八次北伐。1388年蓝玉突袭捕鱼儿海大胜，彻底消灭北元朝廷。捕鱼儿海就是今天呼伦贝尔地区的贝尔湖。在西南方向，消灭四川的刘夏政权（1371年），1382年平定云南的梁王政权，攻占昆明、大理；1373年招降吐蕃。，攻打哈密，并于其后设置哈密卫等卫所。
    在东北，1387年元朝丞相哈纳出投降，明廷收复辽东地区。可是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朱元璋把鸭绿江以东的铁岭卫内迁，失去了鸭绿江以东的大片土地。那片土地历来属于中国，此后就归属朝鲜了。
    明成祖朱棣设置努尔干都司（1409年）、完善关西七卫、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及收复安南，帝国疆域接近鼎盛。
    二代开国英主之后，宣宗（1426-1435年，年号宣德）、英宗（1435-1464，年号正统）年间，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可是明帝国的国势不再强盛。1431年宣德六年，明朝与安南议和，明宣宗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1435年，明宣宗撤销奴尔干都司。蒙古部落开始侵占河套平原。
    英宗正统时期，国力国势急剧下滑。1449年爆发的“土木堡之变”，更是使得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后经爱国英雄于谦支持景泰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后，蒙古与明王朝通过和谈，进入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时期，但是双方的战略态势从此转变，明朝再也无力主动出击，控制蒙古草原。
    明世宗（1521-1566年，嘉靖）时期，关西七卫被陆续放弃，朝廷退守嘉峪关。此时的西方殖民者已经纷至沓来，在澳门地区建立了殖民据点。加上对蒙古战争、明朝中期以来的倭寇进犯。明朝始终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下，疆域也随之不断萎缩。帝国的疆域已经萎缩到约为3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两京一十三省”，这一局面基本保持到了明朝末年。

    （17）
    【蒙古】
    明代的边患，如同以往一样，首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其次为东北渔猎部族。终明代一朝，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明朝初年，太祖多次对北元用兵。捕鱼儿海之役后，北元衰亡，分裂为鞑靼和瓦剌。
    1410年-1424年永乐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前二次分别破鞑靼、瓦剌，战功赫赫；后三次主要是驱赶鞑靼远遁，没有多大实际战果，瓦剌却乘机得到发展空间，成为重大威胁。
    朱元璋陆续在长城以北数百里的地区建立多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广宁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组成牢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可是靖难之役却陆续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绑架了宁王朱权。这使得宁王驻守的大宁城成为一座空城，大宁城的废弃使明朝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为整个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二是东胜卫的内迁直接使开平卫成为孤悬长城之外的独堡。开平卫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向，对于巩固北京的防御，增加北京的战略纵深意义重大。但是15世纪后，蒙古再次强大。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崩坏，气候转冷，农耕不济，加上腐败的横行，使得卫所逃户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平卫已经难以维持。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内迁开平卫到独石口。并整修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苏州、太原、固原九个要镇，除辽东外大都在长城以内。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修筑的。
    这样长城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长城以北的土地也全部丢失，都城北京成为真正的国门。
    明朝初期政府对蒙古族（包括色目人）采取了较为宽松，开放的民族政策，蒙古族较多的上层分子在明朝政府中做官，比较出名的任务包括任秦王府纪善（官职名）的答禄与权，翰林院蒙古编修霍庄（用火你赤）等。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明政府一次就迁徙了32860户蒙古族人民，在北京附近屯田，与汉族人民一起从事耕种，互通婚姻。而从朱元璋到朱棣时期，明军对蒙古贵族势力的不断军事打击，也使得蒙古草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明王朝北方地区的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
    到明英宗正统时期，国力急剧下滑，1449年爆发“土木堡之变”，瓦剌首领瓦先侵入，破大同，擒英宗，围北京。虽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瓦先与明朝和谈，双方关系较为稳定，但蒙古各部时强时弱，袭扰从未间断。战略态势从此转变，明朝再也无力主动出击。
    嘉靖年间，蒙古（鞑靼）首领俺答汗强大起来，又屡次南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骚扰京畿地区达八日之久，是为庚戌之变。到隆庆时期（1567-1572年），明朝大力整饬边军，屡次挫败蒙古部队。俺答汗与明修好。1570年明政府册封俺答为顺义王，世袭罔替，明确昭告：“汝是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权，封忠顺夫人。从此双方和好，数十年没发生大的冲突。
    双方议定通贡互市条款，在张家口，大同等开马市十一处，官民交易。蒙古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汉族人民也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到了万历年间，俺答率部族筑板升（汉民族样式的房屋）建城廓，形成了今天呼和浩特市的雏形，当时明政府赐该城名为“归化”。
    明清之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先后归附满清。

    （18）
    【西北】
    西北、新疆地区主要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回族。明朝初年西北疆界达到今哈密地区。洪武、永乐时期在新疆设立哈密、赤斤蒙古（玉门西北）、沙州（敦煌）等羁縻卫所，包括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罕东左卫等八个卫所。关西七卫（西北七卫）：指明朝在西北的7个卫所。
    15世纪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
    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朝退守嘉峪关。

    （19）
    【半岛】
    朱元璋对半岛取退让之策。高丽及后来的韩国王朝于明初大肆向北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本国疆域不断向北推进，一直拓展到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流域。
    1393年，朱元璋放弃了在前元朝双城总管府设立铁岭卫的要求；1403年，朱棣同意将历代属于中国的咸兴以北地区让与韩国；从1416年至1449年，韩国强行在鸭绿江东岸地区设置“西北四郡”，在图们江南岸地区设置“东北六镇”，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中国领土完全丧失。【】

    （20）
    【东北是明朝领土】
    东北（含外东北）地理大体三部分。南部辽河流域，中原称作辽东，以农耕为主，通常属于中原朝廷。辽河流域地理位置重要，连接中原华北、蒙古高原、朝鲜半岛和东北中、北部，是必争之地。中部长白山、松花江和大兴安岭一带，是渔猎为主，兼事游牧和农耕。北部黑龙江以北气候湿冷，经济文化落后，以渔猎为主。
    东北历来与中原关系密切。唐朝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设立安东都护府、黑水都督府、室韦都督府，控制了整个东北。
    东北地区在明代居住着朝之鲜、蒙古、赫哲、鄂伦、满等民族，其中最大的是满族。满族与金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满族在明初仍称女真，因未进中原而没被同化，一直是在东北生活。
    女真各部发展情况不同，形成了三部：最北部乌苏里江流域的称“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中部松花江中游的称“海西女真”，南部长白山，牡丹江一带的称“建州女真”。明初女真三部均处在奴隶制阶段。女真各部之间及女真与汉族之间的经济都颇为密切。
    明朝通过卫所制度控制东北。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征辽东纳哈出，纳哈出投降。洪武四年（1371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辽阳。永乐元年设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兀者卫。1442年英宗正统七年，设建州右卫，建州三卫之名始此。

    （20-2）
    永乐帝遣太监女真人亦失哈以钦差大臣身份招抚黑龙江流域各部落，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永乐七年（1409年）下诏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为流官，设治于特林地方，管辖约三百多羁縻卫所。特林即元“征东元帅府”旧址，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即庙街一带。奴尔干都司和建州三卫一起，统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政府派兵轮番驻守奴儿干都司，并派使者巡视，如亦失哈二度巡视努尔干都司，在治所特林修永宁寺并立碑。明还在东北设几十个驿站，以传达政令。
    朝廷派遣军队戍守奴儿干都司，每隔二年轮换一次。根据《重建永宁寺碑记》记“遂捕海青方物朝贡。”当地土著部落以海东青，也就是猎鹰，作为贡品送明朝政府。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阿尔谢尼耶夫滨海区出土了《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二碑。碑上记录了东北属于明朝领土的史实。辽东镇守太监亦失哈在永乐九年(1411)和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三次巡视奴儿干。永乐十一年在特林立永宁寺，宣德七年重建。《永宁寺碑记》碑文记载:“永乐九年春（1411），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
    明朝在东北修建道路，设立驿站，其干线经辽东都司直抵北京。设置“海西东水陆城站”，从底失卜站(今哈尔滨市双城区西花园屯大半拉子古城)起，沿松花江而下，经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两岸45个驿站，到亨滚河(又名恨古河、恒古河)口北岸的满泾站(奴儿干西五里)止，共55个城站。这是奴儿干都司联系内外直达北海的交通道路。“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从满泾站渡过鞑靼海峡进入“苦兀”(今库页岛)北端，再南下到达“苦兀”最南端白主，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到了库页岛。
    东北还设有明朝军队的造船厂，据《明实录》记载，刘清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领军至此”并造船。今吉林市东南阿什哈达屯江岸上，仍保存两件钦委造船总兵官骠骑将军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镌刻的摩崖文字。
    未几明朝国势收缩，1434年废弃奴儿干都司，退守辽东。同时大量封赐各地部落首领，至万历年间东北的卫所由明初的100多个，增加至384个。可是女真各部互相攻杀，有时还与明朝冲突，朝廷并未能有效制止。
    奴儿干都司持续了多久？史料模糊。没有明确说撤销，但也没有史料记载还存在。
    【讨论】东北属于明朝领土，最重要的就是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既有流官，还有驻军。不过时间不长就撤销了。
    【】

    （21）
    *满洲兴起
    明末，建州女真逐渐取代了明朝对东北北部的统治，并进占辽东。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先祖历代受封明官爵。努尔哈赤亦曾受封赏为指挥使，龙虎将军，且颇受汉文化熏陶。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三年后擒杀尼堪外兰，为祖父和父亲报仇。接着又开始征服诸部、统一女真各部。前后三十年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以及附近的其它民族部落。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国号大金（后金）。努尔哈赤就是后来的清太祖。（继承女真金朝，“爱新觉罗”意即女真金朝的遗族，故称“大金”）。
    势力扩展后，努尔哈赤开始进攻明朝。1618年以所谓“七大恨”告天征明，同年攻下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十万明军。此战后明军在东北处于守势。不久，努尔哈赤占领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第二年，努尔哈赤攻宁远，受到明将袁崇焕的抵抗，努尔哈赤受伤，半年后病死。其子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在1627、1636年两次出征朝鲜，迫使朝鲜称臣并断绝与明朝来往。
    其时蒙古各部衰落分裂。皇太极恩威兼施，招抚科尔沁等部，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1635年漠南蒙古全部归附，编入蒙古八旗。163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也臣属满清。
    另以抚顺汉人佟养性统率汉人降兵，后扩建为汉八旗。汉八旗对清取代明起了关键作用。佟养性选拔工匠铸红夷大炮，组成重火器兵。
    1629年，皇太极避开袁崇焕，从喜峰口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又被袁崇焕击溃。这时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次年袁崇焕被害。袁崇焕死后，东北地区的明将耿仲明，尚可喜等相继投降，皇太极很快占领了山海关外的要地。
    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族名为“满州”。
    崇祯十六年（1639年）松锦大战，金兵攻占锦州。
    1644年四月，多尔衮率清兵二十万入关。五月顺利进入北京。

    后金建立前后，女真各部仍处在奴隶制阶段。努尔哈赤整顿了各部，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如八旗制度，将全部女真人都编制在八旗之中。八旗制是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旗头目（固山额真）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儿充任，既是军事首领，也是行政头目，最后皆听命于努尔哈赤，与女真金朝的猛安谋克相似。八旗制度提高了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的进步。
    皇太极建清前后，仿照明朝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如三院六部等官制。除原八旗外，又设蒙八旗、汉八旗、共二十四旗；同时将正黄、镶黄、正兰三旗称“上三旗”，由皇太极亲自管辖。
    努尔哈赤统治时实行“计口授田”，每男丁授田六晌，每三丁合耕官田一响，二十丁抽一兵。皇太极予以改进，设立“庄田”，十三丁为一庄（后压缩为八丁），给田百响，牛七头，八十响白用，二十响交官。这是封建庄园的剥削方式。

    （22）
    【链接】清军的火炮
    明军火器甚多。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米)。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他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
    皇太极令抚顺汉人佟养性选拔工匠铸红夷大炮，组成重火器兵“乌珍超哈”，发挥重要作用。清兵入关，李自成的大顺军败退到潼关，被清军以装备精良的大炮攻破潼关。到了进攻扬州时也是用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古代世界史，游牧民族一直对农耕民族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直到火器出现才扭转了这种状况。明军火器装备齐全，可以说看到了最初的曙光，却终于在黎明前倒下了。令人叹息不已。
    明朝真是多灾多难。蒙古高原的部族历来是中原最大威胁。直到明后期，蒙古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不久，大概是历史宿命吧，蒙古各族分裂衰落，东北满清却迅速兴起。东北民族直接打败蒙古民族，也是历史第一次吧。
    【】

    （23）
    *西藏
    西藏在元代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元朝从1288年开始在西藏设立宣政院辖地。
    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于洪武四年至六年（1371年-1373年）陆续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斯藏卫、朵甘卫等行政机构。1374年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1375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明代对于西藏的统治，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隶属，而是还进行了行政区划，人事任免、收取赋税等宣示主权的活动。在西藏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机构。朝廷委任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
    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对各教派领袖酌情封赐。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各等级。法王是最高级僧侣，奉明朝政府的封授，行使地方职权。但法王没有任命下级僧官的权力，法王以下各级僧官均由明朝中央政府任免。
    西藏的地方官员和册封的活佛，也要定期应招进京朝觐明朝皇帝，比如：1373年，乌思藏帕木竹巴的第悉章阳沙迦应招遣使进京，同时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亦亲率使团来朝，向明廷荐举六十名藏地首领1374年十二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和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进京朝贡，上奏第二批举荐人员名单，请求授予赏竺坚藏等五十六人官职。
    朝廷还在西藏地区收取赋税，于1383年开始，命各地藏族部落“输马作赋”，现有明太祖敕谕松州指挥佥事耿忠的圣旨为证：西番之民归服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岀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岀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守上奉朝廷之礼也。”
    明朝还修通了从雅州（雅安）到乌斯藏的驿路。
    法王是最高僧官。可见明朝对西藏一直是统辖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明朝末年，西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兴起，明朝失去对西藏的掌控。

    （24）
    【链接】从全球史认知明朝对黑龙江流域的开拓
    1409年，永乐帝在特林设立奴儿干都司，以管辖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诸部落。1411—1432年，亦失哈作为钦差，率明朝船队，十次出巡奴儿干，所及之处远达库页岛。与郑和的航海类似，亦失哈沿河流的航行探险有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动机。明朝的战略意图，是和女真部族建立宗藩关系，获得当地首领的支持，以进一步消除北元蒙古的威胁。明朝对这一广大地域的统治，沿袭了唐代的羁縻政策，依靠对地方首领的册封和赐予贸易特权，来获得政治归附。亦失哈在此地前后长达9年，不但和女真部族建立紧密联系，而且还接触了尼夫赫、阿伊努和其他本地部族。他的出巡明显强化了北京和奴儿干之间的政治、社会及商业联系。尽管奴儿干都司于1434年裁撤，但其辖下的200多个卫所大多延续下来，直到建州女真在17世纪统一该地区。
    明朝的东北探险应当置于全球的和区域的框架下认知。首先，以全球史框架看，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亦失哈巡奴儿干也是明代中国扩展政治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它将东北欧亚整合进了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中。以朝贡和边市为形式的商业往来，强化了大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朝鲜和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联系。东北出产的马匹、西伯利亚的皮毛、中原与朝鲜出产的食物和铁器，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不同女真部族间为了获得与明朝的边贸特许权而相互争夺。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因其逐渐垄断了这一特权。
    其次，从东北亚区域角度看，在亦失哈巡查的同时，朝鲜也北拓领土至图们江中下游，室町日本则扩张至北海道南部。三个东亚国家都以北拓来填补蒙古势力收缩后留下的地缘权力真空。最后，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和维护，实际是由本地女真部族建议，并由自身为女真人的亦失哈监督实施的。这说明在边疆和首都的关系中，地方主动性是关键的因素。东北欧亚门户的设立，从来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国家和地方相互作用的结果。
    【】

    （25）
    【讨论】羁縻和疆域的分界线
    古代长期实行羁縻制度，在明朝羁縻制更广泛完备。羁縻地带的官员通常是任命当地原有的地方首领，世袭，朝廷没有严格的直接管治。
    羁縻地区算不算领土？这个好像没有明确的分界。记得是李鸿章曾对外国人说过羁縻土地分为“内藩”“外藩”二种，内藩属于领土，外藩不属于领土。虽然是针对当时情况，不过以往朝代也是差不多的。我个人认为，羁縻地区是否算领土，主要看几个条件：流官、驻军、行政管治活动、与朝廷和内地的联系持久密切。这几点要综合分析。
    流官是一个明显的标准。流官是中央设置的官署衙门以及派驻官吏。他们受朝廷直接任命和管理，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
    第二个是驻军。驻军标志着军事占领，可以有其他的行政管理活动。
    第三，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范围很广，包括划定行政区、发行货币、税收等行政管理工作。
    第四条当地与朝廷和内地的联系是否持久密切，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其中，朝廷有没有在当地出兵打仗，有没有实施管辖。我觉得也是重要的参考条件。如果只是短时性出兵，然后撤回了，没有后继管辖，那就不算领土。
    羁縻地方也有不该划入领土的。山高皇帝远的土皇帝，拿了个官衔，有时也会来进贡朝拜一下，平时根本不看朝廷脸色，这种情况很多。
    所谓“外藩”和羁縻的分界也是模糊的。一般来说，古代对周边臣服的藩属国实行册封，藩属国的君主继承要由宗主国册封，按时向宗主国进贡，受宗主国保护，这类册封不是疆域。被册封的蕃属国有自己的主权，但有些主权不十分完整，外交也一定程度上受宗主国制约。
    朝廷封给属国的头衔是“王”，如越南朝鲜琉球等。属国类似近代的“被保护国”。日本也曾得到“王”的封号，不过它全不当真，连属国也不算。其他一些，如蒙古、缅甸，只是虚衔而已，当不得真。
    【】

    （26）
    【链接】
    羁縻地带不是领土。如新疆蒙古缅甸。蒙古吗，也封过顺义王。缅甸也封过王，还设过宣慰司。但是古代策封不等于领土，最多算属国，甚至属国都不算。因为属国是外交上受控于宗主，而像蒙古，封了王，该打明朝还是打，有明粉恬不知耻说这是中央与地方矛盾，你对比下唐，唐藩镇也打中央，但人家打中央都说清君侧，出兵也以唐军自居，惟一自立的朱沘，唐政府一直没赫免，自立为叛军，所以藩镇只有节度使，没有王，你看看蒙古可汗有几个没被封王自立为可汗(注意，与皇帝同级有可汗，赞普)。藩镇之民认为自己是唐人，你觉得蒙古人对明认同有多大。
    还有缅甸设宣慰司，也是扯，这种宣慰使也是羁摩头衔。另外，在古代有个商场叫榷场，专指边境贸易，榷场就是边境区，你们明朝榷场都在家里。举例唐宋，唐曾数次封吐蕃赞普，但吐蕃却是唐最危险的敌人(很像蒙古)。南诏王是唐策封，还兼任云南安抚使，一样曾屡犯剑南。而宋，西夏战胜后向宋称臣，宋赐岁币，宋朝谢谢你们。
    至于西南入海口，更扯，明朝只是收回了元代云南行省，并没有任何看见大海记载，郑和下西洋也没有经过西南入海口补给记录。
    其实明朝能够长期实际控制的也就是长城以内的地区。【】

    （27）
    *越南
    明初，朱元璋正式封赐诏书陈暭为越南（安南）国王。1400年，陈朝宰相黎季犛（lì）推翻陈朝，国号大虞，改姓胡，建立胡朝。陈朝宗室陈天平来到北京，乞求明朝永乐皇帝出兵恢复陈国。朱棣派遣大军护送陈天平回越南复国，卷入越南内争。1407年，张辅率明军打败胡朝军队，消灭胡氏政权。明朝平定越南，得到红河流域豪强大族支持。张辅占领越南北部，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置交趾布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越南再次成为中国领土。另扶持陈氏宗室恢复权力，统治清化以南地区。
    当时的越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四处征伐老挝、泰国、占城，年年骚扰广西、云南。他的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
    胡元澄（一作黎澄）到中国“献神枪法”，明廷任命他“专督造兵仗恳局统箭火药”，后官至工部尚书。交趾人阮安在北京营建官殿贡献重大。
    然而仅过了半年，越南陈氏王朝旧臣陈简定聚众造反，陈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迎战征剿的明军，明军全军覆没。数年交战之后，明军平定简定之乱。
    为对付蒙古，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越南，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资源。
    然而朱棣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越南。马齐等明朝官员“重科厚敛”、贪婪暴虐，百姓怨声载道，民众反抗四起。1418年，安南清华府（北越南部清化省）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
    明朝屡次派遣大军南下，却屡遭败绩，被围困在东都（河内）。1428年明宣宗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废除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军队，以及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二十多年的战争，终以失败结束。
    黎利病死后，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黎氏在河内建立黎朝（后黎朝，国号大越）。
    【讨论】
    越南是朝贡秩序的一个实例。道理上，属国应定期朝贡，朝廷有责任保护属国。一般不干预内政，必要时应维护其正统的王室。实际上一切以实力和战场胜负来决定。越南长期向中国称臣，但也长期袭扰中国边疆。黎利起兵，当属叛乱。明军兵败，双方还是要恢复藩属状态。
    越南国王对明朝自称“王”，国内却称帝。不断向南扩张，内政外交根本不容中国干预。
    【】

    （28）
    *西南
    西南边疆，包括广西云贵和境外中南半岛的一些地方。西南地形复杂、族群繁多，领土的界线也很模糊。
    沐英等明将率兵讨伐云南，在1382年平定昆明的元残余势力梁王政权、大理本土的段氏酋长。沐英子孙世袭镇守云南。洪武设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增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云南、贵州、广西地区在明朝时为苗族、彝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明初中央政府仍沿袭元代实行的土司制度，设置一系列土司、宣尉司。这些世袭的土司之间战乱不断，自永乐直至万历时期，朝廷在平叛之后，往往外调“流官”代替土司，是为“改土归流”。可是到了清代才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明朝在西南地区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边国家所并。

解封了。真是躺着中枪。还是要多谢涯叔。

    （插播）小麦
    小麦原产地在两河流域，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中国。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证据是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距今五千年。传入内地大约是在三千五百年前左右（那就是公元前1500年，商末周初吧）。虽然这么早就进入到了中国，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一直食用不多。小麦皮硬，不易消化。粟比小麦更耐旱、更抗病虫害，用的种子比较少。而且粟春种秋收，但是冬小麦却是秋种夏收，农民不适应。
    战国末期，中国出现了上下两扇的圆形磨盘，大大地提高小麦磨粉的效率。面粉口味比用来煮饭煮粥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麦种得多了。面粉的用途也越发的被开发出来，除了馒头还有面条、面点等。南北朝发酵（发面）技术的出现也让面食变得可口和易于消化。
    中国人的口味最终胜出，越来越喜欢吃面粉。小麦的栽培也迅速扩大开来。唐朝后期小麦成为北方的首位主粮。

    （29）
    【链接】明朝领土面积
    个人认为明以传统界限算为一千一百万(永乐年间)，包括东北至外兴安岭，西藏，安南。这也是中国社科院版本。大致有三种。
    一，一千万，不包括安南，河西一带，大致为仁宣时巩固领土后地图。
    二，七百万，不包括东北大部，安南。即奴儿干都司解体之后。
    三，三四百万，仅汉地十八省，以实际直接控制来算。
    【】
    【链接】
    个人认为明朝最大领土范围六百万平方千米左右，多数时间三四百万平方千米。
    中国历史上实际控制领土多数时间都是从朝鲜半岛到河西走廊，从长城到越南这三四百万平方千米，汉唐增加了西域地区控制也不是很稳。唐朝短暂统治过漠北地区。也就辽，金，元，清这几个朝代能够相对长期稳定的控制周边气候恶劣地区。
    宋朝又把西域，朝鲜和越南北部失去了，明朝也没能恢复。
    所以汉唐盛世这两个朝代最牛是千年来共识，宋朝的繁荣也是共识，元朝庞大也是共识。加上秦朝首创之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加成吉思汗作为五个最伟大朝代的代表。
    这这里再阐明我两个观点，第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统，黄帝，炎帝，蚩尤本身就不是一个部族，夏商周也不是一个部族，秦楚在没有融入之前均被视为异族，刘邦本身就是楚人，夏朝王族按记载是匈奴祖先。中华在血缘上，文化上，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各个文化融合成的，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只要能够长期稳定的统治中国，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认可中华文明，就是中国正统。如果真的论血缘，汉族恐怕不是最纯正的炎黄后裔，起码藏族，羌族血统比所谓的南方客家人更纯正，中华文化不是靠血缘来辨别的。

    （30）
    *旧港宣慰司
    明朝曾有一个“旧港宣慰司”，明粉说是属于中国领土。其实只是羁縻而已。讨论一下。资料来源主要是@徐惟隆和网搜。
    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永乐年：1403年-1424。
    【链接】早在派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就派梁道明的同乡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带敕书前往招安梁道明，梁道明在接受明王朝的敕书后和臣子郑伯可一同入朝觐见明成祖朱棣，旧港则由梁道明的副手施进卿治理。而且明朝在旧港是有军队、仓库和常驻机构的，还有明朝设立的“官厂”。
    从1405年旧港纳入明朝版图，一直到1440年的被满者伯夷吞并，一共35年。一个地区被明朝统治35年，有机构、有驻军、有明朝的正式官员，因此旧港宣慰司是明朝的领土，证据确凿。
    而且明朝任命的旧港宣慰司使，不是当地土人呦，都是纯正的中国人，而且是汉族，梁道明是广东南海，施进卿也是广东人，而且还是鲁国施父后裔。
    旧港宣慰司：明朝任命的第一任宣慰使为施进卿，于1407年设立时就任；1424年明成祖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继任宣慰司使。（有人说是次女施二姐）。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二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诚，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明成祖)命济孙袭宜慰使，赐纱帽、笈花金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
    我个人认为，旧港不是明朝领土。旧港没有流官，统治者是当地世袭的首领。他们是华人，不是中国明朝臣民。其实明初禁海，华人出海就犯禁了。中国一贯鄙视歧视海外华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国民。@徐惟隆说明朝在旧港是有军队、仓库和常驻机构的，还有明朝设立的“官厂”，这个不了解具体情况，深感怀疑。
    明水师也没使用武力去维护这个宣慰司。最后，和内地的联系时间短而且不紧密。所以我认为旧港不是明朝领土。
    有网友说，“旧港开始就有记载，它同时是明与爪哇地盘，向明进贡，但是爪哇臣子，天无二日，领土具有排它性，绝对不算领土，因为人家是爪哇之臣。”是否属实无从查证。
    【】

    （29-2）
    第二点恐怕要挨明粉骂了，明朝和朱元璋是我认为最糟糕的皇帝和朝代。朱元璋是个很厉害的皇帝，但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经济上摧毁泉州，松江，苏州等海外贸易，国内工商业中心，对工商业实行竭泽而渔政策，实行农本位和工匠世袭制，而宋元工商业社会退步到明朝农业社会。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做太监就是因为是海外贸易集团的后人，海外贸易集团被灭，郑和年龄小没杀但是阉了。文化上实行文字狱，明朝的文字狱远承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也继承了这个糟糕的政策，所以李贽被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有点思想的人也只能在明清混乱间隙昙花一现。也就王明阳一个像样大家。
    政治上皇帝极端专制，与太监特务共治天下，明朝的大臣，哪怕是张居正这些的牛人，也得仰太监鼻息。还有个糟糕透顶的皇族制度，不做官，不当兵，不生产，待遇丰厚，纯粹的社会寄生虫。哪怕非常差劲的清朝好歹旗人也顶个军人帽子，有做官从政的，起码有一点积极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明朝恢复了在周朝都废除的殉葬制，这点能比的也就是边境少数民族未开化阶段。我都怀疑朱元璋是某个跟中国有深仇大恨的人混进来的。
    整体上讲，明朝建立是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点，中国从进步，进取，开放，包容转向极端，专制，封闭，保守。清朝也是明朝的学生级别，虽然在太监特务制度方面有小修补，但基本制度没变，根本还是一回事。

    （31）
    西南边疆和“三宣六慰”
    云南和中南半岛的发展和蜀身毒道、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联。从四川南部经云南到缅甸有一条通道。从滇西的保山和德宏地区，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通往缅甸各地，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还可以直通印度洋港口。商道沿线发展起不少城镇和部族势力。“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易麟介以冠裳。”
    土司羁縻制度创建于汉代，发展于隋唐，完善于宋元代。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时，承袭元代政权机构设置。西南也是沿袭元代疆土。明代西南地区设置的土司最多，“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司”。百夷泛指西南白夷、漂人、古剌、哈喇、缅人、结些、哈杜、怒人、蒲蛮、阿昌等民族、部落。同时明朝也开始在西南“改土归流”，制约和削弱土司势力。明代既是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起点。
    洪武年间，在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麓川平缅三个宣抚司，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六个宣慰司。永乐年间又设有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正统十一年(1446年)对西南边境调整改置“三宣六慰”。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三宣六慰下面还有长官司等。
    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北部和中部、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其中，缅甸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木邦宣慰使司部分在今缅甸境内，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境内，车里宣慰使司的部分、老挝宣慰使司的全部在今老挝境内，余均在中国云南境内。
    明朝对三宣六慰并不直接管辖。“三宣六慰”都是土司，其长官由当地首领世袭，下属头目由土司任命，内部自治。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征役差发”和“贡赋”，土兵（地方军队）要接受朝廷或上级的调遣。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些土司又分为内边区和外边区两种，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度有所不同。
    世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负责对包括三宣六慰在内云南境内土司进行抚夷（即羁縻），需把夷情上报明廷，《明史》记载黔国公世代是“熟谙夷情，凡其世袭部落，悉知其详”。
    除了黔国公，永乐年间开始还会派出太监参与抚夷，主要是抚谕、册封夷人酋长、颁布勘合信符等。从成化时期开始，云南巡抚参与抚夷活动。
    抚夷主要是对六慰土司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当时土司之间相互攻掠，明廷官员需调解各方争端。此外就是通过册封抚谕，勘察夷情，提出处理夷务的措施。
    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金字红牌制，凡朝廷改元必定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它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末逐渐放松乃至基本放弃这个制度。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此时满州兴起，明朝自顾不暇，对西南边疆的经营逐渐松懈。

    （31-2）
    抚夷活动起初并不是专人负责，而是临时派遣，但沐氏家族常驻云南兼管全省抚夷。他们世代镇守金腾，在西南边疆各土司中树立了威信，诸土司也能因此听从。因担心尾大不掉，从景泰时期开始设金齿镇守太监专职抚夷安民。成化时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增大，三司(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和巡抚等参与抚夷，使沐氏的权力更为分散。嘉靖初年撤回金齿镇守使后，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采取了明初的处理方式，即临时派官员组成使团。嘉靖十二年（1533)在永昌府设置抚夷同知,处理三宣六慰的日常事务。
    太监都专横贪婪，尤好宝石。镇守使“大率皆掊剋土司，凌虐绅士”。自设巡抚以来，巡抚、镇守总兵、镇守中官构成新“三堂”，镇守使与巡抚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他们各持敕书，各行其事，政出多门，纷繁骚扰，使地方执行官员无所适从。
    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扩张势力。至嘉靖末（公元1566年），缅甸吞并了八百、老挝和车里三个宣慰司。万历（公元1573—1620年）初，又攻占了木邦、蛮莫、陇川、孟养等司，“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仅收复 “三宣”。“六慰”中除车里外都已为缅甸所有。至此，明朝在今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32）
    【链接】
    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州知一人，正四品；宣慰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
    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
    宣慰使的官职虽然大于宣抚使，但两者之间没有统属关系，都是独立对布政使司负责。
    三宣六慰管治范围：
    1、南甸宣抚司。治老官城，今云南梁河县西，不久移治蛮干，今梁河县东北九保。辖境约当今腾冲市以南、龙川江以西地区。东至腾冲小龙川寨、北至腾冲、南至干崖、西至木邦孟木寨。
    2、干崖宣抚司。治今云南盈江县东北新城镇，辖境相当今太平江流域。
    3、麓川平缅宣抚司。治所在今天的云南瑞丽县，管辖瑞丽、陇川全境，潞江东西各一部分，包括缅甸掸邦的一部分。麓川后来被拆分，故地置陇川宣抚使司，治今陇川县西南巴弄。
    1、车里宣慰使司。
    车里宣慰使司是比较古老的土司，治今云南景洪市东南景兰，后移治今景洪市，又移治景洪市东北小孟养。辖境约当今西双版纳景洪、江城、勐腊、勐海等市县及老挝乌怒、孟乌再和缅甸景栋等地。
    2、缅甸宣慰使司。（缅中宣慰使司，朱元璋时期）
    缅甸宣慰使司的首领隶属于阿瓦王朝，治所在缅甸的曼德勒。治今缅甸阿瓦，辖境东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戛里界，北至陇川宣慰使司界。
    3、八百大甸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宣慰使司治所在清迈府，辖境相当今缅甸掸邦东部、萨尔温江以东、湄公河以西地区。辖区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包含泰北的难府、帕府、南邦、南奔、夜丰颂、清迈、清莱等府。明世宗嘉靖年间入缅甸。
    4、老挝宣慰使司。
    老挝宣慰使司治今老挝琅勃拉邦。“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
    5、孟养宣慰使司。
    孟养宣慰使司治今缅甸克钦邦孟养。管辖地在克钦邦一带。1404年由孟养长官司改置，1438年废。
    6、木邦宣慰使司。
    木邦宣慰使司治今缅甸新维，辖境约今缅甸萨尔温江以西之南北掸邦地区；1605年入于缅甸。

    明成祖再立三个宣慰使司：
    1、大古剌宣慰使司（1406年立）。
    辖区在缅甸南部的勃固省，明宣宗朱瞻基（朱棣的孙子）时就不再朝贡了。
    2、底兀剌宣慰司（1424年）。
    辖区在缅甸西南部的若开邦，宣德五年（1430年）之后不见记载，也就是不来朝贡了。
    3、底马撒宣慰司（1406年）。
    现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那加兰邦一带。1408年就不来朝贡了。

    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大约半个世纪的“明缅战争”之后，孟养、木邦、缅甸、八百四宣慰使司之辖地皆为缅甸所有；老挝宣慰使司辖地归老挝。明朝真正掌握的只有：
    车里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麓川平缅宣抚司（陇川宣抚使司）
    【】

    （33）
    *“麓川析地”
    明朝西南疆域和羁縻制度，大致是继承元朝的。西南疆域经历了洪武永乐奠基、正统征麓川、嘉靖隆庆万历明缅战争这三个阶段的变迁。
    永乐初年，在云南极边地区建立十个宣慰司和两个御夷府。宣慰司有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老挝和车里。御夷府有孟艮和孟定。宣慰司中尤以麓川（今瑞丽）势力强大。
    《麓川思氏谱牒》载：“邻境小国闻之，相属称臣纳贡，有暹罗、景线、景老、整卖、整车、车里、白古诸部。”于是麓川吞孟养、降木邦、指八百、平缅甸，赫然西南霸王。明廷视麓川为祸端，不断对麓川采取措施加以削弱。
    明初麓川正值思瓦法掌权。洪武十五年 (1382)思瓦法向金齿指挥使王真投降，其实,明朝并未真正控制怒江以西地区。紧接着云南各地发生叛乱，普颜笃据佛光寨，也先不陷邓川，大理土官高生等围云南;而金齿土官髙大惠勾结麓川占据南甸、腾冲,经上江，屠永昌城，指挥王真被俘，永昌地区遭到极大的打击。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追杀景东土官陶俄，进攻定边。宣德、正统时期麓川思任法侵扰缅甸、木邦的同时，还骚扰腾冲、潞江等处，危及金齿司等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
    永乐十一年（1413年），麓川主思行法请求其弟思任法代职。朝廷诏准，趁此机会在麓川宣抚司区域内分设土职十三处，分而治之。如木邦、孟养设军民宣慰司，孟艮、孟定设御夷府，潞江设安抚司，湾甸、威远设御夷州，大侯改云州，镇康改设州，干崖、孟琏、促瓦、散金设长官司。此举在历史上称为“明析麓川地”。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朝廷以武力征伐，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年）派出大军“三征麓川”，直至十四年（1449年）平定了麓川。王骥连续两次大破思任法但都没有抓住他。他在缅甸宣慰司保护下，一等到王骥撤军就继续闹事。
    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明朝以夷攻夷，将地方划给有功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附近土司相继邀功，请求明朝划拨地方。尤其是将麓川故地给恭氏、多氏管辖，然而，在麓川民众的观念中，土地、人民世代属于土司。思氏仍是麓川的主人。思氏后裔试图恢复故土，引发长达数十年的争端，为西南的稳定埋下隐患。
    之后，麓川后裔奔至孟养，不再接受明朝的金牌信符。弘治（1488-1505）初年孟养思禄东渡伊洛瓦底江，正德（1506-1521）时期联合木邦罕烈出兵屠杀陇川宣抚司城。正德末年孟养再次起兵，过伊洛瓦底江，凿山开道，由茶山直逼腾冲。麓川思氏及其在孟养的后裔的侵扰活动，影响到明朝设置了府州县卫所区域的稳定和安全。

    以夷攻夷策略刚提出来时就受到翰林院侍讲刘球的反对。刘球认为缅甸必“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刘球建议“敕靖远伯王骥遣人往谕缅甸，不必生献此寇，只斩寇首来献，即与厚赏，仍令思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与各寨新附之夷，许以小职，使仍故处”。从该地区的复杂关系来看，刘球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正统时明朝广西、贵州、湘西、川西北不断叛乱，这正是明朝改土归流和边地开发造成的。

    （34）
    *缅甸：
    西南疆域的经营，首要的是对缅甸的关系。缅甸与云南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
    元灭大理后，接收大理疆土，与缅甸蒲甘王朝接壤。双方数次交战，元军深入缅甸攻占蒲甘。后来在缅甸各地设宣慰司实施羁縻管治。
    1368年，元亡明兴，缅甸各土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当时缅甸以阿瓦（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与白古（勃古、大古剌，今勃固）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40年的战争。双方都靠拢明朝，成为明朝的“土司”。另外永乐时还曾经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
    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永乐二年(1404)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宣德二年(1427)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除了缅甸宣慰司外，明朝在缅甸境内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克钦邦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缅甸掸邦景栋)；还有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长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缅甸)。
    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们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由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争，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如明初，云南麓川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
    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35）
    然而，自16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一是葡萄牙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从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伺机寻求同盟、扩大势力范围；二是1531年后，莽瑞体建立缅甸东吁王朝，并日渐强大。
    其时有孟密、木邦二部相争。两家俱向朝廷求助。遣都御史程宗处理。程宗办事不公，立孟密为安抚司，还把侵占的土地都给了孟密。程宗是非颠倒纵容孟密，打压木邦、孟养。结果，“孟养诸蕃大失望”。猛密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之地。因此两族交恶不断。祸患由此埋下。
    史载， “嘉靖（1522-1563）初，孟养头目思伦纠木邦宜慰罕烈，发兵象击缅甸，大破之，掳其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杀掠无算，遂瓜分其地。”明朝以金字红牌调停无效。
    后来莽纪岁之子莽纪(又称莽瑞体)遣使请明出兵讨贼。惟时贵州、粤西皆有苗人为乱，明军未能及时救援。莽体瑞乃自力起兵收复其父之旧地，后势渐强，在缅甸南部的洞吾(今称东吁)自立为王，称西南金楼白象王。是为缅甸东吁王朝。
    东吁王朝日渐强大，并且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大肆侵扰明朝外边政区。明属三宣六慰土司纷纷归附东吁王朝。
    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云南边境在缅甸的威逼下脆弱不堪。外边政区土司纷纷向明朝请求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希望在金字红牌制度下得到明朝的保护。然而嘉靖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任何支持与保护，边疆危机更加深重。
    然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这些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纷纷倒向缅甸。
    “嘉靖二十三年，有马革大部落号得楞子者，其酋名排来，兄弟争国构兵，瑞体为之和释，兄弟感之，因奉瑞体为长”。
    万历三年，缅甸莽应里效仿明朝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伪为锦囊象函，书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地方无事’。”，发给边地各土司并“赠以宝带、缅铎”，俨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君王。明朝仍然不闻不问，任缅甸侵占大片边疆土地。
    “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袭职，有索赂者，以兵备迟疑对夷使归报拔，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经年不令汉人通”。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
    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道路阻断，人民缺盐生活艰难。“后乏盐，求于瑞体，瑞体馈海盐五千登，益感缅甸而患中国，遂携金宝象马，诣瑞体致谢”。木邦投靠缅甸，“瑞体见拔，欢甚，赠以宝带、缅铎、白象、姗锦、珍宝、香药甚多，退兵护之出孤，遂约为父子”。
    随后其他土司纷纷效仿木邦，“潞江安抚使线贵闻拔邀缅惠不货，亦投瑞体”，六宣慰中除车里宣慰司外，木邦、孟养等都投靠缅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逐渐疏离明朝走向独立。
    东吁王朝陆续征讨了原先臣属明朝的各个缅甸土司。1566年，吞并了八百大甸 (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老挝和车里宣慰司。万历初年，又攻占了木邦、孟密、蛮莫、陇川、孟养等司，至此“三宣六慰”全部落入东吁手中。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晚明腐败。

    （36）
    万历十三年（1585）冬，蛮莫安抚使思顺由于对明军将官贪贿勒索不满，叛投缅甸东吁王朝。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也在暗中依附于缅甸。
    刘铤、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收复了部分失地，并置蛮莫土司。
    刘铤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酋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来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
    但是，刘铤的筹谋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将刘铤调离。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东圩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
    蛮莫的位置重要，云南巡按宋兴祖上疏明廷，说：“此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顾臣窃有忧者，蛮莫当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栋，卒有蠢动，征调何及？”
    云南按察使李材认为，不收复蛮莫、孟养两地就无法制止缅军入侵，于是他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司。孟养境内有密堵、送速两城（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这时仍为缅军占据。万历十五年（1587），孟养土司思威想要收复这两座城市，便联络了孟密思化、蛮莫思顺一起进兵，并要求明军援助。明军把总杜斌、李朝带兵不多，就把许多面明军的旗帜授与孟养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两军相遇于遮浪。缅军看到到处是明军的旗帜，“以为汉（这里指明王朝的正规军）大兵至，惊溃”，明军与土司兵乘胜追击，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另一名缅将散铎逃回阿瓦。
    万历十六年（1588），孟密思忠、蛮莫思顺又叛投缅甸，在此之前，明政府已决定以思忠为孟密宣抚使、思顺为蛮莫安抚使。由于这两人已投缅，明政府就让思忠的母亲罕洪、思顺的母亲罕送代替他们的儿子领印章。这年九月，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十七年（1589），孟养土司思威死去，明王朝任命他的儿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次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思远和他的儿子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县境内）。十一月，缅军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罕烘等逃入陇川。缅军进攻陇川，被击退。
    十九年（1591）二月，明王朝鉴于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腾震动”，重新起用了“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的邓子龙。当时缅军包围了蛮莫，蛮莫土司思化向明廷告急。邓子龙率兵前往，赶到罗卜思庄（在今云南梁河县以南）。由于天气酷热，大军行动不便，裨将万国春在夜间率兵赶到蛮莫，到处燃起火炬。缅军以为明军大队人马赶到，就退走了。
    万历二十年（1592），缅军再次入侵蛮莫，思化逃到等炼山（在今云南陇川县境内），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今云南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杀敌数百。明军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万历二十三年（1595），缅军入侵蛮莫被击退，明军参将吴显忠斩杀缅将丙测。仍然任命思化为蛮莫安抚使。

    （37）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1584年到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但都遭到失败。1596年，逼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良渊等地的封建领主，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云南。这就是包见捷在（缅略）中所说的：“自后（缅甸）屡为暹罗、得楞（孟族）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矣！”
    可是几年之后，缅甸卷土重来。万历三十二年（1604），缅军进攻孟密，向孟养思轰征兵。思轰拒绝了缅方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来使。于是缅军进攻孟养，思轰兵败身死。
    万历三十四年（1606），缅军30万进攻木邦，木邦“请救于内地，不至。”明军不救援，木邦陷于缅甸。
    朝廷漠视不理，那么与木邦相邻的其他土司难道没有丝毫力量可以驰援吗?不是，但边地土司的力量在相互攻夺中被内耗不少。问题是，蛮莫和木邦等土司间并没有为对付洞吾入侵而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恰好是中央政府应该发挥的组织功能，可惜没有。不但没有，明中央从“析麓川地”开始就在消融该地区存在的政治经济合力。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戍守边疆需要边地人民的力量。朝廷应该努力整合与运用边疆力量，而不是分解和消融它。
    有明一朝，一直疲于应对麓川、木邦、孟养等土司间纷争，未有善果。及至国力不振，边地土司益加失控。境外没有强大政权时， “析麓川地”固然便于其管理，一旦境外出现强大政权，因“析地”带来的边地力量分散及力量内耗的诺病便一览无余。所以，“析麓川地”是明朝失地于东圩王朝的直接导因。
    三宣六慰地区高级官员贪污腐化很严重。如：卫所军民贪图美色宝石贩卖军火科技；程宗贪纵孟密；岳凤、陈安、景宗真、罕虔构缅入侵；镇守使宦官贪暴（云南的镇守太监、矿监税使加剧了边疆紧张局势，摧残社会经济，而他们对地方的影响与个人品德素质和皇上的纵容有关）；高级官员卷入腐败案或勒索土官（停止下西洋后政府不能以实物税抵俸禄，资金不足导致政府官员俸禄少得无法维持生活，以至一些高级官员卷入腐败，在京官员被外放到各省时，没有旅行资费与津贴，除举债外，根本无法到达新的任职地方。）；张居正下令要云南弃捕战败被围困的莽瑞体；八关勐卯屯田（不包括蛮莫败笔）；思正内奔被杀；索贿致思哲、罕拔、线贵、多安民叛归缅甸等。加上朱元璋“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祖训金句屡屡在关键时刻出现，导致中国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
    李原名在洪武二十年(1387)的报告提到，出使百夷地区的军官“皆是贪财好利小人，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
    西南边疆地区的军民、商人出关，泄漏军情。朱佑樘的一份敕书也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仍禁约官豪军民人等，不许擅往夷方，置庄搅扰，及私与夷民交通，透漏事情，贩卖军器、火药等项。”
    三宣六慰之间争夺不断，使边疆局势不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缅中宣慰司后，麓川思伦法多次出兵侵扰缅甸。洪武末年麓川思伦法受到刀干孟等人的反对，被迫逃离麓川。永乐元年(1403)车里宣慰司土官刁暹答令其属下剽掠威远；二年(1404)麓川都木刀门赖向明朝反映，孟养、木邦侵扰其领地；四年(1406)孟养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被缅甸杀害，人民被掳，土地被侵。弘治三年(1490)干崖刀怕愈试图夺取宣抚使职，引起土官争袭。成化时期木邦、孟密之间发生争夺，在明朝官员嗾使下，孟密脱离木邦。嘉靖初年盂养思氏联合孟密、木邦进攻缅甸；思氏后裔扰乱了三宣六慰之间的平衡关系。
    隆庆年间木邦、璐江線贵、跪川岳凤、蛮莫思哲相继叛附缅甸，三宣六慰地区土官之乱日渐严重。缅甸一度攻打到云南的腾冲、施甸、风庆地区，威胁永昌府，明朝不得不从内地调重兵，设置姚关、腾永两个大营。在外边政区的重要军事战略隘口进行边防军事部署，建立八关和勐卯屯田，形成军事边防屏障。嘉靖三十九年始于蛮哈设兵，冬春防缅，外边政区的屏障作用几乎丧失。
    云南巡抚陈用宾在干崖、陇川与木邦之间筑设八关，蛮莫之地已在关外。八关之设，意在御缅，何以把戍边前线大大回缩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败笔。

    （38）
    朱棣志在北方，对西南以德怀柔。他一即位就赐予大量物品给西南土司，得到他们的归附。赏赐甚多，甚至土司相争，到明朝贡方物请罪，也会受到赏赐，以“抚谕”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达到羁縻控制的目的。宣德时期采取了收缩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如宣德三年 (1428)朱瞻基考虑到“念数年来而征交趾及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建议“再加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形成宣德时期对三宣六慰地区以抚谕为主的治理特点。
    又明朝的重点防御是北方的九边，一旦北方局势紧张，明朝在西南地区就采取抚的手段。明朝后期倭寇和女真威胁严重，而云南财力、兵力的不足，无力在三宣六慰地区积极进取，而转攻为守，筑八关，使关外诸宣慰司被缅甸侵吞。
    至此，明朝在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基本上停止了。明王朝的统治已陷于危机，再也无力收复失地；在缅甸方面，万历三十三年（1605）良渊侯死去，其子阿那毕隆继位，在侵占木邦后，即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

    至清朝时云南开始大规模土改归流，当时清朝接收云南已经没有三宣六慰。吴三桂大军兵临缅都阿瓦城活捉永历帝，却邀功心切立马自阿瓦城回军，没有恢复中央政府的管治。约有一百多年时间，中缅之间没有什么官方来往。正如清人赵翼所说: “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许以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
    大体至清朝对云南改土归流时前后，缅甸亦开始对三宣六慰故地土改归流。

    （39）
    【讨论】缅甸大部分不是明朝领土
    前面我提出分析羁縻地带是否属于领土的四条标准：流官、驻军、赋税等行政活动，以及与朝廷和内地的联系是否密切。流官和驻军是硬杠杠，容易识别。而联系密切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从这四条来看，缅甸大部分地区，虽然一度是明朝羁縻之地，但显然不能算是明朝领土。现属中国的永昌（即金齿？）、腾冲，境外的孟艮御夷府（缅甸掸邦景栋）等地属于明代领土。其余羁縻土司辖地就要具体分析了。
    土司接受羁縻，无非是二个原因。一是经济利益。除了大量封赏之外，还可以得到和中国贸易的机会；第二个是希望朝廷给予保护。而中国有没有出兵去给予保护，是很重要的。领土都是打仗打回来的，不会自己跑到中国。
    阿瓦（缅甸曼德勒）的缅王虽然也接受明朝封号，一度互派使节，但实际完全独立。它被孟养攻破，朝廷拒绝支持。后来的东吁王朝根本是不断攻打明朝。明军从来没有来到缅甸中部。所以阿瓦（曼德勒）不属领土。
    缅甸南部的勃固也是接受羁縻，但没有什么政治、军事来往，更加不算。西部印度洋沿海的底兀剌宣慰司在若开邦，只是来过一二次朝贡就无影无踪了，当然不是领土。
    麓川、勐养和木邦，不但接受封号，而且和中原来往很密切，尤其是军事互动。明朝多次在这里用兵，并且有实力划分它们的土地。这才是主权和行政活动。这里是明朝领土。可是到了明末，勐养和木邦都给缅甸夺占了。
    总的来说，谭版等主流的明朝疆域地图所标画的西南国界线是准确的。
    【】

给扎口了？赫赫皇明骂不得？

    （40-1）
    13-16世纪，也就是明朝的时候，世界文明出现巨大变化，开始从传统农耕/游牧文明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转化。
    蒙古帝国完全打通了世界的交往。地处东西方两端的中国和西欧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交流。丝绸之路畅通，海洋航行也空前地安全和频繁。东西方之间、世界各地各文明之间的互相交往联系空前紧密。不但货物和人员来往不绝，而且文化沟通也前所未有地通畅。
    中国的各种技术和高档货物源源不断向西流动，直至西欧。阿拉伯的科学也溪流般流入西欧，直接给西欧文明滋润和营养。
    蒙古人从华北学会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随即带到阿拉伯。很快就传入西欧。古代文化流传总是非常迟缓的，而火药和火器传播之快前所未有。火药和火器在西欧引发革命性变革。西欧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火器技术上不断进步，反过来带动了亚洲从西亚到印度到中国到日本的火器和军事变革。

    (40-2)
    我们回看历史，对这个大变化的历史潮流，东方和西欧的态度和进展截然不同。
    从文明史的视角来看，元明这三个世纪内，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等还没有显著的变化。可是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已经发生，中华文明已经越过它的顶峰开始步向下坡。
    中国社会的心态悄然改变。元代是世界性的开放态度，欢迎各种文化、各个宗教平等共处，而明代则是喜欢封闭，在自满自大背后实质上是隐藏着对未知事物、对新挑战的本能恐惧。
    和以往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变化，许多做法是不曾有的。首先是开国皇帝，就是性格十分复杂。明朝也确实是复杂的多面相的朝代，不能简单地以是、否作判断。

朱元璋在登基未久洪武二年（1369）就着手编纂《皇明祖训》，六年书成，亲作御序，命礼部刊印成书；九年又加修订，二十八年重定，作为给后世子孙的训戒。其内容繁琐细致。《皇明祖训》训诫子孙，为大明帝国立下了“规矩”，并要求以后的皇帝、藩王和大臣们必须严格遵守，一律不准更改。否则，以奸臣论，杀无赦。这种开国皇帝立下“一字不可改易。”的训诫，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吧。
在这样一个三千年大变局即将开始的时刻，朱元璋定下了“祖训不可改”的天条，给中华文明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得中华文明很快就被欧洲文明抛到十八条街后面，看不见车尾灯了。

通过了。涯叔真是有点变态，客观理性都过不了。

    （41）
    【链接】
    《皇明祖训》最早称《祖训录》，于洪武二年（1369）成文，六年书成，亲作御序，命礼部刊印成书；九年又加修订，二十八年重定颁布，易名为《皇明祖训》，作为给后世子孙的训戒。其内容繁琐细致，除序言外，共分13章：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及供用。概要内容如下：
    (1)首章。前有四款，分述禁用酷刑、禁立丞相、对犯法皇亲国戚的处置及对四方各国的方针。其后是关于敬天法祖等问题的言论。
    (2)持守。自述持身之道，强调节俭。
    (3)严祭祀。认为祭祀贵在精诚，并叙述祭祀的准备程序。
    (4)谨出入。告诫后代帝王不要轻易动止。
    (5)慎国政。主要讲帝王须广有耳目，同时规定官员、士、庶人等不得枉议大臣。
    (6)礼仪。分述祭祀、奉使王府、进贺表笺、亲王朝觐、亲王在国等礼仪。并为东宫及亲王府各拟名二十字，令其子孙顺序使用。
    (7)法律。包括对皇太子和亲王的处分办法。
    (8)内令。规定皇后不得干预外政、宫闱当谨内外。
    (9)内官。分述内官职掌、品秩和内官机构的设置。
    (10)职制。先叙述封爵的程序和规格，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者，可考验授官；次述宗人府及王府官的设置。
    (11)兵卫。分王国军队为守镇兵和防卫兵，遇警并从王调遣，同时规定亲王仪仗。
    (12)营缮。规定诸王宫室格式，不得超越。
    (13)供用。包括朝觐时沿途人役物料的支给和每岁常用两部分。
    《皇明祖训》训诫子孙，为大明帝国立下了“规矩”，并要求以后的皇帝、藩王和大臣们必须严格遵守，一律不准更改。否则，以奸臣论，杀无赦。
    【】

    （42）
    【讨论】
    网友称赞说：朱元璋规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应该承认，就是明朝皇帝在对外问题上，却无一不表现了大国骨气，没有一个是怂包软蛋。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瓦剌用英宗当人质，威胁明朝，但是明朝拒绝了瓦剌的种种要求，而是马上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继续对抗瓦剌。朱祁钰沉着应战，打退了敌军。崇祯在敌军围攻京师，也没有退缩，而是指挥军队打退了清军。即使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也没有逃跑，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殉国。
    有学者研究说，明朝的气节在古代皇朝中独一无二，一直奉行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信条，朱元璋还亲自将这些信条写入《皇明祖训》中，时刻提醒着明朝历代皇帝。
    上面的评价是片面的。《皇明祖训》集中表达了中华文明衰老期的顽固保守，是发展的桎梏。也不觉得朱家子孙有骨气。土木堡被俘，英宗并没有表现什么骨气，他有罪责。瓦剌把他放回来，他寻机复辟，大杀忠臣良将，客观上就是头号大内奸。崇祯也是乱杀良将，自己作死。
    汉唐有没有“不称臣、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汉唐是和亲了，怎么就有损国家气节？和亲不就是和平安定、以德化人的好办法吗？而且汉唐和亲的前提，是外邦承认中华帝国的天朝大国地位啊。明朝不赔款割地，哪怕土地一片片地缩水，也装作看不见。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盯着道德如何，应聚焦他们的历史贡献，是大是小，是正是负。君主不应是道德圣人，他的职责是管治国家。以德治国的错误观念遗毒很远，甚至现代还有人提倡在国家关系中突出道德，给国家造成损失。
    二战结束，美苏忙着瓜分世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布局严防德国日本再次兴起。中国好歹也是战胜国，可是日本本土寸土未失，中国却失去了固有领土外蒙。还有钓鱼岛也莫名其妙地变成日本领土。好一个战胜国、四大强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人！
    常校长根本没考虑走先手棋永远压制日本，却以道德为由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白白放弃驻军日本的权利。那可是彰显战胜国威严的千古良机，哪怕驻一个排也可以极大提高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中国和朝越琉球有长期的藩属关系。抗战胜利后，中国已是现代意义的国家，传统概念不适合了。但假如中国有大国地缘观，就应该努力尝试重建新型的特殊关系，而不是只求和平至上以德化人。【】

    （17-1）
    【蒙古】
    明代的边患，如同以往一样，首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其次为东北渔猎部族。终明代一朝，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明朝初年，太祖多次对北元用兵。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征辽东纳哈出，纳哈出投降。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明军远至捕鱼儿海（呼伦贝尔的贝尔湖），俘元皇子及妃嫔等数万人，北元主远走。至此北元衰亡。此战役后，北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
    1392年，明军兵锋抵达斡难河（今鄂嫩河）。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明朝在斡难河流域设立羁縻卫所斡难河卫。
    1410年-1424年永乐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前二次分别破鞑靼、瓦剌，战功赫赫；后三次主要是驱赶鞑靼远遁，没有多大实际战果，瓦剌却乘机得到发展空间，成为重大威胁。
    朱元璋大封王子王孙，亲王分驻全国要地，尤其以北方塞王紧要。诸亲王地位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人民，只能管王府之内。但是有兵权，带数千至数万亲兵。平时监视地方军镇，战时可调遣指挥当地守军。北方边塞封九王统兵御边，沿长城立国，又可分二线。辽国（广宁，今辽宁北镇）、宁国（大宁，今热河平泉）、燕国（北平）、代国（大同）、庆国（宁夏）、肃国（嘉峪）为外线，内线则有晋国（太原）和秦国（西安）。其余要地开封武昌长沙成都等也封亲王镇守。塞王参预军务，将兵出塞，节制大将，尤以晋、燕二王军权重立功多。
    朱元璋陆续在长城以北数百里的地区建立多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广宁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其走向大致为贺兰山-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组成牢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成祖北迁后，北方从鸭绿江到嘉峪关设九边镇守。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
    可是靖难之役却陆续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废弃大宁城。宁王朱权封地原在大宁，手握重兵。大宁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化，是边防重镇。后朱棣诱迫宁王联手造反，大宁边军和朵颜三卫南下。靖难之役后大力削藩，剥夺藩王带兵权力。塞王陆续内迁。宁王朱权由大宁改封南昌（大宁都司迁保定？），辽王由广宁（辽东）改封荆州，此后边防日渐空虚。而且成祖还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从此胡马疾驰半日即可到阙下，而辽东和宣府怀来隔断。明朝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为整个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洪武在长城外设大宁（内蒙古宁城）、开平（元上都，内蒙多伦西北）及东胜（内蒙托克托）三卫，作为第一道防线。大宁弃后，东胜孤远难守，不久亦内迁。
    东胜卫的内迁直接使开平卫成为孤悬长城之外的独堡，胡虏出没，粮饷艰难。开平卫是元故都，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向，对于巩固北京的防御，增加北京的战略纵深意义重大。15世纪后，蒙古再次强大。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崩坏，气候转冷，农耕不济，加上腐败的横行，使得卫所逃户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平卫已经难以维持。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内迁开平卫到独石口。长城外三卫荒废。
    东胜卫后撤还让河套失去外援，到天顺（公元1457—1464年）后就完全成了蒙古的势力范围。
    宣宗整修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先后设辽东（辽宁北镇）、蓟州（今河北蓟州）、宣府（河北宣化）、大同（今大同）、太原（山西偏关）、延绥（今榆林，即榆林卫）、宁夏（今银川）、固原、甘肃（张掖）九个要镇，除辽东外大都在长城以内。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修筑的。
    这样长城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长城以北的土地也全部丢失，都城北京成为真正的国门。

    （43）
    不知道洪武是不是真的往前看五百年、往后看五千年，“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真是神预言。君王死社稷预言了明朝末代崇祯和社稷一齐灭亡。而“天子守国门”就是迁都北京了。
    北京地处农耕核心区和边疆地区的连接处，定都北京本来是北方边疆民族的传统。元朝首次同时统一了农业区和边疆区并定都北京，是大中国的开局之作。明朝继承蒙元传统，也曾一度把疆域伸展到东北、西藏和蒙古，客观上巩固了大中国格局。
    朱棣定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可迅速调动兵力应付倏然来去的蒙古骑兵。如依赖大将守边，来回奏报终是不便，而且恐尾大不掉。
    然而建都北京有一大缺点。粮食仰给东南。“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行海运。然当群雄于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唯有束手就困，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解决之道，一来仍须重兵镇守东南。南京仍设五府六部，及南京守备负责东南防务。二来大治河道。永乐开凿会通河、清江浦，通北京漕运，粮食直达通州。元代粮运是大运河、海运和陆地运输并举，至此只余漕运了。运粮官军即达十二万人。
    不过明朝总体是保守软弱，军队弱鸡。帝都北京就频频告急，加上漕运，负担很重。如果定都南京，是不是有一些臆想空间呢？
    南京会更多关注南方，也许越南不会丢掉，缅甸真的就成了中国领土，直达印度洋啊！郑和下西洋没准就会继续，顺手在马六甲设个军政府。嘿嘿，一个大陆海洋兼备的新型大帝国！可以更早了解到欧洲人的火器技术和威胁，以江南的财力加快军队火器化进步，那不就把什么瓦剌鞑靼、满洲铁骑统统炸回老家去！
    历史没有假设，臆想有益健康。嘿嘿。
    再深究一个问题。包含农耕区和游牧渔猎地带的大中国其首都确实以北京最合适。明初一度包含边疆地带，但不久就只剩下农耕区了。为什么不能长久保有边疆区？主要是农业民族的战斗力不如游牧。元蒙、满洲入主中原后，其战斗力可以维持三四代即百年上下，以控制整个大中国。而明军就只能困守长城了。在制度上，元、清都是二制，汉地行汉制，即郡县制，边地则是按习俗松散管治。明对边地行羁縻，掌握终是不如元清。【】

    (17-2)
    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和明朝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尽管朱元璋和朱棣不遗余力地打击北元，仍然无法根除北方边境的危机。
    为了防备蒙古对中原的骚扰和反扑，明朝“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永乐年间，九边投入兵力68万，随后人数常有变动，万历时达到峰值，多达88.5万人，崇祯时期，戍边兵力也有59万人。《明史?兵志》记载：“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44）
    《皇明祖训》之《首章（箴戒章）》录有朱元璋制定的对外策略，具体内容如下：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
    今将不征诸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原注：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
    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尼国”

    （45）
    大约12-15世纪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陆海交通和交流更加活跃。造船航海技术普及提高，航海变得频繁和安全。世界文明史逐渐走向新时代——大航海和近代文明。
    与航海发展相应的，是海洋疆域成为新的挑战。争夺商业利益以至国土的冲突频发，海商-海盗集团形成壮大。以往安全考虑都集中在西北陆地，如今再不能忽略海洋了。
    中华文明从西汉开始远航西方，千多年来始终是世界最重要的航海大国之一。唐宋船队已经到达西亚以至非洲东岸。宋元的造船和航海更是达到很高的水平，换句话说，摸到了传统文明的技术天花板。
    汉武帝时南海诸国便来朝贡，汉亦遣使远航南海诸国。三国孙吴遣使通海南诸国。5世纪晋朝印、中僧人来往，不少经海道。唐朝海上贸易繁荣，形体重大的中国船来往于中国和波斯湾等地，航业为中国及波斯商人垄断。元代造船，构造设备及载量皆冠绝千古。
    唐宋至元都积极招徕蕃商，设市舶司主管。南宋更注重，市舶司收入占全国总收入二十分之一。
    我国输出多为手工业制品，输入多为香料、药材、真珠龙脑象牙犀角等。输入额超过输出额，致钱货外流，日本至南海诸国均行用中国铜钱。遂发生“钱荒”。唐宋以来都有严厉禁令禁钱币输出，只准易货贸易。只是虽禁不止，钱币仍不断流出。
    华人侨居不归至养儿育孙的也不断增加。至14世纪元代，华人已遍布南洋诸国。
    元朝史无前例地发动了三次远海征战，出征日本、占婆和爪哇。虽然都失败了，但雄辩证明，中国海军有能力打向世界。
    从秦汉到宋元，从没有把禁海作为基本国策。明朝在大航海若隐若现的重要历史节点，一反传统突然实行禁海锁国的政策。洪武年就屡次下诏严禁片帆出海，严禁民间造海船。也许是朱元璋已经遇见到，不久之后海洋将会出现大机遇大冲击，因此未雨绸缪，神机妙算！
    永乐是明朝唯一目光远大看到世界的皇帝。郑和下西洋在世界上首先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可是不久就自行退缩，并随即以严厉的海禁非常及时地摧毁了中国庞大的造船航海能力，摧毁了强大的海军！长达一千多年的海外探索和经营一朝告终。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关头，我们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还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此中国跛脚了，一痛五百年啊！
    近年不少专家学者研究出种种理由来证明放弃海洋的正确。你看我们祖先是多么的热爱和平多么的道德高尚啊！航海有海盗啊，破坏环境啊，劳民伤财啊…..等等等等。
    历史潮流残酷无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古代传统文明冲向近代文明的必经之路就是侵略扩张殖民主义。即使你不愿做强盗也要睁大眼睛看世界，努力挣扎图存！五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付出了多大的血和泪，直到今天依然伤痛难愈。追根溯源，当年禁海确实是一个原因。

    （44-2）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不是看道德，而是看客观。看当时的现实需要和长期的影响。不征是被动防御的保守政策，和汉唐开疆拓土没法相比。明朝的实力和军队战斗力也比较弱。
    明朝的边患首先是北方。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满怀忧虑：“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透露出对北元的警戒防备之心。军备资源被北方大量牵制。朱元璋倡导“不征之国”，强调“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的宗旨，实质上是“南抚北缫”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减轻军事行动对社会和经济形成的压力，无疑具有现实需要。
    可是不征主义大大限制了国家的政策空间。后来的倭寇和朝日战争，明朝也是被动应战。为什么小日本可以侵犯中国，中国却不能够远征东瀛？恐怕既有客观实力也有主观局限吧。
    明确规定不得攻打西太平洋诸国，保守的海洋政策自此延续到近代和现代，影响很深远。15世纪欧洲开始了大航海和海外侵略扩张殖民活动，而中国提早就定下被动挨打的根本国策，两相比较，让人无语。

    （46）
    郑和下西洋是文明史和科学技术史空前的创举。可是今天回头看，这样的壮举却很大程度是偶然性引发，是明成祖朱棣好大喜功的个人意愿促成的。
    元明时以婆罗洲的文莱为东、西洋之交点。此系基于航海之东西洋针路而区分。西洋也可以泛指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而东洋即日本方向的太平洋。
    郑和，小名马三保，回民，祖居云南昆阳，回教世家。洪武时入宫当太监，侍奉朱棣。郑和是回教徒，亦奉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吉祥”。被称为“三保（宝）太监”，指佛教的佛、法、僧三宝。
    自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次出航远行（如第一次有船六十二艘，二万七千余人）。郑和去世后王景弘还带队去了西洋一次。
    大海船是官府所造。每次平均人数约为二万七八千人，每船平均可载四百五十人。军士和将校为运粮官军、水军及卫所临时抽调。是时南洋多奉回教，故船队配备回教通事等人。
    每次都是秋冬出发，每次往返需要一二年或两三年时间。航行路线大致为：从苏州到浏家河，或福州、广州出发，经南洋，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远赴阿拉伯海、波斯湾和红海，还到了非洲东岸。船队行经“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泛溟十万余里”，先后到达今印尼、锡兰、印度、伊朗、也门亚丁、麦加、东非马尔代夫索马里等地。七下西洋彻底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广大海域连成一气。
    船队每到一处先访问当地国王、头人，宣读诏书，赠送大量礼品。然后开展贸易。以当地土产特产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携归的货物应有尽有，不少是奇货重宝、珍禽异兽，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及狮子鸵鸟等。
    携带大量中国货物，多为物产名产如瓷器、铁器，丝绸、茶叶和金银等，还有铜钱。但作为商品出卖的并不多，大部分都赠给国王酋长，施布于寺庙了。目的不是进行交易，而是宣扬明帝国的富庶与威力，并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
    每次出航的船队，大船当在41~63艘，总的船数当在百艘上下，人员27,000左右。船体巨大，是古代世界最大的木帆船。船型包括沙船、福船和广船等。
    船队人员众多，分工细致。据祝允明在《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船队曾在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今伊朗格什姆岛的忽鲁谟斯、今印度卡里库特的古里，设立了“官厂”，作为中转站和后勤基地。提供物资储备与供应、船舰维修、人员休整、后勤支援，避风和候风待航等作用。
    “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马欢《瀛涯胜览》
    在郑和远航开始后，很多国家的特使来明朝访问，加强了中外的联系。往往是回程使臣随船来华，下次出发时又把他们送归。
    同时，郑和的随行人员还写了不少见闻录，记述所见的地理风貌，人物风俗等，如费信《星搓胜览》，马欢《赢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是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

    （47）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此次还携带金币赐给各君长。1407年九月返国。返途至旧港，海盗陈祖义诈降乘机偷袭，被郑和击败并擒获。
    第二次远航归来时，生擒拦路打劫的锡兰山国王。
    第三次返国时，诸蕃国使臣随同朝贡。经苏门答腊时，大败并生擒邀杀船队的当地贵族。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1416年第四次出航，携锦绮纱罗等，送各国使臣归国赐各国王。此次横断印度洋远至非洲。1417年七月返国。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第五次，再到非洲东岸。次年1422年八月还。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开始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成祖已晏驾。
    据统计，永乐年间，有六十个国家共二百四十五次访问中国，其中有六个国家的八位国王。永乐二十一年，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外宾盈满。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盛况空前。
    “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明史?成祖本纪》
    可是下西洋也受到保守大臣的激烈批评，认为耗费巨大，劳民伤财，是一大弊政。
    “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勘远，朝廷之末策。三保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第六次航海期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逝世，仁宗朱高炽即位，在八月的即位诏书中，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
    次年仁宗死，宣宗（1426-1435）继位，帝以外藩贡使多不至，遣郑和及王景弘遍历诸国。第七次1430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及次年二月分批出发。全队于1432年七月返京。
    1431年二月，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一说郑和在这次航行的路程中去世。
    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随船队到北京朝贡。
    1435年宣宗崩，英宗继位。老迈保守的老臣当国。正统元年（1436年），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下西洋就此落幕。

    （48）
    船队的基本任务是宣扬皇恩浩荡、通商贸易。"通好他国，怀柔远人"。“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郑和碑记》
    郑和下西洋是和平的活动，不是军事远征。期间只有三次使用有限的武力来自卫。
    第一次下西洋时擒拿海盗陈祖义。
    陈祖义是潮州人，跑到满剌加（马六甲）为盗，鼎盛时手下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攻陷过五十多座沿海城镇，一些南洋小国甚至向其纳贡。后在三佛齐自立为王。首次下西洋时，他诈降却纠集手下偷袭船队企图抢夺财物，被郑和察觉，当场击杀5000余人，陈祖义被生俘。带回京师后，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斩首示众。自此海路清宁。
    第二次出洋，经锡兰山。回程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贪图船队财物，发五万兵围困船队。郑和领二千兵奇袭王城，生擒亚烈苦奈儿，押回京师。成祖没有杀亚烈苦奈儿，放其归国。命礼部询所俘锡兰人其国中贤者，国人皆举耶巴乃那。永乐十年1412复遣郑和使西洋，封耶巴乃那为锡兰国王。
    十三年1415第三次返国时，苏门答腊一个王子苏干剌欲篡位且率兵邀杀船队，为郑和所擒，献俘阙下，国威大振。以其大逆不道，诛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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