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打开《围城》看鲁迅——幽默背后的“忧世伤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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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打开《围城》看鲁迅——幽默背后的“忧世伤生”[第1页]

作者: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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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

    以上是《围城》序言的部分

    《围城》中的幽默已无须赘言。“人对婚姻、职业的失望”只能说是烦恼，谈不上“忧世伤生”，何况从序言看，钱、杨两位先生的感情甚好，哪有半点失望？

    若论“忧世伤生”，还看鲁迅。

建议看此贴者最好先看读一下《围城》，否则会少了许多趣味。

    《围城》与鲁迅之间不期而遇的“巧合”。

    小说开篇：鲍小姐的未婚夫是个基督徒；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

    方鸿渐在国外游学多年，未获得任何文凭；鲁迅在日本留学，除了一个二流医专的肄业，也未获得任何象样的学位学历。

    1909年6月，鲁迅归国，在家乡绍兴任教员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方鸿渐回乡省亲……。

    进入民国后，鲁迅搭上同乡蔡元培（教育总长）的关系谋得个教育部科长级的“佥事”职位（此间兼任过“北大”等国立大学的讲师，从未任职过“教授”），直到1926年3月后离职；方鸿渐在“点金银行”挂了个闲职……。

    1926年8月底~1927年4月，鲁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各任职三个月；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书……。

    1927年10月~1936年10月，鲁迅长住于上海日租界，成了一名职业撰稿人；方鸿渐回到上海租界，当了报社的资料室主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了日本人的医院里，葬礼上棺覆“民族魂”三个大字；《围城》最后，方鸿渐终于睡着了，成了“死的样品”。

    1924年2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杨荫榆（杨绛姑母），为了整顿校风校纪，杨荫榆开除了几名长期无故旷课的学生……其中有名学生的名字叫许广平，为此对政治事态向来保持沉默的鲁迅写文章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未字先寡”；方鸿渐被设定为“鳏夫或拟鳏夫”“未娶先鳏”，小说中更有一段直写“鸿渐这个不近人情的鳏夫……”。

    “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兵锋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淫掠。为了庇护难民，杨荫榆数度用日文当面直斥敌酋……1938年1月1日被日寇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可以推知钱钟书写《围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纪念杨荫榆女士（或应称为烈士），以慰藉妻子杨绛丧失亲人的痛苦。

    日寇侵华，对钱、杨两位先生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国恨家仇”。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丧。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京辅仁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详见《今春的两种感想》），其中有一段以下的内容：

    “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这样的演讲对比几年后杨荫榆女士的壮烈，如何？）

    《围城》中，方鸿渐在一座小城的中学里也作了一番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

    方鸿渐穿错了衣服，不认真……

    钱钟书先生的幽默看懂了吗？

“一·二八”淞沪抗战，部分上海市民和警察都参加了战斗，2月16日，战事正酣，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围城》中，李梅亭与王美玉一段可供对比一读。

    鲁迅积极倡导中文拉丁化，还说“汉字不M，中华必W”；以下一段《围城》中的文字可供对比一笑。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大家争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fessor May （五月）Din（吵闹） lea（草地）”。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鸿渐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lee。李梅亭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诗家谷’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鸿渐说：“这片子准有效，会吓倒这公路站长。我陪李先生去”……。

    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小说原注释添加的。

    1926年8月，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鲁迅携女友许广平踏上了南下之旅（法理上，鲁、许二人只是同居关系）。
    《围城》原文：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流年不利，“认真”的鲁迅命犯蔷薇。以下是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的全文。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为了避免删贴，以下更新的部分内容将以“蔷薇大叔”代称某人

蔷薇大叔的三个影身:方鸿渐，李梅亭，汪处厚。

    鲁迅喜欢骂人"狗"，各种狗——“汪”。
    “一个都不宽恕”——“处厚”。
    鲁迅骂人很有分寸，从来不骂军阀——汪处厚不敢僭妄的胡子。
    “汪处厚适时丧妻的好运”，这个大家都懂的。如若不然，则只能“协议离婚”或犯“重婚罪”了。其实更好运的是汪太太，否则就只能被别人称为“汪处厚的女朋友”了。

为了增加读此贴的乐趣，给大家设道迷题：猜下唐晓芙的原型是谁？赵辛楣又是谁？孙柔嘉呢？

因为“公案”，鲁迅与顾颉刚交恶。鲁迅在与朋友的信中称顾颉刚“鼻，红鼻”，还在《明天》中塑造了“红鼻子老拱”这个人物讥刺顾颉刚……。
《围城》中陆子潇的容貌：“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傍横溢”。

    鲁迅的报复不止于“鼻”。1926年，中山大学发出了对顾颉刚聘用的通知，这份通知是由鲁迅的好友孙伏园转交，但孙没有转交给顾颉刚。《顾颉刚自传》记载：“他（孙优园）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围城》中，因为听差的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把行政院（来信）淹得昏天黑地……，从此陆子潇书桌上只有去信没有来信；方鸿渐让孙柔退回所有陆子潇的来信，一个字也不回……；高松年嘴上寄出，方鸿渐永远也收不到的；孙柔嘉口中收到，而孙父却从来没有写过的。
    现实中的一封化作《围城》里的四封，并且无缝的融入到故事情节中。钱钟书先生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玩”，是在逗杨绛开心……。可以想象困在“围城”中的钱、杨两位先生，彼此心意相通、相濡以沫的快乐。

    没有最损，只有更损。
    1927年4月26日鲁迅致信孙伏园，诬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在原信上加上“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是“白色恐怖”，如果坐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顾颉刚急着要和鲁迅打官司……。
    《围城》中，陆子潇举报方鸿渐收藏“意识形态”书籍……。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
    以上是《围城》序言的前半部分。相信许多人会以这部分序言来质疑本贴的基本观点。但是别忘了《围城》的作者是钱钟书，谁又能想到这段序言或许藏着解读围城的线索呢？
    鲁迅在《阿Q正传》有一段嘲笑顾颉刚（胡适的弟子）的文字：
    “……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
    钱钟书先生实在是童心未泯，他从未离开，一直在“围城”中和读者捉迷藏。

    关于“公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有文章介绍: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引用中国作家的东西，都做了说明）。
    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关于凌叔华（民国才女之一）画作抄袭的问题，徐志摩作了澄清: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应该就是对这桩“公案”的点评吧。
    “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高长虹（1898年3月~1954年），中国现代作家，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此人就是赵辛楣的主要原型。唐晓芙的“无意修饰”也是从此人的率真化出。
    “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感觉《围城》中的这句原文就是为这张照片“定制”的（高长虹写过一篇杂文《论性交》）。《围城》此处一语数关，钱钟书先生对于小说细节的讲究，由此可见一斑。

    高长虹是20世纪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新文学作家，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创办了《狂飙》、《弦上》、《长虹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他所创立的狂飙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共有成员六七十人，相当于创造社（郭沫若等创立）、太阳社、未名社（鲁迅创立）、沉钟社等五六个社团的总和；《围城》中，唐晓芙有许多朋友……。
    1924年底，经孙伏园牵线，高长虹与鲁迅相识…，鲁迅力邀高长虹及“狂飙社”与自己（包括后来成为“未名社”的几个人）共同创办《莽原》周刊……。
    《围城》中，汪处厚作媒，三闾大学“汪派”形成。

如同利用学生的韩学愈一般，鲁迅充分利用了高长虹对其的崇敬、信任:
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中说，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在文中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他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

高长虹创作发表了百首新诗，结果只得到了八块钱的稿酬（鲁迅在北京的月薪245块，南下后400~500块，当时普通熟练工人的月薪20块，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鲁迅在青莲阁邀妓略坐，与以一块）。

“未名社”的马仔韦素园欲谋《民报副刊》主编职位，应鲁迅之请，高长虹利用自己的人脉助其成功，结果却被人误会……。

高、鲁二人最初的合作是紧密的，细数《鲁迅日记》里的记录，在最初的近8个月里，高长虹的拜访次数高达52次，有的月份甚至平均隔两天就登门……。
《围城》中，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就应当彼此爱见面……”。

    彩雲易散。
    1925年8月5日，为了提高《民报副刊》影响力，“未名社”马仔韦素园在《民报副刊》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将鲁迅吹捧成“思想界之权威”……。
    《围城》中，李梅亭任职的是“三闾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名片上印的却是“三闾大学主任”。
    登广告自封“思想界之权威”——汪处·（脸皮）厚。

    高长虹特别反感“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称谓，他认为在思想领域里根本不存在“权威”这个东西。高长虹当面向鲁迅提出了质疑，可鲁迅却说：“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鲁之间裂痕初见。
    （高、鲁反目后）高长虹在揭露鲁迅真实面目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围城》中，从法国新回来的沈太太，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唐晓芙与方鸿渐因为沈太太身上的“愠羝”而成了患难之交，赵辛楣因为伤风鼻塞，而和沈太太谈得“拆不开”……。

    为《莽原》“奔走最力者是高长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时人都把高长虹看作鲁迅的副帅，但是鲁迅南下后却把《莽原》主编的位置给了马仔韦素园。表面看是高长虹主动的辞谢，实则不然，因为“未名社”的掣肘，高长虹根本无法顺利承接这个职位。（1925年4月,高、鲁二人敲定《莽原》的出版事宜。1925年8月,“未名社”成立。可以看出：成立“未名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衡高长虹“狂飙社”的巨大权重，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莽原》交给高长虹的）。
    《围城》中，“……替如夫人争气，为副教授出头……”。

    韦素园主持《莽原》不久，随即就发生了将狂飙社成员高歌、向培良创作的稿件退回事件（其中一篇还是约稿，还有一说：两篇都是约稿）……。高长虹先后质询鲁、韦二人，两人利用所处地域不同（韦在北京、鲁在厦门、高在上海）无法当面对质而默契的踢起了皮球，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高长虹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对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邦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他在《莽原》改组时谢绝担任编辑、执意重新与高歌、柯仲平等狂飙旧友在上海开办《狂飙》周刊的原因。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者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以上这段文字摘自楚梦写的《高长虹的悲情人生》）
    《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浙对汪处厚做媒的不满……。

“公开信”发表后，高长虹一直在等待着鲁迅合理的解释，从而能够继续两人间的合作，但鲁迅沉默以对（是自知理亏？不屑？亦或以静制动，伺机反扑？）。
《围城》中，唐晓芙向方鸿渐提出一连串质问……，“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都抖出去，开步走了”。

    至此，高、鲁两人间的裂痕迅速扩大，高长虹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讽刺、揭批鲁迅（《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给鲁迅先生》、《时代的命运》、《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琐记两则》、《从北京寄到广州》、《戏答》…，有兴趣者可翻看高长虹文集《走到出版界》）。
    而随着鲁迅“耍花枪”式反击的到来终于让高长虹全面看清了鲁迅的真实嘴脸…高、鲁彻底决裂。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恰似对高长虹心路历程的归纳：
    “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鸿渐这样想”。

    《民报》广告一事使得高长虹心目中的鲁迅“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围城》中，初次见面，唐晓芙称方鸿浙为“同学老前辈”，方立刻抗议…；汪太太（对汪处厚）轻藐地哼一声：“你年轻的时候？我——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赴三闾大学途中的“老爷车”；方鸿渐感到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方鸿渐在香港回旅店途中，感叹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

“…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李先生，‘倷是好人’。”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以上这段高长虹的文字显然是针对鲁迅《狂人日记》最后一段：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围城》中，方鸿渐在荒郊野店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别压住我的红棉袄…”，孙柔嘉梦里一双小孩子手在推他……。

    对于高长虹的讽刺，鲁迅无从回击，因为高太“干净”（如同“无意修饰的唐晓芙”），找不到反击的切入点。
    还好，“狂飙社”在《新女性》上登了一则广告，其中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终于有了根“稻草”，于是鲁迅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作为回应：
    ‘…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文中三顶“纸糊的假冠”分别指“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思想界先驱者”。鲁迅似乎忘了“思想界的权威者”这顶“纸冠”是他自制自戴的，故意混淆？还是记性不好？）
    《围城》：汪处厚家相亲晚宴结束后的归途中，因为范小姐忘了手提包，方鸿渐忽然想起忘在汪家的帽子…‘他回来，手里只有手提袋，头上并无帽子，说：“我是没有戴帽子，辛楣，上了你的当。”辛楣气愤道：“刘小姐，范小姐，你们瞧这个人真不讲理。自己糊涂，倒好像我应该替他管帽子的！”…’。

高、鲁间的笔仗与《围城》相映成走趣的原素还有“同情”、“暗示”、“国骂”…等等，有兴趣了解的不妨自查（其实这何尝不是熟读《围城》之后的另一种乐趣），这里不再赘述。

与鲁迅的决裂，让高长虹非常痛心——并非因为个人的上当受骗，而是因为曾经心目那个“思想界的先驱”却原来不过是个利用青年，追名逐利的“世故一老人…。”
唐晓芙那“好比牙齿钳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迸碎”的感受恰似对这份“痛心”的艺术写照…。

“唐晓芙与方鸿渐的分手”演绎的是高、鲁反目的‘纯净版’，但事情没完，因为这场师生决裂还有一个‘蔷薇版’。

面对高长虹的全面揭批，鲁迅的处境颇为尴尬，毕竟高曾是鲁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如果持续互撕不断，则会被看作“窝里斗”，实在有损“思想界之权威者”的面子；如果置之不理，则会被看作默认了高的指控…。如何才能跳出这进退维谷的境地呢？
“蔷薇大叔”自有他的绝招——“蔷薇大法”。

最初还是马仔韦素园的来信，信中告诉鲁迅：高长虹是因为单恋鲁迅的许氏女友，追求不得才和鲁反目成仇的，证据则是高长虹曾经发表的诗作《给一一》…。
《围城》中，范小姐强借给赵辛楣看的剧本扉页上写着“给懿——作者”…。

鲁迅阅信后作“恍惚大悟”状，接着犹如祥林嫂附身一般又是写信抱怨，又是作文发表，唯恐世人不知道高长虹在与自己争风吃醋…。
《围城》中，汪处厚夫妇借范小姐之口散布赵辛楣因调戏汪太太而出走的谣言…。

为了让高长虹的形象与“忘恩负义”对上号，鲁迅还特地创作了《故事新编·奔月》，文中把自己比作后羿，许氏女友比作嫦娥，把高长虹化作小人逢蒙…。
《围城》中，曹元郎创作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拼盘姘伴》。

    或许是感到只有自己“姘伴”作证的说服力实在不足，鲁迅又拈来了一个证人——冰心。
    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中写道：“丛芜（韦素园的弟弟，‘未名社’成员之一）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此信最早于1933年公开发表。不得不说佩服“师爷”出身的蔷薇大叔足够圆滑——关于高长虹的这些绯闻都是别人告诉的，如果被证伪也不是他的错…。此信中有个完美的破绽——能够证明高长虹追求冰心的证据就是这些“情书”，但不管是鲁迅还是冰心本人却谁也拿不出成大捆情书中的任何一封原件。由此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结论——所谓“高长虹追求冰心”纯属捏造，目的就是强化高长虹的“痴汉”形象，从而让世人确信高长虹是因为个人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与鲁迅反目的。难道不是吗？）
    《围城》原文：辛楣顿一顿，眼望远处，说：“方才我送她出门，她说她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那些信我全忘了，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她说她下个月到重庆来，要把信带还我。可是，她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她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她现在还可以接受。她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检，挑她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你说可笑不可笑？”说完，不自然地笑。

    才貌双全的苏文纨，她吸引文青的魅力（或可称之为“技巧”）比得上民国才女林徽因吗？
    研究哲学、逻辑、罗素，不怕被“鸟笼”、“围城”围困的褚慎明比得上“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吗？

    《围城》原文：褚慎明有生以来，美貌少女跟他讲“心”，今天是第一次。他非常激动，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子里，溅得衣服上桌布上都是奶，苏小姐胳膊上也沾润了几滴。……

在上海，苏文纨与各路男文青频繁交往的那段日子不正是“人间四月天”吗？

林徽因家的客厅是民国文化界一处“地标”性的场所，客厅中经常会举办一些文化名人的聚会，而每次聚会林徽因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聚会现场的中心…。
赵辛楣认为汪太太很像苏文纨…，所以《围城》有关汪太太在相亲晚宴上作派的描写就是对林徽因在自家客厅中展现风采的临摹。

当林徽因的一颦一笑成为客厅中所有的文艺男青年、男中年、或许还有男老年的关注焦点时，有一个文艺女青年倍感失落，此女就是冰心，于是《我们太太的客厅》被创作了出来…。
在汪太太主办的相亲晚宴上，刘东方的妹妹刘小姐也同样的倍受冷落…;没被邀请参加晚宴的孙柔嘉在一张吸墨水纸上画了一张红唇、十个尖而长的红点——“汪太太的提纲”。

鲁迅曾在与周作人的中这样评价冰心：…同那些“因遭调戏而上吊的女人无异”。
《围城》中，因为汪太太做媒，刘小姐哭了半个晚上，第二天早饭、午饭都没吃，一个人在屋后的河边走来走去。刘东方夫妇怕她“临清流而萌短见”，忙差大女孩子跟着她…。

    高长虹的成名和鲁迅没多大关系，早在合作《莽原》之前，高长虹就凭着其高质而多产的各类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关注…。在那个时代高长虹是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並肩的存在。
    当今中国的大陆范围内，只要是小学毕业的，应该都知道“冰心”是谁，而就算本科毕业的也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高长虹”这个名字。
    但是在民国则不然，高长虹与冰心在当年文坛的地位差距恰似三闾大学中赵辛楣与刘小姐之间的落差。
    赵辛楣写情书追求刘小姐——这只能“故事新编”了，当然这也是鲁迅最拿手的。

    高长虹与冰心
    陈漱渝
    ……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中写道：“（韦）丛芜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鲁迅转述的这番话虽然十分有趣，但其中疑点颇多。首先，冰心是1929年6月1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跟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鲁迅5月26日写此信时，冰心的婚礼还在筹备阶段。其次，冰心婚后回上海和江阴省亲，途经杭州，游了一天西湖，还到莫干山住了几天，又匆匆赶回北京。其间根本没有漂洋过海，因此绝不可能将高长虹的一捆情书陆续抛入海中。第三，冰心与吴文藻于1923年8月17日相识，婚前热恋了将近6年。婚后的56年，他们风雨同舟，感情坚贞不渝。所以，冰心和高长虹之间完全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绯闻。……
    (摘自《今晚报》2008年12月16日）
    ………………………………………………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网名为“毛地黄99”的新浪博客。

高长虹和许氏最初的联系也并非通过鲁迅，1925年3月1日，高长虹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轰动一时，许广平写信向他购书（高长虹的文学造诣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两人通过七、八封信，在鲁迅家还见过一面（或许此生也只见过这一面）…。所谓“高长虹单恋许氏”纯属无中生有地捏造。
《围城》中，孙柔嘉揭露范小姐曾向自己问询过：“作者”在英文里是author还是writer…。

以下这句《围城》中的原文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则“蔷薇版”的师生反目——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欧亚大旅社’里当众哺乳的胖女人（老板娘）。

“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欧亚大旅社’特供咖啡里的奶、‘欧亚大旅社’里蚤、虱、臭虫。

据研究“高长虹”的学者董大中先生的统计：《莽原》周刊期间，共刊载各类作品244篇，其中鲁迅19篇，安徽帮作家（‘未名社’其他成员）22篇；‘狂飙社’88篇，其中包含高长虹27篇。‘未名社’不及‘狂飙社’的一半。
李梅亭大铁箱中记载各种资料的白卡片上有十几个人的手笔…。

除了高长虹每个月能领到十块、八块，“狂飙社”的其他成员在《莽原》发表作品都是一分钱的稿酬也没有的——高长虹的十块、八块也是在“未名社”成员与鲁迅一番‘双簧’表演之后才拿到的，以此显得好像高长虹在鲁迅那里得到格外的优待一般。当然这份‘优待’是无法与那位在青莲阁中接待鲁迅的妓女相提并论的。
《围城》原文：那女人（王美玉）道：“我爹也教书的——”两人笑得蒙着头叫痛——“那个跟你们一起的女人是谁？她也是教书的？”李先生道：“是的。”那女人道：“我也进过学堂——她赚多少钱啥？”辛楣怕这女人笑孙小姐赚的钱没有她多大声咳嗽，李先生只说：“很多，很多——抽支烟罢？哪，接好——”…。

    正是在以上这种情况下，鲁迅却毫不脸红地宣称高长虹们在喝他的血…。
    也是这种情况下，所以高长虹才会写下“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围城》中，被‘欧亚大旅社’里的蚤、虱、臭虫吸了一夜血的赵辛楣、方鸿渐在结帐时跟老板娘说店里的跳蚤太多，老板娘大不答应，说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

《莽原》中创作与批判性的工作几乎都由‘狂飙社’承担，而‘未名社’只能作一些翻译介绍类的工作…。高、鲁二人决裂后，鲁迅想凭着自己和‘未名社’将《莽原》继续办下去，苦撑了一段时间，《莽原》停刊…。由此可见：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实在没几个人关注‘思想界之权威者’每天在思些什么，想些什么…。
小说中，因为赵辛楣的出走，三闾大学‘汪派’无形中解散。

通过“狂飙社”和“未名社”的成员数量、素质的对比，似乎让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高长虹对有才华的年青人的吸引力要远大于鲁迅…。若非“浙江籍”、“太炎门生”，或许鲁迅的名声未必会比高长虹更响。
可以看出赴三闾大学的“赵、方”组合就是“狂飙社”的象征，而“李、顾”组合则是“未名社”的影身。那么钱钟书笔下的孙柔嘉又会是谁呢？

孙柔嘉的主要原型是日本间谍，钱钟书先生写得分明。
《围城》原文：直到傍晚，鸿渐才有空去通知孙小姐，走到半路，就碰见她，说正要来问赵叔叔的事。鸿渐道：“你们消息真灵，怪不得军事间谍要用女人。”孙小姐道：“我不是间谍…”。（《围城》有一条‘镜像’规律——小说与现实正好相反，比如鲍小姐未婚夫是基督徒，周作人：我不是基督徒。小说此处亦然。）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饱受战火的中华大地上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
孙柔嘉在方鸿渐面前装天真，问他有没有见过大鲸鱼…赵辛楣提醒方鸿渐：孙柔嘉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1927年4月，鲁迅从中山大学离职…。
    现在能看到的普遍说法是：鲁迅因为不愿与顾撷刚同在一处共事而离职去上海定居的…。
    真的这样吗？从这普遍的说法可以看出顾撷刚、陈西滢揭露蔷薇大叔抄袭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相当大…，而此时高长虹正全方位揭批鲁迅…。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文化圈里，蔷薇大叔处境相当的狼狈尴尬——正如方鸿渐在离开三闾大学之前的窘境，毕竟在1927年的时空，除了鲁迅自己（或许还有‘未名社’），没人会把他当作“权威”。

通过“姘伴证明”与“代冰心收到的情书”同样可以看出高长虹的揭批对当时的蔷薇大叔冲击有多大，以致于逼出了‘蔷薇大法’。就在这个人名声风雨飘摇的时刻，日本人伸出了援手…。
赴三闾大学途中遇雨，李梅亭舍不得新买的雨衣，孙柔嘉知趣地借了一把遮阳伞给他…，李梅亭‘绿了’。

1927年10月，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
因赵辛楣的出走方鸿渐势单力孤，在李梅亭、陆子潇环伺之下，经过孙柔嘉一番诱导，方鸿渐稀里糊涂地确立了与孙的关系。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孙柔嘉在船上偷听）。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围城》原文：“鸿渐想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初出门，没一个不寒窘可怜。曾几何时，适才看见的一个已经着色放大了。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虾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如果认为“民国报刊”持有‘反动’的立场，不足为凭，那么网名为‘凯归’的作者曾在一篇名为‘＊＊与内山完造是特务吗’的文章中披露的一段文字则足以证明内山完造的真实身份——“周海婴也曾在《内山完造纪念集》中回忆道，当年日伪邀请被捕即释的许广平出席某次宴会，亲眼看到内山完造正在组织该次宴会，招待客人，看到许广平母子出席后表情十分复杂，眼神中似乎另有隐情。”（‘十分复杂’——也许这是周海婴写这篇回忆时自己的心境，不排除周海婴写回忆时把自己的心境想像成内山脸部表情的可能。这种文笔套路颇得其父的几分真传。）

    网名为‘余妹妹历史秀’的作者在“鲁迅之妻周广平曾提到：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曾拉拢他们做汉奸！”一文中披露了以下这段文字：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有《内山完造先生》一章，其中谈及以下几点：…内山完造曾通知许广平到虹口“六三花园”喝茶，其实是参加一个招待文化界汉奸的茶话会。会议经费是从汪伪政权提供的一笔文化奖金中开销。这使许广平感到受骗之后的气恼。”
    许氏参加日伪举办的宴会（茶会）是一次？两次？还是N次？笔者能力有限，实在无从考证？
    想必许氏公开表达这“受骗后的气恼”应该是在1945年9月2日之后了，因为在这之前她是没有公开这“气恼”的机会的。如果日本没战败，那么…。
    在中国，鲁迅可以随便地‘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同样在中国，堂堂中国人却几乎被剥夺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鲁迅及其家人’的权利，而‘传颂鲁迅’则在无形中好像成了每一个国民应尽的社会义务——这或许就是鲁迅最伟大的所在吧！
    还好，这世间还有个不需要国民为之‘尽义务’的钱钟书。

有文记叙：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
赴‘三闾大学’的船上，赵辛楣给方鸿渐分析：男人不买书送女人，只肯借…，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

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百多次的‘濯足’——李梅亭嫖土娼。

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看出来了吗？钱钟书设计的“梅亭（Mating）”这个名字内含着以上两层的‘典故’。

    和日本人厮混在一起能给蔷薇大叔带来什么好处？
    《围城》原文——鸿渐忍不住说老实话：“她厂里酬报好，赚的钱比我多一倍呢！”
    笔者没有能力查到蔷薇大叔从日本人那里到底收了多少钱，以下这条资料聊作补充——“二十年代后期，（内山书店）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另1927年鲁迅通过蔡元培的关系在国民政府组建的‘中华民国大学院’机构中谋到个‘特约撰述员’职位，每月可领取300大洋津贴，直到1931年底被裁撤。（注意时间线——1931年底、1932年起。1931年东北9.18、1932年上海1.28，再看之前介绍过的鲁迅在北京辅仁大学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不止于白哗哗的大洋，日本人还在刚夺取北伐胜利的国民党高层为蔷薇大叔找了一座靠山。
    《围城》中，赴三闾大学途经吉安，团队钱已花完，‘三闾大学’的旅费恰好汇到，但却找不到‘铺保’盖章证明，孙柔嘉在当地的妇女协会找到了一个穿灰军的丑女…。
    这丑女原型就是‘民国名丑’陈璧君，而这丑女在公路局的男友自然就是汪精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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