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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连载)[第143页]

作者:总老师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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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贤之叛 八


    刘捍大怒,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察觉朱温正想收拾王重师,这么好的公报私仇之良机焉能不用?于是,刘捍立即悄悄给朱温打了一份火力十足的小报告,诬陷说:王重师已在暗中背叛陛下,私通岐王李茂贞,所以有意阻挠破坏陛下对岐国作战的方略!

    自丁会事件后,朱温对手下那些老将的信任度已是极低,基本上都把他们当成是潜在的叛徒,对王重师,更是早已积累起深深的成见。接到亲信刘捍的报告,朱温连调查核实一下的念头都产生,就已决定痛下杀手!

    五月二十日,王重师一到洛阳,立即被解除了职务,贬为溪州(今湖南永顺,此时属于楚王马殷)刺史。王重师的侍从、亲随都被解散,被武装押往贬斥地。但这远远不算完,等王重师刚一离开洛阳,离开他的亲朋故阳以及可能存在的关系网,马上就接到朱温的第二道圣旨:勒令他自杀。与此同时,王重师的一门全族,也被全被逮捕,满门抄斩!

    与氐叔琮和朱友恭略有不同的是,史书没有记下王重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什么反应。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像一下:不顾生死地为朱温卖命几十年,最后赢得的,只是遍身的伤痕,和一个无处申诉的千古奇冤!这样的事落在谁头上能淡定处之?早知如此,还不如杀掉刘捍!反了他娘的!

    我不敢肯定王重师是这样想的,但可以肯定有人替王重师这样想了。

    朱温对岐王李茂贞的打击计划,由于刘知俊的消极怠工,暗中抵制,导致半途而废,还阴差阳错地搭进去个王重师。朱温并未完全弄清其中的因果,他虽有点儿扫兴,但并不气绥:打邠州的主要困难不就是缺粮嘛,那就把原来的佯攻对象改成主攻,先打李存勖。朱温的新计划是,梁军将兵分两路北上:东路军进攻潞州,吸引住晋军的注意力,见前文可知,这个任务已经由杨师厚负责了;西路军则更为关键,他们要乘从沿汾河谷地而上,直逼太原,让兵力数量处于劣势的晋军顾此失彼,这个重任,则将交给仍然被朱温寄以厚望的刘知俊。

    进攻河东的有利之处是,可以从洛阳这个后梁帝国的大粮仓就近提供补给,军粮不足的问题比较容易克服。

    于是,朱温先是下令重赏了刘知俊,然后命其离开同州,前来洛阳觐见,准备任命他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

    至少在下达这道命令的时候,朱温的想法中并不包含阴谋的成份。可问题在于,他这个人一生阴谋诡计耍得太多了,以至于熟悉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敢轻信他的“真诚”。疑心很重的刘知俊又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前往洛阳觐见”这道这么眼熟的命令,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不到一个月前,老战友王重师就是这么没的,难道轮到自己了吗?

    刘知俊心中忐忑不安,正好,他有一个弟弟刘知浣任右保胜指挥使,就驻扎在洛阳,也许会打探到一些内幕消息也说不定。刘知俊决定等待弟弟给他的消息,再做最后决断。

    刘知浣没有他哥哥的将才,却有比他哥更加丰富的相像力,他就在朱温身边,仍然得出了朱温对他们兄弟不怀好意的错误判断,派人秘密给刘知俊送去一封家信,警告说:“你千万不要来洛阳!否则你一到,便是王重师第二!”


    希贤之叛 九


    刘知浣一面写信坑哥之余,一面又上奏朱温,请求率领全家老小,以及刘知俊的其他兄弟子侄,一同西行,去迎接刘知俊回洛阳。

    显而易见,朱温如果真对刘知俊起了疑心,焉有将这么多现成人质放走的道理?想想当年朱珍出征在外时将妻子接到身边,引起了朱温多么强硬的反弹!可朱温正器重刘知俊,对刘家人不但脾气超好,也没有对刘知浣的举动产生一点儿戒心,接到请求,立即批准。

    自己吓自己的刘知浣连忙带着一家人逃出洛阳,他深恐朱温会反悔派人来追,因此不敢走大路,尽选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很快消失在豫西的重重山岭之中。

    在同州,弟弟送来的密信给了刘知俊一个晴天霹雳,待他稍稍稳住心神,做出了决定:绝不能步王重师之后尘去洛阳自投罗网,那就反了吧!

    刘知俊立即行动了起来。首先,他回奏朱温,声称自己受到当地军民的热情挽留,暂时不能离开同州。这种借口虽然说出来估计也没人信,但只要公文在路这么一来折腾,就能为造反计划赢得十来天的行动时间。

    刘知俊目前虽然是关中梁军的最高统帅,但显然只有在继续忠于朱温的情况下,关中各镇军队才有可能听他指挥,否则他能控制的仅有同州一座孤城。也就是说,刘知俊不具备自立的条件,因此第二步,迅速找一条可以抱上去的粗腿,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同州距离晋王李存勖,与岐王李茂贞的辖区都不算太远,可也都不挨着。

    要与晋军接上关系,得通过保塞与保义两镇的地盘,而此时保塞节度使是颇有点儿战斗力的降将高万兴,保义节度使更是战功赫赫的老将牛存节!显然,这条道是很难走的。

    与之相比,要与岐军接上关系,只要通过嘴巴子专家刘捍担任节度使的佑国镇就可以了,这可是一个明显的软柿子。

    权衡利弊,刘知俊觉得还是应该归降李茂贞,他马上在此基础上接连使出三个大招。

    第一招,刘知俊乘各地梁军还不知自己造反,出兵南下,迅速袭占了华州,和华州东面的天险潼关,抢先堵住朱温大军西讨的最重要通道;

    第二招,刘知俊派密使携带着大批金银珠宝赶至长安,悄悄买通佑国镇的各位将领,劝说他门发动兵变。在普通官兵眼中,像王重师那样,肯身先士卒,带看大家冲锋陷阵的领导当然是比较得人心的,像刘捍这种新领导根本没法比。更可恶的是,这个新领导还害死了咱们敬爱的老领导,人人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刘知俊肯替咱们出头,肯替老领导报仇,顿时人人激奋。由偏将张君练带头,众人一起动手,攻入节度使衙门,生擒刘捍。

    随后,刘知俊的使节将五花大绑的刘捍当作晋见礼带到凤翔,正式拜了李茂贞的码头。李茂贞下令将刘捍斩首,然后派将军王建(与此时前蜀皇帝王建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率岐军东进,兵不血刃地接管了长安,声援刘知俊。

    虽把李茂贞拉来当靠山,但刘知俊也深知岐军的实力并不强大,所以他同时又使出第三招:竭力争取李存勖参战。刘知俊给李存勖写了一封求援信,请求晋军出兵危胁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二州,这样梁军主力就不敢冒着侧翼暴露的危险,轻易西上平叛了。

    希贤之叛  十


    为了增加这一方案的吸引力,刘知俊在信中夸大其词地说:“事成的话,顶多十天,就可以收复两京(长安和洛阳),中兴大唐!”但不知道是这封书信并未能安全地送到太原,还是李存勖对刘知俊反梁的诚意有所怀疑(如果是实情如此的话,他的怀疑也是有道理的),总之晋军此后并未采取丝毫行动来配合刘知俊,刘知俊的全套造反计划,也因此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绽。

    刘知俊正式反叛的时间是在六月一日,六月十一日,后梁帝国的皇家天文馆馆长(钦天监)仇殷,一位据说能掐会算料事如神,但所说的话在应验前基本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的半仙级人物,对他的长官崇政院使敬翔说:“三两天内,可能会有不好的消息传来。”两天后,六月十三日,陕州奏报:刘知俊的军队突然袭占潼关,造反了!

    朱温大为吃惊,这甚至比丁会倒戈还要让他深感意外。历来都是他朱温用阴谋来算计别人的真诚,现在他好容易真诚一回,竟然被别人用阴谋给算计了!情何以堪啊!朱温感到自己太受伤了,马上派亲信西上质问刘知俊:“朕待卿可不薄啊!知道朕现在对卿寄予了多大的厚望吗?为什么突然间就反叛,辜负朕对卿的一片心意呢?”

    刘知俊答道:“我怎么敢忘记陛下的大恩,但刚刚发生的事就摆在眼前,王重师没有罪,却全族被杀!我并非甘愿做个忘恩负义之辈,只是怕一到洛阳,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罢了。”

    朱温这才恍然大悟,后悔不迭,急忙再派亲信给刘知俊传话说:“朕实在没想到爱卿是因为这件事产生的误会。这都是刘捍那个混球打得小报告,说王重师与岐国暗中勾结。我一时大意,中了小人的奸计,误杀功臣,还让爱卿做出这样的事来。我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刘捍简直是死有余辜!”听到朱温这样的表白,刘知俊似乎也心有所动,但他现在已势成骑虎,难以回头,未给朱温答复。

    朱温没有完全死心,便一面火速调集军队,准备平叛,一面豁出去做最后一次温情攻势,派刘知俊的一个侄儿刘嗣业带着自己的亲笔诏书前往同州,表示只要刘知俊回来,就既往不咎,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如果有选择的话,刘知俊真的不想反,他见朱温诏书上的话说得如此让人动心,又能放侄儿过来,本来就不够坚定的反叛决心又摇摆了,便与在自己身边的另一个弟弟刘知偃商量,打算主动放弃抵抗,只带一两个卫士前去晋见朱温,请求大梁天子的宽恕。

    刘知偃愣了,坚决反对:兄长你傻了吗?你难道不知道自古以来造反都是诛连九族的不赦之罪吗?咱们的皇上是什么人,到现在他还真的有可能会宽恕你吗!

    刘知俊知道刘知偃说得有道理,但他心头始终存在的一丝侥幸之心,使他既没有去向朱温请罪,也没有进一步主动出击,推进他的反叛计划,只是呆在同州城中迟疑不绝地耽搁时间。刘知俊用他的优柔寡断证明了:他确实比不上三十年前同样在这里反叛的那个人,干大事而惜身,这辈子也就是给人打工的命。

    希贤之叛  十一


    但时间却是不会停下来等待刘知俊的,朱温已经正式宣布,革去刘知俊的一切官职爵位,并将刘知俊兄弟的脑袋明码标价,开出了价码很高的悬赏名单:凡能捉住刘知俊的人,赏钱一万贯,授忠武节度使,并赐上等庄园及豪华别墅各一处;凡能捉住刘知浣的人,赏钱一千贯,授实缺刺史,有官位的升三级,无官位的报兵部优先录用;捉住或杀死刘知俊亲属及心腹部将者,也分别有高低不等的奖励。

    那么哪些人最有可能领到这些重赏呢?自然还是刘知俊以前的同事们。由于在刘知俊造反前,朱温已经在距离同州不远的河中、昭义等镇,集结了准备用于再次进攻河东的庞大武力,现在只要让他们把枪头往西边一转,就立即可以投入对刘知俊的讨伐。因此,就在刘知俊只顾长吁短叹不作为的时候,朱温组织的平叛大军已向他杀来!

    这是一支将领阵容颇为豪华的讨伐军,除刘知俊外,朱温准备要提拨重用的另外三员上将均在其中。主帅(西路行营招讨使)是第二号大将,与刘知俊一起封王的杨师厚;先锋是第三号大将,号称“一步百计”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鄩;另外,还有第四号大将,拥有宣州节度使(辖地现属淮南)、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等三个荣誉虚衔的王景仁。

    所谓王景仁,其实就是咱们的老熟人,曾得到过朱温高度赞赏的淮南名将王茂章。四年前,他被杨渥逼反,投靠了钱镠,被钱镠任命为镇东节度副使兼两府行军司马,并上报朱温。朱温得知自己非常欣赏的王茂章投入本方阵营了,立即授予高官,并指示钱镠,召王茂章入朝。于是,王茂章又换新老板了,在去见朱温之前,因为朱温的曾祖父名叫朱茂琳,为了避讳,便改名为王景仁。随后,王景仁离开杭州,绕了个大弯,经今天的江西、湖南进入后梁的直鎋区。

    王景仁在途经江西抚州时,割据着抚、信二州的危全讽有接替已败亡的钟家当江西之主,正在积极筹划着联合江西南部的彭玕兄弟,对淮南开战,进攻洪州(今江西南昌)。他得知王景仁过境,便在抚州城下搞了一次阅兵,邀请王景仁一道观看,想听听他的意见。

    王景仁也不客气,说道:“我替吴国打了好些年的仗,总的来说,吴兵的精锐程度也参差不齐,大致可以分成上、中、下三等,像危公您的这些部众,也就相当于吴军中的下等兵!除非您再得到十万援军,否则还是别考虑与吴国交战的好。”

    这话就太伤自尊了,危全讽就像今天的某些网络愤青,认为这种散布失败主义言论负面意见一定听不得,更何况王景仁原本还吴将,很显然是动机不纯嘛!所以危全讽没有把王景仁的劝诫当回事,就在刘知俊反叛的这一年还是起兵与淮南开战了,然后当然就败了,不过详情咱们以后再说。只是王景仁因为这段话,更加有了知兵的名声。

    希贤之叛  十二


    嫌话少叙,让我们把镜头转回战场。六月十六日,也就是刘知俊还在同州城中,为要不要停止造反而纠结的时候,由刘鄩指挥的梁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潼关东郊。考虑到刘知俊叛军一定有所防备,刘鄩的行动既强调迅速也比较谨慎,对于他认为有利于隐蔽和埋伏的地段都要仔细搜查。

    果不其然,在临近潼关的地方,刘鄩就抓获了三十余名埋伏的叛军。人数如此之少,不大可能是出来作战的,估计只是侦察用的探哨,又或者他们是刘知俊派去接弟弟刘知浣的。怎么,刘知浣还没到潼关吗?没错,前文说过,刘知浣为了避开可能的追兵,不走人来人往的大路,专捡人迹罕至的小道。刘知浣的办法很有效,甚至可以说是太有效了,不但追兵不知道他在哪儿,连他自己都在豫西的群山中转昏了头,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

    刘鄩认为,刘知俊并不是长期割据一方的诸侯,他手下的多数士兵,是朱温派给他的,并不是刘知俊自己带出来的,他们的家属多半不在同州,军饷也中央调拨的,因此他们对刘知俊造朱大老板的反,不可能有很高的支持度。于是,刘鄩下令给这些俘虏松绑,和颜悦色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你们都是大梁的战士,国家又不曾亏待你们,为什么要跟着刘知俊那个反贼去干掉脑袋的事呢?不过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没花太大力气,被俘的士兵便统统表示愿意反正归梁。刘鄩大胆下令,将这些士兵统统释放,让他们为大军引路,回去设法篡开潼关的大门。

    正常来讲,这一招其实并不算特别高明,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毕竟此时的潼关是刘知俊起事成败的最关键节点,戒备格外森严,守关的叛军也是长着大脑的,岂能不严格盘问。可谁知,就在刘鄩释放的这队士兵来到潼关城楼下准备叫门时,发现他们与另一队衣衫褴褛,满脸菜色的“难民”不期而遇了,再一看,哟,这不正是大将军的弟弟刘知浣他们吗?

    原来,刘大路痴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用二十多天的时间,把这段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五、六天的路给走完了!而且就这么巧,不早不晚,刘知浣正好此时来到潼关,将坑哥的事业进行到底。

    关城上的守军一看,还以为是派出去的士兵完了任务,把小刘将军接回来了,毫不怀疑,就打开了关门。躲在后面的刘鄩见自己的运气这么好,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立即乘势发动突袭,一举冲了进去,击垮守军的反抗,占领了潼关,顺便还生擒了价值一千贯的刘知浣。

    稍后,杨师厚、王景仁等统率的后续大军赶到,越过潼关,直逼华州。刘知俊的叛军士气更加低落,守卫华州将军聂赏没有抵抗,见梁军一到,便开城投降了。六月二十一日,刘知俊接到潼关与华州相继失守的消息,大吃一惊。华州位于渭水之南,同州的西南方,它被梁军重新占领后,杨师厚大军只要向北渡过渭水,同州即将陷入合围,以军队现在的士气看,真到了那时,自己不可能守住同州,想逃也来不及了!

    生死之际,刘知俊总算战胜了自己的纠结,马上离开同州,带着家人,逃往凤翔。
    希贤之叛 十三


    实际上,杨师厚并没有挥师北上来包抄同州,而是继续西进,杀向长安。防守长安的岐将王建,与梁军叛将张君练也已得后梁大军入关的消息,二将不敢怠慢,将守军分成两队,一队登城固守,一队出东门列陈迎敌。

    与此同时,杨师厚也将他的军队分成了两队。主力大队沿大道前进,直逼长安东门;另派一支精骑作为突击队,避开大路向南,沿着秦岭北麓的小道急行军西进,绕到长安城西。

    两队梁军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杨师厚主力前进,将岐军的注意力牢牢引在长安东门外之际,绕道的突击队出其不意,如利剑般杀进长安西门,直刺岐军的后背!

    梁军前后夹击,岐军大败,王建、张君练弃甲投降杨师厚,长安城再次易手。

    至此,后梁帝国的刘知俊之乱就基本结束了,叛乱中一度丧失的土地也全部收复。由于刘知俊自己的三心二意,将本应孤注一掷的反,造地扭扭捏捏,再加上晋军的缺席,使得这次开始时声势颇为浩大的叛乱,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月。

    但尽管如此,这次叛乱仍然是对后梁帝国的重大打击。叛乱开始前,朱温原本已经制定了一个以两路大军并进,消灭晋王李存勖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刘知俊就是计划中主攻方向的主帅。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李存勖要想挡住这次攻势,绝非易事!

    可结果呢,这次进攻还没开始,朱温计划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刘知俊,就摇身一变成了敌人!他这么一反,使已经蓄势待发的后梁大军被迫调转枪口用于内耗,朱温的大战略也不得不又一次胎死腹中,让晋军用于积蓄实力,休养生息的战略间歇期又延长了一年多。

    等一年多后,朱温再次集结力量(但已经凑不出前一年那么强的兵力)北进时,李存勖不但完成了一系列军政改革,力量增强了,而且他所处的战略环境也已经大幅好转,特别是一些原本依附于朱温的藩镇转而与李存勖结盟,大大缩小了双方的实力差距。

    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刘知俊的反叛,才使朱温错失了在其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消灭李存勖的机会。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刘知俊又给朱温制造了不少麻烦。说刘知俊来到凤翔,让岐王李茂贞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未得到过像刘知俊这么能干的手下,可不能亏待了,所以李茂贞马上任命刘知俊为中书令。

    中书令即中书省长官,如果放在初唐,那可是当朝宰相,最重要最显赫的官职之一,不过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中书令早就不值钱了,有兵有地盘的节度使一职才是官场的宠儿,大家的最爱。

    刘知俊在后梁就是忠武节度使,按说他到岐国也不该给他降职,可问题是:岐国的地盘本来就比较小,每个坑里都已经填进了萝卜,坑外边还有好多候补萝卜在排队等待。没道理你刘知俊一来,寸功未立,就得腾个坑给你吧?真那样做,会多么严重地伤害萝卜们的纯真感情啊!

    于是李茂贞给刘知俊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你帮我打朔方的韩逊,如果打下来,朔方就是你的。

    在下一真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多元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永远都会存在。追求一言堂或绝对真理,即便是真正的大师也不能做,更何况在下呢?所以在下对于有建设性的批评,一直是欢迎的,比如像中天兄与徐兆玮兄,虽然我们常常起争执,但他们的发言带来了多方位的思考,不论谁是谁非,在下都受益匪浅。

    今天看到某位网友的发言,好像就有点儿不同了,批评大而空,而且也不在点子上。比如说“文章太散”,这个说法本身是不错的,在下这篇拙文确实太散了,但朋友好像没有注意到一个前提:在下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某个人的传记,而是对一个大时代演变经过尽可能详细的记述。恕我直言,这种题材要想写得不散,不但我这个水平有限的业余写手无能为力,就是水平比在下高百倍的大家也不见得做得到。不然朋友可能翻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看看它们是不是也很散?

    至于什么“基本都只是史料翻成白话”、“乱世枭雄总会有他们特别的地方也没写好写突出”等等,就更加莫名其妙了。比如说,朋友可以看看拙文中关于黄巢反对王仙芝受招安的原因(《招甚鸟安》一章)、北方各藩镇对齐朝降而复叛的原因(《儒者之勇》一章)、黄巢军队在陈州“吃人工厂”真伪的考辩(《陈州之围》一章)、对天复三年史书记载诸多矛盾的分析(《杨氏连环计》一章)、朱温杀蒋玄晖等人的真实原因(《诸神的黄昏》一章)等等……

    我不敢说我的推理就是对的,但敢厚一厚脸皮说,在写五代的同类贴子中,在下暂时还没发现有谁,在逻辑分析上比在下的拙文更深入的,如果拙文都只算翻译,同类贴子中不知哪一篇进了朋友的法眼?

    不过我想,朋友既出大言,定然水平很高,在史学上肯定有什么真知灼见,所我特意看了看朋友在其他贴子中的发言,好学习学习,也算三人行,必有我师。

    可惜啊,不看则已,一看,青面二师兄啊,你太让在下失望了!原来你就是一位个人修养有待提高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而已,到处骂天骂地骂tg,体现出水平的发言真是一条没见着。难怪你会发表这么一番不着边际的高论,我理解了,理解了。
    河东图强 一


    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八月底,刘知俊逃到凤翔仅仅两个月之后,他便作为岐军的大将,领兵北上,准备进攻朔方的韩逊。

    站在李茂贞的立场上看,韩逊的确是个很讨人厌的家伙:小小的朔方不过凤翔的后院,原本也对我这个关陇霸主服服帖帖,谁知就因为朱三封了你一个烂大街的颖川王,你就目无尊长了,甚至还乘火打劫,从我手中抢走了盐州(今陕西定边),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盐州本来就是李茂贞从朔方抢来的。但在敌对状态下,站在敌人角度,考虑他们的诉求是否有合理性之类的,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尤其是李茂贞这类人,请他拿时如小朋友抢糖,要他给时若老和尚面壁。

    所以李茂贞想的是,能不能多拿点儿。如果刘知俊的仗打得顺利的话,还可以顺带着把旁边的定难镇也一并收拾了!因为那个叫李彝昌的党项人(时任定难节度使)也是向朱温称臣,不管自己叫老大。

    毕竟是逐鹿天下几十年的老江湖,李茂贞不用卜卦也知道,朱温肯定不会顺顺当当地让自己享用北边这两道大餐,于是他寄书告知晋王李存勖:我军兵发灵(今宁夏灵武,朔方镇首府)、夏(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定难镇首府),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反梁大业。所以请晋军尽快出兵,南下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二州,牵制梁军的行动。

    自夹寨之后,李存勖就一直将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河东的内部治理方面,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提高对辖区内人力物力的利用效率。在这方面,河东是大有潜力可挖的,这倒不是说李存勖的内政才华有多么杰出,主要是李克用当政时期在这方面的表现太差了,留下了非常大的改良空间。比如说,沙陀军那名闻天下的害民恶行,有组织没纪律的恶劣作风,就很有整治的必要。

    李存勖的童年受过正统儒家教育,认为民意还是重要的,这与自幼长在军中,只重视军心的父亲不同,所以他还在闭门读《春秋》的时候就数次向父亲提出,要严抓军纪。但以李克用的观念来看,哪有为了小民的利益亏待自己兄弟的道理?李存勖说的当然不算。等李克用逝世,李存勖刚上台时,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叔父和一大群名义兄长的威胁,其地位如同过河的泥菩萨,当时要敢抓军纪,基本等同于自杀,自然也无瑕顾及。

    不过就像那句著名的台词:面色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以叔父为首的反对派被清除了,一场辉煌的大捷更为李存勖赢得了执政所需的威望,他终于有能力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了。

    被实践证明,对李存勖忠心耿耿的老将李存璋,被任命为河东马步都虞侯兼军城使,重拳出击,狠抓军纪。李存璋杀一儆百,逮捕了几名欺压民众特别过份的军官,公开斩首示众,这让众多为非作歹已成习惯的晋军骄兵们大为震惊,谁也不敢再顶风作案,拿脑袋去撞枪口,于是没过几天,晋军的军纪、风气大为改善。
    河东图强 二



    这下子,河东的普通老百姓惊喜地发现,他们总算不用天天生活在领执照的土匪窝旁边了。不过,这还仅仅是个小小的开端,李存勖在反思父亲如何由强变弱,而朱温又如何由弱变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又推出了更多的新政措施。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在叙述李存勖的更多改革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来探讨一下,朱温是靠什么取得现在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军队比李克用的军队仁义,坏事干的少吗?恐怕不见得。其实,单纯论烧杀掳掠的暴行数量,梁军干的也决不比晋军逊色,但朱温做这类坏事有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只在对手的地盘上干,坚决不吃窝草。不像李克用的军队,不管对本方还是敌方的老百姓,总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

    一旦某块地方被自己有效控制,朱温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川剧演员,立马将凶神恶煞的面具摘下,换上一付慈眉善目的外包装,变得爱民如子了。在唐末北方的所有大藩镇中,朱温向自己辖区内征收的税率可能是最低的!

    为此,《旧五代史》特别评论说:“后梁太祖的开国,正值黄巢大乱之后,天下一片荒芜。朱温据守着夷门(汴州的别称)一镇,对外则严防死守,阻止外敌入境,对内则大力推动垦荒,奖励百姓从事农桑,只收取很低的税赋。虽然战事不断,但乱世中的民众很珍惜朱温治下这一方的安定生活,都乐于交粮交税,支持梁军作战。正因如此,朱温才在二十多年间,成就了中原的霸业!”

    可见,税率低是朱温的成功经验之一。但低税率难道不会带来正常收入的减少吗?朱温又靠什么养活当时天下群雄中数量最多的军队呢?

    也许十八世纪的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的一句名言可以部分解答这个问题:“税收的艺术,就是拨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那么多拨鹅毛与少听鹅叫,这两条看起来彼此矛盾的目标,是有可能同时达成的吗?

    你当然可以把鹅都杀光再来拨毛,即使把毛拨光,死鹅也肯定不会叫,但这样做的话,等这批鹅被处理光,你就真正达到“一毛不拨”的境界了!所以,即使完全不考虑要不要尊重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这也不会是一个拨毛的好办法。咱们前边提到过的秦宗权、孙儒,就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拨毛,最后把自己也给拨死的。

    因此,最具可持续性的方法,无外乎给鹅群创造一个可以正常生存繁衍的环境,调动它们生蛋和长毛的积极性,扩大鹅群的种群数量。这样只要鹅多了,虽然从每只鹅身上拨的不多,不会让它们太痛,但拨的鹅毛总量也可以得到显著提高。当然了,这种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在你家的鹅群数量还很少,鹅圈又经常被住隔壁的黄鼠狼热情光顾的时候,如果你还坚持在每只鹅身上都只能拨少量的毛的话,那根本等不到你的数量壮大,你就会因为入不敷出而破产倒闭,关门大吉!

    那究竟还存不存在最佳方案呢?其实朱温已经给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答案。可以这么说吧,朱温之所以在唐末群雄脱颖而出,取得如今的阶段性成功,如果究其经济上的原因,那就是他比较灵活有效地,综合运用了以上两种拨毛方案。

    河东图强 三


    当年朱温刚到汴州时,真正能发号施令的地方只有汴、宋两州,在天下的诸多藩镇中,属于比较弱小的一个。鹅太少怎么办?朱温就一面用心保护着自家的小小鹅圈,拼命将它做大做强;同时一有机会(就算没有机会也要想法子创造机会)就闯进邻居家的鹅圈,丧心病狂地大拨邻居家的毛,甚至大杀邻居家的鹅。在自身造血能力还不强的时候,朱温就是用损人的方法来利己,用别人的银子来填补自己的赤字,最终渡过难关的。

    比如朱温与朱瑄、朱瑾两位义兄的战争,虽然历次战役中双方互有胜负,但战场却清一色的总是在朱氏兄弟的地盘上,如影随形的,关于梁军有组织的抢劫,大面积地破坏农田,甚至滥杀无辜等等,各种负面记载充斥于史书。朱瑄、朱瑾兄弟最后败给朱温,其实主要是经济上支撑不下去了。

    还有个更有趣的例子,清口之战后,朱温数次讨伐淮南,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没一次取得多大成功,但在顺手破坏杨家的“鹅圈”上还是干得不遗余力,光抢来的耕牛就多达十余万头。朱温将转手将这些耕牛转手租给淮北一带新征服区的百姓使用。这些百姓在他们还不属于朱温管辖的时候,曾饱受梁军的洗劫之苦,才落得如今的窘境,现在却又是朱温要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重建相对安定的生活。虽然“牛租”这项利民措施,被朱温之后的统治者变成了苛政,但不能不说,朱温是很重视战争胜负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朱温在称帝之后,给地方下达过多道赈济灾荒、减免租税,或要求地方官体恤民生诏书。有一次,宋州闹水灾,朱温有一个受封为衡王的侄儿朱友谅,正在宋州担任节度使,他为讨叔父的欢心,特意找了件一株一支麦杆上长出三个麦穗的少见麦子,当作祥瑞进献上来。朱温一看就火了,骂道:“今年宋州发大水,我没听说你去救灾到也罢了,竟然还敢把丧事当喜事办,找株破麦穗来糊弄我!粉饰哪门子的太平?”

    接着,朱温就下令免除朱友谅的一切职务,在洛阳找间屋子把他给关了起来,给不关心民生的地方官立一个反面典型:谁要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就算是我侄儿也不轻饶!(直到很久后,大哥朱全昱来给朱温探病,朱温才看在大哥的面子上,释放了朱友谅。)

    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发现了,朱温对待老百姓,就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啊!说得底,他究竟算爱民还是不爱民呢?

    其实朱温的标准很简单,一切以能不能给他带来好处为出发点。向他交粮纳税提供兵源的民他就爱,就保护。除此之外的民,谁管你死活!

    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呢,可以说既不对,也对。

    说它不对,是因为我们要找到得民心者失天下,或者失民心者得天下的例子,都不是太难。前者如西周时行仁义而亡国的徐偃王,东汉末被公孙瓒pk掉的刘虞,还有本文提到过的,唐末军人中的道德楷模高仁厚,不也死在了不仁不义的陈敬瑄手中?后者的例子就更突出了,动不动就大肆屠戮,杀得欧亚大陆处处尸山血海的蒙古人,偏偏就建起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这该找谁说理去?

    而说它对,是因为“得人心”虽然不是“得天下”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但的确是份量很重的有利条件。如果两支势力逐鹿天下,其它方面的本钱差不多时,得人心的一方由于更容易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获得本身实力之外的很多方便与助力,肯定远比不得人心一方的胜率高得多。
    河东图强  五


    也许是整个风气使然,除了李存璋、张承业这两位内政干才,河东集团还有不少官员也在同期展现出了不俗的治绩,比如功勋卓著的名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

    在夹寨之战中,潞州城被梁军包围了一年有余,据说城中光饿死、冻死的人口就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待解围之后,城中不论大街小巷,处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

    面对眼前实实在在的困难,李嗣昭一方面掏钱购买种子、种蚕,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鼓励他们将因战争而抛荒的田地重新播上希望的种子,让空荡荡的的蚕房内重新传出蚕虫咀嚼桑叶的沙沙声。一方面,李嗣昭又宣布,将正常缴税的日期大大推迟,应缴纳的数量也将酌情减少,官府将与民众一起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有了李嗣昭这样的好干部,再加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潞州有点儿幸运地未再成为梁晋双方争夺的焦点,这座遭受重创的城市,竟然在数年间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在河东这一幕幕亲民、爱民的感人大戏中,当然也少不了李存勖自己的戏份。要知道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李存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与演戏,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霸气十足的艺名:李天下!李天下者,难道不该担当天下的主角吗?

    于是,有很多河东百姓,看到了最让他们动容的一幕:年轻、英俊、高贵的晋王殿下,常常因为在路上遇到挨饿受冻的平民,就立即下马,亲切地与他们交谈,问一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有没有受到官吏的欺压等等。

    所有见到过李存勖的河东百姓,无不在心里赞叹:咱们是多么幸运啊!竟然能遇到晋王殿下这么仁爱贤明的主公!像他那样的人,一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吧?

    李存勖的内政改革,其措施并不局限在吏治与民生两方面。在出台惩贪措施的同时,李存勖就向所辖各州府下达了求贤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各级官员都要用心寻找发现人才,并向总部推荐人才,由总部量才录用。

    李存勖的这个举措,绝不仅仅是要找人来填补惩办贪官后留下的行政空缺,更是为了向天下士人释放善意,吸引他们的支持与加入,改变以往河东集团总以代北武夫为核心,统治基础过于狭小的缺陷。

    从长远看,李存勖的求贤令对河东集团影响颇大。以往,唐末的士人为躲避战乱或迫害,通常都是逃往南方,自李存勖上台后,前往河东寻求庇护的人才多起来,如冯道、吕琦等,天下的读书人也不再把河东集团看作胡人掌权的半野蛮政权了。河东集团原来就高举拥唐大旗,现在大量汉族士人的加入,进一步稀释了河东集团已经越来越淡化的胡风,使其在本质上与汉人政权已不存在区别。有的著作将脱胎与河东集团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称为“沙陀三王朝”,其实,这三朝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沙陀人的民族特色,时人也从未以异族视之,与中国历史上其它胡人建立的王朝有本质不同。

    总之,没用太长时间,李存勖就在自己辖区内的民众间赢得了广泛的爱戴,这是他的父亲李克用从来不曾达到过的成就。读史之余,掩卷静思,我会禁不住产生遐想。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假如他们能够有幸活到十七年后,见证了李存勖所有光荣的最终幻灭,也许会发出沉重地一声长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果时光能够定格在当初的一刻,该有多美好啊!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朱温晚年太昏头太不顺,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没能集中精力打击河东,从关中回来后都过去多久了啊。实际上朱温对河东最大的优势就是兵多,地盘大,经得起消耗战,如果朱温明智的话应该早就开始三道并进,目地不是攻克太原,而是掠夺河东各地,迁民于河南打击河东的战争潜力,如果坚决这么打击下去,李亚子哪有从容整理民心休养生息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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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下的前文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啊。不是朱温大发善心,愿意留给李存勖从容整理民心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他刚刚做好再一次大规模伐晋的准备,预定中的伐晋头号主将刘知俊就造反了,完全打乱了朱温的计划,原先计划用于对付晋军的军队、粮秣、辎重被转而用于平叛。

    至于平定了刘知俊之后,双方的攻守之势发生了易位,战争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李存勖手中了。详情会在后文慢慢分析。
    其实,公平的说,李存勖的失败并非失去民心,而是失去军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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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兄说得一点儿不错,李存勖是因为失军心而失败的。虽然在他统治后期,也开始渐渐地不得民心,但程度还比较浅,无关大碍,各地发生的都是兵变,未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民变。

    其实说起来,即使论失军心,历史上失军心比李存勖更严重,可也好好活到老死的帝王也多得是,只是五代这个时代与多数时代不同,军队都知道“咱们军人有力量”,所以对君主错误(有时甚至不能算错误,只要令大兵不爽的就够了)的容忍度很低(南方各国在这一点上不明显)。

    举个例子,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君主,若按五代的标准,第一次伐高句丽大败就应该被推翻了;杨玄感起兵又该死一次;雁门被围又该死一次;雁门解围后食言不赏将士又该死一次;执意不回长安,要去江都,逼得将士妻离子散又该死一次。可结果呢,直到在江都呆了将近两年,那些禁军将领才因为同事、部下的大量逃亡,担心受牵连而造反。他们对一个坏领导的忍耐程度,在五代同行们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河东图强  六


    军事是李存勖改革的另一个重点。虽然在整个李克用时代,晋军一直是天下诸镇军队最敢打也最能打的一支,但他们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就是过于自由散漫,并为此打输过不少根本不该输的仗。

    等李存勖上台,开始加强军队的训练,主要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纪律性训练,发布了一整套类似后世《作战守则》之类的规范制度。

    例如:每当作战命令下达,军官将本部所承担的任务细化,并分配完毕后,每名士兵都要遵守自己的职责,不得做任务范围外的事,不得擅自交换任务,违者斩首!

    行军途中,不得随意逗留,不得为规避风险而擅自改变路线,违者斩首!

    分路前进,到预定地点会合时,要严格遵照计划速度行进,不得无故早到或迟到,凡令会合时间误差一刻以上者,一律斩首!

    ……

    在这一堆充满了“斩”字的森严军令中,有一条最耐人寻味:骑兵在行军过程中,一律步行,未见到敌人前不准上马。毫无疑问,这条规定是为了节省战马的体力,但它牺牲了对于骑兵,尤其是轻骑兵而言最为宝贵的战略机动性,使得长途奔袭,大纵深迂回包抄等骑兵的经典战术变得无法实施,看起来应该是弊大于利。

    如果李存勖的沙陀骑兵,像后世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那样,每人至少有两匹战马,多得有五、六匹,那么这条规定就纯属脑残!

    李存勖肯定不是脑残,所以他这么做在下估计只能有两个原因。

    一、晋军虽然以强悍的沙陀铁骑闻名天下,但他们此时拥有的战马数量仍是比较有限的,按李嗣源后来的说法看,也就在七千到一万匹之间。一般来说,按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可能会缺很多东西,但很少会缺马,只是沙陀人自东投大唐以来,已经在汉地生活了两三代人,其生活方式看来已经与当年生活沙陀碛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了。在农耕地区要养出合格的战马,就像在动物园里养企鹅一样,不但难度陡增,成本也比草原上高的多。

    按说河东集团的地盘紧挨着塞北,就算自己养的马少了,也应该能比较容易地从北边的邻居那里得到战马补充。何况李克用就曾向朱温夸耀说:“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以显示自己与塞北那些游牧民的关系有多铁。不过,现在契丹人已经在阿保机的领导下崛起于塞北,沙陀人的“懿亲”、“外舍”正陆续变成契丹人的小弟。而阿保机与李存勖之间,外表虽然经常装一装亲善,内心其实都把对方当成了未来的大敌,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一定会给晋军使点儿绊子,阻止晋军扩充军力,尤其是骑兵力量的。

    二、对战马临阵时体力的高度重视,这意味着晋军拥有的骑兵,很可能多是人、马皆披重铠,以冲击敌阵为主要作战方式的重骑兵。所以牺牲轻骑兵的优势对他们的整体战斗力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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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2-11-05 0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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