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连载）[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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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连载）[第200页]

作者:总老师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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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让朋友们久等，这次不是感冒，是疟疾，交替地一阵发热，又一阵发冷，循环往复。我上班这地方，到了夏天蚊子挺多的，以往没大碍，不想这次中招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出院，不过感觉算是大致恢复正常了。

    表象之下一
    2019-045

    我们看了各诸侯使节对灭梁之后李存勖的描述，总体来说，好象正面评价比较少，负面评价却比较多，留给后世读史者一个正在快速堕落的典型印象。

    因为不打仗了，战争期间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元勋宿将、亲军卫士们，就像夏日的暖炉、冬日的折扇一样，似乎渐渐被李存勖疏远，被围绕在他身边的伶人、宦官们逐渐顶替。在这帮小人的怂恿鼓惑下，李存勖没有了先前与梁朝战争期间的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把大部份精力，用在了玩上，用在了游猎和戏曲上，短时间内，就成功完成了从明君到昏君的巨大转变。

    我见过不少网上的朋友，根据这个大体印象调侃说：要怪就怪李克用只给了儿子三支箭，李存勖又太能干，才用了十几年功夫就把三支箭的任务全部完成，过早的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所以迷失了自我，只剩下享乐了。

    不过，任何史书的记载，即使它们完全真实（实际上这一条几乎不可能做到），也只能是真正大历史中被人为选取的一小部份，它留给我们的这种表面印象，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恐怕还需要放下先入为主的印象，去寻找更多的资料，进行更仔细地推敲与分析。就让我们尝试一下结合各种记载，揭开表像，去窥探表象之下的更深层，看看有没有什么是被我们误解，或者忽略的东西。

    首先，我想朋友们应该注意到：李存勖喜欢玩，是他这位天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富贵公子，差不多与生俱来的天性。不论是游猎还是戏曲，李存勖对这两类游戏的迷恋，都是持续，不变的，而绝不是在灭梁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

    比如，在胡柳陂那场两个王朝一决生死的大战之际，李存勖都舍不得与自己心爱的私人戏班子稍作分离，要不然周匝怎么会在战场上被俘？又比如，在王彦章反攻杨刘，前线危如垒卵，李存勖亲自统军救援时，在行军途中，每天他都要分出时间来打猎。

    既然一贯如此，打猎和唱戏本就属于李存勖“不忘初心”的范畴，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李存勖继续打猎，继续唱戏视作他堕落的证明呢？

    如果硬要说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就是好象李存勖用于游猎和戏曲的时间比例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李存勖用于游戏的总时长比以前多，只是他有一个大游戏通关了，暂时不打了，所以把多出来时间分摊到另外两个游戏上而已。

    在前文《亚子侧身像》一节中，我帮大玩家李存勖总结过，他喜欢的游戏类型其实和我们很多同龄人差不多，差别只在于年代不同，如今是可以打低成本的电子版，当年都是高成本的真人版。合计来说有三大类：一、动作类，我们玩《无双》，李存勖主要玩打猎；二、角色扮演类，我们玩《仙剑》，他玩戏曲；三、战略或即时战略类，我们玩《三国志》，人家直接玩战争！

    古老的儒家经典《尚书》里创造了一句今天仍很常用到的成语，叫作：玩物丧志。在儒家老学究们的口中，“玩”字就成了一个带有原罪的动词。如果是儿童爱玩，那可以酌情宽恕；如果长大了还爱玩，就很不象话了；如果不但是成人，还是治理万民的君主，那贪玩简直可以被视为一种罪恶了！

    古史为我们记录下了一大堆把人生当游戏的反面典型，从秦胡亥到周天元，从宋徽宗到明武宗，基本都是昏君的代表人物。但按这种观念，李存勖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人物，他前期的巨大成功，和后期的迅速失败，反差太强烈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前期励精图治，后期才玩物丧志吗？显然，对于实际上一直都喜欢玩的李存勖，这恐怕不是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的正确答案。

    表象之下二
    2019-046

    其实，个人认为：玩物和丧志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具体分析。对多数人而言，兴趣是最强大的老师，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与他的兴趣正好重叠，那么他在那种兴趣上玩，有可能对他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举个最突出的例子：俄罗斯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君主，彼得大帝，就是一个从小痴迷于军事和航海的大玩家。李存勖前半期的巨大成功，部份原因，与同为军事玩家俄皇彼得一世相似。

    就李存勖的三大爱好来说，喜欢战争游戏，并且在这方面颇具天份，对他这个乱世君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喜欢游猎，只要不超过合理限度，同样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游猎在古代也具有军事意义，后世那些满清皇帝们，大都喜欢炫耀他们的打猎记录，以示不忘祖先以“骑射”打天下这个立国之本。至于听戏唱戏，正是戏曲艺术刚刚兴起时的时尚，也属于一个人正常的爱好，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只要不过度，耽误了正事，就无可厚非。

    甚至因为爱屋及乌，而从伶人之中选拔领导班干部，也不是李存勖的新创造。伶人中是有人才的，之前本文中提到的名将李存审、丁会都干过伶人，他们可不是李存勖提拔的。前蜀的唐道袭，人品虽不怎么样，但也确实有材。之后还有后周的重臣王峻，他的上位也和李存勖无关。

    好了，关于李存勖大量任用伶人的得失，我们后面再细说，现在先来看看，同光年间的李存勖，是否真的因为沉迷于游猎、唱戏，而丧失斗志，耽误正事。李存勖有没有只顾玩，而不管自己当皇帝的责任呢？这一点其实从前文中的很多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二：例如，从李存勖与高季兴的那些对话中我们知道，他正盘算着统一中国的下一步大棋应该怎么走；从威慑李继曮，到以和平手段吞并岐国，我们知道，他不是说说，而是正在做；从接见马希范的过程，我们知道他为削弱潜在敌手，不惜耍弄阴谋诡计，等等。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远一点儿，答案更加明显：

    灭梁之后，后唐庄宗李存勖实际在位时间还不到三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粗粗地计算一下，后唐帝国就合并岐国得6州，灭亡前蜀得46州，合计52州，年均17.3州，这是相当快的扩张速度了，超过了他之后的任何一位五代君主。

    不比不知道，咱们用后面两位有一统天下之志的雄主为例，和李存勖比较一下看：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间五年半，期间攻后蜀取4州，攻南唐取14州，伐契丹取3州，合计21州，年均只是3.8州，统一速度比李存勖差得远；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接近十七年，期间灭南平得3州，平湖南得14州，灭后蜀得46州，灭南汉得60州，灭南唐得19州，合计142州，年均8.4州。由于天下各个州的大小其实相差很悬殊，特别是南汉的州平均很小，直接比较州数其实对李存勖、柴荣有些不够公平，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赵匡胤的统一速度，虽然比柴荣快了很多，可也还没有到李存勖速度的一半！

    当然了，历史是不能这样简单类比的，就事论事，需要考虑到不同时期内外因素的种种差异，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所以这种速度上的快慢，并不能用于比较这三位君主水平能力上的高下，但是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关于李存勖在灭梁之后，失去了奋斗目标，因而只剩下享乐，无所事事的说法，是我们停留于史书表象上的一种误解。

    表象之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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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李存勖迷失了自我，那又是什么呢？如今网上，又有一种极端强调客观环境，与传统的李存勖堕落说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些观点认为：灭梁之后的李存勖，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作为皇帝时代的判断力和决定，仍然同他当晋王时一样英明，并无衰退。李存勖最后之所以会失败，只是因为他当皇帝时所面临的环境，比他当晋王时恶劣的太多了，恶劣到了不管换谁上去，都无法克服，只能够完蛋的程度！就像西楚霸王的自我鉴定：“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那这位后唐皇帝所处的客观环境究竟怎么个恶劣法呢？这些观点的解释是：李存勖灭梁，只是端掉的后梁的中央政府，后梁的军队和各个藩镇势力全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对于他们，李存勖既不敢动，也动不了。所以记载中，后唐皇帝才会对归降的原后梁将帅、藩镇们都显得那么宽大无比。这不是李存勖性格太好，历史上证明李存勖果断杀伐的例子多了去了，只是证明李存勖对他们无能为力。

    于是，李存勖只是取得了一次有名无实的重大胜利，手里的蛋糕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抛头洒血辛苦奋战了十多年的唐军将领和士卒们，却都在眼巴巴地等待着大功告成时，他们应得的晋升和赏赐。李存勖手里没有资源，无官可封，无钱可赏，所以才激起军队上上下下的广泛不满。之后的所有演变，都是基于这一前提云云。

    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经不经得起推敲呢？个人看来，这需要用到一点儿量化分析的内容，如果完全文字来叙述会太繁琐，也不够直观，固制作了一张表格，帮助我们分析理解一下，那个时代，关于后唐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关系的一些实际情况。

    表象之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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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这张列表能够让我们发现，我们对李存勖和他的同光朝的有些印象，其实是错的。比如，关于同光朝的中央集权程度。

    不算后来吞并岐、蜀两国得到的十一个藩镇的话，后唐从同光元年末起就领有的藩镇共三十二个（其中后唐建国自有十二个，后增设一个，至十三个；灭后梁得到二十个，后撤销一个，减至十九个，总数仍为三十二个）。同光朝尽管实际长度还不到三年，但在这短短三年内，一直没有更换节帅仅有三镇（义武王都、永平张筠、宣义李存渥），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他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变更，总计四十一次。后唐此时的节度使，别说和唐末那些大量活到几岁就干到几岁的同行相比，其被调动的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明、清这些高度中央集权大王朝中，那些三年一考核的地方官。无疑，如此频繁的调动，必然削弱各个节帅与地方，与军队的联系，使地方势力不易形成壮大。

    在以上这四十一次节帅变更中，地方兵变等原因自行拥立的有四次，全部发生在局面已经失控的同光四年，父死子继的仅有一次（彰武高万兴到高允韬），其余三十六次都是中央主动任命、调动、罢免、以致诛杀，占到总数的88%，如果不算失控的同光四年，那中央控制的比例还要更高。而且，在这一堆节帅变更中，没有一个节帅在被移镇或遭到罢免时造反（康延孝造反时并没有被罢职，他是让郭崇韬、朱友谦的相继被杀给吓怕了，被迫铤而走险，情况不属于此例）！

    另外，在同光朝，还出现了一个自唐末以来未曾有的新现像：中央官员重新压倒了地方官员，对于一些重量级人物来说，出任一方节帅已经不是什么好事，而是被排挤，甚至是被清洗的前兆。这当然只能是在中央强而地方弱时才会出现的情况。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咱们后续再说。

    显而易见，在后唐第一王朝（庄宗朝）的中央政府，在李存勖过度透支其权力，使得基层士兵广泛造反，导致局面完前失控前，对其管辖范围内各藩镇的控制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不用说，这是虚弱的晚唐根本没法比的，因为晚唐与后唐第一王朝的情况有本质区别，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区别，类似分封诸侯的东周王朝，和诸侯中打出的老大秦王朝，它们所面临的挑战能等同来看吗？

    大家不妨想像这样一个场景：创造了成语“债台高筑”的倒霉天子周赧王，某一天在地下邂逅了晚辈秦始皇，于是和他聊天诉苦：“我家祖上分封出去的那些诸侯国，太嚣张！太霸道！动不动就欺负中央，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啊！你晚十年当上天子，是不是也为此深感痛苦呢？”你们觉得秦始皇会怎么回答？他会和周赧王有共同语言吗？

    表象之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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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存勖时代的中央集权，也明显高于他之后的后唐第二王朝（明宗、闵帝朝）、第三王朝（末帝朝）、后晋、后汉。后边这几朝，可以说都在承受着由于李存勖错误带来的后遗症（至于李存勖具体错在哪些地方，后文再详述）。而且李存勖与他们的关系，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和继业者战争中的将军们，他们之间的更替，都只是几个有份量的大佬中的某一个接管了中央，没有经历朱温、李存勖式的百战开国，武力压服，也就难以让其余实力接近的大佬们心服口服地俯首称臣。

    因此他们的实力、威望不足以震慑其疆域之内各支势力，中央集权不得不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接下去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大藩镇的力量又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以至于后边这几朝，都不敢像李存勖这样轻易去调动有份量的节度使，否则极易导致被调动的节度使造反，进而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后唐的第二、第三王朝都是这样倒台的。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咱们以后再详述。直到后周朝以后，各方面情况才又渐渐向中国历史的常态回归。

    换而言之，从晚唐中央的极唐虚弱，到赵宋中央的空前强大，并非如某些文章认为的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经历了波浪式的大起伏，中间最高的一道波峰，就出现在李存勖的同光朝。

    我们看史书时另一个常见的误会，是觉得李存勖待后梁归降的藩镇、将领们过度宽大，甚至胜过之前已经在追随他的后唐旧臣。但这是一个未经量化分析的，并不准确的印象，实际上，李存勖的用人原则中，还是讲究亲疏有别的，总体来说，被征服者不可能征服者平起平坐。

    这一点，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在同光朝这几年，后唐建国初领有的各藩镇节帅，一直由后唐旧臣担任，后梁、岐、蜀的降臣们，根本没有机会染指；

    二、尽管李存勖在同光元年的十月才攻灭后梁，但就在当年，已经不声不响地，将后梁疆域内三个暂无节度使的藩镇节帅替换为后唐旧臣（分别为：一、出镇汴梁的宣武节度使卢质，汴梁原为后梁首都，后唐迁都洛阳后成为藩镇；二、出镇徐州的武宁节度使李绍荣，对应的后梁最后一任节度使，是朱友贞的弟弟福王朱友璋，已在汴梁被杀；三、出镇滑州的宣义节度使，皇弟李存渥，对应的后梁最后一任节度使，即宁死不降的王彦章）。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等到了同光三年，原属后梁的各个藩镇，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后梁节帅，被从后唐来的人所替换。

    网上有一种说法：李存勖灭梁，仅仅是通过突袭干掉了后梁帝国的神经中枢，后梁帝国的肢体，也就是军队和藩镇还非常强大，李存勖根本不敢动他们的蛋糕，只能默认其继续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了，虽然后梁灭亡时，残存的军队和藩镇确实还保有相当的实力，但远远达不到让李存勖不敢伸手的地步，他对后梁地方势力的相对宽大，并非缘于实力不足。实际上，李存勖不但动了后梁藩镇们的蛋糕，而且不只是一次、两次，是一直在巧妙安排，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河南地区各藩镇的去后梁化工作。

    表象之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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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以前文提到的，后梁归降节帅中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例。一个是朱友贞铁杆心腹兼后梁外戚的归德节度使袁象先，另一个是大盗墓贼，匡国节度使温昭图。这两人在入朝晋见之时，李存勖待他们好象极为宽厚，赦其前罪，还分别赐名为李绍安和李绍冲，以示从今以后，亲密无间，礼送回镇。为了这过份的宽大，甚至激起了郭崇韬的愤慨。

    但被史书淡化处理的后续事实是：仅仅过去几个月，袁象先就非常及时的死掉了，温昭图则被免去节度使之职，改任闲差。归德、忠武（李存勖改匡国为忠武旧名）两镇节度使，改由李绍荣（元行钦）和李令锡（原名朱令锡，朱友谦的儿子）两位后唐建国时的旧臣担任。

    是不是有种上了当的感觉？这让我想起《西虹市首富》中王多余对夏竹的那句台词：“包括现在，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有些事情，不能光看表面。”

    杨军与方正己先生合著过一本《后唐庄宗李存勖传》，上面他们是这样看待李存勖的：五代各个变态人物中最可爱的一个，一个游戏人生的好演员，一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作为后人有此观感应该说没什么不对，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多数人，尤其是他的部下，恐怕就不会觉得李存勖是什么可爱的大男孩，只能承认他是个好演员。

    一个脸上随时挂着亲切的笑容，口中常说着暖心的言语，但内心深不可测，随时可以毫不介意地改变你生死与荣辱，让每个部下都像坐过山车一般没有安全感的好演员，一只真正的笑面虎！

    当然了，在唐末五代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情况需要考虑，那就是下勀上，或者我说的“军主现象”。在很多藩镇，最有力量并不是节度使，而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军人集团，你搞定了节度使这个大头目，并不等于搞定下面的军队，胡柳陂之战中周德威的死就是明证。不过，这种现象在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一，一般来说，北方要比南方严重，河北要比河南严重，老河朔藩镇又比一般河北藩镇严重。那李存勖已经动了后梁的节度使们，敢不敢动后梁的军队呢？

    有两条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答案：第一条前文已经提过，高季兴回到江陵后，大量招募被后唐裁撤的原后梁军队，扩充自己的军力。第二条发生在同光四年（公元924年）五月，后唐的右谏议大夫薛昭文，就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上疏言事，其中就提到：“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宜加收抚。”可见，后梁归降的从藩镇到军队，没有什么是李存勖不敢开刀的。

    所以，藩镇们，尤其是后梁归降的藩镇们，在李存勖的统治下，既有生存下去的侥幸，又有随时可能生存不下去的危机感。至于反抗，后唐帝国是强大的，硬实力比此前的后梁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在李存勖对各镇军人的压迫没有发展到更高程度，让每一镇的军人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只要李存勖活着，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活！”之前，单独的反抗几乎是必败的！那还能怎么办？就只能尽力讨好李存勖，争取皇帝不要对自己下手。

    表象之下七
    2019-051

    了解了这个前提，当时留下的很多记载就很好理解了。比如，有朋友说过，藩镇的“忠心”，只能靠钱来收买。唐宪宗时为了稳定主动归附的魏博镇，唐中央给魏博军人们送去了巨额的赏金，等后来中央财政困难，钱供不上，魏博军人对中央的离心力马上又超过了向心力，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干掉朝廷派去的节度使，重新闹独立。

    但周郝王面临的困境，当然不能用于类比秦始皇。在李存勖的同光朝，情况与唐宪宗时代是恰恰相反的：史书记载中，我们找不到李存勖大规模犒赏哪一个藩镇军队的记录，让人目不暇接的，是所有入朝晋见李存勖的原后梁藩镇，以及四方诸侯，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李存勖和他身边的亲信们送钱。

    有关这一类的记载，前文中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因为缺少原始档案，此类资金流动，大多缺少明确的数量记载，但偶尔也有例外。如：李嗣昭的妻子杨氏夫人，为了给儿子李继韬脱罪，带来了四十万两白银，以及价值相当的其余珠宝。那都算成银子，大约就是八十万两。

    据《中国货币史》估算，唐代的银钱比价，大致在一两银值钱一千文到一千三百文之间波动，我们按低点算，合钱八十万贯。往前推，这笔钱大约相当于唐宣宗朝中央一年财政收入的8.6%；往后推，这已然超过了赵宋最窝囊时，任何一年给辽、金、西夏交纳的“岁币”加“岁赐”的总量！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藩镇为破财消灾准备的保护费。不难想像，如果把各个藩镇送到李存勖身边来的，这些非正常资金流的钱财都汇总计算，将会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

    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五代时北方经济应该不算富裕吧，当时一个藩镇节帅真有这么多钱吗？数字记载会不会有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明末的事例来作比看：

    明末也是财政吃紧经济困难的年代，一年的正常税收本是银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后来加上“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合计三千一百三十余万两。实际上这只是个理论数字，全国局势已经糜烂，根本收不上这么多。国难缺银子时，崇祯皇帝命勋戚、太监和百官们捐钱助饷，运动声势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因为是自愿原则，没有强制力，大家谁也不愿多出钱，整个捐助活动所得总计不过区区二十万两。明朝真的穷到那份上了吗？等李自成进了北京，没收皇室内帑，再把勋戚、太监、百官们抓起来“追赃助饷”，竟从北京一地就弄到的钱就高达七千万两银子，是明末理论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多！

    由此可见，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腐败时代官员们的财富水平，以及他们在破财保命时的放血能力。

    从以上的实际情况我们可知：所谓李存勖当时处境窘迫，对手下无官可封，无钱可赏的说法，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的想当然。李存勖手里既不缺官位，也不缺钱财。

    表象之下八
    2019-052

    一个君主，手中有了足够的资源，那他的天下是不是就能太平了呢？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历史上发生过的绝大多数财政危机，都不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赶不上当时的合理需求总量，而是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出了问题。

    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李存勖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立场摆的太歪，人为地制造“不均”，进而引发人心的“不安”。从小熟读《春秋》的李存勖，看来没在课余时间好好读读《论语》，只学会了权谋，没有学会处世。

    虽然绝对的公正是做不到的，但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需要去追求创造相对的公正，再不济，也得做出自己是公正保护者的样子。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全天下人都看到你在赤裸裸地制造不公正，那你的国家要想保持繁荣安定，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比如，前文提到，在李存勖进汴梁那天，见到了他非常喜欢的伶人周匝，答应给保护过周匝的两个后梁的伶人小吏，陈俊与储德源每人一个刺史。君无戏言，咱说话得算数不是？李存勖便吩咐郭崇韬安排一下。

    郭崇韬表示不同意：“这么做不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掌握一下原则啊？追随着陛下，同生共死，百战灭梁的，都是英豪忠勇之士，他们为了今天的胜利，抛头洒血，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到如今大功告成，这些功臣还没有论功行赏，却先让两个对国家没有寸功的伶人，而且还是敌国的伶人当刺史，那让广大将士怎么看？就不怕失去人心吗？”

    李存勖想了想，郭崇韬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不过，这只是暂缓了几个月，李存勖毕竟要时听戏唱戏，与伶人朋友们天天交流，这个没有兑现的承诺，也就常常被问起。什么？郭崇韬不同意？究竟您是皇上，还是郭崇韬是皇上啊？弄得李存勖好没面子。

    所以过不太久，李存勖又旧事重提，埋怨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过周匝的事，就因你一句话拖着不办，让我都没脸见他们几个了。你说的道理虽然公正，但这件事就算特事特办，下不为例好了！”李存勖把话说到这份上，郭崇韬当然就拗不过去了。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五月端午，陈俊被任命为景州（今河北泊头）刺史，储德源被任命为宪州（今山西静乐）刺史。坏消息通常总是比好消息更有新闻价值，这事儿马上传得人尽皆知，追随李存勖血战多年的亲军将士们，立下过战功，但还轮不上当刺史的还是大多数，听到这个消息，人人嗟叹，多有不服。

    这件事其实算不上什么特事特办，只是因为比较突出，而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前面的一条条记载中，几乎每一个藩镇节度使，甚至每一国的使节，来晋见李存勖时，都要大量地向李存身边的伶人、宦官们行贿。如果他们无足轻重，还能是这些节度使，使节们钱多得没处花吗？

    表象之下九
    2019-053

    现在知道了，有相当数量的官位被不合适的人占有，剩下的当然就少了。那么金钱方面呢？追随李存勖打天下的有功将士们，能够拿到他们期待的赏赐吗？

    史书上留下了两类初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的记载。

    第一类记录非常多，都认为李存勖薄待士卒。以当时右谏议大夫薛昭文的上疏为例：“将士们追随陛下南征北战多年，可他们得到的赏赐、军俸却非常微薄，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希望陛下能将四方贡献（藩镇和各国给李存勖及其身边人送的钱，并没有纳入国库，而是进了李存勖的内帑，以及他身边人的私人腰包），以及南郊祭天没用完的钱拿出来，给他们赏赐救急。”

    第二类记录相对较少，认为李存勖对士卒很厚。《隆平集》记载，赵匡胤（李存勖死时他还没有出生）成为皇帝后，召见过一个曾经服侍过李存勖的老宦官李承进，问关于庄宗朝的往事。李承进说：“庄宗皇帝喜欢打猎，每次到近郊出猎，常常会有士卒跪在马前诉苦：‘天气寒冷，孩儿们都穿不暖，望陛下可怜可怜我们。’庄宗皇帝则每次都是有求必应，士卒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多次。庄宗皇帝晚年遭遇的萧墙之祸，就是因为他赏赐没有节制，以致威令无法推行的结果啊！”

    那当上皇帝的李存勖，待手下士卒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两条记载并不矛盾。得到李存勖赏赐的士卒，是有机会跑到他马前诉苦的那些人，与他们之前功绩的高低，家中困难的大小，都没有关系。打猎不是打仗，用不了太多士兵，有机护卫李存勖出猎的，只能是全体士兵中非常少的一小部份，绝大部份士卒是享受不到这种幸运的。

    很多记载证明，李存勖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对身边的下属非常慷慨大方。但问题是，李存勖大方的原则，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私行赏，论亲行赏，论和他玩得好行赏。比如那些能够护卫他出猎的少量幸运儿。

    从继承晋王之位，到攻灭后梁的这十多年间，战争一直是李存勖生活的绝对主旋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最喜欢也最常干的事。在此阶段内，围绕在李存勖身边，相处最亲密的那些人，大都是军中的忠勇将士。在一个全社会崇尚勇武战功的年代，李存勖厚待这些将士，自然不会招人反感，还能给人一种爱兵如子，礼贤下士的明主风范。

    但到了灭梁之后，先是战争的频率大大下降了，在剩下不多的战争中，李存勖也基本上不再亲临前线，因此他身边亲密圈子的人员构成，也就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人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了，伶人所占的比例相应增加。虽然李存勖待心腹恩厚的习惯没变，但带给外界的感观却大不相同了。

    李存勖是个不错的演员，但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演员和政治家的技能需求虽然有不少地方重合，但两者毕竟不是同一种职业，要求不同的地方更多。之前，只是在机缘巧合下，演员李存勖身上那些政治家要求重合的特点较多的表现出来，让大家误以为他的政治能力不错。但现在环境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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