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侃侃明朝之六次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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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侃侃明朝之六次海战

作者:俗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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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明代中国水师进行了六次海战。分别是：
    屯门海战：1521年（正德十六年）的8月，打败葡萄牙人；
    西草湾海战：1523年（嘉靖二年），打败葡萄牙人
    露梁海战：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和朝鲜水师联合，在朝鲜露梁海域大胜日本水师
    澎湖之战：1622年（天启二年），明水师赶走荷兰人收复澎湖
    料罗湾海战：1633年7月，荷兰十三艘战舰，突然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妄图籍此迫使中国给予直接贸易的特权。明朝拒绝，命郑芝龙水师出战，双方激战于料罗湾。荷兰人遭到在远东的空前惨败，舰队9艘以及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船被击沉。
    收复台湾：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率兵从金门出发。跨越台湾海峡，经澎湖直取台湾。第二年1662年收复台湾。
    【讨论】
    不可否认，明代几次海战，中国确实是胜利者。可是并不说明中国水师强大。欧洲人有远洋作战能力，可以在全球海域打仗。而中国水师只能在沿岸海域活动。中国在海战的战略、战术和装备等方面已经比欧洲落后一大截了。而仅仅一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在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中国落后得太快了。
    与欧洲人的冲突，很大程度是明朝海禁政策引发的。海禁使得中国闭塞保守，拒绝了解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延误了中国的进步。
    在中国沿海的欧洲舰队，并不是海军主力，而是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的小型舰队。那个时代的欧洲都是身兼三职，没有清晰界限。郑芝龙父子集团也是如此。
    这些战役中，屯门之战、西草湾战役和料罗湾海战，都是在近岸海域。明朝在战船数量和兵力有压倒优势，而损失颇大。收复澎湖可算是跨海作战了，不过没有大规模海战，以陆战为主。
    露梁海战算得上大规模了，同样是在沿岸水域作战。而且是明军装备较优、主动伏击。露梁之战是明朝抗日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对东北亚大局影响不大。当时日军已陆续撤离朝鲜，胜负早已定局。
    料罗湾和收复台湾，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正规明朝水师，而是受招安的海商-海盗集团。当然硬要说是明军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海商-海盗在海战中远比正规军厉害！
    这几次表面的胜利，除了澎湖和台湾之外，对中国没有大的意义。相反，加固了保守停滞的趋势。那时西欧刚开始超越中华，三千年大变局刚开始。假如中华及时惊醒，以变应变，有希望跟上欧洲的步伐。起码可以称雄亚洲而不至于被小小日本欺凌。
    【】

    （01）
    *海战过程：
    第一战：屯门海战。此战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役。
    1517年正德十二年七月，一支葡萄牙小型舰队抵达珠江口，侵占屯门岛。他们“剽掠行旅”“掠买良民，筑屋立寨，为久居计”。 1521年（正德十六年）的8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葡萄牙人。
    汪鋐组织了50艘战船，包括水师和招募的乡勇和民船。葡军战船共有6艘，包括3艘中国式帆船。明水师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精心准备，了解敌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他配备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剩余3艘船突围出去，利用风暴突破封锁，逃回马六甲。
    第二战：西草湾之战。嘉靖二年（1523年），明朝水师与葡萄牙海军在广东西草湾发生海战，明水师大胜。
    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并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在遭到地方官员拒绝后，船队经过屯门，一路来到西草湾。早就严阵以待的96艘明朝战舰一路上不停的尾随与挑衅。到夜里，明朝水师再次以火船为先锋，对葡人的船队进行袭击。双方爆发战斗。葡萄牙人在损失了2艘船后，再次突围而去。42人被杀或被俘，明朝守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
    在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了20门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并将之大量仿制。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
    第三战：露梁海战。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1598年），在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对日本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中朝联军大胜。
    明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伏击增援的日本水师。日军共有17000人，约500-700艘战船，除了水军之外还搭载了大量乘船撤退的陆军。
    明军水师只有600艘战船，不过，明朝水师船只大火力猛占有优势。朝鲜水师约100艘战船。
    注意这不是鸣梁海战，鸣梁海战发生在1597年，是朝鲜名将李舜臣帅兵大败日本。鸣梁海战又称鸣梁大捷，是1597年3月，朝鲜与日本水师在鸣梁海峡的一次战役。朝鲜名将李舜臣巧妙利用潮水和海流的变化，以少胜多，大败日军。
    第四战：澎湖之战。
    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争夺东方殖民地。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侵占澎湖。
    福建巡抚南居益奉命收复澎湖。但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明朝水师无法出动。
    天启三年（1623年）11月，南居益故意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代表团，并乘机袭击烧毁了入侵明朝沿海的荷兰战舰。天启四年（1624年）2月，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7月，南居益又派出火铳部队支援，明军发动总攻，一直打到风柜仔的红毛城下，然后双方又形成僵持的局面。8月，明军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势穷力孤，不得不撤离占领了两年的澎湖。明朝收复澎湖。
    撤离澎湖的荷兰人转移到台湾，建筑城堡建立基地。
    第五战：料罗湾海战
    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突然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妄图通过海盗劫掠迫使明朝接受他们垄断贸易的要求。此无理要求遭到明朝拒绝，命水师出战，双方激战于料罗湾。荷兰人遭到在远东的空前惨败，舰队9艘以及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船被击沉。此战中被招安的海商-海盗郑芝龙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战：郑成功收复台湾
    公元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跨越台湾海峡，经澎湖直取台湾。荷兰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被迫于公元1662年（南明永历十六年），签订投降书撤出台湾。

    （02）
    <背景资料>
    *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始末
    #葡萄牙来到东南亚
    1511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占贸易枢纽马六甲。马六甲信奉一枝兰。在那里，葡萄牙人接触到了停泊在马六甲港的中国商船。
    当时明朝禁止民间下海贸易。但是广东等南方沿海还是有不少人冒险去海外做生意。后来这种走私贸易得到地方官府默许。身居广州的官员也顺应形势，部分松动了海禁政策，为地方经济和自己的腰包赚取红利。
    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由于地方官的逐渐纵容，已经可以不按明朝规定时间朝贡，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殖民当局便派出了几个商人搭乘泰国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中国。在完成贸易赢取暴利之余，也传回了关于中国的初步报告。
    虽然没能直接进入广州，葡萄牙人却已见识到繁华的东莞和作为船只驻泊地的屯门岛。前者因聚集了大量来自泰国的商贩而被描述为暹罗港。后者则因更多船只云集，被冠以贸易岛的形象称呼。这趟旅程也让欧洲人了解到与中国贸易利润丰厚。
    #葡萄牙来到中国
    按照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命令，马六甲总督派出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四艘船的船队去往中国，护送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中国大使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试图与明朝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由于船只紧张，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到南洋，往往还只能保有25-30艘左右的主力远洋船只。
    皮雷斯原本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随着阿尔布克尔的船来到亚洲，原本的任务是为国王寻找香料产地。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之夏》的书，成为了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
    船队于正德十二年七月1517年抵达珠江口屯门。船队在珠江口与明朝水师的船队打了照面后，随即在靠近广州城时，出于善意鸣炮示意，惊动了当地官员。之后皮雷斯大使及属下便在地方官的安排下，在广州住下。一方面需要让他们学习中国礼仪，一方面也是要向远在北京的朝廷禀报，等待明朝皇帝的接见。
    葡萄牙之前与明朝素无来往，不属于朝贡国，所以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人大量滞留在广州。于是船队及大部分人退到了珠江口的屯门岛，并且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据点。完成任务的安德拉德便率领精锐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马六甲，只在岛上留下了数量不多的葡萄牙人。
    正德十五年初1520年1月，驻华大使皮雷斯通过多方贿赂买通镇守太监，终于获准带着自己的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及若干随从由广州出发，并于5月赶到了陪都南京。当时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为平定江西宁王叛乱亲临南京。关于新来的葡萄牙人的报告一直从帝国的南方官员那边不断传来，各种反对葡萄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后曾经鸣炮示意，此为当时在南洋地区都已经人人皆知的示好礼仪。但在明朝地方官的报告中，却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好战挑衅。而包括先皮雷斯一步被皇帝接见的马六甲使者在内的众多南洋来使，也一再向明武宗打小报告，痛批葡萄牙人的种种不是。
    自从1514年以来，明朝在广东的地方官违反了帝国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许南洋藩属国商人来华贸易，引来了众多穆斯林、泰国人和琉球的商人。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站住脚，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而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也让自以为是宗主国的明朝大臣们恼羞成怒。
    不过明武宗并没有理会这些控诉，相反他示意让皮雷斯等人跟随自己一同返回北京，并在帝国的正式首都进行接见。由此，两国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开始了。
    明武宗本人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绝对属于思想活跃的异类。虽然因为贪图玩乐与女色，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却喜好不走寻常路。这位皇帝对于非汉族的异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能够与各路奇人异士以外语交流。新来的葡萄牙人正好迎合了这位皇帝的好奇心。皮雷斯的中文翻译火者亚三原始祖籍湖南的汉人，因为家道中落而流落南洋，于是便成为了第一位学会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教授皇帝葡萄牙语的老师。
    皮雷斯等人为了受到皇帝的接见，还向明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行贿，这位弄臣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美化葡萄牙人。正是这些机缘巧合，让明武宗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产生了好感，并接受了皮雷斯带来的礼物。无论朝中大臣与藩属国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不予理会。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这层薄弱基础上的。

    早期欧洲帆船

    葡萄牙进攻马六甲

    （03）
    明武宗在年底回到北京，然而仅仅三个月却患重病，在1521年因病而死，没有接见使团。中葡蜜月期戛然而止。大臣们早就视江彬为眼中钉，联合杨太后将其赐死，接着又处死了火者亚三。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下令逮捕，押解回广州关押。他们的存在早就让南洋地区的诸多藩属国非常不满，亲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众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在这些儒家正统观信徒的眼里，火者亚三这样的三教九流根本就是不习教化的化外之民，却能接触皇帝，实在是难以符合传统礼数，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擅自来华，又是对天朝正统观念下的朝贡体系的挑战。所以无论从何角度来看，火者亚三的被杀都不会让人意外。
    此时，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经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挥，他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而在屯门岛上建立了小规模的防御工事。西蒙.安德拉德残暴凶狠，占据屯门“剽掠行旅”“掠买良民，筑屋立寨，为久居计”
    这些事情在明朝官员看来，更加难以接受。随后，几艘载有葡萄牙人的泰国船陆续从南洋赶来，又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新继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信奉传统礼教的皇帝。在满朝愤怒大臣的怂恿下，新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继续来华贸易，并要求他们退出马六甲。
    广州当地守军也已经开始组织水军进攻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不过他们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对港口内搭载着葡人的南洋船只进行了突袭。不仅将船上的葡人抓捕、杀害，还将这些船上无辜的南洋商人大量击毙，幸存者被悉数卖为奴隶。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本地官员中饱私囊。

    （04）
    #屯门岛之战与广州葡囚
    1521年的8月，驱逐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然没有军事履历，却也尽心尽力的开展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部队，又从附近的乡村招募了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水师部队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部队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所以能派往中国的人数非常稀少。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且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又或者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使用，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人往往在几个到十多个之间不等。在开战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让葡军的船数达到了5艘。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很多人联想的先进西式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屯门之战中。
    汪鋐指挥明军水师对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进行了第一作战，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最大的原因在于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也胜于明军武器一筹。葡萄牙人惊讶的发现，明朝水师的火炮竟然大都由木头和竹子制成，反复多次的发射就容易因温度过高而自己炸裂。何况经历漫长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可谓身经百战。而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连自己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明朝水军成员的战斗力显然无法同葡人的精锐海员相提并论。于是，明朝水师只能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下来，都损失惨重。这是，又有1艘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葡军战船数量上升到了6艘。
    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组织明军进行了精心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了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同时精心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共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于是决定将剩余船上的葡人集合在3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最后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逃回马六甲。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火冒三丈。押解到广州的使团成员皮雷斯等人就成了发泄对象，被关押在大牢里。皮雷斯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 1524年病死在牢里。而其他人有些死于酷刑和虐待，其余的被作为海盗予以处决。进献给皇帝的礼物被退还后，连同私人财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
    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大使死在牢里。也为中欧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接触，划上了句号。
    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腐败无比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葡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军的毒手。

    （05）
    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明朝赢得并不轻松。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亚洲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理打击。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实在是自欺欺人。
    表面上，中西方文化冲突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皮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敬献曼诺埃尔国王写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翻译的版本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的确，在当时，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以儒学世界观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那么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提醒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维护实际上已经日渐瓦解的朝贡体系。
    而在广州的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谋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由于这类行当带有不法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武宗曾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遭到了葡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无疑，具有官方背景的华侨商人，有开后门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面却纵容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称为暹罗港。
    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沿海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
    至于这条灰色垄断链的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庇护他们为非作歹的广州地方官员。在他们的润色与修饰下，葡萄牙人礼节性的鸣炮成为了挑衅，尽管这种习俗对于长期涉外的官员来说，不可能毫不听闻。当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以绞刑处决了一名触犯法律的船员后，发往北京的奏折又变成了葡萄牙人滥用私刑。丝毫不顾唐宋时代，外商来华就已经享受有一定的内部治外法权。
    也是他们编造故事，称葡萄牙人专门偷盗当地儿童，用以食用，以今人眼光来看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在他们凶残的策划实施了对数艘泰国船只的抢劫杀人后，又将这些恶行的责任全部推倒了葡萄牙人头上，诱使朝廷颁布全面绞杀来华葡萄牙人的命令。于是，在明朝中央进一步的指示下，这些广州地方官员此后得到了对任何来华葡萄牙船只“杀无赦”的权利。
    至于那些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究竟有没有因为这条灰色垄断链牟利，则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儒家世界观与体系，恰恰是造成这种中央与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广东地方官吏的铤而走险与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对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的海禁制度的严正抗议。

    （06）
    #西草湾海战
    1522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派遣梅洛-库蒂尼奥（Mello Coutinho）即“哥丁霍”为司令，率领6艘舰船（其中包括2艘大型卡拉克、2艘小型卡拉克、2艘中国帆船junk）驶往中国。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并开启与中国的贸易（从这支舰队甚至还有主力舰来看，不能说完全没有备战的准备）。
    1523年，船队遭到广州地方官的拒绝后，经过屯门，一路来到西草湾。在今香港大屿山附近的茜草湾遭到柯荣、王应恩率领的“大队明朝水师船只”拦截，并遭到明军开火。明军有96艘战船。
    库蒂尼奥不知道，在其航行之前，皮雷斯（Pires）使团已经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即位的嘉靖皇帝已经下令驱逐葡萄牙人，而广州当局更是下达了命令，看到葡萄牙船只就将其击沉。
    为了补充水源，随后葡萄牙舰队停泊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结果被明船只包围了。更倒霉的是，葡萄牙人并没有在这座小岛上发现多少淡水。库蒂尼奥试图与明军谈判议和，结果却遭到了拒绝。
    到夜里，明水师以火船为先锋，袭击葡萄牙船队，爆发了著名的西草湾之战。库蒂尼奥下令全军突围。葡军的突围起初非常顺利，2艘大型卡拉克和紧随其后的2艘中国帆船都突破了明军船只的包围，并挫败了明军一切企图接舷登船的企图。但是殿后的2艘小型卡拉克却被明军再度重重围困。其中的一艘在激战中，舰上的火药桶（gunpowder barrel）突因不明原因被引爆，船上顿时燃起熊熊大火，另外一艘则被明军接舷成功并登船，潘丁苟首先冲上葡舰，其余士兵也蜂拥而至，最终船长Homem力战阵亡，而这艘卡拉克的几乎所有船员都被明军杀死或俘虏。
    在西草湾之战中，葡军6艘船中的4艘最终得以突围回到马六甲，1艘被明军完全缴获，另1艘被火药爆炸重创的小卡拉克被炸沉。总得来说，此战葡萄牙一共损失了2艘小型卡拉克，79人战死，41人被俘虏。明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
    此战葡方资料声称此战明军共动用大小船只300艘，其中中国帆船80艘，不敢说这个数据是没有水分的。不过明军应该也不是完全没有损失，尤其是对葡军另外4艘船登船失败的过程中。明军副将百户王应恩也在战斗中阵亡。从明方对屯门和茜草湾战役的说法来看，确实有葡人火炮猛烈之类的记载，由此看这两战的葡军确实都动用了相当数量的佛郎机火炮。
    卡拉克主要武器是短炮和投石器，原为地中海贸易而设计的大型商船，因能搭载火炮也被作为武装商船。因为成本高适航性不佳后为盖伦式淘汰。根据萄葡牙海军的数据，卡拉克船的平均寿命是四年，从欧洲到印度往返2次就要报废。
    不过明军的损失显然得到了很大的弥补——在战斗中明军几乎完整的缴获了一艘小型卡拉克帆船，船上共有各类火炮20多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葡萄牙印度洋舰队的主力炮佛郎机火炮（ber?os）。考虑到葡萄牙还有一艘小型卡拉克被击沉，茜草湾海战葡萄牙估计损失了大约40多门舰炮。
    此后，明朝大量仿制佛郎机炮并用之装备明军。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明朝水师甚至找到曾经在葡人船上帮工的华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帆船战舰，因两侧众多木桨，命名为蜈蚣船。不过最后因为觉得太耗费木料而不再建造。

    佛郎机火炮。第一张是明朝仿制

    （07）
    16世纪的葡萄牙海军已经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在本土几千公里外作战并取得了重大战果，这在当时无疑领先于时代。其舰炮的威力一度横扫印度洋。但是佛郎机虽然对付传统的桨帆小船有相当威力，对大船的破坏力仍显不足。第乌之战的新资料证明，马木鲁克、古杰拉特的大船大多数是葡军用接舷战缴获的，仅有2艘大船和大部分卡利卡特小船是被击沉的。这就解释了为何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直以接舷战为主，直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舰炮（就是红衣大炮）投入使用之后才进入了炮战时代。而明军即便是没有准备的水师也拥有大量福船，接舷战更是完全不惧，在近岸作战中有相对的优势。
    在与葡人开通贸易方面，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墨守成规，毫不作为。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官方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贸易追求，只有其民间力量以私人身份，先后转战福建和浙江沿海，逐渐与沿海的本土海盗商人们形成合作关系。但明朝中央朝廷又屡次以极端暴力手段，将他们赶出沿海。
    正是朝贡思维与海禁政策，让中央反对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而地方上又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纵容海商与海盗进行走私贸易。中央朝廷在嘉靖朝不断紧缩海禁政策，这些人又不得不与葡萄牙人合作，最后甚至发展到与日本浪人抱团，形成了祸害沿海地区几十年的倭寇风暴。明朝政府不但不能依靠贸易获得税收，反而需要耗费无数力量来镇压倭寇。今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海禁这种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历史潮流发展的开倒车终究无法永久性的维持下去。迫于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团的膨胀，明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寻求与葡萄牙人合作。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虽然在海外扩展时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色彩，却也是非常务实的经营者。无论在非洲还是印度，都不会放弃与当地势力的有效合作，达到双赢目的。于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终于利用包括向广州地方官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取得了澳门的留居权。西方近代在中国沿海的第一个长期据点，这才稳定下来。一直到1840年，英国取得香港之前，澳门都是中国沿海联通外面的世界的最重要渠道。

    （07-2）
    【链接】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船长苏萨通过贿赂获准“通市”。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澳门本来就是外贸港口，民间船只在此验货抽盘。葡萄牙人在此聚居，官府未予驱除。万历元年1573年广东官府在澳门北设关建闸。万历十年两广总督陈瑞允许葡萄牙人租澳门，地租每年五百两银。后增加了，在明末一度增至每年十万两。
    明朝急需大量的火炮，因此与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了长期的火炮交易。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就有部分来自这个炮厂，一部分来自其他渠道购买。【】

    （08）
    **露梁海战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1598年），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对日本水师作战，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中朝联军获胜。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以及“丁酉再乱”。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翌年初，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二十日，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双方停战。万历二十五年正月（1597年），日军再次侵略朝鲜，明军再次赴朝，接连打击日军。侵朝日军被压缩在东南沿海的顺天、泗川、南海一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十月，丰臣秀吉死讯传至朝鲜，日军全线撤退。
    十一月，小西行长率领的倭军第一军团在顺天城被明军包围无法逃脱。小西行长撤离的军队在猫岛遭到联军的截击，损失惨重，多次强行突围都未能得逞，不得不向外求援。
    这时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明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先将猫岛附近港口的小西行长死死围住，引诱日军水师主力前来救援，最后将其歼灭在露梁海上。
    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
    驻扎在泗川的岛津义弘接到小西行长求救信，率部前往顺天救援。岛津义弘（1535—1619年）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岛津家大名。途中遇到从固城赶来的立花宗茂、从南海赶来的宗义智，在岛津义弘率领下一道前去救援小西行长。三支部队会合后，共有17000人，约500艘（也有说700艘）战船，除了水军之外还搭载了大量撤退的陆军。
    陈璘、李舜臣早就分兵埋伏于露梁海峡西口的浦屿间，等待日军通过。陈璘率明军19400人，战舰600余艘，埋伏于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李舜臣率朝鲜水师7000余人，战舰100余艘，埋伏于观音浦。
    明朝水师有很多高大坚固的福船和楼船，且配备佛朗机炮、虎蹲炮等重武器，而日军的船相比较起来大小、火力、防护等性能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十八日午夜，日舰队乘夜潮经过露梁海峡。十九日丑时，岛津义弘（即石曼子）率军万余、战船500只西上，进入露梁海明军预伏地，遭陈璘部阻击，调头南下。天亮，日军发现前有伏兵，又向北回师，遭到北岸邓子龙部截击。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与日军展开激战。
    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柳成龙惩毖录》卷二第六十八页）
    联军驾船逼近日舰，跃上敌船，短兵肉搏。北岸邓子龙率士卒300登上朝鲜船，奋勇冲杀。“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跃上朝鲜船，直前奋击，贼死伤无数。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明史?邓子龙传》）
    战至中午，陈璘派水师副将陈蚕、游击季金率部来援。与此同时，中朝联军水师左右两路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大岛以东海面之日船队主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朝鲜李忠武公行述》对这场战斗作了生动的描述：“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
    陈璘率主力与李舜臣夹击日舰，施放喷火筒，焚毁日军大部分战船。日军跳水登岸，又遭陆上明军截杀，死伤大半。
    日军且战且退，大批日军焚溺而亡。部分日军逃脱登岸亦为明军所歼。陈璘乘胜挥师西进，焚毁日军准备撤退的船只百余艘，并与陆路刘綎军夹攻顺天日军。小西行长余部从南海岛另一端跑掉了。
    李舜臣率朝鲜水师跟踪追击，进入观音浦，再度与日军血战。日军垂死挣扎，李舜臣率龟甲船冲入敌阵，却被日军包围，结果不幸身中流弹而亡，他死前叮嘱侄子李莞：“战方急，慎勿言我死，毋令惊军。”李莞秘不发丧，鸣鼓挥旗，代叔父指挥，继续战斗。
    陈璘也率中国水师赶来支援，用虎蹲炮连续轰击，日船纷纷起火。在一片混乱之中，岛津义弘仅率50余只战船溃逃。中朝联军以一百多艘的代价歼灭日军四百多艘战船。

    （09）
    #实力比较
    日本水军在侵朝开战时，拥有1000余艘舰船，到战争末期已发展到3000艘左右，其中体型较小的关船居多，另有一部分体型较大的安宅船。数量虽然可观，但构造简单，性能较差。装备的武器为铳（即原始的滑膛枪炮）、枪、弓矢、倭刀等。
    明朝在朝鲜战场投入的兵力约4.5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
    与当时朝鲜和日本水军不同，明朝舰船高大且武器装备先进、充足，仅仅一个水军营的舰船就装备有4门前装大炮，40门佛郎机炮和碗口铳。
    朝鲜水军兵力约4.8万多人（占朝鲜总兵力的1/4），拥有船舶488艘，包括战船80艘（每船80人），辅助战船192艘（每船30—60人），勤务船26艘，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李舜臣创造的“龟船”——这是一种大型战船，甲板坚固，机动灵活，攻击和防护能力均较好。

今日屯门岛

    露梁海战的位置和路线

    （10）
    *澎湖、台湾早期状况与荷兰入侵
    台湾在历史上曾称“岛夷”、“夷洲”、“琉球”。
    在东亚各地区中，台湾被发现和开发的非常晚。一直到17世纪，沿海的汉人才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而一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岛内才有第一个汉人政权，至于中央朝廷首次收台湾为版图，那还是在康熙帝平明郑之后。
    在古代大陆前往台湾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和洋流有关，台湾海峡很难穿越。古代的东南沿海商人对于更远的琉球和吕宋颇为了解，但对于台湾则很陌生。
    三国时期吴国的丹阳太守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约成书于264—280年）中记载，吴王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远征，到达夷洲。这是历史上有关台湾的最早记载。其后，隋炀帝也曾两次派人到过台湾。可是东吴时期的“夷洲”和隋朝攻打的“流求国”是台湾还是琉球，至今仍有争议。
    澎湖位于大陆和台湾之间，所以大陆对于澎湖的开发要早很多。文献对澎湖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十八泉州知府〈汪大猷行状〉：“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实临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
    这个文献中说到，汪大猷为保护在平湖的汉人不被毗舍邪国人（传说是今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上的原住民）所劫掠，乃在平湖造屋二百间遣将驻守。而这平湖，普遍被认为就是澎湖，此史料说明中国最晚在南宋时已派兵驻守，将澎湖收入版图。而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宗室赵汝适著“诸蕃志”中明确指出“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1952年台大教授林朝棨在澎湖作地质调查时，发现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元宝”铜钱和一些铁器及陶瓷残器；以及1965年宋文薰教授和林朝棨教授率领台大考古队在澎湖发掘出北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铜钱及许多宋代青瓷残片。而2003年，竟然在澎湖发掘出“唐代花口矮圈足青瓷大碗”！
    由此可见，福建汉人大规模移民澎湖的时间很早，很可能唐朝就有居民移居澎湖，而在宋代澎湖已经出现大规模汉人聚集点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从北宋算起，那澎湖的开发比台湾早500年。
    元朝设立了著名的澎湖寨巡检司，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出现中原王朝的官方统治机构。    什么是巡检司呢？这个衙门的规格很低，巡检司源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期，两宋与金朝普及，在元明清时代为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配置于巡检司的官员称巡检，官位等级并不高；以清朝例，只是九品官。巡检司通常都是管理一些边缘地带，人烟稀少的地方，一般也是以军事功能为主。根据史料，1366年尚在任的澎湖寨巡检陈信惠是元朝首位驻澎官员。
    明朝原本延续了元朝的行政，澎湖仍然设立有巡检司，但后来因为海禁政策，巡检司被废。明中叶后，移居台、澎的大陆人口多了，逐渐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1563年，考量沿海治安等因素，明朝复设澎湖寨巡检。
    1661年郑成功自鹿耳门登陆台湾，驱逐荷兰人。之后，在澎湖设置安抚司。这是自明朝1622不再设置澎湖巡检司之后，时隔40年澎湖再次有了官署。
    而在清代，澎湖仍然循明郑旧制，设置巡检司，隶属台湾县辖下单位。1727年（雍正5年），雍正应闽浙总督高其倬之请，在原附属于台湾县之澎湖设立澎湖厅（县级单位），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管辖。自此，澎湖有了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延续至今。

    （11）
    #收复澎湖之役
    荷兰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566年荷兰宣布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1581年，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赢得国家独立。虽然当时并没有得到西班牙的承认，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行使独立的国家权力了。
    独立后的荷兰也急于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发展自己的海外贸易。由于抢夺资源等贸易摩擦，荷兰同西班牙交恶，西班牙所有港口对荷兰人关闭。别无选择的荷兰人，只好自己重新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路。
    东方的贸易之路也不平坦，荷兰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之后，就此垄断了东南亚的还是贸易。
    1602年（万历三十年）3月20日，议会授权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这个公司虽然形式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但它有自己的雇佣军，可以发行货币，也可以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具有对辖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
    事实上，它是一个拥有各种权力的政治据点。其中，位于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远东分部负责东亚贸易和侵略。东印度远东分部开展非法贸易、强迫贸易、抢劫、武装入侵等非法活动，掠夺了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荷兰人来到爪哇，数年后在此建立商馆。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驾大舰，携巨炮”来到澳门要求与明朝通商。被明朝地方官员拒绝。
    万历三十一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十二艘帆船的舰队，带着荷兰国会和奥伦治亲王的信函，要求与明朝通商。万历三十二年，舰队司令韦麻郎率二舰抵达澳门，在再次受阻后进入澎湖列岛。其时澎湖并没有官兵驻扎。
    澎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彭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台湾)即彭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彭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而作为贸易中转基地，位置十分理想。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的8月，荷兰武装舰队在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的指挥下，开始在澎湖岛“伐木造房”，准备长期占领澎湖。当时，福建官员上疏反对与荷兰人通商，并严加防范，禁止向他们供应粮食。福建都司沈有容得到命令驱逐荷兰人。他组织50艘战船，2000余人，于同年 11 月 18 日抵今日之澎湖马公市。沈有容在娘妈宫（今澎湖天后宫）会晤了荷兰的舰队司令韦麻朗，要求他们撤出澎湖。荷兰军队只有二三艘战船，兵力单薄且缺乏粮食，只得撤出澎湖，返回巴达维亚。
    在相隔18年后，荷兰人又卷土重来了。1619年，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 燕*彼得逊*昆）出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此人行事专横独断，作风好勇斗狠。在他率队下，荷兰人攻下巴达维亚城，并打造成殖民帝国的政治中心。
    1622年（天启二年）4月10日，顾恩一声令下，舰队司令雷约兹（Cornelis Reijersz；Cornelius Reyerez科纳里斯*雷约兹）率领一支舰队，由巴达维亚出发北上,向澳门进发。这支舰队共由14艘大小战舰，1000多士兵组成，内有英国两艘战船。
    当时澳门约有700到800名葡萄牙人以及10000名中国人。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已提前做了准备，配置了12门大炮，加强了澳门的防御工事。荷兰人对澳门的防御能力严重低估，登陆的士兵仅仅拉了两尊大炮上岸。没想到澳门的防御已升级，葡萄牙士兵一面以大炮还击，一面将黑奴、仆役等人组织起来作为敢死队，拼死抵抗。结果荷兰远征军惨败，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余人。

    （12）
    澳门战败后，荷兰舰队再一次驶往澎湖岛。1622年6月29日，东印度公司的17艘武装商船抵达澎湖岛的马公港。7月11日，荷兰殖民者在澎湖的马公红木埕登陆，并在澎湖风柜尾建城堡。
    荷兰殖民者抢掠中国商船，掳掠华人作苦力筑城。据记载共有1150 多名华人，役死者571人，所剩下的579人被运送到巴达维亚，作为奴隶出售。
    荷兰舰队驶至漳州海面，封锁漳州门户，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同荷兰通商。在通商要求遭拒绝后大肆骚扰福建沿海。八月中，荷兰战船8艘进犯厦门，烧毁击沉数十艘中国战船和商船。并封锁漳州海口。
    荷兰人船长威伊邦特库撰写的《东印度航海记》里头描绘当时的情形。
    十月十八日，荷兰人在漳州“烧毁中国帆船多至六七十艘”，并登陆洗劫；
    二月十日，荷兰人又“纵火焚毁两个村庄”；
    同时加紧修筑防御设施，碉堡也建起来了，舰队也扩大了，战舰达到18艘。
    在此站稳脚跟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千总陈士瑛前来交涉时，荷方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允许荷兰人在中国沿海互市；
    第二，割让澎湖予荷兰人；
    第三，禁止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二国进行贸易。
    提出以上三个条件后，并以武力要挟：“若不允市（指通商），必动干戈”。
    福建官方与荷兰人展开谈判，在澎湖问题上拉锯许久，其间发生了一些小的军事冲突。荷兰人因已在澎湖打下根基，不肯退让。与荷兰人
    当年的九月初五，明熹宗下旨：“红夷狡诈，为患方深。巡抚官着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
    福建巡抚南居益乃上奏驱荷，於1624年2月（天启四年)正月）开始进攻澎湖。南居益并亲自乘船到金门督战。
    此次出征的，是200艘兵船。福建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率领兵船至澎湖，登陆白沙岛，首先与荷军接火。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明军以兵船两百艘，拥众万人之势对付只有军舰十三艘，军队九百馀名的荷兰人却仍屡攻不下。鏖战八个月後，明朝因已支出军费十七万七千馀两，造成财政困难，而荷兰亦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境。
    “（红木埕城要塞）炮楼坚致如铁，巡抚南宫益，遣兵攻之，贼首高文律拒守不下，官军以药轰之，楼倾下海。”（《澎湖厅志》）
    海战情况更糟糕。此次明朝水师虽然出动了自己所有的家底，但都是可怜的中小型战船，和荷兰庞大的战舰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巡抚在后面督战，前线也不敢松劲，一下打不下来，那就慢慢啃吧，于是几乎天天发动攻击。后来更是改变战术，既然碉堡这么坚固，那就不强攻了。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明军使出了巧劲，用堆满沙石的战车抵挡荷兰人的炮火，一步步完成对荷兰人的合围。同时还封锁海路，断绝荷兰人的外援。
    等仗打到七月份时，南居益一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回事，于是派出火铳部队支援征讨大军。明朝的火铳，属于热武器了；他们一上来，战斗力相当的惊人，一直把荷兰人打得最后龟缩在据点里拒城死守。战斗持续到8月（公历），明军已增至近万人，而荷兰兵不足一千。
    据《巴达维亚日记》记载："白沙岛驻有中国军约四千人与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之砦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七月初三（8月16），明军分三路齐攻.七月十一日，荷兰人屈服，同意拆城堡撤出澎湖。十三日，“（荷兰人）拆城，起运米下”（《明熹宗实录?卷47》）。
    在双方激战七个月，耗费军资十七万七千余两之后，明军生擒荷军守将高文律（Kobenloet）等十二人，其余荷兰残兵仓皇逃往台湾南部。随后福建巡抚南居益献俘于北京，天启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传首九边以儆效尤。
    这次战役虽然明军出动许多战船，却几乎没有海战，都是陆地作战。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一篇名为〈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统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明军实在无法正面与荷兰舰队对抗。

    在双方陆续展开的谈判中，明人已提议荷兰人退出澎湖迁往台湾来交换通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1923年2月23日由Batavia寄呈董事会之信件称："中国使节向荷兰人提议：荷兰人如愿放弃澎湖群岛。而迁往台湾，则可准其通商；该公使亦曾向我方提议，如我方愿往台湾，亦可同样通商"，
    经和谈後，荷兰人撤至台湾，结束这场战役。明朝以荷军撤出澎湖为条件，同意荷兰占领台湾岛。就明朝官员来说，澎湖是其领土，但没有意识到台湾岛的主权问题，所以怂恿荷兰占领台湾岛。
    关於这段历史，不少学者慨叹明人的颟顸无知，让荷兰人拥有先占台湾的机会而不自知，但大都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谈，当时荷兰人写的资料有《巴达维亚城日记》及肯贝尔Campbell《荷兰人在福尔摩萨Formosa under the Dutch》，其中《巴城日记》的资料尤为可信。
    《巴达维亚城日记》纪录当时由海寇李旦居中协调，达成退军的条件是：
    (一) 荷兰从澎湖岛撤离
    (二) 明朝对荷兰占领台湾不表异议
    (三) 保障荷兰与中国通商
    中国的文献虽然都只提到荷人撤军是南居益力战之功，但也留下默许荷军占领台湾的蜘丝马迹，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九十九提到“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於北港(台湾别名)，乃复得澎湖”说明双方约以荷兰如放弃澎湖，则明朝对其占领台湾不表异议。
    此举反映出明人经长期闭关自守、实施海禁之後，不了解国际情势的转变，心目中仍只有澎湖。明初洪武帝实施海禁，裁撤澎湖巡检司，强迫澎湖居民迁往内地，与台湾联系的机会大为降低。明给事中何楷疏《春明梦馀录》的记载就反映了一般明朝官员的观念：“台湾在澎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中国版图所不载。”所以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台湾既然不在版图之内，被荷兰人先占了也无关紧要。
    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再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他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福建官员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和荷兰签订《明荷议和》。李旦是泉州人，他在欧洲世界的知名度比在华人世界更高。李旦与荷兰人早在日本就建立了商务关系，在中国台湾、福建和日本的三角贸易中，也是一方之霸。
    【讨论】
    明朝的海禁，归根结底是害了中国。思想陈旧意识封闭，远远落后于大航海时代而不自知。【】

    （13）
    #澎湖之战的影响：
    此战过后，朝廷才意识到澎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于是采取了以下补救措施：
    一、在澎湖增加驻兵，着兵部“专设游击一员，驻扎澎湖，以为久经固圉之”。同时在原有兵员的基础上再增加兵力，最终使澎湖地区的驻兵增加到 2104 名。
    二、加强福建沿海地区卫所同澎湖地区的联系。
    三、提升澎湖驻军等级。澎湖地区原为“南路节制”，故而军事决定权较低。现今改为 “副总兵衙门兼协守职衔”，大大提高了澎湖守军的军事决定权。
    四、增加兵饷。澎湖地区每到汛期，驻防人员便会撤防，而如今则增加兵饷，使驻兵常年死守，不许回撤。
    五、屯田澎湖，开发渔业。
    另外，在军事上也有所斩获。正是通过此战，明朝意识到新式火炮的巨大威力，在收复澎湖之后，开始着手仿制荷式火炮，用于装备自己的军队。
    经过屡次改进，最终生产出后来令满洲人闻风丧胆的红夷大炮。
    但荷兰人在退出澎湖后，转而侵入台湾。早在1622年7月，荷兰人就不断派兵去台湾沿海勘探，发现大员港（台南）可以停泊舰船。大员外海共有11个岛屿，由北向南组成天然屏障，形成可以同时停泊千余艘船只的大型良港。此外，这里还是进入台江的主要航道，易守难攻，具有较高的军事价值。1624年9月，荷兰武装船队在离开澎湖后来到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在台江外一个无人岛上修建城堡。
    荷兰在台湾大兴土木，修建“奥伦治城”。1632年底完工后定名为“热兰遮（Zeelandia）”，成为荷兰驻台湾的“总督府”。它是建立在台湾的第一个外国侵略者的据点。随后，荷兰人又在台江对面修建仓库、住宅、商业区，定名为普罗文查城，后改名为赤坎楼。并在台江口两侧修造了坚固的堡垒炮台。荷兰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逐步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天启六年，西班牙人也侵入台湾北部，在基隆和淡水建筑城堡炮台。崇祯十五年，荷兰人舰队进攻淡水，把西班牙人逐出台湾，进而占领全岛大部。
    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荷兰人开始大肆走私中国商品，并获得巨大的利润，还劫掠过往商船。因为有福建当局的默许，荷兰人在台湾没有被驱离，他们便一直在台湾留了下来，这一呆就是38年。
    他们抢夺的主要物品是台湾特产的鹿皮、樟脑、槟榔、米和砂糖等。据统计，仅在1638年，荷兰从台湾输往日本的鹿皮就达十五万张。而把东印远东分公司的香料、胡椒、琥珀、锡、铅、棉布、鸦片等，经台湾输往我国大陆，然后再把我国大陆的生丝、瓷器、丝织品、黄金等货物，从台湾运回他们的国家。在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中，荷兰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当年在福建沿海的郑芝龙是海盗海商巨头，与明军和荷兰人发生军事冲突。崇祯元年1628朝廷改变政策，招抚郑芝龙为总兵官。
    荷兰人主要都是依靠郑芝龙获得中国商品，再转售到日韩和欧洲。在整个明朝时期，尽管荷人多方努力，想与中国正式通商，但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荷人一直未能如愿。不仅如此，荷兰人也利用郑芝龙集团打击西班牙人，从福建到吕宋的商船屡屡被郑芝龙集团所截击。在这些行动中，郑芝龙可能获得了荷兰人在武器上的援助。

    （14）
    *料罗湾战役
    福建巡抚邹维琏上任后再次发布了海禁令，只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两年时间内，福建才发布了6张许可证，福建的贸易陷入了瘫痪。而荷兰和中国的贸易也陷入了困境，对此，荷兰决定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1633年，荷兰在台湾的第四任长官汉斯?普特曼斯向荷兰在远东的中心雅加达汇报了情况。随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决定和中国来一次战争，目的为“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
    崇祯六年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大举进攻福建沿海。7月5日，荷兰军舰在南澳发动了袭击，标志着海战正式爆发。在北上过程中遇到了26艘明朝战舰，明朝损失惨重。7月12日，荷兰舰队对厦门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明朝25只以上的大型军舰和15到20艘小型军舰被击沉，并俘获了3艘大型军舰和1艘小型军舰，而荷兰仅战死1人。
    荷兰人提出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单独贸易，遭到明朝拒绝。此后，荷兰又不断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劫掠，明朝损失严重。随后双方正式递交了宣战书
    荷兰当时共准备了20艘军舰，其中有2艘提前撤退，2艘前往暹罗进行贸易，2艘前往日本进行贸易，1艘前往了雅加达参加战斗，2艘作为运输船，在航行过程中有3艘搁浅或者被风吹走，因此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军舰只有7艘。不过与荷兰勾结的海盗来了50艘海盗船，使得荷兰的总兵力人数达到了1300人。
    荷兰的船只多为三桅帆船，装备了先进的加农炮，射程可达5公里左右。每一艘军舰装载10门以上的大炮，这是最大的优势。而明朝的海军使用的大船，长约100多米，宽度约50多米，最多装备两门大炮。明朝使用的大炮为自制铁火铳，最大射程不超过1.5公里，且有冒炸膛的危险。因此在单只船的战斗力上，荷兰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不过明朝和郑芝龙的船队数量多，可以用几十倍的数量来抗衡荷兰的船队。
    针对荷兰的侵略，明朝和郑芝龙联合了起来，开始进行了战争准备。首先，调动沿海地区的百姓参战，大量征调民船和制造火船。郑芝龙并宣布：“烧掉荷兰船得200两赏银，取得一个荷兰人头颅得50两赏银”，使得士气高涨。其次，郑芝龙向英国购买加农炮，到决战之前明朝已经装备了50艘的炮舰。
    1633年8月，海盗刘香及李国助派出战船协助荷兰人在漳州湾附近海面截击南航的船只，并派出50艘战船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刘、李两人亦率主力部队进发澎湖，战争一触即发。
    八月十二日福建巡抚邹维琏赶到漳州，以郑芝龙为先锋出海攻剿。

    据史料记载，1633年10月22日（崇祯六年九月二十日），郑芝龙与荷兰舰队激战于料罗湾。荷兰海军的战舰向北行驶至料罗湾，却不料处在了下风位，这给明朝和郑芝龙的舰队一个反攻的机会。郑军水师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刘香、李国助等中国海盗的战船跟随荷兰的战舰驶向料罗湾，数量有50～60 艘，但是无心恋战，看到郑氏水军处于上风，便弃荷兰人于不顾，自行逃离战场，改赴南澳附近的海面截劫船只。
    在海战中，郑芝龙率领15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50艘战舰（装备了英国加农炮），100艘小火船。而荷兰有8艘战舰，50艘海盗船。郑芝龙舰队排成菱形横队，为的是发扬船艏火炮优势，结果遭到荷兰战舰舷侧炮的猛烈轰击。郑芝龙利用清晨昏暗的天空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并利用上风的有利条件实施火攻船攻击。
    荷兰舰队在欧洲战场上从没有见过中国的火海战术，没有应对方法。小火船在炮舰的掩护下一拥而上，搭钩点火，荷兰人的两艘战舰瞬间被烧毁。另外两艘在与炮舰的对战下被击沉，剩下的那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帮助荷兰人的刘香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抓获荷兰一百多人，烧毁荷兰人战舰五艘，俘获荷兰战船一艘。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
    料罗湾海战是荷兰人在远东空前的惨败，郑芝龙的水师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
    战争结束后，郑芝龙进一步垄断了东南地区的贸易，而荷兰人只能在1640年和郑芝龙单独签订四六开的贸易协议。

    （14-2）
    【讨论】
    客观的看，料罗湾胜利与其说是明廷的政治胜利，倒不如说是民营“企业”的优势体现。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是通过英荷“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军政商结合、海军海盗海商三位一体的“近代企业”来推进的。海外华商的海盗-海商集团野蛮生长，在海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了假如有宽松的土壤，中国人同样能够在大航海时代，爆发巨大的潜力。【】

厦门、金门、料罗湾

    （15）
    **郑芝龙集团
    随着隆庆开关，中国海商又再次发展壮大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杨禄、杨策、颜思齐、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等集团。这些海商跟嘉靖年间的差不多，基本都属于海上武装集团，在对抗官军的同时，也相互吞并。在群雄逐鹿中，郑芝龙独操胜券，称霸整个南中国海。郑氏“一门声势，旭赫东南”。中外海商一律俯首称臣。
    郑芝龙（1604-1661年），字飞皇，小名一官（福建传统是家中老大叫一官，老二叫二官，以此类推），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泉州自宋代起就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历来海外贸易发达，为了谋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郑芝龙的父亲郑绍祖是泉州知府衙门的库吏，他的舅舅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海商，名叫黄程，从事澳门与日本、澳门与马尼拉的远程贸易。
    郑芝龙自幼不喜读书，喜欢舞刀弄剑。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和彭孙贻的《靖海志》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幼年时代的故事：当时郑芝龙10岁，应该是5、6月间，也就是荔枝成熟的季节。郑家兄弟一伙在其父亲工作的府库大院里调皮捣蛋，看到一串荔枝挂在一根长出知府衙门围墙外的树枝上，便开始投掷石块，想打下那串荔枝分享。不料一颗石头飞越围墙，击中了知府大人蔡善继的头，知府派人将一哄而散的男孩们都抓了回来。知府大人本要大发雷霆，看到郑芝龙之后却笑着说：“你今后必将大富大贵，封侯拜相”。于是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投靠舅舅黄程。郑芝龙和他的弟弟芝虎跳上一条海船，来到了澳门。
    澳门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郑芝龙在澳门学会了葡萄牙语，也受洗皈依了天主教，他的教名为尼古拉（Nicolas）。因此西方史料中叫郑芝龙为Nicolas Iquan，即尼古拉?一官。
    他的舅舅派他经营对日贸易，因此郑芝龙来到了日本的平户。这个王直海商集团曾经的殖民地，现在仍然充斥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海商，他在此处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大海商李旦（有的史料称为李习）。
    李旦也是福建泉州人，曾经是马尼拉的华商首领，后因西班牙人的排挤，来到日本经商，利用江户幕府初期对中国商人的优待政策，在平户定居，建立起了一个往返福建、澎湖与日本（平户、长崎）的海上贸易集团。
    郑芝龙得到了李旦的赏识。他还结识并迎娶了一位日本新娘——田川松。他们婚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姓爷郑成功。郑芝龙没有留在家里等待儿子的诞生，而是抛下怀孕的妻子，和李旦一起执行一项对荷兰的外交任务。
    原来荷兰人来到亚洲后，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他们于1622年攻击澳门失败后，登上了澎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堡，希望能成为对华贸易的基地。但明政府很快在城堡工地附近集结了数千人的部队，准备将这群“红毛番”赶出澎湖。
    李旦与郑芝龙就是在双方即将开战之际，被邀请介入调停。在李旦的调停下，1624年荷兰人同意了明政府的条件，拆除了澎湖的城堡，航行至台湾，在台湾南岸外海兴建了另一座城堡，称为热兰遮城堡。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
    在李旦与荷兰人的支持下，郑芝龙的海商兼海盗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625年李旦去世，其资产、舰队和部众都落到郑芝龙手里，至于其继承过程是否顺利，期间有没有阴谋与斗争，各史料记载不一。反正郑芝龙是继承了庞大的遗产。
    不久，郑芝龙辞去了翻译的工作，开始了亦商亦盗的生涯。荷兰人认为他只是个平庸的翻译，没想到他还是个杰出的海盗。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福建巡抚朱一冯命都司洪先春率水军出击郑芝龙。鏖战一整天，胜负未分。入夜后，海潮大起，郑芝龙亲自带领一支船队，化妆成地方民团武装，潜至明军后方，发动进攻，使明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连洪先春本人也身中数刀。明军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
    但郑芝龙与其他海盗不同，对明军没有穷追猛打，对俘获的明军将领也不杀害。对沿海百姓更是秋毫无犯，遇到贫苦人民还会给些钱粮，对群众的接济品从不白取，而是高价购买。他成功为自己树立起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形象。因此当他竖旗招兵，从者可达数千人。
    郑芝龙的队伍发展特别快，天启六年（1626年）他的舰队扩大到120余艘船只，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时，已有700多艘船，崇祯元年（1628年）时已有海船1000多艘与数万名水手。郑芝龙集团舰队的装备也很先进，两广总督曾上书朝廷，说郑氏集团“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朦幢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当时明廷在辽东与后金作战频频失利，内地农民又屡屡发动叛乱，明廷已经无力大举镇压东南海商。因此，明廷对郑芝龙已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招抚的手段对付郑芝龙。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皇帝正式下诏，纳降郑芝龙。当年九月，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投降，被授予海上游击的官衔。当然明廷招降郑芝龙的目的在于利用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剿灭东南沿海的其他海商，甚至希望郑氏的舰队能北上辽东，抗击后金。而郑芝龙也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一统南中国海，称霸海疆。
    归顺朝廷后，郑芝龙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消灭海盗李魁奇。这个李魁奇本是郑芝龙的手下，由于不同意投降，而独立门户，现在他已经发展到400多艘船、部众数千人。
    郑芝龙向荷兰人请求协助。此时在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最高长官叫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普特曼斯急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海商能到台湾南部荷兰殖民地发展贸易，需要更多的中国帆船、丝织品与瓷器。郑芝龙利用普特曼斯的这一心理，对他说如果荷兰人能帮助剿灭海盗，就能在中国打响名号，届时中国官员也将允许更多的中国海商前往台湾贸易。于是普特曼斯同意了。
    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普特曼斯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大陆，并与李魁奇的前手下钟斌结盟合作。普特曼斯对李魁奇的舰队正面开火，钟斌则绕道后面。这支中荷联合舰队干净利落地采用典型的夹攻战术消灭了李魁奇的舰队。

    （16）
    打赢这场战役之后，普特曼斯迫切地希望郑芝龙履行诺言，开放对台湾的自由贸易。但由于福建来了一位不喜欢红毛番的新巡抚邹维琏，郑芝龙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只是保证每年发放8份许可，让满载丝织品、瓷器的中国船只前往台湾。普特曼斯当然不会买账，自由贸易的许诺变成了区区8份许可，自此他对郑芝龙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随时随地伺机报复。
    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厦门建造了一支新舰队，该舰队由30艘欧式巨型船只组成，每一艘都有两层经过强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设30或36门大型火炮，与荷兰战舰一样多，而其他中式帆船只能架设6至8门火炮。这些新式战舰都有欧式炮门及滑动炮架，上面装有环钉与绳子，能拉向后方以装填炮弹。
    当普特曼斯侦知这一情报时，认为自己复仇的机会到了。1633年的一个黎明，天空晴朗，月朗星稀，能见度非常好。普特曼斯将他的舰队分成两股分别进击，一股绕过鼓浪屿东侧，另一股绕过西侧，防止郑芝龙的舰队逃跑。结果他发现根本不必这么费心。他完全没有遭到抵抗，船只直接驶入了郑芝龙的舰队中。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新造的船只上往来奔忙，对来敌毫无戒心，因为他们认为荷兰人是友善的。
    普特曼斯下令旗舰率先开火。震耳欲聋的炮声震荡着海湾。接着，荷兰船只降下国旗，升上红色战旗，全体舰队开火。中国舰队上的工人与水手纷纷跳入海中，游泳上岸。30艘崭新的战舰就只有3只逃过一劫，整个行动荷兰舰队只损失了1人。
    同时，普特曼斯派人上岸劫掠财物，更重要的是他想封锁海岸，以迫使明朝和郑芝龙同意他的要求：与中国自由通商、在鼓浪屿建立贸易基地、在福州市派驻永久大使。普特曼斯的抢劫行动可谓十分成功，最丰富的收获是他们劫持了一艘从马尼拉回航的中国商船，这艘商船载运了27994枚银币，价值相当于今天的600万美元。在偷袭后的6周内，普特曼斯估计掠夺了价值64017枚银币的现金和商品，约等于今天的1300万美元！
    但普特曼斯的偷袭与劫掠激怒了中国人，使原本不和的巡抚邹维琏与郑芝龙联合了起来。郑芝龙负责重新建造战舰，而邹维琏则负责召集人手。沿海各地的将领也陆续赶到福建，发誓打败荷兰人，面对红毛番，他们绝不退却。
    大多数欧式战舰被普特曼斯的偷袭击沉了，郑芝龙决定改用火攻战术，通常的火攻船都是无甚价值的小艇，但为了迷惑荷兰人他决定将最大的战舰作为火攻船，而且船上还布置了大炮和水兵，使得这些火攻船看上去像是威力巨大的主力战舰。
    1633年10月的一天，郑芝龙的舰队与普特曼斯的舰队在金门南部的料罗湾一带遭遇。郑芝龙的舰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驶向荷兰舰队。普特曼斯原本打算开往深水区，却意识到他根本来不及起锚。中国的火攻船撞上荷兰舰船后，立即被点燃，瞬间化为一道火墙，与荷兰船只同归于尽。这时候普特曼斯才意识到整支中国舰队其实是一批火攻船，但已为时过晚。近百名荷兰人被俘，数十人遭到杀害。普特曼斯侥幸捡回一条命，突围而逃。这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
    从郑芝龙受抚以来，自崇祯二年（1629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先后灭掉了中国海商兼海盗李芝奇、李魁奇、钟斌、刘香等集团。再加上又战胜了荷兰人，名声大震。他不仅设法让朝廷撤换了与其不和的邹维琏，官职也从游击升为总兵，到南明唐王政权时得封平国公。
    郑芝龙的权势已无人能敌，要为自己打下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第一步就是与荷兰人开展自由贸易。有时候郑芝龙会允许荷兰船只到福建沿海来通商，但更多时候他是派遣中国商船前往台湾，每艘船都悬挂着绣有“郑”字的旗帜，他完全控制着荷兰人能获得的丝织品、瓷器的数量与价格。
    到了1640年代，出入福建各港口的船只几乎都悬挂郑芝龙的旗帜，他的船队拥有各类船只上千艘，有的材料说他拥有1000艘船，有的材料讲他拥有3000艘船，反正数量惊人。
    郑芝龙亦官亦商，以官护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海商集团达到郑芝龙的规模，也没有一个海商像郑芝龙这样得到官方的支持。他俨然是称霸整个南中国海的一方诸侯，他的舰队遍及日本、东南亚各地，几乎完全控制了福建和东南亚海外贸易。郑氏海商集团拥有大量的资本、商船、武装、战舰，而且完全商业化运作，还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与当时欧洲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非常相像，可谓之为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他向南中国海的每艘远洋船只每年收取过路费3000两白银，包括荷兰、英国等西欧商船，只有交完了过路费，悬挂上“郑”字令旗，才能顺利贸易，否则随时可能被铲灭。单是一项过路费每年收入就可能高达1000万两！如果这些数字记载无误，那么每年光是过路费的收入就已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年收益——从日本到香料群岛，乃至印度、非洲、阿姆斯特丹。
    同时，郑芝龙还从对日本、东南亚的直接贸易中获利。据杨彦杰估计，当时郑芝龙集团年利润可达2000万或300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他还有租金、土地收益及贿赂等其他收入来源，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但金额也必定非常可观。看起来郑芝龙集团的年收入很可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至四倍。

    （17）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利用，但郑氏集团一直压制着荷兰人，无论在商业竞争上，还是武力争夺上，郑氏集团都是完胜荷兰人。
    早在料罗湾海战之前，荷兰人就巴结郑芝龙。1630年，普特曼斯长官到中国大陆去找郑芝龙，与他探讨有关采购商品、销售胡椒，以及签订交付广东货物的契约等等事情。如果没有取得郑芝龙的同意，荷兰船是很难到中国海岸进行贸易的。同时，荷兰人也很希望郑氏集团能载货到巴达维亚（雅加达）。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能在巴达维亚买到中国货，还能增加关税、人头税和其他收入。因此，荷兰人也不敢轻易冒犯郑氏集团，他们知道如果与郑芝龙发生冲突，就算打赢了，这一年的贸易也将被迫关闭。荷兰人能买到什么中国产品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中国的商品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的重要源泉。
    据荷兰人《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早在1629年初，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纳茨到漳州湾购买生丝时，郑芝龙就阻止其他商人与荷人进行交易。纳茨因此与郑芝龙发生争执，郑芝龙遂令荷人于次日离开，否则将用火船对付他们。1633年9月，中国商人Jockiay告诉普特曼斯，郑芝龙总是自己包揽所有对荷事务，未经他的同意，任何商人都不准到台湾大员来；他只用两个商人来与大员的荷人通商贸易，其他商人若要到大员来，就必须支付生丝5%，布、糖、瓷器及其他粗货7% 给他，许多商人因此都无法前来大员贸易。1634年10月，一个商人在写给荷兰人的信里也埋怨郑芝龙的心腹亲信排挤他，与他抢生意，致使商人不愿再去申请通行证（通行证必须每三个月更换一次）。他还告诉荷人，商人们大多乐于乘坐郑芝龙的商船，因为这样无需在中国大陆纳税，而搭乘其他人的商船，则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
    郑芝龙对中国大陆海外贸易的垄断行为还表现在，他有时会故意拖延某些船只，而让另一些对他有利的船只先行出航，举几个例子来说，1635年，他让欠自己钱的Jocksion先到大员出售货物，而把其他船拦住；1638年，他又让船主Sualiangh先出海，其他装有相同货物的船则被留下来。1640年，郑芝龙把两条准备出发的帆船扣下来，然后忙着先将两条葡萄牙船上的货物整理后发往日本。
    在利润最为丰厚的对日贸易中，郑荷竞争最为激烈。1640年双方达成协议，郑芝龙表面上同意把对日贸易出让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同时还要阻止其他中国商人到日本做生意。由他向荷兰人提供丝织品、瓷器等畅销日本市场的中国商品，他分得最终利润的四成。
    然而，极具商业头脑的郑芝龙是决不会轻易地把利润极高的日本市场拱手让给荷兰人的。郑芝龙并不想真正遵守与荷兰人的协议。1641年，他开辟了一条从安海直达长崎的贸易新航线，把中国的丝货等物产销往日本。郑氏集团对日贸易的另一优势还在于，荷兰人转贩日本的中国产品基本上都是靠郑氏集团提供的，一旦郑芝龙停止供应中国商品给台湾之荷兰商馆，荷兰在日本的贸易便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1644年当长崎奉行责问为何荷兰船仅装有少量生丝时，商馆长只好如实回答: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战乱和郑芝龙的贸易垄断，致使荷兰人无法买到足够的生丝。164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的贸易甚至出现了中断。郑氏海商集团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可怕的竞争对手。1641年到1646年间，出入日本的中国商船数比荷兰商船多出7 -11 倍，其中大多数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在1646年8月作出的决定中，荷兰台湾长官和评议会不得不承认：“……中国商人已在日本贸易中获得巨利，并非用武力能轻易截断……”
    不但在日本，在东南亚许多地方，郑氏海商集团也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构成了威胁。举一例来说，荷兰人在得不到中国丝织品的情况下，只好转向越南北部丝织业发达的东京（Tonkin）地区订货。但很快郑氏集团也开始大肆购买东京的丝织品及其他商品转销日本。恼羞成怒的荷兰殖民者对郑氏海商集团进行了报复，在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各处劫掠郑氏集团的商船。荷兰人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吓倒郑氏集团，他们相应地采取了反击措施。1655年，郑成功下令封闭港口，不许中国商船开往台湾，给荷兰人以很大的打击。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荷兰台湾长官揆一（F.Coyet）只好“遣通事何斌，送外国宝物，来求通商，愿年输饷五千两，箭十万枝，硫黄一千担”，郑成功这才下令取消禁令。但荷兰人的台湾贸易已大不如前，在中国人的激烈角逐下，台湾逐渐丧失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贸易的重要地位。至1662年被郑成功收回，荷兰东印度公司彻底地败给了郑氏海商集团。
    17世纪正是荷兰人称霸海上的顶峰时期，从阿姆斯特丹到马六甲，到巴达维亚，再到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谓无往不胜，可为什么就单单败于郑氏集团呢？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全球经济大趋势及中国、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来找答案。荷兰人与其他欧人东来的目的一样，在于购买中国丝织品、瓷器等商品，再转卖到欧洲、日本等其他地区赚钱。而当时的世界上，优质丝织品、瓷器的生产工艺与技术基本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在欧洲市场需求面前，荷兰人只能向垄断优质丝织品、瓷器生产的中国人俯首称臣。中国的东印度公司——郑氏集团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技术垄断、强大的生产能力及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战胜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中国的技术垄断优势、郑氏集团纯熟的商业运作及强大的武力后盾，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败才叫奇迹呢！

    （18）
    由于海禁，欧洲市场的巨额利润，相当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闽南为核心的中国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商人定位的荷兰人对华政策务实，为了生意愿意与中国人打交道。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的西班牙商船。在16后半叶-17世纪初，各种力量交织东亚海域。没有政府为后盾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做出选择时是非常务实的。任何力量，包括明朝政府都可以是合作对象。不同的海上力量，在具体事项上的选择，并不会天然保持一致。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有可能雇佣中国船。
    很多人会认为，那些与外夷尤其荷兰人合作的中国人不爱国，但在明朝封禁海疆，而东南沿海地区山多地少，不得向海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卖国行为，而更多只是一种经济活动。如果中央皇朝能够在政治上给予认可的话，那么这股力量是非常乐于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后来郑芝龙的被招安，以及郑成功在大明王朝即将崩溃之际的坚持，便是这种价值观取向的证明。
    在郑芝龙之前，明朝政府所招安成功的多股海上势力，都被分化瓦解了。被招安的强人急于洗白身份上岸，就此融入帝国官僚体系。不过，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给了这些民间海上武装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就是与官府达成事实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接受朝廷所授予的官职，并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军队招募、粮饷供给上完全自主。换句话说，被招安之前的私人武装及其所维持的海上贸易体系，在招安后并无变化。在以“公司”模式开拓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人看来，上述模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明朝政府之所以最终选择和郑芝龙合作，包括实际允许其拥有私人属性的军队，在于经营海洋与陆地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海洋之上，经济收入并非如陆地上那般，由固定的田产计算出来，而是通过贸易通路的垄断来实现的。劫掠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并非是海上经营的常规手段。为过往商船提供武装保护，并收到一定比例的“保护费”，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保护甚至不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航行上。由郑氏发出的令旗成为了环中国海商船的护身符。一旦因受到其它势力攻击而遭遇损失后，护身符的发放者甚至会第一时间对船主给予经济补偿，以维护自己的信誉。
    郑芝龙的身份转变后，仍然是自立为王。他所渴望的，是台湾海峡乃至环中国海贸易的主导权。至于与明朝政府、荷兰人，以及其它势力的关系，都只不过是商业合作，本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选择的。在这一原则之下，郑芝龙在被招安前，既与明朝方面合力封锁过在澎湖的的荷兰人；又曾经受雇于荷兰人，袭击过西班牙船队；甚至还曾主动攻击厦门等地的明军，以彰显自己的实力。

    （19）
    【讨论】
    大航海时代完成伟大事业的许多英雄人物，如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并非道德高尚的模范，而是贪婪残忍的海盗。同样为中华开辟海洋的风云豪杰，如陈祖义、王直、林凤、郑芝龙等，也不是遵循孔孟之道的儒生。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道德评判，而是要着重他们对历史的实际作用。
    大航海对欧洲、对中华都是千年一遇的极大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欧洲抓住机会成为地球霸主。而中国实行了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的禁海，彻底打断了自行率先向新一代文明转化、扩大民族生存空间的希望。这一伤痛至今仍未痊愈。
    本来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中华有很大优势。中华的生产能力尤其是手工业制作是地表最强，压倒优势。中华三千年一直是重要的海洋大国。蒙元证印尼、郑和下西洋，以及大批华人迁移南洋，都比欧洲早一个多世纪，而且规模大得多。在东亚海域，中华具有压倒优势！海商海盗也是率先学习西欧文化、接受欧洲火器的先锋，即使在欧洲殖民势力来到东亚，他们在得不到中华大地支持的险恶环境下，依然可以抗衡欧洲人！可是在中原皇朝和殖民势力双重打击下，中华彻底失去了东亚海域。通彻五百年啊！！
    代表历史新方向的海盗海商是中华文明内部产生的力量，不是外来影响引发的。而代表地主阶级的守旧势力更是内生力量。这说明中华文明内可以产生创新力量，但无法克服守旧势力。直白地说，如果没有巨大的外来冲击，中华文明本身不可能自行进步到新一代文明。
    【】

    （20）
    *收复台湾
    1661年4月21日，郑芝龙之子郑成功（1624—1662）从厦门发起了收复台湾战争。他率领部众约2.5万人，乘坐400余艘舰船从金门出发，经澎湖登陆台湾。荷兰人早已与明朝方面达成协议，完全放弃澎湖列岛，因此郑成功军队入驻澎湖并没有遇到阻碍。
    驻守台湾的荷军总兵力为1500余人。从人数上来说，攻台的郑军占据着绝对优势。武器是荷兰好一些，可是明郑也购买了不少欧洲火器。在最后的决战之前，郑成功就从金厦调运了45门大炮赶赴台湾前线。这些大炮都是从澳门购买，葡萄牙人乐于帮助中国人打击竞争对手荷兰。
    荷兰人在台湾构筑了两座主要城堡：热兰遮城和赤嵌城。两城的直线距离为4公里，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范围。在攻台之役中，这两座城堡成为了胜负的节点。
    在明郑攻台之际，荷兰人在台湾并没有驻守大型主力战舰，整个台江内海的荷兰船只有七艘（加上若干小舢板），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中型武装船只仅有三艘（吨位在600吨左右）。荷兰人的唯一优势，在于单舰的体量和火力更为强大些。不过在单舰火力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用数量和战术弥补了这一差距。在中华水师的战术中，接弦战和火攻是最为常用的手段。通过上述战术，在开战第二天（5月1日），明郑水师便击沉了对手的一艘主力战舰（并且是最大的那艘）。
    登陆后的郑军包围了普罗汶蒂亚城（赤坎城）。郑成功派人向热兰遮城的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送去一封招降书，要求荷兰退兵，撤离台湾岛，拒绝任何其他方案。
    热兰遮城是“荷兰总督府”所在地，是荷兰人的防御重心，大部分军力和物资亦囤积于此。赤嵌城只有大约400人（其中士兵仅百人），热兰遮城守军虽然试图派出一支200人的援军增援，但受到阻击，只有大约50人进入了城内。赤嵌城内只有5、6天的粮食储备，并且很快被切断了通往城内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坚守了4天，5月4日，赤嵌城守军便不得不出城投降。至此，热兰遮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
    郑成功军队随即攻打热兰遮城。守城的荷兰军队拒绝投降，并抵御住了郑军的强攻。热兰遮城物资储备较为充分，并且守备更强。荷兰人指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增援。
    郑成功只得采用长期包围的战略。可是要为25000人的军队提供给养，是十分困难的。粮食其实一直是郑成功军队最大的短板，毕竟金门、厦门这两个小岛，完全没有能力养活数万军队。在抗清过程中，郑军的很多军事行动，本质都是围绕着获取给养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因此在攻台一役中，郑成功本希望能够通过奇袭鹿耳门，迫使荷兰人尽早投降。
    热兰遮城的顽强抵抗，还是让战役时间大大超出了郑成功的预计。在遭受攻击之后，荷兰人尽力焚毁了囤积于城外市镇各处的粮食。不过郑成功的部下仍然在赤嵌城外得到了半个月的口粮。郑成功除了从台湾腹地、大陆沿海购买、征收粮食以外，甚至还必须在未能将荷兰人赶出台南之前，就提前开始执行屯垦计划。
    台南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在整个攻台期间，数千大陆移民自发前往前线支援。很多原本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原住民部落（包括皈依基督教），也站到了明郑一边。然而即使是播种成熟期较短的蕃薯等作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获。粮食紧张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明郑军队与台湾居民，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之间的一些矛盾。
    现在，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异常宝贵。荷兰人原本应该寄希望于他们的海上实力的。不过在台海风云变化的关节眼，荷兰的海上霸权正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在欧洲，英荷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战事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急速扩张了它的海上实力。主力战舰由40艘扩张到了120艘。当在台湾的荷兰人开始构筑赤嵌城时，英国舰队则开始在欧洲海域攻击荷兰商船。
    公元1652-1653年，英、荷之间正式爆发 “第一次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不甘失败的荷兰，则于1664年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明郑攻台之役便是发生于这两次英荷战争之间。很显然，相比事关国家生死的欧洲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台湾，并不足以引起荷兰高层的关注。
    对于海洋航行来说，气候变化十分紧要。郑成功在3年前的第二次北伐行动中，就因为突遇台风而一次性损失了8000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季横跨每年的5-12月份，7、8月则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郑军的那次重大损失，也是在台风高峰期。人力控制不了气象活动，但还是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摸索，来增加成功机率。象郑成功选择在西南季风骤起，台风季又将来未来，且同时有天文大潮的4月30日攻台，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明郑方面判断，西南季风将大大延缓巴达维亚收到消息的时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逆风航行对于熟练的荷兰水手来说，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仅仅用了54天（1662年6月24日），热兰遮城派出的通讯船就抵达巴达维亚。要知道，即使是顺风航行，走完这段3600公里的航程，也需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
    收到消息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几乎立即作出了增援决定，并组织远征舰队启航。8月12日，东印度公司的援军抵达台湾。舰队总计有十艘船，其中大半为战舰，士兵数量则为700余人。然而大员水道糟糕的航道状况，大大阻碍了荷兰舰队的行动。这条在低潮期只有一米多深的水道，无法帮助远道而来的荷兰舰队快速进入台江内海，以至于用来补给热兰遮城的火药和粮食，都只能先用小船转运至大员岛。在等待水位上升的过程中，台风来临了。在强大风浪的冲击下，荷兰人被迫前往澎湖躲避，其中一艘舰船被风吹向距鹿耳门水道之北，约20公里的海岸处搁浅，并被明郑守军俘获。这一意外暴露了荷兰援军的实力和意图。
    知晓了荷兰援军的数量，让明郑方面松了一口气。700多名士兵加上十艘船，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天平。更何况因为台风的关系，这支生力军失去了奇袭的机会。
    驻守澎湖的郑军并没有尝试阻击荷兰舰队（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荷兰人在澎湖修整了三周时间，于9月初重返台湾。利用这段时间，郑成功及时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调集回了赤嵌城及台江水域，同时加固防御工事、整肃军备。
    1661年9月16日，大员海战正式打响。仅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荷兰人就付出了两艘主力战舰、3艘小船，以及1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郑军的士气，在其后的台江内海海战中，他们越战越勇，击沉了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数艘船只。荷军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此后，除了小规模的偷袭活动，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
    不过很难快速结束战争。饱受粮草问题困扰的郑成功大军，仍然不得不分兵台湾各种屯垦及征集粮草，并应对由此引发的反抗活动（主要是原住民）。至于荷兰人，期望就只能落在新的援军身上了。

    （21）
    荷兰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了一场跨年之战。不过对于以月亮运行周期来计算年份的中国人来说，战争还是在当年结束了。公元166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七），最后的决战打响。这天距离中国新年还有23天时间。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海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看起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明郑的炮弹何时能够击垮热兰堡的城墙。一个事关军事地理的细节，在于决战胜负手，其实并不系于热兰遮城主城之上。一如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墙，而是一整套由城墙、墩堡、营城、卫所等军事设施，相互配合而成的防御体系一样，西方人在设计棱堡时，同样会有辅助设计。在主城周围布设一些小型堡垒互为依托，是一种常规手段。利用城堡间的交叉火力，对手将更加难以逼迫城墙之下。
    在热兰遮城的西南方向存在一个制高点，上面修筑了一座堡垒，名为“乌特勒支”（Utrecht）。    兵力匮乏的荷兰人，原本在战前准备放弃乌特勒支堡，并削平这个制高点。悲剧的是，荷属台湾当局却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削平乌勒支堡所在的山丘。最终，乌特勒支堡和它所在的制高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最后的决战中，乌特勒支堡成为了明郑军队的主攻目标，80%的炮火被倾泄在这个制高点之上。在开战的当天傍晚，荷兰人便不得不放弃已经被轰击得千疮百孔的堡垒。明郑军队很快在堡垒遗址上构筑工事、布设重炮，至此热兰遮城的陷落已成定局。
    2天之后，荷兰人决定投降，并遣使与明郑方面沟通投降的细节。公元1662年2月1日，中国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荷属台湾总督揆一以荷兰文书写的降约18条，中方郑成功以中文书写的条约16条，由双方代表正式换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西方降书。根据条约要求，荷兰人于1662年2月17日撤离台湾沿海。至此，荷兰对台湾4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台湾正式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版图。
    尽管双方兵戎相见，但总得来说，荷兰方面还是认可并尊重郑成功这位对手的。在荷兰人看来，熟悉西方游戏规则的郑成功，比那些野蛮的鞑靼人更为值得信任。这一点，也体现在最后的谈判上。荷兰人按照西方战争法则提出的条件，几乎完全被对手接受，只是做了些许无关紧要的修改。比如荷兰人在条约中提出郑方应交还“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荷方文本第9条），但明郑方面修改过的条款中，只是言明“所有的荷兰人，男的、女的、孩童、黑人”，以至于在最后受降时，荷兰人索要他们所有的奴隶时（奴隶并不止于黑人），被对方严辞拒绝了。这一细节，反过来证明了，在海洋贸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氏家族，的确具备欧洲人所尊崇的契约精神。
    公元1662年2月17日，幸存的荷兰人带上被允许带走的私人财产，离开了台湾。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援军在内的2200余名士兵中，有半数再无机会回到荷兰了。
    然而当时北台湾的“鸡笼”（基隆）依然在荷兰人手中。淡水的“红毛城”被正式修复（1664年），并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新基地。一直到1668年，荷兰人主动放弃淡水的据点。彻底退出台湾。

    （23）
    【链接】
    大员水道和鹿耳门水道
    数百年来，台南沿海的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昔日的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之北，现在是“台江国家公园”，一座沿海湿地公园。而在荷兰人刚来地时候，这里还是属于内海。被后人称之为“台江内海”。
    在17世纪初，这片内海靠近台湾海峡一侧的外围，是由总数为11个的一系列沙洲所围就，由北至南分别被中国人命名为：海翁线、加荖湾、隙仔、北线尾、大鲲身、二鲲身……直至七鲲身。沙洲的形成，是因为内陆河流携带的泥沙，在遇到海水阻力之后，沉淀在海岸线附近。沙洲的形态实际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
    台江外沿沙洲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了外海的恶劣气候，使得台江内海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台江外沿沙洲从水下形态来说，都属于相互连接的同一沙洲。每两片沙洲之间水道的深浅不一，并不都具备通航条件。
    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时，台江外围水道中，具备通航条件的水道只有一条，位置处在中部的“北线尾”与“大鲲身”之间。“大鲲身”沙洲也称“大员岛”，这条水道可称之为“大员”水道。郑成功攻台之时，大员岛与另外六个鲲身之间实际已经连为一条沙堤，并且与海岸相连。而且荷兰人到来后的30多年时间，大员水道也淤塞了。在低潮之时，水深只有一米多，无法通航大型船只。
    赤嵌城与热兰遮城两座古堡所在地，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一部分，二者间的直线距离仅4000多米。在明郑大军攻台之时，不仅以“大员岛”为首的七外鲲身已然连为一体，鲲身与大陆之间的沙洲，在低潮期时也已露出水面。这使得明郑大军除了强行在大员岛登陆以外，还能够沿陆路在热兰遮城与赤嵌城之间调遣兵力。在水师战船配合下，郑成功很快便完成了对整个热兰遮城包围工作。

    公元1661年4月30日凌晨，明郑大军进抵台江内海外围。晨雾消散之后，驻守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惊恐发现，大员水道之侧已是如森林般密布的船桅。仅仅过了半天时间，郑军主力便借由鹿耳门水道涨潮之际进入台江内海。鹿耳门水道位于北线尾岛之北，与“大员水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尽管荷兰人在此前，已经知晓这条水道有某些特定时间，可以通行小船，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成为正式航道，以供商船和战舰出入。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相信，明郑大军是遇到了多少年一遇的特大潮水，才使得船队能够如此快速突破荷兰人的海上防线。然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公元1683年7月，曾为郑成功部将而后来降清的施琅，以几乎与明郑攻台之役相当的兵力，再次经由澎湖发起渡海之役。明郑军队决定御敌于门外，集结主力（2万兵力）在经略多年的澎湖列岛进行海上决战。悲剧的是，在准备充分、战术得当的对手面前，明郑在澎湖海战中遭遇惨败，战损比例高达85%。顺利攻取澎湖的清军，修整之后于当年9月3日攻入台江内海。2日之后，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向施琅递交降书，并于当年10月8日正式“剃发易服”。
    事隔20多年，月份相差4个月，施琅也是借助潮水上涨之际，顺利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湾内海的。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39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公元1722年4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事件。号称明朝宗室后裔的起义者，以“大明重兴”为口号起事，一个月后便控制了整个台湾。然而民军的战斗力不强，及至6月便被渡海而来的清军镇压。这次清军水师依然是借涨潮之机，穿鹿耳门水道登陆台湾（领军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亦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鹿耳门水道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选择，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这条水道在涨潮时已具备通行大船的条件；二是足以让大船通行的潮水，并不是什么多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奇事，而是在短时间会便会周期性出现的常态。
    其实鹿耳门水道原来只能通行小艇。但是在大员水道逐渐淤塞之时，海洋力量在鹿耳门水道的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力。简单点说，鹿耳门水道被潮汐冲刷变深了。一旦某条水道被堵塞了，潮汐势必会另寻出入口。
    在郑成功决心攻台之前，一名为荷兰人服务的中国官员，以“三年水朝东,三年水流西”的认知，对鹿耳港水道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测。这一情报并没有上报给荷兰人，而是和精心准确的其它情报一起，送给了郑成功。荷兰人在台湾的时间过短，没有认知到两条水道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
    而且，每个月总有那么两天，太阳和月亮会和地球处在同一条线上，合二者之力将潮汐推至最大。这称之为“天文大潮”。至于日子，就更好记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初一、十五（也有可能是十六）。
    不过海洋实在太过广阔，海洋把天文大潮的力量推至海岸边，通常要花个一两天。也就是说，如果是太阳和月亮遥相呼应的日子是在初一的话，那么海边之人看到涨大潮的时间，则在初二或者初三。明郑大军抵达鹿耳门的那天，正是当年阴历四月初二凌晨。此时呈现在将士面前的，还是只能通行小船的狭窄水道。不过等到中午时分，情况就完全变化了。在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平时涨潮时只有7尺的水道，被推高至一丈有余。同时变化的，还有猛增数十倍的水面宽度。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觉冲击，加上天堑变通途的实际效果，有如天助，对军心的提振作用可想而知。
    在郑成功入台后不久，尤其进入清朝统治时期后，变得越来越通畅的鹿耳门水道，逐渐取代淤塞严重的大员水道，成为了进入台江内海的主通道。这一变化，甚至使得原来鹿耳门水道之南的“北线尾岛”，更名为 “鹿耳门岛”，水道之北的岛屿则变身成为新的“北线尾”。沧海桑田的是，曾经繁忙无比的鹿耳门水道，到了19世纪初同样淤塞至不堪大用。已经更名为“安平”的大员，重又成为了台南最重要的港口。
    【】

    郑军与荷兰军交战形势

    荷兰人盖的城堡

    （24）
    *台湾早期开发和地缘博弈
    台湾的经济社会进步很迟缓，长期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原住民大抵分二大族群，生活在山地中的部族被称为“高山族”；而生活在低地上部族则被称之为“平埔族”。在20世纪初日本殖民者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其中平埔族氏族为十个，高山族为九个。后来，低地的原住民不可避免被融合（或退入山林）。平埔族失去自己的氏族特征，一般就视为被“汉化”了。
    从地缘位置上看，台湾岛与福建处于同一纬度区间，距离很近，无疑属于东亚大陆附属岛屿。东亚大陆诸板块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足以将地缘影响力延伸到台湾岛。因此中原皇朝最终能够将台湾岛纳入自己的政治范畴。
    而从大范围观察，台湾是东亚大陆（中国）、东亚外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欧洲殖民者）的地缘交会点，近代和以来多方力量在这里进行了多番博弈。
    早在1542年，葡萄牙水手就已经发现台湾岛，并将之命名为“福尔摩萨”（意为美丽的岛屿。然而出于经济考虑，人力缺乏的葡萄牙却对台湾岛完全没有兴趣，宁愿大费周章的从中、日两国租借澳门、长崎这两个弹丸之地。
    当时的台湾岛尚处在几乎没有被开发的状态，居住于中央山地及山前平原生存的原住民部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处于原始阶段（甚至有猎头的习惯）。在工业革命之前，作为劳动力的人比土地更有价值。人少地多的台湾实在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明朝中后期，大陆居民开始自发地大量登上台湾。最先登陆的地点，和较迟的荷兰人一样，都算是现在的“南台湾”。更准确说，是位于嘉南平原的北部。最早的中国移民屯垦于云林、嘉义两县交界的北港溪一带；荷兰人先后营建的热兰遮城（1624年）、赤嵌城（1653年）两个据点，位于今台南市境内。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中、荷两股海上势力同时选择嘉南平原北部，是因为这里的纬度和距离最接近彭湖列岛。这样选择有利于控制南北航线，以及对接中国大陆。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华人和荷兰双方的确是存在事实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原住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瓜分中、日，乃至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份额。中国人有能力从富庶的东南沿海弄到货源和大量商船，而荷兰人则可以拓展贸易市场及提供军事支持。
    更进一步，“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开发台湾的人力，而被视为海寇的闽南走私商人们却有能力从家乡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在西方殖民化全球的过程中，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曾经对全球人口分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那些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劳动力；那些“下南洋”的中国人，亦有很大部分是作为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被引入南洋诸地的。对于荷兰人来说，允许甚至主动招募中国人前往台湾落户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个甜蜜的字眼——蔗糖。
    在香料贸易逐渐衰弱之后，蔗糖一度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籍此赚取了巨额利润。荷兰人发现中国人不仅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农夫，还掌握了高超的制糖技术。

    （25）
    #西班牙比荷兰更早来到东亚海域。他们殖民吕宋岛的起点时间（1571年），比荷兰人登陆台湾的时间（1624年）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台湾岛与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之间，直线距离仅360公里，大半海程还有隶属菲律宾的一系列岛屿以为中继。
    在台湾岛与吕宋岛之间，最宽的水道是台湾岛与菲最北部巴丹群岛之间，宽140公里 “巴士海峡”；巴丹群岛与吕宋岛之间，另有一组被称之为“巴延布群岛”的岛屿。分布于这些群岛之间（包括与吕宋岛之间）的诸条水道，被统称为“菲北海峡”。其中，巴丹群岛与巴延布群岛之间的水道，被称之为“巴林塘海峡”；巴延布海峡与吕宋岛之间的水道，则被命名为“巴延布海峡”。巴士海峡、菲北海峡所处的海区，是西太平洋著名的大浪区，在季风影响下，出现大风、大浪频率很高。
    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荷兰人，不远千里的来到南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香料群岛上的那些硬通货。西班牙人更愿意以吕宋岛、米加鄢群岛为基地，向南扩张势力范围，以逼近这片盛产香料的土地。
    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苏丹控制之下的马尼拉，便已有通过华商与中国贸易的记录。在西班牙殖民马尼拉后，横跨太平洋的航线成为帝国的生命线之一。往来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的商船，一边将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运回加勒比地区（再横跨大西洋转运回欧洲）；另一边则把墨西哥等地出产的白银输往亚洲，绝大多数都流入了中国。
    公元1574年，在西班牙人立足吕宋未稳之时，籍贯潮汕（具体为饶平县）的林凤所部5000余人（60余艘船只）攻入马尼拉，试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这个基地。这支被视为海盗的民间武装，在明朝水师的围追堵截之下，在澎湖及台海沿海已经难以立足了。
    尽管一度攻入马尼拉，甚至击毙了西班牙派驻的总督，但在坚持数月之后，林凤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攻击下，不得不撤回台湾海峡，不久之后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与英国海盗们的“奉旨私掠”不同的是，中央之国并没有海盗们的存在的政治空间（除非被招安，转而代表朝廷）。为了打击这股海盗，明朝政府甚至在马尼拉之战中，向西班牙方面派出武官表明态度。
    战略上的腹背受敌，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对东南亚的政治开拓，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还有一位随郑成功入台，并在台湾开拓史中发挥作用的闽南籍林凤（具体为东山县康美镇康）。两个林凤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前后相差了差不多90年。只不过在很多资料中，这两个林凤的事迹被混为一谈了。顺便说一下，这种乌龙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后羿射日”故事，其实也是混淆两个人的事迹。一个是三皇五帝时期，身为“尧”的射师的“大羿”，也就是传说中嫦娥的丈夫；而所谓“后羿”，则是在一度夺取夏朝王权的，来自东夷“有穷氏”的君主
    及至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亚洲贸易的枢纽点后，这里华人数量开始急剧扩张。仅1588年，马尼拉城的华人就有将近2万。西班牙人很清楚，这些意识形态顽固的中国人，即使接受了洗礼，也很难像土著一样臣服于天主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政治支持，华人几乎是肯定会听从召唤的。
    公元1603年，一则关于中国皇帝准备远征马尼拉的谣言，引发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前后持续达3个月之久，据信有2万五千余名华人死于这场屠杀之中。悲哀的是，远在北京的明朝宫廷虽然获知了此事，但却并没有保护海外华商的想法。毕竟无论是擅离故土也好，经商为生也罢，都为天朝上国的礼法所不耻。针对西班牙方面的“严厉”谴责、教化，以及“断绝海泊”的威胁，成为了明朝方面的最终态度。

    （22）补上
    公元1655年，为了断绝明郑战略补给线，清廷颁布了著名的“禁海令”。这一法令被概括为“无许片帆入海”。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在于明郑在东南海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清廷并无能力为从其港口驶出的商船提供护航。在这种情况下，在环中国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势必会继续向明郑购买令旗以自保。既然没有办法，阻止对手从海上贸易中获利，那么海禁之策，就成了大陆思维下的必然选择。
    清朝的禁海令，的确对明郑造成了很大影响。此后明郑的三次北伐（1657-1659年），与因此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系。荷兰人同样是清朝禁海令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从中国东南沿海获取生丝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不过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法律是一回事，能不能够完全落实下去又是一回事。在明郑海上力量依然强大，并且在大陆沿海拥有据点的情况下，明郑还是从大陆及海上贸易中获得战略补给，包括“保护费”收益，以及人员、粮草、情报等方面的获取。
    公元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攻台的那一年，清廷颁布了更为严格的“迁海令”，并于次年开始实施。这一法令要求从山东半岛至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向内陆迁移30-50里，以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划出一个军事管控下的“无人区”。这种战略层面的坚壁清野之策，对自身经济及地缘稳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迁海令”对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重点管控的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1683年，施琅带兵进攻台湾，郑氏政权投降。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和“台湾府”，将台湾地区隶属于福建管辖。

    （26）
    西班牙商船起初都是直航于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不过日本接受西班牙成为贸易伙伴后，平户、长崎一带则成为了西班牙商船的中转地。在明朝政府不愿与西班牙进行直接贸易的情况下，往来于平户-马尼拉之间的商船，并不需要进入情况复杂的台湾海峡，而是会经由台湾台湾岛东、北侧两侧打通航线。除了季风以外，一股源自赤道、经由菲律宾群岛，沿台湾岛东侧、琉球群岛西侧北上日本的暖流——黑潮，能够帮助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驶往日本，因此可称为“黑潮航线”。
    以长崎/平户、马尼拉为这条直连航线起始点的话，二地之间的航距约为2300公里。仅靠黑潮的话，一昼夜亦可能航行60-90公里，航行期间可以不需要另外补给。但一旦中间的某个节点为竞争对手控制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整条“黑潮航线”中，最有可能影响到航线安全的战略要点，是位于台北盆地东北方向的天然良港“基隆”。如果在长崎、基隆、马尼拉做连线，会发现基隆正处在日本与菲律宾航线的中点。
    “基隆”目前是台湾岛内，仅次于高雄港的第二大港口。原名为“鸡笼”，在1875年清王朝为“鸡笼”建制行政区时，将之改称为更为阳春白雪的“基隆”。
    荷兰人占据南台湾后，西班牙人为了对抗荷兰人、保护对日贸易，于1626年出兵台湾。舰队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台湾东海岸来到鸡笼湾内的一个小岛（社寮岛、今和平岛），并建立圣萨尔瓦多城（San Salvador）作为统治中心，此岛也连带被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不久又占领了淡水。
    基隆港除了可以扼守“黑潮航线”以外，亦是台北盆地的天然出海港口之一。不过就接入台北盆这这点来说，基隆港却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流行台北盆地的核心河流——淡水河，是从台北的西北方向，今隶属新北市的淡水港注入东海的。公元1626-1628年，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两港兴建了两座城堡以为基地，分别被称之为：圣多明哥城和圣萨尔瓦多城。
    两个港口所依托的，都是为台北盆地北部封边的“阳明山”。这一台北名山，在地图上非常好找，台湾岛最北端的那个突出部就是它的所在，淡水、基隆两港则分列于这个岬角两侧。两个港口还是有一定区别，淡水港实际是位于河口处的“河港”，不断的淤塞成陆而退出了主要港口的行列。而基隆港则是拥有天然港湾的海港，成为北台湾最主要的贸易港口。
    事实上即使是郑氏台湾时期，受困于人力的不足，对台北盆地开发仍然处在搁置状态。一直到18世纪初，两岸统一后，第一批来自闽南的移民才进入台北盆地开拓。此后随着北台湾开发的深入，以及新移民的渗入，台湾的地缘重心开始在清朝后期北移台中、台北。到日据时期，与日本地理最为接近的台北，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得以延续。只是在台湾开始走入封闭自守的“小确幸”时代，内斗成为主流政治剧目后，台北中央集权式的单政治中心地位，不可避免为分权式“台湾五都”概念所替代。
    西班牙无法打开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反而要花大量经费维持驻军。后来出于人力及财力所限，西班牙人主动放弃了淡水港，而集中兵力固守基隆港。
    从1630年起，美洲的白银产量逐年递减，马尼拉就因流入白银的减少，而陷入经济衰退。加上日本江户幕府闭关锁国，荷兰取得了南蛮贸易垄断权（1641年），基隆对西班牙已经失去意义。
    公元1642年，荷军进攻鸡笼。装备优良、补给充足的荷兰舰队，仅仅用了200多人就顺利攻取士气低落的鸡笼港。西班牙军已无力抵抗，遂向荷军投降，从此退出台湾。
    西班牙人苦心经营的“圣萨尔瓦多城”被毁。取而代之的荷兰人转而在淡水港修复被西班牙人拆毁的“圣多明哥城”，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安东尼堡”。不过中国人把它叫作“红毛城”。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去开发北部。在荷属台湾时期，据守于此的荷兰士兵只有80人。不过在热兰遮城投降之后，荷兰人仍呆在淡水。一直到6年之后（1668年），荷兰人才算彻底告别台湾，原有的城堡和军事设施也再一次遭遇到破坏。
    台湾的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与大陆贸易有关。与澎湖相对的南台湾是台海贸易的枢纽点。一旦失去了这个枢纽点，北台湾并不足以单独对台海贸易施加影响力。有鉴于此，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明郑，在北台湾的经营上都算不上用心。
    # 日本
    日本是东亚外岛的最强者。单纯从地理属性上看，日本沿岛链向南扩张，图谋台湾，也是必然。
    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公元1609年），位于九州岛萨摩萨派军征服了近在咫尺的琉球王国。琉球从此沦为了萨摩/日本的藩属。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仿制得来的“铁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日本并没有直接吞并琉球。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一方面，中国方面仍然对日本实行海禁。琉球之所以能够在15世纪后崛起，是因为明朝政府对日实施海禁，却允许琉球拥有官方贸易渠道。而日本征服琉球所图谋的主要也是这个渠道。而维系这个贸易渠道的根本，在于让琉球继续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留在中国的朝贡体系内（同时实际上臣服于日本）。简单点说，自公元1609年起，琉球王国在政治上实际就处在中、日两属的境地，并且被迫向中国方面隐瞒实性。而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原王朝，从来不会在意去深入了解蛮夷的政治和历史。
    公元1879年，通过明治维新崛起为帝国的日本，终于在法律上正式吞并琉球，将之变成了现在的“冲绳县”。16年后，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从当时的清王朝手中得到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

    荷兰、西班牙争夺台湾

    台湾地缘位置

    （27）
    #台湾岛的开发，并不是简单的本土经济问题。它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全球贸易链，并成为环中国海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环节。这种融入也让台湾内部的稳定会受到其它地区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随着巴西内部的稳定，以及恢复蔗糖的出口，台糖出口及生产曾遭遇了很大的冲击，并直接影响到了蔗农的利益。以及至1652年，作为台湾生产、贸易中心的赤嵌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国人武装反抗事件，史称“郭怀一事件”。关于这次事件，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解读。然而蔗糖贸易的不景气，才是一切发生的根源。很多在经济景气时被掩盖的矛盾，都会在经济不景气时集中爆发。从这个角度看，88年后（1740年）发生在印尼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则又是一次“郭怀一事件”的翻版。
    在1652年的这场冲突中，大约有4、5000名大陆移民被杀。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陆移民都参与了起事。有相当部分在军事冲突中向荷兰方面寻求保护（甚至事前报信）。至于原住民（平埔族）方面亦是如此，部分站在了起事者一面，而荷兰人在剿灭起义的过程中，同样征召了2000名原住民。正因为如此，荷兰人在台湾的经济生产，并没有就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是在不久之后又恢复了正常。
    中国有生丝、日本有白银，然而中国禁止中日贸易。于是这其中的空间自然就被东南海商及欧洲诸国所利用了。然而这种转口贸易能不能做成，本质取决于中国市场是否有稳定供给。中国方面的合作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以荷兰人与郑芝龙的关系来说，双方即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者。虽然在郑芝龙整合中国民间海上势力之后，荷兰人在合作中的话语权变弱，但总得来说还是能够压倒葡萄牙、西班牙两个直接竞争对手，获取不少货源。
    问题出在清军入关之后。由于明朝崩溃过快，这个朝代更迭之际并没有阶段性的形成南、北分治格局。清军在入主北京之后，仅仅用一年时间便拿下了江南的门户南京。此后席卷东南的战事，使得中国的生丝生产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荷兰人也无法拿到之前数量的生丝。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尝试从其它地区寻找货源，以供应欧洲和日本市场。
    一个比较大的认知误区，是只有中国才出产生丝和丝绸。然而蚕宝宝的秘密其实并没有办法被保守。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东罗马帝国曾经在公元6世纪，通过几名来自印度的伴侣，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蚕种和技术。实际上，诸如古代印度的克什米尔、孟加拉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区，很早便从中国方面得到技术，开始了生丝及丝绸生产。在中国生丝货源不足之后，荷兰人曾经从孟加拉、越南等地大量进口生丝，以弥补贸易缺口。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生丝会失去自己在世界贸易的重要地位。由于桑蚕养殖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蚕种很容易受到疾病影响包括退化（孟加拉的养蚕业后来就因此消失了），中国人“男耕女织”的经济特点，保证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所出产的生丝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来自中国的生丝被称之为“中国白丝”，以区别于其它地区出产的生丝。一旦政治趋于稳定，中国白丝是很容易夺回市场的。只是当时的这种情况，影响了台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地位。

接着讨论明朝的火器

    （28）
    中国首先发明了火药，也首先发明了火器。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早期火枪了。蒙古攻打金国的时候学会了火器，随后西征又把火器带到中亚，并经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欧。
    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 15世纪后期欧洲制成火绳枪。欧洲的火枪火炮发展很快，16世纪反而走在中国的前头。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元朝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热武器的先河。它有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中国和世界普遍应用的重要武器。
    中国现存最早火炮是元至顺三年（1332年）的铜制大炮。而据交易文件表明，1326年佛罗伦萨订购了铜制大炮和铁炮弹。恐怕中西是大约同一时间独立研发火炮的。1340年英法斯普鲁斯港海战中，英国率先在船上安装火炮。1860年英国制造了铁制战舰勇士号。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
    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初火铳和手铳有长足进展。火铳的大量制造和应用引起军事变革。卫所开始按编制十分之一装备火铳，永乐年间（1403-1424）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边海防要地开始增配火铳。
    明代还发明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名叫“火龙出水”的水战武器，以大火箭推动飞行，小火箭燃烧焚毁敌船，是最初的二级火箭装置。
    虽然中华的火药及火器还是持续有进步，但速度已经明显地比西欧慢，而且速度较慢很快就变成落后于人。
    1522年，明军在新会西草湾战役缴获佛郎机舰炮。1548年在浙江缴获欧洲人和日本人制造的火绳枪，比明军火铳更先进。于是开始仿造佛郎机和鸟枪。其后仿制和研制多种单管、多管火绳枪。  1621年起，明政府购买早期加农炮，即红夷炮。之后引入欧洲人的技术仿制红夷炮。不久，后金-清军也大量制造和使用“红衣炮”，即是红夷炮。

    （29）
    #明朝火器的配置和战术
    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恐怕还是比西欧先进的。可是不久西欧就后来居上了。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鞑靼和后金，内优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又继续发展起来，主要是学习和改进欧洲传入的各类火器。其中改进的佛郎机和鸟铣大量装备军队。在学习和仿制外国火器的同时，传统火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火器式样的发展，火葯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的火葯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葯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明初建立四大机构负责制造火器。这四大系统是：工部的宝源局和军器局；内府的兵仗局；布政司的军器局；都司卫所的军器局。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指出，明朝军备制作混乱。“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明代的火器制作也是质量不高。火器在当时依然不成熟，缺陷很多，如炸膛、射程短、准确度低等。
    早在永乐年间，明代的火器部队开始了独立的编制，其中最大的创举就是创建了专门装备神机枪炮的新兵种神机营。当时的神机营中已经有了神枪、快枪、单眼铳、手把铳、盏口炮、碗口炮、将军炮、单飞神火箭、神机箭等神机火器。
    在云南与叛乱土司作战时，军队已经使用了“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的轮番齐射战术，并且在与漠北蒙古骑兵作战时实行了火器与布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 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 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为弥补发射速度较慢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迅速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采用装药火门点火的本土火铳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极大的问题，易炸膛，火药易受潮，严重影响了战斗力。16世纪欧洲战场盛行的火绳枪开始进入中国。火绳枪具有瞄准功能的准星与照门，大幅度提高了射程，枪托的设计使得士兵具有更好的发射姿势，具有中国特色的龙头枪机联合扳机使得枪兵可以连续开火发射。这种火器也最终成为了中国从16世纪沿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单兵配置。
    在亚洲，与明朝情况相仿的便是日本，日本人在室町幕府的中期（16世纪）几乎与中国同时接触到了葡萄牙人的火器，在经过改良后，日本诞生了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引以为傲的“铁炮足轻”，万历援朝战争中，明朝的鸟铳与日本的铁炮成为了战争的主角，这场战争可以称为亚洲历史上第一场热兵器国际战争。
    明代广泛使用开花弹。开花弹是爆炸性炮弹的别称，因其爆炸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得名。开花弹源于北宋火器“火球”（原字为“毛”字底加一“求”），外型浑圆，内盛火药，裹以数层厚纸，点燃火药引线“药捻”后用抛石器投入敌阵，炸烧敌兵。南宋时改用铁炮发射。
    “火球”的威力十分有限，原因有三：1.纸制的外壳无法形成弹片杀敌，只有炸和烧两种功能。2.内部的火药硝碳磺比例为60：22：18，与黑火药比例75：15：10相差很大，爆炸威力大减。3.重量轻，材质薄，射程太近。不久，铁壳的“火球”出现了，这即为开花弹。开花弹具体的发明时间无法确认，推测应在发明了铁壳的爆炸性火器“霹雳震天炮”和“火蒺藜”之后，大体在南宋后期。
    除了开花弹，明军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人员而言杀伤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的话就非死即残。
    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

    明朝军队使用火器，主流还是火门枪（至少有一半军队装备的是火门枪），直到清朝大概在顺治末年，康熙初年全面普及了火绳枪（鸟枪）
    火门枪在欧洲15世纪就已经淘汰掉了，普及火绳枪要比明朝早200年。明朝的火绳枪装备不在少数，在绝对数量上比日本欧洲还要多的多，但确实在军中并不构成主力因素。
    原因在于，东方的战争规模巨大，火绳枪成本高，但对付骑兵效果又不算太好。如16世纪的火绳枪，一个训练有素的枪手1小时才能发射40发，有效射程不到百米。准确度实际上也是不高，在较远距离上还不如游牧骑兵使用的弓矢。而骑兵机动性很好，一个冲锋就杀到跟前了。
    明军当时的主要对手是鞑靼和后金，拥有大量剽悍的骑射手。对付骑兵最重要的是火力密度。在这里，散弹比火铳厉害多了。所以，明军更重视的是火力密度，更重视发射速度快的多孔铳还有发射霰弹的各种大炮，如发射500铁子的无敌将军炮，发射100铁子的虎蹲炮等。这些大炮射程更远，能形成密度大的弹幕，这样密度和精度就不是问题，有效地压制了鞑靼骑兵。
    虎蹲炮需要用铁爪固定在地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铁爪，它发射的时候会跳起来砸伤自己人）。连瞄准都困难，精度差。三眼铳发射速度较火绳枪快，可是瞄准困难，（加上制造低劣，戚继光深恶痛绝），命中二三十米外的目标都极其困难。三眼铳多管火门枪在欧洲至少15世纪初期就普及，最后还是被火绳枪淘汰了。
    戚继光将军说过，"无敌大将军解。此器所以击众也。夫敌马动以万数拥来，毋论沟堑，须臾随溢，踏之而过，快枪等器，一铳一子，势小难御，但能击死有限之敌，不能阻直前之冲我军，以故每每不支而败。旧有大将军发* 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今制名仍旧贯，而体若佛狼机。亦用于铳三，俾轻可移动，且预为装顿。临时只大将军母体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铳发之，发毕，随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人一子铳云。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动众。罔有不惧而退者。"

    事实上清军比明军更注重火器的使用，有成编制的鸟枪营。明军过于仰赖火器，清军是火器配合骑射使用，很好的发挥了火器的效果，又不会出像明军那样一旦火器效果发挥不出就一溃千里。
    清军无论在武器技术上、还是军事指挥技术上都是高于明军的。清军的胜利不是偶然更不是侥幸。

火铳三列轮射图

(29-2)
明朝军事力量的强大从军队装备上可见一斑，神机营3600步兵1000骑兵400炮兵。其用霹雳炮4600杆（步骑兵用的多管步枪）,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子母冲快炮，子冲相当于炮弹）,合用药675斤，手把铳400杆（炮兵用的防身手枪），盏口将军160位（重炮）...除神机营外明朝还有数个炮车营。但这只装备强大的军队还是败给了李自成。

    （30）
    #战车
    春秋战国曾流行战车，后来被步兵和骑兵代替了。可是在明朝战车重新受到重视。战车大发展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出现了对战车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另外一个是俞大猷。制作了多种战车，代表性的是偏厢车和正厢车两种。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
    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也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在这种火器加战车思想的指导下，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
    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l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
    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后来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设想办罢了。即使如此，实际配备的火炮，一车营也有360架位，火力也还是较强的。
    从以上两位军事家车营配备的火器看，车营实为火器营。车载运火器，便于机动，车又屏蔽敌人的矢石，保护火器，从而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车载火器在历史上也是创举，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与车、步、骑合成协同作战问题。
    在战法方面两人也有所不同，戚继光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施放。如敌不退。火箭车和大将军车上的火器齐发。这众多威力较强的火器轮番施放，可以终日不停。在这种情况下、敌马惊乱，鲜有不败退的。如敌逼近，附车的奇兵队则出车列成驾鸯阵势，藤牌手在前，次钮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改用长刀，同敌人肠杀，然后有秩序地退回车内。如敌败退，则出骑兵进行追击。
    俞大猷的战法是，敌骑进攻，车列方营，施放火器，打击敌人。敌人在火箭的打击下，难以接近战车，车车相连，车前有屏蔽和大枪头。即使敌骑接近战车，也难以逾车而冲入阵中。敌退却，车方阵迅速变车横阵，向敌推进。如敌大退，则骑兵出车追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作战模式已经向着热兵器时代过渡，明朝的骑兵作用进一步的降低，而以步克骑和以车克骑成为了明朝战略思想的主流。

    明朝战车

    （31）
    *主要武器
    #佛郎机大炮
    佛郎机大炮与红夷大炮一样，是明朝16世纪初从葡萄牙人处传来的，“佛郎机”即指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
    正德七年(1512)，明军在南海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
    九年后的嘉靖元年(1521)的广东西草湾之战，明军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佛郎机炮。旋即开始仿制，又称为“子母炮”
    佛郎机大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加农炮，结构可以概括为两点：1.后装炮 2.定装弹药。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开炮时先将火药弹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装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门进行射击。相对红夷大炮而言，佛郎机大炮的炮管较薄，口径小（最大的一种也在85毫米以下），重量轻许多。佛郎机大炮独有的炮腹相当粗大，一般在炮尾设有转向用的舵杆。炮管上有准星和照门。对于子母炮这种火炮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成枪与子弹的关系，炮腹可视为枪支的弹膛。可以认为，佛郎机大炮不仅是后装炮的祖先，而且是近代金属定装弹药的原型。
    佛郎机大炮有4大优点：
    一.射速快。以重型佛郎机大炮“无敌大将军”为例“每炮母炮载以炮车，配子炮3门，射时子炮装入母炮，射毕取出。再装填第二个子炮。”根据实际操演，前三炮射击总共费时不到20秒，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二.散热快。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流通，且炮管较薄，易于散热。散热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续射击的能力，也减少了火药自燃的可能性。
    三.子炮的容量确定。容量决定了火药的装填量，因此不会发生因过填装而导致的炸膛事故。
    四.子炮是铁铸的，可以承担一部分火药压力，使炮腹的寿命增长，此外子炮损坏了（多是出现裂缝）一个，不影响火炮的射击性能。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大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明朝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但是进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也算是自行火炮，哈哈），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
    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是军队火器的主力。究其原因有三：1.佛郎机型火炮口径小，发射开花弹威力不大，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快，杀伤面积广，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是守城的利器。“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2.佛郎机型火炮对内膛的要求底，工艺简便（三个部分是分开铸造），用料少可以大量铸造。3.由于不易炸膛，对放炮士卒的技术要求低，不必长时间的训练（各种资料上显示当时的火炮炸膛事故频繁，惟独少见佛郎机型火炮的相关记载）。
    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清朝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
    #火绳枪
    西草湾战役也缴获了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制品，未引起重视。直到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可见明政府对火器的重视程度。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 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他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 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明军的火绳枪在构造上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明军的鸟铳虽然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明朝军队使用火器，主流还是火门枪（至少有一半军队装备的是火门枪），直到清朝大概在顺治末年、康熙初年全面普及了火绳枪（鸟枪）
    火门枪欧洲15世纪就已经淘汰掉了，换句话说欧洲普及火绳枪要比明朝早200年。明朝的火绳枪装备不在少数，在绝对数量上比日本欧洲还要多的多，但确实在军中并不构成主力因素。
    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预示了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32）
    #红夷大炮
    红衣大炮是欧洲制造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其实明朝自制大口径火铳在原理和红夷大炮相同，但是实际产品和应用就大有区别了。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1621年开始购买。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当时把荷兰叫做“红夷”，明人误以为是荷兰造的，故称为“红夷大炮”。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也有人说，是后金改称“红衣大炮”。
    该型火炮材质多为铜或铁，设计合理，身管长，管壁厚，自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130毫米，重量在1-2吨以上。
    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远。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
    据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首先是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购买。当时明朝因为战争急需大量的火炮，因此与澳门的葡萄牙人长期进行火炮交易。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一部分来自这个炮厂，一部分来自他们打捞的英式火炮和其它渠道买入的火炮。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进口的红夷大炮不一定是在荷兰、葡萄牙铸造的，而是广泛来源于整个西方的火炮铸造厂。荷兰、葡萄牙人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商人的角色。
    中国还引进技术大量仿制红夷大炮，装备军队作为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米)。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 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红夷大炮逐渐成了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明朝好不容易引进了三十门，18门留在北京城，11门被调往山海关外的军事重镇宁远。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军6万大举进攻宁远城，负责镇守宁远的明朝兵备佥事袁崇焕秉持“凭坚城用大炮”的作战方针，倚靠11门红夷炮和17000名士兵死守城池。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首次挫败。天启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和辽靖虏大将军”。
    1627年，在宁锦之战中，红夷大炮再次发挥巨大威力，明军大胜。
    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
    1630年（崇祯三年），徐光启、孙元化等受命前往山东主持仿造红夷炮的工作，至该年八月，共制造出大中小各型红夷炮400余门。这些火炮后来被布防到北方边境的各个军事要塞里，紧接着，明朝又组建了一支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

    （33）
    *后金、清朝的热武器
    后金在首次入关之役时攻掠遵化、永平等处时，俘虏了一批明军炮手（其中可能包括部分炮匠）。这些战俘跟随后金来到沈阳，皇太极广罗造炮人才，给予优厚的待遇，每人分有田地以及协助耕作的“帮丁”，成为专业的炮兵。
    而归附的炮匠也没有让皇太极失望。1630年，后金国人在辽东外海的一条沉船上打捞出了一门红夷炮。皇太极当即下令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在沈阳仿制西洋大炮。经过数月努力，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铸造出了后金第一门自产红夷炮。他们创造了“失蜡法”，化铸铁为铸钢，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使其铸炮工艺一定程度上领先于明朝，但是仍逊于西方火炮技术。
    后金把红夷大炮更名为“红衣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并且很快量产。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还专门为大炮成立新军种呢。但是女真将士不懂得操作先进的火器，所以红衣大炮在由汉军炮手发射。
    后金占领辽东，本来就从明军手中缴获了一批火器，现在铸出了红衣大炮，实力又是一个飞跃。从此，明朝前线军队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大减。
    后金的红衣大炮首次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是在1631 年7 月发起的历时3 个月的大凌河之战。大凌河距离锦州达40 里之遥，是明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宁锦防线而修建的城堡，驻扎了军民三万余人（其中官兵人数过万），以祖大寿、何可纲等人为将。
    1631年（崇祯四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明朝四万人组成的援军终于到了。率领这支部队的是监军道张春。张春，举人出身，在收复永平四城中，表现突出，为孙承宗看好，这次大凌河被围，孙承宗力荐他挂帅，朝廷派他为监军道。1631年（崇祯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大军过小凌河直逼大凌河城，在距大凌河城十五里处时，与金兵相遇。张春为了扼制骑兵，动用了许多战车，战车上配有火器，双方交战开始，八旗兵吃了些亏，冲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战车阵缓缓向前推进
    金兵已经拥了威力无比的红衣大炮，此时正横于大道中间，恭候着明军的到来。待明军进入射程，四十门大炮先后发射，明军的阵营当时就乱了，皇太极率军冲了上去，明军被杀得节节后退。张春见势不好，见风势向东，便使用火攻，火势凶猛，扑向金兵，金兵被大火逼了回来。
    兵败如山倒，张春想扼制溃逃，可是毫无作用，最后连他自己也被卷进了败退的大潮中。皇太极早已在明军撤退的路上埋下了伏兵，溃逃的明军们遇到伏兵，大都放弃抵抗选择了投降。张春和他的三十余名将领被生擒，总兵吴襄和宋伟仅率数十人侥幸逃归。四万增援大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从这以后，朝廷再也没派来过援兵。第四次的增援几乎是全军覆没。
    1633年4月，徐光启等人苦心顾虑打造出来的西洋火器部队在吴桥兵变中瓦解。在崇祯和徐光启、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孙元化在登州着手训练使用先进武器的新军。朝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的火炮、火枪，还从澳门聘请几十个葡萄牙炮兵教师，中国本土的炮兵专家也云集于此。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也还是因为军饷不足而发生兵变。
    该部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3600名火器兵，携带十几门红夷炮渡海投降后金，八旗军由此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明军中火炮最多、炮术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部叛变，至此后金与明之间在火器力量上的对比被极大的改变了。明朝失去大批优秀人才。而孙元化也因严重渎职而被处死。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的计划也搁置。
    1639年的松山之战，八旗军红夷炮队猛烈的火力就让明朝人深感吃惊。据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1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松山大战后，明军关外红夷炮大多落入八旗之手。明军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
    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感叹道:“彼(指八旗)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可叹明朝曾经倚重的护国神器，此时竟成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门砖。军事技术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34）
    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火器的制作技术虽然已比欧洲落后，但差距还不算非常大。而且中国火器数量多，大量配置。
    明亡之后，满清其实进一步加强了陆军火枪比例，并且认真的改良的鸟铳的精度强度和射程。雍正年间清军改革，淘汰了明朝繁冗的器械，比如低端的三眼铳，统一使用鸟铳。乾隆年间升级鸟铳为鲁密铳。在乾隆年间枪械的使用率超过五成。在平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时，清军大规模使用枪械，虎尊炮，红夷大炮等。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清初二百余年大量的仿制，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
    满清建国后，军事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
    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竟被充军关外。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工业革命使得可以使用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可是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
    其实哪怕到一鸦时期，单论装备水平，也并不落后同期的废柴西班牙。西班牙到拿破仑战争时，依然很愉快的用着火绳枪。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哪怕英国陆军装备并不比清兵先进太多。要知道其实这一时期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一个将近一百年的军事改革停滞。在一鸦英军的赫贝斯是打拿破仑用的。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军事思路与装备，都是18世纪中期的产物。
    但是明亡之后，西方的各种军事改革，满清几乎认真的一个没落的全错过了。燧发枪改革，看见了装没看见。与之配套的线列步兵改革，也当没看见。炮兵标准化改革，没听说过。至于近代骑兵改革更是不屑一顾。以至于出现了二鸦僧格林沁骑兵在八里桥冷兵器近战中被英军的阿三骑兵击溃的闹剧。
    所以啊，明中前期与西方常常各有千秋，并没有系统性差距。明末仍然努力引进，表面上并不落后，但实际操作中已经落后很多。至于满清时期，早期其实进一步提升，但努力时间很短，而且完全排斥了对外交流，彻底的错过了两个世纪的西方进步。
    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

    清军征西

    （35）
    【链接】
    总的来说，元朝和明朝前期中国的军事势力都是碾压西方的。但到明朝中期武器装备开始落后西方，因此明朝开始进口国外的热武器装备。明末清初之时，在欧洲古斯塔夫对瑞典军队进行了军事改革，拉开了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序幕。
    古斯塔夫军事改革：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II Adolf；1594年12月9日—1632年11月6日）被称为“现代战争之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古斯塔夫军事改革以前，欧洲军队是古代军队，自从出现古斯塔夫欧洲变成了现代军队。
    古斯塔夫军事改革内容包括：实行普遍征兵制，建立了常备军与后勤系统，精简军队编制，重视训练，强调纪律，改善武器装备，使炮兵变成独立兵种，使其与步兵、骑兵和后勤兵密切配合，创造并灵活使用线式战术。
    这些看上去普通简单的条款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古斯塔夫改革后几十年，随着燧发枪的发展结合古斯塔夫改革理念，尤其是强调训练、纪律严明。线式战术主导了欧洲战场，排队枪毙极其流行。
    线式战术看起来简单，实践起来是很难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队形，长达数公里的几列横队，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走得太慢，得听着鼓点，按照固定步幅齐步走，这需要长时间反复的训练才能做到。
    为什么要这种战术呢？其实在战况激烈的战场上，即使是熟练的老兵也只能做到一分钟3、4发的射速。低得令人发指的击发率和感人的命中率使得单独一支滑膛枪的火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排列成密集横队，才能取得较好的杀伤效果，而且良好紧凑的队形可以应付骑兵的冲击。
    要实行这种战术非常困难，因为明显第一排死亡率极高，肉盾挡子弹。没有铁一样的纪律管理军队和严格的训练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即使装备先进也会变成被对方屠杀。
    古斯塔夫军事改革后，西方现代军队完全拉开了与古代军队的差距。注定就算在武器保持优势状态的情况下，古代军队也会败于西方军队。这就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淮军陆军装备不落于日军，但几乎完败。
    这就是清朝不断军事装备改进也一直败于西方的原因。
    同样的现代化军队，大家可以看看长津湖战役志愿军的专业和军纪，看看志愿军的英勇和牺牲，为了全歼美陆战一师，志愿军窝在雪里一动不动一天，大批年轻战士牺牲了生命。
    【】

    （37）
    从桨船舰队过渡到帆船舰队是在15-16世纪发生的，直到17世纪中叶才最终完成。到18世纪，英国出现了完全依靠风帆作动力的战列舰。在关键的转折时期，即15～16世纪，中国舰船制造水平由于海禁政策出现严重倒退。小型化的桨帆船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大型风帆船被严格禁止建造。
    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动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这给了西方殖民者的风帆战舰以可乘之机，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海疆的控制权。
    在舰船动力改进的同时，海战武器也有了改进。14世纪中叶以前，船上的主要武器仍是船首金属冲角、抛石机、弓弩以及士兵手持的冷兵器。这个时期，要想在海战和水战中彻底战胜敌人，主要靠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大约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火炮开始应用于海战。在这个冷热兵器共处的时期，许多新的海战方法被提出和实践，元末明初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就生动地说明了武器发展如何引领战术变革的方向。
    1363年8月30日，朱元璋和陈友谅的舰队在鄱阳湖遭遇。陈友谅的舰队在数量和舰船吨位上都比朱元璋占优势，但朱元璋有更多的舰载火器――碗口铳和手铳。为了充分发挥己方火力优势，朱元璋对战术相应地做了改进。他命令将舰队分成11支分舰队，轮番向敌人发起进攻，并且告诫诸将，攻击敌船时要先用火器，然后是弓弩，等到两船接舷，再进行白刃战，以求最大限度杀伤敌人。相反，陈友谅的舰队火器少，仍旧采用传统的“一”字纵队阵形接战，结果数量众多的划桨楼船拥挤在一起，无法机动，反倒成了朱军舰炮轰击的活靶子。当时身管火器还比较原始，手铳装填复杂、射速慢、命中率低，杀伤力较大的碗口铳也难以最后轰毁敌船，要夺取水战的最后胜利仍然需要由士兵手持各种冷兵器进行跳帮格斗。但毕竟舰载武器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对战术的改变，火力将取代人力成为决定水战胜负的关键。
    15世纪10～30年代明成祖统治时期，郑和远洋舰队尽管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数量最多、威力最大的舰炮，但在几次有限的武装冲突中发挥作用的还是步兵和他们的肉搏战。30～60年代英宗时期，朝廷为了防御倭寇，逐渐淘汰了操作不便的海船，而改用从民间征募来的渔船担负巡逻预警任务。沿海府县则将居民渔户编定渔甲，渔民出海既从事生产活动，又担负哨探倭船的任务。如遇一两艘贼船，渔船就近用弓弩、火铳、飞石攻打。如果贼船众多，渔船便急报官快船，由官军御敌。作为海战主力的快船，每艘船备有“小瓦罐三五百筒，小铁菱角多办，临期将罐多半用淤泥和菱角装罐内，打过贼船。贼皆赤足，可以制之。又将余罐装盛石灰于内，纸糊罐口，打过贼船，可迷贼人眼目。”此外各船还备有标枪200根，专门由望斗上的士兵投掷，居高临下射杀敌人。当官军的快船攻击敌船时，众多的小渔船就围拢上来帮忙，颇有一点打群架的架势。
    令人惊奇的是，郑和下西洋30多年后，明朝海军的主力战舰居然不再使用火炮，而是退回到冷兵器时代，依靠石灰、淤泥和标枪来进行海战。可见，一种新的战术思想要被广泛接受，还得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与等待。不过我们大可不必灰心丧气，因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一时期的海战战术也没有多少改进，欧洲直到中世纪后期(15-17世纪中叶)，接舷肉搏和用冲角撞击敌船的战术仍占主导地位，这与中国海军使用的战术毫无二致。

    （36）
    *明代海军的海战战术
    任何海战战术的提出和使用都必须以相应的舰船和舰载武器的为基础，不然的话先进的战术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公元10-12世纪，世界造船业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时期欧洲出现了帆船，海军舰船开始从单一的桨船向桨帆船过渡，之后是完全的风帆战舰。在动力方面，中国舰船比同时期的欧洲要先进一些，至少在公元1世纪的汉代就有了使用桨帆推动的楼船，到了12世纪的宋代，中国还发明了脚踏推进的车轮船。但是到了14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元末明初的时候，中国舰船的动力却仍旧停留在桨帆并用时代，与欧洲船舶处于同一水平。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的海域后，随之而来的却是远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中国水军从此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力下落入了小艇近海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明末以后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38）
    炮战和纵队战术的提出已经是16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明朝正处在嘉靖倭患的风口浪尖。在倭寇和中国海盗一浪高过一浪的入侵行动面前，脆弱的明朝海防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了。不过，正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也为新式海军舰队的组建和新型海战战术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开始，戚继光按照战争的需要组建了自己的私人军队――戚家军。在戚家军的编制序列中出现了按照营哨制编组起来的海军舰队。与卫所制下的舰队完全不同，新型舰队按福船2只、海沧船1只、艟舟船2只编为l哨，设哨官1名；左、右2哨官编为1营，设领兵官1名。以松门关(今温岭市东南隅之松门镇)分右、后二营，海门关(今椒江市海门)分前、左二营，各由1名指挥统领。
    舰队的训练完全从实战出发，不搞花架子。他规定水操每月1、5、9、13、17、21、25、29日进行，陆操每月3、7、11、15、19、23、27日进行。水操的重要内容就是射击训练，训练分单船练习和舰队合练，舰船的射击训练凸显了戚继光的海战新战术。他要求各船务必抢占上风，然后排成纵队队形鱼贯而入，以先后顺序向靶船射击。先是佛朗机炮在百步之内进行远距离射击；80步之内鸟铳手射击；50步之内用火箭射击篷帆中间，一旦射中，篷帆就会着火，无法施救；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使用弩弓、标枪和石块，等两船接舷，就投下火药桶、火砖，焚烧敌船。
    戚继光的海战战术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置系统。这种新战术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此外，戚继光还要求他的舰队官兵不仅要熟悉水战，而且还要熟悉陆战，陆战是以训练鸳鸯阵为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戚继光的海军应当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了。
    从戚继光的新战法可以看出，他明显摒弃了中国原先那种群殴乱打似的围攻战。为了使各种火器充分发挥作用，舰船利用上风抢占有利阵位就变得极为重要。只有使自己的战船抢占上风，才便于使用火炮、火箭、飞天喷筒等火器攻击敌船，同时又可以限制敌人利用这些火器攻击我船。戚继光通过将舰队编成纵队队形，利用上风抢占有利阵位，以使整个舰队的火器都能够对准同一目标进行持续射击，从而大大提高了对敌船的摧毁能力。
    为保证新战术的成功运用，戚继光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船行迟曲而后到者，斩其捕盗、舵；遇浅者，斩其扳招手；船虽先到而不直射贼船，旁边擦过者，斩其舵工、缭手；使风不正者，斩其舵工、缭手。如已使逼贼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贼舟复走着，斩其捕盗。”正是得益于这种残酷军法的威压，戚继光新的海战战术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种战术与17世纪英国海军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比两支舰队我们不难发现，在风帆战舰时代，奉行进攻作战原则的海军都是力图在战斗中抢占上风，然后顺风而下攻击敌人。而奉行防御原则的海军，如法国的海军，则总是占据下风位，以便战斗不利之时能迅速撤离战场。虽说两种作战原则都有合理的成分，可是要明白，胜利不是靠撤退来赢得的。
    每当在海上与敌交战，舰队中的每艘战船都要听中军船的号令。开战指令是用喇叭发出的，然后各舰擂鼓鸣锣，士兵们高声呐喊，向敌船冲击。对于畏敌不前的战船，舰长和舵工要当场斩首示众。开炮射击时要把火药妥善存放，防止被敌人烟火引燃。如有失误，炮手和管理火药的士兵要受军法惩处。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由各舰长公平分给，一多半赏给最先杀敌和斩获敌人首级的士兵，其余的一少半由大家均分。对于获有敌军首级的士兵，要将首级送到领兵的指挥官那里检验，然后再送中军检验核实，才能上报战功。
    但是好景不长，到16世纪70年代初，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戚继光失去了他在朝中的支持者。随后，他本人也在对张居正的政治大清算中被万历皇帝罢职，戚继光一手开创的新型海战战术最终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

    （39）
    在戚继光于1560年开始明朝军事改革的10年之后，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一场即将改变整个海战样式的大海战――勒班陀海战。公元1571年，欧洲联合舰队总司令奥地利人唐约翰对联合舰队的装备和战术作了重要改革。他指令火力猛烈的中船(船艏炮台内装15～20门火炮，另有4门多管炮掩护船腰，火力比较猛烈。)担任前卫，用火炮攻击来代替接舷肉搏；拆除快船的长角，以使前炮的火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各艘船上尽可能多地装载火炮和火枪。这些改革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海战时代即将来临。海战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联合舰队共击沉土耳其海军273艘战舰中的113艘，俘获117艘，缴获火炮274门，击毙士军3万余人，俘虏8000余人。而拥有316艘战舰和8万官兵的联合舰队仅损失12艘战舰，被俘1艘，死伤1.5万余人。火力决定海战胜负的时代来临了。
    勒班陀海战发生4年后，即明朝的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总督派他的使者随同中国军官王望高在7月5日来到了中国的中左所，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厦门市。西班牙人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战舰居然不使用火炮，“打法只是聚集一起，接近敌船后登上它。开始袭击时他们投掷大量的石灰弄瞎敌人的眼睛，然后既从船楼又从顶端投射很多用硬木制成的头上燃烧的尖矛，那是当作标枪使用的。他们还使用大量石头。当他们能够接近敌船，战斗就进入高潮，即白刃战。”“他们大量使用火药燃烧弹，在弹内加进很多铁蒺藜，以致无人能在上行走。他们也用火箭去烧船板，也有大量的长标枪，长杆上装有倒刺及用以进攻的大刀。”
    15年前戚继光开创的经典海战战术就这样被他的同时代人无情地抛弃了，一如他被他所效忠的朝廷抛弃那样。当保守的政治风气重新弥漫整个朝野时，进步思想只能遭受被禁锢的厄运，这既是明朝海军的不幸，更是中国人的不幸。
    战列线的诞生16世纪初的时候，欧洲战船上开始设置“舷窗”。“舷窗”就是位于船两侧的窗口，上面有用铰链开启的窗盖。最初开设“舷窗’的目的是为了装卸货物方便，英国的造船师将这个发明应用到了战舰的制造上，使加农炮能够从船的下甲板进行射击，这样舷侧炮便告问世，它的重量正好安全地分布在船的重心下面。舷侧炮的诞生使英国人立即意识到海军战术会随着新武器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一种新的海战方式――“远距离作战”已成为可能，海战再也不需要军舰相互靠近进行接舷肉搏战这种方式了。
    16世纪上半叶，英国海军就摒弃了当时盛行的横队炮战和接舷战战术，强调充分发挥火炮的射程，从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消灭敌舰；在战斗队形上，则强调用纵队代替传统的横队，以充分发挥每艘舰船的火力。但是新战术的应用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588年英国海军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加莱发生激战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海军仍旧使用勒班陀海战中的经典横队战术，因为他们的舰炮主要集中在船舶的炮台上。
    纵队，又称一路纵队，是舷炮齐射的必然结果。舰队列成纵队队形后，舷侧不致被自己的船遮住而影响射击。每艘舰的射向清晰，舰与舰之间能够相互支援，不易被敌舰接舷或各个击破。敌舰也不易从他们舷侧炮够不着的舰首或舰尾附近驶过。
    舷侧炮和纵队战术的出现使英国人越来越重视发展适合配备远程炮的战舰，而不再建造适合打接舷战的舰船了。结果，位于战舰首尾的船楼变得越来越矮，并最终在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统治期间被拆除。在“海盗将军”霍金斯的帮助下，英国海军建造了一批重视速度和机动的战舰，其代表作是“复仇”号。它有明快的轮廓，没有什么上层建筑，在水中显得矮小，一般比当时西班牙的舰船低25％-45％。这种舰船由于没有高高的建筑物，重心低，稳定性能好。又因船体低小，风力对它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而转舵容易，易占上风。在作战时比旧帆船航速快、机动灵活，能保持有效射程，以致命的炮火进行袭击。这种舰船由于甲板上已没有什么建筑物，当时被称为“平甲板”船，因航速快，它又被称为“快帆船”，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风帆战舰的诞生。
    1588年，英国皇家海军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爆发了著名的加莱海战。此战中，英国海军彻底摒弃了传统过时的接舷战术，采用纵队队形，利用机动快速的平甲板帆船和远射程大炮与无敌舰队展开了远距离炮战，使得西班牙舰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撤出战斗的无敌舰队最终在回国途中毁于风暴。

    （40）
    打败无敌舰队之后，英国人日益强烈地要求进行海外扩张。英政治家w?罗利爵士1614年提出了著名的“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的思想。在这一海军战略的指引下，英国人开始与荷兰人争夺海上霸主，激烈的英荷战争催生了一批新的武器技术和海战战术。
    17世纪初叶，射击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就是用绳子来制止火炮后坐，这样舷侧炮就可以很容易地装填弹药了。基于此项发明，英国海军的基本战术改为以5艘舰为一组，每次只有1艘战舰用舷侧炮向敌舰射击，其余各舰则忙着装填弹药。第一艘舰射击完毕后第二艘接着射击，其它战舰依次进行。由于妥善解决了火炮的后坐问题，舰炮的射速提高了，单位时间的火力提高到原来的5倍左右。根据这个经验，英国海军统帅罗伯特?布莱克确立了战列线这一战术思想，即作战时将所有舰只以一定的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形实施有效的指挥。
    1653年4月8日，布莱克在蒙克和迪恩的协助下正式颁布了海军发展史上两个历史性文件。一个文件是《航行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它明确规定：舰长在航行和逆风时，不得随意抢占有利的顺风位置，而应保持队形并遵从上级指挥；一名舰长决不能抢风到中队长官的前面。另一个文件是《战斗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该教范共14条，其中包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条：“一旦进入全面进攻时，各分舰队应该立即尽可能地运用最有利的优势与邻近的敌人作战。各分舰队的所有战舰都必须尽力与其分队长保持一线队列前进。”战斗教范第一次明确确立了战列线战术的地位，并说明了保持一线队列的各种战斗行动。自英国海军采用战列线战术后，其它国家的海军也开始竞相仿效。
    自15世纪火炮的崛起，炮舰的地位日愈重要，海战战术亦随之革新。到了17世纪早期，欧洲海战的主要方式已经蜕变成以重炮远距离炮击敌船。然而明朝水师却还停滞在中世纪接舷近距离搏杀为主的阶段。两者的区别体现在炮舰载炮方面。欧洲人采取侧弦载炮以装载更多重炮。而明朝炮舰保留了中世纪的习惯，他们最大的战船上置数门能远距离毁船的重炮于船首，船上其余火炮都是轻型火炮，仅能用于人员杀伤。1637年明朝广东水师的火力尚不及16世纪第乌海战葡萄牙舰队的火力，甚至远逊17世纪英国商船的火力。
    在16世纪70年代明海军技术甚至有所倒退，重新回到横队炮击和接舷战术的老路上。中国的战舰继续造得越来越小，舰载火炮的数量和威力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海军战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进化。这与欧洲海军装备与战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惟一例外的就是明末之际的海盗将军郑芝龙，他在造舰问题上更加倾向于西方，所造战舰相当巨大，不过他在海战战术上却也是乏善可陈。在1633年10月22日爆发的料罗湾海战中，郑芝龙率领着15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进攻有着8艘夹板船和50艘小艇的荷兰舰队。舰队排成菱形横队，为的是发扬船艏火炮优势，结果遭到荷兰战舰舷侧炮的猛烈轰击，郑军阵亡官兵86名，重伤132名。幸好郑芝龙利用清晨昏暗的天空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并利用上风的有利条件实施火攻船攻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亦倍感惆怅。

    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亦倍感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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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2-05-05 12: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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