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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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4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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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迁徙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武陵山脉的北端，沿清水江、醴水、酉水进入贵州东北部、北部、中部、西北部和川东、川南；一是沿沅水而上，经湖南西南部，深入川东南、西南部和广西境内。
    东部苗族流传下来的《迁徙歌》和史诗《休巴休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苗族迁徒的大体过程和趋势。《迁徒歌》云：苗族从水乡迁入武陵、五溪地区后，“一支去往平款，一支去往酉阳”，一支迁往垌仁……一支迁往姜潢，一支迁往姜迁；一支迁到务川的地域，一支迁到务戒的地方”。据考证，“平款”印今四川秀山县；“垌仁”意为谷坡之地，即今贵州铜仁；“姜潢”、“姜迁”，指今贵州思南、印江；“务川”，苗语音译，意为水冷凉的地方“务戒”，指武险，为四川所辖。可见，这都是反映由东向西的迁徒。
    由于苗族的不断向西向南迁徒，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在武陵、五溪以西，即今贵州省大部分地区和川南、往北，已有不少苗族杂处其间。

    在隋唐，五溪地区仍为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在唐中叶以前，苗族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故史籍中很少有动荡、战乱和流徙的记载。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后期至五代，朝廷逐渐变弱，藩镇军阀割据，五溪又不太平了，战火四起。唐代镇压张伯靖领导的奖、锦、溪三州“蛮”的起义，五代时“溪州之战”和宋章惇“经制”南北江“诸蛮”地，五溪地区战乱不断，迫使苗族又大批背井离乡，出现了一个新的迁徒浪潮。五溪地区的苗族又有一部分向南，经溆浦、芷江、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新晃等地，有的沿途留用下来，成为上述各县今天的苗族，特别是在城步又形成湖南苗族的又一大聚居区，有的则进入黔东南和广东的大苗山；有的迁入贵州各地，以及川南、桂北；有的经贵州、川南、桂北更继续向各地迁徒，以至远达云南。
    苗族和瑶族是在什么时候深入到西南边境的云南一带?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是在元朝以后。然而，《蛮书》作者樊绰于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在安南都护府战场上亲眼见到，当时有一些自称“祖乃盘瓤之后”的“苗众”在安南都护府的战场上出现。足见唐朝中年前后，当一部分苗族向西南深入到南诏东南边境(今云南文山州)居住。
    但是没有史籍记录下苗族这次迁徙的过程。苗族是一个很乐观的民族，他们传唱的苗族迁徙史歌往往将这个过程浪漫化了：浩大的队伍，敲打着锣鼓，列队载歌载舞地前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从后面记载发生在贵州的一起迁徙场景，倒可以一窥这一过程。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冬天，云南著名史学家师范途经贵州曾经在大雪连夜偶然遇到了难民迁徙，遍山皆白的寒冷日子里，他亲见到一次凄惨的移民景象。事后，他写下乐府《移家行》，真实而生动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次迁徙的背景是朝廷剿办苗民起义后，苗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难民从贫瘠的地方迁徙过去。场景和五溪苗族地区曾经有过的迁徙很近似。
    师范是云南赵州人，著有《南诏征信录》、《滇系》、((金华山樵诗集》等书。事件的背景是嘉庆二年正月，“贵州南笼仲苗夷妇王囊仙作乱，命总督勒保剿之。”同年六月，“勒保奏:剿办南笼仲苗，迭克水烟坪、卡子河等处。得旨:即将苗首仙姑等擒获。”
    师氏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呼爷唤娘，手里提着鞋袜，肩上担着箩筐，带上各种生活用具，绳子则系着家畜。儿童们也聚成队列，手执竹杖。他们不顾严寒的气候，冒着凛冽的北风，艰难地向前行进。此一悲惨图景，使得史学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风大雪滑，即使前面有着可供温饱的地方，一般人都会裹足不前。而眼前这些人，为什么不顾寒冷饥饿，在这样的坏天气，宁愿抛离家园，集体迁徙，要到哪儿去?

    除了战乱和朝廷清剿，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五溪也是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徙的重要因素。
    五溪的沿河平原其实是很肥沃的地区。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六)记载:“辰州之南江(锦州)有良田数千万顷”。《宋史、蛮夷传》记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胰，多水田”。
    经过两宋时期的开发，迁居沅水中上游地区的移民数量己经大增。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290年)，辰州路有416115人，沅州路有243160人，靖州路有132745人，三路共计己有792020人。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基本尚未开辟，户口也未计入，故这79万余人口中，大多数应为汉族移民及其后裔，其分布地区主要还是沅水中上游河谷、盆地及丘陵。在汉族移民的挤压下，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断缩小并向山区退缩。
    总之，到元代之时，汉族初步确立了在沅水中上游的主体民族地位，汉族数量大增，最终确立了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除了往云贵等远处迁徙的外，五溪苗族中的一部分人受“招抚”归顺了朝廷，在沅、酉、武、辰水之间的穷乡僻岭中定居下来，世代承袭，成为了今天沅陵、古丈、泸溪和辰溪一带自称“果雄”的“瓦乡人”和麻阳、泸溪一带的“熟苗”。
五溪蛮后裔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但总的趋势，先是由北而南，后自东向西。正如许多地方志所载:“苗人……即古之三苗，自琢鹿战后渐次向南辟居，以滇黔为最多”，“苗人，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有”。这些记载反映了南蛮历史上迁徙的大致方向和路线。数千年来，南蛮后裔辗转流徙，先后与多民族交错杂居。渝南、滇东北苗族妇女的百褶裙上，有三大条平行的花边。据说上条代表黄河，中条代表长江，下条代表西南山区的河流，以此顺序来刻印自己祖先的迁徙历程。苗族为了不忘祖先，婚嫁喜庆中，新娘在送亲者的陪同下去新郎家成亲时，无论夫家住在何处，均须绕自东方进屋;老人病故开路时，巫师须将亡灵指引回东方故地与老祖宗会聚;安葬死人时，尸体横葬于山腰，头一定朝向东方。这种葬俗在黔西北、黔东、黔北一带都存在。西南的苗民用史歌和各种习俗来记载自己民族的历史，保持着对东方故土的怀念。

    选择——依阻山险还是霑沐王化？

    五溪蛮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因五溪的动荡和战乱被迫离乡背井，逐步沿沅水及酉、武、辰等水而上，继续向西．西南流徒。
    但是战乱和外来移民并不是五溪苗族迁徙的唯一原因。经济因素和苗族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导致其从五溪肥沃的地区走向高海拔地区的因素之一。
    首先是经济因素。
    《宋书》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又说“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由此造成一些宋民逃入蛮中以避赋役。刚刚“顺附”王化的蛮民，往往承担仅具象征意义的义务，随着朝廷统治的持久，这些义务会变得越来越重，最终不仅赋调大大增加，而且还要承担各类名目的徭役。
    《晋书》所记的“户调式”有涉及夷人义务者：“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西晋户调法令中对不同的夷人有不同的义务规定，却是确切无疑的。这些不同从字面上看仅仅在于远近，夷人承担赋税的轻重与远近成正比，越远就越轻，越近就越重。而这里的远近显然不仅仅是空间，还主要体现在朝廷管理程度的不同，
    所谓“远夷”、“远者”和“极远者”，尽管义务轻重有别，毕竟都已接受朝廷管辖，和所谓“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生蛮，以及所谓“户口不可知”、“不供官税”的强蛮，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那种完全不承担朝廷税赋的蛮群，在史书中被称为“生蛮”。

    朝廷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生蛮变成降蛮，而降蛮之中，又需要把“极远者”变成“远者”，最终要把所有的“远夷”改造成“近夷课田者”。从蛮族的立场来看这一过程，就是被逐渐朝廷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些底层苗民被迫在原有的社会内的种种负担之外，添加新的、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大多数苗民来说，当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到朝廷统治之下，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步步陷入到愈来愈严酷的赋调徭役的深渊中。面对这种局面，相当一部分苗民选择了抗拒。而这些难以成功的抗拒通常也仅仅局限于逃入深山，依凭险阻。而朝廷理所当然视这种抗拒为反叛，因而对策只有武力镇压一种选择。
    后来的黔东南流传的《造反歌》唱道:"久远的年代,辈辈传下来,天公降大灾,官家逼税债".，苗民为了活命,只有大批的逃迁,但所到之处,适宜农耕的山谷,平地早已为他民族所占有，生存的需要,苗族不得不迁居山腰或山顶的人烟稀少的地带,靠发展少量山地农业生产艰难度日,世代繁衍生息.

    而引导苗族一步步走向深山高海拔地区的还有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苗族的山区农业一直是刀耕火种。史籍有载“苗耕，男妇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蟠棒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玉米)、高粱、荞麦诸杂粮”。他们“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烧瘠故也弃之，数年地方既复，则仍垦之”。
    他们在种植作物前，先用砍刀砍倒树木荆棘，晒干后放火烧光，待冷后撒种或用小锄点种玉米和荞麦等。从下种至收获，不作任何田间管理。如此的耕作方式，第一年的收成还能提供人们对食物的大部分需求。但第二年，杂草就开始丛生，土壤开始板结，土地的肥力也大不如前。缺乏除草和翻土等田间管理，又不懂得合理地轮作，以及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苗族农民在第二三年就难以指望这块地里有多大的收成.于是，他们不得不年年“丢荒”。
    居住地附近的耕地逐步丢荒，人们不得不在远处开辟耕地。直到耕地距居住地过远时，人们就不得不随着庄稼地的迁移而将居住地靠拢过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先移动的是庄稼地，后移动的则是居住地。这种不断地、短距离地移动，却离原居地则越来越远。这种无声无息地移动，使苗族农民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不断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人们开始与庄稼一同向能提供生存的地方迁移。这种移动不象前面一种那样逐渐地迁徙，而是跳跃性的，可能需要跨过许多山头和村寨田野.不用二三十年，就形成远距离的迁徙。
    这种迁徙可以从容不迫地，慢慢地迁移。苗族农民一旦决定长途迁徙，便事先派人寻找，待获得某种信息而确定某处为丰饶的地区以后，才决定举族动身移动。黔东南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这样描写:
    “燕子和喜鹊们……处处都走到，见个好地方，急急转回来，悄悄这样讲:就在山那边，日落的地方，谷粒柿子大，谷穗马尾长。要吃用手剥，雄子用不上……奶奶离东方，队伍长又长，公公离东方，队伍长又长”
    “扶老又携幼，跋山又涉水，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迁徙时，苗族农民如何选择他们的目的地呢?为什么他们总是选择山区，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原因之一是:由于平原地带早已被其他民族所占有;其二，由于他们千百年来的那种适合山区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无论是他们的房屋、服装、生活用具、习俗、传说、歌曲或宗教信仰等苗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无不与山区环境有关。
    苗族农民凭借几代人的生产经验，从这些植被生长的情况来判断自己的庄稼在此生长的是否茂盛。选择既定，便立即动手砍伐烧荒，接着就是迁居。为适应这种频繁迁徙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建筑和家什都极其简单。最简单的是一种衩衩房，即用若干树干相交叉成叉形状的茅草房屋或建一些木架结构的木屋。一般建在山坡匕雨季时便于排水。
    迁移不定的居民点，由于土地面积可耕度低，产量有限，所以苗族的村寨较为分散，一般为数十户或十几户，百户以上村寨大多在较平坦地带，但这种村寨数量不多。往往因为人口的增长，其中一部分人家不得不再迁徙。

    他们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生产技术非常原始。而他们独特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又妨碍着他们同其他民族密切交往。频繁地向深山迁徙更使民族间的交往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而原始的耕作技术也由此长期地延续下来。
    而那些迁徙不定的苗民，他们是“后来者”，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又十分贫穷，他们不得不佃耕其他民族土地占有者的山林或土地。史籍上记述他们为汉、夷等民族“佃田其间”。他们“散居山谷，架木如巢，寝处与牲畜俱，无卧具”。同样过着“以麦稗杂野菜，终身不稻食”的不安定的生活。为了能吃饱饭，往往借债或欠租，当“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时，他们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造反，群起反抗，甚至发展成农民起义。苗族历史上千百次地反抗斗争，主要起因就是到了难以糊口活命时而爆发的。另一条路就是迁走，实际是逃走.这种迁移，大多是一家一户或几户，多时可以一个家族。人数虽不多，但却是经常发生的。史籍上记载:“转徙不恒，为人佃，负租即逃”反映了这种迁徙频繁情况。
    这种携家出逃，是一种被迫的迁徙，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选择目的地，往往只能向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所进发，加入了频繁迁徙的人流之中。

经济原因引起的迁徙，大多要寻找选择新的目的地，尽管途中历尽艰辛，却充满着乐观的情绪和美好的希望，它不同于躲避政治动乱的逃亡。由于迁徙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寻求生存最好的地方，因此，苗民在古歌中较乐观地述说了它的讨程。
这些迁移，一般都是小规模的，不显见的，是较为频繁的、渐进的、小股的、络绎不绝的迁移，也不见于史籍记载，往往仅流传在迁徙着的苗民中，然而它却是全局性的。积无数次小的迁徙，集成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大迁徙。

    苗族的迁徙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他们迁徙时随身携带的衣物粮食有限，沿途又有大量消耗，开垦山地的生荒地更要忍饥挨饿地劳动。时隔数年，他们又要再次迁徙，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贫穷。
    迁徙还造成居住区域的极端分散和各支系间的长期隔绝，政治力量和语言都难以统一，方言差别很大，彼此之间不能交流，民族的力量难以强大。迁徙还把粗放的耕作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带到四面八方，而深受其害的还是不断迁徙的苗族人民自己.因此，苗族历史上的无数次迁徙，不外是一部民族苦难的历史。
    苗族的迁徙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荒无人烟的苗疆生地。

    @傅家洲 2017-08-03 18:52:25
    民族苦难的历史。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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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西南驿道——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

    五溪苗民大量迁徙和同化，宋元以后，在原五溪地区留下来的苗民主要就在腊尓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了。
    腊尔山苗疆宋代以前作为“羁縻”之地，一直没受到朝廷的重视。直到元代西南地区一条重要驿道——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腊尔山苗疆作为这条官道的入口，引起了元朝廷以及后面的明清几个朝廷的注意。腊尔山苗疆也是从这时起，从湖广行省的一个荒蛮边远之地，变成了一个入口和咽喉之地。
    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与从元朝廷对云南的重视有关。
    云南虽地处边陲，但在历史上建立过包括今天云南大部及贵州西部一带在内的南诏、大理等割据政权，独霸一方，威胁中原。
    唐代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不仅成为与突厥、吐蕃、回纥一样可以与唐王朝抗衡的民族政权;更在咸通年间向唐朝边境发动战争而激起了唐朝桂林守卫士兵的哗变，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时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总结。同样，两宋时期，宋王朝没有处理好与云南地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为蒙古政权南下灭大理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对南宋形成了两路夹击之势，落得溃退海边，小皇帝跳海自杀的下场。

    元代以前云南与内地的交通线很多。但汉唐皆以关中为帝王之都，因此，西南边疆联系都城的交通主要都是经过四川达关中的通道，其南段即汉代的“零关道，、“五尺道”，唐宋时称为“清溪关道’、“石门道”，都是南北向的驿道，云南在南，首都在北。
    北宋都于开封、南宋都于临安，表明全国政治中心开始东移。
    元代首都东移更彻底。蒙古攻取大理政权之初，其都在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迁都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1273年，元朝正式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代替漠北的和林而成为元朝的首都。
    不仅仅是首都的东移，到了元代，经过对大运河的整修，使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大都成为交通网络的核心，百货云集，所谓“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元代全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了大都。
    元代首都和经济中心的东移对西南边疆交通格局的影响十分明显，原来的四条官道的方向都是南北向的，即从云南到四川最后到关中，现在问题来了，到了关中离大都仍然遥远，怎么办？

    从云南斜插湖广到大都显然是一条更经济的捷径，作为西南边疆国家官道的“入湖广道”的开建纳入议事日程，一定程度上正是元朝定都大都、全国政治中心东移的结果。
    辟修这条驿路的建议提出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这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臣耶律秃满答儿上奏朝庭:“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
    朝廷得到他的奏章后，“中书参政刺真、参议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诣云南、湖广行省详度可否，然后施行”。皇帝准允了他们的奏请，而后“都省钦依遣使诣各省会议去讫”。
    耶律秃满答儿奏请开通这条驿路时，其途程经涉三省分属，三省的各段开通时间不同。据耶律秃满答儿所说可知，云南通内地驿路已经辟修了从普安路(治今贵州盘县县治东)出境，已设立马站，湖广行省所辖的辰、沅、靖等州也已置立了站赤（驿站的蒙语音译，本意为司驿者，即管理驿站的人，兼指站官及站户），只有中间四川行省管辖下的一段需要进行整治。


    元代云南入湖广道昆明——沅陵段

    @吴限2012 2017-08-04 03:56:39
    本人酉阳土家族，老婆是腊尔山苗族。她们那都讲苗话，感觉同是少数民族，为啥区别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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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关注，不太懂你的“区别“是哪方面的？是苗族和土家族之间的？还是苗族之间的？

    @吴限2012 2017-08-04 04:43:13
    苗族和土家族，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风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少数民族。而土家族我自己觉得和汉族没啥区别。
    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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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关于土家族的形成过程会涉及。简单的说吧：
    苗族的先民是古代的三苗部落进入沅水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五溪”地区后逐步形成的，后来遭到历代朝廷的征伐，大部分也都被汉化了，仅仅少部分躲进腊尔山等深山老林的苗族，由于历代朝廷的力所不及，这些苗民有幸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土家族的先民成分则复杂的多，古代的巴人（重庆四川人）、后来的江西移民过来的、历代汉族屯军过来的，汉化的熟苗，本质上说，这些都是汉族的一部分，在湘西沅水流域长期生活，融合与当地的土著，逐步形成了一些风俗习惯，但他们与朝廷接触很多，实际上长期都是和汉族融合在一起的。
    史籍是土家族的先民称“土人”，“客民”的一部分，在解放初的56年民族识别前不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所以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是有争议的，正是他们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并没有多少不同。

这条驿道到底哪年开通，史籍没有记载。但大德初年八百媳妇（元傣族部名,现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传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领一寨，故称“八百媳妇国）等地区动乱，朝廷于大德五年(1301)调湖广、云南兵前往征讨，湖广兵命左丞刘深取道顺元八番进讨，虽然未到云南，但由“取道顺元、八番”，可知由普安路往东达湖广的驿路已通标。由此可知，普安道的贯通大约在至元三十年(1293)以后至大德五年(1301)以前这一段时期中。
云南中庆（今昆明）与大都的这条“西南大通道”，历史上有多重称呼，元多称“普安道”、“入湖广道”，明代由于重兵沿线护卫，常称“一线道”，贵州建省后称滇黔驿道，其后甚至称“西南驿道”的就是这条驿路，足见其地位重要，自西向东连通云南行省的中庆、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普安、普定、湖广行省的贵州、葛龙、麻峡、黄平、偏桥、镇远、沅州、辰州、常德，这条古驿道在元明清时期，一直影响着云南、贵州、湖广三大土司区的交通格局。

由于该条道路”少山势和烟瘴，且道路平稳!，因而过往使臣太多，致使马匹困乏，站户劳累，为了缓解这种状况，至元二十九年镇远以下还设了水道。这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广行省咨，八番宣慰司呈：“见管地而相接云南、交趾、溪洞诸国，正系冲要驿路，相离本省往复七千余里，但遇使臣频并，站马不敷!今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除紧急使臣乘骑铺马外，据赴北朝，见蛮官进贡货物，并缓慢使臣，应付战船，实为便当，请照验事”。也就是说从镇远沿沅水而下到岳州西设立了水路驿站二十四站，快件仍然走陆路马铺，一般公务和地方官员和土司朝贡都走水路。
这条驿道到常德后与江陵大道相连，自南而北连通湖广行省的澄州、河南江北行省的公安、江陵、荆门、襄阳、谷城、陕西行省的商州、蓝田、长安、华阴、渔关、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郑州、中书省的卫辉、彰德、邯郸、顺德、真定、保定、遂州、琢州、最后到达大都（今北京）。

元代“入湖广道”开通之后，其影响巨大，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的首选官道。元朝置驿的首要目的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但驿道既通，官民往来及蛮夷入觐亦可利用，老百姓也往往借助驿道经商和迁徙。云南诸族利用驿道赴京进贡的情形相当普遍，甚至造成“乘驿泛滥”，统治者被迫下令限制。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所谓刍豆，即草和豆，古代指牛马的饲料。不是初次赴京进贡的驿道连车马的饲料的不给了，可以想象驿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象。
元代云南至湖广的道路开通后，明清时期内地移民进入云南主要经过此道，自贵州至云南，在以入京大道为轴心的两侧坝区、盆地和城镇，居民主要以汉族为主，南北两翼的山区则聚居着苗、瑶、彝、壮等民族。云南经贵州达湖广的驿道，乃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地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命脉道路，附近郡县驻地为重镇的结构初步形成。

    从羁縻到土司——元代湖广西部苗疆土司的设立和调整

    元朝对西南的治理是沿袭唐朝的羁縻制度，任用土司来完成的。元朝先后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机构，其中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司职的，往往称为土司。
    土司制度治理原则是“道在羁縻”，从这一点看，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实质是相同的。但羁摩治策自形成之初便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元代从“羁縻”制到土司制转变的原因。
    首先羁縻州和宗藩体制和有点区分不清的现象。唐朝常常把邻邦的君主称为王、侯或将军、都督等职的记载屡见不鲜，而羁縻州的首领也经常是这么称呼的。
    所谓宗藩体制下，是古代以中国为宗主国，一些小国为藩属国的体制。在宗藩体系之内，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实际收获非常有限。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并不断强化这种宗藩关系。
    羁縻州与邻邦本质上完全不同。这种模糊不清的政策，常常造成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属地不清，边界线不清的现象，说得通俗点，既然是羁縻州还是宗藩国都不清楚，那这块地是不是中国的也都像一团浆糊了。
    而实行土官土司制度后，土司区和宗藩国的区别一下子清晰起来了。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大量任命土官，却并无在安南、缅国和占城设置土官的记载;对这些表示归顺的邻邦，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印官)、令君王朝觐、岁纳贡赋、子弟为质及编民出军役等规定。可见蒙元统治者认为土官仅适用于王朝的边疆地区，对臣属邻邦则另有应对的措施。以后的明清时代都与元代大致都这样区分了。

    @江湖武松 2017-08-04 11:50:47
    56个民族不要固化一成不变，不能设了56个就一个不能少。
    以逐步减少为方向。比如壮族土家族京族就应撤了，归入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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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划分有利益在里面，所以不容易撤销。但是现在也很难加了，如沅水流域的瓦乡人，他们一直想划为苗族，没有成功。还有西南驿道上的穿青衣人，他们一直想作为一个民族，也一直不承认。

    还有羁縻州难以解决与经营边疆相伴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古代用兵在交通、军粮与辎重的供应、军事劳役等方面都很困难，使经营边疆中高成本、低收益的现象十分突出，并成为一些朝臣反对经营边疆的理由。
    唐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上疏反对征民远戍疏勒四镇，并说若用武荒外，竭府库之实以争晓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乃秦皇、汉武之卤莽所为。其言颇有代表性。武帝晚年后悔早年征伐，不许在西域增戍卒置屯田，并为早年征伐颁罪已诏。唐太宗则说前代帝王招徕绝域，无益于用而病弊百姓，“劳百姓以取虚名”之举为己所不取。
    在古代社会前期，经营边疆得不偿失的看法十分流行。在这一背景下施行的羁縻治策，明显具有内收与保守的倾向。元以前的历朝实行羁縻治策，既是对朝野舆论的回应，同时也回避了经营边疆所存在的成本与效益极不对称的问题，使这一问题长期难以解决。

还有就是边疆地区吏治问题突出。边疆吏治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一个难题。边疆山高皇帝远，官吏多大权在握且缺少监督，贪渎腐败的情形相当普遍。另外，边疆官吏的来源、选拔问题也长期未得到解决。推行羁縻治策之时，掌握实权的边疆官吏多由内地派遣，封建王朝授予边疆夷狄首领之王、侯、邑君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职多为虚衔。唐前期慎重任命边吏镇将，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且不久任、不遥领及不兼统，功名卓著者往往入为宰相。但开元以后镇将坐大及边疆局势动荡，与边疆吏治的混乱及腐败有关。朝廷面临的又一难题，是内地官吏多不愿赴任边疆。唐朝乃许在黔中、岭南等地，由都督会同御史在地方士绅中选补土吏，时称“南选”，但不少人仍是“简择未精”。而且在边疆就地选补的官吏，并未归入吏部管理，其中问题甚多，出任边疆的官吏主要来自内地，终难解决所需大量称职边疆官吏的问题。
土官土司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设治地区中下级官吏的来源问题。以蛮夷首领为官吏管辖土民，大致有较具威信、熟悉情况和施法简便等特点。以土军代替官军镇守边疆，还大幅度减少国库的支出。

    土司由朝廷授给统一官职，颁发印信、号纸。号纸上书土司姓名、年龄、职衔世袭及授职时间等，以示其具有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土司官衔中有严格的等级差别。指挥使以下(包括指挥使)分为七等:指挥使、同知、俭事，土千户、副土千户、土百户，从正三品到正六品，最后的百长无品级。宣慰使分为四等，宣慰使、同知、副使、俭事，从三品到正五品。招讨使分为二等，从五品的招讨使和正六品的副使；安抚使司分为四等，安抚使、同知、副使、俭事，从五品到正七品。长官司分正六品的长官司长官和正七品长官司副长官。
    土司也有了固定的义务，除了朝贡外，还必须交纳相应的赋税，供驱调，朝廷还要派遣流官驻在土司衙门，监督土司的行动；土司已经算是朝廷的命官了。土司对封建朝廷有纳贡输赋和应征调的义务，以表示对封建王朝的忠勤。
    为使土司忠于职守，朝廷对土司还要进行严格地考核，有功则奖，有罪则惩。

    湖广西部苗疆确立土司制度并不是那么顺利。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五溪大姓永顺彭氏率先归顺。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三十年(1293年)“永顺路彭世强等九十人……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谴归。”永顺彭思万至京朝贡，朝廷赐以印缓，又置永顺路，旋改安抚司，均为正三品，在元初湘鄂西诸峒蛮土酋中，属于授职较早地位颇高的大土司。
    而苗疆的其他土酋就没那么顺从了。元代初中期，五溪各土酋势力叛服不常。而这些反叛多少还和元初开辟的这条西南驿道有点关联。
    入湖广道开通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地方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新隶属于湖广行省八番顺元等处宜慰使都元帅府的思州宣抚司和播州宣抚司，因云南入湖广驿道开通后的便利而不愿意回隶四川行省管辖。元中央政府十分看重当地蛮族的归附，不太理会八番顺元等处宜慰使斡罗思提出的欲将整个贵州高原及周边地区置于八番顺元等处宜慰使都元帅府管理的计划，他们不想过多地改变地方原有的路级行政区的管理格局。正是由于基于驿道沿线设置交易市场的考虑，因而，元世祖才同意将四川行省怀德府的一府九州拔归湖广行省管辖，并在辰州路的会溪设立宣抚司进行管理。

辰州路会溪一带行政建制的这种局部调整，引发了酉水、澄水流域地方社会的骚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紧邻会溪的施溶州发生土知州田万顷发动的叛乱，辰州明溪首领鲁万丑率众响应，九、十月间，湖广行省刘国杰率领的大军遭到鲁万丑三千人的轮番阻击，最后以千户崔忠、百户马孙儿战死的代价攻人鲁万丑的巢穴桑木溪，并在施溶州歼灭鲁万丑的残部，将鲁万丑俘获并斩首。与此同时，溪州刺史彭胜祖率部生擒田万坝(田万顷)以及羊峰的什用亚、王香等叛首。
元初的几次叛乱给元朝制造了较大的麻烦，元朝兴师动众才得以平叛在平息叛乱的基础上，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招抚政策，先后在五溪设立了永顺安抚司、保靖土州、南渭土州、安定土州、柿溪土州及白崖洞、会溪施溶驴迟洞、腊惹洞、麦着黄洞、五寨及上桑直、下桑直等长官司。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风气云涌。其中，以徐寿辉为首的红巾军主要活动在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地区，五溪正在这个区域为了牵制和削弱起义军，元朝对这个地区的少数首领采取了笼络政策，一方面，普遍超常提升了原有土司的官品规格，另一方面，大量新封土司。
    这种变动主要有：改永顺安抚司为宣抚司；南渭州升安抚司；泊崖洞升安抚司; 安定州（慈利西境）改安定军民安抚司（元末明初之际升为宣抚司）；保靖州改为安抚司。而据《保靖司宗谱》，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彭世雄曾调兵一万助朱元璋平陈友谅，可见元末时期保靖土司已拥有很强的实力。
    上桑直、下桑直升为桑植宣慰司。元末湘西地区升职级别最高的是桑植土司。元初的上桑直、下桑直二长官司一度改为安抚司，元末顺帝时又升为宣慰司。当时的桑植土司势力很大，远远超出了元初的上下桑直长官司的范围，比如其有五营中军印，说明桑植土司有相当规模的土兵编制，土兵人数不在少数。需要说明的是，元初所称的上桑直、下桑直，在元末时已合称为桑植了。

元明之交的湖广西部历史主要是土司的确立，可能有点乏味。

    十、“一线道”——苗疆地位的凸显

    明初湖广西部苗疆土司的归附

    元末明初，从朱元璋灭陈友谅开始，湖广西部各土著势力相继归附明帆明朝对前来归附的湖广土司均授予原官职，或者升职，以示恩宠所以，“以原官授之’，是明初针对西南土著势力的基本政策。
    明初湖广西部土著的归附，以今湖南澧水及其支流溇水上游，即今湘西慈利县、张家界市及湖北鹤峰县接壤地区土著势力的归附较早。随着各土著势力相继归附，明朝本着“以原官授之”的总原则安抚各处土酋，形成明初在这一地区初步的政治统治格局。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保靖土司归附，“以彭世雄为保靖州军民安抚司……以其初来归附故也。洪武元年(1368年)升为保靖宣慰司，得到升职:“诏升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以(彭)万里为之，隶湖广指挥司”。
    永顺土司归附后是先降职后升职。洪武二年( 1369年)十二月，永顺土司归附，史载“辰州永顺宣抚彭添保遣其从兄敬保来朝，贡马及方物，诏以永顺宣抚司为永顺军民安抚司，以天保为同知。”

    永顺土司的归附过程是一波三折。
    洪武二年(1369)当时的永顺土司彭天宝按照其父彭万潜的临终遗言，派遣其兄彭敬宝与通事田大方“诣闲，进献方物”。二人所进献的“方物”，除沿袭惯例规定的土特产之外，更重要的物品当是永顺地区的“图籍”。
    那么，为什么彭天宝不亲自去南京归附呢?
    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起事反元，南方大乱，各新兴政权相继建立，割据一方。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入蜀，至正二十二年(1362)建立“大夏”政权，占领川蜀之地前后共十数年。湘、鄂、川、黔边区的土司，都处于明氏“大夏”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湖广西部土司更是位于“大夏”政权与元廷及陈友谅拉锯对抗的前沿阵地。明玉珍为了牢牢守住川蜀一隅，稳定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土司采取了封官、许爵，积极争取、为己所用的措施。永顺土司由于所处区位战略价值极大，无疑是明玉珍重点笼络并关注(甚至监控)的土司之一。虽受到明玉珍的重点关注，但洪武二年(1369)彭万潜弥留之际毅然嘱咐彭天宝顺应时势归附明廷，而这一切都只能私下偷偷进行。因为彭天宝如果亲自前往南京投诚，那么只要他一离开永顺地界，就极有可能导致彭氏宗亲“遭殃”。所以，彭天宝只能委派彭敬宝代表自己前去投诚。通事田大方的主要作用便是进行土家语的中转翻译。并且，他们所携带的“图籍”等文件都是用蒙古文书写，那么委派这样一个既懂土家语，又懂蒙古文还懂汉语的人，向明廷介绍永顺地区的内部情况，才有可能表明自己诚心归附的心迹，赢得朱元璋的信任。

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八日，彭敬宝与田大方在礼官的引见下，于南京城奉天门东侧的“板房”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接见。
洪武初年，大明王朝刚刚草创，南京的皇宫还没有完全竣工，因而很多朝廷礼仪都不得不从简，大多只能是在奉天门附近举行，对于私下的召见，当然只能在附近“板房”内进行。工事虽未全部完工，但奉天门却己竣工。奉天门即相当于后世北京城天安门，这在明初时是至关重要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在“奉天门东板房”被接见，意味着永顺土司是享受了有明一代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的礼仪，也足见朱元璋对彭天宝归附高度地重视。

朱元璋如此重视彭天宝的来归与当时全国的局势紧密相关。明朝建国伊始，刚刚收服陈氏“大汉”政权，控制了整个荆湖内地。但是，明氏的“大夏”政权还控制着四川等地区，是朱元璋统一全国的心腹大患。此心腹大患不除，明氏可以随时顺江而下，明廷“江左”之地不能保全无虞。因此，进讨“大夏”政权的军事规划早己在朱元璋日程安排之中。在这个规划决策中，永顺土司的位置十分重要。永顺土司控扼着中原从东南通往川蜀的咽喉要地之一，上溯其境内的酉水河可以迫近重庆。明廷如果贸然进军，一旦长江三峡被“大夏”切断，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然而，如果“平蜀之役”的军事行动，能得到永顺土司的配合，那么收服“大夏”政权便易如反掌。这时，明太祖正好切盼永顺这样的土司归顺，以便配合“平蜀之役”。
彭敬宝与田大方在洪武二年二月就己抵达南京，却一直要到当年的十二月才在百户黄元泰的护送下返回永顺，他们回抵永顺时己是“明年”(洪武三年)。彭敬宝与田大方在南京之所以逗留这么长的时间，其原因在于，明太祖当时正在和廖永忠等人规划“平蜀”，急需从彭敬宝处了解“大夏”政权东部的战略防卫。而且，明廷更需要对自己的军事意图进行保密。

洪武四年(1371)七月，傅友德入成都、平四川。洪武五年由于邻近的保靖土司已先于永顺归附，故明朝对永顺土司的观望延迟给予了惩罚，将其元代所授宣抚司降为安抚司，并只授土司彭添保同知一职。洪武四年( 1371年)明朝最终灭夏后，湖广永顺宣慰使顺德汪备、堂崖安抚司月直什用遣人来贡方物，上其所授伪夏印。永顺土司就此完成最后的象征——礼仪交接。
随着永顺土司的归附，其周边隶属于它的众多中小土司也都相继归附明朝，明朝分别设腊惹洞、麦着黄洞、驴迟洞、施溶洞、白岩洞、田家洞等六个长官司，上溪州、施溶州、南渭州等三个土州，隶属于永顺土司。自此永顺土司及其所属三州、六长官司的土司建制格局基本固定，历明、清两朝直至改土归流始被废除

    在整个归附明朝的过程中，由于时局的动乱和诸如待遇等问题，湖广西部土司反叛不止。洪武初年(1368年)，这一地区土司爆发较大规模的反抗活动。据《明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慈利土司覃后联合周边茅冈土司等各蛮洞势力反叛，桑植、容美等大土司以及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诸多蛮峒起而响应，声势颇为浩大。明朝先派湖广行省平章杨景、继派江夏侯周德兴为征南将军率大军征讨，以数路大军合围才最终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随后，明朝对湖广西部地区的土司进行了重新安置，包括授还原职、升职和授予新职湘西方面的情形是:升永顺安抚司为永顺宣慰司，升桑植安抚司为桑植宣慰司，另有众多新增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名目繁多。这些新增土司本为明朝的权宜之计，洪武中期以后，大多被废除，不再见于史籍。
    洪武后期，湖广西部土司再次爆发较大规模的反叛。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湖广安福土司夏得忠反叛，此次反叛规模不小，袭破慈利、石门二县城，引来明朝十万大军的征讨，称得上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抗。不仅如此，夏得忠的军队还曾经一度攻打当时驻有重兵的今湖北恩施城，其活动范围和影响之广可以想见!
    夏得忠的反叛引发了鄂西地区土司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反叛，鄂西地区几乎所有的土司都参与到其中。明王朝对这些叛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之后，对湖广西地区的土司格局作了大规模的调整，主要是罚性的废除司职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廷关于重新颁定四夷蕃国朝贡礼仪的文件中，榜上有名的湖广西部土司就只有永顺、保靖、施南和忠建了。

    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固，从明成祖永乐年开始，大规模恢复和重建少数民族土司。这个时期，湖广西部地区新置和复置的土司有:
    永乐三年(1405年)置筸子坪长官司(今湖南凤凰县境)，属保靖宣慰司;两江口长官司。正统中置，地在今湖南龙山县南，土司彭氏；成化以后置茅冈长官司，地在今湖南慈利县境；保靖土司在元末明初就领有五寨长官司。实际上永乐以后的保靖宣慰司总共领有筸子坪、两江口、茅冈、五寨等四个长官司。
    永乐四年复置桑植安抚司，治上下二峒，隶九溪卫;；此处上下二峒乃上峒长官司和下峒长官司，该二司由元代柿溪土司分裂而来。
    至于永顺土司，明初以来得以保留，连带其所辖元代以来的三州六长官司，成为湖广西部土司的主要组成部分。
    至此，经过明前期永乐、宣德年间对土司的重新认定和调整后，湖广西部土司格局进一步确定，土司总数及其所属关系是:
    宣慰司二:即永顺保靖二宣慰司。
    安抚司一:即桑植安抚司。
    土州三:南渭州、施溶州、上溪州，均属永顺宣慰司。
    长官司十二:永顺宣慰司下辖的麦着黄洞长官司、驴迟洞长官司、施溶洞长官司、白岩洞长官司、田家洞长官司;保靖宣慰司下辖的五寨长官司、筸子坪长官司、两江口长官司、茅冈长官司;桑植安抚司下辖的上洞长官司、下洞长官司。
    上述土司格局，除桑植安抚司在明末升为宣慰司外，终明之世，未再有特别变化。

    分拆和联姻——明廷与土司的制衡和角力

    明初在苗疆保留了土司制度，但与元代也有所不同，对曾一度以都誓主称王五溪的溪州彭氏，采取了分化与制衡策略。
    怎么分化？朝廷除授予永顺宣慰司领有一批小土司之外，还分授了五寨等一些小土司，更重要的是授予了从联盟中分出来、率先表示效忠于朱明王朝的保靖土酋以土司地位，并使其与永顺土司同等级别，即宣慰司。此外，明初还一度在永顺土司境内设立羊山卫和崇山卫，以为牵制。
    随后，在土司制的运作过程中，更可以看到明初各方力量之间的较量与进退。
    如明初领有二十八村寨的保靖宣慰使彭万里，其位传到孙药哈俾时，被彭万里的弟弟麦各踵的儿子大虫可宜所争袭。大虫可宜杀药哈俾，占其十四寨。事情暴露后，大虫可宜身死狱中，但所占十四寨并未归还保靖。相反，其子孙因军功而被朝廷授予两江口长官司一职。
    本来按照土司角力、成王败寇这一传统，大虫可宜杀了药哈稗，就可取而代之。但是不同于前朝，明王朝并未对这一胜出者完全予以认可，而是将其革职，把保靖宣慰司之位退回给彭万里次子。此后，大虫可宜的后人通过战功，正式被授予两江口长官一职。这又是分拆大土司，新设小土司，等于认可了大虫可宜子嗣对这十四寨的统辖权。微妙的是朝廷并没有承诺让其世袭，这意味着大虫可宜的子嗣必须不断通过军功争取王朝的认可来嗣位，以稳固其统辖权。事实上，这也是给苗疆土酋们示以警钟:地方首领的产生或土司的承继，不能再只倚靠于传统的、成王败寇式的地方角力。

事情并未结束，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命彭世英将小江七寨归还保靖土司，只领大江七寨，并听从保靖的约束。在保靖与两江口的彼此攻击中，朝廷坐收渔翁之利，将两江口改由清水堡的官军来驻守。两江口大致位于今保靖和龙山交界的隆头，地处酉水与深人永顺土司境内的洗车河两河交汇之处。酉水顺流而下进人沅水，连接长江，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这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明代五溪地区土司最为重要的贡品和商品之一楠木，就是通过这些水道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而连接酉水和洗车河的两江口，“系各夷喉襟”，控制了两江口，就等于扼住了洗车河流域的咽喉。明王朝正是利用了土司之间的这些矛盾，成功将苗疆这个战略要地改由官军驻守。

    但这并不意味着苗疆土司就任由朝廷处置，他们亦曾联盟对抗王朝权威。他们采取什么办法——你不是要分拆吗？把大的土司区分拆为一个个小土司区，那我们就联姻，通过一个个土司宗系之间的婚姻联系，变成一个统一的土司联盟。
    如在两江口土司与保靖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较量中，永顺宣慰使彭世麟与彭明辅都曾深度介人。彭世麟“娶胜祖女，复左右之”，而“永顺宣慰使彭明辅与之联姻，助以兵力。……守巡官系惠于狱，明辅率其众，劫之以去”。
    永顺与江口土司间的联姻，是其形成政治联盟、巩固或者扩张势力的重要基础。两江口风波表明，土司不仅需要谨慎处理与王朝的关系，在大小土司都领有土兵的土司制下，土司周围不乏对土司之位虎视耽耽的竞争者。而土司间的联姻，往往成为稳定既有权力格局的方式。
    土司间的联姻，不仅仅是为了形成土司的联盟。后来在湖广及四川酉阳的几个土司之间，长期保持着交换女儿给对方袭位的儿子这种联姻关系。很明显，这种在势均力敌的土司间的联姻网络，往往会直接介人到对方的承袭。同时，大土司与自己领下的小土司之间亦有联姻。永顺宣慰司的彭显英有女就嫁腊惹洞长官司向源之子即向胜祖，而向源又将其女嫁彭显英之子彭世麒，两个土司实际上是互相交换女儿。腊惹洞长官司是领于永顺宣慰司。
    这种亲上加亲的联姻，似乎并不仅限于土司之间，至少到改土归流前后，已在当地普遍流行。改土归流后，官员们三令五申，严令禁止“勒取骨种”，就是表婚流行于此地的体现。所谓“骨种”，在此处是特指姑表婚，本家嫁出去的女儿在对方家生的女儿，要嫁回给本家同辈的儿子，以取回“骨种”。

    明廷与土司的这种角力行为和实际效果却恰好相反，角力中处处制衡对方，为自己谋取利益，但结果却加深了了解，朝廷和苗疆土司之间的关系好像更密切了。
    土司所领土军的兴起使得土司以王朝的名义在苗疆扩张，使得土司与朝廷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与文人诗士交往，甚至汉人进人土司政权。
    土司的子弟们这个阶段也开始注重学习汉文化。因为在明代规范土司承袭前，需交出宗支图本，确认没有争袭后方可承袭。这项规定在客观上就是导致土司在申请承袭时，需要交出一份宗支图本，来表示合法承袭人的身份。就为了编这份宗支图本可得有点文化。
    其二是在弘治年间处理保靖与两江口风波时，强调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人学，渐染风化，用革口顽。如不人学者，不准承袭”。而这一条正是在处理湖广土司间的冲突后被提出来强调的。
    其实，在规定应袭土官子弟必须人学之前，湖广土司中实力最强的永顺土司，已经延师教授其子弟。在永顺老司城附近的一些悬崖上，至今还依稀可以看见一些弘治和正德年间，以彭世麒的号“思斋”署名的摩崖石刻。可见，至少到弘治正德年间，永顺土司本人掌握了一定的汉语读写能力。
    彭世麒“轻财乐施”，对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李承箕这一类当时的名公大儒，都“皆厚礼厚币，以求教”，使得典章文物一时为之大变，其地虽为土司之区，亦“庶几中州”。有意思的是，永顺彭氏通过不同的方式，广为结交名公大儒，留下的也不仅是一批由他们撰写的文章、墓志铭而已。当彭宗舜以彭明辅次子的身份申请袭职时，曾派属下拜渴时任两广总督的王阳明。王阳明即时下文给彭宗舜，授予其冠带袭职，并移文镇巡各衙门知会。

    除聘请来自外面的人在土司城工作，湖广土司还在京城设立“驻京机构”，聘人四处活动。嘉靖年间总督湖广川贵军务的张岳就在其奏折中指出: 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住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腾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捏传是非，谁惑愚民。
    到万历年间前后，永顺宣慰使彭元锦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与改革。乾隆十年版《永顺县志》，从土司时期所写的旧志中抄录了一段彭元锦大兴土木，修衙署、建书院和庙宇的记载，其载:将军山:此下照土司旧志补入。在福石山之右。四山围绕，若将军独立其上。彭元锦建祠于顶，以祀关帝。又建江湖廊庙、公署及若云书院于坪。
    除了修建书院、衙署与庙宇，到万历十九年，即在彭元锦袭宣慰使之职后的第四年，创建起彭氏祠堂，并且非常象征性地将彭氏祠堂置于新修的老司城公署的中央。宣慰使彭世麒曾想建立一个用来祭祀祖先的祠，而所谓的“祠”，在当时也只是一个用以供奉三代祖先的建筑。经历过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之后，到万历十九年，彭氏土司就建立了一个供奉祖先的祠堂。俗称土王祠，内供历代土司的牌位，有精美的木雕像，各具神态，槢槢如生，还收藏了历代土司制定的三纲五常法谱。

    献楠木——效忠和财富的双重效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世麒聘请汉人建祠修学的前后，永顺土司正在同时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正德十三年，因朝廷大兴土木，缺乏大木，永顺土司“献大楠木四百七十余根”，被摧升为湖广都司都指挥使，同时被救封为“龙虎将军”，赐浩命正一品服色，并得到“镇巡等官宴劳”，可谓荣耀一时。从这个时候开始，永顺彭氏开始以军功和献木而日趋凸显。
    在交通相对不便的武陵山区，永顺土司境内粮食作物产量有限，远未处在一个成为大规模长途贸易的商品阶段。明中以来永顺土司财富的快速累积，主要依赖于武陵山区大木的开采及他们所领的四处征战的土兵。这里位处武陵山区，在明代大规模砍伐之前，尤多楠木。宋代朱辅曾在《溪蛮丛笑》中指出“蛮地多楠，有极大者剖以为船”，即大的楠木可造独木船。明朝几次大规模的皇室营造及江南等地的园林建筑等，都使得对大木的需求激增。
    《宋史》载:“(政和四年)六月，沅陵县江涨，流出楠木二十七，可为明堂梁柱，蔡京等拜表贺。”沅陵县城处于酉水和沅水交汇处，从两河流经地区来看，只存在楠木从酉水随山洪暴涨漂来不被打捞的可能。随溪河暴涨流出楠木的现象无独有偶，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录的《重修府治记》《重修郡学记》详细描述了溪州水顺、保靖土司向辰州府进献数百楠木，随酉水河洪水暴涨一夜飘至辰州郡城的壮观场景。
    万历《辰州府志》谓:“ 楩楠异材皆产于苗徼崇山广谷。”苗徼是明朝对腊尓山苗疆的泛称。

    楠木古称“梢木”，名列江南四大名木之首，被誉为“木中贵族”。楠木坚韧刚贞、遇火难燃、经水不腐、淡雅幽香构成了楠木家族亭亭玉立、干年不衰的鲜明个性。
    金丝楠木素有楠木之冠的美誉，最大特色在于木质呈金丝光泽，可结成天然的山水花木人物图案，舒适养眼、荡人心魄。木性温润柔和，润如膏脂，柔若肌肤，久居楠室，久用楠具，便可陶然忘困，颐养身性，益寿延年。


    湘西楠木

    明代金丝楠木就享有“皇帝木”专誉，从皇城宫殿到皇家园林，从皇帝坐朝龙椅到文房器具，从皇室身前起居陈设到身后陵寝构建，处处都与金丝楠木结下不解之缘。
    皇城皇宫建设，在明清时期达到登峰造极之势，毋庸置疑，浩繁的工程建设对楠木消耗也达到了巅峰。仅明朝就在水乐、正德、嘉靖、万历4位皇帝当政时期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鼎建宫殿现象，因修建宫殿而消耗或淘汰损耗的楠木达到难以计数的地步。
    为满足源源不断的宫殿工程用材，明朝廷专设金丝楠木置办部门，各地宫衙将进贡金丝楠木当作行政要务，进贡金丝楠木成为宫员考核和晋升标准，庶民百姓也可凭进贡一根金丝楠木获得宫职。

    在史上规模宏大的使用楠木建都造殿的热浪中，楠木盛产地湖广西部苗疆成为朝廷采木的重点地域，有世忠许国之志、世代忠良之称的溪州土司自然免不了向朝廷进献楠木。无人知晓北京紫禁城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等古建筑耗用了多少楠木资源，但北京宫殿在多次重建中，溪州土司都会进献大量楠木。
    因为进贡楠木的特殊贡献，溪州土司王朝得到不少实惠和风光:明正德年间彭世麒奉救加升湖广都司都指挥使，赐大红蟒衣3袭;明正德年间彭明辅授正三品散宫，摧升湖广都司都指挥使，赐大红蟒衣3袭;明嘉靖年{司彭宗舜进秩一阶，赐飞鱼服1袭;明嘉靖年间彭翼南加升云南右布政使，赐二品服;明万历年间彭元锦升授湖广都司都指挥使，进阶骤骑将军，授蟒衣1袭;清康熙年间彭廷椿献木助修太和殿获升10级。比较而言，明朝廷对溪州土司进献楠木的奖赏远超对溪州土司的军功奖励，诸多破格的加宫进爵增添了溪州土司无限荣耀，但这种交易并非等价交换。
    万历朝工部宫员曾上奏说:“神木厂收贮楠杉大木，出自湖广川贵，每根价银数干。”溪州土司历朝历代进献的大楠木几近万根，折合白银价值至少数干万两，溪州土司拿数干万两白银换取朝廷有名无实的宫爵仅为了交换吗?

    纳贡进献历来是维系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藩邦和土司正常关系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一来居庙堂之高的皇帝在受贡之时既可感受万邦朝会一展天威获得心灵慰藉，又可饱尝天下美食土产，阅尽四方珍宝方物;二来处江湖之远的贡主借纳贡之机沐浴天恩大获封赏回赐，更能换取中央王朝信任，巩固自己的世袭权柄。溪州土司王朝自溪州之战后数百年间几乎无战事，能逍遥偏安一隅，不能不说是进贡和回赐互动换来的宁静与和气。
    采办楠木不仅是一桩耗资巨大的皇差，更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程。《明史》食货志谓采木为“采造之事”中之“最巨且难者”。明人王士性直言:“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采伐楠木后的转运工作是采木中最为艰难的环节。转运分为两道程序，一是由砍伐地点拽运至小溪处(当时叫点水)，一是从小溪泄运到大江大河。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5月，当朝权奸严篙曾对楠木运输的艰难情况作过陈奏:“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武陵山脉腹地，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山路崎岖，鸟道羊肠，梯蹬层叠。明清时期，这里与外界相连的陆路只有3条狭窄的释道分支，主要交通依靠酉水沅水水道。土司王亲运楠木至京，唯一通道就是走酉水一沅水一洞庭湖一长江一京杭大运河水道，长达3000多公里。从全程来看，一批大木自砍伐直至运抵京城，费尽周折，耗时甚长。明代贺仲轼《两宫鼎建记》中曾言:“照得楠杉大木，产在川贵湖广等处，差宫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


    明成化沈瓒《五溪蛮图志》採楠木

    久居大山的土人与生俱来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在积年累月的采木中，溪州土司和土家族民众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采木转运之法:找厢拽运，筑坝泄运，扎筏流放。“找厢之法”堪称土民拽运大木的绝技，“找厢”先由石匠开采巨石，形成简易路基;架长空中地段，做好支架，然后以2列杉木平行架设在路基和支架上，形如当今铁路。明嘉靖时辰州同知徐珊在卯洞驻扎2年监督大木运输，所作《卯洞集》生动描绘了厢架的宏大景象:“木栈开重险，参差万壑长。乍看娱百足，忽拟雁干行。”
    后来的清代四川巡抚张德地在考察这种拽运方式后，在奏章上作了详细介绍:
    “查采木旧例，斧手架长俱出湖广辰州府，其斧手砍伐穿鼻，架长寻路找厢，皆其贯习，各有定法，若不得其人，木料必致扑损。”清朝在四川历次大规模采木时必须靠上司行文从辰州府招募能手主导采伐—找到的能手大多来自永顺土司区，明初辰州府一度代管过永顺土司。

尽管采木转运执法在不断改进，采木转运效率有所提高，但采伐楠木仍是一件生命不保、凡人避之不及的难事。“木夫就道，子妇啼号，畏死贪生如赴汤火。”时人对采木之惧令人不寒而栗。明人归有光曾记载采木惨状:“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朦胧，与尬蛇虎豹错行。万人邪许，摧轧崩幸。鸟兽哀鸣，震天岌地。”万历年间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宪谈及采木时说:“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梗咽。”徐珊《仆夫谣》云:“掌住脚，留住索，抬起老杠莫放落。下有干初壑，万一不谨防失错。仆夫肩头皮尽剥，宫府轿上时发恶。呼磋乎!皇天赋命何厚薄?吞声忍气行摘蹋”。一曲山歌道尽历代木夫的生命忧患和愤怒呼喊。
“采采皇木，人此幽谷，求之既得，奉之如玉。”溪州土司坐拥优越的楠木资源，虽有干般礼制膺越的顾虑，却禁不住楠木的诱惑，在大采楠木以效忠诚的同时留有余地以备己所需，扩城、修殿、造景、筑墓……处处都有楠木的影子，楠木广泛使用于老司城扩建和功能完善等方面。

因过度滥用和生产性破坏，湖广西部苗疆楠木资源大幅锐减，大面积成林的盛况已成历史记忆，“干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的砍伐场景已成遥远的绝响。乾隆《永顺府志》有记:“(楠木)今府属稀有，积岁砍伐良材尽矣。”
仅正德、嘉靖年间彭氏献给皇帝营造宫室的大木就超过七百根，这些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符合朝廷严苛规则的楠木。它们从永顺经酉水进沅水而人长江北上。在当时，将这些巨木从武陵山区砍伐并顺利运出来，绝非易事。明代皇木采办的经费浩大，仅嘉靖二十六年在湖广一省的费用便高达339万余两白银。而明代湖广最重要的采木区就是在永顺等土司所在的湖广武陵山区。

    永保士兵——土司的一张好牌

    除了木材，土司财富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土兵。由于是来自苗疆，史籍上称苗兵或土兵。
    永顺彭氏土司拥有自己的军队，用来维持正常统治秩序。
    在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建制的基础首推“营兵制”。明代永顺土司设有五个“营”，这五个营是永顺土司的常备军，又称“存城兵”。这五营分别为前、后、中、左、右，每营一百名土兵，共五百名土兵。又以中营兵为重，是永顺土司应袭子的嫡系部队，其他四营则由永顺土司区内土舍、大姓或土司心腹为首领，存城五营兵的常驻驻所是在土司寝宫对面西北的察闹院。民国《永顺县志》对永顺的营兵有着详细的记载:“土司有存城五营兵丁，每营一百名。一以备捍卫，一以供役使。其兵丁每名领工食银三钱六两，米三斗六升，皆民间派。”
    从该段史料可以看出，永顺营兵的职责有两个，一是捍卫永顺土司寝宫和周边的安全，一是供土司役使，为永顺土司口常办事提供方便。而且他们是一定可观的粮俸，这些粮俸都是由其他土民上缴税务来摊派的。存城五营的土兵实为永顺土司的亲卫军和敢死队，并且有一定的待遇。当然，并不是永顺土司区辖内每一名土民都能进入“存城五营”的，土司辖下土民必须经过严格地筛选才能被选为营兵。民国《永顺县志》对土司挑选营兵亦有详细记载:
    “其调法:初檄所属照丁拣选，宣慰签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银付之。下令曰: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吃此牛首。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其节制甚严，止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皆斩，故凡战必捷，人莫敢樱。”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永顺土司在选营兵时十分严格，只有勇敢无畏的土民才有被选中的机会。而且严格的选兵只是一个开始，营兵招满后土司还要让众营兵盟誓共食牛首。在这样的仪式下，各个营兵就产生一种土司赋予的纽带关系，这种纽带关系使永顺营兵紧密地团结在了以永顺土司为核心的军事建制之下。

    五营土兵虽然勇猛，但数量很少，如果遇到大型战争显然不够调用，所以永顺土司在存城五营这一常备军下，又设立了“旗兵”这一预备兵建制。旗是军事组织机构，战时用于征战，平常为小区域里行政管理单位，兵则散处为农。旗的多寡，与土司的大小，强弱有关。永顺土司势力最强，拥有的土兵旗也最多，达75旗（用于军事的只有58旗，其余17旗隶属于行政后勤编制）。其他如保靖土司、桑植土司，分别只有16旗，14旗。
    “旗”在永顺土司区内并不是单一的军事建制，也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凡是永顺土司区辖内的土民都要编入相应的旗内，这就扩充了永顺土兵的兵源，使得明代的永顺土司区“全民皆兵”。
    永顺土司又设有经制把总三十一人，分管五十八旗随堂办事。此外，“旗各有长，管辖户口”，并分别隶属于各州司，最后统领于总司。
    旗兵较营兵来说数量更多，但没有俸禄，自备粮饷，所以平时未有战事时“散处于民，以习耕凿”，一则可以筹备粮草，二则可以解决平时生活的温饱。土兵真正具有战斗能力的是前五十八旗，后十七旗实为永顺土司的行政和后勤保障。但是，战争时进行军事作战的不仅仅只有前面冲锋作战的部队，行政体系和后勤体系是军事体系能够顺利运转的保证，所以说永顺土兵的七十五旗是一个有机的军事整体，各个环节都在军事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明代永顺土司区的所有土民。他们以“旗”为单位，散居于土司区内，平时辛勤农作，供给土司贵族消费的生产资料，有事时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永顺土司的常备军，也是禁卫队。他们选自于预备兵也就是广大土民之中，是最强壮和最勇猛的土民。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不必农活，但任务重大，承担者永顺土司的保护任务，也是军事战争中的主力军。而永顺土司，他是永顺土兵的最高军事统帅，享有一系列军事特权。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司治西北五里，有教场坪，皆昔土司演武校射之处，……土人常于此处演武，又西北五里有搏射坪，又北五里有曰射圃，地势均宽敞，土人每于此博射。”在搏射坪，士兵的训练，除了正常的体能训练，还包括军事技战术训练，如钩镰枪弩之计，短兵相接战术，战斗阵法等等。搏射坪建有搏击场、跑马场、人与牛搏击场等等。正中间有一个凸出平地约三十米高如篮球般的圆形山堡，人称之为“官亭堡”，土司时，上面建有观阵台、付银台、牛首案台等等。历代土司现场比武挑选兵源时，土王与大将亲临现场，督阵挑选。很多良将奇兵都是从这里挑选加演练，然后筛选出来的。可以不夸张地说，搏射坪是土司时代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的“黄埔军校”。
    老司城上游五华里的灵溪河西岸射圃还设有土司兵器库。射圃作为兵器制造厂，从各地招募引进了数十名铁匠师傅，打造各类兵器，并建造了地下兵器库。射圃内砌有数十座炉台，配有风箱、铁镫。造出的兵器有羊角叉，大刀、长矛、火铳、钩镰枪、短刀、三角刀、弩箭等兵器，另外，这里还能制造出500—1000斤重的铁锚等等。
    除了打造兵器，射圃还是演兵场。沙洲之上，土兵进行骑射、搏斗，练习“旗头阵”布阵法及各类刀枪排阵拼杀演练。长潭之上，土兵们利用30—50只小船作为水上练兵，近船刺杀。船上搏斗，焚烧攻破敌船等训练。

    弘治到正德年间，彭世麒及其弟弟彭世麟率土兵大举应命从征，并获得朝廷褒奖之时，并先后被软封为“昭勇将军”、“昭毅将军”。
    “八月里来是中秋，堂前点兵下苏州。右手举起刀一把，左手提起倭人头。”这首流传于当地民间的抗倭民谣，记载了永保士兵“烧不死的芭茅蔸，杀不尽的土家兵”抗倭的神勇。
    明嘉靖年间，在我国东南沿海边境，日本封建割据造成大批武士流亡，与海商和中国境内反海禁的私贩集团结合成武装力量，侵扰浙江、福建一带，即称“倭寇”。由于种种原因，倭寇问题屡禁不止，十分严重。明朝廷明军在抗倭不利的情况下，于嘉靖十三年（1554）冬，征调永顺、保靖土兵赴前线抗倭。永、保土兵参与抗倭后，战争局势很快转向对明军有利的一面，并取得了“王江泾大捷”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再次大规模进犯,前线总指挥张经急调湖南永顺土兵等地方部队协助征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土兵首领彭翼南也成为明代著名的抗倭英雄。
    作为永顺土司的继承人，彭翼南（1536-1567）从小除了饱读诗书，还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极为熟悉战争攻防之术。1554年，年仅18岁的彭翼南接替病逝的父亲出任永顺宣慰使，即永顺土兵的最高军事首领。不久就接到朝廷征召的命令，即刻部署兵力，筹备粮草，誓死歼灭倭寇。

    出征之前，彭翼南对倭寇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倭寇强悍，战斗力强，便精心挑选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进行严格训练。他挑选士兵时，重在不怕死，有胆量。祭祀时，他把牛头放在桌子上面，牛头下面放有银两，然后对士兵说：“有不怕死敢冲锋的人，就来拿这些银两，吃这些牛肉吧。”这样，彭翼南挑选出来的士兵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战斗力极强。
    经过周密部署后，彭翼南率领土兵跋涉3000余里，开赴苏州府松江地区（海松江）抗击倭寇。一到抗倭前线，就投入了战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倭寇聚集在浙江胜墩，彭翼南领土兵包围，倭寇迅即败退，斩三百余级，首战告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聚集在江苏奉贤老巢的二万余倭寇，不断侵犯嘉兴地区。彭翼南所率领的永顺土兵与各路官兵协同作战，水陆三面夹攻。倭寇受到严重的创伤，改走王江泾。土兵乘胜追击，倭寇腹背受敌，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损失惨重，被斩、俘一千九百八十余人，溺水死者甚从，只剩少数突围逃回老巢柘林。王江泾大捷，史称“东南战功第一”，是平倭战争中最伟大的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抗倭以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英勇善战的土兵在王江泾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彭翼南率领的土兵因表现卓著，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彭翼南被授昭毅将军，后又擢升为右参政。


    仇英《倭寇图卷》明军出征，描绘的是当年发生于浙江王江泾的一场抗倭战斗，史称“王江泾大捷”。彭翼南率领的永保土兵在王江泾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松江柘林倭寇一千多人侵犯苏州一带。彭翼南率领土兵与官兵跟踪追击，围倭寇于苏州的陆泾坝。由于各路土、汉官兵英勇作战，擒其枭帅，斩首五六百级，水溺死者不计其数。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前后，倭寇和大海盗徐海等贼万余人聚集在浙江的乍浦，焚舟以示死战。八月，彭翼南再次奉调参与抗倭，八月二十日彭翼南与官兵配合，发起了对倭寇的总攻击，直捣巢穴。二十五日，官兵四面包围，土兵手持火把，鼓噪而进，冲入敌阵，火烧倭巢沈家庄，连战数十合，贼寇大败。擒斩倭寇一千二百余人，焚死其数不计。徐海没水自杀，被土兵割取首级。自此，浙江地区倭患平息。
    1567年，年仅31岁的彭翼南病死于老司城。虽然英年早逝，可是他作为一名抗倭英雄得到了后世的肯定。1935年，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拟定30位湖南历代乡贤，彭翼南与发明家蔡伦、理学家周敦颐、思想家王夫之、军事家曾国藩等并列其中。
    永保士兵也得到明朝廷的高度赞扬。《清史稿》载：“湖广土兵，永顺为最，保靖次之，其兵甚强”，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武备志?兵志》：“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

    永保士兵战斗力为什么如此之强？
    首先是经常征伐，说身经百战也不为过。明中以后，卫所的颓败，使得土司所领导的土军，不仅成为平定本地苗乱的主力，同时也在平定包括贵州播州杨应龙之乱、水西安邦彦之乱，四川奢崇明、蓝延瑞之乱，广西田州土官岑猛之乱、大藤峡瑶乱，甚至沿海的香乱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明史?湖广土司传)所言，“嘉、隆以还，征符四出”，土司的土军越来越成为王朝“赖以挞伐”的重要力量。从正德元年到明末，湖广土司平均每隔三四年就被征调一次，而嘉靖以来的征调常常长达两三年。土司对土兵的训练十分严格，土兵长时间是处于战备状态的。这样的军队当然有战斗力。
    浙江所在地区，以丘陵居多，明中央军兵源多来自北方，只擅长平原作战。而日本国土大部分属于丘陵，倭寇对于山地作战十分熟悉，故遇明军而胜之。与明军相反，永、保土兵生活在山高林密，水激堑深的丘陵地区，土兵适应山地作战，所以能够有效的应对倭寇。
    永保土兵的武器能够对倭寇的倭刀现成有效的遏制。明代永顺土兵的兵器一般有四样，既“钩、镰、枪、弩”。由于永顺土兵制度是一种兵农合一的特殊制度，所以土兵的兵器均是从土民的劳动生产工具中提炼加工而成。钩，又称钩刀，战斗时可用来砍杀、钩割，今天仍在土家族地区的农户中有所使用，既长把砂刀;镰，就是镰刀。农事时用来割草、割谷，战斗时根据需要可加长，用于砍杀敌人的头颅或四肢，也可钩马腿;枪，既长矛标枪，用于刺杀，是土家族狩猎的主要工具;弩，即弓弩，是土人射猎的主要工具之一，宜用于远战射杀。“这四样兵器在明代永顺土兵进行的战争中，尤其是嘉靖朝对抗楼寇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明代永顺土兵除了以上四种主要兵器外，还使用蛮刀来进行战斗，蛮刀是永顺土民平时随身携带的一种兵器，“其俗……常带刀、弩为威”，所以到了土兵手中便成为了使用最为顺手的兵器之一。
    而经济收益也是永保土司积极参与征战并乐于搏命的因素。明中以来，土司不仅在王朝扩张的名义下扩张，同时其随征也会得到相当的军响，而且湖广土兵所发之晌银往往会高于其他地方狼兵或者土兵的饷银，大量的白银通过军响这一类的渠道，流进了湖广土司辖内。一方面是土司对王朝的“世忠”，另一方面亦有军晌、封赏等，这样便不难理解为何永顺保靖土司往往会主动请缨出征，并且还往往会在请缨出征的“官数”之外，又“私加”不少土兵名额。如明代为征倭寇而编定的《筹海图编》中便提及:湖广土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强焉。近尝调三千人，后调六千人。此在官之数也。实私加一倍，共一万二千人。按其所述，在这次征伐中，湖广土司其实私加土兵多达一倍。重要的是，这些私加的土兵，同样是计算军饷的。
    在明朝，仅是大木与土兵征调就使得大量的白银流进了武陵一带。这些白银进人苗疆一带后，其中一部分成为财富的象征，被储藏或者成为饰品戴在身上。清代的士大夫在叙述苗疆风俗时，总会强调当地女性身上往往有大量银质饰品。

    一线道——“入湖广道”艰难的护卫和贵州建省

    元代开通的这那条云南通湖广的西南驿道，到了明代也十分重要，甚至生死攸关。明代由于沿这条驿道一线重兵护卫，通常称“一线道”。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明朝初年，朱元璋也十分清楚历史上云南对朝廷统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明朝收复四川以后，云南仍为元梁王和土著各民族上层所把持，元朝逃亡到蒙古的“北元”政府经常派人经过乌斯藏潜入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恃云南路遥地险，非但不肯投降，还多次杀害明朝诏谕云南的使臣，暗中与北方元朝残余势力多有来往。因此，武力平滇便成了朱元璋唯一的选择。

    1381年，朱元璋调集了30万大军征讨云南。出发之前，朱元璋向诸将指授进军方略和路线:“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别遣一军向乌撒，大军自辰、沅入普定，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扼我师，出奇制胜，实在于此。”按朱元璋的战略，这次兵分两路，傅友德率军进入湖广，按预定方略，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领兵5万，取永宁（今四川叙永）、南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以牵制梁王兵力；自率主力25万经辰州（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普定（今贵州安顺)。相继攻下普定、普安，然后进攻云南东部门户曲靖。
    明军主力从南京出发，先从水路循江而上，穿过八百里洞庭湖，溯沅江从武陵擦腊尔山苗疆而过，进贵州，攻曲靖定云南。这条路线以沅陵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从南京至沅陵为前段，均为水路，且都是大江大河，水运发达交通便利。自沅陵至贵州腹地为后段，有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为从沅州到镇远，另一条为从辰州到铜仁，最后都往普定（今安顺市)扑过去。这一范围基本上为苗疆，境内为苗等少数族，且水运进入沅水上游和其支流，滩多湾险，交通不似前段便利。


    明军征讨云南路线图

    @江湖武松 2017-08-07 09:01:45
    写的好。
    -----------------------------
    呵呵，谢谢鼓励。

    @丁丁289 2017-08-07 10:11:50
    @ahada ：本土豪赏1个赞（100赏金）聊表敬意，点赞是风气，越赞越大气【我也要打赏】
    -----------------------------
    呵呵，谢谢鼓励

    这年十二月，傅友德率沐英、蓝玉攻克普定，复攻克普安，当地诸少数民族势力望风而降，大军进军曲靖。百余天后，蓝玉、沐英率军至昆明板桥，元右丞观甫保出降至此，明军自九月出征，到攻占昆明，仅用去百余天时间。元梁王所代表的残元势力被明王朝消灭。
    胜利来得容易，但要保住胜利果实确难了。为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 , 必须在贵州驻扎重兵 , 保住这条建于元代，东起湖广的辰州 , 从东向西横贯贵州全省的西南驿道“一线路”，以及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对明朝廷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为了保证这条驿道周边的安全，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明朝廷确实是煞费苦心。
    首先把远征云南的兵沿驿道驻扎了下来。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为使征云南大军后继有援，保证驿路畅通，遂建立了贵州都司，随后沿着入滇驿道主干线，实行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 ”的卫所制度。
    明洪武十五年(1382 )正月丁亥(初七),太祖朱元璋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置贵州都指挥使司 ,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定、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七天后 ,朱元璋下诏傅友德、蓝玉、沐英:“比得报,知云南已克 ,然区画(划)布置尚烦计虑,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其地去云南尚远。今云南既克 ,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帅诸军 ,既有土有民 ,有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之。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之地 ,更宜约束其酋长 ,留兵守御 ,禁其民毋挟兵刃。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 ,虽有云南 ,亦难守也。其从征军士有疾病疲弱者,每卫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还。”

    朱元璋的安排可谓既细密又深谋远虑 ,在云南建立省级军区和行政区 ,分兵守御 ,控制各地土司酋长 ,对水西土司霭翠, 则特别加以防范。而远征大军每卫伍千六百人中仅百人以内的遣还 ,足见朱元璋为将云贵永久纳归王土而不放弃随时用兵的决心。这样的记录在《明实录》中屡见不鲜, 而且朱元璋的谕旨频率很高 ,常常对一个问题反复下旨。
    比如在洪武十五年(1382 )二月的赦谕中说 :“自将军南征,大军所至, 势同破竹 ,蛮僚之地 ,次第底平。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无常 ,盖以其地险而远 ,其民富而狠也 ,驯服之道 ,必宽猛适宜,事之委屈。”
    朱元璋并以史为鉴 ,举以汉、唐、元诸朝平定云南的例子 ,告诫傅友德等人 :“将军观此 ,可熟察其情, 详慎处置 , 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判 , 重在使其无判耳。”
    朱元璋的谋略和决心 ,使他采取了和历朝不同的力度 ,战事获胜后大军留守 ,设置卫所及屯田留守, 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南边陲的稳定大局。卫所是明代最基本的军事组织 , 又是军屯组织。军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卫所驻军解决军粮的问题。利用军士就驻地屯种的办法作为了长远之计。

    中国古代屯田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最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有民屯、军屯之分。屯田可解决路途遥远的边疆地区驻守，又能减少朝廷的花费，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 明政府凡有卫所之地皆有屯田，每个卫所都划出一个特定区域，明确疆界，与所在府、州、县严格分开，多数的卫有专城，守御千户所亦建城堡。卫所的户口，列人军籍统归卫所管理，赋役由卫所摊派，月粮、食盐由卫所配给。卫所官兵要进行操练，并按规定进行“比试”。除屯田外，还设有军器局打造兵器，设杂造局制造各种军事物资，又有马政所负责养马、买马。多数卫所设有武学或卫学，生员称为“军生”，同样参加科贡。在卫所区域内，也建有寺庙、宫观、祭坛，尤重祭祀城煌、关帝。
    卫所的设置 , 只能优先考虑沿驿路主干线布局 ,从东向西依次是清浪、镇远、偏桥三卫 , 这三卫都一直归湖广都司统辖,但却全部设防在贵州辖地内。在西部却是隶属于贵州都司管辖的清平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卫、贵州前卫和贵州城。再往西依次又是贵州都司统辖的威清卫、平安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和普安卫。离开普安卫就进入了云南境内。上述各卫所完全顺着驿路安置。此外还有几个卫所 , 虽说没有正值驿路主干线上 ,但距离驿路主干线并不远 , 设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从纵深方面强化驿路的安全。比如 ,湖广都司统辖的铜鼓卫 , 贵州都司统辖的兴隆卫和平越卫。相应地在贵阳设立了全省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样,贵州建省便呼之欲出了。


    一线道沿线的卫所是整个明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是到清初的“一线道”示意图

    其次朱元璋实行“怀柔”政策，对于前来归附的土司，无论大小给予奖励，或原官授职，或给予提升，使之各得其所。为了便于控制，对沿线的土司势力进行调整，除播州、思州、思南三宣慰司外，将水西、水东合并为贵州宣慰司，设司署于贵州(今贵阳)，与贵州卫同城，以便控制。并设置有十长官司属贵州宣慰司。
    特别是贵州宣慰使霭翠是势力最大的土司，且与永宁、乌撒、乌蒙、芒部、东川、普定、普安等彝族土司势力地界毗连，声息相通，倘若霭翠等不尽服，势必造成中梗，一旦贵州发生动乱，势必有阻进军云南，即令占领云南，粮道中断，援军不至。所以朱元璋给与霭翠特别的关照，下诏贵州宣慰使司位于各宣慰之上，以示恩宠。
    为使这些土司对明廷怀德畏威，心甘情愿地替明廷守边护路。还对沿线的各土司百般优待。务按照明代对土司管理的法规，所有的土司都有义务向国家交纳税粮，但交纳的数额可以协商约定，再形成常规的制度明初时对驿路沿线各土司，认纳的税粮几乎是一减再减，税粮迟交不仅不追究责任，反而多次减免贵州宣慰使安氏，辖地范围将近30 000平方公里，上交给朝廷的税粮不过30000石，对明廷最忠顺的金筑安抚司，辖地2 000多平方公里，上交的税粮也才3000石。
    但按明代军制，一卫驻军是5600余人，连同随军家属，一卫的常住人口是25000人左右。贵州最大的土司水东安氏，一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养活一卫的驻军及其家属。金筑安抚司每年所交的税粮，还不够维持一个千户所而明廷在贵州的卫所，一直保持在十八卫上下，由此可见，明廷为了维持对贵州的驿道，到底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就可想而知了。对土司应交的税粮，不仅多次减免，而且交纳的品种，也做出了灵活的变通规定，允许沿线各土司以杂粮交税这些杂粮包括荞子燕麦和红稗等等，在明代的税收制度中称为折色完纳这样的税粮当然不能充作军粮食用，而是拨给各卫所作为马匹的饲料使用。

    还不上算，朱元璋为了直接控制通往滇黔的交通要冲，并以监控周边土司势力，对一些土司地区便已经军事讨伐，实行改土设流。所谓改土归流，土指土官、土司，一般世代世袭，流指流官，因为朝廷任命的官员，都有任期，所以称流官。也就是把当地世袭的土司给撸了，换上朝廷设的衙门。
    朱元璋做这一切的目的,仅在于护卫从湖南经过贵州直达云南的驿道,即是明人所称的 “一线路” ,对于驿道以外的大片土地几乎全由土司统辖。看来,明代经营贵州的目的仅在于通路。为了通路,又必须沿路密集驻军,大批的驻军没有财政收入支撑,没有应有人丁充役,势必难以持久,也无法协调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
    贵州境内战事不断，造成了贵州境内军饷的不足，每当遇有战事，就不得不从外省输入大量的粮食以供军需。明朝政府指定从四川和湖广运送粮食，其数额庞大。
    为了缓解严重的军粮短缺，明廷对贵州采取了四条对策：其一是把临近湖广的卫所，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四卫交由湖广都司统辖，以减轻贵州地区的养兵压力；其二是将兴隆平越两个位于当时四川境内的卫所，交由贵州都司统领，但养兵的给养由四川省承担；其三是实施协济，也就是对贵州军费开支的不足部分，由内地省份出钱出粮支助其四是实行盐引开中让商人将粮食运到贵州供作军粮使用，由贵州各卫所收粮食的多少，向粮商发给相应的盐引，作为收到粮食的凭证，商人可以凭借这些盐引在产盐的地方，换取食盐发卖获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甚至还拨钱给沿线各土司，要他们替朝廷买粮食，保管贮备起来，听卫所调用为了作长久的打算，明廷还将卫所附近的土司领地，通过协商划拨出来，交给卫所屯田自给。可以说，明廷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整个沿线驿路安全的维护。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迫使明廷不得不考虑在设省基础极其薄弱的贵州地区强制设置行省。
    这时明朝廷的行省，设南北两京师，加十三个布政使司，合称十五省。贵州独立建省不仅早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华北的河北与今北京、天津同为直隶，称京师天东三省，甚至早于华东的江苏、安徽，华中的湖南、湖北。因为此时今江苏、安徽属南直隶（亦称南京），湖南、湖北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
    按说，明朝初年战乱初平，等着要办的事很多，但明成祖朱棣断然决定在贵州这种边远荒芜之区设省建制，将其作为第13个行省来管理经营。这一决策，既让当时的朝中诸臣困惑，也令后世的史学家颇费思量。

    到底什么时候建省，还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明代在贵州实行强制军管下的护路成效并不牢靠即便是土司内部纷争，这种纷争尽管不是针对明廷，也足以动摇脆弱的驿路运行，其结果明永乐九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琛为争夺铜仁、万山一带的“沙坑”（朱砂矿井）而爆发战争，从互相攻战酿成到最后叛乱。明成祖以此为契机，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成将军率兵5万平息动乱，断然宣布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将其他分设八府四州一宣慰司（八府即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乌罗府、镇远府；四州即镇远州（后并入镇远府）、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一宣慰司即贵州宣慰使司。后增设贵阳、安顺、平越（今福泉）、都匀四府。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
    明初行省实行三司制：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监察。后来才有总督、巡抚之设。所以，成立布政使司，即标志贵州行省的建立，这个“省政府”，比“省军区”晚建31年。可见，贵州建省，首先是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刚建省时，面积比现在少三分之一。黔北、黔西北许多地区还归四川，黔西南有些地方属广西。省域主要包括东面新开八府，西面的贵州宣慰司及安顺等三州，驿道一线相通，状如一个哑铃。全省总人口不过一百多万，财政收入稍比江南一个大县多一点而已。


    贵州建省区域图，其形状就是为护卫西南驿道，其卫所设置及以后形成的中心城市也是沿驿道两旁排列。

    其实永乐年开设贵州后,就原有思州、思南两土司地设置为八府,这些府同样是空架子,其下属全是一批中下级土司,行政财务司法都得靠土司中转。虽设置为府,实质与中下级土司管理无异,同样谈不上有任何正规的税赋收入和应役人丁。作为省府的贵阳,本是一省的行政机构的核心所在,亦无府州县的建置,一省首脑不得不直接经管基层民事,支撑行省浩繁的财政力役均无着落。由于财政收入鲜少,应役的人丁严重不足,因而在明代中期以前,历任贵州省级长官的薪俸往往不在贵州领取,而在其家乡拨支 ,或者在卸任的同时,于归途所经的州县支领。
    这就有点奇葩了。设想一个省级官员，连工资都领不到，要在卸任时边回家边在路过的省份领工资，甚至回老家去领。这根本就不像一个省，明代设置贵州省显然不是为了财政收入的增加，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这条叫“一线道”的西南驿道。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队贵州建省原因目的一语道破:“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清初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也说:‘唯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故疆理制置，不容不亟焉”，“开一线以通云南”，多半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驿道咽喉和明朝廷的治策

    西南驿道有一部分在贵州，入口处却在湖广。
    “湖广”作为省始于元朝，当时称“湖广行中书省”。不过元朝的湖广行省管辖着广西大部和广东的一部分(广东大部分属于江西行省)，明朝将元朝的湖广行省一分为三，分置了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司，其中湖广布政司的辖地基本上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地区，辖地虽然有变，但“湖广”的名称未变。
    贵州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而这条大通道在起点——湖广的沅水流域和湖广西部苗疆就更加重要。
    自洪武年间贵州开设卫所以后，永乐时期又增设了府、州、县，它们大多散布在一线道上，这些卫所和府、州、县逐渐形成商业活动频繁的集市，一些大集市进而演变成沿线重要的古城镇，在湖广通往云南的主干线上，每年过往马匹不下三四千匹，往来商旅、运夫不计其数，沿线城镇自然成为与中原经济联系的纽带。如湘黔驿道人黔门户镇远，素有“水陆驿站”之称，城内有来至江西、湖广和南京的商人，云南的铜、锡从普安人黔后，经过二十余站到达镇远，再改走水路运至湖南常德。又如滇黔驿道上的普定和普安，城内商贾云集，物产富饶，市场内尤以大宗牲畜交易较为发达，大量马匹交易在此产生，马匹一部分是进贡京城。《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十二月甲寅，贵州都司送所市马四百匹至京师”，又“洪武十八年正月癸酉，四川、贵州二都司送所市马一万一千六百匹至京师”，另一部分则是贩卖给云南。一线道的畅通成为滇黔与中原商业活动和贸易往来的前提保障。

    @ahada 2017-07-24 23:15:22
    沅水中上游地区仍常有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扶老携幼椎鼓踏歌祭祀盘瓠的习俗，苗族史诗《古老话》里不乏盘瓠的说辞：这一切足以证实盘瓠之事是五溪世世代代沉淀下来的古风，盘瓠形象在五溪地区已经形成定格。明代沈瓒的《五溪蛮图志》称五溪“悉盘瓠子孙所居”，南宋朱辅的《溪蛮丛笑》云：“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这些均是作者深入五溪实地对湘西民风民俗耳濡目染所作出的最真实的评述。
    与此相对应，五溪地区至今还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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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liuzhen 2017-08-07 21:24:28
    感觉日本人的习惯也跟苗族很有关系。至于南方的越南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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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说法，从八几年开始，日本学者和游客就大量进入贵州黔东南的古村落寻根和印证他们是苗族后裔这件事，惊人相似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让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在当地寻祖归先。越南有大量苗族更是众所周知的，据越南1991年的资料，在越苗族有50余万人。他们生活居住范围较广。

    justinliuzhen 说到日本和苗族可能存在的关系，这里再说一件趣事，前些日子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日本二条坂的照片，她说二条坂跟贵州的青岩古镇一模一样，可以说完全就是青岩的克隆版。


    日本二条坂街景


    贵州青岩古镇街景

    沅水上游的腊尔山苗疆地处川、粤、黔、楚交通要道，但因其“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而造成“官民自黔之黔、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这样，便阻碍了川、粤、黔、楚等地的交通。从湖南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的三千里援助西南的经济大动脉就处在苗疆“生界”的左境。苗疆军事战略地位于此可见。
    这样历来不太受朝廷关注腊尔山苗疆，作为中原通往西南的过境通道，由于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治理需要变得重要起来，引起了关注。


    明代“一线道”和腊尔山苗疆位置图

    为了保证西南驿道入口处的安全，明朝廷把用在贵州那一套也用在了湖广苗疆。
    在湖广交通云南的驿道中，沅江航运的通畅至关重要。苗疆正好位于沅江沅陵至芷江段西侧，众多支流均发端于苗疆境内，因而防止苗民顺支流而至沅江，控制沅江进而控制湘黔交通一直是明王朝关心的问题。
    明王朝也用了卫所构筑湖广西部驿道的防线。虽然沅州卫、靖州卫已于洪武元年和洪武三年分别设置，但再次大规模的想湖广西部和贵州交界处设置卫所则在洪武十八年以后。洪武十八年四月，“置五开卫指挥使司”，接着又在其后数年内陆续添置平茶、平茶屯、中潮、铜鼓、新化亮寨、黎平、隆里、新化屯等八个二级守御千户所, 然其主体皆在贵州境内。二十二年七月，“置湖广镇远卫指挥使司”。二十三年三月，“置平溪卫指挥使司于思州”。四月，“置清浪、偏桥二卫指挥使司于思南宣慰司之地”。
    在这条入湖广驿道的咽喉上苗疆区域，沅州、辰州、清浪、镇远、偏桥五卫，这五卫都一直归湖广都司统辖，但后三卫却全部设防在贵州辖地内，使得湖广西南与贵州交界地区, 卫所棋布, 重兵列戍。其中, 沅州卫、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正处于湘黔交通线上;辰州卫北与永定卫相呼应，西辖镇溪军民千户所而控扼永顺、保靖二司, 南接沅州卫, 在澧州、常德、辰州之枢要位置, 军事位置相当重要;靖州、五开、铜鼓三卫在湘黔交通线以南形成了一个彼此呼应的三角防御态势, 尤其是黎平府, 府隶贵州, 卫隶湖广, 体现出建置管理方面“犬牙相制” 的特点。这些卫所这么密集地沿驿路主干线布局设置，除了便于军需补给，往来调兵应援外，就是充分考虑了拱卫驿路畅通的战略作用。


    明代贵州和湖广西部“一线道”沿线"边府和卫所的设置图

对于湖广苗疆的土司明王朝也实行了安抚政策。保靖土司彭世雄最先归附了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得到了朝廷的特别恩赏，将原保靖安抚司升为保靖宣慰司隶属湖广指挥司。保靖土司下辖四长官司:五寨长官司、筸子坪长官司、两江口长官司、茅冈长官司。其中五寨长官司负责汉土民村的管理及少部分苗族村庄的管理，筸子坪长官司负责管理四十八苗寨。洪武二年十一月(1369年)永顺土司归附朝廷，诏以永顺军民安抚司。洪武六年十二月(1373年)，诏升为永顺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下辖三州六长官司，即南渭州、上溪州、施溶州、腊惹洞长官司、麦著黄洞长官司、驴迟洞长官司、施溶溪洞长官司、白崖洞长官司、田家洞长官司。湖广苗疆北部大部分地区归属永顺宣慰司管辖。
湖广苗疆本归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管理，但是直接管理机构却属于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和镇溪军民千户所。“厅名镇筸者，以昔口乾州之四里，永绥之六里，……其苗人归镇溪千户所管辖，责永顺土司承担，为镇苗。凤凰沿边，……四十八寨苗僚，归筸子坪长官司管辖，责保靖土司承担，为筸苗”。事实上，镇溪千户所管理镇苗，它并没有向永顺宣慰司负责，而是向辰州府直接负责。五寨长官司主要负责苗疆民(汉族)蛮(土家族)的管理，但是其管辖区内也有大量的苗族。而且有部分事不向保靖宣慰司汇报，而向邻近的辰州府汇报。

    但是事实上，朝廷对保靖、永顺土司并不信任，甚至认为他们有时故意纵容苗族的反叛。我们在《明世宗实录》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镇筸、铜平苗贼屡抚屡叛，流毒地方，推原祸本，皆各土司故纵漏敛所致”。“永顺、保靖、酉阳、平茶诸司与苗接境，备知彼中要领，宜督率所部为大兵前驱，而土官彭明辅、彭尽臣及其属张文宪等阳奉阴违，莫肯用命，以故师乏财匮而功弗成”。
    所以也是为了监守永顺、保靖两土司，明王朝将当时的卫所制度深入到这两个土司辖区。
    其实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政府在永顺土司境内设崇山卫。崇山即在今天花垣县的吉卫镇，系苗疆腹地。很快明朝设立的卫所就尝到了苦头。因崇山卫“孤悬苗地，转运维艰，议撤”。所以崇山卫没建几年，即降为崇山军民千户所。但这崇山千户所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洪武)三十年，革崇山千户所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镇溪即乾州。洪武二年设置羊峰卫，乾隆《永顺府志》载永顺有羊峰卫，“在县东八十里，贺虎溪发源处，古有羊峰城”运粮不继，召指挥黄裳生至南郡议定，遂迁大庸地，改名大庸卫”，时间是洪武四年。这些卫所因为孤悬苗疆腹地，都没有生存下来。

但明朝廷不甘心，以洪武二十二年镇压夏得忠叛乱为契机, 在湖广西北土司区重新设置了九溪、永定二卫, 增置卫军、修筑卫城, 加强了对永顺、桑植、保靖、茅冈等土司的军事扼制, 并从此前羊峰、崇山二卫堪称失败的设置中吸取经验教训, 完善和加强制度建设, 使该地区的卫所防御格局稳定下来。以九溪、永定二卫为中心, 在州县与土司之间形成屏障, 卫所有明显的防御重点。这一地区的卫所具有控御土司, 保障州县行政安全的作用。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军事性质而同时又有较大回旋空间的缓冲地带, 故每一卫所皆有形势可言:永定卫, “前倚天门, 后临松阜, 崇茅耸护, 庸、澧潆洄, 实永保之后户，辰、沅之要冲也”；九溪卫处于九溪所汇之地, “ 拥山面溪, 笔峰峙其东, 麻阜拱其西，澧水环其南, 驼峰耸其北。南抵洞庭, 西通巴蜀, 岳郡之锁钥,诸蛮之襟喉也” ;永定卫主要是控制永顺、保靖诸土司，而九溪卫则主要是防范慈利、桑植、安福诸土司。
这些卫所分布在土司的周围，对其构成了军事封锁网，一有风吹草动，卫所军队马上可以来进行镇压。这些卫所军事设施的设置，对周边土司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起到了预防其反叛的作用。

随着卫所的设置，卫所军户在明初成为开疆拓土的先锋。他们的作用不仅在于攻城略地，还在于对占领地进行拓垦。此外，通过将占领地上的“无籍之徒”括为军户，不仅消除了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而且使这些人成为国家的第一批编户。
当时的史料对凤凰镇筸附近卫所治理下的军屯曾有过详细的描述：“镇筸营哨相距各数十里，土城之内尚有房屋，出城则崇山峻岭，一望苍莽，绝无人跻:然各哨土地膏映，溪洞之水，足资灌溉。宜令各哨之民，不论土著流寓，悉听籍名，照州县保甲之法，一甲五户，一户若干丁，联为乡兵，任其于无主之地，自议开垦，各分疆界，创结茅庐。十年以内，虽有丰收，免科粮税。每岁终，哨官以乡丁某垦田若干一亩，申抚彝官为稽粟，以杜争冒;抚彝官仍每岁于哨官中，择其善能劝相、开垦最多者，详请优奖，以示激劝。久之，桑陌既富，则庐舍栉比，即以此民抽选训练，平居互相守望，有警协为防守，则屯卒募兵之道均得矣。”

    十一、腊尔山苗疆“生地”和苗疆边墙

    谁怕谁？——腊尔山生苗区的形成

    “生界”一词宋代就有，《溪蛮丛笑》载:“去州县堡寨远近，不属王化，名生界。” 生界不属于朝廷统一管辖，其特点为：社会组织层次低、规模小，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不会对朝廷构成军事威胁；生存方式较之与中原地区，差异很大，产品无法纳入税赋，将他们纳入羁縻州县并无直接的经济意义，而其文化也与中央王朝不接轨;这些“生界”边远、偏僻，生存环境与中原悬殊甚大，即所谓瘴病之地，朝廷在当时尚不可能派官驻兵，故往往将其做为一个间接控制部落区来看待。
    在宋代，居住在“生界“内的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生蛮”。凡设置州县的地区为“省地”．州县内的编民为“省民”。“生界”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自立的状态．显然，“生苗”和“生苗区”就是在‘生蛮”和“生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元代以前，五溪上游的腊尔山台地及其附近情况到底怎么样真是一片混沌，各代朝廷与“五溪蛮”的征伐和作战都是集中在沅水、澧水中下游的进行，“五溪蛮”掠边甚至都远到常德一线，朝廷的触角根本没有延伸到上游的腊尔山台地，汉文献也就几乎看不见关于凤凰、永绥、乾州和松桃等腊尔山台地中心区的情况。
    由于各代朝廷官员和汉族文人根本无法深入苗疆，对苗族不了解，往往也就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对苗族进行归类。

    首先就出现了两个词：“熟苗”和“生苗”。
    何谓“熟苗”、“生苗”?有关史志解释颇多。清初陆次云《垌溪纤志》云“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清方享咸《苗俗纪闻》云：“自沅州以西即多为苗民，但有生熟之异，生者藏深箐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龚柴《苗民考》云：“其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
    这些划分主要有这么两个个标准：一是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比较接近，能讲汉语的苗民，谓之“熟苗”；居住在偏僻山区，与汉人关系疏远，言活不通，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则被称为“生苗”。二是已经被纳入户籍，受地方官员（或土司）直接管辖，纳税赋和徭役的是熟苗；没受管辖，朝廷（或土司）鞭长莫及，保持某种独立自主状态的是生苗。
    与生苗相对应，他们生活的区域就是“生界”。

另外，地方官员和汉族文人还喜欢远远地看着苗民的衣服颜色来划分苗民的种类，明清的史志中多有记载。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盘瓠之种…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端谷，聚而成寨”。黄元治《黔中杂记》云:“饮食起居，诸苗尔相若，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青是也”。其他一些文献资料中，也多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等，作为苗族的主要支系。这种区分一般是以衣服颇色为标志，当然不够科学，但大致还是反映了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并且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至今仍为部分苗族自己所沿用。

    一是武陵、五溪地区和湖广、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红苗”区。
    “红苗” 衣着主色并不是红色，而是以藏青和兰色为主色调，红色得名是指的是身着红色彩线衣服或盘缠红带。
    红苗”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因明初置镇溪千户所和筸子坪长官司、又称“镇筸苗。；处于“上六里”和铜仁府境的，常称为“上六里苗”和“铜仁苗”。
    红苗作为苗族的一个支系发展起来,是在明万历年前后，万历四十四年贵州御史张鹤鸣曾奏：“红苗为患，蹂躏三省（指湖广、贵州、四川）。”可见当时红苗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


    清乾隆《百苗图》红苗。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中期《百苗图》中的红苗几乎都是打架劝架的场景，可以看出在汉族官员和文人眼里红苗是以恶斗而闻名的。

    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当时“红苗”分布相当广，人数众多；“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里有余，种类殆将千万”。
    据清代方显《平苗纪略》所载，其地域四界为： “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横亘这一地区中心的是腊尔山山脉，故“生苗”又称“腊尔山苗”。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
    明清年间的这一地区苗族聚居情况，乾嘉年间的朝廷幕僚严如熠《苗防备览》种描述得更具体:“苗寨统分十里，上六里即今之永绥厅，下四里即今之乾州厅，外更有竿子坪长官司所辖之苗寨数十处，镇溪千户所东南附近之苗寨数十处。”湖广西部苗族，以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及永顺府之保靖等地为主。史载“湖南苗疆东、南、北三面，周围七百余里，环列苗人二千余寨”，其中，“凤凰厅苗地四百七十里，乾州厅苗地一百五十里，永绥厅苗地二百四十五里”。永顺府旧为永顺、保靖、桑植各土司之地，因“往时各土官于间地招生苗开种，古近乾州一带，间有苗寨”。


    严如熠《苗防备览》所载《苗疆全图》

    @是三贝勒爷M 2017-08-08 22:40:34
    楼主辛苦……
    好文，赞
    -----------------------------
    谢谢欣赏。

    红苗居住的腊尔山台地，历代史籍中有很多描述。
    《清稗类抄》记腊尔山云：“腊尔山介楚黔之间，其山自贵州正大营起，北分老风、芭茅、猴子诸山，东接栗林、天星、鸭保、岑头诸坡。故苗之介居三厅及松桃、铜仁间者，往史统谓腊耳山”。
    而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对腊尔山更有详细的记载：“(腊耳山)山势甚大，……锦亘百余里，其上苗寨甚多”。此种地理环境，使苗疆四时之气候也颇为独特，“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马伏波所云‘暖哉武溪兮多毒淫’是也。秋冬霜雪早降，穷谷幽岩，积至数月不化。时下水凌屋溜冻结，自茅簷至地，其大如椽，苗人用木撞开，方可出入，上六里尤甚。禽鸟辟寒从不一至。”
    秋冬的冰柱由屋檐而下，要用木头才能撞开。腊尔山苗疆的苗族就是从富饶的平原被赶到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来的，即使在湖广边区，苗族也仅仅被禁锢在高寒山区的腊尔山台地。


    如今的腊尔山台地鸟瞰图

腊尔山红苗爱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欢愉的场合，苗歌出口仍然会让人听来凄凉哀伤，那些哽哽咽咽断断续续的曲调，绝无半点娱人娱己的意思，反倒露出一步一喘气五步一回头的印迹，也许这些苗歌诞生的环境，正是苗家先人艰难险阻前途莫测的旅程吧。
苗族就这样始终过着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就在服饰、诗歌、音乐、舞蹈、族谱中，给后代记录祖先几千年来迁徙经历的信息。那为人所熟悉的五彩斑斓的服饰，其实是以密码的方式记录着苗族先民迁徙的路线、曾经的江河湖山和中途曾经暂时栖息的地方；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一首首忧伤的追忆之歌，其实是在倾诉着迁徙在这个民族情感和心灵深处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在五溪，苗族并不出名，那里出名的是那些江西迁来的豪族大姓。而在腊尔山台地，红苗的强悍在苗族中是出了名的，这种威名是在与统治者的交战中打出来的，那么可想而知，他们定为这种威名付出过比别支苗人更多的代价。因为这里是苗族在东边屹立的一块屏障，如果这块屏障被开疆拓土的朝廷夺取，则云贵高原星罗散布的苗区也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这里已经是苗族最后的故乡，放弃腊尔山，则又会是苗族新一轮迁徙的开始。
所以腊尔山高原台地自明清就是湘、黔、川（渝）边区苗族聚居的核心地带，苗疆边墙的缘起以这里强悍的苗民为最主要防御对象；湘黔苗民起义的导火索往往都是是从这里点燃。

    怎么到了明代，在湖广苗疆还有这么腊尔山这么大一块“生苗”区？我们不难看到，朝廷在这里实际上设有管理的衙门，如辰州府、铜仁府，也设有卫所崇山卫、镇溪千户所，还有朝廷任命的土司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管理，以及属下的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但这些都通通形同虚设了。
    首先苗疆土司根本没办法实行对湘西生苗区的控制。元、明代苗疆土司有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的责任。但在历史上，这些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在苗疆内部并没有能建立起全面的统治，所以就形成了前面说说的“熟苗”和“生苗”的两种不同的内部统治方式，也就是有土司的地区，及没有土司的“化外”的苗疆；前者多少还受朝廷的册封，后者朝廷根本管不了，长期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和自治的地位。
    后来创导修筑边墙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筸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筸苗也。”
    蔡复一的意思是永顺、保靖两个土司每年都要向朝廷递交保证书，承诺对苗族的管理，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筸苗（镇筸大致凤凰、乾州两厅地），但两位土司并未认真承担责任，有时还故意纵容苗族的反叛，承诺都是虚的，每到秋冬都会来犯。
    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筸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朝廷的衙门、卫所、土司的辖地及管理职责在苗疆都是不清晰的，加上朝廷的“任而不信”，导致苗疆内部管理混乱，民苗之间的种种冲突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苗人频繁“寇边”，苗疆“苗乱”成为明清两朝数百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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