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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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7页]

作者:盗帅点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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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随后朱元璋命大将徐达率25万大军，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始北伐。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从健德门逃出大都（今北京），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其余元朝军阀也纷纷北逃草原。至此，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军也创造了史上最成功的北伐，取得长城以内地区，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重新回归中原王朝。1371年，明太祖派兵进攻巴蜀，大夏军队节节失利，明升投降。自此，大夏灭亡，四川归于明朝统治。明军接着平定云贵、辽东、漠北等地，明朝基本实现统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天下后，与谋士们总结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主要原因是各个地方缺少宗室的藩屏，导致各地势力纷纷崛起，而君王势力却被逐渐削弱。于是朱元璋决定，自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除太子外，将各位皇子封为亲王，驻镇全国各地，并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这一制度被明朝历代皇帝奉为万世不变的祖训，一直延续至明末。明太祖在全国各地共封了27位亲王，其中自己的儿子26人，以及一位侄孙朱守谦。这些藩王中，封于四川的蜀王，驻镇于成都。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有的藩王因造乱而被废除，但历代蜀王始终保持了独善其身，未扯入王朝的政治斗争，在51个宗藩王府中，成为与明朝共始终的29个藩王府之一。自首代蜀王朱椿起，除朱椿的嫡子朱悦熑因早逝被追封为蜀王、以及南明时期被封为蜀王的朱平？（末代蜀王朱至澍之子、南明国亡后不知所终）外，共历10世13王。

    洪武三年（1370年），对于43岁的朱元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此时天下初定，大明已作为一个崭新的王朝开始焕发勃勃生机。这一年，郭惠妃为他生下了一名婴儿，也是他的第11个儿子。郭惠妃的父亲是曾对朱元璋有知遇之恩的郭子兴，因此朱元璋对她甚是宠爱。朱椿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天资智睿，英敏而好学”，而且本性纯孝善良，仁慈重礼，举止素雅。每到清明时节，朱椿都会来到滁州祭祀祖父郭子兴。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初一，朱元璋在“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思想的指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分封。这次藩王分封共有6个儿子，年仅8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此时西南明军主力还在四川与云南边境一带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事，四川局势并未彻底稳定，成都也还没来得及正式修建蜀王宫，而且朱元璋认为朱椿年纪尚小，还不具备镇守一方的能力，还需要待在京城进行进一步的成长和学习，因此并未让小蜀王立即到成都就藩。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诏在成都开始修建蜀王宫。3年后，朱元璋命15岁的朱椿进驻中都凤阳，这很像是现代企业或大学对新员工或新学生的一次“军训”。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算是明王朝诞生的“摇篮”，对于朱元璋以及整个明王朝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曾下令在凤阳大势修建中都，这里成为了明朝皇家祖陵所在地，因此也成为了老朱家的“龙脉”。朱元璋把儿子们派到中都进行“革命教育”，可见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朱椿来到凤阳后，在一处安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西堂，作为自己专门进行读书研修的地方，他还经常把著名的学者李叔荆、苏伯衡请到西堂，向他们请教文史方面的知识。朱椿还亲自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上“忠孝为藩”四个大字，以勉励自己。由于他近儒好书，品性端正，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朱元璋对他很是喜爱，还称呼他为“蜀秀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成都的蜀王府工程已接近尾声，朱元璋把朱椿从凤阳召回京城，进行了一番悉心的嘱托。第二年正月初一，大明朝的百姓刚迎来新年的第一天，蜀王朱椿来到了成都就藩，这一年，他20岁。
    朱椿来到成都后，开始以宽和的政策治理四川，并大兴文教事业，以诗书礼乐教化百姓，而且特别厚待儒生。他特地聘请了当时的儒家名士方孝孺担任世子傅，来到四川传文讲学，帮助教化家族世子和蜀人。他还兴办地方郡学，朱椿了解到郡学的博士（老师）们都比较贫苦，于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资助这些博士，每人每月一石，后来成为既定规则。朱椿还专门为长史陈南宾建造安车（由单马或四马拉动的尊贵座驾）。他听说义乌人王绅非常贤能，于是将他聘任到蜀王府，以礼相待。王绅父亲王祎在云南去世后，王绅前往办理后事，朱椿还特地赠送他银两以作路途资费。
    朱椿不但重儒，民间也流传着一些他重视释、道的传说。朱椿入川时，乘船沿着长江而上，过岷江来到成都。当他到达嘉州（今乐山）时，忽遇江水暴涨，伴随狂风大作，船已无法前行。朱椿于是虔诚地向天神和龙王祈祷。不久，大风停息，江水也开始下降，船才得以继续前行。朱椿到达成都就任后，于是派人在成都府东面的锦江街修建了一座五龙庙。朱椿抵达成都的当晚，他还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穿戴神仙冠冕的人向他迎来。朱椿问神仙是谁，神仙说道：“陈子昂也。”陈子昂的家乡本在四川射洪，朱椿醒来后，便下令在成都府治北门外驿站旁边修建了一座射洪祠，将“射洪土神”陈子昂迎到祠庙内祭祀。朱椿就藩之初，蜀王宫还未彻底竣工，于是多次来到城西的千年古寺万佛寺游览，并且捐资修葺万佛寺。他去世后，他的遗像也被保留在寺中。这座寺庙唐宋时称为净众寺，也是南宋交子务的所在地，明代更名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可惜万佛寺后来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外，朱椿还时常上峨嵋山参拜，为了方便迎接朱椿，在山上还特地修建了清音阁接王亭。

    太祖洪武时期，藩王掌有实际兵权，朱椿也不例外。其护卫军有三卫，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当时的蜀王府军士总数约为14700人。这在当时的藩王中，护卫数目算是比较多的。朱元璋规定，当地遇到战事，藩内的部队皆听从藩王调遣。比如当时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曾经常带兵到边塞打仗。
    朱椿在其就藩期间也曾组织两次军事行动。四川地处西南，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明朝初期偶有叛乱发生。朱椿就藩成都不久，西南的番人入寇作乱，并烧毁了黑崖关（今四川汉源县）。朱椿向朝廷求救，朱元璋派遣朱椿的岳父、凉国公蓝玉出兵大渡河，镇压番人，朱椿也派遣四川的都指挥使翟能、同知徐凯统兵1.3万，跟随蓝玉前往，番人叛乱很快得到平息。几年之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松潘卫纳卜、薛卜、任昌等寨又发生叛乱，官军也被叛军杀害。朱椿奏请朝廷后，派遣都指挥佥事尹林等人，带领步骑5000人前去平叛。
    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朱椿客观分析背后的原因。他认为，官府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税过重，而且有的官员不体察民情，恶意敲诈勒索百姓，随意没收他们的货物，然后私下交易牟取利益，严重扰乱市场，并侵害百姓利益。于是他下令在四川大减赋税，并制订蜀地的集市规范，对官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且加大惩处力度，终使四川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朱椿共经历三朝皇帝，在诡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朱椿始终严格遵守“忠孝”的礼教制度，不做出格与非分之事，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皆对他非常信任。
    朱椿的岳父、凉国公蓝玉是明朝开国将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为加强集权统治，借口蓝玉欲图谋反，对他“剥皮实草”，并进行抄家、诛灭三族，株连众多功臣名将和文武官员，被杀者约15000人。然而，作为蓝玉女婿的朱椿并没有受到株连，朱元璋只是把蓝玉的人皮送往他女儿、女婿朱椿的蜀王府进行收藏。可见，朱元璋对朱椿十分信任。

    1398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即位。他年轻气盛，任用书生气十足的齐泰、黄子澄等人，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削藩，甚至因此最终导致燕王朱棣的反叛，从而丢了自己的皇位。
    建文帝即位后，先后对周王、代王、湘王、岷王、齐王、楚王、燕王等采取削藩行动，但并没有对朱椿下手。建文帝比朱椿小6岁，朱椿在1385年进驻凤阳前，曾居于京城皇宫，而朱椿品性端正、温文尔雅，人尽皆知，因此建文帝对这位叔伯的印象很好，甚至私下关系也可能非常融洽。朱椿的同母弟、就藩于大同的代王朱桂性情暴躁，大肆搜刮钱财，当地百姓和官员苦不堪言，纷纷上告。建文帝即位后，剥夺了朱桂的爵位，将其贬为庶人，并把他送到朱椿那里，希望朱椿“以德化之”。由此看来，建文帝对朱椿这个叔叔很是信任和尊重。看在朱椿的面子上，没有进一步追究朱桂的罪行，而是送给朱椿进行教化。此外，另一位名人方孝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方孝孺曾应朱椿邀请，以世子老师的身份到成都讲学。方孝孺在成都获得朱椿的特别厚待和尊重，方孝孺对朱椿也很敬佩。后来建文帝召方孝孺入京为官，先后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方孝孺在建文帝面前大肆褒扬朱椿的德性，还建议将朱桂送给朱椿教化。
    靖难之役中，朱棣联合诸王围攻南京，史料中并没对朱椿的相关记录。在此过程中，朱椿很可能采取了独善其身的中立策略，既不支持建文帝，也不反对朱棣。在这种敏感的时刻，合理把握自身分寸，无疑需要强大的定力和操守。
    1402年，朱棣成为明成祖后，朱椿及时前往京城觐见朱棣，受到朱棣的热烈欢迎。朱椿辞别朱棣返回成都时，朱棣称赞朱椿“天性仁孝，聪明博学，声闻昭著，军民怀服”。四川盛产荔枝，永乐三年（1405年），朱椿向朱棣进贡荔枝等礼物，朱棣收到朱椿的礼物后，给朱椿赐书说：“惟贤弟抱明达之资，敦忠孝之义，处事循礼，秉心有诚，稽古博文，好学不倦。”称赞朱椿通晓事理，忠孝仁义、遵守礼法、以诚待人，且博学多才，受到这种称赞和信任，在诸位藩王中确实难得。

    此外，朱椿揭发同母弟谷王朱橞谋反一事，更是让朱棣对朱椿更加信任。靖难之役中，就藩于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的谷王朱橞被朱允炆倚重，曾率3000军士守卫南京金川门。后见大势已去，转而迎降朱棣。燕王朱棣继位后，对朱橞大加封赏，并将他改封至长沙。然而，朱橞来到长沙后，自恃功高，骄横霸道，强夺民田，侵占公税，滥杀无辜。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搜刮来的钱财进行招兵买马，大造战舰弓弩器械，练习军事。并写信煽动兄长朱椿一起结盟造反，以推翻成祖朱棣。朱椿并未答应，还对他进行了责备。念及兄弟之情，并没有向朱棣上奏此事。
    然而，意外之事还是发生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椿的三子崇宁王朱悦燇犯了错误，怕被“严父”朱椿责罚，于是偷偷地跑到了叔叔朱橞家里。此时的朱橞已为谋反做了充足准备，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朱悦燇可能长得比较像建文帝，也可能是为了“胁迫”朱椿支持自己造反，于是朱橞对外宣称，当年是他把建文帝从京城放走的，现在建文帝就在他的府中，他要为建文帝讨回公道。
    消息很快传到了朱椿耳里，朱椿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向朱棣上奏了朱橞将要密谋不轨的事情。此前，朱棣其实早已接到朱橞要谋反的情报，只是为了保全父亲朱元璋一再叮嘱的“亲亲之义”，才没有冒然行动。而现在连作为朱橞兄长的朱椿也来举报，朱棣于是下定决心派兵前往长沙镇压。事后朱橞被捉拿至京城，朱棣把朱椿在内的各位藩王召进京城征求意见，讨论如何处置朱橞。包括朱椿在内的诸王、大臣皆同意处死朱橞。朱棣为笼络宗室，巩固皇位，并没有处死朱橞，而是把朱橞和他的两个儿子贬为庶人，但对追随朱橞造反的官员进行了诛杀。
    朱椿揭发弟弟朱橞造反后，深得朱棣的赞扬，并进行了大力赏赐。朱椿的原则和立场，为后世的蜀王与朝廷的良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被后来的蜀王延续了下来。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二月，朱椿病逝，享年53岁。明朝的藩王世袭与皇帝的继位规则差不多，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嫡一子（嫡长子）继承，也被称为世子（类似太子），也需要事先正式册立。朱椿的嫡一子朱悦熑（正妃蓝妃所生）于永乐七年（1409年）早逝，年仅22岁，后被追封为蜀王。由于蓝妃仅生了朱悦熑一个儿子，在他死后，朱椿的庶长子朱悦爠（次妃张妃所生）已是名义上的长子，于是开始觊望世子之位。然而，这位庶长子从小就比较狂放不羁，朱椿或许并不太喜欢这位庶子。
    朱悦燫共有3个儿子：长子朱友堉、二子朱友坿、三子朱友埙（壎）。朱友堉生于永乐四年（1406年），年仅4岁时父亲便去世。朱悦熑死后，朱椿册立朱友堉为“世孙”，成为蜀王的指定继承人。此事引起了朱悦爠的极度失望和不满，于是开始秘密策划夺取蜀王继承权的行动，他擅自把手下的亲信任命为千户，这显然犯了一个大错。朱椿知道这件事后，将朱悦爠惩罚了100大板，并准备把他押送至朝廷处置。宅心仁厚的朱友堉不断为叔叔求情，朱椿才放弃了交给朝廷处置的念头，但仍把朱悦爠囚禁起来，让他反思悔过。朱友堉又多次求情，朱椿数月后才把朱悦释放出来。
    永乐21年（1423年），朱棣召朱友堉入京觐见。朱友堉还没回到成都，朱椿便去世了。朱悦爠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把王府中的金银财宝攫走了不少。朱友堉回到成都后，有人向他汇报朱悦爠的行为，但宅心仁厚的他并未对朱悦爠进行追究。
    然而朱悦爠并不甘心，为了夺取蜀王爵位，便向朱棣上奏毁谤朱友堉有“悖逆”之罪。朱棣召见朱友堉进京询问此事，但朱友堉还没到达京城，朱棣便驾崩了，由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朱高炽明察秋毫，派专人到四川实地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朱友堉并无朱悦爠所说的悖逆行为。为了避免再生事端，朱高炽下令将朱悦爠一家及族下仆从全部迁到澧州（今湖南澧县）世代居住。

    朱友堉就藩后，仍然受到朱椿时期建立的“祖训”影响，是位宽仁贤明的蜀王，而且识大体、重大局，颇有政治智慧。
    宣德二年（1427）秋，四川松潘地区发生战事，宣宗朱瞻基命令朱友堉调拨蜀王府护卫官军到前线支援，朱友堉积极响应，委派指挥使李瓘领兵4000人前往松潘听征。当时蜀王府的护卫军大约有14700人。朱友堉分拨的4000人增援战事，接近于护卫军的三分之一。
    明宣宗朱瞻基此举并非由于朝廷缺少兵将，而是有意削减蜀王府的护卫。宣德4年（1429年），朱友堉上奏明宣宗，请求把蜀王府应开往松潘的三护卫官军旗校留下来，让他们“修治宫室”，明宣宗同意了。第二年，四川总兵陈怀向朝廷反映，蜀王府晚上经常鸣枪放炮“警夜”，不符合规制。明宣宗派人调查，朱友堉明白了宣宗的意图，于是在宣德六年（1430年）六月主动上奏朝廷说，成都蜀王府的三大护卫军，现在只需要把左护卫军留下来即可，请求朝廷把中、右二护卫军收归朝廷。宣宗朱瞻基对朱友堉的举动非常满意，对其大加赞扬，并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朱友堉继续上奏朝廷，认为四川虽然富庶，但缺少真才实干的官员和专业技术工匠，希望朝廷能调派相关人才到四川。对此，朱瞻基也答应了他的请求。遗憾的是，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年仅26岁的朱友堉便早早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一年后由三弟朱友埙（壎）继任蜀王。

    在之后的蜀王中，大多宽厚仁德，且尊儒好文。其中第九任蜀王朱让栩最为出名，其品德良好，贤名远播，受到世人极力赞扬。
    第八任蜀王朱宾瀚和刘氏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朱让栩。朱让栩出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父亲朱宾瀚于正德三年（1508年）便去世，此时的朱让栩年仅9岁。两年后，他被袭封为蜀王。朱让栩失去父亲后，全靠母亲刘氏支撑蜀王府。
    刘氏非常重视对朱让栩的教育，使朱让栩自小便树立了良好的品格，而且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史、书法、诗赋无一不通。清代四川籍诗人彭遵泗（彭端淑的弟弟）曾说，朱让栩特别喜欢读书，蜀王府的藏书量在四川首屈一指，府中有数十间石楼专门用来收藏各种书籍，数量达到亿万卷。更难得的是，朱让栩还把藏书楼对外开放，俨然成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每天去看书和抄书的人达到数百人之多，这也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然，无可否认，当时的蜀王府的富庶是天下闻名的，还曾被称为“全国首富”。明代学者王世贞在他的笔记《弇州史料后集》中记载，嘉靖年间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私下做过一个富豪排行榜，蜀王位列榜首。严世蕃，号“东楼”，向来热衷于追求财富，明代小说《水浒》、《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原型正是来自于这位仁兄“严东楼”。严嵩由于掌握朝中官员的任用大权，于是严世蕃利用父亲权势卖官鬻爵，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搜刮钱财。每当他的财产新增100万两，便会与亲信和门客们开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而这样的宴会，一共开了4次。不但如此，严世蕃还喜欢与亲信在闲暇时间“屈指天下富家”，也就是给天下富豪做一个排行榜。这个富豪榜分为首等和二等，资产白银50万两以上者，才能进入首等。严世蕃所排的首等富豪榜上一共有17位富豪，其中包括蜀王朱让栩、太监黄锦、太监高忠、成国公朱希忠、黔公沐朝弼、都督陆炳、魏国公徐鹏举等人，当然还有他自己，而居于榜首的正是蜀王朱让栩。

蜀王府如此富有，这主要得益于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且整个四川地区仅封有一位蜀王，相比其他地方的封藩数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万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的四川内江籍官员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写道：“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广各十处，河南七处，陕西四处，江西、山东各三处，四川、广西各一处。”明朝嘉靖年间曾任过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的官员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写道，蜀王府“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
虽然朱让栩被世人称为首富，但并非如严世蕃之辈那般“为富不仁”、骄横跋扈。朱让栩非常贤明、素雅，且积极向上，远离奢靡享乐和声色犬马，这在当时众多藩王中极其难得。《明史》中曾记载朱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赈灾恤荒”。嘉靖15年（1536年），巡按御史金粲、巡抚都御史吴山将朱让栩在四川的事迹上奏朝廷。嘉靖帝大加赞赏，并赐朱让栩“忠孝贤良”坊。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打算重新修建被毁的太庙，但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大臣们决定捐出自己的部分工资。嘉靖帝觉得让大臣捐钱修葺太庙，实在过意不去，于是只接受老朱家内部的捐款。朱让栩慷慨捐献黄金60斤、白银600斤。嘉靖帝大受感动，不仅赐以币帛表示谢意，还“加岁禄二百石，玉带一”。朱让栩将岁禄推辞掉，而只接受了玉带。在此前的正德年间，因叛乱频繁，朝廷财政困难，朱让栩还曾捐银2000两作为军饷，因此受到正德帝朱厚照的褒奖。

除此之外，明朝中后期的藩王，由于并不掌握兵权，也无权参与当地的行政事务，而且没有权限管辖当地的地方政府官员。相反，许多地方官府还有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帮助朝廷“监视”地方藩王的一举一动。由此看来，明朝中后期地方藩王的实际权势和影响力已相对较弱。朱让栩也并非如世人想象中的“权势逼人”，在他就藩期间，甚至受到地方官员的勒索和恐吓。
明朝万历年间官员徐学聚在《国朝典汇》中记载，朱让栩曾被四川都司都指挥（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刘永昌索取“金币珍宝，积且以千计”，刘永昌还纵容下属骑马闯入朱让栩的仪仗队。朱让栩对刘永昌这种过分行为十分气愤，进行劝阻警告，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受到刘永昌的进一步恐吓。刘永昌能如此“猖狂”一方面由于他作为地方军事长官，掌有实际兵权，而且他还有一位强大的靠山——武定侯郭勋。郭勋是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郭勋深得嘉靖帝宠爱。不但如此，刘永昌本人也深得嘉靖帝宠信。刘永昌本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属于中下级官员，但他口才出众，嘉靖帝对他很是欣赏，被一路提拔。刘永昌被升任为四川都司都指挥，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得势后的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官员同僚对他都非常忌惮。刘永昌与宗藩朱让栩杠上后，朱让栩只好上奏嘉靖帝，请求派人查处此事。不过，刘永昌也毫不含糊，同时上奏朝廷，揭发朱让栩有“不法之事”。表面看来，朱让栩的地位似乎应远在都指挥刘永昌之上，不过，到底“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幸亏另有地方官员四川巡抚潘鉴、巡按御史邹尧臣站了出来，举奏“（刘）永昌不法十事”。嘉靖帝于是将刘永昌停职，朱让栩才得以最终胜出。

    此外，朱让栩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还曾邀请当时的大文仕杨慎为他的文集作序。朱让栩生前曾编撰其代表作《长春竞辰稿》诗文集，共十三卷。文集名字为朱让栩自拟，是因为“长春不著长物，惟富图籍”，“比之青衿儒生，锦带居士，勤渠倍之。故曰：竞辰。”朱让栩临终前，邀请杨慎为其作序。杨慎家乡在成都新都，此时正被嘉靖帝外放充军于云南。杨慎受到朱让栩的邀请后，欣然同意为其作序，还邀请友人简绍芳作后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杨慎在《长春竞辰稿》的序言中称赞朱让栩“恪遵祖训，丕承先志，懿德善行，事皆可书”，“著述满家，儒林称颂。”清朝嘉庆版《成都县志》也对朱让栩赞许有加：“忠敬慈和，孝友敦睦，德性明粹，问学渊涵。长于文翰，著作甚富。”
    嘉靖26年（1547年），在位37年、时年48岁的朱让栩去世。此后几任蜀王，随着明王朝的逐渐走向衰弱，在德性和影响力方面大多参差不齐。大约100年后，第十三任蜀王朱至澍，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陨落，成为了末代蜀王。
    朱至澍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封为世孙，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改封世子，并袭封为蜀王。朱至澍就藩期间，朝廷内忧外患开始加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1616年，北方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并正式起兵进攻明朝。1619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自此明朝在与北方女真的对抗中逐渐失势。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在陕西发动农民起义，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等先后起兵响应，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徐徐拉开。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内外交困，各地藩王家族也先后走向末路。此前的历任蜀王皆遵循朝廷规制，大多宽仁好儒，关心民瘼，但到朱至澍时，更多的是奢侈享乐、贪婪懦弱。面对国家危难，拿着国家和百姓供养的朱至澍却置身事外，心安理得地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生活。清代刘景伯撰在《蜀龟鉴》中写道，朱至澍“暮宴朝歌，肉山酒海，坐视兵民饥困而不恤”。清代乾隆版《遂宁县志》说，朱至澍“惟耽文学，日与四近侍赋诗饮酒于丽春轩内，刻翠剪红，唱和极多”。

    明末的某一年五月初五端午节，成都的浣花溪举行龙舟比赛，朱至澍下令府中之人来到浣花溪与民同乐。他带着妃子侍从们乘坐在豪华画舫中，看两岸人山人海，笙歌不绝于耳。朱至澍高兴之余赋诗道：“浣花溪上玩龙船。”有嫔妃接着和诗到：“令下游人莫敢先。长乐乐宣明主日，合欢酒献蜀王前……盛世人咸歌盛节，愿歌沃野绝烽烟。”最后一句，不乏居安思危的寄寓，其实也是在委婉劝谏朱至澍。朱至澍听后，对此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让侍从们进入龙舟继续宴饮作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明朝灭亡。四月，消息传到朱至澍耳里，朱至澍与身边的人寻思道：蜀地富庶，易守难攻，可以作为老朱家的根据地，继续保有明朝江山，至于自己，则可以做个监国，过一下执掌国政的瘾。《明史·刘之勃传》记载：“举人杨锵、刘道贞等谋拥蜀王（朱）至澍监国。”不过，此举受到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时的崇祯帝虽然已死，但皇族宗室成员众多，有才能的比比皆是，地处偏远、能力和口碑平平的蜀王朱至澍根本难当大任。刘之勃反对朱至澍的立场非常坚定，甚至跳入池中以示抗议。朱至澍没想到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对，只好作罢。
    事实正如刘之勃所言，明朝灭亡后，在南方尚有势力，崇祯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嵩在凤阳总督马士英、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与刘良佐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流亡政权，朱由嵩先为监国，而后称帝，即弘光帝，史称南明。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蜀王府的奢靡生活也到了尽头。1644年正月，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入四川。同时，李自成的部队也开始进入川北。此时的四川局势已到万分危急时刻。地方政府经过连年战乱，已到了无粮、无饷、无兵的地步。一向反对朱至澍监国的刘之勃等四川官员，也不得不向朱至澍求借粮饷。此时的朱至澍的确不缺钱，但对于他们反对自己监国一事却耿耿于怀，看到他们这么窘迫地前来求助于自己，反倒内心有些快意，而且坚持不借。不过这些官员对于蜀王府的财富也是心知肚明，执意向朱至澍借钱。

    朱至澍开始诉苦道：“府内人口众多，许多人都指望着要养活，府库内钱粮的确不多了。现在王府最值钱的就这个承运殿了，你们实在需要钱的话，就把这座承运殿拿去卖了吧！“说完，指了指蜀王府殿。刘之勃等人怎敢卖掉朝廷修建的蜀王殿呢，而且现在除了李自成、张献忠想要外，可能谁也没兴趣，谁也买不起！朱至澍的话纯属无赖，刘之勃等人气愤之余，只好拂袖而去。
    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占领重庆。从汉中逃到重庆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明朝宗室和官员，皆被农民军擒获并处死。七月初四，张献忠率军向成都挺进。沿路州县皆望风瓦解，各地狼烟四起，成都上下惊恐不已。此时的朱至澍终于坐不住了，准备携带家眷和金银财宝逃亡到滇黔一带。地方官员们以此举会动摇民心为由坚决不让朱至澍离开成都。朱至澍对此毫无办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每人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晚，应募者都不过是些游手无赖之人，刚拿到钱后便不见了踪影。
    八月初七，张献忠农民军开始攻打成都。八月初九，成都陷落，农民军冲进蜀王府。朱至澍绝望之中，带领妃妾、伺女等跳进王府后花园的菊井自尽。朱至澍的四弟、太平王朱至渌，以及内江王朱至沂等也投井而死。据传，朱至澍的世子和世子妃、世孙三人、郡主二人被生擒。张献忠先封世子做太平公，不久用毒药鸩杀，世子妃也被发往军营做了娼妓。
    张献忠听说朱至澍投井自杀，便叫人将他的尸体捞了起来，连戳了三刀，然后抛到江中喂鱼。张献忠下令，各地搜索王府宗室成员，并将发现的人员全部送到成都处决。最终共抓获王府宗室及家口数万人，被全部杀害。
    大慈寺是成都著名的寺院，当时有1000多名僧人，也因藏匿蜀王宗室人员而受到牵连，全部僧人被屠杀。张献忠攻下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把蜀王府改为皇宫。府库内那些朱至澍曾经视作生命的巨额金银财宝，最终全归了张献忠。
    ——此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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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杨慎名天下，家妻有黄娥
    嘉靖年间的某一天，在四川江阳（今泸州）城郊的长江岸边，一位年近古稀、饱经沧桑的老人站在渡口。此时，夕阳已开始西下，长江之水滚滚东去，落日与晚霞的余晖洒在江面，映红了整个江水与天际。看到眼前景象，老人感怀身世，不由得徐徐而有力地吟唱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位老者便是明朝著名文仕杨慎，而这首气势磅礴、悲壮豪迈的诗词《临江仙》正是他晚年被外放充边云南后在江阳逗留期间所作，而诗词中的“白发渔樵”或许正是寄寓着此刻的自己。诗词被收录于他的著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被清初文学家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作为开篇词，从此便被世人竞相传颂。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成都新都人，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祖上在元末时为避农民军徐寿辉部将欧祥之乱，迁徙至湖北麻城。其六世祖杨世贤再避红巾军之乱，举家迁入四川新都。
    杨慎世代为书香门第，以及官宦世家。其中祖父杨春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督学）。父亲杨廷和早于祖父3年，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19岁时中进，与明初解缙（1388年19岁中进）共同成为了明朝最年轻的进士。杨廷和曾于明孝宗时任皇太子朱厚照（明武宗）的老师，后拜东阁大学士等职，正德七年（1512年）出任内阁首辅。武宗朱厚照驾崩后，由于无子嗣，在过渡期间，杨廷和曾总揽朝政37日。杨慎为杨廷和长子，其二弟杨惇也为进士，任兵部主事，三弟杨恒任职大理寺副，四弟杨忱为举人。如此家族，不愧为明代首屈一指“学霸”世家。而杨慎的一生，也不愧为“学霸”这个词，其才华与父亲杨廷和相比，则更胜一筹，与解缙、徐渭并称为明朝三大才子。
    父亲杨廷和及第后，便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虽然是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但并非普通人所能企及。庶吉士仅从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一般为前三甲）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并负责为皇帝讲解经籍等，是培养明朝内阁辅臣的摇篮。此时，与杨廷和父亲阳春为世交的四川眉山人黄明善任云南督学，杨廷和受父辈之约，告假前往云南迎娶黄明善之女黄氏为妻，也就是杨慎的生母。成化十六年（1480年），杨廷和回到朝廷，庶吉士3年届满后，被升任为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从七品）。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12月8日），北京孝顺胡同（今晓顺胡同）内，随着一生啼哭，一位婴儿呱呱落地，他便是杨慎。
    生在这样的家庭，杨慎自然从小便享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时常沐浴在浓厚的儒家经学氛围之中。杨慎自幼聪慧过人，且勤奋好学。在母亲的教导下，7岁便能熟读和背诵唐诗绝句。8岁时与弟弟杨惇进入蒙馆（儿童启蒙私塾）读书。11岁时便能作诗，12岁时模仿创作唐代李华的散文《吊古战场文》，文中居然出现“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金句。杨慎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之后也不由得啧啧称叹，于是再让他模仿西汉贾谊做一篇《过秦论》。杨慎写完后，祖父杨春看了，非常高兴地感叹道：“我家也出了个贾谊啊！”
    有一天，父亲杨廷和和叔父在一起观赏画作，父亲问旁边的杨慎：“人们看到美丽的景色之后，都说美如画；而看到美丽的画作后，却说画如（实）景。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于是要求杨慎写一首诗加以说明。杨慎略加思索后，拿出笔墨写道：“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列御寇（列子）为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著有思想文集《列子》，杨慎引用列子的“贵虚”道家思想学说巧妙地回答了父亲提出的画与景之间的“虚实”问题。父亲听后很是高兴，称赞他仅仅用四句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过前人“晋诗人”（晋代文人）。
    杨慎13岁时，随父亲进入京城，沿途创作《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等诗，其中《黄叶诗》在京城引起轰动。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读完《黄叶诗》并见到杨慎后，叹赏不已，极力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并称杨慎为“小友”，胜似一对忘年之交。

    正德三年（1508年），大明朝迎来了三年一届的国考，21岁的杨慎参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博学多才的大学士王鏊与梁储，二人看完杨慎的答卷后，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却出现了意外情况，在考官传阅答卷时，不小心将烛花落到了考卷之上，杨慎的答卷意外被烧毁，杨慎由此名落孙山。
    这次意外事故，对一个正常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但杨慎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三年之后，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再次自信满满地参加国考，这一次他在殿试中获得榜首，被录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也许杨慎自己也不会知道，他也因此成为了明朝276年中四川唯一的状元。从此，杨慎开始正式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不久后，杨慎的母亲在家乡新都去世，于是他回乡为母亲守丧。服丧完毕后，回到京城复任翰林院修撰。
    当时的明武宗朱厚照在明朝历代皇帝中算是位擅于玩乐的奇葩皇帝，他从小机智聪明、善于齐射、喜武好动。父亲明孝宗朱祐樘36岁时便驾崩，由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武宗即位不久，便宠信重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张永、谷大用等八人，史称“正德八党”。朱厚照将所有奏章交给刘瑾处理，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朱厚照血气方刚、精力过剩、自制力差，自然沉浸其中，还在西华门另修宫殿密室，称为“豹房”，每日游乐其中。
    后来，刘瑾在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的合力检举下被武宗诛杀，江彬、钱宁等继续得宠，具有边军背景的江彬极力鼓动武宗到西北边境军事要地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区）巡边，朱厚照不顾文臣反对，对巡边之事乐此不彼，还常驻宣府，将他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恰逢蒙古鞑靼小王子率领五万蒙军侵袭边境，武宗获得消息后十分兴奋，认为这正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决定亲自率军迎击，还匪夷所思地自贬身份，给自己封了一个"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然而朝廷上下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土木堡之变”却历历在目，当年英宗朱祁镇率20万大军北征瓦剌，却在兵败后被蒙军俘获。得知武宗的想法后，朝内大臣极力劝阻，甚至以命相逼，但朱厚照依然我行我素。不过朱厚照还是有些军事天分，最终险胜蒙军，取得“应州大捷”。然而，许多文官大臣却在这一次事件中受到影响，一向正直敢言的杨慎也在其中。
    事前，杨慎针对朱厚照的“荒唐”行为，呈上了《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陛下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极力劝阻武宗的行为，武宗对此毫不理睬。杨慎无可奈何，在失望与悲愤之中称病告假，回到了家乡新都，这一年，他30岁。
    此前，杨慎在京城任职期间，已娶有一位妻子王氏（正室），但到他告假还乡后不久，王氏便离世。不过，就在回乡新都期间，他遇到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另一半 —— 黄娥。

    黄娥，四川遂宁人，父亲黄珂曾任工部侍郎。黄珂与杨廷和曾同朝为官，再加上皆为四川老乡，因此关系一直很好，黄娥与杨慎两家算得上世交。黄娥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8年），比杨慎小10岁，自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她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对诗文辞赋十分擅长和热爱，而且生得端庄美丽。与杨慎一样，年少时便因诗赋在京城小有名气，后来曾与薛涛、卓文君、花蕊夫人被世人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她在京城的豆蔻年华之时，便在《闺中即事》一诗中写道：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
    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对于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子，一般的男子的确很难入其法眼。不过，早在黄娥刚刚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一直对“状元哥哥”杨慎钦慕已久。然而，对于黄娥来说，或许有些造化弄人，杨慎在京城已娶得王氏（正室）为妻，黄娥此生似乎将注定错失这段缘分。
    不过，“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天却意外给他们安排了一次机会。杨慎回乡之前，黄娥的父亲黄珂因年事已高，已辞官回到了四川遂宁过起了安静的生活。跟随父亲回到老家的黄娥时常想起京城的繁华岁月以及大都市浓厚的文化氛围，不觉内心苦闷，写下了散曲《玉堂客》：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
    梦断魂萦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
    愁眉不展，望断青楼红苑。
    合离恨满，这情衷怎生消遣！
    这首曲子传到京城后，引起了文艺圈的巨大轰动，黄娥的名气更盛，大家都称赞黄珂家出了一位绝世才女。杨慎也不由被这位奇女子的才情深深打动。杨慎回到新都后不久，妻子王氏便于1518年夏天病逝。此时的杨慎与黄娥，一个妻子早逝，一个独守闺房，或许上天刻意眷顾二人，为他们营造了走到一起的绝好机会。
    杨慎在妻子离世后，惆怅与孤独时常萦绕，不禁想起了黄娥，一番打听后知道她还未嫁。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杨慎托人向黄娥家提亲。正德十四年（1519年），21岁的黄娥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哥哥”杨慎。对于此时的黄娥来说，或许在脑海中时刻描绘着他们二人未来幸福美满、相濡以沫的一生。新婚后的他们在新都桂湖之滨的榴阁过了一段幸福而温馨的难忘时光，她在《庭榴》中写道：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
    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番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
    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黄娥身为杨慎续弦继室，将自己比作石榴，并不想与桃李争春，而只等到仲夏时节才开出满枝的石榴花。花开虽迟，却与最爱的人喜结连理，既寄托了对杨慎的深情，也不乏对未来生活的信念与信心。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那位向来喜欢折腾的“混世魔王”朱厚照或许由于折腾过渡，终于将身体透支，口吐鲜血，一病不起。四月二十日，31岁的朱厚照驾崩于豹房。由于武宗无子嗣，朝政暂时由杨慎的父亲、时任首辅的杨廷和掌握。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并在得到皇太后（孝康敬皇后）张氏的准许后，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封藩于湖广安陆，即今湖北钟祥市）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即明世宗）继统。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首辅杨廷和总览朝政37日后，15岁的明世宗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史称嘉靖帝。嘉靖即位后，杨慎在父亲杨廷和以及妻子黄娥的鼓励下，再次积极投身仕途。他对新的朝局满怀希望，希望能有机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北宋张载的名言不正是千百年来儒家弟子读书的终极意义么！杨慎回到京城后被复任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经常给嘉靖讲课。
    然而，年轻的嘉靖也并非是个温顺的主。他本为藩王之子，与前帝朱厚照一家上下并没有实际感情，他的皇位得来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认为，按照当时的礼制和惯例，嘉靖帝应该尊孝宗（朱厚照的父亲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亲为皇叔母兴国太妃。通俗的讲，就是认朱厚照的父亲孝宗为亲爹，而自己的亲爹则为皇叔，自己的生母则为皇叔母，即自己的爹妈已不再是爹妈。朱厚熜对此十分不悦，无法理解和接受，认为自己继承的是皇位，怎么可能成为他人的后裔。于是双方展开了艰苦卓绝且影响巨大的“斗争”，史称“大礼仪”事件。
    从嘉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无可厚非，也情有可原，因为皇帝也是人，怎么可能因为继承了皇位，便“认他作爹”而弃自己的亲身父母不顾。况且自己的情况也并非如几百年前宋孝宗提前被宋高宗领养后而继承王位。在自己看来，孝宗对于自己只是个陌生人。嘉靖坚持自己的立场，表面看似乎是出于自然而客观的人之“天性”——孝心，然后背后更多映射的却是权利之争。嘉靖原本是一位普通藩王，被意外授予皇位，毫无政治根基，通过对抗朝臣们提出的传统礼制，坚持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是为了真正地获得自己的皇权，而不希望自己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在这场“斗争”中，嘉靖帝是强硬的，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让自己在后来45年的在位期间成为了一名实权在握的政治家，甚至连起初令世人无限敬仰的“正人君子”严嵩也终被嘉靖“调教”成了世人唾弃的绝世奸臣。然而，这场“大礼仪”斗争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作为百官之首的杨廷和在巨大的压力下请求退休还乡，地位已经趋于稳固的嘉靖或许早就对杨廷和心怀不满，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了杨廷和的要求，66岁的杨廷和随后回到了家乡四川新都养老。不过，此次“大礼议”的纷争中，杨慎的“叛逆风骨”却表现得更为突出。
    时有“新锐派”张璁、桂萼等人在大礼仪事件中极力迎合嘉靖帝，获得嘉靖的重用，成为推行嘉靖意志的急先锋。杨慎等人一再上书抗议并请辞，称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抗拒张、桂等人不就是抗拒自己么，于是不惜使用暴力镇压，下令将带头的八人下入诏狱。消息传出后，朝臣上下群情激愤。杨慎相约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200多人，义愤填膺地说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200多位大臣浩浩荡荡地来到嘉靖起居的文华殿外的金水桥、左顺门一带集体擂门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一时殿门外鬼哭狼嚎。嘉靖怒不可遏，下令锦衣卫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并加以廷杖，其中16人被当场打死。杨慎也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被打了个半死，后慢慢苏醒；十日之后，再被廷杖一次，几乎丧命。
    左顺门廷杖事件后，反对议礼的官员开始纷纷缄口，事件慢慢得到平息，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得最终胜利而告终，他的亲生父母终于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皇考和皇太后，而明孝宗和张太后则成为皇伯考和伯母皇太后。
    事后，嘉靖下令将杨慎终生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永不启用。此前，嘉靖本打算将杨慎流放至山西雁门关，他问了问身边的官员：“全国到底哪里最艰苦呢？”身边的人说道：“陛下，俗话说‘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当然云南最苦了！”嘉靖听后恍然大悟，心中暗念：“哎，差点便宜了杨慎这小子！”于是决定将杨慎改充云南。当时的云南永昌地处明朝西南边陲，自然环境和气候极其恶劣，而且常年有瘴毒之气，“终生充军”意味着将在那里服刑充军直到老死，这相当于给杨慎叛了死刑。可见嘉靖对杨慎是多么的“恨之入骨”。
    37岁的杨慎作为曾经的状元，本应前途无量，如今落得个终生充边的罪刑，从此仕途彻底无望，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而对于他的家庭，也是一场不小的变故。年仅26岁的黄娥作为妻子，对落魄的丈夫并无怨言，反而对他极尽劝慰和贴心照顾。
    嘉靖三年（1524年）秋，还未过完中秋的杨慎在官府人员的押送下，踏上了从北京到云南永昌的发配之路。黄娥不辞路途风霜之苦，一路陪伴丈夫，照顾起居。然而，从北京到永昌，有六千多里的漫漫长路，除了路途险远，还有更大的危险。在此之前，父亲杨廷和执掌朝政期间，曾大力整顿吏治，辞退了朝中不少无能的闲散官员，他们对杨慎父子恨之入骨。而此时见杨慎落难，他们便沿途尾随杨慎，打算在半路上寻机加害。杨慎知道此事后谨慎行事，时刻保持警惕，昼伏夜行，不给寻仇者任何可乘之机，直到山东西北的临清县，加害他的人才失望地散去。

    十二月十五日，此时已是严冬，漫天飞雪，寒风凛冽，黄娥陪伴杨慎来到了湖北江陵的驿站。江陵地处湖北与四川的边境，到云南的路途已经近半，然而后半段的行程将更加艰险。杨慎看到娇弱憔悴的妻子，再也不忍让她继续跟随自己前进，于是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饱含深情的写了一首《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赠给黄娥：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
    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娥悲从中来，也填了五首《罗江怨》表达不舍心情。其中有曰：
    关山转望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
    离乡背井，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
    炎方风景别，京华音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
    二人在江陵渡口依依惜别，黄娥独自踏上了回乡之路，杨慎也继续前往永昌。1255年初春，黄娥回到新都，她仍十分担心杨慎沿途安危，含泪作诗《寄外》：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她来到榴阁，这里曾是他们当年新婚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心里不禁泛起许多美好的回忆，思念涌上心头。她悉心的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同时也终于盼到了杨慎从云南寄回来的第一封家书：“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黄娥悲喜交加，凄然写下四首《黄莺儿》，其中有阕：
    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途满眼登临倦。
    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
    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她还在《失题》一诗中写道：
    泪珠纷纷滴砚池，断肠忍写断肠诗。
    自从那日同携手，直到而今懒画眉。
    无药可疗长恨夜，有钱难买少年时。
    殷勤嘱咐春山鸟，早向江南劝客归。
    字里行间，寄托着无尽的相思与悲苦。读完之余，不禁催人泪下。天各一方的才子与佳人就在这一封封家书中互诉心肠，表达着彼此的牵挂之情。

    明朝与宋朝一样，凡与帝王、奸佞等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官员，即使获罪，在官员和百姓当中都会成为令人敬仰瞩目的“斗士英雄”。杨慎自然也是这样的斗士，况且他还有状元这个特殊身份。因此，令杨慎十分安慰的是，当他来到云南充戍后，各地官员百姓都十分善待于他，给了他非常宽松自由的生活环境。杨慎于是有许多时间游历各地、体察民情、结交朋友、收取弟子，顺便深度思考一下生命的终极意义。
    杨慎充戍期间，曾多次往来于四川、贵州与云南之间，其中11次回到四川，9次回到新都，1次到贵州。或被他人邀请，或回家探亲，而且他在各地皆被当地官民热情接待。此时的他，在仕途方面或许是苦闷和无望的，但在精神生活方面确是非常富足的。
    俗话说，孤独和痛苦是文学的温床，而此时的杨慎无疑具备了这种环境条件。在此后充边云南的35年间，他创作了大量文集著述、书法、绘画、散文、诗歌、杂曲、词赋等，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滇载记》等著作400余种，且存诗约2300余首。《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无可否认，正是由于杨慎被充边云南的特殊经历，才真正成就了明朝首屈一指的大文仕。
    嘉靖五年（1526年），父亲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到家乡新都探亲。杨廷和见到儿子后非常高兴，病情也缓和了一些。杨廷和病愈后，杨慎便又返回永昌，这次妻子黄娥也随杨慎来到了云南，陪伴他生活了两年多。杨慎回到永昌后，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丁步卒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守卫官员一起打败了叛军。
    1529年，71岁的杨廷和在新都去世，杨慎请求云南巡抚欧阳重替他上报朝廷，让自己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办理完父亲丧事，即将返回云南。妻子黄娥又将面临与杨慎的离别，他对丈夫依依不舍，作曲《罗江怨》，内心的凄苦之情洋溢其间：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
    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
    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杨慎充边其间，远在京城的嘉靖却始终对他“恋恋不忘”，或许杨慎父子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十分关心杨慎在云南是否过得舒心。于是，时常向身边的人问起杨慎的近况。大臣们知道其中的“奥妙”，为了保护这位“楷模先驱”，大家都说杨慎“老病”、“颓放”，嘉靖听后方才放心。杨慎听到此事后，心中苦闷，没了妻子黄娥陪在身边，他于是开始放浪形骸，时常纵酒自娱。《乐府纪闻》记载道，杨慎在闲暇时以红粉傅面，将头发梳成少女的两个丫髻造型，并插上红花，完全一副歌妓模样，搂着真正的歌妓，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如此“有伤风化”的行为，他已不再过多顾忌。“陛下，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好吧，我就这样！”表面的放浪之下，何尝不是一颗受伤与孤独的灵魂。
    其实，杨慎以及黄娥心中时刻都在企盼着有一天能被皇帝赦免。然而，嘉靖没有给他机会，老天也没有给他机会。在他充边的35年期间，嘉靖的的确进行了六次大赦，但对杨慎却是“铁石心肠”。嘉靖时刻告诉自己：只要我朱厚熜在世一天，你杨慎就别想过舒服日子。而且杨慎的运气也极其不佳，嘉靖帝在位时间共45年，在整个明朝仅次于万历帝的48年（含张居正主政10年）。看来杨慎此生已经等不到嘉靖退位或驾崩的那一天，只能在云南边境终老一生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65岁的杨慎在朋友黔国公沐朝弼（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的八世孙）的帮助和运作之下，借兵役已满之名回到了四川，寄寓于江阳（今四川泸州）。江阳算是杨慎在四川的第二故乡，这里亲朋好友较多，其中江阳世袭卫指挥使韩适甫、韩述甫弟兄二人，是杨慎的姨表兄弟（杨慎姨妈的儿子），经常留他在江阳歇脚。后来，他的幼子杨宁仁也娶了江阳士人腾恩官的女儿为妻。杨慎在泸州寓居了约六年。泸州自古以来盛产美酒，而且年过花甲的杨慎在经历坎坷之后再与亲朋好友相聚，自然是“一壶浊酒喜相逢”，于是他在江阳的长江岸边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临江仙》，用“是非成败转头空”感慨了自己这一生。
    然而，好景不长，杨慎的“良好近况”终于还是被远在京城的嘉靖帝知道了，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新任的云南巡抚派四位指挥将他“械押”回永昌戍所。此时的杨慎已年过古稀、多病缠身，却仍不被皇帝所容，他总结了自己的这一生遭遇，悲愤地说道：“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7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读书有今日，何不早躬耕！”次年七月，72岁的杨慎在云南永昌的一座佛寺内郁郁而终。
    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许多当地官员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将杨慎的尸体殡殓入棺，派人送还至家乡成都新都安葬。远在新都的黄娥听到丈夫的噩耗后，悲痛不已。她来到江阳（今泸州），将丈夫的灵柩迎回了家乡新都，安葬在杨廷和的墓旁。
    杨慎与黄娥，自喜结连理那天起，只过了5年的平静生活。之后30多年的生离，一直未等到赦免和相守的那一天，换来的却是今日的死别。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太过无情和残酷。10年之后，72岁的黄娥也在新都走完了她的一生，死后葬于杨慎墓旁。因杨慎为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墓地也被称为状元坟。
    关于杨慎的死，民间也另有传说。据说他被押回云南后，有人说他的死只是一场“烟幕弹”。他实际上伏居于江阳，直到终老。期间，隆庆元年（1567年），嘉靖驾崩后，杨慎还曾获得了新继位的明穆宗朱载坖为“大礼议”诸臣平反的机会。
    ——此节完——

    第四节明末乱世起，献忠入成都
    天启七年（1627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北方的京城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年轻的天启帝（明熹宗）朱由校心情大好，在他最近亲的乳母客氏、太监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的西苑游玩。龙船将一行人载到桥北浅水处停了下来，朱由校与身边的人便开始在船上宴饮作乐。朱由校觉得并不过瘾，于是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荡漾小舟。忽然，一阵狂风吹来，小船竟被吹翻，朱由校随之跌入水中，险些丧命，周围之人赶紧将他救起。这次意外虽然没有酿成大祸，但朱由校经过这次惊吓，身体却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
    不知到底是否因为朱由校身体有“先天缺陷”，还是老天对他太过“忌恨”，他的三个儿子及三位公主要么胎死，要么夭折，六个子嗣一个都没给他留下。八月十二日，朱由校或许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召来同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进入他的卧室，眼含泪水，饱含深情地对他说道：“来，吾弟当为尧舜！”10天之后，23岁的一代“木匠”皇帝朱由校驾崩于乾清宫。17岁的朱由检随即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1627年10月2日）登基，年号崇祯。
    崇祯即位后，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似乎完全具备了一位“贤君”潜质。崇祯即位不到三个月，便利用文官集团与魏忠贤的矛盾，顺水推舟，铲除了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
    然而，志向远大、励精图治的的崇祯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超出他个人能力范围所能扭转的局面。他的爷爷万历帝，在亲政后二十多年连续不上朝，国家正常运转几乎停摆，党争持续不断，朝政日益腐败。同时，北方的后金女真强势崛起，并将南攻大明作为了主要战略目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打败，从此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万历之后，崇祯的父亲朱常洛即位，但仅仅在位一个月后便因身虚，吃下鸿胪寺丞李可灼呈上的两颗红色药丸后便一命呜呼。崇祯兄长天启帝朱由校16岁即位，纵容乳母客氏及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将举国上下搞得乌烟瘴气。朱由校却放任自流，不理政事，成天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捣鼓木工之活，终于将自己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据工匠精神的木工与建筑大师。经过万历和天启两位皇帝折腾后的明王朝，已是一位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垂暮老人。
    不但如此，自万历晚年起的明朝末年，整个中国已进入千年一遇的小冰河时期，年均气温骤降，冬天暴雪漫天，夏天干旱与洪涝则相继施虐，几十年间粮食大幅减产。不仅如此，鼠疫、瘟疫、蝗灾也相继爆发，导致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加之百姓赋税日益加重，政府官员贪腐霸道，各地藩王以及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至民怨四起，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此外，崇祯虽然勤于政务，且勤俭简朴，在明朝众多皇帝中，相比之下，算是位“品格高尚”的劳模。崇祯或许想当一个好皇帝，希望大明王朝能在自己手里“再次伟大起来”，他也很努力，但对于皇帝来说，崇祯的个人性格却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他多疑、猜忌、敏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导致频繁任用、贬谪官员，并随意训斥、杀戮，造成了他与官员集团之间的巨大隔阂，至君臣上下离心，能干的官员要么被杀，要么降清，直至后来无人可用，剩下一些只会欺上瞒下、见风使舵的官员，最终加速了明朝的迅速衰亡。
    崇祯八年（1635年）刚刚过完新年不久，北京紫禁城内，一位神色慌张的朝中官急匆匆地赶往皇宫面见崇祯皇帝，向他汇报了一件紧急军情。崇祯听完大臣的汇报后，跌坐在龙椅之上，面色凝固，不知所措，惊恐、无奈、愤怒之情齐涌心头。不一会儿。他穿上丧服，来到皇祖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以表哀悼。第二天，崇祯帝下令将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南京兵部尚书吕维褀削职为民，并将凤阳巡抚杨一鹏和巡按御史处死。

    原来，令崇祯震怒的这件事正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率军在安徽凤阳掘了崇祯的祖坟，并拆了太祖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还放火烧了老朱家的皇陵。老实说，张献忠这事做得有点过分，过分得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难以接受，崇祯因此对张献忠恨之入骨。此时的张献忠在安徽带领的农民军人数已是数万之多，而此时距离他发动农民起义仅约五年。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的一家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位当地贩卖红枣的小商贩。他小时候曾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为富人家放羊。长大后曾参军，在延安府当过捕快，因犯事而被革职。失业后的张献忠后来来到延绥镇，在明军延绥总兵王威手下当了兵。有一次与其他士兵一起犯了军纪，包括他在内的18人将要被问斩。这时，延绥参将陈洪范正好走了过来，张献忠大起胆子仰面求恕。陈洪范见张献忠身材魁梧、相貌奇异，便为他向王威求情。最终，其他17人都被杀头，而张献忠仅仅被鞭打了100下，留下了一条性命，而后流落乡间，再次沦为失业青年。后来，张献忠起义后，经常感念陈洪范的救命之恩，常对人说“陈总兵活我！”据说还请人为陈洪范刻了檀木像供于军中。
    天启末年，全国各地灾荒四起，而陕西地区尤为严重，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根本无法生存，以至到了吃观音土、草根、树皮，甚至易子而食的地步。然而，与灾民生活相对应的是，明朝的贵族和地主阶级们却依然过着腐朽奢靡的生活，其中崇祯的叔叔、福王朱常洵的生活尤为奢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常洵就藩于河南洛阳。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曾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万历帝还赏赐了良田4万顷。然而，朱常洵对此并不满足，他在洛阳享受着百姓和国家的供养，成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当地发生灾荒后，地方官员请求朱常洵帮助赈灾，但他却舍不得拿出一分钱粮救济百姓。事情反应到崇祯那里，崇祯虽然气愤，对对此却毫无办法，谁让当初太祖定下的这个封藩制度呢。朱元璋曾规定，各地的藩王并不承担地方的民事及军政责任，而且也无需向国家交纳任何赋税。明朝面对外部强大的国防军事压力，将所有的国家财政支出寄托在老百姓的赋税上面。面对如此境况，明末的百姓，甚至内部一些官兵也对这些贵族地主无不恨之入骨。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县的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饥民冲入县城，将张斗耀杀死，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崇祯元年（1628年），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也相继揭竿响应，高迎祥被称为“闯王”。不久，李自成也加入义军，后投入高迎祥旗下，成为“闯将”。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并追随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
    《锦里新编》中记载，张献忠身材瘦长，面色微黄，胡须长达一尺六寸，身形敏捷，果敢豪气，在军中有一外号‘黄虎’”。张献忠的队伍初期隶属于王嘉胤部，因张献忠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又在军队中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且足智多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于是后来自领一军。张献忠的部众以骑兵为主，其中骑兵占约7成，步兵3成，主力部队人人配备精骑战马或双马。他的部队每攻下一地，首先搜索的便是马匹，其次才是粮草辎重和金银财宝。在强大的配置之下，他的部队战力惊人，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由最开始的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三家”农民军以高迎祥为盟主，率军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领的部队也属于十三家之一。明朝前期镇压义军的策略主要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并由主抚派杨鹤任三边总督。此时的朝廷为了更好集中力量围剿义军，改由强硬派的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上任后，以重兵包围义军中心地区，高迎祥接连受挫，被迫向西部山区转移。

    1634年，张献忠率军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明朝重庆女总兵秦良玉率军迎击。张献忠慑于秦良玉威名，不战而逃，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湖北、湖南）。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打破明军的包围，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史称“荥阳会议”。大家讨论后决定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掘掉明朝祖坟，以给予明王朝政治、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会议结束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直逼凤阳。
    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建国后，曾将凤阳作为中都，并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了皇家陵墓，凤阳也因此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龙脉所在地。崇祯和凤阳守军怎么也不会想到，农民军会打凤阳的主意。崇祯八年，凤阳的军民还沉浸在元宵节的热闹氛围之中，这一天清晨，大雾还未散去，张献忠率军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便攻入凤阳，全歼了两万明朝守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并当众斩首凤阳知府颜容暄。随后，张献忠将凤阳地主富户全部搜出处决，并开府放粮，分给百姓。他还让人砍光了皇陵周围的几十万株松柏，烧毁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皇觉寺），还掘了皇家祖坟。
    崇祯九年（1636年）初，农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张献忠的部队已达十几万人。同年九月，闯王高迎祥在黑水峪（今陕西周至县黑河水库）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兵败受俘而死。李自成接过高迎祥的大旗，成为新的“闯王”，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但是，由于军各义军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各自为战，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张献忠接连失利后的兵力也锐减至几万人，不得已之下，在谷城（今属湖北襄阳）接受了明朝兵部尚书、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的招抚。此后义军基本就只剩李自成还在孤军奋战，最后也被逼到陕西商南的山区里躲起来娶妻生子去了。张献忠“就抚”之后，“巧妙”地拒绝了朝廷对部下的改编和调遣，保存了大部分实力，并利用朝廷发放的粮饷招兵买马，暗中“回血”，同时联络已投降明军的罗汝才，并支援外围李自成，等待东山再起之机。此时明朝廷将剿匪主力孙传庭、洪承畴等人调往辽东防范清军，因此明朝官员对张献忠等人的行动并无觉察。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成功“回血”后的张献忠于谷城再次发动起义，与罗汝才、李自成形成联动，杀了明朝一个措手不及，农民起义再掀高潮。张献忠离开谷城时，还不忘把官府中向他索贿的大小官员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墙之上，让老百姓将明王朝的腐败看得清清楚楚。崇祯下令将熊文灿逮捕杀害，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义军。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明军左良玉击败，只好率军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张献忠又被杨嗣昌的军队袭击，伤亡惨重。杨嗣昌与左良玉本有矛盾，张献忠于是借此机会派人携金银财宝贿赂左良玉，并在信中说道：“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你的死期也不远了。”左良玉于是斗志开始松懈，张献忠抓住时机，集中兵力进行猛攻，明军终被击溃，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宣告破产。张献忠随之顺利进入四川，并在那里逗留了半年多才离开四川。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实践，此时的农民军已逐渐变得成熟。尤其是李自成，开始吸收知识分子的意见，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策方面，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的方针，同时加大瓦解敌人的革命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战略上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再以一夜300里的速度，摆脱官军追击，于二月返回湖北袭取襄阳，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与张献忠意见不合投附李自成。自此，农民军基本形成了张献忠、李自成两股主要势力。张献忠不久在信阳战败，转入安徽。
    崇祯十四（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李自成全歼明军孙传庭主力于潼关，孙传庭战死。孙传庭军本为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最后一支劲旅，孙传庭死后，明朝也进入了最后的黄昏。随后，李自成入西安，尽占甘肃、陕西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了大部分明朝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也已攻下汉阳、武昌，控制湖南全境，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农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而，随着形势的好转，两境相接的李自成与张献忠之间的关系却开始变得微妙。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张献忠紧急召集自己的亲信部下汪兆麟等人来到府中议事。会议开始后，张献忠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他打算南下南京建国称帝。部下们十分诧异，张献忠的队伍向来热衷并擅长打游击战，长期的流动作战也让明朝军队疲于奔命，同时也在各地藩王、地主那里掠夺了巨额的金银财宝和粮食，而大家从未提及建国称帝一事。听到张献忠的想法后，大家非常迷惑，一些人也提出，此时称帝时机尚未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广积粮，缓称王”。面对部下们的疑虑，张献忠向部下们展示了一封来自李自成的檄文信件，大家才明白张献忠建国称帝的缘由。
    李自成与张献忠本为陕西同乡，而且同岁，张献忠比李自成大4天。起义之初，张献忠地位远在李自成之上，那时的张献忠已是十三家首领之一，且实力不弱，而李自成那时只是十三家之一的高迎祥旗下的一名“闯将”。二人于崇祯八年（1635年）的十三家举行的“荥阳会议”上初次见面，当时张献忠对李自成颇为赏识。之后，张献忠与高迎祥的队伍合力东进，攻下凤阳。然而，进入凤阳后，张献忠和李自成由于在战利品分配上出现分歧，让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和矛盾。据记载，当时张献忠攻下凤阳后，获得了一支皇家戏曲乐队，李自成非常喜欢，于是向张献忠提出能否将这只乐队给予自己，但张献忠或许因为舍不得而拒绝了这个请求，从此二人在内心结下了梁子。
    1636年，闯王高迎祥在陕西周至县黑河口被明朝陕西总督孙传庭打败而被杀，余部依附于李自成，他便从一个曾经的“闯将”一跃成了新的“闯王”，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首领之一。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攻取湖北襄阳，自称为“新顺王”。十一月，李自成占领西安，随后建立“大顺”，并开始为建国称帝进行着筹备工作。此时的李自成实力应稍在张献忠之上。在此期间，李自成命人向张献忠带去了一封檄文信件，告知自己即将建国称帝，并计划马上准备率军北伐，进攻北京。这封檄文其实也在提醒张献忠，认清形势，接受李自成的称帝，并紧跟自己的“革命路线”，当个合格的臣子。张献忠收到檄文后，破口大骂，他无法接受李自成的“后来居上”和狂妄自大，于是召集部下讨论自立称帝的想法。

    面对李自成的“欺人太甚”，张献忠部下也愤慨不已，对南下攻取南京建国的想法并没有多少异议。汪兆麟为张献忠的女婿，心思慎密、多谋略，深得张献忠信任。他认为，明朝陪都南京属于四战之地，并不适合定都建国，而四川成都最为适宜。他说道：“当年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以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以北出汉中平定西北，东出长江可以平定江南，进而夺取天下；退则可以北守剑门，南扼三峡，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虽然江南富庶，但那里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因此有重兵把守；但明朝在四川的军力相对薄弱，而且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作为我们建国后的重要后盾。”张献忠听后，觉得颇有些道理，但他仍十分纠结。汪兆麟知道张献忠十分迷信，于是找来占卜师，以南京和四川两地进行占卜，结果得出入川建国为大吉之兆。不仅如此，张献忠部队前期曾多次入川作战，对四川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形非常熟悉，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进入四川建国。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张献忠率领60万大军从岳州（今湖南岳阳）出发，渡过长江，浩浩荡荡向四川进发。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夔州（今奉节），进入万县，由于洪水暴涨，于是滞留三月。
    在张献忠入川的同时，北方大地也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随之亲率大军直逼京城北京，沿途的大明守军纷纷投降。三月十九日清晨，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北京正阳门，迎李自成部队进入京城。绝望的崇祯，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煤山，在蓝袍上写下遗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随后，主仆二人在一颗大树上自缢身亡，崇祯时年33岁。至此，明朝灭亡。四月，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吴三桂与多尔衮率领的清兵联军击败。李自成对北京烧掠一番后逃回西安，清军随后入驻北京。五月，明朝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于南京即位，即南明弘光帝。
    远在南方的张献忠在万县修整一番之后，继续向重庆进军，随后连克梁山（今重庆梁平县）、忠州（今忠县）和涪州（今涪陵），击败总兵曹英，攻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传奇女将秦良玉率兵迎战，因寡不敌众，被张献忠击败。农民军随之攻克泸州，并于六月二十三日攻入重庆。从汉中逃来重庆的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农民军俘获后处死。

    七月初四，张献忠命刘廷举留守重庆。他亲自率军，兵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皆望风瓦解，成都城内惊恐不已。蜀王府上下皆打算携金银财宝逃至滇黔一带，结果被当地官员以动摇民心为由阻拦而无法离城。接替陈士奇的四川巡抚龙文光见成都情况危急，调集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卫成都，自己也引兵三千，由顺庆（今四川南充）驰援成都。一时，明朝援军纷纷向成都集中。张献忠派部下伪装成明朝援军，一起混入城中，龙文光对此并无觉察。
    八月五日，张献忠指挥农民军骑兵从资阳、水兵从新津抵达成都城下。情急之下，龙文光悄悄派人趋往都江堰，打算将堤堰决口，将岷江之水灌入成都城壕以求自保，却遇到义军阻击。八月七日，张献忠率义军从四面围攻成都。前期混入城内的义军内应点燃钟鼓楼，成都守兵惊慌之下纷纷逃散。八月初九，张献忠为速战速决，再次运用攻克重庆城墙的成功经验，派人在城墙下悄悄掘出地道，填满火药。义军在点燃火药前纷纷退去，成都守军见此兴奋不已，正要庆祝，忽然一连串巨响，城墙被轰然炸开一个缺口，义军从西北角锦江楼纷纷涌入成都。此时都江堰的大水已到城下，但为时已晚。蜀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内江王朱至沂等在绝望之下投井自杀，明朝四川巡抚龙文光、按察副使张继孟等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张献忠下令处死。巡按御史刘之渤本是陕西凤翔人，张献忠念其同乡，打算用之。刘之勃反而劝说张献忠，求他“改邪归正”，不要杀害百姓，并辅立蜀王世子为主。张献忠哪能听得下去，愤怒之下将其杀害。
    在此期间，从北京逃回陕西的李自成在清兵的步步追逼之下，也派部将马珂率军进入四川东北地区，攻陷明军把守的顺庆（今南充）。九月，李自成命马珂据守绵州（今绵阳），张献忠派艾能奇进攻马珂，结果战败。张献忠于是亲自指挥作战，马珂大败，退守汉中。十月，张献忠部下李定国攻克保宁（今阆中）；孙可望攻下龙安（今四川平武县），留下王运行守城，又率兵攻克茂州（今四川汶川、茂县等地）。接着，艾能奇攻克雅州（今雅安）。至此，张献忠控制了四川大部地区。
    1644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以成都作为西京，以原明蜀王府为皇宫，登基称帝，被官员百姓称为“老万岁”。此时的中国大地，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顺、弘光帝在南京建立的南明，以及入主北京的清朝，开始形成“四足鼎立”的局面。

    图7-4-1 1644年十一月全国形势图
    大西政权组织结构中主要包括：张献忠分封四名义子为“四将军”，其中张可望（本名孙可望）为平东王，张定国（本名李定国）为安西王，张文秀（本名刘文秀）为抚南王，张能奇（本名艾能奇）为定北王。四王各领一军，分据各方要地。此外，还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百官，其中左丞相汪兆麟，右丞相严锡命，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还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造“大顺通宝”作为通行货币。此外，开科取士，选拔进士三十人，被派往各郡县为官。大西政权还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免除三年租赋。张献忠在政治方面采取高压手段，严厉镇压前明残余复辟势力的军事叛乱行为，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等等，违者严刑正法。同时，大西政权加强内部整肃，两任礼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兵部尚书龚完敬，张献忠的义子、神策营都督张君用等皆先后获罪被杀。
    然而，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让自己从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真正转变为一名政治家，无论是战略眼光、对下属的管理、以及任用人才与治国之道，皆无法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快便走向绝境。
    大西政权建立后，面对的主要压力包括：内部叛军、南明残余势力、地方地主武装相互串连，尊奉并联结南明政权进行对抗；北边邻居李自成的虎视眈眈；已逐渐逼近四川的清朝军队。
    大西刚刚建立不久，川东北的保宁府（今阆中）由大西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据守，而马元利则率军攻取顺庆（今南充）并负责驻守。为求发展，张献忠对北面的李自成势力也开始采取主动攻击态势。汉中自古以来便是四川北出的咽喉要道，当年刘邦从这里出击关中，进而逐鹿中原；刘备刚刚建立蜀汉，第一战便是攻下汉中，张献忠深知其中要害。1645年元旦刚过，张献忠想起了三国时期的“隆中对”，对部下们说道：“三国以来，汉中就属于四川。今天，我们定都四川，如果不拿下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啊！”于是张献忠亲率大西军主力北上，攻打大顺占据陕西汉中地区。开始张献忠的大西军进展十分顺利，主力先锋李定国（张定国）迅速打败大顺大将韩文而占据汉中。但随后李自成派大顺名将贺珍率部迅速救援汉中，先在褒城打败并生擒大西虎威将军张能第，后又两次打败大西军主力李定国部，最终迫使张献忠不得不退回西川，占取汉中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汉中之战前期，张献忠曾率军途经梓潼七曲山，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七曲山是梓潼神、文昌帝君张亚子的庙祠。张献忠仰视神庙，看见题额上的张亚子大字，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地位，他便主动认亲，说道：“张老夫子姓张，我也姓张，他可是我的祖宗啊！“于是，张献忠为张亚子上尊号“始祖高皇帝”，并命人修庙刻石以便祭祀。
    除李自成外，张献忠也不得不与南明势力展开对抗。就在张献忠大军进军成都的同时，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任命四川巴县人王应熊为兵部尚书，坐镇遵义，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四省军务。又任命四川叙府人樊一蘅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四川、陕西两省军务，命其纠集在四川的残明势力，集中对付张献忠。四川各地的明朝旧部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人死灰复燃，纷纷聚集兵马，联结地方势力，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带来巨大威胁。

    这些南明势力在四川境内主要来自三个方向：
    （1）川南杨展：在张献忠军攻陷成都之前，从各地赶来救援的明朝官军，大部分或死或降。明军总兵刘镇藩率部下突围，本人受伤后投浣花溪而死，其2000余名部下溃围而出，驻扎于新津县宝子山渔波桥，等待刘镇藩旧将收编。此后，刘镇藩的裨将杨展将趁此机会大放异彩。杨展，字玉梁，四川嘉定（今乐山）人，武艺高强，明崇祯十年（1637年）武进士第三名。张献忠围攻成都时，杨展与曹勋率精兵三千守卫成都，个人斩敌二十余人。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杨展被农民军俘获，被押往城外进行问斩。刽子手见他身上的战甲光彩艳丽，便向杨展问道：“ 老哥，你将要死了，可惜了你身上的这身锦甲，不如你将它送给我吧！” 杨展灵机一动，说道“ 没有问题，但我有个请求，我死后想得个干净身，不想将尸首狼藉于地上，就麻烦你让我葬身于河中吧！”刽子手不知是计，便将他带到河边解绑，准备剥掉他的战甲后行刑，杨展趁其不备，夺刀后将两名刽子手反杀。杨展乘机跳入水中，不知去向。杨展脱逃后，经新津逃到嘉定，刘镇藩部下的这股残余势力，便奉杨展为参将，杨展于是展开与大西政权的持续对抗和报复。不久，杨展袭取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弘光元年（1645年），在南明樊一蘅、马应试、余朝宗的协作下攻占叙州（今四川宜宾），大败张献忠部将冯双鲤。后被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接连击败，退守贵州仁怀。杨展随后拜见了坐镇遵义的南明兵部尚书王应熊。后与皮熊收复永宁（今四川叙永），合兵八万，屯聚鱼腹关，偷渡合江（今四川合江县），直逼嘉定。杨展大败张献忠部将梁一训于纳溪（今属四川泸州）。1646年，击败张献忠大将刘文秀，收复嘉州、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雅州（今雅安），直逼成都。
    （2）川西曹勋：明参将曹勋，字宇功，黎州（今四川汉源）人。力大善射，世袭指挥，明末被授为川北坐营参将，与杨展私人关系交好。张献忠围攻成都时，曹勋率兵支援成都。成都失陷后被义军擒获，后循了个机会成功逃脱。逃回家后，曹勋在大渡河被明朝残余势力推举为帅，镇守于荥经。曹勋推举明朝宗室富顺王之子、镇国将军朱平檙为蜀王，被升为副总兵，后攻破雅州（今雅安）。此后盘踞于洪雅、荥经等地，同大西军在大渡河一带展开战斗。
    （3）川东曾英：1644 年七月，张献忠攻下重庆后继续西进。八月，成都陷落后，四川巡抚龙文光战死，马乾任副都御史，代理四川巡抚。1645年，马乾与参议冯良谟派遣副将曾英率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人率军收复重庆，大西重庆守将刘廷举败走。马乾驻守重庆，曾英驻守佛图关。马乾又命总兵李孝立攻取遂宁，遂宁本为产盐重地，于是马乾以遂宁盐业收入作为军费开资，一时川东明军兵盛粮足。张献忠认为“重庆要害之地不可失”，命令义子刘文秀率军3万水路并进夺取重庆。1645年二月，大西军抵达合州（今重庆合川），占据多功城（今重庆渝北区鸳鸯镇翠云山顶）并建立军事要垒。南明曾英与参议刘麟长自遵义赶赴前线救援，曾英命部将于大海、李占春抵挡大西水军，张天相抵挡陆军，自己率领轻骑五百败大西军于多功城，又绕道其后，大破敌军于亭溪，斩大西军都督张广才，刘文秀败走。刘文秀部将又转而进攻嘉定（今四川乐山），亦被杨展军挫败。大西失去川东要地后，曾英名声大躁，威震川东。
    此时的张献忠还不得不时刻面对统治地区内随时可能出现的官员、百姓的反叛。张献忠占据四川后，以高压手段进行威慑官员属下和平民百姓，对于新依附的不坚定的官员和将领进行肃清处决，对于不听话的百姓大开杀戒。如此以来，不仅未能稳定社会秩序，反而使得官吏、生员、百姓、军队人心疑惧，人人自危，于是这些人为了自保，开始与明朝残余势力进行联结，反抗大西。各地军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愤怒和仇恨，于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屠杀，而屠杀又进一步刺激军民更强烈的反抗。如此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最先是峨眉发生告变。明将王祥在遵义起兵、杨展在犍为起兵后，在他们的煽动之下，峨眉万年寺僧众也联络地方势力，斩杀大西官员，起兵反抗。张献忠派兵进剿，反被击溃，一时叙州（今宜宾）、嘉定（今乐山）各地尽失。1644年十一月，大西军上南道地方官郝孟旋叛归南明，邛崃、雅安一带地主绅士也竞相归附南明。
    此外，川北之地也因反生反叛而告失。1645年十月起，原大西政权的地方官熊应瑞发动反叛，占据了川北重镇顺庆（今南充）。在川北各地，涂抹大顺年号、改为弘光年号的事件屡屡发生。叛军对于大西军所设置的官吏，有的被刺杀于府衙或家中，有的被投入水火之中，有的到任两三日便被杀害，甚至有一县在三四个月内有10余名大西官吏被连续杀害。早先覆灭的残明势力卷土重来，与这些各地武装相互呼应和联结，对大西政权形成巨大威胁。
    此时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总结起来便是“内部崩塌，外部紧逼”，灭亡或许是其最终的宿命。然而，北方的邻居李自成却在清军的步步追逼之下，“先人一步”而去！1644年，李自从北京回到陕西后在清军面前节节失利。1645年正月，潼关失守，李自成放弃西安，遁走东南。四月，清军在湖北、江西大败大顺军，切断李自成东下去路。五月初，大顺军到达湖北通城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20余人登山探路，被当地民兵武装姜大眼袭杀，一代农民起义领袖、明朝的掘墓人就此陨落。李自成死后，大部分余部转入川东北和夔东山区成为“夔东十三家”，与“西山十三家”、“摇黄十三家”等地方武装力量，互为融合，依附南明，继续抗清。
    此外，南明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645年五月仅仅在位一年的弘光帝被清军俘获，送往北京，弘光政权覆灭。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州监国称帝，年号隆武，史称"隆武政权"或"唐王政权"，并迅速得到各省的承认。
    1646年初，清军进入陕西后，于五月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进剿张献忠。五月初五，豪格率部由西安向汉中进发。五月十八日，清将尼堪抵达鸡头关，击败驻守当地的大西军；清军抵达汉中后，又击溃大顺残余势力贺珍所部。二十五日，豪格遣鳌拜、马喇希等分别于汉中、西乡追击大顺残余贺珍、孙守法部和刘体纯部（后来的“夔东十三家”之一）。
    与此同时，南明杨展领兵收复川南各地州县，挥师北进，直逼大西的大本营成都。南明总兵曾英、参将王祥也从川东方向合兵紧逼成都。
    面对南明与清朝的夹击，大西的地盘越来越小，张献忠如坐针毯，深感危机可能很快到来，不得不开始考虑后路。张献忠自起兵以来，在全国各地搜刮了巨量的金银财宝，财富甚至远远超过明朝的崇祯朝廷。据说，大西刚刚建立时，张献忠曾在成都举行过一场“斗宝大会”，他将24间屋子堆满各种奇珍异宝，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各种金银首饰、玉器珠宝、金锭、银锭竞相斗艳，目不暇接，观者无不瞠目结舌。据学者估计，张献忠称帝后，其白银至少有数千万两，如果按照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600元的购买力进行换算，张献忠的财富则达到数百亿人民币，可谓富可敌国。

    此时的张献忠或许想过，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很可能会命丧四川，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造反而抢来的巨额财富最终也将归于他人，不如带领亲信精锐离开四川，在川外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好好享受生活。然而出川的道路历来只有两条，北出汉中，可那里是陆路，不易运输，而且陕西是清军的地盘，自然不在考虑范围。因此长江水路是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
    1646年七月初，张献忠调集成都10余万精锐，战船千艘，并将成都府库中所存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粮草辎重悉数装上了一百多艘大船，做好了放弃成都、沿长江进入湖北的准备。屯兵于彭山的杨展得知消息后，决定在离成都约60公里的彭山沿江一线至江口两岸布置重兵和战船，设下埋伏，阻击大西军。不久，大西船队蔽江而来，准备出江口进入岷江。等待在此的杨展大军突然发起攻击，大西军仓促应战。杨展另派若干小船，满载火器和大量可燃物资，准备攻击义军船队。双方交兵之际，正好狂风大作。杨展见此良机，命令自己的战船从两翼排开，中间派早已准备好的火船发动正面冲击。火船顺风冲入大西军船队，大西船只纷纷着火，顿时一片混乱，只得掉头向江口回撤。但由于江岸狭窄，各船首尾相接，根本无法进退，再加上火势更猛，大西军全线溃败。在大火蔓延，以及杨展军的流矢、枪铳攻击之下，大西士兵自相践踏、纷纷落水。最终大西士兵死伤过半，船只尽数烧毁，满载金玉珠宝及军需物资的船只也尽悉沉入江底，张献忠只好率领残军逃回成都。当然，也不排除，张献忠见局势无法挽回，为了不让金银财宝和辎重落入杨展之手，便主动让人凿沉船只，最后再行撤退。
    杨展虽大获全胜，起初却并不知道张献忠竟然带了如此之多的金银财宝。《荒书》中有记载，杨展后来听说渔民从江中打捞出不少东西，方才恍然大悟，于是派人在江口打捞出巨额金银财宝。《蜀难叙略》中另有记载，杨展是从大西军中逃出来的渔民那里得知此事，便组织士兵进行打捞。而且打捞方法很巧妙：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用长枪 “钉而出之”，所获巨大。原来，这与张献忠封装银两的方法有关。据说张献忠派人在川西地区砍下当地生长的一种青杠木，这种青杠木质地非常坚硬。木匠将青杠木的躯干劈成两半，在中间挖出凹型的空心槽，然后将银金填满其中，再用另一半带有空心槽的青杠木与之闭合，再进行封装。

    杨展靠着这一批飞来横财作为军资，使自己成为南明在四川最富足的一支军事势力，“自是富强甲诸将”，杨展占据的嘉定（今乐山）一带也成为当时全蜀唯一没有发生过饥荒的地方。几年后，杨展被南明李乾德、袁韬、武大定设计杀害，收编了他的地盘和军队。他们为了找到张献忠留下的金银财宝，严刑拷打杨展的夫人，但毫无收获。从此，这批财宝也成了一个谜。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大西军南下长江被杨展在彭州击败后，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陕西与清军决战。出发之前，张献忠无法携带巨额的金银财宝，于是想法进行最后的处理。《明史》、《蜀难纪略》等记载了张献忠“锦江埋银”一事。不过，各种史料对“埋银”发生在彭州之战前后各说一词，已无法考证。据说，张献忠出发之前决定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埋在锦江之底，一是不希望落入南明和清军之手，二是希望将来或许还有机会重新从锦江挖出这些宝物。张献忠于是招来大批工匠，在锦江埋银处的上游修筑了一条堤坝。江水断流后，再在下游断流处深挖出了几丈深的坑穴，将多年来抢掠的财务掩埋在坑穴内，然后再行掩盖。最后再将堤坝掘开，恢复锦江原样。事后，张献忠下令处死了参与埋银的所有工匠。
    这次北出，张献忠并没有多少自信，但已别无选择，在他内心，或许已做好与清军以死相拼的准备。张献忠离开成都前，将妻妾全部杀害，另有一子尚幼，也将幼子杀掉。面对可能的死亡，张献忠说出了他内心深处联明抗清的“大义”想法，他认为这是他死后的大西政权唯一的出路和选择。他对义子孙可望（张可望）说道：“我一世英雄，死了算不得什么，但决不能留下幼子被敌人所擒，我死后你就继承大西的军队。明朝三百年正统，气数未必就到了尽头，这或许也是天意吧。如果我死于这次作战，你率领大家尽快归附南明，共同抗清，否则就是不义！”随后，张献忠命令四位将军，兵分四路，各领兵十余万先行向陕西进发。九月，张献忠下令一把大火烧了整个成都城，率部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西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十一月，豪格率清军抵达四川南部县。此前，保宁府（今阆中）由大西骁骑营都督刘进忠驻守。刘进忠素来不满张献忠的“暴政”，曾极力劝诫张献忠减少杀戮，多施仁政，但张献忠并未听取，反而对刘进忠产生猜忌。张献忠向来厌恶川人，也对川人有过不少杀戮，因此军中很少用川兵，而刘进忠属下川兵不少。刘进忠心里对张献忠既有不满也有畏惧，很多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张献忠“撒谎”，以便蒙混过关。面对如此境况，刘进忠怎能死心塌地地忠于张献忠呢。不仅如此，张献忠一直喜欢用陕西粗话在圣旨中大骂下属，刘进忠也算是其中一个，这在中国历代的皇帝中也算是个奇葩。《明季南略》中记载，一次刘进忠在汉中打了败仗后，正在遂宁，忽然张献忠的诏书传到。刘进忠立即传令官绅、士民一齐到郊外迎候。钦差到达后，大家拜礼结束，便命生员登坛开读诏书，官民跪听。大家随之便听到台上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日：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硬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毡子，入你妈妈的毡 ! 饮此！ ”圣旨极具陕北方言与张献忠惯用的骂人特色，宣读完毕，文武士民还一齐向上叩首，并山呼“万岁 ”，然后射恩而退，场面既庄严又滑稽。面对如此堂而皇之地在诏书中骂人，刘进忠当然无法继续忍受。不久，刘进忠反叛大西，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同南明曾英勾结，发现南明军也尽是些烧杀掳掠之徒，于是又出走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清军统帅豪格。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以刘进忠为向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作为先锋，分率八旗护军星夜兼程，轻装疾行，准备对大西军发动突然袭击。二十七日凌晨，清军抵达西充太阳溪附近。当时大雾弥漫，大西军哨兵称大营后方有盔甲之声，可能有敌情，张献忠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哨兵在煽动军心，于是下令将几位哨兵处决。然而没过多久，清军还是到了。
    张献忠由于毫无防备，听到敌军杀到营门，还以为是南明或其他敌寇。面对意外的突然袭击，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主力军相继赶到。豪格遣参将格布库等进攻大西军右翼，都统准塔攻击大西军左翼。战斗极其惨烈，双方损失惨重，清军将领格布库等也被大西军击毙。
    当时两军仅隔一条太阳溪，张献忠穿着蟒衣，带着弓箭，腰上插着三只箭矢，领着牙将赶往河边指挥战斗。刘进忠认出张献忠，急忙向清军将领说道：“他就是八大王张献忠！”张献忠正要张弓搭箭，却被清将雅牙兰先行射中（另说是被豪格或鳌拜射杀），当场阵亡，时年40岁。
    大西军见此情景，顿时溃不成军，纷纷败逃。清军趁机追击，连破136座大西军营。张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收集余部，率领主力由顺庆（今四川南充）南奔出川，于1647年初进入贵州。

    此时的南明政权也岌岌可危。1646年农历八月底，清军进入福建，唐王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被掳，绝食而亡。十月十四日，南明遗臣与广东肇庆推举宗室朱由榔（万历帝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监国，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即位，是为永历帝。
    大西残余势力按照当初张献忠的“遗命”，拥立孙可望继任大西首领，于1649年联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于川滇黔地区坚持抗清十几年。
    在后来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张献忠在四川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江口沉银与屠蜀。
    张献忠覆灭后，四川地区一直流传着一句寻银口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有渔民于江口河中捞得刀鞘一具，转报四川总督孙士毅。孙士毅派人赴江口打捞数日，获得银钱万两，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物。《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上奏：“曾亲眼看见彭山居民在江中打捞到‘其色黑暗‘的银子”。于是朝廷令成都将军裕瑞搜集江口沉银线索，悉心查访，设法打捞，但最终未有实际收获。2015年5月，彭山警方抓获了一批江口文物盗窃案，涉案珍贵文物多件。2017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启动江口沉银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3万多件相关文物持续浮出水面，一些由青杠木封装的银锭也被发掘出来，印证了江口沉银这段历史。
    此外，关于锦江埋银，也有一些线索。1937年冬，以外号“哈儿师长”范绍增为首的川军将领为了筹集抗日经费，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目的便是寻找张献忠在锦江的沉银。这个想法源自一张来自民间的张献忠藏宝图。淘金公司按图索骥，在望江楼一带的锦江进行了挖掘工作。锦江公司前后折腾了一年多，竟然真的从江心挖出一头石牛和一个石鼓，以及几箩筐价值不高的“大顺通宝”铜钱。发掘工作令大家大失所望，淘江公司随之关闭。约30年后，1975年4月上旬，有人在望江楼附近的锦江岸边，发掘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10多公斤。1976年2月，又有人在南郊永丰乡农田中，挖出“大顺通宝 ”铜钱1公斤。虽然在锦江一带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巨额金银财宝，不过，张献忠锦江沉银基本得到验证。或许在此之前的约300年间，宝藏已被其他人捷足先登。

    除沉银外，各种野史及史料关于张献忠屠蜀也有着重描述。
    相关野史有记，张献忠屠蜀的主要原因源于他十分厌恶四川人，而他为何如此憎恶四川人呢？据说张献忠发动起义后，某一次率领部下驻守于湖北与四川交界处的碚石境内。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大营，找了个隐蔽之处开始大便。此时山风徐徐，凉爽怡人，漫山遍野，花草争艳，蝴蝶翩翩起舞。面对此情此景，一向粗俗豪爽的张献忠心情大好，不由得一边哼起了家乡的秦腔，一边畅快淋漓的排着大便。当时擦屁股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用卫生纸这么发达。张献忠排完大便之后，顺手伸到四川境内撸了一把草叶，打算擦掉屁股。没想到一把下去，抓到一簇荨麻，顿时疼得他破口大骂。荨麻是一种“狡猾”的中草药植物，枝叶间长满着一种柔软的细刺，遇到人禽接触，便会蜇人，感觉与蜜蜂蜇人有些相似，痛痒无比。张献忠没办法，又将手伸到湖北境内扯了一把草叶，这回终于没有被刺到。回到大营后的张献忠向身边的人问起这事，身边的人告诉他，这种草在四川被称为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说：“咱老子早就听说四川人狡猾厉害得很，没想到连草都这么欺负人！看咱老子怎么好好收拾你们！”
    此外，还有一则故事。据说张献忠儿时曾随父亲来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市集后，父亲把驴子拴在一家绅士门前的石牌坊旁。没想到驴子在石柱上拉了不少粪尿。绅士于是命仆人鞭打驴子。张献忠父亲一看，赶紧赔礼道歉，绅士不依不饶，要求张父必须将驴粪收拾赶紧才能走人。张献忠和父亲人生地不熟，不敢争辩，只好老老实实把驴粪清理得干干净净后才得以脱身。张献忠临走时发誓道：“将来咱老子如有机会再来这里，定要把这些驴杨的杀尽，方解我心头之恨！”后来，张献忠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张献忠进入成都后，曾有两位传教士进入大西政权任职，与张献忠有过一些交集，算是大西政权的亲历者。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类思于1637年来华，与葡萄牙教士安文思一同在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与明朝成都知县吴继善有过交往。1644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吴继善投降大西，任礼部尚书，并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牧师。他们于是进入大西阵营，受到一定尊重和任用，负责搞一些如钟表、地球仪等西方的科技玩意。二位传教士目睹了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其中不乏种种惊险遭遇。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两位牧师被清军俘虏，先到西安，后于1648年到达北京，受到顺治皇帝的礼遇。安文思后来写下《张献忠记》，交给耶稣会神父。1866年，法国牧师古洛东来到中国，见到这个手抄本，便着手进行翻译并加以注释，于1904年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由于外国牧师的特殊身份以及本书面世的特殊过程，基本排除了清朝时期的“政治影响”，因此内容相对客观可靠。

    牧师在书中记载张献忠曾大杀僧俗：“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而中国人费密在《荒书》也有对应的记载：“献贼之据成都，日取人而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
    牧师也曾亲眼见到张献忠性格残暴好杀的一面，《圣教入川记》中写到：“二人亲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 ......野心难化，喜怒无常，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或令绞死、斩决，凌迟碎剐，种种虐刑，令人寒心”。《献贼纪事略》也有对应记载：“忠怒气冲天，须发为竖，咆哮之声，彻于街衢。”计六奇在《张献忠乱蜀本末》也写道：“献忠暴狠嗜杀，鞭挞无虚刻。即左右至宠至信者，少失其意，即斩刈如草芥。”李馥荣在《滟灏囊》写道：“贼屠戮经过，斩首、割耳、剁手、剥皮，种种残忍，见者闻者无不酸心”。
    礼部尚书吴继善也因写祭天文，没能达到张献忠要求，而被处以刮刑。牧师记载：“吴继善以细故触怒献忠，即受虐刑毙命。”《鹿樵纪闻》中也记载：“前县令吴继善降贼，授伪官，一日为贼写祭天文，其纸中接。贼见之，怒日：‘若不欲我一统乎?’立剐之 ”。
    1645年底，张献忠因镇压各地叛乱受挫，性情暴躁，曾大肆屠戮川人。牧师记载道：“献忠深恶川人。以为汉中及各处之败，皆由川人使之，故杀川人十四万之多。拟将川省变为旷野，无人居住 ......探知人民避迹山洞岩穴者，皆擒而杀之。”顾山贞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记载：“搜岩洞，发窟室，登高处以望突烟。”
    张献忠也曾在成都城中也大肆杀戮，牧师记载：“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司铎（利类思）在南门上，安司铎（安文思）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安司铎见献忠大杀之后，不禁凄凉，乃漫步而回。是时日落西山，正直黄昏之际，见道旁死尸狼藉，其中尚有小孩呻吟者。”刘景伯《蜀龟鉴》记载：“复屠成都.....诡日：天书降，令我剿绝蜀人，违者门诛 !十人一缚，驱至中园杀之.....所在震粟。人民千百罗跪，贼数十人次第斩之，无一人敢起立者。”

    1646年底，张献忠离开成都北攻清军前，曾烧杀成都。牧师记载：“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浓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鹿樵纪闻》也记载：“贼毁成都，焚蜀府宫殿，及未尽民房；火不能毁者，聚薪发炮，必裂碎之而后已。成都有大小城，相传张仪所筑，刘先主复修之；瓷以巨石，贯以铁维，雄壮甲天下，宫室之盛，拟于京师，一旦变成瓦砾。”
    《蜀碧》、《明史》等资料记载，大西唯一的武状元张大受则死得更冤。张献忠建立大西后，曾开科取士，成都华阳人张大受得中武状元。他年不满30，身长七尺，生得一表人才，气宇轩昂，善弓马，可谓文武双全、青年才俊。张献忠得此人才，喜不自禁，又是赏金，又是赐宴，而且还召来画工为张大受画像，最后还赏赐美女4人、甲第1座和家丁20人。第二天，张大受打算进殿向张献忠谢恩，顺便表达一下忠心。坐在龙椅上的张献忠听说状元来了，突然不知哪根神经发着，用地道的陕西话说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一见他心里就更是爱得不得了。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呢。你们快些给我把他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于是，张状元还没进入大殿，可怜一家老小尽被斩杀，死得不明不白。如此奇葩的事，或许只有张献忠才能做得出来。
    两牧师总结大西政权起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人；临死时仅有二十五人。皆因献忠残暴过甚，杀人亦多。或命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
    从明末农民起义开始，至清朝统一之初，四川人口锐减，各地人烟罕至，仅有少部分人避居在深山老林，土地无人耕种，到处一片荒凉。据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人口统计，四川入册人口仅剩9万余人。《中国人口史》也另有说法，四川人口数量从崇祯三年（1630）的735万锐减到清初的50万左右。不论各种史料记载如何出入，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以清廷为主导编撰的《明史》等资料将四川人口凋敝归咎于张献忠的屠杀，甚至因此而爆发“文字狱”，逼迫文人史官们不得不按照清廷的意图去编写这段历史。从客观分析，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张献忠屠蜀，主要源自“政治目的”，清廷为了体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对张献忠进行“栽赃”，因此张献忠屠蜀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张献忠个人性格的确偏于残暴和变换无常，加上四川各地反叛屡屡发生，导致张献忠性格更加暴躁，发生不少杀戮行为。然而，张献忠死于农历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而他死后的长时间内，四川地区仍然战乱不休，南明爆发激烈内战，以及南明联合大顺、大西残余以及“夔东十三家”等势力与清军进行多年对抗，直到1665年才得以平息。不仅如此，1673年，吴三桂因不满康熙削藩，发动“三藩之乱”，在四川等地与清军进行了数年的战争，直到1679年清军再次收复成都。由此看来，导致四川人口凋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四川历经约30多年的频繁战乱，而参与的各方势力皆负有客观责任。在这段时期，义军与明军相杀，清军与明军相杀，明军与明军想杀，义军与清军相杀，义军与义军相杀，义军联合明军与清军相杀，清军叛军与清军相杀，如此长年混战，社会法制和次序已经失效，加上土匪横行，民间人杀人、人吃人也是常事，人命皆如蝼蚁，此外还有饥荒、虎患、瘟疫等，怎能不让巴蜀生灵涂炭，落为人间地狱。
    ——本节完——

    最后一章内容预告
    第八章清
    第一节山河皆残破，清军入巴蜀
    第二节历时百年余，湖广填四川
    第三节总督丁宝桢，治川十余年
    第四节保路运动起，清朝向衰亡

    第一节山河皆残破，清军入巴蜀
    164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战死后，大西余部在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的带领下向南溃逃。孙可望等率领数万残军自顺庆（今南充）、定远（今四川武胜）突围后抵达重庆江北佛图关，准备渡过长江。南明的川东守将曾英率二十万大军负责阻击大西军。由于孙可望大军没有战船，加之两军兵力悬殊，信心满满的曾英对孙可望等人不以为然，命李定、余冲、陶可法将江中战船全部移至南岸。曾英有部下建议采取主动攻击策略，派一支轻骑袭击下游的大西军营，以便进行牵制，再另派一支主力军攻击对岸的孙可望主力。曾英并没有采纳此建议，而是计划等待孙可望军渡江疲惫时再询机出击。
    然而，曾英并不知道，大西军的刘文秀擅长游泳，在水中行进如履平地。大西将领们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决定以刘文秀带领一支水性较好的人马作为前锋，徐湖等人随后，孙可望断后，如此首尾相顾，横渡长江。在渡江之战开始后，刘文秀部由于水性较好，成功躲避南明军战船，出其不意地对南明军发动攻击，曾英部下李定冲、胡鸣凤、李占春交战不利，刘文秀部趁势夺得几首战船。曾英率领数十艘战船，在江心围击孙可望军，艾能奇张弓搭箭，将曾英射落水中，年仅27岁、曾经威震川东的曾英战死。曾英阵亡后，失去首脑的南明军大溃，大西军乘势渡江，最终突围成功。
    同月，张献忠的一名妻妾临产，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四将军”于重庆綦江与众将士同盟发誓，共同辅佐张献忠的遗孤。然而，生下来的却是一名女死婴。众人于是依照张献忠生前的嘱托，拥推孙可望继任大西最高领袖。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随后离开重庆继续南下，取道遵义，进入贵州。张献忠在世时的大西左丞相汪兆麟因为曾经挑拨离间，破坏内部团结，还唆使张献忠大肆屠杀、搞这搞那，最终造成今日的不利局面，军中上下对其无不恨之入骨。大西军逃至遵义桃源洞时，孙可望等人便处决了汪兆麟，同时处死了对张可望等“四将军”起掣肘作用的张献忠皇后，整饬内部纪律，统一了后期联明抗清的主导思想。

    与此同时，清军趁势继续进攻四川各地，意图平定全川。此前的1646年九月，张献忠离开成都后不久，杨展便率南明军占领了成都，当时的成都已被张献忠烧得精光。张献忠于川北战死后，杨展听说清军即将到来，认为坚守成都这座荒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于是退守至破坏程度较低、兵粮充足的嘉定、雅州一代，将成都让给了清军。李国英率清军进入成都，他因进入四川有功被清廷升任为成都总兵。李国英看到成都城内全是残砖断瓦、满眼废墟，根本无法驻军，于是只留下张德胜带领少部分清军留守成都，自己则率军继续南下进军重庆。成都经张献忠的焚毁之后已经残破不堪，无房可住，于是张德胜让部下搭建草棚而居。
    清军继续南下，先后占领重庆、遵义，南明将领王祥率军死守绥阳县，清军久攻不下。不过，张献忠之前的破坏策略却开始显示效果。据《荒书》记载，1646年，四川由于战祸连连，田地已无人耕种，民间已无粮食收取，饥荒四起，甚至时常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成都一带的残民大多已逃到雅州（今雅安）一带，靠挖野菜充饥，也有一些人流入当地土司为奴。道路上，只要有人刚刚死去，尸体上的腿臂、臀部等地方的肉很快便被残民割去充饥。清军面对如此荒残的四川，根本无法搜刮到所需的粮饷，后勤供应也随之出现问题，于是很快陷入窘境。川东的“夔东十三家”等盗贼武装相继依附南明势力，对清军发动了反攻，结果清军大败。清军成都守将张德胜不久也被部下反叛杀害，一时成都军民无主，相互残杀抢掠，食人充饥，甚至有人在城中看见有老虎出没，整个成都宛若人间地狱。
    1648年，清军在南明和地方武装势力的联合攻击下，几乎失去整个四川，南明杨展率军收复成都。驻扎于重庆的南明川北巡抚李乾德及其心腹武大定、袁韬与李占春之间发生内讧而兵戎相见，加上前不久被清军在川东击败，武大定、袁韬在战败后溃逃途中一路抢掠搜刮，但由于兵多粮少，依然无法解决粮食问题。李乾德说服杨展，收留了前来投奔的武大定、袁韬，杨展还与武大定、袁韬结为异姓兄弟，并大力资助李乾德。不过这时成都已经荒芜残败，空无所有，无法满足驻军要求。杨展最初还能勉强按月运粮接济成都，最后只得令武大定移驻青神、袁韬屯守犍为。杨展性情向来傲慢，与南明的另一悍将王祥也产生过巨大的矛盾。杨展也与李乾德等人的死敌李占春关系很好，常有往来，因此引起了李乾德、武大定、袁韬的不满。李乾德与武大定、袁韬密议，打算除掉杨展。李乾德于是诈称寿宴，邀请杨展赴宴，准备择机除掉对方。袁韬妻子派人秘密告诉杨展有变，杨展不信，仍然率三百人赴了这场鸿门宴，结果被李乾德、袁韬抓获。杨展被捕后请求入山出家，袁韬打算将他释放，李乾德却说道：“缚虎容易纵虎难，事已至此，如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啊！”于是杨展被袁韬等人杀害，一代南明传奇将领就此陨落，是年46岁。李乾德等人随即收编了杨展的部将和地盘，占据了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南明上下震动，许多人为杨展鸣不平，李乾德也因此名声大损。杨展的儿子杨璟新此时正在眉山，知道父亲被杀，率领三百人突围后进入黎州（今四川汉源），结果被武大定击败。1650年，穷途末路的杨璟新于保宁投降清军。

    顺治六年（1649年），大西残余势力在云南昆明称王，平东王孙可望成为最高领袖，尊为“国主”；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改为“安西元帅”、“抚南元帅”的名义进行辅政（定北王艾能奇已于1647年战死）。自此，大西内部形成“三将军”领导体制。孙可望与肇庆的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双方准备联合抗清。不过，此时的许多西南地区南明将领似乎并不太接纳孙可望等大西残余势力，毕竟过去双方在四川一带杀得不可开交，已成“血海深仇”。
    1650年，孙可望听说杨展已死，打算图取四川。孙可望于是上书永历朝廷，借以为杨展伸冤为名，派刘文秀和王自奇率军3万攻入四川。刘文秀与王祥战于乌江，王祥大败，退至遵义。刘文秀继续追击，王祥在穷途末路之际，自刎而死，刘文秀随之收复遵义等地。随后，刘文秀派卢名臣攻取重庆，而自己则亲率大军渡过金沙江，攻入建昌（今西昌），大破袁韬、武大定，迫使两人投降，进而夺取嘉定。进入嘉定后的刘文秀祭奠了杨展之墓，并抚恤了他的家人。
    随后，刘文秀与卢名臣会师于涪州（今涪陵），进攻于大海、李占春。孙可望命张虎带着书信招降李占春，李占春以孙可望曾经杀害义父曾英为由，不肯投降。他说道：“你杀我义父，欺凌我朝天子，如果我投降了你，就是不忠不孝，与禽兽何异？”于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李占春与刘文秀军战于群猪寺。起初，李占春在水战中取得初步胜利，刘文秀率步骑四面围攻，李占春由于兵力较少，七日之后战败被俘。九月，李占春寻了个机会逃脱，一个人来到华山成为了一名道士。永历八年（1654年），清朝招降李占春，李占春不得已来到武昌，但不愿接受清廷官衔，后被杀害。李占春也算是南明的一代忠义之将。此外，拒不投降的于大海则率领残余逃入湖北，投降了清军。刘文秀攻下四川后，让白文选留守嘉定，自己则回师云南。

    1652年，华南的南明朝廷在清军面前节节败退，永历帝朱由榔已到穷途末路。二月，孙可望、李定国将永历帝朱由榔迎入贵州，安置于安龙（安隆）。永历朝廷随之成为大西政权庇护下的寄生和傀儡政权。
    1652年三月，清朝派平西王吴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进攻四川，吴三桂很快攻陷保宁（今阆中），然后直抵川西，嘉定守将白文选败走永宁（今四川叙永），后退入贵州。吴三桂一路杀到川南，攻占了叙州（今宜宾）。
    1652年四月，在贵州获得喘息之机的孙可望整顿兵马，率领二十四万南明军队主力誓师于贵阳，准备军分三路，大举北伐。其中：（1）中路军，由孙可望亲自为主帅，兵力十万，内有战象百余头，出贵州玉屏东进湖南；（2）东路军，由李定国为主帅，兵力八万，内有骑兵逾万，战象一百六十头，出贵阳黎平东征湖南；（3）北路军由刘文秀为主帅，兵力六万，内有战象六十余头，出遵义入四川。
    随后，刘文秀率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祁三升以步骑五万由乌撒、雪山关、泸州等地展开全面反攻，进入川南。七月，刘文秀军攻入叙州（今宜宾），大败清将卢光祖、杀清军总兵南一魁。随后，再攻取重庆，进围成都，清朝知府周基昌被杀。吴三桂引兵前来迎击，双方激战，刘文秀军阵斩清军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人。八月九日，刘文秀围困吴三桂，清军死战不敌，突围后逃往绵州。此战刘文秀军斩杀清军万余人，吴三桂不得不退守至保宁。
    刘文秀占领成都后，继续率军追击清军，进逼保宁。此时，清军在四川境内只剩保宁一座孤城，吴三桂本想放弃保宁，退守汉中，但由于保宁在前期破坏程度不大，已经被清政府设立为四川临时省会。此时，四川巡抚李国英与郝浴也在保宁城内，正在举行乡试。在郝浴的极力主张下，朝廷勒令吴三桂不得放弃保宁，吴三桂虽对郝浴不满，但也只得听从朝廷旨意，在保宁严密部署，打算拼死一战。

    十月二日，明军开始进攻保宁城，最初的计划是约白文选会师后再一同攻城，但刘文秀因屡胜清军而开始有些轻敌之意，并没有采纳王复臣的谏言，随即下令展开攻城，结果被吴三桂窥出破绽。不久，吴三桂和李国翰联兵出战，集中火力偷袭张先壁部，张先壁很快被击破，溃兵随之冲乱了南明军的阵脚。王复臣部被乱兵所扰，又被江水阻挡，逐渐不支。王复臣被清军重重围住，他愤然说道：“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岂能被俘而受辱！”于是手斩数人，后自刎而死。随后，刘文秀下令全军撤退。吴三桂也不敢冒然追击，他擦了擦冷汗，说道：“我一生未见如此恶战，如果刘文秀听取王复臣的建议，与白文选合兵攻击的话，我军必输啊！”于是退回汉中修养。刘文秀收拢溃兵回到成都，命曹勋、侯天锡留守成都，塔新策留守重庆，总兵龙麟升为四川布政使，负责四川总体工作，刘文秀则回师贵州。不久，吴三桂趁机再次南下，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后来，东路军李定国却在湖南、广西等地大败清军，一时天下震动。然而，积蓄已久的南明内部矛盾却终于爆发，矛盾双方正是孙可望与永历帝及其支持者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孙可望被推为大西首领后，独断专行，不希望受到永历帝的掣肘，使自己彻底沦为单纯的南明抗清的军事力量，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打算，同时也对内部的“三将军”集体领导制不满。而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的专权以及对待永历朝廷的态度也极力反对。于是双方的政治路线出现背道而驰，终于不得不分道扬镳。
    1656年，李定国为顾全大局，被迫退入广西、云南，将万历帝从贵州安龙迎入云南昆明。1657年，孙可望率十余万大军从贵州进兵云南，此时的李定国仅三万兵力，双方在云南曲靖发生大战。由于孙可望在内部已不得人心，许多将领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阵营，孙可望大败，退回贵州。回到贵州后，孙可望留守贵州的将领也发生反叛，献城于永历。孙可望走投无路，北奔湖南投降清朝，随即向清廷出卖了西南军事情报，导致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的失利。不过，1660年十一月，对清廷已无利用价值的孙可望终被清廷兔死狗烹，在一次随君出猎中被意外射中而生亡。

    孙可望降清后不久的1657年十二月，清廷趁南明内乱刚刚结束，局势未稳之机，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非旗主，但管理某旗下军政事务的长官）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固山额真爱新觉罗·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兵三路，分别从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进军，对南明政权发起总攻。吴三桂总领四川一路。这轮进攻，清军所向披靡。1658年四月三日，吴三桂攻下重庆，继续进军贵州。五月，贵州陷落，吴三桂发檄招降了川南的南明残将，对于少数仍继续抵抗者，则进行攻杀。自此，清军基本控制了四川，随之向云贵继续紧逼。不久，南明政权在清军的继续讨伐中迅速走向灭亡。1659年八月，朱由榔被占取云南的吴三桂赶到滇西边境，不得不逃往缅甸。1661年十二月，缅王迫于清廷压力，将朱由榔及其家属送交清军带回昆明。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吴三桂在清廷的旨意下，将朱由榔及皇太子朱慈烺等缢杀于昆明。同年六月，南明晋王李定国忧愤而终。至此，南明政权宣告覆灭。
    不过，四川的战乱并没有彻底结束，川东还有一些以“夔东十三家”为首的地方武装力量继续抗清，这些势力大部分来自于李自成的余部，有的是本地势力，向来以劫掠为生。康熙二年（1663年），李国英统领四川、陕西、湖广三省兵力联合会剿。经过一年多的剿匪，夔东十三家势力被陆续清除。1664年八月五日，被清军包围于湖北兴山县茅麓山的李来亨弹尽粮绝，见大势已去，将金银财宝分与众将，让大家分散突围逃命，然后焚烧全家，后自缢而亡。至此，四川最后一支抗清队伍被彻底消灭。
    清朝控制四川后，似乎等待的是百废待兴，但是此时的四川经历30年左右的战乱，已是荒败残破，人口凋敝，四川全境宛若人间地狱。在这段战乱时期，无论是南明军、清军，还是贼军，除杨展能勉强自给自足外，基本都靠抢劫四川残民的粮食作为供给，本就所剩无几的四川百姓持续被战乱蹂躏。

    当时经历这次战乱的许多亲历者写下的见闻成为了最好的一手资料。《蜀碧》中记载，叙州（今宜宾）有人为了躲避战乱，遁入深山老林，成为“遍体生毛，与麋鹿无异”的野人。实际上他们当然没有长毛，而是因为常年没有理发，以至披头散发，穿的是树叶草茎，无法遮体，靠吃树皮野果为生，与原始人的生活无异。有一天，一位“野人”在路边觅食，看见清军官兵持械而过，他以为是张献忠的军队卷土重来，因此“飞走入山”。官兵们看见他比猿猴还跑得快，都争先恐后追去。可是一眨眼工夫，那个野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野人如此身手敏捷，只不过是被战乱逼迫出来的生存之道罢了。
    不仅如此，战乱之后的四川叫出现了严重的虎患。《蜀龟鉴》记载，当时四川地区的老虎很多，而且经常能够穿破屋顶，跳过城楼，攫人而食。川西北残存的百姓为了防止虎患，数十家共同聚居在一个村落，然后再在四周专门搭建坚固的木栅栏，防止老虎进入。村民每到河边打水时都不敢独行，必须数十人手持器械协同防护。
    亲历战乱的欧阳直在《蜀警录》中说到，过去四川在太平时期，从来没听说过虎患，可是自从张献忠离开成都后，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老虎，有时七八只为一窝，有时是一二十只为一队，或爬楼上屋，或浮水登船，让人不寒而栗。有一次，欧阳直从内江经叙南（今宜宾）至泸州。一天夜晚，他在月光下看见四只老虎，吓得赶紧躲入乱草丛中屏住呼吸，才躲过一劫。后来在叙南坐船，看见一群老虎在岸边饮水。经过泸州时，也看见岸上有数十只老虎，沿着江岸鱼贯而行。
    康熙初年，经历过兵荒马乱，一批被朝廷新任的地方官员相继来到四川就任，然而此时的四川早已不是世人心中那个丰饶富庶的天府之国，当他们赶到就任的各个州县之后，才发现四川已变得如此荒凉残破、千疮百孔。《清代四川史》中记载，荣昌县令张懋带着主仆八人来到县城上任，结果发现城内空无一人。临至傍晚，一行人正在残垣断壁间寻找老县衙所在地。忽然一群老虎从杂树间呼啸着扑了过来。一行人于是展开了与老虎的搏斗，最后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场面极其惨烈。

    四川不但有老虎吃人，人吃人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彭遵泗在《蜀碧》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此事为他家年迈老仆人亲口所言。有一次，该老仆发现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无家可归的逃难者饿死在路上，村里的人便商议着晚上去剥皮分肉。但当他们晚上举着火把赶到那里时，却发现只剩下一颗人头，人肉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彭遵泗还记载他小的时候，看见亲戚中有几个老人，眼珠子黄得像蜡，便询问其中缘故。有人告诉他，这些老人在战乱时期因为没有粮食，吃多了人肝，患了肝病，导致面色赤黄。
    顺治十五年( 1658年)，曾经在四川总督李国英府中任幕僚的阆中生员刘达，被李国英派到西北去购买战马，当他回到家乡，看到沿途荒废颓败的景象，大感伤痛。他在给李国的信中写道：“ 当我回到三巴（川东北一带），看到沿途尸骸遍野，荆棘丛生。昔日的亭台楼阁，今天成了狐狸和野兔的藏身之所；昔日的名胜古迹，今天成了一堆瓦砾，成为飞鸟和老鼠的栖身之地；昔日的桑麻粮田，今天成了野草丛生的荒地。山河如故，但景物却面目全非。家乡的旧故，百人中仅有一二人侥幸存活下来，大家见面，皆是莫名的悲伤。回首往昔，一切恍然如梦”。随后，刘达又向李国英提出了辞职，辞职的原因：刘达说他今年三十多岁，前妻死于战事尚未续弦，念及不孝之事无后为大，因此决定辞去军中职务，愿意当一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农，“恨不弃人间事，愿从赤松游耳”，以了终身！李国英看完信后叹息良久，对于刘达的想法感同身受，也非常理解。因为亲历如此世间悲凉，足以让每一位苟活下来的人“看破红尘”。
    作为张献忠曾经盘踞和焚毁的成都，相比其他地方，情况可能更糟。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已攻下南明的最后一块地盘云南，四川局面基本得到控制。清廷决定将四川省会由保宁迁回成都，此时湖广总督李国英（不久后改任四川总督）已入驻重庆，四川巡抚高民瞻进入成都，由于没有可住人的房子，官员们暂时居住在城楼之上。当年十一月初八，高民瞻向清廷上疏，陈述成都城市已被彻底破坏，并提出先行修建一些最简单的房屋，以便满足各部门办理公事的基本要求，待战事平息后，再行逐渐修复城墙、官署、监狱、官库、仓廒等重要设施。此后，直到康熙四年（1665 年），四川省会才由保宁正式迁回成都。

    明代时期成都城内的古井共有两万多口，此时仅仅能找到两百余口。其余的井，要么塞满瓦砾，要么填满死人尸骨。后来有一名老僧，专门雇佣车辆和人力，把城中古井里的尸骨运送出城，结果几十年都没有处理完这些尸骨。
    1659年前后的成都，也成为虎群出没之地。城中草木茂盛，麋鹿野兔、豺狼虎豹时常出入房舍，其中蜀王府的野兽最多。官军不得不在城内展开射猎，但两三年都没能杀尽野兽。当时的温江人刘春开勇武善射，曾任云骑尉，居住在石家庙附近。得知附近树林时常有老虎出没吃人，他于是奋力驱虎，赶走了不少虎狼野兽。为防老虎，每天晚上他都和衣而睡，妻妾们则挑灯夜坐，不敢关灯合眼。一天晚上，三更刚过，刘春开忽然听见一阵呼啸之声，他急忙起来查看，看到遍地血迹，妻妾已被两只老虎叼走。他追入林中，见老虎正在啃吃妻妾。他愤怒之下，持刀与二虎展开搏斗，杀死了其中一只老虎，另一只中箭后也开始逃逸。刘春开急追不放，哪知老虎忽然转身跃起，将他咬死。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廷任命江西左布政使佟凤彩接任四川巡抚。佟凤彩来到成都后，见成都的孔庙荒草丛生，已成为狐狗野兔藏身之所，其荒败的景象堪比电影《倩女幽魂》中的南若寺。曾经孕育“天府之国”的都江堰自秦代以来便造福川西民众，然而顺治四年至六年（1647~1649年) 的三年间，由于战乱，加之全川大旱，川西平原的剩余饥民都向外逃亡，百里之地，荒芜人烟，都江堰也因此淤废。佟凤彩就任四川巡抚后，上疏请求修筑成都府城，修孔庙大成殿、启圣宫、明伦堂等。但因工程浩大，需要大量钱财和人力，朝廷只能暂时搁浅。佟凤彩于是动员当地的官员们捐款筹资，修筑了部分成都府城和学社。他还上疏朝廷，提出凡是需要用到都江堰之水的各州县，根据田粮多少派出相应人力，每年参与江堰的疏浚工作，使都江堰工程逐渐得到恢复。

    康熙二年（1663年），佟凤彩因祖母丁忧之事而辞去官职，清廷任命顺天府尹（近似今天北京市长）张德地接任四川巡抚。张德地于1664年七月由保宁（今阆中）出发赶往成都。为了更好的进行四川“战后重建”工作，他特意绕道，沿涪江水路，从保宁来到顺庆（今南充），再经过重庆，沿长江到达泸州，然后溯岷江而上进入成都，以便更多地了解四川的凋敝程度和民生情况。然而，张德地从保宁上船后，连续几天也听不见人声，看不到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耕地和农作物，到处是荒山野岭、杂草密林。过去星罗棋布的乡间市镇，如今已成为野兽横行的天地。由于重庆是总督驻地，情况稍微好一些，不过户口也不过数百家；其余州县，大多者只有数十家或者十余家，少者一二家。在从泸州赶往成都途中，沿路城市皆是残檐断壁、杂草丛生，只能看见一两个衣衫破烂的穷苦残民。同年底，张德地抵达成都，他看到城内破败不堪，居民最多不到几十户，老人小孩皆面容枯瘦。城外的村镇，也只能看到几间茅屋以及几个赤贫的穷苦百姓。看了这些景象，张德地十分痛切地说道：“若不及时想出对策，让人口得到恢复，想让四川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是很难的。”
    正如张德地所言，经历战乱后的四川，人口锐减是最大的问题。明末崇祯年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口，而顺治十八年（1661年）官府做的人口统计，四川入册人口仅8万余人，其中纳税的人丁额仅1.6万，仅与东南之省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从外省调拨银两支持四川地方财政。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统计的四川入册人口约9万人。当时的四川形势，正如《清圣祖实录》所言：“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随后，四川展开了一系列重建和移民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四川的恢复工作却被一场长达8年的“三藩之乱”打断。
    清初，清廷将建国过程的三位汉人功臣封为藩王，其中有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仲明，他死后，先后由其子耿继茂、孙子耿精忠袭封。三位藩王由于掌握封地的军政大权，因此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势力范围占据了近半个中国。三藩势力已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构成巨大威胁，康熙帝于是决定撤掉三藩，但却导致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不满。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月二十一日，曾经在清廷消灭汉人反抗势力的过程中“表现亮眼”的吴三桂以“兴明讨虏”的旗号起兵反清，掀起了三藩之乱的序幕。1674正月，吴军将领王屏藩、游击军董清芳等率兵3万从云南经建昌、越西攻入四川。由于当时的“反清复明”仍有强大的号召力，一时间，以四川提督郑蛟麟，四川巡抚罗森为首的清朝官员以及地方势力、百姓纷纷加入吴军反叛清朝，四川随之落入吴三桂手中。不久，吴军攻下陕西汉中、兴安（今陕西安康）、湖南衡州（今衡阳）等地，但随即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七年（1678年），已经74岁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此举并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当了3个月皇帝的吴三桂便病死，一时众心瓦解。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扶柩返回云南。1679正月，清军在湖南岳州、长沙等地重创吴军。康熙于是谕令大将军图海“恢复兴汉（兴安及汉中），以平蜀地”。九月，清军分四路向兴安、汉中发起反攻，吴军王屏藩败退广元。随后清军兵分两路，一路于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入川，突破朝天关，攻占保宁（今阆中）。与此同时，另一路直下阳平关，随后进入四川，连克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江油、绵竹等地，于1680正月抵达成都，吴军的四川巡抚张文德率成都军民投降清军。另有一路清军从湖广出发，溯江而上，攻克了重庆及川东各州县。
    1680年，节节失利的吴军进行着最后的挣扎。闰八月初，吴军突犯四川纳溪、泸州等地，川南各地相继失守。曾经在万县投降清军的吴军将领谭弘等，再次反叛清军，以响应吴军，并攻陷万县、达州等地。曾投降清朝的建昌（西昌）总兵彭时亨也发动叛乱。此时，清军面临再次丧失四川的威胁。康熙决定改四川总督为川陕总督，并由哈占担任，统领两省军务，组织清军反攻。哈占率领清军从成都增援川南。吴军将领何德成、宋国辅等相继投降。1680年十二月，川东吴军首领谭弘战败而死，吴军士气大损。清军乘势收复万县、云阳、忠州等地。1681年八月，清军总兵李述芳等打败吴军胡国柱所部，收复建昌（今西昌）。分散在川北、川东北的吴军也纷纷瓦解。至此，四川境内的叛乱被平息。随后，清军攻入云南昆明，吴世瑶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三藩之乱”终告平息。

    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让四川成了吴军与清军的主战场，也让刚刚步入正轨的四川再次遭到惨烈破坏。吴军占领四川后，在各处州县征调粮饷，使本就稀少的四川百姓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之苦。不仅如此，成都以及周围城市被严重破坏，成都所属的各地州县，荒无人烟，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没有粮食可吃，只能从地下挖出一些死人尸骨充饥。古洛东也在《圣教入川记》中写道，自康熙六年（1667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15年间，四川各地百姓被烧杀掳掠掳，即使不遭军队抢掠，也会被盗贼抢掠。在此时战乱过后，四川地广人稀，除少数人躲避于山寨，其余地方看不到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荒郊旷野，一望无际。成都城内的衙府和民房，已被荒草覆盖，老虎和野兽再次横行各地。此时的四川，与十几年前南明刚刚灭亡后的景象如出一辙。
    不过，三藩之乱算是清朝入川后的最后一次大型战乱，后期进入长久的和平时期，四川的重建工作重新得到恢复，持续一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或许才算真正的开始。
    ——此节完——

    第二节历时百年余，湖广填四川
    清军自1646年首次入川时，便开始招抚流亡的百姓以充实人口，一些陕西的百姓也随着清军相继来到四川垦荒。然而由于持续战乱，此时的四川已残破不堪，他们刚入川时，“施棚帐于骷髅瓦砾间”，生活及居住环境极其恶劣。随着清军与南明展开反复的拉锯战，这种移民效果并不明显。
    康熙七年( 1668)，来到四川已经4年的巡抚张德地在广泛了解四川情况之后，向康熙皇帝上疏了一道重要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恳切地对康熙说道：“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寝食难安。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多方思索，臣认为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唯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之外，似乎再无别的良策。”随后，他又提及了一些移民的具体思路。比如，可以让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官员负责将他们召回原地进行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四川其他地方的官员也相继上疏类似奏折，康熙于是召集朝臣商议此事，结合这些地方官员的建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四川移民的相关诏书。于是历时100多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工程正式拉开序幕。其中，康熙于1693年颁布的诏书《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原文如下：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份诏书，此前，清朝政府于顺治十四年( 1657）就颁布了面向全国的《劝垦则例》，像这样的诏书在清初还有不少。这些诏书体现了清政府对四川移民工作的重视，其核心目的就是最大限度调动官员与百姓参与这场移民和重建的积极性。从这些诏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重要信息：
    （1）移民来源地：当时湖广省为今天的湖南湖北地区，并非今天理解的湖南和广东。而湖广填四川，实际移民来自于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云南、贵州、江西、广西、福建等十几个省份，其中当时的湖广省（今湖北、湖南）占比最大。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来自湖广省的移民占比最大，约占到25%；
    （2）为移民开绿灯：凡是湖广等地的百姓愿意到四川去开垦荒地的百姓，移民原籍地方官员与落户的四川地方官员都必须给他们提供方便，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不得设置关隘横加阻挠；
    （3）田亩税收优惠政策：当时清政府为鼓励百姓积极投入生产，对全国范围内开垦荒地三年以上才起征田亩税。对于四川移民，则有额外优惠，荒芜厉害的田地六年起科，生地荒山开垦准令十年起科。水田三年起科，旱地五年起科，零星的土地任由移民开垦，永免升科；
    （4）鼓励移民生育，平等参与科举：康熙年间四川盛行过一种名为”盛世滋生册”的户口制度，即对盛世大量出生的人口永不加收人头赋；对于移民子女参与科举者，皆享受平等待遇；
    （5）将移民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朝廷对移民一事将纳入政绩考核，对于征召移民有实际成绩的地方官员，朝廷将进行嘉奖和晋升。比如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曾下令鼓励官绅招民垦荒，所招对象不限于流亡的蜀民和外籍人口。只要招民达到300户，便可以授予本县知县的官职。

    移民工作并非如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是一种自由散漫的个人行为，或是一种由官差拿着武器，押着百姓，浩浩荡荡地将他们驱入四川。实际的移民工作是通过移民原籍地政府官员和四川移入地的政府官员，通过科学、严密的组织与配合而完成。四川外地百姓如果想迁到四川垦荒居住，他们须首先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然后由当地政府发给一种特制的“搬迁证”。这实际上是一种类似身份证明和通关文牒的证件，上面标明了这个移民家庭的人数、籍贯、成员姓名、年龄、性别、长相特征等重要信息。移民拿到搬迁证后，才能踏上前往四川的征程。在行进途中遇到关卡，需要把搬迁证出示给各地官员查看，然后才准予放行。移民抵达四川的迁入地以后，当地官员根据搬迁证验明身份，准确核对信息无误后，再安排这些移民入籍四川。同时，四川官员也通过官方文书的方式通报移民原住地政府，告知这批移民已经抵达了四川，经过这样的确认手续后，原住地官员便将移民的原户口和人头税额进行注销。
    当然，从宏观角度来看，清廷对移民政策的确非常优厚，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但从微观角度来看，作为湖广等地的每一个移民家庭及其成员，迁往四川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场“终生大事”，他们内心无疑将经历一场巨大的心理斗争和煎熬。迁往四川，意味着自己未来的一生将彻底背井离乡，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环境里去开创新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将充满着许多未知；不仅如此，以后的子子孙孙世代都将在那里生活，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故乡；此外，迁徙道路遥，迁徙也是一场拖家带口的艰难行动，家里的所有成员，携带着全部家当，一般需要数月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徒步入川者，中途也充满各种危险，因为当时四川老虎横行，移民在途中曾有老虎吃人的事件发生；沿长江水路逆流而入川者，也有船沉人亡的危险，这在当时并非罕见之事。
    不过，“天府之国”的美誉和优厚的政策，对于想开创美好新生活的一些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时的许多地方官员，一定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鼓励工作。最终，一些外省百姓的勇气战胜了畏惧。于是，一场历史上罕见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百多年间，十多个省份的百姓开始陆陆续续迁入四川。

    从时间上看，湖广填四川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期阶段：大约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期清军虽然进入四川，但不久就发生持续8年的三藩之乱，致使移民效果很差。
    （2）第二阶段，大约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总计长达 112 年。这期间，由于四川政治稳定，清廷一系列强有力的移民政策得到落实和持续推行，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3）第三阶段，大约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1862-1874）。此期间，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曾爆发“白莲教起义”，使移民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四川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占完，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道路主要来自三个方向：
    （1）长江水路，这条道路主要来自于湖北、湖南，以及更远的安徽、山东、浙江等地的移民。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来于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来到了四川简阳。
    （2）陕甘川周边的旱路，这个方向主要来自于甘肃、陕西本省，以及更远的山西、河南等方向的移民。
    （3）云南、贵州方向的旱路，这个方向主要来自原云、贵本省，以及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靠近贵州地区的移民。
    湖广填四川是一场历时长久的移民运动，但万事总有先后，最先来到这片土地的移民，正如他们出发前的预期，的确尝到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甜头。当地政府对垦荒者格外优惠，移民很容易便获得大片土地所有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移民到四川广汉的平民张连义，意外发现他抢先抵达的广汉凉水井一带竟然荒无人烟。张连义拿着竹签和木片到处“插占”，没多久就圈了2000多亩地。在四川中江，从湖广一带移民来此的刘廷齐，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占的田地“地界旷远”，他后来见移民越来越多，担心自己的“地盘”被蚕食，于是骑着驴马巡检查看，竟然一个多月都不能巡检完。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当时的新移民甚至用手指到处比画比画，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犹如天方夜谭，但在是康熙中期却是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加，荒地的减少，相关现象逐渐减少。不过到了雍正年间（1722~1735 年），移民政策仍然相对优厚。当时一些地方的具体政策如下：“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应给牛种口粮，每户给银十二两……所领牛种价银，统于原籍地方官追赔，免其在川扣还。”由此看来，移民来到四川后，政府不但给予大量的土地，还赠送种子、耕牛，而且还给予适当的安家补贴，这必然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的外地百姓来到四川垦荒置业。
    清初，也有不少四川地方官员由于招抚移民有功，曾获得朝廷的重用和提拔，这或许跟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的“招商引资”政策颇有几分相似。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上任五年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曾经给康熙上过移民建议奏折的四川巡抚张德地，也于康熙九年（1670）因“招回川民六百七十四户安置”，被康熙皇帝另加封为工部尚书。新津县知县常九经在招民方面的办法更是别出心裁，设身处地地为移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有一次，常九经到野外视察民情，发现许多垦荒百姓的小孩和婴儿无人照顾，便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安排人在县衙里办起了“托儿所”。每天早晨，百姓下地之前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衙门里托管，县衙里的官吏们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当起了这些孩子们的保姆，不仅带他们游玩嬉闹，还负责哄他们吃饭、睡觉。傍晚，百姓们从田间收工回家时，便又将他们的孩子从衙门接走。常九经算是位十分出色的基层干部，因招民之功，当地百姓称之为“父母官”，并被载入了史册。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有力的移民政策作用下，四川的移民效果开始突显，人口和地亩数量持续增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川巡抚噶尔图向朝廷汇报中说道，经过清查四川户口粮，在移民之前原有的基础上，总计新增户名十九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口，田地八万八千五百顷。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川大部分农村已基本看不到未开垦的荒地，一些山谷崎岖之地，也基本找不到荒地。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的61年间（1662~1722年），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含繁衍新增人数）。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四川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减缓。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 年），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约420万人（含繁衍新增人数）。
    雍正初年，经过60年左右的移民工作，四川的垦荒成效显著，粮食连年丰收，米价低廉，更强烈地吸引了各省移民，四川开始出现人满为患的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便有数万户逃荒的贫民进入四川，清廷虽然继续为新来移民给予荒地、牛具、种子、补贴等方面的优厚政策，但在安置移民方面越来越困难，主要原因是荒地越来越少。因此，朝廷在政策口径上开始“踩刹车”。此前，地方官员们的在宣传移民过程中喜欢向百姓鼓吹，告诉他们只要来到四川，便可发财致富。而此时的朝廷却对类似言论开始展开批驳。朝廷还让官员们开始告知百姓，全国各省皆有未开垦的荒地，切不可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只盯着四川。同时朝廷还规定，奔赴四川的移民如果有愿意回到原籍的人，适当给予盘缠和口粮的补助，如继续愿意留在四川的开荒者，根据人员多寡，分给荒地和相应补助。
    尽管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在四川移民政策上开始转向，但至乾隆年间，仍有大批移民相继入川。根据清代四川学者彭遵泗（彭端淑之弟）在《蜀故》中的记载，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3年中，共计6394户移民进入四川，其中以客家人为主的各省移民达到1911户，占移民总数近30％，可见客家人是一股不小的移民力量。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开始在整个四川推行清丈土地，并实行按亩载粮、按粮征银的税制改革，这也是“摊丁入亩”改革的一部分。简而言之，便是占了土地即要缴税。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间“插占”了大量土地，却又无力耕种的“暴发户”，不得不将大量土地贱价甩卖。雍正时期的四川，只要一两银子就可以购得十亩之地，甚至还可以通过一些“厚礼”购买土地，比如一只鸡、一匹布买得田地数十亩；而且一些家庭插占的田地太广，没人租赁和购买的，不得不免费送给他人。

    乾隆年间，四川人口似乎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移民已经很难再获得可开垦的荒地，一些入川的移民的置业和生计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清朝学者官员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写道：“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所聚，其他陆路来者无论矣，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养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利”。从严如熤的记载可以看出，乾隆年间，四川地方已比较富庶，各省流动人口相继汇聚在这里。流民不仅通过长江水路入川，从陆地入川的也有不少。仅在各条大江拉纤的人，每年也达到10万余人。随着年复一年过去，流民相继拥入四川，导致人口暴增，在山中垦荒，或在平原地区为他人做佣工，已不能养活过剩的人口。幸而井盐、矿产等工商业逐渐发达，需要大量的相关运输劳动力，为新的移民提供了许多赖以为生的工作机会。
    从顺治到乾隆的百余年间，通过不断移民，四川已彻底告别清初残破荒凉的景象，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与升平。成都一带在清初战乱时期破坏程度最大，但作为四川的省会，湖广填四川之后，自然也成为外省移民聚集的主要地区之一。清末四川简阳籍学者傅樵村在他的著作《成都通览》中说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其中，湖广籍占25％，河南、山东籍占5％，陕西籍占10％，云南、贵州籍占15％，江西籍占15％，安徽籍占5％，江苏、浙江籍占10％，广东、广西籍占10％，福建、山西、甘肃籍占5％“。
    在此期间，随着四川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恢复，成都各大名胜古迹获得了重建，如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大慈寺、昭觉寺、万佛寺等。此外，成都城池也获得了多次修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请朝廷拨银60万两彻底重修成都大城。新城墙周长4122.6丈（22.8里），垛口8122处，砖高81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处，小堆房28 处，八角楼4座，炮楼4 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四门分别是：东面博济门、南面浣溪门、西面江源门、北面涵泽门。四门外设月城环卫，城门为双层，因形如半月，故称“月城”。由于工程浩大，福康安在任期间尚未竣工，李世杰继任川督后，继续监督工程进行。工程完工后，城池坚固，外观壮丽。与此同时，成都市区街道也获得大规模建设。李世杰下令官民在内城和外城各隅遍种芙蓉，并相间种下桃树和柳树。成都逐渐恢复了曾经的“锦城”风貌，葱葱郁郁，绿树成荫，春秋最美时节，仿若画卷。

    移民们为了方便原籍老乡的联络，在当地实力雄厚的商人的带头组织下在成都及周边各大乡镇相继建立了大量的各省会馆，成为了老乡相聚或组织其他纪念活动的地方。其中，康熙二年（1663年），陕西移民在成都陕西街筹资共建陕西会馆，随后还扩建了药王庙，祭祀药王孙思邈。乾隆十一年（1746年），广东移民在洛带镇集资修建了广东会馆（南华宫），湖广移民在洛带镇集资创建湖广会馆（禹王宫）。今天，在成都市区以及周边城镇，仍然能看到这些客家移民留下来的各大会馆。
    清末民初，在成都东郊的以今天龙泉洛带古镇为核心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住着许多从广东一带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俗称“东山客”或“土广东”。区域大致为今天三圣乡、牛市口、华阳、新都区、金堂县和简阳之间的地区。他们中90%以上的移民来自于粤东，其中来自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的占比超过粤东移民的50%；其他少部分来自于闽西和赣南山区。清末，移民至成都附近的东山客坚持沿用自己的客家方言，内部团结，与外部地区的人少有通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部分客家人的核心区域逐渐缩小。不过，今天仍能看到不少客家文化的影子。
    东山客家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僖宗时期的北方战乱、北宋末年金军南侵等因素，导致北方的汉人士族、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渡。不过，这部分南渡汉人还不能算真正的客家人。直到后来，蒙古南侵，南宋灭亡之际，南宋流亡政府逃至广东崖山一带，最后彻底灭亡。一些不愿屈服于蒙元的南宋将士、衣冠士族及百姓进一步向南迁徙，来到与于外界相对隔绝的粤东北山区而定居下来。他们在这片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荒垦地，艰苦创业，并保留着原有汉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很少与当地的土族人来往和通婚，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便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汉人的“客家”文化族群。

    成都的东山客，虽然来自于不同姓氏，有着不同的身世背景，但都靠着自己和家人百折不挠的精神，谱写着各自不同的创业故事。
    简阳的张氏，祖辈先由福建迁入广东，由于张氏早逝，其遗孀黄氏28岁便开始守节。乾隆八年（1743年），黄氏带着两个儿子与小叔雍秀公一起，从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辗转来到川东富顺县的牛潮渡甘家冲，由于已经没有荒地，于是租赁别人的田地耕种。几年之后，仍然生活艰难。后来两个儿子也先后去世，留下年纪尚幼的孙子。于是黄氏将家继续搬迁到川西简阳的横山子，世代生活至今。
    龙潭清水沟范氏入蜀的二世祖范壁所记载的家族入蜀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范氏家族原籍为粤东北长乐县。范壁本有五兄弟，他排行老四。父亲范端雅为私塾教书先生，生性豁达豪迈，但不善理家，所以家贫如洗。当时广东地区正值大旱，年年饥荒，又借贷无门，家里已揭不开锅。范端雅于是激励家人子弟入蜀求生，他说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又何必死守一方？我听说四川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人民殷富，这难道不是上天启示我们前往吗？”乾隆六年（1741年），范端雅带着五个儿子，赤手空拳进入四川。他们首先来到叙永厅永宁县（今四川叙永县）。由于无法分配到荒地，大哥和二哥到其他地方谋生，剩下三兄弟靠租赁别人的田地耕种。第二年，范壁的五弟娶了媳妇。第三年（1743年），范壁返回广东老家接来妻子和两位嫂嫂。到了入川的第六年（1747年），范家决定再次迁徙，这次，他们来到了华阳县石板滩。当时的华阳县与成都县都在今天的成都市区（近似于今天成都市内的两个区），范家搬入的地方就在今天的龙潭寺一带，属于当时的华阳县辖区。最初，范氏一家靠租赁李姓田地耕种。当年冬天，父亲范端雅去世。1752年，三兄弟分家。1779年，范壁在太平桥购得李姓田产，1785年，购得清水沟冯姓田产。范壁共有六个儿子，从此开始安居乐业，家业逐渐兴旺。至今天，范氏在当地已成为4000多口人的大姓家族。

    张氏和范氏的迁徙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当时湖广北填四川的大多数移民皆是从长江水路，或南边的贵州陆路方向进入四川，先在川东重庆附近聚集，然后继续迁徙。其中一路沿嘉陵江往北，另一路沿成渝驿道往西，而一次性直接迁徙到位的较少。
    康熙末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有一位叫钟宏予的农民，也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抉择。他的祖父是位乡绅，由于仗义疏财，应酬繁多，因此家资很快被消耗完。当时的福建广东一带，因“地狭人稠”，随着子孙的增多，分到家族人头的土地便越来越少。到了钟宏予这一辈，作为长子的他不但有3个弟弟，而且不到40岁就生了4个儿子。当时广东一带大闹饥荒，钟氏家族日渐萧条。年迈的母亲见此情形，认为继续下去，一家人必然坐吃山空，因此必须有人走出去谋生，而当时最热门的四川无疑是最好的谋生之地。在母亲看来，钟宏予身为长子，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也公认他品性端正、做事踏实；而且比起其他弟兄，钟宏予家里的人头也最多，因此最适合外出谋生。于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到陌生而遥远的四川重新生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钟宏予最初哭泣着不忍离别，母亲只好耐心劝说：“我让你上四川，你若不去，倘若我的儿孙们都像邻居家里那样忍饥挨饿，我即使不被饿倒，也会被气倒。你若不放心，先把你的四儿子留下，这样可以保留一个人头的田土，你的3个弟弟也可以帮助照料他。为何我能多活几年，都是因为不放心你们啊！你难道还不去吗？”钟宏予见母亲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咬紧牙关，答应马上准备出发。
    钟宏予于是到地方官府上报了移民申请手续，拿到了“迁移证”。而钟家此时已没有什么积蓄，钟宏予儿子怯怯地问他：“爸爸，我们没有盘缠，怎么办呢？”钟宏予回答说：“不用担心，路上挣钱的方法很多，自有办法筹到路费。”1720年，钟宏予带着3个儿子，用扁担挑着其中的两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了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的道路。

    当他们进入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身无分文。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到钱后一起前行。钟宏予是个要强的人，不太喜欢给别人添麻烦，而且对于此事他或许早就有心理准备，他说道：“千万不要，我自有办法筹到钱，只不过是晚入四川三四年。各位不必为我担忧，也不必因为我而耽误了行程，你们还是继续前行吧！我晚些时候再赶来！”于是其他同行的人就先行进入了四川。
    钟宏予在浏阳有位舅父“杨四广东”，早年已迁居到此地。钟宏予本可以向舅父借一些盘缠继续上路，但他并没有这么打算。他对舅父说道：“现在家里已经没钱继续赶路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舅父一下？”舅父虽然也不是富人，但还是慷慨地说道：“没什么问题，我拿点钱给你做路费吧。”“此去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还舅父的钱。所以绝对不能用您的钱！”“你不要钱，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看本地人游手好闲，在这里只要肯出力，不怕苦，没有挣不到钱的！我打算自己砍柴挣些钱再上路。”“好吧，我腾出两间房，你们可以先住下来。”于是，钟宏予寄居在舅父家，以打柴为业。通过3年的披星戴月、披荆斩棘，钟宏予终于筹集银钱100多两。雍正元年（1723年），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成为了当地钟氏入蜀的开山之祖。
    钟宏予入蜀创业以及他舅父定居湖南浏阳的故事，也说明了湖南、湖北一带，既是一部分粤东移民的目的此，也是一些人的中转之站。
    今天简阳万氏入蜀始祖万安静与妻子入蜀创业的故事也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他们平凡的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有人性的光辉和伟大。万安静入蜀之前，自十几岁起便开始在广东长乐县做山佣20余年，虽然朝出晚归，日夜辛劳，但仍然家徒四壁。跟其他入蜀的移民想法一样，乾隆六年（1741年），36岁的万安静看到周围许多乡民纷纷迁入四川，也决定到那片新土地去开创新的生活。于是，他带着22岁的妻子刁氏，以及不满两岁的儿子万桂芳，踏上了入川的道路。一家人“征途寂寞，行李萧条”，跋山涉水，步行四千余里，终于来到新都凤凰山。然而，此时的一家人已经到了“钱不满升，米不盈斗”的赤贫境地。小两口商议之后，决定先做一些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以养家糊口。然而，或许是因为此时四川地广人稀，或是万安静本就不太会做生意，家里生计并未得到改善，经常揭不开锅。两年之后，全家仍然一贫如洗。于是一家三口搬迁至三圣乡凉风顶。一年之后，再迁至龙泉萧家沟，租赁了同族人万康吉的田地耕种。万安静夫妻两人不分昼夜，勤苦劳作，先后又生下7个孩子。随着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幸好此时大儿子王桂芳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开始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家里的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不久之后，全家用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头耕牛。耕牛在当时的农耕社会对一个家庭来说及其重要，这头牛也算是家里最值钱的财产。

    不久之后，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当时，萧家沟有位广东老乡打算回到老家省亲。经过多方筹借，借来路费“数十金”。出发之前，被当地的一伙“土暴子”（强盗）探听到这个消息，于是土暴子们打算找个机会入室抢劫。万安静知道这事后，内心十分纠结，到底该不该将这事告诉老乡呢？最终，他出于良知，冒着被土暴子报复的危险，将这事告知了老乡，结果土暴子的如意算盘落空。土暴子们知道是万安静在从中作梗，于是便在一天夜里，将王安静家里的耕牛偷走了。万安静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忍气吞声，并没有报官。
    不知不觉，一家人在萧家沟已住了16年，万安静将家迁至龙泉山百工堰。不久，又迁到简州（今成都简阳市）山泉铺，以3两6钱银子从李姓家里租来田地耕种。此后，子女们逐渐长大，全家人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儿子也开始外出当雇工。数年之后，家里积蓄渐丰，家道开始慢慢好转。
    当然，在万氏一家人的艰辛创业过程中，妻子刁氏的“忍辱负重”也功不可没，她算是位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妻良母。
    刁氏比万安静小14岁，刚刚入川时，由于子女众多，生活负担沉重，常常弄得家里无米下锅。这时候有一位邻居妇女劝说刁氏：“你们一家人十来张嘴，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不如卖两个孩子吧！”刁氏怒斥道：“子女都是亲身骨肉，怎能卖掉呢？再苦再穷的乞丐也是拖儿带女，谁见他们卖了子女求富贵呢？”邻居听后，只好惭愧的退走了。此外，万安静的性格向来暴躁，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发泄到刁氏身上，而且生气之后经常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刁氏的性情却十分柔顺，每当万安静脾气发着时，刁氏就来到床前苦口婆心地安慰万安静，并劝说他吃饭。

    刁氏白天不仅要跟随丈夫劳作，晚上还经常在灯下纺衣织布。她天天如此辛劳，任劳任怨，基本看不到有闲暇时间。家里虽然算不上富裕，但家人出门时也没有到衣衫破烂的地步。而且刁氏对子女们的教育也毫不怠慢，她对孩子们耐心教导，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孩子们从小都遵循母亲教诲，不敢有什么违逆之举。刁氏晚年时，家里开始变得充裕，丰衣足食，积蓄丰厚，而且来了客人，还有好酒好肉可以招待。刁氏63时病逝，此时，她的儿子们都娶妻生子，已是儿孙满堂。
    在迁往四川的路途上，也不乏重情重义的故事，他们就算在遇到天大的困境，也从未放弃亲人。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于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年幼，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以充当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道：“兄弟本为同胞骨肉，怎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舍弃他们呢？此举天地难容啊！”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作为路资继续前行。最终一家人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以租田耕耘谋生。
    此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以及郭沫若、巴金、艾芜等文化名人的先祖皆是在湖广填四川时期，分别从各个省区进入四川的移民。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丁家湾）。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十几口人靠租佃丁姓地主的20亩薄田和押借来的几间破房安身度日。朱德的母亲一共生了13个孩子，因为生活艰难，最终只有六男二女存活下来。朱德回忆说，母亲整天忙着，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从没有工夫抱抱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上爬着长大的，大了身体很强壮，能背能挑，还要种地。尽管生活窘迫，朱家还是想靠省吃俭用培养出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朱德6岁时，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被送到朱姓家族自办的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朱代珍。不久，两个哥哥都因家里无力承担学费而回乡种地，朱德因为年纪小，同时又已过继给无嗣的伯父，因此受到家人的疼爱和器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陈毅的祖先陈尧钦，是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迁至四川乐至薛苞镇正沟湾的移民。陈毅原名陈世俊，是陈家入川以后的第九代子孙（陈氏家族班辈排行为：“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长绵”)。陈毅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毅从小跟开办私塾的父亲识字，据他自己说：“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从陈毅后来的诗词作品来看，他确是从小就好文多学。《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陈老总和儿子的四次谈话》一文中记载了陈毅给儿子讲的故事：入川的一世祖陈尧钦迁入四川后，“尧、舜、禹”三辈人都是普通农民，备尝艰辛。到了第四代“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他是个拔贡（贡生的一种），但为人特别悭吝。有一次他到潼州府（今四川绵阳）赶考，随身带了一枚咸鸭蛋下饭吃。由于过于节约，赶考回乡时这一枚咸鸭蛋尚未吃完。他后来因放高利贷迅速发家，置得田产八百亩。后来陈汤佶又把八百亩田地分给两个儿子，但儿子们都不争气，只知享福，后来坐吃山空。到了1919年，终于破产，沦为贫民。陈毅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子女听，目的是教育他们记得劳动人民的疾苦，以及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四川乐山人。郭氏家族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在1781年前后迁徙四川。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曾经详细阐述过自己的家世：“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的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袋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逐渐地在那儿发迹起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 1853~1939年)，是入川以后的第五代移民后裔，由于他的精明能干，使本来已经败落的郭氏家族得以重振，他买田地、买房产、买盐井，成为了一名半商半农的中等地主。此外，郭朝沛还精通医道，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曾在家里设立郭氏家塾，取名“绥山馆”。郭沫若的少年时期，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湖广填四川”的洪流持续了100余年，进入嘉庆年间后（1796~1820年），随着四川荒地的开垦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逐渐退潮，并在同治年间后（1862~1874年）彻底消失。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达到2071万。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4800万。之后，四川逐渐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人口大省”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既作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也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川军儿女，为取得最终的民族胜利作出了无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今天，四川的许多风俗、技术、文化等产物无疑也受到这场移民运动的巨大影响。每当人们坐在茶馆，或说着口音各异的四川方言，或看着精彩绝伦的川戏或评书，或吃着麻辣酸甜的川菜与小吃，其实，它们都是湖广填四川之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先祖移民们相互碰撞和交融的产物。这就像无数条来自山野间的涓涓溪流，不论出处，彼此各异，却又相互交融，聚集成河，汇入大海，一些东西依旧，而一些新的东西却在悄悄生长，终成海纳百川。这就是今天的四川人，四川文化。在这片曾经残破不堪的土地上，先民们披荆斩棘，不屈不挠的艰苦创业历程，更是一种被世代传承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五千年来能持续屹立东方的最不可或缺的民族品质。
    ——此节完——

    第三节总督丁宝桢，治川十余年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覆盖皖、苏、鲁、豫地区的“捻军”农民起义刚刚被清廷平定一年，在京城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一艘来自皇宫的太平船经过天津港后正沿江而下，徐徐向山东进发。船头挂着的龙凤大旗随风飘扬，旁边还插着一面旌旗，上面写着“奉旨钦差”和“采办龙袍”字样，旗下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年轻人，他便是25岁的当朝太监安德海。此时的安德海可谓意气风发，他因办事机灵，曾在前几年的“辛酉政变 ”中为慈禧太后的上位立下汗马功劳。安德海因此深得慈禧的信任和宠爱，成了慈禧身边的大红人，甚至连年幼的咸丰帝载淳以及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也不放在眼里。此次出京下江南，源于太后准备为14岁的咸丰提前筹办婚礼用品，而安德海主动争取到这个机会，目的是想到江南的繁华之地好好游玩一番，顺便捞点油水。
    安德海沿途受到各地官吏的高规格接待，大家宴请结束后还不忘给他悄悄塞点钱财或贵礼，都希望安公公能在太后面前多多提点。安德海自然是乐此不彼，终于感受到权势带来的快乐。然而，他或许并不知道，即将进入的山东之地，他命中的一位克星人物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这次安德海出宫曾获得西太后的同意，号称钦差，而且一路威风张扬，但却并未携带任何正式公文。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字稚璜，出生于道光元年（1820年），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同治六年（1867年），任山东巡抚之际，曾在僧格林沁、李鸿章的指挥下，成功镇压了捻军起义。丁宝桢向来刚正不阿，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早就心怀不满。当然，丁宝桢十分清楚安德海是西太后身边的红人，不是谁都可以查办的。但丁宝桢深知清廷的律令，大清开国之初顺治帝便有严格规定，宦官非奉差遣，禁止私自出宫，违者死罪。
    安德海的船只大模大样地进了山东，八月二日，刚到德州时，丁宝桢便命人将其一行抓获。丁宝桢派人送出四百里加急进入京城，细数安德海的罪状，并请求皇上发落。此时的咸丰帝由于年龄渐长，即将面临亲政，因此慈禧给了他先行审阅奏折的权力。因此，咸丰首先获得了来自丁宝桢的奏折。咸丰早就对安德海怀恨在心，见此良机，决定趁机将其铲除。为防生变，咸丰立即派人向山东发出八百里加急，下令对私自出宫的安德海立即执行死刑。第二天，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后，连夜将安德海提出行刑。一代权宦被捕五天后便身首异处。慈禧虽然也获得消息并发出挽救安德海的谕令，但却比咸丰稍晚一步。慈禧是个精明人，她知道木已成舟，为了体现自己的“贤明”，于是顺水推舟，对安德海等太监的行为大加责罚，对于丁宝桢也褒奖有嘉。安德海的伏诛，令朝廷上下大快人心，丁宝桢也因此名声大燥。

    光绪二年（1876年）冬，在陕西通往四川的蜀道上，寒风凌冽，飞雪漫天，一位57岁的银白长须老者带着家人及仆从一行正赶往四川省会成都，这位老者便是被光绪帝新任命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当时的四川作为清朝九大地方总督行政区之一，在统治者心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入川之前，丁宝桢曾受到光绪帝的亲自接见，被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并让他接任因老病而卸官回乡的前任四川总督吴棠之职，慈禧还特地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大字《国之宝桢》。丁宝桢能被授任如此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可见光绪和慈禧对他的信任。
    广元昭化作为进入四川之境的首站，丁宝桢打算在这里作一个短暂的停留。昭化与他有着深厚的渊源，自1817年起，他的祖父丁必荣曾在昭化任知县多年，年少时的丁宝桢也曾跟随祖父在这里生活。祖父丁必荣关心民瘼，清正爱民，经常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收入捐给公家，以抵消百姓赋税，深得当地官民的爱戴，这对后来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影响不小。丁宝桢打算在故地昭化停留，目的是为了关心和慰问一下当地的百姓，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从老百姓的口中了解他们的真实所想所需，以便上任后更好的治理四川。
    离开昭化后，丁宝桢一行继续沿金牛道向成都进发。数天之后的某一晌午，代理川督文格带着众多四川官员在成都城外的驷马桥站成两排，恭迎新任总督丁宝桢的到来。不多时，两辆马车徐徐而来，文格等人正要准备上前迎接，但帘子拉开时，只见里面坐着几位女子顾盼生风，她们正是随丁宝桢入川的妻妾和随仆。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正在大家惊慌疑窦之际，忽然有人从城中快马赶到，告诉大家，丁大人已在总督府大堂恭候，请大家立即前往议事。原来，丁宝桢已于昨夜提前赶入城内。在场的官员都知道，丁宝桢是个干实事的人，或许并不太喜欢这些官场上的客套场面。所以，当他们知道原委之后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丁宝桢上任后，通过各地百姓以及众多官员的情况反映后，充分了解了当时四川存在的各种问题，基本确定了自己后期的工作重心。
    首先，他将矛头对准了令当地百姓怨声载道的“夫马局”。夫马局相当于官方驿站，设立于咸丰年间，当时曾爆发影响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战乱期间，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需供应而专门设立夫马局。1864年，历时14年的战乱结束，但夫马局并没有被撤销，而是被各地州县官员继续利用。这些官员们为了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至大家怨声载道。
    丁宝桢认为夫马局已到了必须整顿的地步，他于是向朝廷上疏道：“今之夫马局，名为办差，实充私橐，民心积怨，实由于此。”丁宝桢整顿的主要措施是：雅安本为成都通往藏区的交通要道，广元为通往陕西及京城的交通要道，两地皆为官员的必经之路，酌情予以保留二成，其余各州县夫马局，自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起，全部撤销。夫马局整顿后，官员因公出差，改由四川藩司另筹专款，按照出差地区里程定额补给。通过此举，大大减轻了四川百姓的负担。

    不过，由于广元还留有一些夫马局，因此当地百姓还得负担部分费用。丁宝桢对昭化百姓感情深厚，于是跟当年祖父一样，自掏腰包7000两白银，另外再发动当地的富绅募捐，共筹得白银10000多两，在成都附近购得200多亩良田，将田地每年的收入用来支付昭化百姓的夫马局费用。昭化百姓对其感恩戴德，丁宝桢去世后，专门在当地修建了丁公祠以纪念他的恩情。此事一度被传为佳话。
    除夫马局之外，丁宝桢针对四川长久以来形成的吏治弊端进行了大力整顿和改革。此前，各州县官员的任用基本按照论资排辈的原则，丁宝桢则大力选拔和任用年轻有为、勇于担当的人才进入官员体系。同时他还严惩贪官污吏，弹劾和撤换了一批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员，其中包括当时主管全省司法的四川按察使方浚颐、主管财税的盐茶道傅庆贻等高级官吏。他还下令革除了许多官场的陋习，如上级衙门向下属收受各种“规费”等变相贿赂行为，各衙门所需经费改用公开严明的定额补贴方式。通过丁宝桢的大力改革，四川官场风气获得大力改观。
    此外，丁宝桢还进行了盐政改革，而他与自贡盐枭的“艰苦卓绝”斗争成为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四川自古盛产井盐，多销往云南、贵州等省。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江淮等地陷入战乱，当地盐业供应受到影响，朝廷调川盐进入湖北、湖南等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朝廷，恢复淮盐销往湖南、湖北，川盐出川由此受到影响，大批中小盐商纷纷停业，只剩少部分实力雄厚的盐商垄断运、销和价格，四川盐业整体进入萧条，官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当时四川全省税收不过210万两白银，支出则达到500万两白银，财政已入不敷出。丁宝桢为了解决财政亏空问题，打算重振四川盐业收入。

    自贡自流井是当时四川的井盐主区，“王三畏堂”是当地发迹较早的大盐商。在天平天国时期，王三畏堂掌门人王朗云带领家族利用“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跃居“王李胡颜”四大家族之首。如果当时四川做一个富豪排行榜的话，王朗云自然是名列前茅。“王三畏堂”为自流井珍珠山王宝善祠木支的一个堂名。其名字由来颇有意味，源自旧学堂大安寨“桂花湾宅院书馆”馆头卢静斋，参照孔子的“三畏”（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而取名定义，意为“敬畏天地，敬畏朝廷，敬畏圣人之言”。
    王朗云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前任四川总督骆秉璋任职期间，还因功获得了一个特殊身份——红顶商人。1860年，四川省的李永和、兰大顺响应太平天国起事，其部下率军围攻自流井大安寨。王朗云带领当地百姓据寨自守，通过英勇抵抗，成功击退乱军。四川总督骆秉璋知道此事后，大加赞赏，将他的事迹上奏朝廷。清廷因此赏赐王朗云顶戴花翎，并追赠其侄王余坨世袭一等云骑尉（清代世爵名，正五品），后王朗云又向朝廷捐资获得候补道官衔（捐官，无实际职权）。
    骆秉璋虽为王朗云请功获赏，但不久之后，王朗云却开始与之作对。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巡抚刘蓉为了筹措陕南军费，奏请筹办川省盐厘（盐税），提议“按锅计盐，按盐定厘”，向井灶抽收盐税（即灶厘）。朝廷谕令四川总督骆秉章执行照办。在此之前，四川盐商制盐以后，运销过程中按实际井盐的重量抽收盐税。此时，骆秉章按照朝廷新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抽“灶厘”。骆秉璋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还另设水厘局，井盐商户每抽出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
    按照最新规定，卤水还没成盐需要交一项“水厘”，盐灶还未制造出卤盐又要交一项“灶厘”，运盐出售过程中还得交一项“盐厘”，如此三重盐税叠加，让自流井的大小盐商们根本无法接受。于是王朗云和颜氏家族首领颜晓凡秘密策划，大造舆论，宣扬“水厘”将危害盐商生存和导致盐工大量失业，并找人暗中捣毁了骆秉璋新设的水厘局。王朗云作为最大的嫌疑人被骆秉璋下令逮捕入狱，并打算进行审讯定罪。不久，恰好全国多地发生灾荒，王朗云借此机会捐出七万两白银进行赈灾以“将功赎罪”。朝廷看在钱的份上，赏赐了王朗云按察使的官衔，并授予二品顶戴。朝廷封赏旨意下来时，骆秉璋束手无策，只能将王朗云释放出狱。水厘局也因不得人心，而被取消。这一次斗争，王朗云虽然损失了一些钱财，但终算是险胜四川总督骆秉璋。

新任总督丁宝桢上任后不久进行的盐政改革，再一次动了盐商们的奶酪。他启用唐炯为盐运官，着手负责盐务之事。此前的四川盐业政策为“民运民销”，丁宝桢上任后决定恢复雍正年间四川的“官运商销 ”政策，将其运输和批发业务收归国有，任何民间私人如果想要合法贩卖食盐，必须先向官府申请取得“盐引”（政府发给盐商的销售许可证）。此前，自贡几家大盐商多为制、运、销一体经营，丁宝桢这样一搞，盐商们就不能凭借垄断优势操纵盐价。于是盐商们开始了与丁宝桢的对抗，王朗云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那一位。他悻悻地说道：“前任总督骆秉璋都拿我没办法，还怕你丁宝桢么！哪怕舍了我扇子坝不要，也要跟你斗到底！”扇子坝是王朗云在自流井的井盐集中产业区，他能有如此气概，看来是十分自信。
不过，这一次王朗云吸取经验，没有选择“武斗”，他决定采用“文斗”。他与官府打交道多年，又有捐官得来的官衔，虽然都是些没有职权的虚衔，但他在官府和朝廷内部早就布满很多人脉资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朗云对自己的“对手”丁宝桢也是做了一番认真的分析。丁宝桢虽然早年诛杀安德海，赢得一些美名，但却暗中得罪了慈禧太后。此外，丁宝桢性格直爽，在朝廷内算是个敢于直言的“炮火筒”，自然也树立了不少政敌。光绪二年（1876年），还未就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身在京城之时，在当时影响巨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极力反对翻案而得罪了不少朝中的翻案派大臣，而翻案派正是后来慈禧支持的一方。总结起来，在王朗云眼中，丁宝桢在朝中的实力并非想象的那么强大，这也是他自信的根源。

    王朗云于是联合其他商人和在京任职的川籍官员，开始大造舆论，指责丁宝桢举办川盐官运，祸国殃民，上下不堪其苦。有大臣上奏朝廷道：“川盐改归官运之后，征收款项混杂繁多，以致商民苦不堪言，而且相关人员的薪水及勇粮开支巨大，此举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不但如此，另外一些被买通的朝中大佬也纷纷加入对丁宝桢的攻击和弹劾。甚至成都当地也开始出现一些流言：“岂唯殃民还误国，不独凌寡还欺孤。”前一句说的是丁宝桢因盐政不当而祸国殃民，后一句说的是丁宝桢欺负孤儿寡母（光绪帝和慈禧）。当时，清廷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利拉锯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利格局对清朝中央集权已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许多比较强势的地方督抚被调侃为“欺负孤儿寡母”，其实是一些派别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挑拨对方与朝廷（慈禧、光绪）的关系。丁宝桢的事情被闹到这个地步，看来的确有些严重。
    在强大的舆论作用下，慈禧开始动摇了。光绪五年（1879年），朝廷向四川总督府发出四百里加急谕令文书，其中说道：“ 经朝廷多位官员上奏反映，四川官运局向井盐商民征收多项款目，请谨慎、妥善规划此事，或采用官运，或改为官督商销......要求据实上奏，不得怠慢或隐瞒实情”。朝廷同时还对丁宝桢进行了警告和降级留任。丁宝桢看到朝廷的反馈之后，心中明白，朝廷已经开始站在王朗云一方。
    不过丁宝桢也不是位轻易妥协和退缩的人。他问自己道，堂堂的四川总督，怎能被一位民间商人打倒？堂堂大清天朝，怎能被一位民间商人一手通天？他连慈禧身边的红人安德海都敢诛杀，还会畏惧一位民间商人么！

    此时的丁宝桢虽然受到朝廷“留职察看”处分，但他仍在四川总督职位上处理政务。而且朝廷在文书中提出“或采用官运，或改为官督商销”的疑问，目的并非将丁宝桢的盐政改革一棍子打死，还留有一定的商榷空间。于是他整理思路，给清廷上了一道奏折。丁宝桢在折子中陈述了四川过去“民运民销”的种种弊病，阐明了实行“官运”的理由，又总结了改革之后的实际成效。奏折内容有理有据，深入浅出，最重要的是，这些财政收入增加的具体数字也是朝廷最关切的问题，他在奏折中写道：自上年开办官运以来，带销积引一万余张（一引为一张，配运花盐 11000斤 )，所收税钱约一百余万两，商民皆便。
    清廷收到丁宝桢的奏折后，命户部对川盐官运进行调查核实，并讨论研究，做出决策。户部经调查摸底后，认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确实大幅增加了财政收入，所得盈余除四川本省开支外，还能抵销朝廷的25万两白银拨款。朝廷看后，对丁宝桢的盐政改革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久，朝廷下达谕旨：丁宝桢官复原职，并继续负责处理四川盐政事务。至此，王朗云等人反对川盐官运、攻击丁宝桢的行动宣告失败。
    丁宝桢要顺利实施新的盐政，还不得不面对王朗云这颗钉子，因此他必须彻底将他拔除。丁宝桢让唐炯秘密派人在自流井搜集王朗云在当地的劣迹。随后，丁宝桢给朝廷上奏，陈述王朗云的诸多罪行，如：私通六部，富甲全川；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倚恃财势，欺压乡里，强占民女为妾等。同时请求朝廷同意对王朗云在骆秉璋任职期间，曾组织人马打砸官府水厘局的陈案重新进行审理。
    不过，慈禧太后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看到丁宝桢的奏折后摇头笑道：“王朗云富甲全川说明他有钱，可是六部是我们的耳目，岂能私通？丁宝桢有些言过其实，不能尽信啊！”
    此时，朝廷吏部有一位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叫王开甲，四川自流井人，是王朗云的远房侄亲。王开甲年少时因为家里贫困，受过王朗云的资助上学读书，后来通过科举入仕，进入京城任官。一天，他在整理文档时无意发现了丁宝桢的奏折，他敏锐的感觉到王朗云的处境已极其危险。为报恩情，他将此事写成密信，找人马不停蹄地通报给远在四川的王朗云，让他尽快想办法外逃避难。
    王朗云收到密信后，趁官府人员还未到来之时，便悄悄外逃至云南偏远山区进行躲藏。已年过花甲的王朗云在外过了四年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隐匿生活，尝尽了人间沧桑。在此期间，王三畏堂的族人也极尽全力的为他四处打点。当时丁宝珍有一儿子暴病身亡，丁宝桢悲痛欲绝，有人还说这是“报应”。王三畏堂的人于是私下找到丁宝桢的三位宠姬金氏、钟氏和万氏，给她们送了一些礼物，请求她们在丁宝桢面前为王朗云帮忙说情，希望能放他一马。有一天，金氏见丁宝桢正为儿子的去世伤心，她便趁机劝慰丁宝桢道：“大人，王家的那个案子，就不要管了吧？放人家一条生路，也算是做做善事。”丁宝桢动了恻隐之心，也就不再追究王朗云的事。

    光绪七年（1881年），王朗云见风声逐渐平息，于是悄悄回到了自流井。历经波折的他或许已对权势和财富“大彻大悟””，一改往日风格，过起了低调的生活，3年之后病逝。此后，王氏家族也逐渐走向没落。
    丁宝桢在四川除进行盐政改革外，还积极组织新建了四川机器局，这在他的四川总督生涯期间也算是一件大事。
    丁宝桢青年时期，中国正经历鸦片战争，后来考中进士入仕后，又亲历太平天国运动。与许多中国志士一样，他看到了中国的贫弱，以及外国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对中国进行欺压侵略，让他内心深处埋下了自强兴国的信念和理想。光绪元年（1875年），丁宝桢在巡抚山东期间，以“靖海安边”为名，上奏清政府批准，在济南建山东机器局，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
    丁宝桢上任四川总督后不久的一天，来到东较场阅兵，见兵官兵手中拿的大多是些非常陈旧的大刀长矛，以及少数几杆参差不齐的洋枪。他向身边的下属问道：“川省兵勇手中的洋枪来自什么地方呢？”一位军营管带回答道：“启禀大人，这些洋枪是从上海洋行那里购来的！”丁宝桢沉吟片刻，说道：“从洋人那里买来洋枪有许多弊端啊！洋枪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大多是洋人用过的废弃之物。咱们又不知怎么修理，如果稍有损坏，便成了废物，的确可惜！更何况遇到重大紧急事件，还找不到在哪里购买弹药，枪炮也成了摆设。如果靠购买洋枪洋炮实现自强，实在有些自欺欺人！”丁宝桢的话说得颇有道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果国家内部没有强大的科技产业和技术，购买的东西再好再贵，也无法实现强国之梦。只有借鉴西方，发展自身技术和产业，既可以为国家节约费用，又可以真正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这样的观点，放到今天也是行之有效的。
    丁宝桢已有山东创办机器局的经验和人才储备，于是奏请朝廷，请求同意他在四川建立机器局，清廷批准了他的上奏。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丁宝桢开始着力组建四川机器局的工作，将地址选在成都东南的下莲池街，并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

    此外，他还把旧时手下的得力干将曾昭吉从山东机器局聘到四川负责总理工务（总工程师）。曾昭吉是位不可多得的造枪天才。此前，曾昭吉曾经担任湖南候选通判，由于深通机器，曾被丁宝桢召至山东参与机器局技术工作。丁宝桢在山东初次见到曾昭吉时，感觉其人有些朴实、木讷，寡言少语，但却并不知道对方是位心思敏捷的技术派。丁宝桢问他外国各项机器，曾昭吉却说未曾亲眼见过外国人怎么制造枪炮，但可以自己摸索研究，独立制造出来，并不一定非要求助于外国人。丁宝桢将信将疑地拿出当时英国所造最好的亨利马氐呢枪给曾昭吉查看，问他能否仿造，曾昭吉看过之后，认为难度不大。最后曾昭吉的确没有让丁宝桢等人失望，不到两个月，竟造成120余杆仿制枪，与英国造的亨利马氐呢枪相比，无论是便捷性和射程等各方面不相上下。曾昭吉因此获得丁宝桢的极大信任，并表奏朝廷对他进行嘉奖。
    由于此时山东机器局的生产工作已基本步入正轨，曾昭吉再次受到丁宝桢入川任职的聘请后，便卸任了山东工作，并带来湖南、山东、江苏籍技工数十人，又在四川招募能工巧匠数百人。
    四川机器局的经费筹集原则是不需要朝廷额外拨款，而是来自于省内土货和茶业的税收。主要机器设备由专人到上海等地进行购买，其余机械设施皆由中国技师、工人设计和制造。为了节约成本，曾昭吉还因地制宜，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成功制造了“水轮发电机”用于厂房所需的电源。如此以来，丰水季节则采用水轮机发电，冬、春的枯水时节才转用火力+锅炉发电。通过此举，每天可省煤一千几百斤，合计每年可省煤钱4000余两。
    1877年十一月机器局厂房建成，共建大小厂房车间188间，丁宝桢上奏朝廷称：“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 各种机器安装就绪，调试完毕即正式开工投入生产。四川机器局开办一年多时间，生产初具规模，自行制造水轮机及各种机器共25部，制造机器部件及工具等共12069件，已合成前门后膛等枪共148杆，未合成洋枪共161杆。自1877年十一月至 1879年五月，用于生产和人员工资的经费总计用去白银7.73万余两。
    然而，丁宝桢的机器局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朝廷内总免不了会有人反对。清廷中的顽固保守派，对丁宝桢这位激进的“洋务派”份子十分嫉恨。光绪五年（1879年)，给事中吴镇参揭丁宝桢，认为四川机器局这帮人根本不懂机器技术，亏空公款，纵容私人谋利，尽用一些低劣员工。其他顽固派也竞相诋毁丁宝桢花了数万银两，才造了区区数杆洋枪，还不如直接向洋人购买。

    朝廷立即派御史恩承、童华查办此事。不久调查结果公布：原来上表罗列的各种款项去向，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只有所设的机器局费用较大，制造出的枪支并不精良；通过调查认为应将机器局停止，以避免继续浪费钱财。于是朝廷下令停止机器局工作。
    朝廷的决定下来后，洋务派的官员们皆纷纷反对。其中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道：机器局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搬运器械、制造样品等各种费用，六万两白银主要用于这些地方，而非全部用在了枪炮制造方面，若立即停止，则前功尽弃！
    丁宝桢也据理力争，认为四川机器局与别省的机器局比较，所花的费用仅有它们的十分之一，即使与山东省机器局相比，也节省了十分之四五的费用；所造的各种器具，已成和未成品共有一万几千件，虽还未竣工，但其中的洋枪可以作为临敌时备用的数量已有一百数十杆。
    朝廷经过斟酌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二十六日下令重新恢复四川机器局的生产，并以成绵道崇纲总理局务（总经理），丁士彬、黄锡寿等为委员，曾昭吉继续总理工务（总工程师）。
    光绪七年（1881年），丁宝桢再于成都南郊古家坝江畔增设火药厂，人称“白药厂”。古家坝周围地势开阔，而且有丰富的水资源，因此依然采用水轮发电机给火药厂供电。
    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逝世时，该局支出经费共计约31.9万两，主要产品包括：接前期工作续造机器393件、新造机器644件、前后膛洋枪10983杆、弹药48.217万颗、铅弹60.5万颗、铜帽1375万个、洋火药28.7035万发、修理水龙7座，修理各项机器及水轮10339件，修理各营旧洋枪5105杆、格轮炮2尊、子母炮1尊、后膛炮1尊。
    四川近代学者郑光路曾说，当时的四川机器局实力相比于“汉阳造”，仅略逊一筹。丁宝桢也很是自豪：“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不过，遗憾的是，丁宝桢之后的下一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却认为，由于四川机器局制造的枪支质量偏于低劣，为“无用之枪”，转向了向国外购买枪支或委托江南制造总局等外地企业进行制造，而四川机器局只负责制造后膛枪子弹、铜火帽、开花炮弹拉火、洋火药等周边产品，并进行了相应裁员。刘秉璋之后，新任总督鹿传霖则又扩大生产线，恢复枪炮等生产，甚至还开始制造银圆、皮革、火柴等民用产品。清末学者傅崇矩在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说道：“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元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
    清末至民国初期，机器局几经变迁，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厂址位于河对岸的三官堂。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四川兵工厂。抗战后为中国兵工署第20工厂，生产的麻花手榴弹和步枪、机枪是川军主要武器，为抗日战争曾做出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丁宝桢在任期间，对都江堰水利工程也进行了大肆修缮。
    光绪二年（1876年），丁宝桢来到四川就任后，由于当时财政空虚，都江堰水利工程已年久失修，导致水灾频发。他上任第二年便就奏请朝廷拨银十万两大力修缮都江堰水利工程。他不辞辛苦，与灌县县令陆葆德亲到工地勘察12次。他们通过分析认为，之前的千百年来，都江堰一直采用竹笼堤（以竹笼装满卵石以加固堤岸）的方法反复修缮，并不十分可靠。丁宝桢与陆葆德打算本次将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以造福后人。丁宝桢等人将都江堰的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钉互相铆住，并用桐油、石灰、糯米汁进行嵌缝。同时，还用条石砌成堤岸12000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淘内、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挖河方40多万方，有效预防决堤险情的发生。丁宝桢还吩咐另外修了一座跨越内江的桥，以利于两岸百姓通行。光绪四年（1878年），陆葆德还用工程的结余银两，在旁边建成廊桥“普济桥”，俗称南桥。“普济桥”历经几次重建，成为今天的廊桥。
    1878年五月，岷江洪水暴涨，堰首工程的一段石堤也被冲毁。光绪皇帝十分关切，于九月八日发出上谕：“前期据丁宝桢上奏，都江堰频年泛滥，冲毁民田，现设法筹款修理。我听闻西川江水暴涨，民间已受到水灾之害，刚刚新筑的工程，是否可靠？地方受灾是否深重？”丁宝桢上奏回复：“臣所办理的都江堰工程，大修之后沿江无大灾害。惟有人字堤一段，将以前的竹笼堤改为条石。但江水暴涨时，仍被冲毁37丈，无所辞咎！”

    当时的四川盐政改革也正在攻坚推行，这些事情被对手掺和在了一起，对他发起了毁谤和攻击。一些朝臣上奏，称丁宝桢借此次大修工程之机中饱私囊，贪污银两，才造成如此之“豆腐渣”工程。慈禧终被影响，对丁宝桢官降三级并“留任查看”，还要求丁宝桢“退赃”。无奈之下，穷得叮当响的丁宝桢，只得向四川提督唐友耕求助，请求帮忙垫付。
    丁宝桢认真分析工程失败的原因，认为古人一直沿用的竹笼堤法很有道理，所谓“刚者易折”，用条石堆砌的堤岸由于太过“刚硬”，毫无缓冲，才被洪水冲毁，或许条石并没有古人所用的竹笼堤可靠。于是，同年十一月月，他自筹经费，恢复古法沿用的竹笼堤。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后，川西各州县长年无旱涝之忧，百姓世代安居乐业，对丁宝桢的功绩竞相称颂。
    丁宝桢主持完大修工程后登上二王庙，遥望岷江之水，感慨万千，写下《二王庙感怀》：“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诗中既有济世之豪情，又有办事坎坷艰难之叹息！身逢黑白难分的“浊世”，做一位好官也总会遇到别人的毁谤，或许只有“此心光明，夫复何求”才是激励每一位有良知者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的信念与动力吧！
    丁宝桢在任期间，还着力解决了“仓政”问题。仓政，即由政府组织建立粮仓，以储备粮食。丰收之年，国家按照合理价格收储粮食；灾荒之际，开仓售粮或参与赈灾，以平抑粮价和保证粮食供应。这种制度类似于今天的“中粮储”。道光、咸丰之后，由于经历多年战乱，仓储空虚，偶遇灾荒，广大贫民或食草根树皮，或被逼为盗贼。光绪六年（1880年），丁宝桢奏请朝廷整顿仓政，倡导各州县城乡设置社仓、济仓，以储藏粮食备荒，规定富庶粮户每家收谷百石，积谷一石；社、济各仓均属民间自办。丁宝桢让社、济各仓由地方官吏会同粮民共同协商，选派殷实正直的富绅负责管理经营，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仓储赈济制度：规定丰收之年，仓谷将陈年旧粮出售，重新征收新粮；灾荒之年则出售谷粮或赈济灾民，如此循环换仓补仓。相关制度落实后，据光绪八年（1882年）丁宝桢上奏，全川110个州县，共积谷173万余石，基本保证了灾荒年间的赈济之需。

    此外，丁宝祯到任四川不久 , 还遇上了外国人频频来川“游历考察”和由川赴藏的间题，丁宝祯对此十分敏感和反对。英帝国当时已占据印度，丁宝祯等一些爱国大臣认为这是英帝国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侵略之后的延续 ,打算将势力进一步向西藏延伸，需严加防患。他对前来游历考察的洋人，均派人护送随行，意在监视洋人的一举一动，并及时采取对策。当时英国人吉为哩企图由巴塘进入西藏 , 清朝随行官员力加劝阻，并让吉为哩亲自去边境地区目睹西藏人民的强烈反感情绪，迫使其放弃了入藏的打算。为“亡羊补牢”，丁宝祯又竭力向清政府建议 ,加强西藏边防，特别是加强与西藏毗邻的布鲁巴克（今不丹）和廓尔喀（今尼泊尔）的关系 , 以防备英国人由印度进入西藏 , 从而进一步威胁四川。对洋人来川滇地区开办企业以及由川赴藏通商等要求，尽量婉辞拒绝。另一方面，为寻求应对之策，丁宝祯甄选了精通地理、天文、测绘、算数等专业的江西贡生黄憋材，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印藏边境地区考察，了解当地山川地势、人文风貌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光绪六年（1880年），黄愁材回国后绘制了《印度全图》、《四川至西藏路程》、《云南至缅甸路程图》、《印度札记》、《西徼水道》等重要资料，为后期抵御英国入侵西藏做了强大的基础工作。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就任期间因病逝世，享年66岁。由于朝廷发放的俸禄多被用于救济百姓和支付工程款项，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只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看完之后悲痛不已。他去世后，身边的随从官员们聚集起来凑钱帮助办理丧事。他曾经任职的山东父老乡亲悲恸、惋惜，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当丁宝桢的灵柩运至济南之时，士绅百姓争相来到郊野祭吊。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安葬于历城的丁家林地元配夫人谌氏的东侧（现济南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今天，在“八大菜系”之一的川菜中，有一道著名的菜肴“宫保鸡丁”已是家喻户晓，这道菜正由丁宝桢发明。据传，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鸡肉和花生米，尤其喜好辣味。他在四川总督期间创制了一道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美味佳肴。这道原是丁宝桢家里的“私房菜”，却在后来被越传越广，人尽皆知。由于丁宝桢曾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太保”，习惯性地简称为“宫保”。于是他发明的这道菜得名“宫保鸡丁”，也算是世人对他的最好纪念吧！
    ——此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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