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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乡村记事[第1页]

作者:春秋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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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拉马车
    太阳老高了，上工的钟声已经响了几遍，人们才陆续走到生产队的队部.今天早晨的活是拉车送粪，早到的两个人开始装车。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普通生产队。队里有十来头牲口，除去幼畜，能干活的牲口只有七、八头。男女劳力却有五、六十个，再加上老人、放假的半大孩子等辅助劳力，要有一百来人出工。一到收秋种麦季节，准备种麦子的地有一百多亩，要耕、耙一遍，必须靠畜力完成，这是一年里，牛马们最忙最累的时候。其他一些本是牲口的活计，如拉车、播种、打场拉磂砫（读liuzhu,石磙子）,现在又要由人代劳了。
    场院里堆着发酵好的粗肥，在早晨的阳光里冒着热气。这是队里直接积的肥，主要是沤好的麦秸和牲口粪便，分量不重，装车的活不累，用四个齿的粪叉，把粪铲起装到车上。
    有个惯例，谁装、卸车，回来空车的时候就可以压车，当时的胶轮大车重心靠前，以便于套牲口。人拉车需要重心靠后，为的是驾辕人省些力气，在车上装东西要注意这个区别。但空车的时候就需要在车尾坐上两个人来改变重心，谓之压车。压车是个美差，可以享受别人拉车自己坐车的优越感，正好跟装、卸车的活搭配在一块。所以装、卸车的活一般有人抢着做。
    不一会儿，车装好了，人也到齐了，说说笑笑拉起大车就上了路。一个壮实男人驾辕，他左右两个男人傍辕。车辕前端拴“搭腰”（套牲口搭在牲口背上的宽带）的位置，绑上一根四尺长拳头粗细的木杠子，驾辕、傍辕的人用手攀住这个杠子。一般路上并不费力，只是在上下坡道或转弯时，掌握好平衡就行了。前面两根七、八米长的粗绳，每根绳有四、五个男女牵着，拉车的人数并不固定，人少的时候七、八个人能拉，人多的时候二十来个人也一样走，总之你只要出工，就有活可干。
    三、四里的路程，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准备种麦子的地里。这里传统的种植方式是“两年三熟”，即两年一个种植周期，收获三茬庄稼。春天下种高梁、谷子，秋天成熟早，收割后，种上小麦；小麦在地里越冬，第二年夏季，收割小麦种夏玉米；到秋季夏玉米成熟晚，不再播种小麦，等第二年春季再播种高梁、谷子等春庄稼。至此一个种植周期完成。棉花、红薯一年一熟，每年春季播种，秋季收获。
    这是一块割了谷子的地，满地谷茬还没有翻耕。车一进地，地暄车轮下陷，所有拉车人必须使足了力气往前拉，走一截开始卸车。两个装车人放下拉车绳子，一个人拿起三齿镐往下刨，另一个人用铁锨往下铲。卸完一堆继续往前拉，卸车的两个人就不回前面拉绳子了 ，就近在后面推，走上二十来米继续卸。上一堆卸的是车前端，这次卸车后尾，要尽量保持车重心平衡。一车粪要这样卸成五、六堆。
    耕地前，地里要布满这样一行行的粪堆，再用铁锨撒匀，翻耕到土里，做为小麦的底肥。那时候，化肥还少，主要以粗肥当家。
    卸完车，装、卸车的两人坐上车尾，卷支旱烟点火抽上。回程是“盼家路”，拉车人一路小跑，瞬时到家，把车停在队部，各人回家洗脸吃早饭。
    整劳力一个早晨的劳动记两分工，年终决算时，工值大概五角左右，两分工就是一角钱，能买五盒火柴。

    
    早饭
    放下拉车大绳，三旦跟着两个姐回家。拉车出了满身汗，三旦早渴了，进院子直奔窗台下的一口大水瓮。掀开高粱秸编的瓮盖，半瓮水上飘着个水瓢。这种水瓢几乎家家都用，是用自家产的葫芦，晾干后，从中间用锯一解两半，掏去瓤、籽，就成为两只水瓢。因为它在水里不沉，舀完水随手扔回瓮里就行了。有句俗语说“比着葫芦画瓢”，俺总觉得有误，应该是“比着瓢画葫芦”，一个葫芦圆不溜秋的怎么比？那瓢却有一个平面，把瓢扣在纸上，沿周遭画下来，岂不就是一只葫芦？三旦舀起半瓢凉水，仰脖子灌了几大口，看看堂屋里早饭已经熟了，十来岁的妹妹在帮着娘喂猪。三旦爹还在生产队打谷场上，两个哥哥到自留地收玉米，也还没有回来。
    三旦拿起靠在瓮边的扁担--当地人叫“担杖”，挑起两只白铁水桶出了院门，到百米开外的砖井挑水。这冀中平原本是地下水丰沛的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机井浇地，地下水水位高，用扁担钩着桶就能打上水来。几年后的今天，得再往扁担上接段绳子了。一头钩着桶顺到井里，提着绳子晃悠几下，猛的一放，“咕咚”一声，感觉手里的绳子往下一沉：水桶打满了。然后一把一把“捯”上来。这提水“摆”桶很需要技术，没经验者，把桶晃悠半天，那桶就是不倒，顽固的浮在水面，稍不小心，桶还会脱离了钩子，掉到水底。因此还有一种专门工具，叫“捞梢钩”，（以前的水桶是木板砌的，此地叫“梢”）。这捞梢钩有大小十几个铁钩子联结在一起，栓上长绳，扔在水底慢慢摸，直到挂住了水桶，再慢慢提上来。井台上，经常有人在打捞掉到井里的水桶。



    三旦打满两桶水，颤悠悠挑回家。连挑两趟，水瓮还不太满，爹和两个哥都回来了，娘一边收拾饭桌，一边招呼众人吃饭。三旦放下扁担、水桶去洗脸。水瓮旁边地上放着碰掉了几块搪瓷的脸盆，半盆浑水早洗过了几张脸。村民有句俗话“碜水洗净手”，意思是再脏的水也能把手脸洗干净。三旦猫着腰洗几把脸，拽下晾衣铁丝上的粗布手巾，擦了手、脸，走到屋里吃饭。
    这里人们吃饭习惯用矮脚方桌，一尺来高，三尺多见方。冬天饭桌放在炕上，长辈人盘腿做在炕头，晚辈或在地下打横，或偏在炕沿；夏秋季节，饭桌或放在外间屋正中的地上，或放在院子的阴凉里。这时三旦一家人在外间屋，或坐或蹲在桌旁开吃了，留给三旦的空位上放着一只“蒲团”，是用麦秸编成的圆墩子。三旦坐下，先端起一碗给他晾着的绿豆汤，咕咚咕咚喝下两口，拿起棒子面饼子，就着熘茄子大口吃起来。
    庄稼人早饭是正餐，不能糊弄。这是一顿典型的本地农家饭：贴饼子、熘茄子、绿豆汤。柴灶上的七印大锅里，添水放绿豆，上边架篦子，码上切开的茄子，锅边再贴一圈棒子面饼子，盖上锅盖烧火，等茄子蒸软，饼子烙熟，绿豆也煮开了花。连菜带饭还有汤，一锅就都有了。饼子要用锅铲铲下来，装在高梁亭杆做的笸箩里上桌，装饼子也有讲究，要把饼子咯馇朝上，平铺在透气的笸箩里，为的是不让蒸汽把饼子咯馇偎软。棒子面饼子挨着锅的那个面，被热锅烙出酥脆的硬皮，这硬皮人称“咯馇”，嚼在嘴里好吃无比。茄子入盆绊上盐和蒜末，搅拌成泥。
    一家人都忙了一个早上，饿的前心贴后心了，此时都闷头大吃，只有最小的妹子吃饭挑剔，拨拉着熘茄子专拣没调成泥的茄块吃，人多菜少，菜里狠劲多放盐，只剩没调开的茄块还淡一些；吃饼子专揭咯馇吃，剩下没有了咯馇的饼子就归娘吃了。<br> 此时两只胆大的母鸡探头探脑，悄悄溜到屋里，啄地上的饽饽渣吃，也没人顾上往外轰它们了。
    
    
    收棒子
    棒子者，玉米也
    话说黑要吃过早饭，钟声已经响过一遍，提起板镐来到生产队的队部.队部还只有刚敲过钟的队长等三、两个人，问清楚了上午是到西沙洼收棒子，便不言声上了路.急人熟路，一会儿到了西沙洼本队的棒子地，径直走到地边，揽起最边上的几个棒子垄，扬起板镐就刨了起来，刨进去数米远便停了下来，扔了板镐，这叫占甲垄。卷支一半麻叶一半烟叶的旱烟点着抽上，仰面朝天的躺在了刚刨下来的棒子秸上。这冀中平原的秋季，气候已经凉爽，刚才着急出了一身热汗，现在伸懒腰躺平了，虽未在意那蓝天白云，几口烟雾吐出来，却已是神仙了
    黑要抽的这支烟叫地头烟。当时人们下地都是两条腿走路，难免路上稀稀拉拉，先到地头的占上甲垄，开始抽烟，慢慢的把后面的人等齐了，由队长发令再一齐动手。占甲垄，是此地方言，多人一起收割庄稼，每人占一定的宽度，收割下来的庄稼横放在地，甲垄的宽度要略大于庄稼放倒后的长度。众人依次排开，干活互不影响。
    黑要在集体干活一贯撒懒蹭滑，今天一反常态勤快起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原来集体种地跟如今单干种地有一点截然不同，单干种地管理精细，地边的庄稼通风采光好，长势茁壮；集体种地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语--“十边九稀”，是说地边上的庄稼稀，且黄弱矮小。皆因管理粗放，施肥不到边浇地不到头之故。刨边垄上的棒子要比刨里面的省许多力气，黑要这人专门留意这些，今天一反常态早早来到地里，就是要抢先占着边上的甲垄
    人陆续到齐，刨了起来，满地板镐飞舞，只听一片咔喳、咔喳声，很是热闹。这刨棒子很有学问，只听这咔喳声便知道这是刨队里的棒子，刨自留地的棒子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刨棒子用板镐，一尺半长的镐柄，一只手握着，高举过头，靠惯性落下来，力量很大。刨自留地的棒子，要一镐入地，用力一撬，一棵棒子连根刨起，带下一块土坨，左手提着棒子秸，右手用板镐背连敲土坨，磕打干净再把棒子秸放下；刨队里的棒子就不这样了，板镐不能入土，齐着地皮把棒子秸砍下来，不能带上多少土，省去了一撬、几磕打的动作，板镐可以连续飞舞，一气砍下数棵用左手攥着，手里满了再一并放下，速度要比自留地的刨法快若干倍。只有等土地翻耕过以后，才能看出究竟，耕过的队里的棒子地，土坨连着土坨，一个土坨就是一个棒子茬，且不说打耙的困难，致命的是造成麦苗的缺苗断茏。开始是黑要等少数人用这种刨法，他们省了许多力气，当时还发现不了什么差别，慢慢人们就都采用了这种“先进”工作法，队长亦无可奈何了。
    近晌午，黑要和手脚快的几个人已经刨到地的另一头了，或坐或躺，男人 抽烟，女人嚼甜棒，甜棒就是没有结果实的玉米秸，其汁甘甜无比，赛甘蔗。休息一阵，回头看看还有几个体弱的离地头还有几十米的距离，队长发话了，来来来，再动动手，接接他们，都到了头就收工，于是人们七手八脚的帮后面的几个人刨，一会儿功夫，都到了地头，收拾板镐、拎起脱下的衣服，走上回家的路。这时黑要也从没有刨倒的棒子地里钻出来了，边走边整理裤子，做出刚方便过的样子，众人也不以为意，黑要是从不帮别人的，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屎就来了，蹲到别处不出来，一直到大伙把活做完。 刨倒的棒子一溜一溜的排着，铺满一地。再由老人、孩子等辅助劳力，把棒子穗包下来，黄灿灿的堆成大堆。队长亲自过秤，会计算帐，就地把刚收获的棒子分给了各家各户。这是全队社员最喜悦的时刻。
    工分
    

    吃罢晚饭，还有一项活动，每家至少要出一名代表，到队部记工，由记工员把每人当天的劳动记录在记工本或表上。
    队部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里，占地五、六亩，北面一溜十几间矮房，有饲养棚、库房、草料房等，南半部是几个巨大的猪圈，里面没有养猪，只是用来积肥。饲养棚是三大间相连的屋子，两头的两间养牲口，中间是饲养员的宿舍兼生产队办公室。三间屋子分别有门洞通院子，三个门洞都没有门扇，冬季吊草帘子保温，其他三季大敞着。宿舍与畜舍用贯穿南北的两个牲口槽隔开，饲养员在宿舍就可以给牲口添加草料，宿舍靠北墙的中间，是一铺土炕，上面铺着光席，放着油脂麻花的被卷。土炕有极大的灶门，用来冬季烧火取暖，这炕总是烧的烫烫的，招来满炕闲人。屋顶、四壁被烟熏的油黑瓦亮。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怪味。细品，应该有牲口粪尿味、抽过的旱烟味、人体的汗液味、烟熏火燎味等等。这种混合气味，除了生产队的牲口棚，哪里也不会再有。你别说，闻惯了还怪亲切的。生产队开会、记工、闲聚都在这间屋子，一年四季这里总是热热闹闹。
    




    队部没有桌子。记工员记工，冬季是趴在饲养员宿舍的热炕上，其他季节是趴在院里停着的大车上。记工员是兼职的，白天跟大伙一块出工，晚上记工，每天补助两分工（0。2个工）。每到晚饭后，记工的地方总是围起一簇人头，中间是一盏昏黄的油灯。
    原来记工用的是记工本，本子由社员本人自己保管，由记工员登录。后来发现有人私自涂改，甚至模仿记工员的笔迹自己填写，把家人没有出工的时段记成出工。后来就改用记工表，全队的劳力统一用一张或两张大表，记工表由记工员保管，避免了上述漏洞。但蒙混工分的事情却不能完全杜绝。按要求，记工只记当天的出工，事实上大家都难免哪天晚上有事耽误了，只能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一总记。隔了天，难免就有记忆错误，把没有出工记成出工，难免有人故意多记工。有那么几个人蒙混工分出了名，一般的人记工自己说多少，记工员就记多少，唯独这几个人，记工员特别留意，有时就要盘问盘问，好在这几个人脸皮略厚些，即使盘问漏了底，脸也不会红。

    工分一个月一合计，年终总计。做为决算分红和分粮食、烧柴的依据。

    年终决算由会计来做，会计也是兼职，没有帐可算的时候也参加生产劳动。大体算法是：先算出全年的总收入，就是把当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棉花、柴草统统折合成钱，价格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折款加在一起就是全队的总收入。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得数就是当年的工值，假如说总收入是5000元，总出工10000个，那么工值就是5角。
    帐还要算到每个农户头上，也是先算出本户的总工分，总工分乘上工值就是这户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是资金形式的，要减去本户分到的实物折款，剩下的钱数就是分红了。
    不是每户都能分红。劳力少的户，出的工也少，他的总收入小于分到的实物折款，他就要给生产队缴钱。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来分实物不完全根据工分来分，而是主要按人口分，工分只占一定的比例，一般为人七成劳三成，也有人八劳二的。实物分配中，人头占了较大比例，由此保障了劳力少的户的生活必须。确定这个实物分配的人劳比例，一般会成为分红户跟缴钱户矛盾的焦点。
    往往决算做出来了，也不能完全兑现，缴钱户的钱不会顺顺当当的拿出来。有家庭成员在外面上班挣工资的户，还能拿出一些，纯农业户没有现金收入，他用什么拿？好在那时没有强制缴钱这一说，拿不出钱来，欠着就是了，等孩子们长大挣了工分再还。缴钱户缴不上钱来，分红户也就只能分个数回去了。
    吃的变迁 1
    

    用了这个题目，就不得不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
    最初的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梁面窝窝头，盛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里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象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的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蒸的稀软的红薯。晚饭开的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唏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唏溜、唏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的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的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的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摔在墙上，名曰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它。这东西坚硬无比，只能下死劲啃，掉了牙的老人、才长牙的孩子咬不动。这无意之中却发明了一种山药的新吃法。若干年后，山药熘多了吃不完，切成滚刀块，放在窗台上晾干，存起来，没事的时候拿一块慢慢啃。其味甘甜醇厚，竟成为极具特色的美食，前几年还有人家把这美食作礼品，送城里的亲朋。还有精明的企业，批量生产这种“山药筋”，装入精美的塑料袋子，卖大价钱。这都是后话。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梁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胀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胀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胀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的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多半人高，凡草长的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被草“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有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
    吃的变迁（2）
    

    生产队的食堂好景不长。从敞口吃改成了定量吃，开始每顿三个窝头到每顿两个窝头，后来竟只给一个，这是成年人的定量。五、六岁的孩子给“三分”窝头。后来上学学分数理解的特别快，老师一讲到十分之三，马上想到了当年的“三分”窝头。吃定量可以把饭打回家里来吃 。孩子三嘴两嘴三分窝头就进去了，眼睛眨巴眨巴的望着大人手里舍不得下咽的窝头，大人只有掰下一块递给孩子。
    当年人们的饭量都特别大，小伙子一顿吃四、五个窝头是正常，七、八个也能吃下去。有菜汤、咸菜佐饭就是奢侈了，多数时候都是干吃窝头喝凉水。没有菜的参与，对窝头的味道体会的更清晰、更深刻，那棒子面的窝头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只是人身体的营养来源只有主食一种渠道了。
    吃不饱了，打饭就成了人们一天当中最为期盼的事情，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吃完早饭，就拿着“芊子”（芊，读做qian.芊子是一种用高梁楟杆编成的笸箩,当地人专门用来盛饽饽），到食堂打中午饭 ，把芊子放在地上代替人排队，每天上午，食堂门口一条用芊子排成的长长的队伍 ，成了一大景观。
    渐渐窝头没有了，改吃“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是用山药蔓或棒子核等为原料做成的 ，不知哪位高人借用了这美好的名字，反正不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人知道淀粉是什么东西。做法不复杂，把原料烘干碾碎，用粗罗筛过，掺上少许棒子面做黏合剂，合成面团后还是太松散，捏不成窝头，只能两手团一团，弄成圆不圆扁不扁黑不溜秋 的东西，上锅蒸熟即可。这东西吃在嘴里满嘴是渣，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难以下咽。几种淀粉中，山药蔓做的还略微好吃一些，除了中药味以外，竟略有一丝甜味。每顿饭两个淀粉团，搭配两个熘山药，山药成了佐饭的菜，吃一口淀粉，再吃一口山药送下去。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淀粉团打回家以后，搓碎，上锅烙干，这样吃起来中药味略淡一些，还有酥脆的感觉。
    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凡是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一开春，耕地翻出上年落下的山药，虽然一冻一化已经变了质，味道苦，颜色黑，但擦擦土就吃进嘴里。野菜长出来了，孩子们整天拿着口袋在地里转悠，寻觅簇簇柳、面条棵、青椒菜，野菜不能生吃（苣苣菜又叫苦菜，可以生吃，但不能代替主食），要拿回家里，用开水煮熟，放些盐，就是一顿美食。秋天，地里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生山药、生棒子、生北瓜、生西葫芦、生茄子、生萝卜等等等等，其中，生山药、生茄子最为好吃，后来能吃饱了，偶尔还弄两个尝尝鲜，生茄子就大葱，是难得的佳肴。秋天的庄稼地，是饥饿人群的天堂。煞秋毕后，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群妇女在场院打棒子，抓起一把生棒子粒捂在嘴里，个崩个崩地嚼。冬天，一群孩子，用铁丝穿着白菜疙瘩（白菜的根茎）在火上烧，烧熟一层啃一层。人们逮住麻雀烧麻雀，逮住老鼠烧老鼠，这是真正的美味。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脚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当年，不肯偷吃食的人极少。后来学《雷锋日记》，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一个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人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当时还纳闷，人活着不为了吃饭还能为什么？
    故事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后来，人们“胖”、瘦反差极大，瘦者骨瘦如柴，孩子们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胖胖的脸上，一按一个坑。一老汉蹲在地上，黄水顺着又亮又粗的小腿往下流。年老体弱者，大部分没有闯过来，埋死人经常发生，用家里装衣服被褥的躺柜装起来，几个人抬出去埋了就完了。没有鞭炮，没有唢呐，少有哭声，也没有几个送殡、看热闹的。从1958年到1960年，出生的孩子也极少。即使出生了，一般也活不下来，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没有奶水。例外当然也有，一个本家弟弟，生下来是家人用熘山药抹到嘴里喂活了，如今也四十大几岁了，竟胖的象水桶，并且是真胖，不是浮肿。
    有一点题外话不得不说，吃了集体食堂，生产队长的权力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生活领域，因此又多了一项管理措施，但凡哪家人，有不服从劳动分配、或逃工、或怠工、或偷食、或不明原因惹了队长不高兴，立即惩罚--“卡饭”，就是不让一家人吃饭，这措施简单快捷有奇效，比后来的罚款甚至拘留还有效的多。

    熬到了1961年，生产队的食堂终于解散了，队长也被撤职了，这都是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把挨饿、受罪的原因都归结到队长头上,以前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村里来了大学生工作组，组织社员开队长的批斗会.一个村子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尽管恨的牙痒痒，多数人还是抹不开脸上台揭发批判，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上台，打了几个耳刮子，批斗会也就草草收了场。

    农户重新获得了在家做饭的权力，不过下锅的米面还是没有着落。找出早年压箱子底的几件旧衣裳，拿出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摆设如座钟、瓷瓶，甚至连还要使用的躺柜、鬼头车（一种独轮手推车），都拿出去换了粮食。换粮食要出去十几里，到安平、饶阳一带的村子去换。前几年那里折腾的轻一些，老百姓家里还有些粮食。能换回粗粮吃的人家，都是早年间比较殷实的人家，还能找出有人要的家什。家徒四壁的人家， 只有拉起讨饭棍 讨饭去了。也是到安平、饶阳一带去要。讨饭也有讲究，到了人家院里，不能进屋，不管主人年岁大小，都是一句话：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给口吃的吧，救救命吧。主人大都掰下一块饽饽递出来，嘴里嘟哝着，又是某县的吧，真是遭罪啊.也有心眼特别好的，看着来人可怜，竟把家里的剩饭统统端出来，让讨饭者饱餐一顿.这会让讨饭者大为感激，给家人，给乡亲们好好讲上一阵子。一般一天也能讨到小半口袋儿碎饽饽，拿回家里，就是一家人的口粮，那个时代的人，有过讨饭经历的不在少数。
    吃的变迁 三
    这个时期，最考验主妇持家的水平，换回来的粗粮，讨回来的饽饽，如何搭配上菜汤，掺上野菜，总得让家人吃个肚子圆，顿顿能让家人吃圆肚子的主妇就是好主妇。人但凡被逼急了就能“创新”.又一种新的饭食创造出来了，名曰“苦类”（发此音，找不到恰当的字），就是用树叶或野菜、或蔬菜、或泡开的干菜，切碎掺少许棒子面，加盐，加少许水拌匀，上锅蒸熟，再用辣椒或蒜泥调味，做主食吃，味道很是不错.到了现在，上些年纪的人，偶尔还会做一顿解解馋，只是调味品里多了花椒油、辣椒油。去年，某一得了绝症的老人，孩子们问想吃什么，答曰：“苦类”。--晚饭还是喝粥，棒子面就是这么点，只有多添水，粥越来越稀，人的肚量却越来越大.大人、孩子都是三碗、五碗的喝，喝完粥，孩子们用手搂着圆圆的大肚子蹭出家门，脸上是无限的幸福。 <br> 吃饱了，可就是不抗时候，两泡尿下去，肚子又瘪了。人们还是整天寻觅填肚子的东西，逮老鼠、抓麻雀、捋树叶，挖野菜，凡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家收拾。有两个小故事：某日，一壮年汉子，看见一只母鸡叼着一个没有发育起来的小山药，也就一两寸长吧，吞下半截露着半截，汉子如获至宝，把母鸡从前街撵到后街，鸡跑不动了，人也跑不动了，按住鸡，从鸡嘴里拽出那个侏儒山药，擦也不擦，直接就填到了嘴里，这条小山药的营养远远不能补充撵鸡消耗的能量。其二：众人在一起锄玉米，张三突然发现一直青蛙，拿着锄就追，旁边的李四也跟着追，李四手快，一锄把青蛙打死，为争这只青蛙，二人发生争执，差点动起手来，在众人调解下，把青蛙从中间一拧两截，李四尖头，要了肉多的大腿，张三憨厚，要了头、肚，下工拿回家，放盐水煮，吃肉、嚼骨头、带喝汤。

    今天老家来人，是一位大我几岁的老兄，看了《吃的变迁》的前两部分，唏嘘不已，顺嘴讲了上面的两个不是故事的故事，现趸现卖，写了出来，与大家共享。

    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自留地功不可没.食堂解散不久，就给农民分了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别小看这一分地，当时所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化肥、农药、机井浇水的增产作用，首先是在自留地得到充分发挥.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也是从自留地开始的，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这里传统的种植模式是三年两熟），当时自留地的亩产能达到1200斤左右，集体耕地的亩产量也就是二、三百斤.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在规定的数量之外，偷偷的加大自留地的数量，今天分一角“鸡刨地”，明日又划一溜“猪拱地”，原来村子边缘的散碎地块，鸡刨猪拱，都长不成庄稼，一旦分为自留地就成了高产田。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每人名下的自留地达到了0。3亩左右，至此，人们才算真正吃上了饱饭。
    1962年以后，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人们。主妇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扳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吃多少粮食，每一天吃多少粮食，要把仅有的粮食吃到次年新庄稼收获。一句俚语说，“穷汉子就怕闰月年”--农历闰月年是十三个月，要多一个月的吃食。当时典型的食谱是，早晨喝山药粥，--棒子面粥里煮上山药，为的是不吃干粮，中午吃一顿有干、有稀的主食，晚上又是稀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晚上可以吃上一顿白面做的稀面条。干粮多是窝窝头、贴饼子，这两样都是用粗粮做，有高梁面、棒子面、山药干面等等，以棒子面为主体.贴饼子与窝窝头在口味上无太大区别，贴饼子是在锅的上沿贴上一圈，锅的下部或同时熬汤或熘上山药，连蒸带烙，熟了有一层酱红酥脆的咯咋，口味略好，贴饼子的不足是每锅做出的饼子数量较少，人口多的家庭不够吃。窝窝头每锅蒸的数量多，人多吃伙饭时还可以用多层的笼屉，效率高的多，窝窝头的形状如其名字，似圆形的金字塔，上尖下大，中间还有一个暗孔--容易蒸透。捏窝窝头很有意思，左手五指与右手四指配合，围起来做圆锥体状，右手拇指伸在圆锥体的正中间，形成一个活动的模板。面团在“模板”内团转几下，九个指头的圆锥体塑就窝窝头的外形，右手拇指扩展出当中的暗孔。手巧的主妇捏出的窝窝头，孔大壁薄，外形秀气，好看好吃。
    中国的一位伟人，曾有名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中午吃干，早晚吃稀。可惜绝大多数农妇并不知道伟人的指示，她们这样做，完全是与伟人不谋而合。应该说，这些农妇们也是可称伟大。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粮食基本够吃了。比较富裕的家庭，过年可以杀一头自己养的猪，拿到集市上卖一部分，一家人再足吃两顿，剩下的就腌制成腊肉，存起来，等收麦子的时节或偶尔来了亲戚，拿出一块，或炒菜或熬菜。日子稍差一些的人家，会把养的猪卖掉，拿出一小部分钱，到集市上买回两“刀”猪肉，一“刀”大约六、七斤，每斤猪肉的价格一块钱左右。那时买肉，肥肉最好也最贵，瘦肉便宜，头蹄杂碎不值钱，跟现在行情价码正好相反。
    无论穷富，（那时的穷富差别不大）家家腊月二十几都要煮一锅肉，一家人放开肚皮吃，把一年未见腥荤的缺憾一次补上。有特能吃肉者，用筷子插上三、四寸见方的大肉块，转圈啃，一顿饭连馒头都不吃，煮肉这天才是真正的节日。吃剩下的肉捞出装盆，以后熬肉菜用。这里的风俗是大年初一早饭吃饺子，中午熬肉菜。诸位对饺子都熟悉，不做介绍，单说中午的熬肉菜，用煮肉的肉汤，加白菜、粉条、豆腐、干蘑菇，还有切成片的熟猪肉，熬上一大锅，一家人敞开吃也不会吃完。剩下的肉菜更是好东西，以后每天再添加白菜继续熬，继续吃，只是光加白菜不再加肉，有的人家，大年初一的剩菜能接上正月十五新的熬肉菜。正月十五是小年，还有一顿类似的熬肉菜，质量略差一些，吃的模式也是一样的，剩一回添加一回白菜，吃到最后，寡淡之极，跟素菜已无多大区别。正好跟日常的饭食做到了平滑接轨。
    山药
    在过去的年月，山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得不单独成篇。
    查资料得知，山药原名红薯，还有白薯、番薯、山芋之称。原产于中美洲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大概十四、十五世纪传入我国。不知何时传入本地。本地的山药分两季种植，春季种植的叫春山药，收割小麦后种植的叫夏山药。夏山药收获后，入窖保存，第二年早春，挑出块头匀称、无瘢无病的山药，植入特制的苗圃，俗称山药炕，培育出秧苗。小满季节开始移栽到大田。过了麦收，春山药的秧蔓已经爬满了地，把较长的秧蔓剪下来，裁成一尺来长的段，扦插到翻耕起垄的麦茬地。至此，一个循环完成。春山药的种薯来自夏山药，夏山药的秧苗又来自春山药，如此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山药产量极高，当时每亩可产两、三千斤，晒成山药干后也有大几百斤，因此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得到了广泛种植，在人们的食物构成中占了不下三成的比例。
    春山药块大，含淀粉量高，水分少，一般收获后立即擦片晒干，做为粗粮食用。可烙饼、蒸窝窝头、擀面条、压饸喇，包饺子。有的人家，把刚出锅的山药面窝窝头，上碾子碾压成薄薄的大片，再切成细丝，佐以盐、醋、蒜，成为一种口味独特的美食。还有巧妇，用和好的白面团包住山药面团，擀成包皮面条，或吃凉面、或打卤面、或炸酱面。这种面条，粗看与白面条无异，细看中间多一条褐色的线，吃在口里，有白面的滑爽，还有山药面的筋道，只是总有几分山药干特有的微苦味。近几年，还有小贩在集市上卖这种包皮面条，开水煮熟，出锅用凉水过一下，浇上卤汁、醋、蒜泥、花椒油，竟招来不少怀旧的老人和猎奇的青年。后来还有人家把春山药做出淀粉，并加工成粉条，或自吃、或出售。
    夏山药一般直接食用，收获后要入窖保存，随吃随往外拿，农户窖存山药，温度、湿度不好掌握，经常出现烂山药的现象，只得随烂随吃，把烂的部分削去，剩下好的部分照样吃下，少数精细人家，保管的很好，能吃到第二年的麦收，到了那时节，山药就成了稀罕物。山药最普遍的吃法是熘着吃，把山药洗净码在大锅里，加少许水，盖严实，先大火后小火，停火再焖一会儿。待山药稀软后出锅。往往山药出锅后，锅内剩下些许的浓汤，此汤含糖极多，甘甜无比，俗称“山药油”，每到熘山药出锅的时候，孩子们守在一旁不肯离去，专等吃那点山药油。还有生产队的副业作坊，生产“千穗谷”（一种当地种植量极小的谷类）糖。把千穗谷上热锅爆成米花，以专门熬制的山药油做黏合剂，压制成型，切为小块出售。
    熬山药粥也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饭食，已经叙述过不再赘叙。山药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直接用火烧熟，一般做为野炊，在家少用。在平地挖沟，沟宽略小于山药块的长度，挑细长的山药块，架在沟沿，平铺一层，下面沟里烧火，烧一会儿翻个，再烧，最后把山药填进沟里，埋入火灰焖熟。烧山药，皮焦瓤软，热烫甘甜，在诸多吃法中最为好吃，如今城市中的烤红薯是否由此而来？烧山药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烧，掌握火候极为关键，弄不好不是烧糊就是熟不透，并且每次加工量很小，时间很长，特费烧柴，因此没有普及，当年也只有从事看守庄稼、浇地等闲散活计的人，在地里摆弄此物。
    山药吃多了，胃要泛酸，疼痛难忍，后来人们发现，山药跟白菜搭配吃可避免此病。因此，熘山药熬白菜又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组饭食。多吃山药也有妙处，解大便时爽滑无比，痛快异常，拉山药屎竟是一种享受。医药专家失职，至今没有把山药列为治疗便秘的药物。
    到粮食够吃以后，山药成了喂猪的饲料。熘山药加水，搅拌成泥，掺上磨碎的秸秆、干草，喂猪既适口又长膘。只是有些可惜了了。
    土地承包以后，粮食产量大增。小麦成为主要粮食品种，粗粮已很少食用，养猪日渐专业化，不再以山药为饲料。山药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至今只有少量种植，卖给城市里烤红薯的小贩，山药的身价也高了，成了换钱花的经济作物。
    供销社
    

    村里唯一的商业机构就是供销合作社，人们习惯上叫供销社，全村人要花钱买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于此处。供销社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东西大街上，一溜四间临街的房子，坐北朝南，西头三间打通做门市，东头一间隔出来做售货员的宿舍。门市正中临街开门，进的门来，只见从西到东一条凹字型的柜台把屋子分为两部份，南半部凹字型中间挖出的那一块，是顾客活动的地方，面积较小，其余大部分是售货区，紧靠西、北、东三面墙是直到屋顶的货架子，摆满了商品，柜台是砖砌的，下面空心，开口朝北，柜台里面也堆满了货物，只是这里面的货物，顾客从外面是看不见的，不象现在的玻璃柜台，里面的东西可一览无余。售货员在柜台与货架子之间的过道中来回忙活。
    东墙的货架子上是布匹，有十余种，都卷成卷竖着摆放；北墙的货架子被正中的一个穿堂门一分为二，东边是肥皂牙膏日用百货，西边是烟酒糖茶；西墙是五金文具。穿堂门外面是一个小后院，堆着锅碗、盆罐等粗笨之物。
    柜台的西北拐角处，上面摆一个黑色酒坛子，旁边摆一黑色小碗，碗里立着个一两的酒提（量酒的容器），坛子里装着一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偶尔会有一两个常客，来了靠在酒坛处的柜台上，售货员默契的走过来问：一两？来人点头，售货员从坛子里打出一提酒，倒在小黑碗里，来人一饮而尽，用袖子擦擦嘴，掏出一毛的票子仍在柜台上，转身而去。旁人会用鄙夷的眼光斜视这一过程，喝酒人是不过日子的光棍，搜罗两个小钱都换做了酒喝。
    纸烟是从几分钱到一角多钱一盒的“丰收”、“前哨”之类的抵挡货，最好的“佳宾”烟，两角五分一盒，佳宾烟不摆在货架上，而是放在柜台下面，来了关系好的熟客，售货员才会从下面拿出一盒来。抽烟卷的只有大队的干部、小学校的老师，平常人家统统抽旱烟，只是招待客人，或求人办事才舍得买上一盒。瓶装的白酒只有一、两种，价钱也就一块多一瓶，没有超过两块钱的酒，一般没有人买瓶装酒，只有讲究一些的人家办红、白事（红事是结婚，白事是丧事），才买上三、两瓶，人们忽略了酒的牌子，统称之为“原瓶”，这已经是很体面了。
    其实烟酒是当年排在消费最后的奢侈品，非花钱买不可的物品不是很多，凡能找到不花钱的替代品，一般就省下了。比如肥皂，可用柴灰淋水洗衣裳，很少用肥皂；还有毛巾，俗称“羊肚手巾”，人们只是用来下地包头，擦脸擦手是用裁开的粗布。酱油、米醋亦是可有可无。
    盐、煤油、火柴、纸张是必不可少的。
    大粒的海盐几分钱一斤，一块钱能买大半簸箕，上碾子碾碎，装入盐罐，一家人可吃上几个月。当时很少有其他调味品，饭菜只好多放盐，唯一不打算盘敞开吃的恐怕也只有食盐了。
    煤油四角钱一斤，用较大的玻璃瓶子装，一小截高梁秸塞口，瓶颈拴一段细绳挽的套子，打油路上手提着方便。煤油只是点灯照明用，庄稼人晚饭吃的晚，需要照明，农妇晚上要做针线活需要照明，孩子写作业需要照明，来街坊聊天也需要照明，除做针线，写作业要把灯挑的明亮一些，其余的时候都是把油灯压到最小，如同黄豆粒一般，年轻人灯下看书要挨骂的，是浪费，一斤煤油节省着能点一个多月；文人说农民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原来日落之后早早休息，是可以省下几个煤油钱的。
    火柴两角钱一包，一包十盒，每盒约一百根，（经常会有人数一数）是泊头产“泊头”牌的，火柴也要节省着用，下地抽旱烟，只有第一个抽烟的用火柴点着，其他人再抽，就凑过来“对火”，一根火柴可点燃几十支旱烟，晚上抽烟省事，在煤油灯上对火即可，抽烟人家的灯芯子上都有厚厚一层旱烟末子。前日看央视的电视剧，剧情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山西农村，主人公数次划火柴为父亲点旱烟锅，旁边却点着明晃晃的煤油灯，导演真是太缺少生活阅历了。
    小学生上学，只买一个印着方格的作文本，其他的本子都是买大张的白纸，裁成或64开或32开，用针线缀成学习本子，写满了一面，反过来写背面，两面都写满了，也舍不得用来擦屁股（擦屁股的用品更有意思，以后再专章叙述），抽旱烟的父兄早早就预定了，字纸卷了旱烟，最好的归宿。小瓶装兰黑墨水，一角多钱一瓶，一般只有生产队、小学校办公用，小学生花几分钱买一包专用染料，倒入瓶中，兑上热水就成墨水，写出字来，颜色比瓶装墨水还鲜艳，只是极容易退色。
    大人都忙，跑供销社买东西的大多是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就能买火柴、打煤油了，那个时候，售货员虽然面孔冷硬，却也童叟无欺，商品都明码标价，是至今值得怀念的地方。
    春节前一个多月，供销社就开始忙活起来，货架子上多了年货，干蘑菇干木耳、花椒大料、虾酱带鱼、蜡烛红纸，柜台前，整日熙熙攘攘，两个售货员也不再轮班，一人占在一头忙活。花布的品种也多了，这里有风俗，过年要给孩子做身新衣裳，肚子一旦吃饱了，这风俗自然就恢复了，男孩还无所谓，女孩子是必须要做的，到供销社买几尺花布，做个罩衫，大年初一起床，罩在穿了一冬天的旧棉袄上，焕然一新，孩子雀跃，大人满足。
    穿衣
    

    说穿衣要先从光屁股开始说起。困难时期，男孩子孩子从生下来到上学，夏天一直光屁股；女孩子也要三、四岁才找条裤子穿上；就是上了小学，男孩子在家也继续光屁股，上学了，把一条裤衩装在书包里，等走到学校门口再穿上。放了学，刚出学校门口，呐一声喊，又一齐把裤衩脱了，走在街上的是一群光屁股背书包的坏小子。孩子们夏天光屁股是很惬意的，也正好省下二尺布。
    天凉了，日子整齐一点的人家的孩子，开始穿上一层面一层里的夹衣，衣裳面还可能是新布，里子肯定是拆旧衣服的旧布了，旧布有旧布的好处，它柔软，挨着肉感觉舒服。孩子太多，日子凑合的人家，没有夹衣，天凉了也只有抗着，再冷抗不住了就穿棉裤、棉袄，有的孩子甚至连棉裤都没有，冬天光屁股穿一个大棉袄，走路就是跑，不跑了就蹲下，一蹲下大棉袄连腿带脚就都盖严实了。冬天熬过去，天一热，棉裤、棉袄一脱又是光屁股。
    说完了孩子说大人。夏天，男人和略上几岁年纪的女人都光膀子，那脊梁都是晒的黝黑黝黑的，在庄稼地里干活，大庄稼（高杆作物）的叶子很锋利，但划在这样的背膀上，如同碰上了铠甲。女人大多光膀子，乳房失去了神秘感，象两个瘪了的布袋吊在胸前，颜色晒的跟脊梁一样黑，竟淹没了乳头的乳晕。如今内衣广告上那大馒头似的乳房，在那个年月一对也见不到。就是这样的乳房，对自己的幼儿还是有吸引力的，女人坐在那里做针线，孩子随手揪起娘的乳房使劲的吮，却吮不出奶水，只能做了玩具。
    饿肚子的年月，衣裳基本用来御寒，遮羞功能减到了最低的限度，直到吃饱了饭，人们才想到衣裳装饰作用。
    这一带是产棉区，收获的棉花要交售给供销社，按政策每人可分几斤“自留棉”，用来解决穿衣问题，这是1962年以后的事情了。生产队有轧花坊，人们把自留的棉花拿去加工成“禳子”，在家里纺成线。当时的妇女都会用手摇纺车纺线，手巧的妇女纺出的线，又细又匀。纺线费时间，大多是晚上，半夜半夜的纺，点着小小的油灯。据说有巧妇，在纺车的锭子处插一只香火，不用点灯就能纺。线纺完了，求人织成布。村里有几户人家有脚蹬的织布机，织一匹粗布收两元钱的加工费，关系密切一些的不收钱，送个人情。粗布幅宽二尺多，厚厚的，略有些小疙瘩，做了新衣穿在身上有些刺痒，等洗过两水，疙瘩没有了，布丝里泛出一层绒毛，再穿上就舒服多了。洋布普及以后，还有村人用洗过的粗布做被子里、做褥单子，说这样的被窝冬天不凉。
    经常有摇着波浪鼓染布的外村人过来，收了白布，过几天再送回染成黑、兰两色的粗布，上年纪的人穿黑色，年轻人穿蓝色。春、夏，人们都是着或黑色或兰色的裤子，不染色的白褂子。下地、收工，一群人走在一起，倒也整齐好看。
    最初都是手工针线缝制，样式也简单，传统的便服，上衣的袖子跟前、后襟是一块整布裁下来，前面缀手工盘制的疙瘩纽扣。裤子的腰围尺寸特大，穿上以后，要把富裕的部分折叠起来，用一根布腰带扎上，--俗称捻腰库。有些上年纪的人，竟不用扎腰带，把折叠起的裤腰往下一卷，就固定住了。这样总有些不稳妥，有时肚子一收缩，裤子会自己掉下来。有一次，一对中年夫妻在街上搂着厮打，一群大人、孩子围观，那丈夫的捻腰裤子竟一下子脱到了脚上，身上嘟噜着的零件暴露无余，围观的妇女一哄而散，剩下的男人笑破了肚子，夫妻的战斗也因此停止。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村里两个心灵手巧的妇女，无师自通的用起了缝纫机，为青年人加工三个口袋的制服褂子，带库袢、紧腰的制服库子。虽然布料还是以粗布为主，但毕竟是一次服装的革命。再往后华达呢、斜纹等洋布料逐渐走入生活，的确良、的卡等化纤布料也偶有出现，但兰粗布裤子、白粗布褂子的典型服装，到七十年代还是主流。
    自纺自织的粗布，远不如后来的化纤布料结实，所有的衣裳，穿到后来没有不打补丁的，肩部、肘部、臀部甚至要补丁罗补丁，这也成为当时的一景。
    兄弟、姐妹之间的衣裳可互穿，老大穿小了，老二穿，下来还有老三、老四继续穿。
    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洗净，拆成布片，拣结实一些的做为补丁继续缝在衣服上。剩下的刷成“夹纸”，即一层层旧布用糨糊沾在一起，有两毫米厚，沾在墙上晒干。夹纸是家做布鞋的主要原料，配上鞋面做鞋帮，数层叠在一起，衲成鞋底，鞋帮缀在鞋底上，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就成了。那时没人买鞋穿，都是穿自做的布鞋，新媳妇过门，要给婆家的家庭成员每人做一双布鞋，以示恭谨，却也展示了自己针线活的手艺。布鞋穿烂了，街上来了收破烂的小贩，换成几枚钢针，又成了做针线活的工具。
    纺线、织布虽然费力费时，粗布 的价值实现的倒也充分，“粗布”若有思想，当含笑九泉了。


    穿衣 之二 四季衣裳

    


    有俗语说：“男人街上走，带着女人手”，是说男人的衣装整齐与否，反映出家里女人缝纫手艺甚至持家水平。这里的“男人”应该特指丈夫，其实全家人的形象又何尝不是取决于女主人一人呢。

    在1960年代之前，村里还没有缝纫机，几乎所有衣服、鞋帽、被褥的缝制，都是出于女人们的双手。一家人穿戴的衣物，剪裁缝纫，年轻时或有婆婆帮忙，家中女孩稍大，也可帮忙，但总体筹划，何人何时该添置何衣何鞋帽，预备何种原料，却是主妇一人操心。

    一个人四季衣服如果配置周全的话，入冬要有薄棉袄薄棉裤，天气再冷，要换厚棉袄厚棉裤，初春再换回薄棉衣，棉衣外面还应该有罩衣；春秋季节有夹衣，即一层里一层面的衣裳，夏季简单，有套单衣即可。就这几套衣裳，手工缝制又岂止千针万线？多数家庭，做不到如此周全，能替代的替代，夏天的单衣套上冬季的罩衣就替代了夹衣，薄棉衣也可省去，穿厚棉衣热了，可以少系两个扣子甚至敞怀不系扣子。简化到极端就是四季只有一件大棉袄，这只有极度困难家庭的小男孩才如此。

    妇女们要和男人一样下地参加队里的劳动，只有晚上点灯做针线，就是有事串门说话，手里也要衲着鞋底，妇女们所有零星时间几乎都用在做针线上，有的妇女，手指上的顶针从不摘下来，如戒指一般整天戴着。遇到阴天下雨，不能下地，才是做针线的好机会，可以在炕上摊开布料，从容的裁剪、缝纫，做些复杂的衣物。入冬天凉，冬衣尚未齐全，无奈之下不能再下地出工，在家整日整夜的突击，往往夜里一件棉衣做完，第二天一早便会穿在家人身上。

    有一户人家，生了台阶般的八个儿子，没有女儿，全家十口人的针线活靠女主人一双手完成。家人却一年四季衣帽整齐，冬天有棉，夏天有单，乡亲们无不称赞这女人能干，女人也常引以为自豪。岂不知女人为了全家人的穿衣，昼夜不下炕做针线，经常伴一盏油灯到天亮。自然少有时间参加队里的劳动，一日三餐也大多由男人和儿子们凑合着做。因整天捏针，右手拇指与食指的老茧竟鼓起来，成一疙瘩死肉。只是个中的辛苦，从不肯对外人讲起。

    此地的传统服装很简单。女人穿带大襟的上衣，扣子在一侧，跟旗袍是一样的，冬天的棉袄、夏天的褂子都如此。男人早年间也有穿这种大襟上衣的，因制作复杂，早早就被正中开口的上衣取代，到1960年代，只剩下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穿这种大襟上衣；下装却都一样，无论男女、冬夏，都穿捻腰大裤裆的裤子。有少数老年男人冬季穿棉袍，长可及膝，也是带大襟的，腰部束极粗极长的布腰带，干活时要把下摆提起来掖在腰带上。在早年，这应该是很讲究的打扮，但因穿了干活不方便，这棉袍早早就淘汰了。

    无论男女老幼，冬季只是一套棉袄棉裤。屋内没有炉火取暖，与外面温度相差无几，在屋内要穿这棉袄棉裤，下地干活也再无衣物可加。因此那棉衣的特点是极厚极大，棉袄长可遮臀，袖可藏手，捻腰棉裤更肥大，上遮胸口，腰可折叠。穿在身上，臃肿之极；尤其在肚子部位，棉裤腰折叠成三层，棉袄再重两层，此处更是厚厚的鼓起来，怀孕一般。

    1960年的大饥荒刚过去，有两个心灵手巧的年轻妇女，分别托人在城里买来缝纫机，开始给人们加工制服。乡亲们自备衣料，一件制服褂子收七毛钱加工费，单裤收六角，制服棉袄收一块五，棉裤收一块二；关系较好的人家，连纫线也自带，便不好意思再收钱，送个人情。一时很受村里人欢迎。缝纫机效率极高，缝纫单衣，一个白天加晚上，可做七八件，比手工缝纫要快若干倍。即使如此，村里两台缝纫机也忙不过来，每个晚上都要加班大半夜。尤其是冬季，制作棉衣更费功夫，还要家人帮忙；人们有过春节添置新衣的习惯，春节前两个月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腊月三十晚上，才能把最后一件衣裳交出去。因此，一般到腊月十五便不再收活。没有通电之前，夜间做活要点煤油灯照明，但普通煤油灯亮度不足，便到县城买来玻璃罩子的煤油吊灯，玻璃灯罩能抽风，点着之后，抽的那灯火呼呼作响，没有了油烟，还极亮堂。在冬季，一个晚上做出的活要比白天还多。忙归忙，但收入也很可观，在旺季，收入要比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还高许多。后来便和队长商量，农闲季节不再出工下地，每月给队里交三十块钱，记三十个工，本人便可专业缝纫，队里也不吃亏。

    缝纫机做的制服棉裤极得年轻人喜欢，裤腰短仅及脐，瘦可贴身，腰前开口，不再捻腰，穿上立时苗条许多，制服单裤也是如此。因此几年时间就普遍流行，年轻人从此不再穿那捻腰裤子。制服棉袄外型与制服褂子相似，双肩挺括，前面有三个衣兜。这制服棉袄外观虽好，只是不可体，穿上之后，四处进风，保暖不好；还有絮的棉花和棉袄里子被缝纫机扎在一处，不能拆洗，很不实用，因此昙花一现。倒是传统便服棉袄贴身紧凑，后经改进，尺寸缩小，更轻便可体；外面罩上制服褂子，便也时尚，制服褂子脏了还可随时脱下来洗洗，很是方便。棉袄的面料也逐渐由粗布换成洋布，到后来，用丝绸做的棉袄曾一度成为时尚，连城里上班的人都争相穿着。这便服棉袄几经改进，竟一直穿到1980年代中期，到羽绒服出现，才逐渐退出。只是这棉袄只能手工家做，不能机制。

    

    

    .
    民居
    

    这一带的民居很有特色，一色的平房。多为外面包砖，内衬土坯的厚墙，榆木檩，柳木椽子，上铺苇箔，架起厚厚的土屋顶。这房子冬暖夏凉，很是宜人。屋顶不起脊，平顶。麦收后，打下的小麦在入囤前，先在房顶上晒干；秋季，晒山药干、晒大枣、晒芝麻；等晚玉米下来，更是家家房顶摆满玉米棒子。有精细人家，把玉米棒子码在房檐上，能码二尺来高。这时登上屋顶四下望去，远远近近的屋顶上五颜六色，黄的是玉米棒子、白的是山药干、红的是大枣，比开展览会还热闹。
    院落是简化了的四合院，旧院落还有东西配房，临街的门楼。新盖的院落大多省去了配房、门楼。有的在配房处搭简易棚子，或盛柴草，或夏天垒凉灶。刚过吃食堂那会儿，人们连围墙都不垒，到后来，才逐渐扣了土坯，垒上土坯围墙，围墙的两面及墙顶，用“滑秸泥”抹了，以抵御雨水冲刷。当年打麦子，是铺在场里，用碌砫碾下麦粒，去粒后的麦秸极软极滑，人称“滑秸”，和泥掺上滑秸，可增加拉力，容易附着在墙上。一般没有街门，只是围墙在街门处留一豁口，装上木棍、高粱秸扎成的栅栏。栅栏上吊一铃铛，每当铃铛一响，屋里的主人就知道有人来了。
    正房坐北朝南，一般为三间，一明两暗。里间屋朝南留窗口，装木格子窗户，夏天钉窗纱，冬天糊毛头纸。外屋门装两寸厚的木门扇，外设门吊，用来挂铁锁锁门，内设门插关，用来晚上睡觉插门。一进外屋门，左右是两个砖砌的锅台，安七印或五印大锅，用来烧火做饭；迎面靠北墙摆一木床，木床上摆案板、擀面杖；还有盛了米面的大瓦罐，盛了油盐酱醋的小瓶、小罐，摆的满满当当。里、外屋用隔山墙隔开，留门口，但不装门扇，夏天吊单布门帘，冬天吊棉门帘。进了隔山门，进到里屋，南面靠窗户是一面大炕，五尺宽，整间屋子长，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是两头顶墙的大躺柜，里面装了全家人的衣被。迎门的东墙，上挂大穿衣镜，下面摆迎门橱，橱里装些杂物。
    外屋的锅台与里屋的土炕隔墙相通，做饭烧火，那柴烟经土炕入屋墙上的烟洞，再从屋顶上的烟筒里冒出去。盖房时就在墙里预留了烟洞，从室内却什么也看不见。冬天，土炕被做饭的烟火烧的烫烫的，白天把被褥叠好，放在靠隔山墙的地方，那地方叫炕头，离锅台近，最烫。晚上睡觉，被褥是温热的，炕也是热的，囚进这被窝很是舒服，并且越睡越暖和。当地有俗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早年单干农民的理想生活。也可见这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热炕头”的重要。
    土炕是用土坯垒成。借了东、西、南三面屋墙，只在北面垒一五寸坯墙，外面抹泥。整个土炕的围墙就都有了。中间用土坯支架起来，上面也用土坯搭砌炕面，抹上滑秸泥，再挂细泥。炕沿垒一溜极平整光滑的砖。据说这砖是在烧制之前，先把砖坯磨光，刷上小米饭汤，再入窑烧制。也有人家在炕沿装一块光滑的木板，炕沿要高出炕面两寸许。炕面铺上厚厚的滑秸，再上面铺毡条或炕被子，最上面铺炕单子。
    这土炕，夜晚一家人铺被褥睡觉，白天一家人放桌子吃饭。主妇在炕上做针线活，客人来了在炕上就坐。老人在炕上养老、送终，孩子在炕上出生、玩耍。农家过日子还真离不开这土炕。
    土炕烧几年之后，里面的土坯被烟火熏的漆黑，挂了厚厚一层油烟。这熏烧过的土坯叫“打炕坯”，做庄稼的追肥极好，一棵玉米，使上半块这打炕坯，就会秸秆粗壮，叶片油黑。给旱烟做追肥更好，使了打炕坯的旱烟，高产不说，那烟叶抽起来劲头大，没有邪味。这打炕坯还有一用处，把它砸碎，用水泡开和泥，抹了屋顶，极抗冲刷。用它抹过的屋顶，三、五年下雨不漏。这打炕坯竟是当地人极珍贵的东西。因此，每过几年，人们要把旧炕拆了，重新扣坯，重新盘炕。主要目的就是要用这打炕坯。
    旧炕好拆，新炕却不好盘。结构虽不复杂，但盘出来却不一定好烧。全村能盘出好炕的把式没有几个。盘好了的炕，极抽烟，在灶膛里烧柴，那火抽的呼呼做响，屋里没有一点烟，土炕还烧的极热。二把刀盘的炕，烟火从灶门往屋里冒，灶膛里发黑，柴不起火。这盘炕的技巧，笔者当年很下了些功夫，也就略知一二。只是当今时兴技术保密，在这俺就不做免费介绍了。
    盖房 （上）
    三旦家盖房的物料准备差不多了。晚上请来队长、会计等几个生产队头面人物，进了东屋，脱鞋上炕，围炕桌坐下。炕桌上摆一碗炒豆腐、一碗粉丝炒白菜，一碗切片熏肠。三蛋爹不上炕，给众人敬了烟，打开从供销社买来的“原瓶”酒，倒进一个茶碗里，坐在炕下的板凳上作陪。三旦娘端菜倒水，出出进进的忙活。逢正式的大场面，没当家的孩子们不能上桌，在外屋的桌子吃窝头稀饭。
    三旦爹把满满的酒碗放到队长面前，嘴里说：喝着啊。队长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随手递给身边的副队长。副队长喝过，依次传递酒碗。众人或喝或抿，转过一圈，都动了筷子，三旦爹开始说正题。喝酒是为了要盖新房，来人都清楚，不用多说，只是介绍物料准备情况，商量管饭、招待的标准。
    准备工作从一年前就开始了。自己家烧了一个小砖窑，出两万多块红砖，成色还不错。卖了一半砖，烧窑的煤钱就回来了。余下的砖是赚头，足够自家盖三间房子用；刨了院里的十几棵榆树作檩条（屋梁），已经包了皮沤好（新木头要埋在臭水坑，沤上一两个月，以防生虫、走型）；两万多块垒墙里子的土坯，一个月前已经求人扣出来，现在已经干透了；苇箔、替代椽子的竹竿也买全了；发大水那年倒塌的东西配房旧门窗还保存着，凑合用上，不再买新的了；磨了二百多斤玉米面、一百多斤山药干面，三、四十人吃三天应该没问题。
    众人边吃喝边听，不时插嘴问些细节。三旦家是过日子有名的精细，物料准备充分，丢、落的项目不多，众人都觉得省心不少。按惯例，哪个生产队的社员盖房，哪个队里的领导班子自然就是施工管事的班子。开工酒喝过，正式开工，所有事宜就统统接手过来，尚欠缺什么物料，管事的负责或借或买，主人家反成了局外人，只管低头干活，一切事项任凭管事的定夺。
    事情说妥，两瓶酒也喝完，几碗菜也快见底。三蛋娘端上窝窝头、稀饭，众人吃过，下炕回家。此时的副队长已是舌硬腿软，站立不稳了。此人嗜酒，平日少有机会，刚才众人商量事情，他的心思却始终在酒上。这里喝酒，不管一桌坐多少人，只有一个酒碗，大家转圈轮着喝，不好这口的可以略抿一下，做做样子，有瘾的却可一饱口福。三蛋爹招呼小丫头打手电送众人，队长说月亮挺亮的，不用了。众人互相搀扶，一声高一声低地聊着，渐渐远去，招起远近几声狗叫，慢慢又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吃过早饭，三旦家盖房的庄基上渐渐热闹起来。这是村西一块零散地，东邻是狗子家去年盖的新房，西边还是庄稼地，足有四分，盖三间北房还很宽裕，以后缓缓劲西边可以再接上一间，这是队里无偿划给三旦家的。队长等几个管事的来得早，围工地转了一圈，检查了各色物料。砌砖的泥瓦匠班子是花钱从邻村雇来的，五六个师傅，来了就开始放线、掌角（盖房砌砖，要先把四个角砌起来，确定整幢房屋的四至格局，然后再砌中间的山墙）。
    盖房不选农忙季节。有人户盖房时，队里按惯例停工，所有劳力都来助工。人渐到齐时，管事的队长开始分派活计。先挑几个手巧的人砌里墙。此地的房屋结构，墙体用土坯垒砌，外面包一层砖。外层的砖墙抗风雨冲刷，里面土坯墙承重、保温，既节俭又实用，因此多年流行。和泥、运泥、搬砖、递坯诸工种人员具已安排妥当，众人七手八脚干起活来。
    白扔与三四个人一起和泥。他略拿铁锨比划几下，就蹲到了烟笸箩跟前。工地上要准备三、 两个烟笸箩，里面是旱烟末子，还有去了盒的“丰收”牌烟卷。这烟卷也就几分钱一盒，真正抽烟人不抽这个，它不如旱烟有劲。白扔日常并不抽烟，今日得此不花钱的烟卷，不抽白不抽，点燃一支叼在嘴上，又拿一支夹在耳朵上。
    时到中午，墙砌起了半人高。灶上来人悄悄告诉队长：饭熟了。队长看看太阳，高声叫道：洗手了，洗手了！人们纷纷放下活计，到三旦家老房子洗手吃午饭。院里摆上了六七张借来的饭桌，三五个脸盆。众人先拥到脸盆周围，伸出手在水里涮涮，扯下绳上的粗布手巾擦两把，随即蹲在饭桌旁，狼吞虎咽起来。队长站在一旁照应，指挥着帮厨的妇女们，哪桌添菜，哪桌添窝窝头。砌外墙的技工，由副队长陪着在屋里吃，一样的饭菜，只是多一瓶酒。
    吃过饭，中午略休息一会儿。有人回家，有人围坐在树凉下“成龙成方”（一种简单的棋类游戏。棋盘划在地上，双方各用一种随手小东西，或草棍或坷拉作棋子），两个人在中间“鏖战”，外围一圈人观战、支招，很是热闹。
    该干活了，有人在工地高喊：喝水了——喝水了——，这里的习惯，盖房工地上，吃饭不说吃饭，说洗手；上工不说上工，说喝水。当然说喝水也对，这里逢盖房、挖河等工程，都要大锅烧开水，水里放一点烧糊的大枣。开水用铁桶挑到工地上，桶里还漂着几枚糊枣。桶边是一摞大海碗。众人来了，先拿碗舀水喝，这枣水有茶水的颜色，喝在嘴里有一丝甜甜的大枣味。
    盖房 下

    没有钱，房子还必须盖，人们费尽了心机。四合院简化得只剩下了三间正屋，配房、耳房不要了，大门围墙也不要了。传统的青砖换成红砖，椽子换成竹竿，木料、门窗尽量用旧的，好在人工不用花钱，都是乡亲们自愿互助，每天管三顿饭即可；庄基不用花钱，生产队无偿划拨。当时盖三间房子，有一千多块钱也就够了。
    再来说三旦家，一天下来，到傍黑时山墙就起来了。天黑了吃晚饭，老房的院子里挂起围灯（一种铁皮制作的手提灯笼，中间安上特制的玻璃灯罩），跟中午一样的饭食，窝窝头、稀饭，水汆萝卜丝拌豆腐。这里的风俗，有人盖房，街坊邻居都要送礼，当年流行送五角钱的豆腐，五角钱能买六、七块豆腐，因此盖房的饭菜一般是豆腐当家。只是凡有盖房的日子，做豆腐的小贩做出的豆腐就奇软，含水太多。搁在平日，这样的豆腐是卖不出去的。
    众人摸黑吃饭，三旦爹照惯例应该客气几句，只是此人嘴拙，改由队长代言：饭食不好，大家多吃啊，今天大伙辛苦了，明天活儿还大着呢，家里没急事的继续来啊。一时饭毕，众人陆续散去。管事的留下，关系亲密的几个人也留下，与三旦家人商量明天的事宜。管伙房的老者说：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准备的棒子面怕不够吃了。队长问三旦爹：家里粮食还有多少？三旦爹吭哧半天，才说，没多少了。其实队长不问也清楚三旦家的家底，转头对会计说，你家孩子多，饭量小，借你的吧？会计点头说行。队长吩咐狗子，你明天早晨，到会计家“约”（读腰，称重量）一百斤棒子，推到磨坊磨了。狗子答应，众人也就散了。
    第二天一早，先上梁。此地农村习惯盖平顶房，房顶上可以晾晒粮食、果菜。安排、修整檩条称“排木架子”，事先由几个半吊子木工，安排檩条的次序，粗的用在靠前山墙处，因为此处承受的分量最重；檩条截成一样长短，找了平，开出接头的卯榫，标上位置号。众人按顺序把檩条抬来，叫着号子吊上山墙，垫平。有人拿来准备好的五色棉线、红筷子，绑在檩条上，写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红纸条也贴在了檩条上。事毕，放两把“二踢脚”，众人掩耳躲避，一时间气氛欢腾。仪式的目的，大概如红纸条所写，恐吓震慑原来盘踞此地的狐仙鬼魅，让其离去。真实的意义也是有的，这阵阵炮仗声告诉村人，又一座新房盖起来了。
    之后，摆竹竿，铺苇箔，苇箔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麦秸，麦秸上垫土夯实，再往上坐泥浆平铺一层土坯，之后再抹泥，这样的屋顶保温性好，三年不会漏雨。然后是砌屋檐，装水口（屋顶的排水孔）。只两天功夫，一座新房就算竣工了。
    剩下的零活，如清理现场、外墙勾缝、内墙抹泥、盘锅台盘炕，垒猪圈厕所，自己家人能做的就自己偷空做了。技术要求高自己做不来的（比如盘锅台），再求一两个手艺人，陆续也就完成了。一座新房盖起来，一家人都累趴下，家底儿也掏空了。身子有三五日可恢复，家底儿要三五载慢慢积攒。此地有民谣：“一辈子不盖房，成个自在王”。

    队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队长是农村里生产小队的最高长官。在刘庄第五生产队来说，这却是个好汉子不肯干，赖汉子干不来的差使。有些鸡肋的味道，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个“弼马温”。有不知滋味的人想过过这官瘾，当上队长没几个月，连碰两个钉子，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了。这又岂止是五队？全村八个生产小队大都如此。大队的书记，下村的工作组，时常要为“扶班子”犯愁，不得不放下架子，给撂挑子的队长做工作，软硬兼施的要求其继续干。即使如此，生产小队的班子还是会屡屡更迭。
    母狗堂在五队当队长时间算最长的，当了足有四、五年。母狗堂大名叫冯满堂，只因满是疙瘩的脸上长了一对小母狗眼，人们背后戏称母狗堂。也有开玩笑者当面叫，甚至当面叫的人越来越多，本人无奈也就认了可。时间久了，真正的名字却少有人叫起。
    母狗堂三十来岁，“媳妇还由丈母娘给养着呢”。父亲去世，母狗堂是老大，下面台阶似的四个弟弟，弟兄五个整整齐齐的光棍，与老娘挤在三间旧屋里过活。
    母狗堂当了多年的副队长，接连伺候了几任队长。其实也只是领着社员干干活，偶尔跟着白吃白喝几顿。没有多少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次队长又撂了挑子，大队书记为选五队的队长伤透了脑筋，无奈之下让母狗堂坐上了这头把交椅。
    母狗堂却一改往日当副职的散漫，煞有其事的挑起了这副担子。
    全队四、五百亩耕地，大小十几处地块。哪块地的玉米该间苗了，哪块地的棉花该整枝了，都要队长一一心里有数，及时安排。还有哪块地已经重茬（连续种同一种作物）几年了，需要倒茬；哪种作物品种落后了需要更新，无不需要队长事先筹划。母狗堂心中路数不多，但毕竟跑了几年龙套，有些经验。又极是用心。每到收工，别人或回家，或拾柴拔草，或自留地加班,母狗堂却要绕远路看庄稼，这十几块地的庄稼隔几日就要看上一趟，其情形尽了然于胸。还有队里几个上些年纪之人，也尽心帮他谋划。五队的活路安排，虽不是尽善尽美，却也没出现大的漏洞。
    每天上工，人集合齐了，队长开始分派活计。首先分派零散活，比如安排套牲口耕地的、积肥的、出猪圈的、浇地的、在场院收拾零活的等等，每帮三五人不等。这等小股劳力，人称“飞帮”。最后剩下的劳力统统归大帮，突击当时的主体农活，这大帮往往有几十号男女劳力。一般说来，做零散活的“飞帮”，活计不好定量，人少，没有队长带，要自由一些轻松一些；大帮的活，每人大多有定量，人多互相比着，还有队长带着，因此最累、最不自由。
    这一日，母狗堂派几个平日使牲口的“把式”，继续套牲口耕地，只是把自己的二弟满囤也派上，顶替生病的会来。三弟满仓与几个人一直在西沙洼浇花生，也不用调整。其他几个飞帮，多是派了平日干活踏实、听话的几个人。其余的男女劳力由自己带着，浩浩荡荡扛大锄到吴家坟的玉米地，耪第三遍玉米。
    玉米从出苗到收获，一般要耪三、四遍。
    耪第一遍是间苗，也叫定苗。左手拄一尺半高的小拐，右手握小锄头，九十度以上大弯腰，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初做农活者，耪不上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劳累不堪。一般按株距一二尺留苗，其余的苗子统统锄去。有口诀说：“密留稀、稀留密，不密不稀留壮的(苗）”。是说播种后出苗密实的地方，那苗子挨挨挤挤，不易择开，不得不放下小锄，用手拔下废苗，极为费事，并且这里的苗子也多黄瘦，不宜留下，此处可留株距大一些。反过来出苗稀疏的地方要留株距小一些，尽力多留一些苗子。因为出苗稀疏的地方往往苗子粗壮，且留苗省力气。
    耪第二遍玉米时，已到雨季，上年的草籽都已经发芽，玉米地里长满牛毛一样的小草。耪地的主要目的是把草除干净。要领是：耪地要浅，要耪严实，不留空白。耪浅是为了让除下的草尽快晒干，操作起来如同剃头发一般，将杂草齐根除下。若耪深，草根连土一起耪下来，耪后遇大雨，草就又活了过来。耪二遍玉米用大锄，五尺长的木把，顶端装锄头。操作时双手握锄，应该弯腰用力，贴近玉米苗下锄，除去杂草，还不能伤及玉米苗。
    耪第三遍玉米的主要目的是松土，兼除耪二遍时丢落的杂草，这也叫中耕。应尽力耪的深一些，只是人们为了省力气，哪个肯往深里耪？当年学习大寨经验，说大寨人耪第三遍玉米不用锄头，用大镐深刨，以松土蓄水。这经验的确是好，可惜在集体的玉米地里丝毫用不上，只是用在了自留地里。耪第四遍玉米的目的、要领，大体与第三遍相同，也有时活多顾不过来，省去这一遍的。
    话说母狗堂与众人来到地头，一字排开，每人占了一个甲茏，弯腰干起活来。母狗堂跟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但要多出力气，尽力把活的质量做好，以免别人口实。中间休息，别人抽烟、闲聊。他逐人检查耪地的质量，有耪太浅的要说上两句，惹的几个人不高兴。检查到黑要耪的甲茏，格外留心，这黑要给集体干活一贯的撒赖耍滑。这一次发现他耪的地，浅极不说，上一锄与下一锄竟衔接不上，留了许多空白。母狗堂对他却也不留情面，立时叫他返工，黑要骂骂咧咧，不肯动手。母狗堂叫过记工员小五，交代：他返不了工，就扣他两个工分，你如果不扣，这记工员也别干了。小五赶紧劝说黑要，黑要只得就坡下驴，无奈返工。众人见黑要返了工，心里大都称愿，那几个因被挑出毛病不高兴的人，气也消了。
    母狗堂上任不到一年，地里庄稼的长势明显好于其他生产队。五队社员大多满意，大队的书记更感到意外。母狗堂这“二百五”当了队长，竟比前几任的能人们还有成色。只是众人见了母狗堂，仍然叫他母狗堂，没有几个人敬畏他，照样跟他开玩笑；发现他哪有私弊，指着鼻子说他；惹到了“茬儿”上，照样有人跳脚骂他。母狗堂或嘻嘻哈哈，或不以为然，或跳脚对骂。却始终不撂挑子，母狗堂这队长竟稳稳当当的一直做了下来。

    除队长以外，生产小队里还有几个管事的人，有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管库员、贫协组长等。这些人组成生产小队的管理班子，叫“队委会”。
    副队长没有职数限制，一个、两个或三个的都有。五队原来有两个副队长，母狗堂由副队长升任队长后就只剩下了一个。这人就是铁旦爹。论说这副队长应该算二把手，只是铁旦爹在家里尚且是“吃粮不管算”，在队里更是毫无主见。虽说也当了多年副职，却仍是事事不走心，队长说话他听，就是硬可一些的社员说话，他也听。
    平日领个稍大些的“飞帮”干活，或浇地或积肥。谁跟着他干活，就享了福，绝对累不着。就是有一条，谁跟他在一起，要给他提供旱烟抽。几个人抽起旱烟来就忘了时间。铁旦爹领人干活还有一条原则，尽管磨洋工，但收工绝对不能比大帮干活的早，总是摸黑恋晌，等最后一拨收工。这一条很得队长母狗堂的赞赏。
    人们在地里一帮一帮的干活，往往快到收工时间，就开始人心浮动，众人东张西望，一旦看到别处哪帮人收了工，就高声吆喝：“喂，喂，快看，快看那一群人是做什么的？”别人当然明白，便一起説（shui)说队长也收工。临收工这一段时间，干活的秩序最不好掌握，哪一帮收工早，会给别的帮造成影响。
    铁旦爹不肯早收工，除了有讨好队长的原因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收工之后，一般不会有人回家休息，大多要到自留地加班，或者拾柴拔草，这加班的活要比给集体干活累的多。铁旦爹一旦进家，铁旦娘就支使的他“飞脚不落地”。因此，铁旦爹磨蹭着不肯早收工，是要在外面多逍遥一会儿，躲开自家的加班活。有几个懒汉也深谙此道，每到队长派活，总是争着跟铁旦爹做一帮。
    铁旦爹好喝两口小酒，每逢队里有人家婚丧嫁娶，或盖房管事，请他等坐席，酒碗转不了几轮，他就醉了。却也不吵不闹，只是捏着小嗓，唱不着调的河北梆子：“南清宫来了俺滋在的王爷啊～～”，翻来覆去就这一句。
    会计叫刘东坡，四十来岁，极精明。家里几个孩子还小，媳妇有一种怪病，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浑身没劲，常年不下地干活。刘东坡自食堂解散就在五队当会计，是几朝元老了。
    会计负责队里的财务收支、粮食分配等事务。这一套东西专业性很强，队长一般不甚了了，普通社员更是摸不到门框。刘东坡下地干活不多，正日里在家拨拉算盘珠子。这里面的门道已摸的清清楚楚。每到麦熟、秋收季节，他要把全队的工分总起来，按每户的人口数、挣的工分数，算出每户分粮食的“基数”，也就是每户应分粮食数量在全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谁家分粮食、柴禾多少，全凭这个“基数”。刘东坡横算竖算，不知要算出几套结果，掂量哪套结果最有利于自家，最后就用哪套。刘东坡家人口多，出工少，他弄出来的分配基数也总是有利于人口多工分少的户。在五队，劳力少的户都跟着沾了些刘东坡的光。
    分粮食、分柴禾也多是会计主持。那称高称低的奥妙东坡运用纯熟。分到最后，剩下一星半点，随意饶给哪个，也由东坡的意思而定。社员在家里积了肥，交给生产队，每方粪肥记十几个大工。粪肥从家里的猪圈起出来，要大致堆成梯形，由会计量了尺寸，算出方量，算出应记的工分数，直接记入大帐，参与分配。每户交了多少粪肥，记了多少工分，只有会计东坡一人清楚。队长、记工员都不摸门。刘东坡在这里面给自家捣鬼多记工分不必说，队委会里几个主要管事的，社员里头几名看事清楚，嘴巴厉害的角色，刘东坡无不一一照顾周全。
    生产队买、卖牲口、购置叉杷扫帚等现金出入，制度也不很严格，东坡大都能从中捞些油水。
    这会计刘东坡，一家六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却粮食、柴禾什么也不少分，年终决算名义上要给生产队缴一些钱，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一家人不缺吃不少穿，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众人看在眼里，都知道他算帐捣了鬼，却找不到把柄。况且队里有些能量的人，也都受到些东坡的恩惠，谁还能拉下脸来查他的帐？东坡这会计做的竟是稳稳当当。

    一日，早饭后上工集合的时间，饲养员锅三找会计东坡开了条子，领饲料。库房也在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与饲养棚一墙之隔。锅三拿着条子，找来管库员刘丑开库领料。刘丑五十多岁，是会计东坡的本家叔叔。刘丑来到库房门口，从腰带摘下钥匙准备开锁，一抬头，猛然看见门吊上除了他熟悉的大锁以外，竟又锁了一把小锁，一时懵了，不知所措。锅三其实在找刘丑之前就发现了这异常情况，此时却故意不吭气。刘东坡也来到门前，皱了眉头琢磨了一会儿，说：“找斧头砸了它！”这时库房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锅三说了话：“慢着，问问队长，是不是他锁的。”众人附和：“是呀，问问队长再砸吗。”说话间队长过来了，也是十分诧异。最后还是由刘丑找来榔头，砸了那把莫名其妙的小锁，锅三如数领了饲料。
    这件事成了解不开的迷。却没有人公开议论，只是在田间地头三五成群的嘀咕。有几个人悄悄找队长母狗堂，猜测事情的起因。母狗堂也就慢慢明白了一二。
    队委会设一名出纳、一名管库员。出纳冯振邦，也是五十多岁，出名的方正人。职责是保管现金，只是常年见不到一分钱，空攥着一把单据而已。
    管库员刘丑就忙多了，一天不知几次有人找他出库领东西。他经管的库房是三间打通的屋子，两扇厚厚的木门总是锁着铸铁大锁。进得门来，里面满满当当.西头是码起来的二十多条麻袋，里面装了小麦种籽；紧挨着也是码起来的几十条麻袋，装的是做饲料用的高梁、玉米。一袋袋的化肥垛在另一头。中间靠北墙一溜几个大瓮是装黄豆、绿豆、芝麻等小杂粮种子的。还有农药、柴油，大称、牲口挽具等杂七杂八塞满了屋子，插脚不下。
    单说这种子、饲料，是麦收、秋收之后按计划留下的，都是在场院里脱粒扬场之后，直接过秤入库。虽说在会计的实物帐上有精确的数字，但今天这个领几十斤，明天那个出几十斤，再加上鼠吃虫咬，最后库房里究竟有多少粮食，谁也说不出准数。
    管库员刘丑与会计刘东坡是堂叔侄关系，一个管实物，一个管数字，如果这两个人串通起来捣鬼，是防不胜防。出库的事项大都发生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难以得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些文章，却是极为便利。
    众人早有议论，只是事不关己，也没有真凭实据，谁也不肯公开发难。不知哪位高人偷偷加了这一把新锁，这等奇事自然引起众人极大关注，稍加分析，用意自明。这层窗户纸竟轻易就捅破了。
    刘丑琢磨着这事不是滋味，找队长要求追查。早有人给母狗堂出了主意，母狗堂就坡上驴，说：“这怎么查？这样吧，再买两把锁一块锁上，我拿一把锁的钥匙，贫协组长拿一把，再开库房，咱们三个一块开，这样你不就清白了？”刘丑没想到有这个结果，一时无法反驳，只得照办。
    当时，村里按上面要求，设“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简称“贫协”。大队设 一人，委员若干人，各小队设小组长一人。这应该属于民意监督机构，但多是流于形式，少有发挥作用的。五队的贫协组长叫甄孬头，六十多岁，三代贫农。平日里碌砫轧不出个屁来，只是蔫人也有蔫主意，有时他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次让他也拿了库房的钥匙，众人以为这库房就如保险柜一般了。
    且说从此刘丑断了财路，心里自是不服气，再有人找他出库，推三阻四，磨磨蹭蹭。三把锁锁门，要把三个人找齐了才能开库房。时间久了，难免哪个人有事不在。库房虽然堵住了漏洞，却实在是不方便。今天播种等种子出库，贫协组长赶集去了，明日浇地等化肥，队长不在，的确耽误了不少事情。
    后来，队长管事多，忙，有人找他开库，顺手把钥匙给了来人；贫协 把自己那把锁打开后，也没耐心等出库完毕，早早走了。时间一长，图方便又慢慢占了上风，三把“并联”的大锁，演变成了“串连”，三把钥匙，任何一把都能单独打开库房，这样一来，库房里少了东西，竟连责任都难分清了。
    会计东坡找队长母狗堂合计，说：“这样下去不行，库房还得一个人管。我跟丑叔是本家，你如果怀疑什么，咱们把丑叔这管库员换成别人算了。”母狗堂自然不能承认有怀疑，更不愿轻易得罪东坡、刘丑二人。只得撤掉两把锁，仍由刘丑一个人管库。
    一场风波过后，刘家叔侄自是收敛了一些，众人也就只有认可。
    开始那把小锁究竟是谁锁上的？
    当年众人费尽了心思，猜测是这个是那个，就是没想到是副队长铁旦爹。都以为这老好人整日昏天黑地，绝做不出这等事情。却忘记了他家里还有个铁旦娘。这女人却是精明无比，凡事想得到、做得出。正是她一手导演了这出好戏。
    铁旦娘

    暮霭四合，街上飘出玉米面粥的香味。 村南头准时响起铁旦娘的呼唤：“铁--旦--，家--来--吃饭--唻--”，喊声悠扬，底气十足，尤其是后面“唻”字的拖腔，足有七、八秒长，由高到低、由大到小，余音渐远，稍停顿，第二声又响起来。呼应一般，村西头也响起另一村妇的呼唤声，村子一派祥和气氛。 晚饭做熟，孩子们还在街上疯跑，主妇站在家门口呼喊几嗓子，是村子的一景。熟悉的乡邻，分得清是谁家的妇人在喊，绝不会混淆。自家的孩子，只要听到一声，撒腿就往家跑，尽量让娘少喊两声。这里的媳妇，来自不同村子的娘家，说话口音各异，尤其是安平、饶阳一带的口音，更有特色，因此每个妇人的呼喊都极具个性，声音或高或低，或豪放或委婉，音调、拖腔五花八门。可惜俺不识乐谱，如果用乐谱记录下来，会精彩之极。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会模仿哪个妇人的喊声，开玩笑，被模仿妇人的孩子以为受了侮辱，或模仿对方娘的声音以报复，为此打架也是有的。所以孩子们一般不愿意让娘多呼唤。 饭熟唤儿，却是主妇的享受。一天的操劳，半世的艰辛，在这一声声呼唤中得到释放，得到缓解，洋溢出的是满足、是自豪。

    铁旦娘不仅喊声优美耐听，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与众不同。 那年月，别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她却在人前头发不乱，衣裳整洁，就是身上的补丁也是熨贴端正，针脚细密。夏天从不光膀子，花一块多钱买块花布头，自己缝个无袖齐腰小褂，该肥的地方肥，该瘦的地方瘦。虽然已经养育了五个儿女，却仍容颜不老，干净利落。每天集体出工，铁旦娘也是鞋袜整齐，只是到了地头，要脱去鞋袜，打一双赤脚，上身也要罩一件破旧的衣裳，用毛巾包住头发、遮住脸面（免被日晒），与众人一样泥里水里摔打。收工，在浇地的垄沟里洗一洗，重新打扮齐楚，与众人一起回家。 铁旦爹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该上工上工，该吃饭吃饭，有人指挥就动，没人说话就歇。好喝两口小酒，却从不花钱买，遇有街坊婚丧嫁娶，挖井盖房，必得一醉。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内政外交一切事宜，全部落在铁旦娘一人肩上。铁旦娘却也心甘情愿，满肚子的心计正好有了施展之地。 铁旦家人口多，孩子小，挣工分少。队里鼓励社员在家积肥交给集体，每方粪肥记十几个工，铁旦娘指挥铁旦爹，拆了家里的旧猪圈，扩大为能盛十几方粪肥大圈。

    这一带的猪圈极有特色，一般在院子的一角，离房子最远的位置。分上圈、下圈两个部分，上圈是猪睡觉、进食的地方，四周用矮墙围起来。睡觉处，上有顶棚遮风雨，下铺柴草保温，进食处设一半截破缸，紧靠着围墙，以便主人隔墙添食。下圈是猪撒尿拉屎的地方，也是主人家积肥的处所。清扫屋、院的尘土、柴末，做饭的柴灰，统统归于此处。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一般宽五尺，长一丈，深五尺。四周用砖衬砌。上、下圈以坡道相连，供猪上下来往。厕所在下圈的另一头，厕所后墙直接砌在下圈的衬墙上，茅坑用砖衬砌，直接与下圈相通，人排泄的粪便自然流到下圈。这种结构名曰“连茅圈”。人在上面蹲坑拉撒，猪在下面翘首期盼美食，人在猪前没了隐私。见猪嗷嗷待哺之态，茅房拉屎竟有了成就感。人粪喂猪，猪粪积肥，正合当下提倡的循环经济。但后来有专家说，连茅圈不卫生，强令农户将茅、圈分离。现在，这种连茅圈已不多见。

    铁旦家改造的是猪下圈，改造后要比原来大一倍多。 大人孩子，从村口干涸的大坑里运来褐色的淤泥；在田埂、路边铲来草皮；霜后，一家人推车来到河边、地头，铁旦等爬到树上，用竿子打落经霜的树叶，爹、娘用扫帚扫起来。这些都是积肥的原料。填进猪下圈，灌上水，让猪踩踏一个多月，起出来，交给队里。每年交这样两圈粪肥，能记二、三百个工，顶一个整劳力全年的出工，铁旦家由拿钱户变成了分钱户。只是这粪肥里土多草少，肥效极其有限。当时，每亩地上多少粗肥，上级都有硬指标，生产队一般完不成。一到收秋种麦季节，公社下派的工作组，整天在地里转悠，队长为粗肥不足，没少挨吹（批评）。所以才让社员在家里积肥交到队里，至于肥效如何，队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谁家交来的粪肥都一样，质量都好不到哪去，好粪肥要施到自留地里。 铁旦家每年养两头肥猪，旧历年底出圈，这时的行情最好。一头猪卖给供销社，再杀一头，一家人过年解解馋，还要到集市卖一部分肉。一家人一年的花销靠这两头猪就解决了。那时养猪还是传统养法，有什么喂什么，还不知道有科学配方的饲料。这样，养一头猪从买猪崽到出圈，要十四、五个月。铁旦娘每年一入冬，买两头小猪崽，先散养着，等大猪出了圈，再把小猪抓到圈里养，这样第二年的年底前才能育肥出圈。没有心计的人家，做不到如此周密。铁旦兄妹放学，背起筐下地打猪草，春、夏季喂猪鲜草，秋季，把打来的草晒干贮存，分批粉碎，掺上红薯、薯干等细料，就是猪一年的主食。每年到供销社卖猪，赶集卖肉，是铁旦爹的事情，他有力气，拉小车非他莫属，但铁旦娘也要跟在后面，最后议价收钱却又成了铁旦娘的专利。 铁旦家自留地的庄稼，比别人家也长的好。下力气大家都一样，只是铁旦家更舍得花钱下成本。铁旦娘过日子虽然节省，但给自留地买优良品种、买化肥、买农药却从不打算盘，别人家的小麦，收获前一场风雨，大都匍匐在地，减产甚至绝收，铁旦家的小麦却纹丝不动，皆因是种的新品种，秸秆粗壮，极抗倒伏。那舍不得施化肥的人家，管理的再精细，庄稼也是又黄又细，难比铁旦家的庄稼油黑粗壮。二亩半自留地，每年一茬小麦，一茬玉米，能收获三千多斤。因此，铁旦家的粮食，除了人吃、喂猪，还有剩余。攒上三年五载，就够盖一座房子的吃食了。

    铁旦娘过日子，虽然算计周密，却也有算计过头，反吃亏上当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小猪崽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铁旦娘一等再等，终于错过了时机，没有买上猪崽，只有第二年春天买克朗猪（已经去势的半大猪），准备买两个小猪崽的钱刚够买一头克朗猪，已是大大的不合算了。买猪要赶呈委集，呈委村是个邻县的小镇，方圆几十里，数呈委的集市规模大，尤其以牲口市、猪市闻名。

    呈委集离刘庄十二里，铁旦爹推着手推车，铁旦娘后面跟着，二人来到呈委的猪市。这猪市在村西，占地也有十来亩。只见站着、走动的是人，躺着挣扎的是猪，黑压压一大片，满耳是“吱哇-- 吱哇——”的猪叫，满鼻孔是猪粪尿的骚臭。来猪市的人们倒也习惯这种氛围，一个个若无其事，仔细看猪、高声侃价，然后过秤、点钱。

    铁旦娘两口子眼睛只盯着克朗猪的摊位，一头头捆住四条腿的克朗猪，大肚滚圆。原来这里的人们集市卖猪，临来都把猪喂的饱饱的，为的是增加猪的重量，更有缺德之人，竟用细管子把猪食硬灌进猪的肚子。一看就是骗人的把戏，铁旦娘哪肯上当？转了许久，终于看上一头肚子小些的克朗猪，要价也不算离谱，又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过秤成交。 回到家，解开捆猪的细绳，撒到圈里，那猪却是趴着不动，喂食也不吃，竟是一头病猪，铁旦娘情知上了大当，却没有丝毫办法，只得请来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打针、喂药，折腾了三、四天，克朗猪还是一命呜呼。铁旦娘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刮子，背地里掉泪，人前还要装笑脸。最后还是赖了兽医站十几元的医药费，才算作罢。 每逢铁胆娘数落铁胆爹，铁胆爹忍受不了的时候，一提买克朗猪，铁旦娘就立刻闭口无言了。

    不过，铁胆娘与铁旦爹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有好的吃食，铁旦娘总是偷偷给铁旦爹省出一些，让他吃些“偏饭”。有些下“死力气”的活，也舍不得让铁旦爹做。把他身子骨养的很是壮实。铁旦娘深知，在村里过日子，男人是一杆大旗，女人本事再大，没有男人这杆大旗戳着，日子也不好过。并且，她也离不开铁胆爹，结婚十大几年了，两口子还没有分离过。队里有了派劳力外出，挖河筑堤修水库等活计，别人家的男人都是争着去，为的是多挣些工分，省下家里一份口粮，铁旦娘却舍不得让铁胆爹去。这里的人家，没有孩子与父母分床睡觉的习惯，十几岁的孩子还跟父母挤在一条炕上睡，铁旦兄弟却早早就搬到东间屋奶奶的炕上睡觉了，西间屋只剩下铁旦娘两口子。每天晚上，洗刷了吃饭的锅碗，铁旦奶奶还在点灯纺线，这两口子却早早就囚进了一个被窝，吹灯睡了。早晨，铁旦娘总是把铁旦兄弟几个早早的喊起来，安排些力所能及的活，铁旦爹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队里**的钟声响了，才懒洋洋的下炕。

    铁旦娘模样光鲜，穿着整齐，难免碰到些尴尬人尴尬事。 金有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尽管人长得歪瓜裂枣，衣裳却要穿出些两样，冬天，棉裤棉袄外面，还要披一件脏的分不出布丝的灰制服大衣，夏天不肯光膀子，总穿一件分不出颜色的背心。看见年轻女人，双眼直勾勾的就挪不动脚步。只因做事不管不顾，不怕得罪人，村里年年让他当“护秋团”。 合该有事，秋天的某日，铁旦娘收工后又打了一筐猪草，背着回家，猪草里藏了几穗玉米棒子，到村口被护秋团截住，把玉米棒子从草里翻了出来，金有把草筐扣住了，叫铁旦娘第二天上午，亲自去大队部接受处理。那年月，社员们偷生产队几块山药、几穗玉米，很是普遍，人们并不以为耻，逮住了处罚也不重，一般把筐和脏物没收就算了，关系弄僵了，大喇叭上广播一番，寒碜寒碜当事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还没有罚款这一条。一般干这事儿的都是妇女、孩子，出了事，家里的男人出面，给村干部说几句好话，也就过去了。 金有让铁旦娘亲自去接受处理，自是没安好心。铁旦娘却并不胆怯。第二天上午，自己来到大队部，进了护秋团的屋子，金有一个人在屋里等着呢。先是一番云山雾罩的大话，说后果如何如何严重，吓唬铁旦娘，话锋一转又说，如果态度积极配合，也可从轻发落，铁旦娘始终一言不发。金有嘴里说着，眼睛盯着铁旦娘的身子，那双手就不老实了，比划来比划去就落在了铁胆娘的胸脯上。铁旦娘不吭气，自己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金有一看，疯了，伸手去解铁旦娘的裤带，铁旦娘突然一个大巴掌，重重落在金有的脸上，高叫：来人那--，接着要往外走，嘴里说，金有你强奸我，我找书记告你去！金有吓傻了，连忙拦住，说好话求饶，嘴里婶子、奶奶乱叫，只求铁旦娘不声张。铁旦娘也就适可而止，嘴里说，看你平日老实，对俺家一直不错，今天先饶了你，以后再找俺的茬儿，连今天的帐一块算。说着，背起自家被扣的草筐，连同筐里的玉米棒子一起背回家。自此，金有见了铁旦娘远远躲开。

    铁胆娘经手盖了三处房子，三个儿子，娶了三房儿媳，当年日子过得很是红火。后来与铁旦爹都高寿，两位老人前两年才陆续去世。铁旦娘直到咽气，说话仍有条理，头脑清楚。

    

    锅三
    打了半辈子光棍，但身边没少过女人。早年曾“靠”（私通）过一个孤身寡妇，寡妇卖房子、卖地，供锅三吃喝；寡妇家产卖净了，人也死了，锅三又靠上一个曾经唱戏的女子，女子有个丈夫，那丈夫无论下地（干农活）还是上床俱是窝囊废，整日昏天黑地，只要有口饭吃，就是活神仙。女子手中略有积蓄，供两个男人吃、花。 锅三是贫农，但没有受过剥削吃过苦。他祖父手上的日子还红火，有几十亩地，有大车，雇长工，后来抽上了大烟，日子逐渐败落；到他父亲手上，大烟不抽了，吃喝嫖赌却是一样不缺，一家人也跟着吃穿享受了一番，母亲死的在先，后来父亲咽气时，家里一贫如洗，只留下五个台阶般的儿子。天无绝人之路，恰这时来了土地改革，拣了一个贫农的成分，弟兄五个还分得了田产、浮财，后来分家各过，弟兄们纷纷娶妻生子，不饥不饱的过了下去，唯独锅三，继承其父的恶习，继续游手好闲。但比其父高明，虽然也找女人，却只在女人身上找些贴补，虽也赌钱，却不推牌九，只跟几个有钱子弟逗纸牌、打天九，玩到最后，几个人的钱大都落在了锅三的口袋。 1958年，成立了生产队，吃上了食堂，生产队不养闲人，人人要参加劳动，不然不给饭吃。锅三的四弟当上了队长，给锅三安排了一个当饲养员的差使。这饲养员不下地经风吹日晒不说，经管着若干牲口饲料，肚子足可无忧，在吃不饱的年月，是金不换的差使。锅三从此有了正经职业，却也改邪归正，整日在饲养棚与牲口为伍，当年的狐朋狗友一个个下地干活，也没有人再陪他胡闹了。 那时队里的牲口棚借住一家民宅，极大的一个院子，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间西屋主人家自住，一溜四间北屋做了牲口棚。
    西屋的主人家，是三十多岁的一个寡妇，领着两男三女五个孩子过活。大女儿名叫白丫，所以人唤寡妇为白丫娘，白丫娘少言寡语，极有心计，清瘦的脸上一对漆黑的眼仁，平日这对眼仁总是被眼皮遮了起来，偶尔抬眼皮看人却是极有定力。早年丈夫在世时，日子过得很是可以，丈夫耕种着十几亩好地，整日牛马一样卖在地里，打下的粮食吃不完，男人是个守财奴，舍不得吃穿，只知攒钱买地，白丫娘屡劝无效，反遭责骂。后来改变主意，凡街上来了卖吃食的，端半簸箕麦子出去，换油条、换切糕，与孩子们敞开肚皮吃，吃剩下了藏起来，下顿继续吃，只瞒男人一个。后来丈夫死了，一家人也吃了食堂，毕竟还有些家底，悄悄添补些，没有挨饿，大人、孩子的穿衣也比别的人家整齐许多。
    锅三与白丫娘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衣裳破了求白丫娘给缝两针，偶尔也拿一星半点饲料给白丫娘喂鸡。只是白丫娘整日不苟言笑，夜晚早早与孩子们关门闭户，锅三一时难以得手。一日，锅三蹲在院里抽旱烟袋，看一群鸡刨粪堆找食，一只芦花大公鸡，竟刨到一只虫子，那虫子盘在地上装死，公鸡却不吃它，扬起脖子“哽哽”高叫，叫来一只小母鸡，看小母鸡把虫吃下去，公鸡趁机跳到了小母鸡身上。锅三看的出神，猛一回头，只见白丫娘也在红头涨脸看这西洋景，白丫娘瞟锅三一眼，却并不马上离去。于是，瞅没人的机会，锅三端了半簸箕饲料，就进了西屋，上了白丫娘的炕。
    自此，白丫娘脸上有了红晕，走路轻快了许多，遇人话也多了，两间西屋里，还时而传出白丫娘与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人们都在为自己的肚子费心思，没人留意锅三跟白丫娘关系的变化。最早发现这事的,是锅三原来的“靠家",即唱过戏的女人，这女人虽不敢公开与锅三吵闹，暗地里却是屡屡盯梢，瞎搅和，找锅三两人的麻烦。有一次竟把锅三两人锁在了屋里，锅三隔窗苦苦哀求，女人终于心软，打开了门锁，锅三提一把斧头，直追了出来，女人撒腿就跑，可终于跑不过锅三，最后女人跪地求饶，叫爷爷叫祖宗，保证不再找麻烦，这一段过去的姻缘，才算最后了解。
    当年还没有理发的推剪，只有剃刀，男人们都是剃光头，锅三却留一头齐耳长发，似女人一般甩在脑后。辛亥**前后，刚刚剪去辫子的**党好象也是这种发型。这头发长长了用剪刀剪短一些，自己照着镜子就能办理，倒也省事。夏天也不跟别人一样光膀子，裤子是裤子，褂子是褂子，到冬天还穿一身棉长袍，腰里扎一布带，棉袍的前襟撩起掖在腰带上，很是齐整利索，也很惹眼。 锅三好美食，也有办法吃。抓个猫逮个狗，剥皮炖软，吃上几天，他还用鲜肉炝锅，加水下小米，熬成肉粥，其香无比，在此地是独一无二的吃法；饲养棚院里少不了找食的母鸡，锅三隔三差五抓一只，悄悄褪毛炖了吃，他抓鸡有一绝，用一根长线，线头穿一颗玉米粒，扔在地上，鸡一口吞下了玉米粒，线的另一头却牵在锅三的手上，锅三顺势牵过来，攥住鸡头，那鸡一声不出就进了锅三怀里。晚上，丢鸡的妇人在街上高声叫骂，锅三却在屋里吃肉喝汤。在人人面黄肌瘦的年月，锅三却始终是红光满面。 食堂解散了，生产队一个分为三个，当队长的弟弟被批斗一番也下了台。锅三被分到了第五生产队，牲口棚也迁到了村西才盖的队部。锅三对新队长见面百般奉承，时而弄些吃食，悄悄端到队长家里，新队长是个毛头小伙，从未主过事、管过人，竟被这一套拢哄的飘飘然，视锅三为亲信。锅三喂牲口也确有高明之处，偷饲料是哪个饲养员都难免事情，别的队里的饲养员，只顾人吃牲口的口粮，却不顾牲口皮包骨头，锅三却能两者兼顾，他还不怕费事，套上毛驴，把饲料上磨磨碎，这样一斤饲料能发挥二斤的作用，当年一般做法是，粮食囫囵个喂牲口，很有一部分饲料牲口嚼不碎消化不了。锅三喂的牲口虽不是膘肥体壮，却比别人喂的牲口要强壮许多，因此众人对锅三当饲养员也还满意。锅三的饲养员位置竟如铁打一般。 白丫娘的肚子不知不觉中大了起来，白丫等众姐弟发现此事，共同发难，先是黑着脸不理娘，后是大哭大闹，白丫娘拉不下脸跟孩子们细说这事，百般无奈找到妇女主任，哭哭啼啼叙说了原委，妇女主任倒是热心，当即表示同情，并力劝白丫娘生米做成熟饭，干脆嫁过去。当时避孕、流产还少见，白丫娘明白，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妇女主任逐个找白丫姐弟做工作，讲寡妇改嫁合情、合法，任何人不能阻拦，讲你们家庭成分是上中农，锅三是贫农，你娘是在转变阶级立场，事成之后，你们上学当兵都能沾光，如此等等，白丫姐弟年幼，并无多大主见，因此不再吵闹，任凭娘自主行事。这样白丫娘腆着肚子与锅三到了公社，领了结婚登记证，搬到锅三的小屋，做起了正当夫妻。 村里一时间沸沸扬扬，枯燥的生活平添一个热话题，众人议论不绝，女人骂白丫娘不要脸不争气，男人骂锅三老不正经。其实每个人的心理各异，吃不上葡萄，心底泛酸也是有的。 锅三的小屋在村子西头，四周没有人家，早年这里是一座小庙，不知道什么原因毁了，锅三与兄弟分家后没有住处，用旧砖废瓦盖起了这一间的小屋。但白天一般不在屋里，由铁锁看门，偶尔弄到鸡狗，夜晚悄悄拿回来，做好了一个人吃，也有相好的女人深夜来这里与锅三相会。所以，屋虽破小，却不断飘出肉香，炕虽简陋，却不乏女人的温馨。 话说白丫娘嫁过来不到三个月，就在锅三小屋的土炕上，生下一个不缺胳膊不少腿的男婴，小屋里又多了婴儿的哭声，院里多了晾晒的尿布。锅三这个老光棍从此有了老婆儿子，竟浪子回头，一心一意过起了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三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揪出牛鬼蛇神批斗，村里照葫芦画瓢，把“四类分子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村里没有右派）戴上纸糊的高帽，敲锣游街，不知哪个人多事，竟连白丫娘也拉来一块游街，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白丫娘虽然羞恼，却还能撑得住，该吃吃，该喝喝，锅三光棍半生，却从未受此羞辱，整日黑着脸，见谁也不理，摔扫帚打簸箕。一日早晨，锅三趴在队部停着的大车上，突然对众人说：你们听听，我这心里怎么咚咚的敲鼓啊，众人并没在意。吃过早饭上工，人们听到消息，锅三死了。 锅三一死，白丫娘也就被造反派解放了。队里停工，帮助料理丧事。锅三家族大，弟兄、子侄多，丧事倒也热闹。人们把锅三遗体穿戴整齐，装在一口薄皮棺材，放两声炮仗，抬到祖坟入土为安。白丫娘批麻戴孝，与妯娌、晚辈媳妇等一起，长声嚎哭，四岁小儿在叔伯哥哥们的扶助下，摔了瓦，扛了引魂旙。 锅三死后，该有的哀荣都有了，却也不枉人世走了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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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影
    那时候看电影不花钱，公社有放映队，隔一段时间就来村里演一场。两个年轻放映员，一男一女，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放映机、喇叭、片子等都由自行车驮着。
    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公共娱乐项目，村里演电影的日子，是全村人的节日，村里的大喇叭白天就开始广播：“社员们注意了～今天晚上演电影～”。人们立时兴奋起来，互相传递消息，猜测演什么片子。
    各生产小队下午收工都比平时早，主妇们早早做熟了晚饭。饭罢，老人，孩子搬了大、小板凳，先来占位置。放电影的喇叭早响了，放着电影《红日》插曲，“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歌声在村子上空缭绕。大街上人来人往，一派喜气洋洋。
    放电影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面大大的白色银幕，用绳子吊在两棵树上，树杈上架着喇叭，放映机也已经架好。先到的人们围着放映机坐，来晚的在后面立着，再往后就要登在板凳上了。孩子们甚至骑在围墙上，登在后面的屋顶上。
    放映前的一段时间最热闹，人们隔老远打招呼、就近开玩笑打闹，呼爹唤儿，人声鼎沸。天渐渐黑下来，放映机前的灯亮了，先调试放映机的角度，一道极强的光束打出来，打到前边，上下晃动几下、左右晃动几下，最后端正的停在银幕上，有人趁机伸出手摇动，让手的投影出现在银幕上。放映员停了留声机的歌声，吹吹话筒，喂、喂两声，然后嘱咐社员同志们坐好，报上今天上演的影片名字，宣布电影立即开演。
    一般演主片之前，要加演一、两部小记录片，棉花的科学管理、小麦优良品种介绍之类，人们不感兴趣，嗡嗡的说话。演正片了，马上安静下来。影片大都是黑白片，看过几遍的老片子，《英雄儿女》、《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有些台词孩子们都背过了，这也不会影响人们的兴致。银幕上是战士们英勇杀敌的画面，喇叭里是激烈枪声、爆炸声，热闹非常，这比后来的武打片好看的多。
    放映机只有一部，中间换片子要停下来。大灯雪亮，刺的人们睁不开眼睛，放映员紧张的卸下空片盘子，装上新的片盘。人们被电影情节揪紧的心放松下来，一个妇人站起来，高声呼唤孩子。一群坏小子，趁机在人群后面拥挤，一时间，人群骚动，人潮前涌，前面坐着的人们都立了起来，孩子哭，大人骂。放映员劝说无效，大队书记挤到放映机前面，接过话筒，手指人群后面拥挤的策源地，努声呵斥，甚至点出名字叱骂，立时收效。人群慢慢平静下来，重新坐好，继续关灯放映。
    人群中也有心不在电影上的。平日彼此心仪的青年男女，借机挨挤在一起，暗地里做些小动作，悄声嘟哝些不相干的话，露骨的话不敢说，周围都是熟悉的乡亲。即便如此，还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往往成为坏小子们起哄涌挤的目标。
    银幕上，我军高级将领慷慨激昂的做了战斗总结，部队又开始了新的战斗行动，银幕上推出一个大大的“完”字，电影终于演完了。
    灯光亮了，人们余兴未尽.一群孩子还围着看放映员收拾摊子.人群边走边重复电影的台词，“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旁人回应：“请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随着人群向四下流动，沿街的人家依次响起关门闭户的声音。满街人影越走越稀，满街人声越来越小，终归于平静。

    公社电影队每领回一部片子，要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村子）轮流演一遍。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半大孩子们，要跟着放映队，到附近村子转圈看。
    这一带又是三专（三个地区）五县交界之地，周围有几个村子隶属别的公社，这些公社又隶属不同的县和地区。每个公社都有电影队。因此，这一带的村子，经常有不同的电影片子放映。村里的年轻人，一天劳作之后，呼朋唤友去邻村看电影，竟成为极有情趣的夜生活。
    为看一场电影，要跑三、五里，甚至七八里路。那时自行车还很少，就是有自行车的人家，也舍不得让孩子骑了去看电影。吃过晚饭，有人在街上高喊：“到齐村看电影了～”。人们赶紧从家里跑出来，成群结队奔向邻村，几里地说说笑笑就到了。
    到外村看电影，难免到的晚，电影已经开始了，只能看片子的后半截，好在多是熟片子，情节已经熟悉。有时得到消息太晚，去的自然更晚，紧跑慢跑，到了那里只看见银幕上大大的一个“完”字。还有消息不准确的时候，一群人进了人家的村子，却见人家大人、孩子都在街两边乘凉呢，一听说是来看电影的，哈哈大笑。这才知道白跑了路，一肚子的兴奋气一下子撒了。垂头丧气往回走，有读过几页古书的庄稼秀才，高声怪调吟诵：“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肚内有食，身上有衣，天上有大好的月亮，众人心情好了起来。
    若是夏、秋季节，回村的路上，会顺便到路边的瓜园摘几个甜瓜，解解馋。或掰几穗嫩玉米棒子、或拔几棵花生，拿到自家村口，找来柴禾烧了吃。烧玉米烧花生简单。点一堆火，玉米棒子用一根棍插了，用手举着在火上燎，一会儿就熟。烧花生，要用手提着花生蔓，抖一抖，根上的花生果就都垂在了下面，也是在火上燎，一会儿，联结花生果的细根就烧断了，花生果掉在火里，最后把火弄灭，用小棍拨拉着火灰，拣出里面的花生果，边拣边剥了吃，最后满手满嘴都是黑灰。
    出村看电影的人群里，竟混迹了败类。
    出村看电影，不带板凳，都是立在人群后面看。这败类心思没在看电影上，故意挤在大姑娘小媳妇后面，用身体贴住人家，占个便宜，聊慰干渴，甚至弄脏了人家的衣裳。此举还有个诨名，叫“划火柴”。过去戏台底下、电影场中，拥挤的人群里免不了这类人的活动。一般老实妇女，就吃了哑巴亏，感觉不对劲，躲开就完了。这败类早就有这毛病，因屡屡得手，竟吃惯了甜食。
    不想这次碰到了茬上。这是个见过世面的刁妇，感觉背后不地道，悄悄伸手一摸，抓了个正着，立时翻了脸，扯嗓子大叫，举手就打。这一下热闹了，众人一听有外村人耍流氓，上来一齐动手，把那败类打了个不亦乐乎。这时电影也停了。有当村上年纪的人，怕出人命，拼死拦下，锁在了大队部的屋里。
    一块来的伙伴，谁也不敢公开出面，有人飞跑回村，叫了支部书记，骑自行车赶来。败类是支部书记的侄子。这时电影已经散了，支部书记找到邻村的书记，问明事由，赔礼道歉。这两个书记经常一起开会，两村社员发生了纠纷也一直是二人出面调解。邻村书记听说挨打人是对方的侄子，就一口答应下来，叫人开了门锁放人。人们把败类架回了家里，家里自然又是一番热闹。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再到这个邻村看电影。


    

    
    刘会来

    刘会来是个戴帽的富农分子。
    刘会来祖籍不是这个村子，他父亲早年就来刘庄，给一个远房亲戚家做帐房先生。这家亲戚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财主。会来父亲后来与刘庄的一名女子结了婚，就在这里落户了。财主没有亏待他，给了一处宅子。自己又陆续买了几十亩地，养了骡马，还雇了个长工。后来年岁大了，就辞了帐房的差使，专心经营这几十亩地。
    一九四七年土改，刘会来家被划做富农成分。会来弟兄三个，会来是老大；二弟抗日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打仗牺牲了；三弟上学，后来在城市上了班，还算国家干部。二弟为国牺牲，会来的父母自然成了烈士家属。土改划作富农，家里总要有一个人戴富农分子的帽子，父母是烈属，戴这个帽子自然不好。最后这个帽子戴在了会来的头上。会来结婚生子，他的孩子们都被叫做富农子弟，当兵过不了“政审”关，上学也受限制。
    会来没上过学，年纪稍大一些，就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从小没享过几天福，只练就了一身干庄稼活的手艺。戴这个富农分子的帽子的确委屈了。委屈归委屈，富农分子的待遇还得“享受”。每逢来了政治运动，村里就要把几个戴帽的“四类分子”集合起来，开会批斗。会来依例参加。
    这四类分子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前三类的“分子”，土改、解放时期就确定了。只有这坏分子，是以后陆续确定的。大都是一些偷鸡盗狗等刁滑之徒，由生产大队拟定人选，呈报公社批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很容易就制作出来了。支部书记经常吓唬不听话的社员：你不老实，小心给你戴个坏分子帽子。你别说，这吓唬还真管用。平日，这些“四类分子”要清扫大街，每人都分了固定的街道，隔十来天就要清扫一次。那时的大街总是干干净净的。文化大革命过后，给这些人摘了帽子，大街也就没人清扫了。公社、大队有临时性的小工程，也大多由四类分子的义务劳动完成。
    会来是个要面子的人，要求分扫离家远些的街道，每逢拿扫帚扫街，总是把包头粗布手巾包的低一些，遮住脸面，见了人也低头不打招呼。
    生产小队里政治气氛不浓，评价一个人，主要是看干集体的活卖不卖力气、私心大小等。家庭成分只是在儿女找对象时才考虑。会来是个好庄稼把式.耕地扶犁、播种“拿耧”、脱粒“扬场”，这些技术活样样精通。队长的权威不是很大，分派活计短不了碰钉子，唯独会来，队长叫他上东他绝不敢上西。队长对他又倚重几分。会来尽管头上顶着富农分子的帽子，在小队里并未受多大委屈，还是事实上的技术骨干。因此，会来暗中常有几分自得，尤其是干起庄稼活来极是自信。
    有一年，上级推广棉花密植。村里来了一个农业技术员，南方人，说话吱啦吱啦的，别人听不大清楚。这一带种棉花的历史久远，人们有一套传统的种植技术。棉花是喜光作物，人们习惯稀植。技术员开会要求棉花密植，队长不敢不听，大田里统统按要求落实了。会来从心眼里不服技术员那一套，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在临路边的一块自留地里，种了二分地的棉花，故意种的比以前还稀。那棉花苗的行距、株距跟尺子量过一般，横竖成行，很是整齐好看。还多施肥，勤整枝，要暗中跟大田的密植棉花比一比，看哪种方法产量高。社员们大多也不相信这新技术，每逢下地、收工，路过会来的这二分棉花地，心里暗笑，小声嘀咕。
    技术员也看到了这二分棉花地，知道是会来故意跟他叫劲。找支部书记，要求开批斗会斗争会来。书记说好说歹拦下了，只是把会来叫到大队，拍桌子批评了一通。这也把会来吓坏了，回去赶紧在棉花苗中间又种了密密的芝麻。棉田里种芝麻，多是棉花出苗不全，后来在空闲处种些芝麻作为弥补。棉花芝麻长在一起，还很是相得益彰。两种作物种在一块，是一种传统种植模式，叫做“间作”。多是高杆作物间作矮杆作物。为的是充分利用光照。一般是高梁间作黄豆，玉米间作绿豆等。
    后来的结果证明，棉花密植是比稀植高产，人们也就逐渐接受了这项新技术。
    队里凡有播种的活计，队长都是安排会来“拿耧”。
    那时还没有播种机，播种要用“耧”。耧是一种木制的播种器，下面装两个铁制的小犁铧，用来开沟下种。前面套牲口拉，后面有一个人握住耧的两个把手，掌握平衡、控制播种深度和下种密度。这个人的活计就叫“拿耧”。后来牲口不够用，拉耧的活就由人代替。
    翻耕打耙好的地里，十来个人拉耧播种，会来在后面拿耧。人们都不穿鞋，光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很惬意。拉耧不很吃力，人们边拉边说笑，会来却是不敢大意，双手握紧耧的把手，努力掌握着平衡，还歪着脑袋盯住种子下落的速度。
    会来等精心播种后的地块，沟痕笔直、行距匀称。地头的路上，有行人过往，无不啧啧称赞。
    会来听到议论，喜形于色，不由得说几句自吹自擂的话。前边拉耧的多是年轻人，按乡亲辈分大多叫会来叔叔、大伯。有两个人平日里对会来的“技术权威”并不以为然，只因队长只相信会来一人，一些技术活别人插不上手。今日听会来自吹，便问道：“会来叔，你说这播种播的直不直，是在于你拿耧，还是在我拉耧？”会来脱口答道：“当然在我呀”。这位拉耧的突然一用力，那耧马上一歪，后面的播种沟随着出现一个之字型的死弯，又一用力，又一个死弯，这段地播的歪歪扭扭。众人大笑，会来也马上告饶：“行了、行了，俺服了你还不行吗”。连使坏的小子也笑了。
    这拉耧要中间一人驾辕，其他每人拉一根绳子，绳子成扇面分布，外围的绳子跟耧前进的方向有一个夹角。所以要所有的拉耧人均匀用力，才能保持平衡。会来一得意，竟忘记没有众人配合，也难出好活了。

    会来穿衣不讲究，冬天总是一身黑色棉袄、棉裤；夏天光膀子，前胸后背晒的黝黑；剃光头，一年四季头上包块分不出颜色的粗布手巾。但他使用的铁锨、镐头却总是铮明瓦亮，每次使用过后，先用木棍刮去泥土，再用细软柴草仔细擦拭，有时找不到合适的柴草，竟用袖口擦拭。家里所有农具，稍有小毛病，马上动手修理。人们都愿意借会来的农具使用，可惜，一般人借不出来。
    有生人看见了会来使用的农具，大都交口称赞。会来暗自得意，越发在意农具的擦拭、修理。晚辈乡邻有爱惜农具者，也常受会来赞扬。会来的习惯，影响了周围不少人，众人争相效仿。有新添置了锄头、镐头、铁锨的乡邻，大都找会来安装木柄，会来也不推辞，一律尽心、尽力，不取回报。只要对方给几句奉承话，就心满意足。
    队里的男人大都抽旱烟。一个叫做烟荷包的布袋子，一本写满了字的小学生学习本，一个简易汽油打火机，就是全套的抽烟工具。上工集合、干活休息，坐下来，卷一只“喇叭筒”（手卷的旱烟一头粗一头细，所以有此称谓）就喷云吐雾起来。烟、纸、火这三样难免有人带不齐全，需要几个人互通有无。有爱占小便宜之人，专“蹭”别人的烟抽（蹭，白用别人的东西）。见到别人抽烟，凑了过去，说：“有纸吗？”别人以为他忘了带纸，于是从本子上撕下一条；他接过纸条，两手抻着，“烟呢？”人家又不情愿的捏出一撮烟末，撒在他抻着的纸条上；等卷好了喇叭筒叼在嘴上，又伸出手，“火呢”？人家这才明白，原来这老兄是“三不带”。还有不讲究的人，看见别人抽烟，等抽过几口，伸出手来，要了人家抽半截的喇叭筒，先择去被唾沫浸湿了的一截，用两个指甲掐着，狠狠的抽上两口。
    会来抽旱烟也与众不同，从不卷纸烟，只抽旱烟袋，用火镰取火。
    烟袋据说是父亲的遗物。铮亮的铜烟锅，乌木的烟杆，鸭蛋青色的翡翠烟袋嘴，烟嘴上还有一小片翠绿色，很是显眼。烟袋杆上吊着火镰、烟荷包。走路、干活时，这一套东西搭在肩膀上，前面是烟袋，后面是火镰、烟荷包，中间用细绳系着。每逢田间休息，先过足了烟瘾，接着就是摆弄这烟袋，擦拭烟锅、烟嘴，还用一根细长小棍，挖烟锅里没磕净的烟灰，捅烟杆里的烟油。
    用火镰取火很需要技巧，年轻人都不会，上年纪的人也大多不用了。会来仍然坚持使用。火镰是由一块三寸长、半寸宽、一分厚的钢板做刃，一个硬牛皮的小袋子做把手，刃与把手用铆钉固定在一起，牛皮小袋子里还装火石、火绒。打火时，将火绒按在火石上，用火镰的钢刃猛擦火石，擦出的火星溅到火绒上，引着火绒。把燃着的火绒按在装满旱烟末的烟锅上，用力紧抽几口，烟袋就点着了。
    会来从不“蹭”别人的烟抽，每逢出家门，先带了抽烟的全套家活。旱烟是自家院里栽的，收获后晾干搓碎，掺上一半的麻叶，足够抽一年的。只需多出些力气，并不用花钱。
    那些蹭烟抽的，找到会来，会来只提供烟末，却不许使用他的宝贝烟袋。
    会来还喜欢喝酒，酒量却不大，有二两散白酒就足够。平日没有闲钱买酒，别人请喝的机会也不多，偶尔碰上酒场，必得一醉。醉后高声怪调唱河北梆子：“杨延景来～怒冲冠～～”，乡亲们老远听见，就知道，会来喝醉了。
    会来也曾做过尴尬事。
    当年风行过“当无名英雄”的活动。一些青年人，在夜间悄悄做些队里的农活，起猪圈、积肥送粪等等。搞这活动，不要工分是真，说“无名”却未必。事情做过之后，总要想办法让该知道的人知道了。无非是为入党、入团、当兵制造政治资本罢了。这些活动的组织、参与者，大多是大队青年团、民兵连里的一帮人。
    会来不会做入党、入团的梦，但总听到大喇叭里对“无名英雄”的表扬，心里也不禁痒痒了。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会来悄悄来到生产队的大院，见有四、五个人正在起猪圈，也拿了起粪叉下到猪圈，不言声干了起来。那几个年轻人发现了会来，很是意外，嘀咕了几句，竟一个接一个的陆续走了。一个与会来家关系不错的年轻人悄悄说：“会来叔，干这活是我们年轻人的事，你掺和什么？”
    会来闹了个下不来台，似乎明白了什么。从此不再做这等傻事。
    会来一九七七年去世，终年六十多岁。留下了一个老伴和两个打光棍的儿子。会来终于没有等到摘去富农分子帽子的一天。不过他离世的时候，神态很安详，不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他的烟袋、火镰、烟荷包，跟他一起装进了棺材。

    

    

    

    
    串街小贩（1）

    集体食堂解散之后，随着生产的恢复、生活的提高，来村里的小贩越来越多。小贩的活动成为乡村街头一景，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串街小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耍手艺的匠人，有小炉匠、锔盆锔碗、刨笤帚的等等；另一类是贩卖小商品的，有小吃食、鲜菜、小杂货等等。
    一般是人们下工在家的早、午、晚时段，街上就会响起小贩悠扬的叫卖声。人们大都要侧耳听一听，或卖的是自家需要的物品，或是自己有需要他修理的物件，先隔墙喊一声，让小贩停一下脚步；抓紧时间拿出用来交换的零钱、或鸡蛋、或粮食，或找出需要修理的物件。主妇走出来，先是一番讨价还价，费许多口舌方能成交。一些价格稳定的大路货，也有让孩子出来买的。
    过来最多的是卖小葱的。小葱是秋季撒种出苗，在园里越冬，第二年春季重新长起来，长到一尺多高，割下来上市。割了头茬，留在地上的根还继续长二茬，再割下来卖。到最后的小葱，连根刨下来，做为秧苗移栽，再长起来就是大葱了。小葱上市时间集中，自家栽种的话，往往吃不了几天，就老的不能吃了，所以大多农户自己不种小葱。
    一般是半大孩子做这买卖。背一筐头，上面是一大捆小葱，筐头下面铺着麦秸，装换回来的鸡蛋，手里提着一杆小称。清脆的童音吆喝着：“约（yao称重量）小葱嘞～，约小葱嘞～～”。小葱五分钱一斤，一个鸡蛋也是换一斤。人们钱少，以鸡蛋换的居多。人口少的家庭一般一次换一斤，人多的家庭要换二斤。赶到饭时，拿到家马上洗净上桌，蘸着自家做的面酱，送棒子面饼子；或用薄薄的高梁面饼，抹酱，卷上小葱，卷上厚厚的苦菜或其他鲜菜叶，两只手掐着，要把嘴张圆了才能咬下来。全家人咯吱、咯吱的大嚼一通，爽口无比。别说吃到嘴里，就是听这大嚼的声音，口水就要流出来。
    除小葱之外，卖别的鲜菜的较少。一般人家不买鲜菜吃。当时每人有三厘自留园，家家种菜园子。每家只是种些茄子、豆角、白菜等大路货，品种不多。菜下来了，一家人吃不完，要分送四邻。有了彼此互通有无，四季的饭桌上，菜的品种自然就丰富了些。不少人家，偶尔没菜吃了，向要好的乡邻讨要，甚至直接到对方的菜园里，下手摘上一些，等日后见了面，再告诉对方。如此，更显得两家关系密切。当然，也有如黑要等“死相”（与四邻不通往来）人家，吃不完的菜也不肯送人，偷偷的背到外村去卖，但被乡邻看见了要受耻笑，因此这样的人家极少。
    几乎每天早晨，街上都有卖豆腐的梆子声。卖豆腐的小贩不吆喝，只敲梆子。推一辆平板小车，车上放一高梁葶秆做的大四方篦子，篦子上平摆着一包豆腐，上面盖着一块白布。豆腐是整块的，现卖现切。用钱买豆腐的少，多以黄豆换，一斤黄豆换二斤豆腐。
    卖豆腐的多是上些年纪的老人。只有邻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也过来卖豆腐。此人穿戴整洁利落，小车、篦子、刀子也都干净，做的豆腐不软不硬。因此很受欢迎。当年人们喜欢买较硬的豆腐，认为硬豆腐含水分少，实惠。有的豆腐小贩，把切开的豆腐块，拿起来再扔回篦子上，看豆腐不散，以显示自己做的豆腐硬。其实豆腐做硬了并不好吃。
    小伙子敲梆子也与众不同，别人敲梆子是一下接一下的胡乱敲，小伙子敲梆子是有“谱”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竟似吟诗一般。人们老远就能听出是小伙子的豆腐车来了，挖半碗黄豆，令孩子端出来，换回一大块豆腐。
    除过年熬肉菜用豆腐外，平日吃豆腐多是凉拌。一般也舍不得纯吃豆腐。切上少半盆自家腌制的咸萝卜丝，放上豆腐，再淋几滴香油，拌开。腌萝卜丝极咸极脆，豆腐极淡极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还有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好看好吃。
    每逢村里有人家盖房或烧窑或扣坯，卖豆腐的早已得到消息，特意多做几包豆腐，这豆腐要比平日软了许多。天刚亮，三、四辆豆腐车子就停在主家（求人做工程的人家）门口，竞相敲着梆子。陆续来了助工（帮忙）之人，顺脚买五角钱的豆腐，用特制的篮子提着，送给主家。主家收了豆腐，助工人再把篮子送回来。凡有这样的日子，每辆豆腐车上，都要预备三五个这样的篮子。这篮子设计的很好，一块葶秆穿就的平板，长一尺半，宽七寸，中间绑上弯称U型的柳木棍，做提手，简单实用。码满豆腐，用手提着送礼，与现在看病人提的花篮很有一比。
    有一个卖炸馃子的，是个光棍汉，人称“大馃子老齐”，住中刘庄。一般下午出来，挎一大竹篮子，篮子装满炸馃子，上面盖一块白粗布，再上面放一小称。先在外村卖一圈，天黑下来再回刘庄。老齐不盲目吆喝，直奔有数的几家老主顾。一是大队会计家，会计媳妇听到老齐在门外吆喝：“大馃子嘞～～”，就赶忙出来，老齐吆喝一两声，也不再吆喝。就是不买，会计媳妇也要走出来，告诉老齐一声，老齐才不再等。有时会计媳妇会一次买五、六斤，甚至包了圆（统统买完）。老齐知道，这一定是大队的干部们又到会计家吃伙饭了，肯定是公家付帐。就偷偷少给一些。
    老齐的后面，总跟着几个趴鼻涕的孩子，老齐一旦掀开篮子上面的白布，给人“约”馃子，几个小脑袋就凑上来，吸溜着鼻子闻炸馃子的香味，老齐挥之不去，甚是无奈。
    还有一家主顾就是锅三。当时锅三与白丫娘尚未公开结婚，锅三一个光棍汉，有时懒的动烟火，买些炸馃子吃省事，吃不完的悄悄送给白丫娘。买炸馃子吃是奢侈，却是锅三的体面。老齐每到锅三的小屋前，要扯着嗓子吆喝一通；如果锅三还没有回来，老齐就找到饲养棚附近吆喝。锅三买馃子是赊帐，过一两个月，老齐把帐结一下，锅三一次用粮食付清。后来锅三与白丫娘结婚住在了一起，就不再买炸馃子吃了。
    另外还有三五家主顾，是家里有人在外面上班挣工资，日子过得滋润一些，偶尔也买几根馃子，让孩子们解解馋。还有各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偶尔“打拼伙”，也会找到老齐，买几斤馃子吃。

    串街小贩 （2）

    有摇拨浪鼓以杂货换破烂的老汉，经常过来。推一辆鬼头车，前面放两只荆条编的大筐。装换回来的破烂。一个铁丝编的长方笼子，长三尺，宽二尺，高二尺，横放在车尾。装着各色杂货，用来换破烂。给现钱也卖，但给现钱的不多。
    经常过来的染布小贩也摇拨浪鼓，但与换杂货摇的拨浪鼓不同：染布摇的拨浪鼓，鼓小把长，声音清脆，摇起来似急骤的马蹄声。染布小贩骑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摇鼓，边骑边摇；换杂货摇的拨浪鼓，鼓面大，把短，声音浑厚。要停下小车摇，摇起来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孩子们一听就知道是换杂货的来了，绝不会混淆。
    铁丝笼子里的杂货红红绿绿，很是醒目。多是孩子们的玩具。有烧成陶器的模子，茶杯盖大小，上面有凹下去的阴文图案，花鸟，孙悟空、猪八戒，戴盔披甲的武将等等；有猫眼似的玻璃球；有用鞭子抽打就能旋转的陀螺；有木片做的猴爬杆；有女孩子扎辫子的“玻璃丝”，其实是极细的软塑料管；别在头上的发卡；小镜子、小梳子；还有月牙型的小糖片，黄豆大小的糖球；还有做针线活用的针头线脑。如此等等，丰富之极。
    拨浪鼓响过，一会儿，小车周围就围满了孩子。小眼睛骨碌骨碌的转着，找到早已心仪的玩具。问好所需破烂的数量，飞跑回家，寻觅出一两双满是窟窿的鞋子，或从墙缝里抠出一团烂头发，或找出用秃了的废镐头、废锨头折转回来，换了盼望已久的物件，喜滋滋的走了。
    当时的农家，可用来卖钱、换东西的破烂很少。废铁、破鞋是孩子们的“宝贝”。生活、生产不会产生什么废弃物。极少的一点食物残渣，剥下的菜叶，连刷锅的水都喂了猪。可燃烧的废物，填进灶火膛成了做饭的燃料。剩下的废物填进了猪圈积肥。村里没有垃圾堆，更没有需要运输、处理的垃圾。
    男孩子换回的模子，用来在胶泥坯上拓图案。拓出来的东西，孩子们还管它叫“模儿”，模，发mu音，二声。也没有语言学家为它弄个名字。拓图案的过程叫“刻模儿”。挖来胶泥，和好，在石头上或墙上摔，横摔竖摔，直到把胶泥摔熟，搓成条，再揪成小块，拍成圆饼，按在换来的模子上，慢慢压密实，去掉边上多余的胶泥，揭下来，就是一个翻刻好的“模儿”了。翻刻出来“模儿”是凸出的阳文图案，晒干，保存起来。甚至用废砖垒成小窑，把自己刻的“模儿”上窑，用柴火烧。可惜没见过有烧成功的，出窑的“模儿”黑糊糊的满是烟灰，摔碎，里面还是干胶泥。“刻摸儿”是男孩子玩的最多的内容，每人手里都有几个换来的模子。还跟别人互换模子使用。务求自己刻出来的“模儿”图案内容最多。
    陀螺（这里人称作er,读三声)一般没有人要换。自己找一截木头，用小刀削出尖头，尖头上镶嵌上滚珠，就是一个陀螺。比杂货车上的还好用。杂货车上的陀螺是用特制的工具旋出来的，好看，也标准，但是个头小，用的木料也不好，打起来惯性小。所以年岁稍大的孩子都是自己削陀螺。用槐、榆的比重大的木料，个头也大的多。打陀螺的鞭子也是自己制作。男孩子们上学，书包里大都装着陀螺、鞭子，一到课间，小学校的大院里，满是打陀螺的孩子。
    杂货车上的猴爬杆很少有人换，都是围着看看而已。那是一个用薄木片做的猴子剪影，胳膊、腿是活动的，染上黄色，用两根细线系在一根木棍上。用手拉那细线，猴子竟一耸一耸的上到了棍子的顶端。这个东西要五双破鞋才能换出来，少有人舍得花这大价钱。后来竟有巧手的孩子，自己做出了“猴爬杆”。那时，孩子们大都自制玩具，制作玩具的过程，也就是“玩”的过程。
    孩子们差不多都换到了满意的物件，慢慢散了。有几个年岁小的孩子没有找来破烂，还围在车旁还不走。摇拨浪鼓的老汉，从笼子里摸出几个糖球，每个小手里放一个，孩子们一把捂在嘴里，也跑了。这老汉很是得孩子们的人缘。

    串街小贩 （3）

    “刨笤帚”是这里的方言，是指制作笤帚。
    刨笤帚的匠人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来一次。来了就在街口等显要地方撂摊子，冬天在向阳背风的地方，夏天找阴凉。
    刨笤帚的不吆喝。演奏一种极特别的“乐器”，以招徕顾客。这“乐器”，类似说快板书打的竹板。是由十来块薄铁片组成，每块铁片长约七寸，宽二寸半。这些铁片鱼鳞般压着，用皮条串着联结在一起。（穿皮条的位置有孔）。顶端装一木把。演奏时，木把朝上，用手提住，扬起下垂的铁片组合，再让其自动落下。在扬起、下落过程中，铁片间相互摩擦、敲击，发出“呲啦呱啦、呲啦呱啦”的响声。响声不很悦耳，但绝对独特。
    刨笤帚的材料由顾客提供。材料叫“笤帚苗”，是一种叫“黍（shu)子”的谷类，去粒后带瓤子的秸秆。黍子产量低，人们很少种植。往往在自留园里种上两畦，主要是用其秸秆刨笤帚。那籽粒碾成米，与南方的糯米相似，做熟了极黏，可用来包粽子、做切糕、蒸黏窝窝。
    主妇们抱来一堆、一堆的笤帚苗，放在地上，谈好了价钱。先回家，等一会儿再来付钱拿笤帚。
    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或蹲或站，挨挨挤挤围一圈。不错眼珠的盯着匠人的动作，学着不花钱的手艺。离的太近影响匠人做活了，匠人挥挥手，孩子们略后退一些；一会儿，又趋上来了。
    匠人把笤帚苗的秸秆部分，用棒槌砸，砸劈、砸软，泼上水捂一会儿。捂软了，就开始捆扎笤帚。
    捆扎工具很有意思，是一段筷子粗细的牛皮绳。一头用宽带固定在匠人的腰上，另一头栓一T型木拐。匠人平坐在地上，两腿伸直，脚蹬木拐。拿鸡蛋粗细的一绺笤帚苗，在瓤子与秸秆的交接处，用牛皮绳缠一圈，然后腰与脚发力，勒紧笤帚苗，边勒边转动笤帚苗，使之彻底勒实。之后傍牛皮绳缠上数匝丝线，系上死扣。松开牛皮绳，一扎笤帚苗就捆扎好了。再拿一绺笤帚苗如此扎好，两扎再捆扎在一起。一扎接续一扎的捆扎下去，每后续一扎，要错开一个绳结的距离。秸秆部分太粗了，用弯刀削去一部分。够了笤帚的宽度，不再接续笤帚苗，把散着的秸秆部分，再连扎数道丝线，作为笤帚的把。削去多余的秸秆，一把笤帚就做好了。
    后来种黍子的越来越少，只得改用高梁瓤子（去了粒的高粱穗）刨笤帚。这种笤帚苗粗、硬，用来扫地可以。扫炕不如黍子苗的笤帚扫的干净。再后来，也有用树棕、化纤丝等制做笤帚，但都不及黍子苗的笤帚好用。
    新笤帚先用来扫地。磨损的小了，洗干净，再用来扫炕、扫案板。再磨秃了，用来刷尿盆、刷猪食槽。最后，填进灶火膛做了柴烧。一把笤帚要三年五载才能走完上述历程。
    笤帚还有一用处，用笤帚把——此地人称笤帚疙瘩，打人。用笤帚疙瘩打人有讲究，一般是父母用来打孩子，丈夫用来打妻子，或妻子用来打丈夫。跟外人打架，没有用这“武器”的。在这里笤帚疙瘩是一种权杖，使用它是在行使一种权力，跟警察使用警棍道理相似，使用它的前提，应该是对方不还手。夫妻之间使用笤帚疙瘩，也是自以为是领导者的一方使用。即使对方不服气，也会夺过笤帚疙瘩反打对方，很少有另拿别的“武器”与其对打的。夺笤帚疙瘩有“造反”的意味。
    有一汉子，在家经常受老婆的气。每逢刨笤帚，他要悄悄的嘱咐匠人，把笤帚把捆扎的松一些。匠人却也会意。


    串街小贩 （4）

    “锔盆儿嘞～锔碗儿嘞～锔大缸～～～”。街上偶尔会响起这嘹亮的吆喝声。
    听到吆喝，主妇们找出打破了的饭碗、裂了纹的面盆瓦罐，拎出去，叫盆锔的匠人看过，讲好价钱。一般按锔子收钱，锔盆、锔罐等陶器是二分钱一个锔子。锔碗的活不好做，是五分钱一个锔子。锔缸的锔子一角一个。匠人的摊子前，不一会儿就摆满了破盆、破罐。
    这个锔盆匠人已经上了些年纪，坐一马扎，腿上搭一块兰布，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一双粗糙的大手，极其灵巧地摆弄着小锤子、小钻子。
    锔盆、锔碗要先制作“锔子”。这锔子与现在钉书器用的钉书针相仿，只是钉脚要短许多，钉面要锤成当中薄、两头厚的柳叶型平面。用谷粒粗细的铁丝制作。一个裹了厚铁皮的木棒子，上有小孔。用钳子把铁丝头折出个钉脚来，插入棒子上的小孔，用小锤头轻敲外面的铁丝，使之成为那个长一厘米多的柳叶形的平面。留够长度，剪断铁丝，另一头再用钳子折出一个钉脚，这个锔子就做成了。这个尺寸是锔碗的锔子，锔盆的锔子略大一些，锔缸的锔子要更大。锔子越大，使用的铁丝也要越粗。
    接下来就是钻孔，要在裂缝的两边对称地钻。用一简易的弓子，拉动钻子，“噌噌噌，”不用几下，孔就钻好了。钻头的粗细要与锔子钉脚的粗细相匹配。那时的面盆、瓦罐多是上了釉面的陶器，容易钻，用普通钻头，其实就是一截磨尖了的钢丝。碗都是磁碗，据说要用金刚钻头，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不过，外行人不仔细看，看不出金刚钻头与普通钻头有什么区别。在碗上钻孔要费时一些，还要边钻边点些水以冷却钻头。先钻好一个孔，把锔子的一个钉脚按进去，让锔子与裂缝成垂直角度，轻敲两下。紧挨锔子的另一个钉脚，再钻一孔。孔距要比锔子长度略微大一些，以便锔子能拉紧裂缝。把锔子的另一钉脚也按进去，依样敲打结实。沿裂缝均匀钉上若干这的锔子，之后用白灰和的腻子抹一下，这个盆就算锔好了。腻子干后，这补好的盆、碗滴水不漏。钉了锔子的裂缝也别致，跟做剖腹手术后留下的刀疤很有些相似。
    人们来锔盆锔罐的较多，锔碗的较少，来锔缸的更轻易见不到。
    大跃进过后几年，这一带停产多年的盆窑陆续开工，成为有盆窑的生产大队（即后来的行政村），很来钱的副业。街上卖盆的逐渐多了起来。也是推一辆鬼头车，车上码着成套的瓦盆。四个瓦盆为一套，这一套也不过一块多钱。锔一个瓦盆尚要花一两角钱，哪个还会花钱锔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已经少见锔盆锔碗的匠人过来了。
    卖盆的不吆喝，随手扯起一个瓦盆，用木锤敲击，发出“嗒嗒嗒”的声音，能传出很远。瓦盆烧得火候越大，声音会越洪亮，有的竟发出金属一般的声音。敲击瓦盆，一是招徕顾客，二是展示瓦盆的质量。当年有一笑话，说一小贩，当众敲击瓦盆，嘴里炫耀：听听这响声、听听这响声。话音未落，啪啦一声瓦盆破了，小贩立即改口：看看这茬口。
    到后来，扒着锔子的瓦盆瓦罐，还偶尔能见到，多是用来装米面。最后一次见到这物件，是参加工作后在一小镇上班，这已经是一九八零年前后了。
    几个年轻人熬夜，临睡，想弄些酒菜充饥。当时小镇竟无一家私人开的饭馆，只有街心一个卖五香花生米的老太太。两个年轻人不辞辛苦，摸黑找来。弄开临街的柴门，柴门不上锁，却吊一铃铛。"叮当"一声铃响，黑了的窗户里传出老太太的问话："谁呀"？"我们，买花生米的"。屋内电灯亮了，一会儿，屋门打开。进到里屋，只见房顶上垂下一个极亮的大电灯泡。炕上还睡着一个与老太太做伴的姑娘，枕头放在炕沿上，两条大辫子从炕沿一直垂到地上。那地的正中央就摆着一个大大的瓦盆。瓦盆的盆沿上竟扒着两个生了锈的锔子！锔子再往下，定有一条还扒若干锔子的细缝。只是盆中冲鼻的臊味儿，让人再难以细看。老太太掩了怀，提出装了花生米的小布袋。想伸手抓花生米，来人赶忙拦住，"大娘，你只管把称，我们来抓。"老太太顿悟。两人花一块钱称一斤花生米而去。
    这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后来在酒饭间，多次讲给后来的年轻人听。只是现在的小镇上，饭店有上百家了。


    
    
    四季美食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七十年代，粗粮已经够吃，白面还是稀罕物，肉只是过年那几天解解馋，平日里极少见。蔬菜是自家菜园里长了什么就吃什么。粗粮当家，菜种单调，人们的主要精力却都用在了“吃”上，用了极大的心思，发明出种种花样食物，却也好吃好看，值得一述。只是林林总总，不知从何下笔 ，只有按四季时节的变化为线索，拣最有特色的略记一二。
    春天，气候渐暖，贮藏的白菜、萝卜多已吃完，即使还有，也是白菜多丝，萝卜发糠，不能食用。菜园里的西葫芦、豆角、茴香等刚刚下种。饭桌上只有干菜当家，干白菜、干豆角、萝卜干、茄子干等等。偶尔也挖些野菜或买些小葱调剂一下。一般主食还是蒸窝窝头、贴饼子，还有烙饼。
    窝窝头跟饼子无太大区别，多以棒子面为原料。不少的人家，在棒子面里掺上水发的干菜，略放一点盐，做成菜窝窝头或菜饼子，既可节约粮食，吃起来还有滋味，省了炒菜。还有一种“渣窝窝”很有特色。用做豆腐的副产品--豆渣为原料，当年卖豆腐的小贩多有兼卖豆渣。买回来豆渣，掺上棒子面，水发干白菜，放盐、葱花、花椒面（把花椒上热锅焙焦，擀成面），为增加面团的黏度，要用开水合面，做成窝窝头或饼子，上锅蒸熟。没吃过这东西的，初吃有一股豆腥味，不甚适口。吃多了，适应了这豆腥味，竟会越吃越上瘾。就着两瓣生蒜，在嘴里能嚼出一股肉味来。一顿饭干吃两、三个渣窝窝头，不用佐菜。
    烙饼多以高梁面、山药干（山药切片晒干）面为原料，后来粮食多了，山药干面逐渐退出了饭桌。高梁面也要用开水合成面团，还要加上些榆皮面（榆树皮剥去表层老皮，剩下嫩皮，晒干，碾碎，筛出细面，极黏）做黏合剂。擀成极薄极薄的饼，上锅烙熟。当年，人们评价一个农妇的手巧不巧，常以烙出的高梁面饼薄不薄做标准。若把饼烙的火候大一些，烙脆，则更加好吃。高梁面饼抹上自做的面酱，卷上小葱、瞿瞿菜（野生苦菜，可生吃）最为好吃。春季的鲜菜里，小葱下来最早，一般都是上年的秋季下种，次年立夏季节就能上桌。高梁面饼凉吃最好，刚出锅的热饼会把小葱烫热，有一股不好闻的气味。有农妇，故意将高梁面饼晾干，闲暇时做零食吃，也是抹酱卷葱、菜叶，捧在手里，慢慢的嚼，嘴里嚼的嘎巴嘎巴响，甚是得味。只是吃这东西需要好牙口。
    高梁面饼卷煎小鱼，更是一绝。当年经常有卖白洋淀产小杂鱼的小贩过来。骑特制的载重自行车，车架子要比现在的自行车长很多，粗辐条，轮胎也厚。车后挂两个大竹筐，筐里装一寸来长的小白条、杂以二三寸长的小鲫瓜。高声吆喝：“称鱼嘞～，白洋淀的鲜鱼！”有主妇隔墙问：“卖鱼的，一块钱几斤？”，“三斤半”，“还能贱点不？”“出来看看再说啊”，“好，你等着”。日子稍宽裕的人家能偶尔买上一、二斤，一家人解解馋。买小鱼回家，洗净，小白条不用去肠肚，放盐，略浸一会儿，滚上棒子面。烧柴禾的大锅里抡上少许棉籽油，烧热，把小鱼下锅，用锅铲摊薄，煎一会儿翻过，最后煎成外焦里嫩出锅。用高梁面饼卷上，吃起来那个香啊，没饱没够。至今仍有上年纪的人好这口。只是现在烙饼找不到高梁面、榆皮面了，只有用棒子面替代，棒子面里要掺二分之一的白面，不然面团发散，擀不成饼。这棒子面饼吃在嘴里仍发散，不如高梁面饼筋道。
    干菜的吃法，一般是炒、熬、蒸三种样式。都要事先把干菜用水发开，切碎。炒很简单，热锅放油，放几粒花椒炸焦，下葱花、蒜瓣，干菜下锅，略翻炒，加盐，加少许水，炖一会儿出锅即可。熬干菜是在炒的基础上多加水即可，一般要比炒菜量大，要在大锅熬，每人三碗两碗的吃。干菜不论炒或熬，出锅时加些熟猪油最对味。再加些排骨汤当然更好，可惜当时没有。猪油一般家庭还是有的，过春节时，会把部分肥猪肉熬成油，还有煮肉的撇汤油（煮肉时肉汤上漂浮的一层油），装在磁盆里，可吃一整年，聊以替代猪肉。如今有的饭店里，还有熬干白菜这道主食，用以酒后佐饭。只是里面多了豆腐、粉条、熟猪肉，排骨汤更不会少。
    蒸干菜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吃法。备好的干菜里掺少许棒子面，加盐，上锅蒸熟。一般是跟贴饼子一锅做。出锅拌上调料。调料一般有两套。一套是油炸辣椒盐，另一套是花椒油加蒜泥。各有独特的味道，随家人的口味选择炮制。
    菜窝窝头、蒸干菜，还有原来介绍过的“苦类”，这三种食物的主料相同，都是干菜（苦类和菜饼子也有掺鲜菜的）和棒子面，也都是上锅蒸熟。区别在于棒子面与干菜在里面所占比例不同。菜窝窝头以棒子面为主，掺少许干菜；蒸干菜是以干菜为主，掺少许棒子面；苦类介于两者之间，棒子面与干菜大体各占一半。

    四季美食 （2）
    这里的人们以麦收为进入夏季的标志。拔麦子在诸种农活中最累，收麦、打麦最为紧张、辛苦。要抓住几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把小麦收、打完毕。有“龙口夺粮”之说。人累，饭食就要跟上。一年之中，除了过年，再就是麦收时节饭食最为整齐。有心计的主妇，麦收前半个月就开始攒下鸡蛋，用棉花籽换二、三斤黑油（棉花籽轧的食用油，未经提纯，颜色发黑），淘几十斤小麦，在村里的钢磨上磨成白面，为麦收时的饭食做好了准备。
    生产队开始拔麦子。所有劳力都要上工。一改往日的拖沓，天刚亮人们就到了地里，占上甲垄就猫腰拔起来。等太阳一树尖高，人们拔进去了大半截地，在家做饭的主妇们，陆续提罐挎篮送了饭来，队长看看各家送饭的来齐了，高喊：“吃饭了～，吃饭了～。”人们马上直起腰，围了过来。
    罐子里是小米饭汤或着绿豆汤，罐子口上放一盘子，盘子里装菜，或炒鸡蛋、或咸鸡蛋、或腊肉炒西葫芦等，盘子上再扣一个大碗以遮尘土。
    咸鸡蛋有两种，一种是，把鸡蛋煮熟再腌的。把煮鸡蛋磕出裂缝，放入坛子，加入花椒、大料加盐煮成的汤汁，密封。一般腌制数月，高温季节腌最好。现捞现吃，剥皮后的咸鸡蛋，跟面酱一般稀软，蛋青、蛋黄都已成黑灰色，极咸，极臭，能臭出多远，比臭豆腐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好用大葱蘸了这臭鸡蛋送饽饽，咸、臭、辛辣，三种重味共同刺激人的鼻腔、口腔、咽喉，真是满嘴生津，那快感无以言表，吃过不忘。只是吃过这东西，满嘴臭气，刷牙漱口也一时难以除去。恋爱中的男女断不会吃它，当然两人都吃可以，臭味相投就无所谓了。另一种，是腌的生鸡蛋，临吃再煮熟。蛋清软嫩，蛋黄发沙，味道鲜美。
    送腊肉炒菜的人家极少，吃起来是个稀罕。还有素炒茴香、素炒西葫芦、素炒黄豆牙等等。
    篮子里装饽饽，或掺了山药干面的白面饼、或掺了白棒子面的白面卷子（馒头），还有用跟卷子同样面做皮的茴香馅素包子。还有碗筷饭勺之类，用一块粗布盖了。白面极少，有人发明了这白面里掺粗粮面的做法。当时玉米有黄、白两种，黄玉米一般做窝窝头、熬粥，白玉米磨成极细的棒子面，专门用来鱼目混珠掺在白面里食用。就这种掺了棒子面的混合面，人们平日里也舍不得食用，只是逢年过节，盖房、娶亲招待客人，才舍得吃。这东西从外观上看，倒也是细白细白的，与纯白面饽饽没什么区别，只是吃在嘴里略发脆、发散，有棒子面味。人们久不吃纯白面的饽饽，就以为纯白面也就是这口味了。这种面多用来做发面饽饽。把白棒子面粉用水调成稀糊，加上酵母，发起来，再揉进白面粉，放适量碱面，再揉熟，或做成卷子，或擀皮包包子。
    拔麦子的人们都围拢过来，用衣裳擦擦手上泥土，开始吃饭。一般三五家走动较近的人家，围成一个圈子，或蹲或坐。中间放上各家送来的饭菜。先盛一碗汤，咕咚咕咚喝下，再开始就着菜吃饽饽。各人以吃自家饭菜为主，也捎带尝尝别家的口味。尝别人家的饭菜，吃到好处，就啧啧称赞。主妇们已经在家吃过，此时站在圈外，看家人吃饭。当看到别家人吃了自己做的饭菜，不但不吝惜，却是满心喜悦。自己持家有方，饭菜做的好，招来了乡邻肯定，那成就感、虚荣心油然而生。
    饭毕，男人抽旱烟，女人收拾用过的碗筷。稍事休息，接着又拔起麦子来。送饭的主妇们也不再回去，或拣丢落的麦穗，或把拔下的麦个子攒成大堆，以便于装车往家运。太阳已是火辣辣的，人们的汗水湿透了衣裳。拔麦子不能光膀子，要穿长袖褂子，头上或戴草帽，或包毛巾。这一是避免麦芒扎肉，二是穿着汗湿的衣裳能降体温。拔到地头，已是半晌午，太阳更毒，人们也就早早收工回家。
    麦收过后，队里分的，加上自留地打的，每家会收入几百斤上千斤小麦。会过日子人家的饭桌上却依然是粗粮为主，只有粗粮已经吃光的人家，无奈才纯吃白面，也有无心计的主妇，逮住了白面，一家人上顿下顿狠吃，先痛痛快快解一解馋再说。
    盛夏，自家菜园子里的茴香已吃过头茬，西葫芦到了旺季，北瓜、豆角陆续下来，饭桌上的蔬菜丰富起来。
    蔬菜品种多了，吃法也还是炒、熬，并无新异。
    偶尔会吃上一顿饺子。用西葫芦或嫩北瓜擦丝，挤去多余的水分，放上葱花、花椒面、盐，再放一小块贮存的熟猪油。也有用黑油炸酱代替猪油的，那味道也很鲜美。饺子皮会有两种，一种是白面的，一种是山药干面的，和山药干面要加上少许榆皮面。山药干面做出来的食物，颜色发黑，吃在嘴里有淡淡的中药味，不好吃。一锅饺子煮出来，捞在盆里黑白分明，放桌上。老人、孩子吃白面皮的，其他人吃山药面皮的。
    夏季最普遍的一种饭食就是凉面条，几乎家家吃，天天吃。多是用山药干面擀成，和面时也要加榆皮面做黏合剂。后来还有了山药干面外包白面，檊成的包皮面条。面条用开水煮熟，捞在盛了凉水的盆里。豆角也用开水汆熟，切段，与面条拌在一起。加醋、蒜泥、盐、花椒油，连汤带水装满一盆。酸、辣、咸，口味极重，遮住了山药干面的味道。年轻人能一顿吃上三五碗。至今人们夏天仍短不了吃凉面条，只是面条是白面的，还多了芝麻酱。
    四季美食 （3）
    秋季是农忙季节，劳动强度、紧张程度仅次于麦收，但持续时间要比麦收长的多。当地俗语“处暑见新花”，是说过了处暑棉花就开始采摘了。紧接着春季下种的高梁、谷子也成熟了，该收割了。一直忙到霜降以后，拔完了棉花柴，地里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麦苗，整个收秋种麦才算结束。整整持续两个多月。其中，从秋分到寒露这半个多月又是最忙的。棉花隔几天就要摘一遍，更要送粪、耕地、整地、播种，还要抽空收割晚玉米。忙的不可开交。
    到最忙的这几天，劳力们中午不再回家吃饭，由队里统一做了饭，送到地里吃。饭食没有花样，都是小米绿豆粥，既当饽饽又当汤。刚刚打下的新谷子，派人装两口袋，送到碾米坊碾成小米。当时队里已经有了电动碾米机，对外碾加工，算是队里的副业摊子。绿豆也是新打下来的。在队部的大院里，支上一口大杀猪锅，从吃过早饭两个人就开始忙活，熬上满满一大锅粥。说是“粥”，其实比普通粥要稠的多，因为没有饽饽，这粥就是主食。熬这粥有个标准，粥熟之后，在粥上插筷子，筷子不能倒。熬小米粥要小米绿豆凉水下锅，大火烧开，再小火烧吃顿饭工夫，然后盖上锅，用锅底的余火慢慢焖熟。新小米粥的香味极是好闻，飘出多远，引人食欲。在场院干活的辅助劳力，还有饲养员、管库员等，早早拿了饭碗来，边干活边等着吃饭。这也有规矩，要先把给地里干活的人们的饭送走，剩下的饭这些人才能吃。
    不过，他们却有机会吃到锅巴。把粥盛完，锅里会剩下厚厚的一层锅巴，这锅巴当时铲不下来，要等锅晾凉以后，再烧一把火，那锅巴才会爆下来。总会有人想着弄这玩意，只是一弄下来，众人都会来抢，下手快的抢到一小块，嘎巴嘎巴嚼起来，的确是香。在地里干活的人们无缘享受这美味。
    饭熟，已是中午。用挑水的水桶，盛满六大桶粥。三个人分别挑了，颤悠悠送往地里。路远，中间还要歇两次脚。
    地里干活的人们，早就饿的前心贴后心了。不时有人眺望通村的大道，远远看见了影子，众人就纷纷猜测、判断是不是本队送饭的。等走近了，看清楚了，马上高喊：饭来了！饭来了！人们也不再等队长发话，放下手中干活的家什，纷纷回到地头，从自家筐里拿出早晨带来的碗筷。也有不带筷子的，从树上折两截树枝，或从刨倒的高粱秸上折来葶杆，权做筷子使用。
    等饭送到地头，人们一拥而上，围了六只粥桶。每只桶只带一个饭勺，争着使用。盛满一碗，端到一旁，或站或蹲，大口吃了起来。也有精细人家，从家里带来腌的咸萝卜条，装在小碗里，此时端出来，放地上，众人也不客气，想吃的就夹一撮，放在粥上面，慢慢去吃。
    有人别处心裁，带来了暴腌的萝卜梗，吃起来竟极有特色。这东西碧绿碧绿的，切成寸断，夹一根，嚼在嘴里极脆，略咸，还有一丝生萝卜味，佐粥却极是对味。原来萝卜长在地下，地上部分长一丛筷子粗细的梗，梗上长叶，这里人称“萝卜缨”。以前都是在萝卜收获后，将萝卜缨切下来，晾干，做干菜食用。现在是萝卜还在生长时，将靠下边的梗掰下来，捋去叶子，用盐腌上，只三五天就能食用。此后，众人纷纷效仿，家家做起了暴腌萝卜梗。只可惜这东西可吃时间太短。
    这粥不能喝，只能“吃”。把碗沿凑在嘴边，用筷子往嘴里拨拉；略讲究一些的人，用筷子铲起一块，送进嘴里。新谷子碾出的小米好吃，做出饭来，黏，有香味。新绿豆却不好，里面总有煮不开的豆粒，偶尔嚼到，咯嘣一声，满嘴豆腥气。
    这六桶粥不会剩下。人多时，有人吃不太饱，也凑合过去；人少时，每人饶一碗半碗也就吃净了。当年人们的胃，都弹性极大。
    秋季本是食物丰富的季节，可惜人们太忙，没有多少心思放在做饭上，一般吃不出什么特色。就是每年的中秋节，也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多有被人忘记，少有特意吃些什么。
    有两种野味倒值得一记。
    一是煎蚂蚱。秋季正是蚂蚱甩籽（产卵）的季节，极肥。人们收庄稼，常有蚂蚱蹦出来，一般要脱下鞋子扣住它，用狗尾巴草串上，半天能逮一两串，收工带回家，煎了吃。也有放假的小孩子，（当年农村小学放秋假），用铁丝、窗纱、木棍，做了专门的网子，跟在大人后面捕蚂蚱，捕了装在专门做的小布口袋里。拿回家后，择去翅膀，择下头。择头的时候，会带出一截火柴棍大小的黑东西，大概是蚂蚱正在消化的食物，把这东西去掉，连头带身子洗净，放在大碗里，放上盐腌一会，择去头的蚂蚱，那腿还一伸一蜷的乱动。在小锅里放黑油，烧热，“呲啦”一声放进蚂蚱，紧翻几遍，待蚂蚱煎成红色出锅。这煎蚂蚱外焦里嫩，肚子里满是黄籽，用高粱面饼卷了，吃起来焦香不腻，比鱼、肉好吃几倍。后来，人们由煎蚂蚱引申开来，煎知了（蝉）吃、煎蚕蛹吃，味道跟煎蚂蚱都差不多。
    二是暴腌野粟子。在庄稼收割后的地里，长着一片一片的野粟子。这东西一尺来高，黄绿色的叶子缝里长着极小的果实，果实上嵌着小米大小的黑色籽粒。人们在干活的间隙，一会儿就能拔半筐，收工后背回家。去掉根茎，将捋下的叶子、果实洗净，用开水汆熟，捞出，放盐腌上。过三两日即可食用。吃的时候，盛出半碗，将两棵大葱切末，一起拌了，放一点香油或花椒油。吃在嘴里有一丝麻酥酥的味道，嚼到籽粒，极脆极香。要细嚼细品，越嚼越香。近年，菜市场有卖家种的粟子，多半人高，叶子大，果实也大。买回家如法炮制，味道跟野粟子差不多，只是这粟子叶子肥厚，吃在嘴里发柴，口感远不如当年的野粟子。

    四季美食 （4）
    过了立冬节气，收罢了菜园里的白菜，麦田放过冻水，一年的农活算是彻底做完了。只是生产小队不会放假。最多的大宗活就是平整土地。有机井浇地了，原来高低起伏的耕地浇不好。冬季一是农闲，二是准备第二年种春庄稼的地还是白地，正好施工。当时每家都有一辆胶轮手推车，由一个人推着，其他的劳力扛了铁锨、钢镐。到了地里，几个人一组，两三个人装车，一个人推车。推一会儿，会有个装车的壮劳力与他换换工。把高岗上的土，推到低洼处。地里上冻以后，要用钢镐把冻土层打开，好在每天都做，一个夜间也冻不了多厚。
    只是这冬天，太阳出来的晚，落下的早。上午十来点钟上工，傍黑四点多收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再除去中间抽烟休息，一天不过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平整地的活也不好量化，做多做少无人计较，到了地里，比划比划就是半天。早晨不再出工，所以一天只记八分工。这八分工，比起农忙季节挣的八分工，就容易的多了。所以，人们只要不是家里有特别紧要的事情，一般不会脱工。
    再者，小队里有队干部、饲养员，大队里有大队干部、电工、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这些人不论刮风下雪，每月三十个工，一个不少的挣着。小队里的普通劳力，冬天不“磨”他几个工，岂不是更吃亏了？
    说罢了干活挣工分。回到正题说“吃”。
    冬季的食谱更单调，天天一个样，家家一个样。早晨熬山药粥；中午或熬白菜贴饼子，或炒白菜烙饼熬稀饭，晚上稀面条。
    熬山药粥。把山药洗净，切成寸段下锅，添水，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烧，到山药将熟，搅入棒子糁，再小火烧一会儿即可。这棒子糁是专为熬粥用的，比棒子面要粗，有小米粒大小的颗粒，熬出粥来，黏糊，有嚼头。还有吃饭讲究的人家，山药粥是另一种熬法：把水烧开，先搅上棒子糁，略烧，再下山药段。这样做费时、费事，下山药段后，要不停的搅动，防止巴锅。山药被粥糊住，也熟的慢。但这样熬的粥，山药的糖份煮不到水里，更甜；棒子糁熬的时间长，更黏糊。
    冬季，一般只有上年纪的人住的屋子，才生个小煤球炉子取暖，年轻人睡觉的屋子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极冷，有时连尿盆里都结了冰。早晨不上工，家里也没有紧要活计，年轻人大多钻在热被窝里不肯出来。山药粥熬熟了，喊几遍，才磨磨蹭蹭的穿衣起来，洗把脸吃饭。略吃两碗，也就算了。
    中午贴饼子熬白菜。先烧少许开水，趁热泼在事先盛在盆里的棒子面上，搅匀。棒子面烫至半熟，不发散。加一点苏打粉，为的是饼子发喧。和好面团，略醒一会儿。柴灶大锅烧热，炝锅，下切好的白菜，翻炒，添半锅水，有粉条的人家，可再加一绺粉条。盖锅，烧火至锅内有了呲啦声音，掀开锅盖，在锅沿贴上一圈饼子。贴饼子必须等到锅热，凉锅贴饼子沾不住，会出溜下去。再盖锅，大火烧到蒸汽起来，改小火再烧一会儿。闻到棒子面饼子的香味儿了，住火。再焖一会儿，即可揭锅。贴饼子，烧火很有讲究，要把柴禾分散到灶膛里的四周烧，把整个锅都烧热，不能只烧锅底。这样，贴出的饼子才有“咯馇”，才有饼子的特色口感。
    烙高梁面饼，炒白菜或炒萝卜条，做起来无什么新意。只是做这饭食太费功夫，要烙一锅饼，炒一锅菜，再熬一锅稀饭汤。要一两个钟头才能做出来。大多是贴饼子熬白菜吃烦了，用这个调剂一下。
    晚饭一般吃稀面条，擀面条多用山药干面，也有用白面团包上山药干面团，擀成的包皮面条。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自留地多了，囤里的麦子也多了，山药干面条升格成了白面条。白菜炸酱炝锅。一般人家舍不得花钱买酱油，炒菜、炝锅多用面酱。这炸酱炝锅比用酱油略费事一些，但其香味是用酱油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锅大油热，下葱花、蒜瓣的同时，下家做面酱。用筷子紧搅几下，香味出来，马上下切好的白菜，略翻炒。添水，烧开，下面条煮原汤面。每到做晚饭时间，家家飘出炸酱炝锅的香味，那街上行人由不得要咽几口唾沫。
    里屋的炕上放饭桌，饭桌中间放一盏煤油灯，一家人围上。每人捧一大碗，连汤带水，唏哩呼噜吃上两碗、三碗。年轻人饭量大，再就着咸菜，吃个中午的剩棒子面饼子。老人在炕上正中盘腿而坐，小孩子在两旁或跪或蹲，吃完一碗，把空碗递给炕下的年轻人，由他到外屋的锅里再给盛一碗。冬季的吃晚饭，是一家人最放松、最温馨的时候。
    四季美食 （5）
    冬天的日子过的快，眨眼就进了腊月，该过年了。过年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喝过腊八粥，有心计的主妇就开始淘麦子磨面。每到年根底下，生产队的磨坊太忙，送了粮食去，要等好多天才能磨出面来，所以要提前准备。过了腊月十五，各家开始淘小米，准备摊“炉糕”。
    摊炉糕用小米面。小米面电磨不能磨，只能用碾子碾。先把小米淘过，控去多余的水分。大街上有一台石头碾子，每到年前，这里就忙了起来。用碾子要提前排队。多是拿一把笤帚放在那里，与正在推碾子的人家说好。等轮到自家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家人都要去推碾子。两三个人推，一个人在一旁用罗筛。人少的家庭，要与别人家搭伙才推得动这碾子。
    小米面加水和成稀软的面团，加上酵母，发起来。再兑水，加适量碱面，搅成稀糊，摊炉糕的的原料就准备好了。炉糕锅是特制的。直径大约八寸，下面三条腿，锅底是个球面，中间高，周围低，锅底的外围是略高起来的锅帮，锅底与锅帮交接处，形成一环形沟槽。锅盖似平顶帽盔，中间有系，以便提起。比锅底略大，套在锅帮上。底、盖都是生铁铸成，极重。这半个村子只有几户人家有炉糕锅，一年里头只有年下几天才用它，其他时日闲着。过年摊炉糕，一般要同时用两个炉糕锅，锅少，用的人多，也要提前排队。
    炉糕锅借到家，在外屋的地上，并排架起两个锅子。烧高粱瓤子，这是早就准备好的，这东西好引火，火势不软不硬。旁边放盛了小米面稀糊的大盆。还要准备一个小木棍，头上绑块生猪油。把锅烧热，擦上猪油，用饭勺舀一勺稀糊，在炉糕锅的正中慢慢往下倒，让稀糊沿球面往周围慢慢流，一勺稀糊倒完，正好流满了锅底，在边上的沟槽里汇集了。盖上铁盖，烧火。这时开始忙活另一个锅，一切如上。刚盖上这个锅的铁盖，原来那个锅就该出锅了。先是蒸汽烧起来，凝结于锅盖，再滴到锅帮上，呲拉一响，炉糕就熟了。提下锅盖，用锅铲把炉糕对折，成一扇形饼子，中间薄，边上厚。铲出来，放进一旁的笸箩里。接着锅上又擦油，又开始下一轮。两个锅交替出锅，一个人很是忙活。半天可摊完两大盆稀糊，出一大笸箩炉糕。与白面卷子掺伙着吃，一家人能吃到正月十五。
    这炉糕，略有酸味，吃在嘴里发散。就着熬肉菜吃，甚是对味。由于是发面，满是细孔，泡了肉汤吃，更是一绝。
    摊完了炉糕，第二天就开始了蒸卷子、蒸馒头——这里人管豆包叫馒头，却管馒头叫卷子。提前几天就开始发面。哪一天做什么一般都是事先筹划好了的，除了摊炉糕需要借用炉糕锅，时间不能定准外，其他的蒸饽饽，只要发起面来，时间就可以预先安排。蒸卷子、馒头都是用白棒子面发起来，再兑进白面和成的混合面团。蒸卷子无什么新意，只说蒸馒头。
    豇豆、红小豆、红枣下锅，加水适量，大火少开，小火慢煮。要控制好火候，待豆粒煮烂，汤也正好收尽。用马勺（木头挖成的饭勺）捣成糊，团成比鸡蛋略大的团，做成了豆馅。外面再包面皮，上锅蒸熟，馒头就做好了。
    黏窝窝也极有特色，过年家家要蒸上一锅。是用黍子面、做原料。温水和面，加入煮熟的红枣、豇豆、红小豆。捏成窝窝头，上锅蒸熟即可。这黏窝窝凉了极硬，吃的时候回锅蒸热，却是极黏。一般要用筷子插了吃，用手拿会粘在手上，洗都不容易洗去。
    年下的一个多月，早晨不再熬山药粥，而是用小米面熬“茶汤”，是稀稀的面糊糊。也不用弄菜，每人吃个回锅蒸热的豆馅馒头，吃个黏窝窝，喝两碗茶汤，就是一顿早饭。

    四季美食 （6）
    腊月十二、十七是呈委大集。这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集市，到了年集，更是人山人海。赶过年集，也就没有人再去下地出工。一个心思操持过年的事情了。女人整天忙的不可开交，男人们还略清闲些。
    过年的菜肴，是猪肉、白菜当家，少有鸡、鱼，那山珍海味更是无从谈起。有手巧的男人，借用做豆腐的家什，自己下手做一包豆腐，或者下手灌一挂香肠。却也忙活、热闹，增加了过年的情趣。
    先说做豆腐。本村有歇业的豆腐小贩，做豆腐的家什还在，村人就借了来用。约出七、八斤黄豆，用水泡开。黄豆数量可随家庭人口多少，适量增减。一斤黄豆大约能做出三斤豆腐。泡好的黄豆用水桶盛了，提到豆腐小贩家里，那里有石头磨子。一个人推着，边推边在磨眼里加黄豆加水，把黄豆磨成稀粥一样的豆浆。半桶黄豆，可磨出两桶豆浆。挑回家，过包，滤出豆渣。上大锅烧开。要来卤水，请来把式点卤。做豆腐点卤是关键，点多了，豆腐太硬，不好吃；点少了，豆腐太软，容易散，成不了型。如今街上卖的豆腐脑，制作工艺与做豆腐相同，只是少点些卤水，就成了极软极嫩的豆腐脑。把式站在锅边，用长把勺子慢慢搅动豆浆，边搅边慢慢淋入卤水。豆浆越来越稠，渐渐出现块状，点卤即止。饭桌上放高粱秸做的四方框子，铺上布包就是豆腐的模具。把点过卤的豆浆，舀进这模具，上面也盖布包，再盖上高粱葶杆穿的盖薕，上压重物。几个小时后开包，用刀子切成块，豆腐就做好了。
    豆腐留下近日吃的，其余的要用油煎过，以便保存。把豆腐片成半寸多厚的大片，下油锅煎，翻过，待两面都煎出火色，出锅，撒上些许盐末，入盆保存。若趁热吃两片，也甚是适口。近年有饭店，为迎合中老年食客，推出了这道菜，起名曰“老婆儿煎豆腐”。很受欢迎。
    也有不少人家做冻豆腐。把豆腐摆在盖薕上，夜间放院子里，冻透。再化开，淋去汤汁。晒干可长期保存，近日吃，不晒干也可。这冻豆腐，满是细孔，如海绵状。熬肉菜，可切上两块。吃起来与鲜豆腐绝然不同，没吃过的，绝想不到这是豆腐做的。小孔吸满菜汤，吃在嘴里满口生香。细嚼，极为筋道，有嚼头。略有一股混合了豆腥的干菜味。
    自己灌香肠也很有意思。先准备肠衣。肠衣就是猪的小肠，极长，有“够不够，三丈六”之说。过年杀猪的人家自然有，没有的要赶集买一挂。用纳鞋底的细绳，套住肠衣的一头，用手慢慢拉动肠衣，满勒一遍，以刮去黏膜。最后只剩下极薄极轻的一层白色薄膜。把山药做的淀粉擀碎，一部分放盆中，用开水泼熟，加瘦肉末、肥肉丁，加肉汤、花椒水、葱姜末、盐，再加上剩余的淀粉，搅成稀糊状。把备好的肠衣套在大漏斗上，用饭勺舀了稀糊，慢慢灌进去，灌满二尺，截断肠衣，两头扎在一起，成环状。肠衣要留二寸左右的富余，预备稀糊加热后膨胀。一挂肠衣可灌完一盆稀糊。
    大锅添水至七分满，烧火到水将开，下灌好的香肠，再烧。切不可把水烧开，防止香肠胀破。用半开水慢慢煮两顿饭功夫，中间翻动两次，香肠已由白色变成栗子色。捞出即可食用。
    有讲究的人家，还要进行熏制。用砖干砌成锅盖大小的圈子，放锯末，点燃，圈子上放铁篦子，摆煮熟的香肠，上面再扣有洞的破锅。让锯末的余火、烟慢慢熏烤香肠。过一会儿，掀开锅，翻动香肠，盖上，再熏烤。直至香肠吱吱冒油，颜色变为金黄色，即大功告成。
    整个过程，总有孩子们围在一旁，或站或蹲，不错眼珠的盯着大人的动作。香肠出锅，先每人掰下一截，解解馋。捎带学了手艺，准备将来自己做了爹，也摆弄这东西。
    自己制作的香肠，比外面买来的要干净，肉多，口味好。大年初一，起五更。吃饺子之前，切上一盘自制的香肠，倒上一小碗白酒，父子、兄弟几个，轮着喝了，再吃饺子。这在村里已是上等人家。
    杀猪
    过了腊月十五，生产队的大院里，支上杀猪大锅，几个有杀猪手艺的男人，开始为乡亲们义务杀猪。说是“义务”，但褪下来猪鬃、猪毛要归这几个人。据说一个年下落下的猪鬃猪毛也很能卖几个钱的。准备杀猪的人家，早晨就把猪捆了，用小车推到队部大院，捎带着两个棒子秸个子，用来烧烫猪的热水。
    队部大院里热闹极了。地上躺着七、八头待宰的肥猪，吱哇乱叫，杀猪的大人，看热闹的孩子，站了一大片。
    两个人把一头猪抬上专用的大板凳，几个人按住。一个有经验的男人，拿一尺半长的杀猪刀，找准位置，猛一用力，刀子整个扎了进去，捅一捅，拔出来，那猪血就涌了出来。流到板凳下面的面盆里，那猪越挣扎越弱，最后不动了。半盆猪血由主家端回家去。
    也有没经验的操刀手，捅了半天，那猪不动了，可解开绳子，又跑了。众人打趣他，他却说：“死不了，也得弱弱”。“弱”读rao，四声，这句话的意思是，那猪即使死不了，也会衰弱许多。这句话成了多年的笑料。
    杀过的猪，在后腿上用刀割开一个口子，用四尺长的铁条，捅进去，拔出来，换个角度再捅进去，如此捅几次。把打气筒的胶皮管子插进口子，一个人用手纂紧，另一个人按气筒打气。一会儿，那猪的浑身鼓胀就起来了。比原来大了许多，胖了许多。把打气的那条猪腿用细绳扎紧。
    大锅里添水烧火，要把水温烧到“三把水”。水凉了，猪毛烫不下来，水烫了，猪皮会烫烂。没有温度计，只用手试水温。冬天，手凉水烫，用手撩那热水，连撩三次，当烫的手不能再撩第四次的时候，水温就正合适了，因此管这个温度叫“三把水”。
    几个人下手，把那杀好吹足了气的猪抬进大锅，先让猪尾那头入水，一个人搬着猪头，左右滚动。烫匀，烫透，当猪毛用手一抹就能抹下来时，两三个人一起下手，用刨子——六寸长三寸宽的一块拱形铁板，快速的在猪身上刮，很快，露在水外的半边猪刮成了光光的白色。翻过来，再刮另一面。刮完了这半截，调过头来，再烫，再刮。直到把整个身子都刮干净了，猪头、四条腿也大体刮了。在后腿上穿孔，勾上铁钩子，抬出来，挂在事先绑在两棵树上的横杠上。
    一个人拿了刀，开膛。取出连在一起的心、肝、肺，名曰上水，用细绳吊了。再取出小肠，盘起来，也用细绳吊了。摘下大肠、猪肚，放在大盆里，一个人端到一旁，把那肠、肚都翻过来，里面的粪便倒出来，洗净。这些杂碎都收拾好，交给主家拿走。
    最后摘下那膀胱，却给了等在一旁的孩子们。孩子们把它用嘴吹足了气，绑上口，用细线牵了，当气球玩。
    最后，主家把收拾好的白条猪放在小车上，推回家去。第二天，自己下手，用菜刀、斧头，把整条的猪卸开。先卸下猪头、肘子，再从脊骨处一分为二，分割成两大片。然后顺着肋骨下刀，把大片再分割成三 、四根肋骨宽的长条。这一长条，名曰“一刀”肉。挑出整齐的若干刀肉，收拾起来，准备赶集卖了换钱花。其他的肉也要分类，先挑适合剁饺子馅的，脖头处的五花肉做馅最好，肥而不腻。再拣出两刀做腊肉。余下的就用大锅煮了。中午，一家人放开肚皮，啃骨头吃肉，把一年来未沾腥荤的缺憾一次补上。吃剩下的装盆留起来，熬肉菜吃。
    过两天，再把杂碎、猪头煮了，全家再饱餐一顿。过年没有杀猪的人家，吃不上这顿煮杂碎。
    真正的过年，是从杀猪的次日，煮肉那天开始。

    
    赶年集 （上）
    每逢农历二、七日，是呈委大集，是这一带方圆几十里最大的集市。到了每年的腊月十二、十七日，便是年集，集上更是人山人海。就是呈委村四周的大、小道路上，亦是人流攘攘。
    呈委村属邻县，在刘庄西面，十二里地。刘庄一带的人家，年底无不要赶几次呈委大集，全家出动也是常有的。一是买卖年货，二是凑热闹。其实赶年集本身也是过年的内容之一。来回二十四里地，大都是靠两条腿走。卖货的推小车，买货的背筐挎篮，极少有骑自行车的。冬日天短，早饭要特意早吃，赶集回来，太阳大多已到了西边的树梢。集上有卖火烧卷肉、炸馃子、豆腐脑等小吃的摊子，人们却舍不得花钱买了吃，大多饿了肚子回家，再吃已过了中午的午饭。
    路上功夫长，人们三五成群，边走边说话。内容却始终离不开年货的价格。去的路上，大多讲上集的猪肉，卖到了多少钱一斤，估计这集能到多少钱一斤云云。年下杀了猪，赶集卖肉的人，与准备买肉人却议论不到一起，卖肉的总要预计，这个集猪肉价格会上涨，涨到多少钱一斤，买肉的却正相反。说着说着两下里就抬起杠来，两个阵营界限分明，往往争个面红耳赤。只有卖肉的与卖肉的一块走，买肉的与买肉的一块走，大家才得相安无事。回家的路上，相互比较各自买到手的年货，评判价格高低，花的钱值不值。买实惠了的，喜形于色；买打了眼的，暗自懊悔。
    这年集与平日的集市有不同，除人多、摊位多以外，格局也略有变化。年根底下，没有了再买卖牲口猪羊的，平日的牲口市、猪市就改做了肉市、鞭炮市。其他的地方，也多以年货为主了。
    猪肉市占了满满一条南北大街，足有三里地长。直延伸到南头村口，又占了一大片空地。街两旁是一辆紧挨一辆摆了猪肉的小车，有一个轮子的手推车，也有两个轮子的小拉车。卖肉人站在车后，嘴里不停的招徕买主。卖肉的以呈委村西边的定县、安国人居多，那一带习惯多种红薯，饲料充足，养猪多，且个大，多养到二、三百斤才宰杀。那边过来的卖肉车子，很容易辨别出来。卖肉人说话“咵”（当地人把外地口音叫咵）之外，车上的猪肉也不一样，格外肉厚膘肥。且都不打成小块，是百八十斤的整片猪肉，拉到集上，一旁放了铡刀。与买主说好了价格，看好部位，上铡刀铡下一大块，然后过秤，付钱成交。
    本地卖肉的摊子没有这气派，多是小推车上摆几块带皮猪肉，每块大约七、八斤，这一块叫一“刀”，买主看上哪刀，说哪刀的价格。部位不同价格也不同。肉肥膘厚骨头少的正脥肋价格最高，可卖到一块挂零一斤；骨头多、瘦肉多的只能卖到八、九毛钱一斤。
    这集市上卖牛、羊肉的摊子较少，单占一小块地方。
    没有杀猪的人家，赶年集买肉是主要内容。一般有男主人亲自出马，也有主妇不放心的，跟着一起来。挑选猪肉很需要经验，一般要挑肉发干，含水分少的。更要注意不能买了“米芯”猪肉，当地人管患了囊虫病的猪的肉，称作“米芯”肉。那肉里面有绿豆粒大小的肉球，仔细辨认，或用指甲拨拉可发现。也有粗心人，上当买了这样的肉，回家发现了，也不声张。等下一个年集，宁可赔些钱也要卖了，另糊弄一个倒霉鬼。直到最后一家，实在卖不出去了，无奈上大锅煮，煮火候大一些，自家吃了。却也未见那个吃出毛病来。
    有日子紧巴，又爱吃肉的人家，格外买一个猪头。回家费些功夫，把犄角旮旯的猪毛褪静，劈开煮了。猪头便宜，四、五毛钱一斤，据说一个猪头只有十二两（老称）骨头，其余的都是肉，可煮一大锅，一家人放开肚皮吃一顿。更有猪耳朵、口条（舌头）、拱嘴是男人下酒的好菜。
    只要把猪肉买到家，过年的“谱”就算有了。其他的年货，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皆能凑合。因此，这年集上，猪肉市上人最多，开市的时间最早，收市最晚。即使天黑下来，没有卖完猪肉的卖主、没有买上猪肉的买主，还在那里讨价还价。

    
    赶年集 （中）
    鞭炮市单独占一条较短的东西街，摊位不是很多，却极为热闹。满街筒子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离数里远就能听到。
    街两边的摊位多是大、小车辆，车上摆大木箱子，箱子里装了鞭炮。一辆车上往往有几个男人照应。一个人高高站在车上，手拿长竹竿，挑一挂鞭，却不点燃。嘴里满是白沫，拉鞭似的数说自家鞭炮的好处，捎带着贬损别家。下面看热闹的人群听的不耐烦了，高叫：“拉一挂听听！拉一挂！”车下卖鞭炮的伙伴，划火柴点着鞭捻，立时噼里啪啦爆响起来，人群掩耳躲避，闪出一小块空地。响声止住，人群一拥而上，围住鞭炮车子，掏钱购买。往往街这边拉完了鞭，街那边对过的摊位马上点燃了炮，也是如此这般。也有双方同时数说，贬损对方，竟发展到隔街对骂。
    那时候的鞭炮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小鞭，另一类是炮仗。少有其它花色。
    小鞭多为手工擀制，筷子粗细，一寸多长，内装黄色火药，一头栽捻。点燃了响声极为清脆。要把鞭捻编起来，或二百头、或一百头、或五十头编成一挂，分别用字纸包成一包。也有黑色火药的机器鞭，个头略小，响声沉闷。
    这小鞭，两、三角钱一挂。买回家后，大年初一起五更拉一挂长的，正月十五过小年再拉一挂短的。其余的都拆散了，孩子们在衣裳兜里装几个，与伙伴们一起，“叭”一个，“叭”一个的零散放了。东西不多，却也过足了瘾。
    炮仗，也叫两响、二踢脚等。比大拇指略粗，六、七寸长，中间偏下栽捻。牛皮纸搓成炮筒，内装两种火药，下半截装“竖药”，上半截装“横药”，中间用胶泥芯子隔开，却又以鞭捻相连。上端用细线扎住，下端用纸捻塞住。每十个捆成一捆，称作“一把”。燃放时，取出一个，或戳在地上，或用手捏住炮仗上端。点燃炮捻，引爆下端的竖药，“轰”的一声，炮仗高高的飞了上去，“嘎”的一声，横药在空中炸响。留下一团烟雾慢慢飘走，片片碎屑纷纷落下，响声却传遍四野。
    这炮仗一块钱能买三、四把，再个大的，一块钱只能买两把、一把。一般人家买上几把，也要有计划的燃放。大年三十上坟，放一把，起五更放一把，十五放几个，其余的再零散放了。也有极为嗜好此物的男人，平日里省吃俭用，偏过年放鞭炮要奢侈一把。背了老婆，装出二十斤粗粮，到集上粜了，买一筐头鞭炮回家。五更里尽情燃放一通。自家过足了瘾，街坊四邻却也沾光白听了响声。
    每年腊月十二，呈委集过后，村子里就零零星星的响起了鞭炮声。过年的气氛，立时就有了几分。
    杂货市上，五花八门的年货摊子挨挨挤挤。卖年画的摊子最抢眼。架子上摆一摞一摞的年画。背后的墙上，高高的钉了钉子，栓一长绳，用小夹子夹了年画，一张挨一张的挂满，红红绿绿很是热闹。集上的人群，多远就能看到。
    文化大革命前的年画，内容丰富。有二尺多宽，一人来高的中堂“挑山”。是装裱过的，外带对联。画面是印刷品，内容多为“富贵牡丹”、“松鹤延年”等吉庆画，也有“甘露寺”、“百岁挂帅”等热闹人物画。一块多钱一副。只有准备结婚办喜事的人家，才舍得买上一副。
    更多的是对开纸大的印刷画，有胖娃娃抱大鲤鱼、天女散花等等。一毛五一张，一般人家要买上几张，回去贴在家里黑糊糊的墙壁上，花钱不多，却很增几分过年的喜庆。
    还有一种连环画极有特色，是由几条竖条组成，四条、六条或八条为一副。每条竖条宽一尺，长四、五尺，每条上面印了四、五个画面，每个画面下方，有若干文字述说画面内容。几条竖条的内容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大闹天宫”、“岳飞传”、“杨家将”等等。这连环画极得孩子们喜欢。还不识字的时候，故事大多听大人讲过，对照起来，画面内容却也看得明白，以后上学认字了，看了文字叙述，体会更为真切。每天睁开眼就看到这画，故事情节烂熟于心，竟成了人生启蒙的文学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年画的内容统统变了。除领袖像之外，就是样板戏的大幅剧照。举着红灯的李玉和、咬牙切齿的李铁梅，引吭高歌的郭建光、扬鞭跃起的扬子荣，不一而足。却也为农家小屋增添了一股豪气。

    赶年集 （下）
    文化大革命前的年集，杂货市上总有三五个卖“灶王爷”的摊子。
    摊子都小的可怜，只是在地上舖了一块包袱皮，上面摆一摞毛头纸印的灶王爷而已。摊子虽小，却很红火，每个摊子都围了一大堆人。那小贩双手不停的忙活，把一张一张的灶王爷卷起来，递给买主，收钱、找零。每张收两毛钱。
    据上年纪的人讲，这灶王爷不能叫“买”，只能说“请”，以示恭敬。年轻人多不以为然，既然花了钱，自然是买了。因此并无多少忌讳。
    这灶王爷，是在长一尺半，宽一尺的毛头纸上，以黑、红、绿三色木板套印。上面四分之三的地方，印了双人正面头像，左边一个戴官帽、长胡子的老汉，右边一个有皱纹却涂了红脸蛋的老妇人。老汉就是灶王爷，老妇人自然是灶王奶奶了。二人面目呆板，却衣着鲜艳。印刷的比较粗糙，有那灶王奶奶的两个红脸蛋，居然挪到了鼻子、耳朵上。买家并不大计较。下四分之一的地方，竖行印了二十四节，正月初几立春、正月二十几雨水云云。二十四节与头像之间，有一横行大字，“××年，×龙治水”，用的是天干、地支的年号。
    卖灶王爷的摊子只有年集才有，却每年大都是这几个，少有新面孔出现。
    灶王爷的头像部分，是用三块雕好的杜梨木版套色印制，年年用它，无需变换。印下面文字部分的木版，只印黑色，有一块就够了，却要一年一雕，不能重复使用。印、卖灶王爷的人家，都藏有“万年历”。每年入冬，就要在万年历上，查出次年交二十四节的月、日，几龙治水等，据此雕出木版。印刷时倒很简单，吃饭桌子上放一块木版，刷上颜色或者墨汁，把裁好的毛头纸复在上面，用手抚平，轻轻揭下来，晾干。裁出来的纸张，要印完一色，换版再印第二色。
    灶王爷拿回家，女主人要先看次年是否有闰月，几月几日芒种；男主人要先看几龙治水，何日立春何日清明等。有闰月的年头十三个月，一家人的口粮也要算计着吃下来，芒种过后新麦子下来就能接上陈粮。那几龙治水有意思。据说一龙治水的年头雨水最多，多龙治水的年头雨水少，治水的龙越多，越不下雨。看来中国的古人，早就知道大锅饭会压抑积极性这个道理。可惜发明大锅饭理论的西方人，一定没有看见过中国的“灶王爷”，还不懂这简单的真理。
    那时人们的纪年方式很有特点，说年号用阳历，如1964年、1965年等，人们大都记不住什么甲辰年、乙巳年。说月、日却用阴历。各色的节日、家人的生日、逝去先人的忌日、还有五天一个集日，无不以阴历记载。月份牌还少见，何种庄稼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大多要看灶王爷上二十四节的日期而定。还有许多农谚帮忙记住。如：“清明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薯”、“芒种三天见麦茬”、“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的麦子正当时”等等。
    细琢磨这“灶王爷”，竟很有几分当今美人挂历的意思，或许是中国农村最早的美人挂历？
    到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把贴了一年的旧灶王爷揭下来，在院里放桌子摆供品，点燃旧灶王爷，送他上天汇报。还要磕头祷告：“灶王爷一路走好，上天多言好事”云云。看来这灶王爷，竟是玉帝派下来监视每户人家的特务，庄稼人老实，只得把丧神做喜神敬了。
    腊月三十的下午，把“请”回来的新灶王爷，贴在锅台上方的隔山墙上。摆上供品，还要膜拜一番。
    从腊月二十三到三十的这六、七天，没有了天使的监视，人们可少些忌讳，略自由一些。就是娶媳妇办喜事，也不用再挑日子，名曰“偷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灶王爷自然成了“四旧”，无人敢卖，也无人再买。此地庄稼人的日子，却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了下来。

    

    
    工作组

    许书记到刘庄下乡蹲点有一个多月了。许书记四十多岁，极精明。是本县人，在这个公社已经工作十几年了，跟村干部们都很熟悉。许书记是公社的副书记，人们在称呼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时，都习惯省去“副”字，一来叫着顺口，二来听者也惬意。
    许书记是工作组长，还有两个组员。一个是公社的妇联会主任，不到三十岁的小肖。别看小肖是年轻的女同志，却是造反派出身，扛枪参加过武斗，据说身上还留下几块伤疤。张嘴说话就象打机关枪，没有别人插话的余地。另一个是男青年小刘，供销社的职工，临时抽调参加了工作组。是个整天不说一句话的闷葫芦。
    这次下乡蹲点，是领导、督促刘庄的收秋、种麦、缴秋季公粮等工作，简称“三秋”工作。全公社十个大队，每个大队都进驻了这样的工作组，公社机关只留下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秘书、民政助理员、伙夫等三、五个人主持日常工作。
    三人吃、住在村里，除开会、学习外，一般很少回机关。许书记和小刘二人住在大队会计家；小肖一个人睡在村妇联会主任家里，都是睡自带的被褥。大队会计也是四十来岁，与老婆孩子睡东间屋，许书记与小刘睡西间屋。两间屋的隔山门上只吊了单布门帘，晚上两条土炕上的声音彼此相闻。刚来那会儿，天气还热，许书记本来有晚上睡觉前冲凉的习惯，在这里却很不方便。只得在晚上睡下后，等东边那条炕上响起了鼾声，再悄悄起来，到水瓮里舀半盆凉水，放在外面的台阶上，把毛巾蘸湿了，浑身擦一遍了事。小肖住妇联会主任家倒还方便，也是与主人家住对间屋。男主人在县里生产公司上班，不常回来，家里只有女主人与两个几岁的孩子。女主人跟小肖是顶头上下级关系，以前就极熟悉，这次小肖住在了她家，自然倍加殷勤。
    吃饭则轮流吃“派饭”。
    吃派饭很有意思。先派到小队，八个小队轮流，每个小队吃十天。小队再派到户，一般每户吃一、两天。小队长要提前一天，通知做派饭的人家，略打扫一下屋、院，做些简单准备。第二天留一个妇女在家，专门做饭。小队长派饭，要挑日子过的略整齐，主妇干净利索的家庭。一般派到谁家，主人会愉快接受，觉得这是很有些面子的任务。其实派到谁家管饭，经济上也不吃亏。女主人不出工，白记十个工分，生产队按工作组吃饭的人数，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小麦。吃饭的工作组人员还要给钱和粮票。那时候庄稼人都稀罕粮票，有了它，进城上县就不用再带烙饼炒鸡蛋了。
    饭食要比平时整齐一些。一般要烙几张白面饼，炒几个鸡蛋，或买二斤小鱼煎了。第一顿饭做熟了，要让孩子到工作组驻地去请，其实是引路。以后就不用再请了，再到吃饭时间，许书记等自行就来了。人少的家庭，一家人与工作组围一个桌子吃饭。给工作组准备的饭菜，摆在许书记等人跟前。自家吃的棒子面窝窝头、炒萝卜条也端上桌来，摆在自家人跟前。许书记等吃些白面饼炒鸡蛋，也要吃个窝窝头，尝尝炒萝卜条。人多的家庭，孩子、老人会在别的屋，单独占一桌，男、女主人仍要陪工作组吃。
    在这家吃到最后一顿晚饭，许书记等人提前把钱、粮票凑到一块，一个人装了。等吃完饭，悄悄放在桌子底下。主人也清楚此事，送走工作组，收拾桌子，把下边的钱和粮票拿起来，清点一下就收了起来。按规定每人每天付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有少数几家与许书记等以前就熟悉的，最后一顿饭，要多炒个菜，喝些白酒。也不肯再收钱和粮票。若硬坚持给，主人会不高兴，以为没有面子。许书记等也只有日后再想办法补偿。
    时间长了，也偶尔有队长忘记了派饭。许书记等人在驻地等了半天，见没人来请，便径直找到队长家或会计家，就在他们家凑合吃了。下顿再另派饭。也有对工作组有些意见，故意使坏的队长，偏找那人物邋遢、屋子脏乱的人家派饭。许书记等心里明白，但一般不能吭气，到时勉强吃些作罢。回到公社机关，经常下乡吃派饭干部们，会把在这邋遢人家吃饭的事情作笑料讲，哪个人肚里也有几个这样的段子。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某几个人到一家吃饭，见碗筷极不干净，就对主人说，下顿饭这鸡蛋不要炒，煮了吃吧。以为煮鸡蛋带了皮，不会弄赃。岂不知下次来吃饭，见桌子上摆了一大碗煮鸡蛋，那鸡蛋皮却统统剥光了，雪白的蛋清上印了黑手印。当然这是笑话，如此极端的事情还是少有，但碰上孩子拉了一炕屎、老人咳嗽吐痰则是常有的事情。


    工作组 （2）

    工作组的工作，一般晚上比白天紧张。三天两头晚上要开会，有时开支委会，有时开全体大队干部会，有时开小队长会。会议内容多是安排生产，解决一些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安排、督促各小队交公粮、交售棉花等。
    这个季节上级布置的其他任务较少，“三秋”工作是各级的中心。各项生产措施大都是从上面逐级贯彻下来。每亩地要上多少方粗肥、播多少斤小麦种，都是层层开会安排、部署，最后落实到基层的生产小队。还有隔几天就必须向公社报一次生产进度：收割庄稼多少亩、上肥多少方、整地多少亩、播种多少亩，如此等等。多是在小队长会上统计出数字，第二天让小刘骑自行车送到公社。公社把各村情况汇总后，再逐级上报。
    还有青年团、妇联会、民兵连等自行召开的部门会议，也请工作组参加，许书记大多推了，只让小肖代为出席。小肖倒乐意参加，且逢会必讲。
    会开多了，村干部们也就疲沓了。不知要广播多少遍会议通知，最后点着名字，一个一个的在大喇叭里叫，人们才不紧不慢的往大队部走 。尤其是小队长们，下地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再开会，更是消极。支部书记五丑，总耍点小聪明。点小队长的名字，一次只点两、三位，说只差你们两个了赶紧来，云云。过一会儿却又另点其他几个。集合的功夫，会议室里很是热闹，早到的人们抽着旱烟，相互开些玩笑，随意议论些什么。有村妇会主任兰花在场，几个管他叫嫂子、叫婶子的年轻干部，总要开些不雅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脚，逗的一屋子人哈哈大笑。此地风俗，按村里辈分，小叔子、侄子们跟嫂子、婶子尽可逗闹；大伯、叔公却不可与弟妹、侄媳妇玩笑。
    会议多是许书记主持，支部书记五丑、工作组小肖主讲，最后许书记再总结、肯定二人的讲话，把重点强调一番作罢。五丑五十来岁，没什么文化，讲起话来却滔滔不绝。只是用本地方言信口说来，讲高兴了，荤、素皆有，发了火就骂骂咧咧。众人却也不甚计较。小肖是文革期间练就的嘴皮子，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只是那舌头如同刀子一般，批评起人来，点名道姓，毫不留情。
    原来在大会上讲话很有些讲究。若讲表扬，最好点了姓名。本人高兴，众人也学有榜样。批评是不可点出姓名的。只批评现象不点姓名，人人警惕，却又没人出面招揽这事；点了姓名，被点之人一般不会服气，众人却又以为与己无关了。这与妇女们丢了鸡敲桶骂街相似，只要不点名道姓，骂的再脏，也无人招揽。大队书记五丑混了多年，深谙此道；小肖毕竟嫩了些，因此招来不少记恨。
    有一次全体小队长会，为第八队麦田上粗肥少，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标准，小肖点名批评了八队队长三墩，话说重了些。那三墩是头倔驴，当场与小肖吵闹起来，会场大乱。许书记出面干预，三墩照样不买帐，竟甩大鞋走了，撂挑子不当这队长了。
    其实，支部书记五丑早就不满意三墩的做派。只是这个八队，除几个四类分子外，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当过了队长，哪个也当不了几个月就下了台。只有这“倔驴”还镇得住。他当了两年多队长，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八队的生产大有起色。这人就是脾气不好，很有些“抗上”，五丑平时也只有忍了。这次粗肥问题，本想让工作组出面压一压这“倔驴 ”的傲气，不成想他竟谁的帐也不买。现在离交秋分节还有三天，过秋分就该播种了，八队还有一半的麦地没有翻耕，两块地的棉花也开的满地白羊一般，急需采摘。这时候无论如何也耽误不得。
    最后，还是许书记派了五丑，找到三墩家，顺毛捋着，好话、歹话说了半天，才把这头倔驴“请”出了山。

    工作组 （3）
    工作组与村干部们的关系很有几分微秒。表面上，村干部们大多对工作组必恭必敬，背地里却短不了发些牢骚。内心抵触的也是大有人在。
    大、小队干部的官帽是拎在工作组手里的，这些人对工作组自然敬畏。在大队当干部是美差。不用下地干活，一年三百六十个工，不论刮风下雨、逢年过节一个不少的挣，还有不少的特权,如让其子弟当兵、保送上学等等。因此这大队的干部是只有人想当，没有人想歇，哪个敢忤逆工作组？
    当小队长，虽然经济上沾光有限，但政治地位却尽是有的。这队长毕竟是一队之长，在众人眼里自是不再一般，走在街上，哪个见了不是上赶着说话？遇有红、白喜事，宾客盈门，更不是一般人家可比。那百人之上惟我独尊的感觉，也是自有一番滋味。一旦下台，自然是灰溜溜的了。所以，一般当队长在一年以上的人，就少有再撂挑子的，一旦强行撤了他的职，就如同挖了他祖坟一般。因此，干这差使，有似吸食鸦片，没吸食过的、或吸食时间短的，没有尝到妙处，一旦时间久了，自然上瘾，再也放不下。象八队三墩那样的队长，毕竟是凤毛麟角。
    只是这工作组吃住在村里，那支部书记头上多了一位“太上皇”，心里自然不舒服。最为抵触的还是各小队的队长。工作组执行的是上级指示，与老百姓利益多有矛盾。就是推行的那些生产新措施，也多数不被众人接受，只是给小队长添加麻烦而已。
    公粮任务必须完成，众人还都认可。但在公粮质量上，小队里大多要捣些鬼，将次些的粮食交了公粮，留下好的分为口粮。
    打场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扬场，是用簸箕把带糠的粮食，迎风甩出去，靠风力把糠刮走。干净粮食留在场上，成一月牙型粮堆，俗称“马道”。甩到远处的马道头，还有“月牙”的外沿处，都是籽粒饱满、比重大的粮食，近处的马道尾和“月牙”内沿，尽是比重小的秕瘦粮食。不用队长发话，在场院管事的“场头”，就指挥人把这秕瘦的粮食，单装入口袋，交了公粮。这等粮食到了粮站，若被发现，自然反馈到工作组，那小队长挨工作组一顿批评是跑不了的。后来，到扬场时节，工作组的小肖、小刘经常到场院监督，立逼着让人把好、次粮食掺匀，再装口袋交公粮。
    按政策，每人可以分五斤“自留棉”，其余的棉花统统交售到公社的收棉点。各小队大多要偷偷多分一些。这个事，大队的干部们心里也清楚，因为他家里也多分了棉花。只是众人一心，瞒哄住工作组即可。也有极个别的小人，会偷偷报告给工作组。本队多分的棉花被追回不说，队长还要挨一顿批评。这小人被众人恨之入骨，却又弄不清究竟是那个，只有对工作组暗怀怨恨了。
    五队会计刘东坡鬼点子多，给队长母狗堂出了主意。是在夜间分自留棉，也不事先下通知，临时一户一户的叫来，彼此不打照面。东坡看账本念数字，母狗堂把称。东坡念某户应分十斤，母狗堂就加一倍称成二十斤。那棉花分到手，人人高兴，虽不知底细，却没有一个出来“找后帐”。也有几个明白人，只是相互挤眼笑笑而已。就是有吃里扒外想打小报告的人，也无从下嘴。若有人声张出去，只咬定是给他一家看错了称，把他多分的棉花追回来了事，也与别人无关。哪个肯办这等傻事？无不守口如瓶。
    当时没有使用磷肥的习惯。为强制推广，供销社按公社的指示，把磷肥拉来，赊给生产小队，过后再从交售的棉花款中扣除价款。最早的磷肥，极粗糙，很象灰绿色的河泥，要掺入骡马粪发酵，使用前再捣碎，撒到地里后翻耕，很费功夫。生产队被工作组强制使用这东西，没有积极性，胡乱弄了，抛在地里了事。第二年麦苗返青后，地里竟出现了奇迹。
    在虾黄的麦田里，出现了一片片、一溜溜特别油黑的麦苗，构成一组组奇怪的图案。每组图案的中心是一片车轮大小的圆，一条条两三丈长的射线，以这圆为中心，参差的辐射向四周。很象小学生用蜡笔在纸上画的太阳。众人大惑不解。后来有聪明人终于研究出答案：原来这图案是用磷肥“画”出来的。中间那片圆是堆过磷肥的地方，一条射线是一铁锨磷肥抛撒出去的轨迹。人们这才知道了磷肥的作用。因此到第二年种麦，也就不用工作组再行强制了。
    推广小麦优良品种“冀麦10号”，却没有这磷肥的效果。
    这“冀麦10号”，秸秆矮壮，极抗倒伏，却喜水肥。此地传统小麦品种，秸秆高，易倒伏，却耐干旱、耐瘠薄土壤。生产队的麦田，普遍缺水少肥，被强制种了这冀麦10号，显示不出其优越，反不如传统品种产量高。队长抗不过工作组，种了这冀麦10号，受尽了众人埋怨。只是到了后来，冀麦10号被种到自留地里，优越性才大大发挥，产量竟提高到了七、八百斤。这是后话。
    拜年
    在生活最困难1960年前后，还不记得有人拜年。以后吃饱了肚子，这传统风俗就慢慢恢复了。
    此地拜年，根据远近不同的亲属关系，在时间上有些讲究。
    大年初一起五更，煮熟饺子，端上桌，不能吃，要先给长辈拜年。先是爷爷、奶奶坐上炕头，晚辈们跪在炕下的地上，俯身低头；之后，父母也坐上炕去，儿子、媳妇们再跪拜一番。只见儿孙们磕头，却不见有“压岁钱”拿出来。没有结婚的闺女，在娘家不用拜年。一番跪拜完毕，一家人才围上桌吃饺子。年轻人大多不会正经磕头，只是跪在地上成成样子。炕上的老人也不认真计较。据说早年间，男人在十几岁结婚之前，要专门请师傅学磕头，名曰“演礼”。后来饭都吃不饱了，哪还有心思学这些虚套？
    吃完饺子，开始出门拜年。一般是一个家族里没出“五服”的兄弟们，凑成一群，先到本族辈分最高的老人家拜年，然后依辈分逐次拜下来。最后也到别姓家族的老人家拜一拜。也有只自家兄弟几个、甚至有独自一个人串家拜年的。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只是凑成群，显得家族人多势众而已。
    族里几家有辈分高的老人的家庭，要早早吃过饺子，把饭桌收拾了，擦干净，摆上糖果、纸烟。炕下的地面也打扫干净。老人端坐炕头，只留下长子在家，招待前来拜年的人群，其余的子弟也要出门给别家长辈拜年。来了拜年的人群，在院子里就高喊，“拜年了！”儿子赶紧迎进门，口里客气着“来了就算了，别磕头了”，身子却闪在一旁。人群打头的某个人说着：“先给俺老爷爷磕”，众人嘻哩呼噜跪倒一片，前面的人是认真跪倒磕头，后面也有略蹲一蹲做做样子的；起来，再说：“再给俺老奶奶磕！”又跪倒一次。炕上的老人们嘴里也客气着，只是身子稳坐不动。拜毕，家中的儿子，给众人散糖果、纸烟，众人也不多停留，扭头又奔别家。老人要掰着手指头记着，哪支的子弟来过了，哪支的子弟还没来。
    拜年的人，在街上遇到远房的长辈，也有就地跪倒磕了头，就少跑一家的。也有到了某家，家里只有老太太在家，老汉也出去拜年了，先给老太太磕了头，然后再磕，嘴里说着：“给俺爷爷也磕了，在这放着吧”。那些在家接受拜年的老人，如果家族里还有比自己辈分高的老人，要提前过去，拜了别人，再回家来，上炕等别人拜。
    大年初一的整个上午，街上满是拜年的人群。人们忙忙碌碌，比平日里干活并不轻松。即使如此，也会有落下的人家，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拾遗补缺。
    正月初二，是串亲拜年的日子。结婚不久的小夫妻，要回娘家拜年。没结婚的小伙子们，要结伙给出嫁多年的姑姑、姑奶奶们拜年。这些亲戚有不少是外村，一般中午不回来，要在那里吃一顿白卷子、熬肉菜。娘家人丁兴旺的媳妇、婆婆们，这一天虽然忙活，却也格外高兴，这是显示娘家人势力的机会。
    这拜年，是家族内、亲戚间、乡邻间相互走动，联络感情的方式之一。平日里，晚辈与长辈有些龃龉，趁机会过去磕个头，一般也就恢复了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破四旧”，闹的很凶。旧书旧画都烧了，灶王爷没人贴了。只剩这拜年的风俗，始终没有禁住。声势略小了些，人们还是或明或暗的照样拜年磕头。被批斗下台的支部书记，也加入了拜年的行列。有长辈说：“别磕了，人家说现在不兴这个了。”下台支书却认真磕了头说：“他们不兴了，咱们兴。”话虽如此，他当支书多年，却从没有给哪个拜过年。
    村里人拜年，年年如此，已然麻木，多是被动应酬而已。只有准备盖房、娶亲等需要乡邻助工帮忙的人家，要格外重视这个联络感情的机会。更有外出几年的游子，回乡过年，当面对衰老的生身父母，双膝触地的瞬间，那眼里由不得要泛出泪花。

    
    洗澡
    村子里没有专用的洗澡设施。生活用水都是从砖井里打了，挑回家，很费力气，因此，人们用水大都十分节俭。那时的洗澡，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只有到了那村外的小河、水坑方可尽兴一洗。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南的小白河里还有流水。到了夏季，每天中午、傍晚，下工的男人，放学的男孩子们，都脱光了，扑到河水里洗个痛快。河水最深的地方不过齐腰，浅处没膝。河底淤满了细砂，脚底踩上去，极是柔软。人们或站或蹲或躺在水里，那清凉的河水静静流过，轻柔的冲击着人们皮肤，那种滋味简直无与伦比。人们入了水就不想再出来。每到星期天，男孩子们会整天泡在水里，或“狗刨”、或仰洑、或扎猛子、或打水仗、或摸小鱼小虾。夏天的小河里才是男孩子们真正的天堂。水湿的身子，被烈日晒过，浑身黝黑，用指甲一划一道白印。大姑娘小媳妇们下河洗澡，要成帮结伙，等到了晚上，找僻静的河段，悄悄脱衣下水。可一入水，也就“疯了”，撩水嬉闹，叽叽呱呱，声音传出多远。
    后来小河干涸了。
    村口有两个大坑，一场暴雨过后，雨水卷着宅院里、大街上的垃圾草末，都汇集到这大坑里。稍稍沉淀后，这水还是要比河水浑浊许多。出于无奈，男人们也只有到这坑里洗澡。孩子们却不管那水脏或不脏，只要有机会，就泡在坑水里，照样玩耍尽兴。
    女人们却再也享受不到在天然环境洗澡的畅快了。
    当地离大河流甚远，没有游泳这个概念。下小河游泳即称洗澡。多是游泳兼了洗澡。男孩子们把戏水也叫洗澡，却在戏水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游泳。在小河里、水坑里洗澡，人们都不带毛巾，洗完上岸，晾一晾，身子被风吹的略干，就穿上唯一的大裤衩。孩子们上岸后要跑两圈，这样干的快些，称之为“跑干”。河边、坑沿大都是黄泥地，出水后脚上会沾了泥。穿了裤衩之后，再拎起布鞋，先磕一磕，倒掉鞋里的泥土。找略平缓的水边，一只脚登在岸上，另一只脚伸在水里，来回摆两摆，涮掉脚上的淤泥，出水略甩一甩，穿上一只鞋；然后换一只脚再洗。这金鸡独立的洗脚方式是年轻人的专利，上年纪的人就要蹲下洗了。
    大坑只有暴雨之后，才有积水。因此不少的时候，人们只有在家里洗澡，这就不方便多了。年轻的夫妻，孩子尚小，还略好一些，晚上舀半盆水，在院子里脱了衣服，蹬在几块砖上，先从头、脸开始，逐次往下洗。脊背要用粗布手巾勒过，到最后洗完了脚，端起半盆浑水，从胸口处猛的倒了下去，“哗”的一声，狠劲爽快了一把。
    人口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洗澡就更为别扭。多是女人在屋里洗，男人在院里洗。仅有的一两个脸盆，轮流使用。衣服也不能脱光，穿了小裤衩，用手巾沾了水，浑身擦一遍了事。
    每逢下雨，男孩子们要脱光了身子，在自家院子里尽情的淋一通，洗一把这天然的淋浴。
    夏天过去，天凉了，水也凉了。人们也就极少洗澡了。爱干净的青年男女，隔半月二十天，在大锅里烧些热水洗一次。先舀出少半盆热水，把头发蘸湿了，倒些洗衣粉在手掌，在头上搓了，用盆中水洗过头遍。倒掉脏水，换半盆新热水，再把头发漂洗一遍。之后，用漂洗头发的剩水，略擦一擦身子，再用来洗脚。
    那不讲究的人家，早把洗澡不当回事了。个别邋遢之极的人家，秋、冬、春三季过去，一次澡不洗，也是有的。

    
    @西望长安2019 2019-11-14 20:38:12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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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进城 (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公社所在地通了去县城的柏油路。村里的自行车也逐渐多了些，人们进县城也就多了起来。一些小青年，兴起在过年之前去县城洗澡的风尚。
    说起这条柏油路，人们至今还常说起一个人。此人本是邻村一普通农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一路拼杀，当上了造反派头头。后来他所在的造反派在全县掌了权，他又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名义上是三把手，实际上曾一度掌控全县的大权。此人掌权之后，却也不忘本，力主修了从县城到本公社的柏油路。
    头一天就约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十来个毛头小伙子，骑了五、六辆自行车，结伙出发。先走四里地的土路，到公社所在地上了柏油路。路面只有一丈多宽，但路上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马车。小伙子们撒欢赛车，三十多里的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县城。
    这县城的大街比村里的大街宽多了，两边的房子都是红砖红瓦、中间起脊的尖顶大房子。墙上的标语内容却与村子差不多：“坚决捍卫某某某！”、“农业学大寨！”等等，只是字形大了若干倍。街上人很多，最显眼的是那么多自行车，来回穿梭。
    据上年纪的人讲，这县城原来南北长只有二里，东西宽不足一里，两条交叉的大街，把城区划成一个“田”字，四面有城墙围着。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没来之前，当时的县政府组织民夫，竟拆了这明朝年间建造的青砖城墙。后来在四面城墙的基础上，修成了四条大街。因此这时候的县城，就有了三条南北大街，三条东西大街。但最繁华的地方，仍然是正中心的十字街。
    十字街的西北角是百货公司的二层大楼，这是县城唯一的一座楼房；东北角是服务公司的照相馆；东南角是医药公司的门市部；西南角是五金公司的门市部。附近紧挨着还有食品公司的肉店、调料店、服务公司的第一食堂（饭馆）、理发店、土产公司的杂货店等等。门口都挂了大牌子，写着“某县某公司某门市部”。这些门店内无一例外的挤满了顾客，柜台里面的服务员大都板着面孔，一口县城附近的某县口音，张嘴却要噎死人。再往远处走，就有县委大院、县革命委员会大院，看守所等，门口都有穿军装的人荷枪站岗。还有大礼堂，电影院，据说在里面看戏看电影，一人坐一把椅子，一点也不挤。
    十来人在街旁存上自行车。存车的老太太胳膊上戴了袖标，说话还和气。存一辆车收五分钱。之后先去洗澡。
    十字街往西走出二十几丈，临街路北就是全县唯一的澡堂子。这澡堂子的门匾上，用水泥雕了一行大字：“某县服务公司浴池”。进了门店，里面空荡荡的，进门的右首，放一桌子，后面坐一穿白大褂男人，卖洗澡的门票，是七分宽四寸长的小木牌儿。两毛钱一个。众人依次买了。屋子西北角有一小门，关的严严实实。门上边钉一小牌子，上写“星期六女洗”五个红字。原来这澡堂子一周之内，向男人开放六天，星期六向女人开放一天。小门旁边，也坐了一位男人，专管收牌子，发毛巾。每人发一块擦脸毛巾，一块大的浴巾。等洗完出来，再逐一收回两块毛巾。
    进了小门，里面是极大的一个大堂，密密的排满特制的木床。木床只有二尺多宽，两张连在一起，中间用高高的靠背隔开，跟火车上的硬席座椅相似。床上大多坐了或躺了只围浴巾的光身子男人。几个人找了几个空闲的床位，还略羞涩的脱光了衣裳、鞋子，把衣裳集中放在挨着的两个床上，留下一个人看守。人生地生，衣裳兜里的几毛钱还怕被人偷去呢。其他人趿拉了木板钉的拖鞋，搭了小毛巾，推开两扇玻璃门，就进了澡堂子最核心地方——浴池间。
    浴池间，满屋子蒸汽，低头看见两个丈二见方的大水泥池子，里面的热水里露出一个个湿脑袋。原来这两个水池，一个温水，一个热水。初来的年轻人，进温水池子，也要嘴里哈着气，站起来、蹲下去，反复几次，才能适应这热度。好在水只有二尺多深，蹲下正好露出脑袋。那热水池子，只有几个常泡澡堂子的老者才适应，因此热水池子里的人要少了许多。几个人耐了性子，尽力多泡一会儿。然后学了别人，互相搓背。一个人趴在池子沿上，另一个手上裹了湿毛巾，用力气，一下一下的搓那人的脊背。一个冬天没有洗澡，身上满是黑皴。泡透了，略一搓，脊背上粗粗的泥卷就一个挨一个的跑。搓完了，互换角色，再搓另一个人。之后，各人自行再搓身体其余地方。有性急洗快的人，洗完出来，换了看守衣裳之人，让他进池子去洗。


    进城 （下）
    洗完澡出来，浑身轻松无比。抬头看那太阳已过了正午。一干人找到十字街北边路西的服务公司第一食堂，准备吃饭。
    进了门，是一间大饭厅，一张张高脚圆桌旁，满是进城的乡下人在吃饭。门边也有一个人在桌子后面卖小木牌子。尺寸与洗澡用的木牌差不多，只是有几种不同标记。有漆一黄道的牌子，卖五分钱一个，还加收二两粮票，可换一个大白面卷子；漆一条红道的牌子，卖一毛钱，可换一碗素杂烩菜；漆两条红道的牌子，卖两毛钱，可换一碗荤杂烩菜。几个人问清楚了，商量一下，各自买了牌子。粮票是为进城特意准备了的。
    饭厅的北墙上，开一窗口，用来隔窗打饭。窗口那边是灶间。几个人拿了牌子排在打饭的队伍后面，依次打饭。隔窗口看进去，里面紧挨窗口放一长条桌子，桌上摆一大一小两个盆，大盆里盛的是素杂烩菜，其实是熬白菜略加了些粉条、豆腐；小盆里盛了连汤带水的炖猪肉片儿。买了荤杂烩菜牌子的，也是给盛一碗素菜，只是在上面多浇半勺炖猪肉片儿而已。杂烩菜的香味隔窗口飘了出来。另一张桌子上放一大笸箩，里面是盖了白布的白面卷子。一个戴白帽子、穿白大褂的男人，挥动饭勺给众人打饭。再往里，却另有一位白大褂，趴在灶台上吃饭。手里拿白面卷子，就着面前的一碗黄豆牙炒肉，不紧不慢的吃着。与大厅里吃饭人不同的是，他是连吃几大口菜，才啃一小口卷子。
    众人依次递进牌子，打了饭菜，找一空桌，围坐下来吃饭。多是买的荤杂烩菜，也有两个年岁略大的买的是素杂烩菜。白面卷子都是每人三个。肚子早就饿了，大家狼吞虎咽。先就着菜吃完三个卷子，再把碗里剩下的菜汤也喝进去。也有人特意留下一片肉，最后吃在嘴里，细细嚼了，在嘴里留下那猪肉的余香，再慢慢品咂。最后不管肚子饱或不饱，吃完了买的饭菜，众人只得离桌而去。
    吃完饭出来，两人年岁大些的想去理发，众人只得陪了，一起来到十字街南边路东的理发店。店内一溜理发的座椅，墙上满是大镜子，七、八个年轻男女，穿着白大褂忙活。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了，围上湿糊糊单子。理发员拿了嗡嗡响的电推剪，甚是利索，三下五下，一个寸头就推成了。然后扯到一个盆子前坐下，略洗一洗，塞给一个毛巾，自己擦了。再坐回原来的椅子，用一个手枪似的吹风机，嗡嗡的吹几下。每人收费两毛。晕晕糊糊出得门来，一摸，耳朵后边还有几根长头发还长着呢。掉进脖领子里的头发茬也开始刺痒。其他人舍不得再掏兜里的那几毛钱，等回村后找人帮忙，理一个不花钱的发，同样过年。
    接着逛百货公司。这里面的商品，比村里、公社的供销社里的商品丰富多了，琳琅满目，简直看花了眼睛。楼下摆的是烟酒糖茶、文体用具、香皂洗衣粉之类。二楼是鞋帽、布匹、毛线。服务员是一色的年轻女子，个个穿了白褂子，黑发白脸，比村里的女子水灵多了。众人只是顺了柜台，挤挤挨挨，一路看去。最后只有一个人，咬牙花了五毛钱，买一盒象棋，这是一伙人进城买的唯一年货。
    冬季天短，出得门来，已经看不见日头。众人交钱取出自行车，一路出城。路上高声议论着洗澡池子里的热水，杂烩菜里的肉片，理发员滑腻的手指，售货员的白脸。进一趟城的新奇、兴奋，要持续好几天。还逮机会，津津乐道的讲述给没有进城的人听。
    .
    文明亮 （上）
    文明亮是一个人的绰号，此人本名叫刘明亮。
    此人瘦高个子，留背头，鼻梁上架白框近视眼镜。是从刘庄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1962年从北京返回到刘庄老家，回来后就在队里参加劳动。原来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半口京腔，听起来很别扭。每逢下地，戴一顶麦秸草帽，长衣长裤，一双球鞋，里面还穿了袜子，手上戴一副白线手套。走在一群赤脚光背的人群中，很是扎眼。干起活来，腰也弯不下，腿也曲不成，戴了手套的嫩手攥不紧锄把。简直一个“四不象”。只是嘴皮子尚硬，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有人笑他这一身打扮干不了农活，他却说：“你们懂什么，我这叫文明生产！”众人觉得“文明生产”这个名词很新鲜，联系到他经常讲北京人如何“文明穿衣”、如何“文明说话”，文明不离口。有人笑说：“你简直就是个‘文明亮’”，众人大笑。此后，都改称他为“文明亮”，真名字倒少有人再叫起。他却也欣然接受。
    没过多久，文明亮发现自己的这身打扮，的确不合时宜。一身厚制服，每天被汗水湿透，鞋袜上也难免粘了泥土，白手套更不是东西，戴了干活别扭不说，半天下来，白手套就成了灰手套。洗这一身“行头”，怕要用两桶水。几百米以外挑来的井水，连洗脸都得省着用，何况洗衣服？于是，文明亮下地也光起了脊梁，只穿一件松紧绳的大裤衩。光脚趿拉一双自制的拖鞋，是用一块胶皮剪成鞋底，上面用胶水粘了鞋襻。草帽戴破了，也没舍得花钱再买。白手套更没了影子。只是苦了那脊背，被烈日晒爆了皮，脱落了，再晒，几度下来，脊背上的肉皮也锻炼成了“铁甲”。浑身上下晒的黝黑，穿了大裤衩子，头上却仍是大背头、近视镜，有些不伦不类。
    文明亮初回家乡时，自觉高人一等，最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说话的内容，大多是讲以前在北京的经历或见闻。某年被哪个剧团请去导戏，某年被哪个单位请去教曲；今日与哪个名人吃饭，明日与哪个名人跳舞，君秋如何拍他的肩膀，葆玖如何跟他开玩笑，说的有板有眼，仿佛名人们都是他的哥们一般。别人听起来却是云山雾罩，猜不出他当年在北京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开始时人们多少有点心存敬畏，不好过于追问，到后来，大伙儿也都看出此人是个“嘴把式”，就有小青年，在一旁听出破绽，故意追问几句，让他下不来台。他略怔一怔，脸也不红，哼哈两声，接着说下去。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同他认真。当时人们晚上没有电灯电视，读书看报也少，能偶尔听听文明亮吹牛，逗大家个乐子也是好的。
    文明亮却也乐于此道，田间地头逮住机会就说上一通。他还喜欢晚上串门。每天下工，吃过晚饭，擦一个澡，换上中山制服，穿上干净鞋袜，梳了背头，擦了眼镜，就摇摇摆摆踱出家门。他串门是有选择的，只串主人略有些文化的几户人家。到了人家里，自己找地方坐下，把旱烟笸箩拿到身边，卷一只喇叭筒抽上。嘴上就打开了“话匣子”。经常来了，主人也不再专门陪他，手脚不停的收拾家务，偶尔搭他一两句腔。文明亮也不在意自顾自的说着，说到兴奋处，自得其乐的哈哈两声。口渴了，找来暖壶，倒一大碗开水，边喝边说。若是有孩子在旁好奇提问，那更是讲的不乐乎，指手划脚。
    尽管如此，文明亮却从不在人前讲起他离婚的话题。
    原来文明亮在老家有媳妇，还有一个几岁的儿子。文明亮在京城上班挣工资，媳妇与婆婆二人在老家参加劳动，也是村里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文明亮回乡前一年却与媳妇离了婚，那年文明亮30岁。据说他是在京城有了外遇，才提出与媳妇离婚的。媳妇起初不肯，先是哀求，后是吵骂，几经周折，无奈文明亮已经铁了心，最后还是离了婚。媳妇叫来外村的娘家人，把家具拉走大半，院里的东西厢房也拆了，砖瓦、木料、门窗统统拉回娘家，房基处留下几堵墙却没拆，故意留着寒碜他。文明亮倒不很在乎。媳妇的父亲在娘家村当支书，很有势力。据说离婚后，媳妇多次给文明亮的单位写信，揭发他。文明亮被遣返回乡，也可能受了揭发信的影响。
    文明亮家尚剩三间正房，一明两暗。母亲住东间屋，外间是灶间。文明亮住了西间屋。把旧火炕拆了，盘一个单人床似的小炕，也不能烧火过烟。却按城市单人床的模式铺了毯子床单。地上仅一桌一凳，擦的倒是干干净净。
    文明亮干农活始终别别扭扭，出不得大力气，技术也不大入门，尚不如一个强壮妇女劳力。好在乡亲们并不认真计较，出一天工，也给他记10分工。老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农忙季节也出工。日子凑合着过了下来。
    文明亮也有些真本事。拿来乐器，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一气；拿来简谱，不用“叨来咪发”，直接就能唱出歌词。有的夏日晚间，几个喜欢摆弄乐器的年轻人，找到他家，凑在一起，演奏一番。高兴了，文明亮还能边拉胡琴边唱：“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听老臣细说根由……”，招来一群大人孩子看热闹。
    文明亮也正因为有了这本事，后来引出一起尴尬事件，使得半生抬不起头来。
    文明亮 （下）
    这一年冬天，公社要求各村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了节目在本村演出，过了年，还要到公社汇演。
    刘庄以前没有办过戏班子，这次冷手抓热馒头，临时凑演出队伍，很是为难。支书突然想起了文明亮，就让他出头组织刘庄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明亮略谦逊了几句，也就答应下来。弄这个毕竟可以挣几个月的大队工，不必再下地受冻受累，还终于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文明亮肩负重任，极为兴奋，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把办宣传队的事情细细筹划一番。
    第二天，找来平时一起玩乐器的几个年轻人，商量此事，这几个人热情很高，极愿意参加，说好各人自带乐器；大队里还有四类分子游街用的锣鼓。乐器、乐手有了，下来就是物色演员。村里喜欢唱两口，也有些嗓子的人倒不算少。当时农村里娱乐活动贫乏 ，摆弄些简单乐器，信口唱唱梆子、京戏，成为不少人自得其乐的方式。只是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多数是看戏、听收音机学来一星半点。人少的时候，胡乱唱几口，当着众人却张不开嘴，更讲究不了节奏、韵味，与乐器伴奏也合不到一块。因此，村里人戏称这些人是“高粱地里的角儿”，意思是上不得台面。
    文明亮等几人反复斟酌，“矮子里拔将军”，总算草拟出个名单。拿去给支书看了，支书又加上了两个青年团的干部，宣传队就算建立起来了。文明亮是队长兼导演、兼编剧、兼琴师、兼化妆等，一时位 重。
    排戏就在大队部里。剧本是公社发下来的小册子，里面有小演唱“老两口学毛选”、三句半“喜交丰收粮”等等。多是逗人发笑的小节目。文明堂从中挑选了两、三个好学、好演的节目，油印了几份台词。根据节目形式，量才使用，分派了角色。先安排各人自背台词。唱腔则由他亲自一句一句的教。
    一时间，大队部里说唱声鼎沸，丝竹、锣鼓声不断，很是热闹。文明亮乍当领导，一呼十应，成为众人目光焦点，很是飘飘然。面对一群艺术外行，更显得自己出类拔萃。整日嘴里专业术语不断，各处指手画脚，呼来唤去。为人师之优越感，体会的淋漓尽致。尤其在几个女青年面前，就越发来了精神。
    支书推荐来的青年团支委小红，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长的身材匀称，脸面白净，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生就一副好嗓子，平日里就喜欢唱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这次排节目，不再学别的，只唱“听奶奶讲革命”这选段。把平时音调不准确的地方，略改一改，再与乐队合一合节奏即可。因为准备化妆彩唱，身段、动作是必须有的，学这些就比较困难。文明亮一招一式的教，很是费劲，却也乐在其中。
    春节前，按要求在全村化妆演出，时间很紧了。宣传队除白天加紧排练，晚上还要加班。
    小红有几个动作始终做不规范，很是着急。一天晚上，众人收工后，小红没走，让文明亮单独补课。按舞台模式，“李铁梅”要丁字步站稳，身子前倾，挺胸抬头，左手后背，右手在胸前握拳。小红却是顾了脚下，顾不了身上，文明亮手把手进行规范。离的近了，小红身上的雪花膏味，一股一股冲入他的鼻孔。熏的他晕晕糊糊，从鼻孔一直痒到心里。文明亮数年不得女色，给小红搬腿扶手之间，再也难耐身子的饥渴，竟一用力，把小红搂在了怀里，那嘴在她脸上乱咂一气。小红一时也懵了，双手下死劲推开他的脑袋，杀猪一般尖声怪骂：“娘那×呀——！”文明亮一愣，也就清醒过来，松开了手。
    却说也参加了宣传队的青年团干部小良，是支书的侄子，早就与小红眉来眼去有些意思。今天见小红留下补课，他没好意思同时留下，却也没走远，躲在大门口等着。此时听得小红叫骂，三步两步冲到屋里，一看二人的架势，就明白了几分。小红象见了亲人：“他欺负我了！”小良大怒，一步上前，几个大耳刮子轮番打在了文明亮的脸上。文明亮眼镜烂了，鼻孔也流出鲜血，一时愣在那里。倒是小红上前拦住说：“别打了，他也没怎么样了我。”二人才一同离去。文明亮天塌地陷一般，沉静了一会儿，才擦净鼻血，拾起破碎眼睛，关灯锁门，悄悄回家。
    第二天，文明亮的脸肿了起来，也没得眼镜戴，只得在家装病休息，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小红也没来大队部排戏。众人感到蹊跷，互相打听，慢慢也就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小良找到当支书的叔父，汇报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支书闻听大怒，当下就决定让小良负责宣传队的工作，让文明亮走人。文明亮在家躲了几天，打听到宣传队已由小良主持，也就大体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再去宣传队。
    文明亮继续回小队参加劳动，有人故意问他回来的原因，他却说:“宣传队那帮人没一个成器的，费多大力气也弄不出成绩来。俺早不想干了，只是支书反复央求，俺才凑合到现在。”众人窃笑。文明亮此后尽量装得若无其事，但看到众人挤眉弄眼样子，不好意思再高谈阔论，也不好意思再出去串门了。
    后来，母亲病逝，剩下文明亮一个人过日子，更是孤单。再后来，有了私人办企业，文明亮已年老体衰，还是骑自行车，带了被卷，出门打工。三间旧屋，无人照料，慢慢坍塌了。文明亮也就不再回刘庄。乡亲们外出偶然看到他，得知他在外面混的也不如意，在这个养鸡场干俩月，又在哪个猪场做半年，在哪也干不长久。竟似流浪汉一般。
    @落地一刀震吴江 2019-11-16 21:48:22
    楼主加油，写的很好，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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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西望长安2019 2019-11-16 22:59:02
    文明亮，和我邻居邱大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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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类人还不只是我身边有。
    公社 （1）
    公社的全称是人民公社。南刘庄所属的鸿堡公社，共辖10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大体上就是一个自然村，自然村规模过大的，就划为若干个生产大队。刘庄村就分为了南刘庄、中刘庄、北刘庄三个大队。1984年机构改革，鸿堡公社改名叫鸿堡乡，下面大队的名称也不用了，恢复原来的村名。只是这划了若干个大队的自然村，其管理机构却没有因此合并。南刘庄大队就改称南刘庄村，刘家庄一个自然村就成了三个行政村。并一直沿袭至今。这是后话。
    鸿堡公社的机关就设在鸿堡村，或者说鸿堡大队。鸿堡村是一个传统小镇，一条三、四里长的东西大街贯穿全村，却没有一条象样的南北街，只有南北胡同。每逢农历四、九日，是传统集日，街两旁摆满卖货摊子，中间的人群也是摩肩接踵。供销社下属的百货商店、五金商店、食堂（饭馆）都设在了大街的中心地段。与其相邻的还有信用社、卫生院等。
    公社的机关大院、粮站、农机站、中学，还有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卖柴油、化肥的摊子，都设在了鸿堡村的村北，通县城的小柏油路东侧。都是些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建筑。一色红砖砌墙，红瓦盖顶的房子，玻璃门窗。每个单位大都是独门独院，红砖砌了围墙，大门是铁管焊的大栅栏。墙上刷了大字标语：“农业学大寨！”、“为人民服务！”等等。这片建筑占地也有百把十亩，远远望去，很有些气势。
    这片建筑的中间，从柏油路修了一条往东的分支路，长约200米，路顶头是粮站，路北就是公社大院。
    大栅栏门左侧的水泥垛上挂一大木牌，上书红色宋体字：“中国共产党鸿堡人民公社委员会”； 右侧挂同样规格的木牌，是黑色宋体字“××省×县鸿堡人民公社”。进得门来，是一条极宽的南北甬路，两排平房把大院分隔为南北两套院子。前排房子左右对称横列在甬路两侧，有办公室、广播站、大会议室、宿舍等；两间东厢房是伙房。后排房子是从西到东相连的一长溜，有十几间。是公社的书记、副书记、主任、副主任及其他人员的办公室兼宿舍。每间屋子的门口，都钉了小木牌子，标明屋子主人的职务或岗位。
    整个公社机关不过二十来个人，党委委员、副主任以上的领导，就有十来个，其他人员有：青年团书记、妇联会主任、秘书、财粮员、统计员、公安特派员、电影放映员、广播员等。这些岗位并不都满员，也有几个一人兼二职的。有一笑话说：某领导所在造反派失势，贬到鸿堡公社挂一副职衔，有故人问他：你在公社是第几把手？答曰：第二十二把手。当时公社机关，连炊事员算上一共是二十二个人，意思是他排名在炊事员之后。
    经常住在机关的人员更少，副书记、副主任、委员们几乎常年在下面的村子里下乡吃住，只有接到开会的通知才回机关。大院里只剩下书记、主任、秘书还有几个“员”，主持日常工作。
    书记、主任是公社的一、二把手，但上县城开会，到村子里下乡，同其他人员一样骑自行车；接、打电话也要跑到前院的大办公室；一日三餐，跟别人一样在机关伙房打饭，极少有人请吃饭喝酒。唯一特殊的是每人占了一间屋子，副职以下的人员都是两个人一间屋。屋子里也就是一床、一桌、几把木头靠背椅子而已。待遇虽然如此，权威却是尽有。十个大队上百名干部的任免、升降都攥在他们手里。当大队干部是美差，人人想当，当上的就死活不肯再下来。还有征兵、保送青年上大学、县办企业招工、各直属单位进人等，无不是说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人人敬畏。
    平日里，住机关的人员很少回家，也没有星期天、法定假。在伙房吃饭，是事先买了饭票，开饭时自己拿了大碗打饭，再端回宿舍吃。夏天蹲在院子里，围成一圈，边吃边说笑。公社的伙食要好于其他机关，价格还很便宜。主食基本上都是白面、大米。当时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一般是七成粗粮三成细粮，粮站却不敢按这个比例供应公社食堂。食油也是从粮站买，指标之外，也尽可多买。吃肉也极为方便，供销社的对外食堂平日里就杀猪卖肉，猪头、猪蹄、杂碎等，拿两个小钱意思意思，就能买回来一堆。炊事员还在大院里，开出一片菜地，自己下手种了四季蔬菜，差不多够吃了。
    炊事员是本地的社员，临时工。很是尽心尽力，做饭以外，种菜、扫院子、看大门等活都主动做，烧了开水，灌进暖壶，还要给书记、主任送进屋去。其他单位的炊事员在本单位威风八面，出了门就不算什么了。因食物短缺，本单位吃饭的人都想讨好他。公社机关的炊事员却正相反，在机关，他哪个也惹不起，都比他官大；一出公社大门却成了人物。毕竟在公社大院上班，跟头头们熟悉，因此乡亲们短不了求他办事。

    公社 （2）
    公社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农业生产，再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少有空闲。
    每年开春第一件工作，是抓春耕生产，名曰：“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先把各大队的书记、大队长叫到公社，开一个动员大会，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下达各大队种植计划。会后，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委员们分别带人，带了铺盖下到所包的村里，领导春耕生产。过十天半月，选一个生产进度快、工作有声色的大队，事先准备一番，开个全公社的现场观摩会。先参观。地里插了红、绿旗子，堆了一行行的粗肥，全村的劳力也集中到附近的几块地，或耕地、或整地、或播种，很是热闹。之后，再回到这个大队的队部开会。一般各大队书记先汇报各自的进度，公社书记、主任讲话，表扬进度快的大队，批评落后的，强调下一步的工作。如此等等。
    等到地里的庄稼都种完了，包村的工作组陆续撤回，春耕工作也就结束了。
    麦收到了，抓“三夏”工作，即夏收、夏种、夏征（征公粮），又忙活一阵。秋季到了，再抓秋收、秋种、秋征工作。也是开会布置，工作组下乡督促落实。套路大体与抓春耕生产相同。公社抓大队，大队抓小队，具体工作都是生产小队来落实，工作量也都在小队一级。因此，公社的工作看似紧张，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压力。
    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到冬闲季节，就开展整风运动。公社派工作组下到各村，有时县里也派干部参加。先是开大会，大队主要干部依次做检查，检讨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多是避重就轻，讲一些小错事。工作组动员了一两个社员代表上台揭发批判，无非是某事徇了私情、哪一次无端骂了某个社员、子弟仗势欺负人了。如此等等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揭发出来，好在干部们也不敢辩解。表面批判的轰轰烈烈，其实严重一些的问题，如贪污、乱搞男女关系等，一般没有人肯揭发。都是一个村子的乡亲，哪个肯弄成死仇人？大队干部们反复做检查，社员代表反复揭发、批判，没完没了。直到过了春节，开始抓春耕生产了，才给干部们下结论，一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最后落实政策，让挨了一冬天批斗的干部继续上台抓工作。
    大队干部们还是很憷头这整风运动，平日里稍有不检点，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材料。因此，在工作中自然要小心谨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始终没有被列入整风对象。
    文化大革命初期，混批斗了一通，连公社的领导、县里的官员也没有幸免。之后，却也再没有开展一年一次整风运动了。
    文革后期，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工作基本恢复正常。只是领导班子里多了造反派出身的年轻干部，大多是担任副书记、副主任等。原来的老干部，凡是本派系的，一般官复原职；参加了对立造反派的，一般调到其他单位降职安排。
    这些降职的干部大都是挂一虚衔，没有实权。有的常年托病在家，有的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鸿堡公社在本县的最南端，每逢刮起南风，这些干部们就顺风骑自行车回家，在家歇上十天半月，等刮起了北风，再顺风回公社上班。在乡下骑自行车，逆风蹬不动，顺风极省力气。
    过了包村下乡的季节，公社干部们都回到机关，除了开会、学习之外，事情不多。大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讲些下乡遇到的奇闻趣事。人们私下谈话，很少涉及严肃话题。除非个别关系极密切的朋友才可偷偷交换一些小道消息。
    到了中午，几个爱喝酒、爱凑热闹的人，会隔三差五打拼伙。多是做了阄，上面分别写一元、五角、两角、跑腿等，各人分别抓了，各按阄上写的数目掏钱。抓着了“跑腿”的不拿钱，骑自行车到街里，花两块钱打二斤散白酒，到商店的食堂花三、两块钱，切一大包猪头肉、灌肠、猪肝猪心猪肺叶，或买一包五香花生米。回来，几个人钻在屋里吃喝一通，喝完了，再到机关食堂打了大饼、菜汤等吃饭。
    有一宣传委员，平日里老婆管的紧，身上从不带钱。每逢抓阄，悄悄躲了，酒菜买回来，又经不住诱惑。人家吃喝到兴头上，他推门进去，别人虚让一声，他也就借机坐下吃喝起来。时间久了，众人自然讨厌他，却也不好明说。就有人恶作剧，倒半大碗酒说：你若一口气喝了这酒，我再掏一块钱买酒。他也不犹豫，竟一饮而尽。如此再买酒再喝，这委员每次都要喝的大醉。最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哭，先哭毛 他老人家拯救了他、培养了他；再哭他老母可怜，他有心无力赡养云云，众人大笑之余，又故意添油播火，引他出丑，竟似耍猴一般。
    刘五斗鼠（上）
    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那一年春天，刘五在刚分到手的自留地里种了半亩花生。
    这块自留地临着大道，土质砂性大，离机井又远，多年来只长茅草，没长过庄稼。队里三十多户人家，哪家也不愿意分到这块地。分自留地前，队委会就商量了，谁分到这块儿，二分地算做一分。抓阄时刘五正好抓着了，半亩有余的一块地算做了二分五。刘五家应分四分地，只好在别处再给他补了一分五。
    刘五与老婆二人费了几天工夫，把这块茅草地一锨锨翻耕一遍，捡出了一大车茅草根，平整完又施了半猪圈粗肥，才勉强象个耕地的样子。这样的地种小麦、玉米怕是长不起来，只好种了花生。
    先用播种器开了沟，用手把事先剥了外皮的花生种子点进沟里，每隔七、八寸点一穴，每穴点两、三粒种子。花生出苗后，赶上天旱，只得费尽力气，浇了一遍水，还锄了两遍草。有肥有水，花生长得倒也茁壮，到了伏天，几场雨过去，花生蔓长了一尺多高，刨开根部的湿土，已经能看见黄豆大小的嫩果。刘五两口子喜之不尽，每天下工，都要绕道来这块地看看。
    一天，刘五突然发现了问题：每穴花生的根部都出现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土坑，坑底还有清晰的田鼠爪印儿。看来是田鼠开始偷刨花生嫩果了。傍晚收工，刘五悄悄蹲在花生地头观察，暮色中，只见大道那边的草丛里趴了几只灰乎乎的老鼠，转动着小脑袋东张西望一会儿，看路上没有动静，一只胆子大些率先蹿过大道，钻进刘五的花生地，其他几只迟疑片刻，也蹿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又蹿进来几拨。刘五急了，拣起两块土坷拉，奋力扔进花生地，众田鼠一惊而散。刘五不放心，蹲着继续观察，一会儿，只见田鼠们又陆续溜了回来。天色已黑透，刘五无奈，只好回家与媳妇商量对策。
    第二天农历初九是鸿堡集，刘五媳妇赶集去买老鼠药。供销社台阶旁，有个卖老鼠药的汉子，每集都在这里摆摊。老远就听见吆喝：“老鼠药，卖老鼠药，花钱不多，一死一窝！”刘五媳妇挤到近前，看地上摊着三尺见方的脏白布，布上最外面摆一溜儿十来只巨大的死老鼠，细看原来是塞满了干草的老鼠皮。中间卖韭菜一样放着几捆老鼠尾巴，每捆都拳头粗细，时间长久，尾巴都干硬了。最里面是包好的老鼠药，一堆小小的纸包儿。
    刘五媳妇花五毛钱买了三包回家。刘五打开看，每包里面有十几颗麦粒，应该是用毒药浸过的。下午出工，刘五把老鼠药放在了背筐里，傍晚收工，顺路把老鼠药撒进了自家花生地。第二天早晨特意起得早，来到花生地顺了垄查找，竟找到了四只死鼠。刘五不禁大喜。
    隔了几天再来看，又有新刨的小坑，却再见不到死鼠。买鼠药还得花钱，刘五舍不得了，想这鼠药不过是泡了毒药的麦粒嘛，可以自己做。找生产队管库员要了一撮剧毒农药“呋喃丹”，用水化开，泡了半碗麦粒。这下总可以敞开使用了。
    撒了自制的鼠药之后，刘五接连几天检查效果。没找到死鼠，撒在地里的麦粒也不见减少，新刨的鼠坑却与日俱增。


    刘五斗鼠（下）
    自制鼠药彻底失败，刘五又想到了鼠夹子。以前在家里用夹子逮过老鼠，效果不好。刘五家仓房里老鼠极多，把鼠夹子支在仓房的硬土地上，撒一层土盖了，只露出饵料。隔两天看看，夹子，饵料都原封未动，周围却满是鼠爪印，仓里的粮食也照旧被老鼠偷吃。

    这次情急无奈，刘五还是借来两盘鼠夹子试试。傍晚时候在花生垄里下好鼠夹，饵料是抹了香油的陈年花生果。刘五怕老鼠不死反把鼠夹子给带跑，特意在旁边钉个小木撅，用细绳把夹子栓了。第二天早晨出工，顺路来看。嘿！两个鼠夹子都翻了！每盘都夹一只半尺长的死田鼠。战果来之不易，刘五蹲着仔细研究了一番，原来这田鼠与家鼠外表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尾巴短一些，不过智商看来却跟家鼠差远了，还没有跟人斗心眼儿的经验呢。

    下一步就该扩大战果了。集市上有卖老鼠夹子的，五角钱一盘，刘五舍不得花这个钱，自己动手来做。刘五本来上学极笨，接连上了三个一年级，也就不再去学校了。上学不开窍，手头儿却极巧，别的孩子玩什么玩具，他看上几眼，摆弄几下，就能自己仿做出来。鼠夹子的结构刘五早已熟悉，找来八号粗铁丝弯成架子；用细钢丝盘了弹簧；绑了细竹条做成引发机关，吃顿饭的工夫，一盘鼠夹子就做成了，掰开引发一下试试，与买的竟不差分毫。想到在和花生地里的老鼠抢时间，刘五不敢怠慢，一气做了十盘鼠夹，带了条三丈长的细麻绳，来到地里。鼠夹子都绑在麻绳上，上了饵料，顺着花生垄下好。

    第二天早晨，刘五早早来到花生地，顺花生垄隐隐约约一看，鼠夹子好象都翻了，还夹着老鼠呢。刘五按捺住心口的冲动，牵着麻绳往外拉，哈哈，一长串的死老鼠！一溜九个，有被夹住头的，有被拦腰拍住的。剩下的一盘夹子也合上了，饵料也没有了，怕是遇到了老鼠中的高手。刘五把死鼠卸下来，鼠夹子上饵料，换个花生垄重新安放好。此后每天早晨，刘五都来到这块花生地检查鼠夹子，每天都有七、八个老鼠的收获，甚至有“十全十美”的时候。死鼠都扔到道旁个二尺来深的坑里，一个多月过去，竟攒了半坑之多。
    花生结果是在根上自浅而深，一层一层地结，最早结的果在浅层土，以后越结越深。到秋天刨花生时，刘五发现，浅层的花生果差不多被田鼠吃光了，后来的深层果却保住了。这半亩花生收获了一百五十多斤，卖了六十二块钱，这是刘五家一笔不小的收入。

    养鸡 (上）
    这一带几乎家家养鸡，或三、五只、或十几只。
    鸡窝一般垒在院子里的向阳背风处，用旧砖头砌成，四尺见方大小。窝门宽、高都正好一块砖长短，鸡入窝以后，四块砖正好堵住窝门。鸡窝里一尺来高处砌着几根木棍，炉篦子一般，鸡入窝后，就栖息在这木棍上。
    每天早晨，主妇起床，端出尿盆泼进猪圈，尿盆顺手放在鸡窝旁，抽开堵鸡窝的砖块，把鸡放出来。倒尿盆、撒鸡，这是早晨起来第一件必修的功课；晚上临睡前，堵了鸡窝、拿了尿盆，一天的活计才算最后结束。
    鸡出窝后，就在大街上、附近人家的院子里自由觅食。要下蛋了，自动跑回家，卧进专门下蛋的小窝里。下蛋的窝一般搭在窗台上，刚刚能容下一只母鸡。窝里铺了干草，放着一、两个鸡蛋，名曰“引蛋”。那母鸡看见窝里已经有蛋，就会放心大胆地钻进来继续下。有精细人家，打鸡蛋时在一端用筷子戳个小口，把蛋黄、蛋清搅着倒出来，然后把蛋壳里灌满沙土，用纸片糊住小口，做成假鸡蛋，放在下蛋的窝里，代替真蛋欺骗母鸡。
    有些母鸡在窝里卧了还不放心，一会儿出来转转，看看没异常情况，又卧了回去，反复几次，有时连偷眼旁观的主人也等急了。最后憋不住时，母鸡才弓起身子使劲，脖子上翎毛炸起，冠子憋得通红。终于，鸡蛋下了出来，人和鸡才同时松了口气。母鸡钻出鸡窝，报功一般“嘎嘎嗒！嘎嘎嗒！”叫个没完。慷慨一些的老太太会捏出几粒玉米，将它犒赏一番。
    也有那缺心少肺的母鸡，随便找个地方就下蛋，或是柴草堆里，或是别人家的下蛋鸡窝，这叫“丢蛋”。邻里之间，为母鸡丢蛋引起的纠纷极多。时间长了，哪只母鸡丢蛋，老太太们都会用心记住，早晨撒鸡时堵住它，抱在怀里，把食指伸进鸡屁眼，若是能摸索到一块光滑的硬东西，就是尚未出世的鸡蛋。老太太会专门留意这只鸡，一旦发现它跑出自家院子，赶紧轰回来，直到把这枚蛋下在了自家，才算作罢。
    这种散养的母鸡多是传统品种，一年中产蛋只在春秋两季，一般两天或三天下一个蛋，多年的老母鸡，也有四、五天下一个蛋的，极少有一天下一个蛋的母鸡。好在散养不需要喂多少饲料，春、夏、秋三季，基本不用特意喂食，每天在鸡食盆里加些刷锅水即可。那鸡群整天刨粪堆、刨土坑找虫子，刨柴草堆找落下的粮食、草籽。住在村口的人家更是得天独厚，庄稼地里，鸡的食物极为丰富。只有到了冬季，尽心的主妇们，才拿些碾米剩的米糠、磨面剩的麸皮，用水拌了喂鸡。
    主妇对自家养的鸡如同对孩子一般熟悉，对每只鸡的习性了如指掌，有的还给鸡起了名字，“大黑”、“芦花”、“傻黄”等等。有的鸡喜欢偷嘴吃，看屋里没人偷偷溜进来，叼起块饽饽就跑，甚至会从小孩子手里抢饽饽吃；有的鸡仁义、老实，喂食的时候挤不到前边争抢，只能等细心的主人额外照顾。
    每到傍晚，上年纪的主妇要在鸡窝前查点，看鸡是否都回家了，若发现少了一、两只，会满街吆喝着寻找。也有痞子偷宰别人家的鸡吃。丢鸡的主妇心疼难忍，会在家门口高声叫骂好几天。


    
    
    养鸡 （下）
    每年春季，街上常有卖雏鸡的小贩过来，用自行车驮了一层层的竹篓子。这竹篓子直径有四尺左右，高约八寸，象笼屉一般一层层摞得老高，里面装满了嫩黄的小雏鸡， 唧唧喳喳叫成一片。主妇们听见吆喝，纷纷从家里出来，掀开篓子看鸡，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把价格说好了，大家一齐下手挑选小鸡。小公鸡、小母鸡都在一起混着，买小鸡的妇女们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公，哪个是母，乱挑一气。卖雏鸡的小贩大概能看出公母，却在一旁笑着，不肯表态。
    小鸡买回家，或十只，或二十只，也要在苇席篓子里喂养。如果买得早，天气还冷，要把鸡篓子放在炕上保温，天气晴好的日子，端出去晒晒太阳。刚买回来的一个多月里，要用水泡透的小米喂养。这时的小鸡最好看，绒球一般滚来滚去，极得孩子们喜欢。趁大人不在，偷偷抓出一只，托在手上玩耍，小鸡的嫩嘴儿啄在手上，又疼又痒。
    也有人家自己孵化小鸡。每年春季，总有一些母鸡“扎窝”：不肯下蛋，却整天卧在下蛋的鸡窝里不出来，鸡冠子通红。把它从窝里掏出来，不一会儿，又钻了回去，如此持之以恒地向主人表达它想作母亲的愿望。这时，把它抓到铺了干草的篓子里，干草里放二、三十个鸡蛋，这母鸡就一天24个小时卧在篓子里孵蛋。这蛋必须是受精过的，凡养有公鸡的人家的鸡蛋，大体就能用。若家里没有养公鸡，就要拿了自家的鸡蛋，到有公鸡的人家去换。
    孵小鸡的母鸡极为尽责，除了每天进食、排泄粪便之外，从不离开孵化篓子，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不知道是哪个母鸡下出来的蛋。一天里还要几次用爪子翻动鸡蛋，名曰“倒蛋”，为的是鸡蛋受热均匀。现在的自动孵化设备，都设计了这种“倒蛋”功能。整整21天，鸡蛋开始破壳，里面的小鸡用嘴啄开蛋壳，挣扎着钻了出来。刚出壳的小鸡眼睛还闭着，湿湿的绒毛紧贴在身上，用不了半天时间，绒毛干了，眼睛睁开了，就会满地跑了。
    自家母鸡孵化出来的小鸡容易喂养。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母鸡一刻不离地领着小鸡觅食、玩耍，哪个小鸡单独跑远了，母鸡扬起脖子，“哏哏”把它唤回来。若有人或动物走近了小鸡，母鸡会炸起翅膀，嘴里“哽哽”地叫着，摆出决斗的架势，直到外来的威胁消除。天还未完全黑下来，母鸡就进了篓子，张开翅膀，让所有的小鸡都钻到它的翅膀下面，在它的庇护下，一窝小鸡安然进入梦乡。小鸡长到一个多月，开始长出翎毛。小公鸡的翅膀上、尾巴上开始长出漂亮的翎羽，鸡冠子明显大了、红了，每到黎明，开始哑着嗓子学打鸣。长到两个来月，晚上就归入成年鸡的鸡窝。开始几天，还要主人慢慢把它们赶进鸡窝，也有一、两只无论如何不肯自行进窝，最后只得把它抓了进去。几天过去，就养成了习惯，每天傍晚，这些幼鸡就会跟成年鸡一样，自动钻进了鸡窝。从此，主人不再单独照料它们，孵化它们的母鸡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恢复觅食、下蛋的生活了。
    每年中秋节前后，街上就来了收购公鸡的小贩。小贩带有专门罩鸡的网子，与主人谈妥了价格，悄悄走近鸡群，猛地一罩，要捉的公鸡就准确的网住了。用细绳绑了双腿，过秤，付钱。一般年头五角钱左右一斤，一只公鸡能卖一块来钱。
    每户人家都要留一只雄壮的公鸡，作种鸡兼报晓。那时的村子里，每到黎明，家家响起公鸡悠扬的啼叫，一声声传入夜空，送入人们的梦乡。鸡叫三遍，天差不多就亮了。勤劳的人家，鸡叫过头遍，就穿衣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浇地 (上)
    冀中平原上人家，给庄稼浇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以前没有这个传统，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种庄稼完全是靠天收，春天下了透雨，抓紧播种；夏天，看看要下雨了，抓紧栽晚红薯。久旱不雨，地里的庄稼都打了蔫。半尺来高的玉米小苗，叶子合上，拧成绳子一般，颜色也成了灰色。若弄来一碗水，浇在根部，干土“吱吱”响着把水吸进去，眼看着叶子就一点点张开，挺直了，颜色变绿。偶尔看到西北天边上来一股黑云，众人翘首以望，直到黑云偏过头顶，溜到东边去了，只听了一阵隐隐的雷声。人们泄了气，揉揉发酸的脖子，骂几声娘。
    也有人组织祈雨。为求得老天怜悯，参加祈雨的人必须是寡妇和孩子，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寡妇们每人拿一笤帚，孩子们头戴柳条编的草环，一群人来到村边干涸的大坑里，还有很多人跟出来看热闹。寡妇们做出扫地的样子，嘴里嘟哝着：“天灵灵，地灵灵，十二个寡妇来扫坑，老天爷，可怜咱，把雨下得沟满壕也平！”孩子们跟在后面，嘴里“呜哇、呜哇”的学青蛙叫唤。却也难免同时打闹嬉笑，缺少了寡妇们的虔诚。
    菜园子里的蔬菜不耐旱，必须用井水来浇，菜园子里都有大口砖井，井口直径约有四尺，且越往下直径越大，到井底要有六、七尺。在吃集体食堂的两、三年里，集体统一种菜园子，在砖井上装了铁制的水车。水车套了牲口，转圈拉磨一般拉了水车上的齿轮转动，井水就源源不断的提上来。只可惜，当时的牲口比人还忙，后来只得换了人推，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推得动，效率尚不如祖祖辈辈使用的辘轳。这水车买配件、维修也都困难，因此时间不长，水车就又换成了辘轳。
    大旱时节，不论黑天白日，井口的辘轳一刻不停，集体食堂解散之后，菜地就都分到了户，家家都要种几畦普通蔬菜，各家用井浇菜要提前排队。一个生产小队里，只有四、五架辘轳，分别属于几户人家，没有的人家，要借了来用。辘轳只要安在了井上，一般不再换，大家接续着使用，但要事先跟辘轳主人打声招呼，以示领人情。只有轮到也有辘轳的人家浇菜了，才搬来自家的辘轳，换下原来的。水斗子轻便，易损坏，一般各家都自备。
    一家的菜园浇完了，要跟等在一旁的下一家交代清楚排队的顺序、交割好辘轳等工具，还要回村通知再下一家。接到通知的人家，不管是什么时辰，背了水斗子，拿了铁锨就到菜园子里候着。等候的时间，一般也会帮忙摇上一阵辘轳，替换下疲劳的乡邻歇口气、抽支烟。
    辘轳大多是木制的三脚架，使用时架在井口上，上端有木轴；轴上穿了约直径八寸、长二尺的绞盘，绞盘俗称辘轳头；辘轳头上装弯了的木棍摇把，名曰辘轳把。绞盘拴长绳，长绳的另一端拴水斗子。水斗子是半球体，直径约一尺半，荆条编成，工艺与编笸箩、簸箕相似，是以去皮荆条为经，细绳做纬，编结而成。后来又有了黑铁皮或白铁皮敲成的水斗子。水斗子上口装木棍横梁，梁上有大铁环，绳子就拴在铁环上。
    摇辘轳的人，弯腰撅臀，双手握辘轳把，一圈一圈的用力摇。辘轳头上绞了绳子，慢慢把盛满水的水斗子绞上来。水面两丈来深，绳子在辘轳头上绞到八、九圈，水斗子就上来了。在水斗子下底刚出井口时停住，右手继续攥住辘轳把，腾出左手，抓住水斗子横梁上的铁环，巧劲一拉，右手同时略松绳子，水斗子就倒在井沿特备的草垫子上，水“哗”的一声倒尽了。水倒在紧挨井口的池子里，顺着垄沟流向菜畦。摇辘轳人，右手轻摇一下，空斗子回到井口，左手五指并拢按在辘轳头上，松了右手，辘轳头“咕噜噜”一阵急响，空斗子瞬时滑到井底。左手与辘轳头的摩擦力，控制着水斗子下落的速度。斗子轻，横梁重，水斗子到水面自动翻倒，“咕咚”一声就打满了水。
    只有下放水斗子这段时间，摇辘轳之人最轻松，挺直了腰，抬起了头，松一口气。只可惜这时间太短了一些。有技术特纯熟之人，水斗子摇上来后，不用手拉，却抬起左脚，顺势轻轻一拨，就把水倒在池子里了。那动作简直舞蹈一般，潇洒之极，让人看了眼热。
    摇辘轳浇园，一般要两个人。一个壮劳力摇辘轳打水，一个孩子或妇女拿了铁锨改畦口、看垄沟。男孩子若到十来岁，也会摇会儿辘轳，换下父兄歇歇，自己也在父兄指点下学学手艺。没有成年男人的家庭，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也就站在了菜园的井口，象模象样的摇起辘轳。乡亲们看在眼里，就知道这个家庭开始有顶门立户的男人了。

    
    
    浇地 (下)
    1965年春天，刘庄大队在地里打了第一眼机井，买来八马力柴油机，开始抽水浇小麦。全村的大人、孩子纷纷跑到机井旁边看热闹。
    机手是本村人，原来在县城的农机站工作过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回了家。现在满手油污，给柴油机加水加油，不停地摆弄。用手把柴油机“呼呼”的摇一阵，歇一歇，再摇一阵，柴油机没动静；用铁丝挑了蘸柴油的棉丝，点着火，靠在摘了铁帽子的进气口处，换个身体壮实的小伙子再摇一阵，柴油机还是没有动静。最后，找来长绳子，绕在柴油机的轮子上，五、六个年轻人拉了绳子一头，听一声口令，拉了就跑，柴油机“突、突”冒了几股黑烟，惊天动地响起来，众人大喜。挂上传动皮带，水泵跟着飞转起来，一股粗水柱突然从胶皮管子里冒出来，人们新奇的围上来，洗手、洗脸，用手拘起一捧水喝两口，竟又软又甜。机手用破布擦着手，大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脸上满是自得。
    人们开始用这机井水浇庄稼。施了化肥、浇了机井水的小麦，竟不到十天就能显出优势：叶片黑绿，茎杆开始粗壮。人们尝到了甜头。
    第二年又打了一眼机井，之后，几乎每年都要打两眼。成方连片的平整地块，差不多都能浇上机井水了。后来又陆续安了变压器，拉上了电线，电动机替换下柴油机。
    那时，机井由大队的电工组统一管理，统一配置水泵、电机，统一维修。八个生产小队轮流使用，费用由小队分摊，一个月结一次帐。小队浇地要先跟大队申请、排队，大旱时节，几个小队为争用机井，经常发生纠纷；机井、水泵、电机都是老伙里的，谁使用起来也不大经心在意，维护、修理更不及时，故障经常发生。因此，浇地的效率极低，费用却很高，各小队都不满意，大队却是费力不讨好。
    1974年，全大队重新调整了地块，每个小队原来的十几块地，合并成三、四块。机井随地块分到了小队，水泵、电动机也分了。各小队在井少的地块又新打了机井，补充添置了水泵、电动机。这套设施都成了一家的，出了毛病要自家掏钱修理，各小队都各自精心维护，备加爱惜。
    地块在播种翻耕之前，一般要先洇一遍，这样出苗更全更壮；小麦一般要浇上两、三水，亩产达到了三、四百斤。日常的农活之中，浇地成为重要的一项，在天旱季节，小队里要时常开两眼机井浇地。
    一般浇地的劳力分作两班，轮换着吃饭、休息，水泵白天黑夜不停地出水。每班三个人，一名机手，负责维护机、泵，两个人负责看垄沟、改畦口。
    这个时期用电极紧张，停电的时间比有电的时间长，后来新打的机井也没有架上电线，因此，浇地又主要用上了柴油机，这时的柴油机已经升级成12马力的，多是宁晋县生产的X195型，动力大了许多，但还是经常出毛病。小队的机手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一上来就直接操作，用不了几个月，也就熟练了。电动机皮实，不需要专门维护，用它浇地，合上电闸就出水。柴油机就复杂多了，每天要检查两次机油，加两次柴油，每隔两个小时加一次冷却水，听到有异常声音要立即停机检查。因此需要一名机手时刻守侯在一旁。不过，只要机子不出毛病，机手还是很轻闲的。离机井十几米的地方，铺个草苫子，晚上可以睡会儿觉。机手守着柴油机睡觉有特点，你若大声叫他，甚至用脚踢他，也许叫不醒、踢不醒，但你只要把柴油机一停，他“忽”地就坐起来——醒了。
    看垄沟、改畦口的两个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有的地块离机井有七、八百米远，垄沟经常溢水，需要反复巡视，晚上还要拎了桅灯，或拿了手电筒照亮。改畦口的人，要注意畦间是否跑水。只是时间久了，也难免懈怠。
    离机井近的地块，或地势低洼、垄沟不憋水的地块，就不必时时巡视，可以多歇会儿。有时上游开了口子，没及时发现，看见垄沟里断了水，才赶紧跑去堵上。夜班更难熬，白天歇班时，在自留地干活玩儿了半天命，到夜里又累又困。尤其是到了后半夜，只要一闲下来，眼皮就睁不开了。从把畦口改开到灌满畦，要有一段时间，便坐在地上打个盹，往往这一个盹就睡过去了，等醒来已是一塌糊涂。有高人想了高招，新改开一个畦口，便走到畦的另一头躺下睡觉。身子躺在畦外，却把一只光脚伸在畦里，等水流到了畦这头，凉水泡了脚，一激灵马上醒了，赶紧跑回去，再改开一个畦口。有年轻人也学着来，只是睡觉太死，凉水泡了脚却没有醒，直到畦里的水漫出来，把整个人都泡了，才醒过来，不过已经成了泥猴。
    回乡的资本家 （上）

    南刘庄新添了一户人家，是从北京回乡的王承业一家。据说王成业的父亲早年去的北京，最初作小买卖，并在北京娶妻生子，后来买卖作大了，又开了一家织布工厂，生意甚是红火；王承业大学毕业，接手了父亲的工厂，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却也坚持了下来，还略有发展。只是后来公私合营，厂子归了国家，王承业被定为资本家，留在工厂里当了一名普通职员。

    王承业一家与乡亲们以前并无来往，年轻人大多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一个资本家老乡。刘庄在北京工作的人不算少，仅解放前后的几年，就有二、三十名小伙子跑到北京当织布工人，后来大多在北京落户；这些人逢年过节大多要回老家探望父母，乡亲们有事到了北京，舍不得住旅馆，大多投奔他们，这些人也大都热情接待。只有王承业一家，老家早就没了亲人，多年不曾回来；早年只顾作生意，又怕穷乡亲叨扰，对来家的乡亲不冷不热，慢慢就很少再有人登门。后来败了家业，更断了跟乡亲们的来往。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承业还挨了批斗，这次全家竟被遣返回原籍，陌生的家乡还是接纳了他们。

    此时王承业夫妻已经五十多岁，带了一双儿女回乡，儿子十八、九岁，女儿还略小些。被安置在第五生产队，时值初冬季节，队里按上级要求，为他找了一所旧房子，还分配了口粮、柴火。王承业与儿子下地参加劳动，媳妇在家操持家务，小女儿插在村里的初中班读书，一家人便草草安顿了下来。

    王承业一家初到村里，面对陌生的乡亲，陌生的环境，自是处处小心。王承业见人点头哈腰，一字一顿的学着老家人的口音打招呼：“吃－咧－呗（平声）－？”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王承业与儿子出工下地，干活极卖力气，推小车平整土地，尽管刚开始歪歪扭扭，短不了翻车，却也不肯让人替换，推熟练了，车上装的土比别人都多；用铁锨装车，弯腰铲土，半天不肯直腰。别人干活，大多要找巧耍滑，干几下歇一会儿，一边干活一边逗嘴打趣，心思全没在干活上。相比之下，王承业父子更显积极，因此极得队长欢心。只是初做庄稼活的王家父子，每天劳作过后身体的痛楚，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王承业尽量打扮的与乡亲们接近，穿一身打补丁的黑布棉衣、黑布棉鞋；在地里干活冷了，随手找一截山药蔓，系在棉袄外面，以截住凉风灌进去；也学村里人的样子，不干活的时候，把两个棉袄袖口对接，双手交叉藏进去，耸肩缩颈。但无论如何努力，差别哪里会一时消除？近处看他，衣服虽是旧布做的，但毕竟都是“洋布”，站在穿土布棉衣的人群里，还是两样；尤其是秃头上戴的一副近视眼镜，镜片如瓶子底一般，镜腿儿上还拴一截细绳套在脑后，极为显眼；一口顽固的京腔，努力夹杂了些土语单词，更有特色。干活中间休息，男人们卷旱烟抽，大多把烟口袋装在棉袄兜里，伸进手去，捏出一撮烟末，放在纸条上卷了抽；王承业却把烟口袋，纸条等都掏出来放地上，招呼人们过来尝尝，几个蹭烟无门的人自然不肯客气，其他人也偶尔过来卷一只；王承业装一口袋烟末，半天就抽个精光。王承业虽不肯与众人笑骂、戏谑，却喜欢给人们讲些各地的风土人情，他年轻时大概走过很多地方。这些尚未走出过家门的年轻人很感新奇。

    王承业的儿子名叫王卫东，他们家人也偶尔叫他“学斌”，人们后来才得知，他是临回老家才改的名字。此人远不如他父亲活泛，下地闷头干活，休息时独自坐了，一双黄眼珠子瞪着天空发呆；但还是听了父亲的指点，走路碰到年岁大的乡亲，陪上笑脸叫“叔、伯”，主动打招呼，遇有哪家有大小事情，也主动上前帮忙，且干活极卖力气。乡亲们对王承业一家慢慢有了好感。

    第二年一开春，队里给王承业家在村西口划了三分宅基地，也同其他社员一样一分钱不收。有本族的远房亲属，张罗着给他买了一万块红砖，十二根榆木檩条，花钱雇人打了一万多块碡坯，还买了竹竿、苇箔等盖房的一应物料。队里停工两天，队长等人管事，全队的社员帮忙，三间红砖北房就盖起来了，总共花了不到两千块钱。之后，王承业一家或求人，或自家下手，陆续抹了里子，用盖房剩下的砖头、土坯，在东西两间里屋都盘上土炕，外屋垒上锅台，院里垒了厕所；等秋后屋子干透了，王承业一家就搬进了自己的新居，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农民生活。

    生产队在村边的零散地里，给王承业家划分了一亩多自留地，二分多菜园。这一来王家父子更有了用武之地，参加集体出工之余，整个“卖”在了自留地里。夏天的中午，别人都在家午休，父子二人还顶着烈日在自留地忙活，那份辛苦，连一辈子务农的人都难以承受。

    王家父子最初种庄稼种菜是处处跟别人学，看到别人家种什么作物，也跟着种什么，看人家施肥，跟着施肥，看人家浇水跟着浇水。只是处处留心，还买来科学种田的小册子，对照研究，一年下来，便有了自己的小九九。

    先是找到种了小麦优良品种的人家，用自家的普通小麦，换回当时为数极少的优良小麦做种子，每斤多给人家二两作补偿 ，因此避免了经常出现的小麦倒伏。人们使用的庄稼优良品种，大多是相互串换而来，还没有花钱买的习惯，也无人计较差价，反正优良品种也是粮食，也要磨成面粉吃了，换给别人作种子，自己也没吃亏，还送个人情，何况自己的良种也是等量换回来的。每斤多给二两的先例，竟是王承业开创的。

    化肥都是按计划分配到生产队，个人极不容易买到；队里偶尔分给社员一点，也远远不能满足种自留地的需要。人们千方百计搜寻能替代化肥的精肥，棉籽饼、榨出香油后的芝麻渣，还有熬盐的副产品——盐卤，都买来作肥料。王承业也不例外，这几种肥料都用过，相比之下，盐卤的效果最好，效力与化肥不相上下，只是这东西产量很少，也不容易买到。

    此地有熬盐的传统，老房子的墙根下面，多会泛起一层盐土，把它刮起来，装入池子用水淋过，把淋下来的水上大锅熬，待水少之后，锅底便出现结晶，这便是可以吃的盐。锅内剩下的汤汁即为盐卤，盐卤冷却之后，还可以继续析出结晶，这结晶就是配制黑火药的火硝。盐卤有毒，可至人死命，电影《白毛女》中，杨白老自杀，就是喝的盐卤；但少量盐卤点入豆汁，可使豆汁凝成豆腐；盐卤点制的豆腐，鲜嫩可口，远比如今石膏点制的豆腐好吃许多，只是不知道如今还能找到盐卤否？盐的产量高，销量大，是熬制的主产品，盐卤、火硝则是副产品。为区别于海盐，人们将当地熬制的盐呼之为：“小盐”，其味虽不如海盐浓烈，但价格便宜，早年在当地人家食用极为普遍。因此有种地之余大量熬盐出售的“专业户”，也有自熬自用普通农户。

    言归正传。王承业发现盐卤的肥效极好，但苦于难以大量购买，自己熬制又没有经验，用心琢磨之后，便试着刮了一小推车盐土，直接撒在了麦田，之后浇水。不到十天，奇迹出现了，撒上盐土的那畦麦苗格外的油黑。王承业大喜过望，叫上儿子，早晨早早起来，推小车在街上刮盐土，这东西遍地都有，一个早晨可刮满满一小车，用了十几天，把自留地的麦田统统撒上了盐土。那一年，王承业自留地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脱粒后过秤，亩产达到了八百斤，比大量使用化肥的麦田，产量一点也不低。庄稼人最看重实效，见王承业获得成功，大家纷纷效仿，也刮盐土作肥料，少有人再花钱买细肥。这也算是王承业对乡亲们的一大贡献。但此后王承业家种的庄稼、蔬菜，长势总是数一数二。

    王承业家的房子西边，是一个极大极深的无主大坑，是乡亲们挖土使用的场地。王承业父子，每天利用睡前饭后的时间，用筐头背坑里的土，扩垫院子。从最低处开始，垫一层土，用打碡坯的石夯砸实一层，一层层慢慢垫上来。一年多时间里，每天垫土不止，功夫不负有心人，竟在院子西边，又扩出能盖三间房的地基。还在外边的斜坡上，栽上密密的柳树，以保护土坡不被雨水冲刷。之后又置办了打碡坯的模具，父子俩在坑里打了碡坯，买来木料、门窗等物，也不再求人，一家四口下手，和泥垒墙，几天时间，竟又盖起来两间土坯房子，用作仓库，夏天还可以兼作厨房。

    王承业父子把心思、力气都用在了自家小日子之后，从事集体劳动便松懈了许多，也渐渐学会了找巧耍滑省力气。只是他比别人聪明，有队长在场，还是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有乡亲们盖房、脱坯之类事情，也不再全力以赴，只去一个人帮一天忙，大面上能过去即可。乡亲们此时才看出来，这家人毕竟与普通农民不一样，这才是当资本家的材料。
    回乡的资本家 （下）

    王承业的妻子，人们习惯称她卫东妈，瘦高个子，面白少皱，总穿一身灰蓝色旧布衣服，却整洁可体，五十多岁的年纪，看上去要年轻许多。平日少言寡语，举止缓慢。在街上遇到乡邻，堆起笑容打招呼，只是那笑容转脸即逝，眼里又透出一股冷峻。平日不大下地，只在家操持家务，屋里屋外总是收拾的整齐干净。也养了几只母鸡，产下的鸡蛋自给自足；王承业几次提议再养两头猪，她却嫌脏不肯答应。

    村里的妇人们有串门的习惯，多是几个妇人聚在一处，做着针线活说些东家长西家短。卫东妈没事从不到别人家去，起初也有妇人到她家串门，卫东妈让座倒水，寒暄几句之后，下面的话就少了，客气归客气，但总让人难以亲近，以后串门的人就渐渐稀少；但偶尔有邻居来借东西，卫东妈倒也提供，有人求她剪个鞋样之类小事，她也积极相助；只是不肯与人交流心事。

    她们自己一家人之间，闲话亦不多，各干各的事情。卫东妈与丈夫也偶尔怄气打架。村里人夫妻打架，极为热闹，高声脏骂的多，真正动手打的少，往往那妻子见势不妙，先跑到街上，跳起脚扯着嗓子叫骂，等男人追出来，街坊邻居也赶到了，人们自然拦住男人，女人越发叫骂的起劲，招来一街筒子人看热闹，男人却也无奈。王承业夫妻打架，多是无声无息的打，邻居们很少听到；两人从不骂脏口，压低声音互相挖苦，用最恶毒的语言揭对方的短处，再不解气了，便滚在一起厮打，“吭哧、吭哧”的揪头发拧肉，也不肯叫出声来。卫东兄妹更怪，每见父母打架，并不劝阻，冷眼旁观，再就是躲到外面去，任由二人折腾。卫东妈对付王承业有一绝招，动手先扯掉对方的眼镜，再与之对打，这自然会占很多便宜；王承业丢了眼镜就如同瞎子一般，吃过几次亏，便也摸索出对策：只要揪住了对方就不再撒手，滚成一团，也就弥补了眼睛不好使的劣势。

    有一次，二人正在院子里滚打，被门口路过的邻居看见，自然要进来劝开；之后拉着王承业往外走：“事儿到这里就算完了，你到我家坐会儿”，王承业却瞪着眼不肯走，说：“事儿是完了，可我的眼镜呢？”邻居顿悟，忙帮他在地上找到眼镜。后来，“事儿是完了，我的眼镜呢？”这句话成了人们耍逗王承业的“话把”。

    卫东年岁一天天大起来，已经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尽管嘴里不说，这却成了卫东妈的一块心病。村里的年轻人自由恋爱的少，多是当娘的出面，托人给儿子说媳妇，卫东妈一来没有合适的目标，二来也拉不下脸来求人，看着队里几十条齐刷刷光棍，想着自家这资本家的成分，那一张脸越发阴沉了；王承业毕竟有些阅历，给儿女在农村找对象还不太甘心，因此还沉得住气。

    卫东整天跟青年男女们一起干活，虽然很少与人打逗说笑，那眼的余光却短不了在姑娘们身上扫过，心头难免涌起一股躁动。时间久了，眼光慢慢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这是本生产队的一位姑娘，长的还端正，也聪明能干，家庭是富农成分，按说也算门当户对。卫东几次找机会试探，姑娘却没有接茬，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不知道是情窦未开，还是根本看不上卫东，卫东也就没胆量进一步追求。但干活只要有这姑娘在场，卫东便心情舒畅，动作轻快；没有她在，就提不起精神来。后来姑娘投奔了西北一个城市里的亲戚，并在那里找了婆家。这段隐情便成了卫东深藏在心底的秘密，此后性格更加孤僻，整天没有一句话，脸上难得有笑容，慢慢连自留地的活也懒怠做了。

    卫东的妹妹王向阳，在村里的初中念了两年书，没再继续上高中，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此时已经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卫东的媳妇没有影子，向阳的追求者却大有人在，村里几个不安分的小伙子，总是围着向阳转，甚至有人找到家里来献殷勤，只是向阳正眼也不睬这些人。原来向阳已经有了心仪的人，此人在村里当青年团书记，有些文化，人也长得精神，只是家庭出身贫农，政治上要求上进，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向阳认准了这个人，便不管不顾，大胆追求，团书记喜欢看小说，向阳便向他借书看，看完之后，借还书的机会，同他讨论书中的内容；还学队里姑娘们的手艺，缀了花鞋垫送他；一来二去，团书记也有了意思，二人逐渐热了起来。

    向阳陷于热恋之中，一有机会便去找团书记，二人频频幽会，一时闹得村里议论纷纷。团书记的父母知道了这事，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暗地里却没少作团书记的工作。他们对向阳本人还满意，只是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结婚之后肯定要影响团书记的前途，就连以后的孩子大了，上学、当兵都困难。其实这个后果团书记本人比谁都清楚，只是被向阳的魅力迷住难以自拔了。

    这年冬天，公社武装部开始征兵，村支书开会回来，在村里开会布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了团书记的父亲，团书记的父亲当即表示，一定要让儿子报名参军。回家后与老伴一商量，夫妻俩就开始动员团书记报名，团书记虽然舍不得向阳，但难得有这个脱离农村的机会，很是犹豫。当时，当兵是农村青年除被推荐上大学之外的唯一出路，出身好的小伙子们都打破脑袋争着去，但团书记只要肯去，把握自然比别人大的多，村支书主动通报消息的态度也暗示了这一点。最后，脱离农村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团书记也没同向阳商量，就报了名。向阳知道以后，在家偷偷的哭泣了两场，从此不肯再与团书记见面。之后是体检、填表、外调、政审，团书记一路绿灯走下来，到元旦前夕，入伍通知书就拿到了手里。当时的政审非常严格，只要社会关系中有富农以上成分的家庭，都会被审下来。只是这社会关系还不包括恋人，农村的习惯，只有换了四色礼才算订婚，才算未婚夫妻，双方才有一定的权力义务关系。

    当兵走之前，团书记数次找向阳，向阳避而不见，最后一次还是见了面。二人抹了一阵眼泪，还是向阳压住悲痛，说了几句“青年人应该有志气，出去后要干出一番事业”等勉励的话，团书记唯有拉着向阳的手，连说对不起而已。

    团书记参军一走，三年没有回家，后来提了干部，经人介绍，娶了本县棉丝厂的一名女工，其人相貌、才华远不如向阳。再后来转业回本县，安置在一个不错的科局任副局长。这都是后话。

    却说向阳在团书记走后，整天神情呆滞，见人不说话，饭熟了端碗就吃，下地干活，常把禾苗当草锄掉。几个月之后，王卫东把向阳送回北京，投奔了娘舅。听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竟有消息说向阳得了精神病。

    王承业家里剩下三口人，日子一天重复一天的过下去。村里原本有几个北京下来的知青，原籍都是本村，几年之后，几个人都陆续离开了村子，有的在县城参加了工作，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直接回北京安排了工作。卫东自是眼热，只是自家的出身决定了前途，眼前全无一点出路，在村里当一辈子农民，连找到媳妇的希望都渺茫。因此全没了前两年过日子的精神气，每天听到敲钟便下地出工，收工后蹲在家里发呆，看着父亲在自留地忙活，也不肯帮手，旱烟抽的比父亲还凶，每到人前，浓烈的烟油味直扑别人鼻孔。

    1976年的夏天，队里办了织罗底的副业摊子，队长去北京采购原料，认为王承业在北京熟悉，便叫他一块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王承业却让卫东替他去了。几天之后，队长押着拉原料的卡车回来了，卫东却没有回来。队长给王承业捎话，说卫东想在北京多住几天，看看妹妹向阳，王承业也没在意。又过两天，村支书找到王承业，说公社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卫东在北京出了点事儿，让王承业马上到北京去一趟，到了那里直接找崇文分局。王承业不敢耽搁，第二天一早，就让人骑自行车送他到县城，然后一个人坐班车去了北京。

    让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王承业竟抱着卫东的骨灰盒回来了。据他说，卫东是在几天之前，在北京一个旅馆里上吊自杀的。此时离后来震惊世界的伟人去世只有几天时间，卫东没有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人们无论如何猜测不出卫东自杀的原因，这成了永久的一个谜。

    又过了两年，王承业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单位，给他落实了政策，让王承业夫妻回北京定居，还补发了几千块钱的工资。王承业草草卖掉了房子、家具，夫妻二人只带几个箱子走了。从此就再没回来。

    王承业的一个本家，花几百块钱买下了王承业在村里的房子，老两口在这屋子一直住到去世，之后，房子就一直闲置，现已残破不堪。有老人同孩子在房前走过，老人对孩子讲，有个资本家曾经在这里住过。这残破的房子，成了王承业一家在村里生活十年，留下的唯一痕迹。
    走亲戚

    每到走亲戚的时节，村外大道上常走动着挎红包袱、带孩子的妇女，成为一道田园风景，地里耕作的男人们，远远就仰起脖子观看辨认。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还有去世的长辈们的忌日，是上坟烧纸的日子，出嫁的闺女们一般要回娘家上坟；年前要回娘家送年礼，大年初二还要回娘家拜年。娘家看闺女，一般是麦收、秋收过后，地里农活儿不多，囤里也有刚打下的粮食，老娘就要去看望出嫁的闺女了。
    农家结亲的半径不大，一般都在本村十里之内，步行最多半天时间。妇女孩子们早晨出发，中午在亲戚家吃顿饭，下午就能回家。那时走亲戚的礼物比较单调，大都是特意做的白面饽饽。种类单一，花色就要尽量弄得丰富一些：或以豇豆、红小豆、大枣熬成豆馅，蒸成豆包——这里人称作“馒头”；或用时令蔬菜掺些肉末做馅，包成包子。
    走亲戚最有特色的礼物是“花糕”，用裹了大枣的面团蒸成，形制恰如今日的生日蛋糕。手巧的妇女会在面团上捏出各种花样造型。看望新出嫁的闺女时，要面子人家会在做花糕上花大心思，特意请两个有这种手艺的妇女来家里制作。先把直径一尺左右的面团主体安放在笼屉内，用鸡蛋大小的面团，捏成鸟形、鱼形，乃至老虎、花卉等形状，甚至还配以面塑的山水。用竹签、木梳加工出细部线条，小豆安作鸟兽的眼睛，鸟翅膀上的羽毛、老虎身上的花纹，都可以做得惟妙惟肖。蒸熟出锅后，还要描上红、绿诸色，简直是件精美的艺术品，让人反复欣赏把玩，不忍掰开吃下肚子。
    蒸熟的面食颜色都稍发黄，出锅后要趁热用硫磺熏白：在炕上放一个高粱葶杆做的大盖帘，上面码了一层一层刚出锅的饽饽，中间放一个盛着几小块硫磺的小盘子。点着硫磺，就会冒起一层兰色的小火苗。扣上大笸箩，之后再用被子捂严实，一顿饭的工夫就熏好了。这种熏过的饽饽，表面雪白，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儿，那时人们条件反射，闻到硫磺味就会联想到大白馒头。馒头、包子不像花糕那么费心装饰，但也要点个大红点。这些面食统称“花饽饽”。
    那时食物短缺，娘家准备花饽饽是件大事。一次，队长母狗堂的老娘准备出门看闺女，蒸的花饽饽里有几个羊肉馅包子，出锅后才想起来馅里忘了放盐。思来想去，急中生智，用筷子把包子扎一个洞，灌进些盐水，伸进筷子略搅一搅，勉强凑合过去。闺女两口儿还没跟公婆分家，老太太因此提心吊胆，怕亲家吃出异样。事过之后，悄悄同闺女说起，母女大笑一场。
    走亲戚带的食品里，还有一种叫“咯咋”：白面团里放了盐，擀成极薄极薄的片，表面沾上芝麻，烙得酥脆，嚼在嘴里“嘎巴、嘎巴”响，奇香无比。还有“馓子”，是在面粉里加少许盐、糖揉成硬面团，擀成二寸来宽、半尺长的薄片，中间一刀刀切成条，四周还连在一起，炉箅子一般，下热油锅炸脆，口感略似天津的大麻花。
    食品准备完毕，装在一个特制的柳条笸箩里。这笸箩一般有一尺二见方，高七寸，里外涂了红漆。闺女出嫁，嫁妆里都有这样的笸箩。笸箩里的花饽饽必须装满，最好装得冒尖，有时花饽饽准备得少，自家的笸箩装不满，就要到邻居家借一个尺寸略小些的笸箩。闺女回娘家，娘家有嫂子、兄弟媳妇；老娘看闺女，闺女家有公婆，所以礼物要尽量体面些。笸箩装满，用红包袱皮严严实实包了，挎在胳膊上，带了孩子出门。
    家里来了亲戚，午饭要特意准备，但也就是烙白面饼，炒几个鸡蛋。若时间充裕，也有包顿饺子的。一般不会吃亲戚带来的花饽饽，那样会显得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吃饭时，一家大人、孩子都上桌，大人们边吃边说些过日子的闲话，孩子们却眼睛只盯着盘子里的炒鸡蛋，嘴巴一刻不停地忙活。
    走亲戚、家里来亲戚，都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或跟娘回姥姥家，或跟着奶奶到姑姑家，家里准备礼品时，得机会就能吃上一、两个花饽饽；走亲戚那天早上要洗脸，穿最新的衣裳，中午还可以敞开肚皮吃一顿白面饼炒鸡蛋。家中来亲戚，更是大喜事，除中午跟着大吃一顿外，亲戚带来的花饽饽还能断断续续吃上几天。当地人把来家的亲戚称作“qie ”，刘庄一带方言读阴平声，县城口音则是较弱的去声。在街上玩的孩子，隔老远看见自家亲戚来了，会飞跑回家报告；看见来了别人家的亲戚，也会跑到人家高喊：“你家来qie了！你家来qie了！”之后又拐回街上迎接，一群孩子拥簇着亲戚走到家里。亲戚进门，一般会立即解开包袱，拿出两个花饽饽掰开，分给围在跟前的几个孩子。孩子们嚼着饽饽，领了外村的孩子出去玩耍。
    乡间隔上三五里，方言口音就有不同，当地称为“侉”。甚至有大村子，村东头人说话口音与西头人就有差别。外村的孩子说话“侉”，有人会故意学他说话，逗得小伙伴们大笑。这些口音差别当地人分得很清楚，一听大体就知道是哪个村子的人，但几十里之外的人就听不出来了。
    亲戚们吃过饭回去，带来的笸箩不能空着带走。闺女到了娘家，自然是娘操持捎回去的礼物；若是娘去看望尚未分家单过的闺女，那就要由闺女的婆婆操持了。一般带来花饽饽要在笸箩里剩下几个，再添上一些家里现有的吃食，比如别的亲戚带来花饽饽、午饭剩下的白面饼。实在没有什么了，装上些瓜果也可，总之还应该把笸箩装满。
    过去的传统，婆媳关系等级森严，婆婆对媳妇说一不二，甚至婆婆虐待媳妇的家庭也是有的，一些富裕之家尤其明显。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男孩子找媳妇极其困难，加上政府关于新婚姻家庭关系的宣传，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兄弟多的家庭，对娶进门的前一、两房媳妇，一家人都要小心敬奉着，婆媳关系整个颠倒过来了。为此，很多婆婆转不过这个弯来，当年自己作媳妇受委屈，盼望当了婆婆找补回来，如今当上了婆婆，却仍然是受气的角色。走亲戚的礼物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以前娘去看闺女，礼物要尽量体面，显示一下娘家的优势，借以提高些闺女的地位；往回带的礼物，婆婆则随意打发了事。后来，娘家的礼物随意些了，婆家的回礼却重了许多，一般估计亲家母快来了，婆婆还要事先准备好给亲家的回礼。

    

    
    丧葬事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冀中平原上的村民们，刚刚吃饱了肚子，重新开始注重婚丧事的礼仪。那个时候，除麦、秋季节，人们还是比较清闲的，遇到村里有人家盖房、娶亲、丧葬等事，乡亲们大都会前去帮忙，尤其是丧葬事，家里再忙，也得抽空前往。
    家中有老人病情严重了，一家人就不再出工，在身旁伺候。老人临终一般都是在家里，没有住进医院的。由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几个药片，或打两针，再到最后，就什么药也不用了，想吃些什么，家里人尽力操办而已。街坊们会在中午、晚上过来，帮着守护一会儿，一般不带礼品，更没有送鲜花的。老人的最后一两天，则昼夜不能离人，关系密切一些的街坊们，就整夜在这里，与家人一起轮班守候。老人住的屋子里留两个亲属，其他人在另一间屋子，说些闲话，或和衣躺在炕上打个盹。老人一有动静，马上过来。
    等老人咽气，家人放声大哭，众人七手八脚帮忙穿上送老的衣服；把外间屋放案板、瓦罐的木床收拾出来，摆在外屋正中，把遗体停放在上面，要头顶北墙，脚朝外屋门口；烧过纸，点上长明灯。外屋凡是能搬动的家什，统统搬到院里，灵床两边的地上铺一层柴草，晚辈家人，按男东女西，分跪在两侧。街坊中的女人们，把预备的白色孝布扯开，粗针大线缝成孝衣，孝子、孝女们陆续穿上。此时，屋里已是一片白色，一片哭声。
    儿子们穿肥大之极的孝袍，腰间系白布搭膊，头戴的孝帽是一个简单的白布口袋，下口挽起来，前面缀上棉花，两个老人都不在了，缀三朵棉花，若还有一个老人在世，只能缀两朵。脚上鞋子，也用白布蒙了。孙子、侄子们，则没有孝袍，只戴不缀棉花的孝帽，腰系白搭膊，鞋上蒙块略小些的白布。女儿、儿媳们穿白孝褂、白裤子，鞋上也蒙白布；用白布折成长条，箍在头上，曰“孝箍”。孙女、侄女等没有白布裤、褂，只戴孝箍、鞋上蒙白布而已。
    若是夜间咽的气，等到天刚亮，儿子们脱去孝衣，来到队长、会计等人家中，不说话，进门就磕头。人家自然知道是老人没了，急忙跟着来到现场。社员们有了盖房、红、白事，生产队的干部自然就是管事的。几个人到齐，简单询问一下事主的意见：比如遗体停放几天之后出殡；通知亲友的范围有多大；丧事想办得体面一些，还是简单一些。如此等等。当然也不是每件事都按事主说的办，比如，一般人家都会提出，要把丧事办体面一些，多花些钱不在乎，尤其是兄弟们多的人家，兄弟们大都撑着劲要求把丧事办得最体面。这时，管事的人就要做“丑人”：“你们把事情办大了，以后日子紧巴的人家有了事还怎么办？”硬做主把丧事控制在一定规模。事主们表面不满意，内心却大多赞成。
    此地风俗，遗体在家停放的天数必须是单数，一般为三天；死者年龄太小，或死者没有直系亲人，也没留下什么遗产，有当天就埋葬的；有儿女在外地，离家极远，短时间赶不回来，个别也有停放五天的。就是名义上停放三天，具体时间也还有变通的余地，比如是夜间去世的，以午夜为界，前半夜算前一天，后半夜算在第二天，当时的人家钟表很少，时间掌握不准确，一家人商量一下，若是想把丧事办得快一些，就说成是前半夜咽的气；若想从容一些，就说成是后半夜，可以多停放一天。几位管事的清楚了事主的心思，就商量着安排具体事项，分派差使。
    某人做纸匠；某几个人送丧信；某几个人挖坟坑；某几个人照应亲戚；某几个人制作、分发孝衣；某几个人盘锅台做饭；还要有几个人跑腿下通知。如此等等。一个人在旁一一记录，商量完，把记录用毛笔誊写在大张白纸上，张贴在院子的墙上，由“跑腿”人再分别通知派到差使的诸人。不论是谁，被派上差使，不能推辞，若家里有急事实在不能来，要自己找人代替。生产队的干部们，唯此时说一不二，权威最大。
    街坊们闻讯来了，屋里、院里、大门口都是人，来来往往。老人生前住的房间，作管事人的办公室；另一间屋，炕上放了白布，坐了几个女人，制作、分发孝衣。街坊们来了先吊唁。女人们吊唁要到遗体前，弯腰哭几声，孝子、孝女们陪哭。男人们吊唁复杂一些，屋门前的院子里，铺一张苇席，来人依次站在席边，司仪喊一声；“吊孝，烧纸！”在灵前点着两张烧纸，守灵的人们闻讯齐哭，吊唁的人抱拳作揖，嘴里“吼～！吼～！吼～！”高喊三声。据说是，古人吊唁口呼“呜呼”，村里人口口相传，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吼～”。吼毕，跪下，磕四个头，起来，再作揖。司仪又喊：“谢孝！”孝子们止哭，头朝外磕头，以感谢亲友的吊唁。
    守灵的孝子、孝女们，凡来人吊唁，必陪哭。时间久了，哭的内容逐渐丰富。有人家，出嫁的女儿与娘家的嫂子、弟媳不睦，女儿借机发泄，用一块叠起的白布遮了脸，嘴里边哭边念叨：“我那受了罪的亲娘（爹）呀！你活着吃没吃上，穿没穿上，当牛做马苦了一辈子呀！”嫂子、弟媳在一旁听着刺耳，却又无法发作，只有大声干嚎，以声势压住对方。略知内情的街坊们，听着这你来我往的“哭”声，背地里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
    丧葬事 （二）
    接受到差使的诸人，根据时间要求，陆续按各自职责运作起来。
    纸匠是本村普通村民，只是手巧一些，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手艺，村里死了人，都是请他来帮忙做纸活，一天管三顿饭，不给工钱。他自带两个徒弟做帮手。买来白纸，先做成“左钱”，按逝者的性别，男左女右，挂在大门一侧，作为办丧事人家的标志。这“左钱”是用草纸裁成三寸宽、三、四尺长的纸条，把几十张纸条的一头扎在一起，逝者活了多少岁，就扎多少张纸条。之后再糊纸车马，糊引魂幡，糊哭丧棒，剪“买道”钱等等，一直忙活到出殡，才算结束。纸活里糊车马最复杂，先用高梁秸绑成骨架，再糊纸做外壳，贴上纸剪的车轮。这车是仿过去富人家载人的木轮“轿车”，车上有顶棚，电视历史剧中常常见到，这里只是尺寸小了些，大体有多半人高，三尺来长。尤其是驾车的马，糊的很有些意思，黑纸剪的眼睛，四蹄蹬地，昂头翘尾。赶车人名曰“得靠”（得,读dei音，三声），用彩纸剪成，黑裤绿袄，剪了眉眼。贴在车辕的右侧。而现实生活中的赶车人是在车的左侧。引魂幡也是用高梁秸做骨架，一丈来高，吊长长的白纸条，纸条剪了花边，贴满各样白纸花，还吊了白纸绣球，扛起来颤颤巍巍，很是热闹。
    送信人的任务是到周围的村子，通知死者的亲戚。早些年都是徒步，后来自行车多了，就改骑自行车。一般每人跑一个或两个村子，拿着写了亲戚村名姓名的白纸条，进村先打听清楚家门，进门不能入屋，在院子里高喊：“你家跟某村某某是亲戚吗？”核对无误，才说，某某于某日某时去世了，定于某日出殡。之后掉头往回走。据说，过去曾有送丧信送错了人家，被人打出来的。外村的亲戚们，接到丧信，一般当日就来吊唁，领了孝衣即回去。等出殡那天再来，送供享、送葬。死者若是老太太，其娘家人是极重要的亲戚，血缘较近的兄弟、子侄们都要前去。到了那里，吊唁过了，死者的儿子们及管事诸人，要请娘家人看过死者的寿衣、准备的棺木，汇报丧事的主要安排等等，一一征得同意。对方提出什么条件，要尽力满足。据说早年间，有的娘家人会挑鼻子挑眼，耍尽威风，多是认为事主对死者生前不够孝敬，借机刁难而已；经过多年的移风易俗教育，人们大多想明白了，在这里挑人家的毛病，自己家又如何？因此多以理解的态度对待：“安排的都很好。人活着的时候都孝敬了，以后孩子们还得过日子呢，丧事花钱太多了没用。”也有的挑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了事。
    死者若有在外地未归的儿女，要尽早派一个人，到十五里以外的南庄邮局拍电报，电文都是事先由村里的文化人拟好，写在白纸条上。抬头是收报人的详细地址、姓名，正文大都相同，“母（或父）病危，速归”，拍电报是按字数收费，当时大约是一毛钱一个字，所以电文尽量简略。人已经死了，怕收报人承受不住，却写成“病危”。
    在外面的儿女，收到这样的电报，大体就知道老人已经不在了。立时坐火车、再坐汽车，或直接坐汽车到县城，再坐“二等”，走四十里地到村子。公社到县城的柏油路没修通以前，附近不通长途汽车。当时在县城汽车站附近，专门有一种职业，用自行车载客，名曰“二等”。这大概是县城出租汽车的前身。都是骑车架子格外长的加重自行车，在后架上绑一个特制的小木椅子，椅子有半圈矮靠背，下面还垫了棉垫。客人侧身坐在椅子里，包裹绑在车架的另一边。走在崎岖的土路上，颠得肚肠子生疼。从县城到村里，收两块钱。进了村子，远远看见家门前助丧的人群、门口的“左钱”，禁不住百感交集，放声痛哭。街坊们接住，打发走“二等”，搀扶着进家。家里人听到街上的哭声，大体就知道是外头的亲人回来了，齐声大哭。回来的儿女，看见了父母的遗容，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哭过一会儿，众人上前劝住，家人简单叙述老人临终前的细节，言罢，一家人又哭。有人送上孝衣，穿戴起来，便与家人一起跪守在灵前。
    到了晚上，孝子、孝女们也不能上炕睡觉，实在困了，或坐或躺，和衣就地打个盹。乡亲们大多也来帮忙“守夜”。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人们的日子略有宽余，开始请来说书人，夜间说书；再后来也有请公社的电影队来放电影的。

    
    丧葬事 （三）
    说书的一般是两个人，一个人说唱，还自己打鼓，多是唱西河大鼓；一个人在一旁弹三弦伴奏。书的内容都是成本大套的传统曲目，《杨家将》、《岳飞传》等等，要连续说。比如前些日子村里别人家的丧事，也是请的这两个人说书人，内容说到了某处，这次就接着上次说，这也是说书人招揽生意的一种手段。吃过晚饭，院子里吊起桅灯，后来就改成了电灯，灯旁放一张八仙桌，或吃饭的高腿圆桌，桌上放鼓架，架上放鼓，这鼓直径一尺半，厚四寸，响声清越，夜间能传遍全村。为了等人，开正书之前先说一、两个小段，多是自编自唱，说些身边趣事，或打趣弹弦人，或自我打趣，逗众人一笑。人多了，开始说正书。先紧一阵慢一阵地敲一通鼓，待众人安静下来，说开场白，之后唱，唱之后又说，一般说多唱少。这西河大鼓的“说”，与说评书的“说”，腔调、风格没有大的区别，也是连说带比划，极生动。只是西河大鼓说过几句要敲几声鼓，尤其是说到情节紧张处，一句话未尽，三声鼓紧跟，说话一句紧似一句，鼓声一阵快过一阵，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满院子人鸦雀无声。说到半夜，打住，且听下回分解。说书人吃过夜宵，离家近的连夜回家，路远的，管事的给找住处安歇。
    说书的人走了，守夜的人却不能都走，为了熬过长夜，人们找来竹板做的牛子牌，在一间屋里推牌九。一个人作庄家，盘腿坐在炕的正中，背后有三两个合伙人，帮着巡风、观注，防备有人捣鬼。里面一圈人坐着压注，外圈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伸长脖子往里看，也有人从人缝中送进几毛钱，傍着压上一注。压注的人，骨牌分发到手，两张叠在一起，先看清上面一张，下面一张却不急着翻出来，把上面的那张一点一点抹来，让下面的牌一点一点显露出来，嘴里高叫：“七七八八不要九！虎头来了一对狗！”最后一下抹开，“啪”的一声，把两张牌拍在炕席上：“天罡！”身后的众人跟着长出一口气。过得就是这点瘾。一屋子人吵吵嚷嚷，折腾一整夜。几个文雅些的，另找一副牌，到另一间屋“打天九”或“拱牛”，玩这两种牌，都是四个人，很少说话，闷着头算计。当时政府对赌博控制极严，公安人员、公社干部都经常抓赌。一旦抓住，把赌徒身上的钱搜干净，有的还把人打一顿。但对丧事守夜赌钱，却网开一面，公社、派出所都不抓。也有惯赌者，专门钻这个空子，打听到哪个村有死人的，出村跑去赌钱。却也给丧事增加了人气。
    出殡前一天的午夜，要烧车马，大概是让死者的灵魂提前上路。看看天上“三星”的位置，估摸着到了时辰，管事的指挥众人，把纸糊的车马搬到大门外的街上，摆好。死者的长子，拉起放在遗体旁的一个谷秸把子往外走，其他孝子、孝女紧跟着。谷秸把子有鸡蛋粗细、三尺来长，据说死者的魂可以伏在这上面。一家人哭着来到大门外，把谷秸把子放到“车”上，跪倒在地。一旁的人点着车马，这里孝子嘴里大声嘱咐：“娘（爹）：西天路远，您别着急，慢慢走，慢慢挪，渴了喝口水，饿了吃块饽饽！”说话间，纸糊的车马烟飞火灭。
    烧了车马，一般马上入殓。众人把停放遗体的木床移到一旁，在原来位置放两条板凳，抬过棺材，放到板凳上，棺材里面糊了白纸，下面铺了滑秸，滑秸上面罩蓝布。众人七手八脚，把遗体连被褥一起抬过来，安放在棺材里，遗体脚底塞两块包了纸的土坯，防止搬动棺材时遗体上下移动，手里塞“打狗棒”，是一扎粘了小米饭粒的高梁瓤子。放上死者生前喜爱的随葬物，也有撒上几个硬币的。最后检查一遍，确认无遗漏，抬过棺材盖，盖上。此时孝子、孝女大哭，也有孝女手扒棺材，不让盖上的，众人劝阻，再不听，管事的下令，强行拉开。盖好半尺厚的棺盖，用极长的特制铁钉，钉住。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流行使用水泥棺材。买两、三袋水泥，拉来河沙、石子，请本村的泥瓦匠帮忙，两个人一天就能做出来。等凝结好了，外面漆上红漆，顶头漆上斗大的黑色“奠”字，倒也与木棺材看不出多大差别。这东西永不腐烂，还比木棺材省钱很多。只是分量太重，足有一千来斤，好在帮忙的人多，不愁抬不动。改用水泥棺材后，入殓的时间也由前一天的夜间，改在中午出殡之前，那时人手多，入殓之后马上出殡，这样少兴师动众一次。

    

    
    丧葬事 （四）

    出殡的当天凌晨，要放一通炮仗，此时村里最安静，炮仗声传入家家户户，让乡亲们都知道今天出殡，到时来帮忙。一名族中长者，带一名孝子，抱着白色公鸡，还有负责刨坟坑的一人，一同来到坟地，找准下葬地点，做上记号，烧几张纸。此举名曰“叫门”。意思是通知原来地下的先人们，某某要来入坟了。其实质意义还是在于确定下葬位置。
    吃过早饭，请的小戏班、吹鼓手陆续到了。一名管事的负责照应，随手叫几个人，帮助安排场地。小戏班一般在大门外的街上、或邻近的空地上撂场子；吹鼓手则在大门口，放一高脚桌子，四、五个吹鼓手围坐了，立时吹打一通。
    院子里摆上礼桌，两个人坐在桌旁，一人执毛笔，在八开白纸缀成的本子上记录送礼者的姓名，礼金数目及礼品等；一人负责收现金。村里的乡亲们几乎家家都有礼，只是数量不多。多是用白面烙十六个小饼，人称“火烧”，茶碗口大小。用大茶盘盛了端来。吹鼓手看见街上有人来送礼，马上吹打，鼓乐声中，有专人接过茶盘，数出八个火烧，倒在大笸箩里，茶盘里剩回八个。收讫，高喊：“某某礼一供！”礼桌上的执笔人也如此写上：“某某某礼一供”。鼓乐止住。也有人家送现金的，多是送五角钱，也写在本子上；亲戚们的礼金要重一些，一般在两块到五块钱之间；女儿们礼最重，有写到十元二十元的。与死者关系相同的亲戚们，大都事先商量一下，礼金数量尽量一致。
    亲戚们除送礼金之外，还有送“食摞”的。这食摞木制，外观圆柱形，高四尺，直径不到三尺，分四层，一层层摞在一起，与蒸饽饽的笼屉很相似，只是这几层“笼屉”要装在一个方框架子里面，架子上端有孔，用来穿担子，由两个人抬着。此地一般婚、丧事都有亲戚送食摞。其实这食摞仅是一容器，根据需要，里面可装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食品。事主收下其中一部分，剩下的食品连同食摞，还由来人抬回去。嫁闺女，娘家送食摞，里面装可食摞大的白面花糕，几十斤一块的猪肉，压的担子颤悠悠的，两个抬食摞的精壮男人，走一截路，还要停下歇歇。丧事送的食摞就轻多了，一般在一层或两层装几个白面饽饽，一小束粉丝也装一层，还有一、两层装了用萝卜刻成的花鸟，都染上红、绿颜色，极有情趣。有人看见抬食摞的来了，立即招呼吹鼓手吹打起来，饽饽、粉丝之类由专人收了，记入礼薄；那萝卜花却被大人、孩子哄抢一空。因此有孩子们特意在村口望着抬食摞的过来，跟随进院，抢上几只萝卜花。
    小戏班多是唱河北梆子，也有唱“老调”、“哈哈腔”的。剧目是熟悉的《穆桂英挂帅》、《辕门斩子》之类。演员也是穿上戏装，脸上涂了油彩，尽管演技不算高，却多肯卖力气。观众里外三层，唱到激昂处，叫好声不断。有的丧事，竟请来两台小戏班，同时演出，名曰“对台戏”。哪边演的好，演员卖力气大，观众就多，叫好声也多；往往这边的叫好声能把那边的观众吸引过来；那边的演员马上弄个噱头，引出笑声，又把这边的观众引回去。如此竞争，极为热闹。
    这小戏班、吹鼓手有管事的安排请来的，也有亲戚、把兄弟们送的。大体按来的人数付钱，一般每人两块钱，中午管一顿饭，每人发一盒丰收牌的烟卷。
    出殡这天上午人最多，最热闹。通知到的亲戚们都要来，乡亲们差不多也都要来，管事的跑前跑后，安排出殡的各项准备事项。院里盘了大锅台，灶膛里烧着干柴，前后两个大锅里，冒着白色的蒸汽。几个二把刀厨子，忙着蒸棒子面窝窝头，熬大锅菜。冬、春季熬白菜，夏、秋两季熬自家或街坊家菜园里的时令蔬菜，加些粉条、豆腐。大笸箩里放着租来的碗筷。前两天吃饭的人少，大都是家里的孝子、孝女们，加几个管事的、分到差使的人；出殡这天的中午吃饭的人就多了，除本村有一些临时帮忙的在自家吃外，其余送殡、帮忙的人统统在这里吃饭。
    开饭前，管事的要诸项清点：送殡的亲戚是否来齐了；各生产队送殡的马车是否到齐了，按惯例，本队的两辆大车都出动，别的队每队出一辆，有专人负责组织；租的棺罩是否到了；鞭炮是否到了，鞭炮是事先预定，送来后清点数量，出殡时由卖炮人负责燃放，回来再结账。丧事最实质、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准备工作是刨坟坑，春、夏、秋三季还省力气，到冬季，土层冻下一尺多深，要用钢镐一点点凿开。一般要安排十来个壮小伙子办这差使。坑挖成了，在坑的四壁垒上砖套，砖套大小正好能容下棺材，等棺材下葬后，用砖砌上拱顶，拱顶上面再覆土。还有事先预备摔瓦的瓦片、安排烧死者枕头的人、撒“买道钱”的人，如此等等，烦杂之极，却一项也不能丢落。这最为考验管事人——也就是队长的组织能力。
    诸项齐备，刨坟坑的人也回来了，管事人看看太阳的位置，安排分批次开饭。车把式、刨坟人、吹鼓手、小戏班等第一批吃；之后是亲戚、及其他送殡人、帮忙的人吃；最后是管事的和孝子、孝女等家里人吃。管事的极为重视开饭的时间，是因为吃完饭才能出殡。出殡时间是有讲究的，死者年纪大，出殡时间可以晚些，年岁小的要早一些，死者的父母如果尚在世，出殡时间要在中午之前。

    
    食摞
    丧葬事 （五）
    饭毕。在大门外放几个“二踢脚”作信号，召集所有人等，在自家吃饭的乡亲们，听到炮声，也急忙放下碗筷赶来。有人把作灵车的大车推到大门口。诸事齐备，管事的一声令下，鞭炮齐鸣，鼓乐大作。孝子、孝女们齐声大哭，长子抗起引魂幡，其他人拥簇着出来，在大门口，长子用力摔碎管事人递过的瓦片。之后，孝子们走到大门一侧、灵车前面数丈地方，跪倒。管事人招呼精壮男人们上前，抬出棺材，安放在灵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众人大呼小叫，彼此照应。然后在棺罩出租人的指挥下，七手八脚的罩上棺罩。这棺罩有七尺见方，五尺来高，木棍作支架，外面是白布作的罩子，帐篷一般。顶的四周有流苏，四面白布上绣了仙鹤、云朵等图案。之后，孝子中的次子架起灵车，兄弟、子侄两边护持，其余本族子侄，拉起灵车前的绳索，送殡的队伍启动。
    此地传统，扛引魂幡、摔瓦是“法定”职责，只有死者的合法继承人才可以担当此事。若死者没有儿子，生前也没有过继儿子，本家几房的侄子为争扛幡、摔瓦，大打出手的事情也是有的。只是新社会的法律并不承认这个传统。本村曾有一男人去世较早，本人没有儿子，只有一女儿，死后侄子扛幡、摔瓦办理了后事。女儿长大，在本村找了婆家，侄子们过来争家产，理由就是叔父死后他扛的幡、摔的瓦，倒推过去，他就应该是合法继承人。女儿、女婿自然不答应，后来事情闹到公社，公社的秘书，拍桌子把侄子训了一顿：“你扛个幡、摔个瓦就能挣一份家产？那不用干别的了，你就整天扛幡摔瓦吧！”矛盾就此了解。村人当笑话传说这件事，从此，再没有人为这等事争执。不过，没有儿子的人去世了，还多是本家侄子们扛幡、摔瓦，少有女儿、女婿做这事的；只是这扛幡、摔瓦已经与继承家产没有了因果关系。
    灵车经过的路线都是事先确定，大多要沿村内主要街道走一趟，送殡的队伍要出半里地，村里的男人们大都跟在后边，到坟地帮助下葬，街两旁是看热闹的老人、妇女、孩子，人山人海。
    队伍的最前面是放炮人及车辆。炮有匣子鞭、喷子、铁筒、沿鞭等等。沿鞭是拇指粗、两寸多长的大鞭，鞭捻编在一起，点着后，一人拉了，顺街往前跑，那鞭就羊拉粪一般沿街甩下，却不立时爆炸，先突突的冒一阵黄烟，满街筒子黄烟弥漫，硫黄味刺鼻，之后陆续炸响，极为震耳。看热闹的人群纷纷闪开。因此多用此鞭开路。匣子鞭是长二尺、宽一尺的木匣子，里面排满拇指粗的炮管，炮管事先装火药，火药上端装大鞭，炮管之间有炮捻相连。“喷子”与此结构相似。此鞭多在路口燃放，提前在路口摆好几个匣子或喷子，点着炮捻，炮桶里的火药接连炸响，把大鞭催上天空再次爆炸，响声极为紧凑、热烈。与火箭炮原理相似。“铁筒”其实是极大的“二踢脚”，直径足有二寸。为了安全，才放在铁管子里燃放。把带底座的铁管子朝天摆好，将大“二踢脚”点燃放进去，略等几秒，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脑门前一股气浪掠过，那炮仗高高飞上去，过一会儿，才见半空中出现一朵白烟，传来一声沉闷的炸响，余音隆隆传向四方。
    放炮人后面是撒“买道钱”的，买道钱是草纸剪的圆片，茶碗口大小，中间剪一小方孔。 ”人用筷子把“钱”串了，沿街向上抛撒。几天之后，还会在街边看到这东西。
    之后是吹鼓手，边走边吹打。每到路口，总有人设“路祭”，在路旁放一桌子，桌子上放一碗水。这时，送殡的队伍就要停下来，前面扛引魂幡的及搀扶的几名孝子，掉头朝灵车跪倒。吹鼓手们站好架式，卖力气演奏一番。每演奏到高潮处，众人齐声叫好。也有请两班吹鼓手的，此时也演“对台戏”，两班互不相让，使尽了力气。尤其是那吹锁呐的，红头涨脸，两腮鼓起大包，连眼珠子都鼓出来，有时一个长音吹数分钟，中间竟不停顿。招来的叫好一声接一声。
    吹鼓手后面是几个身披孝衣的女婿，女婿后面就是扛引魂幡的孝子，再后面就是灵车，孝女们紧跟灵车后面，再后面是送殡的一溜十几辆大车，亲戚们大都坐在车上，等出了村，孝女们也要坐上车。
    孝子、孝女们都要沿街放声大哭。这是丧礼的要求。只是已经连哭了两三天，多已麻木；若去世的老人年岁已大，再是久病在炕，这哭就纯粹化作程式。孝女们用叠成方块的布，遮住脸，嘴里几句车轱辘话来回数叨，数叨一气，再长长的干嚎一声。孝子们或扛幡、或驾车，两只手都有事做，嘴里哭声也不能停，弯了腰，低了头，眼泪、鼻涕、唾沫三流合一，直拖下来，有半尺多长。眼泪少了，鼻涕、唾沫补充，别人也看不出究竟。有平日里开玩笑的伙伴，趁机悄悄骂他两句，或偷偷踢上一脚；孝子无奈，只有事过再寻机报复。
    有正当盛年的人突然去世，情况就大不一样。上有年老的父母在世，下有幼小的孩子，家人塌天一般。前面几岁的幼子被族中兄长们帮扶着，扛了高高的引魂幡，灵车后是哭死哭活年轻寡妇。满街人无不陪着拭泪。

    
    @西望长安2019 2019-11-25 13:27:55
    我们这也差不多。
    我小时候，我亲婶20多点，死了，还没有儿女，让我当孝子。
    隔了个把月，我堂叔，24岁，出车祸，死了，他孩子还没出世。也是我当孝子。
    他们啥家产也没分给我。
    后来，我父母过世较早，我又变得很迷信了，总觉得是给他们当孝子的原因，心里还是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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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两地的风俗还真差不多。细琢磨，我们这里也是，给本家长辈的后事临时当孝子，还真跟继承其遗产没有必然联系。
    丧葬事 （六）
    送殡的队伍出了村，鞭炮不放了，鼓乐歇住，哭声也停了，孝女们坐上大车，行进速度快了许多。路过路口、桥梁等处，前面有人再烧两张纸、撒几个买道钱。
    到了坟地，孝子、孝女们离坟前数丈远跪倒，大哭。有人卸下棺罩，在棺材下面穿上大绳；此时众人一齐上前，或肩背大绳，或直接手抬，个个使出浑身力气，大呼小叫，从车上卸下棺材；然后将其挪到坟坑，管事的指挥，众人彼此照应，一点一点的放手中大绳，把棺材慢慢送入坟坑。抽出大绳，把“左钱”放在棺材盖上。管事的拿着拆开的香烟，散给每人一只，抽烟的人点着抽上，不抽烟的人也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两个砌砖套的人跳下坑，众人递下砖头，先在棺材上面摆成弧形拱模，以作支撑，然后砌拱顶。两人砌砖，有别人帮着在砖缝塞上砖屑，不一会儿，拱顶草草砌成。刨坟坑的人开始填土，有人从孝子手中拿过引魂幡，插在坟坑上，众人替换填土。把土填到略高出地面，管事的发话：算了、算了，剩下的留给圆坟再填吧。
    坟前铺上苇席，管事的高声叫：“拜圹！”放几声鞭炮，鼓乐奏响，女婿们一字排开，在苇席上跪倒，磕四个头。葬礼中，女婿扮演的角色很有意思。这女婿包括了死者女儿的女婿、孙女的女婿、还有侄女甚至堂侄女的女婿。按传统，女婿在岳家是极尊贵的客人，后来男人找媳妇困难，再加上多年移风易俗的宣传，女婿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但在葬礼上却仍依传统。出殡这天上午，要在邻居家安排一间屋子，专门招待女婿们。在炕上放了桌子，桌上放茶壶、茶碗，沏上八毛钱一两的茉莉花茶，摆上一毛钱一盒的丰收牌香烟，由一、两名见过世面的人陪着说些闲话。出殡前，孝子们由管事的带着，用托盘托了孝衣，进屋跪倒，双手托起孝衣，等女婿们接了，才能起来。此举名曰：“恳孝”。原意大概是，女婿为岳父、母戴孝是很委屈的事情，要由孝子们恳请才能勉强答应。到了当时，这也仅是一程式化的东西，孝子们进屋，略一跪，女婿们就赶紧接过孝衣。只是出殡式时，女婿们这孝衣却没有穿在身上的，只是在肩上斜披了，作作样子而已。只有到了坟上拜圹，才实实在在的跪下磕四个头。
    诸事完毕，人们纷纷回家，十几辆大车挤的满满的，挤不上的徒步走。灵车也套上牵来的牲口，拉了人回去。孝子们不能坐车，仍穿着孝衣，走着回家，中间还不能回头看。
    回到家，见大门口一堆点着的荞麦皮，冒着一缕篮烟，院中、屋内一片狼籍。这烧掉的荞麦皮是死者生前枕头里的填充物，由村里的一名光棍汉专门负责烧，枕头布归他。屋子、院子要等到第三天“圆坟”之后，才能收拾、打扫。
    稍事休息，管事的与写礼人要给事主报告丧事财务收支事宜。出殡的时间，写礼人已经把账目理清完毕，此时当着众人诸项汇报。收入主要是亲友、乡亲们送的礼金。本族各支人家的身份都算事主，只穿孝衣，参加送殡，不能写礼；因此本村人家的礼金有限，所得多数是亲戚们、把兄弟们送的。开支主要是买孝布、买鞭炮，订小戏班、吹鼓手、说书人及买草纸、火柴等杂项。一般丧葬事，除了开支，礼金还会有若干结余，当然也有不够用的。寿衣、棺材开支不在其内，这两项大多是事主事先预备的，不用当时花钱；即使没有预备，立时操办也是由事主出钱，因为那时还没有礼金收入进帐。
    当年的丧葬事规模，一般花钱都在数百元之内，极少有上千的。日子困难，亲戚朋友少的人家，几十元钱也能了事。管事的大多能掌握好分寸。比如，小戏班、说书人这两项可以不用，吹鼓手可以减少到三、四个人，鞭炮一项伸缩最大，只放几个“二踢脚”也能埋了人，几百元的鞭炮也照样放完。还有本族内发放孝衣的范围，饭食的质量、数量，都是可大可小、可上可下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由事主的意愿、管事的运作来决定。花钱多，规模大，看热闹的人多，人气就足。但人气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帮忙的人多少。前来帮忙的人主要是凭事主的面子，来人多或少，与事主在村里的人缘好不好有直接关系。人们评价一件丧葬事，看重的主要还是后者。其实，盖房、娶亲诸等事，无不是在检验事主的人缘。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把人情看得极重。
    管事人在每家的丧葬事上大都尽心尽力，因为是职责所在。但据说在过去，也有管事的不顾事主意愿，故意把丧葬事的规模弄大。尤其是一些殷实的人家有了丧葬事，管事人会尽量多花钱，且由他们事先把钱垫出来。等事情过去，再由事主卖耕地还债，管事的几个人趁机收买。那时的耕地是卖方市场，光有钱不一定能买到。
    第三天圆坟，是用土在坟坑处堆起圆锥形的坟头，也有烧纸、磕头、哭等诸礼仪。只有本族人，及主要亲戚们参加。圆坟回来，把管事的、几个主要帮忙的街坊，请来喝顿酒作答谢，一场丧事就算结束了。
    再之后，烧“一七”、“三七”、“五七”纸，一个多月就过去了，事主一家的生活逐步恢复了正常。
    车轮子 (一)
    这里说的车轮子，是为了题目简短，而用作各种车辆的代称。从日常使用的车辆，最能看出某地某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此地最早的人力车，是一种名叫“ 车”的独轮小车。这个名字以前未见诸文字，只是人们口口相传。车架子前部稍窄，后部略宽，两侧呈弧形，有似乌 ，因此笔者采用了“ ”二字。
    这种车与后来的手推车最大的区别是车架子重心低，车底与车轴略平，有半幅车轮从车架中间冒出来，在上面做木格笼子罩住，以免所载的人或货物被车轮摩擦。车底也是木格子，没有铺木板。因此装散货就要事先装在口袋里，或在车架子两侧各放一个荆条长筐。载人时，若载两个人，一侧坐一个，但载一个人，则要在另一侧装些重物，以维持平衡。过去的妇女都裹脚，走路不便，小户人家的妇女出门，大都坐这 车，由丈夫、儿子或其他人推了。
    以前的 车都是木轮。木轮直径约三尺，中间是车轴、轮毂，外围是轮瓦，中间以辐条相连，上述零件都是由木头做成。车轴用土种槐木或枣木等硬木，直接安在车厢上，走起路来，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夜晚，经常听到村外的大道上传来这种声音。
    车架子后边装两条木腿，把车子放下之后，一轮、两腿三点着地，保持稳定。以后的各种独轮手推车，大都保留了这双腿。
     车一般是一个人推着走，也有载重物、走远路时，前面再多一个人栓绳子拉。车把上栓一绳袢，搭在推车人肩上，以减轻两个胳膊的压力。两个车把相距较宽，大概有三尺，因此推车人为保持平衡，两只脚要一左一右，大幅的叉开走，臀部随之一步一摇，肩膀却要保持稳定。从后面看，这种走姿与现在的模特步大相反，却也极具美感。
    这种车结构复杂，制作精良，需要手艺高超的木匠才能做出来。因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极少有人家添置新车。但在六十年代以后，车上的木轮逐渐被装了滚珠轴承的胶轮代替。当时有一句口号就叫：“实现轴承化。”最初是借用的自行车轮子，再后来就有了手推车专用的轮子。这种车子多是走街串巷的小贩使用，村子里始终只有少数人家拥有。当然，乡亲们若需要，可以借了来用。
     车在我国，可能使用历史最悠久、地域最广大。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从中国的镇江到苏州传教，乘坐的可能就是这种车辆。据利玛窦当年记述，他们乘坐时，“一个人两脚分开跨坐在中间，好像骑在马上那样，另有两人一边坐一个。”想当年这样的木轮小车上，坐了人高马大的一个甚至两个洋人，也真够难为这车及车夫的。
    1958年大跃进，运输量大增，一时制作出了大量的简易手推车。两个车把中间是一平板，下面也装木轮；这木轮是用厚木板锯成锅盖状，直径约一尺半；整个车子做工粗糙。这车主要用来给生产队运庄稼、送粪肥。送粪如游行，车上装大筐，筐里装粗肥；后面一个人推，前面一个或两个人拉；车上插红绿小旗，人们脸上还涂了各色颜料，勉强扮成戏剧人物，姑娘们叫作“穆桂英”、老汉们叫作“老黄忠”。几十辆这种手推车排成一长溜，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有时还要“夜战”，每辆小车前头挂上灯笼；村外的路上一长串灯火，一片“吱扭”声。
    这种车子昙花一现，后来再也没有人添置。旧车逐渐塞入灶膛，作了干柴，这种车子也就在世界上消失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机井普及，旱地逐渐变成水浇地，但原来的耕地大多高低不平，因此开展了大规模的平整土地运动，又一种胶轮手推车应运而生。这种车安装专用车轮，车轮结构、直径与“二八”自行车车轮相同，只是轮胎、辐条加粗，更能载重；车底上装了左、右、后三块活动档板，用来装土、粪等散货，到了目的地，只要抬高车把，土、粪自动滑下来；装运大件物品，还可以把档板卸下来，作平板车用。使用起来甚为轻捷、便利。
    最初是每个生产队集体购置了十来辆这种小车，但使用、管理不好，损坏严重，还有丢失，后来便低价处理给了社员家庭；还鼓励社员另外添置，购买车轮给一定量的现金补贴，组织几个半吊子木匠，免费为社员加工车身，由社员自己提供木料。因此差不多每户人家都拥有了一辆，一时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几乎承担了除畜力大车以外的全部运输任务。
    只是车身架在车轮上面，重心很高，因此不好把握平衡，初学者短不了路上翻车。

    

    

    
    @blakeeliu 2019-11-27 16:58:33
    撸猪写的真好，还有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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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待俺一篇一篇的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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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6 12:37:38  更:2021-07-16 12: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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