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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记忆中那些被岁月抹去的历史记忆，我们一起来保护2(转载)[第1页]

作者:大明永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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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发展、旧城改造和农村的日益兴旺发达，旧的遗留下来的东西正在随着时代的演进快速的消退、逝去，那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文明初始以来就形成、奠定、成型、发展，并一直传承到今天的属于我们的传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是可悲的，不能因为与现代文明对接就全盘同化于西方的一切，我们应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文明、文化、语言文字、信仰风俗、礼仪宗法、乃至于属于民间和知识阶层的方方面面的和传统接得上口的东西，都应该得到传承和延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在都在宣传保护传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大家应该从实际生活中，从现实出发，自觉保护、学习、传承那些濒临失传、毁灭的属于我们的东西，从我做起，每个人都意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人不才，没事罗列罗列那些身边正在逝去或者已经逝去的跟传统有关的东西，仅仅是罗列个一二三四的名单，供大家参考，不引发争论和触犯版规，敬请谅解!


    1643.四川省西充县金山乡凤凰山四方寨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山寨遗留“牛耳大炮”两尊

    张献忠喜欢各种便利的军械。尤其喜爱威力凶猛的“牛耳大炮”。
    1646年9月张献忠退出成都到达顺庆，10月移居西充县金山铺（现金山乡）。数十万大西军利用多扶镇境内的凤凰山作为大本营，在七坪寨、四方寨、打船坝、马横沟、物马岭等地构筑营寨，准备阻击清军。南充的许多乡镇，所到之处，所见之树，基本上是松树与柏树，山林最大的浩劫是在1958年。柏树材质坚实平滑，纹理美观（特别是心材），含有树脂，有香味，有很强的耐腐性，是造船的理想木材。西充县金山乡如今有个库楼坝村，所谓“库楼”，与张献忠驻军有关。而位于金山乡六村的打船坝，当年是为张献忠所部打造船只的地方。坝的旁边有一条小河，大西军当年想开辟水上战线，顺流进入嘉陵江而东下湖湘。
    清初顾山贞《客滇述》后附录的佚名编撰的《蜀记》记述说：“黄虎命工部王应龙于大山中采伐木植板片，打造大战船数千只。船成，命各营兵士备绳索，往山内扛抬下河。造船处离河有四十余里，川北地方步步皆山、寸寸皆涧，或有逢山磕损、遇石擦礙处，督率之贼即叱为无用，暗记姓名，回营白献忠，尽杀之。又立过队之法，凡各营兵妇口大小人等俱赴献忠面前，鱼贯而行;命骁贼数人，手执大棍，两边挑选，所过之人不拘男妇，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其抽下之人，名曰四班队。过毕，将抽出男妇尽行斩杀，有夫在而妻死者，有父在而子死者、子存而母去者，谁敢回首相盼！十日之内，又杀去数万余。”
    这就是说，造船之余，仍然没有放弃杀人的本业。“打船坝”不止一处，应该是多处造船，才逐渐汇聚在河边。
    七坪寨和四方寨地势险要，两山成犄角之势，可相互策应，易守难攻，被张献忠作为阻击清军的前沿阵地。张献忠命义子孙可望率军驻守两山寨，在山上构筑寨墙、寨门，安放有至少8门“牛耳大炮”。其中位于四方寨山顶的两门牛耳大炮遗存至1958年，被当地农民锯为4截送到同仁乡，进了“大炼钢铁”的革命熔炉。我估计这极可能是在利类思、安文思指挥下就地铸造的，因为过于沉重无法携带而遗留于原炮台上。最大的这两门炮分别铸有“威武大将军”“威武贰将军”字样，炮身为金属合金，历三百年风雨而无锈蚀，长达4米多，口径20多厘米，重达四五千斤。
    所谓知己知彼，张献忠深得大炮之三昧真火。据明末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述，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女人“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明朝总理卢象升聚集牟文缓、祖宽诸将与蓟辽镇兵于安徽凤阳、泗州（今安徽泗县）。六日，张献忠会同高迎登、闯塌天、扫地王等7家，拥众数十万人，在皖北主动出击攻打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东距南京145华里，是南京的门户，也是明政府设防的要地。知州刘大巩、知太仆寺卿李觉斯率士民固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也将许多女人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的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一物降一物，于是“炮皆发”“贼大创”。
    后来闯王李自成进攻河南开封城时，亦以宏大的“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雄立于城墙上，大破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阴阳之道变幻莫测。阴与阳竟然一直在攻防之前闪展腾挪。足以见得，真理并非站在大炮口径大的一边。
    有鉴于此，张献忠相信大炮之上的鬼神明明，洞悉一切。
    1644.四川省成都市府南河洪济桥

    重庆古称巴郡，有一个说法是，以长江、嘉陵江自朝天门合流三折而成“巴”字而得名。城址建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石头山上，自古通衢所在，为川东最大的城市。两江环绕南、北、东三面，形状像一个乌龟翘尾造型，这一构造与成都“龟城”成为了巴与蜀一种极深的地望勾连。历史上曾叫楚州、渝州、恭州，南宋时光宗即位，改恭州为重庆。城墙高达10丈，城周12里有余，有城门17个，平时九开八闭，以与九宫八卦相匹配。城墙均为条石砌成，易守难攻。张献忠带兵攻下佛图关之后，把重庆围了个水泄不通。
    明瑞王等一干人刚刚从陕西汉中逃到重庆，惊魂未定，就见张献忠包围了重庆，更是惶惶不安，立马命令重庆府加强防守。然朝政腐败，军中早已兵无斗志。
    招降不成，一味强攻不行，张献忠祭起了农民军的撒手锏：下令采用爆破术。
    大西士兵顶着拆下来的木板、方桌做盾牌，一步步接近重庆城墙根脚，开挖地道。经过一昼夜的开挖，坑道挖成;士兵用中心挖空的大圆木，内装火药，用铁皮包装，填入数千斤火药，置于坑道之中，准备爆破。
    6月21日当晚，长江的湿气蒸腾而上，闷热异常，湿气像一个锅盖，将重庆城包裹在蒸笼里，进一步加剧了恐怖的氛围。张献忠是喜欢夜战的，他一声令下，坑道点火爆破。重庆上空火光冲天，爆炸声震天动地，通远门转角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十余丈的大口子，守卫在此的明副将卞显爵被炸得粉身碎骨。二十二日晨，大西军像倒卷的长江洪流一般涌进城内，号称天堑的重庆城轰然落入大西军手中。从攻城到克城，只用了6天时间。
    瑞王朱常浩（1591年9月27日—1644年7月24日），为明神宗朱翊钧第五子，命运多舛。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封为“瑞王”，建藩汉中，前后在汉中生活多年。清人刘景伯《蜀龟鉴》有记载：瑞王在汉中时，自己降低衣食标准，并为地方捐济钱粮，为人“不迩声色，洁己爱人”，“有贤王称”。朱常浩好佛不近女色，但爱敛财，除了上缴朝延的税外，再加课盐税等各种名目的税，加重百姓负担。崇祯七年（1637年）王斌在汉中发动农民起义，瑞王多年积攒的80万两黄金藏在王府中，一下子都被乱兵抢光了。朱常浩和自己的一个妃子逃了出来。瑞王的车马、卫队被冲散，只好花钱雇两个人用桌子当轿子，抬着自己才逃走。瑞王的妃子骑马一直逃到四川的保宁城下，但保宁城的守城官员不开城门，拒绝让王妃进城。王妃无奈，只好暂时住到一艘停在河边的破船里。由于急于逃跑，皇妃化妆为村姑，头戴小帽，身穿奴婢的粗糙衣服，从雍容华贵的王妃沦落至此……后受到总兵侯良柱、保宁上巡道葛奇祚援手，50多岁的端王跌跌撞撞终于辗转逃到了重庆。
    大西军很快逮捕了来自陕西的明瑞王朱常浩及其大批随从以及四川巡抚陈士奇、关南兵备副使陈薰、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官员。为了树立威信，也让民众了解尔等的罪行，张献忠在重庆校场口召开了公审大会，他吼声如雷，用陕北方言宣布了他们的万恶不赦之罪，并在校场口处立即行刑。
    张献忠勇于推陈出新，不再采用一般的方式处死，而是判处这帮狗官“凌迟”。
    奇妙的是，张献忠又决定遵循传统的行刑时刻。行刑定在午时三刻行刑。时候未到，只有枯等。
    剥除瑞王朱常浩的衣物，“龙体”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就在行刑的绳索牢牢套住他的脑壳与四肢之际，忽然兀自狂风大作，在坝子上扯起了一道道龙卷风，乌云四起，“雷电交作，天愁地惨”（佚名撰《蜀记》），咫尺不见人影。“暴风飘瓦木尽拔，拯刀若至相斫”（清朝徐鼒《小腆纪年》卷6）。
    见到这一罕见景象，张献忠手下议论纷纷，“今天要杀的人中有皇亲啊，现在电闪雷鸣，是天老爷在发怒，要我们停止杀人”。人心浮动，立场动摇，大胆者起身去规劝黄虎，希望停止行刑。
    张献忠听都没有听完，再次怒不可遏，仰天怒骂，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天老爷你不公呀，这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你没看见？你为啥子不管？老百姓活不出来了，你为哪样不管？老子要杀他们，你却要管，是何道理？既然你老天同这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是一家人，老子就连你一起杀！”
    他正在含血喷天，恰在这时，又是一个大雷炸响了。张献忠更是气得头冒火星，他才是人间的炸雷啊！他大声骂了一通后，命令架起大炮，炮口向上，向老天爷这一帮“封建残余势力”猛烈开火。
    奇人总能遇奇事。说来也怪，大炮几响过后，雷喑电灭、风吹云散，又是一片澄清天宇。面对天空的变脸绝技，张献忠哈哈大笑，吼道：“老天，你也是欺软怕硬的东西，哪阵老子把你也捉到了，一样的要把你五马分尸。”校场口上空现在弥漫着张献忠如雷的吼叫，嗷嗷嗷，士兵跟着欢声雷动，高呼八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巴县志》载：“明崇祯十七年夏五月，张献忠自忠州犯重庆。……六月十八日，贼据佛图关，二十三日，陷重庆。收瑞王常浩、关南道陈纁、巡抚陈士奇、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皆磔之。”
    史料记载，陈士奇喜欢“钻研兵书，谈论韬略”，被凌迟处死，时年57岁。对于重庆之役，后来的文人也认真总结，认为陈士奇的惨败实乃天意。“陈公即知兵，安能竭既踣之力以胜天乎？”（民国《巴县志·文征篇》）
    这即是说，人力不可胜天。
    三声炸雷还击三发炮弹
    张献忠第三次向天空开火，是在西京成都。
    甲申（1644年）十一月初十当日，张献忠在成都搜掠城内居民，赶往成都东门外洪顺桥一并砍头。羊一般温顺的成都人，伸长脖子等着刀带着金风而至。狂喜的砍刀正是运斤成风，天空中突然响起三声炸雷，张献忠大怒，指天骂道：“你生下我来就是杀人的，现在敢打雷吓唬我？”命兵士架起炮来，对天轰轰轰地打了三炮。
    三声炸雷还击三发炮弹，你来我往，张献忠似乎很公平。是日，杀人如麻，死尸推入河中，死骸激水，连桥都撞断了。成都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即今天的九眼桥，就是张献忠重修的。其实， 1587 年在府南河上建成的洪济桥，反映了明代工程建设的高超水平，从建成到1991年被拆除的400多年里，洪济桥一直是成都的标志。
    “尔放我下界杀人”一句，说明张献忠秉承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句话，也成为了他提炼进入《天书》中的著名箴言“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的最好脚注。
    如果说张献忠前三次开炮均是轰击天空，那么他第四次则略有些变化，调转了一律仰天的炮口，以一种俯身的姿势，展示了他渴望“问鼎”的雄材大略。
    《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禹铸九鼎， 三代视之为国宝。楚王问鼎，有取而代周之意。张献忠也难得地面对一次现实主义的“问鼎”事件，他采取的方式却是极其异样的。
    1645.四川省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段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江底沉银

    沉银只是其中一个谜底
    2017年年初，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彭山县疯传：一个工人在江口镇采沙场挖出一只12斤重的黄金盘。消息传出后，让原本沉寂的江口采沙场人头攒动，众多淘宝人蜂拥而至，江口采沙场车水马龙，变成了淘宝之地。
    记得是2017年冬天，我陪同外地作家去江口崖墓参观，有管理人员对我讲，当地河边就有开挖掘机挖沙石的人，一铲下去挖断了一根大松树，发现了里面镶嵌着很多马蹄银锭，最后连挖掘机也不要了，带着家人连夜逃走……
    江口镇岷江段“老虎滩”，位于岷江主河道和流经成都市区的府河之交汇点，据说枯水时节，曾有老虎涉水而过。经过多年的冲刷，河沙、鹅卵石遍布，构成一个巨大的扇形结构，水面开阔有三四百米，水深仅三四米，部分地方不足两米。
    2016年10月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一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有学者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李自成“通好献忠”笼络羁縻之物。
    对此，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2018年11月25日我去他家拜访，他指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之“永昌”不是大顺的年号，仅仅是表达“吉祥”之意;金印的铸造者、持有者，应该是被南明封为“蜀王”的刘文秀。永历十一年（1657年）春，刘文秀在洪雅县天生城誓师不久，就被李定国促归滇，由是失去他实施其战略计划的有利时机。“郁郁不得志，愤而疾”，于次年夏逝于滇，年仅42岁。刘文秀病危亦未忘其抗清战略，希冀能实现，遗表永历帝云：“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然而未被永历朝廷采纳，永历仓皇奔缅而加速了南明的灭亡。这一记载，明确了刘文秀“埋金二十万”的事实。
    而一般报纸的案情报道大致是：
    2012年底至2013年，彭山人王敏伙同宋先明、徐成云以及梁建波，共同出资购买潜水衣、金属探测仪等工具，于夜间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老虎滩进行盗掘，盗得59两的银锭1枚、金册6张，其中3张金册及1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被王敏和宋先明私藏。“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后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6张金册系国家二级以上文物。
    2013年底至2015年3月，徐成云又与儿子徐业、陈翔（另案处理）、梁建波等人組成新的挖掘团伙，共盗得4枚50两银锭，其中两枚系国家三级文物。
    江玉祥教授至今都不相信这一过程。他认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不是来自江口镇老虎滩，而应该在黎、雅、建、越一线，极可能是刘文秀经营多年的洪雅县（详见江玉祥未刊论文手稿）。
    其实，江口挖宝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
    古人以为，金银埋于地下，就像长白山的人参一样不能被惊扰，否则它们就会悄然而走，不翼而飞。黄虎的金银踪迹如同一个辐射万端的复杂谜面，江口沉银就像一个谜底，在我看来，它还应该有另外的、甚至几个谜底。
    在大西军撤离成都前夕，有过一次秘密的藏宝行动。清人夏燮《明通鉴·附编》记载说：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辟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最后一句，同样也昭示了黄虎撤出成都时彻底毁灭成都城的真实动机：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
    沈荀蔚《蜀难纪略》详细记录了大西军将抢劫而来的金银水运而走的过程。1646年，张献忠把将“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至是，测江水浅处，多支流以杀其势，一如决河法;水涸，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
    这一段记载，说明黄虎早已经在江口、三渡水一带做了精心的转运布置。只是他没有料到，大西军在江口处的营垒，已经被杨展攻破。
    刘景佑《蜀龟鉴》综合各家传说，所述更为详细。在1646年夏历五月后，他记录道：“锢金。献以财货妇女累兵心，令有妇女必杀;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凡金银、器物、首饰沉井窖屋，发觉者连坐一营;告捕者赏以其家器物。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盛木鞘数万（《蜀碧》）。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续得金银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叙略》）
    这就意味着，大宗金银，是在成都锦江以“锢金”的方式深埋于江心。然后，才把陆续抢劫到的散碎金银首饰，用船运到江口。
    根据这些稗官野史，黄虎“埋银”和“运银”到“沉银”，分明是前后三个连续性的行动。
    所谓“锢金”，是指埋银于成都城中的锦江。但“锢金”至今没有被发现，所以并不能确认这一事实。锦江“锢金”极可能是黄虎的“障眼法”，真实的地点，江玉祥教授以为，可能是在江津三渡水桥下的河心。
    关于江口沉银，欧阳直《蜀警录》记录的时间为1646年六七月间：“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有数十巨舰。令水军督押，赴彭山之江，沉诸河。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八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北走。次年正月，“杨展奉旨晋广元伯。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
    由此可见，江口沉银，铁板钉钉。即便经过杨展军队的大肆打捞，到了乾隆年间，一次官方的打捞还可以“获银万两”，足见沉银数量之巨。
    奇怪的恰恰在于，多年来专业文物考古部门对此一直保持着沉默，甚至认为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盗宝团伙则坚信不疑，他们一再得手，收获惊人。直到大案告破，才倒逼文物部门启动了江口沉银的发掘工程。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机从河床3米深处，掘出一批银锭。每锭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等等。出土银锭均藏于木鞘内;木鞘是两个半圆形木块，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中间挖空，银绽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其中6件有铭文的银锭，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张献忠“千船沉银”谜将解开》，载《华西都市报》2006年4月26日）
    2015年12月25日，李季、杨林、毛佩琦、高大伦、江玉祥、袁庭栋等10名国内考古、历史专家齐聚彭山江口，实地考察江口沉银遗址，参观出土文物后，共同出具《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从而历史性地推动了国家尽快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7年1月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正式启动岷江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到2017年年底一共出土三万多件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由此否定了主动沉银之说。
    可以发现，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绝大多数规制普通寻常，显然是民间之物，这应该是大西军屠杀平民后从身体上撸取的物证。
    1646.四川省西充县金山铺凤凰山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山寨寨门

    凤凰山地望
    蜀北古驿道位于古蜀道北段。古驿道在南充境内沿顺庆、西充、阆中，抵达广元剑门关，经昭化而出川，在陕西勉县褒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
    这一条“蜀北古驿道”对川北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千年的历史变迁中，驿道沿途分布很多驿站、建筑、场镇，无数的政客商贾、文人兵卒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很多诗歌和故事，让静卧于森林与雾霭之中的古蜀道，浸淫为一条打通秦蜀的文化之路。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顺庆府要修一条官驿道至阆州（今阆中），经测量决定由现今南充市的三公街出发，经赵家铺、坦山铺、回龙铺、四方寨进入西充县的金山铺、洞天铺;另一条路由华凤铺、新复铺、长远沟铺与前一条路在四方寨会合，其中華凤铺至新复铺，水路和陆路均可通行。
    从古驿站金山铺（现西充县金山乡）到达西充县凤凰山，大约不到20华里。
    黄虎对于西充县充满不祥的记忆。
    早在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西充县人、时任湖南巡抚的李乾德在岳州曾3次大败黄虎，“歼其前部”。到了1640年（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在川围剿张献忠时，西充人李兆“乞假归，值献逆初寇蜀，公捐资修葺城垣，募兵储粟，为固守计，以总兵谭大孝为外援”，在西充县堵截过大西军。张献忠部查抄他的家眷时，只有其次子李映庚逃脱，免于一死，李家其余几百口人束手就毙，惨遭灭门。
    张献忠入川建国时，李完又在西充县“孤忠感愤，招募健勇，训练以方，将往诛群盗以靖国难。”
    西充县乡绅陈好问，曾出资雇请武林高人，预谋杀害大西官员——西充县负责人高凌云。高凌云的“锄奸”意识在黄虎长期教育下，没有丝毫松懈，他力挽狂澜，果断地对陈好问一批人进行坚决镇压，及时粉碎了暗杀颠覆阴谋。还有的地主将大街上大西告示中，凡是有张献忠名字以及大顺年号者，均用牛屎马粪涂去，改作弘光年号……
    黄虎为何将老营驻扎在此？这同那时军事对峙形势，以及渴望将“三李”在西充县的残余势力碾为齑粉的愿望密不可分。
    距西充县城11公里的凤凰山主峰海拔415米，耸立其间，因两翼山势徐徐展开，如一只凤凰，故名。山势谈不上雄伟，绵亘十余公里，直通西充县城的鹤鸣山，而鹤鸣山的山踝一线，又是李兆、李完的家乡。黄虎扎营此山，有利于继续消灭“三李”的孑遗势力。同时可以发现，红壤遍布的凤凰山，朝向多扶镇方向坡度平缓，马队可以直上山顶。凤凰山的东西、南面高筑坚实寨门，四周悬崖陡壁，刀劈斧凿，仅中有一道石门通道（寨门等毁于1958年）。山上有一大片宽阔平地，约50多亩。岩前有重叠的青石三堆。山顶有一巨石矗立。东南面有陡峭的深山沟。东面岭下，太阳溪泛着碧绿，潺潺流过。
    1647.四川省西充县晋城镇西铁印山清肃亲王庙

    沧桑肃王庙
    爱新觉罗·豪格（1609年—1647年），清肃武亲王，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
    豪格为清初名将，有“虎口王”之称，皇太极长子，满族。后金时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封为肃亲王。皇太极改后金为清后随多尔衮攻锦州、朝鲜，败明宁远兵，杀明将金国凤。后围洪承畴于松山，克之，俘洪承畴等，并与济尔哈朗克塔山。清兵入关，参与平定中原，复攻陕西、四川，击杀张献忠。旋被摄政王多尔衮构陷下狱，削爵。肃王历来高傲，仍不低头，又对人扬言：“将我释放则已，如不释放，勿谓我系恋诸子也，我将诸子必以石掷杀之。”（《清世祖实录》）“诸子”是指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报复的发泄方式。按理说，他报复的对象应当是他的仇人多尔衮，可是对多尔衮既无法报复，便发泄在他亲人诸子身上，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心理。后来他死于狱中，时年39岁。报复总是一报还一报。多尔衮后来竟然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痕迹。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为豪格平反，重新封为和硕肃亲王，并立碑。顺治十三年（1656年），豪格被追谥，追谥号“武”，成为清代第一个被追谥的亲王，称肃武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配享太庙。
    1880年（光绪六年），清朝廷为彰扬肃王豪格围剿张献忠以及大西军之功，在西充县城晋城镇西铁印山下，建立了三重殿四合院的肃王庙。（西充县县志办公室等主编《张献忠在西充》，1987年7月内部印制，第38页）
    在西充县西街，与三义祠一墙之隔的肃王庙位于西街尽头，耸立着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肃王豪格的肃王庙。里面大堂曾经供奉有肃王豪格的彩色塑像。他一身戎装，是满清武官的打扮，相貌堂堂，威风凛禀。据老人回忆，这是专为纪念豪格在多扶凤凰山下太阳溪边，射杀八大王张献忠而修建的肃王庙，以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该建筑原为四合院布局，坐东南向西北，占地350平方米。现存大殿建于1米高的基座上，座宽20米，深14米，周围用条石包砌，大殿为穿斗式梁架，面阔五间16米，进深3间10.4米，八架椽屋，分心柱高9.2米。梁架上有清光绪六年修建时留下的墨书题记。屋顶为重檐歇山式铺简瓦。
    伴随清朝的垮台，有关清朝的礼仪迅速在民间土崩瓦解。肃王庙里的诸多设施被人拿走，房屋开始被一再切割。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7月1日，西充县卫生院成立，院址就在晋城镇大西街肃王庙里，陆续改造大庙为病房。
    1950年以后，肃王庙逐渐成为居民的大杂院。目前除最后一重大殿建筑完好，另外两重已经消失。至今还有不少老年人居住于此。
    今年93岁的任之俊老人和73岁的李国玉，已经在此居住多年。因为那块西充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字石碑早已漫漶，他们只好用毛笔重新写了一遍。字不佳，但有人看护着，就好。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殿台阶前，分行而立，中间留空，拍下了这张纪念照。
    1648.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东侧宏觉寺

    亦称“宏觉寺”、“洪觉寺”。
    位于今西宁市南大街东侧的宏觉寺街东南
    《西宁府新志》载，“在城南门内，旧名 ‘妙华庵’，洪武二十三年（1390 ）建，永乐十年敕赐额曰 ‘弘觉’”。
    该寺在明代前期颇受朝廷重视，寺僧札思巴锁南曾受封为国师，多次进京朝贡。由于明王朝的支持，该寺曾在西宁地区冠盖一方。
    明末，塔尔寺和佑宁寺等相继建成，弘觉寺遂被取代，开始衰落。清时成为甘肃拉卜楞寺属寺。该寺一进三院，人山门即护法殿，前院两侧分列钟鼓楼，中院主殿塑有三大菩萨像，另有僧舍18间，全寺建筑占地约4亩。
    解放前夕，该寺成为省内蒙藏王公、千百户和上层僧人来宁时的常住地，寺内仍有少量僧人，但已不举行宗教活动。解放后，建筑被毁，寺址占为它用，现仅留“宏觉寺街”之名。
    1649.陕西省西安市古城墙解放门

    解放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陇海铁路通车，于北城墙尚仁路处开辟城门，名尚仁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尚仁路改称中正路，城门更名为中正门；1950年，中正路改称解放路，城门更名解放门。1952年因扩建火车站广场而拆除，成为西安城墙一豁口，2005年重新连接，形成大跨度的桥拱式城门，从而使西安城墙全线贯通。解放门规格为大跨度桥拱式3门洞。 [35] [36]

    
    1651.山东省诸城市白云山辛亥革命烈士墓“义和坟”

    消失在城市丛林中的一抹记忆(组图)

    
    诸城“辛亥义举”的故事,如今放在博物馆被人们所铭记。
    
    如今的白云山,已经是高楼矗立,人们已经很少知道,曾有300多名烈士在此抛洒热血。
    义和坟,一个已经甚少被提起的名词,也被不少人误以为是义和团运动中被残害者的坟墓。然而,在它的所在地诸城市,还有一些人愿意记住这个曾经见证历史的坟墓。
    这处掩埋着360多具革命烈士的地方,不曾有广州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埋骨黄花岗的青史,却在过去的一刻,彻底改变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
    29日,当记者来到这片掩埋着360多具烈士的原址时,这里早已被城市延伸中筑起的高楼大厦所覆盖,不见一分当日的痕迹。在记者采访中,附近的居民对“义和坟”三个字背后的故事,甚少知晓。
    然而,这段历史,应该被永远铭记。
    这里,一段历史

    长眠的地方
    29日,记者来到诸城市白玉山社区。附近的居民讲,它曾经的名字叫白玉山村,后来改为社区。这里处在诸城市区的北面,附近就是潍河,居民区、商业区分布较多,车流量较大。
    在这里的居民,已经从原来单纯的当地村民,逐渐有不少外地人来到此地经商、打工、旅行。这片区域,几乎完全褪去一座小村庄的模样,镶嵌更多的是一座城市应有的相貌。
    记者看到,附近有不少在建的高楼,很难有人会知道,就在这个被称作白玉山的地方,曾经有三座被称为“义和坟”的墓地,掩埋着360多名改变当地历史命运的烈士。
    被埋的360多人,有诸城当地的革命党人、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为争取诸城独立而不畏艰险,浴血奋战。
    这段历史,它虽然短暂,如沉沉暗夜中一现的昙花,但却无疑为诸城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篇章,折射出在诸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思想的觉醒和对民主共和的向往。
    同时,它也是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虽没有辛亥广州起义的深远影响,但仁人志士们为理想而勇赴死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却总是如此弄人,仅短短的一百年时间,惨烈的义和坟却已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甚至连它的遗迹,也在十年浩劫之后,荡然无存。义和坟,就这样静静地湮没在了历史深处。
    原山东省诸城市档案馆副馆长邹金祥说,这段历史,应该被传承下去。

    被贬回乡,
    知县变革命党人
    已经69岁的邹金祥,著作有《诸城市志》,为弄清“义和坟”的故事,他在上世纪80年代,曾特意去白玉山南面看过“义和坟”。
    邹金祥称,他当时去过的白玉山村那两座义和坟在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小沟北边,沟里没有水,两座坟所在的那块地好像是三角形的。1985年前后,居民区动工建设,两座义和坟被推平。
    面对着早已是居民楼林立的义和坟,邹金祥向记者讲述了这三座坟下,掩埋的历史主人公造就的传奇故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席卷全国,时属诸城仁里村(今属五莲县)的臧汉臣随之举义。
    这个人,是当时革命党中重要的一员。
    在当时那个年代,臧汉臣是清末监生,捐资任河南通许县知县三年。出仕后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深得人心。后因得罪上官遂弃官回乡,当地老百姓依依惜别,送“万民伞”一把,“万民衣”一件。
    臧汉臣回乡后,经刘冠三介绍入同盟会,并在仁里村组织了三百多人的义勇军,孙中山亲派一委员在其大厅院里训练三月有余,成为诸城独立的一支骨干力量。
    臧汉臣家财雄厚,对革命慷慨赞助,曾出资为刘冠三、陈干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辛亥革命期间,臧汉臣捐白银4000两,与臧少枚赴青岛购枪械,密谋诸城独立。
    当时,三民主义在诸城广泛传播,“共和”思想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组织各种团体响应革命。

    茶壶“炸弹”
    吓住顽固派
    在这些先进的革命团体中,不少成为后来葬入“义和坟”中的烈士。
    隋理堂、臧著信作为团长率农林学堂学生组“学习团”,臧文山、裴曾绰、王熙麟等十八人组“歃血团”,邱翰 鸣韶为首组“义勇军”,一时众家纷起,都以“排满共和”为口号,还从高密请技师张建祥制炸弹,准备起义。
    然而,诸城城里驻有巡防营,起义者不敢贸然行动,只好等臧汉臣购买枪械归来。
    不久,在青州起义的王长庆、邓天乙、王箫九、贾次瑶等率军经安丘入境,驻城北五里堡,知县吴勋闭城以守,适臧汉臣返回,与革命军领导人会商后,由臧偕革命军代表3人入城,与城中官吏商绅商讨独立,当晚有五坊坊长和乡绅参加的集会上,吴勋与少数乡绅立场顽固,反对革命军入城。
    听到这些,臧汉臣手捧用红布包裹的茶壶“炸弹”说,“谁要敢阻挡诸城独立,我就让他尝尝这颗炸弹的厉害!”这一下把吴勋和那些顽固派吓得不知所措。于是,在革命党党人和开明士绅欢迎下,城外革命军从东北圩子门进城。吴勋和把总金洪奎逃匿到德国天主教学堂。
    革命军入城后,以县署为军政府,因王长庆系关东绿林出身,擅长射击,被公推为司令,邓天乙为副司令。
    1912年2月3日,诸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由于臧汉臣声望高,被临时议会公推为临时民政长,并以他家望山堂为民政府办事处。
    诸城独立后,设团防和巡警以加强城池和社会治安,成立红十字会,张贴布告宣布保护教堂、商绅和居民安全,深得民心,短短几天革命军发展到200多人。

    360多烈士魂归
    “义和坟”
    正当革命运动向外发展时,清知县吴勋和天主教堂德国神甫顾思德侦知革命军枪械不足,人数有限,遂电告山东巡抚从邻县调集巡防营数百人,由西、北两路反攻诸城,并以退居程戈庄的杨子维部为向导。
    1912年2月10日,革命军四人出城侦察时被清兵所杀,城中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德国神甫顾思德自愿出面为“调停”,骑马往返诸城、吕标间。
    当清兵逼近诸城时,城中的一名劣绅王少舲偷偷出城,至清营密报革命军防守情况,并出谋让清兵扮成送柴草的乡民,内藏军械、火种,混入城中作内应。
    2月10日夜半子时,清兵围困停当,手持火把集拢城下,喊话劝降。王长庆等人持火把登城巡视,指挥防守。大家用严词回击敌人的诱劝。敌人恼羞成怒,下令攻城,先用排子枪压住城上革命军,然后用敢死队竖云梯攻城。王长庆等人冒着枪弹四处奔走,指挥学生军集中火把扔到云梯上,阻止敌人的攻城。
    忽然,城中伏敌纵火,混入城内的清兵和劣绅们手持枪械,分头抢上城墙,与城外清兵夹击守城的革命军,革命军迫于情势退下城墙。双方随后展开巷战。
    激战数小时后,全城陷落。
    仅七八天的诸城独立顿遭失败。清兵入城,烧杀掳掠。劣绅带路,搜抓革命军。臧汉臣与王少舲比邻而居,于是越墙至王家躲避,被王执送清军。
    清兵营官知臧汉臣颇有家资,便提出要臧汉臣出金赎命,臧汉臣答:“我有钱办革命,无钱饱你私囊!”营官恼羞成怒,立命哨官杨兹维将臧汉臣缚于县衙内古槐上剖腹枭首,并暴尸县门前,头悬于树,以恐民众。
    穷凶极恶的清兵以捕拿余党为名,持续三天对富商大户逐家抢劫,诸城数百年精华毁于一旦,革命党人和无辜被杀者360多人,“自山东举义以来,未有酷于此者也”。尸体先是被抛北城墙外,然后又分埋在城后白玉山子村前的两个大坟,在城东北的墨水河东也埋了一部分尸骨,以上三坟,被尊称之为“义和坟”。

    革命军祭
    “义和坟”
    1916年5月的一天,细雨霏霏。
    白玉山子村后的潍河水依旧静静地向东流去,不舍昼夜；白玉山子村前的义和坟则静静地淹没在荒烟蔓草间,曾经的硝烟,曾经的呐喊,曾经的血腥,都早已散去,留下的只有沉寂、肃穆和悲壮。
    马蹄声响起,由远而近,打破了坟前的沉寂。一队衣着鲜明的军人策马而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二支队长马海龙率一支骑兵部队,祭奠死去的360多名烈士。
    上世纪80年代,白玉山这个“义和坟”所在的地方,随着城市的推进,开始建立新的居民区。

    “义和坟”,并没有因为它的历史意义而逃过这一劫。
    现在的白玉山,已经被现代的高楼大厦所覆盖,处处是人群,早已不见当时丝毫的痕迹。
    现任诸城市档案局编研科的科员高兰香说,长眠在义和坟中的人,或许不会知道人们的纪念,但纪念却是对生者最好的安慰,是民族精神最好的培育,而淡漠和遗忘只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
    1652.山东省章丘县普集镇清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于振宗官宅匾额螭首

    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于振宗
    于承廉
    于振宗，字麟公，普集镇于家庄人氏。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付贡。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举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进士，第三甲九十五名，授正定县知县，擢升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又钦差监督粮仓。于振宗生卒年不详，为官政绩无考，现存只有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于振宗为重修于氏世谱撰写的谱序一文。序文诉说了于氏的来源和重修世谱的理由，勉励于氏后人：“群相劝勉，策励以续先业而光大之。”文笔流畅，情真意切。今天读来，仍有一定教育意义。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重修世谱序
    家之有谱，以尊祖也，以收祖也。盖万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譬之木焉，由根而干而枝，以至于轮逡离奇，荫蔽数亩，而要之皆一本也。譬之水也，由泉而坎而溢，以致于澎湃汹涌，聚为江河，而要之皆一源也。
    溯始祖肇造只一人耳，迨其后，瓜瓞蔓延，食指繁多。则其势不得不分，分既久则人愈众。其间，士农工商异。其业，富贵贫贱异。其迂，智贤愚不肖异。其址，居处远近异。其地，或以小故而生嫌隙者有之。或以骨肉而同阡陌者有之。甚至流传既远，子孙竟忘其祖先之讳名。居址辽阔，辄昧尊卑之分，文献无微，考核莫据，如此等类不可枚举。此祖之作，所以不容己也。
    于姓系出周武王第二子封邘，以国为氏，后省文从于。（邘国，即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邘台镇）望高东海，峥嵘汉唐，间日由枣强迁入章丘。自我祖德清公始，由八世禹门祖者，著有族谱一书，去今百余岁矣，赫蹄将近腐朽，且自九世以至十二世尚未增入。振宗有志修辑已久，缘筮仕以来，簿书鞅掌，未获如愿。
    庚寅春，谨命仲子秉醇旋里，将原谱另为缮写，后之未增者，复远询广搜，照旧式编次，都为帙，数日始克竣事。览是编者，当思木生一本，枝叶相扶。水出同源，泽润相资。披阅之下，如见我高、曾、祖、父焉。如见我昆弟雁行焉。如见我于姓曾元焉。逆而溯之，固源委井口。顺而考之，亦枝分派析。虽百年无异旦暮也，虽分家无异一室也，参差无异比肩也，间阔无异密迩也。士农工商之见，不设富贵贫贱之形，而忘智愚贤不肖，群相劝勉，策励以续先业而光大之。无负尊祖收祖之意，是则序谱者所原望也夫。
    清康熙五十年岁次辛卯菊月之吉，十二世孙振宗薰沐拜题于鹿署之荫远堂
    以上是有文字记载的于振宗的仕途简历和本人的文字作品，以下是有关于振宗旧址和遗物的传说。
    官宅：据说于振宗升任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后，有意荣归故里，但家乡没有相称的宅院以备应酬，寄言居乡的长子秉仁修建宅院，不意突然准假归里，只得突击工程，时值冬季，所以此宅质料低劣，除大门屋脊上安有螭砖兽瓦外，整套宅院建筑平常。此宅至今仍在，当地村民仍习惯称“官宅”。
    醉月亭花园：因园内有处凉亭叫醉月亭，约建于清康熙五十年，于秉醇修谱事竣后，修建的花园。园址在当时村外沟崖西岸上，由沟底上砌石墙，高近两丈，园内墙高不过六尺，自然视野广阔。北观长白山四时变化；南望胡山孤峰高耸；东眺东岭山嵖岈曙峰晓月晨星。看月圆、月缺、月晕、月华，奥妙无穷。醉不在酒而在月，故名醉月亭。于振宗的侄子于秉信爱好诗词，不精八股文章，屡试不中，随之万事疏墉，唯敲律长吟，著有《读史长句》、《醉月亭诗草》。
    “西台虚左”：是官宅大门上挂的金字匾。据说雍正帝登基伊始就大搞吏治，反贪污。首先清查户部，发现库银亏空数很大，严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吏员赔偿。又成立了会考府，把清查工作推广全国，发现问题立即逮捕查办，当年就逮捕巡抚、布政使等高官多人，有的还被抄了家。这场反贪风暴搞了六年才完全结束，各级官吏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于振宗正在病休，大约于雍正二年病逝。于振宗为户部司官，又与钱粮打交道多年，经过反贪大风暴而无牵连，可算难能可贵。病逝后，朝廷追赠他为御史，所以赐匾“西台虚左”。“文革”期间，于一九六六年拆掉了房脊上的螭砖兽瓦，砸烂了御史匾。
    1653.山东省章丘市枣园镇后枣园史家一门三牌坊

    一门三牌坊 两朝“铁盐商”
    刘相岭 王教年
    清乾隆年间，后枣园史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先后建起了三座形制宏伟的牌坊，并取得了章丘的盐业专营权。妯娌三人同建牌坊，一门荣耀自不必说，历史上也实属罕见。盐业专营，更使史家一朝暴富。史家历代均有人在朝为官，加上盐业专营，财大势大，逐步发展成章丘名气很大的望族。
    据《史氏族谱》记载：“史氏为伯邑考之裔，溧阳侯之派也。”、“伯邑考生轶，为周太史，以官为姓，此得姓之祖也。”溧阳侯史崇为史轶后代，“佐光武中兴，封溧阳侯，子孙因家焉”。其后溧阳史家之一支“迁徙冀州而复徙居阳丘（即章丘），……阳丘之十一世，叙列溧阳之五十一世”。史氏迁章丘史家庄（在今枣园镇）在明代洪武七年，十一世史耀宗自史家庄迁后枣园，在康熙年间。
    史耀宗娶彭家庄彭氏为妻，彭氏无出，于是过继史秋魁（耀宗堂兄史可宗之子）为子。后来，史耀宗又娶邹平李氏，李氏生二子，即史泩（音shēng）、史朝栋。
    秋魁性悍贪婪，耀宗辞世后，为吞家产，竟想谋害两弟，于是发生了彭氏打官司，告御状的事，此事已有翟伯成先生文章发表，故不赘述。但彭氏却因此为史家挣得了章丘盐业专营的特权，历清一代，长盛不衰。至今史氏族人提及，仍称彭氏老奶奶“敬仰之情，见于形色”。后来，史家人丁兴旺，除大支外，逐渐派生为南院“致和堂”、北院“庆余堂”、西院“强恕堂”、以及“桓远堂”等，史氏宅院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南院“致和堂”厅房有一巨匾，刘墉所书，上题“松筠劲节”。西院“强恕堂”的厅房有楹联，上为“有容德乃大”，下为“无欺心自安”，横额为“巾帼完人”。也为刘墉所书。此联内容与彭氏事十分贴切。史家推测此房应为彭氏的会客厅，里间应是其卧室，可惜旧房已毁，后人只有空怀慨叹罢了。
    史家三牌坊，均因耀宗的三位儿媳能尽妇道而奉旨所建。
    三座牌坊：一座位于前街（今后枣园朝阳街）西头，向北约20米处，俗称西南牌坊；一座位于后街西头（今后枣园村光明街配电室处），与西南牌坊南北相对，俗称西北牌坊；一座位于后街东头，与西北牌坊东西遥遥相对，俗称东牌坊。
    按建坊时间，西北牌坊建坊最早。此坊为秋魁妻高氏之坊。《史氏族谱》载：（史秋魁）“武生，可宗子，入嗣于耀宗，例授朝议大夫，候选知府。原名汇，字海源。娶张氏、李氏、高氏，例封恭人。高恭人于归四年夫亡守节，奉旨建坊。”此坊规模在三坊中较小。但纹饰精美，造型奇特，坊上题字已经无人记起了。
    东牌坊为史泩妻张氏之坊。《族谱》载：“史泩，贡生，……字广源。敕赠文林郎。娶焦氏、张氏，敕赠太孺人。张太孺人守节抚孤，奉旨建坊。”此坊形制比北牌坊大，而精美不及，坊上题字也已经无人记得了。
    西南牌坊为史朝栋妻郝氏之坊。《族谱》载：“朝栋，原名注，字裕源。乾隆壬申科武举，甲戌科进士，敕赠朝议大夫。娶郝氏，敕封太恭人。太恭人择伯子为夫后，奉旨建坊。”史朝栋于乾隆17年（1752）拔武举，两年后中进士。“武举人，文进士”，史氏后人提起这位祖宗，自豪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其妻郝氏无出，过继同母兄史泩长子范仪为子。郝氏牌坊规模在三坊中最大，雕刻精美，兼具二坊之长。据老年人回忆，此坊横额镌有“圣旨”、“慈孝承祯”等字样，刘墉所书。另二坊也有“圣旨”二字，同为刘墉所书。其他题字亦无人记得了。三牌坊修建时曾从朝廷领到圣旨和封诰。后来这些圣旨和封诰，或毁于“文革”，或遭回禄之灾。
    一门三媳三坊，又为一朝所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史氏年长而又阅历较广者说，三牌坊在清朝一代，从建坊所用的巨石，到横梁所用的挑檐，都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无论规模、形制，还是镌刻工艺，都为江北所罕见。1958年大炼钢铁时，仅因坊上生铁有炼钢用途，二牌坊被毁，而生铁也未用上。日军侵华时，惊叹三坊之美，曾拍下照片。精美宏伟的三牌坊，毁于一场毫无意义的运动，也未留下任何图片资料，真令人叹息不已。
    1655.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绣水村神医韩四爷抒情诗墓碑

    神医“韩四爷”——记绣水名医韩昭宣
    解家桐
    远在三四十年代，风景秀丽的绣江河畔，桃花山下，有一位无人不知的神医“韩四爷”。他学得一身绝技，奔走于田野阡陌之中，救人于奄奄危急之时。他医术高明，德行超人，观其色而知其病，切其脉而断其寿，出语惊人，料事如神。四处投医均不见效者，争相投奔“四爷”来看病。他不收受别人的礼品，不吃病人家的酒饭，遇有家贫者干脆连药钱也不收，还彬彬有礼地送出家门。多少生命经他挽救得而康复。人们称他为“救命恩人”，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十分谦虚。
    “韩四爷”，名韩昭宣，字在兴，号松仙。1880年，生于明水镇绣水村，1952年病故，享年72岁。其父韩祖昌，以农为业，生有九子因当时天花病流行，其中六个孩子染上天花瘫痪在床，赶快去张家庄去请当医生的舅舅，结果其舅被相公庄一病人家请去，扑了个空，再奔相公庄，等赶回家，已死了三个。韩昭宣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病魔夺去生命，心如刀割，他不相信世上还有治不好的病，从此决心从医，为天下患者治病。
    他的大哥韩昭珠、二哥韩昭成也从此学医，可惜二人均吸鸦片成瘾，为买鸦片故而收费很高，穷人看不起病，所以投医者较少。后来，两个哥哥都得了烟后痢，四十多岁就去世了。韩昭宣排行老四，所以人们称他“韩四爷”，他看到两个哥哥的死，更加努力学医，还研究出治大烟瘾的方子，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韩四爷只上了几年学，在十六岁时就在周村当店员，白天干活，晚上关上门看医书，后被老板发觉，以“浪费灯油”为由把他开除回家。回家后，他便当了货郎，挑着货郎担子卖日用百货，晚上回来再自学医书。当了几年货郎，自觉医术已成，又怕人家说他无文化，是货郎，不会看病，于是在家教了三年书，然后行医。
    说起韩四爷看病，确实十分神奇。相公庄一个扛活的推着掌柜的来找韩四爷看病。四爷给掌柜的看完病后，对推车的扛活人说：“你的病不轻，得好好看看。”扛活的说没有钱，四爷把扛活的叫到里屋说：“你在我这里拿药，写在掌柜的账上，三副药保好。”扛活的拿了三副药，果然好了病。
    普集王家庄油房掌柜，喉中长了个东西，吃不下饭，到处求医，都看不出是什么病，病情危急，让人用小车推来找韩四爷。韩四爷切完脉，让病人张开口，仔细观察，开了方，拿了药，让他回去熬米汤喝，然后吃药，果然半小时后就能吃东西了，以后真的好了。韩四爷说：“他喉中长一水瘤，熬米汤喝，再吃药，把水瘤攻破，使病下行，自然就会好了。”
    绣水村的韩士景，体魄健壮，很有劲，肩扛食盐一次能扛200斤，是村中有名的“壮汉”。一次，他父亲病了，和父亲来求医，给其父看完病，四爷观其面色，摇了摇头，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别看身体很壮，但已病入膏肓，恐怕难治了！”其父大惊，求四爷给治疗，但四爷说：“唉！我也没办法了，阎王爷不会和人摔跤，却会勾人魂魄，这孩子大约还有40天的阳寿。”果然，此人只活了38天就死了。
    还有个人姓王，在东北打铁，回家过年，年前来四爷家作客，送客时，四爷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往外走，走出大门，对王说：“你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王答：“没有。”四爷说：“嗯，过了年，我劝你别再出门了（出门即离乡混事），你混了点钱，在家吃点好的，好好玩玩吧！”王不太理解四爷的话，莫非我得了不治之症，可是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正月初八又出门打铁，结果月底就回来了。得病后，请好多医生看病，越吃药越厉害，没办法，又来求四爷。四爷说：“我也无甚妙法，只能减轻一点你的痛苦，让你少受点罪。”果然，不久就死了。
    绣水村有一人，得了伤寒，危在旦夕，把韩四爷请来看病，病人吃药康复后，一进韩四爷的门就磕头致谢，四爷忙将他扶起，说：“治病救人乃我医家之本分，不必如此。”
    济南旧军祥字号老板，因忌大烟而得病，请四爷去医治，康复后十分感激，买了很多东西送给四爷，四爷拒而不受，老板过意不去，特地赠送一块美国造的大西洋钟表，至今六十多年了，还走得很准。这是韩四爷收受病人的唯一的一件礼物，它代表人们一片心意，也是人们对他高尚医德和高明医术的一种无声的赞扬。
    后来成为名医的康在珍，在年轻时得了中风，口眼歪斜，其父康伯宸是名医，也治不了。找到韩四爷，他用气力散加皂粉、好醋等熬好制成膏药，贴于面部，很快就好了，康伯宸对韩四爷的医德医术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韩四爷60多岁时，身体还很好，自己就想写墓志铭，修起墓碑，别人都说身体好好的，修什么墓碑，家人都不同意。他写好了碑文，让石匠来刻，石匠也认为活人修碑不吉利，不给他刻。后来，他干脆自己撰文，自己书写，自己石刻，终于把墓碑制好了。
    他去世后石碑立于墓前，碑文很长，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可惜“文革”中“破四旧”，把墓碑砸碎了，故而难以将全文录下以飨读者。韩四爷之子当时还记得其中几句：
    百年之前谁知我？
    百年之后吾知谁？
    有儿强似我，
    我不置物业是如何？
    有儿不如我，
    我置下物业做什么？
    ……
    全篇碑文由以上几句可窥一斑，是一首咏叹人生的抒情诗。四爷不仅医术高明，还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后人读之也受益非浅。
    1666.辽宁省开原市马儿山明辽东都司胡忠大将军坟

    辽东都司曾派高级将领镇守北关。
    据史料记载，开原参将胡忠，在明孝宗弘治年间，曾长期镇守镇北关。1504年，他精忠报国。死后葬在马儿山的华城子（明初老镇北关遗址）城北，当地人说：那是守关的胡大将军坟。可惜修南城子水库时，已将华城子及胡大将军坟推平。现在，那里已成为南城子水库副坝。
    1667.北京市广安门马关营村东八里桥

    据说北京有两座八里桥，一是东边的东八里桥，一是西边的西八里桥。东八里桥距离通州八里，西八里桥距离北京城八里。西八里桥在北京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上，是一座平面的石板桥，处于马关营村，四周都是马关营的菜地，在1986年修建京石高速时拆了，但地名还留存着；东八里桥比西八里桥的名气要大得多，它坐落于通州区和朝阳区的交接。以前归通州，现在归朝阳。现在一提八里桥，主要指东八里桥。
    1668.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砖桥乡樊庄村靖家营靖氏《红楼梦》批阅抄本

    《红楼梦》与靖家营
    靖家营，隶属原砖桥乡樊庄村，这里有半数以上人家姓靖，是一个7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靖姓，在《百家姓》上找不到，它是清朝皇帝所赐。靖氏祖籍辽阳，是随军入关的旗人，因战功卓著，被清帝赐予意为安定、平定的“靖”字为姓。靖氏家族，与我国文学巨著《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红学”研究上极有价值的“靖本”《红楼梦》，就是靖氏祖先所收藏，并从靖家营带到扬州、南京后被发现的。
    靖氏祖辈曾为清朝四品武官，靖氏负责押送沿京杭运河往京城的皇粮贡品。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监察御史，为皇家征敛税银贡品，也交给靖家押运进京。曹靖两家祖籍都在辽阳，既有公务上的联系，又有同乡之谊，于是结为了儿女亲家，靖氏家谱上就记有一位曹氏先妣。后来由于朝廷权贵互相倾轧，曹家败落了，靖氏也失去靠山。不料又翻了皇粮船，招致贬职，只好带领靖、赵、侯、耿4营人马在江都东南隅一带屯兵种田，建起了“靖家营”这个村庄，并盖有祠堂，名为“明远堂”。
    曹家被抄后，曹家人非监即杀，惟曹雪芹蒙恩赦还。出狱后他已无家可归，最后漂泊到京郊一个荒僻小村，栖身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之中。待他含辛茹苦、竭尽心血写完《红楼梦》前80回正文和后40回篇目后，就实在无法镌版发行了，只得让它沦落在至亲好友之间传抄流行。
    靖家凭着与曹家的特殊关系，在乾隆年间得到了一部《红楼梦》抄本，在这抄本第一册封面下，粘贴了一首曹寅题“楝亭夜话图”长诗，诗页上注明是“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录”。经“红学”家们考证，这个抄本曾经曹寅润饰过。“红学”权威俞平伯在此贴条的照片上题字，称它“抄写精审，一字不讹”，可见决非一般抄书匠所为。书稿抄写时间距离曹雪芹去世约为13年。
    靖氏祖辈对这部《红楼梦》抄本视若家珍，一直由长房保管。嘉庆以后战火不断，旱涝频发，民不聊发，靖氏长房为生活所迫，离开靖家营搬到扬州黄金坝居住，宣统二年（1910）又举家迁徙到南京浦口，所居里巷，仍以靖家营“明远堂”之名称为“明远里”。他们与留在靖家营的本家常有来往，并回靖家营祭祖。靖氏长房两次搬迁都一直带着这部祖传的《红楼梦》手抄本。可是，他们的后人对这部手抄本不知道珍惜。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不说长居靖家营的靖氏后代不知道祖辈的这番心血，就连保管这部书的浦口明远里靖氏长房后裔，也将它束之高阁，任凭蛛网尘封了。
    1959年夏天，一位“红学”爱好者，家住南京浦口的毛国瑶先生，到明远里的挚友靖应昆家借阅古书，竟在靖家阁楼上的旧书堆里发现了这部线装手抄本《红楼梦》，共有厚厚的10册，是由19分册合并装订起来的，每分册都有暗蓝色封皮，盖有“拙生藏书”和“明远堂”两枚篆文图章。书已破旧，纸张黄脆，骑缝断裂，有很多虫蛀的小洞，幸好字迹还依稀可辨。毛国瑶借回仔细翻阅后，发现全书只剩下77回多一点，书中有大量的批语和贴条。当时，毛国瑶家里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红楼梦》，他看到靖家这部古抄本上的许多朱墨批语是有正书局正本上所没有的，于是与“有正本”对照参阅，并将“有正本”中所没有或不同的批语及正文抄录了150多条。当时，他并不知道此举的重要意义和后来会产生的社会影响。到1964年，他看到俞平伯发表的一篇“红学”论文后，才将自己的发现写信告诉俞先生，引起了俞平伯的重视，随即回信说：“这些批语，很有价值”，“大都作于曹雪芹生前，部分作于曹雪芹身后”。并请毛国瑶将靖氏所藏的这部手抄本寄去一观。谁知当毛国瑶再到靖家商借这本手抄本时，它已经杳无踪影，据说可能当废纸卖了。1965年，毛国瑶又将所摘抄的批语寄给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周汝昌于当年七月率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一文，正式将靖氏所藏的古抄本《红楼梦》定名为“靖本”。
    如果说“靖本”是“红学”研究中的瑰宝，毛国瑶所摘录的批语则是其中的一串珍珠。国内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红学”大师都有过专门论述，国外及港台“红学”家赵冈、潘重规、高阳、严冬阳等也曾撰文论及。毛国瑶在一篇“红学”论文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近几年来，在‘红学’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很多篇里都引用了‘靖本’的批语。”周汝昌在写给靖氏后人的信中称“‘靖本’是200年来发现的各种旧抄本中最宝贵的一部。”他还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了“靖本”的特色：“一、它保存了很多不见于其它抄本的朱墨批，见于他本的文字也有不同之处；二、小说正文也有其独特的异文。”1991年12月17日的《报刊文摘》上还转载了周汝昌的一篇关于“靖本”的文章。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皮述民在一篇“红学”论文中，称“靖本”中的一条批语“是《红楼梦》考证的转捩点”。在红学研究热潮中，“靖本”已蜚声中外，而“靖家营”这个小村庄也随着“靖本”的光华，进入了“红学”家的视野，成为他们瞻仰的胜地。靖氏祖居现存3间瓦屋，门口有两只浮雕鹤鹿的圆石鼓，据云鹤鹿浮雕是清代四品武官的象征。
    (钟 据尤兴益、曹义田《红楼梦与靖家营》，徐道隆《靖家营与靖本<红楼梦>的渊源》)
    1669.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锡拉木伦庙

    锡拉木伦庙
    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位于今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政府所在地，锡拉木伦河畔。该旗台吉出身的罗布桑丹巴若布杰，7岁出家当喇嘛，曾赴西藏孟克召拜师求学，获拉仁巴学位后，42岁时回旗着手筹建锡拉木伦庙。整座庙占地约1平方公里，均为藏式石木结构，规模宏大，雄伟壮观。共建有赛胡森独贡、朝格沁独贡、朱德布独贡、却仁独贡、乃登独贡5大独贡。其中仅朝格沁独贡就占地1 500平方米。葛根拉布仁、巴润拉布仁、汉斯尔拉布仁、准拉布仁4个拉布仁，依和吉寺仓、却仁仓、珠德布仓、甘珠尔仓4个大仓以及360多处喇嘛住宅。建成后的锡拉木伦庙，作为乌兰察布盟辖区内最大的喇嘛教召庙而远近闻名。从建庙到2004年，共经历了六世活佛主事。第六世活佛嘎拉森图布登叶西扎木苏，曾任旗政协副 、乌盟政协常委、内蒙古佛协理事。到18世纪70年代，住庙喇嘛达1 500多名，庙产有大畜3 000多头，小畜2万多只，几十万亩庙地。民国19年（1930年），住庙喇嘛降到700余名，1949年，仅剩400余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庙遭到严重破坏，经卷被烧毁、佛像被砸烂，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剩20余处喇嘛住宅和3个破烂不堪的独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为受迫害的喇嘛平了反，退赔了查抄的部分庙产，维修了较完好的赛胡森独贡和却仁独贡，做为全旗喇嘛教活动中心。
    1670.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库伦图乡库伦图天主教堂

    库伦图天主教堂
    库伦图教堂是四子王旗境内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天主教堂。因位于库伦图乡政府所在地而得名。
    该教堂始建于民国14年（1925年），先建成神甫住房7间共136平方米，仓库伙房28间，学校教室、宿舍30间。民国22年（1933年），又建成了占地面积743平方米，高2米多的哥特式大堂。堂内用14根石柱支撑，内呈圆拱形，堂的西北角还建有一座高36米的钟楼。整座教堂占地1 650平方米，3处院落呈“品”字型，气势宏伟壮观。
    1950年，教堂小学改为公办学校。教堂院落、仓库、伙房、宿舍等建筑于1955年被改建为粮站仓库。“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查抄，部分建筑遭到破坏，宗教活动被迫停止。但因教堂建于天主教徒较集中的地区，未遭大的破坏，得以保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库伦图教堂于1983年6月5日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库伦图天主教堂自建堂到今共经历了17任神甫。其中比利时籍神甫6人，中国籍神甫11人。
    1571.福建省泉州市蟳埔社区矮人墓“黄金瓮”

    泉州“矮人墓”：尸体风化后进瓮成“黄金瓮”
    对话“黄金”见证人
    人死后先将整个尸体放进棺材里，叫做“凶葬”；等到尸体风化后打开棺材，将剩下的骨头取出来放进陶瓮中，再葬一次，这次才是“吉葬”，这些骨头我们这里叫做“黄金”。
    在与蟳埔社区相邻的金崎社区东梅小学，记者找到了当年的泥瓦匠杨金榜。坐在传达室前的小空场上，杨金榜抱着小孙子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为什么要把尸骨放在陶瓮里呢？”记者不解地问道。
    “闽南的习俗是‘二次葬’”，杨金榜不得不先为记者这个外乡人讲解“基础知识”，“人死后先将整个尸体放进棺材里，叫做‘凶葬’；等到尸体风化后打开棺材，将剩下的骨头取出来放进陶瓮中，再葬一次，这次才是‘吉葬’，这些骨头我们这里叫做‘黄金’。”
    “现在还保持着‘二次葬’的习俗吗？”记者很好奇。
    “早就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火葬了。”
    以记者的理解，“黄金”大概相当于火葬的骨灰，而“黄金瓮”则相当于骨灰盒，当地人对祖先的“黄金瓮”是非常珍视的。
    “您是什么时候为蟳埔村盖房看到‘矮人墓’的？”
    “是1986年或1987年。”
    “您当时看到的‘矮人墓’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我看到的坟包有几千个，下面埋的‘黄金瓮’差不多40公分高，上面用糖水灰封盖。坟包都连在一起，一个挨一个，没有间隙。盖房时挖出了很多‘黄金瓮’，‘黄金’也见了不少——腿骨很短，也就20公分长，但头骨跟正常人一样大小。”
    “瓮盖上有字吗？”记者终于抛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没有，没有一个瓮上有字。”
    看来村民们提供的信息不实，记者非常失望。
    “不过在小‘黄金瓮’下面我还看见了大‘黄金瓮’”，杨金榜的话令记者重新兴奋起来，“里面的‘黄金’是正常人大小——这里自古就是墓地。大‘黄金瓮’上有字，记载着年代，好像是明朝。” 一边的黄荣辉向记者解释：“‘黄金瓮’本来都应该半露在地上的，这些大‘黄金瓮’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逐渐沉入了地下。”
    记者想，这应该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按照常规的逻辑，“矮人墓”应该是在大“黄金瓮”下葬之后建成的。如果能够确定大“黄金瓮”的年代，“矮人墓”的建成时间就可以限制在这个年代之后。
    “那您猜‘矮人墓’是什么人的墓呢？”
    “我也不清楚”，杨金榜不好意思地笑笑，“有一种说法是倭寇，后来寺院等慈善机构将尸骨收拣起来，统一进行了安葬；不过也有人说是台湾小矮人。”
    杨金榜告诉记者，他虽然挖出了不少“黄金瓮”，但迁墓的事是由“土公”做的，金崎社区就住着一位当年参与过迁墓的“土公”。
    告别了杨金榜，记者找到了金崎社区书记谢细韬，希望从他那里可以找到“土公”的线索。
    谢细韬今年46岁，据他称，20岁下海时还亲眼见过搬迁前的“矮人墓”，一层一层像楼梯一样排在沙滩上。再年轻一些的村民就对“矮人墓”没有什么印象了。
    在等待“土公”的时间里，记者抓住机会向谢细韬请教：“为什么要进行‘二次葬’？”得到的回答是：“木头会腐朽，尸体会腐烂，而骨头可以保存得更长久。”记者想，这大概就是“黄金”这个称谓的由来吧。
    终于等来了曾做过“土公”的谢生。谢生今年76岁了，稍稍有些驼背，走路有些缓慢，但老人的头脑非常清楚，眼中闪烁着令人敬畏的智慧的光芒。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老人回答得非常准确，不夸大事实，如果不知道也不妄加猜测。“我只搬过不到10个‘黄金瓮’，都搬到鹧鸪山了。另一位‘土公’谢兴搬得多，得有100多个，可惜他已经去世了。看到的‘黄金’很多都烂掉了，大部分只剩下了腿骨和手臂，少部分还存有一点点头皮骨——腿骨和天灵盖钙质比较多，所以一般保存得长久一些。腿骨很短，也就一个半拳头长”，老人边说边用两个拳头在自己的小腿前比画着。
    在记者的请求下，老人蹒跚着带领记者奔赴鹧鸪山。鹧鸪山离村子不远，是一个被树木杂草覆盖的绿色小山丘，茂密的树丛中一个个圆形的坟墓隐约可见，大小不一。“这些是风水墓。这里一直是蟳埔村的墓地，老人都葬在山上，有钱人的墓就大一些、豪华一些”，同行的谢细韬向记者解释，“本来鹧鸪山就在海边，如今围海造田，山与海之间隔出了6000亩地，据说泉州市政府及泉州新区会迁到这里。”此时这片土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根本没有路。踏着泥泞，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鹧鸪山脚下前进。谢生随手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当做拐杖，默默地走在最后，令记者有些不忍。
    终于走到山脚下，谢生告诉记者：“以前这里就是海边了，‘矮人墓’的‘黄金’都是紧靠海边安葬的，海水涨潮时甚至可以冲上来。”记者请他回忆当时迁墓的情景，他说道：“当时一次运几个、十几个陶瓮过来，如果瓮破了就用塑料袋包住，如果盖子丢了就补一个盖子，一次运来的瓮基本都埋在一起。”
    “凭您的经验，您认为墓主是成人还是小孩呢？”
    “我做了20多年的‘土公’，看到过各种人的尸骨，小孩的骨头非常细，而‘矮人墓’的骨头又粗又硬，像是成年人的骨头”，谨慎的谢生作出了唯一一次自己的判断。
    一到山脚下，谢生立刻兴奋起来，走在前面披荆斩棘，想为记者找到他当年亲手挖的新“矮人墓”。凭着记忆他虽然找到了确切的地方，却丝毫看不出半点墓的影子——疯长了一二十年的荒草就这样将历史不留痕迹地掩埋起来。谢生不死心，试着用他的“拐杖”将杂草拨开，但最终因为杂草过多过长且天色渐暗而没能一睹“黄金瓮”真容。
    一瞥“黄金瓮”真容
    我们就干脆把墓盖子掀掉，直接把树苗插进‘黄金瓮’充数，我自己就掀了50个，这样又毁掉了一些——当时看见了很多‘黄金’，基本都是手臂和腿骨，我记得小腿骨很短，也就是成人的一半……
    记者第三次来到蟳埔村时，偶然遇到了蟳埔村的一位民间学者黄金堆和他的兄弟们。几位70多岁的老人围坐在他们老房子前的小院里，为记者讲述了“矮人墓”的沧桑经历。
    “我能确定的是，‘矮人墓’在上面三四辈人的时候就有了。四十几年前沙滩上有好几千个坟包，我当时在海边工作，经常就躺在坟包上睡觉”，一位自称家中传有宋代瓷碗的黄家兄弟说道，“墓群东西长300米，南北长50多米，墓都连在一起，两个墓的长度加起来不超过80公分，走在上面差不多一步一个。”照这种说法，记者粗算了一下，整个墓群应该有超过6000个坟包，如果每个坟包下埋着3—6个“黄金瓮”，则一共是两三万个，这可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
    这位黄老先生认为，从坟包排列的整齐程度和“黄金瓮”的统一规格来看，这个墓群是有规划地建造的，而且墓址的选择非常科学——“蟳埔村只有那个地方有一个斜坡，斜坡可以保证墓群不被海水或雨水带来的泥沙埋掉，因此墓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这么长时间。”
    “不过墓群受到了三次人为的破坏”，老人惋惜地说，“第一次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斜坡正合适挖洞，因此很多墓被毁掉了；第二次是我20多岁的时候，村里搞‘造林工程’，要求每人每天植树20棵，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饭吃，于是我们就干脆把墓盖子掀掉，直接把树苗插进‘黄金瓮’充数，我自己就掀了50个，这样又毁掉了一些——当时看见了很多‘黄金’，基本都是手臂和腿骨，我记得小腿骨很短，也就是成人的一半；第三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庄改造’，这是破坏规模最大的一次，村民在墓地大量建房，只有800—1000个‘黄金瓮’迁到了山上，那时山上是牧场，牛在上面肆意踩踏，将很多新墓又毁掉了。”
    之后，黄金堆带领记者再次来到鹧鸪山。“鹧鸪山其实原名‘圣姑山’，这从山下的圣姑庙就可以得到证实”，老人指着圣姑庙对记者说，“后来名字被讹传了。”
    跟随着黄金堆，记者这次得以走进鹧鸪山，几米高的灌木挡住了去路，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辛。老人完全凭借记忆，走到一棵树下，对记者说：“这下面应该有一个墓。”他试着用枯树枝清理了一下杂草，很快就有一块碎陶片露了出来。“本来整理得好好的”，老人有些气愤地摇着头说道。
    山里的蚊子实在太厉害，几分钟的工夫，记者一行人所有暴露的皮肤都被咬了一遍。不得已，只得撤下山去。
    从鹧鸪山回来，记者再次来到了黄荣辉的家。村民对记者不再像第一次到来时那么生分了。几位村民将记者引到一个小花园边，低下腰扒开了一丛杂草。记者定睛一看，杂草丛中赫然藏着一个陶瓮，瓮口露出了四分之一。经过几天的寻找，记者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矮人墓黄金瓮”，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谁知惊喜还在后面，村民继续扒开杂草，搬开石块，又有四个“黄金瓮”进入记者的视野，其中两个保存得相当完整。

    尽早展开考古发掘
    林少川告诉记者，“矮人墓”其实早在1998年鹧鸪山上发现“旧石器”时就进入了文物部门的视野，但多年来始终没有系统研究。
    听说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参与“矮人墓”的发掘工作，记者一直试图联系馆长丁毓玲，无奈她刚好出访台湾，记者终于在几天以后的德国诺伊施塔特市摄影及油画展上找到了她。丁毓玲身材瘦弱，一脸书卷气，虽是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却一直悄无声息地藏在人群中，很难将她同博物馆馆长联系起来。
    “十几年前就听说‘矮人墓’的事了”，丁毓玲证实了林少川的说法，“一直都在猜测是外来人种还是小孩子。各种传说都有，因此我们想查明真相。大概下个月就可以正式开始发掘，届时我们将邀请厦门、北京、台湾等地人类学、考古学的世界级权威共同对此课题展开科学研究。”
    记者随即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研究员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法军博士。
    刘武对记者表示，在什么地点、有什么发现，需经科学仪器测出是什么年代的。发现的是人还是动物，和现代人有什么不同，以及身高、体重、有无疾病、周围环境如何等等，要对上述多方面信息全面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现在作出判断为时尚早。
    李法军表示，对于上述“矮人墓”，因为没有看到实物标本，目前是什么还不能确定。另外，墓葬的排列方式，还有人骨、姿势等，这些都还不知道。
    “那您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将如何看待这次发掘呢？”记者问。
    李法军对记者说：“首先，要从骨头上看是不是人类的。如果是人类的话，体格为什么那么小？因而要看这是不是成年人的。第二，如果是人类并且是成年人的。接着就要看是不是健康的、无疾病的。如果发现带有侏儒症的骨骼疾病，也会产生很多小的个体。根据骨骼可以测年，也可以通过墓葬判断出相对年代。如果用比较先进的物理测试，可以准确地作出判断。当骨头出土后，要做性别、年龄检测。还有其他相关检测，比如和人类进化水平相关的研究，包括种族、遗传学进化水平等，要综合考察。如果这个墓葬真是我们所期盼的那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证明人类进化的多元性了。”
    “福建地区是人类考古比较重要的地区。福建闽侯地区出过新时期时代的盘石山遗址。而且它与东南亚、中国台湾地区、两广地区都有联系，在南岛语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大家都很关注。”李法军还表示。(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刘潇潇，张微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以前这里埋藏着几千个墓，长达200米，沿斜坡向上，从海上看像台阶一样”，村民黄美向记者描述着“矮人墓”昔日的壮观景象。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洒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岸边停靠着大大小小的渔船，男人们将装满鱼、蟹、海蛎子的渔网抬下船去，女人们则成群结队地将它们一担一担挑到各自的海鲜店去。临近码头的小店已经忙碌起来了，店主一边收拾着螃蟹，一边不忘招呼顾客，做着生意。
    这里便是位于福建泉州湾晋江入海口处的蟳埔村，听说这里发现了一片“矮人墓”，却不知墓主为何人。为一探究竟，本报记者不远千里，走进了这个封闭的小渔村。

    曾是埋葬千万尸骨的沙滩
    八九百个墓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海边的斜坡上——以前那里还是沙滩。我们小的时候晚上出来玩，经常看到海边幽幽地闪着蓝光，都当成鬼火，见了就跑。
    顺着从村口蜿蜒向上的小街，记者首先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社区政府——在这个地方没有村里人的帮助几乎寸步难行。在社区政府办公楼里，记者找到了老人会会长黄荣辉。黄荣辉今年70岁，但精神矍铄，在社区里热心地帮忙做这做那。他把记者请到办公室，就和记者兴致勃勃地聊起了“矮人墓”的故事。
    “‘矮人墓’是什么样子的？”记者问道。
    “八九百个墓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海边的斜坡上——以前那里还是沙滩。我们小的时候晚上出来玩，经常看到海边幽幽地闪着蓝光，都当成鬼火，见了就跑”，黄荣辉哈哈大笑着说。
    “那‘矮人墓’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往上好几辈人都知道‘矮人墓’的事，但墓具体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没人知道。陶瓮上覆盖的泥土与明朝坟墓的泥土一样，所以我们猜是在明朝下葬的。另外我们这里有‘三家养一元’的说法，当地人曾受元兵压迫，陶瓮里的尸骨会不会是元末被当地人憎恨而遭杀害的元人呢？”黄荣辉大胆猜测，但随即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只是蒙古人大多人高马大，墓里的尸骨却特别小，从这点来看似乎不太可能。”
    “您见过墓里的尸骨？”
    “是啊，我们这个渔村靠海，本来就没有土地，人口却越来越多，没办法，只好在海边盖房，于是就将‘矮人墓’平掉了。盖房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见过墓里的尸骨，我们这边的习俗是等死人尸体风化后将骨头捡出来，放到陶瓮里重新下葬。”
    “您看到的尸骨是什么样的？”
    “头骨的大小与常人无异，只是腿骨特别短，整个身形类似侏儒”，黄荣辉描述道。    
    听说“矮人墓”被平掉了，记者非常失望，但听到黄荣辉的新家就正好盖在曾经的“矮人墓”上，记者提出想去他家看看，他欣然应允，跨上小摩托，将记者引到了离社区政府不远的他的新家。他所说的“斜坡”还在，只是记者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如今密密麻麻拔地而起的洋楼下曾经是埋葬着千万尸骨的沙滩。
    记得之前福建省政协委员、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曾向记者提及当地有“谁动墓穴谁就不得好死”的诅咒，记者忍不住问黄荣辉：“既然当地有诅咒，你们为什么还敢动‘矮人墓’？”
    “要盖房子嘛，没有地，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又补充道，“我们的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当时盖房子用地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争先恐后都到海边盖新房。”
    “那墓都毁掉了吗？”
    “当时谁家盖房，谁家就去请‘土公’。‘土公’把陶瓮挖出来，然后搬到鹧鸪山上集体埋葬，大多是几个到几十个陶瓮合葬在一个大坟里。”
    黄荣辉所说的“土公”是当地对丧葬师的称呼，虽然在切实的经济利益面前诅咒的威力大大下降，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或者不愿亲自动手迁墓。
    难道“矮人墓”就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吗？看到记者面带失望之色，黄荣辉叫来胞弟黄美。黄美如今仍旧下海捕鱼，他的新家也建在“矮人墓”所在的沙滩上。黄美叼着烟，骑着小摩托在大房子间狭窄的通道里穿来穿去，最终将记者引到了一面红砖墙前。“以前这里埋藏着几千个墓，长达200米，沿斜坡向上，从海上看像台阶一样”，黄美向记者描述着“矮人墓”昔日的壮观景象。
    然而记者面前的红砖墙看上去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墙体的下部是由许多龟背状的土石块砌成的，形状虽有些奇怪，但半嵌在土墙里显得很自然，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在院墙边，黄美用力掀起一块浮摆着的直径50厘米左右的土石残块，记者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土石块的背面竟然嵌着一个完整的陶瓮盖子，直径有20多厘米，再仔细一看，盖子的旁边还有三个同样大小的盖子的痕迹，非常清晰。一旁的黄荣辉告诉记者：“这是墓壳，一个墓壳下边一般都埋着3—6个陶瓮，这个下边至少有4个。”
    黄美的妻子黄惠对记者说：“陶瓮其实并没有全部迁走，现在家里的地底下还埋着几千个。”记者闻此颇为惊讶，问道：“你们每天住在这么多白骨上面，不害怕吗？”黄惠只是笑笑，并未作答。
    就在黄家高大的洋楼中间，几间低矮的小石房显得很不协调，房子没有门，里面黑洞洞的，似乎有个台子，上边还有瓶瓶罐罐，于是记者以为是厨房，并没有在意，直到泉州市丰泽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郑剑文告诉记者：“闽南渔民有个习俗，在海上发现任何尸骨——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要带回来供着，还称这些尸骨作‘好兄弟’——迷信的说法是：如果在海上看见了尸骨不捡回来，下次出海就会遭到厄运。”这时记者才知道，这一间间低矮破旧的小石房正是集体供奉这些尸骨的“阴公宫”。记者于是试图走进去一探究竟，无奈里面太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一位年轻的村民拿来手电筒，大家才得以看到里面的情景。正对着“门”的是一条几案，上面摆着一个牌位，上书“万善公”，其中的“善”字虽与平时的写法有些出入，但应是“善”的异体字无疑。“门”的右侧则是一个低矮的大台子，上面堆满了用塑料袋包裹的各种尸骨，一直堆到天花板。“万善公”指的便是这些无主的尸骨了。对于第一间“阴公宫”的修建时间村民们已无人知晓。记者问道：“如果尸骨堆满了怎么办呢？会烧掉吗？”村民们摇着头说：“不烧不烧，堆满了就再盖一间。”怪不得洋楼间不大的空地几乎都被一间间“阴公宫”占满了。
    这时有更多的村民围聚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为记者讲述“矮人墓”的故事。一位皮肤黝黑、矮矮的老太太坐在房前的台子上，她叫洪忍，今年76岁了，她坚持说当时陶瓮总共有上万个。有村民们说，这里原来被称为“小人国”，当地人则被称作“倭奴”。在闲聊中，记者还获得了一条令人兴奋的线索：这里的房子是一位叫杨金榜的泥瓦匠盖的，据说他见过陶瓮盖子背面的字！而现在他就在邻村东梅小学传达室工作。如果这个信息确实，杨金榜还能记起瓮上的字，对于揭开“矮人墓”之谜无疑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672.北京市延庆区玉皇庙京张公路北侧山戎墓地

    山戎墓地
    玉皇庙山戎墓地
    1985年至198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在延庆县燕山和军都山地带经过5年艰苦调查与发掘工作,在延庆盆地、海坨山脚下与军都山边缘山地,发现了10余处以北方草原青铜短剑为其主要文化特征之一的山戎文化遗存;并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选择了延庆县玉皇庙、旧县乡古城村的葫芦沟、西梁垙等3处规模较大的山戎文化部落墓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
    从而探寻到这支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已经消逝了两千三四百年的古老少数部族的踪迹.

    玉皇庙山戎墓地位于延庆县城西北约13公里,在京张公路北侧1.
    5公里的一处向阳山坡上.
    墓地东、西两侧,是山水冲击而成,隆起的两个馒头状的山丘.
    北面背靠巍峨绵延的大海坨山,主峰的高度超过海拔1300米;南临延庆盆地冲积平原,官厅水库位于其西南约6公里.
    墓地西侧约200米的高坡上,残存有玉皇庙旧址,玉皇庙村因此寺庙而得名.
    墓地距村很近,西区仅距村中心东北250米左右.
    墓地依山势走向,北高南低.
    墓地最北高处的墓穴辟在山崖根部,南面最低处的墓,则被压在玉海盘山公路路面之下.
    这里地属塞外,八达岭长城位于其正南约20公里.
    从这里南望,这20公里宽的延庆盆地和南面的八达岭等天险,可能就是当年的古燕国与山戎部族之间的一块绝好的自然隔离带.
    玉皇庙墓地南侧的京张公路往西南16.
    5公里,即为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山戎文化墓地的所在地;往东北12公里,即至古城村西梁墓地和葫芦沟墓地;其正南11公里,即是康庄乡大营村山戎文化遗存点.
    所以延庆盆地和大海坨山南麓、京张公路沿线和环官厅水库地带,确曾是古代山戎部族盘踞、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玉皇庙墓地,是迄今为止山戎文化墓地中规模最宏阔的一处.
    墓葬布局依山势走向,即由北而南渐次营造排列.
    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墓葬大都作东西向,死者绝大多数头朝东;极少数墓葬呈南北向,凡为南北向墓的死者,头皆朝北埋葬.

    玉皇庙墓地可分为东、西和中区三大区.
    这三大区的北部地势较高,南半部地势较低.
    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地势偏高的西区和其他两区的北半部墓葬,年代较南半部显得略早一些.
    从墓葬形制规格大小和死者身份高低的角度看,当首推中区的北半部大、中型墓较多,其中不乏属于部落首领或级别较高身份的武士墓.
    北半部所出的夹砂红褐陶鼓腹罐较多,而南半部常见泥质灰陶折肩罐.
    从青铜短剑和铜刀的形制考察,形制较早的青铜短剑和凸环首弧背铜刀,多出于北部,较晚的形制为双环首青铜短剑和扣环首铜刀,则多出于南部.

    玉皇庙墓地,除中部被农民取土破坏外,墓葬基本保存完整.
    从墓葬排列的密集,彼此间未见打破关系的情况分析,这个基地当被投入使用之时,以及后来延续使用过程中,都是遵循一定的布局规制的,不见乱葬的现象.

    玉皇庙墓地的葬式,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只见4例,仰身屈肢葬仅见1例.
    死者绝大多数为头东足西.
    有的墓葬,只有随葬品而不见人骨架,随葬品多按常规象征性地摆放到相应位置,示意墓中埋有死者,实则是一座空穴.
    这类墓往往都出土成组青铜兵器,有可能墓主人系阵亡在疆场而未能收尸的武士.

    玉皇庙墓地大部分墓葬发现有木质葬具,从葬具腐朽痕迹观察其形制,皆属木椁.
    按人体摆放方位,木椁皆作东西方向置于墓底正中,不分头尾,宽窄一致.
    南、北两侧帮各立置一块侧板,东、西两端,各立插一块堵板,堵板与侧板相接部位,不在顶头处,而是内缩一段,形成侧板两端作探头状.
    东端堵板,不但高于侧板,而且往往高于西堵板.
    玉皇庙墓地还有石椁墓,尽管不像东北地区石棺那样规范化.
    这种石椁墓,数量不多.
    所谓石椁,即用自然石块,在墓底围绕四壁砌成长方框形,有的高一些,实际是一种简易的,或者说是一种象征性的葬具形式.

    这个墓地中的三分之一的墓葬,死者面部有覆面铜扣.
    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以上的男女,也有几岁的儿童.
    有的在死者面部往往有一至三枚小铜扣以外,还发现在死者前额至眉弓之间,以至两耳前沿,成弧线连成一排小铜扣,铜扣背面亦有穿鼻,用麻线缀于织物上.
    在玉皇庙墓地约有60%的墓葬有殉牲.
    从种类上看,有狗、羊、牛,马的数量最少.
    死者不分男女老少,都有殉牲的习俗.
    从殉牲位置看,该墓地一律将殉牲放置在墓圹内填土中.

    玉皇庙墓地共发掘400余座墓葬,90%以上有随葬品;出土随葬品的墓,多以男性墓较丰富.
    出有陶器、青铜兵器和马具、生产工具,以及装饰物.
    特别是2号和18号以及250号这三座规模较大的墓,出土的成组青铜容器,有鼎、簋、罍、盘、、镬、舟、杯、斗等;罕见的金饰品有虎牌饰、璜项饰、金丝耳环、金丝串珠以及包金铜贝、饰品.
    还出有成套的青铜马具——马具的花纹为写实动物纹,及衔、镳和节约等.
    还有青铜短剑、削、镞与戈共存的成组兵器等.
    这些随葬品的出现,使我们对这个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清理的过程中,不仅出有大量的随葬品,而且发现有数例毛、麻、绢等纺织物,大多用于缠裹器物,或搓成线穿于器物鼻纽中.
    18号墓、2号墓和250号墓出土的铜罍中,还发现有沉积的酒糟,酒糟已成块状,由凝聚的粒状谷物构成.
    从玉皇庙墓地中出土的成组青铜容器上的花纹造型来看,如重环纹鼎、云纹盘、蟠螭纹罍等特征,推测该墓的相对年代早到春秋初期,下限根据出土的泥质灰陶折肩罐与尖首刀币共存的情况,推测其年代可能延至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
    玉皇庙山戎墓地的发掘,较全面、系统地揭示和认清了山戎的埋葬习俗和埋葬制度,基本上明确了山戎文化的属性和内涵,使我们有根据将山戎文化与燕文化和中原文化,以及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辨出来.
    这项调查与发掘成果,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和北京地区东周考古学的空白,同时大大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史的研究内容,并为中国古代经济史、古代兵器史、青铜冶铸工艺史等研究,增添了新的课题,开拓了新的领域.
    1674，广西省来宾市忻城县翠屏山崖洞葬

    翠屏山崖洞葬
    位于忻城县城南面，忻城县土司博物馆的后面翠屏山的南侧偏西。洞口南偏西，高出地面约30米，高4米，最宽2米。洞内分前、中、后三室，该崖洞葬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挖硝泥破坏了。1992年考古调查时，从洞口至洞的尽头均有遗物混杂在浮土内，无固定位置。经清理，出有陶罐、釜残件，贝币2枚和人骨等。人骨有上颌骨一个，下颌骨四块，牙齿若干枚，经初步鉴定，这些人骨分属4个不同个体，即二男一女一婴儿。其中一男性30岁左右，另一男性约55岁，女性约40岁[⑦]。
    1675.安徽省合肥市大兴集清李鸿章墓

    57年后，李鸿章的尸首被拖拉机拖着游街示众，直到尸骨无存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深受慈禧和清政府的信任，外交上的很多事务，都交由他处理，包括和帝国主义国家谈判。但是，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也就是说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日益增强时，他认为清政府应该避战，最大限度地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自强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
    李鸿章一直以“外交能手”自居，处理过很多重大的对外交涉。然而他的外交思想，让他成了列强们最喜欢的交涉对象。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求和，列强点名让李鸿章前去谈判。“外交能手”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割让了大片领土，赔了无数钱财。例如著名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都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的。
    另外，李鸿章竟在和沙俄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所以，不少人批评李鸿章是“卖国贼”，“卖国求荣”。1901年，李鸿章去世，被葬在安徽合肥大兴集。令他没想到的是，多年后自己的坟墓会被挖，自己会被鞭尸，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1958年，当地群众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到来，兴办钢铁厂，挖了李鸿章的墓。其实，不少人对他的墓觊觎已久。因为李鸿章的官位很高，其墓也非常大，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大大小小的房屋有99间，故很多人认为李鸿章墓有不少好东西。
    当地抽调了32个生产队的队长，负责发掘李鸿章墓。奈何墓室非常坚固，一铁锤下去，没有反应。有人提议用炸药炸开墓室，但炸药对墓室也没什么用。后有一个人说在离墓几十米的地方，挖一条地道，从而进入墓室。就这样，李鸿章的墓被挖开。
    墓室中并排着两个棺材，墓主人是李鸿章和其夫人赵小莲。李鸿章的尸体由于包扎着层层棉絮，故遗体保存完好，身上还穿着黄马褂。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单单掘了他的墓不足以泄愤，于是把他的尸体用绳子拴着，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示众，直到尸骨散尽。
    李鸿章墓上面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了因为钢厂需要仓库才保留下来的享堂的几间房子，面积大约为九百平方米。一代名臣李鸿章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慨。
    1676.辽宁省沈阳市天柱山后金努尔哈赤福陵侧面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墓

    汉奸提笔写出4个大字，流传至今随处可见，死后尸骨无存
    古人曾认为，书品即人品。一个人的字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精神状态。比如南宋的岳飞将军，他的书法畅快淋漓，好似龙腾虎跃一般，满纸都是正气。然而清朝有个汉奸却违背了这种字如其人的认知。
    他叫郑孝胥，出生于1860年，福建闽侯人。郑孝胥在光绪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举人，年轻的时候曾跟在李鸿章身边做幕僚。李鸿章在高升的时候，郑孝胥的官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一路坐上了湖南布政使的位置。
    清朝灭亡后，郑孝胥丢掉了自己乌纱帽，他以清朝遗老自居，躲在家里跟一些清朝旧臣，暗自唏嘘。1913年，郑孝胥觉得革命浪潮已过，走出家门并筹办读经会。郑孝胥没了权力，也没了俸禄，只能靠卖书法作品谋生。郑孝胥的书法，取自名家欧阳修和苏轼，他在临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郑孝胥的书法以苍劲朴茂闻名于世，每个字都能卖出十两的高价，比当时的教授一个月工资还多，一年下来能买两万金左右。交通银行当年建立的时候，就曾找郑孝胥题字，他挥笔写下了交通银行四个大字，流传百年现如今随处可见。郑孝胥后来在庄士敦等人引荐下，进入京城担任溥仪老师，为其讲解《资治通鉴》。
    1924年，溥仪被迫逃离京城，并跟日本人拉上关系密谋复辟。溥仪建立伪满州国的时候，郑孝胥靠着关系当上了总理，还起草了所谓的伪满州国歌和建国宣言。郑孝胥这种投靠日本人的叛徒行为，让很多人觉得不耻。郑孝胥早年的朋友，陈衍、昌广生等陆续跟他绝交。郑孝胥却不以为意，仍在为日本人卖命。
    抗战期间，郑孝胥极力配合日本人的行动，结果仍因利益纠纷被日本人杀害。郑孝胥死后，被埋到了努尔哈赤的旁边，不过他的汉奸行为并没有被百姓遗忘。20世纪60年代，有村民找到了郑孝胥的墓地，他们挖开坟墓，把郑孝胥遗体挖出来，最终尸骨无存。
    1677.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

    石景山老山汉墓
    老山汉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自行车教练场东南环路北侧,外观为近方形土山,1999年12月发现被盗.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工作从2000年2月开始,到11月底田野工作基本结束.

    老山汉墓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四部分构成,方向为355°.
    封土呈覆斗形,南北约55米、东西约60米、顶部距南坡下现地表高度约11米.
    由于是依山势而建,封土的北坡与南坡有近8米的高差.
    封土为夯筑,夯筑的同时,在封土的四周填入了大量的碎石块,主要起加固和保护的作用.
    在封土东南部顶部有一为1999年盗墓者挖的盗洞,盗洞一直深入墓室,接近外回廊顶部.

    墓坑平面为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4.
    5米至26米、东西宽22米至23.
    5米.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正中,残长约24米、宽8米至9米,用夯土和大石分层填实.
    墓道东壁发现一早期盗洞,由地面直通墓室大门,在盗洞中发现有用筒瓦构成的通风管道.

    墓室位于墓坑底部偏西,西侧和南侧距坑壁约1米、东侧和北侧距坑壁2米至3米.
    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
    由外回廊、题凑、内回廊三大部分组成.
    在墓坑底部铺有一层厚0.
    5米的碎石和青膏泥,之上是一层厚约0.
    2米的木炭,木炭上面8根贯通整个墓室南北用以承托铺地板的垫木,垫木之上为东西放置的铺地板,铺地板分为三段,接缝正好位于东西题凑墙下.
    墓室的盖板多使用原木,只是经过简单修整,有些原木还残留有树皮.
    同时也使用一些方木.
    在部分顶板上发现有席子和成束蒲草的痕迹.
    顶板绝大多数为东西横向排列,只是在北侧中部为南北向放置.

    外回廊环绕在题凑墙四周,宽1.
    3米至1.
    4米.
    其外侧均为以榫卯形式与铺地板相接的立柱,高约2米.
    南壁中部有大门与墓道相通,大门宽约5米.
    紧贴大门外用较粗大的长方木,按南北纵向和东西横向交错垒叠成一道封门墙,并在封门正中下部发现了早期盗洞.
    封门墙南面是墓道.

    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平面呈长方形,用长条方木层层垒起,形成一道木墙.
    所用方木规格甚多,一般长0.
    9米至1米.
    南墙正中有门与前室相通,门宽约5米,与外回廊大门相对,门外用长方形柏木按南北纵向码放,层层叠垒成墙,东西两端与题凑南墙相连接.
    题凑外周南北长13米、东西宽10米;内周南北长11米、东西宽8米;现存高度约2米.
    大部分题凑保存较好.
    除题凑大门两侧的南壁略向南倾斜之外,东、西、北三面大体保持了原来的位置和高度.
    题凑的四角,采用南北纵向和东西横向分层叠垒的方法.
    在题凑四壁的内面及四角分隔放置有立柱方木,这些立柱置于题凑墙内,形成了类似框架的木结构,增强了题凑整体的连接性和承载力度.

    内回廊位于题凑内侧,东、西侧直接与题凑南墙相接,三面通长28米、宽约1米.

    由内回廊围起形成墓室的中心部位又分为前、后室两部分.
    南部为前室,南北3米、东西6米;北部为后室,南北7米、东西6米.

    棺椁位于后室中间,与内回廊间距约0.
    9米,为三棺两椁.
    外椁长方形,东、西、北三面椁壁由粗大的方木构成,南面有门.
    内椁长方形,也由长方木组成,方木之间有木榫相连,南面有两扇保存完整的大门.
    内椁壁及大门均外髹黑漆,内髹红漆.
    三重棺均为长方形,内、中、外三棺套放.
    三重棺均内髹黑漆,在棺的内面又涂有朱砂,大部分朱砂脱落之后,露出了里面的黑漆.
    在中棺的底部保存有6条用于往下放棺时系棺的丝带.
    棺盖之上覆盖有1件比较完整的丝织品.
    由于墓室早期被盗,棺椁遭到严重破坏.

    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前室和内外回廊.
    在前室中部放置1件长方形彩绘漆案,长2.
    38米、宽0.
    5米;西侧亦放置1件长方形漆案,基本保存完整,长2.
    4米、宽1米.
    在漆案的周围地板上发现较多的漆器残片,可辨器形有耳杯、方盘、圆盒、壶等.
    前室东南部有被火焚的痕迹.
    在后室棺椁的北侧,放置有几件大型的陶钫.
    内回廊西侧内放置有彩绘陶壶、罐等陶器;北侧发现有残漆箱.
    北部外回廊内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陶器,有些陶器内盛放有粮食.
    此外,还发现有3件大型木器和数件木俑等.

    老山汉墓虽然早期被盗,考古发掘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
    首先是保存极为完整的墓室木构建筑,与以前发现的同类型墓相比,有其一致性,也有相当的特殊性.
    如《汉书霍光传》颜师古引苏林注有"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
    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的说法,以前发现的题凑多用柏木垒砌而成,而老山汉墓的题凑却用了大量的杂木,如板栗木等.
    这究竟是因身份的差异,还是因时代、地域的不同,需要进一步研究.

    老山汉墓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随葬品.
    与其他同类型墓相比,老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制品以及漆器构件如铺首等,这在北方地区汉墓中极为罕见.
    而且出土的漆器规格高、种类多、制作精美.
    漆器在出土时都光亮如新,如大型漆案、耳杯、盒、壶等,多为黑地红彩,间杂其他颜色.
    漆案上的动物、植物、几何等纹饰,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画工细腻,线条十分流畅,为不可多得的漆器精品.

    老山汉墓还出土了一些丝织品,尤其是中棺棺盖上的丝织品,是一件特别设计绣制的珍品,上面的单凤纹为汉绣中的新品种,绣品面积之大之完整也属北方之最.

    老山汉墓出土了百余件陶器,种类有鼎、罐、壶、盒、盆、耳杯等,形制有的相当特殊.
    大多数陶器有彩绘,颜色多为红、白色,有少量黑色和其他颜色,色彩十分艳丽.

    老山汉墓还发现了少量文字,如在内椁盖板、底板上发现有指示位置的"上"、"下"、"南"以及数字.
    在一些漆器,主要是漆耳环的底部发现写有"东宫"等字样.
    老山汉墓的年代,根据出土的陶器等随葬品推断,应在西汉中期.
    在前室西侧漆案上有一具保存完整的骨骸,根据专家鉴定,为一年龄在30岁至32岁之间,身高160厘米至162厘米左右的女性,应即是墓主人的尸骨.
    据此我们推断墓主人为一代燕王的王后.
    1678.北京市怀柔区北房乡韦里村北齐傅隆显墓

    北齐傅隆显墓
    1963年3月,在北京怀柔区北房乡韦里村发现一座有墓志纪年的北齐墓,但因墓室被村民取土时破坏,故其形制不详.
    该墓出土傅隆显墓志一盒,系用艾叶青石制成.
    志长52厘米、宽22厘米、厚14厘米.
    志盖上呈顶式,顶长22厘米、宽12厘米,无刻字,下面长52厘米、宽22厘米、厚5厘米.
    志文"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十一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渔阳郡功曹二代郡正解褐平北将军幽州冶中土垠雍奴路渔阳四县令傅隆显铭".
    同时出土有陶俑多件,均已碎断,系女俑,梳高髻,长服有彩绘.
    据墓志文可知该墓是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傅隆显之墓,北京地区发现有纪年的北齐墓葬尚属首次.
    1679.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唐史思明墓

    唐史思明墓发现于1966年春,1981年春进行发掘.
    墓葬在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100米处.
    墓早经破坏.

    墓室由汉白玉砌成.
    墓道为斜坡式,长20.
    6米、宽3米.
    墓道相对约100米处有双阙.
    墓道末端有相对的四个壁龛,并有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带双耳室.
    东西长5.
    54米、南北宽5.
    05米.
    耳室仅西侧保存有痕迹,长3.
    1米、宽2米、残高2.
    4米.

    史思明墓出土器物有鎏金铜牛、鎏金铁马镫、玉册、鎏金铜坐龙、铜铺首,象牙化石(龙骨)之带饰等数十件珍贵文物.
    其中通高16.
    5厘米的坐龙尤为少见.
    40多枚玉册包括了谥、哀两套,均有残缺.
    玉册是由汉白玉磨制而成,长28.
    4厘米至28.
    6厘米、宽2.
    8厘米至3.
    2厘米、厚1.
    2厘米至2.
    1厘米.
    两端1.
    5厘米处有直径0.
    3厘米的小孔,以便玉册连缀.
    玉册每枚满刻字为11个,字口填金.
    字迹端庄秀丽,共计252字.
    玉册文中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据此可证为史朝义为其父史思明所建墓.

    史思明墓在唐代即已拆毁,后又于1966年遭破坏.
    1680.北京市房山区城南石楼乡二站村唐贾岛墓、清修贾岛祠

    贾岛墓贾岛墓在房山城南7.
    5公里石楼乡二站村.
    墓侧有清建贾公祠遗址,现有二清碑,一为贾岛记地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立,一为重建贾公祠碑,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立.

    二站贾岛墓年代失考,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监察御史卢其按至房山寻贾岛墓,读断碑有据,崇茔植碑.
    大学士李东阳别书一碑立于墓址.
    入清,墓地被旗人圈占,墓复荒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房山知县罗在公重修贾岛墓,并于墓址南侧创建贾公祠,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又经重修,20世纪50年代祠尚完好.

    祠坐北朝南,祠门嵌石横额"贾公祠".
    进门为一间韦驮殿,一进为三间三教殿祀释迦、老子、孔子泥塑,悬匾"殊途同归";再进为三间正殿祭堂,内祀贾岛塑像,悬木匾"推敲佳话",楹联"万古文章配东野,一生知己属昌黎",东西禅房各三间,祠后是墓冢和碑亭.

    1956年贾公祠被拆,1963年贾岛墓也遭损坏,现已将搜集到的两块遗碑,立于贾岛墓处.

    贾岛(779年—834年)字阆仙,一作浪仙,唐范阳人(今河北涿县);初为僧,名无本,后返俗,举进士,久不第.
    文宗时坐诽谤,谪长江主簿,后任普州司户参军,会昌三年(843年)卒于任所.
    夫人刘氏,承其遗志,择安岳县扶风乡南岗葬之.
    有《长江集》.
    故房山二站贾岛墓当为衣冠冢.
    1681.北京市丰台区路口西南四环辽幽都府冀北县令李公砖室墓

    辽幽都府冀北县令李公墓2000年,配合丰台区路口西南四环工程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一座辽代砖室墓.
    墓葬东半部已遭施工机械破坏,仅存墓底铺地砖,两侧保存尚好.
    经清理,墓室门道内侧出土了1盒墓志,墓室东部出土一部分瓷器和少量陶器,多已残毁.

    该墓由墓门墙、墓门甬道和墓室三部分构成.
    墓门墙位于南侧,从残存部看,原有简单的砖雕仿木结构.
    墓门甬道左右各有一小龛,甬道内置三列封门砖.
    墓室平面圆形,直径2.
    6米,中后部铺地砖略抬升,形成长方形的棺床.
    穹窿顶塌毁.
    墓室及甬道内原有壁画,现已不可辨.
    从墓室西侧的发掘情况看,随葬器物应分别放置于东、西墓壁下.

    瓷器多出于墓室东南部,计有青瓷水注、白瓷葵花碗、白瓷菱花碗、酱釉葵花碗及盏托、小罐等,制作精美.
    陶器多出于墓室西部,全部是明器,计有执壶、三足罐、带盖罐、甑、灶、铛、勺、剪等,均为泥质灰陶,表面施一层红彩,此外还出土了一面完整的铜镜.

    墓志首题"大契丹国故朝议郎水部郎中守幽都府蓟北县令赐绯鱼袋陇西李公扶风县太君马氏墓志铭并序".
    据志文所载:墓主人李公薨于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马氏薨于辽重熙十二年(1043年).
    另外墓志不仅记述了燕京西时和坊、幽都县广老乡真宰里、元辅乡贺代里等三处新的地名,还为研究辽代北京地区水系及职官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
    金陵主陵区是金代皇室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面布局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做法,以神道为中心轴
    两侧对称布局,由石桥、神道、石踏道、东西台址、东西大殿、陵墙及陵寝等组成:石桥位于主陵入口处,在神道南端东西长9.
    8米、南北宽4.
    25米.
    桥北为神道,正对主陵,全长200余米,两侧有花岗岩柱础.
    神道北端为石踏道,宽5.
    4米、南北残长3米.
    两侧在石质地袱上竖立4块两面雕刻牡丹行龙的汉白玉栏板和望柱.
    栏板前有两个蹲兽,栏板中间是线刻莲花七级石阶、形象地再现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
    沿着残存神道逐级前行,仍可发现许多残破零散在地面的栏板、台阶.
    地面上,堰上残存大量汉白玉、青石以及花岗岩等建筑构件,有浮雕线刻人物、行龙、虎兽、牡丹、忍冬草、寿桃等纹饰,极其精美.
    还有龙头滴水、残龟首以及刻有莲花、几何纹大、中、小各式汉白玉柱础.
    大量的"龙纹"、"虎头纹"等绿琉璃瓦当、滴水、兽头、妙音鸟、石坐龙、迦陵频伽,皆为世人鲜见.
    近年来在陵区范围内,曾发现石椁、描金花贴银漆木棺,随葬极精美的玉饰件等等工艺品.
    附近也曾发现宋代三彩瓷枕、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陵区内发现契丹贵族葬具——鎏金银面具.
    这决不是一般人墓中之随葬品.
    与皇族不无关系.
    金代统治者也十分珍视北宋、辽代的精美物品,作为自己的陪葬物.

    墓葬在金陵遗址内,共调查并清理了6座墓葬,现择要著录如下.
    (1)M6(6号墓代号)2001年对金陵遗址进行调查清理时,在清代大宝顶前约15米处发现一处岩坑遗迹.
    坑内有瘗葬汉白玉雕龙、雕凤的石棺椁(M6).
    据当地农民讲,此处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大殿基址,地面有柱础和压栏石等.
    按《金史太祖本纪》记载,"贞元三年(1155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金史海陵本纪》记载,"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
    五月奉迁太祖、太宗梓宫.
    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
    据此考证,此处可能为金太祖阿骨打之陵.

    ①地宫形制M6的地宫为石圹竖穴,平面呈长方形,四壁为岩石凿穴而成.
    方向356度.
    口大底小,东壁略向内倾斜,其他三壁向外略有缓坡,坑口东西长13米,南北宽9米至9.
    5米,深3.
    6米至5.
    2米.
    坑底较平,坑口北部高,南部偏低,南北落差1.
    3米.
    墓室底部夯筑素黄土,夯土厚2.
    5米、每层厚约0.
    2米.
    夯土以上平铺交错巨型石块,至墓口大约4层,共用石块200余块,每层石块之间也用素黄土夯实.

    ②葬具地宫内瘗葬有4具石棺椁(M6-1、M6-2、M6-3、M6-4).
    M6-1、M6-2为青石素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
    M6-3、M6-4为汉白玉雕龙、凤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底部正中偏北.

    M6-3汉白玉雕凤纹石椁,平面为长方形,长2.
    48米,宽1.
    2米、通高1.
    52米.
    椁盖为顶式,内凿凹槽,外壁陡直,顶部平面呈长方形.
    外壁雕刻缠枝忍冬纹,顶部四角刻卷云纹,中间刻双凤纹,然后贴金箔,但大都斑驳脱落.
    长2.
    16米,宽0.
    92米.
    椁身由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长2.
    48米、宽1.
    2米、高1.
    06米,壁厚0.
    07米至0.
    08米.
    石椁外壁四框用缠枝忍冬纹圈边,东西两侧挡板正中刻团凤纹及卷云纹,南北两壁中间刻双凤纹及卷云纹.
    外壁四周用松香匝敷.
    椁内壁均有泥金勾绘纹饰,前后两挡板是团凤纹,南北两壁皆为双凤纹,部分纹饰尚能看见金线的痕迹.
    石椁内放置木棺一具,保存基本完好.
    棺平面呈长方形,棺盖残落在棺内,长2.
    1米,宽0.
    75米至0.
    78米,高0.
    68米.
    木棺外壁髹红漆,饰银片鎏金錾刻凤纹及流云纹.
    棺内出土头骨及散乱的肢骨,除头盖骨在东端保存较完整外,其他肢骨较为零乱.

    M6-3内出土有金丝凤冠和玉饰件等.
    M6-4汉白玉雕龙石椁,残留底部,长3.
    12米、宽1.
    35米.
    椁盖为顶式,残留三分之二,椁盖长1.
    55米、宽1.
    1米、厚0.
    6米.
    顶部剔刻团龙纹,四坡面刻缠枝忍冬纹.
    椁身为长方形,仅保留东壁,其他三个壁均被砸毁.
    东壁挡板高1.
    22米、宽1.
    52米至1.
    54米、厚0.
    22米.
    正面剔刻团龙、流云纹.
    内壁有墨线朱红地彩画,但已模糊不清.
    椁内木棺已被毁无存,仅残留痕迹,长2.
    1米,宽1米.
    椁底的朱红地金线勾绘双龙戏珠纹已模糊不清.

    ③随葬器物有金丝凤冠、玉鸟等.
    金丝凤冠1件(M6-3).
    金丝编制.
    顶部编海棠花饰,四周编成网络形.
    直径14厘米、高10厘米.

    玉鸟3件.
    M6-3∶2,白玉雕刻的长尾凤鸟.
    长7厘米.
    (2)其他墓葬另外清理墓葬5座,位于神道西侧,M6西南的第4级台地上.
    形制相同,埋葬形式不同.
    M1、M2位置稍偏南,东西向;M3至M5位置稍偏北,南北向.
    均为长方形竖穴石圹墓.
    其中M1、M2、M3早在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便遭到破坏和扰乱,墓内随葬品遗失,仅从当地农民手中收回1件"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彩瓷枕.

    ①墓葬形制5座墓中仅M4、M5保存较好.
    M4位于T11和T13之间.
    方向352度.
    四壁用花岗岩平铺错缝垒砌,墓壁抹白灰,长2.
    95米、宽1.
    35米、深1.
    15米.
    墓底南北两端放凹形石作棺台,北侧石长0.
    78米、宽0.
    41米、高0.
    36米,南侧石长0.
    78米、宽0.
    41米、高0.
    38米.
    在凹形石槽内填小薄砖,石台外亦抹白灰.
    墓室内木棺已朽.
    骨架散乱,上肢骨及盆骨在东侧,头骨在两台之间,墓内出土铁剑和石枕.

    M5位于T11和T13之间.
    M5与其西侧的M4并排,两墓相距2.
    1米.
    方向355度.
    四壁用花岗岩平铺错缝垒砌,墓壁抹白灰,长2.
    65米、宽1.
    2米、深0.
    76米.
    墓室南北两端亦放置凹形石作棺台.
    墓室内木棺已朽,肢骨散乱.
    北端棺床下发现圆形小腰坑,直径0.
    3米.
    墓内出土瓷罐和碗.

    ②随葬器物有铜首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瓷罐、"泰和重宝"钱、磁州窑瓷碗等.

    铜首铁剑1件(M4).
    铜质把首,木柄,剑身为铁刃,经X光测试,剑脊饰银线,前端镶嵌北斗七星.
    长1.
    25米.

    石枕1件(M4).
    青石质.
    长21厘米、高10厘米.
    磁州窑龙凤瓷罐1件(M5).
    灰白胎,胎质坚硬.
    直口,短颈,圆肩,收腹,卧足.
    白釉黑花,肩部绘缠枝菊瓣纹,腹部绘龙凤纹.
    口径18厘米、底径13厘米、高29厘米.

    "泰和重宝"钱39枚.
    出土于龙凤罐内.
    (M5)篆书,对读,边郭略窄,制作精细.
    直径4.
    6厘米.

    磁州窑瓷碗1件(M5).
    出土时扣于龙凤罐上.
    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外撇.
    口径18.
    3厘米、底径7.
    1厘米、高8.
    5厘米.

    小结据《金史》及金《图经》记载,"亮(即海陵王完颜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上".
    "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凿穴,以安太祖、太宗、德宗".
    文献所载太祖是指金太祖阿骨打;宗,为太宗吴乞买;父,乃海陵王之父德宗宗干.
    据此可知,在九龙山主峰下,阿骨打陵寝(M6)两侧应该还有太宗恭陵和德宗顺陵的陵寝.
    1682.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电报大楼路中心元海云禅师塔墓

    海云禅师塔墓原在西城区西长安街28号双塔庆寿寺(即现在电报大楼一带路中心),1955年扩建西长安街被拆除.
    双塔在修建元大都城时,曾命"曲三十步避之";双塔一为可庵禅师塔,塔基下为墓穴,内有骨灰没于清水之下.
    一为海云禅师塔,墓穴内除出土骨灰外尚有木案、石碑、织物共五种:①绣花龙袱,赭黄地,绸质,中绣黄龙彩云;②缂丝,紫色地有黄绿相间水波卧莲及游鹅;③僧帽,棉织品,紫色地,尖顶,正方口缀白丝线锁如意形花纹及火焰形花纹;④织花残绸,酱色地,四叶形花纹(残料);⑤丝金紵线,共四块,以织金线边唐草花纹(残料).

    墓塔前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记》,为王万庆撰,碑已移法源寺内,出土文物藏首都博物馆.
    1683.北京市通州区北马厂村西迎售寺李卓吾墓

    李卓吾墓
    李卓吾墓,在通州区.
    初系马经纶遵李遗嘱葬于通州城北马厂村西迎福寺侧,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
    有碑记两座,一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汪可受所立,早已无存.
    现存万历四十年(1612年)詹轸光所立之青石碑,方首、方座通高2.
    51米,焦书"李卓吾先生墓".
    碑阴为詹轸光书"李卓吾碑记"、"吊李卓吾先生墓"诗二首.
    碑于民国初断为三截,民国十五年(1926年)复立,建碑楼.
    1953年迁墓于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建砖冢复建碑楼,嵌"迁建碑记".
    "文化大革命"初,碑楼被毁;1974年修复,1983年迁至通县城内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处.
    墓南北向,长30米、宽12米,青砖宝顶,高1.
    55米、径2.
    25米.
    墓前建碑楼,立万历四十年之原碑;东西两侧立初迁碑和重移碑,二碑之前居中立周扬题"一代宗师"碑.
    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李贽(1527年—1602年),明泉州晋江人,原名林载贽,后改姓李,因避隆庆皇帝朱载垕之载字之讳,改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龙湖居士、龙湖师.
    明代思想家,曾任云南姚安知府,为官体恤百姓,因去发坐堂,上官勒令解职,后居黄安从事讲学、著作.
    反对礼教,抨击道学,对封建传统思想要求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重视小说戏曲,以异端自居,屡遭朝廷迫害后北游通州,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被捕入狱,闻勒其回籍,佯呼侍者剃发,夺刀自刎,气不绝两日方故.
    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并曾评点《水浒传》,至清多被列为"禁毁书目".
    1684.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第59中学校园内明袁崇焕墓

    袁崇焕墓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墓,位于崇文区东花市斜街原广东义园(原名佘家馆),现北京市第59中学校园内.
    墓前建有袁崇焕祠,墓圆顶,高约2米.
    墓前立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抚南海吴荣光题"有明袁大将军墓"石碑及石供台,坟侧另有小丘为佘义士墓.
    墓门前有槐树二株,墓后有马尾松一株,墓旁植小松树二行.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为规划市政,决定将城内所有墓葬迁出城外,依规定广东新旧两义园中之坟墓皆在迁移之列.
    当时叶恭绰邀集李济深、章士钊、柳亚子联名上书毛 ,吁请保护袁墓.
    毛 于1952年5月复函叶氏:"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
    "(《毛泽东书信选集》)1954年修葺竣工,除调正墓堂方向外,皆保持原状,墓堂悬叶恭绰题"明代粤先烈袁崇焕墓堂"匾额,墓堂廊柱悬康有为书"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联.
    堂内供奉袁督师遗像刻石,四壁嵌历次重修广东新旧两义园碑记及李济深《重修督师祠墓碑》,墓地四周围以砖墙、广植松柏.
    "文化大革命"中,袁墓及祠堂均受破坏,祠堂被占用,仅存墓碑及祠堂墙壁上部分石刻.

    袁督师庙为广东人张柏祯(篁溪)于1917年在原左安门内东火桥二十八号所建.
    今地处龙潭湖畔,坐西朝东面阔三间,台基高约1米,中门石额刻"袁都师庙",两旁石刻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声思中原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庙明间正壁嵌袁督师石刻像,其上原有袁崇焕手迹"听雨"额,现已不存;两壁嵌有《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铭》等石刻,门额一对联及《庙记》等多为康有为题,庙左右次间为意钓亭、悼亡亭,为张篁溪奉香火时休息之所及纪念其亡妻之家祠,内有梁启超书刻对联等名人手迹石刻.

    1952年对袁崇焕墓、祠、庙曾重修,1984年修复袁督师庙及墓园,同年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1685.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车公庄大街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墓

    利玛窦墓
    利玛窦墓,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等礼物,颇受皇帝赞赏;其间与朝廷官员广泛交往,并传播天主教,亦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其中以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影响最为深远.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
    经明神宗特许,得"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将明廷籍没的杨太监在滕公栅栏的寺院1座、官地20亩、房屋38间赐予利玛窦和此后的外国传教士为墓地.
    1610年10月,明神宗特旨下诏开阜成门,让利玛窦下葬于滕公栅栏官地.

    最初的利玛窦墓,墓穴长方形,坐北朝南,墓后建有一西式拱顶六角亭,墓前列有石供及明顺天府尹王应麟撰书的石碑一通(此碑已毁,现在的碑可能为庚子事件后清人重立的).
    整个墓地以砖墙围绕,南门外有一石墁甬道,墓前立有石门牌坊一座,大书"钦赐"二字.
    故后人又称为石门墓地.
    此后,由明及清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相继葬于此墓地中.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京,利玛窦墓及附近教堂全部被夷为平地.
    1903年,清廷赔白银1万两重修滕公栅栏墓地(有碑文为记).
    利玛窦与汤若望、南怀仁等部分外国传教士墓一起在旧址重建,但其地上建筑与各墓排列已非原貌.
    墓中也无遗骸入葬.
    其他许多散乱墓碑,则被砌在新建教堂的墙内.

    1949年后,该墓地被划入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文化大革命"中,利玛窦墓与附近诸传教士墓又被夷平,教堂被拆除,原来砌在教堂墙内的墓碑也被弃置于地.
    1984年,北京市政府将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修该墓地.

    重修的墓地分为坐北朝南,东西毗连的两个墓院,四周皆以砖砌花墙围绕,东院南北长25.
    70米、东西宽15.
    50米,为利类思等60位明清传教士墓碑碑林.
    西院较之东院向北缩进15米,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传教士的墓院.
    其中利玛窦墓居中,汤若望与南怀仁墓分列右、左两侧.
    三墓均为前碑后冢格局.

    重修的利玛窦墓,坐北朝南,墓高1.
    50米、长2.
    40米、宽1.
    30米.
    墓前列有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其碑为螭首方座式,碑高2.
    70米、宽0.
    94米、碑座高0.
    60米、宽1.
    20米.
    碑后约1米是墓冢.
    1686.北京市西城阜成门外车公庄大街清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墓

    南怀仁墓
    南怀仁墓,位于西城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左侧.

    南怀仁(1623年—1688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来华传教.
    顺治十七年(1660年)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修历.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怀仁奉命制成天文仪器多台,康熙帝加封其为太常寺卿.
    康熙十七年(1678年),续修成康熙永年新历,被帝封为通政使.
    后又奉旨督造西式火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又特旨加封南怀仁为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宣武门外之南堂.
    康熙帝钦赐帑银七百两助葬.
    次年,西历五月十一日,为南发殡送葬.
    将其灵柩送到滕公栅栏利玛窦墓院西墙内侧安葬.
    此墓于1900年庚子事变中被平毁.
    1903年与利玛窦墓一起重修,后再次被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1980年,北京市政府拨款重修滕公栅栏外国传教士墓地,正式定名为"利玛窦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并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怀仁墓得以重修.

    重修的南怀仁墓,与利玛窦、汤若望墓并列,居利玛窦墓左侧.
    此墓现为坐北朝南,石碑螭首方座身高2.
    00米、碑身宽1.
    01米、碑座高0.
    57米、宽1.
    28米.
    碑后为砖砌长方形墓冢,墓高1.
    45米、长2.
    5米、宽1.
    20米.
    1687.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车公庄大街清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墓

    汤若望墓
    汤若望墓,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今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利玛窦墓右侧.

    汤若望(1591年—1666年),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
    明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传教.
    几年后继邓玉函之后任修历之职,并制造天文仪器多种.
    崇祯九年(1636年),汤遵旨铸成西式火炮.
    清顺治二年(1645年)任钦天监监正.
    顺治七年(1650年),清帝赐地建天主教堂(即宣武门内之南堂),落成后御笔赐匾曰:"钦崇天道".
    后顺治帝又授其通政使之职,赐法号曰:"通玄教师".
    1664年,杨光先大兴历法之狱,构陷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汤被罢官下狱问成死罪,后得孝庄太皇太后(顺治帝之母)干预而获释.
    康熙五年(1666年8月15日),病逝于"南堂".
    因其死罪未撤,故未能及时下葬.
    康熙八年(1669年),清帝为其平反历法狱案,官复原职,追封官号,加"通微教师"之号,赐帑银筑墓,将汤按陪臣礼葬于原利玛窦墓的西墙外.
    墓地建筑依中国风格,于墓北筑半圆土岗围绕,墓长一丈有余,宽六尺有奇,皆以方石砌成.
    墓前有石碑一通(原碑现仍立于墓前),碑前御赐之物有:石五供一副(香炉一、灯烛二、供瓶二),石马石人各一对,均汉白玉雕镂.
    中有甬路,直达茔门.
    康熙后期,拆去利玛窦墓院西墙改为甬路,汤、利二墓地从此合而为一.

    1900年庚子事变中汤墓亦遭毁坏,1903年又与利玛窦等墓同时重建.
    "文化大革命"中汤墓又遭平毁.
    1980年,北京市政府拨款重修此墓,并将整个墓地定名为"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正式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墓现在该墓地西墓院,与利玛窦、南怀仁二墓并列,汤墓居右侧.
    墓前石碑为螭首方座式,碑高2.
    04米、宽1.
    05米、碑座高0.
    92米、宽1.
    45米.
    碑后1米为砖砌长方形墓冢,墓高1.
    40米、长2.
    20米、宽1.
    30米.
    1689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上庄村清明珠家族墓

    明珠家族墓
    明珠家族墓位于北京西北郊皂荚屯村,今海淀区上庄乡上庄村.
    随着纳兰家族的衰败,茔地烟祀早断,渐趋冷落;至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1926年—1927年)之间,被当地刁民勾结匪类及驻南口奉军,进行大规模的公开武装盗掘,随葬品大部被盗劫一空.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明珠家族墓地已被彻底夷为平地,荡然无存,墓志已被取出.
    扰土中偶然出现过小金如意、嵌金黑白玉龙头手镯各1件.
    至今明珠家族墓志尚未找齐,仅有明珠、觉罗氏、明珠长子纳兰成德、纳兰成德夫人卢氏、明珠次子揆叙夫妇、三子揆方夫妇及揆方子永寿墓志各1盒.
    共9盒墓志.
    除纳兰成德墓志曾被收入《通志堂集》附录内,其余均未见著录.

    据目击者记述,1973年纳兰成德墓室已成面积约为100平方米、深4米、5米的大坑;内有砖头石块,两扇汉白玉石门一扇在墓口立着,另一扇已倒,椁板已取出放于水沟上作简易木桥.
    砖石均作上庄四队建队部和场院房子及猪圈.
    纳兰成德墓志作上庄小队仓库台阶石,后经民族歌舞团于岱岩反映给民族学院王尧教授通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取回,同时发现纳兰成德夫人卢氏墓志.
    卢氏墓志为汉白玉小型卧碑式,志文四框均雕龙纹,下承须弥座,用材、设计、雕饰均十分精湛,是墓志中少见的.
    后又于上庄大队发现纳兰成德墓志盖篆文"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
    现墓地已不存在.
    遗址已为上庄四队队部及场院、仓库.
    1690.北京市朝阳门高碑店乡西花营村荣家茔地清荣禄墓

    荣禄墓
    荣禄墓位于朝阳门外高碑店乡西花营村的荣家茔地内.
    墓地占地30余亩,四周有围墙,南墙中间开门,门前有石拱桥.
    门内立龟趺石碑2通,碑北为墓.
    荣禄墓居中,两侧为其儿子、儿媳墓.

    荣禄墓室上筑有高7米的夯土宝顶,墓南北向,平面呈长方形,水泥墓室.
    墓内四棺共一椁.
    椁东西宽4.
    8米,南北长3米,前后立壁向后倾斜14厘米至21厘米,前壁高1.
    87米,后壁高2米,形成前低后高的椁顶.
    四棺均长2米、宽0.
    95米、高1.
    65米.
    棺与椁间用黄土填实.

    荣禄及其妻妾墓中随葬了大批金银玉器珍品.
    金器有:葫芦、镯子、簪子、戒指、耳环、指甲套等;银器有:元宝、戒指、镯子、扁簪、指甲套等;玉器有:翠、玉烟壶、坠饰、搬指、玺坠、戒指等,共计148件.
    这些器物中,很多都是皇帝或皇太后所赐珍宝.
    如重达139.
    6克的金葫芦,上面就铸有11字铭文:"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

    荣禄(1836年—1903年)满洲正白旗人.
    瓜尔佳氏,字仲华.
    咸丰二年(1852年)由荫生以主事用.
    历官员外郎、总兵、副都统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升工部尚书,因纳贿被罢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任西安将军,中日甲午战争中任步军统领,特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以卫皇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掌握北洋各军,反对维新变法,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镇压维新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授文渊阁大学士领阁事,旋授正蓝旗满洲都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主张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使馆,八国联军侵北京后逃往西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议和还京后管理户部事务加太子太保衔授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三十年(1904年)卒,谥文忠.

    今荣禄墓址尚存,墓顶已平,"文化大革命"时墓被掘,墓室被破坏,地上建筑已被生产队使用,石碑已毁.
    1691.北京市西城区马尾沟民国陆徵祥家族墓庐

    陆征祥家族墓庐位于西城区马尾沟的一家工厂内.
    墓庐坐东南朝西北(朝向罗马教廷方向),占地约18平方米.
    墓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墓室,下层为墓穴.
    整座构筑物为砖石结构,梁柱为花岗岩雕琢,墙体磨砖对缝,屋顶为黑琉璃瓦起脊,上装十字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罗马式天主教建筑于一体.
    内檐为半圆式穹窿顶,并有彩绘仙女、天使、蓝天、星辰等图像.
    墓室内设供桌、祭台等,并由意大利雕塑家(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铸造一座"孝子救亲"铜像,还雕有一座陆征祥本人的"哭亲像",代他常跪墓前.
    墓室四壁镶嵌着多块汉白玉石刻,包括了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如康有为、陆润庠、张謇、溥仪、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徐世襄、伍廷芳等40多人.

    陆征祥(1871年—1949年),上海人,亦名增祥,字子兴、子欣.
    幼年家贫,随父入基督教,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同文馆.
    后任清政府驻荷兰公使及驻俄国公使.
    1911年改入天主教.
    191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外交总长,1915年在袁世凯指使下,与曹汝霖同日本公使会谈,承认《二十一条》.

    1919年以外交总长身份任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
    在国内人民及旅法侨民的压力下,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回国后,因而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欢迎.

    1922年任驻瑞士公使.
    后从事赈灾救济事业.
    此时他用巨款在马尾沟空地建墓,修筑了这座中西合璧、前方后圆、上方下圆的特殊形式的墓庐,将其祖母及父母亲的遗骸从上海迁到这里.
    1927年,在国外做修道院的修士、司铎和圣安德修道院荣誉院长等神职.
    1949年1月15日在比利时病故.

    墓庐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铜像熔化,"文化大革命"时瓦顶上的十字架和地穴中的三口棺材被砸烂.
    现仅存砖石墓庐作为工厂仓库.
    1992年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1692.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公园石桥南锦秋墩北坡民国高君宇墓

    高君宇墓高
    君宇墓位于宣武区陶然亭公园石桥南锦秋墩的北坡前,其身旁还有一位他生前的女友石评梅女士之墓.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山,别号君宇,山西静乐人.
    生于1896年10月22日,卒于1925年3月5日,年29岁.
    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早期著名活动家,建党初期的优秀战士.

    1920年,他曾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并在同年10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曾是中国共产党"二大"的代表,并在"二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5年3月1日,被推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期间,他由于积劳成疾,于3月5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逝世后,人们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灵柩安葬在清幽宁静的陶然亭,并用三块洁白的大理石砌成一座方锥形的墓碑.
    其胞弟高全德,亲笔撰写碑文.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高君宇墓前,深切地悼念这位忠诚的战士.
    "文化大革命"中墓碑被拆除,先驱者的灵柩无人保护.
    直到1973年底,在邓颖超的关怀下,才把高君宇的遗骨火化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石评梅,名汝璧,1902年9月20日生于山西平安县,是高君宇生前的女友.
    在高君宇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新文学的创作,爱憎分明,积极投身于革命.
    后来,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时年26岁.
    人们将她安葬在她生前深深爱着的人的坟旁.
    在她坟前同样竖起了一个方锥形的墓碑.

    1983年,由北京市园林局和市文物局将陶然亭中的高君宇和石评梅墓照原样恢复.
    1987年,北京市民政局又将该墓地修缮一新.
    1693.北京市海淀区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烈士陵园位于海淀区万安公墓内,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
    园门上方悬挂着"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园门内迎面立有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石雕立像.
    雕像后面是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墓,墓后有一座宽4米、高2米的花岗石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邓小平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碑的背面是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
    陵园内还辟有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用图片和文字材料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还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烈士的题词.
    陈列室就设在纪念堂内,纪念堂坐西朝东,面阔九间.
    南北配房各五间,作为陵园管理处和宾客招待室.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在我国传播马列主义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
    灵柩最初寄存在宣武门外长椿寺中.
    当时中共党组织和烈士家属决定不用反动政府提供的棺材,托人去前门外三里河德昌桅厂另买棺材.
    当时德昌桅厂的少东家伊少川出于对烈士的崇敬,给挑了一口又厚又大的柏木棺材,并把棺材用松香、桐油刷了里,又用几道黑色大漆罩了面.
    5月1日,伊少川等人在长椿寺为烈士改殓,又移灵至妙光阁浙寺.
    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烈士遗骨安葬于万安公墓.
    同年5月28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病逝,葬于李大钊墓旁.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大钊夫妇墓遭到严重破坏,墓碑也被拉倒.
    为了纪念李大钊,继承烈士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北京市委积极组织力量,于1982年12月下旬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工作.
    陵园地址选在原墓地东北100米处,于1983年2月20日破土动工.
    李大钊夫妇的灵柩,已于1983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纪念日,移葬到正在建设中的陵园内,并将原墓地恢复原貌,另立碑石说明经过.

    1983年10月29日举行了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人士共500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典礼.
    上午10时,薄一波宣布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开始,全场向李大钊烈士默哀致敬.
    在肃穆的气氛中,由彭真宣读李大钊烈士碑文.

    在陵园陈列室大厅正中,陈列着一块用玻璃罩起来的石碑.
    碑为艾叶青石刻成,上面土迹斑驳.
    它是50年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为李大钊镌刻的墓碑.
    为防止敌人破坏,碑被埋在李大钊棺柩的西边.
    碑高1.
    83米、宽0.
    46米、厚0.
    16米.
    碑首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
    碑的正面竖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刻碑文:"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陵园落成典礼结束后,荣高棠在这块石碑前介绍说,1933年公葬李大钊烈士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的名义为烈士镌刻了这块石碑.
    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之下,这样的石碑是不能公开竖立在墓前的,它只好与棺柩同埋地下.
    今年重新修建烈士陵园时,这块埋藏了半个世纪的墓碑才被挖寻了出来.
    当年撰写和书写碑文的两位同志———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赫洵、吉林大学副教授贾毓麟也参加了陵园落成典礼.
    1984年公布李大钊烈士陵园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1694.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玉泉山西万安公墓

    万安公墓
    万安公墓在海淀区四季青乡玉泉山西.
    公墓创办于1930年,最初由王荣光、蒋尊伟合资经营,后蒋尊伟将股份撤出,由王荣光单独经营.
    当时公墓占地130亩,入穴下葬者2395位.
    1937年王荣光病故,由其长子王明德继续经营.
    1961年经市政府批准,由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接管,其墓地占地面积不变,各种房屋88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安公墓遭受极大破坏.
    1983年市政府拨专款进行修葺,并扩充了墓地的范围.
    公墓现有墓葬5949座,并设有骨灰堂.
    公墓原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现仍遵旧制.

    万安公墓中安葬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还有"三一八"烈士谢戡墓,以及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夫妇墓、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墓、画家刘继卣墓及革命干部、著名学者、爱国将领、国际友人等其他人士墓.
    1695.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县龙山南麓民国滦州辛亥起义烈士陵园

    滦州辛亥起义烈士陵园位于海淀区温泉显龙山南麓,是冯玉祥将军为了纪念滦州起义殉难烈士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于1937年4月建成的纪念园.
    这里山峦苍翠,林木葱茏,风景优美而恬静.

    园门东面,入门处是一座花岗岩纪念坊,门额框柱上都有题刻,正面门额上刻:"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两柱书楹联:"此日园林簇锦绣;当年勇烈动山川.
    "背面门额上刻"努力革命",联为"尺山尺水永留血迹;一花一木想见英风".
    前后落款均为"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冯玉祥".
    进门西行87米处,是一条规整的南北向轴线,纪念建筑物随山势一字排开,分布在轴线上.
    最南端是一座纪念堂,堂北有一座经亨颐撰并书"滦州起义纪略"方碑,碑四面刻字,记述了起义经过.
    纪念堂和方碑已先后被毁,现已无迹可寻.

    现存的纪念物,最前面是一座方首方座的石碑,通高2.
    85米,碑身正面刻"辛亥滦州革命诸先烈纪念碑",碑阴题为"国民政府优恤滦州殉难诸先烈明令",下署"冯玉祥恭录".
    碑首上镌青天白日徽和云朵纹.
    碑建于长、宽各为5米的石台上,台前后有台阶.
    从纪念碑向北沿石级登上山腰,有一座八棱石幢,通高3.
    88米,幢身正面刻"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和王金铭等14人的姓名和追赠军阶,幢座各面均有题字.
    幢北有一石屏,空白无字,是清代卧碑磨去字迹立在此地的,据传烈士衣冠葬于其下.
    衣冠冢以北有一片宽广各约17米的自然山石斜面,上刻隶书题字,节录《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一段文字.
    循级登上山巅,是一座白石纪念塔,通高12.
    2米,八角七层,鎏金塔刹,塔身各面高1.
    22米、宽0.
    66米,正面刻冯玉祥书"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塔",其他各面为邹鲁、居正、冯玉祥、于右任书的塔铭,塔座各面也都刻有题字.
    塔下石台前后刻有冯玉祥书"精神不死"、"浩气长存"题字,字高达0.
    6米.
    纪念园没有封闭的围墙,和温泉疗养院共在同一院内.

    滦州起义的历史背景,正值我国处于民族灾难深重,清廷濒临灭亡的1912年初.
    晚清政治腐败,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毫无战斗力.
    清廷为了整顿兵备,进行兵役制度改革,改编军队,督练新军.
    1905年,又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后来的师),镇下设协、标、营、队(相当后来的旅、团、营、连).
    镇的长官叫统制,以下称协统、标统、管带、队官(哨长).
    1911年9月,清政府决定抽调驻防东北新民府的新军第二十镇、第六镇以及第二混成协等部参加永平秋操(军事演习).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曾向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建议,在秋操期间发动武装起义.
    29日张率第二十镇第七十八、七十九两标及炮、骑、工等营队,从东北驻地出发,10月10日开到昌黎.
    此日正值武昌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清政府电令停止秋操,并命张绍曾率部驰援武昌清军.
    这时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曾建议张绍曾,趁此时与吴禄贞、蓝天蔚联合起义.
    由于张的犹豫不决,后因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蓝天蔚逃亡上海而未果.
    张绍曾由王金铭派人送到天津避居租界去做寓公.
    此后主持革命的工作便落到王金铭、施从云和第二十镇第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身上.
    王、施等和天津的革命党人组织的北方共和会(会长白雅雨)取得联系,秘密筹饷,策动起义.
    1912年1月,王、施等受同盟会指示,发动起义;3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任总参谋长,通电檄告全国,京津震动.
    由于清廷对起义军的镇压、分化和新军内部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滦州城尸横遍野、血染滦河.
    王、施等率部西驶,在雷庄与敌遭遇,王、施被骗至清营谈判,遭伏兵逮捕被枪决,白雅雨等溃败突围,也遭枪杀,起义彻底失败.
    劫后余生的冯玉祥将军,为了纪念死难烈士,在1937年4月营建了这座"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
    当时在这里为烈士举行了国葬.
    "文化大革命"时期,纪念园被毁惨重.
    在1987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才得到修复并举行了万人纪念大会.
    1984年5月,滦州起义纪念塔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1696.北京市还短去香山公园南侧蓝涧沟山坡民国佟麟阁墓

    佟麟阁墓
    佟麟阁墓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南侧蓝涧沟山坡上,建于1945年.
    墓坐西向东,半圆形水泥宝顶,墓前立汉白玉石碑,碑高1.
    09米,碑身刻"抗日烈士佟麟阁之墓".
    碑前有水磨石供桌,墓旁有一座小巧的宅院.
    烈士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197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
    墓基占地9平方米,墓前新竖一碑,碑高1米,碑身刻文同原墓碑,即"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三七年.
    一九七九年十月立".
    198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北京市政府又重新修整了烈士墓.

    佟麟阁(1892年—1937年),字捷三,河北高阳人.
    1911年投笔从戎;1925年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1933年代理察哈尔省 并兼任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
    1937年复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
    "七七"事变后,在指挥反击日军向南苑守军进攻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遗体曾寄厝于东城区柏林寺内,老方丈仰慕将军忠烈,冒死保守寄柩秘密,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将烈士安葬于此.
    1697.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魏公村齐白石墓

    齐白石墓
    齐白石墓在海淀区海淀乡魏公村西南.
    原为画家齐白石私人茔地,曾有"白石墓地"界桩.
    1957年,画家齐白石逝世后安葬于此,并葬有其继室胡宝珠.
    墓为南北向.
    此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严重破坏.
    1983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重新修葺,并举行了落成纪念仪式.
    墓前的碑文是由齐白石的嫡传弟子李苦禅所书.

    齐白石(1864年—1957年),原名纯芝,字渭清,号白石.
    是著名的中国国画大师.
    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名誉教授等职.
    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获得国际和平奖金,1957年9月16日在北京病逝.
    在他80余年的艺术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诗、书、画、印,成为国画界的一代大师,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宝库留下了不朽的财富.
    在第一墓区安葬的还有革命老人谭平山、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作家宋之的、剧作家欧阳予倩、国际友人美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马尼亚、吕思及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此外还有党政各级领导人士的墓葬80余座.

    第二、第三墓区分布在革命公墓中内甬道的东西两侧,东为二墓区,西为三墓区.
    这里安葬的是部长以下、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各级领导、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以及赴雅加达会议"四一一"飞机遇难的集体烈士墓,共512座.
    在这两个墓区中安葬的有著名画家徐悲鸿、考古学家梁思永、著名艺术家程砚秋以及洪深、陈波儿、史东山等,安葬的还有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史平浩等.

    在茂密的丛杨中,有"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在此附近还有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纪念碑、征服贡嘎山遇难烈士墓等等.

    革命母亲夏娘娘也安息在这里.
    墓碑正面刻着"祭娘娘"全文.
    公墓的西南有一座高大的墓碑,碑文上刻着"王荷波烈士之墓",碑前的平地上用彩色的鹅卵石组成了"永垂不朽"四个大字.
    王荷波,原名灼华,山西太原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上海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1925年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等职,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1927年10月18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同年11月11日在北京就义.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祭礼,并修建了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骨灰堂坐落在革命公墓的中央,是拆用原护国寺一进殿(马王殿)、二进殿(天王殿)及配殿的材料,于1958年复建的.
    现在骨灰堂共分为30个安放室.
    自1960年林伯渠逝世后带头实行火化,毛泽东提出改革我国殡葬习俗的倡议;直至1985年7月,骨灰堂中共存放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爱国人士的骨灰8000余份.
    在第一室安放的骨灰主要是国家已故的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罗荣桓、李富春、陈毅、贺龙、邓子恢、王稼祥、陶铸、廖承志、许光达、陈赓、徐海东、刘亚楼等的骨灰;另外还存放有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民革中央负责人张治中、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陈明仁、卫立煌等人的骨灰,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历史学家翦伯赞、铁人王进喜等人的骨灰.

    在东三室还安放着一位著名爱国人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文物鉴定收藏家、中国古典艺术研究家、书画家、诗人张伯驹的骨灰.
    张伯驹,字丛碧,生于1898年,河南项城县人.
    他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以及文物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98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八宝山革命公墓经过改造、修整、美化,已成为一个环境优美、庄严肃穆的地方,它不仅是安葬先烈遗骨的陵园,而且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每年清明前后,广大人民群众来到这里凭吊,缅怀革命先烈的英灵.
    1984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1699.安徽省寿县报恩禅寺白石塔

    地处淮河之滨的安徽寿县是一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古老城市，也是安徽省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古迹济盛，处处弥漫着厚重典雅的古朴气息。这里有比平遥古城还要早100年的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有比都江堰还早300多年的我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安丰塘，还有始建于唐代，文化价值极高的安徽省现存建筑体量最大的孔庙寿州孔庙，以及素有“七十二水归正阳”之称的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正阳关镇等等。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初冬时节独具风姿的千年古刹——报恩禅寺。

    “信步东禅寺， 夕阳古塔尖。院深藏野竹， 垣矮如远山。端坐佛含笑， 颂经僧不闲。一声清葵动， 明月送人还。”这首《游东禅寺》诗中所说的东禅寺，就是寿县城内的报恩禅寺。报恩禅寺，坐落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淮南寿县城内的东北隅，它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名崇教禅院、东禅寺，明洪武时期改为此名并沿用至今，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

    由于年岁久远，加之天灾人祸，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经清乾隆年间重修，以及后期不断修葺保存的成果。寺院占地面积14700多平米，建筑宏伟、布局严谨、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不仅是古城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也是江淮大地上首屈一指的中国传统寺院建筑群。

    沿着寿县北大街穿巷而过，便可见这座颇具规模的千年古刹，越过高大的红色照壁，迈进巍峨的山门，入眼便是遍植苍松翠柏的幽深庭院，让人不自觉就会想到古诗中“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深邃意境。走进庭院深处，只见飞角流丹的大雄宝殿掩映在一片金黄之中，在阳光下更显古韵。

    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是报恩寺的主体建筑，建在1.1米高的石基之上，威严庄重、宏伟大气，殿内不仅有被称为“寿州内八景”的花鸟浮雕和铜香炉，还有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艺术珍品泥塑十八罗汉像。当然这个季节最吸引游人注目的还要属殿前面那两棵树龄超1300年的古银杏树。

    “银杏千年遮蔽日，报恩宝殿耀辉煌。秋深萧瑟今还是，一夜飘翩落地黄。”每年的11月份，寿县的报恩禅寺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美，同时也是游客最多的时节，届时寺内两棵高20余米的千年银杏都换上一树金装，璀璨夺目，美轮美奂，使得无数爱美人士纷沓而至，一时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胜地，也是当地人眼中最美的银杏观赏地。

    相传这两棵银杏是当初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奉敕建造报恩寺时所植，属国家一级古树名木，时至今日，虽已经历13多年的风雨洗礼，却依旧枝繁叶茂、横柯蔽日。一阵微风拂过，“黄金雨”随风而落，灵动唯美，甚是迷人。

    大诗人苏东坡曾有诗云：“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岗。”这是当年他在赴杭任职途中由颍入淮初见淮山时所作，而诗中的“白石塔”指的就是今安徽寿县报恩禅寺内的宋塔。宋塔，亦称“舍利塔”，因内置舍利而得名，据记载其建于宋天圣四年，原位于寺院正中。

    相传呈八角九级，后于清同治元年倾倒仅存残塔三级，考虑到安全问题于1977年拆除，如今宋塔虽仅存地宫，但却是寺内不可错过的遗址胜迹，尤其地宫中发现的金棺银棺、舍利宝瓶以及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都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另外在报恩寺内还可欣赏到各式精美的木雕、铜铸造像，以及历代名人的书法碑刻等，像大雄宝殿门两旁嵌着的“南无释迎牟尼佛”，就是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



    1700.内蒙古自治区王姓老拾荒者70年代捡到的汉代匈奴贵族王权金棍

    拾荒老人捡7斤“铁棍”，熔炼后卖12000元，专家：国家损失3个亿

    在早些年，重庆有一位姓陈的老人在江边钓鱼时无意中捡到了一块“废铁柱”，这块铁柱重达90公斤，高约75厘米，他以为是块寻常的废铁，于是将其拿到废品站以65块钱的价格卖掉了。
    还好当地文物局消息灵通，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前去查看，才发现这个铁柱原来是汉武帝时期流传下来的桥墩，粗略估计价值一个亿以上。而这个文物也因此保留了下来。
    可是相比铁桥墩，另外一件价值3亿的文物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拾荒老人的意外收获
    上个世纪70年代，各地都处在发展阶段，大多数老百姓生活贫苦，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土地稀少、环境恶劣，粮食供给成了很大问题，很多人甚至沦落到了讨饭度日的地步。
    相比于东部，大西北的内蒙古地区人烟稀少，物资更加匮乏。所以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只有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内蒙。
    在生活艰难，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很多人没有办法，只好以拾荒来维持生计，而一个姓王的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老人就出生在这里，一辈子没有走出去过。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出门，希望能多捡一些废品多卖点钱。不过这一天下来，老人的收获并不多。
    正当他满脸愁容，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垃圾堆旁有一个长长的东西。那个东西在冬日的阳光下散发着光亮，他瞧着奇怪，于是打算走近仔细看看。
    老人走近一看，发现那个反光的东西居然是个生了锈的铁棍。尽管铁棍的表面有着不少的铁锈和泥土，但依旧不能遮盖它透出来的光芒，而上面还隐约地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

    捡到这个东西，老人高兴坏了。要知道那时候铁可比纸壳子和塑料瓶更值钱，他赶紧拿起来掂量了一下，发现这铁棍分量还不轻。
    于是他准备带回家先清洗干净，再拿去卖个好价钱。回家后，老人先拿去称了称，发现那铁棍竟然有7斤重。
    他再拿去清洗了一番，这不清洗不知道，一清洗吓一跳，这看似锈迹斑斑的“铁棍”经过水洗之后，竟然泛着暗黄的金光。


    老人瞬间就不淡定了，难道自己撞了大运捡到了一根“金棍”？而后老人再次仔细辨认，发现铁棍应该并非纯金，因为分量不对。
    不过，至于这些老人并不在乎。金棍与铁棍的区别，只在于钱多钱少。而就算是铁棍，只要卖了也够自己吃几天饱饭得了！
    于是他宝贝似地将其放在床边，激动地等待明天的到来。第二天一早，老人便兴高采烈提着这沉甸甸的“铁棍”去到了当地的金银店中让老板给他看看。
    金银店老板也是个实诚的人，他端详了一会儿后直接告诉老人这个铁棍的黄金质地不纯，直接卖是卖不到好价钱的，不如就干脆熔了提纯，价格也能卖高点。
    老人一听能多卖钱，二话不说就爽快地答应了。最终，这7斤“铁棍”提炼出了4斤黄金，老板按市场价给了老人12000元。
    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巨款，拿到钱的拾荒老人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人人羡慕的“万元户”。
    老人在得到这一大笔钱后，为自己添置了新衣服，修建了自己的房子，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人们纷纷来找他询问原因，老人也不避讳，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大家。
    就这样，在这个不大不小的镇子当中，拾荒老人意外捡了“黄金棍子”的消息不胫而走。
    而这种奇闻轶事当然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最后这件事传到了考古专家的耳朵里！
    只是一根铁棍而已，至于惊动考古专家吗？其实不然，老人眼中的铁棍在专家看来，远不止那么简单……

    七斤铁棍背后的价值
    专家们得知这件事后，便猜测老人卖掉的铁棍很大概率是古代的文物珍宝。
    因为在前几年，考古界就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村发现了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遗迹。
    虽然这个墓由于客观原因被人破坏，但仍然出土了两百多件极其珍贵罕见的匈奴金银器，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鹰顶金冠饰”。
    就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鹰顶金冠饰是我们知道的先秦两汉间北方少数民族头冠饰的唯一标本，它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还是权势的标志，还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可以称之为“匈奴艺术瑰宝”。
    那么如今拾荒老人捡到的“金棍”，是否也和鹰顶金冠饰有同样的考古价值呢？
    专家们想到这个问题就坐不住了，他们立即找办法与老人取得了联系。说明来由后，老人将专家们带到了他发现铁棍的地方。
    在对发现地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文物专家又将所提炼的铁棍残渣和金块进行了反复的测定和复原。
    最后通过询问铁棍的体积大小及相关特征后，专家们得出结论，认定这个铁棍是匈奴时期十分罕见的金器，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极为珍贵，老汉熔炼之后，国家至少损失了三亿元！
    众所周知，匈奴并没有文字，而且出土的文物也极为少见，尤其是金器一类。
    所以一件文物能够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特征，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化有着巨大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不菲的铁棍，当然也蕴含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特征。
    老人提炼卖钱，失去的不仅是一件宝贵的历史文物，更是让我们失去了了解匈奴文化、匈奴金器的机会，这对历史研究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此物件与华夏的密切联系
    不过，珍贵的文物已被熔炼，可专家们却没有停止对这根铁棍的研究。
    在紧密的勘察下，他们确定这一铁棍为"昭君出塞"时期的文物。而它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原来，在汉帝国刚建立的时候，经济、军事力量以及综合国力都不算强大，而当时在北方地区的匈奴则恰恰不同，他们实力雄厚，发展迅速，还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经常袭扰边界。
    为了保障国家发展，民生安稳，汉朝君主一边采取小规模象征性的抵抗，一边采取“和亲”政策，以求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会。
    这种局面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以改变。当时，汉朝通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完成了汉朝对匈奴从战略防御到战略攻势的转变，基本实现了对匈奴的遏制。
    不过到了汉元帝时期，由于元帝没有任何治国的才能，导致皇权式微，朝廷上下十分混乱，西汉也因此逐渐走向衰竭，这也因此有了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宁胡閼氏”的故事。
    因为昭君公主舍己为国，以此换来了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与此同时也将很多汉王朝的先进文化传到了匈奴，同时匈奴也将自己的冶炼技术传到了中原地区。
    因为当时匈奴很多都是在如今内蒙古一带活动，所以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冶金的痕迹。
    谁也想不到，在距离那个时期几千年以后，当初的物品却在阴差阳错间被老人发现了，而且因为他的不了解，让我们错失了研究匈奴、汉人对冶金技术的掌握程度。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因为时光不会倒流，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无法挽回，我们也只能吸取教训。
    1701.民国名媛诗人徐志摩继室陆小曼骨灰

    陆小曼死后，其继子收到 ，狠心回三个理由，令继母无处下葬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用一首《再别康桥》在近代文坛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很多文艺青年心中浪漫的最佳代言人。
    除了他的文学和诗作之外，很多人还格外关心他与其他诸位民国文化名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尤其是他与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一直众说纷纭。
    当年在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便失去了依靠，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甚至到了要写信向朋友求助才能够勉强过活的地步，但后来她身边又出现了一个男人，那就是翁端午，两人之间神秘的关系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后来陆小曼去世，她的侄子写信给徐志摩的儿子，也就是陆小曼的继子，希望能够让他们夫妻合葬，但继子回复了三个理由，令继母无葬身之地。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纠葛？

    陆小曼与徐志摩

    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民国时期的一段奇闻，当时两人的这段感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也被许多人所不齿。
    最初陆小曼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王庚，但由于两人的感情并不深厚，并且王庚一直忙于工作冷落陆小曼，所以她时常与徐志摩相互陪伴，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两人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个时候徐志摩也已经听从父母的安排娶了妻子，并且还有了孩子，但即便如此，两人也还是走到了一起。
    后来两个人纷纷与原配离婚，陆小曼甚至为此不惜打掉了与王庚的孩子，义无反顾地与徐志摩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结婚时，徐父和家人便对这段在他们眼中十分荒唐的姻缘非常不满，因此对于陆小曼也是一直没有好脸色。
    虽然外界充满了负面的声音，但新婚燕尔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却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感情也是不断地升温。
    由于陆小曼的身体在堕胎时落下了病根，所以徐志摩一直带她探访名医，两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翁端午，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聚在一起聊天唱戏，翁端午还常常夜宿在两人的家中。

    陆小曼与翁端午
    陆小曼与徐志摩当年不顾一切地走到了一起，但两人婚后也还是出现了许多的摩擦和不愉快，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这使得他们之间矛盾频发。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前往北平想要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在临行前还与陆小曼发生了一些争吵，但他还是在临走前嘱托翁端午帮自己多多照看妻子。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的离开竟然成为了诀别，徐志摩所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失事，他也因此而丧生，这个消息传到陆小曼耳朵中后，她一时间悲痛欲绝，当场昏了过去。
    陆小曼醒来后，便一直吵着要亲自去接丈夫的遗体回家，但是她的身体条件却并不允许，徐家人也在悲愤之中拒绝了她的请求，派了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前去山东。
    徐积锴一直以来都对陆小曼这个继母非常不满，在听闻父亲去世后，他也将这件事怪罪到了陆小曼的头上，对她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
    陆小曼此时也无心再为自己辩解，心中盛满了悲痛，宛如行尸走肉一般，每日茶饭不思，默默流泪。
    见到陆小曼的状态如此差劲，作为好友的翁端午不免为她担心，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生怕她做出什么傻事。

    无处安身
    从那以后，翁端午便一直宿在陆小曼家，家中的妻子和孩子也时常顾不上，这样的情况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关于他和陆小曼之间关系的谣言也甚嚣尘上。
    虽然徐父一直以来都不愿意承认陆小曼是徐家的儿媳，但是在听说了翁陆二人的绯闻之后，还是怒从心头起，寄了 给陆小曼以示警告，表示如果她再与翁端午来往，便会切断给她的生活补贴。
    在看到信后，翁端午反而更加生气了，直接搬到了陆小曼家，并且全权负责起了陆小曼的日常生活，对她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陆小曼坦然接受着翁端午对她的好，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十分清白，从来没有过逾矩的行为，她也只是将翁端午当作是自己的至交好友，心中对他充满了感激。

    后来陆小曼去世，翁端午还为她在家中设置了灵堂进行祭拜。

    陆小曼死后，翁端午和她的一些亲人一同为她操办了后事，她的表侄写了 给她的继子徐积锴，希望能够让陆小曼同徐志摩合葬。
    但徐积锴却不留情面的在回信中列出了三个理由拒绝，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陆小曼这个继母的不满。
    他认为自己的祖父从来没有承认过陆小曼这个儿媳，徐志摩生前也时常与陆小曼争吵，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淡漠，并且陆小曼多年来与翁端午不清不楚，所以基于这三点，他不同意让陆小曼与自己的父亲合葬。
    最终陆小曼的骨灰因为无处下葬，只能一直存放在殡仪馆中，到后来甚至不知去向了。
    小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但陆小曼最终却无处安葬，实在是令人唏嘘。
    1988年时，陆小曼的侄子和侄女一同在苏州为这位姑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来表达自己的哀思，以及对于这位长辈的尊敬和思念。
    陆小曼的一生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心酸，晚年更是深居简出，完全沉浸在悲痛和思念当中，但最终还是没能与自己钟爱之人埋葬在一处。
    她与徐志摩和翁端午之间的感情纠葛，外人总是不能详细了解和体会个中细节，只能凭借着猜测和臆想，造出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情感纠葛。
    1701.民国名媛诗人徐志摩继室陆小曼骨灰

    陆小曼死后，其继子收到 ，狠心回三个理由，令继母无处下葬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用一首《再别康桥》在近代文坛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很多文艺青年心中浪漫的最佳代言人。
    除了他的文学和诗作之外，很多人还格外关心他与其他诸位民国文化名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尤其是他与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一直众说纷纭。
    当年在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便失去了依靠，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甚至到了要写信向朋友求助才能够勉强过活的地步，但后来她身边又出现了一个男人，那就是翁端午，两人之间神秘的关系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后来陆小曼去世，她的侄子写信给徐志摩的儿子，也就是陆小曼的继子，希望能够让他们夫妻合葬，但继子回复了三个理由，令继母无葬身之地。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纠葛？

    陆小曼与徐志摩

    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民国时期的一段奇闻，当时两人的这段感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也被许多人所不齿。
    最初陆小曼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王庚，但由于两人的感情并不深厚，并且王庚一直忙于工作冷落陆小曼，所以她时常与徐志摩相互陪伴，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两人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个时候徐志摩也已经听从父母的安排娶了妻子，并且还有了孩子，但即便如此，两人也还是走到了一起。
    后来两个人纷纷与原配离婚，陆小曼甚至为此不惜打掉了与王庚的孩子，义无反顾地与徐志摩一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结婚时，徐父和家人便对这段在他们眼中十分荒唐的姻缘非常不满，因此对于陆小曼也是一直没有好脸色。
    虽然外界充满了负面的声音，但新婚燕尔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却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感情也是不断地升温。
    由于陆小曼的身体在堕胎时落下了病根，所以徐志摩一直带她探访名医，两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翁端午，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聚在一起聊天唱戏，翁端午还常常夜宿在两人的家中。

    陆小曼与翁端午
    陆小曼与徐志摩当年不顾一切地走到了一起，但两人婚后也还是出现了许多的摩擦和不愉快，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这使得他们之间矛盾频发。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前往北平想要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在临行前还与陆小曼发生了一些争吵，但他还是在临走前嘱托翁端午帮自己多多照看妻子。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的离开竟然成为了诀别，徐志摩所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失事，他也因此而丧生，这个消息传到陆小曼耳朵中后，她一时间悲痛欲绝，当场昏了过去。
    陆小曼醒来后，便一直吵着要亲自去接丈夫的遗体回家，但是她的身体条件却并不允许，徐家人也在悲愤之中拒绝了她的请求，派了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前去山东。
    徐积锴一直以来都对陆小曼这个继母非常不满，在听闻父亲去世后，他也将这件事怪罪到了陆小曼的头上，对她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
    陆小曼此时也无心再为自己辩解，心中盛满了悲痛，宛如行尸走肉一般，每日茶饭不思，默默流泪。
    见到陆小曼的状态如此差劲，作为好友的翁端午不免为她担心，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生怕她做出什么傻事。

    无处安身
    从那以后，翁端午便一直宿在陆小曼家，家中的妻子和孩子也时常顾不上，这样的情况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关于他和陆小曼之间关系的谣言也甚嚣尘上。
    虽然徐父一直以来都不愿意承认陆小曼是徐家的儿媳，但是在听说了翁陆二人的绯闻之后，还是怒从心头起，寄了 给陆小曼以示警告，表示如果她再与翁端午来往，便会切断给她的生活补贴。
    在看到信后，翁端午反而更加生气了，直接搬到了陆小曼家，并且全权负责起了陆小曼的日常生活，对她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陆小曼坦然接受着翁端午对她的好，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十分清白，从来没有过逾矩的行为，她也只是将翁端午当作是自己的至交好友，心中对他充满了感激。

    后来陆小曼去世，翁端午还为她在家中设置了灵堂进行祭拜。

    陆小曼死后，翁端午和她的一些亲人一同为她操办了后事，她的表侄写了 给她的继子徐积锴，希望能够让陆小曼同徐志摩合葬。
    但徐积锴却不留情面的在回信中列出了三个理由拒绝，言辞之间充满了对陆小曼这个继母的不满。
    他认为自己的祖父从来没有承认过陆小曼这个儿媳，徐志摩生前也时常与陆小曼争吵，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淡漠，并且陆小曼多年来与翁端午不清不楚，所以基于这三点，他不同意让陆小曼与自己的父亲合葬。
    最终陆小曼的骨灰因为无处下葬，只能一直存放在殡仪馆中，到后来甚至不知去向了。
    小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但陆小曼最终却无处安葬，实在是令人唏嘘。
    1988年时，陆小曼的侄子和侄女一同在苏州为这位姑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来表达自己的哀思，以及对于这位长辈的尊敬和思念。
    陆小曼的一生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心酸，晚年更是深居简出，完全沉浸在悲痛和思念当中，但最终还是没能与自己钟爱之人埋葬在一处。
    她与徐志摩和翁端午之间的感情纠葛，外人总是不能详细了解和体会个中细节，只能凭借着猜测和臆想，造出些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情感纠葛。
    1702.广西省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六丰村百达屯民国财主古钱币窖藏

    百色市百达屯出土民国钱币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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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耀峥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六丰村百达屯钱币窖藏的发现及出土情况，考析了出土的钱币，对钱币窖藏的年代、经济、历史背景以及窖藏者等问题，有初步的认识。
    【关键词】  百色百达  钱币窖藏  年代  背景  窖藏者
    【作  者】  郭耀峥  右江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百色  533000

    一、窖藏的发现
    2010年11月，笔者与百色市文物管理所的黄鑫同志聊起2005年百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时，偶然了解到，参加百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的民工黄家利同志，其家中保存有部分出土钱币，遂与百色市文物管理所的黄鑫同志一起，前往广西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六丰村百达屯黄家利的家里，了解有关出土钱币的具体情况，并见到了部分钱币。
    据黄家利同志介绍说，这些出土钱币是他拆旧建新的住房时发现的。钱币埋在距地面约1.5米的深处，装在一个大水缸里，总重量约七、八百斤，有铜钱、铜元等。古钱币均用线绳穿系成串，铜元则用油纸包裹成筒，码放得很整齐。此外，距离水缸约3米处还发现有一个小瓷罐，里边装有部分金银首饰和部分银币，银币既有一元类型的，也有二角类型的，数量不多；首饰和银币的摆放很随意，表明在埋藏者的心目中，金银首饰和银币的价值是相同的。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批出土钱币没有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黄家利同志家里仅保留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已经散失。

    二、窖藏的钱币
    为了弄清这个钱币窖藏的情况，征得黄家利同志的同意后，笔者与百色市文物管理所的黄鑫同志一起，对其家里保留的一小部分出土钱币进行了清理。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实物鉴别和资料整理之后，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个钱币窖藏的情况，现将其情况详细报告如下：
    1. 唐代钱币
    仅见有开元通宝一个品种。
    开元通宝，3枚，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始铸，正面钱文为八分隶书“开元通宝”四字，直读，背面光背、背穿上下月纹等，大致可分为早、中两期，径2.4～2.6，穿宽0.65～0.7，厚0.1～1.2厘米，重2.6～2.8克。
    2. 北宋钱币
    包括淳化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元■通宝等九个品种；
    （1）淳化元宝
    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年间（990－－994年）铸，钱文有楷、行、草三种书体，为太宗亲书，是后世所谓“御书钱”（即钱文为皇帝亲笔书写的钱币）、“三体书”（即一种年号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书体书写钱文）和草书用于书写钱文之始。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面文均为“淳化元宝”四字，楷书旋读，光背。径分别为2.5～2.55，穿宽0.65～0.7，厚0.1厘米，重3.5～3.7克。
    （2）咸平元宝
    宋真宗赵恒咸平年间（998～1003年）铸， 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楷书“咸平元宝”四字，旋读，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3）景德元宝
    宋真宗赵恒景德年间（1004～1007年）铸， 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楷书“景德元宝”四字，旋读，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4）祥符元宝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铸， 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楷书“祥符元宝”四字，旋读，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5）祥符通宝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铸， 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楷书“祥符通宝”四字，旋读，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6）天圣元宝
    宋仁宗赵祯天圣年间（1023～1032年）铸，楷篆成对。 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天圣元宝”四字，均旋读，一枚为楷书，另一枚为篆书，均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7）皇宋通宝
    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1039年）始铸，系国号钱，楷篆成对。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皇宋通宝”四字，均直读，一枚为楷书，另一枚为篆书，均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7克。
    （8）元丰通宝
    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铸，有篆、隶、行三体书，互成对钱。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元丰通宝”四字，均旋读，一枚为行书，另一枚为篆书，均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6克。
    （9）元■通宝
    宋哲宗赵■元■年间（1086～1093年）铸，行篆成对。此次发现2枚小平钱，钱文“元■通宝”四字，均旋读，一枚为行书，另一枚为篆书，均光背；径2.3～2.5，穿宽0.6～0.7，厚0.1厘米，重3.5～3.6克。
    3. 清代钱币
    清朝入关后的年号钱，除祺祥、宣统2种外，其余的均有发现。在已发现的清代钱币中，除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数量很少外，其余的数量较多，就不一一详细列举，只列举同一年号、同一铸地的其中之一。
    （1）顺治通宝
    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可分为三式：
    Ⅰ式：钱文宋书，直读，光背，径2.7，穿宽0.6，厚0.1厘米，重3.5克。
    Ⅱ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铸有“一厘”2字，穿右铸有一“云”字，径2.6，穿宽0.6，厚0.05厘米，重3.1克。
    Ⅲ式：钱文宋书，直读，背右铸有一“陕”字，径1.2，穿宽0.6，厚0.03厘米，重1.4克。
    （2）康熙通宝
    清圣祖玄烨康熙元年（1662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的不同可分为五式：
    Ⅰ式：2枚，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右铸有一“云”字，径2.5，穿宽0.6，厚0.09厘米，重3.5克。
    Ⅱ式：1枚，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右铸有一“临”字，径2.7，穿宽0.6，厚0.08厘米，重3.2克。
    Ⅲ式: 2枚，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右铸有一“河”字，径2.5，穿宽0.6，厚0.05厘米，重2.2克。
    Ⅳ式: 1枚，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右铸有一“广”字，径2.4，穿宽0.6，厚0.09厘米，重3克。
    Ⅴ式:6枚，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泉”二字，径2.1～2.7，穿宽0.5～0.7，厚0.05～0.1厘米，重1.5～3.8克。
    （3）雍正通宝
    清世宗胤真雍正元年（1723年）始铸，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1～2.7，穿宽0.5～0.7，厚0.08～0.1厘米，重3.8～4克。
    （4）乾隆通宝
    清高宗弘历乾隆元年（1736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的不同可分为十二式:
    Ⅰ式:钱文宋书， 直读，“隆”字缺笔，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泉”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3.6克。
    Ⅱ式:钱文宋书，直读， 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泉”二字，径2.4，穿宽0.5，厚0.1厘米，重4.4克。
    Ⅲ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源”二字，径2.4，穿宽0.6，厚0.1厘米，重4.5克。
    Ⅳ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苏”二字，径2.4，穿宽0.6，厚0.1厘米，重3.8克。
    Ⅴ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武”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1克。
    Ⅵ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福”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5克。
    Ⅶ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昌”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2克。
    Ⅷ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南”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3.2克。
    Ⅸ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浙”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克。
    Ⅹ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5克。
    Ⅺ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桂”二字，径2.4，穿宽0.5，厚0.1厘米，重4.3克。
    Ⅻ式: 钱文宋书，直读，光背，径2.2，穿宽0.6，厚0.1厘米，重3.8克。
    （5）嘉庆通宝
    清仁宗颢琰嘉庆元年（1796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的不同可分为七式:
    Ⅰ式: 钱文宋书，直读， 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泉”二字，径2.4，穿宽0.6，厚0.1厘米，重4.2克。
    Ⅱ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源”二字，径2.4，穿宽0.6，厚0.1厘米，重3.6克。
    Ⅲ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桂”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3.8克。
    Ⅳ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昌”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1克。
    Ⅴ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浙”二字，径2.2，穿宽0.5，厚0.05厘米，重1.7克。
    Ⅵ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5克。
    Ⅶ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广”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3.8克。
    （6）道光通宝
    清宣宗敏宁道光元年（1821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可分为七式:
    Ⅰ式: 钱文宋书，直读， 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泉”二字，径2.4，穿宽0.6，厚0.1厘米，重4克。
    Ⅱ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源”二字，径2.2，穿宽0.6，厚0.15厘米，重4.7克。
    Ⅲ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广”二字，径2.4，穿宽0.5，厚0.1厘米，重3.8克。
    Ⅳ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桂”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6克。
    Ⅴ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4.8克。
    Ⅵ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东”二字，径2.5，穿宽0.6，厚0.1厘米，重4克。
    Ⅶ式：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昌”二字，径2.2，穿宽0.6，厚0.08厘米，重1.9克。

    （7）咸丰通宝
    清文宗奕宁咸丰元年（1851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可分为三式:
    Ⅰ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4.1克。
    Ⅱ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桂”二字，径2.2，穿宽0.5，厚0.09厘米，重2.5克。
    Ⅲ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昌”二字，径1.9，穿宽0.5，厚0.09厘米，重1.4克。
    （8）咸丰重宝
    清文宗奕宁咸丰年间（1851～1861年）所铸，折十钱，钱文宋书，背穿上下为汉文宋书“当十”二字，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3.9，穿宽0.8，厚0.2厘米，重19克。
    （9）同治通宝
    清穆宗载淳同治元年（1862年）始铸，根据钱背铸地钱局可分为二式:
    Ⅰ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5，穿宽0.5，厚0.1厘米，重4.2克。
    Ⅱ式: 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浙”二字，径1.9，穿宽0.6，厚0.1厘米，重2.7克。
    （10）光绪通宝
    清德宗载■光绪元年（1875年）始铸，只见有一个品种，钱文宋书，直读，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云”二字，径2.4，穿宽0.5，厚0.1厘米，重4克。
    4. 清代铜元
    清代铜元可细分为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大类。
    （1）光绪元宝
    光绪元宝最早发行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次发现的光绪元宝，均为当十铜元，按钱文铸地不同可分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不同省份，每个省份的铜元还可以细分出一些不同的版别。大体上，这些铜元的直径约为2.8厘米，厚0.15厘米，重约7.2克。
    （2）大清铜币
    大清铜币最早发行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此次发现的大清铜币，均为当十铜元，按钱文铸地不同可分为湘、鄂、赣、闽、粤、浙、苏等不同省份，每个省份的铜元还可以细分出一些不同的版别。大体上，这些铜元的直径约为2.8，厚0.15厘米，重约7.2克。
    5. 民国铜元
    民国铜元，是指中华民国时期国内各省份，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苏维埃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各敌伪政权生产制造的铜元。此次发现的民国铜元，均为当十铜元，按名称的不同，可分为下列几种：
    （1）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是天津造币厂于民国元年（191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成立而特意铸造的铜元，正面图案为双旗，背面饰花草纹，可根据钱文书体的不同分为楷书和隶书两个大的类别。直径2.8，厚0.1厘米，重6.2克。
    （2）湖南双旗嘉禾铜元
    湖南双旗嘉禾铜元，又称中华民国当十铜元，是湖南省造币厂于民国早期铸造的铜元，正面中央图案为双旗，背面中央饰嘉禾纹，可根据钱文书体的不同分为楷书和隶书两个大的类别。直径2.8，厚0.1厘米，重6.3克。
    （3）广东壹仙铜元
    广东壹仙铜元系列，是模仿英国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铜元而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铜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正面中央饰以“壹仙铜币”四字，背面中央饰阿拉伯数字“1”字，可根据生产年份的不同分为“元、三、四、五、七年”等五个大的类别。直径2.8，厚0.1厘米，重6.5克。
    （4）中华民国河南省造十文铜元
    中华民国河南省造十文铜元，是民国元年（1912年）河南省铸币，正面中央图案为嘉禾纹和“十文”二字，背面中央饰双旗，可根据正面两侧图案（花星）的不同分为两个大的类别。直径2.8，厚0.1厘米，重6.4克。
    （5）山西开国纪念币
    山西开国纪念币，是民国元年（1912年）山西省铸币，正面中央图案为双旗，背面中央图案为嘉禾纹和“壹枚”二字，可根据背面麦穗的大小不同分为两个大的类别。直径2.8，厚0.1厘米，重6.4克。
    （6）民国党徽古布铜元
    民国党徽古布铜元，分别是民国年间上海中央造币厂和重庆中央造币厂的铸币，正面中央图案为国民党党徽，背面中央图案为古布图案和“壹分”二字，可根据生产年份的不同，分为“民国二十五年”、“民国二十六年”、“民国二十七年”、“民国二十八年”、“民国二十九年”、“民国三十年”等六个大的类别，直径2.6，厚0.1厘米，重6.2克。
    据笔者调查，直到民国中晚期，生活在桂西边远山区特别是右江流域的各族群众，在日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仍然习惯于使用并信赖我国自秦代以来即产生并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旧有货币——方孔圆钱。并且由于习惯使然，众多生活在边远山区的群众竟将当时的新型货币——中央无穿孔的铜元视为异己，硬是在铜元中央人为地钻出一个孔洞来，以方便和方孔圆钱一道穿绳携带。于是，在桂西边远山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货币——穿孔铜元。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广西通货现况》记载，当时在广西境内流通的中外货币种类极多，包括制钱、银两、银元、铜 元、纸币等等，而在这林林总总的货币种类中，制钱竟赫然排名第一，这正体现出边远山区尤其是右江流域自治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独立性，顽固性、封闭性、保守性和滞后性。
    另外，民国初期广西境内大小军阀连年混战，兵火不断，造成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心不稳。为了掠夺人民的财富，满足军阀混战所带来的庞大的军政开支需求，几乎每一个得势上台的军阀政权，都将滥发纸币视作其军费开支的当然来源，致使广西境内纸币泛滥成灾，贬值严重，而且每一个军阀政权又都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另一个军阀政权所取代，其发行的纸币也随即变为废纸一张，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因而一直以来，民国时期的纸币，在广西民众的心目中信誉极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广西的普通老百姓，养成了怀疑、不信任纸币的习惯，宁可将每日经营所得兑换成银元、铜元、制钱等硬币形式的货币加以保存，也绝不愿、也不敢多留纸币{1}。即使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搜刮民财，而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国、中央、交通（后加农民）等几个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内统一流通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其他种类的货币（包括银两、银元、银毫、铜元、制钱，以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各种纸币和各种外国货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致使各种各样的硬币形式的货币，逐渐被迫退出了国内流通领域之后{2}，在右江流域，小农经济思想特别严重的普通老百姓，由于受传统习惯的驱使，仍然像怀疑国民党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一样，怀疑法币的可靠性，因而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他们根本不理会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而是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仍然依赖和使用硬币，而且在贮藏财富时，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硬币，这也是为何我们现今在百色市范围内所发现的民国时期的钱币窖藏，几乎均为清一色硬币窖藏，并且绝大多数窖藏中，均可发现上至唐宋时期，下至民国晚期硬币的原因。
    3. 窖藏的历史背景
    至于这个钱币窖藏的埋藏历史背景，从其具体埋藏年代（即民国三十年，1941年）可看出，其时距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仅有四年。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百色人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热潮：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广西桂系军队赴淞沪前线抗击日军入侵上海；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积极参加“六·一”反蒋抗日运动，加入第一届广西学生军；再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十七年（1938年）参加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投入抗日战争；再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开展全城抗日献金以及义演义卖，捐款捐物活动{3}， 百色人民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坚定不移地从精神上、物质上积极地支援抗日救国运动，充分显示了百色人民钢铁般的抗日意志和爱国热情。
    此时的百色城，由于地处滇、黔、桂三省结合部的交通要冲，水陆交通相对便利，遂成为三省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和通商往来的必经之路，各地客商不断往来经商，更使百色城逐渐发展成为三省结合部的物资交流集散地和桂西最大的商埠，成为右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4}。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桂系当局为了加强广西全省的抗日力量，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5日至5月16日，征集了百色、东兰、凤山、那马、田阳、田东、德保、靖西等13个县的7000多名民工，历时三个多月，在百色城东约5公里处的邕色公路北面，修建了一个临时军用机场，从此中国以及美国、苏联等国的抗日飞机即在百色频繁起降，最多的一天达到40多架次。抗日武装以及大批物资装备由此在百色城连续不断地过境，使得百色城逐渐发展成为广西抗日后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5}。
    随着百色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以及百色城本身作为抗日后方军事战略要地和后勤补给基地的作用日益突出，终于引起了日伪汉奸特务的注意。为了削弱抗日力量，牵制抗日空军的活动，破坏广西、云南以至缅甸一带的抗日军事设施以及抗日后方的交通运输，扰乱抗日后方的民心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打击百色城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和百色人民的抗日士气，日军在陆军力量不足以占领和控制桂西地带的情况下，决定利用空军的空袭轰炸来实施精神疲劳战术，并将百色城确定为重点轰炸的目标，先后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17日和同年冬某日，以及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某日，派出6个飞机编队共18架飞机轰炸百色城，共炸死炸伤百色居民数十人，损毁房屋数十间，还破坏了南宁至百色的交通运输，以及包括飞机场在内的一大批军用设施{1}。除此之外，日机还天天出动，骚扰人民的正常生活，忽而飞到这，忽而飞到那，只要见到人畜，就俯冲扫射，并且到处乱扔炸弹，制造恐慌气氛，对百色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窖藏的主人把自己的财富秘密埋藏了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够继续享用。出于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原因，窖藏的主人并没有能够起出自己的财富，于是这个窖藏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被黄家利发现为止。
    4. 窖藏的主人
    关于窖藏的主人问题，经过了解，其主人并不是黄家利的祖先，而是另有他人。因为据我们了解，黄家利现在的宅基地并不是他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而是解放初期他家分到的，他也不了解这块宅基地的原主人是谁。
    据了解，百达屯隶属于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六丰村，是一个人口不足200人的自然屯。据访问村中老人得知，该屯村民全部是壮族，相传他们的祖祖辈辈均生活在该地，但建屯的具体时间无考，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可追溯的最早时间不超过清朝康熙、乾隆时期。该屯历史上并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历史人物，解放初期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地主恶霸或很富有的商人。虽然该屯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但该屯建在右江河与者仙河相交的河嘴处，水运条件优越，而且该屯距离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只有近30公里路程（陆路），是民国时期右江河水路运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从该屯残留的三条青石铺砌的码头遗迹（长约300米，宽约2米）来看，清朝至民国时期该屯的水路运输行业确实兴盛一时。
    综合各种情况分析，该屯出土钱币窖藏的主人不太可能是外来人，而更有可能是本地人，很可能是某个从事水路运输业或商业发了小财的人。
    由于百色城正式建城迟至清雍正八年（1731年），而且建城前并不是右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而在此前有关百色的历史记载既少又简略，很多问题都不很清楚。百达屯出土民国时期的钱币窖藏，为我们研究百色市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史料。
    1703.2010年“天数解码”栏目展出契丹国印刷用活字附录用书

    “天书”解码再行动 消逝文明初露真容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6-23

    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由于特殊的原因特别是天书似的文字，使得这段文明淹没于历史之中。同时，我国史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对宋的研究很精深，但是对于辽却知之甚少，甚至保有很多误解。契丹到底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辽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如何的富强程度？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历史热点。
    6月22日，由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中海基（北京）国际投资中心联合主办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在原京师大学堂北大数学楼举行。史学界、文字研究界、收藏界、考古界、外国驻华使馆等近百位专家、嘉宾济济一堂，不仅对天书文字“契丹文“进行的研讨、释读，更通过各地收藏家提供的千余件契丹族文物（钱币、符牌、印章金银器、墓志拓片）展示并试图复原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和文明。
    契丹族历史约1400余年，他所建立的遥辇汗国、大契丹国（即辽朝）、北辽国、西辽国、东辽国、后辽国等契丹政，绵延近500余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文化上，他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并将汉文化、契丹、女真等多民族文化成功融合；经济上，他使游牧经济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农牧商结合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体制他首创“一国两制”、“因俗而治”。契丹一词，名声远扬，许多外国人迄今仍称中国为KNmaǔ（契丹）。

    契丹文印刷用活字再现 活字印刷术或推早30年

    辽金史研究家、文物鉴赏家裴元博先生，此次特别展出一箱1440个契丹文活字。它是1993年夏，他在原沈阳老北站钱币市场重金购得。活字共九箱八十一盘字，总字数12960个，均系用岫岩玉石（我猜的，已钙化，尚未检测）精雕制成。从包浆、钙化程度看，活字雕成时间至少在千年以上。里面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都有。因他当时不懂契丹文，误作契丹花押印章收藏。近年与契丹文钱币经常接触，他认识到自己收藏的印章可能是契丹活字，破译考释。
    据裴先生介绍，当年卖字人曾说“此字是祖上（女真军官）从辽京城夺得，一直在老家吉林某地区地窖中埋藏，多少年来一直没毁，文革后家中实在没钱，对这个东西也不认识，随字传下来的几本书文革中已偷偷烧掉，只记得书尾上有汉字开泰xx年字样。
    据了解“开泰”是辽圣宗第二个年号，时间在1012-1021年间，书印成的时间要比字晚很多，所以推测活字的制成时间应至少在统和年（983-1012）之间。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检证的话，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就会提早三十年。此次展览后，裴元博先生表示将尽快与有关专家研究这批活字并通过有关科技手段尽快确定活字年代。
    1704.原河北省承德市外八庙文保部主任李海涛盗卖外八庙文物259件

    文物专家盗259件文物被判死刑，同事：他每天骑单车背大布兜上班


    2002年10月28日，我国某知名文物专家在香港访问期间，参加了一场拍卖会：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
    此次拍卖会上的两件重量级古董“清乾隆年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和“银质曼达”引起了这位专家的注意，这两件珍贵文物底座原始标签编号显示，它们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藏品竟然在香港的拍卖会上！这名文物专家大为震惊，最后这尊佛坐像被一位香港古董商人以29.5万美元拍得。
    这位专家访问结束后立刻给国家文物局写了一份报告：这两件本应该由国家收藏的国宝文物，到底是怎么流落到香港的？！
    国家文物局领导非常重视，即刻派专人前去调查，根据微小的线索，层层剥茧，调查的重心最后落在了河北省承德市。
    调查组专家进驻承德后，与当地公安机关组成了“11·28”专案组，对外八庙的文物进行了比对核查。
    他们不知道的是，偷盗这些文物的“大盗”，就藏在他们之中。
    他名为李海涛，承德人，49岁，文物专家，承德市文物管理局外八庙文保部主任。
    在专案组刚刚着手调查之前，外八庙管理处已经根据上级指示对所存文物进行了一次自查，自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海涛。因为李海涛的刻意掩盖，这次自查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李海涛貌似镇静地配合着警方的工作，还存着一丝侥幸心理。
    毕竟，他做这种恶事10年了，10年来，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一、痴迷文物佛教，复旦进修

    李海涛出生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学毕业后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参军入伍。1981年退伍后被分配到了承德市文物管理局外八庙管理处做了一名文物管理员。
    承德是国内著名的避暑胜地，清王朝历代的皇帝都曾经在这里避暑、狩猎，因此流传下了诸多清朝文物，外八庙内留存的珍贵文物多达数千件。
    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以及附近外八庙在内的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李海涛刚刚开始接触文物管理工作时是非常虔诚而谦虚的。他知道自己专业知识跟不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心无旁骛地研究文物和藏传佛教。
    当时在一座古庙的挖掘现场，李海涛发现了两幅破损的古画，他当作宝贝一样送到沈阳故宫博物馆修复。
    “他那时挺苦的，工作地方离市里挺远，他看的那个庙一年四季不见阳光，我每次带客人去，就看见他穿着军大衣，缩在角落里捧着一本书在看。”一名同事如此回忆他。李海涛心无杂念，一门心思扑在文物上，当时外八庙所有的文物连档案都没有建立好，如果李海涛想偷的话，根本不可能被发现。
    管理处的领导对这名刚刚从部队回来的年轻人很器重，将他视为重点培养的对象，1985年，李海涛被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修文博专业。
    3年后，李海涛毕业回到了外八庙管理处。
    从复旦大学回来的李海涛是踌躇满志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专业知识，有了能力，可以在单位干一番大事业。
    从李海涛的简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专业领域的声望：
    1991年，任外八庙文保资料室副主任；
    2000年，被评为“承德市拔尖科学技术人才”；
    2001年，他被聘为博物院文保部副主任，负责外八庙的文物管理；
    2002年，41岁的李海涛被评为副高级职称……
    他是承德市文物局系统之中最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被捕之前，他还享有承德市每月100元钱的“拔尖人才”津贴。
    2002年2月，外八庙从博物院分离出来，李海涛就担任了文保部主任一职。
    在别人心中，李海涛是一名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文物专家，但李海涛自己并不知足。
    这些年来，他看着身边的同事们得到了提拔和重用，觉得自己一直在原地不动，认为领导对自己不够重视，便开始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因为工作原因，他也会替一些“朋友”得“掌眼”，看着这些人花钱如流水，自己还在清贫地拿着固定的工资，心中的信念就开始动摇。
    贪欲在李海涛的心中生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文物的历史价值，也了解它们的“市场价值”。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清楚盗窃文物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但他无法控制自己，将手伸向了那些由他亲自保管的文物。

    二、利欲熏心，初次交易
    1993年夏，李海涛终于开始了第一桩交易。
    李海涛的复旦同学闫峰带着妻子来承德“游玩”，李海涛热情招待。
    闫峰任职于辽宁省锦州市某单位，李海涛并不知道闫峰一毕业就混迹于文物走私的行当里，刚开始只是和他叙叙旧。闫峰几句话一说，李海涛就明白了他在试探自己。
    他没有觉得闫峰这是在拉他下水，而是觉得兄弟在想着自己一起发财，直接说：“我这里有一件朋友拜托的民间收藏文物，瓷粉彩奔巴瓶，可以转让给你。”
    闫峰一听自然十分欣喜，连连答应。
    李海涛直接回到单位，将库内存放的瓷粉彩奔巴瓶顺手牵羊，用旧报纸一包就塞进了随身携带的包里，随即直接骑着自行车来到闫峰所住的招待所之中。
    闫峰相当爽快，当下就将4万元现金给了李海涛。闫峰对李海涛又是感谢又是吹捧，想要将李海涛钓住。李海涛尝到了“甜头”，发了第一笔不义之财，从此再也收不住手，落入犯罪的深渊之中。
    文物从入库到保存是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的，即便李海涛对这数千件文物了如指掌，可以随时接触，但它们每一件都有编号和备案登记，不是那么容易拿出来的。
    李海涛做事缜密，他会先找机会将文物偷出来，找人按照真品伪造出一件足以乱真的赝品，再将赝品贴上标签重新放回原处，只要没有文物专家仔细检查，就不会被发现。
    10年来，李海涛从未在这个步骤失手过，这让人细思极恐。如果不是他胆大包天卖出了顶级国宝，如果不是香港拍卖会上正巧被一名大陆文物专家发现，也许他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1995年夏天，李海涛亲自前往锦州，找到了闫峰。
    这次带来的文物尤其珍贵，他请闫峰务必将它尽快脱手。闫峰将李海涛带到自己家中，李小心翼翼拿出了文物——背光镌刻年款紫金铜无量寿佛、蓝地粉彩缠枝卷莲花觥。
    闫峰顿时两眼放光，贪婪地左摸右看。
    当天，李海涛带着两件珍品赶回承德。第二天，闫峰就让妻子带着巨款11万元开车赶到承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李海涛第一次盗取重量级文物，格外紧张，从闫峰的妻子手上接过钱后，数都没有数，直接塞进了抽屉里。

    三、黑吃黑，疯狂盗窃
    在贩卖文物这件事上，李海涛和闫峰十分默契，两人先后盗取、倒卖了16件珍品文物。李海涛得到了大笔的金钱，闫峰也是“发家致富”，还当上了天津国际拍卖行副总经理。
    后来，李海涛听闻大学同学武宽（化名）正在东北某市的博物馆里面工作，还开了一家宠物店做兼职，就亲自去了东北拜访，为了表达“诚意”，还送了一件上海兽葡萄铜镜和一串料器朝珠。
    武宽见到老同学自然开心，送了李海涛一只名犬作为回赠。
    在李海涛的撺掇之下，武宽也加入了文物交易，李海涛将从外八庙的文物库盗取的24件文物卖给了武宽。
    1998年上半年，李海涛一次卖给武宽鎏金狮子角兽、绿松石无量寿佛等三级国家文物8件。
    很显然，李海涛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和闫峰的交易，他开始比对市场价，找寻更多的文物贩子合作。
    经过武宽介绍，李海涛认识了东北文物贩子王晓光。王晓光贩卖文物多年，经验丰富，也认识不少这方面的人脉，但像李海涛这样身在“体系”内的人物，他还从没接触过。王晓光对李海涛几乎有求必应，刚开始几个单子只抽了一点“辛苦费”，让李海涛着实赚了一笔，李海涛也对他越来越信任。
    为了感谢王晓光帮助他贩卖文物，李海涛还曾经将一尊还未来得及定级的铜鎏 面八臂佛像、一只绿松石无量寿佛配铜座和一件馆藏三级文物以5.5万元的低价卖给了王晓光。除此之外，李海涛还送给王晓光一尊鎏金无量佛像。
    2001年，李海涛瞄准了藏品库之中的一座背光刻铜无量寿佛像，这是国家的二级文物，重达一百多公斤，凭借李海涛一个人是不可能扛出来的。所以他偷偷将佛像拆分成一段一段，用布包着分好几天带回家，再在家中重新组装好。
    一个多月后，李海涛联系王晓光，让他来看“大货”。
    王晓光在见到佛像的一瞬间也是十分震撼，他当即就向李海涛保证，会尽快在北京寻找到买家。
    不久后，王晓光领来一个自称为“小北京”的文物贩子，他只是简单看了看佛像，就和王晓光直接把佛像拉走了。王晓光回来的时候拎着沉甸甸的现金，他说这尊佛像卖了95万。
    李海涛非常满意，爽快拿出了20万给王晓光。
    当天晚上，他们在北京逍遥快活，李海涛心满意足地带着巨款回家。然而没过多久，他打听到这尊佛像王晓光其实卖了135万元。
    他一直信任的王晓光竟然黑了自己40万，他的信任瞬间坍塌，碍于将来还要和他合作，没有当即和他对质。
    在这条黑路上捞钱，哪几个是真的讲义气？
    李海涛心中憋着一口气，一直没有再主动联系王晓光，没过多久，王晓光给李海涛打电话，说北京这边有一个大人物，也想要找这类佛像，只要东西好，他愿意出高价。
    李海涛一听可以给高价，也就忘了上次的不愉快，瞄准了库中的一尊乾隆粉彩瓷质无量寿佛，造出赝品“置换”出来之后，就悄悄将它运到了北京。
    这次李海涛特地叮嘱了王晓光一句：“价格好再出手，价格不高就回来，上次那尊佛你卖得便宜了，这次不能像上次那样。”
    王晓光连连点头，假装听不懂李海涛的暗示，拿着货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王晓光跟他说，那尊佛像人家只愿意给1.5万美元。他还说东西来路不正，要来收拾李海涛。
    王晓光满脸慌张，告诉李海涛这个人他们惹不起。李海涛生怕事情闹大，急匆匆离开了北京，浑身发抖，脸都是苍白的。
    回到承德后，李海涛越想越不对劲，他开始怀疑这些都是王晓光瞎编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晓光将这尊佛像卖了多少钱，只是一次次被王晓光戏耍，他咽不下这口气，每次提到王晓光都会破口大骂。
    王晓光之事，让李海涛下定决心自己去找文物贩子，直接谈价，亲自交易。他后来结识了“大主顾”李奕（化名），李奕做文物倒卖多年，在香港比较有名气。
    李海涛和李奕认识后尝试着做了几次交易，李奕相对来说比较讲信用，不像王晓光心黑。从2001年开始，李海涛将窃取的70多件文物都交给了李奕。李奕出手大方，李海涛和他确定固定合作关系后，将一件国家二级文物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卖给了李奕。
    也正是李奕将他所窃的文物倒卖到了香港，让调查组一路查到了承德。

    四、平时低调，骑自行车上班
    李海涛在警方和专家组之中浑水摸鱼，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配合工作相当积极，根本看不出来心里有鬼。
    北京来的文物专家们细致检查了每一件外八庙的库存文物，果然查出香港展出拍卖的那两件文物就是从外八庙被人偷梁换柱的。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数十件赝品。
    调查组极为震惊，外八庙的损失远比他们想象之中要大很多。根据种种迹象，他们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外八庙内部的工作人员身上。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和一部分重点怀疑的对象被警方秘密控制，还没等警方加大审问力度，李海涛已经将所做的一切都招供了。
    专家组成员没有想到，这名在当地具有极高声望的文物专家，竟然成了监守自盗的文物贩子。
    回到承德后，李海涛越想越不对劲，他开始怀疑这些都是王晓光瞎编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晓光将这尊佛像卖了多少钱，只是一次次被王晓光戏耍，他咽不下这口气，每次提到王晓光都会破口大骂。
    王晓光之事，让李海涛下定决心自己去找文物贩子，直接谈价，亲自交易。他后来结识了“大主顾”李奕（化名），李奕做文物倒卖多年，在香港比较有名气。
    李海涛和李奕认识后尝试着做了几次交易，李奕相对来说比较讲信用，不像王晓光心黑。从2001年开始，李海涛将窃取的70多件文物都交给了李奕。李奕出手大方，李海涛和他确定固定合作关系后，将一件国家二级文物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卖给了李奕。
    也正是李奕将他所窃的文物倒卖到了香港，让调查组一路查到了承德。

    四、平时低调，骑自行车上班
    李海涛在警方和专家组之中浑水摸鱼，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配合工作相当积极，根本看不出来心里有鬼。
    北京来的文物专家们细致检查了每一件外八庙的库存文物，果然查出香港展出拍卖的那两件文物就是从外八庙被人偷梁换柱的。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数十件赝品。
    调查组极为震惊，外八庙的损失远比他们想象之中要大很多。根据种种迹象，他们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外八庙内部的工作人员身上。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和一部分重点怀疑的对象被警方秘密控制，还没等警方加大审问力度，李海涛已经将所做的一切都招供了。
    专家组成员没有想到，这名在当地具有极高声望的文物专家，竟然成了监守自盗的文物贩子。
    此案的具体情况马上就汇报给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局的高层领导非常关注。
    2003年1月18日，李海涛被依法逮捕。警方追缴到赃款人民币225万多元，美元8.48万元。
    即便李海涛已经认罪，但警方还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查证李海涛的犯罪事实：涂改文物档案，用赝品代替文物，还曾经用残件、部件或者附件来代替完整的文物。
    十年来，李海涛盗取的259件文物之中，有国家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58件，尚未定级的文物39件。
    警方询问李海涛：“你偷盗文物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他坦然说道：“心里不平衡。”
    同事们回忆李海涛之时，用“不爱说话，不喜欢凑热闹”来形容。虽然家中藏有如此多的赃款，但李海涛平时非常简朴、低调。
    他每天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上下班，休息日也要来单位吃饭，就因为单位午饭很便宜，他上班背着一个大布兜子，被抓前不久才换成皮的。
    谁能想到他会用这个布兜子，将文物一件件拆分，从工作单位送到家中呢？
    2004年8月18日，承德市中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李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海涛不服，提出上诉。
    2008年5月18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此案向承德市中院提起公诉。承德市中院认为，李海涛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盗取国宝，不仅仅是偷窃罪这么简单，已经构成了贪污罪。李海涛作案时间之长、涉案文物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损失之大，在建国以来都属罕见，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必须予以严惩。
    该案从一审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一共经历了6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259件文物的追索过程尤其曲折和漫长。
    李海涛最终未改一死的命运，法官如此形容他的样子：“案发时他43岁，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专家，这时，不过50岁的他是满头白发、两眼红肿、目光呆滞，看着比实际年龄大了多岁。听到最后的宣判，他闭了一下眼睛。那一霎，我觉得，他肯定是万分悔恨的。”
    2010年11月19日，李海涛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李海涛在法庭上说过，自己之所以一次次贩卖国宝，是因为买家们的威逼利诱，他们威胁李海涛如果不干就告发他。其实真正让他走向歧途的是他自己，攀比失衡，贪婪和诱惑，虚荣心，自傲……这些让他曾经热爱和痴迷的宝物，最终成为了他换取钱财的货物，成为他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礼物”，也成为将他送往死刑刑场的证物。
    1705.安徽省宣城市狸桥镇狮子山汉代冶铜矿洞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242期
    宣城历史悠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派兵灭亡楚国，在江左设置了会稽郡，秦末又分会稽郡西部置鄣郡（郡治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故鄣遗址）。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将江左一带封给同宗荆王刘贾。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又把偏处天目山一隅的鄣郡迁治于宛陵（今安徽宣城），改鄣郡为丹阳郡，开启了两汉丹阳郡330年的历史。丹阳郡下辖17个县，包括今皖南、苏南西部、浙西和赣东北的广大地区，从此以后宣城一直为郡、州治所。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宣城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铜矿产地和冶铜基地，冶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汉代丹阳铜甲天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全国唯一的铜官，监管冶铜业。到了唐宋时期，宣州更是以梅根监、宛陵监而闻名天下。又《地理志》载：“宣州南陵，利国山有铜......有梅根、宛陵二监钱官。”当年李白在这一带生活时，曾作《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第十四首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生动描绘了这一带的冶铸业。可见，唐代，皖南一带为主要炼铜铸钱之地。
    宣城的铸钱历史，应是非常悠久的。据《史记?平准书》有关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从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孝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此处所言‘三铢钱’误，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故改币以约之。”李奇注曰：“更去半两钱，行五铢钱、皮币，以检约奸邪。”可见，元狩五年是废除四铢半两而改行郡国五铢钱。郡国初铸的五铢钱，还多多少少地保留着一些半两钱的铸造结构特征，如毛边、光背、毛刺等。2011年5月宣城市区梅溪公园附近工地出土一罐窖藏五铢钱，约10余斤，验证了具有毛边、光背、毛刺等铸造结构特征，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当时即以“善铜出丹阳”而名动天下的宣城，自秦汉起历代官、私所铸行的钱币，一定是蔚为状观的。宣城历年来所出土之郡国五铢和隋五铢等秦汉钱中当有不少即为宣城当地所铸。
    据《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汉书?货食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古称银为白金），赤金为下。”赤金，即丹阳铜。《战国策》赞之：“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每岁铸钱年输数万贯。
    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 当时丹阳之地，不论产铜和冶炼都是相当发达的。铜是铸钱的原料，有铜就有钱。因此刘濞自诩道：“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之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刘濞因占天下金钱财富最多，所以他能大量招纳各地逃亡人士与“任侠奸人”，铸造大量的金钱，与朝廷分庭抗礼，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后来矛盾越来越突出，汉武帝便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实行盐铁、铸钱专利专卖，并公布以白金五铢钱为通用钱币。刘濞见势不妙，就铤而走险，带领楚、赵等七国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武装叛乱，中途被周亚夫所击败。这样，除刘濞等死罪难免外，封地内百姓也遭株连。《汉书?汲黯传》说：“铸钱之事，以楚地最甚。”汉武帝一度曾施行“盗铸金钱赦令”，因赦免者只是少数，没有获免者却为大半，死者数十万人（《汉书?食货志》）。真所谓“金钱富，天下祸”。仅宣城市区狸桥镇金云村狮子山铜矿，伴生金、银等矿藏比重较高，在古代那里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与南京交界，1978年8月我参加抗旱工作队来过此地，发现有过开采、冶炼的历史遗迹，不知什么时间中断。近年来地方政府重视发展经济，狮子山铜矿进行了重新设计建设，遗址遭到彻底破坏。
    1706.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镇丹阳古葛城遗址上70年代拆毁之3进祠堂、葛成桥处“观音堂”


    2007年，南京博物院与丹阳文化局联合考古队对葛城遗址考古试掘。
    据测量，古城遗址东西长200米，南北长190米。西周时这么大的内城，规格已经很高了。
    考古鉴定，葛城形制为三层水环绕三层城。古城遗址高出地面3米，占地面积86亩（核心面积64亩），三道环壕面积200余亩。每道环壕围绕遗址而开挖，距遗址分别有8米、40米、60米，环壕深2～3米。
    在“葛城”中央，考古人员发现，有一座房屋的遗址，这座房屋很大，现场遗留的火烧土证明，这座房子的面积至少在25平方米以上，而当时一般住户面积也只有10平方米左右，这座房子用途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葛城旧貌如何？据《江苏古迹·丹阳葛城遗址》：1976年开鹤溪河和葛城村搬迁前，城池俱在。护城河直通城东丁义河，经陵口入大运河。城墙高逾10米，有北门、南门，宽约3米。遗址内乔木参天、灌木丛生。
    采访南葛城村时年64岁村民刘老汉：遗址之上，有3进祠堂，4排住宅，间以石路。分别在解放初和七十年代搬家时拆除。明代葛城桥处有“观音堂”（寺庙），木柱合抱之粗，地上铺以巨石，其拆除更在后。
    儿时见遗址上残存城墙否？“有墩墩。”高度？“最高有那水杉树高。”


    葛城城壕水系通达完美。

    丹阳吴文新先生今年在“中国报道网”发文《吴国第二古都江苏丹阳葛城五百年》，提出“葛城运河”概念：
    从泰伯开“伯渎”到夫差挖“邗沟”的六百年间，运河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泰伯、仲雍后，第五世周章开始走出梅里，向西往镇江丹阳发展，逐步定都到丹阳“葛城”。大约存续五百年。在这期间，葛城吴国大量开发了诸多的河道，形成了系列葛城运河。同时又为邗沟的产生创造了基础和前提，这就是葛城运河的拓展与实践。
    笔者遐想：倘那城墙、城壕、祠堂、寺庙未毁（最痛心之处在于：最后一段城墙居然是新世纪2001年推倒），又或毁后重建，葛城遗址建成旅游区，修竹茂林，掩映于环城的绿水之间，三水三城，衬托在田野风光之中，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交通工具车水马龙，更有带动周边的饮食业、旅游商品交易、吴地民俗文化产业，等等，诚不令人欢欣，令人陶醉！

    

    

    

    1707.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清边壕”

    探索:盘锦土道"清边壕"实际为明代辽东边墙(图)
    盘锦市文物普查队发现“清边壕”实为明代辽东边墙当地人介绍古时此处为牧马场
    老百姓口中的“清边壕”实际为明代辽东边墙。
    这是日前盘锦市文物普查队进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盘山县境内的重大发现。

    村民管土道叫“清边壕”
    去年末，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在盘锦启动。
    当文物工作人员来到盘山县胡家镇田家村时，68岁的赵福庆老人向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线索:村里有一条老道，“老辈人都管它叫清边壕！”
    按照老人的指点，文物普查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沿途进行调查。
    工作人员查阅了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档案。当时，记载“大荒镇后鸭场村清代边壕”，向西之后转向西北方向延伸。“档案中记载的清代边壕，与赵福庆所说的是一条道。”工作人员符宇告诉记者，此“清边壕”为明代古边道上分出的一条支线，其作用不详。
    在这次普查中，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文物工作人员确认，老百姓口中的“清边壕”其实是明代辽东边墙。该边墙呈“V”字形，围在明代长城的西南方向。边墙上未发现有城门及烽火台等附属设施，全长约为43公里。

    边墙已遭到严重破坏
    据赵福庆老人回忆，在他十来岁的时候，还走过这条老边道，当时老边道有两三米宽，高出周围地面有一米多。
    “至今，黑于村村内的老边道还在使用。”盘锦市文物办副主任杨洪琦告诉记者，现如今许多路段已经成为水田了。
    据文物工作人员介绍，边墙荒废以后因其地势高、夯土实便于人车通行，被用作北镇县通往高升镇的道路。
    如今的边墙，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已被开垦为水田取土破坏，现仅存后鸭场村至得胜村、黑于村至北镇市赵屯镇两段。后鸭场至得胜村的5000余米柏油路建在边墙之上，宽约5米，高出周围地面约一米。
    黑于村向西北过西沙河至北镇市境内，即西沙河西防洪堤坝段现在还能看出边墙的痕迹。黑于村村内段支线边墙现在作为农用道，宽约4米，高于周围地面一米。

    边墙可能是马场围墙
    据盘山县大荒镇后鸭场村71岁老人常国喻介绍，此边墙向南经过后鸭场村一个叫“小马场”的自然屯，听老辈人讲古时此处就为牧马场，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此处设立畜牧场。
    常国喻的说法与胡家镇田家村赵福庆老人和黑于村一些老人所述一致，这里古时为牧马场，并且村中也有自然屯以马场命名。
    文物工作人员认为，明代辽东边墙与明代辽东长城所圈“V”字形范围内土地，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湿地茂盛，水源充足，适宜放牧，辽东边墙应该是明代牧马场的围墙。
    文物工作人员王冶告诉记者，这种判断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

    
    1708.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府城解放路、后街明清状元老宅及明末张岱故居

    显赫家世

    明代的绍兴府城沿袭南朝陈代会稽郡的旧制度，都城划分
    为两县，西部为山阴县，东部为会稽县，县治均在郡（府）城，以后
    时合时分，至南宋改为绍兴府后，山阴、会稽两县的疆域才基本
    固定。府城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称为府河，成为山阴、会稽
    两县城的分界，沿河有南北走向两条街道，河以西称山阴县大街
    （即现在的解放路），河以东称会稽县大街（即现在的后街）。两
    条大街历来是山阴、会稽两县的商业中心，街道狭窄，市场拥挤。
    而府河是两条大街上许多商店和住户的水上交通渠道。

    山阴县大街西面横列着许多坊巷。沿着山阴县大街蕙兰桥

    的蕙兰坊巷街往前走，跨过酒务桥，再沿着五马坊街巷往前，前
    面就是车水坊，这里就是张岱的故居。据陈桥驿先生回忆：“这
    座“老屋＇是明隆庆五年状元张元忭的府第，清嘉庆年间，我的高
    祖父从张氏后人手里买下了这座“老屋”，一直到我成年都称它
    为状元台『了”。我对这座老屋＇的记忆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它
    位于车水坊，街的东西两端建有两座石牌坊，台门口有竖旗杆的
    础石。正厅是坐北朝南的五楼五底，东西侧厅为三楼三底。正
    厅大客堂约为七十平方米，正厅与东西側厅之间，由一个大天井
    和四个小天井组成。正斤以北有一间退堂，退堂与后门之间有

    一个庭院。后门外有一个面积约为三百平方米的后园（即现在
    的偏门直街一带），后园紧靠一条从大郎桥东流的河港，建有马
    鞍形踏道，可以停泊六明瓦大船。至于状元府第的内部结构，如
    大客堂两侧的磨砖墙壁，大客堂前部面积达十五平方米的凝灰
    岩石板，以及精致的窗棂，壁饰等
    等，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又说：“在
    这座状元府第附近，规模不小的“老
    屋”还有不少。状元台门以东不过
    几米，有一座“杜氏大夫第＇，以西数
    米又有“王氏人瑞”。另ー座大型老
    屋孙府，与状元府第隔河（称为莲花
    河，笔者注）相对，这是明嘉靖进士
    孙鎴的府第。”“这座状元府从（明）
    隆庆到（清）嘉庆，还是基本完好的。
    直到1992年最后的一纸拆令下，便销声匿迹了。”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ニ十五卯时（早上五至七时），
    张岱就出生在这座状元府第中。
    1709.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城市广场原大善寺

    然而张岱《琅嬛文集》卷三

    之《修大善塔碑》载：“肇惟天监初成，正值梁武舍身之日；后经永

    乐再造，适当建文逊国之时。岁月迁延，已至千一百八十年于

    此。”＂给我们提供了此碑记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铁证。

    大善塔与大善寺位于现绍兴市区解放北路城市广场，大善寺

    1971年拆除，寺中之大善塔仍保存于今。大善寺建于梁天监三

    年（S04），嘉泰《会稽志》卷三载：“大善寺在府东一里二百一十

    步，梁天监三年，民黄元宝舍地，有钱氏女未嫁死，遗言以奁中资

    建寺。僧澄贯主其役，未期年而成，赐名大善。＂唐开元二十六年

    713）改名开元寺，后唐长兴元年（930）吴越武肃王钱镠在原董

    昌宅别建开元寺，大善寺仍复旧名。大善塔建于北宋淳化

    （990994）年间，南宋庆元三年（197）十ー月，大善寺僧失火

    夕煨尽，寺与大善塔亦焚毁，仅存大殿及罗汉堂、天王堂、浴

    院、经院、库堂，明永乐（1403－1424）初重建，寺塔皆复旧观。清

    康熙八年（1660）僧万休与邑人重修，二十ニ年（1683）再次修

    缮，）第二年张岱写了《修大善塔碑》文和《万休师修大善塔》

    诗。
    。诗云

    金陵曾上报思塔，没缝琉璃相凑合。

    天王形状甚狰狞，甲杖兜婺细如发。

    草昧乾坤方鼎革，文皇威立风雷急。

    海立沙奔山自移，万古精灵九州力。

    若吾大善力既绵，相传天监千馀年。

    残缺倾难补救，空中楼阁早地莲。

    如此功德齐山岳，稽首长街崩厥角。

    护法韦驮动地呼，不惜头颅同剥啄。

    给孤长者多若泰，白玉黄金谁克取？

    幸達龙象万大师，七级浮屠今得主。

    箭括通天云外起，合尖在项直至底。

    露台阿育佛图渣，狮子座上喷法水。

    吾师道力信无边，布施恒河有宿缘。

    锥卓立阁浮地，可护东南半壁天。
    1710.浙江省瑞安市瑞安学宫、县学

    瑞安历史上的学宫(下)： 文庙与县学一门相连
    县学与孔庙比邻而居，位于孔庙东侧，坐北朝南。其实这两座崇文重教的建筑，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并肩携手，不分彼此的。
    瑞安历史上的县学创建于宋初，据许景衡《县学记》载，县学创建之初设立在孔庙东，由于规模偏小，场地逼仄，难以容纳众多生员，不利于县学开展教学活动，于崇宁年间迁往南江之滨，由于“山川风气散漫不收，潮涛泛滥，墙宇圮坏，神人霏宁，邑人愿复故址。”政和六年，邑令蔡景初亲自为县学规划设计，在原旧址上扩建县学。从此以后文庙与县学合而为一，成为庙堂和学馆合一的建筑组合，一门相连。

    中轴对称形式排列
    县学为宫殿式合院建筑，前临县前河，东旁虞池河，环境特别幽静、清雅。县学主体建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于中轴线上，有儒学门、文昌阁、明伦堂。其他建筑相应排列于轴线两边，如左、右校士馆、土地庙、阅卷所等。明伦堂后是射圃，是一个更为开阔的院落，它连接先师殿后的崇圣祠，四周围墙高耸，院内假山花木，环境宜人。位于明伦堂后的训导署和教谕署又自成院落，更为幽深清静。

    儒学门

    作为瑞安惟一一座古代官办学堂，县学承袭着数个朝代的帝王恩宠，从宋元明清一直走到光绪年间科举的废止，荣耀近千年。作为县学第一道大门——儒学门，是人们步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它所昭示的意义，既有中国古代崇文重教的象征，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激励和感召作用。
    文昌阁

    文昌阁位于儒学门后，是一座二层重檐庑殿顶的楼阁式建筑，这座建筑的形态和环境，都继承着高标准的考究和建制，处于县学的中轴线上，方方正正，檐角高翘，雄伟壮观。
    文昌阁是文人祭祀文昌帝君的地方。“文昌”，本是星官名，是专门管理人间读书和文士功名的一位天上官员。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古代士人仕进，以科举为途径，于是天下府县，处处建立文昌庙。明代以后，每一所学校都将部分建筑物用于供奉文昌帝君。清代，朝廷曾把祭祀文昌帝君列为重要祭典之一，凡是读书人必要奉祀文昌帝君，并诏令全国各地学校，来奉祀这位文昌神。每年文昌帝君诞辰那天，童生、秀才、禀生、贡生、举人以及私塾老师都要准备供品，至文昌阁祭祀。
    民国期间，文昌阁被辟为纪念孙诒让的“籀公楼”。清末，在维新运动推动下，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办新学，下诏：“应将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孙诒让等将先前创立的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把县学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瑞安普通学堂又改为瑞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孙诒让遥领总理。1926年3月，在县政府倡导下，校长余崧舫为纪念孙诒让为桑梓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文昌阁改建成籀公楼。楼正中悬挂孙公画像，两侧有专橱陈列教育文献。

    明伦堂

    文昌阁后的明伦堂，在整个学府里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学宫内讲经督课、教育英才的讲堂，而且还是地方最高官员莅临讲学的场所。明嘉靖三十年(1551)，刘畿以进士任瑞安知县，5年任内，政绩显著，尤重教育，每朔望视学，为诸生讲授，娓娓不倦。其实，历代知县，承前启后，为县学诸生兼授课业早已相沿成习，刘畿只不过是其中较显著的一位。官员莅临县学，不仅仅只是为生员解惑释疑，主要的还是讲述治国安邦、心系黎民的大道理。
    校士馆

    明伦堂的东西两侧建有校士馆，供童试之用。在校士馆创建之前，瑞安童试一直在离县学西侧不远的县治衙门内举行，据张德标《新建校士馆记》载：“惟童试向在县治中，就六曹廊庑或席棚之下，弥形跼蹐，且自携坐具，出入维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德标任瑞安知县，他和历任知县一样，上任之初总要带幕僚到学宫走走看看，讲讲课，接见诸生，给他们灌输一些安邦治国的道理和诫勉激励的话。这一切对张德标来说并不是一种表面形式，当他得知历年童试的艰难，即刻与幕僚、乡绅商讨建馆事宜。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校士馆告成，“左右为屋二十八楹，中容砚席七百有奇，缭以周垣，通明虚敞。”校士馆的建成，为应试者提供不少方便。在当时能在县学内举行童试的，瑞安还算是特创。

    生员名额及教育条规

    进入县学读书的生员被分成两科，文科称文生，武科的称武生。生员的名额向有规定，清·嘉庆《瑞安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邑原额，文童生入学十六名。康熙壬寅，诏以天下文才日盛，许诸生具呈升改。邑衿蔡琨、钟韶等呈请，遂广额四名，永著为例。拨入府学无定额。增广生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廪生两岁一贡成均。武童生入学十二名。”
    县学的教育条规由朝廷颁布，清顺治九年(1652)，颁卧碑于天下学宫(即县学)，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禀膳，设提学教官以教之。各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教条共8项内容。其中，生员应如何对待父母，如何治学以及尊师、守法诸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此即县学的教育条规，历时300余年而无改易。
    现如今，县学经历朝历代变更，原建筑也在拆除、重建、再拆、再建的轮回中逐渐消失，校名也几经易名，成为现在的瑞安市实验小学。1999年随着解放路四期拓宽工程的展开，建筑没了，遗物无存，县学彻底变了样，惟一没变的是这里的朗朗书声和校园内的书香气息，它们缓慢地流淌着，荡漾在空气中，然后与远在时空深处的县学响应着，勾勒出一条古今相承的文脉。

    
    1711.浙江省天台县道教南宗祖庭龙博宫

    佛说：我这次下去不显神通，我要走下去。这一听怎么办，佛陀要走下去。玉皇大帝也好，大梵天也好，听了之后就赶忙去准备吧。天是有神通的嘛，佛要走下去，那他们想办法铺高速公路嘛。从天上，这个路很高，一直铺到我们人间，楼梯一级一级的铺下来。当时阿那律尊者他有神通啊，他就对地上的众人宣布，说佛陀这一次返回人间是以走的方式，说走向哪里，在哪里。而且呢这次天上所有的天王都会陪着佛陀下来。
    这个消息一公布怎么样，因为印度九十九种外道，他们都是拜天王的，譬如说最高的，印度教拜大梵天王的，大梵天是他们最高的神，其他的外道也都是拜不同的天王。但是他们拜天王的人能不能见到他们拜的天王？他们见不到的。就像你家拜土地公一样，你能不能见到土地公啊？见不到的。
    结果听了佛教徒的宣布，说几月几号佛陀从天上下来，所有的天王都会陪着佛陀一起到人间来。怎么样？佛教徒也聚集到这里来迎接佛，然后其他外道徒也来。外道徒虽然不信佛，他不是来接佛的，他是来要见见这些天王的。举个例子说，像开奥运会，有的人对奥运会的体育比赛不感兴趣的，但是奥运会开幕式某些明星要去，那些追明星的要去看。他不是为奥运会去的，他是追明星去的。一样的，这些人虽然不信佛，他对佛没有恭敬心的。但是他要见他拜的那个天王，所以很多都聚集在那边，这就是僧伽施，印度话现在还叫桑噶西亚，还保持着两千多年前的名字。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大众聚集的地方。各国的国王，各个教的宗教徒都聚集到那里。那一天的盛况多少空前呢，你想想。佛陀就从天上，我们肉眼看那个小小的，有个楼梯从天上铺下来了，从天上垂到人间一个楼梯，然后佛陀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下来。大梵天给佛打着伞，帝释天也就是玉皇大帝给佛捧着钵，然后诸大天王陪着从天上呼呼拥拥就下来了。佛走阶梯，其他天人不需要的，在空中飞着就下来了。就各拜各的啊！有人，哇！我见到大梵天了、我见到帝释天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天王都来给佛捧场啊！证明佛陀最伟大。
    就像我们天台山一样，天台山有个道教嘛，我们中国道教分为南宗和北宗。南宗的根本道场祖庭就在我们天台山，以前叫龙博宫，现在造了个龙博发电站，把龙博宫的地方给搬掉了，造了个水坝拦水，所以现在看不到龙博宫了。龙博宫是道家南宗的祖庭，这里面从唐朝就很著名的出修道者，最有名的一个叫司马承祯，他修得道能够升天见玉皇大帝，所以唐朝皇帝也很崇拜他，甚至下圣旨招他入宫啊。
    但是司马承祯无心于政治，不喜欢热闹，所以皇帝屡次招。有一次他才无可奈何的，皇帝派了钦差大臣来迎他嘛。他下山到天台北山那个地方，当他走过那个桥的时候他还是后悔了，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清净的圣地啊，到西安。所以那个桥到现在还叫司马悔桥。司马承祯走到这里后悔了嘛，所以叫司马悔桥。
    司马承祯他有这个能力入定上天啊，结果他入定上天见玉皇大帝的时候怎么样？看宫殿的人跟他说：“玉皇大帝今天不在。”他说：“玉皇大帝今天哪去了？”“玉皇大帝去天台山了。”“我刚从天台山来，他在天台山哪里？”“他到天台山国清寺听法师讲经去了。”所以司马承祯才反过头来想，我在道教里修道是老大了，我本事修到想上天就升天，我想见玉皇大帝就能够来啊，我就有本事来，也不用买飞机票啊。竟然我来拜见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还到人间听佛教法师讲课去了，后来一想还是佛教高嘛。
    1712.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九曜山清魏源墓

    某山某水迷姓氏，一钗一佩断知闻

    我第一次去杭州南山陵园，已是外婆走后第五年清明。恰逢连日春雨稍歇，玉皇山中的公墓弥散着青草味和鸟啼声。园中禁了烟火，山中水汽落到皮肤，四下里更显得清凉。这里长眠了龚氏两代人。外婆的父亲缄三公在北京过世，骨灰迁葬于此。

    多年来，为瑶舅公和其他族亲照看着先灵。上山祭扫的当日，他的幺弟为琦五点起来，把昨日买的猪大肠反复搓洗，一直到七点时分，再去早市的熟食摊买来熏鱼和卤牛肉。这些贡品被小心装进餐盒，不多时后，就要带去山上，呈给先去的长辈。

    公墓之中，墓碑紧挨，前后排间仅够站上一人。缄三公与妻合葬的墓碑立在1983年夏，他在前一年谢世。其时外婆已偏居南方多年，在此两年前，母亲故去，她北上奔丧，孰知仅仅两年后，父亲也急急远行。整三十年后，这位长女也随了他们往生。

    碑上满生了青苔，碑面镂刻的字已斑驳。过去廿多年的四月头里，为瑶舅公总提前几日来到陵中，提几小盒红黑两色的马牌漆，用细笔刷把掉了漆的字重描一遍。黑漆为已故者，红漆的则尚健在。而这回，由我来完成。墓碑左侧镂了子女的名，描至外婆名字，“瑾”字已被雨水冲刷得难以辨认。描完，再拔去石缝中钻出的杂草，碑石好像新立一般。

    下山那会儿，太阳从云后露头，我和为瑶舅公并肩走着，散散聊起龚家的旧闻。“龚自珍的墓在翁家山一带，但位置一直没确定。”他抿抿嘴，沉默一阵后续上，“没确认才好哩。”

    定庵公的好友魏源晚年隐居钱塘，死后葬于九曜山深林之间。文革中碑石遭毁，墓冢匿迹，后来多方探查才确认坟址所在。孰料当地园文局立碑不久，墓穴随即被盗。

    缄三公身后两女两子，只次子与二女儿留在北京，长女在南方，长子则去了西安。长女七十大寿那年，四人最后一次团聚。那一回，他们最后一次来到陵园，齐齐祭拜父母，距今也已二十载。龚家几代曾同葬翁家山，而后世却在不同的殡仪礼俗中各设灵堂。

    午餐在为琦舅公家摆开。一坛黄酒启封，旧事便浮起来。为瑶舅公饮完一口酒，提起缄三公，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三伯牵我手的样子，这个印象很深。”“我们都很敬重他。”为琦在对面点头说。

    一桌人絮絮说着，我坐在一旁，看老人相似的身材、体态，偶尔闪过的某一神情，以及同样温润的面颊，隐隐觉着外婆也在桌边。

    1713.广西省百色市靖西县敏阳山1982年发掘一处隐蔽崖墓群

    考古队遇险，当地驻军派5名侦察兵协助，成功进入墓室后怔住了
    导读：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生”，世人皆有一死，人死之后，用来放置尸骨的地方称之为“墓”。
    从古至今，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墓葬的形式从最初的土葬，逐渐演变出包括火葬、天葬、水葬、船棺葬在内的十几种形式。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不同的信仰和风俗，还诞生了很多奇特的墓葬。
    例如在西藏地区，人死之后并非入土，而是采用天葬的丧葬形式。在藏语中，天葬也称“恰多”，意思是喂秃鹫。因为藏地的天葬，就是将尸体放置在一个修筑好的土台之上，让专门吃腐肉的秃鹫将其吃光。
    藏传佛教认为，人死之后，应该上天堂，而秃鹫将尸体吃掉后，就会带着死者的灵魂和肉体飞上天空，最终顺利抵达天堂。
    其实在西藏地区，天葬并非最高等级的丧葬形式，只有一般百姓才会使用。在藏地，最高等级的丧葬形式是塔葬，只有德高望重的活佛等僧侣死后，才能使用这种丧葬形式。盗墓小说中描述的“九层妖塔”，就是典型的塔葬。
    除了西藏地区的特殊葬式外，在我国浙江、湖北、江西、四川、广西等广大地区，还普遍流行着一种悬棺葬。与中原地区的入土为安不同，悬棺葬是将棺材安放在陡峭的悬崖上，或者放入峭壁中的崖洞中。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悬棺葬的诞生年代非常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1978年，考古队在江西龙虎山的“仙水岩”发现了一处崖墓群。这些墓葬位于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上，有的是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墓葬，有的则是人工开凿的墓穴，考古队通过绳索从山顶进入，对20座崖墓进行了清理。
    虽然这些崖墓位于隐蔽的悬崖之上，但仍没有躲过盗墓贼的魔爪，大部分都被盗一空，只有3号和4号墓中，出土了包括印纹硬陶罐、红陶鼎、竹席、木牌等文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与中原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非常相似。
    经过碳十四的测定，3号和4号墓的下葬年代距今大约2500年，正好是春秋战国时期，证明悬棺葬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广泛流行于江南地区。
    考古专家介绍说，在近代以前，悬棺葬被盗的很少，首先这些墓葬都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想要盗掘难度太大，其次，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少数民族的悬棺葬中随葬品有限，价值不高。
    不过到了近代，大批的西方寻宝者来到中国，他们在见识了悬棺葬的神奇之后，对这种葬式和里面的随葬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以法国人色伽兰、英国人陶然士最为热衷，陶然士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他在20世纪初曾多次前往四川从事科学考察和探险活动，期间就曾雇人盗挖过崖墓。
    由于外国人的高价收购，以前没人关注的悬棺葬和崖墓一下有了市场，大批的盗墓贼涌入到江南地区，开始盗掘各地的悬棺葬和崖墓。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盗掘情况更加严重了，大批的悬棺葬和崖墓因为缺乏保护，遭到了盗墓贼的破坏。为了保护这些古代的特殊墓葬，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都加紧了对悬棺葬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1982年，广西自治区文物部门开展大规模文物普查，在百色市靖西县的敏阳山上，发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崖墓群。这处崖墓在一处几乎垂直的峭壁上，距离地面足有120米，距离山顶也有30多米。而且在崖墓群到山顶之间，还有一凸出的巨型岩石，好像屋檐一样将崖墓挡在下面，正好可以遮风避雨。
    经过走访，附近村民此前并不知道山上有墓葬，因此考古推断这处崖墓应该保存完好，并未被盗。
    可当考古队准备对崖墓进行发掘清理时，却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因为凸出巨石的原因，考古队员在山顶用绳索往下降时，都是悬在半空，无法进入崖墓洞穴。有队员想通过摇摆的方法，荡入崖墓洞穴，结果因为无法掌握力度和方向，多次撞击在悬崖上，身体多处受伤，并且险些发生坠落。
    意外发生之后，考古队不敢再轻举妄动，只能将情况进行了上报，请求当地驻军派兵协助。接到文物部门的请求后，驻军首长高度重视，立刻从军侦查大队选派了5名技术过硬的战士，携带专业的山地作战设备，赶赴现场协助考古队进入崖墓。
    在5名侦察兵的协助下，考古队顺利进入了崖墓洞穴，可进入墓室之后，众人都怔住了——崖墓竟然被盗了！
    在这个长约10米，宽约3米的巨大崖墓中，各类棺木凌乱的摆放在地上，尸骨和随葬品被翻得乱七八糟。经过考古队员整理和清点，共发现各类棺木30具，根据棺木形制和残留的随葬品，考古队员推断此处崖墓的年代应该是宋朝到明朝时期。
    直到今天，考古队员也想不明白，这样一处隐蔽在悬崖峭壁的崖墓，盗墓贼是如何找到，又是如何进入其中盗墓的呢？要知道考古队是在侦察兵的帮助下，才勉强进入洞穴的，由此可见，盗墓贼在某些方面的能力之强，甚至不输经过严格训练的侦察兵！

    


    
    1714.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古城

    家乡情怀使朱元璋定都凤阳修建明中都
    修建明中都之前，当时已经有了南京，北方还有一个北京(当时指开封)。既然有南北二京的情况下，朱元璋为何还要立凤阳为中都呢？
    “选择凤阳是朱元璋的一个折中之举。”王志说，明朝建国之初，当时北方受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朱元璋原本想要在开封定都，但由于民生凋敝、水路运输不畅等原因，最后放弃了。选择凤阳有朱元璋的一个家乡的情怀，因为在历朝历代有一个说法，凡是这些开国帝王的龙兴之地，一定要有所荣升。古代帝王有很多会在自己的家乡定都，或者是封为陪都。
    同时，凤阳本身的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的优势。按照朱元璋说法，有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有长江淮河两道天险，而且水路交通非常便利，这也是他考虑选择凤阳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朱元璋认为南京偏于一隅，而且历代王朝折数不久，所以他对南京还是有一定的忌讳。他的儒臣曾对他说，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所以一定要在中原立都。凤阳虽然不完全是中原，但是它也是在江淮腹地，位置相对南京来讲也是更偏北一点，算是一个折中的做法。

    没有在明中都发现“厌镇”的明确证据
    洪武八年四月，明中都被“以劳资故”突然罢建。根据记载，在罢建时已功将完成，营建的建筑有皇城、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卫所和一批市政建筑；中都外墙罢建时土墙已筑成，正在甓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明中都的建造过程中，出现了民夫军士的“厌镇事件”，这可能是朱元璋最终罢建中都的直接原因。
    “我们在考古发现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厌镇’证据。”王志说，按照记载‘厌镇’是在屋脊、木构上面，但目前没有发现相关遗迹，所以还不能够证实这一说法。但是其他文献中是有一定记载的，说明厌镇事件是有可能会真实存在的。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罢建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
    其他的说法还有像，刘伯温认为凤阳不适合作为都城、朱元璋要削弱淮西功臣势力等，但罢建可能是各方面原因综合起来的结果。

    从都城变成小城明中都逐渐消失在历史中
    “明中都城罢建后，这边基本上就成为一个禁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随便进出的。”王志说，当时是有留守司、守备太监进行管理的，后来对皇城的破坏和拆除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要修建龙兴寺，就开始利用明中都里面的材料，后来寺庙被火焚毁之后又重修，这个时候就开始对皇城进行拆除了。清代将县治迁入皇城内，在原中心宫殿基址上建起了官学，百姓也随之迁入，对皇城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之后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等战火波及，中都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1961年，明中都皇城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后来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完整的宫城城墙被拆毁殆尽，地面的五龙桥等建筑也尽数拆毁。在王剑英先生的奔走呼吁下，1982年明中都皇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才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护。
    目前，明中都皇城的地面建筑还残存有雄伟的午门、西华门城台和一千多米的城墙，鼓楼基座也保存完好。城内外宫殿、衙署、祭祀、礼制建筑虽被毁坏，但部分遗迹犹存，或隆起地表呈高台形貌，或埋于平地之下残存基础。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715.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原皇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天安门 - 明清史溯
    天安门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的，它是中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天安门，原是明、清两朝的正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当时为三层楼式木牌坊，名叫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为今天的样式，更名为天安门。
    金凤颁诏
    “金凤颁诏”是明清时期，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天安门举行的颁诏仪
    式。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就是说，皇帝发 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在天安门上进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这表明天安门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奉诏官(捧接诏书的官员)和宣诏员(宣读诏书的官员)等人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在那里。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御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
    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衔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口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黄色伞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
    天安门最后一次举行“颁诏”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退位的诏书。清人毛奇龄有《天安门颁诏》诗：
    从诗中可看出，在封建时代，天安门“金凤颁诏”别有一番景象。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天安门两侧的长安街上。取“长治久安”之意。人们称长安左门为“龙门”，长安右门为“虎门”。在1952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

    1716.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原皇城正南门中华门

    中华门
    中华门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成时因是皇城的正南门，古人又以南方为尊贵，所以享有“国门”的地位，与正阳门、天安门不同，中华门不是城楼，而是一单詹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它的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变迁，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大清门，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为中华门。在1958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
    (大明门)
    在T字型广场的南端，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毛 纪念堂这块地方，是皇城外南门，明代称大明门，是在明永乐年间建成的。大明门为砖石结构，单檐歇山顶，券门三间，门前石狮一对，左右立下马碑各一座。内阁大学士谢缙题写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到了清代没有改动，只是将大明门改称为大清门，到了民国元年(19l2年)，又将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1958年天安门广场扩建时将此门拆除。1976年在此处建造了毛 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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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11-16 21:54:29  更:2022-09-04 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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