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 购物 网址 日历 小说 | 三峰软件 天天财富 小游戏 视频推荐 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  日历2023  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  视频推荐  数码知识 两性话题 情感天地 心理咨询 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 电视剧  职场天地  体育  娱乐 
日历软件  煮酒论史  历史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春秋战国 三国 唐朝 宋朝 明朝 清朝 哲学 厚黑学 心理学 | 文库大全  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 娱乐圈 娱乐 弱智 火研 中华城市 仙家 六爻 佛门 风水 钓鱼 双色球 戒色 航空母舰 网球 乒乓球 足球 nba 象棋 体操
    
  首页 -> 煮酒论史 -> [惊天颠覆]三星堆是夏都吗? -> 正文阅读

[煮酒论史][惊天颠覆]三星堆是夏都吗?

作者:电影小说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看着青年们欢度自己的节日,蓦然回首,真是白驹过隙,突然感到自己不再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总得做点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吧?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今天又逢传统节气的立夏,这个夏字,激起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兴趣。遥想我们的文明史,大约现今绝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以夏为古史中的第一朝代。华夏的文明源头在哪里?夏时的人们怎么生活?夏时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形式?作为华夏民族,我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等等,想想就觉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于是想开个贴子,谈谈自己对夏的认识。本贴是一个严肃贴,拒不接受资深民科的无厘头纠缠,也不接受狭隘地方主义者的挑战,更不接受牧羊犬的乱咬,只是本着实证的依据、逻辑的思考、合理的推论探索问题。请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参与本贴的互动。如对本贴的观点和结论有重大异议,建议不同意见者开新贴表达,不要在本贴当祥林嫂,以方便更多的人顺利阅读。对此,在下将不胜感激。
    终于审核通过首次发言,下面转入正题。

    三代考古是考古界最吸引人的课题,夏的考古又是三代考古中最吸引人的话题。自1928年发现安阳殷墟以来,对商的考古取得前所有未有的重大突破,考古证史也达到了一个高潮。既然殷商史能够被考古证实,那么古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载,是不是也能通过考古得到确证?
    对此,新中国的考古学家是有一定的自信的,也是感到迫切要做的工作。于是有了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考古夏墟田野调查之行,并在调查结束之后,形成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下面对徐旭生作简要介绍。

    

    徐旭生,字旭生,以字行,笔名虚生,遁庵。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八日(1888年12月10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父亲徐解,前清秀才,曾选任为河阴县(今属河南荥阳市)教官.曾用名老傻、四河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徐先生老先生当年留学法国就读巴黎大学哲学系,1919年31岁学成归国,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晋升研究员。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徐老先生于1976年去世。其著述有《徐旭生西游日记》、《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省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禹治洪水考》、《〈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等。翻译有威伯尔《欧洲哲学史》,波兰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
    既然徐旭生学的哲学,又怎么会转行考古呢?这可能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学术思潮有关。
    1921年,28岁的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撰《辨伪丛刊》,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打得火热的同时,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学说。这就是“禹是一条虫”笑话的由来,可见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人,对顾先生的学说相当不以为然。这里得说明,顾先生怀疑禹作为真实人的存在,对夏代的存在他后来修正观点,没有怀疑过。
    在这股疑古风潮中,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就是鲁迅小说《理水》中那位口吃说“禹、禹、禹是一条虫”的鸟头先生。胡适是疑古派幕后“黑手”,顾先生是他们推出的“枪手”。当然顾先生也有这方面强烈的内在动因,人家17岁就对一些古文献产生怀疑了,本来就要自燃的,偏偏还有人煽风点火。
    这不以为意者中,有位徐旭生。徐旭生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术观点持保留意见,转而从历史文献中去研究古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以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顾氏一派的学说作出回击。到了1941年,两人因治学与处事取向不同关系一度紧张,终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从此再无合作。
    下面为顾颉刚先生小像。

    
    刚才已经说到,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极大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打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同时,也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中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完善了商代编年框架。鉴于此,1959年夏,已经72岁的徐旭生根据自己梳理出来的30余条夏文献,奔赴豫西地区开展夏墟实地调查。
    徐先生一行找来找去,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但并未找到夏墟。于是他们转道巩义,西渡伊洛河进入偃师,目的是到城南三里外的高庄寻商都古亳遗址。到了二里头村南,看见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据村里人说,这处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于是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徐旭生先生由此被誉为“夏史探索的总设计师”、“考古寻夏第一人” 。
    但二里头并不是一发现就被认定为夏遗址的,徐旭生也只是认为发现了一处商遗址。
    要定位一个遗址是否是夏遗址,那就先要定义夏文化。对于什么是夏文化,研究中国古史和考古的学者,民国期间,先后有人提出了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解放后,1959年,安志敏在《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先提出二里头是夏文化。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他认为,处于文献中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是夏文化。1977年,在告城遗址学术研讨会上,邹衡力主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既然二里头反映的夏文化,那遗址也自然也就是夏遗址。其后虽争议不断,但夏遗址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下面是二里头遗址的卫星地图。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洛阳汉魏故城约5公里、隋唐东都约17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其位置北依邙山,南面是伊阙,西部的周山与豫西的丘陵地相连,东部岗峦起伏连接着嵩山,四周环山。中部是狭长形盆地,境内有伊、洛、湹、涧四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洛阳盆地北介黄河,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函谷关和潼关可抵西安,连续八百里秦川。洛阳盆地位居其间,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里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也是历代建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最近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主持考古发掘近20年,对是否“夏都”未作出明确回答,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经过60余年科学考古发掘,探明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最下面的为第一期文化层,最上面的为第四期文化层,皆保存完好。在一期文化层的下面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的上面,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大部分为汉代层和汉代基址,堆积很厚。汉代文化层上面有较薄的近代层,再上为现代耕土层。遗址内发现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王国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
    据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上下限约为公元前1750—1500年,有约250年完整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年代断定,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夏的断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二里头文化处于晚期;另根据古文献,夏朝存在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二里头约250年,差了近一半。
    在《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二里头一、二号宫殿均始建于文化三期。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上面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坑,下层叠压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宫殿基址里面包含有二、三期之间的陶片,故能得出宫殿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准确结论。二号宫殿从基址层位上看,叠压在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层之上,并且它的上面发现有三期和四期的路土层和晚于四期的文化层,而二号宫殿基址本身所出的陶片均属于遗址三期,因此,二号宫殿建筑无疑属于遗址三期,而它的废弃年代应当在四期之后。二里头遗址本来就出现于文化定义的夏晚期,而其宫殿的建造时间,又发生在遗址的晚段,那就更晚了,这个现象不好解释。
    二里头文化一期即已处于青铜时代,发掘出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将军盔、铜范等器物,从出土青铜器看,处在青铜技术正走向成熟的阶段。其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有了较大发展,冶炼和铸造技术产生了跃进式变化,从中国金属技术发展史看,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二里头不冶炼铜矿,而是使用其他地区炼好的粗铜进行熔炼和合金配制。铜矿来源目前还只是推测,但其合金中的铅具有高放射性,为我们探索发现提供了线索。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青铜文化是从外部传入,还是本土滋生,目前还没有结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壮大和扩散脉络,也尚未搞清。不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原生青铜文化,都有一个从初期到成熟不断演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个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二里头应该是移民城市,它的产生继承自当时某个非常强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既然存在过,就必然留下痕迹,也就是说,应该有对应的遗址存在。如果说二里头是蚯蚓,它的前半截在哪里?如果说二里头是儿子,当爹的又在何方?
    这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放开视野,从时间、空间、文化等不同范畴,到当时尚存在的社会群体中去比较分析,从而找到它真正的来源。
    上面已经谈到,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但认为二里头是夏文化,那么也就确定了二里头是夏遗址。
    对此,考古学家许宏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在此地工作20余年,他的观点却耐人寻味。
    二里头博物馆的冠名争议。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二里头遗址“人红是非多”,从发现以来就引起考古界、史学界反复争论,现在又因建馆命名产生重大争议,矛头集中在是否冠名“夏都”二字。不论考古界还是吃瓜群众,有赞成有反对,莫衷一是。对此,许宏在微博中贴出了国家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涉及二里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文物保函 〔2017〕730号),在答复河南省文物局的批复第一条,明确建议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其身份把他推到这一争议的漩涡中心。许宏的观点,一方面指出“地理王国”出中原,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存在的象征;一方面,他绝不明确表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而对立面的观点,二里头遗址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唯一与夏朝年代有着一定重叠时间的文化遗址,被国家与学术界寄予厚望,是破解夏朝历史的唯一文化遗址,以致谈到夏朝必言二里头文化。许宏二十来年主持发掘工作,他关于遗址的观点,举足轻重,极具权威。但他并不认可遗址为夏都遗址,也不认可为商都遗址,只表态“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诸如此类的言论,让某些人士大感失望,以致遭到各方的质疑与非议。对此,不被理解的许宏应该比较郁闷,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针对某些方面馆名加夏都的作为,甚至口不择言反问道:“西安人民怎么看?外国人民怎么看?”
    曾经辉煌的龙山图景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600-3800年间,出现了比较特殊的考古文化现象,多处遗址发掘出精美的玉器,比较共性地出土了考古命名为牙璋、玉琮、玉圭、玉钺、玉壁、玉柄形器等物品,其中尤以玉琮和牙璋最具代表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均有发现。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以同类文化发掘最早的山东城子崖遗址得名。最初文化范围只指山东全境及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区,但随着不断发掘出新的文化相似性遗址,又细分成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等。
    这类带有社会族群高端社会文化模板的器物大范围出现,强烈反映出在此期间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权力的整合与分配,表明已经出现初级的国家形式,有的学者称之为酋邦。其中非常著名的遗址有城子崖、良渚、石峁、石家河、陶寺、三星堆、二里头等。至于牛河梁、凌家滩等遗址,虽然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但由于时间上出现更早,不在讨论之列;至于望京楼、大路陈村等遗址,由于出现时间偏晚,规模偏小,也不在讨论之列。
    山东龙山文化虽然最早发掘,从牙璋等器物分析上似乎也处在第一阶段,但不一定是发源地,从后期发掘的石峁遗址看,更有可能是龙山文化的源头。但由于石峁遗址可能发生过被毁灭后再次建城的可能,未能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导致考古断代上偏晚,实际上可能要早得多。即使这样,其BC2600-BC2000的年代范围,也把城子崖的BC2500-BC2100年代范围涵盖其中。从常识理解,石峁先期古人不可能把精美的石雕和玉制品杂乱砌在墙体中,这只能是占有者的后期改建行为。而精美石雕应为神殿或宗庙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是用在十分突出的建筑部位,并且寄寓了其宗教和政治的意义。精制玉器是当时统治者身份和权力的代表或象征,部分是庙堂内的陈列物。所谓的“藏玉于石”不过是一种牵强而扯谈的解释。
    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涵盖历史文献中夏朝的年代,尤其应引起重视,应该对此期间的重要遗址深入分析研究。
    龙山文化期间的重大遗址和高等级男性墓葬,出土了很多牙璋,在现今的行政范围陕西、甘肃、山东、湖北、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广西、香港,甚至远达越南境内。牙璋的形制大致分三类,分别代表了龙山时代的早中晚期。从传统文献到今天的普遍历史认知,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王朝。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经多年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此两者覆盖广袤的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意味深远。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牙璋非常相似,应该视为同一系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认为,山东是牙璋的起源地,三星堆牙璋受二里头文化传播影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进入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出现之前,许多重要文化城址消失了。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甚至有人认为是发生大洪水引起。在刘莉和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中,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重要考古遗址存在。对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址,我们按公元前存在年代的上下限排序列在下面。
    湖北屈家岭,约3400BC-2500BC
    山东城子崖,约2500BC-2100BC
    浙江良渚,约3300BC-2000BC
    广东石峡,约3000BC-2000BC
    广东涌浪,约3000BC-2000BC
    甘肃马家窑,约2900BC-2700BC,2300BC-2000BC
    陕西石峁,约BC2600-2000BC(怀疑上限有误)
    山西陶寺,约2600BC-2000BC
    湖北石家河,约2500BC-2000BC
    福建昙石,约3000BC-2000BC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河南王城岗,约2200BC-1835BC
    四川宝墩,约25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约600BC
    河南二里头,约1750BC-1500BC
    从以上所列年代数据可以看出,很多遗址文化在BC2000左右年消失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可能反映出的不仅是自然灾害影响,更可能暗含由于自然变化导致人类社会族群冲突的事实。以牙璋为代表器物的龙山文化,反映出当时几大社会实体之间普遍的经济、文化、宗教、政治联系,就是有的学者认为的酋邦政治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政治中心的转移,不太可能发生亡族灭种的斗争。更大可能在这一期间,代表以农业种植文化为主的社会群体,受到了游牧文化社会族群的残酷侵略和掳掠。各大宗教政治实体被摧毁后,社会文明程度必然经历大的倒退,各地社会人群,也会依据地域关系,形成许多新的小的城邦。
    二里头城邦是移民所建
    大约公元前1750年代,二里头社会群体出现。科学考古证实,其一期即出现铸造遗迹,代表了当时刚露头角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这种迹象表明,在中原龙山文化已经凋零的情况下,先进的技术文化不可能产生在本地原生民中,而是来自移民。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其实是承继于移民母体族群。
    可以证明二里头人群是移民的另一条证据,来自对遗址中粮食作物的浮选。在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中,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相当惊人,稻谷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相当高,尤其是在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样品中,与粟的出土概率几乎不相上下。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十分罕见。这反映出迁徙到二里头的人群社会可能来自水稻种植区,他们有稻米饮食习惯。同时,其定居选址也反映出生存策略,在洛阳盆地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其间流经洛、伊两河,水利资源非常丰富,还可以通过从上游开渠引水方便灌溉,非常适宜种植水稻。
    考古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二里头文化突然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关键是未能找到与其对应的文化母体。二里头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间存在明显断档,要做到考古学上所说的见物见人,实在相当为难。对此,考古界采取了一种文化整合的处理方式,即以河南密县新砦遗址命名的新砦期文化,作为二里头的文化来源,而不明确其继承自哪一个具体的文化遗存。这类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又能弥补龙山文化与二里头之间的断档。但不论新砦遗址,还是类似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柏树圪垯、禹县阎砦、雀庄、登封北庄、王城岗、郑州二七路等遗存,均体量太小,族群文化的先进程度亦不足以支撑。原告成遗址即后来命名为王城岗遗址被发现后,有考古学者认为其对应文献中的“禹都阳城”,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但被绝大多数专家否决了,甚至有人嘲笑不是阳城是羊圈。从后来碳14测年看,二者之间亦存在断档,续接不上。
    我们再回到上节列出的各重要遗址存在年代。去除离二里头最近的王城岗遗址,BC20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之前,依然存在的重要社会族群只剩下三组:
    福建黄瓜山,约2300BC-1500BC
    四川宝墩,约2700BC-1700BC
    四川三星堆,约2800BC-600BC
    福建黄瓜山为代表的文化,与二里头存在巨大差异,可以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四川盆地内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了。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宝墩村进行考古发掘,经四个月发掘后确认,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属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阶段。
    宝墩古城遗址系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对探索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继广汉三星堆藏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
    宝墩古城城墙采用堆筑法建成,分为二期。第一期城墙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1995年探明);第二期城墙也采用堆筑法建成,但比较残缺,只能测量其总长度。第二期城墙总长度约为6.2千米(2010年探明)。考古人员使用全占仪对第二期城墙、壕沟的分布范围和走势进行了精准的测量并绘制了城址平面地形图。以第二期城墙外侧的壕沟外侧边为界,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外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68万平方米;以第二期城墙内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53万平方米。这一面积数据在目前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大城(280万平方米),而大于湖北石家河古城(120万平方米)。
    宝墩古城存在的年数是二、三百年,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继承自宝墩文化。但随着后续考古,这一断代得到修正,目前是的断代为BC2700-BC1700。同时,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逐渐摆脱两个埋藏坑给大家带来的处于晚商阶段的印象,文化年代得到了修正,目前最新的学术观点为BC2800-600BC,且三星堆一期和同时存在的其他文化比起来,并不落后。三星堆和宝墩,是并存的文化关系,而他们的源头,已经上溯到四川阿坝州茂县的营盘山文化(距今约5500-6000年)。另外,关于金沙文化,以前一直以为是继承自三星堆文化,但现在的考古研究,其历史应该更为久远。
    三星堆遗址比宝墩遗址更大,同时期的社会文化遗存也更丰富和先进,下一节单独作介绍。
    对中国上古人类社会的发展,严文明先生有多重花瓣的比喻,大概既承认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发展为中华核心文明做出的贡献,又强调各社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上存在主次之分。苏秉奇有满天星斗的说法,但忽略了时空关系。这满天星斗,并不是同时亮同时灭,它们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二里头在洛阳盆地出现之时,同期存在的重要而庞大的社会族群,已经只有成都平原三星堆为代表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而其中最先进的,无疑是三星堆。
    从考古学上的见物见人来说。二里头文化既然是移民创造,这一社会群体的来源当作为重要的追溯对象。经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大概能得出一个认识,二里头的人群,似乎是来自三星堆的移民。
    是的,相信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四川的考古事业了。我相信已经有许多不带偏见的国内专业人士认识到夏文明的起源该到哪里找了。
    作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津宝墩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省人民政府评审通过,于2020年4月23日正式对外公布。这意味着遗址的具体保护范围得以全部划定,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启动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立项申报。宝墩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同样,对于三星堆,其本来就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一声巨响,三号埋藏坑闪亮登场,即将出土更多文物,进而推动人们对它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龙山火种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偏北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南距成都市区40公里。其西部为连绵的龙门山脉,其北部由北向东再向南为绵延的龙泉山脉,两系山脉对三星堆周边形成半包围结构。自西北向东南,绵远河(沱江上游)、石亭江(雒水、洛水)、湔江(伊河、鸭子河)、清白江等流经平原,汇聚横穿金堂县赵镇龙泉山脉形成沱江,至泸州市汇入长江。区域内地势平坦,河流密集,沟渠纵横,土地肥沃,是农耕社会形成以来重要的种植区,特别适合栽培水稻,非常适宜人类休养生息。
    三星堆是偶然发现的。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家用传统水车向自家稻田里抽水,因水坑太浅,不便于把水提上来,让他的儿子把下面的水坑掏深一些,工具碰到下面的石板,揭开来发现了一坑玉器。此事传开后,引起华西协和大学(就是211、985之前的华西医科大学,现今的四川大学下属,华西医院的教学科研机构)教授、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美国人)的关注,开始对二里头考古。当年发掘面积很小,只挖了一条探沟,据说发现了一些玉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至陪都重庆,许多学校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其中包括北大),很多知识界的人南迁到重庆、成都片区,学校更是逐渐南迁到了昆明。在这期间,成都白马寺街在城建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引起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的注意,针对这类青铜器与中原发现实物的巨大差距,他发明了“巴蜀文化”概念,认为这些青铜器,代表的就是地方性质的巴蜀文化。这个观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考古界迎来了春天。三星堆一直没有脱离考古界人的视线,陆续又有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但进展不大。1964年春,月亮湾农民在距离出土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处挖化粪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1974年,附近的梭子田发现磨石一坑;1976年发现玉刀、玉斧、玉矛等文物;1981年以来,村民在鸭子河边拾得玉质精美的瑁圭、玉凿、小玉璋、青铜虎等文物……种种迹象提醒着考古人员,有必要对三星堆进行深入发掘。但当时,很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三星堆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毕竟,远离中原的考古,都应该是地方性质的,对大多当时的有识之士来说,地方文化对中原中心文化,只能锦上添花,对我们的核心文明的深层认识起不了多大作用,对我们构建中华文明光辉的历史渊源帮助不大。直到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出土了前所未见的大量青铜器,才造成巨大轰动,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到2013年,三星堆进行17次考古,发掘分布23个掘点,其后陆续发掘,发现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墙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址一期的分布约3.7平方公里,遗存内容非常丰富。2019年12月,发现第三个器物埋藏坑,目前正发掘,可能又将出土一批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目前分为四期,距今:第一期4800-4100年,第二期4100-3600年,第三期3600-3200年,第四期3200-2600年。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600年,其分布面积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以来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
    由于两个埋藏坑位于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故被断代为商晚期。两坑器物,大多断代在商晚期,仅有少部分断代在商前期。从逻辑上讲,今天不可能埋明天的器物。三星堆埋藏器物,最晚不可能晚于商晚期,最早到什么时候,就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从近些年的考古发掘看,三星堆一期遗存非常丰富,与同时期其它遗址相比,根本不落后。
    龙山时期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代表王权政治、道德礼仪、地位身份等内容的牙璋出现,并分布在几个巨大而重要的考古遗址范围,显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能具有宗亲、姻亲的早期国家组织联盟,可以视为形成了宗邦的政治组织形式,即由某一个实力最强的族群作为宗主国,其他族群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些遗址呈散点式分布,彼此没有直接的疆界接壤,各大社会族群间没有发生争夺资源战争的可能,反倒是各地的特殊物品或产品具有互补性,形成了彼此依存的关系,促进了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社会族群,先后在BC2000年前后,陆续消失了。至于原因,后面再作探讨。
    三星堆文化从龙山时代一直繁荣发展到商后期,不管是从族群体量还是文化先进性,到BC2000年前后,其已成为古代中国龙山文化续存的唯一文化火种。三星堆遗址人类社会活动时间长文化跨度大,从发掘出土器物观察,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族群间存在物质交往和文化交流,无论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代表精神世界的高端玉石、青铜制品,与其它遗址出土器物“撞衫”现象非常普遍。
    公元前2800年即已存在的三星堆,与公元前1750年横空出世的二里头之间,出土的许多器物也非常相似。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二里头作为早期王权国家强大文化辐射力的表现,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
    上贴有一个数字错误,应该是: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200年。
    在成都平原内,不到80公里的直线距离之间,先后发现三星堆、宝墩、金沙三座史前古城遗址,三星堆在最北,约3.6平方公里;宝墩在最南,约2.8平方公里;金沙居于二者之中间,因为在成都市城市区偏西部位,已经被城建所破坏,不能确定面积,但估计至少也在上百万平方米以上,年代上大量重叠,文化上高度影响,这是三代史中几乎可以看成孤例的存在。更不要说还卫星般点缀着:
    郫县古城: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古城村,是成都平原多处史前城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遗址。遗址长约65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3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1996年古城遗址与成都平原其它吏前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古城址建筑技术相同,文化性质单一,是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
    鱼凫古城:平面呈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
    芒城古城:为内外双圈城墙,内外城墙间有壕沟,面积11万平方米。
    双河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面积分别为11万平方米。
    紫竹古城,其平面也均呈长方形,20万平方米 。
    另外还有十二桥遗址和尚未发现的一些城址。
    这个现象,确实是值得深入发掘分析的,它似乎在表明,当时的成都平原,根本不是现在某些人眼中的偏僻地方的地方文化中心,很可能是龙山文化后期到夏文化早中期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而我们知道,如果要论确立中原中心论的观点,至少已经在周代了。
    另外,中心这个观点,其实是变化的,至少从元朝以来,政治中心与中原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向北方转移了,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经济重心,早在隋唐时期,已经移向南方,这就是要开凿大运河的原因。
    @酒鬼醉客 2020-05-05 17:10:41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铜牌更象爷爷而不象孙子~~~
    -----------------------------
    是的,理论是铜牌饰应该是三星堆的更早,但偏偏要被一些考古学家判断为是模仿二里头。关于铜牌饰,现在看比较明确应该是从中亚传入,在哈密市的天山北路,曾发掘了近800座坟墓,其中就有铜牌饰,年代他们判断大约在4000-3600年前(估计年代偏晚,当年中国考古界的不成文规矩,大家都懂的),模样更原始,构图上接近三星堆的铜牌饰,另外甘肃也发现有三块。另外国处还收藏有几块。把这十多枚铜牌饰放一起比较,明显二里头更带有改造后的本土文化痕迹,也就是产生得最晚的。
    顺着这一思路,青铜文明也是从中亚传入,而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指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昨天把2018年5月25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内容重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个比较矛盾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巍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指出二里头是有强大文化辐射力的政治中心,并论断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不含商文化时补充说“也有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下限已经进入到商纪年的范围了。为什么二里头遗址不是商的都城?我要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两者的方向很不一样,说明二里头与商的宫室制度有明显不同,这点从考古上应该是很清晰地可以看到的。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考古学应该从考古的资料出发来辨识不同的族属和集团,这就是考古学家目前能够得出来的认识。谢谢”。
    其中“二里头遗址的宫殿方向是北偏西,其他被确认的商代都城建筑方向却是北偏东“。这个说法,恰恰反映出二里头的辐射能力几乎为零。比如石家河文化的谭家岭、三星堆、宝墩等古城,这些古城比二里头早,方向都是北偏东,包括认为是二里头的附属城望京楼,还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等,其实都是北偏东的,一直到周代都基本是这样。
    如果二里头文化辐射强,就应该出现很多北偏西的古城,但它几乎是孤例。这一定有原因。在后面的内容,我将对此进行分析分析。

    手机打字,有错别字和排版不好请谅解。
    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体现出适应环境的不同行为。从地利条件看,比如红山文化时期,人群聚落已经体现出种植能力,而当地的地理环境正好为先民提供了松软土质,与其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社会聚落在此得到一次大的发展,产生了包含玉猪龙在内的大量玉器产生,并诞生了原始的生殖崇拜宗教,考古发掘了女神庙,出土了女神泥塑雕象。
    从水利方面,则体现出人群社会由依小河而居,逐渐发展到依傍更大的河流建立聚落。在中国环境内,早期的人类社会遗址,绝大部分都位于小河沿。在发展过程中,人类也从自然利用雨水、河水,发展到开发水利资源。一种是利用地下水,产生了水井来解决生活用水;一种是引水灌溉,用于生产种植。古代人类发展,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一个从小河文化走向大河文明的过程。
    从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采制工具、渔猎行为始终相伴,取之于山川的思想深植头脑。
    那么当人群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聚落建设的选址当然非常重要,并已经诞生了一定的理论经验。比如《周礼·冬宫考工记》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
    凡天下之地埶,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购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
    这种对山水地利的认识,是人类在不断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原则,要适应水、旱灾害频繁的自然环境条件,先民们就必须在接近水的同时,又能防御洪涝,聚落的选址就必须在海拔相对较低,地势相对平缓,有弯曲河道的位置建造聚落。其条件有山有水有平原,平原中还应处于相对的丘地。
    当然,对于这种山水之势的理解,也一定是由当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来决定的,一定阶段的理解是这样,一定阶段的理解可能又会有更加深化的认识。也正因为此,对一座上古遗址的考古,根据其地理环境,基本也能判断其所处的阶段,甚至同一阶段,同一族群,甚至有文化交流的族群,其城建思想和原则也应一致或相似。
    @明月清风来 2020-05-06 20:22:12
    恰好,五一大假,去了向往已久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中器物较多,与中原文化迥然不同,专家意见不同,期待楼主给我解惑答疑
    -----------------------------
    会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建议有爱好考古的中学生朋友和正在大学学习考古的大学生朋友们关注此贴,将会对你的爱好和学习有很大的益处。你们将会在这个贴子里找到许多课题,做自己的论文选题。而且,你完整跟完这个贴子的话,将来在考古工作中将会少走弯路。这个贴子,能给你一个三代史比较准确的大概念。
    同时,这是一个颠覆贴,要改变一些已经形成的观点,可能会有些人接受不了。看见考古学家们走入岐路,着急呀,帮他们早一点改过来,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了。
    古人说山川形胜,连你在野外拉泡野屎,都知道选地方看方位,一是要避人,二是要顺风,三是要安全。更不要说起家建舍了。古人也是有古人的智慧的。
    比如三星堆,它修建城墙是4100年前左右,比如二里头,修建宫殿在3600年前左右,它们之间隔了约500年左右,城建观念一样吗?我认为,不仅一样,并且同样的城建观念至少还延续到了周代。
    在《诗经》的《大雅·公刘》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这老祖先人,为了后代的安居乐业,那也真是操碎了心呀。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
    忠厚我祖好公刘,不图安康和享受。划分疆界治田畴,仓里粮食堆得厚,包起干粮备远游。大袋小袋都装满,大家团结光荣久。佩起弓箭执戈矛,盾牌刀斧都拿好,向着前方开步走。
    忠厚我祖好公刘,察看豳地谋虑周。百姓众多紧跟随,民心归顺舒畅透,没有叹息不烦忧。忽登山顶远远望,忽下平原细细瞅。身上佩带什么宝?美玉琼瑶般般有,鞘口玉饰光彩柔。
    忠厚我祖好公刘,沿着溪泉岸边走,广阔原野漫凝眸。登上高冈放眼量,京师美景一望收。京师四野多肥沃,在此建都美无俦,快快去把宫室修。又说又笑喜洋洋,又笑又说乐悠悠。
    忠厚我祖好公刘,定都京师立鸿猷。群臣侍从威仪盛,赴宴入席错觥筹。宾主依次安排定,先祭猪神求保祐。圈里抓猪做佳肴,且用瓢儿酌美酒。酒醉饭饱情绪好,推选公刘为领袖。
    忠厚我祖好公刘,又宽又长辟地头,丈量平原和山丘。山南山北测一周,勘明水源与水流。组织军队分三班,勘察低地开深沟,开荒种粮治田畴。再到西山仔细看,豳地广大真非旧。
    忠厚我祖好公刘,豳地筑宫环境幽。横渡渭水驾木舟,砺石锻石任取求。块块基地治理好,民康物阜笑语稠。皇涧两岸人住下,面向过涧豁远眸。移民定居人稠密,河之两岸再往就。
    下面作点小科谱。

    农耕古人选平原临河而居,但一条河弯弯曲曲,有内凹有外凸,该选址在什么地方呢?一般来说,他们会选址在外凸且比整体地势更高的地方。下面给大家看看河流形成和牛轭湖形成的示意图大家就明白了。什么叫牛轭呢?就是给耕牛套在脖子上的颈箍,在四川话里叫“枷担”。如下图:

    
    而河流在形成的未完成中,先是深V切入地下,然后在运行中受到阻力,变得弯曲,如下图:

    
    当人们要选择定居的时候,由于河流形成时间远远超出当时选址时间,一般而言可以视为稳定的,此时选择弯道外凸且相对隆起的丘部,就是比较理想的居址,既能达到临河用水方便,又在一定的洪流量下能保证安全。
    如果河流继续变化,就会发生弯道取直的现象,形成牛轭湖。见下面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地仍然是安全的,并且还能得到湖泽和可能耕种的肥沃土地。

    刚才说了古代农耕人民沿河而居,选址位置在平原河弯外凸丘地,在传统说法中,这个地点叫“汭”(ruì),就是指河流弯曲或汇聚的地方。但从组字来理解,似乎应该为河流内凹处。不知道当作选址于弯曲处呢还是河流的汇聚处,也许有逐渐的深化认识。有兴趣的同学可能深入学习了解,破解这个谜。
    那么从地理环境上怎么选址呢?我们看看三星堆的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比文字讲起来更直观,见下图:


    
    二里头选址和三星堆的地理环境非常相似。但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再怎么相似只能是相似,要做到相同是不可能的。另外,要发现二里头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还需要在方位上进行一定调整。将二里头地图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比较起来更加直观。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的城建原则和三星堆应该是一样的,能达到如此惊人的一致,似乎也反映出他们有着直接的文化传承。
    我们仿佛看到一队远古的开拓人群,经长途跋涉,在遥远的天地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和家乡一样的地方,他们的心中该是何等的兴奋!
    于是,他们组织起来,在这片新天地中,依照家乡的布局,建起了一个新家!
    下而是二里头城建选址示意图:
    

    周围有山,上流有阙,下流有汭的城建思想,应该是上古以稻作农耕文明的社会人群产生的思想,而三星堆是最典型的代表,通过对三星堆同时期和更古时期的一些遗址的城建相比,似乎可以认为,这种城建思想,就是三星堆先民完善成熟的。甚至北京城的选址,也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
    为什么会有阙的思想,可能和山岳崇拜有关。试想远处一片崇山峻岭,逐渐向平原延伸,在平原的尽头,两座山峰形成大门,一条神秘的江河从门内奔涌而出,滋润养育了广袤的原野,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而阙内的群山,一派神秘,最高的山峰直插云霄,似可通天,既尊严又神圣。
    有关阙的思想,最迟在周代演变成了一种建筑形式,成为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之一。阙制中最高等级的三出阙一般耸立在帝王居住的宫廷大门前面,是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最早的三出阙实物是秦始皇陵园三出阙。在我国考古发现中,以秦始皇陵园的三出阙遗址为最早的实物证明。汉代,三出阙礼制和阙形门出现。汉代阙的使用非常广泛,不唯天子、诸侯,不限于朝廷,而三出阙这种形式则唯能耸立于帝王的宫室和陵寝之前。汉代霍光墓就因起三出阙逾越礼制而成为谋反的证据。唐宋时期,陵阙中三出阙得到广泛应用及宫阙整合。经过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整合,隋唐社会又形成大一统局面。阙制出现新的变化,汉魏时期流行的城阙、宅阙、墓阙、庙阙日渐减少;树立于宫城的宫阙数量也明显变少,一般只设立于宫城南门外。相反陵阙非常发达。元明清阙制式微。中国古代阙发展到元明清三代,传统意义上的阙已经消失,仅皇宫正门还继续使用,但形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完全从其他建筑群的标志地位退出。明清故宫午门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而元代尚有的三出阙建筑,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消失。
    就汉阙实物而言,至今保存最多的地方是四川,大约占到全国一半。而最著名的汉阙实物,是保存在三峡博物包的乌杨阙。见下图:

    
    我们再回到阙的最初的形式,即以对开山峰为阙的时候,欣赏一下二里头和三星堆的阙。
    三星堆的天彭阙:

    
    二里头的伊阙:

    
    再欣赏一下它们的卫星地图。
    三星堆天彭阙:

    
    二里头伊阙:

    
    再上一张天彭阙的俯瞰图

    
    当地的自然风光不错。
    先在此恭喜巩义发现双槐树遗址,被判定为5300年前古国时代都邑。据专家讲: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
    另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特别是出土的牙雕家蚕,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
    下面是出土的器物。
    双槐树遗址祭坛区域

    
    双槐树遗址融合北斗九星的建筑基础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彩陶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

    

    “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一个硬要往中原中心论上靠,一个楞是看不出来。这明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何必整得大家恶心呢?那红山也是5300年以上,凌家滩也是5300年以上,河姆渡也是5300年以上,那几个是啥子?卵子还是精子?考古人何必那么急功近利?为什么不实事求是?
    @酒鬼醉客 2020-05-05 17:10:41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铜牌更象爷爷而不象孙子~~~
    -----------------------------
    @电影小说 2020-05-05 23:17:52
    是的,理论是铜牌饰应该是三星堆的更早,但偏偏要被一些考古学家判断为是模仿二里头。关于铜牌饰,现在看比较明确应该是从中亚传入,在哈密市的天山北路,曾发掘了近800座坟墓,其中就有铜牌饰,年代他们判断大约在4000-3600年前(估计年代偏晚,当年中国考古界的不成文规矩,大家都懂的),模样更原始,构图上接近三星堆的铜牌饰,另外甘肃也发现有三块。另外国处还收藏有几块。把这十多枚铜牌饰放一起比较,明显二里头更......
    -----------------------------
    @酒鬼醉客 2020-05-07 16:21:23
    西亚和中亚均没有发掘出大型的复杂的青铜器,,,
    -----------------------------
    这个与是否发掘出大型复杂的青铜器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发掘出具有普遍性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的现象和时间节点。我们比西亚中亚使用青铜器晚,应该是考古证实了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阙是河流涌出群山的门户,它是怎么由山丘构造自然现象演化成高等级的建筑形式,又是在什么时间段演化的,笔者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不过与人类的迁徙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在三星堆上游天彭阙内,有座古镇叫海窝子,其距天彭阙约5公里,距三星堆约36公里,据传这里曾是古蜀王国开国中心之一,古蜀王柏氏建都于此。一些考古学家也认为,当初的三星堆人就是从海窝子走出来,在平原建立城邦,走向文明。海窝子可能是三星堆人迁徙中的一个点,并且应该也是与外部交流路线上的一个驿站性质的遗址。
    在二里头上游的伊阙内,发现伊川遗址,其位于伊河上游东岸距伊阙直线11公里,距二里头约33 公里直线距离,这是一处二里头文化遗址,曾经出土了一只二里头、三星堆都有的陶器类型:盉,现在这只白陶盉在河南博物院,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文物展出。
    伊川遗址和海窝子的情况比较类似,都位于重要遗址的上游,且和重要遗址间有一座阙,距重要遗址均在三十多公里,这正好是人步行一整天能达到的距离,有可能是到达新定居点的最后一站,同时,其也是返回祖源路途的第一站。那么从新居民点的人来说,向着阙的方向就是自己的来源方向,走进阙,就是走向祖庭。
    第一批到达三星堆的人来自何处,现在很多考古学家推测来自马家窑,如果属实的话,那海窝子就是移民途中的一个重要歇脚点,也是最后一站。如果套用这个观点看伊川与二里头的关系,则二里头的居民则是从伊河上游走来的移民,伊川是建立新居民点的最后一站。
    由此看来,阙的重要性,就在其是社会人群从哪里来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在族群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三问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是人之终结关注。在人类社会的繁衍和迁徙中,对自身和族群的来龙去脉,是非常重视的。就拿最近的人类大迁徙行为湖广填四川来说,几乎每个家族,都在家谱中清晰记录了祖上准确的原居地,迁徙的路线,家族字辈的承接。其中途经的一些重要或关键的地名,在祖祖辈辈的口授传说中得到印象加强和固化。
    对先秦的古人们来说,出则为夷,入则为夏,并没有固化的民族身份。出入之间,他们经历过哪些路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北方有一条丝绸之路,南方也有一条丝绸之路,北方的起点争论不休,南方的很明确,就是成都。两条丝绸之路哪个更早?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但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到大夏,发现竟有蜀锦和邛杖,这两样东西均产自蜀地。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张经纬著四夷居中国,对中国古代地理交通线路做了一次梳理,有兴趣的可以一读。但对古代人类迁徙交往的线路,对各民族在中国大地的移动,可研究的内容很多,可以随便找到课题。比如对三星堆与二里头之间存在的影响问题,二里头向上游走了35公里之后,就有一个线路据点,兼有驿站的性质,那到三星堆之间,当有大概多少个这样的充当驿站性质的据点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汉中的城固和洋县出土了青铜器,已经被专家研究为是受到三星堆的影响,那以此为中间点,分别向两边探索,就比较容易探清整条线 路了。在这个过程中,当有不少的考古发现。
    @千面情圣 2020-05-08 10:24:36
    太复杂了就看不懂了
    -----------------------------
    不复杂呀,都是讲实据和逻辑的。
    @字水一滴 2020-05-08 15:08:15
    对,靠证据说话。三星堆有高级丝织品的铜证。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
    中国丝绸起于何时何地尚无定论。1958年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发现了绢片和丝线。由于发现的丝织品数量不多,无法进行C14测定,所以通过同时出土的稻谷进行测定,大约距今4700年左右。1983年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中在瓮棺中发现了丝绸残痕,距今大约5000多年。这是当时黄河流域丝绸发现的最早实证。三星堆的考古学家认为,青铜大立人身穿的袍子,应该就是现实中的丝绸制品,当然这个只是推测。不过从历史中,蜀的丝织品一直非常著名来看,古代蜀地的织锦工艺和水平一起非常先进,春秋战国时期,多国与蜀地进行蜀锦贸易。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就是蜀锦,并由成都的蜀锦公司用传统工艺复制成功,现收藏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另成都博物馆展出有汉代老山官墓出土的大型织机复制品,看上去还是比较震撼。
    @酒鬼醉客 2020-05-05 17:10:41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铜牌更象爷爷而不象孙子~~~
    -----------------------------
    @电影小说 2020-05-05 23:17:52
    是的,理论是铜牌饰应该是三星堆的更早,但偏偏要被一些考古学家判断为是模仿二里头。关于铜牌饰,现在看比较明确应该是从中亚传入,在哈密市的天山北路,曾发掘了近800座坟墓,其中就有铜牌饰,年代他们判断大约在4000-3600年前(估计年代偏晚,当年中国考古界的不成文规矩,大家都懂的),模样更原始,构图上接近三星堆的铜牌饰,另外甘肃也发现有三块。另外国处还收藏有几块。把这十多枚铜牌饰放一起比较,明显二里头更......
    -----------------------------
    @酒鬼醉客 2020-05-07 16:21:23
    西亚和中亚均没有发掘出大型的复杂的青铜器,,,
    -----------------------------
    @电影小说 2020-05-07 21:56:18
    这个与是否发掘出大型复杂的青铜器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发掘出具有普遍性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的现象和时间节点。我们比西亚中亚使用青铜器晚,应该是考古证实了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
    @酒鬼醉客 2020-05-08 16:02:25
    姜寨出土黄铜片,在上海光源进行X射线荧光分析面扫描对比分析,证明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金属“姜寨黄铜”为固体还原工艺获得,考虑到“姜寨黄铜”较之西亚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砷铜”,其年代还略早一些,两者工艺相近,但冶炼产物明显不同,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承继关系。“这一研究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冶金起源‘本土说’”。
    利用同步辐射技术证实中国冶金本土起源_姜寨
    https://www.sohu.com/a/313754310_800948......
    -----------------------------
    见2018年5月25日国新办发的内容。应该是有考古依据才会说青铜技术是引入的。
    @电影小说 2020-05-07 19:46:56
    先在此恭喜巩义发现双槐树遗址,被判定为5300年前古国时代都邑。据专家讲: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非常丰富。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还有......
    -----------------------------
    @酒鬼醉客 2020-05-08 17:19:48
    别忘啦还有个城头山和良渚~~~
    -----------------------------
    哎,头条的吹得更过火,简直会让国外的考古界看笑话。文化自信不是这样来的呀。不知道现在的学术领域怎么会成这样了。一声叹息。可能和王巍这些年主持考古研究所有关吧。我还买了一本他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呢。夏鼐因为当年阻止张光直等美国学者参加中国考古,我以为他人品不行,后来看了他的文章和一些讲话,从学术上看还真是靠谱的。不过可惜的是,在夏鼐的领导下,对三代史的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比较大的错误判断,不过这个责任不在他,有特殊原因。
    @明月清风来 2020-05-09 00:21:35
    @电影小说 :本土豪赏1个 码字光荣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
    
处女赏被您打破了,谢谢啊!
让打赏来得更猛烈些吧!不要担心,俺承受得住。
    昨天了解了人一天正常步行能走多少公里,就是35公里左右。如果是有一定负重的长途行走,并且要走多天的话,超过这个公里数,人就可能承受不了。以红军长征为例,他们从1934年10月17日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平均每天行走约34公里。是距离走得最长,走得最艰苦,队伍行走减员最大的一队。
    作为古人来讲,行走能力肯定比现代人强,但和红军水平应该也差不多,主要是古人也好,红军也好,都有一定负重,不同的是正常情况下古人不作战而已。
    三星堆到二里头直线距离约900公里,行走路径应在1600公里左右,步行应走1个半月。沿途休息点约45个,考虑到古人风餐露宿,应该也不少于接近20个。这20个中,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部落,比如说汉中和商洛等,都可能是重要途中要经过的大小部落。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大点考古探索,看是否有文化影响问题,如果有,就能确定出路线,那么就可以画出古人行走的具体线路地图。当不同历史时期古人的行走线路都能调查清楚,那么,对民族的迁徙行为就会有较为明确的答案。这可能比仅仅在古文献里考古、争论更有实际的意义,也更能得出真实的答案。通过这种田野调查的考古方式,还将发现许多新的考古遗址。二里头不就是徐旭生田野调查找到的吗?
    上面是以红一方面军为例。三星堆到二里头可能也不到1600公里,但至少应不低于1300公里,大的据点应该有几个,可以考虑约5-10行程内有一个驿站性质的聚落。
    刚才我对着地图分析,觉得商洛是个重点的聚落式驿站,马上在网上查了一下,这里发掘了东龙山遗址,竟然有二里头文化出现。以下是内容,:

    东龙山遗址,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城东南在丹江北岸阶地上,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米。采集到少量夹砂红陶、褐陶、灰陶和泥质灰陶片。纹饰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器形有罐等。属仰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已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房址15座、灰坑221个、墓葬75座,出土一批夏商周时期的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和碎铜器,分别测定了夏与商的分期和商与周的分期,已被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列入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 尤为重要的是,在遗址上部的发掘中,发现了40余座夏代早期的墓葬,其出土器物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在考古学术上填补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它将被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东龙山文化。这一发现,还可为古商国的起源以及商族始祖的活动提供可贵的资料。
    东龙山遗址位于商州市东南方向5公里处,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97年至2000年12月,省考古工作者先后4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清理了房子遗迹19座、窑穴灰坑275个、墓葬95座,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这些出土器物中,具有鲜明的仰韶文化特征有敛口平底钵、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敛口深腹瓮、直口深腹缸等,、龙山文化特征的器物有单把鬲、直腹双耳、石铲石斧等;二里头文化(夏代)和二里岗文化(商代早期)特征的器物有鬲、鼎、豆、大口尊盆、三足盘、罐、觚及石斧、石壁等;西周特征的器物有鬲盆、豆、罐等。
    ?    在龙山时代遗存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种特征迥异的文化面貌,它不同于已知的关中客省庄文化(龙山文化的一种),层位上又被压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地层之下,由此可初步推测该文化面貌的相对年代晚于客省庄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如果它与客省庄文化有着密切的承接关系,将为后者的发展去向提供重要线索,具有数个时代文化鲜明特征的遗存自下而上的层位叠压在同一个遗址集中发现非常罕见,这对进一步完善丹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编年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字水一滴 2020-05-10 19:07:45
    楼主思路清晰,方向值得肯定。提供点参考。在导航上选骑行方式,路程与古时步行差距不大。考虑到盘山路因素可能比步行还长一点。广汉到天水650公里。这条路最平坦。其他几条北向出川道难度大,史书上似还未开通。天水到二里头约750公里,基本是沿渭河下降。考虑三星堆人比较习水,估计这条会走得快些。
    -----------------------------
    谢谢提醒。汉中历史上大多时候是四川控制,特别是在乱世的时候。至今汉中人和四川人的语言与生活习性可能更接近。实际汉中就是四川北上的北部大本营,从汉中往北就有四五种走法,还有往东到湖南、湖北的线路。在历史早期时期,去湖南湖北的线路,沿长江的线路可能开辟更晚。与二里头的路线,更可能经过商洛。
    “在龙山时代遗存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种特征迥异的文化面貌,它不同于已知的关中客省庄文化(龙山文化的一种),层位上又被压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地层之下,由此可初步推测该文化面貌的相对年代晚于客省庄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这可能表明,在二里头建立之前,古蜀人可能就已到达商洛,也就是表示这条线路是二里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化经济交流路线。
    在东龙山遗址,也出土了龙山时期的标志器物-玉牙璋,从形制上分析,年代明显早于二里头,有可能商洛是一个地区王权的小古国。那么由此推之,二里头文化在东龙山(商洛地区)出现,不是二里头传播的结果,而是另一个文化中心向二里头传播的时候,经过了东龙山遗址。
    这两天公布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比较火,特别是在头条上。既有喜大普奔,又有讥讽嘲笑,还有地区互黑,甚至要发明一个新成语叫“十罐九星”,简直太热闹了。但不管怎么炒作,怎么宣传,怎么互黑,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我说双槐树和二里头没关系,虽然就在二里头几十公里外。别人不理解,问,你穿越了哇?你亲身经历的哇?凭啥这样说?
    那我就跟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现在坐在一块石头上,数万年前有一只猴子坐站在这块石头上,请问你和这只猴子有什么关系?当然,屁关系没有。
    这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你和梦中情人,同一时间不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在同一空间,你和她可以拥抱亲吻不?搞不成噻。这是基本常识。很可笑,现在不仅考古界史学界,许多方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不讲常识,不讲逻辑,社会文化方面可能这种现象更普遍,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双槐树是仰韶文化,之后还有个考古学家归纳出的河南龙山文化,然后才是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相当于4600年前消亡了,龙山文化普遍相当于4000年左右,河南算3900年前吧,也消失了,而二里头人的出现,是在3750年前左右。但你要明白,人生七十古来稀,没人能活过150岁的。
    一部分考古学家,为了找到二里头人的爸爸爷爷曾爷爷祖爷爷(150年前差不多能传承7代人吧?),也是操碎了心。所以当时有河南考古学家把发现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往“禹都阳城”套,说是大禹的首都阳城,被参会的部分考古学家嘲笑为不是阳城是羊圈。据现在对遗址的碳14测定,就算是阳城,且不说文化规模和先进程度,时间上还差着100年左右,根本靠不上的。
    据我所知,现在部分考古学家还不死心,还在围绕嵩山大规模大面积地举起手中的洛阳铲,我也收集了一些他们这些年对河洛之间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觉得是没啥鸟用的,当然,也不排除我的判断有误哈,我只是觉得没啥鸟用是大概率事件。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这种精神,叫锲而不舍?叫盲人摸像?叫刻舟求剑?叫鬼迷心窍?中原中心论这傻X观点确实太愚弄人了。我不排除有中心论这个观点,但中心是变化的,我们现在就是北京中心论嘛!关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可能一个中心永远不变呢?
    考古学家们总结出来的河南龙山文化,其实也挺可笑的。且不说三星堆,拿石家河文化举例说吧,石家河文化范围是出土过龙山文化的重要特征器物的,比如玉牙璋、玉戚、玉壁、玉柄形器等等,包括玉人头玉凤等宗教艺术价值相当高的玉器,但就不叫湖北龙山文化,偏要以石家河相称。你很难看到考古文献资料里大谈特谈湖北龙山文化,即使有,也很少。为什么这样呢?这不公平呀。因为说起河南龙山文化,从我阅读的考古文献和发掘报告总结来看,至今也没有发现可以靠一个遗址支撑得起来的龙山文化现实,所以采取了打包的方式,基本也就是考古学家总结出来的。明白了吧?
    刘莉和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中告诉了我们答案,4000年前左右中原人口锐减,根本没有产生出成规模成气象的人群社会和政治组织。本段埋了个彩蛋,想挖出彩蛋的,可以到中国考古网搜索《曾经沧海,求索不辍—刘莉教授访谈录》,至于你能不能挖出来,那就看你的知识和智慧了。嘿嘿
    这两天有点空闲了,准备继续更新。在其后的贴子中,我将加快进度,给大家揭密二里并头和三星堆的关系问题。唉,叹口气,关心三代考古的人不多呀,还是俺这贴子写得水平太差?郁闷,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努力做完这件事的,毕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更有可能改变中国考古的一些面貌,纠正已经产生的一些错误或失误。相信终有一天会改变的,到时让他们来找到这老贴说,噫,原来某某年前,已经有人是这个观点了呀。呵呵
    中国现代考古,从一开始证经补史的功能就被特别强调。中国现代考古的倡议者是梁启超,1901年其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新的学科正在兴起。考古就是考史,正是梁启超建立“新史说”所要倚重的,他当然要想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经梁先生引导,1923年,其子梁思永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是中国留学生中现代考古学专业第一人。
    拿起锄头挖下第一锄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是李济,被其学生张光推崇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6年,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挖掘,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现代考古。李济对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采取“劈葱式”发掘、“三点记载法”和“层叠式记载法”,称之为“刮地皮法”,至今仍是考古界的基本通用法则。当时梁启超支持挖掘,并将此事写信告诉梁思永,希望他将来有所建树。
    1930年,梁思永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者。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思永在实践中建立起科学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学识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在中国考古史上必须记上一笔。中华民国第一张采取古物执照就由他取得。
    当时考古机构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面,1928年成立,傅斯年为所长,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个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其下还有牛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考古发掘发生在1928年。当时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为期18天的试掘,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李济主持对殷墟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迫中断,共组织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是20世纪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

    下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考古执照,由梁思永取得。

    
    @字水一滴 2020-05-16 21:23:29
    楼主加油。不要管水花大小。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
    谢谢鼓励。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二里头和三星堆的比较上。在上一部分,已经就两者的城建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对地理环境的选择非常相似,就是建在上有阙,中有汭(不同河流汇聚点),下有一道泄洪峡口的冲积平原上,周围有山脉形成环抱。这可以满足生存的几方面条件。一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适于农耕种植;二是水系丰富,方便作物灌溉;三是周围山系环抱,形成天然拱卫,又是狩猎和取木建筑或燃料所需;四是处于冲积平原的相对高台地上,防涝宜居。这也可以看出,根本性原则还是从生存、发展和安全需要进行城建择地。
    在城市的建造上,二者又有哪些异同呢?这有两个大的基本原则应该关注,一是城址的朝向,二是重要建筑的朝向。
    城址的朝向,我们的传统认知,城市的中轴线是正南北的,比如古城西安。北京有5度偏角,据说是因为元大都(北京)修建时,从元上都延长出来的中轴线。三星堆四面城墙包围形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四边形,有一个顺时针的偏转角度。
    下面看一看三星堆的城址朝向: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卫星图的城址朝向: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煮酒论史 最新文章
谈谈历史,看上至千年每个朝代的和平时期
亚历山大是中国人?
秦桧是不是被诬陷,乃至千百年来一直替人背
对越作战解放军老兵的回忆(整理版)
酒鬼也来说说《山海经》
历代研究《穆天子传》西行线路的死穴
连载长篇原创《一本正经说晋朝》
保卫司马南
(第四篇)透过《燕云台》追寻辽朝之往昔
一个国家如果有几万年历史,不会造飞机火车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加:2022-01-14 04:20:23  更:2022-01-24 11:45:03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 娱乐圈 娱乐 弱智 火研 中华城市 印度 仙家 六爻 佛门 风水 古钱币交流专用 钓鱼 双色球 航空母舰 网球 乒乓球 中国女排 足球 nba 中超 跑步 象棋 体操 戒色 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 利物浦队 托特纳姆热刺 皇家马德里 尤文图斯 罗马 拉齐奥 米兰 里昂 巴黎圣日尔曼 曼联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