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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第1页]

作者:ty_仁者无忧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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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捧场!欢迎指正!
    书稿共22万余字,分六章,分别为:
    1 绪言:书写的与想象的历史
    2 世间奇人
    3 一统天下
    4 洪武时代:文人
    5 洪武时代:功臣勋旧
    6 “治隆唐宋”
    1 绪言:书写的与想象的历史

    历史,是指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是文字通过书面文件描述的“过去”,一般也包括实物和对过去进行的研究,而书面记录之前已经发生的事件被视为史前史,即猜想、传说。除了“历史人物”自己创作的文字作品外,历史的描述一般是第三人称的,也就是作为媒介的史家的介绍。不管是自己创作,还是史家介绍,都会有情感因素影响、文字描述能力不足等问题,所以,读者从史籍中收获的历史和其本来面目可能永远都不会一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不要说文字这种并不能表达人类全部情感和宇宙全部事物的工具,就是一个事物原样放在面前,不同的人看到的也可能并不相同。同样一头大象,可能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印象,不仅每个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而且人并不是只有明眼人和盲眼人两种:盲,是有程度之分的。因此,人类才有了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认识,即世界观,再加上思考与想象,就有了每个人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

    相同的事实判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这不仅是无法消除的,而且可能正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魅力所在。中国每一朝代都有一部被后来的官方修纂的所谓正史,历朝都将修纂前朝历史视为一桩表达其正统地位的大事。史官的地位从前秦以来节节下降,由原来独立于统治权力到后来变为完全从属于朝廷。所谓正史,就是站在本朝统治者立场记述前朝人事,表达的是本朝统治者的理解和情感。朝代多了,就有了关于史籍的比较: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1)

    作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历来受人推崇,但《明史》也有问题:

    《明史》向有佳誉,而实际上有评价过当的地方,特别在明初史实方面。《明史》馆臣过于相信《实录》,又没能充分利用档案材料、《永乐大典》和明清之际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明初史事多有缺略,太祖朝的许多重大事件若明若暗,说不明白。《太祖本纪》写得太过简单,如胡党、蓝党等这样牵动全国的大案都只是草草几笔……所以,我们对太祖朝的了解很有限,很多问题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P36)

    所以,《明史》关于太祖朱元璋的记述是否可靠,关键是《明太祖实录》是否可靠,那就需要回顾一下这部实录的修纂“历史”。《明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历时三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朱棣篡夺后三月,历时六个月,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具体删去了哪些内容,又添加了哪些内容,后人不得而知,并且,可能是永远的谜,因为前两版已经被朱棣下令销毁了(一说第二版曾保存至明末)。现在我们看到的《明太祖实录》,是被朱棣揉来揉去、反复雕琢的关于他父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反复删改之后,所记四十八年史事只剩二百五十七卷,明显过于简单,特别是朱元璋临帝位后的记述,缺胳膊短腿,惨不忍睹,“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

    声誉不错的《明史》,修纂时主要参考的正是《明实录》。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清】张岱《石匮书?自序》)正史靠不住,野史不敢靠,书写的历史有时真的就是一笔糊涂账。不愿做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人,不得不在书写的历史之外再寻求“真正”的历史史实,或许,经过推理、推测与想象的历史,更加接近事实。

    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不管正史野史,特别是《实录》、官修《明史》,其中记载缺失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了解明史,阅读史籍,不仅要对缺失的部分大胆怀疑、尽可以往对其不利的方面设想,而且,就是对保留的部分也要留个心眼,尽量谨慎。对史书记载的官方律令、皇帝诏书等,也不能全信,而应该想到这些诏令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中国有儒法相争、相融的传统,到了明朝,官样文章有其定式,就像《明实录》中充斥的“勿扰吾民”“免税”“免粮”等等。当年,山东诸生周敬心奏疏说朱元璋“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杀之”,正史却说“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清】张廷玉《明史?刑法志一》卷93)周敬心说“厚敛重科,穷民困苦”,正史却说“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一》卷77)再比如,“虽然官方曾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P165)现在能看到的书写的历史无疑是被加工了的,真相可能藏在文字背后,如果只看文字,往往会得到错误的结论,相反,想象的历史很可能更接近史实。

    历史学是人学。任何历史人物都有童年、青年,再到中老年的过程,常识的增长需要过程,人都有感情,并且,人具有有限性,都会犯错。所以,要想获得朱元璋和他的世界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形象,需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考虑。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对明朝廷的功绩至高至伟,并泽及清朝,被康、乾二世皇帝奉为楷模,然而,朱元璋当年以强力确立并执行的规则,大多数在后世被打破并且引起更强力的反弹,比如:朱元璋废宰相并禁止后世再设,后来却产生了形式上有些相似但名不正、言不顺的的内阁首辅,而且还有像张居正这样权势熏天的人物;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后来却出现了王振、魏忠贤、刘谨等“怙势薰灼,不可胜纪”的宦官,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亦不减东汉末造矣”;朱元璋建赋役黄册和鱼鳞册,目的是束人手脚,后来却产生了举世闻名的明朝流民大潮;朱元璋曾残酷治贪,可明朝却是历代贪腐最严重的朝代;朱元璋建学校、废孟子,禁锢百姓思想,后世却出现了王阳明、李贽,甚至黄宗羲这样连君权一起连根否定的“反叛”思想家……明代学者陆容在《椒园杂记》中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事情当然不是“数事”那样简单,陆容当代人写当代事,可以认为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当面服从,心违于内,就是或轻或重的精神分裂,这是明初的时代特征。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再看一下朱元璋了。《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深,本来是皇帝之私家“大欲”,后来却成为了评判帝王优劣的标准,即凡能够开疆辟土、有利于大一统的皇帝就是“好”的,该推崇的。只要能“平天下”,哪怕万马齐喑,也是好的,只要国力强盛,哪怕陷百姓个体于困顿,也是好的,只要能维持统治,哪怕在道义上输得家徒四壁,连一块遮羞布都不能保全,也是好的……朱元璋创立明王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屹立二百七十六年不倒,即此之谓也。这种说法的主要问题是,掰着指头数了半天,并没有发现黎民百姓的位置,王朝上下左右扫视了一遍,并没有发现蜷身其间的、天下苍生一个一个的个体。这样的朝代,如果不是二百七十六年,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难道是天下黎民百姓所要的吗?推翻明朝的,难道不正是天下苍生吗?

    朱元璋天下太平之后卸磨杀驴,屠杀勋臣,主动放弃做善人的机会,作为一个“人”,不能算是道义的;朱元璋残酷治贪,对皇室宗藩却“分封太侈”,指定其后代子孙成为社会最大腐败者,不能算是道义的;明初“人人惴栗,吏畏民驯”的社会现实,和元末时黎民百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相反,其最大操盘手不能算是道义;朱元璋学习一千五百年前的榜样刘邦,大规模迁徙“豪民”,不分贤不肖,打击有智阶层,这种以重新分配为目的而掠夺财富,不能算道义……有人说,那是皇帝,不能用百姓的道德标准衡量他们,然而,他们首先是“人”,人的有限性并不会因为朱元璋是皇帝而稍稍放松约束,既然要和其他人争夺权力、资源,他就需要和其他人一样遵守道义的标准,否则将其归于“好人”都是有疑问的,遑论“好皇帝”。

    明朝延祚二百七十六年,不能算长。
    2 世间奇人

    2.1 困顿凄惨的童年

    安徽凤阳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淮之间丘陵地带,冬春季湿冷,夏季炎热多雨。那一年,这片土地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旱蝗,大饥疫。”(《明史?太祖本纪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是祸不单行,尤其是继起的这场大瘟疫,让多少人眼睁睁看着亲人痛苦地死去。病人先是觉得浑身无力,而后就上吐下泻,只一两天即不治。悲痛,恐惧,却又无可奈何,当人们明白过来这是瘟疫来袭时,便不顾一切地逃离,有的甚至连正在生病的亲人也不管了。偌大的孤庄村顿时显得荒凉落寞,鸡鸣狗吠声都没有了。

    朱重八这一年十五岁,他还没有元璋这样高雅的名字。中年以后朱元璋嗜杀成性,但现在他还是个淳朴的少年。四月初,父亲朱五四去世,三天后大哥朱重四去世,又过了十来天,可怜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一个月里死了三个亲人。嗓子喊哑了,泪也哭干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前后,嫁到王家的大姐全家死绝,嫁到李家的二姐病死,二嫂也病死了。三哥重七做了人家上门女婿,可是不久三嫂也病死了。本来三世同堂,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靠租种田主家几十亩薄田,逢露喝露,逢雨吃雨,总还能勉强过得下去的一个家,现在是完完全全地散了,眼前只剩大嫂、侄儿文正和二哥重六,心里牵挂的还有二姐夫李贞,和外甥保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让朱重八心痛的还有田主的态度,几年的主客交往,总该有一点怜悯之心,没想当二哥重六和自己想问田主求得一块为亲人的埋骨之地时,得来的是田主“呼叱昂昂”,绝情如此。后来,同村人刘继祖看不下去了,施舍给兄弟一块地,总算不至于让亲人死无葬身之地(《皇陵碑》)。

    这是一幅悲惨的场景,大片田地横七竖八地裂着缝,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尘土飞扬。朱重八正和二哥抬着亲人尸体步履蹒跚的地往墓地走,麻布裤子仅够遮丑,鞋已经烂得穿不住了,母亲本来说要补的,可是究竟没来得及;虽然只十五岁,但他身材颀长,个头看起来像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皮肤却黑黑的,和别人三十岁时没什么两样。眼泪早就流干了,叹气也是顾不上,只管气喘吁吁地低头往前走,脑盖骨上一块奇骨隆起,十分显眼。

    朱元璋少年时期经历的失去亲人和家庭的大悲恸、大恐惧,身处绝境时世态炎凉的切身之痛,都是常人没有的。称帝后他变得寡恩多疑,对同僚臣下刚绝暴戾,对子孙宗亲却万般呵护,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

    实在没有活路了,朱重八想到了村头的皇觉寺,虽然小,并且和眼前这个景象一样破败不堪,但几个僧侣仗着有若干薄田,似乎还能熬些时日。没想到寺庙住持高彬法师念及朱重八亡父朱五四曾经的相识之情,或许眼见孩子实在可怜,竟然收留了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作徒弟。于是,朱重八便上香打钟,吃斋念经,有模有样地做起和尚,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不过想起刚刚逝去的亲人,想想外出逃难不知所终的二哥,不免又流起泪来。

    有元一代僧侣的地位较高,“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史?释老传》),世祖忽必烈曾一次就“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元史?世祖本纪》),僧侣靠收地租可以衣食无忧。可是今年这个旱情实在是太厉害了,耕地几乎绝收。种地的客户也是死的死,逃的逃,寺庙出现了生存危机,没办法,高彬法师虽然很难为情,但还是把话说出来了,让大家自寻活路,散伙吧!朱重八刚刚沉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他仿佛已经看见死神在向他招手了。幸亏高彬法师此时并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招:游方,在那个衰世实际就是沿路乞讨。朱重八因此得到师傅送的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和游方僧应知应会的一些礼节,或者还有几条乞讨技巧——狠狠心,结束了五十多天相对安定的生活,朱重八辞别了师傅师娘,离开了家乡。

    游方并没有目的地,只听说往西汝州一带逃去的人多,因此就决定往西走,先南到合肥,西经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再往西只见山不见路,因此掉头向北,到了汝州、陈州,后来又向东,由鹿邑、亳州,到了颍州。至正八年(公元1344年)朱重八结束游方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皇觉寺。这一次远行,行程千余里,历时四年之久,后来他自己在《皇陵碑》中写道:“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如滚滚乎沸汤”。四年中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口音,见了无数气势汹汹的皂吏、无助的贫民,感受了数不清的被蔑视和冷言冷语,不过他毕竟有一身僧侣的行头,还不至于被人棍棒相加。在那样的乱世,没有被官军抓去当壮丁,没有被劫道山贼谋害,没有饿死,也没有被野狗咬死咬伤,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坚毅、权变和决断,是很难毫发无损地返回的。回来了,但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朱重八,眼前这个皇觉寺又小又破,总觉得不是久留之地。
    @ty_dengjf 2022-01-11 22:53:38
    不错,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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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阅读,谢谢捧场!
    我发现我后面发的不显示了,是不能发了吗?
    2.2 投奔前夜

    朱重八四年玩命远行虽然艰辛,但也磨炼了意志,开阔了眼界,见识了更多官吏的残暴和贫民的屈辱,还学会了察人识相。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民间那种暗暗涌动的力量,沿途各地见到的人同样吃不饱,穿不暖,但一说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就会两眼放光,显出幸福而安祥的神态,好像随时准备奋力迎接一样。韩山童和彭莹玉在北方和南方宣传的秘密宗教殊途同归,都信奉弥勒佛,明王即将出世,这个黑暗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到那里,世界将没有寒冷、饥饿和贫穷,年年风调雨顺,没有压迫,家庭父亲子孝,邻里和睦相处。信徒之间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眼下这个死寂的皇觉寺是一个显明的对比,这让年经的朱重八热血沸腾,越发感觉呆下下去了。
    是要这样分开发吗?

    此时的大元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终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红巾军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借元朝集合几十万夫役重修黄河决口工程之机,发动不堪劳苦和屈辱的役民反抗,借机宣扬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信众迅速扩张到五六万人,并一路攻占了黄河边上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及舞阳、叶县等地方。听说北方红巾军杀蒙古兵、开粮仓、救百姓,江淮等地贫民也纷纷响应。没多久,朱重八便得到了濠州城被红巾军占领的消息,首领是郭子兴等几个人。
    朱重八参加红巾军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毕竟大元皇帝还在大都端坐,参加红巾军便是造反。也许,他认为红巾军还不成气候,加入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所以游方四年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到了皇觉寺,并没有受到弥勒、明王或红巾军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听说他在沿途结交过当地的英雄豪杰,甚至在听说了濠州城已经被红巾军占领,都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四年来朱重八受了怎样的历练,思想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最少从外表看来,此时他还是一个平庸的年轻人。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情促使他离开了还算舒适的皇觉寺,奔向郭子兴等刚刚占领的濠州城,朱皇帝精彩一生的大幕缓缓拉开。
    第一件事是汤和来信事件。儿时同村的玩伴汤和给朱重八写了 ,说他参加了濠州的红巾军,就在三元帅之一的郭子兴帐下,有吃有喝,眼下暂时生命无虞,可以速来云云。朱重八“既忧且惧”(《黄陵碑》)之间,却发现汤和来信之事可能已经传了出去,藏不住了,私通贼匪是要杀头的,尽管事后已经悄悄地把来信烧掉,但他还是陷入了恐惧之中。
    第二件事的发生把年轻的朱重八吓得魂魄都要出壳了,皇觉寺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原来,“(元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卷1),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皇觉寺。这天朱重八化缘回来,发现“乱兵过寺,寺焚僧散”(【明】佚名《皇明本纪》),估计是官军刚刚来过,自己幸亏出去化缘乞食了,躲过一劫,否则一定会被彻里不花的军士抓去杀头充数,那可就万事皆休了。这把朱重八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哪里是去处,难道今天就反了这大元朝廷?朱重八想到了问旨菩萨,这便是第三件事。他跪在菩萨脚下,连投圣珓(牛角做的占卜器具)六次,结果是,菩萨既不同意他继续在此困守,又不同意再度外出游方避难,那就只有一条路,投奔红巾军。(朱元璋《御制纪梦》)抽签问卦一般都是一次为准,菩萨的耐心岂是无穷的,哪有再三问旨的道理?因此,这里可以看到后来的朱元璋处事稳妥、静而后动的影子,而此时的朱重八心里可能最多的只有彷徨和恐惧。左寻思右琢磨,东西南北,实在没有别的路了,朱重八终于下定决心,收拾了一下随身衣服,可能一整夜都没有睡,天一亮就奔濠州方向去了。这一年他二十一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二十年后,朱元璋实现了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所有男人的最高理想,获得了人类最大产业,执掌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最大权柄,开创新朝,称帝南京,一统天下,成为自秦始皇以来最霸道雄主,三十余年玩官吏百姓于股掌之间,是为洪武皇帝。
    2.3 郭子兴帐下
    刚刚被红巾军拿下的濠州实际是一座孤城,元将彻里不花就在周围虎视眈眈,肯定在日夜筹划,寻找机会反攻。朱重八依然和尚打扮,但举止却并不像,因为他并不准备做和尚了,种种不和谐自然引起守城红巾军士兵的怀疑,被当作奸细捆起来就要报元帅杀头。幸亏元帅之一的郭子兴慧眼识珠,救下了朱重八,否则世上便没有了日后的大明朱皇帝。或许两人真的有眼缘,或许朱重八情急之下三言两语打动了郭子兴,也或许只是运气,朱重八不仅在来到濠州的第一天就见到了郭子兴,被收为步卒,而且后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又被郭元帅召进帅府,做了亲兵小头目。
    如果说朱重八初入濠州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点落俗,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朱重八越来越发现郭子兴和孙德崖等其他几个元帅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时候气氛还有些紧张。朱重八不得不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既要维护恩主郭子兴的利益,又不能得罪其他首领,见人下菜,各种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均处理得恰到好处。很难和那个后来一言不合即杀头灭族的洪武朱皇帝联系起来,其实,还是那个朱元璋,后人“前后两个朱元璋”的说法不知道他本人是否同意,或许,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只不过一般人没有像朱元璋那么多样的表现机会而已。
    此时,郭元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慢慢地就有了将养女马氏终身托付的想法,没想到二夫人张氏也有此意,朱重八更是喜从天降,满口答应,从此,朱重八新起了元璋的雅名,身份也从卫兵佣人升格为郭府贵客、元帅娇婿,“军中咸呼为朱公子”(【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1),这一年(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24岁。
    朱元璋的母亲陈氏殁于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只有十七(虚)岁,他的女性长辈亲属,如祖母、外祖母等,未见确切记载,很可能亡年更早,结发妻马氏,即明王朝第一位皇后,原是郭子兴好友马公遗孤,郭子兴养女,出身优于朱元璋。马皇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早期,曾通过做郭妻的工作,冰释郭子兴和朱元璋之间的嫌隙。战争年代,她“亲缉甲士衣鞋佐军”,鄱阳湖大战时,“尽发宫中金帛犒士”,曾劝导夫婿“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开国后,朱元璋将其比作唐长孙皇后,马皇后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当她听有人言宋之失为过于仁厚,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这是一位有相当政治远见的女性,却自觉远离权力,“帝欲访后族人官之,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清】张廷玉《明史?后妃传》卷113)
    或许马皇后是当世唯一能影响朱元璋的女性,可惜她于洪武十五年疾亟不治,享年五十一岁,感觉自己病重时,把全部把医官打发回乡,并拒绝服药,为的是保护这些医官,避免自己死后被降罪杀害。朱元璋后来越发猜忌、任性,杀戮越发疯狂,可能和马皇后早亡、王朝失去了唯一可以发出“仁厚”之声的这位伟大女性有些许关系。《明史》著者对马皇后给予极大的崇敬,对其早亡表达了极大惋惜,崇敬是对于天下忍辱负重的女性,惋惜是对于天下黎民苍生。如果史籍记载真实,那么,马皇后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
    幸福平静的时光很短暂。郭子兴本来就和其他四个元帅关系紧张,眼下濠州城又迎来了从徐州新败逃来的彭大、赵均用率领的一帮人马,他们首领原来是芝麻李,已经被元朝宰相脱脱率领的大军杀害。这些人虽说是残兵败将,但仗着人多,竟然在濠州城里后来居上,做起主子来了。小小的濠州城外面强敌环伺,内部也不太平。在郭子兴看来,赵均用粗鄙浅陋,而彭大有见识,懂礼节,因此有意无意和后者走得近些。没想到赵均用抢先下手,联合孙德崖等元帅,抓着一个机会把郭子兴逮了去,关在孙府一处空房子里。朱元璋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处置迅速得当,先去找了彭大,得到他的支持,然后一起来到孙家,孙德崖开始还不承认,但朱元璋已经带了亲兵直奔关人的那间空屋,亲自掀开屋瓦,把被绑得结结实实的郭子兴救了出来。
    太悬了!这件事情给每个人都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首先是郭子兴,本来和其他几个元帅互相看不顺眼,现在又来了一个做事鲁莽的赵均用,彭大虽然正直且有眼光,但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被大家待见,眼看也成了受排挤的对象,而且彭大新来,和自己交情并不深厚,很难与共大事,倒是这个年轻的义婿,关键时候做起事来有缓有急、有先有后,令人欣慰;其次是朱元璋,虽然整个事情最后有惊无险,但现在必须正视这个就在眼前的凶险的环境了,小小濠州城,好像对自己下了逐客令。不久,朱元璋先是回到老家,以义岳父郭子兴的名义竖起招兵大旗,没几天功夫,便募得七百人,这期间就遇到了后来名扬天下的大将军徐达,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见语合”(【清】张廷玉《明史?徐达传》卷125),后来的徐达攻陈友谅,灭张士诚,北伐中原,把残元主仆追赶得无处藏身,为朱家开创帝业立下丰功伟绩,是大明开国第一等功臣。
    解救义岳父这件事使得朱元璋和郭家的关系又上了一个层次,而且他遇事沉着、勇于决断并敢于担责的性格让郭家——尤其是新婚不久的妻子马氏,觉得这是个可以信赖的年轻人。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二十六岁的朱元璋做了个大决定,征得了义岳父的同意,只带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个贴身伙伴,南下定远,谋求新发展。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朱元璋的征战事业似乎顺风顺水。先是用计降了驴牌寨民兵壮士三千,招降秦把头,得八百余人,又命花云夜袭驻扎在横涧山的缪大亨,得义兵两万,军声大振。而且,还遇上了萧何式的人物——定远人李善长,儒生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也来投奔。国用劝朱元璋:“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將四出,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迩,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定也”(【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一》)。起事以来,朱元璋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天下人事剥析得如此清楚,不禁暗暗佩服,但他比常人多一个心眼:如此乱世灾年,群雄蜂起,天下人人可得,你冯国用今天助我取得大元天下,明天不免又为某方豪杰所用,为其指点迷津,再从朱家手中夺走天下。朱元璋称帝后表现出的对读书人猜疑忌恨是慢慢形成的,或许国用、国胜两兄弟在元璋面前表现得过于完美,或许兄弟两指点江山时朱元璋竟然接不上话茬,所以他频频点头的同时却可能暗暗感觉有些不快。幸亏冯国用五年后(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于36岁时英年早逝,死后还被朱元璋绘像于功臣庙,位列第八,否则假如他能活到洪武后期,即如其弟国胜,封宋国公,加太子太师,“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冯(国)胜居于第三”(【清】张廷玉《明史?冯胜传》卷129),结果还是被清洗“蓝党”后杀红了眼的朱皇帝无罪赐死,身败名裂。
    这时元璋手下已经是人才济济,七月,朱元璋以猛将花云为前锋攻下滁州,这是他自离开皇觉寺以来自己做主夺得的第一座城池,真的是令人振奋。濠州钟离姓朱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礼贤下士,不仅刚刚做了濠州五元帅之一郭子兴的义女婿,身边集聚了不少儒士武将,而且在滁州城里不烧不抢,上下井然有序,四里八乡不安份的人们听说了,纷纷来投。其中就有当地名儒范常、猛将邓愈、胡大海。朱元璋的大嫂王氏和侄儿文正也听得了消息,辗转找了来,亲人得见,抱头痛哭。其实叔侄年龄只相差几岁,既是自家血肉,又是儿时玩伴,感情之深非常人可比,此后的征战岁月里朱文正勇猛善战、屡立大功,成为朱元璋在军中最可信赖的人,可惜文正性格过于刚猛,触了朱元璋的逆鳞,差点论死,幸亏马皇后劝慰,被免官软禁,不久郁郁而终(一说被鞭死)。三个月后,二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从淮东赶来投靠,三人忍不住又是抱头痛哭,朱元璋说:“外甥见舅如见母也”(【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1),看着这个小自己十岁的外甥还没个大名,当即起名文忠。如果不是做了皇帝,朱元璋可能一直就是那个善良、仁慈,甚至有些多情的朱元璋,把一个好端端的普通人变成那个刻忮多疑、嗜杀成性的洪武皇帝的,正是他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世间,自古是恩怨相随。
    正当朱元璋、汤和、徐达、李善长一帮人在滁州城里整军安民、修筑工事之时,郭子兴在濠州的日子却更加不好过。之前逃来的彭大和赵均用已经称王,郭子兴几个仍做元帅。赵均用为人阴险有谋,联合孙德崖等几个元帅,挤兑彭大和郭子兴。彭大气愤不过,竟急病攻心,得病死了。剩了郭子兴孤掌难鸣,处处受制,形势日蹙。赵均用又一次主动出击,先是挟持子兴一起去守刚刚攻下的泗州,又让元璋离开滁州去守盱眙,目的是将他们翁婿二人分开并一一解决。朱元璋的心眼细的针眼一般,这点伎俩自然会被他轻易识破,加上担忧岳父郭子兴的安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到赵均用大王府上游说,大意是说:第一,大王当年徐州新败,南逃濠州的时候,若不是郭公子兴开门迎纳,还有今天吗?第二,现在您不仅位居其上,子兴使唤于前,还您要加害于他,这不仅从道义上说不过去,世人会怎么看待大王您?第三,郭子兴这个人虽然性子直了些,可是他心地善良,可与共大事,您可别要听他人不善之言,自断手足啊!第四,最重要的一点,他女婿朱元璋如今在滁州已经站稳了脚跟,手下有了几万人马,不得不考虑啊!赵均用自觉理亏,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朱元璋又通过用钱财贿赂赵均用的手下,使其进一步放松警惕,后来赵均用同意郭子兴带领自己属下部队到滁州视察,郭子兴猛虎归山,再也不回来了。
    翁婿会师滁州,大家都很兴奋。但周边仍然强敌环伺,滁州并不安稳。东面的张士诚这年初(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刚刚在高邮称王,六月就向南攻下了扬州,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大元朝廷再也不能忍了,因为朝廷几乎一半的税粮和一半以上的财赋出自江浙行省,从江南到大都运输如此大量给养主要靠大运河漕运。漕运被切断对大元朝廷来说真是要命的事,九月份,元丞相脱脱亲帅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往高邮、扬州而来。虽然百万是个虚数,古代行军为了壮势,都会把军队人数拔高一些,说是百万,可能只能五、六十万,但即便如此,对付小小的高邮和还未成大气候的张士诚也是绰绰有余,因此,沿路还分出些兵来灭了一些地方反叛的割据军阀。十月份,六合被围,这对滁州是个坏消息,虽然六合也并非友军,而且六合主将曾经和郭子兴有过不愉快的交往,但因为六合就在高邮和滁州之间,如果六合陷落,滁州失去一层屏障缓冲,要直接面对元军了。郭子兴主张等六合的战事有结果了再说,但朱元璋说动了丈人,自己带了一帮人马去救,在六合和元军相持了几天,《元史》记载,期间还把六合的老弱护送到滁州,真实性不得而知。然而没多久,元军就转而攻到滁州来了,朱元璋在六合和滁州中间设了伏兵,把这股攻滁的元兵击败了。
    躲过了一次进攻,但脱脱的百万大军并未走远,滁州城还是日夜不保。这个时候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机警、灵活并且敢于担责的品性,没等元军第二次进攻,他几乎是连夜组织了滁州城所有年岁较高、见过世面的老人,牵着刚刚缴获的元军战马,拉着一坛坛好酒、一盆盆煮好的牛肉,给对方元军将领送去,并且说:将军辛苦!我们守卫滁州城,备盗自卫而已,并不是准备和元朝政权分庭抗礼,守城的都是些小老百姓,将军远道而来,应该是追击贼寇的,大概不是屠戮良民的吧?也许这位元朝将军本来心系高邮、扬州,无心西进,也许觉得几位老者所言有理,没法拒绝这几坛好酒、几盆牛肉,反正听了这番话之后,退兵了!朱元璋用的是非典型战法,几乎是赌博,但是,赌赢了。
    《明史记事本末》卷1记载郭子兴称滁阳王,应该是这以后的事,或者郭后来也并未称王,否则,元朝廷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滁州城和郭子兴的。《明太祖实录》卷1记载,郭子兴那时名气还不算大,但“无意远略”,想就此据守滁州称王,朱元璋看出岳父大人的小心思,劝道:滁州这么一座小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太寒碜了,不如等以后占领了大一点的城池,退可守,进可攻,那时再称王不迟。子兴看到女婿不支持,想想他说的也在理,也就不再提称王这事了。称王,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升官,从此称孤道寡,南面而坐,如果是大点的城池,可以兴土木、修宫殿,广收良家子女以充后宫,践行千百年来每个中国人心中秘不告人的最高理想。可眼下的现实是,不但称王不可行,在滁州这么个小地方,长期据守都难以为继了——缺粮便是头等大事。粮草经常是冷兵器时代制约战事成败最重要的物质条件。郭子兴这个人“枭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意思是他争强好胜、性情耿直,易怒并且不容人,这种人不会是一个好的领导,不会是一个好的合作者,从前和孙德崖其他四个元帅在濠州时合不来,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在他自己这里。之前朱元璋出的不少主意他又不听,朱元璋因此郁郁不乐,而这次,他竟然病倒了。现在大家这样困守滁州,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众将纷纷出主意,往哪边打?郭子兴作为主帅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关键时刻还是觉得这个多才多智且办事稳妥的女婿可靠。朱公子可能真的是病了,郭子兴派人召了三次,才勉强拖着病体赶来(《明太祖实录》卷2),史书好像没有记载郭子兴听说女婿病了,亲自去探望安慰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元璋养病的这几天头脑也没闲着,他给老丈人分析道:南面的和州是个可以考虑的地方,其左边是长江天险,右边高山峻岭,尤如屏障,和州城虽然也不大,但易守难攻,如果能够得到,是个可以久居的地方,但和州“城小而坚,只可计取,难以力胜”。朱元璋给大家讲了自己的计划:先派三千人自称西边来的“庐州义兵”,义兵即是自卫武装,一般对反叛大元朝廷的红巾军并不友好,让这些人打扮成地方武装,用四只骆驼载着赏物,声称是庐州人自发组织的劳军使者,要去犒赏和州将士,和州守军一定会让他们进城,而后面跟着一万人的军队,进城的先头部队举火为应,里应外合,可一举将和州城拿下。实际就是利用和州守军的轻信和善良,硬抢。郭子兴对女婿的这个“无中生有”的计策表示了认可,当即传令实施。让张天佑扮成义兵头目,赵继祖扮成使者前行,耿再成率领一万人继后,向和州方向进发。
    张天佑、赵继祖率领的前行部队到了和州城西北四十里的鸡笼山陡阳关时,当地人听说“庐州义兵”来劳军了,非常感激,也杀牛摆酒迎接。时间正好中午饭时,三千人马便在那里开灶,吃起饭来。后面耿再成部队眼看约定的时间已过但不见城中举火,估计张天祐、赵继祖他们已经进城,便快马加鞭,直抵和州城下,和州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尔紧急关闭城门,缒城出战。耿再成运气不好,被流矢击中,掉头逃跑。元军和义兵在后面追,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放弃耿再成回城。这时耽误了时间的张天祐、赵继祖正好赶到,在和州城下和返回的元军相遇,也不假装什么劳军了,见面就打。元军估计追赶了半天,身体累了,并且没追到耿再成,有些沮丧,所以不经打,张天祐、赵继祖的义兵装扮的三千人竟然把也先帖木尔的元军冲击得溃不成军,汤和首当其冲,冲进城去,后面士兵迅速跟上,占领了和州城。
    郭子兴虽然性格暴躁,但对这个女婿的信任却是实实在在的,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春,他便把这个刚刚到手的和州城交给时年27岁的朱元璋总管。虽然文化水平始终不高的朱元璋现在可能还是个文盲,但他高超的御人之术却几乎是天生的。朱元璋带领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亲兵几十人急行军赶到和州,之前已经入城的张天祐害怕和州城不能长守,或者感觉这里住不惯,所以就准备掳掠一番,再回到滁州,现在既然朱元璋来了,便不作主张,朱元璋也不表态,只是连夜四处查看地形,并约大家第二天到公署议事。第二天朱元璋故意比大家晚一会儿到,看到大家已经不分尊卑将议事大厅坐得满满当当,朱元璋带着徐达、李善长找了个角落坐下,默不作声。到正式讨论事情的时候,这些只会打打杀杀的好汉哪有什么章法,一心想掳掠财物子女,再回到滁州去。草包总归是草包,英雄终究是英雄,轮到朱元璋发言时,“(元璋)剖决如流,众瞠目不能发一语,始稍稍屈”(【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众好汉被朱公子高瞻远瞩的战略、无可辩驳的口才和滴水不漏的思维震住了,几十号人竟然鸦雀无声。随后商议修补城墙,以三天为期,众人各自认领了任务,分头准备去了。
    三天时间很快就到,大家又聚于议事厅。检查任务完成情况,除了朱元璋这一段,其他人都没有完成。朱元璋脸一沉,从怀里把郭子兴的命令状拿出来,“刷”地一声在大家眼前展开。一字一句地说:“总兵,主帅命也,非我擅专。且总兵大事,不可无约束,今甓城皆不如约,事何由济?自今违令者,即以军法从事!”,主帅,即岳父郭子兴,甓城,用砖修砌城墙,结果,“诸将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有异言”(《明太祖实录》卷2)。这是何等高明的手腕!几天前刚入和州城时对张天祐等人只知掳掠、不知安抚的草寇做派就很不以为然,但并不急于制止,到议事时大家纷纷扰扰、无尊无卑,依然忍而不发,等三天期限已到,将把柄实实在在拿到手了,才猛然亮剑,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接着,朱元璋发布了自己作为总兵官的命令:军中所有掳掠来的妇女全部放回,让人家夫妻团圆,一个不留。不用说,和州城百姓高兴极了,那些军士们也只得认命,无话可说。
    和州城刚刚稳住点阵脚,郭子兴因为和老冤家孙德崖的争斗中受了气,这年三月竟然去世了。众人可能觉得滁州是后方,所以就商议把老元帅安葬在滁州。可能郭子兴得的是急病,死前并没有把后事安排好,因此这个猝然出现的权力真空使滁州、和州的形势马上紧张起来了,按理父死子继,郭天序应该接班,但论军功,朱元璋第一。而且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老冤家孙德崖竟然也厚着脸皮提出要统领郭子兴旧部,也就是,郭子兴、朱元璋等拼死打下的滁州、和州可能要拱手相让于这个冤家对头。从感情上这显然决不可行,但孙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年郭子兴、孙德崖等几个元帅共同起兵,如果一个元帅去世,其旧部理应归其他元帅统领。其实这里还有一层关系,即郭子兴他们之前为了宣传和行军传令的方便,可能经常号称反元复宋,这自然就和刘福通以及他拥立的自称宋徽宋后代的韩山童遗孤——韩林儿在感情上更近些,二月,刘福通刚刚寻得韩林儿,并在亳州建立新朝,国号宋,建元龙凤,人们称韩林儿为小明王。
    仓促间,小明王的招降委任状就到了:封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这让朱元璋感觉骨鲠在喉,尤其恶心人的是,这张委任状是张天祐亲自赴亳州刘福通那里讨回来的,谁知道他在这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如果承认这个委任,那就意味着自己成了这个身无寸功的郭公子的手下,他脱口而出:“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卷1)但如果公开拒绝此委任,那么不但无法摆脱孙德崖的纠缠,而且明着和刘福通为敌,也不是上策。因此,郭家旧部将领算是从名义上接受了小明王的委任,发文行令也开始用其名义。实际情况是,郭天序使唤不了朱元璋,朱元璋手下将士也没有把这个小郭元帅当回事,依然有事大家商量,各怀心思、各领各兵。再往后没几个月,郭天序、张天祐就在进攻集庆的战争中双双丧命,后来,郭子兴小儿子郭天爵也被朱元璋杀死,孤苦伶仃的郭子兴小女儿被朱元璋纳为妾,即后来的郭惠妃。明朝建立之后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
    2.4 应天首功

    西北是绵延的丘陵、山冈,东面是滔滔不绝的长江,和州城夹在中间一条狭长带上,规模比滁州城大不了多少,现在突然增加了几万军士,再加上元兵不断侵扰,没过几个月,粮草供给又成了最大的问题。在和州的几个月里,朱元璋显示了和其他草头之王不同的风格,“太祖驻师和阳,兵有纪律,恩威日著”(【明】刘辰《国初事迹》)。除了威信日渐上升,朱元璋在此期间还有更大的收获:猛将常遇春正是这个时候前来投奔。眼看粮草供给越发吃紧,兵营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抢掠、骚扰地方的事情也多了起来,兵士吃了上顿没下顿,仅凭恩威不足以压制局面,和州城不能再待下去了。往南地势较为平坦,但并没有城池可供驻扎,出路好像只有东南方向一条,长江南岸的太平路。
    太平周围地势也并不开阔,但那里土地肥沃,是附近有名的产粮区,如果能占领太平城,几万人马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朱元璋根据之前得到的情报,太平城守军好像不足虑,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运兵过江的舟船。如果再解决不了船的问题,和州城里的朱元璋将士们就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另寻他处,而这充满了变数,谁也下不了决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驻扎在巢湖的水师廖永安、廖永忠兄弟,以及俞廷玉与其子通海、通源、通渊等将领来信,请求和州的朱元璋等前去救援。以前从未和巢湖水师有过交往,和州将士经过打听得知,原来这巢湖水师由地方豪强组成,是一支杂牌军,名义上归属于南方红巾军彭莹玉,活跃于巢湖水域。近来巢湖水师和盘踞于庐州的另一个军阀左君弼的矛盾加深,而左又投靠了元朝廷,巢湖水师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五月丁亥,遣俞通海间道来附,乞发兵为导使凡三至”(《明太祖实录》卷2),巢湖水师有战船一千多艘,水军将士万余人,这真是天之馈赠,怎敢不受?
    朱元璋决非常人可比,“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你们让我们去打左君弼,我看还不如跟我们合作,打过长江,取得集庆,再往东南,松江(今苏州、上海等)富庶之地尽在眼底,没准大家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朱元璋决定亲自去一趟,见到了水师将领,一方面朱元璋剖析入理,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形势,他们同意了这个年轻的朱副元帅的主意,引兵向东。
    这年(元至正十五年,宋小明王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六月,朱元璋帅军渡江,猛将常遇春初试锋芒,击败南岸元军,首先在采石矶登岸。矶,水中石山,采石矶靠近太平城一侧,几乎和江岸连成一片。本来大军离开和州、东向渡江最初的缘由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因此将士们都有抢掠一番然后打道回府、返回和州的想法,朱元璋的计划却不啻于此,他决定破釜沉舟,“乃悉断舟缆,放急流中”(【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断了大家再回和州的念想。朱元璋进一步解释:太平城已经近在眼前,那才是繁华之地,得了太平, 我们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于是大家整军秣马,准备进攻不远的太平城。
    大军正修整期间,就在这小小的采石矶却发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巢湖水师之一的李国胜在船上设宴,邀请朱元璋喝酒,朱元璋突然起了疑心,推说有病没去。又过了几天,朱元璋设宴回请李国胜,李无防备,大大咧咧就来了,几杯酒下肚,朱元璋突然脸色一变,一挥手,只见身边几个壮士突然把李国胜按倒,不由分说,便五花大绑,扔到长江里去了。狠!朱元璋一生疑心满腹,却又坚决果断、冷酷无情,这才算刚刚开了头。开始时,不知道李国胜是否真的已经“起意”,但如果是真的,心怀二心的他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来赴这个朱副元帅的回请呢?巢州水师还有一员大将“双刀赵”赵普胜,他却看不上这个长相怪异、心狠手辣但沉着果断、善弄权术的年轻人,但李国胜既亡,眼看这去水军上下都要改姓朱了,他一狠心,带着自己的人马往西投奔南方红巾军徐寿辉去了,从此和朱元璋结下了仇。
    此后,朱元璋等乘胜出击,攻下太平城,并立即发布了禁止抢掠的命令,还杀了一个违抗军令的士兵,此后再也没有发生侵扰百姓的事情。要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代表着底层农民的利益,应该说是非常牵强的,别说称帝之后重用“粮长”(当地田广粮多的富民)征粮,即使现在甫起田间、天下未定之时,他也并没有表现出代表底层民众对改变现有规则的丝毫热情,甚至连任何一个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口号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相反,朱元璋只是命令百姓生活如常,军队秋毫无犯。这当然是“好”的,但硬要把农民起义领袖的帽子往他头上扣,那他一定承受不起,而且,他也不一定领情。朱元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陶安为参谋,李习为知府。
    此时的太平城丝毫都不太平,红巾军四面都是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断截姑孰口堵其退路,义兵元帅陈野先帅领数万人从正面攻城。义兵,就是当地豪强为保卫家产私田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一般会依附于元朝廷,而对以推翻元朝廷为主要目的、攻城掠地的红巾军并不友好。陈野先人数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经打,朱元璋让徐达、邓愈、汤和等正面迎战,再派人从后面袭击,对方溃不成军,野先被俘,阿鲁灰等逃遁。
    对待被俘的陈野先,朱元璋不仅不杀,而且还酒肉款待,两人对话很有意思,野先说:为什么不杀我?朱元璋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胜则人附,败则附人。尔既以豪杰自负,岂不知生尔之故?”(【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一》),你既然也以一方豪杰自称,难道不知道我不杀你的原因吗?其实,杀与不杀都在一念之间,要看形势,胜则人附、败则附人,虽然是实在话,但这话出自战胜者之口,是非常有水平的。野先说,要我军投降吗,元璋说,没错,野先说,好办。野先写了一封书信送给逃走的部下,结果第二天就有大批人马来降。野先本来是想做做样子,没想到弄假成真,后悔得要死,所有这些当然没有逃不过朱元璋的法眼,但他隐忍不发。当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说,我早就知道野先降附并不诚心,可是,杀他也不值得,恐失豪杰之心。随后,朱元璋做了一件其他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天,朱元璋把闷闷不乐的野先叫来,说:“人各有心,识见不同,从元从我,任汝所适,不相强也。”野先心中狂喜,发誓道:“若背再生之恩,神人共殛之”,殛,诛杀的意思,“乃纵之还,野先既辞去,我师亦止不行”(《明太祖实录》卷2)竟然把已经降附的陈野先给放了!而陈野先的下场也竟如其誓,在进攻集庆时,他和元朝守将福寿里应外合,杀郭天叙,擒张天祐,本来计计得逞,没想到在追击郭、张的红巾军散兵时,在句容被当地义兵击杀。事情的发展都遂了朱元璋所愿,阳奉阴违的陈野先自己去送了死,还把碍事碍眼的郭、张二人也除掉了,朱元璋自己坐收渔利。从此,郭子兴旧部全部归属于朱元璋了。
    陈野先已死,他的儿子陈兆先集结其父旧部,屯于太平和集庆之间的方山。第二年(元至正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二月,朱元璋率大军进攻集庆,顺路把方山的陈兆先灭了,陈被生擒,部下三万六千人投降。不知什么原因,朱元璋对陈野先这些旧部将士始终仁义以对,乃父背誓已死,现主帅也被擒,如何对待这些第二次降附的将士,朱元璋又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来,战场之上,生死就在一念之间,稍稍疏忽便可能阴阳相隔,而人心难测、趋利避害又是人之本性,所以,诚信作为一种德性,既难得,又不可或缺。降附的陈兆先军中将士当然清楚,投降,背叛,又投降,如此反反复复会有什么下场,因此“皆疑惧不自保”。但朱元璋毕竟非常人可比,他“择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专门挑选降兵中身体强壮的五百人充当贴身卫士,当晚解去自己身上的盔甲,换下旧属卫兵,独留冯国用一人作伴,酣畅淋漓地睡了一整夜,直到天亮!不计前嫌,心无他念,何等坦荡的胸怀!陈兆先全军上下不得不暗暗钦佩。演戏的用力过猛,但是,看戏的如果入戏太深,看不出门道,那就是自己的错了。
    三月初十,朱元璋率大军水陆并进,直抵集庆城下。冯国用率五百人奇袭蒋山成功,打开了一个缺口,众将士受到鼓舞,奋力前进。元朝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全力拼搏,力尽而死,元朝中丞蛮子海牙逃脱,向东投奔张士诚去了。凌晨三四点钟,战斗终于结束了,集庆城破。天一亮,朱元璋就召集城中军士百姓,劝谕道:“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明太祖实录》卷4)惴惴不安的人们看到眼前这个元帅长相有点凶,但其言语还算中听,心下稍安。
    取得集庆是朱元璋自起事以来里程碑式成就,去年大军刚到采石矶时,太平儒士陶安来拜见朱元璋时,曾说:“即今群雄并起,不过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愿以身许之。”(【明】刘辰《国初事迹》)金陵即元朝集庆路,当地都有关于集庆“龙蟠虎踞,帝都之地”的说法,从地理位置上说,集庆西靠长江天险,东望沃野千里,进可取,退可守,集庆城到手,意义重大。《明太祖实录》卷4记载了朱元璋、徐达等在集庆城墙上的对话:

    上周览城郭,谓徐达等曰:“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达曰:“成功立业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城中义兵五十余万都被整编为正规军,接着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一律录用。又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太祖嘉福寿之忠,为棺衾以礼葬之。”福寿,就是前两天率领集庆军民拼死不降、力战而死的那个元朝南台御史大夫,而不久前,也是这个福寿,刚刚把陈野先把俘虏的红巾军元帅张天祐杀死,张天祐,即郭子兴的舅哥、郭天叙的舅父,这些朱元璋都不管不顾,不过,他也许正是故意为之,朱元璋心思慎密,谋定而后动,心眼细得和针眼一样,所为之事,皆出本意,了无疏忽。
    得了应天,诸将大喜过望,本来在采石矶时,就有人准备掳掠一番再渡江回到和州,安安稳稳过小日子,其实在这个乱世,哪里有什么安稳的日子可过?朱元璋决定杀一杀这些领兵将领中的不思进取、骄纵无纪的风气,所以,刚刚安置好更名、开府、置设官署等工作,马上召集各级军事将领,召开整风大会。众将官到齐,朱元璋历数众将骄纵部下、不思进取及侵扰百姓的劣迹,有名有姓,声称为了整肃军纪、成就大业,应当处罚,而在朱元璋眼里,处罚一般就是杀头的意思,而且杀头算是比较轻的处罚了。涉事将官没想今天的情况如此严重,吓得屁滚尿流,磕头如捣蒜,李善长见状,赶紧下跪求情:将军们连日征战,对属下疏于管理、未领大元帅晓谕、暂且饶他们不死、望戴罪立功,云云,朱元璋看着火候差不多了,便顺水推舟,说幸亏李大人为你们求情,不然今天就会有人头落地的事情发生。《明太祖实录》卷4记载了朱元璋的一段训话:

    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

    戢,收敛,停止。朱元璋一生,单爱一个杀字,或自我标榜“未尝妄杀”,或要求下属“毋杀戮”,或不发声只管杀,成千上万地杀,赶尽杀绝,或变着法子杀人解恨,朱元璋遇事遇人,总在杀与不杀之间艰难选择,有时堪称痛苦。
    起事以来朱元璋的军队就以不掳掠、不扰民著称,经过这次整肃,全军上下更是军容齐整、令行禁止,面貌一新。于是令徐达领兵沿江东进,攻镇江路,元朝守将定定战死,于是占领镇江,徐达领兵进入镇江城时,军容肃整,百姓生活跟平时没有什么变化,竟然没注意到有军队进城。
    镇江既定,江北的扬州即在眼前。而此时的扬州正在被几路军阀杀伐、撕裂得不成样子,主要有三方势力,分别是义军头目长枪、一片瓦和被称作青军的头目单居仁,本来非常富庶的扬州城竟然发生了饥荒。朱元璋决定派人前去调停,可能少不了带些粮食救急。朱元璋收降了长枪和单居仁,分别令命守严州和常州。单居仁的儿子单大舍却看朱元璋不顺眼,转而叛降东面的张士诚,领军据守宜兴。朱元璋命令单居仁招引儿子来附,单居仁于是写信道:朱公现在待我不薄,你妻小也在这里,你现在到这边来吧。其子单大舍回话:我已归附他人(张士诚),形势所迫,不能再顾及父母妻子了,忠孝不能两全。后来,朱元璋攻下苏州,单大舍被生擒。《国初事迹》记载: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与你自处之。”居仁曰:“不忠不孝,当碎其肉。”缚于市曹,凌迟处死。太祖仍以乡里旧人待居仁,致仕还乡。

    借刀杀人,不露痕迹。
    这期间,朱元璋对待读书人的态度极其诚恳。洛阳人秦从龙,字元之,官做到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避乱来到镇江,是当地名人。攻打镇江时,朱元璋就交待徐达,当地名士秦从龙暂住镇江,进城后一定要去拜访。进城后,徐达访得从龙住处,报告朱元璋,朱元璋大喜,派侄儿朱文正带着重礼去请。从龙携妻陈氏一起来见朱元璋,朱亲自去龙湾往迎从龙一家,并且当即就一起在当地富民王彩帛府上暂时住下,讨论天下时事,朝夕不辍。不久,朱元璋迁元朝御史台为府居,秦从龙也随之搬到旁边的西华门外居住,“事无大小,皆与之谋”,并且见面论事而不言语,只在漆板上写字,旁边人也不知道他们所论何事。朱元璋称秦从龙为先生,从不直呼其名。“每岁从龙生日,上与世子俱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宴饮,礼待之者甚厚”。后来秦从龙遭遇不幸,他的儿子秦泽竟英年早逝,秦从龙请示告还镇江,朱元璋亲自送秦到郊外,并执手告别,不久,秦从龙因过度想念亡子,也得病去世了,享年七十有余。朱元璋亲赴镇江,到秦从龙家,抚棺痛哭,并命当地官员厚葬,出金银玉帛馈赠其后人。
    乱世之年,大家争地盘、争钱粮、争子女,而高明的还要争得当世贤达的帮助。不管是真的出于本性,和秦从龙这样的人言语相投、互相欣赏,还是作礼贤下士的样子给人看,反正,朱元璋真诚厚道的形象已经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元至正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六月,大将邓愈南下攻克广德路,改广兴府。至此,28岁的朱元璋已经掌管了以镇江府、应天府、广兴府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形地区,加上江北濠州、滁州、和州及周边,统领士兵达几十万,已经是大元帝国版图上东南方向一个小有名气的一方豪杰。在朱元璋地盘的北面,本来进军发展得很顺利的红巾军刘福通却在河南遭遇了一支非常顽强的义兵察罕帖木儿部队的狙击,损失惨重,所以只能退避到安丰(今安徽寿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刘福通的红巾军又恢复了元气,分兵三路,一路北伐,进军河北,一路西征,进攻关中,一路经山东往北,转战辽阳。气势之宏伟,令大元朝廷心惊胆战,慌乱中调集各地兵力抵挡。西面,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军在进攻大元军队的战斗中也是接连告捷,丞相倪文俊率军先后攻克襄阳路、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武昌路、汉阳路,在此后几个月中,向南攻占常德路、澧州路、衡州路、岳州路,向北攻占峡州。另一支由明玉珍率领的南方红巾军则向西进攻,也是进展顺利,占领了川蜀诸州。东面,则是盐贩出身的张士诚。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底在高邮,差点被大元丞相脱脱率领的百万大军消灭的张士诚死里逃生,利用元朝廷自废武功、撤换正准备有所作为的丞相脱脱的时机,迅速恢复了元气,元至正十五年,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占常熟州,二月占领平江路(今江苏苏州),改隆平府,并在此称帝,国号大周,并相继占领昆山、嘉定、崇明、松江、无锡、常州和湖州等地,次年,攻占杭州。张士诚占领了大元帝国最富庶的地区。
    这几方面势力在和大元朝廷作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增加了难度,但是当下的形势是,他们在北面、西南面以及东面形成了一个对大元军队的屏障,有了这层屏障,朱元璋才得以暂时避开元朝廷主力部队围剿,较好地保存了实力,进而攻城掠地、成为一方军阀。朱元璋的北面、西面及南面不仅有长江天险,而且分别有北、南红巾军在驻扎,都对元朝军队作战,朱元璋方面如果主动攻击,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因此虽然这几方有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暂时都没有向其纵深发展。朱元璋当前能攻击的,主要是东面反元不甚坚决的张士诚。当然,朱元璋把主攻目标定为张士诚,原因还有张所占的苏淞、杭州等地是富甲天下之地。
    元至正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七月,朱元璋给张士诚写了一封书信(《明太祖实录》卷4):

    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隗嚣,东汉初人,一生毁誉参半,而且没有善终。也许因为写信者这种平起平坐、并略带警告的语气,也许因为自己被比作隗嚣,也许是对信的内容有难以描述的解读,反正,张士诚接信后非常恼火,不仅不回信,而且把送信的杨宪也扣下了。而作为朱元璋,很难说他给张士诚写信就没有挑衅的意味。
    次年(元至正十七年,宋小明王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向南、向东依次占领了长兴、常州、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霸气渐露,但处理和西面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的关系则小心翼翼,尽量不发生正面交锋。在这一阶段,朱元璋仅失宜兴一城。并且,在年初攻打常州的时候徐达还意外俘获了张士诚的三弟张士德,张士德文武双全,足智多谋,是张士诚方面主谋定计的人物。从此,张士诚一蹶不振,在和朱元璋的争夺战中节节败退,并在十年后被朱元璋生擒,最终含恨而死。此时,30岁不到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应天、太平、宁国、广德及镇江几个大城市和周围十几个小城市。朱元璋礼贤下士,帐下有一批有勇有谋的将官和几十万兵士,军队有纪律,略略不同于其他草莽豪杰。
    然而,军队玩的就是刀枪、火铳,上下级间讲究的就是威严,处置人事的手段非常简陋,就是一个字:杀。元至正十八年(宋小明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率兵南下,攻下元朝几个防守比较薄弱的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等县份,然后东进,打败守卫昌化的苗、獠守兵,属下官兵掳掠了大量民女和钱粮,李文忠因害怕“士卒骄富,莫有斗志”,竟然下令把掳掠来的妇女全部杀掉,把所有钱粮锱重全部烧掉,说:“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敌,何患不富贵乎!”而众人也竟“咸奋励”!(【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二》)不知道他们心中有没有丝毫愧疚。同年,朱元璋从应天出发经徽州亲征婺州的路上,有侄子辈的一个将官把掳掠来的一个女子献给叔辈的朱元璋,这个女子约二十岁,会写诗,那时识字的人就已经很稀罕,女子而能作诗,堪称奇绝,没想到朱元璋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明】刘辰《国初事迹》)不仅要杀,还要杀之于市,杀,不是处理事情的最后手段,而是首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等到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再也没有什么束缚,再也没有必要做样子给别人看,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更加真实的朱元璋。 在此前后,朱元璋每占领一地,就张贴大榜,命令百姓每年缴纳钱粮,称作“寨粮”,意思是我替百姓守城,百姓应该交纳保护费,出钱出粮。可是,军队所到之处,哪一个城池不是在征战杀伐之后变成了废墟,哪一个黎民百姓不是虎口余生,自家糊口尚且不得,哪里有余粮支援这些年轻士兵?于是就强征,变成明抢了。倒是猛将常遇春看不过,奏朱元璋陈明利害,朱元璋停止了这个做法,改为每到一地,主要靠官府储粮和当地富民的“捐献”,抢粮的方式稍稍平和了些。
    2.5 吴国公
    元至正十八年(宋小明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年末,朱元璋带兵十万,从应天出发,经徽州等地亲征婺州(今浙江金华),不久便攻下婺州城,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后改金华府,这是朱元璋起事以来又一块里程碑。婺州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过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宋朝抗金名将宗泽、南宋时“东南三贤”之一的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等杰出人物。大名鼎鼎的当代名士宋濂,为避乱而正好隐居在此,不久就投入了朱元璋的怀抱。宋濂之外,朱元璋还访得另外两位大儒士,许瑗和王冕。
    也许是受婺州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也许早就听说了婺州城名流云集,进城后,朱元璋还聘请了当地儒士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每天一起在行省衙署会餐,由两人轮流给他解经读史,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朱元璋原来的半文盲帽子,慢慢地要脱掉了。《明太祖实录》卷7记载,“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渐渐地,朱元璋也能和那些当世大儒谈经论道了,这天,范祖干和叶仪持《大学》给朱元璋剖析帝王之道,朱元璋就发表了一番自己的见解,“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大学》的宗旨是修身施仁,“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养个人自身道德品质,“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已而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尧舜以仁爱治天下,平民也就对他仁爱,桀纣以残暴治天下,平民对他也还以残暴。命令平民要有仁爱,自己却嗜好残暴,平民是不会顺从的。因此,应该先要求自己做,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先要求自己不做,才能禁止别人。自己藏有不合恕道的思想行为,而想让别人心悦诚服地对自己实行恕道,是没有的事。朱元璋的思维方式毕竟不是常人可比,不知他从《大学》中的哪几个字、哪一段话得到要“号令、赏罚一”的?可能范祖干和叶仪意识到,以朱元璋这种资质,并不适合学习讲求王道的《大学》,他们没有接受咨议的官职,分别以有病和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为由,要辞别而去,而这时的朱元璋还没有像开国以后的洪武皇帝那样,不为我用,死路一条,竟然同意他们就此别过,回家去了。
    由朱元璋和范祖干、叶仪学习《大学》时发表的见解,似乎能看出一点朱元璋后来铁腕治吏,喜欢全国上下整齐划一的倾向,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作为注脚。刚刚占领了婺州城,朱元璋便颁布了禁酿酒令,目的是减少粮食消耗,这也符合朱元璋去繁持简、俭省节约的理念。而有几个人偏偏在这个时候不识时务,违令被抓,这其中就有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胡大海,淮安路虹县人,身材高大,智力过人,当年投奔在滁州时的朱元璋,朱认为其可当大事,命为前锋,后来,胡大海破宁国,拔徽州,战淳安,克建德,攻兰溪,取婺州,屡立战功,刚刚被朱元璋升佥枢密院事。这时的胡大海正在围攻绍兴的前线,朱元璋下令杀胡三舍等几个违令的人,都事王恺请求朱不要杀胡三舍,“以安大海心”,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明史?胡大海传》记载,朱元璋怒不可遏,“竟手刃之”!
    如果将杀胡三舍解读为朱元璋军令一出、执法如山,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可是,又何至于“竟手刃之”?何况对于一个大将之子,其父此时正在绍兴前线酣战。后来大才子解缙奏疏:“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陛下您定的法令没有哪几天不是变来变去的,没哪一天有不犯错的人,出入吏部衙门的官员无好坏之分,被执往刑部大堂的罪犯没有什么邪曲正直之分(全凭您一人之好恶)。如此大胆的话也只有解缙这样的当时正在受宠的直臣才敢说出口。不过,胡大海好像对于这样的事竟然无动于衷,对朱元璋依旧衷心耿耿,毫无怨恨之言。其实这时朱元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唯我独尊的性格特点已经有所暴露,但众人都没有继续往下想,或者,有人已经看出些端倪、明知眼前这人并非善类,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不嗜杀”一次次忠告引导。朱元璋偏偏又是个极其自信、自恋的人,所有“不嗜杀”的劝导后来证明全都白费——但即便如此,此时的朱元璋也不是当时豪杰如张士诚、陈友谅以及方国珍等其他割据军阀可以相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自己还节俭尚学,简直就是浊世之中的一股清流。
    朱元璋在攻占婺州(后改名宁越)后并没有急着回应天,从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年初直到六月,在此住了半年之久。朱元璋访名士、立纲纪、开郡学,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这期间和东面的方国珍的交手非常有意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术”的智慧。方国珍,黄岩人,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力逐奔马”,早年靠贩盐浮海为生,因为杀死了告密的怨家无法继续从事正当职业,聚众千人逃亡海上,当了几年的海盗。后来和大元朝廷玩了几年猫鼠游戏,降了又叛,叛了又降,无非是嫌官小、嫌利薄。期间还有远赴大都贿赂元朝廷官员的情节,完全一副小人作派。张士诚起事后,方国珍接受大元招降,受官漕运万户,不久升为行省参政,方国珍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于是以大元官兵身份出兵攻打张士诚所占城池,在昆山附近七战七捷,直到张士也准备投降大元朝廷了才罢兵。有一个名叫张子善的术士,好纵横术,劝方国珍以松江沿海区域为根据地,溯江向西,谋取广袤富饶的江东地区,而后可以沿海向北,依次便是齐鲁、辽沈,但方国珍回答:“吾始志不及此”(【清】张廷玉《明史?方国珍传》卷123),我暂时的志向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张子善看到方国珍如此胸无大志,便不再作声,默默地离开了。方国珍起事虽早,但缺少远大志向,无意进取中原,一统天下,而是以老家黄岩为中心的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台州路(今浙江临海)及温州路为中心,“岁岁治海舟”,只想有朝一日,泛海为寇,还作海盗。所以自元至正八年起事,经历十几年的发展,方国珍还是大元东南地区割据势力中最薄弱的一支。现在朱元璋取得婺州,已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邻居,不得不正视了。
    作为朱元璋一方,东北方向的张士诚居天下最富之地,扼大元朝廷漕运给养生命线的龙头,虽然也有些不思进取,但兵众粮广,仍然是一块心头大患;北方刘福通奉韩林儿为主公,始终是红巾军和大元朝廷作战的正面战场,是朱元璋在北面的重要屏藩,而且,自己名义上仍以韩林儿的大宋为正朔,所以虽然互相并无派遣领命之实,可也多年相安无事。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遭遇了重大挫折,元将察罕帖木儿攻克韩林儿老巢汴梁,刘福通拥韩林儿退保安丰;西面、南面的邻居是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势力范围,当下大家共同的敌人是元朝廷,近一两年虽然和前线的赵普胜有一些不愉快,那也是因为之前在和州,朱元璋计取巢州水师时结下的仇隙。这年,陈友谅攻破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吉安路,挟徐寿辉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双方暂时互不往来;对于东南方向的这个“小”邻居方国珍,朱元璋采取的是拉拢、安抚的方法,先派主簿蔡元刚出使方国珍老巢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想想自己西面有吴王张士诚,南有忠于大元朝廷的陈友定,都不友善,而且朱元璋行的是“仁义之师”,军容肃整,号令严明,不如对他示弱,以安其心。因此遣使奉书,附送见面礼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绮百匹。朱元璋又派遣镇抚孙养浩为使节回访,态度当然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方国珍遣使回访,这次不仅带上了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庆元三路地图、户籍册,而且还把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也带来了。估计方国珍算准了朱元璋既然行仁义之师,一定会顾及自己名声,取信于天下,算准了朱元璋的下一步棋将如何出手,所献三地即是自己全部家当,如果要,连我的儿子,统统给你,但是你要吗?其实方国珍这一着与其说是无奈,更可以说是一种法术,但毕竟是小聪明,两相交往,互换人质这种事已经不太常见了。朱元璋只能顺水推舟,说了一通好听的话,什么地图、户籍册,连同质子,一起送还,还送了重重的回礼,后来又让博士夏煜前往庆元,拜国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国瑛、国珉都有任命。球又踢到了方国珍这边。方国珍推辞说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怕不堪此任,但会替朱元璋好好保存官印,以待后来者。
    这是什么话?朱元璋向来容不得他人施行阴谋诡计,但遇上方国珍这种老谋深算的人,也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方国珍虽然已成近邻,但其领地都在沿海一线,暂时还不是自己剑锋所指,不是翻脸的时候。后来,元朝廷升方国珍为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方国珍均一一接受任命,但同时对朱元璋一方也书信往来,不绝于道。“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隗嚣、公孙述故辙可鉴。大军一出,不可虚辞解也”(【清】张廷玉《明史?方国珍传》卷123)隗嚣、公孙述都是新朝末年地方豪强,均不得善终,书信中,朱元璋语气已堪称严厉,不知道方国珍是否意识到。面对朱元璋后来要求出钱出粮协助军事,方国珍的办法是一面哭穷,一面“惶惶谢罪”,同时还“以金宝饰鞍马献”,都是些小恩小惠,朱元璋是何等人,岂是这点恩惠就能糊弄过去的?所以全部原物奉还。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征南将军汤和攻破庆元,方国珍遁走海上,又修书给朱元璋,言辞极其恳切。朱元璋觉得他可怜,写信促他来归,方国珍无路可走,只得奔赴应天,入朝面见朱元璋。朱元璋见到了这个老邻居方国珍,说:“若来得毋晚乎?”你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方国珍磕头谢罪。朱元璋对待这个反复无常的江湖混混起家的一方豪杰算是相当仁慈,不但没有治罪,反而授官广西行省左丞,方国珍“食禄不之官”,只管吃空饷,三个儿子后来都有官做。又过了七年,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据台州地方志),卒于京师应天。
    方国珍起事后小心翼翼、首鼠两端,最后竟然能在大明朝建立之后、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得以善终,堪称奇迹!这可能得益于他始终和朱元璋示柔示弱、没有和朱元璋正面对撞。其实,方国珍病死时的1374年,朱元璋大肆杀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正是这一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中有“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清】张廷玉《明史?茹太素传》卷139),倒没说那些人都被杀戮,但反观朱元璋所用刑罚,单爱一“杀”字,不应该希望更多人会有好的下场。反观那些替朱元璋浴血奋战的功臣勋旧最后却一个个落得身被诛、家被没的凄惨下场,真的令后人唏嘘!
    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克处州(今浙江丽水),朱元璋大军一路向南,守城元军望风而逃。不过,随着地盘扩大,西边的近邻就是陈友谅了。次年三月,“浙东四先生”中另外三位: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连同宋濂一起赴应天拜见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情大好,直奔主题问道:“四海纷争,何时而定?”章溢站起身来说道:“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明太祖实录》卷8)和当年陶安一样,又一个“不嗜杀人”,首次见面,章溢只提“德”与“不嗜杀人”,两层意思:第一,眼前这个相貌怪异的英雄不知是善是恶,但我们合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得是有德之人,不嗜杀人者;第二,首次见面即提醒勿嗜杀人,因为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希望引起你的足够重视。可是,如果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墨菲定律),不幸的是后来真的就发生了。
    朱元璋是怎样的一个人?关于他的事情,我们每多知道一桩,就会在通往其真相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姿色未衰,朱元璋早在濠州做朱公子时就有收纳之意,之前提过此事,但她母亲不同意。现在听说这寡妇随军在淮安,并未嫁人,朱元璋写信给平章赵君用请求说合,赵君用便把胡寡妇同她母亲一起,军士护卫,送到朱元璋府上,后来,朱元璋把她立为胡妃。朱元璋听说常州孙姓府判的女儿长相亮丽,便想方设法弄到手,后立为妃(【明】刘辰《国初事迹》)。此外,朱元璋在刚刚攻破太平城时还收纳过另一名孙氏女子。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手刃胡大海之子胡三舍前后。
    这边厢朱元璋攻城略地,首开经筵,而且依次收纳新欢,正在畅胸快意之际,那边厢南方红巾军,邻居徐寿辉、倪文俊及陈友谅他们却乱哄哄闹得正欢。南方红巾军由袁州和尚彭莹玉和麻城人邹普胜创立,但后来,他们却推举蕲州罗田布贩子徐寿辉作首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元顺帝发诏开黄河故道,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万。结果,五月颖州刘通等 人率先起义,以白莲教为基本组织形式,以红巾为号,首陷颖州,但不久韩山童被捕遇害,刘福通寻得逃脱的韩山童子韩林儿,奉为主公,即小明王,转战广大黄河流域,经过几年苦战,动摇了大元朝廷统治根基。九月,徐寿辉和邹普胜受到宣传白莲教的袁州和尚彭莹玉的影响,也以红巾为号,在蕲水起义,打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攻下蕲水及黄州路,随即以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开始也是往南往东发展,曾经占领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向东一直打到杭州路,这并不是他们特别能打仗,而是元朝廷守将缺乏斗志,有时还没怎么交战就投降了。徐寿辉胸无大志,占领的城池守不住,前面刚打下,后面就又丢掉了,所以就放弃往东部富庶地区发展的计划,掉头向西。后来,大将倪文俊攻占汉阳,就把徐寿辉的天完朝廷迁到那里,改年号为太平,倪文俊作为第一功臣,坐上了丞相的位子。在倪文俊眼里,徐寿辉还是那个布贩子,胸无点墨,身无寸功,虽然奉其为皇帝,但心底里很蔑视他,可能不免就在言语中表现出来,君臣关系一直不和谐。实际上,天完政权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治架构,本来有白莲教的组织形式,有彭莹玉这样的理论宣传和组织者,但好像彭的心意并不在此,并没有一起征战,主暗臣明,主弱臣强,倪文俊无心辅佐,徐寿辉也无时不在焦虑中。
    终于,元至正十七年(至平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天完政权发生了宫庭政变,丞相倪文俊谋杀皇帝徐寿辉,但没有成功,倪逃奔黄州。黄州是倪的老部下陈友谅的防区,陈友谅曾经在丞相倪文俊手下做一名低级小官,因为办事能力强,被倪拔擢为元帅驻守黄州,实际上倪对陈友谅有提拔之恩,但现在倪已经不是那个文兼武备的丞相,而是徐寿辉的通缉要犯。陈友谅也不是善类,一不做二不休,看准了一个机会把老上级倪文俊杀死了。陈友谅自称宣慰使,不久称平章政事,成为天完政权实际的最高军事指挥。第二年,南方红巾军连续攻占安庆、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邵武、吉安、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赣州、汀州(今福建长汀)、信州(江西上饶)、衢州,一时间成为长江以南包括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及陈友定等地方豪杰中最强者。
    两年前朱元璋借巢州水师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时投奔徐寿辉的“双刀赵”赵普胜现在就驻扎于安庆,并刚刚攻下北一侧元军把守的池州,这样,就和太平的朱元璋部队做起了邻居,真是冤家路窄。现在赵普胜占领了池州,目标明摆的是向着太平方向来了,朱元璋对赵普胜当年不辞而别非常恼火,并且,池州本来就是朱元璋潜在目标,因此,派常遇春攻打。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四月又派徐达、俞通海、赵德胜等趁隙袭击赵普胜栅江水营,夺回池州,但赵普胜非常强悍,盘踞安庆,不时侵扰池州甚至太平城。徐达、常遇春等被拖在太平、池州一带,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朱元璋说:“(赵)普胜虽勇而寡谋,(陈)友谅挟主以令众,用间以离之,一夫之力耳”(【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三》),阳谋无功,阴谋可用。朱元璋得到一个情报,说赵普胜虽然勇而寡谋,但他手有一个门客很厉害,赵普胜非常倚重。朱元璋找一个和此人有相同趣味的文人,想法和他搭上了关系,建立了书信往来联系。这天,给门客写的信故意弄错了地址,送到了赵普胜手里,这门客听说了此事,害怕赵普胜怪罪,径直就悄悄逃到了对方的朱元璋这里。朱元璋自然是超规格对待,好言相劝,送了非常贵重的礼物,并给分配了一个任务:直接到陈友谅那里透露赵普胜的种种不是。这门客被朱元璋抓住了要命的把柄,又拿了人家的钱物,只能按计行事。
    陈友谅听了那门客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就派使者去安庆了解情况。赵普胜并不知情,见到陈的使者,一面诉说安庆、池州、潜山前线的难处,一面摆了一下自己的努力和功劳,在使者眼里,有一点舍我其谁的架势。结果是,“友谅深忌之”,“乃诈以会军为期,自至安庆。普胜出迎,至雁汊登舟,友谅杀之,并其军。”当年,朱元璋亲赴巢湖水师大营,用非凡口才、超人胆略和对时机的准确判断,赚得巢湖水师,渡江攻占采石矶以至夺得太平城,实际上是趁人之危以为已利,偏说是为对方计,利用完了对方,随即吞并它。当初巢湖水师将官里能看穿这套把戏的,只有赵普胜一人,然而现在赵普胜终于没有躲过朱元璋的阴招,被朱元璋借陈友谅之刀诛杀了。
    陈友谅杀了赵普胜,归并了他的人马。从此,陈友谅在天完朝廷里更加无所顾忌,不仅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元、对朱元璋等的军事行动,而且还有更厉害的。

    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十二月陈友谅的主子、天完皇帝徐寿辉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不消停起来,也许只因为龙兴(今江西南昌)这个名字吉祥,因此执意要迁都,要从汉阳迁到龙兴。陈友谅虽然不愿意,也许他也对这个所谓龙兴感兴趣,但这边在写信劝说之间,那边徐寿辉已经动身了。陈友谅没办法,亲自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迎接。待到徐寿辉进城,不动声色把随行护卫全部杀掉,换上自己的人。徐寿辉实际被劫持了,从此再也没有获得自由。
    陈友谅除掉赵普胜后的第一仗进攻池州,没有占到便宜。但他放弃池州,沿江而下,直接进攻太平城。陈友谅的大船和城墙一样高,绕到沿江的城西南角,将士直接从船板就冲上了城墙,比较轻松地拿下了太平城,还顺便拿下采石矶,朱元璋则损失了养子朱文逊、猛将花云、王鼎及知府许瑗几员大将。陈友谅一扫多日来战事不利的晦气,心情大好。不久,便借口汇报军情把徐寿辉杀掉了。徐寿辉这个身无寸功、目光短浅的天完皇帝此时想再做贩布生意也不成了,给陈友谅让出了一条路。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以采石矶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官员照旧。开国大典时“会大风雨,群臣班沙岸称贺,不能成礼。”(【清】张廷玉《明史?陈友谅传》卷123)就像一出滑稽戏。
    陈友谅,沔阳人,原打渔为生,少年时读过书,粗通文义。曾有术士看其祖坟,说“法当贵”,按理说后世应出贵人,陈友谅窃喜。开始在县衙里当了一名小吏,后来感觉不是自己爱好的事业,徐寿辉起兵,陈友谅便赶去投奔,在倪文俊手下作了一名书记一类的属吏。陈友谅杀倪文俊、杀赵普胜、杀徐寿辉,杀杀杀,陈友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渔夫成长为一方豪杰,在采石称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红巾军领袖,是当前南方反元势力中最强一支。要说陈友谅也是农民运动领袖,也是不对的,只要手下有了几号兵,帐中放了几条枪,脚下有了几丈地,就要迫不及待地要称帝的,虽然也在做推翻朝廷的努力,但和农民运动分田地、均贫富不是一回事。《明史?陈友谅传》说他“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和朱元璋有相同的特点,但火候明显不及朱元璋,在后来朱元璋统一南方的斗争中,被第一个灭掉。
    陈友谅虽然朝中无贤臣,军中少良将,但人众地广,陈友谅本人也有些策略,总体上战斗力并不弱。更严重的是,朱元璋得到情报,陈友谅有意和东面的张士诚联合,进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应天大震”(【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如果陈张联合,那么朱元璋将面临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时间不等人,需要赶紧想法破解。仓促间,陈友谅已经准备出发了,目标应天!从太平到应天沿长江水路只有百里,不过一日的行程。朱元璋方面感觉到空前的压力,众将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建议投降以保存实力,有的建议据钟山而守。刘基“张目不言”(【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卷128),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也不作声。朱元璋把刘基招到里屋,单独问询,“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刘基很激动,以朱元璋的性格,怎能投降于一个靠屡屡弑主而爬到帝位的布贩子,而得不到众将官的支持,打败陈友谅不是一句空话吗?幸亏有刘基!当年曹操大兵压境,孙权、周瑜和众将的对话情景又在相似的地方重现。刘基接着分析:陈新近攻占了采石矶和太平城,是胜兵,实际是骄兵,兵骄一定会犯傻,待其深入,中途设伏,一定能打败他。刘基意味深长地说:“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想想古人,陈胜、吴广昙花一现,项羽功败垂成,董卓异志难济,袁绍也曾雄居一方,甚至加上后面的魏、蜀、吴三国,也都成了“后举者”的垫脚石,古人向来有“后发制人”、“后来居上”的认识和经验。刘基的分析其实就是朱升送朱元璋的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现实版和进化版。其实,刘基之前就分析过,东面的张士诚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进取心,而西南面的陈友谅风头正劲,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一统天下。如果先攻张士诚,虽然士诚部队的战斗力弱些,但这时陈友谅一定会趁虚而入,我方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正遂了陈友谅要联合张士诚的意图;而如果先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定会坐山观虎斗,我方可以逐个击破,先陈后张,统一南方。现在陈友谅自己先找上门来,那就正好依计行事!
    朱元璋又发挥了自己“术”的专长,利用在自己帐下的康茂才和陈友谅的老相识关系,让康茂才联系陈友谅,诈称里应外合,把陈友谅大军引入自己伏击点。相对于朱元璋、刘基等,陈友谅显得既愚蠢又顽固,从太平到应天,短短百里,即遭到朱元璋部队的两次伏击,但陈友谅还是来到了第三个伏击点:应天龙湾,即今天南京下关区域。朱元璋集中应天所有兵力,瓮中捉鳖,把陈友谅几十万大军打得溃不成军,百余艘巨型战船丢在龙湾,陈友谅本人幸亏有人称“黑旋风”的猛将张定边保护,乘小船拼死突围,拣回来一条命。朱元璋乘胜追击,攻占了安庆,陈友谅刚刚占领的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城池也被朱元璋攻占,不久张定边重新发力,夺回安庆。
    元正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龙凤七年),小明王韩林儿听说了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封朱元璋为吴国公。众将官对待韩林儿的态度,刘基最为特别(【清】张廷玉《明史?刘基传》卷128):

    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

    这种明白而又赤诚之人,朱元璋怎能不由衷钦佩并喜欢!但朱元璋毕竟不是常人,对待即使是刘基这样直率而又坦诚之人,也会保持哪怕一丝的警惕和嫉恨,刘基晚年被猜忌及最终下场便是注脚。

    朱元璋对待刘基这样的谋士毕恭毕敬、态度谦逊,因为他当然知道良狗之于狡兔、良弓之于高鸟、谋臣之于敌国的重大意义。但对待手下兵将却完全不必如此,越来越多地发出霸道蛮横的味道。
    枢密院判官谢再兴,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的亲家,曾和朱元璋一起攻打婺州,在诸全(今浙江诸暨)突围的战斗中运用主动出击、无中生有与欺骗相结合的战法,大败张士诚弟张士信的部队,“力战功多”(【明】刘辰《国初事迹》)。按理说,枢密院判官也可以说是朱元璋权力核心中的人物,但朱元璋对待却毫不客气,最后把谢再兴逼到造反叛变。谢再兴手下左姓、糜姓两个心腹违反军令,私自带违禁物品往扬州易卖,被朱元璋诛杀。不仅杀了,而且把两颗人头悬挂到谢再兴的军中大堂上;第二件事,朱元璋自作主张,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右丞相徐达,等到召谢再兴回到应天接受面谕时才以此相告;第三件事,召谢再兴接受面谕的同时,派参军李梦庚前往诸暨节制军马,等谢再兴返回诸暨时,地位已在李梦庚之下,须听命于李梦庚了。这三件事单独的每一件似乎还不足以说明朱元璋是在有针对性地羞辱、玩弄这个亲家,但三件事加在一起,就不得不说,朱元璋是故意的。返回诸暨后,谢再兴口出怨言:“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给配。又著我听人节制”(【明】刘辰《国初事迹》),嫁我的女儿不让我知道,如同罪犯家人籍没给配,又无缘无故派来一个节制我。谢再兴与知府栾凤一起把李梦庚等抓起来,带着全城军马投降了绍兴的张士诚。三年后(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张士诚大势已去,随谢再兴一起投降的两个兄弟谢三、谢五还在余杭固守,被朱元璋外甥李文忠围攻。李文忠喊话劝降谢家两兄弟,谢五在城墙上向李文忠行礼,说“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明】刘辰《国初事迹》),李文忠指天发誓说,我是总兵官,不会杀你。谢氏兄弟打开城门,投降李文忠,随后被押往应天。文忠上奏,说不能失信于人,否则怕后面就再也没有来投降的人了。朱元璋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随后将谢五处以凌迟。朱元璋后来经常把人头挂在他人大堂上或者大门上,还特别喜欢用凌迟这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有意思的是,被朱元璋“有同给配”般嫁给徐达的谢再兴次女,后来生的女儿便是成祖朱棣的仁孝文皇后,仁孝文皇后生仁宗朱高炽——朱高炽的外曾祖父即是谢再兴,可以说,朱明王朝十六帝中除了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三代以外,仁宗朱高炽开始的其他十三帝还都是谢再兴的后代。
    二十一年攻下安庆的时候,陈友谅两位将领丁普郎、傅友德投降。丁普郎两年后随朱元璋弛援被陈友谅围困了八十多天的洪都(今江西南昌)朱文正时,所乘战船被包围,“(丁)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执兵若战状,植立舟中不仆”(《明太祖实录》卷12),后被追赠济阳郡公。傅友德在后来东征张士诚、北伐大元朝廷、西取巴蜀、南平云贵,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立下赫赫战功,平定巴蜀后,朱元璋亲自写了《平西蜀文》,称傅友德“功为第一”,洪武十七年进封颍国公,食禄三千石。可是仅仅十年后,便被朱元璋命令亲手杀死自己两个儿子,悲愤自杀,家中所有男女全部发配辽东、云南。《明史?傅友德传》:“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后来跟随朱元璋,自以为弃暗投明,走上人间正道,没想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祸及子孙。这就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从平民到功臣,再到罪犯的“走狗”命运。
    陈友谅东进的过程中,遭遇朱元璋的以硬碰硬,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减,只得退缩,回奔武昌,沿线袭击占领了南康(今江西赣州)、建昌(今江西省南城)、饶州(今江西鄱阳)、蕲州、黄州、广济(今湖北武穴)等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对短时间内扩兵充粮帮助不大。
    张士诚果然没有应陈友谅之约夹攻朱元璋。正当朱元璋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将陈友谅赶出江南浙东地区,且愈战愈勇之际,北方屏障的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战事却发生了危机,形势持续恶化。崛起于草根的察罕帖木儿在河北、河南等地屡败红巾军,两年前的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攻占了大宋红巾军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最近招降了山东红巾军首领田丰,声势大振。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实力差得太多,不足以对抗这支连刘福通都败下阵来的义军起家的军队。因此,朱元璋对待这股劲旅的方法是用柔,修书与之通好(【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不提自己征伐所奉的主子便是大宋红巾军韩林儿。道义伦常都在其次,一切便宜行事。
    察罕帖木儿,河南颖州沈丘人,“幼笃学,应进士举,有时名。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有三毫,怒则竖立,慨然有当世之志”(【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为拒盗(实际上主要是北方红巾军)而举义兵,从者几百人,此后愈战愈勇,逐渐强大,三年后即平定河南全境。至正十五年,被大元朝廷任命为中书刑部侍郎,号长枪侍郎。此后“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贴木儿利用山东毛贵、赵均用相继仇杀致死后,花马王田丰、扫地王王士诚分分合合的形势,大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挺进山东。考虑到田丰在山东经营多年、根基较固并有相当威望,察罕贴木儿“乃遣书(田丰)谕以逆顺之理”,没想到就这 就把田丰说动了,决定投降,并遣使对察罕帖木儿说:“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等我为您把沿海诸城平定后再来见您。“察罕喜,即以朝命授丰阳山东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莱、沂、密等处皆降附,田丰遂与察罕相见益都城西”(【明】钱廉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益都,今山东青州。此时,察罕帖木儿已经平定了河南、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并剑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似乎安定天下已可期待,但就是这个小小的益都,让察罕帖木儿折戟沉沙(【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初,(田)丰等降,察罕帖木儿推诚待之,数独入其营中。(田)丰乃请察罕帖木儿巡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赤心待人,安得人人防之。”左右请以力士自卫,又不许。以十一骑从行,至王信营,又至(田)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杀。
    世人都以为大元已经衰败到不可救药,任何一个人的努力都是独木难支,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大厦将倾,地动山摇,呼啦啦瓦片掉了一地。可是,老天可能喜欢开玩笑,似乎将降大任于察罕帖木儿,希望之光从河南照射到河北,又到陕西、山东,大元朝廷上下正准备要舒一口气时,老天又开起了玩笑,察罕帖木儿竟意外丧命于益都,希望之光瞬间熄灭!大元朝廷极为震惊。“事闻,帝震悼,京师及四方之士无不恸哭”(【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察罕帖木儿传》)。作为敌方的朱元璋对察罕帖木儿惺惺相惜,听到察罕帖木儿遇刺被害的消息,叹了一口气,说:“天下无人矣!”,钱谦益评论说:“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记载:
    圣祖(朱元璋)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其意可知。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卫察罕,保厘河、洛。”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祖之怒耶?

    察罕帖木儿父辈时已姓李氏。对敌方主将、亡国之臣不直呼其名,而称“齐国李忠襄卫察罕”,可以说,察罕帖木儿就是朱元璋心中的伟人。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对另一伟人亚圣孟子,却极其厌恶,这是后来的事情。察罕帖木儿之死对朱元璋的刺激很深刻,从此,他对降将贰臣更加不信任。
    李辰《国初事迹》记载,朱元璋感觉到察罕帖木儿“兵威甚狠”,便先后派出杨宪、汪河前往通好结援,然后就是你来我往的书信。这期间,朱元璋对察罕帖木儿产生了极大好感,这时,元朝廷授朱元璋为江西行省平章的使者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奏差张琏也出发了,带着龙衣、御酒、八宝顶帽,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专宣命诰书。可能因为沿海的方国珍和元朝廷关系热络,这几名使者走水路,先到方国珍处,前后迁延竟达一年之久。这时,察罕帖木儿的死讯已经传开了。如果使者能早于察罕帖木儿被刺身亡之前到达,朱元璋接受这次任命几乎是肯定的,然而事情完全没有按照原来设想的方向发展。方国珍两次派人向朱元璋报告元使者已经到了,但朱元璋都未回应,估计除了因为得到察罕帖木儿的死讯,想观望一下,可能还有一层意思是,朱元璋对方国珍这个中间人的角色心生厌恶:我在和元朝廷打交道,你这个不请自来的中间人如此热心,想干什么?方国珍看到朱元璋这种态度,再加上察罕帖木儿一死,北方根基又要不稳,心里越发有点虚了,本来还以为元使者经自己一转手再达朱元璋,两头讨好,现在元使者反而是累赘了,于是命令张昶等继续南下(福建),另往他处。张昶等辗转到了江西铅山,朱元璋派刘宗启在广信(今属江西上饶)迎接等候,张昶等果然到了,便一起前往衢州。之后从衢州北上应天的路就不再好走了,张昶等没能继续悠哉悠哉,而是被带上枷锁,犯人一般继续前行。到了应天城下,朱元璋的命令把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张昶等枷锁也不用带了,而是要全身赤裸进城。于是,张昶等堂堂大元朝廷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就这样光身子,在围观众人惊异的目光下,伴随着嬉笑、呵斥进了城门。到了衙门,朱元璋才赐衣,令他们穿戴上衣冠。张昶等人见到朱元璋不跪不拜,朱元璋怒斥说:“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准备拉出去杀掉,张昶一声不吭,马合谋则激烈反抗,口出不逊之言。朱元璋先令将三人捆绑,等到天黑时,便拉到聚宝门外斩首了。然后把首级运到江西边界,高挂示众。然而众人不知道的是,行刑前,朱元璋用一个死囚把张昶悄悄换下,张昶并没有死,奇妙的是,监刑官韩留却因此丢了性命,马上被朱元璋秘密处死了。
    过了几天,朱元璋找刘基、宋濂叙事,说元朝廷给我送来了一人大贤人,你们两人可以和他交谈一下。说完把人叫了出来,刘、宋一看是张昶,差点没惊掉下巴!张昶即被任命为行中书省都事,不久升为参政。后来,张昶言行“多合太祖,赏赐甚多,权豪震动”。可是,张昶最终的下场却很凄惨。四年之后的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李文忠攻下杭州,把俘虏的平章长寿、丑的管等元朝官吏拘押到了应天。朱元璋罕见地发了一次善心,说,这些元朝官吏,给些路资,送到边境上,让他们各自回家吧。也许朱元璋看不上这几个人,所以倒不如放了他们,顺便赚点口碑。张昶几年来深得朱元璋信任,但他心怀旧主,思念北方妻小,便偷偷写了信想让长寿、丑的管等人捎去,没想到书信被杨宪截获,被送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让冯国胜、杨宪审问,主要罪证就是张昶亲自写的“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八个大字(【清】张廷玉《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卷124),随后处以极刑。朱元璋对丞相李善长说:“被他侮弄我这几年,碎其骨!投于水!”(【明】刘辰《国初事迹》)这发生在大明建国前仅一年多,张昶糊涂!不过,如果张昶能活到大明建国之后,能否在洪武期善终还并未可知。张昶事件之后,朱元璋越发地不信任贰臣降将了。
    术,《说文解字》的解释为“邑中道也”,引申为技术、技巧、策略,特指帝王御下的方法、手段、阴谋。朱元璋崛起于民间,一步步往权力中心奋斗的过程中,经见了太多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有枪便是草头王,强者弄权作法,弱者俯首称臣。孔孟的仁义道德理论离朱元璋太远,《国初礼贤录》记载:“上召宋濂讲《春秋左氏传》。毕,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宋濂并没有听到朱元璋的回响,以孔子为标准的褒善贬恶,那是普通人所为,朱元璋不是普通人。事实上,朱元璋现在已经是法术大师,行为和韩非讲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基本吻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博弈对手,总能想出新花样,能将张昶这样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从羞辱到驯服,直至诛杀,不是常人能办到的。当初朱元璋两次修书察罕帖木儿,其书信内容已不得而知,估计看起来情真意切,不然不会引来元朝廷来使授官,但朱元璋的内心是不是情真意切,答案估计是否定的,修书察罕帖木儿,可能只是朱元璋一点小手段而已。但是,朱元璋这种对元朝廷这种挤眉弄眼甚至投怀送抱的态度让不少仁人志士捏了一把汗,甚至有个叫叶兑的浙江宁海人以布衣身份给朱元璋上书,“列一纲三目,言天下大计”(【清】张廷玉《明史?叶兑传》卷135),且看看其中之“大纲”: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李察罕即察罕帖木儿,张九四即张士诚蔑称,小字九四。元运将终,人心不属,察罕帖木儿想效仿曹操,所为之事不合于形势,不会成事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叶兑又分别对张士诚、方国珍和福建陈友定作了分析,朱元璋“奇其言”,想把叶兑留下来有所任命,但叶坚决不肯,朱元璋赐其钱币绢帛,随他去了。《明史?叶兑传》记载叶兑仅此一件事。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正月,陈友谅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投降,朱元璋亲自去了龙兴,改龙兴路为洪都府,“谒孔子庙。告谕父老,除陈氏苛政,罢诸军需,存恤贫无告者,民大悦”(【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龙兴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唐】王勃《滕王阁序》),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名字又吉祥,引得当年徐寿辉不顾一切要从汉阳往这里来。朱元璋心情不错,“谒孔子庙,过铁柱观,复出城,开宴于滕王阁,诸儒咸赋诗为乐。明日,命存恤鳏寡孤独”(《明太祖实录》卷1)。朱元璋沉静有谋,但似乎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可就在这一年,朱元璋一方连续发生了几起谋反事件。降将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投降张士诚。不久,处州(今浙江丽水)降将李祐之反,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后来又杀了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元帅朱文刚。三月,降将祝宗、康泰反,杀死朱元璋的洪都知府叶琛、都事万思诚,邓愈逃回应天,朱元璋好像并没怪罪。四月,徐达出征,收复了洪都,并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镇守。七月,又发生了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的大事件。
    要说所谓正史作弊的痕迹过于明显,关于邵荣的记载即是一例。连叶兑这样仅有上书一事的人物都有传记,而邵荣这个早在朱元璋之前就已经投身郭子兴帐下,资格比朱元璋可能还老,后来同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时多次充当救火队长,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却没有被立传,曾两度修改的《明太祖实录》在涉及邵荣时也遮遮掩掩,民间个人撰述对邵荣也多有忌讳,这不禁让人怀疑:莫非看不到的才是真相?
    七年前(元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逝后,韩林儿檄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及朱元璋为副元帅,没有邵荣的影子,《明太祖实录》首次出现邵荣的是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进攻采石时,“六月乙卯朔,上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将出江口”,其中耿君用是早期跟随郭子兴起事的元老,邵荣在郭子兴军中地位应该不在其他人之下,和朱元璋同为元帅级别。时值乱世,一般人个人地位忽升忽降,并不稳定,但这里把邵荣和徐达、冯国用、常遇春等并列,或许是要故意混淆。至正十九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升为左丞相,邵荣为平章,就是朱元璋之前的职位,而此时徐达的职位才刚刚从奉国上将军、枢密院同知升为中书右丞(《明太祖实录》卷7、《明太祖实录》卷9、【清】张廷玉《明史?徐达传》卷125)。至正二十二年邵荣谋反时,他的职位没变,名义上似乎仍是朱元璋军中第二号人物。邵荣的存在非常尴尬,他是郭子兴时代元老级的人物,朱元璋这样强势的人,管理起来肯定不会顺手。各种史料对邵荣谋反细节的记载都言语不详,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太祖实录》卷11是这样记载的:
    (至正二十二年秋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荣粗勇善战,与上同起兵濠梁,上待之甚厚。自平处州还益,骄蹇有觊觎心,常愤愤出怨言,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与赵继祖谋,俟间作乱。至是,上阅兵三山门外,荣与继祖伏兵门内,欲为变,会大风卒发,吹旗触上衣,上异之,易服从他道还,荣等不得发,遂为宋国兴所告,上召荣等,面诘之,具伏曰:“死而已。” 上不欲即诛,系于别室,召诸将曰:“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常遇春曰:“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诀,皆就诛。

    平处州是这年四月的事情,到被诛时是七月,就“与赵继祖谋,俟间作乱”,这么大的计划,时间只有三个月,不知道中间还发生了什么,是否还隐藏了什么;至于阅兵三山门外,大风卒发、吹旗触衣,“上异之”,云云,纯粹是低级谎话;后面朱元璋召诸将问“何以处之”,也不足信,杀一个不喜欢的下属还要向诸将询问意见,这不符合朱元璋业已形成的处事风格;尤其后面因常遇春之言而“上不得已”、“涕泣与诀”,仿佛朱元璋杀邵荣是受猛将常遇春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作假用力过猛;常遇春的话好像也有问题,既非基于公义,又无事实依据,如果仅仅凭借某个将领个人意气,而胁迫上司诛杀另一个将领,道义上说不过去。说来说去,邵荣谋反除了自己亲口承认以外竟无其它证据!不过,对于朱元璋,也许应该相信他“涕泣与诀”是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年的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三月,朱元璋改组了军事指挥系统。《明太祖实录》卷9记载,“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同时“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侄儿朱文正任大都督,成为实际的只向朱元璋本人负责的军事部门最高领导,而邵荣在这此改组中明升暗降,由此,前面说的“常愤愤出怨言”倒可能是真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正在这里,并最终导致被朱元璋诛杀。
    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外甥兼养子扩廓帖木儿被元朝廷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总其父兵。扩廓帖木儿受命,立即着手进攻益都,用挖地道的办法攻入,“戮田丰、王士诚,剖其心祭察罕帖木儿”(【民国】柯劭忞《新元史?扩廓帖木儿传》),乘势东取莒州(今山东莒县),山东全境暂归平定。扩廓帖木儿仍回河南驻防,但和孛罗帖木儿的宫廷党争并未停歇。这期间刘福通曾发兵益都试图解围,大败而归,战斗力愈发不行了。
    名义上归顺元朝廷的张士诚看到韩林儿、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日渐势衰,便以吕珍为先锋,张士信为后援大军,大举进攻其根据地安丰。安丰被围困,城内断粮,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刘福通没办法,紧急向应天的朱元璋求援,朱元璋准备去救,太史刘基反对,《国初事迹》记载刘基对朱元璋说,“不宜轻出,假使救出來,当发付何处?”而《续资治通鉴》卷217中刘基是这样说的:“陈友谅方伺隙,未可动也”,两种说法,后来都应验了。朱元璋不听,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三月,亲自带领徐达、常遇春等开拔安丰。朱元璋三战三胜,打败吕珍,这时庐州的左君弼出兵来助吕珍,也被常遇春打败。朱元璋解了安丰之围,把带去的粮食在城东门集中,分发给安丰百姓,然后把韩林儿迎到滁州,换掉其左右守卫,安置下来。刘福通在这次安丰之战中死于吕珍之手,《国初事迹》则说刘福通和韩林儿一起被朱元璋接到了滁州。韩林儿除了表面恭顺的朱元璋以外,再无其他依靠。
    返回应天时,朱元璋为报复左君弼,便停下脚步,攻打庐州,没想到庐州是块硬骨头,以朱元璋亲征,徐达、常遇春两个无往不胜的大将紧随的高配置,竟然历时三个月,庐州仍然坚挺不摧。恰恰这时,刘基的话也开始应验了,西面、西南面的汉王陈友谅亲率号称六十万大军、携高大的战船,来攻洪都。洪都守将都督朱文正在城上发砲石、擂木、火箭,可时间刚刚一个月,这些东西都用完了,情况万分紧急,朱文正只能坚守城池,同时一封封地向朱元璋发出求援信。朱元璋虽然对左君弼恨得咬牙切齿,但庐州城久攻不下,现在洪都事急,只能先放弃庐州,紧急南下洪都救援。陈友谅听说朱元璋大军南下,便先撤洪都之围,退出康廊山,屯兵鄱阳湖,和朱元璋形成对峙之势。朱元璋看到陈友谅的战船高大威猛,布阵于湖面,遮天蔽日,再看自己的战船,不仅个头小,而且数量少,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赶紧向能掐会算的刘基求教:“气色如何?”,刘基说:“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估计刘基看到的和朱元璋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朱元璋深受鼓舞。朱元璋先用火攻,后截断陈友谅退路,打乱了陈友谅的部署。陈友谅军关键时刻上下失和,主要将领左、右二金吾将军投降,陈友谅气急败坏,把俘虏尽皆杀掉。朱元璋则相反,“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卷1),这个当然不必全信,不妨当作朱元璋最终战胜陈友谅的一个小小注脚。陈友谅方寸大乱,决定从湖口突围,遭遇了朱元璋诸将的伏击,陈友谅且战且退,一直到了泾江口,从早上一直打到天黑,战斗还在继续。陈友谅从船中探出头来,左指右划,这时,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其头颈。陈友谅,本沔阳渔家子,性雄猜,好以权术御下,一生最缺少的是道义,甚至表面的、暂时的道义在他身上也很罕见,最终敌不过朱元璋这支深藏不露的所谓仁义之师,在鄱阳湖大战中结束了堪称轰轰烈烈的一生。事后,朱元璋对刘基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师空虛,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明】刘辰《国初事迹》)幸亏陈友谅没有直接进攻守备空虚的首都应天府,否则天下大势或许真会逆转,朱元璋认为这是天命,“乃知天命有所归也,遂班师。”
    虽然朱元璋有“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之言,但当初得到刘福通的求救信号时义无反顾出手相救,相比刘基“假使救出來,当发付何处?”的话,要可爱得多。朱元璋方面上上下下看不起韩林儿,但毕竟几年以来名义上还都是奉大宋小明王为正朔,如果那时见死不救,岂不是告白于天下,我朱元璋拥护小明王是只做做样子,不必当真!如果那样,会不会有失信于天下之虞?而且,朱元璋可能还有另一层更加深刻的考虑,正如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宜州人李文凤论及韩林儿时说(【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

    ……群雄并争,不谋而同。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业,处汉、吴二强寇之间,东西扫荡,从容指挥。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汉,即汉王陈友谅,吴,即吴王张士诚。朱元璋是当事人,自然对韩氏君臣的“捍蔽”之功的切身感受非他人可比,至于朱元璋置陈友谅可能伺隙来犯的危险于不顾,亲率大军北上解安丰之围,究竟是出于哪一层意思,就只有他本人知道了。或许,朱元璋就是做给他人看的,目的是对下属有所交待,对天下有所交待,也未可知。同为嘉靖朝的高岱《鸿猷录》论及朱元璋此举时说:“至安丰之围,尺书告急,即亲将赴援,不从刘基之谏,不惜陈寇之侵,卒以脱林儿于虎口。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恐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必能若是也”(【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朱元璋自称吴王以后,下旨都是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开头,把自己置于小明王之下。义帝熊心、更始帝刘玄之说,正好揭示了小明王韩林儿的尴尬地位,虽然当朝人写当朝事,明显为溢美之辞,但朱元璋安丰解围一事确实博得世人不少赞誉,在道义上加了分。
    虽然朱元璋有“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之言,但当初得到刘福通的求救信号时义无反顾出手相救,相比刘基“假使救出來,当发付何处?”的话,要可爱得多。朱元璋方面上上下下看不起韩林儿,但毕竟几年以来名义上还都是奉大宋小明王为正朔,如果那时见死不救,岂不是告白于天下,我朱元璋拥护小明王是只做做样子,不必当真!如果那样,会不会有失信于天下之虞?而且,朱元璋可能还有另一层更加深刻的考虑,正如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宜州人李文凤论及韩林儿时说(【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

    ……群雄并争,不谋而同。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业,处汉、吴二强寇之间,东西扫荡,从容指挥。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汉,即汉王陈友谅,吴,即吴王张士诚。朱元璋是当事人,自然对韩氏君臣的“捍蔽”之功的切身感受非他人可比,至于朱元璋置陈友谅可能伺隙来犯的危险于不顾,亲率大军北上解安丰之围,究竟是出于哪一层意思,就只有他本人知道了。或许,朱元璋就是做给他人看的,目的是对下属有所交待,对天下有所交待,也未可知。同为嘉靖朝的高岱《鸿猷录》论及朱元璋此举时说:“至安丰之围,尺书告急,即亲将赴援,不从刘基之谏,不惜陈寇之侵,卒以脱林儿于虎口。林儿不死不改元,下令犹以皇帝圣旨先之,恐汉高之于义帝、光武之于更始未必能若是也”(【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朱元璋自称吴王以后,下旨都是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开头,把自己置于小明王之下。义帝熊心、更始帝刘玄之说,正好揭示了小明王韩林儿的尴尬地位,虽然当朝人写当朝事,明显为溢美之辞,但朱元璋安丰解围一事确实博得世人不少赞誉,在道义上加了分。
    2.6 吴王
    和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朱元璋多少有一点仓促被动的意味,陈友谅兵败且身亡,这个结果可能是朱元璋一开始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灭了陈友谅,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得以向西向南大大拓展,但朱元璋的志向并不止于此,东面张士诚所占的天下最富庶的平江(今属江苏苏州)、松江(今属上海)等地,才是可以支撑朱元璋平定南方、北伐中原的大粮仓。正当朱元璋虎口夺食救出韩林儿,出奇制胜消灭陈友谅,既攀得道义上的制高点、又在实力上大大提升的同时,张士诚方面却屡屡出师不利,形势日渐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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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1-14 04:20:23  更:2022-02-09 2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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