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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兴第一流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背后的故事 |
| 作者:翰林院編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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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和门生赵烈文闲聊。 这一天，曾国藩看上去忧心忡忡，他从朋友口中得知，京师民风日下、乞丐成群，“气象甚恶”，大清“恐有异变”。对此，赵烈文似乎早有料断，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意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如果中央集权不再，势必出现藩镇之势，直到寿终正寝。在后来的谈话中，他甚至断定，湘军是近世割据之源：“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如今老师的湘军灭洪、杨而为胜利之师，天下闻风响应，趋之若鹜，恐怕这一局面长期不会改变。承平日久，割据之势或滥觞于此。 读到这，联想到后来北洋之军阀乱象，已不得不叹服赵之锐利。 接着，赵烈文更是以敏锐的直觉，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依我看，将来大清之祸，必先是中枢衰颓，之后各地群龙无首、割据自立，大清国祚，不会超过五十年。 老赵的推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出五十年，大清必亡！ 石破天惊！ 曾国藩愣了，也被震慑到了，他从内心里不愿也不敢认同学生。在日后的几次聊天中，他盛赞“本朝君德甚厚”，“跨越前古”；夸慈禧“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说奕訢“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甚至认为自己消灭洪氏政权，如“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曾国藩这些话，目的单纯而朴实——只为证明赵烈文观点之荒诞。作为一个刚把大清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人，他希望以此校正学生的“偏见”，安慰自己那颗失落的心。 时间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三十年后，北洋势起；又十五年，清帝逊位，满廷覆亡。 此后十六年间，军阀割据，硝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从预言到应验，整整四十五年！ 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再去读赵烈文的话，不禁喟叹。 两个月后的九月初三，两人闲论三国，煮酒论事。从曹操讲到孙权，从孙权讲到权术。接着，赵烈文说：“胡咏芝颇得古人家数，金国琛以贫乞返，立馈千金；鲍超母病，时致参药；为子纳罗罗山之孙，以疆臣而为统将之晚辈；先恶刘霞仙，继折节事之。皆英雄举动。使在开国龙兴之际，李靖、徐绩，明初徐、常之流殆必及之，惜哉不遇时也。” 中国人素以含蓄著称，古人尤其如此。讲完三国，说别人“颇得古人家数”，分明是在骂人。老赵的意思很明了，是说这位胡咏芝行事如曹操、孙权等人，权谋多诈，善于牢笼。同时他也不否认，那是为大局计，当属英雄举动。如果在大清开国之初，李靖、徐绩、徐达、常遇春这些历史上的开国元勋，都未必比得上此人。叹只叹他时运不济，生不逢时。 闻学生此言，老曾掀髯曰：“此吾运气口袋之说也，足下论世真能谛当。” 和赵烈文一样，曾国藩将胡氏之遇，归结于“运气”二字。 也许是因为当着老师的面，更多是时代所限，两场交流，赵烈文都没有把话说彻底：如果没有胡咏芝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许就没有两个月前的那场谈话，大清国祚得以延长近半个世纪，何尝不是曾、胡、左、李诸人之功？ 胡咏芝便是胡林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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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林翼病逝武昌，谥文忠。 谥号起源于周，宋朝“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光也说过，文正“谥之至美，无以复加”；及至晚清，文忠仅次文正。一般来说，翰林谥号方能用“文”，终明一朝，文正名额有限，张居正、杨廷和这类大人物也仅仅是文忠。清朝谥号文正者曾国藩名声最著，而文忠也只有四位汉臣，除了后来的骆秉章和李鸿章，胡林翼之前，也就一个林则徐。 时人以曾国藩、胡林翼并称，“曾胡”之说一时盛行。对于两人的生前身后名，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曾固有不世之功、圣贤之名，胡亦堪称豪杰、枭雄，就事功而言，两人当无伯仲。故谈者谓：“国藩以德著而才略非绌；林翼以才著而德量亦宏。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那么，胡林翼究竟有多牛呢？现有评语粗列一二： 王闿运：中兴之业，实基自胡。 刘体仁：胡文忠之才，为中兴诸贤之冠。 李慈铭：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 萧一山：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者，皆林翼之功也。 郭嵩焘：数十年来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 蔡东藩：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连老胡的灵魂搭档曾国藩都称：“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评价之高，殊为罕见。 曾胡以军功著声，蔡锷对二人推崇备至。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蔡锷将两人治军思想辑录成册，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他在序言中说：“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对蔡锷的辑录校订增补，遂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教科书。在增订版序言中，蒋氏写道：“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饷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读完曾胡的著作文集，颇有感触，本打算摘录成册，以飨战友，不料蔡将军前人一步，占得先机。 同样作为曾胡的粉丝，蒋校长颇有点酸酸的味道。 说起来，老蒋的醋意不是空穴来风。 爱读书的蒋介石一向对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好感有加，《胡文忠公遗集》是其案头必读之书。蒋氏曾有感：“洎乎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润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1922年，他又感触颇多地在日记中写道：“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称其进德之猛？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48年，戎马半生的老蒋在与另一位“胡粉”的作战中败北后，认真总结了自己的败因——身边无帅才。他不无遗憾地在日记中抱怨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这位让老蒋如此刻骨铭心的对手，便是毛泽东。 不巧的是，他蒋介石是“胡粉”，毛泽东也是。说起地利，后者还更占优势，他的老家湘潭与胡氏故里益阳相距不远，更早受到胡林翼影响。1914年，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走出四面环山的韶山冲，求学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老师杨昌济的推介下读到《胡文忠公遗集》，钦慕之情油然而生。杨老师点拨道，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既然你崇敬胡润芝，干脆改成润芝吧。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润之。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中兴名臣”。其中，曾、左、李广为人知，唯胡氏默默无闻。实际上，其成就、治行、才望均不亚三人，甚至可以说，没有胡林翼，就没有曾和左。《清史稿》评价他：“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沈卓然亦称：“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中兴之业，允推功首。” 胡林翼淡出人们视野，究其原因，多因他推美让功、甘居人后的低调作风。更主要的是，他以未竟之功而英年早逝，功业、才具、影响未能尽得展布。从寿数上看，“中兴名臣”其他三人，左宗棠、李鸿章均年过古稀，寿命最短的曾国藩也过六旬，而胡林翼仅寿四十又九，天命犹未能知。历史滔滔，时间的车轮一路向前，曾灭洪杨，左复新疆，李兴洋务，三人功业彪炳史册，后世广知。胡林翼尚未上台，便已机会尽失。惜哉，悲哉。 纵如此，他四十九年的生命已是炫彩夺目。 一个半世纪过去，有关曾国藩的书遍布大小书店，曾与之比肩的胡林翼却鲜为人知，功名深藏。关于他的书籍也罕有见闻，《胡林翼家书》《读史兵略》尚有面世，求其人一本传记而不可得，仅有三两组稿的传记小说也是奇货可居。正如《胡林翼评传》的作者刘忆江所言：“百余年来，海内外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令人喟叹。”诚哉斯言。 而刘先生写这句话，尚在十年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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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的黄昏 一 从农耕之家到耕读相承 农耕时代的望族大多相似，始于佃耕，解放于自耕，历经几代经营，进阶耕读之家。这种过程在游戏中相当于升级打怪，在生产关系中表现为佃农、半自耕农和自耕农。然而，从佃耕、农耕到耕读，中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晚清时期，湖南湘乡的曾国藩家族、益阳的胡林翼家族，河南项城的袁世凯家族，都是这种耕读世家的典型范本。 说起胡林翼，须先讲他的先祖。胡氏祖籍江西泰和县，元朝中期迁至湖南，先到宁乡，再迁益阳。传至胡光璧，已是明末崇祯年间，时张献忠攻打长沙，胡死于乱军之中。光璧无子，过继侄子胡其辙为嗣。四传至胡民典，“胡门乃大”。民典“工书翰”，写得一手好书法，“性孝笃，亲没，绝意仕进”，其父去世后，便断了仕读的念头，有《孝经疏义》行世。这说明，从胡民典这一代开始，胡家已经从务农家庭转型为家境相对殷实的耕读之家。 在湖南益阳泉交河畔，胡家“家世力田，耕读相承”，胡民典有子多珩、多吉。长子胡多珩“为人勤朴，好学不倦”，苦学毕生而无功名。他有一子显璋，在家中“首开读书先声”，嘉庆六年（1801）被举为拔贡，为人“敦大节”，后来和父亲以教授乡里为业，常年来往于当地书院。胡显璋“学宗程朱”，曾任本县龙洲书院院长，培养了一批有名的学者，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授业老师蔡用锡，都是他的得意弟子。胡多珩的弟弟胡多吉，“才识倜傥，制行端正，乡里有争讦者，皆不敢以姓名相告”，在当地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 胡多吉有四子：显巍、显韶、显冈、显歧。和大多望族一样，显巍排行老大，任家族掌柜，“治家有法度”，是一位理财持家的好手；显韶秀才出身，“不治生产”，负责家族子弟的教育；显冈、显歧则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后来，胡显韶的四个儿子分别考中进士、举人、秀才、副贡，其中，长子胡达源成为家族的第一位翰林。二十年后，胡林翼也中进士，得入翰林院。从胡家父子两翰林的教学成果来看，授予胡显韶特级教师之誉，亦属无愧。 晚清经世思潮盛行，读书人尤以理学为宗，尊奉“修齐治平”，追求内圣外王。这样数代耕读的家族很多，族人以儒家为标杆，敦品励学，范身乡里，发达后胸怀社稷，以匡济天下自命。湖南益阳的胡氏家族也是如此。在这个仕读大家里，和长辈们一样，胡显韶品行端正，“孝敬性成，友爱至笃。平居博览经史，非明道经世之书不读”。既读经世之书，便授经世之学，目的是“致用”。这就决定了胡显韶的教育理念和一般家庭教育不同：不空谈，重实用，“教人以敦本务实为上”。放到今天来说，不搞应试教育，讲求素质教育。可以说，胡显韶的经世思想，对后来的胡林翼影响深远，甚至是他经世思想的奠基人。 胡显韶不但负责家族教育，当地“邑中修城垣、书院、学宫等事，必推首领”，乃至“里有争斗博饮者，片纸谕之即散”。村里有个大事小事，都少了不他。看来，老胡不仅博学多才、知晓大义，还是个热心肠，在当地是一个颇有人望的意见领袖。也正因如此，胡显韶后来以八十高龄去世，得以入祀乡贤祠，乡里时人、后人尊敬地称他为乡贤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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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海内外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 首部通俗胡林翼传记 抛砖引玉 交流学习 |
| 《清史稿》评胡林翼爱才、识才、用才过人之处：“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于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举荐不尽相识，无一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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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韶也有四子：达源、达澍、达灏、达溍。老大名声最著，我们已略知一二，后来的翰林。老二达澍辞章上亦有造诣，“博学通经，工诗古文词”，比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十二年（1807）乡试，他以廪生之资高中举人，为胡家开了个好头，后来由县学教谕迁府学教授，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弟弟达澍后来居上、一鸣惊人，让身为兄长的胡达源羡慕不已，视之为楷模。老三达灏学历最低，是一名秀才，成绩虽不突出，也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老四达溍“性厚重，学宏博”，道光十五年（1835），在乡试中发挥欠佳，正榜无名，只考取一个副贡。按当时惯例，乡试正榜录为举人，此外相对优秀的考生录为副榜。虽然是计划外人员，胡达溍在乡试之前和两位哥哥一样，也是一位领着国家奖学金的廪生，可见成绩不俗，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只能叹运气未到。胡林翼后来常常写信的墨溪公，就是他这位叔父。四兄弟个个才华横溢，诗书文章为人称道，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 这里要单独讲一讲老大胡达源。其人字清甫，号云阁，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优贡生（国子监优秀学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春闱联捷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一甲第三，也是全国第三，即我们常说的探花。 这位胡达源，便是主人公胡林翼的父亲。 科举自隋文建制，至此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制度之完善至于顶峰。科考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逐级通过取得下一轮参考资格。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通过县试、府试，称童生，方有资格考院试；通过院试，称生员，即俗称的秀才；生员参加乡试，考举人；举人参加会试，中贡士；贡士经殿试赐出身，为进士。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将考生按成绩分三等，谓之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取若干，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清制，一甲直接授修撰、编修，入职翰林院；二甲以下，成绩优秀者选庶吉士。明清以来，“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不是实职，胜似实职。对于二三甲进士来说，想成为翰林，考庶吉士是唯一途径。翰林牛在哪呢？“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对于读书人来讲，吸引力正在于此。成为庶吉士后，入庶常馆深造三年，期满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入翰林院，授编修，谓之“散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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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f87488 2020-03-03 14:02:58 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优贡生（国子监优秀学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春闱联捷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一甲第三，也是全国第三，即我们常说的探花。 康熙四十二年吧，年号有错误！！！ ----------------------------- 不可能康熙年间吧 不算雍正 乾隆也做了60年皇帝 活了89岁 这段历史前几章主要讲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潮 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第一个顶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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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胡达源腾达科场，扬名士林，还曾受到嘉庆帝单独召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如是。道光元年（1821），达源任职实录馆，做实录修撰工作，皇帝实录便出自这些人手中。道光四年（1824），授国子监司业，相当于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道光八年（1828），任云南乡试考官，旋调贵州学政。道光十二年（1832），迁翰林院侍讲，补侍读学士。次年朝廷举行翰詹大考，胡达源成绩出众，擢詹事府少詹事，官四品。詹事府和翰林院一样，亦为储才养望之所。詹事也与翰林类似，素无职掌，虚位一个，只是翰林的升转之阶。 看似一切顺遂，却应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 身为学霸，胡达源本前途可期，但事不遂愿，命运多舛，这年九月，因一桩科场失察风波，被降为翰林院侍讲，改侍读。接着，因丁母忧，离职回籍。三年后（1836）服阕返京，没等补授官职，又丁父忧，再守丧三年。这一次，年届六旬的胡达源心灰意冷，再无东山再起、闻达仕途的想法，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寞然病逝于家乡，终年六十四岁。 只是在这时，一切都还是未知。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胡达源幼承家学，读书好，三观正，家教严，传有《弟子箴言》一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曾国藩称此书“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受遗传因子和一脉相承的淳古家风影响，四兄弟学业皆有所成，和他们的父祖辈一样，往来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龙洲书院，或入读，或执教，在益阳乃至湖南，胡家都是正宗的书香门第。“胡氏一门雍穆，耕读相承”，林翼后来又科举得售，创造父子翰林的家族盛况，胡家“子妇内外下逮工作，恒数十百人”，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大族。 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胡林翼就降生在这座大院里。 |
| 力拔山兮气盖世 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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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龚自珍与晚清经世思潮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龚自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首诗，收录于他的诗集《己亥杂诗》。我们熟知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即出于此。是年，距离他黯然离世不到两年时间。 龚自珍出身于浙江杭州一个世宦之家，祖父龚禔身、伯祖父龚敬身均为进士，与另一位伯祖父龚澡身合称“东城三龚”，名扬一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也是进士，外祖父段玉裁乃一代考据学大儒，母亲段氏虽以女流无缘科场，亦是饱学之士。龚自珍成长于书香世家，祖上三世京官，自幼受儒学浸染，十二岁即从外祖父学习考据之学。然而，如此家庭和教育，龚自珍却科场坎坷，三次乡试、五次会试均告不售。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青年龚自珍决计不再埋首于不问世事的考据，于是焚烧空洞无用的“雕龙文卷”，“慨然有经世之志”。嘉庆二十三年（1818），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乡试，中浙江第四名举人。此后十余年，他专注醒世创作，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勉。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脱离了四书五经主旋律，龚自珍的经世之学成为学界异类。当时官场文化“渐行波靡”，朝堂盛行形式主义，科考以书法取人，有思想、有学识的人才多被埋没，龚自珍是这一潜规则的直接受害者。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参加会试的龚自珍终于考中进士。在殿试、朝考对策中，他“历举时事，洋洋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遗憾的是，“卒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才华横溢的龚自珍因书法不达“官体”标准，未能入选庶常、跻身翰林。足见当时科弊流毒之深。其“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实有感而发。 龚自珍虽然中式，步入仕途后并不安分，和青年时代的他一样，屡以惊世之文“讥切时政”，触犯时忌，是个名副其实的愤青，以致遭到朝廷打击、权贵排挤，仕途坎坷。龚自珍孤傲狂放，特立独行，“名振都下，朝贵倒屣相迎。而口若悬河，每当论及世事，纵横陈说，四座皆暗。与之讦难，鲜不辟易者”，具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同时又不受欢迎。清人吴昌绶说他：“其为学，靡书不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他本人也不否认，诗云：“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因常常语惊四座，大家看他都不顺眼。龚自珍针砭时弊，下笔犀利，行文、思想开一代风气，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后世思想家都有深远影响，青年梁启超“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定庵者，自珍之号也。 可以说，龚自珍就是那个时代的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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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横跨数省，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山东爆发天理教起义，领导人林清一度潜入紫禁城，朝野大震。几乎同时，英国触角伸向南中国，对华鸦片走私日益猖獗。西北边陲，沙俄的魔爪伸向巴尔喀什湖一带的中国领土。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在英国的怂恿支持下，滋扰南疆，占领喀什葛尔等边陲重镇...接踵而起的农民运动，英国、沙俄的对华侵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陲危机四伏。道光继位后，不思进取，志在守成，任用奸佞，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朝野“万马齐喑”。古老的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忧虑。 泱泱大国，“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无可奈何花落去。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离京，离开让他绝望的“衰世”。 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正是这年所写。 从所谓康乾盛世起，历经数十年风雨，大清自嘉庆而衰，道光资质平庸，在位时间又长，国势愈下，及至咸丰朝，已是内忧外患，社稷倾危。事实上，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盛世已告结束，不待道光、咸丰，嘉庆接手的已是一个烂摊子。进入道、咸时期，在大清的余晖之下，帝国的大厦已是摇摇欲坠，将倾未倾。皇帝们不是不知道这些，道光要求臣下“总宜读经世之书”，咸丰对“侃侃谈性命之旨”的倭仁也“以迂阔视之”。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室偏安江南、乐不思蜀，国势忧患下产生的浙东学派，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盛行，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此时，大清风雨如磐，民族内忧外患，肇始于乾、嘉之际的经世思潮从一百年前的涓涓细流，终于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以不挡之势于道、咸年间汹涌而至。 于是，一潭死水的中国思想界如火山喷发般，爆发出巨大的震动。 何谓经世？经国济世是也，又称经济之学。因此，经世派也称实学派，特点是反对空谈，主张“致用”，是一种匡时救世的务实价值观，也是儒林士子“有所为”的精神体现。一定意义上说，是儒家的“修齐治平”，是张载的“横渠四句”，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于是，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湖湘经世派群体出现之前，便有了陶澍、龚自珍、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魏源等近世第一批经世改革代表。他们之中，无论达官士族还是失意文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作为宋明理学的饱学之士，都在用时代参与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帝国士大夫未雨绸缪的敏感和焦虑，在大厦将倾的前夜，等待着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轰然到来。 杜甫曾叹：“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此时的胡林翼，仿佛正等待历史的召唤。 |
| 一部认真的胡林翼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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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兰888 2020-03-05 21:33:53 好看，点赞 ----------------------------- 谢谢支持~~常来喝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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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cti 2020-03-05 23:12:48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 嗯 这个问题我发帖前也考虑到了。前几章写了陶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些同时代人物，后继者才是曾胡左李这些人。其实也想说明一个问题，作为科举路上一路走来的体制内人士，修齐治平是他们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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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cti 2020-03-05 23:12:48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读书除了光耀门楣，自我实现和最高理想就是报国，如何报，到哪里报，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也找不到别的方式。这一点后面会提到，但没大幅篇章，“修齐治”是主要。去年看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传》是这样的，大概都会回避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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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不喜某些意识形态，但胡氏还是被屡次提倡的 说明有可取之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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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和迷信思想影响，大凡帝王将相出生，自然界必有异象，再不济也得梦见个什么祥瑞之物，以别凡夫俗子。张居正出生前，他的曾祖梦见一只白龟浮出水面，老爷子如得天示，认定曾孙是白龟下凡，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白圭。吴佩孚出生前，其父吴可成梦见抗倭英雄戚继光，因戚有一雅号“佩玉”，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为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帝王就更多了，刘邦出生是刘母与龙交媾，刘公被戴了绿帽子；朱元璋出生时家里像着了火；再往上追溯，简狄吞食鸟蛋生契，契的后人建立商；姜原踩到巨人足迹诞下弃，后来便有了西周。翻开一套二十四史，类似传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胡林翼的出生也有个传说。他的母亲汤太夫人分娩前一天，也做了个梦，梦见一群五色鸟飞集于屋后的丛林中，啄衔芝草，张翼翔鸣，久久徘徊不去。读史人一看便知，有这种出生记载的人物，在《史记》里即使不是本纪、世家，至少也得配得上个列传。 胡林翼生下时，他的父亲胡达源不在家中，胡显韶听闻梦境，抓住了三个关键词：翼、芝、林，便给孙子取名林翼，字贶生，又字咏芝，号润芝。是年，胡达源三十五岁，他的老婆汤夫人三十七岁，在当时绝对属于老来得子，即使放到现在，也足以是高龄产妇了。 和现在的学子一样，胡达源长期求学在外，二十岁开始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三十八岁那年（1815）与其弟达澍赴京会试不第，旋入国子监深造。父亲长年不在家，胡林翼成了半个留守儿童。这时候，年幼的林翼常绕祖父膝下，孙子的抚养和教育就落在了胡显韶身上。林翼自小“不安于室”，爷爷走到哪，孙子就跟到哪，老胡外出遛弯，小胡必牵裾而行，一老一小，其乐融融。吃饭、玩耍、读书，甚至睡觉，爷孙俩都挤在一张床上，跬步不离。 林翼一岁时，胡显韶左手抱孙，右手持卷，小孙子“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无状”；三岁时，林翼“进退居止有常度，说话吐词不急不徐”，颖慧异常。胡显韶对家人预言，“此子俊伟，必昌吾宗”，言语间满是对孙子的喜爱与期望；四岁时，“示以堂楹联语，室壁图画，辄能记诵不忘”；五岁开始认字，学习《论语》。胡达源自北京来信问及儿子情况，胡显韶对孙子赞誉有加，“林翼好，但喜多言”，小孩挺聪明，就是有一点，话多。 七岁这年（1819），胡林翼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先是他正式入读私塾，启蒙老师叫胡泽溥，字星堂，也是一位理学大家；再是父亲胡达源春闱联捷，一举扬名；第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捡了个爹。 是日，身为当地知名士绅，胡显韶应邀来到益阳县城，参与县志编修工作，当然，小林翼又跟了去。恰逢日后的政坛红人陶澍以给事中升任川东兵备道，从老家安化取道益阳赴川，久闻胡家以理学为宗，闻名乡里，胡显韶又贤名在外，便到益阳县志办公室顺访。陶澍小胡达源两岁，和胡显韶是两代人，但都崇奉理学，有经世之志，交谈自然甚洽。聊天之余，陶澍注意到了老胡身边的小小胡，见此子相貌出众，机灵聪慧，问话亦对答如流，一时“惊为伟器”。两家当即交换生辰八字。胡家是端品之家，老胡是远近闻名的乡贤公；小胡又名列探花；小小胡更是天资聪颖，仪表不凡。今日际遇，天意至此，岂非一桩难得良缘？陶澍当即大喜道，“吾已得一快婿”，遂合两姓之好，将侧室贺氏所生之女琇姿（字静娟）许配与胡林翼。林翼当场拜了未来岳父，举止得体，有模有样。是年，胡林翼虚岁八岁，陶琇姿五岁。《胡文忠公年谱》记述这一桥段：“（陶）见公，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夫人之女妻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夫人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 观胡林翼一生行事，对其人生有较大影响者三人：一个是祖父胡显韶，一个是父亲胡达源，另一个便是他的岳父陶澍。 相比前者，陶澍对胡林翼的影响更大。 |
| 个人觉得这幅字写得最好↑ |
| 早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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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陶澍、林则徐和魏源 高阳说过，道光所做为数不多的一件明智之事，就是重用陶澍。 嘉庆二十五年（1820），陶澍赴川的第二年，嘉庆帝颙琰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二皇子旻宁继承大统，年号道光。新朝初立，道光命各地广荐贤臣，四川总督蒋攸铦奉诏入京，迎接这场君臣的首次见面。蒋攸铦清廉公正，也是一位实干派，在道光面前，他毫不犹豫推荐了陶澍，力言在川期间，“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可大用”，乃“总督才也”。三个月后，陶澍迁山西按察使。得到道光的信任与器重，陶澍自此走上坦途，青云直上。道光元年（1821）二月，陶澍履职前进京，道光三次单独召见。八月，调福建按察使。十月，由山西抵京，道光四次召见。陶澍未及赴闽，旋擢安徽布政使。道光三年（1823）正月，擢安徽巡抚。道光五年（1825）五月，调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六月，署两江总督，八月实授。次年正月，兼两淮盐政。短短两年零一个月，陶澍由道员而迁封疆大吏，继而总督两江，秩从一品，掌管全国财赋重地长达九年之久，直至病逝任上。其升迁之快，有清一代，实属罕见。 如此经历，不禁让人对他的成长产生好奇。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晚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髯公。他“出自草茅，耕读相承”，自小家境拮据，“少时尝拾薪、摘茗叶，市米以就学”。七岁时跟随父亲陶必铨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陶必铨是个秀才，“省闱十次，终不遇”，遂绝意仕进，以教书为业，儿子在侧随读。后来，陶澍也干起了父亲的行当，“未第时家极贫，课徒自给”。但他不是一般乡村教师，而“以济人利物为志”，“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也是一位经世派。 按理说，注重实用之学，成绩都不会太好。陶澍不一样。 嘉庆七年（1802），年仅二十三岁的陶澍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官四川、山西、安徽、江苏，直至两江总督。在位期间，修水利、理财政、治漕运，倡海运，革盐政，整治安，办教育，荐贤才，兴利除弊，蜚声朝野，“隐然以一身为江淮保障”，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更是一位政绩显赫的政治家，被道光帝称誉为“干国良臣”，倚之为股肱。《清史稿》称：“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他的朋友魏源说，陶澍之功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于公则为绪余”。 这就是陶澍，一个青年时代就与众不同的陶澍。 既是鹤立鸡群，必有非常之志。其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加深，国家风雨飘摇，思想界万马齐喑。而学界满是“无事袖手谈心性”的理学庸儒，只会正襟危坐，漫谈性理，“空衍义理，横发议论”，只讲“以道善其身”，整天不问国事，谈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浑身没有一丝血性。学风影响世风，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云：“今之君子...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晚清名儒刘师培以明清之学对比，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可谓一针见血。更有学者形容：“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这哪还是什么道学家，放到现在，挂上佛珠就是一佛系青年，放到娱乐圈，就是一群奶油小生和娘炮。 他们做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不到陶澍的“以济人利物为志”，做不到罗泽南“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做不到胡林翼的“秀才应以天下为己任”，更达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境界。 这种风格显然不合唱摇滚出身的陶澍的口味。 |
| 高阳 |
| 湘军三杰曾胡左的正面与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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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咸经世派中，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以陶澍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同事和属僚关系，陶澍、林则徐、魏源三人有着更为亲密的友谊与交集。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当地林姓大族，我们熟知的林长民、林觉民两兄弟，工人领袖林祥谦，一度做过国民政府 的林森，都是闽侯林氏族人。其中，林长民是家喻户晓的民国之花林徽因之父，曾任北洋国会议员，与亲家梁启超是政治上的亲密战友。林觉民是他的三弟，有著名的《与妻书》留世。往上溯源，林长民、林觉民与林则徐应是同宗。 林则徐的启蒙教育，也是来自父亲。和大多无缘科举的读书人一样，其父林宾日是个贡生，一生以教书为业，美其名曰“舌耕”，属于旧时代失意的知识分子。林家“家口浩繁”，“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林宾日只得“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虽然科场不达，林宾日却心忧天下，专注经世之学，对儿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林则徐经世思想的源头。 嘉庆三年（1798），十四岁的林则徐中秀才，入福建有名的鳌峰书院读书。院长郑光策，讲求“明礼达用之学”，“喜读经世有用之书”，也是一位注重经世之学的学者。在郑院长的影响下，则徐认识进一步加深，立警句“岂为功名始读书”、“崇实行而不事虚行”自勉。十九岁那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举，榜单揭晓当天，迎娶郑氏为妻。三年后，林则徐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张省长亦非庸臣，“精吏治”，对他也欣赏有加，将为官之道尽付于林。林则徐“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 嘉庆十六年（1811），二十六岁的林则徐会试得售，殿试二甲第四名，选庶吉士，从此踏上仕途。嘉庆十九年（1814），结识龚自珍、魏源，此后担任编修、御史等职十余年。道光三年（1823）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禁鸦片，澄吏治，百姓颂之为“林青天”。此后历任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湖北、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起，历任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升任湖广总督，才离开江苏。 陶澍、林则徐曾同在京城任职，初交亦在彼时。后来，林任职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陶是两江总督，两人同事达六年之久。共事期间，两人在整顿漕务、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改革币制、革新盐法、严禁鸦片等一系列改革中搭档默契，成绩斐然。陶澍长林则徐六岁，官场中为上下级同事，生活中却是朋友，陶澍爱护栽培小徐，小徐敬重服膺老陶，二人私交甚笃。他们共同的朋友魏源描述两人关系称：“（陶澍）初督两江，时值水灾，奏请河南藩司林公调江苏办赈。及林公由东河移抚江苏，与公益志同道合，相得无间。” 林则徐迁任湖广总督的第二年，陶澍虚岁六十寿辰。六十为一甲子，古时是大寿，则徐公务繁忙，乃“撰成七律三十首，邮稿致祝”，诗中有“重镇南天半壁雄，良臣干国奏肤公”，“公望公才帝股肱，威名彪炳岂心矜”语句，对陶澍的才望、功业不吝美言，倾服之至。 |
| 每日一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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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兰888 2020-03-09 19:47:21 我喜欢每日一更，那我就每日一看，欧耶！ ----------------------------- 谢谢君子兄台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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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兰888 2020-03-09 19:53:25 独服曾文正，我现在慢慢懂了。里面的东西，精深，这是实践精神 ----------------------------- 总结到位，经世就是实践精神。修齐治平的爱国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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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1838）底，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 片。虎门 销 烟的壮举，让林则徐名声大噪，成为世人称颂的民 族英雄。第二年六月，陶澍病逝于两江督署，林则徐遥寄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所谓“替人”，即陶澍病重期间，向道光大赞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力荐他接替自己的两江总督之职。也有资料称，胡林翼也曾建议岳父，以林则徐“作两江替人，文毅（陶）深以为然”。意外的是，林则徐未及莅任，因禁 烟抗 英而成为外 交事件的牺牲 品，被遣戍新疆，遭受了四年凄惨的流放生活。正是成也禁 烟，败也禁 烟。 则徐担任江苏巡抚时，与一位名士来往甚密，这个人就是魏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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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林则徐，陶澍更早认识魏源。陶澍比魏源大十五岁，两人是湖南老乡，陶澍出仕之前，即与魏源的父祖有过来往，当时魏源还是个小朋友。成长于理学重地湖南，魏源自幼耳濡目染，受理学影响颇深，对阳明心学亦有研究。嘉庆十八年（1813），十九岁的魏源来到省城长沙，在岳麓书院学习并结识一批理学大家，被选为癸酉科拔贡，入读京师。翌年，在京 城设馆授徒，“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这一年，陶澍在北 京任江南道监 察御史，听闻这位小老乡大名，再一打听，还是“旧识”，遂更为欣赏，两人自此交往。后来魏源回忆：“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说的就是这段渊源。 道光二年（1822），魏源以第二名中举。锦上添花。 |
| 对不住，因为发不出去，只能这么几段几段地排除，真不知有什么敏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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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以弱冠之年“数日名满京师”，成名之早、成名之骤令人咂舌，自有其魅力和光芒。虽然自小接触理学，和一些理学大师还成了朋友，有的还敬为师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的成熟，魏源逐渐否定之前所学，开始独 立思考。他斥理学家是“庸儒”，视理学为“俗学”，他不再以皓首穷经、不问世事的理学家为伍，不再认同他们的“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更痛诋儒者之空 谈，他还义愤填膺地称，理学“上不足制 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 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 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 道哉”? 好好的一个才子，转眼又成了愤青。 这让当时同样名贯京城的龚自珍投来赞许的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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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比魏源大两岁，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三观，因为同样的卓尔不群，因为科场坎坷的相似遭遇，一对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虽无英雄相惜之叹，却有相互欣赏之意，自此龚、魏齐名。道光二十二年（1842），龚自珍逝世后第二年，龚橙携父亲的遗稿找到魏源，请其作序。序言中，魏源自称龚氏“执友”。可见两人的交往渊源。 道光五年（1825），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入幕。时陶澍为江苏巡抚，与两人往来密切。陶澍与贺长龄都是湖南人，曾共事国史馆，交谊甚笃，与其弟贺熙龄还是儿女亲家，陶澍的五女瑱姿，即嫁于贺熙龄的长子。两年后，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改入陶澍幕，与其筹划治理盐政、漕运、水利弊政，直至陶澍病逝，两人共事长达十二年，陶澍去世前，还向魏源“托以身后志状”。陶澍死后，魏源为之料理后事，整理奏牍文集，撰写行状、墓志铭，以报其知遇之恩。在陶幕期间，陶澍、林则徐配合默契，与魏源又“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陶澍在两江推行的改革，如果说林则徐是得力助手，魏源则多有谋划之功。后来胡林翼短居南京，魏源已是两江幕中的老人。 道光九年（1829），魏源会试不第，三年后静居南京清凉山，著书明志，期间与江苏巡抚林则徐来往较密。魏源“半工半读”，埋首著述，转眼十二年春秋。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终于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五十二岁。魏源一生致力经世之学，“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得失”，撰有《筹漕篇》《筹盐篇》《筹河篇》等名篇。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一时洛阳纸贵，在思想界引起轰动。 除了林则徐、魏源、贺长龄，陶澍还与包世臣、姚莹等同时代的经世学者交往密切。陶澍为官期间，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政绩一骑绝尘、有目共睹，在道光时代的官场中独树一帜。同时，陶澍的经世之举催生了一批以湘军为核心的经世人才群体，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籍后生影响深远。清史学家孟森称之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萧一山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张佩纶说：“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公为第一”，“实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意思是说，陶澍堪称人才的“摇篮”，如黄河发源于昆仑、长江发源于岷山，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经世巨擘的先导者。 张佩纶评价之高，诚然不虚。《清史稿》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魏源评价他：“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近世两位“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和魏源，身上都有陶澍的影子和思想光芒。胡林翼身为陶澍之婿，在南京期间得其言传身教。左宗棠更以一介布衣之身，得到陶澍的赏识。曾国藩一生和陶澍未尝谋面，却对他推崇有加，研读其著作常通宵达旦，日记中多有阅读《陶文毅公全集》的记录。因此，萧一山又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 陶澍在近世的分量，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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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几分阳明之风 嘉庆二十五年（1820），胡达源在翰林院已有一年。这一年胡林翼八岁，胡达源的三弟胡达溍两年后要参加顺天乡试，叔侄两人的学业都不能放松，林翼便随母亲汤氏、叔父达溍从益阳到北京与父团聚，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京城生活。 在北京，林翼的学习初由父亲指导，次年胡达源升任国子监副校长，工作繁忙，有墨溪公胡达溍辅导。一年后墨溪公乡试失利，只身南返。此后五年，陆续有文舒耀（举人）、贺光黼（秀才）、贺熙龄、蔡锦泉、吴赞等人教授胡林翼。其中，贺熙龄与哥哥贺长龄，兄弟俩“翰林双璧”，堪称佳话；蔡锦泉时为翰林院编修，亦一时名儒；吴赞名气虽小，也是进士出身。赶上教师期满换人，教育空档，胡显韶也会进京看看孙子，指导林翼的学业。 贺熙龄身为宿学名儒，执教也有特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辩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也是素质教育。胡林翼十三岁那年，贺熙龄在为他讲授《论语》，林翼听得聚精会神，冷不丁竟来了一句：“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贺老师大为惊异，他甚至想起了王阳明那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言。这哪是一个孩子说的话？谁又能相信眼前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放到现在，也就小学刚刚读完。胡林翼的早慧，让贺老师震惊并觉得“孺子可教”，此子他日或有不世成就。贺熙龄便在当天的日记里，有心记下了这一幕。 京城八年，从孩童到少年，胡林翼见识了不少大场面，结识了一些大人物，京中的繁华和人文昌盛更让他印象深刻，影响着他稚嫩的身心和思想，胡林翼到了另一个世界。逢年过节，他会跟随父亲到亲友处拜年串门，京师官员的视野、言论于胡林翼而言，尽是见所未见之景、闻所未闻之论，对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冲击。回到家中，胡达源让儿子以日志记之，从中体悟真谛。在给叔父墨溪公的信中，胡林翼描述这段生活：“新年中父亲偕赴亲友处贺年，获闻名言谠论，至深欣诧。父亲当命逐日纪录，一以备遗忘，一以习文字。” 在北京，胡林翼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八年间，和在湖南长大的同龄人如曾国藩、左宗棠相比，胡林翼见识更广博，视野更辽远，认识更深刻，格局更宏阔，思考问题的角度，待人接物的气质，行事方式和处事手段，甚至所走的路，自身的人脉资源、朋友圈，都会大相径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特点迥异都会一一彰显。身为官二代，胡林翼在成长中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王闿运比较曾胡二人，说“曾起农家，胡称贵胄”。这也是他和曾国藩、左宗棠的不同之处。 道光八年（1828），胡达源外放云南乡试主考官，旋任贵州学政。学政属于巡职，任期三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很多翰林的仕途均起步于此。是年秋天，胡林翼府试不第，便遵父亲之意，和祖父一起来到贵州，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他在给墨溪公的家书中说，“千里以外，一堂三代，天伦之乐，无异居家”。在贵阳，胡林翼师从工于诗词书画的浙江籍进士郎葆辰。林翼本就极有天赋，九岁时已“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历经名师点拨，“志趣蒸蒸日上”，进益之猛，颇令父祖欣慰。 两年后，胡林翼已是成人年龄。十年前的婚约，到了眼前。 |
| 《曾胡治兵语录》：“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
| 天涯明显感觉比全盛时人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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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的小年轻一样，胡林翼公子哥当着，不愿过早陷入“围城”。道光九年（1829），在给墨溪公的信中，十七岁的胡林翼明确写道：“早婚之有害于学业身体，而兼足以颓丧人进取之心，故必俟血气稍定，学业有成，而后始许以享室家之好也...侄前蒙陶丈赏识，于孩提之时，一见即以爱女相许，知己之恩，拳拳曷已...一事未成，问学则之无仅识，言名则一衿未青，遽尔成婚，殊深愧恧。特禀恳大人希将侄意函请堂上，决从缓议，姑俟稍有成就，再行亲迎之礼。”太早结婚容易让人丧失进取心，不利学业身心，等功成名就，再好好享受爱情不迟。承蒙岳父的知遇之恩，一见即以爱女相许。惭愧的是，现在我一事无成，连个秀才名分都没有，贸然成婚，确实有些不妥。字里行间，充满现代年轻人的婚姻观念。 然而，婚姻是一生大事，尤其在官宦人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何况陶澍从二十一岁结婚，先后娶了七位夫人，就是为了要一个儿子。可从原配到妾室，不是不生，就是生了早夭，直到这一年，仍没有个延续香火的男嗣。以陶澍之意，胡林翼婚后要入赘陶家，做他的上门女婿，以“效馆甥古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林翼入赘后第二年，五十三岁的陶澍终如所愿，喜得一子陶桄，有惊无险，保住了陶家血脉。话说回来，林翼“姻事缓期已难如愿”，且“堂上业已允诺，侄未敢违抗”，他虽有不甘，在十八岁这年的夏天，还是跟着祖父从贵州回到了益阳。 南北辗转，再回故土，林翼已是翩翩少年。 这一年，陶澍由江苏巡抚擢升两江总督。天时地利人和，秋高气爽，良辰美景，在益阳桃花江畔，陶澍为女婿胡林翼、女儿陶琇姿举办了相对隆重的婚礼，由乡贤公胡显韶主持，“奢俭适中，乡评至洽”。婚后，林翼入赘陶家，与妻子、岳母住在了陶澍在益阳的桃花江别墅。民国出版的《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一则轶事：据说，婚礼当天有个插曲，洞房花烛之夜，新娘和亲朋遍寻林翼不得，后来竟在外面的酒肆找到了他，新郎当时已酩酊大醉。结合胡林翼婚前给叔父的信，道尽“堂上业已允诺，侄未敢违抗”的苦衷，以及他功名未就、不愿过早成家的思想，不能不说明他在这宗婚姻中，是保留一定想法、带着一丝苦闷的。 明弘治元年（1488），心学始祖王阳明十七岁，到南昌与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完婚。婚礼当日，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对新人闪亮登场，大家却难寻新郎官的影子。原来，结婚当天，王阳明还在一心思考心学，不知不觉闲逛到一处道观，见一道士打坐，两人便忘我交流起来。直到第二天，家丁在道观找到王阳明，才将他带回府去。 从这件事说来，叛逆少年胡林翼倒有几分阳明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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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花江别墅两年，陶澍请来了当地理学大儒蔡用锡教授林翼。蔡用锡也是益阳人，素谙兵略，讲求实学，是胡达源在岳麓书院时的同窗好友，和同是岳麓校友的魏源关系也不错，以拔贡的身份肄业国子监，之后科场失意，以游幕为生，至今没有功名。蔡用锡虽过着游幕生活，却极有口碑，在游幕界还是很抢手的，“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后来胡林翼发达，得以举荐自己的这位老师，蔡用锡遂由教谕迁升内阁中书，不久致仕归里。 既是拔贡，必非庸人。蔡老师之所以科场坎坷，大概和他专注的兵略、吏治等“有用之学”有关。也就是说，蔡用锡治学也是不重辞章，不习八股，讲有用之法，求经世之学。别人都在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他在看实学，搞素质教育，考试能及格那就怪了。也正是这个特点，他“教人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与诸生阐明性理之学，尤以身体力行为务”，相对理论，他更看重实践。受这位蔡老师影响，林翼也“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在思想上，胡林翼主张“以紫阳（朱熹）、涑水（司马光）为师”，“穷义理之精微 ,考古今之事变”；在课堂上，别的同学在摇头晃脑苦读四书五经，他却在下面看课外书。如此，“晨夕观摩，所诣大进”，“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可以预见，他后来主编的《读史兵略》《大清一统舆图》，均得益于这些童子功基础。 所以说，遇见一位好老师，是影响一生的事情。 成婚前后的胡林翼参加过几次科考，都以惨淡结局收场，连个秀才之名尚不可得，内心自有几分失落。结婚不到俩月，他向父亲倾吐了心声，自己“年已弱冠，一无所成，清夜扪心，倍深惭悚”，“不敢耽于燕婉之私，而隳进取之志”。这或可解释他新婚之日酩酊大醉的真正原因。他或许也清楚，科举八股和经世之学是两回事，某种程度上，甚至南辕北辙。那位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经世派前辈龚自珍，科场之曲折，何尝不是如此。 道光十一年（1831），胡林翼的经世之才首次得以施展。 是年五月，沅湘流域发生洪灾，益阳一带沦为泽国，饥民聚掠，百姓流离。林翼幼承理学陶冶、名儒指导，目睹眼前乱象，认为正是学以致用之时。于是，年方十九的胡林翼挺身而出，慨然曰“秀才便当以天下为己任”，“急诣县令贾亨，晋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赈”，给知县写了封信，提出了一套赈灾计划。其时林翼既无功名，又无公职，忽略官二代的光环，就是平头百姓一个。但在他看来，这是“匹夫有责”的事情，义不容辞。 胡林翼的方案便是编户齐民，根据每家的经济情况，将本县百姓分为三等：上户、中户，下户，简单说，就是富农和贫下中农。解决饥荒，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户，家中有钱有粮，就别来凑这个热闹了，一两次饥荒对你们也没啥影响，自己看着办就行；中户，有钱无粮，或粮很少、钱也不多。对这些家庭，政府卖给他们米，除去哄抬物价的因素，以平价或低于市场价出售；下户，就是没钱没粮的“贫下农”了。这些家庭是主要扶助对象，数量也最庞大，胡林翼的办法是，对他们免费施粮，为期一个月，度过灾荒。让他们吃好住好，吃有所食，住有所居，不致于饿死或引起暴乱，是主要目的。赈灾的意义也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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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和中农好解决，问题是，哪里弄到钱粮给大量的贫下农？ 答案是：让富农出，缓解贫富分化。上户捐钱，由政府到外面采购粮食，或者直接捐粮，以济灾荒。问题来了，自古出钱的事最难办，想让士绅们捐钱，无异于让他们放血。再说了，你一毛头小子，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你身为一个官二代，老爹是探花，岳父是两江总督，让我们捐钱，你自己怎么不捐？劝捐的结果是：“无一人赞之”，根本没人理会。 林翼想想也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能起到表率作用，他以身示范，“一出倡之”，当场捐了两千两银子！胡林翼一介布衣，胡达源为官清廉，家里也不充裕，哪来那么多钱？当然，钱是他做通老婆的思想工作，由陶家出的，而陶琇姿也是知书达理之人。九年两江总督，这点钱还是拿得起的。首倡之后，林翼接着苦口婆心劝富户掏钱，其过程不啻上演了一幕“演员的诞生”，煽情、诉苦、激将、诱导，乃至恐吓，想尽一切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有坑蒙拐骗了。事后，他用二十个字形容自己的劝捐手段：“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万事以目标为导向，以成事为结果，不论途径，不计手段，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是他一生的办事宗旨，在后来的事情中，这一风格愈加明显。经他四处奔走、上门劝捐，士绅们终于踊跃捐款，“立致数万金”，“散米俵食，全活甚众”。至于“流民恐一变而为乱民”的顾虑，他发动士绅“部署闾里丁壮，约同里团练”，控制聚掠的饥民，维持社会秩序，“劫风乃息”。赈灾事件圆满结束。 在给祖父胡显韶的信中，林翼描述事件的经过：“此事出于孙之意，见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而孙自以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麋鹿奔于左而不顾，亦可谓毅然不移矣。”其坚毅、干练和早熟，果敢立断的行事风格、色彩鲜明的领导气质，由此可见端倪。 这就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所做之事！ 曾国藩对赵烈文说：“胡文忠做事有气魄。”诚不欺也。 追昔抚今，十九岁时大家在干些什么呢？甚至拿“湘军三杰”来说，比较这个年龄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二十二岁之前，曾国藩和父亲一同正走在赴省城赶考的路上，目标是考上秀才。会试落第那年，他从京师回乡，途中用借来的钱，狠心咬牙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钻研不辍；左宗棠比曾国藩好一些，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也在忙于科考、疲于生计，无暇他事。反观胡林翼，身无功名却心忧天下，一介布衣竟干了知县都干不来的事。 这就是思维的不同，气质的不同。 |
| 梁启超《新史学》：“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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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这次“实习”中，胡林翼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对待科举的正确态度。 什么是“对待科举的正确态度”？他将用行动来说明。 道光十二年（1832）春，因岳母贺氏前往南京，林翼与妻子陪同护送，得以“留居节署”。陶澍一向持经世思想，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在两江总督署，胡林翼与他相处近一年，亲见岳丈的兴利除弊，复得其言传身教，“精神殊为一变”。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魏源亦在陶澍幕中，与这样的经世派人杰为伍，对施政、改革耳濡目染，自小接受实用主义教育的胡林翼，对经世的认知更为直观和透彻。同时，本已在京城生活八载的他，培养了认识社会的宏阔格局和不凡气质，更学会了官场里的老辣手段和权谋多智，对官场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洞察。时人说胡氏善用权术，“颇得古人之风”，与他在北京和这段南京生活不无关系。这些经历和领悟，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所未能体会的。 从成长轨迹和行事风格上，他和袁世凯颇为相似。 而这时，胡林翼发现了一片更大的天地。 |
| 早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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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何意态雄且杰，不露文章世已惊 胡达源老来得子，胡林翼家中独苗，胡家名门望族，岳丈两江总督。这样的优渥出身，傲物纵性、纨绔不羁、不识人间烟火是正常的，有冶狎之习亦属难免。何况他自身又是一表人才，史载“林翼貌英伟，目岩岩，威棱慑人”。这一点，从照片中可窥一二。所谓冶游五要素，“潘驴邓小闲”，胡林翼可谓一样不落。如今来到这金粉之地，天时地利，才子佳人，不放纵一下自己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南京六朝古都，十里秦淮，名胜古迹，所在皆是，更多的是声色犬马、脂钗粉黛之所，杜牧有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于是，初来乍到的胡林翼探幽访古之余，也自觉入乡随俗起来。 关于胡林翼年轻时的这点爱好，《清史稿》点到为止，说他“负才不羁”；他后来的幕僚徐宗亮在《归庐谈往录》中说得也比较含蓄，“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则相对直白，“公少负不羁之才，陶文毅以女妻之。常恣意声伎”。描述不同，三者却提到同一个关键词：不羁。 怎么个“不羁”法呢？ 徐宗亮接着说道，“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颇似信国少保”。信国少保，即南宋的文天祥，曾受封少保、信国公。两人有何相似之处呢？说来有些尴尬，这位大名鼎鼎的抗元英雄，早年也是一位公子哥，且颜值与才华并存，从史料描述来看，与胡林翼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记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晢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更牛的是，年仅二十参加会试，竟一举夺魁，钦点状元。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不但长得帅、有才华，又很有钱，“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于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字眼：声伎满前。 比较胡林翼和文天祥，同是风雅公子哥，同样有功名，爱好也相同，一个“恣意声伎”，一个“声伎满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南下，宋室危如累卵。文天祥一改旧习，“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毁家纾难，募兵勤王。文天祥散尽家财，召集民兵万余，在浩浩荡荡赶赴临安的路上，友人劝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意思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想起到表率作用，以激后来忠义之士。三年后，多方辗转的文天祥于广东兵败被俘，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拒绝了蒙元招降。又五年（1283），四十七岁的文天祥在大都就义。 回头看胡林翼，似乎这些瑕疵，同样未影响他成为一代名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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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栖生 2020-04-11 14:01:17 mark ----------------------------- 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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