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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汉高祖刘邦

作者:量子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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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福出海后,大秦君臣一直呆在琅琊避暑,直到盛夏已过,凉风乍起,秦皇东巡的大队人马才再次起驾,向西南行去。
    他们的第一个目的是镇压东南的“天子气”。
    沿着宽广的驰道,秦始皇帝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彭城。
    在彭城西北的秦泗水郡丰邑方向,隐隐有五色云气,上冲天际。在大秦的望气士们看来,这种云气与始皇帝陛下头顶的那种五色云气几乎一模一样。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秦君臣们几乎百思不得其解-------夏商周三代国祚皆数百年也,我大秦刚刚建立,如何竟会有下一任天子的天子龙气,云蒸霞蔚,冲贯牛斗?
    随着嬴政的到来,那股天子气似乎减弱了许多,竟然开始向西南的芒砀山方向漂移。
    厌压似乎出现了效果,虽然不敢肯定,但也只能如此啦
    这时的嬴政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日本式的抉择——把当地百姓通通抓起来,通通杀光。
    大秦的君臣无疑会想到这一点,但肯定没有一个人敢宣之于口,公之于众。明知道威胁极大,秦始皇帝甚至连六国的旧贵族们都不肯拘禁杀害,又怎么可能出此下策,杀光所有当地百姓?
    这种必定会挨骂的进谏,还是不说为好。
    上天立君以为民——在这一点上,先秦的诸子百家几乎人人没有异议。
    传说,嬴政还采取了另一种对策:暗中派人,在支撑天子气的丰邑“龙脉”上垒筑了高台,镇压王气;并挖沟埋剑,以断“龙脉”,以阻平洋龙气。
    原来沛县有淮泗之水,处江淮之间,丰邑就因为有丰富的水源而得名为“沛”——后世所谓的水龙之气甚盛。
    司马迁并没有记载这类传言,所以真假难辨。
    《史记》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秦始皇认为东南有天子气,于是采用巡游的方式以强行压制。刘邦觉得这是指自己,便“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躲到了芒砀山中。
    三国时期,有人确定,秦始皇竟然追踪到了芒砀山。
    据说,秦帝国时代的芒砀山前有一道深20米,长800余米的断崖,岩石呈紫红色,上面紫气环绕,有时会化作五彩祥云,围绕芒砀山盘旋。秦始皇断定:这就是天子气。
    于是按照术士的说法,找来一块大青石以镇压之,为了万无一失,秦始皇又在青石上刻上十六个篆字:“吾大秦皇帝已登天子之位,紫气可息矣。”据说青石立毕,秦始皇帝对青石拜了三拜,紫气立即就消失了。
    后来秦始皇又在金陵镇压龙气。这一次可是明着干。
    南唐诗人朱存有感于此,赋诗说:
    一气东南王斗牛,
    祖龙潜为子孙忧;
    金陵地脉何曾断,
    不觉真人已姓刘。
    大概传说并不可信,很可能是后人附会。
    事实应该是:秦始皇一走,泗水郡丰沛一带的天子气就再次上冲,秦始皇再来,那股气就开始减弱,开始漂移。
    嬴政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天子气压制住了另一股天子气,厌胜之术有效,于是他接二连三地东巡,多次从泗水旁边经过,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刘邦则或者有意,或者凑巧,与秦始皇帝玩起了游击战术。
    在下说过:人类是上天创造的,人类历史是整个宇宙大历史的一部分,要符合更高的目的,实现更高的要求。
    创造人类:一是,为了让人类超越六道,炼养仙佛,为高级生命升华为超级生命提供舞台;但总体说来,能自拔于污泥之中,实现顿超的人很少;
    其二是,为了给下辈子将要上升天国的人,下辈子还能当人的人们消业——这种人占据人类的较大一部分。
    当然,准确地说,有些人前世的恶缘需要了断,有些人很坏,也是需要处理一下的;
    尤其是现代,许多人实在太坏,造业太多,下辈子也只好淘汰,打入三恶道了事——尽管这不是上天的本意。
    因为此种目的,人类历史必然是福祸相杂,苦乐参半。
    太平盛世也有,但衰乱岁月,战争年代更是相当之多。
    夏商周三代,有德者王,大禹以治水神功,子孙享国四五百年;殷商以契汤醇德,子孙享国六百余年。
    周德更盛,后稷、太王,王季,文武周公,列圣相承,以仁义礼智信化成天下,故而享国最久,达八百余载,后代子孙虽失武力,不失位号。
    朝廷的稳定基本标志着社会的稳定,三代中国,治世多而乱世少,与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恰成一个对比。这也是人心淳朴所致。
    但物极必反,郁郁乎文哉的至文之世,衰敝起来,也只能以秦之极武方可收拾。这就像两宋之极文一变而为有元之极武,也是天道的正常循环。
    毋庸讳言,秦取天下多暴——虽然说世变异,成功大。虽然说,这根本就不怨秦始皇帝。
    荀子说:“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
    秦之先祖皋陶、伯益的确有德,但其后亦有飞廉、恶来等人,虽然忠君,名声却不够好。
    其后非子、秦襄公等君,因周之乱据有关中,虽然也算是周室忠臣,可惜他们并没有夏商周三代圣君的大德广誉,沾洽人心,流播天下。
    秦穆公号称明君,竟以一百七十七人从死,可见其凉薄。
    其后是商鞅变法。
    秦孝公身处赤裸裸的兼并的时代,不想低人一等,不想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就得做虎狼。要想吃掉别的虎狼还得走极端,于是他任用卫鞅,急刑重法,施行农战,采取彻底的实用主义路线。弃帝王之道,而行霸王之术------与三代的正统思想,与后世的儒家思想渐行渐远。
    公正地说,这种背离也是无奈的,为了生存,各个诸侯国都得变法,都得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先王之道。
    其后惠王、武王、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接手,沿用商君之法,刑名之术,内务耕织,外劝死战,以贪狠强力变诈取天下,急于事功,不顾后患,虽收富强之实,拓土开疆,摧毁了六国国力、军力,但秦国却恶名远扬,被骂为虎狼之国。难以让天下人民心悦诚服。
    战国是大争之世,各个诸侯都在扩张,都在蚕食鲸吞。比如齐灭国五十六;晋灭国七十二。数量上比秦还多。天下由别的国家来统一,其它国家的人民也同样不会心服。
    不管怎么说,秦之某些先祖确实在道德上有所亏缺,至少是所积不厚。像商鞅诈取魏公子卬,宣太后诈取义渠王,秦昭王诈取楚怀王,白起杀降四十万等等,虽然说事出有因,不能一概而论,毕竟有积恶子孙之嫌。
    正如《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所说:
    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综合皋陶、伯益以来历代,秦德较之六国为厚,又远远不及夏商周三代。
    上天的解决之道是:让祖龙降生秦国,假手秦国来统一天下。以答报秦之先祖功烈;然后放弃秦国,任由天下变乱,最后让另一个与所有贵族都不相干的平民,来执掌乾坤,重新打造郡县制的中国。
    这就是祖龙之后,白龙脚跟脚降生的原因。
    这就是秦帝国东南竟会出现了一股强劲天子气的密因。(还有几股较弱的天子气,应于后世。)
    不管怎么说,秦之某些先祖确实在道德上有所亏缺,至少是所积不厚。像商鞅诈取魏公子卬,宣太后诈取义渠王,秦昭王诈取楚怀王,白起杀降四十万等等,虽然说事出有因,不能一概而论,毕竟有积恶子孙之嫌。
    正如《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所说:
    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综合皋陶、伯益以来历代,秦德较之六国为厚,又远远不及夏商周三代。
    上天的解决之道是:让祖龙降生秦国,假手秦国来统一天下。以答报秦之先祖功烈;然后放弃秦国,任由天下变乱,最后让另一个与所有贵族都不相干的平民,来执掌乾坤,重新打造郡县制的中国。
    这就是祖龙之后,白龙脚跟脚降生的原因。
    这就是秦帝国东南竟会出现了一股强劲天子气的密因。(还有几股较弱的天子气,应于后世。)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天下人民业力甚重,以致魔鬼横行,最终上身,强烈干扰了嬴政的判断力。嬴政就会认识到:
    秦灭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每朝每代都会出现的那一个极其危险的瓶颈期还没有开始。刚刚建国,民众思想还像是一盘散沙,民无常君,君无常民的战国遗风还在盛行。人民对新的统治阶层、新的统治理论、新的权力架构还没有足够的认同。一旦伟大政治家离世,大秦帝国在一刹那间就可能会丧失凝聚力,六国旧贵族凭借着怀旧思想就会迅速崛起,势如星火燎原。
    那样祖龙统一之后,他就可能会适度分封,众建藩辅,建立后宫制度,选立太子,竭力妖魔化六国政权,不用妇人之仁,坚决镇压反格命,清除一切隐患——哪怕他们的确是无辜之人。
    在天上,白龙是左龙的二弟,四大真龙天子之一。
    左龙之弟白龙降生时,秦始皇帝刚刚三周岁。
    左龙第二次轮转,化生为秦始皇帝,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九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传说是出生于正月初一。
    三年后------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刘邦诞生于楚国,时值楚考烈王七年。具体地点是后来的秦泗水郡(汉“沛郡”) 沛县丰邑(类似于今天的乡)中阳里金刘寨村,大概是在家中,父母据说为刘煓和温氏。
    到汉代,因为地方特殊,丰邑从沛县剥离出来,建县,遂称丰县。
    该地西周初年属于宋国,是以商代遗民为主的国家。
    公元前286年,齐灭宋,沛县并入齐国。两年后,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进攻齐国,楚国也趁火打劫,沛县几经反复,最终被楚国所兼并。公元前224年,秦军攻取淮北,沛县属秦。此时,刘邦已经32岁。
    ——此地的多国属性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刘邦。
    事实上,秦始皇与汉高祖是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但事功没有交集。
    曾有网友总结说:“秦始皇卒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刘邦卒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两人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47年。
    相对而言,秦始皇是少年早成,13岁登基,39岁统一天下,在壮年就创建了丰功伟绩。
    刘邦呢?则是典型的大器晚成者:三十多岁才入仕当亭长,48岁起兵,56岁当皇帝,实现了“大丈夫当如此”的梦想。”
    刘氏起源于尧帝,尧帝第九子受封于“刘”邑(今河北省唐县),遂以邑为氏。
    传18世至夏朝有刘累;
    下传至晋名臣士会,入秦,后又归晋,士会有子留居于秦,恢复为刘氏。
    刘氏在战国时迁于魏,刘邦的曾祖父刘清仕魏,为魏国大夫,其子刘仁,也就是刘邦的爷爷,始迁丰邑,号丰公。
    刘邦的父亲据说叫刘煓,字执嘉,即刘太公。生母据说为温氏,被追谥为昭灵夫人(昭灵后);刘邦的前面有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也许是刘家并不重男轻女吧——刘邦被排在了哥哥、姐姐后面,故起名为季,人称刘季。
    刘邦还有一个庶母李氏,据说是太上皇庶妻,后封太上皇后,生下了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
    刘邦大哥叫刘伯,早死,长嫂后封侯。二哥刘仲,名喜,被刘邦封为代王,二嫂为王后。
    刘邦并不是凡人,即使在我们这个推崇平等,甚至平庸的时代,我们仍然要这样说。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道: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未出生之前,刘媪曾经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中与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太公正好前去看她,见到有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了高祖。
    ------如果这一段记载是当事人后来追述,那么我们说,这很可能是白龙入胎时,龙炁外溢显像的缘故。
    刘邦长大后,“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这同样可能是真龙之炁外溢显像,至少在理论上,有此可能。
    我们说刘邦起名为季,人人称他刘季,事实上是现代人的说法。
    严格说来:这个季是他的字,按着古代惯例,《礼记》:“幼名,冠字。。。周道也”,“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冠字”的讲究,刘邦三个月时,其父刘太公已经为他取名为邦。邦是“丰”与“邑”两字的联合——大概刘太公想暗示自己这个儿子出生于丰邑,没想到误打误撞,这个儿子后来拥有了整个国家,实现了邦的另一义。
    刘邦年至二十,在宗庙中举行加冠礼时,他又得到一个字——季,这是其父或贵宾或自己起的。
    综合起来:
    刘邦从出生三个月直到二十,人人都喊他刘邦。到了二十岁成年加冠,已有为父之道时,朋友等等已经不可直呼其名,都是喊他刘季,以示尊重;只有长辈、老师和居上位者,才能继续称呼他叫刘邦,以示亲切。
    刘邦自己谦称则用名不用字;都是说我刘邦如何如何。所以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取字是为了明尊卑,示礼义。
    后来到了宋元,普通的平民百姓已不再有表字,起表字成了有地位者的专利。
    在下在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绝大部分并不是真龙天子,真正的几位真龙天子身上都有或明或隐的奇异之处。有识者方能识别。
    《史记》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鼻梁,前额突起,有一副漂亮的胡须,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迥异于常人。
    刘邦的未来岳父吕公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刘季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许给你做洒扫妻妾。”------遂把吕雉嫁给刘邦。
    高祖做亭长时候,一次请假回家到田里去。见一老汉相面,告诉他说,您的面相贵不可言。
    刘邦藏身芒砀山时,吕雉从几百里之外的丰邑来找他,每次都能找到。刘邦感到很奇怪,问她原因。吕雉说,你住的地方,天上常有云气,看着云气来找你,每次都能找到。
    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与项羽大战,兵败彭城,被楚军团团围住,眼看将成瓮中之鳖,忽然一阵狂风从西北刮来,折木发屋,飞沙走石,顿时天地晦冥,楚军大乱,刘邦乘机夺路而逃。
    这些记载,在在下看来,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至少与原始事实相去不远。
    当代人信奉唯物主义,十分多疑,但你们仔细想想,近世就没有这一类奇闻异事?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天命诏》曰:
    “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
    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也说:
    “丹鸟呈祥,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
    (引自《大风长歌》)
    至于刘邦在逃往芒砀山的路上,拔剑斩巨蛇,后面跟来的人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哭泣,问她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一条蛇,躺在路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云云,应该出自五方上帝之说,意为秦皇是西方白帝之子,汉皇是南方炎帝之子,汉代秦立乃是天运循环。
    刘邦出生在一个中等家庭,虽然他的太爷、爷爷比较了不起,但到他父亲这代,家境显然已经没落,当然比起普通人家,还不是很差。
    学者们分析指出: 刘太公应该有两房妻室,或一妻一妾,类似士的阶层;
    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后来却被推择为吏,按秦法规定,“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这说明刘太公家并不贫穷。
    他的异母弟弟刘交可以远离家乡,负笈向当世名儒浮丘伯学《诗》,而这也是需要一定财力的。
    刘邦本来是白龙降世,天生的聪明仁义,性格豪爽。
    刘邦的家乡丰沛与孟尝君的封地薛,只隔着一个微山湖,大概受孟尝君影响,少年时的刘邦立志要做一个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
    但战国末期信陵君威名更盛,天下传扬。青少年时代刘邦的第一偶像很快变成了魏国的一代伟人信陵君,他对信陵君的故事耳熟能详,甚是仰慕。当上皇帝后,每次从大梁经过,仍然要去信陵君的纪念馆(祠)虔诚祭祀。并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专业户,世世代代奉祠不绝。
    信陵君死后,信陵君的门客张耳为魏国外黄令,继续结交天下英雄,行侠仗义,名气很大。
    据史书推测,刘邦在十三岁至三十一岁之间曾数次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去魏国外黄,与张耳结交,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月。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友谊终生不渝。
    后来二人一起起兵,共同称王,结成了儿女亲家,刘邦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就嫁给了张耳之子张敖。
    张耳那里:“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也------真是英才济济,贤达满座,高谈阔论,呼啸生风。刘邦与他们交游,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很快也成了一位豁达大度,气度恢弘的俊逸之士。
    统计起来:“刘邦作为楚国人,在楚国的沛县生活了三十一年,渡过了他的前半生。其中,在楚考烈王治下渡过了十八年,在楚幽王治下渡过了十年,最后三年,是在楚王负刍治下渡过的”。
    刘邦从小就胸怀广大,志向高远。与张耳等豪侠交接后,更是意气风发,敢作敢当,到处扶危济困,行侠仗义,以沛县的“信陵君”自居。
    他天性仁而爱人,喜欢施舍,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喜欢舞刀弄枪,喜欢打架,喜欢骂人,喜欢追美眉。(这是当时大侠的标准作派)心里总是梦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在一般庸人看去,刘季此人是不大正常,状似癫狂。
    他虽然幼时和同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友卢绾一起读过几年书,(毕竟他也是大夫之后嘛)能读能写,但在那个重武轻文的时代,自尊心极强的他,自然从来不肯以文士自居,相反,他总是三句话不离国骂-------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粗人
    实际上,刘邦的文才绝高,后来随口做歌,都是出口成章,大气磅礴,雄浑已极--------尽显帝王气度。
    如我们知道的:
    “大风起兮云飞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上安所施!”  
    白龙的文才,在四龙中最高,稍一出手,就是惊才绝艳,高标万世,实非李杜苏辛等辈文人之所能及。
    仅仅十几岁,刘邦在沛丰地区已经有了名气。
    本着侠士坦诚待人,平等接物的精神,他是三教九流一概结交,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只要意气相投,就可以两肋插刀------四海之内皆以兄弟视之。
    史载:无论是县中小吏,镇上豪强,乡里吹鼓手、织曲贩履者,集市屠夫,穷得娶不上老婆的光棍,还是里中守门人、站岗的士兵,刘邦都绝无轻视之意,只要说上几句话,他们就会成为刘邦的莫逆之交,为刘邦舍命-------这是何等罕见的政治才能?
    刘邦领着一班弟兄抱打不平,行侠仗义,难免会经常触犯楚国法令。幸亏他的同乡好友萧何,此时已经当上了县吏,经常利用手中职权袒护刘邦,为刘邦消灾解难,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算没有出什么大事。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
    刘邦轻财傲物,仗剑行侠,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既不务农种田、又不经商牟利,也不去学一门手艺。在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看来,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打架斗殴。
    与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既能种地,又能做买卖的刘邦二哥刘仲相比,与负笈求学,刻苦读书,以后可能考取吏员的弟弟刘交相比,老三刘邦岂不就是一个好高骛远的浮浪子弟,反面教材——所以刘太公常常骂他,跟他吹胡子瞪眼睛的。
    大哥刘伯死的早,大嫂和老爸是同一个论调。
    刘邦可是少年时代,私自外出,跟当代大侠们混过的,一想到种地经商,杀猪卖菜什么的,就觉得俗不可耐,无法容忍。
    幸好战国时期,各国贵族还有养士之风,大概在刘太公心里,觉得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以后也就是做一个别人的门客——只能是以此收场了。
    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蒙武统领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一战灭楚。楚国刚刚占领几十年的淮北之地全数被秦军接收——刘季的家乡沛县“解放”了。
    刘邦的游侠好梦,也正式宣告破灭。
    秦王朝是法制国家,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由官府判决。最讨厌游侠以武犯禁,明令取缔私剑,不准再擅自行侠,扰乱治安。对张耳之类的名侠则悬重赏缉拿。
    秦军占领淮北沛县一带后,摧毁旧的行政区划,设置泗水郡统领沛县等等,按照秦的户籍什伍制度重新编组了乡里社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百家为里,十里一亭等等等等。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登记人口、财产,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劳役,“人人固定在户籍所在的土地上,邻里之间互相监督连坐,不得随意脱籍流动”。(这是学者的观点)
    时局大变,沛县的乡里游侠刘邦面临着重大抉择-----要么进入新体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要么一如既往,与官府作对,最后被迫流浪天涯。
    从前256年出生,到前224年楚亡,依在下计算,刘邦做为楚人,已经在世界上生活了三十二、三年。
    但他似乎并不怎么爱楚国,既没有从军参战,跟着项羽的爷爷项燕,到离家不远的平舆前线去抵抗秦军,楚亡之后,也不见他有若何悲戚的表示。相反,就在楚亡不久,他竟然立刻当上了秦国官吏,且命人入薛治冠,欣然自得——出现这种现象,我估计是因为,沛丰曾属宋、齐、魏、楚各国,到了前224年,它又变成了大秦领土,所以当地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强烈。
    刘太公对刘邦大概是比较溺爱,比较放纵的,因为太公本人就是一个好玩好乐的人,喜欢每天在劳作闲暇与邻居亲朋们在一起踢球、斗鸡、喝酒——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人好玩的人,一般都是性情宽纵和平,无可无不可的,对不长进的儿子打了几次,骂了几次,实在不听,也只好由他去了。
    刘邦虽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但他损害的只是刘家,在乡里外界,他得到的评价却是很高,像什么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正直无私,天性淳朴,乐于助人,扶危济困,讲义气,够朋友,行事果决等等。
    战国时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后世有很大不同。太史公司马迁后来游历刘邦家乡,微山湖(当时还不是湖,是泗水的泛滥沼泽区)对面的薛邑时:曾说道:
    “我曾经路过薛邑,那里的乡间有很多桀骜不驯的少年,与邹国、鲁国不同。我问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人以及奸诈的人六万多家居住在薛邑。世上传说孟尝君好客并以此为乐,确实是名不虚传啊!”--------可见当时游侠之多,游侠风气之盛。而薛邑与丰沛仅仅有几十里地的距离。
    刘邦在呼朋引类,行侠仗义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那时他没有婚娶,只是找了一个马子曹夫人为外妇。
    外妇在词典中,是指男子于正妻以外在别处另娶的妾或者私通之妇。

    依理推断,这位曹夫人应该是有夫之妇,夫家姓曹,她与刘邦私下有染,生下了儿子刘肥,刘邦发迹后,把刘肥从曹家要了回来,让刘肥回复了刘姓,封为齐王,又追封刘肥的母亲为曹夫人,以示纪念。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被宋明的腐儒们所阉割,还相当健康。那时社会上节烈观念淡薄,两性关系相当开明、开放,婚外发生性关系的事例比比皆是。有些地方甚至比较淫荡放纵,类似于男女交接极为自由的原始公社时期。
    在男女两性关系上,更倾向于儒家的秦始皇帝嬴政只好到处宣讲:“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甚至规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禁止有夫之妇弃子而嫁,夫死再嫁属于不贞无情。要以礼法来分别内外,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该圣洁虔诚。丈夫在外淫乱,杀了也没有罪过。妻子弃夫逃嫁,儿子不要认她为妈。
    ——但是效果很有限。
    正如识者所言“刘邦的时代,华夏古风尚存,男儿血气方刚,轻生重义,尚武豪侠,至于好色贪杯,使酒任气,也是丈夫之习性”。那时的中国人,“绝无魏晋以来,敏感文弱,玄学贪生,精气为文化所消磨的蔫萎气”。大多慷慨豪放,以大丈夫自居。
    鲁迅先生亦指出:“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
    刘邦好色,十分正常,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
    今天的中国男人则不然,个个好色,却个个拼命否认------脑子里塞满了乌七八糟的主义思想,奇谈怪论,无法消化,远不如古人活的真实潇洒。
    沛县“解放”之后,刘邦的处境反而迅速好转。
    原来,楚人所用,大抵都是自己的宗室,或者老牌贵族,楚国雄兵百万,地方万里,却连战连败,正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不能以功绩奋士,得人死力。
    刘邦的爷爷虽然是个大夫,(还是魏国大夫!)毕竟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刘邦之父和刘邦都无缘仕途。
    秦国号称法制国家,对于原属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所有人民,却是等量齐观,一视同仁,一律以功勋任用的。所以秦律虽然有它冷酷的一面,也有其温情公平的一面。
    沛县入秦后,按照秦始皇帝新颁布的官制,县令和县里主要属官,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属下的官吏,则在当地人选任。
    据专家研究:秦代选考公务吏员,有几个条件:
    其一,被推择的候选公务员需要有善行,有良好的品质。韩信就因为“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
    其二,有一定年龄限制。根据秦律,秦时为吏者必需在壮年------三十岁以上,毛头小伙子还不成熟,不能用。
    其三,家贫者不得被推择,这倒不是秦始皇帝歧视无产阶级,而是因为当官是要担很大责任的,古人相信“有恒产者有恒心”,你一个裸官,一无家二无子,干一票就可能逃跑,谁敢用你?
    其四,实行保举制------推举者和被任用者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刘邦已经三十出头了,家道小康;经常扶危济困,赈济他人,又喜欢主持正义,抱打不平,在当地百姓中口碑很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是下有乡里父老兄弟推举。上有萧何等人的保举。
    说到具体考试:刘邦的剑术武艺肯定不错,(否则怎么当游侠?)读写计算,也从小就跟老师(据说是马惟老师)学过,所以在前222年左右,全国还没有完全统一解放之时,据说刘季就参加了泗水郡地方小吏的选考,考试合格了,被任命为沛县下面的泗水亭亭长,开始试用。

    进入仕途试用一年后,刘邦转正,正式成为大秦帝国泗水郡沛县下属的泗水亭亭长。这时候,刘邦三十三、四岁,正当壮年。与国破家亡,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楚国的贵族官僚们相反,大秦帝国对于刘邦来说意味着机会,意味着命运的转折,意味着上天的垂青。

    泗水亭在沛县的东面,地处县城东郊,靠近现在的微山湖,与孟尝君的封地薛县隔沼相望。离刘邦的出生地,处于沛县西部的丰邑东西相隔大概有几十里之远,但是离县城很近。

    亭负责十里内本亭部的治安,要抓捕盗贼,还要收发传递政府邮件,接待往来的官家使者。所以亭是邮递站、小驿站加派出所。刘亭长的下属有求盗一人,负责治安,还有亭父一人。亭父是主管每天开门闭户,招待上访,打扫卫生的。求盗则相当于后世的捕快或者派出所民警。亭舍的墙上挂着弓弩、戟盾、刀剑、甲铠等武器。这是亭里的标准配置。

    刘亭长没有家眷,就长期住在亭舍。他每天佩着特制的竹皮冠,披着甲,带着弓,一手提剑,一手持竹简命令,带着一两个下属,在十里地面,三村五巷,四处巡逻游逛,倒也颇为威风得意。

    由于是县里的派出机构,亭由县主吏掾(功曹)——也就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直接统辖。更具体的说,在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刘邦归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萧何管。
    刘邦在自己的游侠时代主要与民间的哥们儿交往,像沛县的大哥,游侠王陵,平起平坐的豪强壮汉雍齿,自己的小兄弟卢绾、樊哙、周勃之类。
    作了泗水亭长之后,他结识的主要是沛县中下级官吏。如曹参、夏侯婴、任敖、周苛、周昌等等。正是这两部分人,成了刘邦开国打天下的基础。
    他经常在泗水亭舍附近的王大娘酒馆,武大妈酒店招待朋友。事实上就是在讨论国事,组织队伍。
    上天早已为刘邦配备了大批助手,远方的更多,譬如此时的韩信,彭越等武将,张良、郦食其等文臣。
    其中许多都是天兵天将,许多是星宿,还有许多是各个天国,各个层次的神灵。
    譬如韩信就是天狮转生,此际正在穷困潦倒,餬其口于四方。
    刘邦据说当了15年泗水亭长,其亭长生涯与秦帝国几乎相始终。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河北沙丘时,刘邦已经四十六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造反;公元前209年10月,48岁的刘邦率众起兵,他56岁------即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在定陶即皇帝位,开创了雄风簸荡,气象万千的大汉王朝。
    公元前219年,四十一岁的秦始皇帝嬴政大规模东巡,他停留在彭城厌胜,幻想要压制刘邦。此时,三十八岁的刘邦正是他的手下干部之一-----当然是最基层的一个小吏。他正在勤勤恳恳地为大秦帝国奔波服务。
    嬴政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对其姓字名谁,身高长相一无所知。刘邦呢?恰恰相反,很快却成了嬴政的粉丝。
    正如专家所说: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的开拓建设时代,帝国的工程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像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在咸阳北坂上重建六国宫殿基本上是战前的事,主要由秦国人自己承担。
    与某些后世相比,秦的徭役相对沉重,赋税相对繁重。与战国时代相比,秦的赋税徭役显然已经减轻了一些。
    抛开腐儒灌输的偏见,我们应该看到:“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这是某学者的总结)
    国家没有财力人力,什么事也办不成。大英帝国税率很高,称霸世界几个世纪。欧洲各国税率很高,科技发达,民富国强,福利完善,人人向往,我们能说人家做的不对吗?
    按照秦律规定:全国男子17岁至60岁为服役期,有爵位的五十六岁免老,无爵位的士伍免老的年龄则为六十岁。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少。
    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农闲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要在本郡、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者是首都,或者是边郡,他郡,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定。
    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秦人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远役,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自然颇为难耐。
    大秦一统天下,“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如专家所说)------这都是为天下苍生造福之事。再加上大秦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对六国军民也是一视同仁,一体任用。仅仅赋税徭役比较繁重,相信当时的人们还是能够理解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本朝开国时期的建设历史。
    大约是在秦始皇帝第一次东巡以后,几年中的某一年,按照规定,刘邦应役咸阳。
    在沛县属楚时代,刘邦曾经去过魏国外黄县,去找大侠张耳,学习行侠。那次他独自一人,远出几百里,已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了。
    这次西去咸阳,刘邦更是饱览山川秀色,遍查风土人情,滋生出了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冲天壮志。
    从沛县往西,去咸阳一直要走二千余里,出泗水入砀郡,到了三川郡,从地图上看,刘邦已经走上秦始皇经常要走的秦驰道。
    他沿着荥阳-成皋-洛阳一线西去,进入新安、渑池,过了崤函山地,就由函谷关进入了关中。
    关中是秦国本土,地理形胜,物产富庶,人口众多,吏治清廉。且山高林密、土厚水深,宫殿村舍、壮丽整洁,其风俗醇朴,政通人和,荀子曾誉之为至治,称美赞叹不已。
    初次入秦的刘邦无疑与二、三十年前的荀子一样,处处感到耳目一新。
    秦国的兴盛与其法治密不可分。
    汉代在这一点的继承上,做的相当好。
    正如孙皓辉先生所断言:秦以前,中国是礼制时代。秦以后,中国是人治时代。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160年上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制时代。秦人实现了古典时代高度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秦人崇尚法治,崇尚公平。
    秦代法治原先是战时法治,虽有重刑,但重赏与之平衡,虽有严罚,但尊贵与之平衡。
    到了秦始皇时代,经过秦国君臣的不断努力,秦法强烈的战时法气息已经大大减弱,立法精神已经充满了和平理性,从出土文物看,秦法既不过严,也不过苛。譬如饱受非议的连作制,在出土秦律中就几乎没有具体体现。
    在秦二世时代,秦始皇帝立法的公平正义性还有相当保持,所以章邯的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他们不但没有叛变,反而拿起了武器,去竭力维护这个曾经惩罚了他们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精神的公正,感召所致。
    那是一个精密管理,高效生产,法制严明的时代。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治吏太严-----严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
    曾有学者指出:在秦始皇的统治下,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奉公守法,被各类规章制度,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出现过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

    由于对官吏团队过于苛察严求,官员在压力下不敢贪不敢拿,最后竟使得秦朝官吏与帝国中央之间发生了离心力。后来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反叛,秦朝各郡县的官吏,往往竟然成了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

    经过这次教训,后代的皇帝可是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之间,他们只得罪一个,在“仁义道德”或者与国际先进法制理念接轨的幌子下,皇帝对官吏们的腐败睁眼闭眼,甚至暗中纵容他们贪污腐败以便加以收买-------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了这些城狐社鼠,贪官污吏的拥护,一般的人民起义,竟然真的很难动摇政权了。譬如黄巾起义,譬如太平天国。



    专家们的判断是:

    刘邦入秦,对秦人大生好感,他在关中既没有受过虐待,也没有吃过苦头,所以后来领军攻入关中时,他一不杀,二不抢,三不烧,保留原有政府机构,约法三章,亲自与关中父老对话,对秦国吏民,有格外亲切的表示。

    刘邦建国后,定都洛阳,但戍卒娄敬一谏,刘邦即日命驾,迁都关中,这与他初次入秦时留下的关中情结,不可能没有关系。

    秦帝国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初始,三代时比较MZ的遗风尚存,人民与君王之间还没有后来的深深隔阂。

    皇帝出巡,常常允许百姓站在道旁观瞻。

    某一次,嬴政从咸阳出巡,刘邦大概是穿着工作服,有幸挤进了人群。站在观瞻者的行列之中,他亲眼目睹了秦始皇帝在精锐的步骑警卫下,摆列盛大的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出巡的风采。

    只见秦始皇帝坐着六马挽驾的金根车,车盖舆墻,皆施彩画,轴悬飞铃,马佩璎珞。由于御车上金饰七百余,银饰近千件,整个御车光彩夺目,辉煌灿烂,宛如天帝座驾。

    君临天下的始皇帝端坐车上,身着黑色为主的衮龙袍,戴天子十二旒冕,大概是霸气十足,目光锐利,令人不敢对视。

    御手则头戴切云冠,腰佩长剑。看上去忠心耿耿,威风凛凛。

    两旁是护驾铁军,人似虎,马如龙,一列列戈戟森森,盔明甲亮,然而却庄严肃穆,寂静无哗,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

    看到秦始皇帝出巡的法驾是如此的光华耀目,声威煊赫,咫尺之间,感受到秦始皇帝的肃杀罡气,无上天威,刘邦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不由自主地在心底里发出来一声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


    那是一个精密管理,高效生产,法制严明的时代。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治吏太严-----严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
    曾有学者指出:在秦始皇的统治下,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奉公守法,被各类规章制度,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出现过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

    由于对官吏团队过于苛察严求,官员在压力下不敢贪不敢拿,最后竟使得秦朝官吏与帝国中央之间发生了离心力。后来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反叛,秦朝各郡县的官吏,往往竟然成了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

    经过这次教训,后代的皇帝可是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之间,他们只得罪一个,在“仁义道德”或者与国际先进法制理念接轨的幌子下,皇帝对官吏们的腐败睁眼闭眼,甚至暗中纵容他们贪污腐败以便加以收买-------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了这些城狐社鼠,贪官污吏的拥护,一般的人民起义,竟然真的很难动摇政权了。譬如黄巾起义,譬如太平天国。



    专家们的判断是:

    刘邦入秦,对秦人大生好感,他在关中既没有受过虐待,也没有吃过苦头,所以后来领军攻入关中时,他一不杀,二不抢,三不烧,保留原有政府机构,约法三章,亲自与关中父老对话,对秦国吏民,有格外亲切的表示。

    刘邦建国后,定都洛阳,但戍卒娄敬一谏,刘邦即日命驾,迁都关中,这与他初次入秦时留下的关中情结,不可能没有关系。

    秦帝国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初始,三代时比较民主的遗风尚存,人民与君王之间还没有后来的深深隔阂。

    皇帝出巡,常常允许百姓站在道旁观瞻。

    某一次,嬴政从咸阳出巡,刘邦大概是穿着工作服,有幸挤进了人群。站在观瞻者的行列之中,他亲眼目睹了秦始皇帝在精锐的步骑警卫下,摆列盛大的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出巡的风采。

    只见秦始皇帝坐着六马挽驾的金根车,车盖舆墻,皆施彩画,轴悬飞铃,马佩璎珞。由于御车上金饰七百余,银饰近千件,整个御车光彩夺目,辉煌灿烂,宛如天帝座驾。

    君临天下的始皇帝端坐车上,身着黑色为主的衮龙袍,戴天子十二旒冕,大概是霸气十足,目光锐利,令人不敢对视。

    御手则头戴切云冠,腰佩长剑。看上去忠心耿耿,威风凛凛。

    两旁是护驾铁军,人似虎,马如龙,一列列戈戟森森,盔明甲亮,然而却庄严肃穆,寂静无哗,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

    看到秦始皇帝出巡的法驾是如此的光华耀目,声威煊赫,咫尺之间,感受到秦始皇帝的肃杀罡气,无上天威,刘邦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不由自主地在心底里发出来一声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不知道,上天也正在为他准备这一切——对的他一生成败攸关,最为重要的一位伟人,早已降临在他的身边。

    这个人就是他的辅弼者,前世的仲父,今生的福星。


    昨天在下曾说到秦人六十岁退休,有爵位的五十六岁免老,结束为国家服徭役。

    鉴于上一年,即秦始皇帝二十七年,秦始皇下令修驰道时,曾普赐全国男子,爵位一级,则实际上,秦人是五十六岁退休的。

    有爵,还可以获得犯罪减刑的好处。可以占有的田宅数量也不一样。

    据专家考证,秦代赐爵是以全体编户的良家男子为对象的,包括男童。男童有爵位(叫小爵,例子很多)可以延迟二年到四年的傅籍服役时间。

    有了爵位,“流民”,“奴婢”,“贱民”可以改变身份,重新变成编户齐民,这也是一种招抚方式。有利于稳定自耕农阶层。
    ——这位伟人就是萧何。

    在下已经提到过:白龙的前身是齐桓公,(小白嘛,小白龙)而他的文星,白蟒文星(汉字没有这个龙加莽字)就是管仲。

    说老实话,看完《天经》的记载,在下对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把握能力,判断能力深表怀疑。

    千古一帝秦始皇,被他写成了嗜血暴君——这倒是有情可原,毕竟那是前朝君主,汉家革命,正宜贬斥之;

    开疆拓土,振扬大汉天威的罕见明君汉武帝,被他写成了昏愦狂暴之主,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二人之间,大有过节,蓄愤在心,积不能平;

    可是他把汉高祖几乎写成了地痞流氓,就太不应该。后代多少次黑刘,始作俑者,其实正是司马迁。

    汉家开国丞相,一代伟人萧何更是被他写成了一个“录录未有奇节”的刀笔小吏。

    据说即使等到汉朝兴起,他也只是“依日月之末光”,谨守门户而已。最后还要借韩信、黥布等人的诛灭,他才出人头地,功列第一的。

    在司马迁看来,萧何只能与闳夭、散宜生等人相提并论,根本就不是伊尹、太公那样的辅弼良臣,旷世伟人。

    如果司马迁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估计他也能把几十年前的周恩来总理描写成一个平庸之辈。


    正如识者所言:

    伟大的事功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

    当代的庸碌之辈,受谭嗣同非常偏激的大盗论的影响,喜欢把历史上的开国帝王,想象成是和自己半斤八两的同一类人。认为他们夺取天下,践祚称帝,只是运气好而已——每天意淫不止,聊以自慰。

    事实上,刘邦和萧何的事功伟大,其人品也一样伟大。




    萧何比刘邦大一岁,出生于前257年,他与刘邦是同乡-----同为丰邑人。

    萧姓为丰邑大姓,有宗族数十家,是本地古来的望族。人多势众,一呼百应。

    萧何在沛县属楚时代,已经是县里的吏员,那时,身为平头百姓的刘邦啸聚闾里,行侠仗义,自然难免有时会好勇斗狠,打架斗殴,触犯法律,遭官缉拿。

    当时都是萧何,从中斡旋,几次加以保护。《史记》所谓,“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也。

    入秦以后,萧何留任,以明通法律,娴于吏事,受到上级主管赏识提拔,更具体的说,就是以有学问而无所枉害,做事公平,人人信服,升任成了沛县主吏掾。这个职务,用今天的话说,也就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县府事务,主管人事,以及县下属吏员的考核升迁进退。

    秦朝的御史到泗水郡督察郡务时,萧何跟着他的属官办事,经常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于是萧何被提拔到郡,担任了泗水郡卒史,在卒史任上,他在公务考核中又是名列第一。

    秦朝泗水郡的监察长官------郡御史大人,认为萧何是人才难得,准备入朝推荐萧何到中央工作。事前征求萧何意见时,萧何却不愿意。

    原来萧何目光如炬,高瞻远瞩,他判断大秦帝国隐患巨大,国祚可能会突然终结,天下很快就要大乱。所以竟一再辞谢,这才没有被调走------然而“能吏萧何的定评,沛县时代就已经成型”。

    萧何如此干练,如此的远见卓识,怎么能说是“碌碌未有奇节”呢?




    后来萧何大概是因自己请求,又回到了沛县,但他的大才,恐怕连县令都会十分钦佩,认为在能者居尊的大秦王朝,萧何恐怕早晚会成为他的上司。因而不敢托大,对萧何言听计从。

    刘邦当亭长时,大大咧咧,不时越轨,触法犯事。都是萧何作为他的顶头上司,在好多事情上,在县里替他圆谎辩护,说情化解,成了刘邦不折不扣的保护神。

    有了萧何的保护,刘邦变得有点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由于是萧何负责收礼,在县令招待吕公的盛大宴会上,刘邦竟然敢冒称: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空手套白狼,以大言不惭娶得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吕雉小姐的一段佳话。


    对吕雉小姐,县令尚且准备迎娶,自然也是一个才貌出众的女人。

    刘邦出远门,到咸阳服役,官员们都奉送他三钱,唯独萧何送他五钱,以为赞助。
    人言:刘萧二人都是:仁而爱人,正直无私,天性淳朴,疾恶如仇的。

    但在外在性格上,两人却完全相反。刘邦是生性浪漫,外向热烈,敢作敢为,萧何则逻辑推导,内向严谨,行事邃密。适合行政管理,是天生的宰相、总理人选。

    古人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圣人能见微知著,睹始知终。以小明大,一叶知秋。

    秦王朝的覆灭十分突然,可以说,简直是意外中的意外。天下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精明干练的秦朝政府官员,更包括秦始皇帝,在这一点上,在洞微烛幽,远见卓识的能力展示上,显然都不及萧何。

    当然,客观地说:这与秦始皇帝嬴政高高在上,深居庙堂,即使出巡,亦难免受人壅蔽,失聪失明,不可能感同身受,十分了解民情有关。

    人情都是贵远贱近,贵耳贱目的,萧何与刘邦是老乡,刘邦又是一介布衣,寒门下士,早年也实在说不上有多少贵人风范,“天子气象”。

    萧何要在千万人中,要在本乡本土识别刘邦,总是另眼高看,青目有加,寄予无限希望,提携帮衬,不遗余力,甚至暗中以帝王相期许------可谓至难之事也。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他显然早已预感到刘季这小子他日定非“池中之物”。




    刘邦私放徭役人员,落草之后,萧何暗中与在芒砀山中打家劫舍的刘邦保持着密切联系。依照《史记》的记述,樊哙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刘邦在芒砀山聚众造反,武装割据,为自己建立了第一块基地。

    借助陈胜起义之机,萧何建议沛县县令召回了芒砀山中的刘邦。沛人起义之后,沛令被杀,众人欲立首领,萧何是职位最高,口碑最好,众望所归,家族又人多势众(萧何在关中一次就派往前线数十人,可以为证。)-------可谓是当然的领袖人选,但萧何却竭力推举拥戴刘邦,终于使刘邦成了“沛公”。

    刘邦正是以此为基础,网罗数百宗亲朋友,收二三千名沛县子弟,独立成军,收平旁县,开始了自己一定强秦,扫清寰海的伟大事业。

    不幸的是,萧何的大功,却被太史公司马迁轻描淡写的一笔,不着痕迹,偷天换日,完全予以了抹杀。
    据司马迁说:

    萧何和曹参这两个有资格出任首领的人,是出于私心才把首领位置让给刘邦的。

    据他说:众人推举首领时,因为刘邦带人攻城,刚刚立下大功,开始时自然大家都推举刘邦。可是刘邦说:“如今正当乱世,诸侯纷纷起事,如果安排将领人选不妥当,就将一败涂地。我并不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怕自己能力小,不能保全父老兄弟。这是一件大事,希望大家一起推选出一位能够胜任的人选来。”

    萧何、曹参都是县里的官员,都顾惜性命,害怕起事不成,遭到满门抄斩之祸,于是他们极力地推让刘邦。刘邦被逼无奈,数次推让不出,才最后勉强接受了沛公的称号、职位。

    如此一说,萧何在刘邦被立一事上,不但无功,反而有罪-------他推举刘邦当沛公,原来竟然是胆小怕事,不敢承当,甚至是不怀好意,企图嫁祸于人。
    问题是:

    司马迁是如何知道萧何与曹参的内心活动,真实意图的?

    莫非萧何与曹参两人曾当众说起过这一点-------他们站在高台上,告诉下面已经起事的成千上万沛县父老乡亲:我们害怕被灭族,首领这个位置,还是让这个愣头青刘季来干吧!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在以后-------当这个草民刘季势力日渐膨胀,成了砀郡长、汉王、皇帝之时。萧何和曹参却去四处宣扬,告诉别人,自己当初不敢当首领,是因为害怕被灭族,推戴刘邦,纯属无心之举,颇有嫁祸之意。

    -------萧何和曹参都是汉朝宰相,不说智力如何如何的过人,不会弱智,却决然可以肯定,就算他们当初真的内心有此想法,请问,他们会不会自己说出来?

    他们的思想活动,谁能掌握?司马迁的这种记载,到底有几许真实性可言?

    事实上,正如程步先生所说:司马迁的种种“小零碎”,完全是出自司马迁个人的揣摩想象。跟写小说一样:——他总是事先设定了一个人的人物角色,然后用种种有选择的事例,种种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的心理活动,种种别人绝不可能听到的对话,予以加强,浓墨重彩,予以描画。

    这到底是历史,还是文学小说?
    萧何的作风是谨小慎微,于是司马迁把他想象成了怕死鬼。

    曹参是刘邦帐下第一员猛将,“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朝臣曾公举为朝堂位次第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


    刘邦军攻入咸阳后,诸将都是先去国库,去取金银珠宝,萧何则是先去相府、御史府,去收取秦朝的图籍档案。据此,明人李贽认为萧何是天生的宰相材料。

    司马迁说,“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后来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退居蜀汉。正是因为萧何的极力荐举,刘邦才一举提拔韩信为大将,统帅三军,后来又提升他为左丞相,对楚军实施战略大迂回。

    萧何极力荐举韩信为大将,告诉刘邦,韩信是国士无双,争天下必须用韩信这种军事天才,这说明他完全懂得军事。

    刘邦二话不说,斋戒设坛,一举擢拔韩信于所有将领之上,赋予韩信那么大的军权,独当一面,也说明刘邦认可萧何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军事专才的判断能力。


    萧何去追韩信,刘邦以为萧何跑了,他就“如失左右手”,茫然无措;萧何回来,刘邦就十分欢喜,仿佛心里有了主心骨。

    入关后,萧何为丞相,镇守后方、署理民政;足兵足食,支撑连年战争。




    普通人认为萧何长于行政管理,组织规划,精于细节安排,但缺乏雄才大略和勇毅决断,也没有军事才能,而刘邦恰恰相反,有此而无彼——不过是基于他们俩人的实际表现罢了。并没有考虑他们潜在的才能。

    可刘邦并不这样看。

    他认为,项羽和韩信都是军事家,虽然可以说都是军事天才,但实际上,对他的威胁并不算大。刘邦在战争中,在战后,这十几年,最为担心的,恰恰是他自己的宰相。
    ?


    细密地分析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项羽是天才的军事家,在政治上同样相当强悍。

    所以司马迁才说他,才气过人,近古所未尝有。他断然不是像某些当代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介匹夫,近乎白痴弱智。

    战强秦而胜之,宰割天下五年,以一人之智勇,力敌刘邦、萧何两位伟人,张良、陈平、韩信、彭越等等数不清的谋臣悍将,外加数十位诸侯的轮番围攻,项羽竟长期不落下风,亲临时,几乎每战必胜,甚至差一点生擒了刘邦,如果不是起风的话-------仿佛是古代的拿破仑,已经足以证明其才华之卓著。

    正如网上高人菜九先生所说:“大概是天要亡秦,要假手项羽除去秦暴力统治的基础。实际上,项羽在完成了这件事后,也基本上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如果说有天意,或许这个天意就是要项羽止步于此,如果还不肯停下来,就是违反天意了。所以说,如果项羽只是满足于诸侯上将军的位子,不再事进取,或者这件事对他的未来还不会有什么影响,还不至于败得那么快。但心气与才华绝高的项羽,哪里是一个肯居人下之人噢”。

    事实上,项羽已经尽力做到最好,除了坑杀二十万降卒,还有几次屠城,属于一时冲动,思虑不周,被愤怒冲昏头脑之外。

    项羽临死,长叹:天亡我也-----盖越雷池则违天,违天则天亡之,已经窥见了一点历史的真相。


    项羽不能不分封,刘邦也不能不分封,他们都没有秦始皇帝的资本。只能以分封来诱致诸侯,驱策群臣。

    项羽的问题在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心高气傲,不屑于玩阴谋,耍手段,先分封异姓王侯,以后再加以处理-------总之是贵族气太浓。所以曲高和寡,成了众矢之的。

    项羽的确可怕,但项羽不愿滥封,不能得手下将领之死力,随机应变的政治能力是不能得满分的。一只老虎总是被一群狼群殴,难免左支右绌,所以刘邦并不怎么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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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从封建前进到郡县,付出了:

    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刘邦重伤、随即死亡的巨大代价,付出了整个贵族阶级几乎全部被杀,全国人口损失十分之七八的巨大代价。

    此后尚有七国之乱,一直到汉武帝,推恩令下,这件事,才算基本搞定。

    这就证明:经济基础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之间,有一个百年左右的时间差。

    可以参考的是:中国从孙中山开始搞MZ,漫漫百年,虽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技术支撑早已足够,但MZ制度迄今仍然没有在中国完全确立。

    ------这就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之曲折艰难。
    使刘邦真正感到威胁,如芒刺在背的常常就是萧何------因为萧何威信太高,极得民心。这一点,项羽比不上,韩信同样比不上。刘邦不怎么怕项羽,也不怕韩信,但他对萧何确实感到既敬且畏。

    萧何如果造反,刘邦可就真的歇菜啦。

    所以刘邦既对萧何感激涕零,又时时担心提防萧何反叛。

    汉三年、十一年、十二年,刘邦三次怀疑萧何,如果不是鲍生、秦东陵侯召平以及那个不知名的说客,先后给萧何提醒,刘邦很可能会对萧何采取一定的措施。

    汉十二年(前195)秋天,黥布反叛,刘邦亲自率军征讨,他多次派人询问萧相国(萧何当时应该是唯一的宰相)在做什么。

    萧何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在后方安抚勉励百姓,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和讨伐陈豨时一样。

    有一个门客劝告萧何说:

    “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数第一,还能够再加功吗?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众都亲附您,您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与百姓关系和谐,受到爱戴。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

    如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呢?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下来。”

    于是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强卖民田,汉高祖听说,才非常高兴了。


    萧何为了降低自己的声誉,竟然需要用这么多的办法来自污,可见其声誉之隆,已经超过刘邦。

    为了压制萧何,杀一杀他的气势,刘邦悍然找个借口,把萧何交给廷尉,戴上镣铐,拘禁了几天。

    于是,一个姓王的卫尉劝告刘邦说:相国是不可能反叛的,否则陈豨、黥布反叛时,相国留守关中,他只要动一动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盘就不归陛下所有了...

    刘邦只好放了萧何,并且说:

    相国不要在意,相国为百姓请求苑林,我不答应,这就向天下人证明,我不过是桀、纣那样的昏君,而你则是一个贤相。我所以把你用镣铐拘禁起来,正是想让百姓们知道我的过失,和你的贤能。

    白龙和白蟒文星搭伙,文星的声誉常常高于白龙,几乎每一世都是这样。前有姜小白与管夷吾,后面还有...

    诸君挑灯看史,可以自己细细品味,看一看在下所言是虚是实,是真是假。

    ?
    大体上,白龙每一世长的都很漂亮,性格开朗、风度翩翩、言谈幽默、魅力十足,是人群中天生的领袖。

    祖龙就不一样,有时长的很好,有时长的就比较丑——这与他易怒的性格有连带关系。

    在这一点上,司马迁的记述比较准确:刘邦是爱开玩笑,动手动脚,骂骂咧咧;嬴政是动辄生气,动辄“大怒”。

    刘邦夺取天下,正是天意。

    高祖病重将死,自己曾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司马迁也说,秦朝禁兵,不封树诸侯,恰恰帮助了刘邦。

    刘邦“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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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2-16 13:41:54  更:2022-03-15 23: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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