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话题] 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条接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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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话题]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条接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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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条接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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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条接骨术？

我以前一直以为柳条接骨的意思是把柳条绑腿上当个外固定用，觉得祖国医学还是有点东西的，知道要固定减少骨折活动。
后来在这个问题底下才知道柳条接骨是要把柳条放体内？？

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如此反科学、反智的柳枝接骨，当年竟然会在被捧到那么高的地位？

1958 年的论文“柳枝接骨”和“中医大放卫星，柳枝接骨成功”用图
其实在1958年中下旬，武汉市柳枝接骨研究小组已经通过大量临床试验已经认定：
“基于柳枝移位、感染和异物反应等问题的存在……把柳枝接骨作为内固定来治疗各种骨折应为原则性错误……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各地对柳枝接骨的临床研究也都认为这玩意儿超级不靠谱
天津报告：
“柳枝接骨……行程过于缓慢，新骨生成量太小”
上海报告：
“X光照射未见到柳枝被结缔组织和骨髓纤维包裹覆盖”
山东报告：
“柳枝是否可以直接骨化为骨，抑或仅起桥梁作用，终因坏死被吸收，或结缔组织变骨代替了柳枝，尚需要更丰富的资料来证实”
……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是疯子，我们依然有大量学术严谨、作风正派且头脑保持清醒的医学科研人员
可您猜怎么着？即便柳枝接骨这事儿依然存在巨大争议，但武汉市卫生局在1958年10月份依然坚持举办旨在全面推广柳枝接骨的全国性培训班，并在培训会上发表以下言论：
“柳枝接骨在祖国医学遗产中，是久已湮没的一项技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大跃进中，才能把它发掘出来，经过动物实验和运用到人体上都获得了成功”

第一例柳枝接骨病人刘理修治疗和出院
那你问为啥柳枝接骨这种明显反科学、反智的中医治疗手段，武汉市的最高医学主管部门竟然完全不知？
原因很荒唐，因为早在4个月前，柳枝接骨就已经被武汉市卫生局认定为“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的重大胜利”，准备作为喜迎国庆十周年上报给国家的“献礼工程”
所以柳枝接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纯学术研究项目，而是一个——政！治！工！程！
当时有媒体刊文声称：
“武汉市的老中医、共产党员刘达夫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人身上第一次成功了柳枝接骨的手术。于是祖国医学中又放出了颗压倒英、美，超过世界医学水平的‘大卫星’！”
并且柳枝接骨之后的“中医衍生工程”也在筹备过程当中：
“要完成中医中药（主要指针灸）治疗阑尾炎、柳枝接骨、小儿麻痹后遗症、消化性溃疡等疾病的生理机制的研究，争取放出更多更大的卫星，迎接国庆十周年”
柳枝接骨既然是“整治工程”，立刻就赋予它两大“护身法宝”
第一条：柳枝接骨必须成功，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是实践过程的问题，于柳枝接骨无关
第二条：临床上如果验证柳枝接骨出现问题，请参考第一条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地柳枝接骨手术出现了那么多问题，我们依然头铁的要将柳枝接骨树为典型，作为中医“战胜西医”的一项“功绩”，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以“柳枝接骨”为故事原型排演的话剧《柳枝记》
柳枝接骨这事，就是一起典型的临床医学遭到“中医正确论”玷污的产物
要知道这种学术遭到“玷污”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20世纪中叶，苏联视西方遗传学为敌人，污蔑遗传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以农学家李森科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农学家奉拉马克主义为圭臬，用“诊治权威”替代“科学权威”，最终导致苏联遗传学研究一场长达30年的浩劫，史称“李森科事件”

幸运的是，柳枝接骨这件事并未发展成中国版的“李森科事件”
因为武汉市卫生局发疯，可湖北省卫生厅不傻
1959年7月，就在武汉市力推柳枝接骨献礼国庆十周年的前夕，湖北省卫生厅22日当天紧急下文：
“很多问题特别是柳枝骨化问题尚未得到最后证实，因而也不便于过早地做出结论，更不宜推广临床应用……试验工作目前应以动物实验为主，临床研究一律暂停……”
通知里还着重强调：
“（柳枝接骨）不宜盲目肯定和轻率否定，在报刊上不要作对某一方面夸大的宣传”
随后柳枝接骨临床人体试验全面停止，对其的宣传也逐渐淡出，更没有人提什么“献礼国庆十周年”了
一场时间长达1年、影响力遍及全国范围内“学术不端运动”，终于告一段落
多年以后，这个曾经被视为“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医“献礼工程”，最终还是被踢进了“伪科学”的领域

所以你问要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枝接骨？
mr深水的答案就是——中医的本质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任何来自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干扰，最终都会反噬中医本身
医学是解决临床问题的实践科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祖国医学、民族医学这些buff加持并不能增强其临床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会让中医走上“学术不端”的深渊
当年的柳枝结果如此，后来的针刺麻醉、针刺治聋哑、卤碱抗癌等都是这种“学术不端”的产物
中医衰败的问题是人类文明跌打的结果，其代价需要由中医自己来承担，并寻找在这个时代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
依靠诊治权威、民族主义挟持、文化buff强加的行为，最终都是在啪啪啪抽中医的脸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我专门去搜了一下啥叫“柳条接骨术”
看完之后....我尼玛？
柳条削尖了插进骨头里连上？
这要是在几百年前没有科技点
有人迷信也就罢了
现代人还在问“如何看待中医的柳条接骨术？”
无话可说
就只希望相信这个玩意的人腿断了就这么治就行

很明显，这是错误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是截肢，然后用莲花重塑肢体。
古代知名人物哪吒就是一个现实病例，家喻户晓的。

这个也是知乎老图了。

1959年，畜牧业大跃进，牛精猪。
历史书上的大跃进，写得很简略，只提到“浮夸风”，“共产风”，笼统描述了农业“亩产万斤”,‘’工业大炼钢铁”，所以很多人对于大跃进的认识，只有工业，农业领域。
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席卷整个社会，所有领域的荒唐运动。
没有行业可以幸免。
医学界，打鸡血，针灸麻醉，柳条接骨。
造船业，跃进号，首航即沉没。
教育界，教育速成，
打倒权威，一年级，二年级的大学生，编写教科书。
盲目搞校办工厂。
作者：Canicularis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955497/answer/222728141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长葛县提出在一年之内普及小学和初中，紧接着某些地区号称只用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例如“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的案例，曾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宣传：
“白坡乡在7天的时间里，办起民办小学25所，入学学生1025人，业余中学3所，学生231人。不仅快，而且省，没盖一间房子，没做一张桌子??开办费也做到最节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角二分买了一盒粉笔就开学了。全乡??共花了 3元5角钱。白坡乡创造了??一个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典范。
(河南省教育厅：《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载《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
随即郾城县以及河南的其他县市掀起了学习白坡乡的“热潮”。一些县市纷纷表示要“乘卫星、跨火箭”，要以“闪电的速度”、“光速”，在半个月或者10天之内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下面是时任河南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的回忆，作者为王锡璋(1915—2006)，1958年初到1983年，他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是教育大跃进的当事人：
“1958年3月24日，我和教育厅其他两位同志以及郾城白坡乡、潢川双柳乡、登封三官庙乡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河南省内各县不断打电报来报喜，说他们那里已普及了小学、中学或扫除了文盲。我一接到报喜的电报，就随时用大字报在会议驻地公布出来，报告河南今天又有几个县实现了普及，几个县达到了扫盲要求。当时我在宿舍特地挂了一幅河南省地图，哪个县传来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或扫盲喜报，我就在那个县插上一面小红旗。结果会议还没开完，地图上就差不多已插满了红旗，全省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中小学教育，扫除了文盲!尽管这样做几近笑话和儿戏，然而当时我是以虔诚的态度一本正经去做的，十分严肃而自豪，认为这是人民的创造，革命的奇迹，根本没有动脑子去想一想其中有无浮夸。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幼稚可笑。”
(王锡璋：《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
其它地区也纷纷开始跟上，如河南登封县决心争取十年扫盲计划一年完成，山东省要求苦战二十天，拼音突击完”，察右前旗旗委提出“奋斗六十天，睁开两只眼”，上海市强调“扫盲采取先突击生字然后巩固提高的办法，从二年缩短为两个”。
在此之后这后一种风气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人民教育》社论说，“自从今年二月党和政府提出多快好省的教育建设方针后，群众办学运动迅速展开??各地民办中学和民办职业中学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1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55361所，入学学生达268万余人。这不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而农业中学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与此同时工厂、企业等也要大办学校。 ”
于是企业办学四处开花。更有甚者有的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经办成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教育网”，实现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虚夸造假成风，学校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运动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藐视专家，鼓吹群众运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办教育更加必须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 ’??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 ??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从此之后，群众办学与国家办学被赋予同等地位，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农村的中小学全部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管理，后来又降了一级，民办小学、大队办的农业中学等全部由生产大队管理。也就是农民子女的教育要由农民自己出钱来办。从而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投入之外，号称“人民教育人民办”。此后农村的教育，要由农民自己出钱办，而城市的教育由国家来办，教育政策定位为城市的精英教育，农村教育逐渐凋敝。
高等教育自然无法在这种风潮下独善其身，有些学校办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专业独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所农场办高校，有些中专升为高校，还有些县办起了红专大学。一些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宣布办起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红专大学、劳动大学等名目繁多的学校。那么这些所谓的大学教学质量究竟怎样?
仅以当时引起轰动的河南省孟津县翟泉红专大学为例：筹办这所大学只用了40多元钱买必要的书籍、挂图和简单的设备。畜牧系建立了猪场，加工饲料厂、配种站及兽医站，林学系育苗绿化，艺术系排几个舞蹈，语文系编相声、快板，体育系组织男子篮球队到外村比赛，医学系在村里搞环境卫生等。红专大学共有学员559人，全社55.4%的青壮年都入了大学。生产中的内行人和能手，都成了红专大学的教师，尽管当时就有人质疑，但是在造假盛行的时期这种质疑之声成了批判的靶子：
”有人瞧不起这样的大学，觉得最多是个农民业余学校，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教授、大学生怎么能办大学?听起来像是说得有理，实际上似是而非。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人，就不可能是念过大学的人，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学，更不要说什么教授了。应当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没有念过大学的农民一定能办大学，能办新型的农民大学。 ”
(《访翟泉红专大学》，载《光明日报》1958 年 7月 2日）
该校之后就成了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旗帜，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认为是“农村中普及大学教育的重要形式 ”加以宣扬，并很快就在各处遍地开花。同年10月1日，《光明日报》报道说，“我国教育事业以空前速度获得巨大的发展 ??本年新办高等学校八百余所，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在校学生比1957年增长三分之二以上……许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份决定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
这些“大学”的教学质量如何，从该运动唯一的遗孤，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可见一斑：
该学校总校和附设在全省30个垦殖场的30所分校组成，仅仅半年以后就扩展到总校1所，分校 77所，劳动技术学校38所，学生共有4万余人。这些学校与江西省的各国营垦殖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山区，分校校长由各个垦殖场厂长和党委书记兼任。确切地说，共大尤其是它的各个分校，既是农场又是学校，实为农场学校一体。
因为是亦场亦校，所以文化要求不高，据共大副校长汪东兴报告说，学生的文化程度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约占4%、初中程度的占27%、高小及高小以下程度的占69%。实际上是挂着大学牌子的职业中学，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同时进行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种层次的教学。共大设农业系、林业系、畜牧兽医系、工业系等，本科四年，专科两年。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在 1958--1962年间，学生花在学习和劳动上的时间各为60和40 。
副校长汪东兴说：“对于教学和劳动的安排……可以边上课、边劳动，雨天上课、晴天劳动，生产忙的时间劳动、生产闲的时间上课，上课与劳动轮换进行的办法……学生劳动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学生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无法和正规大学相比。更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只有小学程度，这种以降低要求来获得所谓的普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1979年共大总校才成为全日制正规大学与各分校脱钩，1980年10月正式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这类大学中有些专业与劳动有关，但大量的是与专业无关、旨在“改造思想”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诸如种菜、养猪、挑粪积肥、挖河开渠等，文科学生尤甚。
下面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工地劳动的片段：
来到了工地，同学们成了多面手……工人要学文化，你就得做扫盲教师、工人要做总结，你就得当秘书、工人要学唱歌，你也要挥动生硬的手臂，担起指挥来。就这样边干边学，许多同学都学到了多方面的才能……有的学生已经完全顶得上一个工人的劳动。
(《工地办学是中文系教育改革的良好途径》，载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日）
不仅在工地劳动，甚至在大学的教室里都堆满了劳动工具，对大学生而言，劳动工具变成了和纸、笔一样，需要随用随有：
“教室后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铁锹，锄头，有装土、捡粪的箩筐，有挑重物用的扁担，还有大扫帚、灰斗、挑粪的大桶 ??一应俱全。刚开始，一进教室感觉怪怪的，有点儿不习惯，后来班班如此，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我们的大学课堂居然可以是这样”。
(王炳照，周慧梅著：《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于是农业部立刻提出：“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认为这是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措施，必须坚决执行”。林业部决定把“高等林学院系的全体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至二年，并将原有林学院系迁出大、中城市，在林业生产基地建校”。在这种情况下农林院校的学生长时间下放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有的甚至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例如南京农学院在教学计划中，规定教师学生分批轮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全院师生先后下放农村，每批有 8个月以上时间参加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办学校 ??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教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领袖讲话之后，学校大办工厂就变成了中央文件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说得非常明确：“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社办学校。”因此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农场也达到“高潮”，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并且和大炼钢铁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校园中一切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几乎变成了工厂车间和农场。
如北大电机厂在第四中学办了木工、机工、钳工、绕线、组装、喷漆、磷化共七个车间。四中学生2千4百人，除了初一学生参加校内的“少年农场”外，其余各个班级都分配到有关车间，高中生每周劳动 8小时，初中生每周劳动6小时。在58年第4季里，共生产了3919台电阻器和1795台安全变压器，约占北大电机厂第四季度总产值的20%。
(《工厂在学校办车间的一个例子》，载《光明日报》1959年2月28日)
仅仅半年之内，北京市有55个工厂在58个学校设立了车间。《北京日报》一篇社论说：这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一种良好形式，并应成为城区中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种基本的、固定的、经常的形式。
安徽蚌埠第三中学在校内办了两个工厂，一个是有 12个车间的教学仪器厂，可容纳三百多个学生同时劳动、一个机械厂，可以容纳二百多人劳动。此外还有一个一千多亩地的“红旗”农场。为了使生产正常化，学校把校内的工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以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学校出现了所谓“一面读书、一面劳动；读书与劳动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广州市多所中学建立了炼钢厂、铸铁厂，其中7中制成车床，9中炼出焦煤。番禺县三十多所学校建立化肥厂。顺德县提出“中小学大办工业”，要求在中学搞四厂一场，即化肥农药厂、农械厂、电工厂或木工厂、炼钢厂、农场，小学办化肥厂。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11月，中国大陆有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中学、中专、中学共办工厂 15万多个。办大、小农场1万多个，种植面积达250万亩。
这场运动中教材也未能幸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认真予以修订”。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群众性的编教材、编讲义一哄而起。大学各科教材十几天或几个月就能编出来，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造了很多令人震惊无比的奇迹。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成立了 256个教学改革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编写出 169种新的教学大纲。南京大学法文专业四年级学生 16人四天编成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吉林大学物理系四年级130多人苦战五昼夜，编写了14种大纲 l1种讲义共17万字。四川财经学院提出口号：“苦战四十天，编写新讲义，迎接新学年，向国庆节献礼。”结果四十天共编写出44种新大纲和 38种新讲义，其中参加编写学生有 267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 63名学生和 5名青年教师编写出《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清华大学机械、电机、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等六个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教材、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等共95种。内蒙古师范大学师生编写出《内蒙古现代革命史》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更加耸人听闻。
最先放粮食高产卫星的河南省，在编教材方面也大放卫星，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新编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据说是“依靠群众找到了多快好省的编写方法。”这一所谓的经验马上就以社论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上推广：
如编写玉米教材的同志，搞了几天，翻了许多资料，但仍找不出来玉米增产的关键。于是栽培组的同志就和农业局技术人员一起座谈，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这次河南教材的编写??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编写教材。参加编写教材的人不是什么专家，绝大多数是从未编写过教材的青年教师……他们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农、向有关部门请教，同群众一起座谈，一起研究。群众提供材料、出主意……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多快好省的方法??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在这方面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编教材是神秘的。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 (社论)》，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
在这种大干快上的局面下，原本的学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因为学校往往是一哄而起，很快又一哄而散。除了师资、设备等条件不具备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有的学校教育制度模式即城市化的模式在农村难以推行。因此从1958年 9月开始，各地纷纷开始了缩短学制的试验。试验的新学制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九二制；中学四二制、三二制、二二制、四年制，已及文理分科、半工半读等。
1960年前月，教育部宣布，中小学的学习年限由 12年缩短为10年，小学为5年一贯制，改革课程，部分课程逐级下放，合并次要课程，提高主要学科的知识水平。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他认为虽然教育已经大跃进了，但是还存在“严重的少慢差费”；他说：“现行的学制……是一个落后的学制。中小学的年限太长，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困难??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教学革命，是教育革命的继续，依然是一场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一定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生产上超过英国，在教育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学制的改革涉及到课程、教材问题，可以说这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不改，学制的改革事实上无法进行。同年10月由中宣部召集，召开了十年制教材编审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原来12年学完的东西，缩短两年，用十年的时间学完”。随即各地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中、小学学制改革试验。即把中小学12年改为10年。参与试验新学制的学校最多时为三千余所。个别地区的中小学全部实行新学制。有的学校甚至要求9年或10年达到大学一年级程度。
科学领域搞“技术革命”，各种“神奇机器”发明出来了。
北京市“发明”了一种“自动售票机”，放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售票处，但由于那台机器无法准确地找零、找零钱给游客，因此仍然让一个人躲在里面负责找零钱给游客，跟“人工售票”没什么区别！

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
作者：之乎者six柒零肆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791758278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人们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对于这样的‘新事物’，XXX当时也是大肆宣扬。他在力学(研究)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我是死脑筋，举手提问：‘X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就不理我啦，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 ”
XXX对推广土超声波十分热心。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京区技术革新积极分子大会上，XXX说：“在我们国家里，……全国千万人一齐动手搞试验，每天有上亿次的试验，只要其中有一项是重大的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就需几十年才能做到，这真是千差万别……载波射流肯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所谓“载波射流”，就是土超声波。XXX等人认为，土超声波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超过一般人能想象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声波和射流的联合作用，所以给它取了个学名叫载波射流。
面对XXX这样的学术泰斗及政-俯对土超声波技术的充分肯定，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程光胜研究员则只在私底下表达了质疑：“我当时就犯嘀咕：‘这就是超声波？超声波能这么容易发生？’可我不敢公开说，只是私下跟朋友讲讲。朋友告诫我：‘你以为其他人就看不出来？大家都不说，你逞什么能？’……我一个右派，又怎么敢公开非议？下班后同事们大多都在实验室、办公室做与土超声波相关的工作。我也装模作样地做。对于土超声波的功效，我也总是拣好听的往报告上写。（原作者自己就是中科院的研究员，采访这些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是很方便的。——楼主点评）

中宣部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许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超过鲁迅”，“一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全国各地纷纷制定文艺“跃进”指标。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
　　柯庆施向上海文艺界动员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做斗争。”
　　在柯庆施这番讲话的鼓舞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跃进”指标。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现在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现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这一指标又被突破，被更改为：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4000篇，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
在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再如《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社员堆稻上了天》：“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铺天盖地不透风》：“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3天工夫，就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
　　《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编者按”称赞道：“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体育届放卫星。
195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为体育“大跃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各省市“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积极挑选和培训运动员”，全国共有几千万职工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选拔，很多地方举办了“全民体育跃进月”、“全民体育活动周”等等运动。在全运会筹委会上，“各省市都表示了态度和决心，要在明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创造世界纪录”。
1960年上半年，全国反右运动进一步扩大，体育界在这种大环境下，不得不摆出继续“跃进”的姿态，组织一些动辄万人的体育活动。到50年代末，全部打破了1949年以前的全国纪录，在举重、跳高、跳伞等18个项目中三十余次打破世界纪录，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
司法界大跃进。
据统计，1958年至1960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136.65万件，年均45.55万件，较之1954年至1957年年均审结102.22万件，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与社会经济不活跃固然关系较大，但也应该与法院人员流失严重、审判程序被抛弃以及“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的司法运作模式有关。
而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量刑过重情形在人民司法“大跃进”中相当普遍。鉴于人民司法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法院普遍出现大量冤假错案的现象，从1961年开始，各级法院开展了一场复查案件运动。复查重点放在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审理的混淆两类矛盾，主要是混我为敌的刑事案件。
经过复查发现有些地方的冤假错案占复查案件的30%以上，河南省101个基层法院从1961年9月起，一年之内改判和作其他处理的刑事案件，共涉及被告人13430人，其中，宣告无罪1423人，减轻刑罚6510人，免予刑事处分1106人，撤销管制和解除管制2024人，提前释放1753人，取保释放70人，改作其他处理的544人。
这些高达四位数甚至五位数的数据充分说明，当时的冤假错案比例是多么的高，而直接或间接卷入这些冤假错案的绝对人数更是多得可怕和惊人。人民司法开展“大跃进”运动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之大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你太奶当年缺衣少食最后硬生生吃观音土挺了过来
现在你跟我说你太奶当年就吃的观音土你也要吃还说观音土比现代的添加剂都健康那我只能希望你健康了

在1758年，柳条接骨就是世界前沿的手术治疗方案。
在1858年，柳条接骨就是在医疗器械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勉强能用的治疗方案。
在1958年，柳条接骨就是一场人为的彻头彻尾的闹剧。
在2024年的今天，柳条接骨是一个非常好的鉴别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精神状态的故事。

如果是1724年的话，算先进技术
如果是1824年的话，算传统医学
如果是1924年的话，算因陋就简
如果是2024年的话，算五百对半

等会，我看高赞回答的意思，柳条接骨不是用柳条在体外支撑肢体，而是植入人体？
那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比人能靠生物电使出十万伏特都魔幻吧。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产物，实际上是一种极为残忍的政治表演。
没什么好看待的，简直是医学史上，不对，应该是政治历史上极耻辱的一页。

我在了解柳条接骨之前，我想的是，骨折了，外面拿柳树木头固定一下。
我想这个挺好啊，就便器材固定啊，这不我们现在也用嘛，充分展示了外科领域都是一回事实践出真知。
了解以后。
我可去你妈的吧……
对了，给大家看点东西。

就，我真的很好奇，什么地方的“西医”医院，遇到骨折直接切除。
我就一直问反复问啊，我说这位贵州的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个医院这么干的。
问了很多次了。
大哥好像有点不愿意理我了。
唉，大哥你别怂啊。

我在神话小说里第一次看到这个技术，柳条接骨的技术，关键不在于柳条，在于按好柳条后，还得念一遍咒语……
点赞的兄弟，我待会私信发你们接骨咒语，不好用可换隐身咒，穿墙咒，三次更换无效，包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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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政治化的产物，和当年的针灸麻醉如出一辙。
柳条接骨术，针灸麻醉，这么好的东西，老爷们用吗？
之前全国一致痛批辉瑞P药，结果北京率先引进辉瑞P药，医疗医药，老爷们是最懂的。

请回忆：以前每个农村是不是都有几个瘸子跛子。
请选择：如果你的孩子需要治疗，你选择
A:西医医院 B: 中医柳条接骨 C: 钝角

这不算什么，67年前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打鸡血。一人抱一只鸡，最好还是公鸡。到医院排队打鸡血。也是个什么中医推荐的。

柳条接骨这玩意，你放在几百年前，那肯定是有比没有强，首先是能把骨头固定在一起，其次是去掉树皮以后比较洁净，还含有水杨酸(其实真正的古法是杨树枝)，一定程度上消炎杀菌。而且还容易塑形，你想要啥样就能削成啥样。
至于缺点嘛，又不是无菌，又不能亲和，又不能吸收，还会腐烂，容易折断。现如今有钢钉钢板，还有钛合金，谁还用这玩意。

如何看待？
我希望中医支持者们，用身体践行自己的信仰
自己及其家人们骨折了，一定不要去找西医打钢钉
坚持用柳条接自己的骨
这哪里接的是骨，这分明，接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只要这样，才能显出中医支持者们的纯粹
博大精深，灼灼其华
真是
太令人感动了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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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接骨算个球，不如亩产11万斤。

把人弄出伤口，然后在伤口里面放异物避免伤口愈合，这应该是一种酷刑。
不过这事赖不到中医头上，和打鸡血一样，都是建国后的产物。古代根本没有注射器，古人也没有注射的概念，哪个中医会打鸡血？同样，在伤口放异物早就感染死了，那个中医会这么做？

我小时候有好几次骨折脱臼的经验，张老姑爷经常要给我接骨，所以勉强对接骨有所了解。
张老姑爷的接骨术神乎其技，在我们当地方圆一绝，因为别的很多土医生接的骨都会败相，只有他接的没有一个败相的案例。
败相就是残废的意思。
骨折有三类最易败相，一是手腕，结构复杂，有尺骨桡骨，又薄又细，且容易同时出现骨折加脱臼，很不容易接好。
接完手腕不能灵活转动，是横僵着的，这种败相我们称为“歘子”。
第二个是膝盖、小腿、脚踝，这一段骨头硬，不好操作，接完等于没接，腿脚不灵活，是斜僵着的，这种败相我们称为“掰子”（即瘸子）。
第三个是脊椎，脊椎难度最大，没有着力点，不是熟手根本不能接骨，由于极难医治，只能僵卧在床，这种败相我们称为“瘫子”。
张老姑爷最牛的就是他一辈子行医，接骨无数，手里没有歘子，掰子和瘫子。他去世的时候，丧事全村规模最隆重，并非他的子女给做的排场大，而是多远地方的人闻讯自动来坐夜。
他们都是感念张老姑爷的恩情的。
接骨最难的是摸骨。
张老姑爷的手指纤长，虽然长年干农活，却特别温润敏感。
他每次给我接骨时，手指头频频如鸡啄米一样，在断骨周围触摸，通过轻微的按压，感受断裂的位置。直到反复确认以后，才会提按推拿，以巧妙的手法，推动骨头移位复位。接骨要听到细微的咔嚓声，脆脆的一声响，意味着骨头接准。
骨头榫卯结合，方才用到柳条。
柳条在摸骨推骨之前已经备好，根据断骨关节确定长短。
柳条接骨术并非把柳条插到身体里，这样讲纯粹是胡说八道。
这些柳条，是用来固定骨头的，俗称“夹板”。
预备柳条的同时，已经捶制好草药。草药的成分很多，我认不得，只知道其中一味是“续断”。
接续筋骨的“神药”。
把这些药捶得糯糯巴巴的，兑上白酒，把受伤的地方敷起来。接着用柳条固定，以纱布包紧。
三天之中尽量不要有震动，以免骨头错位。
柳条做夹板，是利用柳条的韧性，方便固定。
不过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其他的“意境”。
治病有时候跟写诗一样，也是需要意境。
断骨重生，需要一点生生不息的意境。
而柳条有个好处就是它不死，绑着可以引逗骨头生长，伤口复原。
这样听起来是有点离谱了。
不过我确实懂这种意境。
举个例子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引水的时候，挖的水沟，它本身是不会出水的。但有了水沟，就有了水流的方向，水就会顺着水沟源源不断流过来。
柳条在这个时候，就好比水沟，它成为骨头生长的引子，引逗着骨头的生气跟着柳条一起，相互连贯，迅速生长。
另外大概还有一点点生物学知识，即三天之中，柳条也会吸收草药的水分营养之类，暗自“生长”，或者说微微膨胀，这会让夹板更加紧绷，防止松懈。
三天之中，草药像铁桶一样紧箍起来。这药也确实神奇，透骨性极强，一开始是冰凉的，一个昼夜就感觉整个伤痛周围痒得难耐，想抠一抠。
敷药之前张老姑爷告诉我，再怎么痒都不许抠，不然就会败相，所以我得一直忍。
三天以后解开绷带，丢掉柳条，用热酒化开草药，再小心敷上新草药，保持静卧。
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就好了，但是张老姑爷告诉我伤筋动骨一百天，三个月不能让伤痛的地方再受伤害。
熬过去就好了。
不过我中间偷偷打乒乓球，撞到了手，差点疼死，被他臭骂了一顿。
张老姑爷去世，我们老家就再也没人会他的柳条接骨术了。柳条易得，摸骨难成。
一门技艺这样失传，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而天底下最遗憾的是，有些绝艺一旦失传了，很容易被传成一种离谱的传说。
我现在看到有的人说柳条接骨术是把柳条插到身体里，进而引得那么多人痛骂中医的欺骗愚昧，我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曾经极其幸运的见过这样的绝艺，甚至是它的受益者——没有它，我也许就失去读书写字的机会。
如今我的右手都还有绑柳条夹板后充血形成的伤疤，它记录着张老姑爷的医术在这个世界上的微末痕迹。

人世间真的有大音希声，只是不知多少人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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