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说二次元萝莉控到底对三次元萝莉到底是什么态度，单就大众对萝莉控指控的根源——把未成年人（这也是个保进步守的概念）性行为乃至被未成年人吸引看作一种绝对的恶，本身就是一种很晚近的，被社会构建起来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的构建伴随着的是社会权力（而不单单是政治权力）的扩张。
在近代之前的社会，“儿童”这个概念并不清晰，年龄较小的人往往被视作小号的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具有特殊心理和道德需求、需要与成人世界隔离的特殊物种，而从18世纪开始，学校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儿童被构建成一个天真纯洁、需要被保护的形象，这为后续的一切打下了道德基础。19世纪的精神病学发展则带来了对各种偏离生殖目的的性行为分类和病理化，什么足控、萝莉控、同性恋，只要你不去结婚生育，都是一种性倒错（今天的人看纸片人发电而不去找对象，不管ta宣称自己的XP有多么正常大众，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看都是得去治的），性科学与司法权力的结盟通过压抑性来压抑人，把性局限在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地方来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6、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是个成分复杂的运动，其中的左翼成分正是通过反对社会对性的压抑来反对社会对人的压抑。其中萝莉控/正太控（点名福柯）也是性解放运动中的一员，和今天大家熟悉的LGBTQ+一样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然而现在LGBTQ纷纷上桌吃饭，萝莉控倒成了不可接触者，令人感叹。在这个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放松对エ口刊物出版的审查，nude少年少女写真和其他成人刊物一样能被购买到，当然，保守人士看不惯这些，觉得这是令人恶心的道德堕落，但萝莉控并不比同性恋或者恋物癖更让人不适或在道德上更败坏。
而“恋童癖”从一个专业的精神病学临床术语，变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个等价于“恶魔”、“不可接触者”的公众道德词汇，其实是8、90年代西方社会道德恐慌（在这当中媒体的偏向性报道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第二波基米权主义运动运作的产物。这种恐慌政治是极其成功的，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深受其影响，它成功制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内部妖魔，这个妖魔是本质上非人邪恶的、无法治愈的、随时可能发作的，比起上上个阶段的“作为精神疾病的性倒错”，这个阶段被构建的MAP形象，要打个比较抽象的比方，就是“4chan网右密码本里面的芙莉莲里的魔族”。这种恐慌理所当然地创造了一种安全需求的政治市场，让政客、官僚机构和基米权主义者都能乘着这股浪潮大肆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
对政客来说，很难有比“保护儿童”更无懈可击、性价比更高的政治口号了。严厉打击“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魔鬼”成为展示道德权威、获取民意的低成本高回报策略。这催生了口号上的层层加码和各种符号性立法，比如梅根法案(笑点解析：这是克林顿签署的)，它们的效果比起预防犯罪，更主要的是安抚公众情绪，也就是起到make people believe的作用。对政府来说，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控制，无疑极大地扩张了它们对社会各领域的监控和管理，而且在这里我必须额外指出，这里的“潜在风险”绝不仅仅是指性犯罪者，从出版物到电子产品，只要我们议员老爷讨论觉得有风险的那就是有风险得栓，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实际上都在拿“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理由栓小登，不准小登上网。而向“预防未来风险”的治理逻辑转变，本身就扩大了相关官僚机构权力，这一点我们在911之后的美国社会能够清晰观察到，而它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发生过很多次了。
对于基米权主义者，这更是一次师出有名，大获全胜的大练兵，性暴力在这里被定义成了“男性权力对第二性身体的压迫”的集中体现，将未成年人性行为提升到了“父权制根本暴行”的程度，并且利用这种道德恐慌，基米权主义者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个男性＝父权制=性暴力者=恋童癖=不可接触者的等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某群体能够毫无顾忌地欣赏萝莉和正太的美而不用担心被指责，因为在我们今天被大众当作底层代码的pedo叙事中，“female恋童癖”虽然在造词和语法上是可能的，但在叙事上是类似“无色的绿色思想在狂怒地沉睡”（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的病句。另外我不得不指出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大量几乎全无可靠证据，源自媒体的诱导性访谈技巧和大众激愤情绪的指控，而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冤案，形成了许多事实上的诬告。
回到最初的话题上来，我们必须承认，许多“萝莉控”或者“正太控”都不能算是minor attracted person，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承受着超乎想象的打压和妖魔化，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精神压迫结构。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智的男性保守主义者，你应该能认识到这套围剿萝莉控的意识形态其实和现在正在围剿你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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