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 血型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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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血型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第17页]

作者:王建强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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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观。墨家因果思维认为事物的前因后果是发展着的，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墨家思想提倡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节用：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节葬：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这些都说明，墨家不仅考虑近处，更关注未来人民生活的哲学发展观。

（4）认识论。墨家思考问题想得远，理解的深，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看到的是因果本质。世上没有凭空得来的东西，“不赖其力者不生”，只有通过辛勤努力才可以收获果实。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通过因果思维终极真理就是墨家的认识论。

（5）方法论。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找到物质运动的规律----真理，哲学方法论的范畴中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都与墨家因果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原因和结果关系的认识很显然就是因果思维的产物，任何现实的客观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同时其又会形成另一个结果的原因，以此往复，没有终点，形成物质世界运动的永恒发展。从根本上说现象和本质也反映了因果关系，本质是“因”，现象是“果”。墨家因果逻辑思维往往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与深远。客观事物之间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范畴是墨家寻找真理的方法论。

3.墨家行为哲学原理的理论梳理。
（1）行为关系。墨家首先提倡的是“兼爱”思想，即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这些充分说明了墨家一视同仁，平等待人的行为关系态度，为其理解与解决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2）个人生活行为。墨家有关个人生活行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伦理道德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纂夺，即“交相贼”。墨家伦理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它强调功利，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合理成分。[1]
[1]参见“墨家伦理思想_百度百科”。

（3）社会发展行为。墨家关于社会发展行为有诸多言论，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一是尚贤，尚同：为政治国之根本。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即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二是强本节用：民富国强之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墨家“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之道”，是“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这乃是千古之真理，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首先，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的前提。其次，节用节葬：社会生活的态度。其三，商品交换：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三是兼爱：交利的社会伦理。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最能说明墨家的伦理思想和精神。概而言之，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是对儒家仁学的突破和补充，其义利并重的思想也要比儒家义利分离的思想更贴近现实经济发展的社会要求，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四是非攻救守：维护和平之说。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热爱和平，反对攻伐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思想的基础之一，就是墨子的非攻和救守学说，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深远影响。首先，攻伐战争，天下之巨害。其次，“止楚攻宋”，制止战争。其三，“救守”自卫，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墨子在军事上以“善守御”著称，以至汉语中留下了“墨守”（即“墨翟之守”一词）。[1]
[1]参见“治国通论-墨家治国思想_百度文库”。

五、儒家思想
1.儒家哲学思想原理的理论梳理。
（1）哲学思维。儒家在长期发展中汲取了不少其他血型思维的思想精华，但主要还是B型人发散思维方式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学说是由孔子所创立，后又经过历代儒学大家丰富，其核心内容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通过分析整个儒学思想及其儒士行事风格，可以发现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学说的完整与系统性。二是是善意的正能量。三是说理教化言语甚多，总爱讲道理说服别人（颇有些急迫）。四是善于变化与当政者及时代迎合，理由充分。五是其愿望的理想成分多一些，认为可以实现。六是诚实谦和，平等待人，但希望有一个理想化的规矩或习惯成为社会的当然。七是重视自身内心世界的强大与胜利，执着于理想与信念。八是怯与强大力量对抗，赋予中庸之道而自掩。等等。通过血型心理特点学习后，可以轻易地看出这些往往属于发散思维方式及所影响的产物。由此可以判断，儒家学说整体思维模式是B型人的发散性思维方式。之所以儒家学说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几千年而不衰，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B型人占得比例最高，容易适应而已。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集合了四种血型思维方式及其哲学伦理思想，“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无孔不入的程度”[1]令我们不免“拍案称奇”。有学者指出：孟子哲学中的基本观念是：一是“思”为出发点；二是人类的先天固有倾向；三是直觉之知(良知)。关于第一个观念，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心灵的固有能力，是思维。思维本身具足，不假外求。心灵本身即是立法者（固有血型思维方式就是心灵之法----本书注）。关于第二个观念，人的先天固有倾向。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B型思维人的心理特点----本书注）；羞恶之心，义也（O型人）；恭敬之心，礼也（A型人）；是非之心，智也（AB型人）。”这已成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且根据此一课题建立了一套道德学说及社会秩序。中国人认为良善乃人生目的的极致。仁、义、礼、智四端，乃人类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四种血型思维人所创立----本书注）。在现代西方价值判断学说中，可以发现与儒家仁、义、礼、智四端相似的地方。我们要指出，仁、义、礼属于道德价值，智则属于理论知识，包括辨别彼此、黑白和真假的能力。[2]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只要是正确的，不论以什么样的表述出现都必然殊途同归，结论是相同的。
[1]参见《同舟共进》2016年2期《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作者：邓晓芒。
[2]参见2015年12月29日微信公众号“东西方哲学思想”：《儒学思想复活之基础》。

（2）物质论。儒家思想十分丰富，纵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可以明显看出其重视的都是可以认识的人间现实之事，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其实不讲玄幻鬼神之事。所以说，儒家可以说是唯物论者。

（3）世界观。儒家学说包罗万象，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面面俱到本身就说明其看待事物不孤立，而是联系理解的世界观。喜欢把真理讲成相互联系自圆其说的道理，也成为儒家思想表达的风格。

（4）认识论。将世界格局、国家治理、个人生活、自然环境、文化艺术等联系在一起，是个大的理顺，在具体事务上也要通过自圆其说来理顺，是儒家通常认定真理“标准”的认识论。

（5）方法论。方法论本身就是采用相互联系的观点寻找事物相互关联的形式，使其成为我们认识真理的方法，这与儒家一贯的思维与行事风格是一致的。三大基本规律与五个范畴都体现了相互联系的观点，其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更是儒家直接用联系的观点表达所有客观现象发生的一般方法。

2.儒家行为哲学原理的理论梳理。
（1）行为关系。“有教无类”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说明了倡导人与人基础平等的观点。尽管儒家在很多论述中强调辈分、长幼、级别、男女、官民等区别，但都是为了礼义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并不是在歧视某一类人。因此说，“有教无类”的人格平等儒家意识，影响了国人对所有行为关系的整体认识。
中国是一个四种血型均衡的国度，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各种文化、思想丰富，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容易十分复杂。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之所以在我国受欢迎，甚至有人称其为儒教，这是为什么呢？我国读者看到儒家与道家的部分，也许会觉得意犹未尽，这是因为“宗教”的严整形式并非孔子与老子所在意，更不是他们立说的目的。美国哲学家休斯顿·史密斯教授谈到儒家时，为“宗教”一词提出最宽泛的定义：“环绕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能脱离传统的祖先崇拜与人际之间的礼仪。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如何信，以及如何以行动去实践信仰，由此转化自己的生命，成为博爱众人的君子。孔子对祭礼的重视，并不止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更及于“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这种“每饭必祭”的做法，就是较之于其他宗教的规矩也不遑多让。我的意思是，以宗教角度来理解儒家与道家，在西方是习以为常，在我们自己也不妨重新温习一遍，或许能有新的领悟。[1]儒家就是因为其思想主要就是在嘱咐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做人。由于很难在四种血型思维均衡存在的情况下统一行为标准，所以自然选择了各种思维都可以接受的道德伦理约束体系，实际是制定了人们相处共同应该遵守的原则。在外人看来，有宗教的意味就是这个原因。“儒教”是中国的特色。自然，中国在历史上不可能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任何一种宗教在这里都不可能统治所有血型思维人的思想，许多人只是把参加宗教活动仅仅作为一种心理安慰，或获得现实利益的“心理工具”，而不是信仰。
“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儒家思想就是其认为的行为关系道德准则，它是吸收了各种血型思维人的基本信条的综合性产物，“仁”为B型思维、“义、孝、悌”为O型思维、“礼、忠”为A型思维、“智、恕”为AB型思维，所以才容易被我国所有血型人接受，形成了中国人的“统一伦理”观与“圣人”的完美形象要求，“达到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2]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许多学者也认为：这种精神看似儒家的主张，其实渗透在道、儒、释主流文化之中，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原则。仁的本质都是爱，但是道家与儒家略有不同。道家认为仁爱是天意，无需人为造作，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宽和随顺就是最大的爱；儒家认为仁爱是为人处世乃至经邦治国的根本出发点，是需要克服自己致力而为的，并把它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义指的是信仰、正义与情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对君子（有德有威之人）而言，义甚至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礼包括了仪礼与规制，而且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仅要讲礼节礼貌，尤其要讲究规则秩序，礼更加强调的是后者。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不尽确切，首先应是“礼义之邦”。在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被视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一条“红线”，是人自律的底线，即使恪守不了“道德仁义”，也绝不能破越“礼”，否则就要动“法”。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破越了礼，就要用法来实施他律，而强制与刑罚是圣贤文化最不愿意看到的；信的会意是从人从言，其本意是真实的消息，更引申为诚实。“信，诚也。”（《说文》）举凡人与人之间的善缘真情，莫不与此相关，如相信、诚信、守信、信任、信誉、信仰……即使是在物质利益大于精神情感的环境中，信也是最被重视的原则；言及于此，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仁义礼信”还有个“智”呢？是为五德啊。这里论说的是“特质”，而知识与智慧，是各种哲学精神都共有的，故而从略；至于中庸和谐，则更是阐明了做人要不偏不斜、做事应中正平和的道理与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达道”。设想，人与人之间投之以公平，报之以公正，情不过激，事不过度，社会不就和谐一气了吗？！有人说，这也太理想化了吧？别忘了，哲学讨论的就是形而上的范畴。[3]
几千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些伦理理念而生存，它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行为规范，无形中也确实容易将其称为一种“教”（其实不是），原因就在这里。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关系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1]参见2015年8月7日微信公众号“书虫子”：《人的宗教：导读导言》作者：休斯顿·史密斯〔美〕，译者：刘安云，校订：刘述先。
[2]参见《李泽厚哲学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参见2016年3月29日微信公众号“哲学”：《中国哲学精神的特质》。

（2）个人生活行为。儒家对个人生活行为的典型约束体现在“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三纲为：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出自《封神演义》）。可见，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主应该成为臣下的表率，父亲应该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应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三纲非但不是奴役压迫，反而是对上位者的约束，三纲并非是为臣、子、妻定的，而是给君、父、夫定的！五常为：另一说为“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一是消极作用：自汉武为巩固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儒家的奴化教育思想至今，中国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都是围绕儒家“三纲五常”而来，统治者通过“三纲五常”来规范社会道德的同时也禁锢奴化了治下臣民的思想。统治者宣扬“三纲五常”中的愚忠愚孝目的是教人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即不分对错、善恶的盲从），压抑个性委屈求全，在家服从家长、在外服从君王，凡事不加思辨就盲目服从。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积极作用：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韩国学者赵骏河对“三纲”解释如下：“纲”具有“模范”的意义，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君为臣纲”就是说上级是下级的模范，“父为子纲”是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夫为妻纲”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模范。模范具有带头和示范的决定作用，是主导的方面。赋予“三纲”以“模范”和“示范”的意义，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三纲五常”是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被用于教化天下、维护社会伦理。[1]“三纲五常”和儒家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2]
[1]参见《东方伦理道德》赵骏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参见“三纲五常_百度百科”。

（3）社会发展行为。儒家关于社会发展行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可以说为此作出了很好的解读。他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提出“儒家精神的普世价值”，认为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40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1]
[1]参见2014年8月上《人民论坛》微信：《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作者：杜维明。

3.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认为：儒学关注的是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关注的是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和谐相处。我们能不能根据儒家的原则创造出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信修睦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创造出来，儒家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更取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主干、主线，它的很多思想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孔子哲学和儒家思想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是，对当下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对当下文明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对当下民族精神价值的铸造具有重大意义。四是，对当下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大意义。[1]
[1]参见《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孔子哲学和儒家思想对当下意义重大》作者：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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