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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血型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第20页]

作者:王建强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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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ABO型社会
一、ABO均衡型社会的特点
四种血型人都不占优势的社会是ABO型社会。ABO型社会一般来说包容性强,文化多元、各种思想丰富、攻击性不强、重视伦理道德观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思想分散、一盘散沙、各顾各命、人际关系复杂、内耗严重,拔尖人才不容易出现。ABO型社会主要以中国文明为标志,以先秦哲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以伦理为核心方法。表现的目的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较近。中国哲学不关心自然问题,一切研究的现象都会被赋予社会性,如:围棋的理论就是谈人生与兵法;对天地等自然的探讨要与人事相结合;等等。正是这种对社会的关注,使中国的史学异常发达,通过对历史的总结而研究社会的走向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正统哲学家无一例外也兼是史学家。中国哲学存在一个隐藏的特点——实用主义。中国文化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文化。中国古代科学界在这里表现中国这种实用主义文化最为明显,中国的发明创造很多,但直正被持续发展的技术并不多,就是因为很多发明在当时看来并不实用。这与西方人不同,一种科学成果被证实以后,如果现在没有用,西方人也会想办法为以后可能的实用性保留它。但中国人是选择放弃,原因就是它现在没有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最实用主义的文化。与西方人以自然规律为社会、人生规律依据不同,中国人把社会与自然分开来看待,中国人认为社会与自然最大的不同,是人有伦理观念,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而人的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伦理才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伦理不是原子,父与子、上与下的关系无法用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规律来说明。更明显的说,社会规律应该是包括自然规律的更广泛、更高级的规律系统,所以在自然中可以找到社会规律中存在的东西,而在社会中不可能找到所有自然规律能包括的内容。完全服从自然等于退化。正是为了认识这种通过自然方法无法完全认识的社会,人有必要摆脱顺应自然的方法,另辟蹊径,于是自然科学被正大光明的排斥到了哲学研究方法的大门之外了。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但技术发明众多而又得不到发展的最深思想根源。但中国文化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社会的平衡与和谐,非自然的就是理想化的,理想化的东西是浪漫的,无论这个民族处于如何困窘的地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浪漫“阿Q”,最终总是寿命更长,并能把这种心态传染给周围的人(甚至是敌人),而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在平静中的快乐。一个国家被灭掉,胜利者却被同化(如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清人入关)在西方人眼里简真是神话。英语成为世界语的原因之是就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而这在中国不太可能,胜利者可能是最终的失败,因为他们将完全失去自己这个种群而成为失败者种群中的一小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象中国人从没有败过,这个,西方人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1]
[1]参见2018年1月28日微信公众号“哲学”:《世界三大哲学体系略说》。
 
第六节 国民性与社会发展
一、国民性是最基本的“民情”
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国民性是最基本的民情,它是我们研究与确定一国社会发展战略与方针的基础,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各国国情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帮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处在全球一体化生产力大整合时期,国民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仍不十分明显。这样看,目前我们所做的现实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
当今世界正处在有史以来最为动荡的年代,科学技术既深入又要联系、人的血型心理既要相对独立又要互相理解、生产力既要专业分工又要联合集中、生产关系既要就低又要就高、上层建筑既要适应资本所有者又要满足劳动者、文化心理既要保留又要交流等等,这些都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等的矛盾与争端埋下了伏笔。社会的执政者、思想者必须深入研究人的本质、人类思想脉络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以宽广的胸怀、很高的境界、深远的眼光、伟大的魄力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我们心理科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宇宙学等学者要联起手来成为一家,把现今我们最优秀的智慧、最好的科研条件用于最本源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此宏观上认识清楚了,才有可能从容地解决现实问题。反之,人类还只能是在就事论事的黑暗中摸索。没有理想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不了解自身本质和发展方向的人群与“动物”有多大区别呢?如此,这将是我们对“社会思想”哲学工作者不可原谅的遗憾。
有西方学者和前政要指出,西方目前缺乏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学思考,“短视、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1]这说明世界上的社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了。不管过去或者将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都是过渡性质的,从开始的进步到随着社会基础条件的变化而落后。迷信或迷恋某一种社会的心态都是错误的。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种种问题时,通过血型思维分析国民性可以帮助我们从本源上更具体地分析问题出现的来龙去脉,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1]参见2011年17期《求是》:《西方正在经历深刻制度危机》。
 
二、正确理解国民性文化差异
有学者探究国民性文化的根源,认为在西方、中国与印度产生如此大范围的不同文化、哲学类型?估计可能初期和地理的自然环境有关,后来应该属于于一种习惯性,再到后来则完全是有意识的自然行为了。这种观点显然是模糊的。国民性的文化差异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血型分布结构的差别。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血型思维之间相互碰撞,加上其它外在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及其差异。这种差异既能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可以造成各个地域人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甚至还容易引起纷争,从而对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文化差异的矛盾与融合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经阶段。中西方血型思维结构不同,决定了他们文化不同,也间接影响了价值观的异同。也有人“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这两种观点,一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另一是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1]当今世界是相互沟通的时代,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会比较激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从全局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出身”背景与益处,不必过于批评某种文化现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最后实现世界大同。
[1]参见2016年7月20日《中华读书报》:《周有光与季羡林的两场“论战”》作者:庞旸。
 
1.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结构的特殊性。
在本书引言部分,我对楚渔先生观点彻底性的好奇,为什么中国人会长期存在这种思维模式呢?现在我们具体可以这样理解:这是B型与AB型的思维方式,以其儒道两家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缘故。由于不同血型思维结构的差异,在对待科学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分歧。西方社会O型与A型思维为主导,追求的科学是规范的标准与最终的真相,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而国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最终选择的是能够眼见为实的收益,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无用之谈,察言观色适应社会才是做人的必修之课。但大家知道,任何单一哲学都有其片面性。所以说,并不能过于认为儒道两家学说影响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应该再补充一些法墨学说思想才能完善国民性的哲学底蕴。这才是科学的客观认识。比如,让一个人经常只吃肉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吃肉本身有什么大问题,而是说应该补充其他营养均衡饮食罢了。也就是说没必要过多地研究儒道两家有什么大的问题,作为单一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肯定没有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完美,所以注意再补充一些其它传统哲学思想相互学习补充就行了。这才是正确对待我国文化传统及改造国民性的正确态度。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四种血型思维心理均衡的国民性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根本原因,这样理解对于正确认识基本国情是极有益处的。
 
2.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国民性血型思维原因。
通过以上了解,比如说,当我们谈到中西方宗教哲学与国民性时,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即中国是B型与AB型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AB型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所占比例最高;西方是O型与A型所占比例高的地区。这样才会找到问题与差异的根源。O型推理思维的茫然需要“权威对比物”,A型因果思维的不自信也需要“最高权威”训示,在这种集体思维心理环境中形成了西方整体上的基督教文化氛围,由上帝改造先天的恶行、指点迷经、确定是非、反思自我等,宗教信仰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与依赖对象;而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B型人发散思维联系地看待事物,可以形成自我世界,AB型人聚合平衡思维,也是内心自我对立统一,在这种思维心理环境中,中国人更强调的是自我内心的修炼体验,认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佛、成仙”,宗教信仰只是他们修炼的工具,而不是依赖的对象,甚至宗教仪式有时只是一种渴望祝福的心理过程罢了。西方宗教的作用是强迫改造恶念的训导师,中方宗教的作用是自我提升善念的引导者。都各自适合该地区的心理特点。中西方宗教作用的心理源头在于地区血型分布结构的巨大反差。了解了这个缘由,国民性的相互理解就容易多了。
再比如说对“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人的心理本质,更深层的原因进行探讨。一是,西方也有农耕时代,为什么没有形成农耕文明,以及所谓“同质化”竞争?我国是四种血型均衡,其中B型与AB型占优势,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农耕文明很是适应,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到来之前“同质化”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在同质化争斗中,无论是思想交锋,还是战争决斗都难以以一方绝对取胜,因此“最终走向大一统,就是这样的经验试错过程,以大一统来克服这样的困境,也就成为华夏文明集体经验的成果。”而西欧这些地区虽然也经过了“农耕时代”,但他们那里 O型占多数的单一血型地区,他们对于农耕文明的依赖与适应及相互之间的“同质化”与B型、AB型的“同质化”不是一样的。他们的性格取向喜欢自己占山为王,在争斗中以力量大小分胜负,最后以地理条件为依据进行利益分割,形成一个个国家,且相安无事,而不会是走向“大一统”。
二是,“安分敬制”为什么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在四种血型均衡的国度,要想统一思想形成大家都赞同的秩序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某种宗教也不行。怎么办?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安分敬制”为基础,建立“合乎道理的平衡”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任何血型思维的人不管是“讲道理、按礼制、依法治、搞平衡”都说得通,都可以接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的位置,所以也就长期延续下来了。
三是,即便是“小一统”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也没有形成“安分敬制”?在单一血型的O型社会,人际关系并不复杂,大家个性都强,相互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公平与民主”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秩序,来实现同质个体之间分配平衡。一旦出现科技发展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这种“平等、自由”秩序思维可以很快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需求”。
 
三、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与发展
1.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
一是,人生哲学和谐优美。由于我国四种血型思维均衡的特殊性,对为人处世之道格外讲究,形成了一些非常精良的人生哲学。有学者是这样总结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类型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结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种类型。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从文化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影响来看,诸子百家中主要是儒、道、墨、法这四大家,因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也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种类型。儒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道家人生哲学是重境界、图个体自由放达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墨家人生哲学是“兼相爱,交相利”、耐艰苦的公利主义人生观。法家人生哲学是急功近利、追逐权势的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法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儒家重视道德人格、道家提倡精神境界的话,那么法家追求现实和功利。[1]
[1]参见2016年4月29日微信公众号“哲学”:《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
 
ABO血型基因表达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启动了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对心理科学及哲学的基础性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了解,所有具体基因表达过程目前科学技术还无法观察描述,会有一天揭开这个秘密的。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本原性的“正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本原民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认为:对“绝对者”的觉悟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自任是一种文化成为本原性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殷商对“上帝”的崇而不祭,表明殷人崇拜的“上帝”已超越了自然神而为一至高神;周人的“天”则进一步纯粹化为“无亲”而“与善人”的公义之天。诸子之“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削弱殷、周对“绝对者”的这种觉悟与确信,相反,实乃加持了这种突破性的宗教信仰。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仁爱法则的发现,则完成了对“绝对者”的信仰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之间的贯通,从此把华夏民族带上了担当普遍性原则的“世界史”之路。本原文化民族之间的相遇是普遍性升级的必经之路。就绝对的一即是绝对的源头而言,真正的“我们”实乃绝对本原的守护者与承担者,因此,“我们”展开的历史才是有所守护、有所担当而有道统的历史。借此道统,“我们”的历史不仅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义。这样的“我们”在哲学上才被称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我们”的文化才成为本原文化。[1]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指出:就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身之肢体,有正脉,有支脉,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的。坚守道义原则、以人类万世太平为终极目标的文化,即可视为正脉。中国文化便是其代表;坚持利益原则,以发展、创新、竞争、超越等为生存手段的文化,即可视为支脉,欧美文化便是其代表(注意:这里谈的只是“代表”,而无排他性)。人类要想健康、幸福的生存,还必然谐调大脑与四肢的关系,关注使人生命延续的“正脉”,让这种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正脉与支脉的关系,犹如汽车发动机与方向盘的关系。故世界级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2]所以说,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本原性“正脉”,是中华民族之根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3]
[1]参见2016年1月21日微信公众号“哲思学意”:《【黄裕生教授微信讲座】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
[2]参见2016年3月11日《中华读书报》:《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中国文化角色》作者:刘毓庆。
[3]参见2016年6月19日微信公众号“中华国学文化”:《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说中国文化,人生大道,各有千秋!》。
 
三是,“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
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什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1]在四种血型思维均衡,“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唯有伦理才方能说服大家,只不过要将旧的伦理加以改造,树立起新的伦理是了,此乃解决团队意识淡漠与组织起来困难等中国文化问题的突破口,即顺其自然而解决。
[1]《中国文化之长短》参见《中国文化的命运》梁簌溟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量子力学的哲学困境
量子力学有个“不确定性”原理,这是自然规律设置的,关于测量精度的上限,与测量仪器无关,大体含义是,如果你测量一个系统,就必然会干扰这个系统,从而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亦即当你观测它时,它的状态就被改变从而造成观测结果的不准确。一切都是“观测结果”。
在科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比量子力学带来的哲学困惑更基本,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像量子力学那样,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直到有了惊人应用前景的今天,还伴随着激烈的哲学争论。
相对于人类而言,朴素的实在论是与***常生活相符合的很自然的态度,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但是在科学中,科学家通常与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现象打交道,需要借助特定的抽象理论才能达到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说明。是理论拯救了现象,而不是从现象中归纳出理论。这样,客观性问题就变的复杂起来,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世界,就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量子力学诞生前,科学家有两个共同的基本信念:一是相信自然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有规律可循的。相同的实验条件必然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既决定论的因果性观念;一是相信科学理论都是对现象背后的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解释,科学的目标在于掌握规律,作出预言。
然而,量子力学一开始就从根本意义上对这两种信念提出了挑战。正如波恩所说“从我们的量子力学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个别的情形里,都没有一个量能够用来确定碰撞的结果;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在实验上也没有理由相信,原子会具有某种内部特性,能够要求碰撞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我自己倾向于在原子世界里放弃决定论。但是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靠物理学的论证是不能决定的。”
如果物理学家完全接受量子力学波函数的概率解释,那么就意味着降低了科学的预言能力,“而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只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从而使科学变成一项追求不确定性的一项事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量子力学真实的描述了现象背后的世界,那么那个神秘的世界确实让人难于想象。反之,如果认为量子力学没有描述现象背后的世界,那么就颠覆了科学家长期信奉的科学研究传统,这正是量子力学带来的哲学困惑之一。
另一个困惑是由量子测量导致的。测量的结果概率是一个数学量而不是一个物理量,是主体与客体通过测量相互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量子力学是研究主体与被研究客体之间相互关系与作用的规律。量子测量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量子力学不再是客观的,还包含主观的因素。“量子力学的建立,是以放弃对于物理现象的客观处理,亦以放弃我们唯一的区分观测者与被观测者的能力为代价的。”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仅凭日常生活经验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根本无法体验的微观世界的,量子世界在本质上是随机的,也是整体的,微观粒子是抽象空间的存在,它的演化遵循的是统计因果性的规律。
与此同时,量子力学还似乎告诉我们,物质的实在性存在于观察中,不存在一个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并行的客观独立的物质世界。我们所描述的物质世界是依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量子之间呈现的超距同谋是个体生命意识活动的综合反映,世界的实在性扎根于个体生命中的感受和理解中。
来源:量子科学
 
意识可能是目前最难说明的现象之一。与意识相关的心智、智能、自由意志范畴等不仅是哲学谈论的话题,也是自然科学必须介入的领域。哲学上关于意识的种种学说,如果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恐怕只能是哲学家们的自娱自乐了。要解开意识之谜,没有科学的介入是不可能的。从混沌学、生物进化论和皮尔士符号学视角给意识以解释,得出意识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一种奇怪吸引子系统和符号表征系统,意识与心智、智能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同一性,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
我认为:必须从生理科学角度说明心理活动产生的原因,才能说明意识的起源与本质,否则意识的问题将永远是个说不清的问题。ABO血型基因的表达产生了基本思维方式,启动了人的心理活动,从而有了人的意识。我的微信公众号:血型心理与哲学研究。欢迎关注!
 
2.“大同世界”哲学思想的历史担当。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对文化差异,特别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独到的研究。季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
有人认为:20世纪末,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制造产品的需要,社会要求将极端分散的众多学科集中起来,合成一个产品。一部汽车的零部件多达万种,后来导弹、原子弹的制造,分工更细,要求的综合程度更高。由分散到综合,跨学科、多学科协作将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看来中国哲学的喜欢综合,从整体考察的思维模式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2]在本书社会发展章节,我们预见在社会主义阶段世界将实现大同,这是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优势比较明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儒学如何能阻止全球变暖”:对西方政策专家而言,这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公开讨论儒学、佛教和道教在推动和谐社会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同的哲学派别均强调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不论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道生万物”的观点,还是佛教“众生平等”的信仰,中国的哲学思想已帮助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是阻止环境危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武器。这或许可以起作用。摆在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放眼经济以外的东西、从整体考虑问题,从而作出决策。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自我主义的启蒙观点之上。尊重前辈和后人的利益是儒学有关自我与群体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是谁?我是父母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儒学思想的前提就是人是由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亲属关系网所界定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个人利益是与宗族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它可以前后延伸至很多代人。这将是中国解决现在与未来环境问题之道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承担更加重要的领导责任,我们可以预见将出现源自多元文化传统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儒学模式。西方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发展模式的时代已结束。西方文化有缺陷,中国传统哲学有助可持续发展。[3]
德国特里尔大学国家法学在读博士朱晓文指出: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文明,是反复浸淫于东西方文明之后的再生文明,而对传统的暂时疏离并不会妨碍它的复兴。复兴之后的中国文明,将是可以平衡协调西方与印度的中和文明,且是可以适应人类共同未来的伟大文明。我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1921年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提出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满足意欲的方式各自不同,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的应对方式无非三种,而中、西、印文化正可相对应地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一是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二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三是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取消问题,无视困难。这三种路向在梁氏看来本是高下有差的,但他同时强调人类社会并非全部要按照“独系演进论”而变化的,三种不同路向本身就各自适应其不同民族个性,也就无所谓好坏之分。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能够终结,再也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无须解决克服也无须取消无视,那时的人类需要的必然是中国人的调和持中的意欲态度了。梁氏因此预言: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这竟然与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中提出的设想不谋而合:“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世界统一?是的,我们没有听错,这位对全球存在过的二十六种文明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写就二十卷本辉煌巨著《历史研究》的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73年中国仍处于剧烈的文革动荡之际,就对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担负的光荣使命作出了如此睿智卓绝的预见,读史使人明智,在这堪称最智慧的头脑中出现的“世界统一”绝非痴人说梦。统一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帝国,都以统一世界作为终极目标。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地球村”迟早会形成统一局面。唯有全球统一和世界政府的实现,才是历史最彻底的终结。[4]
人类不会消亡,历史也不会终结,中华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将是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四种血型思维的治国理念形成了综合性的方式方法。O型思维以法治国、A型思维以人为本、B型思维以理服人、AB型思维以和为贵,各有千秋,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很完整的运作体系,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我国在世界上是唯一一个能权衡各种血型思维矛盾游刃有余的哲学大国,特别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些思想与经验就显得弥足珍贵。中华民族向往的“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大同世界”来临之前我们要对自己的传统哲学优势继续认真研究,并在实现“大同世界”的实践中不断予以应用,为全人类社会进步服务担当。
[1]参见《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季羡林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2]参见2016年4月28日微信公众号“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
[3]参见2009年6月30日新华网:《西方文化有缺陷 中国传统哲学有助可持续发展》。
[4]参见2016年2月4日微信公众号“哲学园”:《万字美文梳理中西印文化》作者:朱晓文。
 
3.我国国民性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血型思维方式均衡而不单一也形成了一些国民性文化困惑,需要具体分析。一是,思想认识分散,心不齐。“万众一心”往往只有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才能实现,“统一思想”往往是平时首先要解决,也是最难的大事。但还要看到: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去,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是容易得多。[1]因此当政者要因势利导把握好度,避免形成极权集中制“暴政”,或一盘散沙内乱不止而遭受外敌欺凌。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统一思想与认识,目标明确,人心齐泰山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优选择。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国内外一些人不理解,希望把世界上其他单一血型国家的一套管理制度拿到中国来,这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尝试,其危害也是很大的。目前要做的只能是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沿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万众一心实现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1]摘自《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张志强】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文库序
发布时间: 2021-05-28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学科集中展示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平台。我们以“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作为本丛书的主题,有三点考虑:
首先,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日益多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经学研究的兴盛。经学研究的兴盛,一方面是多年来传统复兴不断深化的结果,而另一方面更是当代中国自我意识的复杂反映。思想意识不仅仅是能动反映当下现实的产物,更是对未来不同想象的投射结果。这些都反映在经学研究的不同路径以及关于经学研究理趣的不同认识上。但不论经学研究复兴背后的思想文化肌理如何复杂,它都是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研究的逻辑所推动的,它是中国哲学学科在适应时代需要中的一个发展领域。“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这样一个主题的凝练,既是我们对当前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现状的一个总结,更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扩展方向的一个预流。
其次,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我们用“经史传统”而不是“经学传统”来概括和总结当前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新潮流,旨在表达我们“经史一体”的“经学观”。“六经皆史”“史即新经”,这不是对“经”的地位的削弱或贬低,而是对“史”的文明价值内涵的高度肯认;六经是三代文明历史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孔子对三代文明历史实践的价值原理化结果;“经史一体”所蕴含着的“道器合一”“理事不二”的道理,旨在说明历史有道:道既在历史中创生同时又是创生历史的力量,并且也在历史的创生中不断展开自身。对历史之道的探寻构成了中国形而上学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文明“日新日成”的根本特质。因此,“经史一体”的“经学观”必然是以中华文明的内在视野来理解中华文明道路实践的观点,而不是立足于所谓“经学”传统的教条批判中国历史的立场。也正因此,“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中华文明史视野出发的中国哲学观。
最后,从中华文明史视野出发的中国哲学,是对中华文明价值的哲学自觉。经学、史学、义理学,是中华文明在适应不同历史条件中不得不然分化而出的学术形态,中国哲学也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不得不然创生的学术形态。中国哲学是以理性反思、道理论证和源流互质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历史发展进行高度理论概括的学术形态。中华文明是中国哲学的前提,中国哲学是对中华文明道路的哲学总结。中华文明的不断创生需要中国哲学的不断总结,中华文明也在中国哲学的不断总结中不断创生。因此,中国哲学史也是内在于中华文明史的,是对中华文明历史实践中不断进行的理论反思、道理总结在哲学意义上的自觉。从经、史、义理传统的整体出发,立足中华文明道路的未来发展,讲好中国哲学道理和中国哲学史,是新时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庄严使命,也是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学科需要自觉承担的学术责任。
 
燕大教师李子丰回应“推翻相对论”:21年前开始研究,申请立项失败燕大教师李子丰回应“推翻相对论”:21年前开始研究,申请立项失败2021年06月22日 11:47澎湃新闻
  原标题:李子丰回应“推翻相对论”:21年前开始研究,申请立项失败
  推翻了误导物理学界和人类认识世界基本方法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河北燕山大学教师李子丰的研究《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 发展牛顿物理学》引发关注。
李子丰的研究项目被推荐入选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来源:河北省教育厅官网
  6月22日,燕山大学教师李子丰告诉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他在2000年开始研究该项目,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立项,但未予立项。此次被推荐为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他尚未收到河北省教育厅有关通知,按现在这个评奖方式,他获奖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李子丰称,他在一次大学物理课堂上发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些推导过程是有问题的。在2000年可以网络交流时,他和大家开始讨论相对论存在一些问题,之后便关注这方面了。
  李子丰认为,相对论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验证。他称他早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物理论文中就提出了相关论据。
  澎湃新闻注意到,河北省教育厅2021年6月10日发布一则关于“推荐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的消息称,该省经审核,共拟推荐上报全省高等学校申报省自然科学奖31项,技术发明奖6项,科技进步奖59项。其中,李子丰研究的前述项目位列其中,自然科学奖推荐号为120-233。项目简介载明,该项目由李子丰一人完成。公示期为2021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该项目简介中写道,项目特色为: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颠覆性创新的、非共识的理论物理项目。研究内容:哲学和物理学的最基础问题,纠正物理学中的谬误,探索解答古老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哲学对物理学的指导作用,意识的来源,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光的本性和传播规律,狭义相对论的问题,运动物体观测论等。
  该项目介绍中“发现点”有:(1)提出了意识是物质的一种高级有序组织形式。(2)纠正和完善了物质命名方法。(3)完善了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4)指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错误以及狭义相对论不容易否定的原因。(5)论证了光的本性、光的传播规律和超光速现象。(6)建立了运动物体观测论。(7)用物体与微粒子的动量交换假说解释了万有引力定律等共九个方面。
  在科学价值方面,项目简介中明确写道,其推翻了误导物理学界和人类认识世界基本方法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个巨大障碍。此外,该项目还解决了物理学与哲学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确定了意识的来源,否定了鬼神论;避免了物质命名的逻辑谬误;确立了正确的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奠定了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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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8 11:54:19  更:2021-07-25 20: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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