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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3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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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园石

    鄞江山脉走向为四明山东正脉自密岩山向东分两脉：一脉由章水太白山延续至龙山、鹳山（今合称龙观）与鄞江接壤，又分两支山系：一支由建岙寻芝岭，入建岙山转锡山，入今横街镇凤岙，另一支由太岙岗入上化山，转细石岙越小溪港、大佛山（又名凤山）至石臼山、庄家山脉止。梅园石主要分布于建岙山、锡山一带。
    建岙山，矗立一十五峰，状如列戟，在鄞江镇西北，北与锡山相连，通为一山；细石岙位于上化山以北。梅园石以锡山及其支脉梅园山所出为正，建岙山和细石岙所产梅园石的石质具有非典型性。
    锡山东南侧属鄞江镇梅园片区，西北侧属横街镇，距宁波西南21公里，海拔573．6米，面积5128亩，其山阴多竹，余产杂木，古时以为山产锡，故名，后查明无锡矿。山麓有宝岩寺，旧有寒碧亭，寺四周和沿梅花溪十数里皆植古梅，“宝岩探梅，寒香满林”，为宋至民国初四明赏梅胜地，遂有梅园之名，且有梅园石相关的巨石俗称黄岩、朝阳洞和榠楂祖庙、有“一线天”之称的断岩坑；梅园山系锡山支系，距宁波西南19公里，山高180米，面积1612亩，产毛竹、茶，山以古梅得名。两山所产梅园石石质比较典型。
    梅园石向来用于建筑石材和石像雕刻。明末以来，即有学者以为梅园石的石质较小溪石为优，宜于碑刻。据1930年代鄞县社会经济调查资料，鄞县工业之中石料亦为出产之一，以产地言为鄞江桥、梅园等处；以品质言，为工业中之最优者，且优于其他各处石料；以用途言，为建筑材料中之最佳者。

    民国时期《鄞县通志》，其第三册博物志甲编地质之部云：
    鄞邑产建筑石材之处则有数处。就中以鄞江桥镇附近采石最盛名,曰小溪石；离鄞江桥十余里之梅园山产者，名梅园石，二者均为流纹岩，系上部层之岩石。
    ……梅园石为棕灰色之凝灰岩，成层厚而质细密，岩工采石无天然层理可依，采工自较前者（小溪石）为费，但梅园石厚薄大小可任人自由，石质又细致,充雕刻、碑碣极为相宜，故其价格可高于小溪石。

    对梅园石石质测定后提出如下两方面鉴定意见：

    一是岩石特征:
    梅园石属于火山沉积类型中的凝灰质细砂岩。色泽浅灰紫色，岩石主要以长石砂、岩屑砂（凝灰岩、安山岩）、石英砂，并经凝灰质、泥质胶结而成。凝灰质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颗粒大小以0.1～0.5mm为主，少量﹤0.1mm或>0.5mm，其颗粒多呈次棱角状，少量为次圆状，分选性和密圆度中等，薄膜式或孔隙式胶结。

    二是岩石物理性能:
    梅园石的莫氏硬度6.19，维氏硬度771.8，肖氏硬度87，耐酸度99.06，耐碱度99.82，抗压强度23.3MPa。

    “梅园石”定义为产于梅园村一带、浅灰紫色凝灰质细粉砂岩，具有色泽美观、素雅大方、石质细腻、硬度适中、块度大的特点，用作工艺雕刻、碑刻、墓道石刻及定型石。它产出层位为下白垩纪方岩组（K1f），在浅灰紫色、紫红色中薄层状细砂岩、粉砂岩、泥岩中呈巨厚——块状夹层产出，岩性为凝灰质、泥质粉砂岩。

    它的开采历史可追溯至唐、宋，近年来用机械切割长条石、荒料，加工定型石。
    梅园石的单层厚度（民间石匠称“谱层“）巨大，尤宜雕琢为石人、石兽等石像生，因无层理纹路可顺层剥制成板材或直接加工成条石，故厚薄大小手工凿割和运送困难，但机械加工可任意，成品率高。

    由于浙江燕山期火山作用十分强烈,火山岩出露面积广大,凝灰岩属于火山碎屑岩类，分布广,蕴藏量大。这种灰紫色凝灰岩石材在我国东南沿海其它地区尚无发现,属宁波地区的特产。

    梅园石石料因色泽、石质适宜，深受用户欢迎，但旧时其厚度大，运输和分割困难，价格昂贵，近代至民国末，主要应用于发迹富足的宁波巨商宅第、商铺、陵墓等。

    当代，梅园石的石材机械化、规模化开采，切割和运送便捷，加工雕刻也可借助机械、电动工具，成本明显下降，方便精雕细凿，粗石作、大石作和切割后板材、块石，各种文化用石等逐渐广泛用于宁波城乡的市政和水利工程项目、宅第和庙宇、墓园和牌坊等。

    梅园石石料和石刻经杭甬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外海，由南北船驳运至沿海、沿江各地及日本、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不少作为压舱碇石，船载至诸国，然后刻制成石像。

    英国传教士戈柏在186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生活自画图》（Pictures of the chinese draw by themselves）曾提及“每年宁波都会有大船将石狮运往暹罗（即今泰国）”。

    据当代日本学者研究鉴定，日本九州西海岸和北海岸普遍发现的12—14世纪中国遗物——梅园石制萨摩塔，属供养石塔，基本形态为壶形塔身、屋檐顶、须弥座，雕刻图案遵循同一模式，是宁波石雕匠制作好后由宋商带来的。

“厚薄大小手工凿割和运送困难，但机械加工可任意”。

石峁古城那些只是当地原产的砂岩，层状产出，简单敲剥即可成型，但在青铜工具和石器时代要标准化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厚薄不均的现象，越是到中心城址越是相对整齐，这是人为选料的结果。

    建于日本圣武天皇天平17年（公元751年）的奈良东大寺，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2008年，日本将东大寺整体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了南门的那对被誉为国宝的宋代石狮。
    1980年，日本专家村上博优认为，东大寺石狮子的石质为宁波梅园石，这石狮身躯瘦长有力，张嘴扬头，毛发卷曲，胸佩腰带和流苏，装饰简洁精致。石狮底座四周雕有牡丹、飞天、双狮戏球等图案，具有典型的宋代明州石刻风格。2004年，他在日本知名寺院般若寺附近发现两块石碑，上面记载了般若寺十三重石佛塔修建的经过。结合《东大寺造立供养记》等文献得知，1123年左右，日本著名的仿唐建筑东大寺火灾后要重修，由于日本工匠无法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难题，便从明州请来了陈和卿、伊行末等7位工匠，他们雕刻的最著名石刻，就是东大寺前的这对石狮子。
    石狮子的石质与日本当地的石质完全不同，于是他推测：和明州石匠一起到日本的还有产自明州的石料，是宁波的石料打造了这对日本国宝。同年，村上博优特意赶赴宁波，来到了史料记载盛产石材的鄞西梅园村考察。经过分析比对，他发现东大寺石狮子的石质与梅园石的石质基本一致。
    他将自己的发现与宁波当地的文保专家交流，宁波市文保专家研究后认为，宋代宁波去日本的商船常常将梅园石当作压舱石，既增强船只的抗风浪性，又可将石头作为上等石雕原料在日本出售，所以梅园石打造了日本国宝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说法在后来的象山“小白礁Ⅰ号”出水文物中得到了印证，在那艘航行于海丝之路的古代沉船中，发现了大批成排成列的梅园石。
    2008年8月，奈良东大寺石狮子与宁波梅园石的渊源有了科学的鉴定结果：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东大寺石狮子的石质与鄞西梅园石同属火山砾凝灰岩类，岩相非常接近。当年11月，14位日本石造物研究、雕刻专家抵达甬城，中日专家一致确认以伊行末石刻作品为代表的南宋石刻以梅园石为主材，对日本中世纪的石造物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
    日本东大寺初建于8世纪前半叶，752年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仪式，距今已有1270多年的历史，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2世纪末，东大寺一度毁于战火。重建过程中，由于日本工匠无力修复，工程负责人重源委任中国铸造师陈和卿为总技师，指挥两国匠人重建了东大寺。1196年，明州工匠伊行末等四人雕造了南大门雌雄二狮，其间，大批宁波产梅园石发往日本，用于建筑和雕刻。
    受命重修东大寺的重源，曾“入唐三度”，1167年，他首次入宋时，巡锡了宁波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重源把中国的石雕技术和样式引入日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为“大佛样”。此外，重源委任宋人陈和卿为指挥，铸佛造像，1183年(寿永2年)冶炼铸造成大佛之首。后来，又聘请明州工匠伊行末等人刻造石像、石狮等，最终才使重建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关于东大寺现存南大门的一对石狮子，20世纪末曾有研究者提出过原料可能是宁波梅园石，但当时只是凭肉眼做出的直观判断，不能做出定论。2008年8月，经日本地质专家通过物理法鉴定，确定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凝灰岩。同年11月21日在宁波举行的中日石造物交流报告会上宣读了中日专家考察共识，进一步认证了石狮子的材质为梅园石。
    在探究陈和卿的出生地时，有些研究者认为他是宁波人，但严格说来，尚缺乏有力证据。
    不过，现在东大寺南大门的两座石狮子，确实是明州石匠雕刻的。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建久七年(1196)，中门石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直于大唐，所买来也。”据此可知，1196年，来自宋朝的六郎等四人，建造了东大寺南大门两侧的石狮、佛堂内的石造胁侍菩萨和四天王像。日本自身的石材难以刻石，所以从中国买来。而这些刻造的石材，正是宁波产的梅园石。此处的“六郎”，是排行的称呼，并非真名。而这四人中，能够证实其真实姓名的也只有这位“六郎”，即明州工匠伊行末。
    伊行末为修建东大寺而来到日本。1196年，伊行末等四人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石狮子，分东、西方雌雄两座，矗立于南大门北侧，面北背南，入口处各一尊。其中，东方像高1.80米，西方像高1.60米，分别被安置在高约1.40米的华丽底座上。两座雕像的实际高度均已超过3米。两具座狮(蹲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底座四周雕有含苞欲放的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图案。其上下配有莲瓣，下端刻有隅撑的脚台，底座基台雕有复杂的云纹图样，足见工匠的技艺精湛。
    伊行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携家眷在日本定居下来。行末逝后，后人继承其石刻风格，光大他的事业，活跃在镰仓南都一带，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伊氏石刻流派，成为日本石刻工艺史上赫赫有名的“伊派”，同时也是另一石工名流“大藏派”的鼻祖。这使得“伊派”石刻艺术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简单介绍一下新石器时期和商代的石雕出土文物，看看俺前面的论点，工具材质决定了产品形制。简单说，就是大规模精细加工岩石要到钢制工具普及以后，此前即使是砂岩、石灰岩也极少大规模精细加工的，下面见实例：

    我国最早的圆雕石刻作品之一是1984年在黄海之滨的辽宁省东沟县后洼屯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前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雕刻遗物，分人像雕刻与动物雕刻两类，总数将近30件，皆用硬度不高的滑石刻成，高2－6厘米不等。有一件半身人像，头上披发，深目大口，胸前刻几道仿佛斜领衣纹的阴线，仪态肃穆威严，可能是代表祖先或神只的偶像。另有一件人鸟合一雕刻品，正面刻画缠发、瞋目、龇牙的人面，背面浮雕鸟纹，不少学者推测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动物雕刻有龙、虎、猪、鱼、蝉等，造型古朴生动，不少作品有穿孔，当属佩饰物，或是巫术活动中用以辟邪禳灾的护身符。另一批圆雕石刻人像，出自河北省滦平县金沟屯附近后台子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大多作蹲踞姿势，高34厘米，眉目清晰，双手附于胸下，双足相连，足端呈圆锥形，便于在土中戳立。据初步分析，这批石刻人像可能代表地母神或丰收女神，用于宗教祭祀活动。
    浮雕石刻人面，业已发现四件。其一于1959年出土于四川巫山大溪64号墓，属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遗物，用质地细腻的黑色火山岩雕成，平面呈椭圆形，高6厘米，厚1厘米，正背两面皆浮雕脸颊丰腴、瞠目张嘴的人面，顶端有两个穿孔。其他三件分别出自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类型墓、陕西神木石峁村龙山文化墓、山东滕县冈上村大汶口文化遗址，皆呈瞠目张嘴状，有穿孔，推测皆属原始巫术活动中的护身符。
    我国史前玉石雕刻的动物形象，在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中，均有若干重要的发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碧玉龙，高26厘米，龙身卷曲呈“C”字形，伸吻闭嘴，大眼长鬣，形态矫健，通体光润，显示了5000多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卓越的玉石雕刻工艺；龙脊上有一穿孔，可悬挂，当是图腾形象，为探讨龙图腾的分布地域及华夏部族形成的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在辽宁西部的喀左、建平、凌源、阜新等县，则出土红山文化的龙形玦、龙首璜、玉鸟、玉龟、绿松石鱼形佩等圆雕或平雕作品。
    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圆雕加线刻的土黄色小石猪，大小将近一巴掌，形体扁薄，作短吻、耸肩、大腹、细矮腿的造型，猪身保留粗糙的原石面，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
    玉石雕刻中的线刻技巧，在辽宁东沟后洼屯遗址出土的一件鱼纹石网坠上，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长方形玉锛，其上端两面皆用流畅的阴线雕刻兽面纹，已具商代饕餮纹之端倪。
    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展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雕刻的辉煌成就。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近百件有花纹图案的玉器。在一件射径达17.6厘米、高8.8厘米的琮王（器号M12:98）和一件玉钺（器号M12:100）的器身上，均以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技法，雕刻着神人与兽面相结合的“神徽”图案，神人头戴羽冠，脸面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瞋目宽鼻，龇牙咧嘴，状貌颇威武，做双手叉腰、屈腿蹲踞状，双脚皆为三趾的鸟爪形；神人的胸腹部位，雕刻着目若铜铃、嘴生獠牙的兽面纹，使神人益发威严。反山还出土两件片状玉冠饰，用透雕加阴线的雕刻技法，刻出头戴羽冠、手舞足蹈的神人，或在冠饰中央刻一个神人，或在冠饰两侧刻左右对称的两个神人，其雕琢之精良，构图之巧妙，堪称鬼斧神工。反山墓地还出土玉鸟、玉蝉、玉鱼、玉龟等带穿孔的缀饰，色泽晶莹，形象洗练，亦属罕见的玉雕佳作。

    --（点评）新石器时期的石雕便是如此，大规模精细加工？
    想得到，乃做不到。
    顺便提一句，即使是西周的周原祭祀遗址发掘的那块3米高的祭天地专用的砂岩石块，也没那家伙什儿来精细加工一二。

    商代是石雕艺术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商代的都邑设有专门的玉石作坊。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出土的圆雕石刻人像，至少已有六件。形体最大的是小屯大连坑出土的那件抱腿而坐的半截石雕人像，残高20.5厘米，胸部以上残缺，身着云雷纹衣服，后背有槽[。另两件残缺头部的大理石跽坐人像，出自侯家庄大墓，其一身着云雷纹衣裙，腰束带，双手抚膝，足穿尖鞋，残高12.65厘米；其二作双手抱膝状，胫上不见衣纹，胫下似着裹腿，残高8.55厘米。
    形象完整的商代石雕人像共三件。其一传出安阳四盘磨，做仰面箕踞状，头戴圆箍帽，身着云雷纹衣服，高14.5厘米，神态倨傲，其身份可能是商代王室贵族。其二出自小屯妇好墓，石色发白，整体做双手抚膝、低头跽坐状，高9.5厘米，头顶辫发，外罩圆箍帽，前额突出，脸型瘦长，高额尖颏，粗眉大眼，蒜头鼻，微张嘴，身上无衣纹，腹下悬长条形蔽体，其神情于拘谨惶恐中含着极度的愤懑，其身份可能是男奴隶。其三亦出自妇好墓，系用绿色孔雀石雕成，高4厘米，做双手抚膝跽坐状，脑后有半圆形发饰及下垂之发髻，脸形椭圆，身上无衣纹，前额剥蚀，眉眼不清晰，其身份可能是女奴隶。
    殷墟出土的石雕动物，首推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1001号大墓时发现的一批，计有石虎座、石鸮座、石小立鸮、石鸟嘴兽、石卧牛、石双鸟面、石饕餮面、石兽首、石对尾双伏兽、石伏鸮、石蛙等。这批石雕动物皆用大理石雕成。其中，石虎座呈蹲踞状，高37.1厘米，头似猛虎，坐姿像人；周身布满线刻的卷云纹及刀形纹，格调威严神秘。石鸮座呈肃立状，高33.6厘米。造型主要取象于猛禽枭鸟，而硕壮有力的双足又似猛兽，头顶有卷曲的冠饰，头背部位雕饰鳞状羽纹，胸前刻鸟面纹，翼腿部位刻龙蛇纹。石虎座和石鸮座的脊背均凿刻着一条深槽，用以嵌插木柱，有人推测为“附于墓中木室建筑的装饰品”；有人则推测“石虎……是钟虡的座子，石枭则为磬虡的趺座”；笔者赞同后者。石小立鸮高15.7厘米，雕工最为精致，格调较为轻松活泼。石鸟嘴兽高17.3厘米，形象含鸟嘴、熊首、人身三种特征，神话色彩颇浓厚。
    殷墟的另一批石雕动物，出自小屯妇好墓，计有石卧牛、石熊、石虎、石鸬鹚座、石怪鸟、石鸟、石蝉、石龟等15件。其中，以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圆雕“司辛”石牛，高14厘米，长25厘米，不仅形体大于侯家庄出土者，形象也更为完整，整体呈昂首伏卧状，脊、尾雕节状纹，身上雕卷云纹，据牛下颌所刻“司辛”铭文，并结合其出土位置，发掘者推测“此石牛有可能是武丁为妇好所作”的祭祀品。
    殷墟零星出土的石雕动物，有圆雕小石象、夔凤饰件等。1950年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充分显示商代后期线刻技巧之熟练。

    --（点评）意见同上，注意皇家级别的石材圆雕尺寸规格，而且基本上是就石料原形减地雕刻，形体圆浑。这就是工具材质的限制。辉石类硬玉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制品。

    战国时期，冶炼钢铁技术有了显着进步，为雕造大型石刻创造有利条件。从《韩非子·说林》所载桓赫论述“刻削之道”的经验来看，当时的人像雕刻已突破用线刻表现五官的传统方法，使得雕像的立体感有所增强。

    --（点评）俺不是这个论点的开创者，只是引述而已。重点在于，按照近来我国考古与历史学者关于比较地看待世界历史体系的主旨，拿这种论证逻辑来比较一下欧洲那些所谓的考古文物，看看究竟是神秘还是伪造。

    --顺便再补充一下，所谓的西顿石棺，又是一个美国长老会牧师的杰作，从塔格尼特闪长岩石棺到亚历山大大理石石棺，从工具到石材，都是1887年那时候的作品。
    --作为新教最大的支派，长老会拿这个来证明所谓民主样板--古希腊雅典制度和文明对东方的征服是真实存在的，和旧约考古学一个套路，这是新兴的美国制度至上、种族主义的政治性需要。

    前面曾经引述过金岷彬先生关于秦汉时期钢制工具技术进步和石刻水平之间的关系论文。下面再来宋先生的案例分析论文摘引：

    宋伟光——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的追问

    首先是宋先生的《对雕塑史写作的一点看法》
    作者：宋伟光（《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美术评论家）
    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用历史上剩下的东西，推找失去的东西。随着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和考古发现等新材料的出现（如简帛的大量出土填补了古文献资料，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图像资料），我们时常会感到对于已经明白的事物，忽然地又变得糊涂了起来。从李学勤先生的《重写学术史》一书所编入的文章中，你会发现，他主张“重写学术史”。这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要重新解释和总结。但是很多人不同意重写，认为，就现在发现的材料之数量而言，是不足以重写的。对此，北大的李零先生认为：“我猜想，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推倒重来，或者认定，任何历史都只有‘续写’，没有‘改写’，即把学术史的发展仅仅看做是史料的增加和细节考证的转密加详，而不是学术范式的转变。”

    （点评）--中华考古和历史界诸位大师的看法如此，反观欧洲自耶经考古学以降，玩弄的尽是欧洲中心论的黑心肠，恨不得把明显的假设和推测包装成忽悠人的科学真理，其动机昭然若揭。

    2015年4月22日上午，应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邀请，著名学者、《雕塑》杂志执行主编宋伟光先生在美术学院为该院全体师生作《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的追问》的学术讲座。
    宋伟光先生从研究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的方法论谈起，用“图像逻辑”的方法追问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在谈及霍去病墓石刻的材料、工具问题时，宋伟光先生从工具的发达程度、炒钢技术的发明提出了霍去病墓的很多问题还应重新考虑并追问背后原因。最后他还对这批石雕受外来草原文化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点评）--以下便是文章的内容摘引，恰好是金先生对工具材质和石刻水平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分析。

对于霍去病墓石雕之意象风格，美术史上已成定论，但对于这些石雕风格形成的原因，却较缺乏研究。因此，只依靠石雕的风格表象来下定论难免有失偏颇。霍去病墓石雕以线入形，取象用意，呈现出富有神韵的整体感和体量感，这一点当然如此，但问题是形成这种形态的成因值得追问。因为，对于美术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风格论，还应该从“图像逻辑”中寻找其潜在的因素，这对看清问题的实质和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点评）--作为考古爱好者的常识，文物制作和艺术风格的断代是早期考古针对无明确纪年的文物的主要鉴别路线。

笔者最近仔细考察了霍去病墓现存的17件石雕（含3件文字石刻），发现除了《马踏匈奴》（图1）和《卧牛》（图2）等少数几件作品外，余者其造型上均留有不同程度的打钎的痕迹，特别是《卧马》（图3、4、5、6）在其造型的下部以及前后部位，这种打钎的钎眼更多。这些钎痕，大都位于造型的结构处和结构转折的地方，这种钎痕的存在表明这些石刻尚处于继续加工的状态中。在刻有“左司空”这块石料的上沿，留有均匀排布的金属楔子开料的痕迹（图7），另外，还有刻着“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的大型石料以及散落在封土山脚下的几块石料都佐证这个工程尚未完成（图8、9）。1必定是有什么原因，只能到此为止。未完成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受工期紧迫的影响，二是受工具的制约。从技术层面上看，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形成霍去病墓石雕风格的原因。

（点评）--话说当年俺去看这些石雕的时候，主要还是慨叹其气势的雄壮伟岸，和一代英豪的传奇风采。

    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查阅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霍去病列传》、唐颜师古注《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纪》等文献，均未找到有关霍去病建墓和下葬的详细记载，只有一句“为冢，像祁连山”成为了解和研究霍去病墓和墓前石雕的唯一线索。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两汉》中指出：“唯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犹存，马颇宏大，其形极驯，腿部未雕空，故上部为整雕，而下部为浮雕。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筋肉凸凹处，尚有用深刻线纹以表示者。”3即便是整个霍去病墓石雕中最为精细者《马踏匈奴》，梁先生都认为在雕刻技术上不发达，更不用说其余石雕了。霍去病墓石雕的确存在着原始的朴拙形态，这种朴拙形态当然与中国古代的审美取向有关，但梁思成先生所认为的“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提醒我们，霍去病墓石雕的状态，不能排除受到工具的制约所致。
    为了支撑这个推断，笔者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一点，即制约这些石雕深入刻画的另一重要因素——工具问题。

    西汉时期铁范、叠铸、韧性铸铁的进一步推广，炒钢新技术和高炉熔炼技术使西汉早期已经炼出高碳低硅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犁铧等农用工具，渑池出土的范和锸均属此种类型的铸铁。使西汉铁制工具取得重大进步，是将生铁炒炼成钢的炒钢技术。这一技术的发明，开辟了以生铁为原料炼钢的新时期，它对汉代的农用、手工业、水利交通业十分重要。另外，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铸铁柔化、脱碳成钢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生产出韧性较强的钢性工具。
    从古代遗址的石作工程和石制物来看，早期石作工程多半是较易施工的砂岩。春秋时期的“勾践藏兵洞”就是在砂岩体上开凿的岩窟。开凿砂岩体用青铜或早期的铁制工具就可以应付，但要开凿并打制花岗岩则消耗极大。汉武帝时这种铁制工具一般都是以铸铁脱碳钢锻打而成，如徐州狮子山、龟山西汉楚王崖墓出土的凿子就是这种材质的。

    （点评）--例如广州的童子可以去象岗南越王赵眛墓看看，那就是砂岩的顶板，强度不足断裂塌陷，但比较容易加工。

正如金岷彬先生所说：“含碳量适中并且锻打得好的铸铁脱碳钢制凿子、楔子、锤子，虽可以在开山破石的工程里发挥作用，但是铸铁脱碳钢如果要获得一套优质的锤子、凿子、楔子工具，在战国和西汉可能并不容易。”4虽然当时炒钢叠打局部淬火的工艺已经有了，它可以硬化钢制工具的坚韧性，但其广泛应用是在东汉时期。因此，在西汉时期，运用这种工具，要想在花岗岩这种密度和抗拉强度大于砂岩和大理石的材料上，深入地刻画一件艺术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说明上述岩石的抗拉强度附表如下（略）

（点评）--成本不是一般的大。粗略加工可以，在花岗岩、闪长岩等火成岩精致光滑的平面加工上，工具的材质和冶金技术水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大家可以琢磨一下所谓的古埃及花岗岩方尖碑，包括其它所谓两河文明、波斯帝国的花岗岩雕刻，其工具的材质是什么？冶炼的工艺又是什么？

凿刻石材的工具其坚韧程度不同，其效果也不同。工具坚硬锋利时，凿刻出的体面关系就显得干脆利落，而如果工具坚韧性不够，凿刻出来的形体就像是一点一点地啃出来的。从霍去病墓石雕雕刻的物象之细部，会看到是一点一点地凿出来的，很多地方是以线表示。这是受工具制约所致，它难以深入刻画表现，因而它必须抓住物象之大势，去繁就简，这无形中更加增添了它的朴拙和意象效果，所以才呈现所谓“写意”之面貌。如《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图10）等身体造型的下方虽有打钢钎的钎眼，但却没有掏空，显然是为避免掏凿的艰难，反映出了当时欲动又止时的状态。所以，霍去病墓石雕的意象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受工具的制约而形成的状态。

（点评）--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宣称是花岗岩、玄武岩等硬质岩石石刻的所谓古文明遗存，其细节究竟是近代合金钢工具甚至混凝土浇筑出来的，还是使用所谓的青铜或是早期块炼铁工具一点一点凿刻出来的，包括所谓的罗塞塔和汉谟拉比石碑，那些细密但却不甚工整的字迹，与其说是数千年前地位尊贵的祭司贵族的监督作品，更像是19世纪欧洲欧洲军官指挥下的蹩脚工匠的急就之作。

    另外，对于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还有一种似乎是很权威的说法，说它是“因势赋形”。也就是说，在选择石雕材料时，要选择接近所雕题材的石材，然后根据所选石材的自然形状借形赋意地雕刻出所需形象。然而，霍去病墓石雕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但这些石雕仍然很坚硬，竟像是新开采出来的。
    对此笔者请教了清华美院雕塑系教授王洪亮先生，王先生曾三次考察过这些石雕，他认为：“如果当时选取的石材可以因形象物，那么这些石头是现成的，不是新开出来的，因此，它必然有风化的状况。而霍去病墓石雕的这些石材，用的得是石芯，不是表皮，没有风化的状况，是当时石匠用新石头打出来的，这种情况要比因形象物难得多。”这是王洪亮先生在做石雕创作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对霍去病墓石雕的定论的反思。用因势赋形来证明这些石雕朴拙大气的意象风格实无根据，这对研究霍去病墓石雕成因之问题，不仅毫无帮助，而且还起着误导的作用。据笔者观察，在霍去病墓这17件石雕中，只有《野猪》（图11）《人与熊》（图12）的局部有一点借形的感觉，其他的石雕是没有这种状况的。特别是《马踏匈奴》《卧牛》《卧象》《卧马》等作品，圆浑有力的造型，只有人工才能达到。所以，不能以点概面地把霍去病墓石雕简单地归结为“因势赋形”之作。

    （点评）--俺承认当年被误导来着。此段进一步明晰了石雕艺术风格的技术本源。

    自周秦以来，无论是青铜彝器还是兵马像俑，反映出的均是一种严谨的、规整的作风。特别是秦始皇兵马俑更是体现出“像生”的写实性。至汉代，制作陶俑承袭了秦俑的制作方法，尺寸上虽多为60cm左右，远不及秦俑的尺寸，但对于物体的塑造仍是写实，细致入微的。西汉景帝刘启的阳陵中出土的一大批陶制狗、猪、羊、马和兵俑，更是这种细致入微作风的典范。其中的“裸体陶俑”（图13）不仅形体写实，且表情各不相同，他们有的面带微笑，憨厚质朴，有的表情严肃，神态坚毅；有的面含苦涩，抑郁在胸。这些武士俑从整体上看，都是单眼皮、小眼睛、面颊圆厚、方脸阔面，与如今中原一带的人颇为相像。还有骑兵俑，颧骨突出，眼睛眯起像一条细线，脑袋圆浑，一看就知是蒙古人种（图14）。另外，汉高祖刘邦长陵附近出土的一个陶人、陶马、骑兵俑等达三千件之多的，姓名无考的大冢，其陶俑是模制，形态古朴，形象写实。咸阳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武士俑，他们执盾扬戈，面富表情，形象细腻生动。还有，杨家湾周勃和周亚夫父子墓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也都是写实风格的，这种写实作风究其原因，是有制度根源的。梁思成先生在所著《中国雕塑史》中引研究西汉都城长安以及秦都咸阳的古代地理书《三辅黄图》说：“《三辅黄图》谓汉宗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者也。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存者。唯有征诸古籍耳。”6这段文字找到了秦汉陶俑系统尊貌写真的制度依据。

    （点评）--从商周青铜器和玉器的写实与艺术渲染华丽的结合，到汉代陶俑的具象表现，中华雕塑艺术的水平独步天下，东汉时期凉州雷台将军墓的马踏飞燕就是叹为观止的人类艺术瑰宝，那些文艺复兴以后写实主义的所谓古代雕像是无法相比的。
    --欧洲那些所谓古希腊雕像和工匠来大秦王朝跳大神的意淫，只能是网络时代忽悠无知民众的呓语，其动机叵测。

    无论是秦始皇兵马俑、西汉景帝刘启的阳陵，还是其他西汉陵墓的陶俑，均是以“塑”的方法制作的。在那个时代，凡是以塑的方法，也就是雕塑专业所说的“加法”，所塑造的物象，都是恪守写实作风的。这是因为泥土较柔软，便于塑造，可以达到“尊貌”的要求。

    （点评）--所以俺就说，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陶俑有没有呢？在中华考古有没有所谓古希腊风格的露鸟青铜雕像呢？缺乏可靠的考古实证就乱猜测，那叫扯淡。
    --兵马俑是陶俑，特制黏土烧陶制造，所以才能如此圆滑流畅，技法随心所欲。而石刻就难了，边缘会留存明显的凿刻断层切口，要全部打磨平滑是不可能的。雕像或是石刻的脆性材料加工痕迹，根本无法与软质材料塑造相比。这也是认为那些所谓两河文明浮雕实际上是模压制品的理由之一。

相比之下，在西汉克石，特别是克花岗岩的工具，刚韧性不足的状况下，以雕或刻的所谓“减法”，所塑造的物象，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写意”状态。

（点评）--那么欧洲那些精细得如同模具浇筑一般的玩艺呢？

    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形成的另一种解释是，认为它与外来文化有关。滕固、王子云以及有的外国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的广州美院教授郭伟其先生在他的《纪念与象征：霍去病墓石刻的类型及其功能》一文中指出：“众所周知，霍去病墓石刻无论在风格、题材还是在功能、意义等方面都与当时和之前的中原汉文化艺术有一定的差异，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作之作’。”郭先生为了证明这种开先之作，引证了一些文章典籍，认为：“这批石刻从进入国际研究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勾起学者对西亚艺术和草原文化（包括石人与青铜器）的联想。”7他以CarlHentze在1925年撰写的有关霍去病墓石刻的文章为例证，CarlHentze在文章中通过图片将《马踏匈奴》与巴比伦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巴沙尔德狮”(LionenBasalte)（图17）相比较，指出两者在形式上的共同点，即两个雕像都将人物形象置于动物的腹下以填满空隙。郭先生还例举西安碑林十六国时期匈奴人的大夏石马，（图18）指出它与《马踏匈奴》的相近之处。
    的确，若以图像来看，巴沙尔德狮、大夏石马与《马踏匈奴》有许多相像之处，但巴沙尔德狮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霍去病墓石雕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而大夏石马则产生于公元5世纪。大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国家，拥有陕西北部和内蒙部分地区，这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还是巧合？不得而知。再者，据史料载，卫青、霍去病所征战的地方主要在甘肃西部、河套、祁连山一带，最远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霍去病深入大漠两千余里，过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他的奔袭是从河北蔚县向北，经呼伦湖或贝加尔湖后返回，然而这些地方并非巴比伦和阿富汗、伊朗等地。至于张骞通西域诸国已是霍去病身后之事了。8
    我们虽很想依据图像比较，做出霍去病墓石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之结论，但遗憾的是图像之间的关系缺乏证据。因而，对霍去病墓石雕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个个案，尚处在一种猜想层面。当然，从一个问题的现象上去大胆设想，往往是能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但还须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要不然就会出现王子云先生那样的臆断，王先生在所著《中国雕塑艺术史》中说：“因祁连山一带是匈奴族‘水草肥美，六畜蕃息’的放牧地，特命能工巧匠，雕刻了许多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山’上，以增强霍墓‘祁连山’的真实性和山区气氛。”9这完全是不加稽考的想象。汉代史料中没有有关虏获西域地区工匠的记载，也无汉军在行军打仗中还要习异域文化的记录。虽然从石雕形态上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目前尚无文献支撑。
    综上所述，笔者须进一步指出：一、霍去病墓石雕意象风格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工期和工具的制约。以《马踏匈奴》与其他石雕作品相比较会发现，《马踏匈奴》是这些石雕中最为深入刻画的作品，也正因为深入刻画，反而减弱了取象用意的意象状态。

    （点评）--不少朋友都是有上述的猜想，然而，和以上专家一样，尚处在一种猜想层面，请小心求证。汉代史料中没有有关虏获西域地区工匠的记载，也无汉军在行军打仗中还要习异域文化的记录。虽然从石雕形态上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目前尚无文献支撑。秦代乃至更早的记载亦然。

《河南文化大典》是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河南省委、省政府组织了专门的策划和领导班子，全省有30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了该书的研究和编写。吕品先生受邀主编《河南文化大典·文物典》的《汉代画像石》卷。成书时采用拓本、照片870余幅、文字30余万，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反映河南汉代画像石最新科研成果的书。吕先生利用近年来多学科新成果的优势，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综合分析探讨，使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对汉代画像石内涵的认识也更接近了历史的实际。

--（点评）这是重要性，俺向来喜欢引论文的。

    《河南汉代画像石》一书，在研究方面有几项新的突破。关于河南汉代画像石起源的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论述，认为画像石的出现是汉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某一种条件或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有：
    （1）汉代的厚葬，厚葬的日益奢侈必然引起盗墓风气的滋长，为防止盗墓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建造墓室的材质，用石料代替当时流行的木料或砖瓦料，使墓室更大更坚固。这样的墓室，只有那些有权势的皇亲贵戚和郡守、县令一级的官吏们才有条件建造。
    （2）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积累，以及冶铁炼钢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为錾凿石料提供了适用的工具，汉画像石的产生才水到渠成。
    （3）春秋战国时期宗庙祠堂流行壁画及漆画的优秀传统和青铜器雕模刻划技巧的影响；西汉早期壁画墓的流行以及战国、西汉空心画像砖的出现及在建造墓室中的运用，都为汉代画像石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是汉画像石艺术上的源头。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该书把河南汉代画像石的产生由西汉的昭帝、宣帝时期提前到了汉武帝执政的初期。

    --（点评）“冶铁炼钢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为錾凿石料提供了适用的工具，汉画像石的产生才水到渠成。”

    关于河南汉代汉画像石的雕刻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往的研究只就画像石本身显现的痕迹进行探讨，而忽略了与画像石直接有关的雕刻工具的作用，雕刻工具的质量制约着雕刻方法的发展和变化，因此，不研究雕刻工具的变化，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吕先生是最早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汉代画像石的实际进行综合研究的人，他知道汉代画像石为什么出现于汉代而不是战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錾凿石头的金属工具从硬度到韧性都不符合凿石的要求，而细阴线刻的画像石对工具质量的要求又不一样，这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西汉时期块炼铁渗碳钢工艺在社会上已普遍运用，块炼铁渗碳经过锻打的钢制工具硬度、韧性和耐冲击性能，錾凿石料已不成问题，所以，西汉时期錾凿法雕刻的画像石就在河南的南阳和商丘各地出现了。
    细阴线刻的画像石，需要质量更高的钢材制造雕刻的工具，所以，到西汉末东汉初冶铁工匠创造的“百炼钢”技术出现以后，凿刀始能在平整的石面上刻划出流畅的线条，这就是东汉细阴线刻画像石较流行而碑刻也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点评）不多说了，拿这个情况对比一下所谓西亚、中亚、印度的石刻与出土工具之间的关系，欧洲的所谓断代和年表就是如俺前面引述论文一样,缺乏可靠的证据.

    有不少论文研究汉代王陵石雕艺术和加工技术的。
    徐州的王陵是石灰岩，广州的南越王陵是砂岩。
    徐州的石材加工仅仅是在塞石加工上不惜工本，其余的墓道、墓室还是比较粗糙的，俺去过几座，对成本控制有印象。这就是工具的限制。

    你如果用石器去加工石材，最大的问题不仅是工具的巨大损耗，石材的损坏才是致命的。

    只有内有韧性外具硬度的钢质工具，才可以既能凿开石材又可以减少崩坏。

    具体还是看前面的那几篇论文，比较透彻全面。

    石雕的造型方法有多种，其间也存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研究，石雕的制法经历了以下各阶段。
    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仅有石器，它们包括石锤、石凿、石雕刻器。石凿用以雕凿石材，是石雕的基本工具，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它多半属尖状器和手斧之类的器形。石锤是敲击工具，用以敲击石凿雕琢石料。石雕刻器具有后来雕刀的功能，能刻划、雕琢、刮削。
    旧石器时代的石雕作品类型简单，主要是造型精美的燧石石器。由于燧石性脆易于加工，它往往采用间接打击法制作，即以木、骨棒为中介代替石凿，用石锤敲击中介物剥离石料，这样得出的石料一般呈工整的几何形，再作二次加工即可得到规范精致的各类细石器。古代人类为了使二次加工的细石器更为美观实用，还使用木、骨棒压剥修理细石器刃部及其边缘，使石器更为符合功能美学的要求。正是这种压剥技术的广泛运用，才产生了古拙生动的各种燧石小动物石雕像。

    --（点评）这就是美洲土著文明的所谓燧石和黑曜石工具。
    --《黑曜石之路初探》《黑龙江文明最古老的一道曙光-黑曜石之路》《中国东北地区五大流域历史与文化概述》《黑龙江流域与日本东北及北海道的古代文化交流》等中外文献等中外文献可以参考。
    --看了这些论文和相关考古报告，就可以对某些家伙吹嘘的所谓燧石或黑曜石工具克石的水平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

    新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也是用石工具制作的。如有的岩画是敲凿而成，画面上留有许多点窝；有的是线刻形象，也是雕刻器所为。
    新石器时代由于这时磨制技术普遍用于石器制造加工，在传统凿刻技法的基础上，古代人类还采用磨刻的办法以制作石雕艺术品。裴李岗文化和大溪文化的石雕，就是在雕琢的石坯上加磨成型的。
    在制造磨制石器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水砂研磨，实现了锯截、琢磨、穿孔、雕刻和抛光等完整的工序，因而在中国新石器晚期出现的许多精致的磨制石工具和武器，都可视作珍贵的石雕工艺品。它们的制作工艺与同时期的玉器工艺是完全共通的，除了传统的雕琢工具，还加入了无齿锯、铊、钻和石英砂等。

    --（点评）玉器和石器的工艺类似。

    青铜时代由于青铜硬度低、性脆，因而在整个青铜时代，制作大型粗犷的石雕作品，仍然是使用传统的石工具。与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是玉石工艺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因而两种雕刻品的制作往往都是在同一作坊内完成的。例如在殷墟、洛阳东周城的作坊遗址中，玉器与石雕都是同出的。在制作这些精美的玉石工艺品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使用了传统的工序，同时也加入了青铜工具。过去在安阳殷墟就发现过不少青铜雕刻刀。

    --（点评）“制作大型粗犷的石雕作品，仍然是使用传统的石工具。”俺说过，大规模精细化加工硬质石材，这时候基本上是做梦。现有文物都是粗犷得可以，有兴趣的自己去找图片。

    当然，青铜雕刀也仅适用于硬度较低的石雕加工和特殊的场合，只有铁工具的发明，才能真正取代石工具，铁器时代中国先民至迟在西周晚期就学会了冶铁术，但直至战国时代，铁器才得到普及和广泛的运用。铁工具是空前锐利的石雕工具，它的发明使用，事实上给石雕艺术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此，它使任意制造各种大中小型的石雕艺术形式成为可能。

    --（点评）这里比较简单，涉及钢材的问题，见前面内容。

    谈谈早期开山凿石工程的问题：

    开凿石门和凿栈道孔的难度是两样的，虽然都是“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削腐”等“火焚水激”方式，后者毕竟是小方量，还可以大量利用河谷石壁冲蚀的岩缝薄弱处，崖壁上横向凿孔(口宽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间距约2米),并下加斜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又于路之旁侧加构铁链或木栏。道宽约5～6米,可容车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盖。在栈道路面距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梁下斜撑改用直柱支承。

    （点评）何况开凿时间是什么呢？

    公元前316年，位于四川盆地的巴蜀两国关系恶化，秦国趁机干预，大规模开凿和修建通往四川的道路。由于川陕之间被秦岭和大巴山的高山深谷隔绝，人们只能在悬崖绝壁上凿岩成道或凿孔架木，作栈而行，故称为栈道。当时开辟的秦蜀栈道包括褒斜道、陈仓故道和金牛道。这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修建秦蜀栈道。

    --（点评）这时候，炒钢技术已经出来多年了。

    --（点评）在此之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在向导带领下，或走西汉水-天水-陇关古道以避开河谷崖壁山路运输货物，或在枯水期沿河而上轻装走捷径，都是可以突破山道险阻的。栈道也都是一段段的，有些山路还比较好走，在太白山、少白山、终南山都溜达过。

《读史方舆纪要》载：“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南褒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由此可知，褒斜栈道开凿历时已久。

--（点评）这里谈到春秋开凿，但也说秦时有栈道。不过该书是清初著作，时代太晚，仅可参考。

    直至春秋末期，褒斜二谷尚无栈道，只有人类长期活动及兵马来往于道上，踩踏而成为秦岭南北相通的一条大山道。铁器的出现方使开凿褒斜栈道成为可能。

    --（点评）这里还是要说，原始的块炼铁技术锻打脱碳钢制工具的路线成品率不稳定，要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不仅是硬质石材哦，还是要有炒钢法直至灌钢法等比较方便稳定的技术路线才能支撑大批量生产质量稳定、性能优良的钢质工具。上文中的铁器用语，还是不够严谨的。
    --（点评）尊重中华文明，还是要以证据说话。同样，质疑西方伪造历史体系，也一样要拿出依据来。当然，按照俺上述的技术路线图，西方所谓的那些公元前的灿烂文明，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还是引述：

    在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水库发生了一件怪事，几位研究古栈道的专家和学者相约聚集在一起，他们决定要用古人的方法在绝壁上开凿出一个石洞。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就是在这里，1900多年前，在火药还没有发明之前，古人曾经开凿出了世界上第一条人工隧道。在褒斜栈道的起点，当时的人们创造了一项至今还让人不得不叹服的奇迹——世界上第一条人工穿山隧道。这就是石门。
    1969年，石门水库修建，原石门遗迹淹没在几十米深处的水下。古老的石门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而它的开凿之谜却一直留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挥之不去。这条石门隧道长16米，高宽各约4米。汉代的车辆是1米5，所以两个车在里头还可以让路。在火药还没有发明的汉代，距今已有1900多年，那时的人们是怎样开凿这条隧道的呢？
    《石门颂》是刻于石门隧道洞内的一幅摩崖石刻，它记录了东汉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61年，汉林帝下诏开凿石门的这一重大事件。但是，这份记载，包括原石门洞内的所有石刻，都只是记载了石门凿通的这个史实，对于如何凿通石门，是用什么方式凿通的，以及用了多长时间凿通的，却只字未提。
    在古石门所在的褒河谷口，这里的石头石英含量很大，白的几乎是纯石英，石英的硬度在石头里是最硬的。

    --（点评）可能石门隧道正好是岩层中的破碎风化带或侵入软质岩体？因为当时试验时在原工程的上方附近，无法证实岩层的一致性。

    古石门究竟是采用什么方法开凿的呢？清代文人贾汉复有一首关于修栈道的诗，其中记载到，当时修栈道曾经采用过一种火烧水激的方法，就是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原理，火烧之后再迅速用水浇，这样岩石就会酥裂，甚至会变得像切豆腐一样。早在战国时候李冰就用过这个方法修都江堰，这个石门还是沿用古法，火烧水激，但是没有实验过，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现在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我们来做这个实验。“蜀守冰，凿离堆”，传说李冰就是用火烧水激的办法凿开离堆，修成了都江堰。古石门开通40年之后，后汉书中也有“烧石翦木，开漕航道”的记载。据此推测，古石门也应该是采用火烧水激这个办法，但是，有的学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陕西汉中市石门水库管理局副局长方孝文：“用火烧水激以后，它的石头的表面应该是有一些不光滑不平整的地方，可是现在这个石门洞经过石刻以后，将近两千年以后，还有一些搞石刻拓片的，经过这样多次反复的拓，但是这个石刻仍然比较光滑，平顺。”
    方孝文：“这一段栈道是古褒斜道遗留下来的，在武官河这个地方，遗存下来的几个栈孔。这个栈孔的深大概90公分左右，它这个高，宽40公分左右，是个正方形。它的下方还留有一个小槽，这个槽是用来排水的。古代把平梁立柱的方式打进去以后，它里面很深，他考虑到水的腐蚀，它把水排出来，以保证这个栈道能够保存的时间完美和时间比较长。下面有几个孔，这几个孔它是一个多层平梁支撑式的，下边还有一层方孔，大概18公分左右的一个方孔，这个方孔通过平梁支栈，然后下边还有一个立柱，然后它这是双层的，支撑起来，然后这个平梁打下去，然后两层通过支撑起来，上边就可以通行车马。”
    现在架上面这堆柴，全部烧完，另外感觉到如果没有鼓风设备的话，火力还是不够。古代的时候应该有风箱，木制的风箱给它鼓风。到时候用水泼。必须要烧够一定的时候，火力的灼热点一定要达到温度，否则激也没用。木材已经燃烧了将近半个小时，差不多已经烧完了，研究小组决定立即开始水激。
    郭荣章：“我们的实验尽管是初步的，是成功的。”王大中：“那么按照今天我们实验的这个速度，古人用三年的时间开通这个石门是，估计问题不大。”
    古人火烧水激之法终于得到了验证，那么为什么石门洞内的石刻会非常光滑平整呢？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实验，只能说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至于古人在施工中的具体细节我们就无法考证了。
    方孝文：“古人烧了以后人家剩下的岩体就像切豆腐一样，我们还没达到那个效果。”
    也许古人把这个办法已经运用得熟练自如了，但是他们到底怎样做的今人还是不太清楚，或许是用柴草烧，或许用了炭，也可能有鼓风机什么的设备，他们一开始用水激，后来发现用醋更有效，总之，具体细节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各不一样，我们在猜测的同时也只能是对古人的智慧表示钦佩了。

    --（点评）按照现有材料可以推测，秦汉时期加工栈道深孔，既要有火烧水激，还要有钢质工具，缺一不可。具体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考古去探索。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用烧熔的金属液体在限定模范里浇注后迅速浇水或醋，有可能效果比火烧好一些。不过还是需要试验验证。木炭加皮风箱的组合也是可能的。在考古中也有发现。
    --注意这项石门隧道工程的工程量。和欧米伪造的那些所谓古文明克石水平比起来，差之千里。
    --单单所谓古埃及多项水利工程和古希腊科林斯运河等等，就属于罔顾人类社会生产力、工具技术水平的无耻且疯狂的造假项目。

    关于石材加工，举例说明：
    以下内容来自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俺喜欢看论文，特别是有实践数据的。那些剪贴、翻译的论文就呵呵了。

    狮子山位于徐州市东郊，为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包，海拔高度62.15米。山体为石灰岩，主峰上有人工覆土，表面裸露部分风化较甚。该墓位于兵马俑馆东400米的狮子山主峰南坡，坐北朝南，墓向188度（图一）。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后室及陪葬墓等部分组成（图五。）墓室皆平顶，墓壁与顶部呈弧形自然衔接。该墓凿建时没有按照原设计要求施工，在墓道、耳室、侧室及后室等多处都可看到未完成的残迹。特别是墓道前段，残石嶙峋，并有两处制作封门塞石的半成品和废弃品。
    外墓道：因宽度不同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长27.6、宽9.15、深0.5—9.2米。该部分未完成，残石较多，中部凿制出一“塞石”雏形，呈长方形，四周已下凿60～80厘米，上部已做出光洁的表面。还有一件“塞石”毛坯，长3、宽1.18、厚1.1米，因加工时已断裂，故弃置于墓道两侧。

    --（点评）西汉，已经有战国中期就用于兵器的炒钢技术以及工具文物证据了，石灰岩材质。塞石，是在开凿墓道时候直接利用制作的，也是石灰岩。关于钢铁器具的检测分析，可以参考《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论文，或《金相分析技术在研究秦汉铁兵器制作技术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10年，或《金相学在先秦两汉铁器研究中的应用》--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2009年

    大规模汉代采石场遗址位于徐州市区南部的云龙山北坡，岩石南北走向，便于开采。墓葬一座位于Ⅰ５组东部石槽内，仰身直肢，随葬有“五铢”钱币数枚和一件铁錾等，钱币多为西汉宣帝时期的五铢，另有少量武帝五铢，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墓主身份较低，可能是凿石的工匠。
    采石遗址的基本单元为露天石坑，在开山取石的过程中，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山石走势、石裂隙及山石的纹理等自然条件开采石料。开采的石料长１．２—３、宽０．７—１．４米不等。从发掘清理情况来看，采石工艺一是根据山石大小及走势，稍加修整，在周围凿出楔窝，塞以錾、楔等物，敲击取石。一是顺着岩石走向，选择石质较佳处，在长方形石料四周开凿沟槽，达到预定深度后，再从两侧或四侧向石料内对凿楔窝，填以錾、楔等，敲击撑裂取石。
    采石坑内多有采石遗留下的碎石子，碎石子中夹杂有铁屑，多数已锈结成小圆球状。在一些坑中还发现有采石工具如宽錾、扁錾、凿、楔、锸等。此外，遗址内还发现有大量西汉时期的陶盆、壶、釜、甑、罐、钵等器物残片及“五铢”钱币、大量的筒板瓦和瓦当等，铁器应为凿石工匠的工具，陶器中部分为凿石工匠的生活用具，如陶钵等。
    采石场遗址的主要采石开凿工艺与徐州西汉王陵及中型墓葬等内封石的开凿工艺相近，遗留的开凿工具也具有明显的汉代风格，特别是一些采石坑内的大量陶器残片及“五铢”钱币的出土，证明该采石遗址的时代为西汉，可能延续至东汉初期。

    --（点评）这种下料方法较适用于石灰岩类石材。云龙山属于象山山脉,最大海拔142米，是石灰岩残丘,岩层较厚,质地纯净,表面风化,嶙峋多姿。去了几次，除了看王陵外，就是看这些岩层。登顶观夜景也不错。附近有几个项目，销售一空。

    以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国宝闻名于世的保定满城陵山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依山而建，具有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墓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刘胜墓附近发现的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建筑回填坑”，解开了山洞墓室的建造之谜。
    回填坑中的建筑垃圾是建造墓室的遗存物，该坑长5.5米，宽4米，遗存物只发掘1.5米，下面还有1.5米才能见底。展示坑上下大致分三层，上层是掩埋土层，原有0.3米厚(最上层已去掉，仅保留一薄层)，曾为当地村民的耕地;中层多灰土，为最后清理墓室的遗存物;下层为青石碎片，看上去还比较新，里面发现的遗存物是火烤水激岩石建造墓室的见证。经探查这个坑面积达100多平方米，最深处达3米多，坑内有大量的碎石片，还有草木灰土、木炭及少量铁块及铁制工具。其中一件完整的铁镢格外引人注目。当时这把铁镢后面应该装有木柄，工人们用来戗石壁或者铲运碎石。
    掩埋坑里的遗存物佐证了此前专家们对于山洞墓室火烤水激开凿方式的推断。这说明两千多年前，汉代工人已经了解了石灰岩的性质，他们使用先进的铁制工具，对陵山坚硬的石灰岩进行开凿。为使墓室隐蔽，防止被盗，他们将开凿的大石块或回填或散落于山体之上，而将经火烧水激形成的碎石片、灰土、残渣等掩埋于墓室前及两侧的低洼之处，这样既填平了陵道，又掩藏了古墓遗存物。

    --（点评）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所谓铁制工具，就是钢制工具。生铁刃工具耐磨性脆，故多用于农具，作为木身铁刃使用。

    满城汉墓铁器金相分析结果表明，在铁镢中有的是经过可锻化热处理的可锻铸铁，具有较好的韧性；有的是白口铁和灰口铁混合组织，即麻口铁铸件；有的则是亚共晶白口铁铸件；。铁铲也是可锻铸铁韧性较好。铁犁铧的显微组织和锄内范相似，也是灰口铁铸件(41)。灰口铁在冶炼过程中需要较高的温度和较低的冷却速度，具有硬度比白口铁低、脆性较小、耐磨和润滑性能良好等特点。由此可见，汉代河北的冶铁手工业在战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灰口铁的出现标志着冶铁工艺的新发展。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掘出一把铜格“铁剑”,通过金相检验,结果证明是钢制的。杨家山铁剑是1976年在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65号墓中出土的文物。剑通体长38.4厘米，茎长7.8厘米，剑宽2—2.6厘米，剑脊厚0.7厘米。
    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在剑身断面上可以用放大镜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约7-9层。这是用块炼铁打成片后进行固体表面渗碳，使两面形成高碳层，中间夹着低碳层，经过对折锻合，并用若干片迭搭锻打成长剑，钢的含碳量为0．5%－0．6%，金相组织均匀，可能进行过退火热处理。这把剑的制作工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同期中国的复合剑。它采用块炼钢技术。这是最可靠、最成熟的一种办法。

    印证长沙春秋晚期铁器冶铸业发达水平的还有识字岭楚墓的铁凹口形锄和窑岭出土的铁鼎。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铁矿和使用铁器的地方，长沙地区又是楚国较早出现铸铁业的地区。一定要注意：凹口铁锄和铁鼎代表的不仅仅是楚国的水平，而是世界的水平。长沙出土的铁铸件证明，中国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

    战国时期燕下都出土的其中一把剑还经过了层锻和淬火工艺。

    来看看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汉墓的建筑回填坑。

    满城汉墓博物馆在靖王刘胜墓右前方六七米处修建保卫用房。在开挖基槽时，工人们在刘胜墓和防空洞之间发现了这个建筑回填坑，经探查这个坑面积达100多平方米，最深处达3米多，坑内有大量的碎石片，还有草木灰土、木炭及少量铁块及铁制工具。其中一件完整的铁镢格外引人注目。当时这把铁镢后面应该装有木柄，工人们用来戗石壁或者铲运碎石。在两墓前的陵道发现了多处这样的碎石。
    陵山山体为石灰岩，多位专家对这个坑内的遗存物进行考证研究后，认定这些碎石、灰土等应是两千多年前开挖靖王墓时的建筑遗存物，此坑应是一个建筑垃圾掩埋坑。掩埋坑里的遗存物佐证了此前专家们对于山洞墓室火烤水激开凿方式的推断。这说明两千多年前，汉代工人已经了解了石灰岩的性质，他们使用先进的铁制工具，对陵山坚硬的石灰岩进行开凿。为使墓室隐蔽，防止被盗，他们将开凿的大石块或回填或散落于山体之上，而将经火烧水激形成的碎石片、灰土、残渣等掩埋于墓室前及两侧的低洼之处，这样既填平了陵道，又掩藏了古墓遗存物。

    --（点评）此处是石灰岩的加工，应是钢质工具。参访某清代晚期老宅子，檐下散水就是青石（石灰岩）的质地。

    --至于在根本没有中华大批量、高成品率的生铁炒钢以及灌钢技术的外国，不论是青铜工具还是成品率低下、质量控制难度高的块炼渗碳钢工具，都是无法应对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的需求的。
    --那些所谓的大型石材建筑和雕刻作品，包括那些保存完好的红砖或土坯砌体，可以认为是近代的伪造或是在中世纪后期作品上所作的篡改。

    以下引述robinlb1900兄的意见之一，

    秦汉时期战争残余势力，钢铁比铜料的作用大得多，刘项争霸，铜料主要做箭镞。
    近年来冶金考古的研究新成果，战国中期前后，生铁炒钢工艺就已出现，而不是原来认为的西汉早期。也正因为这个技术发明太重要，所以对战国后期战争的一线应用上，钢铁兵器的比例认识都会重新调整。
    钢铁兵器没有铸造，都是锻制，这是基本概念。
    成品的炒钢坯料，用来制作戈矛（楚汉相争时，已经很少用车战兵器戈，都是卜字戟），其锻打的方便程度远高于用青铜料铸造，更不用说成倍的性能提高。
    青铜制兵有相当的技术含量：
    1，用于兵器的青铜必须重新调配合金含量，否则不是太软一捅就弯，就是太硬一碰就断，毫不夸张。
    2，同时，青铜范铸法对制模，制范的材料和工艺要求很高，浇铸范也是一次性的，用完即废，还要再次翻范并焙烧。
    3，铜料的融化和浇铸，为了保证铜液的流动性，化铜炉和冶炼竖炉一样，必须保证1200度上下的炉温，这和打铁炉相比，炉型和鼓风条件要求也更高。
    所以，青铜制兵没有稳定的后方国家级专业制作机构，让兵荒马乱的野战部队临时批量生产是痴人说梦。
    与之相比，若馈赠的是炒钢坯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低碳钢成品坯料，就是村里的铁匠支个打铁炭火炉，也能加工打出刀剑戟矛，简单水淬一下，性能也远非青铜兵器能比。这也是钢铁之所以能替代青铜的重要原因。
    炒钢的出现是个重要里程碑，从此高炉生铁可以规模化地生产转化为粗钢，并能通过锻打淬火等工艺，迅速再加工成为兵器，并带来更优异的性能。
    当然，铜料对地方私人武装或家兵乡勇而言，还是能做为普质兵器原料的，这也是赏赐不会给臣属铜料的原因。
    始皇当年收天下之兵铸造铜人，也有扫灭六国地方残余和社会流散陈兵的重要目的。

    robinlb1900兄的意见之二，部分内容来自冶金考古相关论文：

    块炼法路线中，用于兵器刃钢的原料，主要还真不是来源于块炼铁到钢这个过程。
    以往学术界以块炼渗碳钢来作为兵器刃钢的直接来源，其实是有误的。
    块炼铁通过锻炉炭火的熏烧，表面渗碳成为钢，这是人类认识铁与钢两种材料的初始源头。
    但是，古代技术条件下，单纯靠锻炉的炉温和碳氛，想有效对近乎熟铁的块炼铁材料进行固态表面渗碳，并以此来获得和制作如刀剑类的钢制成品其实是很难和不现实的。即使现代工业里，对纯铁的固态表面渗碳其效率如何？
    以往还有一种认识，是将熟铁打成薄片，然后在锻炉内渗碳，成为钢片，然后再将钢片叠落锻打，来构成宏观上的一块钢。
    这个理论上可行，一些地区也有类似做法，但这种产品质量好不了，效率高不了。（宏观含碳量上不去，碳份的均匀度和布局分配解决不了，夹杂物的广泛不均匀分布等）
    实际社会和军事应用的可操作性很低。

    真正属于块炼法路线的制钢术，是块炼自然钢，就是通过改进矿燃比，提高炉温，在块炼炉内形成更好的渗碳氛围，一次性在块炼炉内获得钢料。
    然后，炼完后，将这些与其他熟铁和炉渣混合一坨，拿出来打碎分拣，通过工匠判断，拣选出其中属于钢的部分，然后将其加工作为兵器刃钢。
    这个过程，在坚持一千多年用块炼法的日本刀传统工艺中依然存在，属于后期改进型块炼炉的踏踏炉（天平风箱炉）里，出产物所谓玉钢的，就是块炼自然钢。

    不过，从其过程就能知晓，这种制钢术虽然相比所谓块炼渗碳钢实用有效，也能获得中高碳钢料，但生产效率十分低，即使如日本制刀，已经改进很多年到达后期近代，一炉出产物中，能属于可用钢料的部分至多两成。这种制钢术对于兵器制作，依然属于手工和作坊生产的范畴。

    --（点评）问题在于，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的时候，大金字塔的工匠们自然不会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的所谓希罗多德的那本故事书里面所言用了大量的铁，因为欧洲专家在19世纪用旧约里的片言只字吹嘘出来的所谓冶铁技术的发明者--赫梯人玩在公元前1400年。问题是，在大金字塔时期，连青铜工具都是：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且在考古发现中很少见。这是一个考古学的公论，毋庸置疑。
    那些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青铜器哪里来的？大多数是博物馆收的，文物贩子收的。没有确切的出土地址，出土时间，伴生的其他出土文物，如陶器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伍利（LeonardWoolley）发掘乌尔王陵时发现，这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宝石、金银珍宝，随葬的青铜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同样，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的图坦卡蒙墓（稍早于妇好墓但已属古埃及青铜时代末期），也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却几乎没有青铜器。

    --（点评）个人推测，那是因为欧洲没有认识到青铜器的价值，金银器和宝石最容易出手了。当然，在此俺没有说是欧洲自己伪造的哦。补充一句，大家看到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古埃及或是赫梯大剑、弯刀，用青铜做那就是忽悠，文艺复兴以后乃至现代钢铁制品才是真相。

    --顺便还要扯一下乌尔遗址，这个有据称是7000多年前的石灰窑遗址，那会儿据说还没有乌尔城，那么需要石灰窑干什么？这里当时据称是幼发拉底河畔，土地据说和埃及一样的洪泛地，燃料的供应来源呢？石灰石的来源呢？运输手段和经济基础呢？为了编造旧约里的古老城市，胡编乱造都算是轻的。

    这里还要提及前苏联在东欧考古提出的塞依玛-图宾诺文化给中国传播青铜技术论。
    前苏联的考古可信度并不高，很大程度是泛斯拉夫主义的配套工程。前苏联结论没有经过21世纪的技术检测，不是定论，近乎臆测。这些遗址中也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化因素，如玉器等，在高技术双向比较测年之后，不能排除该类文化青铜因素受华夏文明影响形成的可能性。
    滕铭予最近研究了中国北方地带的铜釜问题,经过全面收集资料和类型学排比,我国最早的铜釜产生于西周中晚期,比斯基泰文化的铜釜发生要早。乌恩最近也作文论述所谓斯基泰文化的不少因素,在我国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都已经存在。

    另外，近年来在江西、安徽发现的商代炼铜、铜矿、作器和古城遗址，正在不断完善中华文明青铜文化的证据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的熔铜器具进行了功能与结构分析。他认为，殷墟孝民屯遗址的熔铜器具有坩埚与熔炉两类，每一类都有砂质炉和草泥炉两种材质，构筑方式也可进一步分为条筑式和堆筑式两种。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郁永斌介绍了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铜器检测情况和初步认识。他认为，叶家山墓地出土铜器主要以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为主，有少量的铅青铜；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少量经热锻或局部热锻。铜礼器有集中成组生产的特征；兵器和车马器有专门用于随葬而制作的；器群构成较为复杂，有不同的来源特征。从铅同位素追索角度而言，他倾向认为叶家山墓地铜器铅料来自东秦岭地区。

    --（点评）商代后期的坩埚，湖北西周青铜器料的来源。

金正耀的“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原料的产地问题”针对的是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斋藤努博士等人前不久发表《中国商代青铜器所用铅料来源的初步思考：它果真来自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邻接地区吗》否定金正耀关于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可能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观点，即“西南说”，同时对金正耀合作小组“Ｊｉｎａｎｄｈｉｓｃｏ－ｗｏｒｋｅｒｓ” 的有关工作提出了批评，提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可能来自秦岭地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28/16/21412_226959443.shtml

--（点评）古埃及的青铜，还是两河的铜料？中日专家要比某些ID靠谱一点吧？他们琢磨的是“西南说”还是“秦岭说”，与遥远的沙漠无干。有兴趣的可以看原文，按照这样的思考路线，再来看看欧洲那些所谓的古建筑古代文物，就会明白很多东西。

    提一下青铜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旁证：

    现存最早的青铜箭镞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造型有多种：一种外观为带有尖锋的圆头扁铲状，后部有尖细的铤；一种前锋锐利、中间起脊、两翼扁平后展成倒刺，后部有细长的圆铤；还有一种三角形无铤的。虽然数量略少，但已经是后世商代铜镞的标准形态。这一点，很重要。
    到了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镞的考古遗存，为世界上其他青铜文化中所罕见。其中，双翼有铤镞是军队的主流箭镞，不少墓葬中都陪葬有成捆的双翼有铤镞。殷墟博物馆里就有一坨一坨的青铜箭镞展示。
    例如在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九十一件青铜矛,六件青铜弓柲和三十七件又两束青铜镞。
    就在妇好墓东南500米远处，还有一座花园庄东地54号亚长墓，是将军墓，时间稍稍晚于妇好墓，但体制、殉葬和随葬品都与妇好墓相当或略次，上千件青铜器就不提了，单单青铜镞就有881件，人骨箭镞只有43件。青铜钺数量比妇好墓还多好几件。历史学家推测与张姓有关系。
    还有1990年的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殷墟郭家庄160号商墓，比前两座墓再晚一点，出土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其中青铜礼器40件，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兵器和900多枚铜镞。另外还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
    边防臣属的青铜箭镞也不少。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青铜器容器10种48件，乐器仅2种4件。兵器11种232件，手工工具7种92件，农具11种51件。其中青铜镞123件，有长脊宽翼镞（36件）、长脊窄翼镞（41件）、长脊短翼镞（38件）和无翼镞（8件）4种形制。
    当然，由于铜镞的消耗量大，往往射出去就难以收回，必须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想象，如果商代的青铜业没有相当发达的程度，那就不可能大量生产这些兵器。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其它的外国，从两河到埃及，何时何地出土了多少青铜镞呢？没有能够大批量消耗的宝贵铜金属应用，也敢号称发达的青铜文明？
    对了，所谓古埃及时代的法老专属工匠村里，还是刨出来两根铜凿子的。呵呵。

    以上细节均引自相关论文与考古报告。反对俺的质疑的，请拿出论文或考古报告佐证。问题是，有么？

插一段：

将石峁遗址发现不规则椭圆形蟾蜍刻石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中心藏商代玉蟾蜍（直径5.1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洋县谢村镇范坝村出土商代蛙纹钺（长22.3、宽13.7厘米）比较，石峁蟾蜍刻石造型风格明显较后两者自由、率意、拙稚原始，不似后者对称、规制、成熟，因而时代应早于后者。此类示例，亦可作为确定石峁雕像群组及石峁遗址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或稍晚一点的参考。

    补充一下：

    关于石峁石雕人像的人种问题，依据石峁石雕人像及玉雕人头像集中显示人像器官脸部多扁平、头部较大、眉骨粗壮、鼻梁宽扁（亦有较高者）、颧骨较高、吻部前伸、眼眶较高等典型蒙古人种（Mongoloid）特征，故其应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
    此一判定，与近年韩康信、谭婧泽、张帆所著《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一书认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性质，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的结论应该是契合、类同的。

    以上细节均引自相关论文与考古报告。反对俺的质疑的，请拿出论文或考古报告佐证。问题是，有么？

    顺便再补充一下，关于商代的战车，也是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的，恰恰符合原创性的概念体系。以后再八卦。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还发现过车辙,辙距为1--1.2米,虽然短了点，但同期的高加索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Culture）不也如此？俺还没折腾后者的断代问题呢。至于什么西来说，仍然是一个个假说。
    在这里，对易华先生在相关作品里基本上是照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这位隐藏的并不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史观假说表示一点深深的遗憾。

    图坦卡门墓1924年“发现”时候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网络上可以找到彩色照片的。
    http://tech.qq.com/a/20151109/008409.htm等
    简单列举槽点如下：

    墓门用麻绳系住并用法老泥封印，3000多年受力的绳子依旧如新，泥封悬空也不开裂。
    大量文物是木质包金银，有的歪倒，有的上面压有重物，有的多件叠压，3000年毫无受力毁坏痕迹。
    乌木包金的法老卫兵雕像完好屹立，可以随便搬运清理歪倒包裹。
    法老的绘饰棺材直接摆在有油墨的报纸上清理。
    棺顶架空的麻布还点缀多个金花饰，3000年受力毫无损坏糟朽，还可以用木棍直接卷起来。
    墓室内部的石刻风格和加工工艺相差明显。
    阿拉伯民工甚至赤膊赤手参加清理搬运。
    等等。
    个人推测，卡特的资助人卡纳冯伯爵着急要有新发现，卡特这个被开除的考古业余选手花钱订购了一批所谓文物，加上少数市场上买来的玩意，一手伪造了这个超级大假货。

    以前俺以为这是一次人类历史的重大发现，乃至世博会时候还是比较崇敬地去瞻仰的。
    前几年以为只是欧洲胡乱编造历史，文物还是以真实居多，还琢磨发现背后的真相。
    现在，俺倒是要看看欧洲还有多少无耻的伪造。这一阵为了“吸引游客”，埃及、意大利都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仔细看那些所谓文物，呵呵。

    所谓古希腊的雅典东南方的劳里昂银矿遗址，那几处混凝土水槽糊弄不了人的。

    唐高宗上元二年，朝廷在德兴市银山开设银场，任命邓远为主事，主管采冶之事。当时银山银矿是全国最主要的产银区，被誉为“大唐银冶第一山”。唐宣宗大中三年，年产白银十万两，产银量占全国六成。唐宋两朝，银山银矿陆续开采一百七十余年，产出白银过亿两，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为充盈国库、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明、清三代，银山银矿持续开采。遗址内现存各朝代横坑、平巷、斜巷、竖井等古矿井188处，矿渣堆积15处，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采矿区与冶炼区紧密相连，遗址大部分原生态状况良好，是迄今所见中国开采时间最早、面积最大、矿井数量最多、矿井形制最为复杂、延续开采时代最长的一处大型银矿矿冶遗址。

    劳里昂银矿倒是好，面积分布如此之广，短时期内就开采精光，这种效率即使是下一个十年的现代科技也难以做到。矿脉边缘的残余矿石呢？

    还是引述：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形成比较纯的铁颗粒和矿渣，呈海绵状，虽然铁颗粒的纯度比较高，但杂质聚合成大量的矿渣分布其间，需要大量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如古希腊块炼铁制作的钢里面的矿渣比较多，有的矿渣达上百微米。矿渣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铁器性能，对韧性和强度都大大不利。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Almedvilla墓出土的铁剑含碳极少，属于熟铁，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两把Basel博物馆里的凯尔特长剑，“notverymuchbetter",一个含碳量0.04～0.1％，也是熟铁，不过硬度达到160～191HV，另一个相对“wellpiled",含碳量0.15～0.5％，最高硬度达到286HV，确实和秦剑相差无几。不过这把剑已经是顶尖的精品了，“Thisisverymuchbetterthananyoftheotherweapons......"
    它们也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Noattempthadbeenmadeatheat-treatment"

    对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的分析表明,其含碳量为0.5%左右,属块炼铁渗碳钢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左右。

    看来西方的铁兵器出现的是比较早，可是碳含量太少，根本不是钢，所以中国使用钢兵器甚至还早于多数西方地区。

    再看罗马的：

    著名的罗马短剑Gladius和公元2世纪后出现的长剑Spatha都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德国地区出土的Gladius虽然内外含碳量不同，但硬度都没有超过200HV的。居然还没有到秦剑的水平。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居然铁剑都不经过淬火，战国时期燕下都出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已经出现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热处理技术。

    这些都比罗马时代早：

    “对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4件凿刀的金相分析表明,该4件凿刀都经过对刀头的局部淬火处理,以获得刀头硬、刀体韧的效果。对在山东苍山汉墓出土的环首钢刀、陕西扶风汉墓钢剑和汉代刘胜错金书刀的分析也表明,这些刀剑仅在刃部观察到马氏体,剑的脊部未见淬火组织，可见我国先民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已掌握了局部淬火技术。”

    “……例如通过对易县燕下都发掘的战国晚期的矛和镞铤的分析发现,这两件铁器为块炼铁渗碳钢产品,其含碳量分别为020%和025%,内部组织由铁素体和珠光体构成,珠光体具有很宽的片间距,金相分析结果表明,这与今天的奥氏体在空冷即正火处理所获得的组织相似……”
    在古代,淬火器物太硬,退火器物又太软,采用冷却速度适中的空冷,既省钱又省力。我国汉代的工匠对铸铁脱碳得到的低碳钢和中碳钢制造的器具很多不用淬火,而采用这种工艺。
    （唐电.邱玉朗《中国古代金属热处理——试论退火、淬火、正火与回火》《材料热处理学报》2001年02期）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已经有局部淬火技术了，刃部经过淬火有很高的硬度，而脊部仍然保持很好的塑性和韧性。
    到了东汉末年还出现了土包埋淬火，也就是将剑脊部分用黏土封住，这样淬火时就仅有刃部分被淬火提高硬度，这种技术在明代之前使用比较普遍。这种技术后来传到了日本，日本刀至今还在使用这种技术。

    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有两把小刀的硬度达到369HV和720HV，后者接近HRC50，小刀小凿这些都是生产或生活使用的，根本不是兵器，平时切切削削足够了，用不着多大的韧性。而兵器和小刀工具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罗马的兵器到4世纪还是没有经过热处理，对这点书上写的也很清楚，为什么兵器不热处理：“presumablyinordernottomakeitbrittle"
    可见，是因为罗马人无法解决兵器淬火后变脆的问题，他们没有中国人早就有的局部淬火和回火等技术，虽然硬度不够，但他们可以忍受。
    但这是什么时候了？秦剑已经是600年前的技术了，要比也要和这时的中国比了。中国已经到了东晋时期，百炼钢已经成熟了数百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北方很多地区制作的折花钢剑就是百炼钢的传世技术。

    炒钢技术的好处是没有象块炼铁那样的矿渣，质地均匀，杂质很少，如《扶风汉代钢剑的科技分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03期上的这把公元前的钢剑，即使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这种高灵敏度的仪器进行分析，发现该剑心部硅、锰、磷、硫都含量甚微甚至未有显示。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知道在冶炼的时候加入石灰等碱性物质,不仅能够脱硅,也能脱硫磷。而古代西方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世纪欧洲即使是钢也含有大量的硫,这对钢的韧性和强度都大大不利,这个问题西方直到近代才解决。

    西汉铁生沟遗址出土的炒钢料含碳1.288%、硅0.231%、锰0.017%、磷0.024%、硫0.022%，硫磷的含量降低到现代高级优质钢的标准（含磷量≤0.035%、含硫量≤0.030%）。同时出土的另一块熟铁料含碳0.048%、硅2.35%、锰微量、磷0.154%、硫0.012%，也达到了现代熟铁的标准，这个熟铁是作为铁器的锻打原坯，在锻打过程中铁料在红热状态下暴露在空气里，使硫、磷杂质进一步氧化脱除，而且锻打能使碳、硫、磷迁移富集，“造渣”形式脱除。所以中国的钢剑成品的有害物质硫磷的含量降低到检测不出来。
    对于99.76%都是高硫磷矿的中国本土矿石来说，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弥补了自然造化的不足，而不是像印度欧洲一样拜天所赐有直接获得高质量铁矿石的便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公元前4世纪战国燕下都遗址的普通士兵用的钢剑，由含碳量0.5～0.6％的高碳层和0.15～0.2％的低碳层多层相间组成，其制作方法是不同含碳量的块炼铁薄片对折叠合在一起锻打成型，经900度淬火，得到刚柔相济的效果。剑芯部索氏体较多，刃部马氏体较多，内韧外坚。刃部硬度达到530HV，远比六百年后的罗马剑高的多。
    公元前2世纪西汉刘胜墓的错金书刀，也是低碳钢渗碳叠打而成，经过表面渗碳，最后局部淬火，刃部硬度570HV，刀背表面硬度260HV,芯部硬度HV140。也是内韧外坚。
    刘胜的佩剑刃长达86.5厘米，宽3.4厘米，也是叠合锻打渗碳和局部淬火，每层钢层厚度仅为0.05～0.1CM,已经是花纹钢了，刃部硬度达900～1170HV，比日本刀还硬，芯部硬度220～300HV，韧性是相当好的。
    （《中国古代块炼铁技术》《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1999年01期）

    这些都是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中国铁兵器，不仅同时期的著名的西班牙和凯尔特铁剑没得比，就连五六百年后的罗马剑也远不能望其项背。

    到公元前2世纪，著名的凯尔特长剑还是用熟铁来做，因性能好而著称的西班牙铁剑更是如此，硬度低的可怜，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看来西方人对铁器处理的各种技术并没有熟练掌握,不仅锻打不充分，而且热处理技术没有应用。这种熟铁剑由于是块炼铁制作，看来是没有经过充分的锻打的，不然含碳量不会如此低，因而内部肯定存在大量的矿渣，是不能指望它有多好的强度和塑性的。如上面那个含碳量0.2～0.3％的西班牙剑，硬度仅为秦剑的1/3，比另一把0.04～0.1％含碳量的剑还低不少，看来就是内部的矿渣使然。罗马剑到了4世纪居然还不经过热处理，真让人感到奇怪。

    罗马的少数工具用铁确实是经过淬火的，如上面提到的那两把4世纪的工具用小刀。罗马人“偏爱”短剑也是这个原因，30多厘米长的刃，即使拿盾也确实不顺手，而且要刺杀只能贴身肉搏，这是很危险的，刃长60厘米以上才符合人体工学，刺杀用着才顺手。他们的铁太软，剑又是主要用于刺，所以不能做长，如此软如果稍微长一点就更容易刺弯。所以罗马人只能如此将就，他们的短剑一直都不能砍，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凯尔特长剑全长也不过60多厘米，前面的数据表明他们的铁也是比较软，不过比西班牙剑和罗马剑还是要硬一些，故能做的稍长，不过这个长度比起秦剑以及一米多长的楚国燕国的铁剑，可是差太多了。

    参照中华工具、工艺和石材加工之间关系，就是俺前面的那几段论文，即使是用皮绳、砣子和解玉砂这样以柔克刚的伟大发明，也只能加工小体量的软玉！硬玉那是极为罕见的！

    再说，石材加工，不是一个硬度，还要有韧性！
    燧石、黑曜石脆硬，无法精细加工大体量石材，工具坏了还可以再造，原料损坏了就要重新去下料了！

    有，且只有我国秦汉以降的大规模生产的、质量稳定的、性能优秀的、兼具韧性和硬度的钢制工具，才能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
    但，硬质石材，仍然难以大规模精细加工。
    宋元以后花岗岩加工的逐步增加，也是伴随着中华冶铁业的大幅度进步的。
    江南石桥大量使用花岗岩，还是到乾隆以后了。
    有兴趣回去再看看俺引述的那几段论文，相信对所谓的外国古文明石刻会有新的认识，呵呵。

    卢沟桥也去过，历代修葺的，现在的形制也是修复的结果，比较接近康熙重修时候的样貌。至于金代始建时候的形制，已经没什么了。

    查理大桥本来就比较晚，还是学习借鉴了哈德良桥，就是那座天使桥，以前就看过介绍的资料，哈德良桥属于欧洲建筑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查理桥就用不着多说了，也是多次修复的旅游景点。

    哈德良桥据说是哈大帝时期的作品，不过据说的修复、改建也有不少，该桥曾于1450年倒塌，随后在原桥基础上重建。其后还有多次修复、改造的，大理石的铺面哦，乃和俺谈原始形制？呵呵。
    那些雕像更是晚近的玩艺。桥的两旁本来是没有雕像的，1535年，教皇克莱蒙特七世（PapaClementeVII）下令建造了圣彼得（SaintPeter）和圣保罗（SaintPaul）两位圣人的雕塑。还有十座天使雕像。这是17世纪晚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贝尼尼（Bernini或称贝尔尼尼）策划并与其徒弟塑建的，圣天使桥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话说教宗保禄五世一直庇护着这位17世纪最伟大的巴洛克艺术家，教宗乌尔班八世是贝尔尼尼最主要的资助人。因此，贝氏就需要刻画出俺以前提过的埃涅阿斯从特洛伊逃到亚平宁创建罗马的故事《埃涅阿斯、安喀塞斯和阿斯卡尼俄斯逃离特洛亚》。

    说到巴洛克艺术风格，比较出名的是匈牙利的布达城堡。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城堡山之上，占整个区域的三分之二面积。布达城堡始建于1247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为了抵御鞑靼人的入侵而兴建。其后卢森堡国王西吉斯蒙德将原来的建筑物改建为哥特式王宫。注意风格。1541年至1686年期间，奥斯曼土耳奇占领了布达佩斯，布达城堡被用作军营及清真寺。直至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赶走了土耳其，布达城堡被重建成巴洛克式。修旧如旧？乃想多了！

    这里要提到渔人堡（Halászbástya），这是一个新哥特式和新罗曼风格的观景台，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一侧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山，邻近马加什教堂。它修建于1895年到1902年之间，设计师是弗里杰·舒勒克（FrigyesSchulek）。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渔人堡近乎毁灭。1947年至1948年之间，弗里杰·舒勒克的儿子亚诺什·舒勒克负责了修复工程。根据教会资料，马加什教堂最初建于1015年。目前的哥特式建筑兴建于14世纪下半叶，19世纪后期大修。
    可以看看那些石材的岁月痕迹，再去对比所谓的古罗马建筑，呵呵。
    不要说不能比较哦，19-20世纪按照风格断代就是这么对比的，类型学好不好玩？

    回到修旧如旧，著名的卡比多里奥广场所在的位置传说是古代罗马的中心，山丘上曾有25座神殿，“卡比多里奥”一词即来源于Capital。米开朗基罗设计了这座美丽的广场，三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围绕着鲜花般的广场。广场正面的巴洛克式建筑是罗马市政厅，左右两侧分别是卡比多里诺博物馆和康塞瓦托里博物馆，总称为卡比多里尼美术馆。为什么不修旧如旧，恢复25座神殿呢？建筑工艺技术的传承和相关的图纸呢？

    话说回来，作为一两百年的建筑，还是可以看看的。虽然很多也是二战后修复或重建的。什么，这是2000年前的？骗外行游客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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