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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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2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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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不是自古以来的，一干洋奴的各色论调之前是这样的：

    十七世纪，德国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根据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论述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

    --（点评）问题来了，中文和所谓古埃及圣书体如此相似，商博良等业余天才如何“破译”？

    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deGuignes)认为，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整个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上古史即埃及史。

    --（点评）中华上古玉器和陶器元素的传承有序、渐进发展早已驳斥了这类论调。
    --俺琢磨，根本就是仿照中华历史伪造了所谓古埃及历史体系，注意这家伙就是最早提出中华史籍中西迁的匈奴人系灭亡罗马帝国的主力推手的，随后无耻的小说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推广开来。
    --还要注意时间，拿破仑入侵埃及、建立埃及学很可能就是在此獠的所谓“学术”基础上启发的。

    就概念的拓扑结构和逻辑关系来说，假定中的“中国人源自古埃及”与“古埃及文明由中国人祖先所创立”两种表述几乎等价。但前者却可能被视为是对民族自尊的打击，而后者却可能被当成是突显民族优越性的意淫，尽管这两种引起相反情绪的表述背后的假想情景几乎一样。
    更进一步，以任何假想的动机论来指责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学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来研究文明起源，只要尊重事实，不断挖掘证据并合理推断，都值得敬重。对历史事实更全面和深入的揭示，往往是不同理念的学者相互对比和竞争的果实。

    虽然最初提出古埃及和华夏文明关联性乃至传承性的是西方学者，但这类学说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早已式微。这可能是对之前学说论证缺陷的过度反应。
    再者，随着研究专业的细化，能够同时深入了解古埃及和古华夏的学者也凤毛麟角。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学者依然对中国学者参与研究古埃及给予厚望。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家杨·阿斯曼在上海接受采访时就曾言：
    “我曾多次说到中国与古埃及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曾采用象形文字，又比如，文化记忆常常由部分社会精英来塑造和传承。在我看来，欧洲人对埃及学的研究，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对欧洲人来说，埃及学研究有点像好古博学之人凭着兴趣所参与的一种游戏。但是，你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学者如果从自身文明的角度去研究埃及学的话，由于这种文明上的相似性，你们很可能看到许多欧洲学者注意不到的事实，提出许多欧洲学者想象不到的问题。我想，中国学者应该好好利用这样一个优势。”

    --（点评）可惜，悲观地想，从文献源流和文物可靠性来分析，所谓的古埃及文明是一套伪造的体系。
    --当地真实的文化因素已经被千余年的一神教统治和近代的系统性伪造摧毁殆尽。
    --欧洲诸国，埃及，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乃至印度，只有一套蓄意编造的家谱，那就是欧洲种族主义的中心论。

    归纳一下石材、工具、工艺的简介：

    简单点说，在中华新石器时代，加工石材主要表现在玉器和石器工具上，主要是按天然形状加工，先民采用了皮绳加硬质砂砾加水切割以及磨削工艺，曲线突破了石材加工，即琢玉工艺，也就导致了圆雕的拙朴浑圆和大型石材的片状加工成型，这方面有大量论文和考古报告为证。
    其后进入青铜时代，片切割和砣机切割先后发明，考古出土的大量青铜工具以及玉石器的加工痕迹检测以及实验考古正在不断验证这些推测。而青铜的大规模冶炼又和中华高温窑炉技术与陶-白陶-原始瓷路线的发展有关联。
    进入早期块炼铁时代，玉石器加工进一步发展，但仍然脱不开质朴和体量限制。块炼自然钢锻打工艺产率和质量稳定性不足，西周的祭天砂岩“示”、秦国石鼓等为证。
    战国中晚期，生铁炒钢工艺发明成熟，大批量稳定生产导致了石刻与石雕的发展，秦石刻和西汉石穴陵墓、圆雕石像翁仲等为证，但石像的外形和刀工仍然浑圆拙朴。
    东汉中期，灌钢工艺发明成熟，才有了南阳石刻、四川石棺与圆雕的迅速发展，等等。
    与上面同期，建材也由砖变石，秦代还用砖砌筑宫殿台阶，东汉已经用石灰岩和砂岩了。即便如此，四大石窟，三座是砂岩，只有洛阳龙门石窟临近首都，大批量的工具和财力保障了石灰岩加工。即使在明代，阳山碑材也还是石灰岩材质。
    花岗岩由于材质特性，大规模精细加工要到机械高速切削时代了。
    以上中华的路线图都有同时期的大量采矿、冶炼以及废料考古证据出土。
    对比西方所谓的古代建筑遗存，所谓古埃及时期，在工具材质没有革命性变化的时期里，可以同时出现花岗岩、闪长岩、石灰岩的大规模精细加工建筑构件，只有唯一的答案。呵呵。
    还要提到西亚北非的盐碱土地里埋藏的土坯和石膏板的耐腐蚀问题，只有后世伪造的假文物才能躲过数千年的风霜侵蚀。

    在以上关于工具、工艺与石材加工水平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中，采用了类比推理方法。19世纪创立的考古类型学便是这个原理。中国上百个文化遗址，或承继或中断，都使用类比方法考察它们的联系，比如各地玉铜文化、文字前后演变，和直接证明一样重要。现在各种“中西比较学”更是大量使用类比推理。类比推理本身就是科学考古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原则：只要两个事物具有某些相同的属性，就可以推出两个事物的其他属性相同的结论；若推不出，当可置疑。
    世界各地的铁、钢只要达到同一品质（可以科学测定），那么就可类比推理两地的钢铁工具其克石功能是一样的。以中国秦汉时期的“炒钢-灌钢”工具对付花岗石“霍去病马踏匈奴”等石材的克石效果，推测制作那些罗塞塔碑之类花岗石制品，至少工具需要达到与汉代“炒钢-灌钢”一样的品质水平，并且规模足以应付工具损耗，推理是可行的。
    拿破仑的军官挖出的据称前2世纪的花岗石罗塞塔碑，没有发掘地点、没有地层分析、没有伴生物（官方正式描述都是“据说、可能、应该”），因而无法客观断代，碑文“破译”当时就被广泛质疑。那么，通过铁工具历史的类比探寻石碑身世真假，就是科学的方法之一，就是说，需要类比秦汉“炒钢-灌钢”，来查验罗塞塔碑之类花岗石制品，其同期的出土铁工具至少铁制品证据，或相应水平的冶铁遗址、或可信的典籍记载，如果没有，那就可以类推质疑作假。
    当然可能铁遗物灭失，石头货色可能仍是真的。那么第一，需要查验同期与其交往地区的铁考古成果是否达到古代“炒钢-灌钢”水平，结果，至今没找到。第二，如果不能自身检测、地层分析、伴生物来客观确定其准确年代，那么其碑文自述年代不能采信，否则就是自证死循环。第三，至少这个“文物”应该暂搁待验（以中国考古的严谨必定如此）。但西方学者却迫不急待以此碑碑文进行了所谓“破解”古埃及文，搭建了整个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框架。顺便说下，现代行为学就是以行为推动机。
    为何以中国秦汉“炒钢-灌钢”作为比较类比配对？因其冶铁典籍记载、出土钢文物、冶铁场遗址和对应的刻石效果文物，类比的参照链完整，无懈可击。这在当时全世界除中华之外根本找不到。有的话也只能是16世纪欧洲冶铁业有所进步之后，与中国汉代类比真是满厚道、满抬举的。
    解决这个质疑最简单的办法是实验考古，和我国考古学者用琢玉工具复原玉石器加工痕迹一样，按当时（前2世纪）的工具条件模拟加工花岗石等石材。要不就拿出考古铁文物、真文献。
    反质疑完全可以，同样要拿出上述依据。如果臆想“无法预料古人智慧，当时没钢铁却有比花岗石更硬的工具呢?”“那神话传说里就有铁匠神是怎么来的？”“花岗石刻花岗石，化个百年功夫就不成么？”呵呵，这是“专业”“博士”的高招么？

    提到古代文字的破译与释读，西方爱用破译，中华喜欢释读，前面是乱猜，后面是考证。举例如下：

    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制出300多个原字，然后缀合拼写成词。小字目前大约已能识别50%-60%左右，由于现存的契丹小字原始文字资料数量不大，所以研究进展不是很快。
    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方块字，其中夹杂一些直接借用汉字的形式。因同一个词或词素在文字上有不同的拼写形式,超过半数的大字没有解读出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语句被解读，是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难题。
    现有契丹文资料以石刻为主要内容，有数十件，总长达数万字。其中契丹小字《郎君行记》是唯一一份契丹、汉双语文献，是解读契丹文的关键。
    能够科学解读契丹大字的学者，全世界只有三人：阎万章、刘凤翥和日本的丰田五郎。其中二位均已作古，刘凤翥先生也已耄耋，他是目前世界上认知契丹文字最多的人。
    一次契丹文学术会议上，刘凤翥先生对与会专家学者说：“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有15人，这次来了10人。研究契丹文字的核心任务就两点：认字加读音。否则，就不算研究契丹文字！”注意，这里包括大小字。他退休20多年，合计又破译出26个词语或词组。

    --（点评）在中华，千年历史的契丹死文字，不论是表意为主的大字，还是拼音文字的小字，在有双语文献和数万字资料的前提下依旧研究艰难，中外专家都是如此，米国的玛雅符号“破译”砖家、前美术硕士等一干也不来加以援手，一定是欧洲当年的那些天才破译家都死光了。呵呵。
    --补充，欧洲当年“破译”那些死文字，无不是在预设了伪史前提下，编造这些符号中的表音体系去牵强附会的，圣书体，楔形文字、线性文字等均如此。反之亦然，很可能存在一些相关符号体系，例如前述14世纪的楔形文字等，欧洲按照表音要求编造篡改，完成伪史的记录证据。

    那块所谓的罗塞塔三语石碑，就是一块法国佬伪造的伏藏。以前就扒过所谓罗塞塔石碑材质、镌刻手法与布局、保存条件的皮。下面补充一点：

    1799年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近海的罗塞塔港郊外，进行圣朱利安要塞（FortStJulien）的地基扩大挖掘时发现了罗塞塔石碑。
    有人喜欢强调埃及沙漠气候，不谈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和温差、露水以及尼罗河谷地的湿度问题。单说罗塞塔的位置在三角洲中北部偏西区域，离开沙漠很是有段距离的。大家可以看地形图。
    1803年欧洲人关于圣朱利安要塞的一幅画，该要塞当时位于地中海边，距离罗塞塔镇5公里。
    俺的问题是，不说所谓继位者时代块炼铁工具如何支撑大块石材的精细加工与刻铭，也不说这块碑文刻写质量属于低水平工匠的应付之作，只是问一句，这海边冲积土里埋藏的石碑及其铭文2000年下来就是这种质量？

    契丹文字没有活的语言资料提供线索，只能借助蒙古语、达斡尔语等亲属语言开展研究。同时，由于没有相应辞书以及与汉语完全对译的碑文，契丹文字释读工作复杂而艰巨。20世纪70年代，刘凤翥先生利用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尝试解读契丹文，使契丹小字的释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如今在契丹小字的释读方法上，仍然没有很大的进展。对于那些已经释读过的早期的契丹小字墓志，很难再释读出新的字词。而契丹大字释读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契丹小字。如何发掘新的研究思路、新的研究方法释读出更多的契丹文字，是每一位契丹文字研究者面临的难题。
    最近20年来，契丹文字无论是在资料积累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无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读出来的少，尚未解读的多;解读出来的汉语借词多，契丹本民族的语词少。因此，契丹文字研究必须沉下心来，逐字进行解读研究，积少成多，最后达到质的飞跃。契丹文字所记录的契丹语是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史上重要的语言之一。只有复原契丹语的信息，才能再现契丹辽文化的核心内容，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未来的契丹文研究必须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尤其是契丹语语言信息的提取，依靠综合数据库和数学建模的方法，才能有更深入的发展。
    契丹文字研究在释读方法上还需要探寻新的思路，或可从亲属语言上寻求灵感，以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契丹文研究需要汇集包括北方民族语言专家、汉语音韵学家、辽金史学家在内的三方之力。三方通力合作，共同释读契丹语言文字。
    由于近年来契丹文赝品的横行，学者们的不少精力都被迫投入到辨别契丹文资料的真伪之中，原本正常的契丹文学术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在契丹文字研究中要特别注意辨伪，只有把那些赝品“墓志铭”辩论清楚，才能使研究工作走上正道。同时要更加注重培养契丹文字研究中专门集中精力研究此专业的精通人才。契丹文字研究对于研究补正辽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伪造的契丹文字物件、赝品契丹墓志等却给契丹文字研究和辽史研究造成混淆，对其进行有效鉴别，是契丹文字学界的一项急迫任务。

    以下摘引自《托勒密一世与埃及的移民潮》
    原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作者：戴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马其顿——希腊人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府要维持运转，客观上更需要希腊人的支持，托勒密国王显然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至少仅以语言这一因素来说，根据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在托勒密历代王室成员中，只有末代女王克勒奥巴特拉七世学习过埃及语(26)，招徕希腊移民或者聘用掌握希腊语、熟悉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27)。
    实际上，这种客观需求或许恰恰导致了托勒密王朝在文化策略上的偏向性。托勒密一世毫无顾忌地重点支持在埃及发展希腊文化，无不昭示托勒密一世战略重心的外向性。
    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缪斯宫(Mouseion)，是为希腊人文研究院，并资助了大量优秀希腊学者。国王仿效雅典的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Peripateticschool)建立图书馆，不惜重金购买希腊人文著作，填充王室图书馆，到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图书馆已经有200，000卷藏书。这种文化上的资助在彼得·弗雷泽(PeterM.Fraser)等学者看来并不罕见，“希腊僭主和国王都曾经以艺术和诗歌的恩主形象示人，如叙拉古的希耶隆(HieronofSyracuse)、萨摩斯的波律克拉特(Poly-cratesofSamos)以及后来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IIofMacedonia)”(28)。托勒密政府对其他文化则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支持。埃及元素被摒弃在缪斯宫、图书馆以外，在公元前3世纪的学生课本中，列出了希腊神祇和河流，埃及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因神话中伊娥(Io)在尼罗河岸生子艾帕弗斯(Epaphus)，孕育了埃及文明的这条河流才成为一个例外(29)。托勒密一世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在教育方面更明显。他为继承人托勒密二世(Philadelphos)高薪聘请的第一位导师是希腊语地区的菲勒塔斯(PhiletasofCos)，托勒密二世的导师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希腊人文学者，如，继承亚里士多德吕克昂(Lyceum)学院的塞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以弗所的芝诺多图斯(ZenodotusofEphesus)，后者还被任命为首任图书馆馆长。托勒密埃及的学校教育专注于希腊文化，忽视埃及文化，这种情况直到公元l世纪罗马统治埃及时才改变。
    托勒密王朝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还直接体现为授予相关职业者及家属免税特权。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二世(PtolemyIIPhiladelphus)的内务大臣(dioiket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给多伊奥斯(Zoilos)写了，强调教师、体育教练(paidotribai)、狄奥尼索斯(Dionysus)节相关工作者、亚历山大里亚城竞技冠军等免于缴纳盐税，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也享受同等待遇(30)。托勒密二世的法令显然是其父亲文化策略的延续。

    --（点评）问题来了，如此偏向所谓希腊文化的王朝，居然在公开放置于神庙外墙的国王诏令石碑上把所谓古埃及圣书体、僧侣体、古希腊文上下排列，如此大不敬行为，是刻字的工匠要找死么？
    --更不要提所谓继位者时代块炼铁工具如何应付大块硬质火成岩石材的平整加工与精细刻铭，也不提这块碑文刻写质量根本属于连中华中产之家墓碑都不如的低水平工匠的应付之作，还是老问题，这海边冲积土里埋藏的石碑及其铭文2000年下来就是这种光鲜亮丽的质量？
    --推论：罗塞塔石碑就是法国佬埃及学的关键性伪证之一，用于编造一套所谓古埃及文字体系，进而为伪造古埃及文明的证据体系奠基。同时，以希腊化继位者王朝的石碑为基础，坐实了所谓古希腊文明征服并统治东方文明的伪史体系。

    以下摘引自《华北地区磨制石器制作工艺考察》
    作者翟少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考察了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和打制石器的制作技术与石料进行了比较，认为磨制石器虽然制作程序复杂，但技术简单易操作，石料种类繁多。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工具的过程和华北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发展过程契合，说明磨制石器这种选料广泛、易操作的制作技术可能是适应了华北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发展，逐渐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

    --（点评）循序渐进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工具亦然。

    从石料上来讲，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在石料的使用上有着显著区别。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制作使用较多的是石英岩、石英、角页岩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原料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基础上增加了燧石、硅质岩。这些石料一般脆性较大、质地较匀、硬度较高，适合打制或压剥，但是不易打磨。

    --（点评）这些主材是难以拿来大规模精细加工的，只好打制。

    而磨制石器则不同。制作磨制石器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种类也较打制石器丰富得多。例如，磁山遗址的石料有闪长岩、透辉石、方解石、石英岩、板岩、矽化石灰岩等，裴李岗遗址的石料主要有石灰岩和砂岩两类，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石料主要有石英岩、玄武岩、大理岩、辉绿岩、千枚岩、板岩、安山岩、凝灰岩、黏土岩等。这些石料大多韧性较大、硬度较低，便于琢磨。
    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明显的小石器和细石器文化传统特征，以下川－峙峪－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石器的长度一般在3厘米～6厘米，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器型普遍增大，裴李岗遗址发现有长33厘米的石铲和长17厘米的石镰，磁山遗址发现有长24厘米的石斧和长24厘米的石铲。可能正是硬度较低的石料的使用和磨制技术的应用，使得制作如此大型的石器成为可能。

    --（点评）打制石器的体量限制如此之小。磨制石器也算是一次革命了，然而，其尺寸呢？
    其共同特点是，薄片状成型。大规模精细加工？想多了。
    此时只有闪石玉才是精细加工的主材，由于工具的限制，先民采用了柔性或低硬度材料如竹木骨皮绳等结合解玉砂的曲线加工琢玉工艺，这是充满智慧的一次改革。
    然而，还是由于曲线加工工艺的限制，琢玉工艺也只能产出体量上受到限制的精细小件，片切割和线切割做出来的大一点儿的器具还是以薄片状器为主。
    这一点，直到青铜制作工艺独步世界的商代妇好墓等玉石器出土，尺寸和前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相比，仍然没有大幅度改善的证据。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经济主体。磨制石器的发展也如上文所述，从开始出现到数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这种时间上的契合说明磨制石器的使用与数量的增多可能和农业的发展及定居有关。
    尽管磨制石器的形体较大，但定居的生活使人们不必再为工具的尺寸担心，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携带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加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磨制石器。
    另外，无论是为建造房子进行的树木砍伐，还是农业中的谷物收割，都需要耐用性强的工具。实验表明，磨制石器的加工尽管耗费的时间长，但是使用寿命和功效要远远高于打制石器。
    而磨制石器制作技术难度低的特点，可以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参与到石器生产中；石料选择的多样，使得人们可以更广泛地利用周围的石料，大量生产磨制石器，从而满足社会发展对于生产工具数量的需求。
    因此，磨制石器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并取代打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流生产工具。

    --（点评）大批量稳定生产的低成本优质工具，对于生产力的进步是一个有力的支撑。磨制石器如此，炒钢工具如此，工业革命的成功也是如此。

    凿刻石材的工具其坚韧程度不同，其效果也不同。工具坚硬锋利时，凿刻出的体面关系就显得干脆利落，而如果工具坚韧性不够，凿刻出来的形体就像是一点一点地啃出来的。
    从霍去病墓石雕雕刻的物象之细部，会看到是一点一点地凿出来的，很多地方是以线表示。
    这是受工具制约所致，它难以深入刻画表现，因而它必须抓住物象之大势，去繁就简，这无形中更加增添了它的朴拙和意象效果，所以才呈现所谓“写意”之面貌。
    如《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图10）等身体造型的下方虽有打钢钎的钎眼，但却没有掏空，显然是为避免掏凿的艰难，反映出了当时欲动又止时的状态。
    所以，霍去病墓石雕的意象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受工具的制约而形成的状态。

    --雕塑专家宋伟光谈汉墓石雕与工具的关系。

青铜时代由于青铜硬度低、性脆，因而在整个青铜时代，制作大型粗犷的石雕作品，仍然是使用传统的石工具。与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是玉石工艺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因而两种雕刻品的制作往往都是在同一作坊内完成的。例如在殷墟、洛阳东周城的作坊遗址中，玉器与石雕都是同出的。在制作这些精美的玉石工艺品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使用了传统的工序，同时也加入了青铜工具。过去在安阳殷墟就发现过不少青铜雕刻刀。
当然，青铜雕刀也仅适用于硬度较低的石雕加工和特殊的场合，只有铁工具的发明，才能真正取代石工具，铁器时代中国先民至迟在西周晚期就学会了冶铁术，但直至战国时代，铁器才得到普及和广泛的运用。铁工具是空前锐利的石雕工具，它的发明使用，事实上给石雕艺术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此，它使任意制造各种大中小型的石雕艺术形式成为可能。

    汉代的巨石打磨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通常是用一块石头去打磨另一块石头。
    汉代因为铁器的使用才能刻造汉画像石。此前中国很少有石刻类，只有少量的石鼓文出现。汉代画像石的雕塑风格和工艺流程是密不可分的。
    霍去病陵墓石刻有一个问题，就是汉代人到底掌握了多少石刻技艺，有多少石刻工具可供选择。
    许多美术家，雕塑家对汉代雕塑雕塑高度概括的风格赞不绝口，而忽视了工艺和技术。
    汉代雕塑粗糙，首先是对石刻造像的陌生，对石刻工艺的不熟练造成。
    第二就是图画图案。
    第三就是打凿要剔除部分，保留图案部分。完工后不再打磨。
    从这种工艺流程中可以分析古代和现代对石材的处理，一凿一凿刻画和现代大型机械切割出的东西是有很大区别的。
    冶铁业的发展，带来了凿刻工具的先进，随着凿刻工具新品的不断发明，必然带来画像石刻工艺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也是汉画像石从粗犷到精细风格转变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三个里程碑，一是战国中期炒钢技术的发明与普及，导致了秦汉时期的石材加工技术飞跃。二是东汉中期灌钢技术的发明与普及，导致了东汉以后石雕造像技术的飞跃。这方面有大量的论文与考古证据。第三个里程碑在北宋，就是煤炭普及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加改进灌钢法。

隋代赵州桥，是砂岩石构。解决硬质石材大规模加工，不是精细加工，要到北宋盛期，与北宋冶铁业兴盛、灌钢法改进及国力相关。就这还只是部分地区的重点建筑，如福建涉海石桥采用花岗岩，和水文条件、地产石材以及经济状况、市场急需相关。参考沈括、茅以升等大家著作。民间采用花岗岩，那是明清以后了。

    下面是大量采用石材的变化：

    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痛下决心，知县庄纶渭《禁石宕碑文略》：“……今特约为四禁，一曰居山诸民无得贪利租赁。二曰游民无得串合潜窝。三曰毋得借海塘工料影射。四曰毋得借桥梁等修造煽诱。”从中可见，到乾隆初年，已经明确禁止开采武康石用于建桥了。这一时间节点恰好与花岗岩开始用于湖州桥梁建造一致。
    武康石成为古代最适合造桥的优秀石材，有技术和成本两大因素。武康石与古代的开采工具和加工技术相适应，开采便利、加工方便，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造桥成本的控制。在古代，桥梁的建设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受古代技术水平的限制，建桥的周期很长，乡人有“桥三庙四”之说。
    与武康石相比，花岗岩硬度高，对开采工具与技术的要求自然就高，加工难度大，必然费时费工，导致开采和造桥成本的上升，因此在湖州地区，武康石陆陆续续一直沿用到了资源枯竭，之后才大量使用花岗岩石材。花岗岩石材在桥上大量使用为清末到抗战前夕，湖州地区又兴起了建造大型梁桥的高潮，这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比较先进的开采工具和加工技术的引进借鉴有很大的关系（注：工业革命的影响）。
    武康石受雨淋日晒后易风化毁损也是一种误解。整体上武康石的风化和毁损程度要高于花岗岩，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建造时间的长短。宋元的武康石到今天历经了700-800年，即使明朝的武康石也历经了500年以上，而花岗岩的大量使用在湖州地区始于康乾（注：最早是康熙末年，少见。），至今不过200多年。其实部分花岗岩的风化的速度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和孚的利济桥、下昂的听月桥的桥栏都是道光年间紫红花岗岩制作的，现在已经风化得一层层地剥落了。那些一两百年的花岗岩石桥让它历经五六百年，能不能有武康石的表现还是个未知数。此外武康石被大量地用于钱江海塘建设，也间接地说明武康石抗腐蚀和耐风化的表现力绝对不弱。

    苏州最后的金山

    我国江南一带宋至元代初期用武康紫石建桥，在经历了元明时期使用青石(石灰岩)的阶段后，至清代中期以后已完全使用花岗岩建桥，称作“金山石”，产地在苏州。
    据苏州《吴县志》记载，金山位于木渎镇北部，原跨合并前的木渎、枫桥、藏书三镇。主峰金顶山海拔126.7米，次峰家塘山海拔115.1米，次峰寿桃山海拔75.3米。“初名茶坞山，晋宋年间凿石得金易今名，山高五十丈，多美石，巉巉高耸，皆碧绿色。”当地有老石匠声称，祖辈曾在金山的支脉荣坞浜田鸡山中发现过金光闪耀的矿石，“金山”的美名便被传扬开来。当地居民开采金山石的历史非常悠久，大致始于晋宋，宋代屡禁屡开，明代开始大量开采，至20世纪三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八十年代达到全盛。
    清代中叶以来，随着开采工具的改进和石料用途的推广，开采规模不断扩大。苏州的桥梁、花园、府第、寺院、陵墓、城基等各类建筑原本广泛使用的青石几乎完全被金山石所取代。鸦片战争以后，金山石料更是被大量运往上海，作为修建西式高楼大厦的上好材料，著名的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等大型建筑的基石和贴面石材均采自苏州金山。
    民国初年，金山浜采石业盛况空前。1926年前后，金山浜约有石匠二百余人，在隆隆石炮声与叮叮锤凿声中，共计十万余块金山石料被运往南京用于修建中山陵。中山陵大门、墓室、碑亭、牌坊、侍卫室、甬道、地坪、踏步以及二百四十多级台阶，其主要材料就是苏州金山石。1937年至1940年间，由于上海城市建筑施工的需要，金山采石业变得异常火爆。在美国纽约兴建的苏州园林式古典建筑“明轩”，也曾大量使用金山石作为建材。
    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在开山采石中被“肢解”的大量山体，已成为苏州生态环境难以愈合的创伤。连绵不绝的青山变得支离破碎，取代茂密植被的是裸露的岩石，原本在此生息繁衍的野生动物绝迹了，清澈的河流也因开山采石引起的水土流失而变成污泥浊水......最后仍坚持在老金山浜的民居，建在岩石上。苏州将金山遗迹改造木渎寿桃湖景区。

    一句话，在公元前，全世界的文明社会，只有中华一家拥有大规模精细加工软质石料的工具和工艺。
    其缘由便是生铁炒钢工艺路线导致了大批量优质钢制工具的生产成为可能，初步解决了石材大规模精细加工需要的工具质量和效率难题。

    当然，那些所谓的古文明大体量精细加工的石材建筑构件与雕像、细致的铭文，纯属近代伪造。这一点，欧洲伪史的拥趸们是要跳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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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7 21:17:00 更:2022-04-04 1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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