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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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9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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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用于解释古代世界政治、经济宏观走势的另外一些环境史假说似乎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相关例子包括降水量的变化导致4—5世纪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年平均气温的下降导致中世纪西欧与中国宋朝长期农业歉收等著名假说。然而，这些观点仅适用于宏观的粗线条论述，很难与充满偶然性的具体史实和客观历史演进历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它们一方面容易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与关注，另一方面则很难在正统史学的权威论述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上述种种活跃观点的提出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环境史学界关于“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基本印象，而各种古代“环境问题”自身的合法性仍处于有待论证的处境之中。

    古代环境史研究中的理想化与文化偏见
    除宏观理论难以同具体史实相结合的困难外，由于古代环境史研究可资利用的优质史料极为匮乏，并且针对古代世界的环境史探索很难具备传统文献研究的考据性与当代生态环境研究的实验性，个别一度产生过轰动效应的相关成果事实上缺乏严肃的学术性，甚至可能产生混淆视听的消极效果。
    例如，在古代地中海史研究中存在着借用环境史视角对伊斯兰文明进行理想化或肆意贬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英国学者霍登和普赛尔指出，部分中世纪经济史学者关于伊斯兰教的向西扩张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一场“农业革命”的观点在实质上是对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史料进行粗暴嫁接，从而人为构建伊斯兰农业文明理想化形象的做法。而年鉴学派史学家隆巴尔提出的荒谬观点——畜牧业过度经营和城市建设大兴土木所导致的木材资源短缺注定了伊斯兰世界将在近代早期同森林资源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竞争过程中遭到惨败——实质上是在貌似新颖的环境史视角下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可见，环境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引入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并非只有新鲜活跃的“新史学”风气。由于古代环境史资料存在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等问题，这项研究也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点评）“粗暴嫁接”那些“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的史料，“人为构建”某一个“文明理想化形象”，掩盖不住“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最终，还是换汤不换药，“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启示
    尽管环境史研究是一门脱胎于欧美现当代史领域的、运用西方概念与科学原理建构起来的史学分支，但就古代环境史研究而言，中国史学研究者有理由掌握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权。与西方史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一整套内容丰富、延续性较好的历史地理著作，其中不乏《尚书·禹贡》《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在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地理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史作品中的农书、医书、五行志、地方志、儒释道著作与诗词散文作品中也散布着大量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和古人对环境认识的信息。运用这些史料去解释世界古代环境史领域的共性问题、完善世界古代环境史学科的研究体系，或许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者们业已开始尝试，并且终将承担起来的一项使命。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可以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首先，当代学者在面对古代社会各类有争议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部分学者笼统认定“古代世界无环境史问题”的偏颇态度是不可取的。例如，在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问题上，有相当的史学、政论、方志与诗词歌赋材料表明，西安、开封等古代都城的盛衰是与人口容量及其周边自然条件的好坏息息相关的，而且中国古代的君主、士大夫乃至市井文人往往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尽管在农耕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远弱于工业革命以后，但片面认定古代社会不存在环境问题，以及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会对政治、经济生活造成剧烈影响的看法显然在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着大量反例。因此，我们在判断世界古代史上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分析人与环境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尽管现当代西方环境史研究起初是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的，但对古代世界自然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并不一定要以人类如何破坏环境和自然如何惩罚人类的过度攫取为唯一主题。在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总体上相对缓和，但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利用和人对自然的认知与信仰有时不亚于甚至高于工业化社会。郦道元与顾祖禹等学者利用山川河流统领组织史料的做法正是前工业时代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映。可见，跳出“环境破坏与治理”的狭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古人与自然环境更为广泛、深刻的互动关系，或许正是世界古代史领域范围内研究生态环境史课题在未来的探索方向。

    --（点评）论及地理记载和环境观，还有《山海经》和《周礼》呢。另外，说到“环境破坏与治理”的狭窄研究范式，在这个观点大行其道的19世纪及以后，恰恰先后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古文明泥板之类的记载，例如两河遗址里的那些，水土流失，盐碱危害，在同期的那些西方学者的生花妙笔下成为乐此不疲的主题。究其根源，还是要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奢淫，或者是制度，反正就是所谓一神教的原罪观。

    关于“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质疑：

    先看考古讯息：
    为重现开封“城摞城”奇观而进行的开封北宋东京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发现宋代城门和城墙遗址、宋至清代层层叠压的“路摞路”现象，以及清代民居院落“夹路而居”的村落场景等，“城摞城”奇观初现。
    考古人员已揭露出宋代至清代10多层密集叠压在一起的道路，这种“路摞路”现象，直观展现了开封“城摞城”奇观。考古资料显示，新郑门在北宋末年废弃，但通过新郑门的道路一直在使用，直到清道光年间毁于洪水后才废弃。

    --也就是说，因为道路一直在使用，而且是城门道路，所以是层层叠压。好，来看所谓古罗马道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研究者先后在西欧、中欧、南欧、东欧、西亚和北非发现了总长度十五万千米的古罗马大道。从英格兰到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从埃及内陆到幼发拉底河流域都有着古罗马大道的遗迹。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发现的古罗马大道干线总数，已经达到375条。罗马的道路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罗马的军队、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文明也征服了世界。虽然古时一些国家的道路规模也曾超越罗马，但在工程质量、规划设计和使用年限等方面，罗马都更胜一筹。

    --这些数字匪夷所思，这可能是当地的某些近代或数百年前道路的遗址，但从相关道路遗址照片来看，和古遗址无关。无沉降、无地裂、无风化、无使用磨损痕迹的伪造古迹忽悠不了搞工程的。这次在某仿古景区，看了某些老木件，一看以为是收的老货，仔细看看，门轴处不是那种多年的磨损，问了一下，果然。

    史上的第一条罗马大道是阿皮亚古道，由罗马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于公元前312年下令修建。这条道路堪称罗马筑路技术的典范，全长29万公里的罗马道路均沿用此项技术。一小层石头用灰泥抹缝后，构成坚实的地基。灰泥上填满沙砾，然后用石板铺就路面。据《Preoccupies》的记载，用多边形石板铺成的阿皮亚古道看上去非常精密细致，"根本不象是出自人类之手，简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阿皮亚古道将罗马与南意大利连接起来，是通往希腊和东方的主干道。全长350英里的阿皮亚古道，仍有部分保存至今，依然维持原样。这条道路使用了大量石灰石和硬石，有的甚至是从远处运达的，所有石块都整齐地切割成多边形并用混凝土连接，整条道路异常坚固结实，被誉为是之后罗马筑路的“样板”。

    --这次佩鲁贾地震才6级，离开罗马才100公里，几个小镇损失惨重。2000年来，地中海地震带可是据记载有过几次地震频繁时期的，多次大地震使多座古城彻底毁灭。这些道路呢？无修理，风吹雨打、车辗马踏，还有水土流失，这路面就坏了。历代重修，要么像我国那样路摞路，那么下层算是古代道路遗址，上层可不是！要么就是彻底翻建，这还算是古代遗址？何况，图纸，工匠，技术传承呢？话说，途经各种环境、地中海气候下的石灰石路面，这碳酸钙基体能保存几百年呢？玩建材的都知道，石灰石、大理石请尽量不要用作露天材料。另外，花岗岩大量平面切割的成本要到近代才能承受，中华西传的高性能冶铁技术导致的硬石材切割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才能推动西方玩这东西，包括下文要提到的那些花岗岩路碑上的拉丁文铭文。

    罗马的道路坚固耐用，对于军事大道和重要干线，一般会采用四层的铺筑方式。挖掘深度一般可达1—1.5米，最下层是用一些小石块，砂浆或粘土作地基；第二层是不透水层，用小卵石，碎石子，砖块和混凝土混和夯实；第三层用掺有石灰，沙子，水泥的优质混凝土铺在地基之上，并用机器磙压结实；最后一层则用凿刻平整的石块或碎石铺成，而且中间略微凸起，以便于雨水流向两旁。对于次要的或是私人的道路则可能省去表面的铺设。

    --这是近代道路的建造方式。见上文所述，历代维护修缮的痕迹呢？不要告诉我这古代道路遗址崭新如昨就只有这4层，下面只是地基了？每次维护都是挖光了重新铺设？这成本，历朝历代的技术不提，经济基础和现实需要作何解释？还有机器不提哦。还有优质混凝土，这玩艺要到19世纪才成熟，见俺前贴。谢谢。

    古罗马在造桥和开凿隧道上展现出高超的技术能力，如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就掌握了拱券技术并迅速运用于桥梁建设中，此后桥梁的建造基本上采用石制结构，石拱桥被大量建造；在开凿隧道方面，古罗马有成套的钻探、挖坑、掘巷道、照明、通风、打桩、运送和测量的新方法，有研究者认为直到中世纪晚期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国家能与之比肩。

    --闻名遐迩的古罗马拱券结构。俺说过，据说是公元一世纪维特鲁威的罗马建筑十书，实际出自15世纪的发现，此后在欧洲大行其道，成为建筑样板！
    可惜，里面没有所谓古罗马混凝土的任何内容，包括所谓的古罗马拱券结构！
    可以推论，在建筑十书之前，欧洲中世纪没有这两种技术或者十分落后和原始。
    --15世纪晚期，梵蒂冈的绘画表明，圣彼得大教堂当时还是坡顶梁柱结构（除非教廷承认这画是近代伪造的，呵呵）。那个大拱顶是16-17世纪米开朗琪罗等三大师的杰作。怀疑是东方顾问的技术产权。
    另外，俺还提过，推测最早的拱券结构还就是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墓葬中发明增加墓室空间和支承效果的，随后逐步西传。
    （顺便补充一下，那个青铜镏金的所谓古罗马驷马雕像，很可能是中华镏金技术西传之后的产物，可能在10世纪以后了）

    古罗马道路的宽度因道路的具体用途而有所不同。重要性较低的道路可能只宽1米左右，用于军事用途的大道则可达到4至6米，而在道路与城门的接口处，为了方便人们通行，防止人口过多而引起交通堵塞，道路的宽度甚至可达15米。

    --不要解释古罗马城门是为了美观哦，防御门口玩大道，呵呵，建个凯旋门就够了。
    话说巴黎凯旋门高约50米,宽约45米,厚约22米。四面各有一门,中心拱门宽14.6米。没有所谓古罗马城门口的道路宽，而前者竣工于，1836年。
    那些古罗马大道的照片可见，这是簇新的玩艺。
    --中华恰恰相反，请看秦直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秦代是有战车部队的哦。回忆子午岭上秦直道遗址，荒草萋萋，古道通天，当时感动至垂泪，无他，感叹中华祖先的伟大！

    除此之外，罗马在道路设计上还十分关注细节。例如，古代的车辆较为笨重，车轮大多为木制结构，因此会在一些地区的道路转弯处的路面刻下车辙，以引导轮子更容易地前行。

    --这是不懂工程实践的胡扯。理论和实验佐证无，推测和事实相反。中华历史上只有长年使用留下的车辙沟痕，参见相关古道路遗址。

    古罗马在道路建设上不追求华丽美观，更注重实用性。坚固耐久的古代罗马道路被称为“埋葬在地下的墙”，直到现在，在英国、法国、德国、埃及等国家，一些罗马古时的道路仍完好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英国的华特令大街（WatlingStreet）和弗希路（Fosseway），前者是连接伦敦和苏格兰的北方大道的一部分；后者则连接着伦敦和埃克赛特。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带上一位道路工程专业人士，要有多年实践经验的，或者像俺这种啥都干过一点的菜鸟也行，不过俺护照不方便，要申请的。
    --综合考虑道路使用的动载荷和基础不均匀沉降。这路，是新建的，没有别的答案。

    古罗马的道路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个里程碑，一般设置在比较醒目的地方。碑身上有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刻写的碑文，上面记载着道路的名称，道路归属于那个城市管辖，该城与罗马城之间的距离，沿路将要到达下一个城市的名称和距离，还有道路的创立者或修建者的名字，帝国时期，还刻有在位皇帝的名字和在位时间以及一些对皇帝歌功颂德的赞语等。目前保留下来的里程碑约有4000多个。除了里程碑外，道路两旁还会有一些界碑或木制标牌，给行人们提供了沿途的各种信息。
    （引自：王允：《浅析罗马道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等）

    --欧洲断定这些是古罗马道路，就是靠这玩艺的，问题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伪造点这些玩艺，既有动机--欧洲欧洲中心论，又有技术--近代钢铁冶金技术导致工具成本和加工效率的改善。造一万个也没啥。
    --按照现存的那些所谓古罗马大道遗址的保存情况，只能是20世纪伪造的道路标本或者干脆就是19世纪建筑的既有道路。
    --没有维护修缮，这道路的毁坏不必俺解释，随便中外任何一个冲积平原或丘陵地带的道路现场就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

    @yufusui 2022-01-13 21:45:32
    车同轨好好研究一下，书同文好理解，车同轨资料太少了，那是中国道路的最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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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逸周书明堂解》：“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制造规格的标准化很可能是车同轨的真相。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车书共道。”

    殷墟到西周不同地域出土马车的轨宽最大差值29厘米，符合不同等级马车的规范要求。“天子驾六”，以下递减。
    春秋以后出土马车轨宽明显减少。相关文物符合《考工记辀人》的记载。

    战国战车的轴长(274-294厘米)和轨宽(195～208厘米)，总体上要小于商末周初的马车(轴长多大于300厘米，轨距多大于215厘米)，而大于两周之际的马车(轴长多小于250厘米，轨距多小于185厘米)。
    新的资料表明，先秦战车轨距的变化并非一条递减的直线，战国战车的轨距，基本稳定在200厘米左右。

    期间，特别是东周战国时期对战车的改进，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如稳定性、灵活性、甲士活动空间、牵引功效等，乃至马匹的改良。而不是单纯追求某一种性能，如灵活性，或稳定性。

    这里强调一个，战国时期开始在战车的轴、毂之间装置金属轴瓦，以减小摩擦力，提高轮的灵活性。
    《说文》:“锏，车轴铁也。”“釭，车毂中铁也。＂《释名释车》:“锏，间也，间釭、轴之间使不相摩也。”
    此外，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之4号战车，其车厢的后半部装设80块铜甲板，甲板每块长13.6厘米，宽约12厘米，厚0.2厘米。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和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的车轴两端安装带尖刃的铜轴头——軎，以增强对步兵的杀伤力。

    这个锅应该是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作为技术外行犯的错误。

    侯马盟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所谓“书同文”的问题，这方面就不是俺的关注领域了。

    @yufusui 2022-01-13 21:45:32
    车同轨好好研究一下，书同文好理解，车同轨资料太少了，那是中国道路的最早革命
    -----------------------------

    至于道路建筑技术与设计，要早于车辆的发明。

    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伴随着大型带回廊房屋建筑遗迹、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道路等房屋建筑遗存的出土，大量的瓦、砖、泥抹子等大型建筑材料和工具也出现在陕西仰韶文化遗址。

除了水土流失和不均匀沉降问题，欧洲伪造所谓古代石构建筑的另外一个漏洞就是抗震设计与基础施工问题。

意大利位处两条断层之上，是欧洲地壳活动最频繁地区，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灾难性地震，最近一次是2009年中部城市拉奎拉的6.3级地震，造成逾300人死亡。1703年1月14日意大利发生的大地震。从损失分布图上看，那场6.7级的大地震几乎与列蒂地震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并由同样的断层引发。1703年的地震是在拉奎拉南部强震发生后出现的。粗略统计一下，意大利100年来发生较大伤亡地震十余起，1908年12月28日，西西里岛7.5级地震12.3万人死亡。1915年1月13日，意首都罗马以东阿韦扎诺发生里氏7.0级地震，造成约3万人死亡。意大利中部2009年的里氏5.8级地震造成200多人死亡，上万间房屋受损。震区26个城镇和村庄中，大约5万人无家可归。余震发生后，许多原已被震裂的房屋被摧毁，一处古老的天主教堂被彻底毁坏。

    总理伦齐宣布会检讨抗震建筑标准，但同时称意大利大部分市镇于中世纪时代建造，难以在短时间内改为符合现代抗震标准建筑。俺看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样式，近现代改建或新建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掠夺带来的经济实力。
    意大利中部被认为是欧洲地质最危险的地区。专家估计，意大利有70%的建筑物没有达到抗震标准，当地许多旧建筑在整修时，没有根据抗震标准强化建筑物，不少新建筑的兴建也罔顾抗震标准。作家里佐在意大利《晚邮报》撰文称：“在一个过去40年发生过至少八次重大地震的国家……我们学到的唯一教训是如何在灾后救人。”修旧如旧的意大利学派，呵呵。地震是硬伤。
    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旅游部部长傅朗霁说，共有293座历史建筑物在地震中遭破坏，幸运的是，大部分重要文化遗址完好无损。--那是自然，重要遗址是钢筋混凝土“重建”的，虽然4年前的学校也塌了。
    还有，欧洲史料记载，居民盗取古迹建材自用是个传统。如许多地震，老百姓需要多少建材阿？大理石的斗兽场？那个教堂在哪里？修旧如旧呢？同理还有雅典卫城中央的清真寺，去哪儿了呢？

还有巴尔干半岛，这可是欧洲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德国科隆大学地震学家克劳斯表示，

    就是说，在基岩上建筑古代石材建筑，还是地震带，是那什么的行为。
    所以就是废墟。
    在土壤上建造笨重的石材建筑，又解决不了建筑不均匀沉降问题，这是欧洲编造所谓古建筑的硬伤。左右都是漏洞。
    呵呵。

    圣殿山，就是耶经考古学在1945年以后的中心地带，围绕这里展开的故事令人深思：

    美联社报道，以色列2009年11月首次对外展示了一批有近2千年历史的罕见硬币，它们是古罗马人在烧毁犹太圣殿时得以留存的珍贵文物。这批硬币共约70枚，大多呈现出烧焦的痕迹，有的差不多已经融化了，图案不再完整。它们是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圣殿山脚下一次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的。

    --在犹太势力控制的西方媒体手中，这样的新闻几乎年年涌现。烧焦的钱币，诸位还记得俺以前提过的西方喜欢钱币断代的故事么？钱币遗存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关系，请参考中华钱币考古史。
    --而古希腊、希腊化、古罗马帝国的金银铜铁锡随便哪一种钱币，在中华境内有一枚可靠的考古文物么？
    --据说一年有5千万古罗马金币流入帕提亚，而流入中国的达一亿枚，还好是，据说，和所罗门宝藏一样的据说。
    --不过耶经考古学是要验证所罗门是真实的，参考以色列前副总理、前总参谋长、著名考古学权威雅丁老先生的所罗门马厩的考古故事，等等。

    这批硬币是以色列举办的“耶路撒冷考古大花园”展览的部分展品，是以色列挖掘出土的各种古钱币收藏的一部分。过去30年来，以色列考古学界在圣殿山周围挖掘出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古钱币，不仅有犹太人铸造的钱币，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如欧洲、北非以及波斯的钱币。这批古钱币的出土为公元70年时罗马人烧毁第二座犹太圣殿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一瞥。在圣殿山周围找到大量世界各地的古钱币，正说明了“圣城”耶路撒冷的“国际性”，及其对几代人的重要性。

    --钱币考古学，关键在于上面有铭文。不过汉书西域传里面可没说西域各国的钱币上有铭文的。

    公元66年，犹太人奋起反抗入侵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并夺回了耶路撒冷。然而，罗马人随即围城进攻，毁坏城墙、打败了犹太人的军队，并最终拆除、焚毁了犹太圣殿。古钱币专家表示，这批钱币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数枚在犹太人反抗罗马军队时期铸造的钱币，其中1枚几乎就是在第二座犹太圣殿被毁的同一时期铸造的。

    --按犹太专家意见，这些大多呈现出烧焦的痕迹，有的差不多已经融化了，图案不再完整。但是还是有数枚在犹太人反抗罗马军队时期铸造的钱币，其中1枚几乎就是在第二座犹太圣殿被毁的同一时期铸造的。诸位可以相信犹太考古和钱币专家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吗？

    问题来了。屁股会决定脑袋吗？换个角度看这件事。

    在阿克萨清真寺地下和周围地区的以色列方面考古挖掘工程中，发现了一些古罗马钱币。这些古钱币的历史可追溯自以色列方面宣称建造了犹太圣殿的大希律王时代——在大希律王出生前16年或者死后20年之间。一直以来，以色列方面以被占领的阿克萨清真寺建造在犹太圣殿原址上为借口，大肆在阿克萨清真寺地下挖掘，以寻找他们所谓的犹太圣殿的遗迹。
    巴勒斯坦考古专家杰玛勒·阿穆尔坦博士说：以色列一直试图证实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地下存在着他们所谓的犹太圣殿，如今这个谎言早已是不攻自破。所有的考古挖掘都证实，阿克萨清真寺地下的所有遗迹都指向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时期。
    这些古罗马钱币的发现让那些一直参与以色列歪曲历史工程的考古学家们惊讶不已。他们在阿克萨清真寺南角，即犹太哭墙的地下挖掘。这些考古学家妄称此处是死于公元前四年的大希律王所建的犹太第二圣殿的遗址。在这个地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17枚古钱币和3件陶器，其历史可以明确追溯到罗马帝国统治古都斯的代理王维尼留斯·古尔图斯时代。考古学家确证这些古钱币铸造于公元16年的古尔图斯时代，即大希律王死后20年。
    考古专家阿穆尔质问：“大希律王怎么能够把这些铸造于他死后20年的钱币先行放置在他所建造的哭墙下，并建造犹太圣殿的？！”
    尽管在哭墙下发现了这些彻底否定犹太圣殿说的证据确凿无疑，但是以色列仍然试图歪曲历史真相，并妄言说这是因为大希律王虽然开始建造犹太圣殿，但是最后完工则是在他死后才完成的。
    巴勒斯坦考古专家阿穆尔要求负责保护文明古迹相关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些发掘出的古罗马钱币加以鉴定，并以之作为以色列占领军无权在阿克萨清真寺地下进行挖掘的证据，反证以色列以所谓的旧约判律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的曲解而捏造的犹太圣殿说的子虚乌有。
    而在阿克萨清真寺周围的地下，以色列占领军对54处地点进行过挖掘，这些挖掘很不专业，不过是以色列占领军以此为由，建造了61座犹太会堂的借口。因为他们妄言在这些挖掘地原来建有犹太会堂。
    这位巴勒斯坦考古专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予巴勒斯坦正式会员国后，即刻行动起来，阻止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地下和古都斯所有地区的挖掘，并允许修复由于挖掘而造成被损建筑。这些都是以色列占领军对包括布拉格庭院和院墙，以及阿克苏清真寺地区在内的犹太化古都斯工程的一部分。
    古都斯穆夫提说：布拉格庭院及其院墙完全由伊斯兰拥有，这是在1929年的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革命后，国际组织和相关历史文件所确认的，文件明确写道仅仅允许犹太人参观布拉格的庭院，而不是允许他们在地下挖掘。

    --两方面都是专家，博士啊啥的，前一个说证明了古罗马时期的圣殿存在。后一个说完全是伪造，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并指出圣殿山地下的所有遗迹都指向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时期。
    --俺琢磨阿，难说两方都是在忽悠。其中阿方的内容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几乎不见踪迹，当初还是半岛网播出的，并留存在伊斯兰网站。虽说宗教网站内容天知道，可别忘了俺一直在探讨耶经考古学，双重标准，欧洲不仅用在中华，也一样用在阿拉伯。欧洲中心论的幽灵，至今不绝。

    过年了，准备压岁红包需要现钞，才发现钱夹子都很久没有用过了。琢磨一下金钱的问题。

    古希腊罗马打制币的疑云

    相对欧洲伪史对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古文明捏造，大批量的古代窖藏考古发现之少，相对于中华历代钱币窖藏考古之多，和青铜器考古一样的奇葩。
    伟大的罗马帝国，每年流失到东方的钱币达到5000万，在哪里？
    中华境内考古，一枚都没有！所谓东罗马另计。
    中国出土了多少春秋战国时代的钱币？
    在河南汲县一座魏墓中，就出土有600多件空首布。平首布仅山西阳高一地就出土有一万三千余枚。燕刀出土时常常是成百上千，数量很大，且很多为窖藏。2013年河北平泉发现战国钱币窖藏，清理出土燕刀约600余枚。河南省栾川县狮子庙罗村曾出土“空首布”货币，流通于春秋晚期，距今约2500余年。大约有一箩筐，数量约有近千枚。象狮子庙罗村出土的这一类空首布，豫西洛阳一带的几个县和市区均都有过出土，大部分属墓葬出土，也有少量窑藏。这类铲币铭文不限这三种，还有其它多种铭文，其形制、大小、质量、类别也都大致类似。东周时期的国都洛阳的经济、文化和商业都十分发达，当时洛阳盛行的金属铸币多见平肩孤足或斜肩弧足的空首布。铜贝出土地域极广，几乎遍布于当时楚国各地。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陕西等地区，均有大量发现。湖北孝感野猪湖北泾口角村出土“拜”字铜贝4745枚。湖南常德德山战国墓，墓5出土“只”字铜贝189枚。安徽肥西新仓乡安河村出土窖藏蚁鼻钱9240枚。曲阜董庄公董大村出土计15978枚。雍城遗址高庄秦墓共出土580枚半两钱，属战国晚期。
    咸阳遗址长安张堡发现有“杜市”印的釜里装有1000枚古钱。这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的“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相符。长庆桥镇出土的铁罐内，发现了2万余枚半两钱。潼关窖藏1000余枚，属大型半两钱，秦国时期的块范铸钱工艺，与后来的叠范法差异较大。

    古希腊货币

    据说古希腊币是用打压方法生产的。
    雕模师刻好正反两面图案的两个模具，把一面模具固定在砧子上，放上预热后的币胚饼，再用另一面的模具压住币胚，然后用大锤子用力一砸就把图案印到了币胚上。
    现在币的生产大致沿袭了这个方法，只不过用压力机替代了大锤子，又加上了边缘印花工艺使币的边缘更规则。
    西方古代币的边缘一般不加处理，因此能看到大力冲击造成的不同程度的裂纹。

    打制币。必须先加热软化后锤击打制，生产率极低，特别是那些花纹细腻的钱币。
    所有模具的热处理工艺均无考古证据支持。
    从大量高手工匠擅长雕刻的记载来看，属于作坊小量生产，无法支持所谓的发达文明海量钱币。
    实际上，模具已经是死穴了。

    打制币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太低，没法和中华叠铸法相比。

    据说罗马银币采用打制法。具体工序就是先把银矿石冶铸成银水，然后倒入模具成为币胚，待冷却后把币胚夹到正反两面币模之间，用大锤用力砸下去，将币模上的花纹印到币胚上。这种工艺费时费力，效率极低，而且成币质量不一，币胚不正造成图案偏移；制币官用力不够造成银币花纹模糊；下锤用力过猛又会导致银币周边开裂…造成流传下来的优质银币少之又少。
    欧洲还要编造出一大堆不同的艺术家参加打制币的桥段，用来掩盖不同伪造出处、痕迹不同的所谓古代打制币，并多赚点倒卖假货的利润。

    现有考古证据，中亚一带还是有少量中古时期的古钱币真品的，至于所谓古希腊古罗马币，呵呵。

    古罗马货币

    据说早期古希腊币的模具是青铜的，晚期出现铁的币模。
    青铜模具比铁模更容易磨损掉。一副模具可以生产的币估计为几千到几万枚。
    越大型的币需要的冲击力越大，模具越容易损坏。
    按欧洲说法，之所以现在尚未发现古希腊的官版币模，可见古希腊人会把不用的模具销毁。
    古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开始广泛使用钱币，有趣的是一枚古罗马共和时期银币的背面图案就展示当时制币的工具。

    西方钱币界对古希腊罗马币的币模材料也是推测的。至今没有可信的官版古希腊罗马币模出土，因此缺乏直接证据。
    古希腊罗马对废币模销毁的很彻底，这和我国出土大量古代钱范情况很不一样。
    论文还提到最早的铁质币模是公元6世纪的，就是东罗马的了。

    希腊币高浮雕，需要的冲击力大，模具的磨损和断裂可能更快一些，罗马币图案浅，需要的冲击力小，模具使用时间可能更长。

    为了解释青铜模具雕刻的问题，还要编造先刻后淬火的工艺，考古佐证却是鸭蛋。

    也就是说，按照出土铁器和块炼铁工艺的限制，所谓古希腊时代的币模应该是铜质，加热软化的金银打制次数300-1000次，但学界仍有很大争议，即使是现代实验模拟的铁模打制推测也只是万次上下。

    手工雕刻铜铁模具，这又涉及到俺说的工具死穴了，呵呵。

    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

    比这个更早的石刻文字是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磬和"司辛"石牛，后者高14.5厘米，长25厘米，宽11.5厘米，石牛用白色大理石圆雕，牛呈跪卧状，腿向后跪卧于腹下，后腿前屈，蹄呈方形，头部前伸，微昂首，双角后伏，双耳后抿，耳上有孔，细眉方目，额部阴刻菱形纹，鼻长且上卷，张口露齿，下颔阴刻“司辛”二字。短尾下垂紧贴于臀部，身体满饰云纹等，背脊与尾雕刻节状纹。

    --点评：秦景公石磬是铭文，而妇好墓是少量刻铭，侧面印证了石刻工艺的进步。

    这件石牛是妇好墓出土玉石类动物雕刻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器型较大，纹饰华美，器表磨制光润亮泽，造型古朴规整，刻工精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点评：高14.5厘米，长25厘米，宽11.5厘米的石牛已经是妇好墓出土玉石类动物雕刻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这也验证了即使是在青铜工具高度发达的殷商后期，结合琢玉工艺所能够精细加工的也只有这么大，关键还有造型上的“古朴规整”，不是不想像陶塑模范--铸造青铜的飞扬流畅，实在是工具与工艺的限制而已。

    至于那些石灰岩、大理石平整建筑构件，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神迹。

    --问题接着来了，在此前后千年跨度的所谓环地中海文明区域，青铜工具的出土种类与数量可用“可怜”二字形容，又是靠什么工具和工艺大规模精细加工建筑石材构件的呢？
    --考古学家赵超先生只能猜测是那里的大理石或石灰岩先软后硬，可惜按照近年来进口环地中海区域各类装饰石材的情况和当地相关工程项目的论文报告来看，例如所谓马耳他抱球虫石灰岩与中华援建30万吨船坞项目的关系，所谓材质变化根本是无稽之谈。
    --另外，还有花岗岩和玄武岩以及闪长岩，别告诉俺这些火成岩也是先软后硬的，呵呵。

    --至于块炼铁，可以去问李约瑟研究所的华道安(Wagner)先生，“中国采用鼓风竖炉冶炼生铁，冶铁生产的规模可以很大，故可实现垄断；相比之下，罗马帝国采用的是块炼铁工艺，与之相随的只能是小规模的本地化生产(small-scalelocalizedproduction)，故很难实现有效的国家垄断。”
    --据说在第26王朝约2650年前的埃及才推广块炼铁，毫无规模、技术水平能够超越后世所谓古罗马帝国的任何考古与文献证据支撑，又能够拿什么工具啃那些神庙、石碑、雕像采用的石材？

    妇好墓出土有铭器物中仅此一件铭为“司辛”，“辛”是妇好死后的庙号，“司辛”铭文的石牛可能是同辈人送的。这器物的主人可能是商王武丁，武丁送此器物给夫人，应是有特殊意义的。传说使牛负重致远的是商人的祖先王亥，用牛拉着货物，外出贸易，结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儿子为父报仇，打败了抢夺财物的部落，使商人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

    注意，该墓出土青铜工具包括了锛、凿、刀、铲等44件。

    --点评：在不同种类的青铜工具支持下，这些刻铭不仅字数少，凿刻痕迹粗糙歪斜，可参见细节照片。

    --补充一下：中华文明最早期石刻文字，可信的只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与石牛刻文》等寥寥几件。

    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文字主要有四：一为著名的石鼓文；二为河北平山发现的河光刻石，仅两行19字；其三为秦景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180余字；其四就是山西晋国侯马盟书中的玉石刻铭。

    --推测：按照工程经验，那些所谓的古埃及古两河石构和刻铭，大多为19世纪低成本砂浆模压原型，数十年后所谓修复时采用机械化加工石材取代。

    接下来就是要从金属工具的冶金技术进步和石刻岩性之间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质疑欧洲伪造古代石刻文物的问题。先来个基本理论，再来具体案例分析，涉及到所谓古希腊写实艺术影响中华雕塑的桥段：

    首先是金岷彬先生关于秦汉时期钢制工具技术进步和石刻水平之间的关系论文。

    秦汉的碑刻与钢铁冶金技术
    金岷彬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攻石刻字的技术工具发展过程，来探讨碑石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对碑石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历史学界公认，铁器工具的使用，促使了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进步到了封建社会，铁器工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标志。笔者接受学者们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把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用来具体分析中国碑刻发展这种专门性领域，认为铁器工具技术的进步，是奠定了中国碑石文化根本性的形而下因素。有了形而下之器的铁器工具基础技术，才有了石头上普遍刻字的可能，也才发展出了石头刻字永世长存的意识和观念，才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性的中国碑石文化里的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

    赵超先生在《石刻史话》[1]一书里记述道：“追寻起来，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可能要算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发现的一件商代晚期石簋（一种古代的食具）。在这件白石雕成的簋耳上刻有器主的名字，书体与当时的甲骨文相似。除此之外，现存的自商周至秦代以前的大型石刻，只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守丘刻石’等寥寥几种。”（P19）
    上古时代的石刻遗留极少的技术方面因素，就是那时还没有“像样”的有力的刻石工具，不能在石头上大量刻字。

    --（点评）具体略，总之汉代以前大型石刻很少，大量刻字很少。反观西方的那些所谓古代石刻，呵呵。有兴趣的可以一件件拿出相关文物佐证具体分析，看看哪一个能够定论真实性的。

    上述研究文献详列碑目（略）表明，留存至今的西汉时代的石刻数量非常稀少。
    也是在《中国碑文化》一书里，引用了旁的学者提出西汉碑刻遗存稀少的原因是，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而有意识地毁坏汉代碑石（P55）。这个观点指出了西汉碑石未能妥善流传后世的原因，其立论的出发点是碑石已经被刻了出来。而本文的主旨论点，则认为西汉时代的刻石工具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方便大量刻碑的地步，西汉本身就没有刻出多少碑石。再加上王莽的政治毁碑，西汉时代的碑石能传留到今天的确实不多。
    生产工具的形态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而各个历史时代制造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则对该历史时代的生产工具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秦汉时代中国的钢铁冶金技术无疑对秦汉时代的碑刻工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碑刻工具技术进而对秦汉时代的碑石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点评）按金先生观点，即使是在战国出现炒钢技术后，西汉在文化艺术工具上尚未大量普及钢制技术，先进技术主要用于更加重要的地方，战争与生产。那么，同期所谓古罗马等所有欧亚大陆的可靠出土钢制文物的冶金考古数据能够证明什么呢？数量？质量？技术水平？这又是一个足以颠覆西方伪史体系的问题。

    东汉时代的碑石多了起来，留存至今的东汉碑石数以百计；在后世也发生过类似“王莽毁汉碑”那样的恶意毁碑，显然只有当世时的碑石数量多，才能在历劫之后的幸存数量也多一些。
    东汉时期的石刻，不但社会应用普遍，而且还发展成为了几个门类体系，有文字碑刻，有画像石刻，有石头雕刻作品，有摩崖刻石，还有建筑类的石阙等石头构筑物。
    在《石刻史话》一书里，对东汉时代的石刻作过很形象的高度评价：“如果把中国古代的石刻发展过程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那么，从上古三代至西汉这漫长的阶段中，各种零星的石刻只是一条条山涧的小溪，从四面八方汇入这条大江的源头，而到了东汉以后，这条江水才真正形成宽阔的水流，扬波激浪，滔滔一泻千里。”

    --（点评）炒钢技术在西汉至东汉时期的日渐普及更可能是当时石刻大兴的技术原因。按新近的冶金考古证据，东汉中期，灌钢技术已经发明，到了北齐著名冶金家綦母怀文的大力改进，中华的钢铁冶金技术始终独领风骚。

    块炼铁，是在低于矿石熔化的温度下，固体状态铁矿石经过很长时间的还原反应而得到的铁块，这是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发明出来的最早的冶铁方法。由于矿石没有熔化，显然，矿石里的杂质不能在还原反应里完全排出铁块之外，冶得的铁块杂质含量较高。如果矿石的含铁量本身就比较低，在固态冶铁过程里铁不可能富集起来，这是块炼铁冶金质量不高的第二方面原因。由于块炼铁的冶炼温度比较低，在冶炼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较容易达到固态冶铁的温度和矿石还原的工艺条件，块炼铁的技术最先发明出来。块炼铁还必须经过进一步的锻打加工，排挤出铁块里的杂质，并把铁块锤打成形。块炼铁的冶金条件使得矿石还原时间拖得很长，这使得块炼铁长期处于还原性的火焰里，导致块炼铁里的含碳量很低（现代科技称为“低碳钢”）；块炼铁块是硬度低不能淬火的软铁，胜任不了攻克石头的刀具刃具制作任务。
    为了克服块炼铁因为含碳量过低而铁质太软的缺陷，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就是把块炼铁放在具有渗碳气氛的环境里加热，让碳分渗入钢铁基体里。这种渗碳的工艺，不可能获得很厚的渗层，可以在块炼铁锻成的（切）刀坯上渗碳使刀口增碳然后淬火硬化使用；但是，对于要用来开凿石头的锤子、凿子则不能用软心薄硬皮的渗碳钢来制造。

    --（点评）问题来了，不论是所谓的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从所谓的青铜工具到块炼铁工具，究竟是什么高大上的冶金技术能够支撑现存的那些高大雄伟的岩石建筑和雕刻？这里包括了石灰岩和砂岩，因为即使是这些软质岩石，其加工的规模和精细程度之集合，也不是这些工具能够短期内高效完成的。注意，前述西方专家专著里面涉及到的所谓赫梯铁器还没有发现渗碳工艺，这些玩意可以拿来干什么呢？凿石头不是割皮肉那么容易的。所谓的发达两河与埃及时期，主要是在公元前三千到二千纪，只有铜石并用或是青铜工具的发现，还少得可怜。

    这里插叙一个金属材料上刻字的文物证据：
    晋侯稣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这种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刻凿铭文的方法，在西周十分罕见。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这是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
    稣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这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点评）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青铜时代，没有钢制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也是呵呵了。当然，还是回到石材加工上。

    在掌握块炼铁技术不久，春秋早期，中国出现了熔化炼铁技术，获得了生铁；这是在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铁熔化型冶炼。生铁含碳量很高，是由于燃料燃气里的碳分渗溶到铁水里。这种含碳量很高的生铁硬度非常高（高得来在现代的切削加工条件下也不易加工），只能像青铜器那样铸造成形来使用。而且这种高硬度的生铁非常脆，容易折断或开裂。生铁的这种性质限制了对它的大量直接使用，用作犁铧（高硬耐磨）和铁锅，这大概是生铁直接铸造使用的不多的实例。在后世的两步炼钢法里，生铁成为了重要的炼钢原料。古代把生铁放在炉内长时间高温退火能得到脱碳的铁块，这是铸铁脱碳钢。此外，随着生铁冶炼技术的发展，中国出现了铸铁，铸铁与生铁的不同点在于，铸铁里过高的碳分形成了游离的石墨相，因而降低了硬度可以经进一步加工，成为不同的应用铁器。但铸铁与生铁一样脆性，不适合当作开山凿石的工具。
    ②铸铁脱碳钢，是古代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又一种炼钢技术。就是通过熔炼得到铸铁之后，把铸铁长时间高温退火，得到铸铁脱碳钢。甚至发展到把矿石熔炼得到铁水，浇铸成铸铁板再退火成为钢板，作为进一步加工和使用的钢质原材料。这种钢的使用性能不好，所以在出现了新的炒钢技术后，铸铁脱碳钢不再采用和制造。

    --（点评）这里要补充一点，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有论点认为中华的冶金技术来源于更加古老的陶瓷技术，原始瓷的进步伴随着炉温的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了从铜到铁的冶金技术探索之路。另外这一段的两种材料，和中华以外的文明没什么关系。

    炒钢，按照近年来的研究和发现，是战国时代新出现的一种炼钢技术，它把生铁加热到半熔融状态，大力搅动（所谓的“炒”），让粥状生铁脱碳，最后得到比上述钢类性能要优秀得多的钢材。正是炒钢技术的发展，从战国晚期至汉代，钢制的工具和兵器大量增加，促使汉代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辉煌的汉朝。一直到近代炼钢技术在中国出现之后，炒钢方法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民间应用，直至大跃进期间。
    炒钢技术，是一种先进的用生铁炼钢的两步炼钢法；两步炼钢法直到现代的炼钢技术，都是先从铁矿石里冶炼出生铁，再把生铁炼成钢。世界上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从其最初出现雏形到逐渐完善，发展成为普遍使用的技术，都有一个或短或长的历时过程，战国发明的炒钢技术，到两汉时代成熟起来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有了炒钢这种先进的工艺技术，在东汉时期才进一步普遍有了“百炼成钢”以及早期灌钢技术等精炼、锻造工艺技术，才出现了大刀这种能团队性使用的强力兵器（青铜剑不可能普及到基层的一般士兵）。而且，也是在东汉年代，中国的碑刻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繁荣。

    --（点评）问题来了，古希腊300光猪壮士用的是什么材质的武器？马其顿亚历山大呢？伟大的古罗马军团又是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呢？所谓文献和可靠的出土文物之间至今仍然欠缺实证，这如何与中华近年来的冶金考古成就相比呢？
    --“在东汉年代，中国的碑刻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繁荣”这一点是关键。

    秦汉时代的碑刻状况与秦汉时代的石头加工工具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在铁器工具出现之前的青铜器时代，先民已经面对了开凿石头的劳作，而且也有青铜时代的石作遗址和遗物，但是青铜时代的文字石刻毕竟是凤毛麟角般的稀少；中国的碑石文化，是建立在铁器工具广泛使用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铜铁工具时代的变迁，也伴生了中国碑石状况的历史变迁。

    --（点评）看看所谓古埃及和两河文明3000年里的石刻，果然很多很好，那为什么要用晾干的泥板来刻写宝贵的文字呢？
    石刻多方便容易啊！
    泥板还不平整，还要用专门的木架存放以防变形，晒干是不行的，要开裂；受潮也是不行的，变糨糊了；所以就有外敌入侵，一把火把泥板烧成了陶片？
    问题是欧洲专家说烧了好几次，间隔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哈哈。
    那其它地方的泥板呢？
    这就和某些民科说秦始皇陵兵马俑是项羽一把火烧出来的一样的荒谬。

    要雕刻碑石，首先得要有碑坯石材。
    从现代还能看到的人工开山破石的情景可知，首先要在山岩体（或者较大的独立石体）上凿出一组小孔洞，往孔洞里塞进金属的楔子，然后不断用重锤撞击那些楔子去撑胀小洞，直到在小洞之间因撑胀而形成裂缝，裂缝使得一块石头从岩体上被凿离了下来，较为规则的石块就作为后续加工使用的坯料。
    如果想获得尺寸大一些的石头坯料，则是尽可能选择尺寸相当的独立石体，用斧凿一类工具逐次剔除表面不规则的凹凸，修整成为形状规矩的石料。
    一个极限的实例是，北京故宫保和殿后阶上那块巨型的蟠龙石，其说明牌表明取自京郊房山县里的“石窝”。

    显然，要能制作凿小孔洞的凿子、撑胀石孔洞的楔子，提供撞击力的重锤，都需要高的整体硬度（不能在受力时自己首先变形）和较大的韧性（不能在反复锤击时，用几下就轻易破裂折断）。

    依据克石工具的服役条件，可以分别来讨论西汉炒钢技术之前的若干种金属工具的服役状态。

    ①用来克服岩石的青铜工具，其硬度和韧性都较低。

    ②块炼铁工具硬度低韧性好，若做成凿子或者楔子却很快就卷刃或者被挤瘦变形，挤不进孔里去。

    在块炼铁阶段，祖先们也发明了冷作硬化的技术，就是把有韧性（低碳钢）的铁块在不加热的状态下锤打，让其冷变形。
    比如把一段平头的铁棍冷打成尖头的凿子。铁块在冷变形的同时，自己变硬也变脆，称作“冷作硬化”；今天如果要冷折断一截铁丝，在反复弯折的过程里，就可以实践和体会到这种冷作硬化，直到铁丝被弯断。
    科学考古出土的西汉诸侯王陵里，就有冷锻的凿子。这种低碳钢冷作硬化的效果，不如后世中碳钢淬火硬化的效果好；冷作硬化的凿子尖头，脆性也比钢淬火回火之后的脆性大，尖头很容易折断为钝头。

    ③铸铁脱碳钢，需要把铸铁作繁难的高温扩散退火才能得到，视铁基里的含碳量，中碳钢基体的铸铁可以淬硬，低碳量的淬不上火；含碳量适中并且锻打得好的铸铁脱碳钢制凿子、楔子、锤子，可以在开山破石的工程里发挥作用。
    但是铸铁脱碳钢如果要获得一套优质的锤子、凿子、楔子工具，在战国和西汉可能并不容易。因为它牵涉到冶炼技术的波动、退火脱碳的热处理技术的波动、锻打技术的波动、锻后淬火的波动；以至于优质的凿子、楔子和锤子能否恰好完美地巧遇在一起；这些众多因素里的有利方面全部汇集在一起的概率太小了。
    于是，具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现象是，有这些技术的出现，但却还不是普遍应用。

    ④生铁直接做成攻石的工具咋样？
    这种材料高硬高脆，可以做较粗壮的楔子、锤子，但是不能做凿洞的细长凿子，更不能做钎子（一种长杆的凿子，凿深孔，比如今天打孔装药炸石）。生铁的凿子一旦打折了尖头，要重新磨出尖来，很不容易。

    ⑤只有炒钢技术成熟普及之后，才获得了含碳量能人工方便控制的钢铁，才较容易地得到可以锻打成形可以淬火硬化的钢制工具，才获得了攻克岩石的较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特别是（后来碑刻里铲刀和刻刀的）含碳量较高的工具钢，只能是在第一次冶炼获得高碳的生铁之后，再第二次炼钢才好控制碳量。这就是现代钢铁冶炼采用的两步炼钢法工艺基础。

    ⑥具体到克石工具与中国古代碑刻状况的讨论时，还要再增加一个技术因素，就是在普通石作的工具之上，还要有能平整碑面的铲刀，要有能精雕细刻笔画，表现书写风格的刻刀。
    铲刀刻刀除了要求强度硬度韧性的良好配合之外，还要求“刃磨性”，即能方便开出较锐利的刃口，才好铲光碑面，才好刻出笔画。
    这些专门碑刻刀具，是由从事文字石刻的工匠们在实践里逐步从通用工具改进和发展出来的。
    文字碑刻工匠的出现以及刻字专用刀具的出现，使碑刻从普通的石作行当里分离了出来，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表现中国碑刻文化的分支。
    碑刻工匠队伍的逐步形成，与碑刻专业工具的形成，是相生相伴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演进；它们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是西汉时代开始出现的炒钢技术和炒钢材料。
    但是，刻碑的工匠人才与刻碑的专用工具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实践里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具体表现就是直到东汉年间，文字石刻才逐渐多了起来。

    --（点评）俺就不一一点评了。上面这段论述已经表明，欧洲所谓古代文明体系中是否存在如中华这样传承有序的技术源流，至今还是一个充斥着外星人传说的白日梦。
    欧洲那些外表光鲜的所谓石头建筑和文物，很可能建筑在一个虚幻的基础之上，仅仅是19世纪以后如俺前述的那些“创造性仿古”的伪造旅游景区。

    由于战国和秦代开山破石的工具条件限制，甚至在世界著名的秦始皇陵工程里，现在能发现的石作工程和石头制品都很少。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橱里，有秦代的大型空心砖，博物馆的说明牌介绍是秦宫殿台阶的踏步。
    从砖瓦的烧制技术角度来说，秦代能烧出横剖面那样大的空心砖，其砖瓦技术是相当先进的。
    但是，从古代中国的建筑工程角度来看，特别是把中外文化作对比研究来看，以大型空心砖来做宫殿台阶的踏步，那或许就有秦代的石作工程因工具的限制而无法采用石质台阶这种技术因素的没奈何——后世，在有了石踏步之后，很少再有空心砖踏步了。

    从古代遗留下来的石作工程和石作器物来看，早期的石作工程多半是选择较易施工的沙岩和石灰石。
    如春秋时代“勾践藏兵洞”就是在沙岩山体上开凿出的巨大岩窟，青铜工具可以对付砂岩[4]。
    青铜工具和早期铁具如果要用来攻克坚硬的石头，那必然是用大量磨损消耗工具本身和滥用工匠的体力，以极低的工效来勉强施工，这就是许多文献里记载一个帝王侯陵墓要数万人或者数十万人劳作几年甚至几十年，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

    --（点评）这里要吐槽一下欧洲伪造古迹时候的那些烂砖头，冒充古代的砖也是要职业道德的，那些砖不是日久风化的形态，而是19世纪劣质工程的代表。
    所谓“勾践藏兵洞”实际上经专家论证属于“唐宋至清初之时的采石场”，后面会有具体引述。
    该文涉及金字塔，问题又来了，金字塔的建材究竟是什么！在此，俺用的是感叹号。

    5-1 秦石鼓

    中国现有的最古老的文字性石刻，是在坚硬的石头上，用当时的工具（青铜？块炼铁？生铁？）凿刻出细而浅的文字笔画。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厅里，能见到一只半秦石鼓的复制品。其中那半只石鼓是在宋元的战乱里再度失落民间，被人截去上部，凿掏成为石臼，破坏了珍贵的先秦刻石。

    石鼓不是从岩体上开凿下来的石材，而是先民选用了独立的河床石块来制作，避开了艰难的采石和对采石荒材的表面加工。
    石鼓上的文字字形，是用坚硬的尖锐工具在石头上刻出笔画凹槽，而石鼓表面仍然保留着石头的自然外表状态，不像后世的碑刻要对碑面作精细的平整加工。
    笔者认为，这些都体现了刻制石鼓时代克石工具的简陋。
    如果再把另一只后世掏凿石臼留下的粗壮凿痕与石鼓面上的字形笔画比较，更可看出后世的斧凿留下了强劲的克石线条。
    由于先秦时代坚硬的尖锐克石工具的稀少，使得先秦的一些人们虽然有了刻石纪事的这种想法形而上，却不能实施大量地石刻纪事的形而下，迄今仅只发现了石鼓和河光石、诅楚文等为数很少的，利用天然石头简单刻字的先秦文字石刻遗物。

    --（点评）与此相反，在所谓青铜时代直至早期块炼铁时代的所谓西亚北非文明区域，却对各种石材进行了全面的精细平整加工以及刻字与雕刻。工具才是基础，工具呢？

    在长期对石鼓制作年代的争论中,或认为作成于春秋,或认为作成于战国,争论不绝。
    我从中国科技史中的冶铁史论证,得出石鼓必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结论。
    我对石鼓文中十首诗的多角度分析后,认为石鼓诗与《诗经》中多篇诗作的对比,其格律、词汇、音韵及所述社会风情,确属春秋时期的秦诗无疑,但石鼓的制作,则是战国。
    多位先师和今贤,都把石鼓文诗作和石鼓制作年代误认为同期,并把十首诗文之作,当成属于某次狩猎、祭祀、工程建造等的一种连续行为的记事之作。这更是误解。
    十首诗的内容,所反映的季节气候各异。各诗所写的季节大不相同,是完全可以从诗中的内容论定的。
    石鼓的制作,则必于战国而绝非春秋时期。对这个制作断代的问题,多位先师今贤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这就是制作石鼓的工具是什么?
    石鼓的基材是由石英和长石晶体组成的花岗岩。在这种高硬度的基材上镌刻文字,且要不失软毫书法艺术所展现的神韵,是有极大难度的。
    为此,我请教于当今多位镌刻碑石的匠师,皆曰:这要比一般温润石材难度大,没有钢钎工具是绝不可行的。

    --（点评）秦石鼓为当地河谷里的河光石，大小近似，但尺寸明显差异，基本无人工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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