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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0页]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首页上一页[9] 本页[10] 下一页[11] 尾页[16]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我国的冶铁史,随着考古工作中不断的新发现,从而把我国的用铁和人工冶铁的技术时代,不断上溯。
    商周时期已发现多件陨铁刃铜钺和铜戈。陨铁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铁工具的技术价值远高于铜,并且启迪了人们对冶铸地球上矿生铁的寻觅。
    河北台西村商代后期遗址中曾发现了“十几块残铁渣,经鉴定其化学成分为Fe3O4及FePO4,并无陨铁中特有的镍(Ni)。我于1981年撰文预测,我国人工冶铁工艺技术必自西周中后期开始。有幸此预测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90年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出土了一件由块炼铁锻造的铜柄铁剑，它证明我国人工冶铁史的开端应当更早。

    --（点评）那时候还不知道甘肃一带的最新考古成果，人工冶铁已经可上溯到3500年前，与所谓的赫梯冶铁相当，但前者属于锻打渗碳钢，后者，呵呵。

    由于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从固体状态被木炭还原的产物，所以质地疏松，还夹杂有许多来自矿石的氧化物，例如氧化亚铁和硅酸盐。
    这种块炼铁在一定温度下若经过反复锻打，便可将夹杂的氧化物挤出去，机械性能就改善了。
    从江苏六合县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条，就是块炼铁的产品。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丸，洛阳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铁锛、铁铲都是生铁器物，这证明在块炼法的同时，我国已出现生铁冶铸工艺。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第27号出土铁刃铜削(M27:391)和铁刃铜戈(M27:970)两件铁器是自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4]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5]出土西周末~春秋早期铁器后的中原地区又一批年代最早的铁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春秋时期,我国冶铁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提高。
    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锻造铁器也是以块炼铁为材料。一部分出土的春秋铁器，以武器为主（戟、剑戟、弓箭头、铁匕首、铁斧）。礼器（刑鼎）、农具（铁锄、夷、斤、斸、铁臿、铁镰）、工具（铁削、铁条、码子）、日常用具（环形器具、铁丸）次之，数量较少。

    考古资料显示,此期秦国的冶铁业处于领先水平。
    这从甘肃天水秦西陵春秋早期秦公大墓出土的多件铁器,甘肃灵台春秋秦墓所出铁器,凤翔秦景公墓所出铁器,以及宝鸡市区春秋晚期秦墓所出铁器可以证明。
    其中尤其是1992年宝鸡益门二号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金器、铁金组合武器最能使人感到震撼。此墓一次出土金器重达三公斤,成为中国考古中同期墓葬出土金器之冠。
    其中20余件金柄铁剑和金柄铁刀,成为同期墓葬出土铁器之最。

    我说:“这种惊世的出土,标志秦国在春秋时期冶金冶铁技术处于各国之冠,标志秦人对铁的技术价值的高度认识。恩格斯把铁器时代的到来,赞美为‘英雄时代’,这个秦墓中的惊人发现,可以证明,秦国在春秋晚期,已步入了英雄时代的门槛。”

    --（点评）“考古资料显示,此期秦国的冶铁业处于领先水平。”某些冷吧的资料对中华的冶金技术史和考古学进展一无所知。
    --秦兵马俑坑里的四万多件青铜兵器，具体的种类分布是哪一种最多？为什么留存只是这么点？提示，有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的。

    战国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完全步入人类的“英雄时代”。从河北易县武阳台村的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中曾出土79件铁器，经分析鉴定，它们的大部分都是由块炼钢锻成的，这证明至迟在战国后期块炼渗碳钢的技术已在应用，块炼铁质柔不坚，块炼钢虽经渗碳处理，变得较坚硬，但在生产上仍嫌不足。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又摸索出块炼钢的淬火工艺，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块炼钢的机械性能。上述燕下都出土的锻钢件，大部份是经过淬火处理的，这又表明在当时，人们对淬火工艺也较熟悉了。
    1992年,我依据当时的考古资料统计,显示出战国七雄中秦、燕两国的冶铁业规模最大、技术最高。特别是秦国,使冶铁业成为国家的专利事业后,并专设官职从事冶铸的管理。太史公司马迁的先祖,曾为“秦之铁官”。《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左采铁”、“右采铁”的职官名。《墨子·备城门》作品,早已为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考订为属于战国秦的杰作。其中记载有多种守城的铁制武器。陕、甘两省中凡属战国时期的秦墓、秦遗址,必出铁器,成为考古界的共识。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高碳钢。1965年战国燕下都的22号、44号两墓共出土各类铁器143件。从选出的多种铁器所作的金相分析,证实已有用块炼法得到的海绵铁,施以增碳和淬火技术,制成了高碳钢。比燕国冶铁规模更大、一直处于技术领先的秦国,掌握高碳钢的冶铸工艺,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已知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先后掌握了冶铸钢铁的技术工艺,燕国铁器有幸于后世得到最先化验。
    碳钢的成熟,再加上可以使金属工具增加硬度强度并能防腐蚀的淬火技术,使人们才可以拥有对石材作镌刻的锐利工具。秦人制作石鼓,必是战国时期掌握了钢质镌刻工具之后而为之盛事。石鼓的制作,也恰好作为秦于战国时掌握了炼钢工艺的“石证”。

    --这是彭曦教授等几篇文章节选。

    5-2秦刻石
    秦始皇留下了六通歌功颂德的碑刻，其后，秦二世在始皇的每件石刻侧面又加刻了新的文字，这两位皇帝的刻石留字，明确是要永传后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刻石颂功风气，经由始皇开刻，二世跟刻的秦代石刻，却由于秦王朝的短命突亡，没有延续下来。汉高祖刘邦就不喜好颂功了吗？笔者认为，他君临天下之后返乡祭祖，在乡亲面前足够的威风和荣耀，所作《大风歌》要自己家乡的小儿传唱，正是一种显然的喜好颂功举动（也是中华文化里的“人之常情”吧，“光宗耀祖”的说法，就显示了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普遍意识，也是中华碑刻文化形而上的渊源之一）。所以，始皇汉高两者追求歌功颂德的方式不同，除了个人的具体性格差别之外，还共同受到秦代和西汉初年刻碑工具技术条件的限制——秦始皇举全国之力，颂功扬名的碑刻也就只有六石；汉高没有勒石树碑；两者都是因为文字刻石的工具太不易得了，刻碑留名还没有成为秦末汉初首先就能想起去做的念头。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为统一文字而写下的标准字样范本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未能刻记在石头载体上流传后世——历史文献里没有关于“三篇”刻石的记载；后世看不见“三篇”刻石。此实未为也，非刻后毁损之故。至今，无从看到当年统一文字的具体标准范本；秦人还没有从刻石颂德的单方面意识，扩展到多方面的刻石留字、刻石留史的意识。遗憾当作范本的“三篇”没有刻石，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了，不是那回事。笔者只是想以这个最极端的事例来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的哲学原则——人们的思想意识是逐步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在不具备大规模刻石留字的社会性技术条件时，不可能产生大规模地刊刻碑石的社会性思想意识。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司马迁记述：“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太史公的这则史料表明，想在石头上刻字以求字迹牢固长久的意识，在秦代在司马迁时代都有；但是能实现这种意识的技术条件，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都还不普遍具备。读这则史料还使笔者获得了一种看法——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民间没有了用来打仗的（铜）兵器，以致陈胜起义后，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是，不属于兵器的铁制工具可能不在被朝廷没收之例，敝弱的黔首之民采用了自己手里的铁工具，在陨石头上刻下了对暴君的诅咒。

    --（点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先进钢铁技术西传之前，欧洲所把持制造的那些文明，早已形成了石刻的意识和文物佐证，却忘记了工具才是这一切的基础。

    5-3西汉石刻
    袁维春先生的《秦汉碑述》[7]是一部碑石专业方面的学术力作，广泛地搜罗了所能得到的秦汉存世碑石和碑帖。
    在这部专著里，西汉留存下来的刻石只有八方，此外还另有一方砖刻。
    新莽天凤三年（AD16）的《莱子侯刻石》是八方西汉刻石里一方保留较完好的刻石，那已经是西汉的末尾期。
    刻石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为天然长方形青灰色水成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共35字。字行间有界格，文外有边框和斜线。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
    文字是刻在天然石块的表面，文字笔画的刻痕与旁边的栏线、四周的斜线是同一种尖锥型刀具刻出的。
    文字笔画的形态，与秦石鼓上笔画的形态相似，但是字形的大小、笔画的宽度和深度都比秦石鼓的大。
    这显示出，莱子侯刻石还没有专门刻文字笔画的刀具，刻石的尖锥比刻秦石鼓的尖锥强劲。
    西汉末的莱子侯刻石，字形是笔画平直的隶书，刻字走刀比秦石鼓文那种笔画圆弧的篆字方便。
    假设，即使是用与秦石鼓相同的刻石刀具来刻莱子侯石，隶书字体会比篆书字体刻得清晰有力。这是文字形态与文字技术的另一方面关系。
    莱子侯刻石的表面，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平整性修饰，保留了石块的自然表面（似乎也是一块“河光石”）。
    这也说明西汉末年还没有普遍使用专门平整文字刻石表面的刀具。

    --（点评）那么欧洲所谓的古文明，其石刻发展的轨迹呢？工具技术发展的文物考古佐证呢？
    --当然，某些慕洋分子一看到欧洲专家的论文、牧师的小册子和高耸入云、光鲜如昨的所谓古建筑，就已经五体投地了，智商在它们的体内没有容身之处。

    5-4东汉的碑刻
    东汉时期中国正式形成了碑石文化。这在存留下来的石刻遗物方面，有下列具体的表现：

    ①石刻的数量空前地增多。据一部大型的《中国碑文化》著作介绍，“目前散存于全国各地、经专家鉴定确认的东汉碑刻有230余种。”[2]（P77）

    ②石刻的种类增多，特别是出现了摩崖石刻这种崭新的文字形式。摩崖石刻是一种镌刻在山崖表面的巨型刻石，它的出现，是几方面技术进步的综合表现：
    其一，书法艺术的进步成熟。出现了能书写大号字体的书法家；而能写大字，又是社会能提供粗壮的毛笔以及宽大的（包括练大字的）载体作为物质基础。
    其二，文字载体技术的进步。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技术，使得书法家能把自己的优美字样写到纸上，再较方便地把纸上的字样转移到山崖石上。
    其三，刻石工具的长足进步。显然，摩崖刻石不会选择易于风化的砂岩，往往是坚实历久的花岗岩一类，如果没有强劲锋利而结实耐用的刻石刀具，不可能在山崖上去镌刻很大的字。
    摩崖文字石刻比起摩崖造像石刻，艺术难度、技术难度相对要容易一些，所以在古代，文字石刻比造像石刻要先出世，也比石刻造像容易普及和流传。
    2008夏天笔者考察了2004~2005年建在西安大雁塔北广场一组仿唐石阙，那是红色的砂岩石料雕造，仅几年时间在西安的当前气候条件下这些砂岩浮雕的基体已经有普遍的裂纹，造像出现了风化。砂岩雕刻易加工，但不易保存，所以在出现了能克硬石头的工具之后，在内地就很少再有砂岩刻石的文字或图像作品。

    ③刻碑石记事的形制逐渐正规化定型化。从早期碑石仿照下葬的木质碑具，到那种圭首（或平首、圆首）有穿孔形式，东汉逐渐出现了专为刻石记事的碑版形式，除了碑版的记事主体之外，还增加了碑额、赑屃碑座等附加物。

    ④碑刻成为了保存经典文献的版本标准和字样标准。《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把经书刻石，用石刻的长久性来保持经书文字内容的标准化和文字字样的标准化。
    在熹平石经之后，曹魏年间又刊刻了《正始石经》，每一个字刻出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
    笔者认为用三种字体来刊刻碑石，除了强调经书的文字内容，而是更着重于字体的标准化，特别是提供了“古文”和篆字的标准字形；《正始石经》的经典规模也没有《熹平石经》的规模大。这是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的不同之处。

    ⑤除了在石板上镌刻文字这种形式外，还有大量的图画刻石，这就是有名的东汉画像石。
    此外还有石头雕刻作品，象霍去病墓旁的一些石雕像。
    客观地说，用石头来表现图像艺术的难度，比表现文字艺术更加困难，特别是石头的圆雕。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霍去病墓石刻，算是古代中国石雕艺术的早期作品，那组刻石的造型都很简单粗犷。
    笔者以为，这也反映了汉武帝时代的钢铁克石工具正在起步；同时，只有在有了能在石头上表现艺术的刀具之后，才有可能去开始探讨和发展石刻艺术。
    霍去病墓石雕，正表现了克石刀具开始用于石头艺术造型的初期情况；石雕就是这种初期情况的“定格”式记录。
    石头雕刻艺术造型在钢铁克石工具较大发展，以及石匠技工逐渐积累和掌握了石头造型经验技巧的基础上，在东汉年间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
    顺便说一下，霍去病墓前那座《马踏匈奴》的石圆雕，马的身躯之下没有象后世的马雕那样掏空，而是巧妙地把匈奴踏在马下，避免了很大的掏凿石头劳作量，而且还赋予了雕刻作品以社会上层和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压倒匈奴形象。
    这是石雕匠师的才华！是千古不朽的作品。

    --（点评）那些所谓的古埃及、古波斯摩崖石刻，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作品？其工具基础呢？
    --19世纪中叶，英国青年军官罗某对贝希斯敦摩崖石刻铭文的发现和破译，都是满满的套路，下面还要补充说明。
    --霍去病墓石雕，后面还有专文论述。

    贝希斯敦摩崖石刻铭文

    横穿伊朗西部高高的库赫鲁德山脉，有一条沿着从米底古都，有着七重城墙的厄克巴塔纳，通往上古中东文明的明珠巴比伦城的商道，在距厄克巴塔纳（今日的哈马丹）以西约65英里，距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以东约30英里处的Bisitun村边上，距地面高约105米的绝壁悬崖上，就铭刻着大流士王的这篇不朽的纪念碑文。
    当初大流士王选择这里作为铭文的雕刻所，是因为这里有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是交通要道，贝希斯敦山崖控制着克尔曼沙赫往东的必经之路，从米底通往巴比伦的商道在古代在此通过；第二，这片山崖之下有一眼终年不竭的清泉，自古以来就成为过往行旅的歇脚打尖之地，人们在少事休息之时一抬头就会看见山崖上的铭文。第三点，也是大流士最在意的一点，这里的山崖险峻之极，人迹极难到达，因此也就不会有人破坏这个重要的文件。这眼泉水使得这个地点在商客和行人中变得如此有名，使得它的名字在迪奥多卢斯·斯库卢斯在他的伊朗史中都有提到，相应的希腊语字母是“tau-omicronbeta-alpha-gamma-iota-sigma-tau-alpha-nu-omicron-nuomicron-rh
    o-omicron-sigma”发音大致为“tobagistanonoros”也就是“Bagastana/Bagistana”，意思是“诸神停留之地”[见地图]。

    --（点评）交通要道，泉水，有名，说明这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么这个看得到摸不到的石刻一定会流传万里，旅客多，一眼即见，又没法留名到此一游，还不出名？
    --问题来了，高高在上的异教徒的石刻偶像和文字，对一千多年里那些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是什么概念，既然当年能爬上去石刻，历代就没有一个爬上去破坏的？
    --还有石刻和工具的致命问题，看石刻照片，刻痕如新。

    这片受到诸神祝福的地方在大流士的帝国破灭以后几乎就再无人提起，那篇内容震烁古今的铭文更是被诸神与众人所遗忘。实际上自17世纪这块碑文被欧洲派往伊朗的使节重新发现以后的数年间，人们苦于无法得到其拓片而无法研究其内容。

    --（点评）是吗？后文可见，外来户英国军官以及当地小儿也是可以凭借简陋的工具攀登的，谁来解释？

    1835年，大英帝国的势力正如日中天，根据一项协议，一小拨驻守印度的皇家军官被派来伊朗，训练军队。其中有一位中尉，名叫亨利·克莱思维克·罗林森(HenryCreswickeRawlinson)凑巧被派往克尔曼沙赫的总督身边作为军事顾问。这位中尉并不是19世纪的腓特烈，对于训练军队不是很感兴趣。

    --（点评）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这小子10来岁就去印度受训成为军官，如今20出头的毛头小子有什么基础呢？

    凑巧，他在印度的时候与当地的波斯教徒有过接触，懂波斯文，也见识过《阿维斯塔》，此后在从德黑兰前往克尔曼沙赫的旅程上又见识过路边上厄克巴塔纳的遗迹，反正他能认出来Darius用古波斯文怎么写。另外的说法：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语言、历史学者，而且还正在学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

    --（点评）19世纪的波斯文字，印度有十余万祆教就是拜火教徒，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古代波斯文字有什么关系？还有《阿维斯塔》！他能认出来Darius用古波斯文怎么写。把19世纪的波斯文字和2000多年前的古波斯文字如何联系？发音如何传承？
    --萨珊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被称为南巴列维语。巴列维语文献在伊朗各地甚至在中国境内都有发现。当代普通伊朗人已读不懂巴列维语，只在伊朗大学中讲授。巴列维语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文献绝少。
    --中古萨珊波斯文字的唐代汉字双语墓志铭那时候还没有出土，欧洲可以随便编，1950年代以后，从德国到日本专家，谁敢说自己破译了钵罗婆文字？后面还要扒皮波斯文字和伊朗文字的问题，无耻的欧洲啊！后面的说法和商博良可以媲美了。问题是，这几十年来欧洲这样的天才呢？都死光了？

    罗林森对楔形文字的兴趣始于1835年，那时为了尽军人之职他去了波斯小镇比里斯屯。在那里，他听说附近有石刻，出于好奇，就跑去瞧了瞧。这一瞧使他惊讶不已，面对一面三百四十英尺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罗林森惊得目瞪口呆！石刻描述了古波斯国王大流士准备惩罚那些叛乱的诸侯的故事。人物像四周及下方用三种楔文语言描述了故事，大约有一千二百行字。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致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端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

    --（点评）原来罗某已经提前破译了，这就是波斯大流士的铭文！所以后来破译时就是拿着这些19世纪英语发音的所谓古代人名去凑译的，时间的流逝，语音的变化，族群的差异，在此毫无踪迹！
    --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这在19世纪，也是一个大工程。提示：工具！

扎格罗斯山脉基本上由石灰岩和页岩构成，山脉西侧坡度大，降水较多，侵蚀强烈，峡谷基部可见裸露的石灰岩层，为一壮年期地貌。山间多宽阔的谷地和盆地，受西来气流的影响，降水稍多，为伊朗农牧业区。山脉西面的河流穿过四面皆山的平原或沟壑，长年流量很大。山区的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40吋)。

--（点评）插一段地质介绍：问题来了，如果该摩崖石刻是花岗岩等火成硬质岩石，其年代很可能是钢制工具普及以后，最多也就是萨珊波斯时期，从中华传播过去的工具。如果是石灰岩和砂岩，2500多年的露天石刻，看上述的降水量，这不是新作品么！

罗林森意识到，这些石刻文字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于是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冒着生命危险，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抄写石刻文字；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

--（点评）问题来了，历史上来来往往的商旅们早已把信息带到四面八方，居然没有人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去看看，虔诚的教徒也天天瞻仰着异教徒的偶像，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雕像是谁，除了初来乍到的欧洲。

    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至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个音节符号。
    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
    而最难到达的部分就只好出钱雇了个库尔德男孩，用绳索将他吊上悬崖去代抄。
    此后他在克尔曼沙赫逗留期间主要的精力就是——获得铭文拓片和破解铭文。
    为此他几乎将命送掉，1844年的一次攀登使得他差点从百余米高的岩壁上摔下来。
    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
    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

    --（点评）库尔德男孩也可以上去，人迹罕至是谁说的？
    到底是摹绘，还是拓印？
    这需要花好几年？
    组织一伙人秘密开凿刻字倒是需要这些时间的。

    当他抄完石刻全文时，他已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研究楔形文字的秘密。
    为了解除沙漠的炎热之苦，罗林逊创造了人造瀑布。
    在凉爽的瀑布下，脚旁伴着他的小宠狮，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三种楔形原文。
    很快，他成功地翻译了古波斯文；可是对另外两种文字却困惑不解。

    --（点评）原来如此，就是英国领事编造的个人考古发现轶事啊，凭什么当领事呢？
    不务正业就去抄录古代文字的年青军官？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猫腻？
    人造瀑布，小宠狮，前面组织人力开凿加刻字的基础就在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几年时间里，罗林逊又成功地突破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
    这就是巴比伦语，它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是一种起源于美索不过米亚的文明语言，罗林逊发现，它不仅是古巴比伦语，也是亚述语。
    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
    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
    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
    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
    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

    --（点评）这就是耶经考古学，都是旧约里的名词，全是套路，如假包换。关键是闪语的定位，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上古语言，就这样拉郎配了，不然怎么破译啊！

    贝希斯敦铭文末尾提到的“此外尚有一雅立安文手卷，书于泥版与羊皮纸之上。”。

    --（点评）石刻都如此厉害，要泥板干啥？还雅立安文！大流士一世（DariusItheGreat），波斯帝国君主（前558～前486）。
    在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帝国的欧迈尼斯二世(公元前197～前159)时期，帕加马人因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纸而被迫发明羊皮纸。哈哈。

    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使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后直到1852年，几乎全靠这位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的学者的努力，现代学者才终于有了一份完整可靠的铭文拓片。

    然而，第三种文字仍在继续困惑着楔形文字学者们。学者们最终认为它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伊拉米特语。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奥卜特于1869年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又由包括伊拉米特人和巴比伦人在内的民族继承使用。
    当代的学者们认定奥卜特的推论正确。
    苏美尔文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是楔形文字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点评）缺乏可靠的考古佐证，蓄意的伪造倒是汗牛充栋。动机就是欧洲中心论。

    “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琢磨俺还是工地搬砖的呢，也没个爵士啥的头衔。论及对古建及建材的了解，这位造假爵士能够重生的话，在俺这儿能过第一轮面试么？

    所谓贝希斯顿铭文的问题，作为伊朗西部地形雨富集区，年降水量可达1000毫米的交通要道旁边的石灰岩摩崖石刻，字迹和人物边缘根本不是近三千年前留存下来的风化痕迹，石刻裂缝间现在可见渗水痕迹的。

    何况“在过去的诸多世纪当中，许多旅游者曾看到这些图案和文字但却不明白它们的意思。有一种传说认为这是关于参孙和他的遭遇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学生。”

    俺说过，这不是旅游通道，这是最重要的商贸交通道路！
    一千多年以来，无数的一神教武装力量经过，居然对一处异教偶像雕刻和大量异教符号无动于衷！
    这可是连当地小男孩都可以爬上去撒尿的地方啊！

    当罗林森将他的成果公布于众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些其他学者的帮助，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爱德华·辛克斯的爱尔兰神职人员、一位名叫福克斯·塔勒波特的著名的摄影投资商以及巴黎的J·奥伯特。他们在承认其释读基本正确的基础上，在许多细节方面进行了精练和完善。
    历代学者所未能领悟的神秘的楔形文字真的被释读了。这对于拥有大量名人专家的学术界来说似乎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其中有著名的法国闪学家欧内斯特·雷南。他认为罗林森和他的同工们成为了自欺的受害者。

    于是塔勒波特建议由皇家亚洲学社将一份新发现的、未知的楔形文字的副本分发给不同的楔形文字专家进行独立的翻译工作。
    这一试验于1857年展开。
    当罗林森、塔勒波特、辛克斯和奥伯特的含有各自译文的密封信封在英格兰最著名的学者们的面前被打开时，人们发现这四种翻译的内容本质上完全相同。其中只有细节性的差异。这是翻译中极为常见的事情。
    这一试验向所有的怀疑者证实了楔形文字的释读已成现实。

    --（点评）俺多次说过这个无耻的所谓试验，一个新技术投资的老板牵头游说，自己带头，还有牧师，摄影投资商，军官，还都是号称古文字学者，事先串通一气，然后所谓新发现的玩艺还是副本，最后果然搞定，这场戏实在是拙劣得可以了。
    关键是其后，皇家亚洲学会，这个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所谓学术机构就一手宣布该符号被英国佬“破译”！
    这已经不是学术判断的武断和作假，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性洗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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