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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连载）[第180页] |
| 作者:总老师麦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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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二 徐温还有五个亲儿子，但一来他们年纪还有些偏小，二来徐知训的教训让徐温有了一朝被蛇咬之痛。硬从他们中间选一人扶上去，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徐知训？看见井绳已有恐惧感的徐温想想，还是等他们长大一些再说。在此之前，养子徐知诰的表现确实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并且又懂礼又孝顺，做事也比较让人放心，那就让他先干着吧。 于是，徐温接受徐知训死后扬州出现的新现状，徐知诰被任命为淮南行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等要职，接替徐知训，主持吴国中央的日常工作，从而非正式地坐到了徐温继承人的位置上。 至于徐知诰高升后空出来的润州，徐温改由自己的四儿子，与徐知诰私交最好的徐知谏接管。 处理完这些善后工作，徐温返回金陵，吴国的政治格局，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首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吴王杨隆演和扬州的文武官员们，他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与从小娇惯，嚣张跋扈的徐知训大不相同，以养子身份长大的徐知诰早就习惯了低调做人，现在虽然已身居高位，也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在名义上级杨隆演面前，徐知诰必恭必敬，面对下属，徐知诰同样态度谦卑，给与他相处的几乎所有人，都能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要当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当然不可能仅仅靠讲文明懂礼貌。徐知诰在扬州当政后，以宋齐丘为谋主，很快在其权力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政，促进的江南经济的大发展，使中国经济重点南移的趋势加速，从而羸得了吴国朝野上下真正的赞誉。 徐知诰新政的有些内容是比较常规的。如他以身作则，励行节俭，选贤任能，宽大施政，杜绝请托等。这些做法在古代很多负责的执政者都干过，并不出奇，真正让徐知诰有资格迈入古代优秀政治家之列的举措，是他对吴国税制的重大改革。 要想真正理解徐知诰、宋齐丘发起的税制改革，需要涉及到一点儿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了解中国从李唐中期到赵宋前期，出现的一个非常奇异的，可能让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经济现象。 唐朝的基本税赋制度，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的基本特证，是土地国有，国家以每个成年男丁为基本单位，将国有土地授予民户，在男丁死后收回（但不是完全收回，其中五分之一称为“永业田”，男丁可传给子孙）。然后，国家根据授田纪录，向民户征收相应的粮食（租）、无偿劳役（庸，如无劳役也可用绢帛代替）、绢帛（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由于征收标准以实物计算，征收的也是实物，故租庸调是一种典型的实物税。 但到了唐中期以后，租庸调制渐渐难以维系，首先“永业田”的存在，就必然使国有土地越来越少，何况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渐老化，对于豪强们多占土地，不按规定退还土地，也越来越束手无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而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按制度规定所需的授田数量不断增加。这一减一加，国家再也没有能力按规定给新出现的男丁授田，最终使租庸调失去了它存在下去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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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知训死后，徐温之所以仍不留在扬州的原因，个人认为：与他此前离开扬州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以便实现自己死后权力的平稳过度。 徐知诰确实不是徐温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他肯定还是更想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徐知训的教训又让他不敢轻易决定。如果自己的亲儿子没有合适的，那徐知诰也算是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候选人。 从此后徐温的表现来看，他一直在让不让徐知诰接自己的班，还是换成自己亲子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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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三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货币化程度提高，征收实物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不论征收成本，还是运输、调配、使用，都远不如直接收铜钱来的方便。在以上这些因素作用下，唐德宗时的宰相，经济学家杨炎对税制进行重大改革，推行了两税法。 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的最关键的改变有：一、不再坚持土地国有，承认土地私有，国家也不再负担给成年男丁授田的义务；二、税收的基本单位由男丁改为田亩，占有土地多者多交税，少者少交税，税收负担与财富挂钩；三、征收的计量标准，由原先的实物改为铜钱，换句话说：以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当然，两税并非只收钱，对于没有铜钱的，也可缴纳与征收时与铜钱市场价相等的实物代替，以便能够方便的变现。在两税法实施初期，基本物价较高，号称“钱轻物重”，百姓也乐于交钱。 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实现财富合理调配与交换的最有效率的工具。所以毫无疑问，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肯定是经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两税法一经施行，也确实证明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好制度，不但大幅度提高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收入，而且因其将税收与财富直接挂钩，也合理分配了民众的负担，对广大的下层百姓也有利。但是，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两税法的一个副作用以此为起点，开始慢慢发酵。 官府收税时以收钱为主，那么当然要重视铜钱的质量，不能收些重量与成名不足的恶钱上来凑数，所以要严禁民间私铸恶钱，不然政府就亏大了。同时，必须保持铜本位的基本稳定，铜钱的价值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且市面上的铜钱必须有足够的流通数量，否则这套税收制度也没办法良好地运行下去，因此国家对铜钱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与此需求正好矛盾的是：唐朝金属铜产量的最高峰，在两税法诞生前的玄宗年间，之后，由于国家多事，对新矿源勘探不足，旧矿产地渐趋枯竭，铜产量一直在持续走低。不过，铜产量虽不高，但如果能物尽其用，也还够用。但一些内外因素的作用，使金属铜的短缺更加雪上加霜。 先说外部因素，唐宋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无疑立于世界的顶端，中国中央王朝铸造的铜钱也就稍稍类似于今天的美元，在东亚，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具有了一定国际货币的属性。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铜钱渐渐流入与中国有外贸往来的国家，某些时候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的主流货币。这就意味着，对中国铜钱的需求，不仅仅限于国内。但铜钱毕竟不是美元，它的铸造成本不低，古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外流，但实际上很难控制住。 内部因素就更要命，国家这有限的铜资源，最大的用户从来就不是国家的铸币产业，而是遍布全国的佛教寺院。佛像、铜钟、香炉，甚至铜柱、铜瓦，这些佛寺中常见的标配，件件都是用铜大户。而铜一旦进入了寺院，它就基本上退出了市场流通，沉淀下去了。佛寺越来越多，大大加剧了铜资源的紧张。实际上，此前唐武宗李炎发起的“会昌法难”，与此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显德灭佛”，国家铸币产业与和尚们争夺这不多铜资源，都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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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四 由于以上原因，国家的铸币量一直赶不上市场交易的需求量，而且缺口越来越大。表现在物价上，就是渐渐由“物重钱轻”变为“物轻钱重”。但为了维持以两锐法为核心的经济体系的基本稳定，国家又不能容许铜钱过度升值，否则大量只生产实物的民众，会因为交不起货币税而破产。 也许有朋友会觉得：铜钱又不是纸币，它不易磨损，古代经济的增长速度又没法与现代相比，即使每年投入市场的新增量小，但历年铸造加起来的保有量大，不应该出现太大的需求缺口。可惜，另一个新生产业使这一假设不再成立。 因为铜钱的升值被官方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渐渐产生了：虽然相较于谷物、纺织品等实物，铜钱在升值，但相较于系出“铜门”的其他“师兄弟”，像什么铜盆、铜镜之类，铜钱却在贬值。这种效应不断累积，到了后来，铜钱竟然成了最不值钱的铜制品，而且与其他铜器的差价十分惊人。 据《唐会要》记载，早在唐德宗统治末期，大臣张滂的上奏中就提到：每铸造一千个铜钱，要消耗六斤铜，而这六斤铜如果做成其他铜器，可以卖六千个铜钱！在如此巨大的差价面前，曾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几百年的，民间私铸恶钱现象完全绝迹，一个新兴产业：“销钱为器”，便应运而生。 所谓销钱为器，就是有相应技术的人（好在有这技术的人还不算多），将铜钱收集起来，熔化后重新制作成其他铜器出售，以赚取其中的差价。官府自然对民间这种做法深恶痛决，一再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就要严厉惩处！但你再惩处，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又如何可能完全禁得住？大诗人白居易曾感叹：“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稍乎？” 因此，虽然每年有新铸钱流入市场，但市场上的铜钱总保有量根本不会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一直要持续到赵宋中期，因铜产量的猛增和纸币的发明，才渐渐消失。市面上铜钱流通量的严重不足，导致了钱帛共同，和前文曾提到过的“短陌钱”现象。同时也害苦了不具备“销钱为器”这门手艺的，绝大多数普通纳税人。 就徐知诰改革前的吴国来说吧。吴国原来的税收制度直接脱胎于两税法，但因军费开支巨大，不得不有所加重，主要分为“亩输钱”和“丁口钱”两项。 亩输钱是土地税，它将辖区内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规定每年上等田每顷交钱两贯一百文，中等田每顷交一贯八百文，下等田每顷交一贯五百文。而且必须使用足陌钱，也就是每贯一千文不能短少。如果没有铜钱，也可以交纳市价相等的金、银代替，不再收取谷物和绢帛。丁口钱则是按丁收税，它的收取标准缺乏记载，但也规定只收钱，不收物。 这样一来，每到特定的日子，农民们就不得不将他们辛苦劳作的所得，送上市场，卖给大商人，换取不易得到的现钱，用于交纳赋税。无疑，那几天的农产品价格，肯定会被收购商们压得很低很低：反正价钱再低，你也非卖出去不可，不然你还敢抗税不成？于是，类似于中学语文课本中《多收了三五斗》的场景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官府得到了便利，富商们积累了财富，受害者总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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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古铜钱，图中可看出，唐以前的古钱一般比较粗糙，那些恶钱更是丑的没法看。从唐代开始，铜钱的铸造工艺有明显提升，毕竟国家收税要收钱了。但这也导致了铸造成本的提升，由于铸钱赔本，官府铸钱都缺乏动力，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平均每年铸钱只有十几万贯。 如果仅说个数字大家没有感觉，那举个例子：对大唐有再造之功的名臣郭子仪，在晚年受到极大礼遇，一年的俸禄全部折成钱达二十万贯。也就是说，大唐后期每年的铸币量，就算其他什么事都不干，全部用来给郭老元帅发工资，也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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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五 曾经在底层生活过几年的宋齐丘深知这些弊端，多次向徐知诰嚷嚷：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徐知诰于是颁布政令：凡天祐十三年（公元916年，即梁贞明二年，唐朝虽然已灭亡多年，晋、吴、岐三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使用唐朝年号）以前的欠税，一律免交；十四年的欠税可以等到丰年再补交。 但宋齐丘觉得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又建议徐知诰说：“国家财富的根本，在于百姓们耕田种桑生产出来的粮食、绢帛。而钱这种东西，既不从是地里长出来的，也不从是蚕嘴里吐出来的。向百姓收税，不收他们有的粮食、绢帛，却收他们没有的钱，这是在逼着他们舍本逐末，放弃生产，去设法赚钱。但如果大家都不去生产实物，钱又有什么用？” 接着宋齐丘提出一项惊呆了所有小伙伴的税改方案：“不如干脆取消丁口钱，至于其他的税种，也让百物交纳实物，不用再交钱。”不收钱了，统统改收实物，你知道会给税收部门的同志增加多少倍的工作量吗？ 宋齐丘好象气不死广大公务员便不肯罢休似的，又加上了一段新方案中物与钱之间的折算标准：在收实物税时，全部按历史最高价估算，绢每匹折钱1700文，绸每匹折钱2400文，绵每两折钱40文。而此前交税被压低的市价通常是：绢每匹500文，绸每匹600文，绵每两15文！如果按钱做标准计，政府的主税收至少在短期内，将减少为原来的三、四分之一！ 于是朝议哗然，愤愤不平者尖锐指出：如果实行这套方案，政府每年的收入将损失万亿！宋齐丘也不退让，反驳说：“国家虽然暂时失财，但财富留在了民间，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民间富，而国家穷的道理？” 徐知诰顶着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的巨大压力，思索再三，拍板说：“这才真正是劝农的上策！”之后，徐知诰便以宋齐丘方案为基础，发起了以改善民生，拉动生产恢复为目标，重新用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为主要手段的“顺义改革”（顺义为吴王杨溥的年号）。 古史中对顺义改革的评价极高，说由于新税法的施行，种田养蚕等基础的第一产业重新变得比较有利可图，从而大大提高了民众生产积极性。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吴国境内几乎所有被战乱抛荒的土地，重新种上庄稼，成为良田，田亩之间到处可见为养蚕而种植的桑树、柘树，人烟稠密，鸡犬之声相闻，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太平治世，重现于江淮。吴国因此至少在经济上，实现了富足。直到两百多年后，南宋大学者洪迈仍忍不住称赞说：“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 无疑，税收由实物向货币过渡，才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反趋势而动的顺义改革，是一次制度倒退。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一次实事求是的制度倒退，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至少在它推行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实做到了造福于民和提升国力的目的，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制度这个东西的两个特点：一、好制度不一定是先进的制度，但一定是与它所存在客观环境相适应的制度；二、一个制度，不管它制定时的初衷有多么良好，施行效果有多么显著，它都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当它已经由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变成桎梏时，就应该被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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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六 不过，有些事我们应该注意到。首先，宋人对顺义改革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只用享受江淮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不用承担改革时显然并不小的成本。当时的吴国可不一样，税制改革的推行，肯定会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吴国政府对其国内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而当时仍处于群雄角逐的乱世，不是什么太平时节，吴国难道不会因此而一时在争霸战争中落后手吗？ 其次，我们应该清楚，尽管当时徐知诰掌握了吴国的日常行政权，但吴国真正的一把手仍然是徐温。不管在徐知训，还是徐知诰坐镇扬州时，决定吴国争战杀伐的大权，始终由徐温牢牢把握。徐知诰、宋齐丘的改革，必然会砍到军费（而且徐温是出了名的不喜欢宋齐丘），如果宋齐丘提出的方案得不到徐温的同意，根本不可能执行！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直负责吴国对外争战的徐温，时时需要大把花钱，怎么能够容许干儿子和他手下一帮手出招，来绑缚自己的手脚呢？除非，它实际上在某方面也迎合了徐温的需要。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即便徐知诰相对来说，是一位比较善良的政治家（但徐温显然不是），可作为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尤其是身处乱世的统治者，民生虽然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课题，但肯定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课题。将蛋糕做大的利益虽然明显，但那需要长期投资，回报缓慢，不符合五代十国前期这种高强度乱世争霸的需求。 要如何解释以上这些矛盾呢？也许我们将目光由扬州这一隅之地移开，看到这一时期吴国及其周边更广阔的方方面面，会有助于帮我们找到答案。 在霍丘之战以后，吴国周边的邻居有这么几位： 北边是看起来非常强大，但正被李存勖打得焦头烂额，处于衰退中的后梁帝国。吴国与后梁虽然仇深，但后梁已自顾不暇，至少暂时构不成对吴国的威胁。但吴国如果要北伐，对于宿将精兵已逐渐凋零的吴军，到淮北的大平原上不一定是梁军对手，就算成功了，提前与强悍的李存勖晋军面对面，恐怕也非淮南之福。所以对北边，还是先不打的好； 东边是与吴国时敌时友，但总的来说，当敌人的时间远比当朋友长的吴越钱氏。吴越的实力虽弱于吴，但吴越军久历战阵，战力不俗，吴越王钱镠又是大浪淘沙中淘出来的第一代袅雄，老谋深算，很不容易对付； 东南面是王审知统治下的闽国。闽国实力较弱，但此时政治较清明，且据武夷之险，要攻打它也并不太容易。而且王审之也有自知之明，比较本份，虽然也曾接受后梁皇帝的号令，数次参与南方各国对吴国的围攻，但出工的次数多，出力的次数却一回也找不到，基本上就是拎着酱油瓶出去吆喝两声而已，不管它，它对吴国也没多大伤害； 西面马家的楚国因脱胎于孙儒武装，曾是吴国的死敌，国力与吴越接近，其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可观。在杨行密后期，以送还马賨的大度之举，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后虽有反复，但基本沿罗霄山脉一线划出了彼此的势力范围，谁要越过罗霄山攻入对方的主场，大多以失利告终； 所以徐温如果想要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一次扩张领土的胜利，以便增加他在国内的威信，那么最佳选择，就是吴国最弱小的领居，南边的百胜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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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地图：917年天下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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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门易嗣 十七 说起百胜节度使谭全播，可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个好像没有野心的非典型乱世割据者。百胜军这支小势力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黄巢下江南时，那时，由于唐朝在南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受黄巢、柳彦章等反唐武装的扫荡，出现了大量的权力真空，民间武装便纷纷兴起，填补空白。其中有些是依附唐朝的，如钟传、董昌、钱镠等，但也有些是响应反唐武装，比如谭全播，和他的表弟卢光稠。 谭全播、卢光稠都是江西南康人，两人同为赣南豪杰，彼此不带沾亲带故，且私交极深。其中，谭全播有勇有谋，能力比较强，而且在江湖上已有一定名气；卢光稠相传是东汉大儒卢植之后，长得相貌堂堂，颜值比较高，但当时的知名度远在表哥之下。 黄巢北上，大唐天子沦为难民，在各地威信扫地，更无力在偏远的赣南重建秩序。见人心浮动，有心要借乱世改变命运的谭全播便对卢光稠说：“天下汹汹，这正是上天给我们崛起的机会，怎么能守着家中几亩薄田贫贱终生呢？”于是谭全播、卢光稠便竖起杆子，聚众起兵。赣南的江湖人士们听说是老谭大哥带头（起兵时谭全播五十一岁，卢光稠四十五岁），纷纷响应。 谁料人马聚到一起之后，已被众人默认的领袖谭全播，却将众小头目召集一起，问他们说：“现在大家聚众于此，是就想当一支打家劫舍的土匪呢？还是想干一番大事？”众人应：那还用说，大家跟着你，当然是想干大事了。 谭全播于是就接着说：“如果想干大事，那就得有一个好首领。卢公相貌堂堂，真不愧为我们的好主公！”众人听了，有点儿懵圈：不对吧，我们可是听说你老谭的名声才来入伙，谁认识姓卢的？不用说，大多不同意。 谭全播见了，抽出剑将旁边一棵小树砍断，厉声说：“凡不接受我的建议，不愿拥戴卢公为首的，我就让他与这棵小树一样下场！”这样，由于谭全播的强硬推荐，卢光稠就顺利当选了这支军队的第一任老大，谭全播为谋士，因其足智多谋，军中号称“小诸葛”。 卢、谭起兵之后，首先攻占了虔州（今江西赣州），以为根本，第二年又越过南岭，拿下韶州（今广东韶关），由卢光稠子卢延昌镇守。然后他们又先败后胜，击走了流蹿至岭南的王绪（就是闽国创建者王潮兄弟的前领导），又攻占潮州，据赣南粤北粤东的三州之地，实力发展到最大。 可是好景不长，卢氏在岭南的扩张，是岭南霸主刘隐所不能容忍的。他派其弟刘岩率数万大军进攻卢光稠，一举击败光稠兄卢光睦，攻陷潮州，随后又越过南岭直取虔州。危急时，谭全播指挥若定，利用山险，以伏兵打败刘岩，卢家势力才转危为安，但从此已无力与周边势力争衡。为求自保，卢光稠向梁帝朱温称臣，朱温便在地图上画个圈，以虔、韶、吉三州（吉州实际并不在卢光稠手中）设百胜镇，以卢光稠为防御使，授太保太傅，并加封为“舟汝王”。 开平五年（公元911年）卢光稠病逝，临终想让谭全播接任，但又被表哥给坚决拒绝掉了，继任者便成了卢光稠的长子卢延昌。不过谭全播不想坐的位子，有的是人想坐。大将黎求乘卢延昌外出游猎之机，发动兵变，杀掉卢延昌，自立为百胜之主。天予不取的谭全播只好称病辞职以避祸。稍后黎求暴亡，牙将李彦图又自称百胜节度使。乘百胜内乱，已继承兄长之位，成为岭南之主的刘岩再次发兵打百胜，攻取了韶州，守将廖爽逃奔马楚，百胜镇只剩下了虔州一隅之地。 稍后，李彦图又死了，虔州民众聚集于谭全播府门前，恳请他出来主持大局。七十八岁的老翁谭全播，这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他二十七年前就可以拥有的老大位子，只是年已垂暮，只能据守小小百胜勉强守成，再没有精力干什么大事了。当初真是何苦来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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