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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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0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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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补上中下三寨不过一百多户人家，巡抚浦霖前后调集清兵一千多名，进寨搜捕，伤毙四十五人，俘虏男妇并幼孩一百三十三名（含石满宜等十五人）押回镇筸城。
    5月19日，石满宜以“悖逆不法”罪被凌迟处死，悬首示众。石老良、石老片系石满宜之子，亦以“济恶”罪斩立决。另一子石老二在逃亦不放过，其后在追捕中被击毙。石满宜一家被满门抄斩。
    以各种方式处死的还有：石隆后等十二人当场被打死；多人被火烧、石压，尸体残碎，难以辨认；龙老九等十五人以“同恶相济”罪被斩立决，传各寨枭示。石老当、龙老京以“谋叛未行”罪。“绞监候”，秋后处决。

    他们的亲属被分配为奴或发配远方。石满宜妻龙氏,4个女儿等以“缘坐”罪，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石老贵父石老孔、石老谋母吴氏、石老那母龙氏，“虽均年逾七十，但系叛犯父母，应照律流二千里，仍依名例迁徙安置，不准收赎。
    麻老党等十四人以“谋叛未行”罪，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遣送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仍和妻发配。
    石老寅、石老观、龙老忙等十二人均是石满宜等族邻，以“知谋叛已行而不首”罪，迁徙安插。
    百户傅有德，以“失于查察，咎无可详”，于犯事的地方枷号三个月。
    “逆苗房屋已经焚毁，田产例应入管。”
    不论怎么样，仅仅因为一起普通的劫夺事件，60多人丧生，另100多人妻离子散，这件事在苗疆影响很大，引起苗民对朝廷的普遍仇视。

    苗族的九世仇——小隙必究、大仇必报

    由于勾补事件发生在乾嘉苗民起义的前七、八年，这次事件对乾嘉苗民起义的影响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包括朝廷方，苗民和后来的研究者。
    因为他们都知道苗族的又一个习俗：细隙必究，九世仇。
    苗疆没有统治者，没有警察。有人会问了，照这么说苗疆生命都没保障了，随便就可以杀人放火了？不是，随便杀人的后果很严重，面临一种世仇的局面。杀人不光可能面临抵命的惩罚，还可能造成寨子间世世代代的仇恨。
    由于苗族人的“九世仇”观念，任何人都可能与其他村寨中人有仇。因为这仇可能来自九代之前，自己虽然记不得了，但别人却通过刻木或植树将数百年前的仇恨铭记在心。遭到仇家的攻击，成为一种不可预期的事。只要一点小事做引子，即可能引发“九世仇”

    这就是血族复仇，也称为血亲复仇。一个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的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时，与受害者有血缘关系的其他成员会认为，这种伤害是针对他们全体成员的，于是就会群起向对方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进行集体报复，对方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这种血族复仇往往以同等方式进行报复。如对方杀死我群的一名青年男子，则我方也要杀死对方的一名青年男子等。


    明成化沈瓒《五溪蛮图志》仇杀

苗人的九世仇，早在宋代就已有记载。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载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五溪地区夷人时就说:“夷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剚以刃，白一十年必报乃已，名雠杀。”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蛮夷”条载:苗人“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雌，必报当而后已，否则，亲戚亦断断助之，即抗颈不悔。谚云:‘苗家雠九世体’。言其不可居解也。”明万历年间，谙熟苗疆事务的田汝成也有记载称:“(苗人)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仇，必报当而后已。”可见，世仇当为命案。
清代，典籍中有关对苗人血族复仇的记述更多。如，毛奇龄《蛮司合志》载:苗人“好雠杀，操戈群行，报复不已。谚有曰:‘母雠苗，世不体。”。

清顺治年间，曾为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孝标的弟弟方亨咸任职刑部时，曾进入腊尓山苗疆查案，留下了相关记载:“彼中自相仇讐者甚多，至不解以及世。若世仇，不独怨家之子弟，即戚串及同寨者，皆不得径仇我者界，径必维系之。先饮以饮食，勒尽饱，继缚其手足，捶楚备至，令殆而尽吐其食，乃止。以长木系其颈，械其足，使旁寨人通闻其家，令备牛马以赎。……或怨家赎不如期，不如数，则毙之。其人毙，则怨家倍所赎牛马之数以偿。”
陆次云《垌溪纤志》载:苗人“睚眦杀人，报雠不已。故谚曰:‘苗家雠，九世休。”，同书“仇杀”条还载:“苗人不忘九世之仇，往往相杀无已，惟恃流官开诚劝谕，能为息争。”

清代龚柴《苗民考》载苗俗:寻旧恶睚眦之隙，动至操戈，非及时排解消释，往往相寻不已。或强弱悬势，贫富不敌，蓄愤积怨，暂时不报。侯势力相敌，怂愚有人，遂纠众执械，拚命奋斗。纫牛革为甲，戴铁兜琴如拔，约集党类，劳以碗酒块肉，即以死报，虽伤杀无悔。无行阵队伍，彼此伏土堆石块后，以鸟锐相击，或执枪杆蜂拥而前。一人受伤，余众俱散，遇有人命，即行掩埋。
以上记载说明:清代及以前苗人是颇重视血族复仇的。参加复仇的除怨家外，可有“亲党”、“戚串及同寨者”，即举族参加，称为“打冤家”。只有在得到杀人抵命或以牛马财物赔偿即所谓“报当”后，才可善罢甘体。

    清朝廷和当地官员都深谙苗族的“九世仇”习俗，实际上在勾补事件后几年，他们都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后续发展。
    《高宗实录》在谈及乾嘉苗民起义有这么几段话：“前此勾补寨苗民石满宜抢劫抗拒一案，亦只歼诛首恶，并未将其党羽概行查办，少有株连。此次吴半生、吴陇登、石柳邓、石三保纠众滋事，肆行不法，延及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地界。”“福康安前奏，讯据生擒贼匪供称：“此次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起事，系为石满宜报复”。石满宜系五十二年勾补寨抢劫抗拒匪犯。查办未久，又有苗匪滋扰，可见上次办理未经搜扑净尽，恐数年后又启衅端。”乾隆看出了乾嘉苗民起义和勾补事件联系，但是他认为是在勾补事件中朝廷不是太过而是太软，为牛贩子丢失的一些财物。
    “查黔、楚苗人同时生变，均系石姓，必有勾结情事……今福宁奏，黔、楚苗人同时生变，系石姓暗中勾结，果不出朕所料。”乾隆已经事前料到的了“石”姓可能的谋反。

《凤凰厅志》明确指出了“乙卯（乾隆五十九年）之乱已胚胎于此：“勾补未滋事之初，有贩牛客驱牛过其地。苗窃去，客讼之，官令百户稽办，苗外委查缉，百户等借以索诈财物。勾补苗民，户皆受累。忿曰：“我既失钱，而须得钱赔”。黠者遂纠众，伏道攫人。石满宜掘土中得犬石龛，状似龙头，以为当作苗王，乘寨民之怨，遂生叛谋。虽当今扑灭，而乙卯之乱已胚胎于此。往时百户与办苗外委，多外间奸民承充，迂苗户事件，敲骨吸髓，无所不至，甚至一苗在案，全寨被害。故滋事时，百户无一生者，善后事宜，深知其弊，革去之，苗中皆以为便。”

    大冲突：乾嘉苗变和苗疆善后

    二十：胜利的上半场——乾嘉苗民起义的酝酿和爆发

    火塘边的谋划——苗疆头人的歃血盟誓

    苗族由于千百年来一直处于被驱赶、被清剿的过程中，历来是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他们不像蒙古族，满族不断地整合着自己的力量，与中原进行着战争和土地的争夺，乃至最终入主中原。苗族连走出去的想法都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对自己内部的力量做任何整合，没有政权、没有军队，他们总得来说还是平静地在边墙内过着自己的生活，但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的匮乏，也免不了做些抢劫和“寇边”的勾当。。
    经过宋代到明清的开辟疆土，军事分割，苗疆已经被切成若干小块。而明朝苗疆边墙的修建，把凤凰东南、乾州东南，古丈东南及泸溪、麻阳一带的原熟生苗的地带变成了熟苗，湘黔苗疆只剩下了腊尔山台地。

腊尔山红苗从富饶的平原被赶到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来的，被禁锢在高寒山区的腊尔山台地。站在腊尔山台地往东放眼望去，东边已经没有了苗族栖身的地方，那里的苗族居民要不举家西迁，要不被同化，已经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而往西，往南，在云贵高原散布着已经被切割的大大小小的苗族聚居地，以及还在川流不息往西迁去的苗族迁徙队伍，有的已经到了越南、缅甸和尼泊尔。
所以在腊尔山台地，腊尔山红苗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血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

    现在我们看看乾嘉年间这些创造苗族历史的主要头人。
    石三保，发起人。如果说乾嘉之交苗疆已经是一块铺满干柴的土地，那么石三保一定是点起这场大火的主要牵头人。
    石三保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生于永绥厅雅酉汛黄瓜寨一个苗族农民家庭。父亲石宅爷、母亲吴包柳早巳过逝。他一家五口，除夫妇二人外尚有三个儿子(石老右、石满宜、石老宜)他们终日务农，兼以狩猎，家境一般。黄瓜寨隶属于水绥厅；位于湘黔交界的群峰之中，海拔一千二百多米。这里只产包谷和小米，地瘠民穷。石三保一家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刀耕火种为生。常年的狩猎练就了他一身过硬的功夫，刀、枪、矛、弓样样精通。石三保擅交友，他为人正直，武艺娴熟，勇猛刚强，在邻近寨落的百姓中享有权高的声誉，被公推为黄瓜寨寨长。上面已经说过，当时要成为苗寨的寨长，既要得到朝廷官员的认可，也要得到寨子苗民拥护。
    石三保成为乾嘉苗民起义发起人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勾补事件发生地离黄瓜寨仅仅十多里，勾补苗民的遭遇就发生在石三保眼前，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在他心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一直在发芽，最后导致的爆发也就不足奇怪了；二是石三保与许多苗寨的头人具有血缘和亲近关系，石三保与石柳邓、吴八月、吴陇登等人原来都是亲戚关系。石柳邓与石三保是叔侄关系;吴八月的母亲与石三保的妻了是远房姑侄关系，故吴八月与石三保是姑表兄弟;石三保的妻了又是吴陇登的堂侄女，故石三保又是吴陇登的堂侄女婿;石三保与吴八月是同辈，石柳邓、吴陇登则是长辈。由于这种亲戚关系，他们在平时或节日喜庆之时是常互相往来的。吴陇登是当地强虎哨的副白户，石三保是黄瓜寨的寨长，吴八月“家里的田地每年收得四百多挑谷了”，说明他们都是当地苗人中的上层人物。

    石柳邓，主要领袖，打响第一枪，少数打到最后的领袖之一。
    石柳邓于乾隆二年（1737年）出生在贵州省松桃厅大塘汛大寨寅一个苗族农民家庭，儿时家境贫困，只有少量土地，生计艰难。他父亲于农事之外，还得编草鞋出卖来勉强糊口。到起义前，他父母已经去世，全家共有夫妇二人，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子，由于劳动力多，勤俭持家，生活较前宽裕。
    石柳邓参与发动起义，是从联系他的姨表弟石三保开始的。石三保与石柳邓家相隔五、六十里。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善于交际，他们在发动起义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各地赶场的机会，秘密联系群众。苗疆的场集，一般是五天一场。各地场期互相交叉，差不多每天都有场可赶。石柳邓、石三保装着赶场模样，今天赶这场，明天赶那场，走遍了苗族地区大小场镇，同苗民广泛接触，发动了大量的群众。

    “苗王”——吴八月，苗族第一个政权的创立者。吴八月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凤凰厅平陇人（此地当时属凤凰厅地，后划给乾州厅，即现在的吉首市）一位普通的苗族农民。
    吴八月原籍凤凰厅杉木寨。八月幼时随父迁居平陇，无甚家产，仅靠其父子兄弟烧炭抬轿挑脚维持生活。他访得龙牙半冲石老喜武艺高强，便前往拜师。石师傅将平生所学，尽传八月，且又教他学汉文，学苗老师“巴得雄”。吴八月成了他最得意的门生，并将吴八月入赘做女婿。八月不仅继承了石师傅的全部技艺。
    石老喜辞世，吴八月回坪垄居住，生有4子，长子吴廷玉，次子吴廷英，三子吴廷礼，四子吴廷义。后来，人们把吴廷礼称作长子，其余依次后推，意指才干而言。吴八月教会4个儿子读书识字。在起义的领袖中，吴八月和他的儿子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这让他在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乾隆皇帝恨得咬牙切齿的起义领袖——吴天半。
    吴天半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生于腊尔山苏麻河，起义发生时才二十三岁，和其他苗族起义领袖们往往有点家业和地位不同，吴天半就是个普通的苗族青年，刚娶妻，尚未生子。
    乾嘉苗民起义与很多其他农民起义不同，从勾补事件到起义发生，酝酿了八年之久。也正是这八年时间，让湘西苗民在谋划、组织动员、军事上有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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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补事件在腊尔山苗疆引起人们的义愤，人们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盼望着有人起头造反。苗族头人被杀彻底激起了他们的民族公愤，纷纷打算揭竿而起。
腊尔山红苗历史上是比较有血性的民族，腊尔山红苗的头人也由此阅历见识都比较广。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到清乾嘉时期，苗民起义多得难以计数，其中明代就有15次，平均20年一次；清康雍乾时期10次，平均15年一次。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仅一寨或数寨而起，等于送死，只有相互邀约，整个苗疆同时揭竿而起，才能奏效。当时的苗疆内部也是“不相统属”的状况，说得简单点，就是没王，要统一起来造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勾补事件中石满宜等人的死，引发了苗民的愤怒和躁动。如果说勾补事件是乾嘉苗民起义的导火索的话，还得有人把这根导火索点燃，这个人就是石三保。
    关于乾嘉苗民起义的酝酿过程，我们现在只年从起义军被俘人员的供词中了解一个大概了。
    百户杨国安在“供词”中提到: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往鸭保寨赶场，顺便到百户吴陇登家闲坐。吴陇登告知，正月二十四日有贵州大塘苗头石柳邓等，约同凤凰厅米培寨苗头陇犹也到吴陇登家商议起义之事.吴陇登起初不允，石柳邓等称要烧他的寨子，其子吴老管等才被迫允从.
    回民白仁得供: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随百户杨国安往吴陇登家，曾见到吴陇登同吴六月、杨国安等商议造反之事，还见到吴陇登家里有人造火药、熔铅子.同月十八日，又见吴陇登同吴老良等在鸭保寨吃血，二十六日吴陇登义与扬国安、吴六月及许多苗民在强虎哨大王庙内“吃血”。

吴天半在谈到他参加起义初期情况时说:“贵州的苗子石柳邓到黄瓜寨约会石三保等起事，小的听见他们抢夺放火，小的也就发起癫来，说我是吴王转世。众苗子也就说我是吴王，推我做了苏麻寨的斗目”。
对于起义初期的情况，吴八月称:乾隆六十年正月，石万保派人告以:“苗子里头出了苗王，正应趁此聚起人来，占据苗地，一切要我帮他”.正月初四日，吴八月来到黄瓜寨，见到石三保，一同商议起兵之事.由吴八月写了“传帖”，分送各寨.吴陇登、石柳邓、吴天半等亦来黄瓜寨聚会商议，决定“许下各寨的苗子，他们如夺回了汉民田地，都分给他们耕种，所以情愿一同入伙”.

石三保在“供词”里谈到自己发动起义时的情况说: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其侄石由保与本家石老审、石老岩、石老养忽然“发起癫来”，说:“我们寨里要出苗王”，于是大家都说石三保便是苗王.石三保自己就也“发起癫来，口里不知不觉就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让苗民都帮助他做“苗王”。
石三保所在的永绥厅黄瓜寨离勾补事件发生的凤凰厅勾补寨仅十余里，而且两寨石姓苗民同族同宗。所以石三保对勾补事件愤恨尤其深刻，难以忘怀。就是这一点使他成为最先倡导起义的关键人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湖南永绥厅黄瓜寨苗寨长石三保首先与贵州松桃厅大塘汛大营寨苗白户石柳邓进行了联络。接着，石三保、石柳邓又串联了湘西乾州厅平陇的吴八月、凤凰厅苏麻寨的吴天半等苗民领袖人物，凤凰厅鸭堡寨苗副白户吴陇登、强虎哨汉百户杨国安等人，也参与了起事的策划。

就这样，在勾补事件后七八年时间中，由石三保为主要发起人，湘西和松桃的苗寨头人在凤凰鸭保寨和强虎哨多次议事，终于达成共识，实现了湘黔边境四厅（湖南凤凰、永绥、乾州，贵州松桃）苗民起义的串通和联合。
这些头人们联络了，协商了，但还有一步是必须走的，那就是“歃血盟誓”，腊尔山苗疆又称为“合款”。

在苗民起义中，苗民常常以吃血的方式来结盟，表示共同对付清军血战到底的决心。乾隆五年，一个假扮成汉人的苗人被捕，供认其进行反清活动：“共二十人，同饮血酒，传送木刻，欲纠各寨苗民为匪。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陇登、杨安国等数十人在鸦堡寨聚会，歃血盟誓。次年正月初四日，石三保邀集石柳邓、石代噶、石包妹、吴八月、吴半天等人在黄瓜寨召开会议，会上议定:二月初六日正式起事，并由吴八月书写传帖，提出“逐客民、复故土”的口号，分头邀集各寨苗民，组织暴动。根据会议决定，吴八月负责邀约平陇、鬼猴溪、汉溪、龙爪溪、鹊儿寨、九十九洞寨、三岔坪、暴木坪营、天星寨等处苗民，吴陇登邀约鸦堡寨一带苗民，石三保邀约黄瓜寨一带苗民，石柳邓邀约大塘汛一带苗民，吴半天邀约苏麻、西凉等寨苗民共同参加起事。

歃血盟誓其实不仅仅限于起义前，在反抗清军的过程中也是动员的一种锐利武器。 “乾隆六十年，清军“分路进攻己彩、冲里、豹脑、白嵒、裹坳、嶂架等，六寨皆焚之，石宗四等逃奔嵒落寨。傅鼐由排补、美绕进阳孟寨遇贼抗拒复破之十二日，焚嵒落寨，石宗四等复走九里，之破口、漏鱼等寨时，各寨先期聚众吃血，负嵎抗拒官兵……”嘉庆元年，“镇筸右营黑苗吴陈受为首，吃血纠约火麻泡、欧阳坡等七寨苗匪欲图冲卡出外……苗牟不能约束。”这样以吃血的形式，形成了对抗清军的联盟。
苗寨头人们歃血盟誓时用了起义时最能激起腊尔山红苗反抗意志的政治纲领“逐客民，复故地”。因为当时苗民面临的最大生存隐患其实并不是生活的困窘，而是清王朝的“改土归流”后朝廷军队挟裹着蝗虫般的客民已经深入腊尔山腹地，湘西苗族有可能丧失腊尔山台地这片几百年来一直自治的赖以生存的故土。

    乾嘉苗民起义的口号是“逐客民，复故地”。
    苗疆的“故地”在哪儿？我们首先得知道苗民现在生活的“现地”的情形。
    魏源指出:“永绥厅悬苗寨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年尽占为民地”。于是永绥黄瓜寨石三保，乾州平陇寨吴八月，松桃小寨营(寅)石柳邓等，遂“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圣武记》卷七)清官方文书也承认说:“此次石柳邓、石三保、吴陇登纠众滋事，即因附近客民平日在彼盘占苗产，以致日久生隙，酿成叛案。”

    这在被俘起义首领们的《供单》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吴八月说:乾隆六十年“正月内，石三保打发人到平陇来告诉小的说，‘石吴两家本是亲戚，如今苗子的田地多被客家盘剥占据去了，所以要杀客家夺回田土。……”我听了这话，就于正月初四到黄瓜寨见石三保，大家商量起兵。小的替他写了传帖，分送各寨。……许下各寨的苗子，他们去夺回了汉民田地，都分给他们耕种。”
    石三保也说“他(吴八月)同小的写的传帖，那帖上不过说:如今苗子的田地都被汉人占了，若肯帮我们烧杀客家，不但可以夺回田地耕种，还可以做官。远近传说，人人情愿。”(《石三保供单》)他们既要“夺回田地”，还要“做官”。他们所逐的“客民”是指哪些人呢?
    对于“客民”称呼，显然是苗疆苗民对汉族移民的他称，其中折射出当地的土著内心的排外情绪，借此表明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而汉族移民也很乐意接受这一称呼，既可表明自己并非本地人，也可借此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区别身份。

    苗民的实力——打猎、打冤家和“无统纪”

    冲突即将来临，朝廷在苗疆的军事力量又是怎么样的呢？双方的力量对比怎么样？先看乾嘉苗变发生前苗疆苗民的情况。
    腊尔山生苗区有多少人历史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后来的苗疆研究者根据史料作过大致的推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凤凰设厅清编户口时，“厅属红、黑、花苗三百一十四寨，计六千五百八十五户，男妇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一口。这个数字是经过康熙四十二年清王朝“武力开辟”，即大屠杀后的数字，而据说这次“开辟”屠杀了苗民近五千人，若以凤凰、乾州、永绥、松桃四厅来看，凤凰苗民历来少于永绥，但多于乾州和松桃，这样粗略估计明末清初腊尔山苗疆生苗大概在二十万人左右，包括附近地区的苗民应该有三十万左右。
    这是清初康熙年间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别忘了，这是清朝“在编”的数据，苗疆仍然有很多偏僻的苗寨苗民不在编，这部分苗民到底有多少已经无法揣测了。到了乾隆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人口增长，苗疆苗民的人口又有一定增长。多少？应该有四十多万。

四十多万只是个推测数。

    当外来的暴力危及苗族生存之时，苗族人民总是一呼而起，拼死抗争。因此“苗倾巢为变，众数十万”，男女老少，人人参战，千里苗疆，全民皆兵。怪不得后来清廷惊呼此次“聚结滋事，蔓延湘黔川三省边界”，是“预有成约”，所以“党羽”才有“如此之多”。
    考虑到苗疆苗民遇到反抗时全民皆兵的实际，把能动员的苗民估计为三十万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么些苗民的武力怎么样？他们有能力打仗吗？当然有，苗民的生活中在这些方面是需要武力的：

    一是谋生，他们需要打猎。
    苗族从五溪迁徙后，形成“高山苗，水仲家(布依族的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旯、“客家(旧指汉族)住街头，夷家(布依族旧称)住水头，苗家住山头”、“汉族占街头，壮族占水头、瑶族占将头、苗族占山头”的立体分布格局。苗族往往都住在高寒山区的崇山峻岭中。苗族因地制宜，除有条件，继续发展稻田农业，在气候温和的湘西及黔东南地区还于田中养鱼外;他们设法开垦出层层梯田梯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生苗靠“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实际上很难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往往还需狩猎、采集或畜牧才能填饱肚子。

    苗疆处于深山老林，狩猎就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而狩猎也使民族体质锻炼得勇猛、骄健。地方史志对苗族也有以下描述：“好打猎，枪发百发百中”，“好猎猛兽，善用火铣，发则多中;制药伏弩，中则立死”，“不畏烟瘴:善制弩箭，除毒蛇、制猛兽”，“苗人好猎，善用鸟铣”?…苗用鸟铣，多以铁条为弹，长寸许，视口门为大小，著身伤人最易及骨”，“性剿悍，善击刺，出入必持枪弩”。


    明成化沈瓒《五溪蛮图志》猎兽

    清代的苗疆社会狩猎业的普遍，自然又造成了打猎工具的普及，如刀、弩、枪之类。例如刀，苗人男子人手一刀，桂梅虞衡志言:“苗中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踉，使顽木不仁。故能履荆茨根木卉不伤。儿长大，炼钢以为刀，终身用之。试刀必仰刃牛项下，以肩负之，一负即殊者，良刀也。”
    又如弓弩，“弩名偏架，以一足撅。张背手传矢，往往命中。”3苗人尤精火枪，“苗人鸟枪制作极精，将铁筒车数次打磨光溜，稗子出无滞。子堂引门俱有法度，酮硝山矿处处皆产，用暴木灰和之，其烟白易然，见烟则子己到，能远及数十丈之外。”


    清代《苗蛮图说》铜仁红苗图载同类相闻俱放鸟枪

乾隆时的《百苗图》成书之际，湘黔边地区有不少地区才刚开辟设置，一些生息在边远山区的各族居民尚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狩猎采集类型的生活方式，在《百苗图》成书时代，它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计方式。所以外面能够看到《百苗图》中涉及到渔猎生活的许多记录。
清廷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时，对苗人刀枪众多，武器精良，深感疑惑。在审问苗民起义首领吴天半时还特意问及此。“问:鸟枪火药从何得来?这不是早己备办么?据实供来。据供:湖广、贵州各苗寨，都在万山里居住。苗子穷苦，向靠打牲为业，苗人各制有鸟枪。寨碉内向出产硝斤，煎配火药，预备打牲，俱不在官禁之内，所以我们都有火药。至于刀矛是我们苗子自幼携带，也是预备打牲的，并预备野兽的。”

湖广总督德沛在乾隆三年的“奏陈苗疆事宜七条”的奏折中也说:“查苗瑶各有环刀、草枪，最是坚锐便利，出入必佩，风俗如斯，难以骤改。”刀、枪平时是生苗狩猎工具，一旦起事则又是军事武器。这是明清数百年苗“乱”如麻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物质条件。

    二是解决“九世仇”的方法，就是打“冤家”，打冤家靠得是武力。
    苗族有“九世仇”的观念，任何仇恨都可能延续九代，可能你已经忘了，但别人通过刻木或者植树把这个仇恨记了下来，有一点小事做引子，就会造成“打冤家”。所以外人不了解为什么苗族“睚眦之隙遂杀人”。
    苗歌云：“月下蹋歌头上花，插柳避人为爱他。固麦呵交寻常事，我郎不怕打冤家。”，这里苗语“固麦”是吃饭的意思，“呵交”是饮酒的意思。可以看出打冤家在苗家是常事，通常打冤家既是两家之间的仇恨，也是两寨之间的仇恨，任何人都必须站在自己寨子这一边，否则今后你的生命就没有保障。

    即使在雍正年问苗疆被清清王朝“开辟”之后，这种血族复仇的习俗依然没有改变。
    如乾隆初湖南《永绥厅志》载同知段汝霖《永苗风俗十条》亦云:
    苗人有深仇夙怨，即打冤家，即定例所云穴斗也。椎牛酿酒，邀请亲朋，或数十，或百余众。至，告以故。碗酒脔肉，即许以捐躯，谓之帮兵。临发，插纸旗，击竹筒，摇铜铃，祭飞丧鬼、口舌鬼、四官鬼、街邻鬼。祭毕，执旗以行。彼家闻言，亦请帮兵以待。两兵相望，先放火枪。苗妇随后接枪注药，以候再放。苗人各舞长杆枪以进。如不胜，则弃枪拔环刀，短兵相接。又不胜，则收刀持匕首，扭抱相戮。苗人轻生，死不足惜……其有被伤死者，尸亲即掩埋，不肯报官，官验则动鬼招祸。计两家所死之人，除一命一抵外，余者为人命，议牛马财物以偿之，谓之倒骨价。其数亦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等。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

    爱必达《黔南识略》载:红苗，“雀鼠微嫌睚眦小怨，辄聚众持械，一日成仇，累世不忘，名为打冤家……多以吃血解。或因本人吃血难凭，则指名其亲族某人吃血盟誓，名为点血。延巫请神监之，大则宰牛狗，小则用鸡猫。吃血后，永无反复，苗俗尚鬼故也。”


    清代《苗蛮图》打冤家图（九名九姓苗）。

当时的朝廷幕僚严如熠《苗防备览?风俗上》详细记叙苗人“打冤家”之俗，非常典型:
非排解得宜，则雠仇不已。或强弱势悬，则植木为志，累世必报。谚云:“母苗仇，世不休”。力势既均，遂酿酒稚牛，邀集亲党执械穴斗，名“打冤家”。亲朋或数十百偕至，告以故，饮食毕，即许以捐躯，谓之“帮兵”。两兵相望，先放火枪，苗妇随后，接枪注药。放枪后，各舞长杆枪以进，不胜，则更拔短刀相接。又不胜，则匕首纽抱相截。官弃遇之，婉转调劝始散。其被伤死者，即行掩埋，不以告官;官知而往验，亦不告以葬所。两家战斗之后，计尸以相抵。除一命一抵外，多尸者为人命，则索牛马财物以偿，谓之“倒骨价”。其价则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其中老牛、瘦马、破衣旧物俱可抵算，盖缘苗人重财物轻生命。其主盟之人曰背箭，和处之人曰牙郎，又曰行人官。斯上者不依苗俗，必欲抵偿，则杀一人即添一仇，死者之子若孙，植树墓旁以记其恨。转相仇杀，滋蔓无已矣。

当然，苗疆内部打冤家有时也并不是那么搏命。因为按照苗例，每次“打冤家”之后的善后事宜中，双方都要计算损失，伤亡严重的会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在“打冤家”过程中死亡人数多的一方会获得另一方经济上的补偿（通常是赔牛羊等物），“余者为人命，议牛马财务以偿之，谓之倒骨价之数。”这种“倒骨价，亦有贫富之别。据乾隆《辰州府志?苗蛮》记载，在清初的苗人中，富者被杀，偿银55两至330两，贫者被杀，只偿银22两至44两，拿不出银两偿还，用物作抵。苗族社会很看重这种补偿经济，因此这种苗例又保证了在打斗过程中很少伤及对方的性命。

    三是苗人还特别能打仗，不怕死，难以制服。
    对此，严如熠在他那篇《边墙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腊尔山生苗地区的民风强悍，习于争斗。严如煜说：苗地生产条件较差，丰年不过是混个肚子饱,一旦遇到灾荒,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强悍者则结伴四处抢劫,故同时，有“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的说法。“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苗人则如履平地。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还有“伏草”、“捉黑”、“护客”、“拳牛”、“比马”等习惯，都是强悍、好斗的表现。

苗疆苗民千百年来就被陈为“蛮夷”、“蛮匪”，官府“剿匪”杀人，既可随意牵连无辜，挨打受气，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人生充满艰辛，人们必须从小就学得求生的勇气与本领。长到六七岁，女孩便得习针线，带弟妹，洗衣煮饭打猪草，男孩必须学会挑担、砍柴、爬高树，临悬崖，经历种种危险，比较谁更勤快、胆大、溜麻（机灵、迅捷、熟练之意）。就连孩子间的打架斗殴，得到家长和周围舆论支持的，照例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在现代文明社会看来，也许是一种野蛮教育，殊不知在腊尔山苗疆，这就是生存的本能。

    @长沙人专用马甲 2017-10-17 02:21:34
    @ahada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也要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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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鼓励。

    苗民武装在战事中往往都以失败告终，有它的原因。苗民有他们的软肋——无统一指挥、不是专业军队
    首先苗族没有统一指挥机构。这种缺乏组织使人们无法通过一致行动来形成整体。在要进行战斗时不能最好地组织起来，因为战斗性取决于组织。这样无论对外来入侵的抵抗，还是自主的起义反抗，力量往往是分散的，没有统一政权的统一指挥，就不可能组织全民族进行有计划的抵抗运动，因而是无力的。
    苗族在改土归流前是处于无君长统治的状态，只以自己的自然领袖—寨老来组织日常生活，寨老不脱离生产.权力极为有限。众多支系的存在，使苗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甚至连一大区域的自然领袖也没有。

清廷开辟苗疆之战，较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湘黔边境的腊尔山苗疆和黔东南雷公山苗疆，大小战争数十起，若不加分辨地统而观之，往往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双方的战斗目标为何。但若将这些战争稍加归类，就不难发现就清廷一方而言，意在将苗区全部纳入版图；而苗人一方而言，目标仅止于将清军吓走，维持原有的“生界”格局，而且苗疆各村寨总是只顾自己，苗寨与苗寨之间并未真正形成目标一致的作战目标。
因而，清军始终处于战争的主动一方，而苗人始终处于战争的被动一方。清军可以肆意地深入苗地，而苗人从始至终却绝少窜入内地，偷袭清军的大本营。

清军开雷公山辟苗疆中，征兵集驻的镇远府城、都匀府城和黎平府城，在持续7年的开辟之战中，从来没有告急过。清军原有的驿路干线从来没中断过，清廷的粮草基地也从来没有遭到过偷袭。单就上述三事而言，苗人几乎是束手被打，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不仅大的战役如此，具体到小范围的战场，也是如此。清军的集驻地也从未遭受过苗人有组织地偷袭和切割，后勤补给也从来未曾中断过。
清廷一方借口苗人不遵王化，多兽性，因而不分老幼可以肆意杀掠，而苗人一方的不少战例，参战时仅是云集呐喊，或者凭借人多势众，企图吓走清军。其战略意图并不在于杀伤清军人员，削弱清军的战斗力，也就是苗人是为地而战，而非为杀人而战。这就难怪，苗人在战斗中遭到失利后会完全不加防范了。

被迫参战的苗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尚未越过家族村社的范畴，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带强制性的社会控制力，因而也不可能有规范的军队建制。战争交手之际少数民族总是表现出气势汹汹，人多势众。一旦与清军交战，就如鸟兽散，溃逃后的苗人根本无法组织下一步预防。苗人并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只是一批凭借“宰款合榔”邀集而来的普通乡民。前来袭击的苗人有青壮年，而且还有老弱妇孺，与其说是前来袭击的苗民是有组织的军队，倒不如理解为从未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

苗族的武器和清军的武器也不对称。《平苗纪略》记载鸡呼党等苗寨所缴获的武器为例，以窥见一斑。《平苗纪略》载:“旋缴枪八十六门、刀一百三口、标枪一百七十根、弩十二张、铁甲五领。”“八年正月，又陆续缴到鸟枪一千四百九十五杆、标枪一千八百六十根、弩弓一千四十二张、刀一千五百一口、鸟机九位子母炮一位、霸王鞭炮一位、铁盔九顶，铁甲十七领。”
在上述武器清单中，除了数量十分惊人外，还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缴获了大量的鸟枪，考虑到当时的清军，还没有普遍装备火器，能够在几个普通的苗寨中却能缴获到这样大量的武器，如说苗人的武器精良，确实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二是缴获了火炮，当时进兵的清军并没有装备火炮，以此证明苗人武器比清军精良，也确实说得过去;其三是缴获了相当数量的铁盔和铠甲。众所周知，以上这些武器都是用于战争，据此说苗人装备精良也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如结合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却与习惯性的理解截然不同。但苗人这些看似精良的武器，却往往只是苗民的谋生工具而已。

    当时苗族社会尚处于家族村社的发展阶段，各家族村社之间“打冤家”是事空见惯了的事情，而“打冤家”的目的仅在于守住自己的地盘，恐吓自己的敌手，而不在于真正意义上制对手于死地。苗人装备的火炮，目的仅在于“打冤家”时吓退对手。至于鸟枪但就字面而言，这是猎具，而非用来战斗的武器。铠甲是另一种容易被误解的装备。据常理而言，除了打仗外，铠甲是否别无他用。
    其实苗人的铠甲与清军装备的铠甲截然不同，它不是仅仅护住人体的正前方，而是将整个身体进行护围。头盔也是如此，连颈部和面部都是用铁盔护围起来。穿上这样的铠甲不仅行动极为不便，而且无法排列成战斗队形。原来这样的铠甲是用来抓捕猛虎的护身装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被清廷渲染的弩机也是猎具，而非武器。因而缴获的武器种类多，数量大，并不表明苗人的武器精良，而表明的只能是苗人的猎具精良。


    《百苗图》 “九股黑苗”偏架图

如在雷公山苗疆的鸡呼党之战中，《平苗纪略》载:“逆苗先于要路钉椿签，于箐林设伏弩，于平坦处掘陷坑以拒我师。”清军在这次长途的奔袭战中，清军确实受到了苗人预设的弩机、陷阱、椿签。其实这样的装备不是用来对付人的，而是用来对付来往野兽的。这一地区的苗族长期采取以狩猎、挖陷阱、钉椿签、设置弩机，这样的狩猎方法至今仍然在使用。实质是清军由于不熟悉道路，而闯入了苗族的伏猎带。而决不是表明苗民已经严密设防，抵御清军进攻。
苗人的武器其实都是猎具，用于正规的战争有先天不足，最多只用于苗族内部“打冤家”，发挥虚张声势的效用。因而就苗人的武器装备而言，清军与苗人之间的各次战例也是一系列不对称的战争。

    清朝廷的苗疆——军力和短板：地势、瘴气

    首先看朝廷在苗疆的军事力量。
    尽管腊尔山苗疆改土归流还算顺利，但清王朝对红苗历代的“苗反”算是深有体会，心有余悸。为了防止苗族的叛乱，清政府在苗疆建立了许多军事机构，进行军事控制。
    当时苗疆的军队主要为绿营，军事机构主要分为镇、协、营、汛几级。镇一般设总兵，总兵以下，副将所属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为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为汛，其在苗疆布置的主要兵力主要有:
    镇筸镇：镇筸镇设总兵官1人，大大小小的官员有33员，镇筸设镇后沅州马步兵1000名到了镇筸，加上原来的马步兵1100名，总共有兵2100名。四十三年(1704)，移各镇营兵900名归镇筸镇，共为马步兵3000名。自此直到乾隆末期镇筸镇基本兵力保持在3000左右，期间虽有变化但都不大。
    永绥协:雍正八年((1730)，清朝开辟六里。九年(1731)，置永绥协，设副将一员，驻吉多坪(今吉卫镇)，隶属镇筸镇总兵。有防兵1013名，存城兵415名。统1428名。
    永顺协，雍正十年(1732)置，设副将1员，领马步战守兵800名。永顺协管永顺、龙山两县，府城驻副将1员，兵丁346名，实存208名。
    龙山县城驻防千总1员，兵35名。其中，存城把总下辖13汛塘，安兵55名，存城外委把总协防。王村千总下辖13汛塘，安兵84员，凤滩外委把总协防。旦武营把总下辖6汛，安兵70名，土蛮坡外委协防。榔溪把总下辖13汛塘，安兵69名，洗坝湖外委协防。
    保靖营，设游击1员，下辖马兵36名，战兵72名，守兵292名。雍正十三年(1735),增添守兵200名。
    永定营，雍正年间裁卫设营，与澄州、九溪为三营，隶属湖南提督节制。雍正十年(1782)，改专城守备为都司。永定营额设都司1员，设马兵36名，步战兵52名。守兵279名。
    此外，桑植、沪溪两县还驻有一些军事机构。合计兵力万余人。由此可见，清朝廷在苗疆驻有重兵，但一万多清兵要应对可能起来造反的二、三十万苗民，还是太弱了。

    而且腊尔山台地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且易守难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序》对苗族（槃瓠子女）的居住环境特点总结为“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这真不是事实。苗族的山居特点是历史形成的，是被中央王朝驱赶的结果，同时又是苗族对所处恶劣生态环境被迫适应的结果。当苗族被迫进人武陵山区时他们发现，面积不大却和平原地区一样适于耕种灌溉的坝子已被先期进人这一地区的汉民和土家所占据，留给他们的空间只有深林密符，尚未开发的崇山峻岭。尽管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环境异常恶劣，但为求生存，他们已别无选择，于是按支系分成无数小的群体，携带家口，深人祟山密林，各觅生路。
    统治者对苗族采取镇压、封锁、隔离政策，加以修建边墙、构筑碉卡，禁止汉族与苗族交往，以及对苗民施以武力等手段，将苗族困囿于深山之中，这使得明清苗族的山居特点更加明显。

史籍中有关苗族山居的记载俯拾皆是。如《苗疆屯防实录》中即说:苗疆(指湘西、黔东北一带)“统计周围一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多系依山傍岩居住，鲜有平坦之地”。《黔书》中云:花苗“散处山谷间，聚而成村……架木如鸟巢。”地志资料中亦称苗族“喜居高山，以种玉蜀黍为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对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怀疑，也使他们与山区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苗疆山势险峻，在军事上成为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以苗疆腹地著名的天星山为例，天星山东离乾州城45公里，南距镇筸城55公里，地处僻险，堪称苗疆之最。《五溪蛮图志》载：“寨最高险，生苗巢穴也。”清朝辰州知府刘应中的《平苗记》也称天星山为最险。
    天星山奇险，首在高险，孤峰独耸，高出云表，地方志谓“高约四十丈，周围千余步”。天星山海拔并不高，不过758米，然从谷底垂直高耸的高度竟高达300余米，山势峻险，“周围如削，石壁千寻，上广下敛，形如张盖”，地处两条深涧之交，幽涧旁起，左为官母溪，右为鱼井溪，两涧呈人字形发散，逶迤十余里，偏北又有小天星山相连，双峰并耸，绝险相等。自古天星山上一条道，《辰州府志》说“惟近北处稍有层级可以梯登”，这条峤道越过小天星山，沿着官母溪南侧山脊径直可通早齐苗寨，宽不过40公分，几乎是五步一曲十步一折，绝大多数路段不是錾凿出来，而是将就山体凹凸层层垒石而成，结构松散，稍有不慎，就会顺着滑石坠入崖谷。


    天星山古苗寨-早齐苗寨，房屋也是修成碉楼性质的，以便便于防御。

康熙王朝三次对天星山费尽机关大举用兵。康熙二十四年，因补顶寨红苗反抗，攻击镇溪所，引发了清廷首次大规模征苗。湖广总督命辰州左都督郭忠孝为总统，以分巡道王舜年为监军，知府刘应中为督运，统领辰州、长沙、常德各协官兵和永顺、保靖土兵数万，进山追剿，专辟泸溪至地良坡粮道。经地良坡之战后，苗民被杀2000多人，最后退守高险天星山，在山上砍木为城，挖窖避炮，泥崖防火。官兵于天星山对岸东山和西部山梁设营置卡，严密堵截，列炮环攻。围困对峙近两月后，清军不得不以招抚而善终，万余被抓苗民得以全部释放。前面我们在辰州知府刘应中苗疆游记中说过这事。
再有就是苗疆开辟的时候，康熙四十二年，镇筸红苗暴动，出击麻阳、泸溪诸县。湖广提督俞益谟，奉命与尚书席尔达、总督喻成龙、巡抚赵申乔、总兵雷如等，督师进剿，诸苗仍以天星山为嵎负固抵抗。清军分四路堵控，在小天星山顶挖沟筑墙，炮攻天星山。相持数月，希尔达亲率大军开道而上，最终攻破山顶寨落，坚守阵地苗民惨遭杀戮的达4000余人。清军由此征服苗寨300余座。

    朝廷征剿得多了，苗疆各苗寨的设置也很有讲究。某个区域的苗族，或某几个家族、姓氏的苗族，为了增强共同抵御外部侵扰的能力，而围绕某个坝子或是山体，形成一种相互策应、相互支持的寨子群。例如，苗疆永绥厅、乾州厅所里集中的吴家苗族群等，都属于这种情形。


    腊尔山苗寨的防御碉墙比比皆是，与朝廷遍布苗疆的边墙和碉卡遥相辉映，反映着当时紧张的民族关系。图为天星山苗寨的碉墙。

而且很多苗寨的设置都考虑到进攻，或退守，或隐匿的便利。
松桃磐石镇四龙山苗寨苗族是雍正八年迁来的，当时清朝实施赶苗夺业政策，苗族人被迫离开家园，沿着一条小溪往四龙山深处迁徙，到这个地方后，想安顿下来，就在山脚烧起一堆火，然后爬到山顶去观望，看是否可以在之外看见火烟子冒出，结果证实在山外无法看见四龙山山谷燃烧的烟子，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下来。这样的苗寨考虑的是藏匿。

因此，多数苗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隐蔽性，强调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强调凭险抵抗的自然优势。这种特点，显然是逃避追杀、盘剥和奴役的群体意识铸就的，是山地生活经验、避险经验共同作用形成的。这同一两百年前，苗族持续遭到的野蛮驱赶和残酷杀戮，是一种直接的映射关系。
苗寨选址活动中所出现的以姓氏或姓氏结盟为纽带的苗寨群，透视出了苗族在缺乏安全感的历史上，具有较为强烈的聚合愿望和主动谋划。

除了难以克服的大河深谷外，更重要的是一只无形的手：瘴气。在中央政府控制西南的长期努力中，事实上主要的困难一直来自环境，而不是当地人
因瘴毒致死对军队士气影响极大，自秦汉以降史不绝书。秦兵在岭南大败，因疾病而死的可能性远大于战死。吕后发兵击南越，因气候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过五岭作战；东汉名将马援屡征南方，但最终也因病死于征武陵五溪蛮之战。1077年，宋军十万人南下战于交趾，“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疠腹疾，死者八九”。腊尔山苗疆瘴气的厉害，也使后来征战苗疆的清兵吃尽了苦头，队伍大量减员，两任军队统帅都死于瘴气，这是后话了。

    @夜半依墙等红杏 2017-10-22 14:46:21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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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关注

清乾嘉时期的朝廷幕僚严如熠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严如煜在《边墙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
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所以在这种地势下，外来的军队水土不服，行动都困难，而苗人则如鱼得水，自然谁弱谁强，一目了然。

    苗民动员——苗族头人的“发癫”

    腊尔山苗疆苗寨头人通过多次“合款”达成了苗疆起义的共识，首要任务就是动员全体苗民。但腊尔山苗疆“生苗区”地域界限为“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幅员辽阔，怎么动员？勾补事件后朝廷对苗民的聚集控制很严，苗民还从来不会开动员会，没那个习惯；苗族也没有文字，连宣传品也没办法发。
    但腊尔山苗族也有自己的动员办法，那就是“发癫”。
    所谓“发癫”，又叫登仙、跳仙，是苗疆流行的一种古老巫术。据说人一旦发癫，就能通神，具有无边法力，能知道前世今生。发癫的人又蹦又跳，口中念念有词，苗疆普遍的贫困和难以为继的生活，以及长年的积怨，使整个苗疆都极易被这“发癫”所暗示，产生出快感和勇气，跟着也发癫。

“发颠”与这一地域盛行的“巫鬼”崇拜的习俗有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到，同样是普遍流行在西南地区的万物有灵崇拜，在湘西的“红苗”中，信奉巫术和鬼神的现象尤为明显。因这一支系的苗族“苗俗尚鬼”，巫师的存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发颠”可认为是在巫术仪式中常见的“灵魂附体”。“红苗”苗寨巫师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故一旦面临战争，其组织者就频繁利用“发颠”这一巫术形式来达成动员和组织民众的目的。
千百年来，苗疆巫风盛行，几个苗寨头人乃至几个苗寨的苗民“发癫”也是司空见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次不同，沉寂了几个月后这些苗寨头人的“发癫”的后果却显现出来了，惊天动地，很严重：整个苗疆四十几万苗民，先后有二十多万相继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清朝廷称为乾嘉苗乱）。

就这样乾隆五十九年十到十二月，首先永绥厅黄瓜寨寨长石三保发起颠来，自称神仙下凡，是“苗王”，要人辅佐他当“王”；接着凤凰厅平陇一带“发癫”的人成风，他们都说寨里的苗老司吴八月是“吴王”；松桃厅大寨营百户石邓柳发癫支持石三保，松桃厅还有个著名的“登仙”大师仙娘石幺妹和石邓柳一起带动群众“发癫”；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吴登陇早就是联络人；凤凰厅苗民吴添半发癫后领导麻苏寨苗人跳神练武；凤凰厅米坨苗草医龙犹也通过“发癫”带动了很多苗民；乾州厅吴庭举也是这样将三岔坪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苗疆各地苗民都被“发癫”动员起来了，而“发癫”运动一直波及到保靖、古丈、泸溪等县苗区。

    当时苗寨寨长（苗区一般二十多户为一寨）首先官了，苗老司、仙娘、苗医都是苗族的文化人，这些后来成为起义领袖的苗族头人就是这样通过“发癫”完成了整个动员过程。
    苗无统领，所以无王。但在苗族社会中，对于深孚众望的苗族领袖人物，民间都喜冠以“苗王”之尊称。而“苗王”一语最早就可能出现在湘西方言的苗族支系中。
    在苗民最初的举事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发颠”这一形式来号召和组织民众的。石三保被捕后的的供词中这样说道：“小的原是黄瓜寨的寨长。前年十二月内，小的侄子石由保，同本家的石老审、石老岩、石老养，忽然一齐发起癫来，说苗子们要做官，口里喊着要杀客家。后来各处寨子里的苗子也都癫了，石由保们还说他们寨里要出苗王，大家说是小的。到了去年正月初头下，小的也忽然发起癫来，口里不知不觉就说是天上降下来的，叫苗子辅助小的要做苗王……”

这些苗民的起义领袖，在起事前，有的原来是官方委任的“苗百户”（如吴陇登等），有的是家产殷实人家（如石三保等），有的则是寨老。总之，这些人平时在民众中就具有较高的威望，有的相互之间还有血缘联系，平素往来密切。在其后的苗民起义过程中，起义队伍的多寡也几乎都是依头领威望的大小而经常发生变化，他们之间也没有必然的统属关系。

    石柳邓打响第一枪和雅酉大会战

    在黄瓜寨喝了血酒后，石柳邓和部分苗寨头人马不停蹄地赶到松桃厅大寨营石柳邓家，石柳邓利用他与黔东南松桃、川东秀山一带苗寨头人的交情安排了这次湘黔川部分苗寨头人的会面，他们在这里对川东及黔东南敌我双方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石柳邓还到四川秀山东南部的爆木山区走了一趟，计划联合秀山苗民到时起义攻打秀山县城，他还到秀山县城内查看了一下，并买了一块红布，带回大寨营，让石幺妹组织苗族妇女制作了五面军旗。
    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石柳邓召集大寨营、石花洞、白果坝、柳铜、白家寨、大地眼、长兴堡等地苗寨头人举行迎神祭旗仪式，宣布组织黔东苗族起义军，自封“统兵元帅”，封石代葛为大将军。祭旗以后，众头人各执军旗一面回寨，准备正月十八日攻打松桃厅城。与此同时，松桃厅驻军千总杨芳到小寨营老庚苗百户石老三家里贺新年，石老三酒后将石柳邓准备造反的事密告了杨芳，杨芳闻后大惊，又唯恐不实，便在正月十四只身潜往大寨营打听虚实，恰巧被起义军暗哨发现，立即逮住。杨芳假说赶场路过，义军暗哨看在百户石老三的面子上将其释放。杨芳赶到小寨营，连邀带逼，与石老三一起连忙赶到松桃厅，向守城都司长官孙清元密告。

    孙清元闻后不敢怠慢，一方面联名松桃厅同知沈炳往上禀告，一方面调集清兵三百余名于正月十六日凌晨包围大寨营石柳邓。石柳邓当即宣布提前起义，与自己的四个儿子及石代葛、石幺妹打死清兵四名杀出重围，弃寨而逃，但石柳邓妻子龙氏被砍死，俘获侄儿龙老章及侄女石花妹、女并龙志妹等9人并处死。
    石柳邓、石代葛、石幺妹等逃出大寨营后在湖南永绥厅土孔寨邀约各苗寨义军集会。正月二十二日，在石三保的大力支持下，石柳邓、石代葛、石幺妹带了几百湖南苗族起义军杀回了大寨营，攻陷了大唐讯，高举“统兵元帅”的大旗，
    声势浩大乾嘉苗民起义就此展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城夺地，大举歼灭清军官兵。

石三保是最先宣布响应起义的领袖之一。石三保的侄子石有保在黄瓜寨最先“登仙”，在宣传“出苗王”和筹备永绥起义军的过程中起着骨干作用。然而其由于年轻好胜，在永绥雅酉汛误中奸计被捕。石三保闻讯后急忙召集个苗寨起义者于正月十八日在黄瓜寨正式起义，公开宣布自己是苗王，并即日就开始攻打永绥协的清军大据点——雅酉，试图解救石有保.
永绥协副将伊萨纳、永绥厅同知彭风尧闻讯后急忙带领六百清兵前往黄瓜寨捕捉石三保。镇筸总兵明安图已经知道松桃石柳邓起事，便率兵八百前往新寨（今腊尔山夺西镇）防贵州起义蔓延到湖南；接着又听说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称苗王起事，即挥兵雅酉，与伊萨纳合兵进剿石三保，同时命令前营（黄丝桥）、右营（今吉信）和乾州协派兵支援。

与此同时苗族起义军方面，凤凰厅平陇吴八月、凤凰厅鸭保寨吴陇登、凤凰厅苏麻寨吴添半和乾州厅三岔坪吴庭举等得知石柳邓、石三保起义都相继举兵，吴八月邀集了平陇、甘溪、官候等凤凰、乾州两厅近二十寨的苗民（由其子吴庭礼、吴庭义带领），吴陇登邀集了鸭保寨、米坨、龙角洞等十多在的苗民、吴添半邀集了苏麻河等近十寨的苗民，于正月二十一日应石三保之约会于粟林，在捣毁了粟林军营后，围住了雅酉汛。

乾嘉苗民起义形势图查德馨绘

这个晚上“火光数百里不断”。明安图见状惊恐万分，急忙向雅酉汛靠拢，指望与伊萨纳汇合。这时石三保从黄瓜寨打破伊萨纳围攻，从西边向雅酉杀来，吴陇登、吴庭礼、吴庭义所率领的凤凰、乾州两厅义军由东边杀去，而吴添半又在南边堵截。三路义军将雅酉团团围住，双方都没有什么火器，都是刀砍枪挑、棒打刀削的，明安图虽然蒙古旗人行伍出身，身经百战，但也没见过这种战法，蛮拼蛮打，心中也害怕起来。因为雅酉离永绥厅城较近，明安图便与伊萨纳合计先从西北退到永绥厅城据守待援，于是伊萨纳在前面开路，明安图断后，且战且退，乘着夜色仓皇逃窜。

正月二十三日明安图退至排打扣时，便命令部下向当地苗民讨粮食求和，并许诺“归还苗疆土地，今后再不进犯。”这种缓兵之计谁还会听？当地苗民不仅没给粮食，还挥刀杀了过来。明安图只好继续逃窜。退到一个叫夯尚的地方时，突然牛角震天，四处鸣锣呐喊，漫山遍野都是苗兵，原来石三保在这里埋有伏兵。明安图欲战不能，欲退无路，犹豫之际，被苗兵一枪刺中头部，满脸是血，跌下马来，又被苗兵用矛刺伤脊梁倒地而亡。至此，明安图、伊萨纳所率清兵全军覆没。
雅酉之战全歼明安图、伊萨纳所率清兵一千四百多名，击毙的武将文官有：总兵明安图、副将伊萨纳、永绥同知彭风尧、镇筸中营守备赵大用前营守备李光德等三十名，加上其他营汛同时被击毙的将官六名，一共杀死三十六名文武官员。乾隆皇帝闻讯大惊“明安图等率官兵何至尽被杀害，竟无一二回营之人？”

雅酉一战，歼灭了清朝廷驻守苗疆边防军的重要将领和主力，到这时清朝廷才开始对发生在苗疆的起义重视起来。
当腊尔山“生苗”区四厅苗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边墙”以外永顺、保靖、古文、泸溪等地的“熟苗”也纷纷起而响应，向各地官府和营汛发动进攻。据记载：“永顺府属苗民张廷仲父子聚众数千人，在保靖地方焚劫，日夜攻围。泸溪县洗溪地方，亦有苗匪纠众焚抡、肆行猖撅．”又据保靖营游击留福公等具报：保靖县自二月初八至初十，“贼众愈多，城市山梁，尽是贼范占据，数次扑城夺卡，事在危急”。

    @昨夜星辰特别美 2017-10-25 19:06:24
    不错
    -----------------------------
    谢谢鼓励。

    攻克乾州

    在雅酉大会战期间，吴八月留在平陇，与三叉坪吴庭举一路人马，准备乘机夺取乾州厅城。其子吴庭礼、吴庭义在雅酉杀败明安图后，就和石三保商议，由石三保率领永绥义军消灭明安图残部，自己和吴陇登秘密撤回乾州，乘凤凰、乾州兵力空虚之际，协助父亲吴八月夺取乾州厅城。雅酉和乾州只一天路程，正月二十三日，吴八月向乾州发起了攻击。
    乾州因万溶江、天星河平行穿流而过，两江夹洲成《易经》乾卦形状而得名。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镇溪千户所，明正德年(1519年）间开始修筑城墙，明万历四十三年(1516年）乾州开始延伸修筑苗疆边墙，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重修小石城，这些建筑筑牢了180公里苗防边墙的政治军事要塞，城内十里古街，城中十里河道，城外十里边墙。

    此时，留守乾州城的清军游击将军陈伦获悉明安图雅酉被围，急忙带兵一百五十名，乡勇二百名前去支援，在虎强哨东面两岔溪恰好遇到前来攻打乾州的吴八月相遇，其实吴八月是事先有密探报告，在这儿设的伏击，经过两个时辰的激战陈纶负伤落马，幸好被也在军中的其子救回，仓皇逃走。吴八月趁势围住乾州。
    由于有山川之险可以凭据，乾州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明、清“苗防”历史上十分重要。关于这一点，有《乾州厅志》为证：“乾州四面环山，武溪潆绕。前有炮台竿子之雄，后有吕洞喜鹊之峻，左处清江镇溪之奇，右倚天门高岩之险，称固塞要害之地。”这段话看似绕舌，其实很简单：它罗列的那一串词语均为附近山川或城镇名称，强调的是乾州在这个区域“固塞要害”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乾州同知宋如椿得知陈纶兵败，又见起义军围住乾州城，急得惊慌失措。此时乾州兵微将寡，不知道如何应对。巡检江瑶建议，何不请赋闲在家的王乙魁试试？原来王乙魁系广东游击将军，因得罪满族旗兵而被贬回到乾州老家，是以员有名的武将。宋如椿登门求请，王乙魁一员武将，又有了用武之地，慨然答应。

王乙魁自恃武艺高强，全部把苗兵看在眼里。他要宋如椿动员全城居民，将年富力强的编入民兵，由宋如椿督阵，屯守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守住城垣。将留守官兵全部出动，由王乙魁率领，与苗兵决战。王乙魁打开四门迎敌，义军最怕清军闭门不出，看到敌人杀出城来，正中下怀，蜂拥而上，两军大战两个小时，王乙魁大败而归，紧闭城门，再不敢出。乾州外围是一土城，里面还有一石城围住厅台、协台衙门，土城很快被起义军攻破，围住石城，奋力攻打。

    宋如椿见大势已去，摘下金印给巡检江瑶，令其父子前往辰州府求救。江瑶及其子江朝栋从城北突出，正好碰上三岔坪义军首领吴庭举，江瑶父子无心恋战，往小溪桥方向突围，吴庭举紧追不舍，到小章河畔连杀江瑶父子，破衣搜寻，见藏金印一枚，逐夺印回城。
    乾州城四门紧闭，起义军攻不进去，吴八月盛怒之下挥动九十一斤大关刀，奋力辟开西门。义军破城后,俘获原广东游击将军王乙魁和原荆门州学政饶德丰等文武将领，宋如椿见城门已破，挥刀斩杀妻子后自杀而死。
    吴八月进城后秋毫无犯，严禁烧杀抢掠，出告示安民，派人接管了乾州厅、协二处军政衙门，设立了苗族起义军乾州厅临时军政府。接着召开乾州厅军民大会，处死了饶德丰、王乙魁等。吴八月攻克乾州厅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湘黔川苗区，极大地鼓舞了各路起义军的士气。

    吴八月三打镇筸城

    凤凰厅镇筸城在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后由土城改筑石城，这时也迎来了第一次考验，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苗族起义军曾经三次攻打镇筸城。
    第一次是吴八月打下乾州后，马上挥师南下，直取清朝廷在苗疆的最大军事重镇——镇筸城。
    作为辰沅永靖兵备道治的镇筸城，无疑是这次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镇筸城是清王朝在湘黔边境的“首都”，也是清王朝插入腊尔山生苗区腹地的一把尖刀，当然就是苗族的心腹之患，起义敌对双方在镇筸城一决雌雄是迟早的事。所以双方对镇筸城的争夺是相当激烈的。
    早在准备起义时，吴八月就派白得仁等去镇筸城了解驻军情况。攻克乾州后白得仁又被派去侦查岩门营和镇筸城之间的石羊哨的地形,准备派一支人马在此截断岩门和镇筸之间的联系，并狙击沅州府的援军。

    经过周密部署，吴八月、吴陇登率领凤凰、乾州两厅苗民主力向镇筸城聚集，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二十八发起了对镇筸城的总攻。苗民起义的消息飞快传入镇筸城，城内的客民们听说“苗反”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弃家逃离。官府也如惊弓之鸟，一时军心大乱。同知沈麟见状急忙贴出安民告示，以政令严肃吏法，并亲率兵民协力护城，派出先头部队到离城五里地的城北魏家庄（今王家寨）迎敌。苗军主力杀来，清兵中军游击王文选、把总洪文德率兵于擂草坡一带狙击，两军于山头对阵，义军来势凶猛，与清军遭遇后一阵猛冲猛砍，杀死杀伤清军无数。清军溃不成军怆惶逃进北门城，沈麟立即下令将四门紧闭严防死守。
    接着吴八月向沱江对岸的城区发起攻击，时仍是阴历正月，沱江水冰冷刺骨，难以渡河，卧虹桥便成了攻城的唯一进城之路，也是清兵防守的重要隘口，卧虹桥头之战十分惨烈，双方都投入重兵你攻我守拼杀多时，清兵终于抵挡不住，退入城内，义军乘胜过河占领了十莲阁、准提庵、天王庙一带。



    《凤凰厅志》凤凰古厅城图龙曦重绘

苗军初战告捷，乘胜追到沱江对岸的老营哨暂时安营扎寨，准备择机攻城。三更左右，星月无光，北风大作，义军首领见时机来临，速传令在东门至南门城一带将城外民房点燃采取火攻。在城门堆放大量柴薪放火焚烧，是夜风急火烈，二城门都着了火，义军趁势试图登城墙，城内清兵的救火声与义军的冲杀声交汇在一起，一时间只见风助火势，火仗风威，沿城墙一线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守军见城外火起，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彻夜不停。

    凤凰镇筸城东门，乾嘉苗民起义时经历了火攻，但两百多年后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完好。

    然而，守军将校却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见东门城楼接火，急中生智取来数床棉絮浸水后，奋不顾身爬上高处将火扑灭。后来南门城楼接火，将校们也用同样办法灭之。同知沈麟亲自上城指挥防卫和督战，城头城门处都增加了许多兵民把守，并叫守兵用火炮、枪弹和弓箭猛烈向城外苗军还击。直到次日拂晓，苗军伤亡惨重火攻失败，才把队伍撤回对岸老营哨安顿下来。
    当时镇筸城内，因为其城被久围不破，有关天王显圣的故事就被城内百姓说得神乎其神，“凤凰厅城，于大兵未到之先，屡被贼围，东门城楼着火。正危急间，见有神鸦无数，沿郭飞鸣，火遂熄，市民咸以为神力呵护”。

苗军又连续占领了沱田、奇峰寺、沙湾等地，完全控制了沱江岸街市，于喜鹊坡、老营哨扎定营寨、整兵待发，此时苗军与清兵仅隔一条沱江对峙，敌我双方目能见人，早晚常常骂声相闻。义军就把城池四周围困起来，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对城内兵民实行断粮断水、待机再攻。
半月以后，城内人众粮草消耗差不多了，兵民饮水特别困难，百姓们人心慌乱，守兵日夜护城精神疲惫不堪。义军首领估计此时正是攻城的好机会，于是召集部将商量改为智取，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大部队正面用云梯和火箭攻城，用大木柱撞击城门，狂喊着“杀光官府，赶走客民”的口号虚张声势，牵引城头守兵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派出多支精干的小部队在城墙隐蔽处挖地道，从地道攻入城内去作内应。

当西门一处地道被挖通时，却被守兵发现了，守兵急忙用稻草点燃辣椒压迫浓烟熏灌地道，又及时搬来石块泥土将洞口填塞。西门挖洞的事很快传遍城头守兵，大家都警惕起来，一经发现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苗军挖地道计策彻底失败，就改用强攻，两军交战僵持了一天一夜，后来湖南臬司阿彰阿和成都将军观成突破了义军石羊哨防线，一起赶至镇筸东郊，苗军在凉亭坳阻敌不住，败退城边，苗军腹背受敌，伤亡较大，不得已退出东门外，同知沈麟逐带领中军刘玉成等清兵开城迎战，义军腹背遭到夹击，损失惨重只好退兵。

七省清兵会剿苗疆后，作为苗疆重镇的镇筸城，清兵积聚的兵力越来越多。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二，湖南提督刘君辅统兵二千余人赶到镇筸城，准备向附近的苗寨进剿，以彻底解除镇筸道之围，但几次出兵都被围困镇筸城的义军打了回来。刘君辅深感兵力不够，二月中旬又向朝廷要到四千援兵。与此同时，湖广总督福宁统帅的六千清军也快速驰援赶赴镇筸城。这样加上镇筸城原有的七千驻军，在短时间内区区一个镇筸城竟聚集了两万多清兵。福宁、刘军辅利用兵员优势，向镇筸附近的苗寨大肆扫荡，造成苗寨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凤凰苗民纷纷要求吴八月杀敌报仇。

吴八月率领的凤凰、乾州苗军主力返回乾州后得知此消息，深感大量清军盘踞镇筸城是苗疆的心腹之患，便召集起义首领商议，首先多以乾州为中心的义军地盘边关防守进行了布置，随后带领凤凰、乾州苗军主力第二次攻打镇筸城。
与第一次攻打镇筸城时从卧虹桥单边攻打不同，这次苗军采取了兵分三路的打法：一路边墙以西经牛岩、潭江，常宜哨渡河，由西向镇筸进攻；一路经黄土坳、靖疆营，从擂草坡下，由北向镇筸进攻；一路绕过边墙，由东面经大营冲、木江坪、溪口等村寨，转向谭家寨、凉亭坳由东向镇筸进攻。三路苗军基本占领了镇筸外围各寨，切断了“省地”通向镇筸的各条运输要道，采取围而不打的措施，同时又派龙老满等率一干人潜入镇筸城冒充余丁破坏铁炮、火烧兵营，等待发起总攻。

刘君辅见苗军围城倒是积极出兵迎战，带领八百镇筸兵三面迎战，自己正面迎敌，副将赵玉衡等往东路，都司张约等西路抄后夹击，两军大战于平寮，自辰时起到次日辰时止。苗军增兵数千，占有人员优势，而清军则带了两门劈山炮增援，双方各有伤亡。刘君辅报伤毙一百余名，而苗军被割首级八名在镇筸城北门示众，此外苗军被夺走战马三匹，备用登城楼梯三十余张，乾隆皇帝在看到关于本次战役的奏折后曾感叹到：“又据刘君辅实抢苗人扒城竹梯三十余张，并枪矛甚多等语，扒城梯如此之多，非旦夕所能制造。现在官兵初次接仗，枪获者已至三十余张，可见逆苗蓄谋已非一日，必有一二年之久！”

闰二月中旬，苗军已完成了对镇筸城的全面包围。湖广总督福宁、湖南提督刘军辅、永州总兵苏灵等将帅多次出城作战，均被义军击败。两万官兵困守镇筸城坐吃山空，已经不战自乱，惶惶不可终日。吴八月见时机已到，下令向镇筸城发起第二次总攻。《凤凰厅志》记曰：“苗连日攻城，有架云梯扑城者，有纵火球入城者，有从水道入城者，守城者月余不能寐，城中绅士大户，每夜备粥以佐军食。”
但也恰好在这时，福康安、和琳血洗黔东后大有向湖南进军之势，石栁邓、石三保、吴添半等首领多次向吴八月求援。吴八月为了顾全大局，派儿子吴庭礼、吴庭义率部分兵力前去支援，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镇筸城的攻打，以部分兵力围住镇筸城，防止福宁、刘君辅进犯凤凰各苗寨。而福宁眼见形势稍缓，就率兵出城与义军决战，并在北门城外喜鹊坡一战占了上风，但战至魏家庄（今王家寨），还没撤远的义军杀了个回马枪，几千苗兵从后山杀来，福宁吓得屁滚尿流，败逃回城。

    清军作战，有将杀死敌人左耳朵割回报功的习惯。福宁回城后将所得十几只义军士兵的耳朵附了一封表功的奏折送给圣上，不料讨了乾隆一顿骂：“该督等此次带兵杀贼仅数十名，为数甚少，算来几及官兵百名杀贼一名，足见无能。岂尚得谓之“奋勇”。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起义军狗爬岩大捷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五月中旬，吴八月准备向镇筸城发起第三次围攻。
    福宁从狗爬岩侥幸捡了条命回来后急忙向朝廷禀告，乾隆皇帝虽然不满意福宁打败仗，但当下保住镇筸城是最重要的，于是急忙命令四川将军观成、荆州将军公兴肇率兵增援福宁。

五月二十八日，吴八月率领起义军向镇筸城发起了全面的总攻。由于前两次攻城都是被敌人的火力所阻，这次吴八月事先请了乾州著名的铁匠师傅黄世敏铸造了九门大炮，起义军避开了北门沱江的阻隔，改由东西南三面攻。首先抢占了茶园坡、冷风坳，摧毁了清军在南华山一带的汛堡营盘；而后直接上了虎尾峰，再由南华寺居高临下，直逼观景山，又消灭了观景山汛的全部敌军。
观景山原来叫“官禁山”，由镇筸城南拔地而起，由山顶可俯瞰全城，因此名“观景山”。起义军占领观景山后，便向城内发起猛烈的攻击。铁炮，鸟铳齐鸣，打得城内清军不敢露头。城中十座炮台，，有的已经被摧毁，未毁的耶不能发挥作用。城下义军见观景山得手,向城内攻去，城门城堡都在激战，镇筸城已经摇摇欲坠。

城内清军最高统帅福宁、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台田澋见兵临城下，都愁眉苦脸，束手无策。倒是镇筸绅士曾朝瑞、田祖载跑来叩见，献了一条诡计，二人禀道：往日苗军都是从北门攻打，因此驻军主力防守在魏家庄一带。如今苗兵反而从西南进攻，且观景山已失，全城被动。为何不把魏家庄驻兵撤出，绕敌南华山后而击之，苗兵后背受敌，岂有不败之理。
还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才会想到这一妙计。福宁闻之大喜，就命令魏家庄守将永州镇总兵苏灵兵分两路：一路由虹桥杀入，从正面与苗军争夺观景山；另一路由蛮寨渡沱江，转从五里牌进军，从南华山背面抄苗军的后路。

这条计策果然生效。观景山义军腹背受敌，岌岌可危，吴八月见此情景，亲自挥动91斤重大关刀杀奔观景山去，吴八月虽然六十多岁了，平时不常作战，但力气不减当年，一个人杀在义军的前面。吴庭礼、吴廷义兄弟见状忙去护驾，义军战士也力气倍增，奋勇向前。吴八月杀到山顶，正遇见永州镇总兵苏灵，两人在观景山顶大战了几个回合，苏灵虽然是行伍出身，武艺高强，但从没见过吴八月这种野蛮战法，料难取胜，便逃下山去。义军夺回观景山，连忙架起炮来，继续向城内轰击。苏灵组织了几次反攻，都被吴八月击退。这时突然一炮在吴八月身旁炸开，将他炸伤，吴庭礼忙背着父亲离开阵地。此时四川将军观成、荆州将军公兴肇等已经奉旨率领援军赶到镇筸，吴八月只得撤回平陇养伤，清军也就解了镇筸之围。
苗军攻城失利后，并没有撤离镇筸城外，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一部分兵力围城，吴八月率主力东进收复苗疆故地，沿沱江而下，挥师麻阳县境，攻克镇筸后营——岩门，连克高村堡（今麻阳县城）、烂泥讯、九曲湾、谭湾等麻阳、辰溪、泸溪三县的许多集镇，逼使湖南巡抚姜晟急忙赶至辰州府（今沅陵县城）隔江防御，义军在沅江以西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后班师回乾州。

    狗爬岩歼灭战

    永绥那边正打得热火朝天，湖广总督福宁突然率领六千清兵撤离了镇筸城，悄悄绕道辰州去了，也就是沿着刘君辅原来的行军线路，和刘君辅不同的是，从辰州到泸溪后，不是奔着永绥去，而是奔着乾州去，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福宁屡闻福康安、和琳立功，受到圣上嘉奖，而自己出征以来，一筹莫展，每每还受到皇帝的斥责，越来越觉得脸上无光，于是想了一条计策：先作撤兵状，把吴八月往镇筸、辰州方向引，而自己则锋芒一转，改由泸溪西进，直捣吴八月的大本营——乾州。
    福宁偃旗息鼓，偷偷行走了九十里，终于到了一个叫狗爬岩的地方。这狗爬岩距离乾州只有三十里地了,福宁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心想现在终于该我露一手了，吴八月的主力该还在镇筸城吧，甚至在往辰州的路上吧，现在乾州后防空虚，让我一举夺取乾州城可是要立大功了。于是凌晨福宁就命令大军发起攻击，进至皮儿陀，分兵双塘、冲户，从南北两路合击乾州。就在这时，两山号角齐鸣，苗族起义军两万主力铺天盖地地杀了过来。

原来吴八月可没那么容易上当的，见敌人大队官兵突然离开镇筸城，就觉得奇怪，因为双方都激战正酣，没有突然撤军的道理。于是就派了心腹跟踪侦查，当发现清军由泸溪西进之际，就知道清军意在偷袭乾州。吴八月也将计就计，表面做要进攻镇筸城状，实际上将主力埋伏在狗爬岩往乾州的必经之地——皮儿陀后山埋伏，待福宁进入伏击圈后，立即打响了震惊清王朝的“狗爬岩歼灭战”。
狗爬岩位于泸溪县的西部，夹在凤凰和乾州之间，沱江河自凤凰向东北流，经过狗爬岩，于河溪镇汇入洞河。沱江河在狗爬岩处转了一个急湾，先是向北流，突然向东流，又转向北，再一次转向西，最后继续向北流，回归原来的方向，由于沱江河在这里转了一个急弯，使河流水流速度变慢，大量的泥沙在此沉积下来，再加上中华山的山上泥沙随雨水冲积下来，共同作用。经过漫长的岁月，形成一个小小的冲积平原（也就是河流阶地）。这个冲积平原弯弯地，像人的眉毛一样。因此取名为眉毛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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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2-11-05 0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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