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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2页] |
| 作者:ah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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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两任清军主帅命丧苗疆，第三任为额勒登保，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随福康安出征缅甸及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跟从福康安出征廓尔喀，摄驻藏大臣职务。 嘉庆元年，两军大战为时已足足一年整。三任主帅的额勒登保统十多万清军分五路会攻苗民起义军的核心地平陇。由于起义军与清军实力悬殊过大，因而水门岗这个军事要地失守了。水门岗失守后，清军沿九龙河直驱平陇，义军英勇善战，在平陇的广阔田野上与清军展开了决战。 清军的久围长攻，使起义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因交战双方实力悬殊过大而逐渐灾失了一些木城石卡。坪陇的外因防御设施侵侵地被打破了。起义军拄制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时间一长，兵源、财源均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和琳的《湖南苗疆善后六条》政策，从思想上瓦解了义军斗志。平陇附近一带，不断有个别苗人带队投敌。平陇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单薄了。嘉庆元年十月，清军攻破平陇东面门户水门岗，沿九龙河而上，近取乎陇。水门如大门打开，平陇已元保障。义军战士在坪陇广阔田野上与清军决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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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陇地形，四围高山，中间盆地。平陇坐落于山下腹地，依山伤水，坐北朝南。寨前一马平川，修长不见首。清军多八旗兵，善骑，马战十分得力。突破水门岗后，额勒登保先以几百门大铁炮齐轰平陇。这些铁炮，轻的几百斤，重者达千斤，弹丸有碗口那么大。额勒登保命令炮轰以后，立即率骑兵向平陇发起猛攻。起义军用早年吴八月请贺世敏师傅造的铁炮还击，鸟铣排枪齐发。然终团炮火太少而压不住清军猛攻。清军骑兵摆成大战阵势如洪水般涌来。义军亦只得派骑兵步兵一齐迎战。平陇地势平敞开阔，北方骑兵骑术高明，有伏于马背长驱直入的，有横卧马鞍巧挺进的。义军抵挡不住，只好往平陇寨后贵处坡退去。 清乾隆平定苗疆图：攻克平陇苗寨 图说：此图前景清兵举刀或用枪追杀几乎赤手空拳的苗民。远处清军将士淌过环绕山寨的卫河，越过木栅，冲向平陇寨门。一些将军们在各处观望战况。 清军攻占平陇时，获苗民起义军熏炮九门，弹丸杖械无数。同时，还抄出了市民军政府的大钢印，吴八月、吴廷礼、吴庭义等三位“吴王”的印章以及起义军名册等档案材料。至此，苗民起义军政府机构基本上瓦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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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平陇后，吴廷义兄弟与石柳邓等起义军领袖，把苗军重新整编布防在贵鱼坡、麻狗坡一带山梁上，并在山上垒卡刨壕，构筑木城，加固防线。通过平陇的决战的，伤的伤亡，走的走散，这时苗军已经不足一万人。但是这个时候还能留下来的都是骨干和精英，他们心里都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做好了拼死抵抗的准备。 而乾隆、嘉庆这时连下圣旨，严令明亮、额勒登保、德楞泰、鄂辉、姜晟等不可以雨雾为口实，安坐大营，必须加速进攻，迅即绥靖苗疆。 十二月初二半夜，清军分四路策应夹击贵鱼坡。担当正面进攻的清军用预备的条木搭架，跨越过苗军数道挖设的暗沟。天刚亮，清军已经潜行至山顶木城的左面，正准备突袭，却被木城外苗军暗哨发现，双方展开激战，清军借优势炮火的支援，突破了苗军外围壕卡，将苗疆逼到木城内，继任苗王吴廷义左肩膀也受到枪伤，被石柳邓派人送到老虎峒隐藏起来。 清军一鼓作气，与苗疆展开短刀相接的搏杀，此时另两路从侧翼包抄的及一路抄后路的都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对贵鱼坡形成包围的态势，苗军四面被围，已经很难兼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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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军自知已经抵挡不住，在石柳邓、石老乔、吴廷玉和吴廷英兄弟指挥下，趁着夜色退守到大顶坡、石隆寨等阵地。清军马不停蹄，连夜督兵出击。据清军奏报“大顶坡地方贼众，屯聚极众，与官兵对面相聚。……贼匪自恃地险，人数尚多，无不舍命四出，并力迎敌”。初三从清晨到中午，两军鼓声雷动，进退攻杀，双方兵员伤亡都在千人以上。为免于全军覆灭，石柳邓命令分头突围，利用熟悉地形之利，跳出清军的合围圈，重新集结在“紧接平陇后山”的石隆寨。清军攻克大顶山后，将“大顶地方贼寨及所搭窝棚烧毁四百余间”。 石隆是位于平陇西南五、六里，有四、五十户人家，坡高路窄，地势险峻。石柳邓率石老乔、吴廷玉和吴廷英兄弟等，在石隆寨聚集义军残部准备最后一搏。经前几日恶战伤亡及走失，义军仅剩不到两千人马。石柳邓以部分力量扼守凑门，他亲率部分队伍扎在后山顶上的石卡里，插上一面转战两年的旗帜，在寒风凛冽中，死守着这个最后的堡垒。 到了三更，清军布置到位，发起攻击，“大兵四面集齐，枪炮竞发”。苗军则依托木城石卡，排列放枪，抵死抗拒，并多次冲击清军阵地，企图冲开缺口突围。 拂晓时分，终于有一支强悍的苗军“从贵鱼坡山沟冲突而出”从侧面打击清军，以策应苗军突围，但均被额勒登保率部击退。 石柳邓等眼见突围无望，只得收缩部队进寨。清军则不计伤亡，轮番进攻石隆寨，苗军拼死抵抗，这时，起义军的火药、弹丸、箭杆都已使尽，只用刀、矛、石块坚持抵抗。这时苗军知道已经无退路，到了舍生取义的时候了，苗军与突进寨的清军展开了近身白刃战，战斗十分惨烈，明亮指挥的左路军，由守备王泰和、把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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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七年一月二日(嘉庆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石柳邓正在寨前杀敌，清军绕由寨后冲进来了，他又转向寨后督战。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一屋一墙都不轻易放弃，最后是肉搏战，敌我互相拚杀。在迭次歼灭几批进寨的清军之后，石隆寨堡陷落。石柳邓、石三保的家属被俘，起义军全部英勇牺牲，无一降者。伤势垂危的吴廷文，被吴陇登等人扛送清军杀害。仅石柳邓一人不知去向，清军官兵一时情绪紊乱，慌忙将被俘的石老乔进行拷打，逼供他父亲石柳邓的下落，石老乔连说几个不知道。清军遍山搜查，始悉石柳邓先在寨前作战，头部负了枪伤，随后听到寨子后山失守，转来参加肉搏战斗，伤重阵亡了，其首级则被清军割去，经辨认属实后，额勒登保等人才从惊疑之中放了心。 清乾隆平定苗疆图：攻克石隆苗寨 图说：此图描写平坡上清军与苗民肉搏的大场面。手无寸铁的苗民，在战马、火炮、刀箭的包围下，不堪一击。近处一位苗民双手反剪在清军士兵绳子牵引下，带入阵地，苗民的形象显然是被丑化的。 苗军最后一个据点石隆寨的陷落，标志着乾嘉苗民起义大规模斗争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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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的大事件——乾嘉苗民起义的影响 这次起义对苗疆、对清王朝的影响同样很深远。 乾嘉苗民起义以乾隆五十二年的沟补事件为导火索，于乾隆五十九年正月爆发，大规模起义在嘉庆元年被扑灭，但起义的余波一直延续了近十年，在嘉庆十年才告平息。 但这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其实清中期苗疆面临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整个中国大地都在发生：人口的高度增长，贫富悬殊，进一步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也一样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就这样，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 陈济时《清中期各族人民起义图》 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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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起义中以嘉庆年间川楚陕人民起义影响最大。白莲教起义教派繁杂，斗争是由三个既有某种联系又各自独立行动的组织进行的一个“弥勒佛转世”和一个“牛八”，表示坚决“反清复明”。刘松、刘之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这三个白莲教的支派，都在楚豫川陕地区活动，各有自己的弥勒佛转世和牛八，反映了组织上的分散性。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宗教活动中注入反清的政治内容，从而使白莲教各教派具有推动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此后，在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民间宗教竞相传播，一呼百应，加入者日众。参加人数达40万～50 万人之多，基本群众为流民，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斗争区域遍及川、楚、陕、豫、甘5 省，历时9 年之久。起义军先后歼灭“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旦二十余人”，击毙提督副将、参将以下400 多人，其中击毙陕西提督王文雄一仗，奏报呈上时，嘉庆帝批曰“垂泪览之”。为镇压这次起义，清皇朝调集16 省兵力，耗费2 亿多两饷银，元气大伤。 有意思的是，乾嘉苗民起义与白莲教起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白莲教鲜明的反清性质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一七九四年九月（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中旬），清政府在湖北先后逮捕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美等一百多人。十月四日（旧历九月十一日）又在房县石岭沟捕获收元教教首王应琥等数十人。在河南，西天大乘教的主要首领宋显功、高成功、张思瑶等也相继被捕。十月上旬（九月中旬），清政府在陕西捕获三阳教老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十一月，在安徽逮捕了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以及教首刘之协的母、兄、妻子等数十人。三个月之间，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其主要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部分被捕。著名首领刘松、宋之清、王应琥、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萧贵、谢添绣、韩陇、刘四儿等全被处死。王双喜被发遣黑龙江为奴，后被杀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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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疯狂搜捕和血腥杀戮，祸及数省地区。各地官吏，更视此举为囊括民脂民膏的大好机会，“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向民间挨户搜查，百般威逼，“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赃私狼藉，民怨沸腾” 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白莲教此时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白莲教实际上已经快完了。 但也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乾嘉苗民起义爆发了。清王朝调集了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七省十八万绿营军的兵力。给清王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七省的钱粮几乎为之一空，给清王朝的经济带来了几乎是根本上的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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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非 2017-11-13 16:49:10 顶个 ----------------------------- 谢谢帮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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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清王朝凑钱相当艰难。乾隆上十年五月初十日，福康安、和琳奏:“黔省藩库贮备银三十万两，并地丁耗羡铅斤余息及铅本余租变价各款银三十余万两，陆续支用.又经臣等将江西九江关协饷银五十万两，奏明就近截留济用外，现存军需银两无多，实不敷用。”请求于邻近之湖北、江西等省拨银一百万两。户部决定于江西省拨银六十万两，粤海关拨银四十万两。而江西方面认为再向黔省续拨银两，己“不敷起解”.只好与两广总督朱硅酌商，于藩库五十九年地丁银内借支四十万两解往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阿桂奏、据毕沅称，“湖南自军兴以来，费用繁多，业经先后奏拨银二百五十万两，以裕供支。查第二次拨银一百万两，仅足数旬支应。通盘核算，需费实多，请于邻近省分再拨银二百万两，解营应用”。阿桂等核议后，认为”附近湖南之邻省，或先经拨给，或现存银数不敷动拨”，只好决定于广东省拨银六十万两，广西省拨银四十万两，苏州藩库银五十万两，两淮运库银五十万两，共凑成二百万两解往。 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署四川总督孙士毅、贵州巡抚冯光熊等亦奏请追加军需银两，军机大臣和坤等核议后，认为“该督等既称前拨银两动用无存，自应再行拨给，以资接济”。然而，“附近黔川省分俱己先后拨给，余存银两为数不敷”，只好决定拨“安徽地丁银一百万两，山西地丁银三十万两，苏州地丁银七十万两，凑成二百万两，解往四川”，拨“两浙盐课银五十万两，浙江地丁银一百五十万两，凑成二百万两，解往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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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图 清朝廷为了镇压乾嘉苗民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造成财政上的危机，只好饮鸡止渴，以致弄得民怒沸腾，直接导致了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 乾嘉苗民起义是一次有准备的积极的反抗,是经过长达数十年酝酿的反抗浪潮,清王朝耗费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湘黔边境四厅总共不过四十万上下苗民，能参加作战的也就二十余万人，与朝廷七省十八万清军激战两年，坚持十二载，仅清朝各级将领就杀死二百二十多名，乾隆晚期权倾一时的一文一武两个重臣是和珅和福康安，军机大臣、云贵总督福康安，和珅的弟弟、四川总督的和琳两任统帅命丧苗疆，贵州提督彭廷栋，署四川总督孙士毅等一大批清朝中高级将领均是死于这场战争，几乎打断了整个清军的脊梁。这在清军两百多年战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足见战争之惨烈，苗族起义军之英勇善战；战争波及四省，规模空前，清王朝耗银两千多万两用于军饷开支，掏空了国库。它与几乎同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一起，对清王朝形成了沉重的打击，彻底动摇了清朝的根本，著名的康乾盛世就此结束，清朝也急速开始走向衰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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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收拾残局——严如煜的对策与和琳的善后 风声鹤唳、腥风血雨 乾嘉年间这场战争是残酷的。 战争双方把苗疆打了个稀烂，千里苗疆历经两年战火变得十室九空，4000多个苗寨仅剩1000余个，40万人锐减去10余万人，吴八月、吴天半、石天保、石柳登等起义首领无不惨遭寸磔极刑。起义军的反击也照样使清廷付出了昂贵代价，乾州厅城被吴八月义军攻下，守城通判宋如椿全家杀身成仁。狗爬岩一仗，湖广总督福宁全军数千人全军覆没。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等一批将帅折损苗疆。 起义者主要是要赶走客民，夺回土地，他们为此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烧掉客民的村寨，杀死客民反抗者，抢夺客民财产，客民无以生存，只好逃走。为此苗族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四处出击，将苗疆内客民的村寨逐一烧毁。 吴八月后面在供词中都承认:“小的年纪大些，不能时常出来，四个儿子轮流出来，邀人打仗，烧抢的客民村庄，实在记不清多少。” 吴天半、石三保也说:“凡有客民房屋，一概烧了，抢的粮食就给打仗的苗子做口粮。”“即时各处苗子都乘势烧抢。” 起义初期，不但烧抢“客人”村庄，而且杀了很多人。石代噶供说: “小的带领各寨苗子，沿路焚抢，伤过的人数，抢过的东西，掳过的妇女，都记不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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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起义者四出烧客民村，后来苗族人内部出现了分裂，有的苗疆寨子投降了，成了所谓“顺苗”，自然引起了仍然战斗着的苗民的不满。这样，战火逐渐从苗疆外转向苗疆内。因此，苗疆内部出于内部整肃的需要，也烧与清军合作的苗寨。石代噶供说:“只得回来，寨子烧了，又没处居住。”“六、七月间，小的邀集六里地方各寨苗子，到处烧抢，不过抢得附近降苗寨里的东西。”焚烧村庄成为战争的最主要方式。 由于起义军不相统属，战争中毫无军纪而言。他们见客民就抢就杀，有时也有点不择手段。相对来说，他们在像凤凰、乾州、永绥和松桃这样的生苗区还是有所收敛的，如攻入乾州后也并没有大开杀戒，还是有一定的纪律；但是在熟苗区就没这么客气了，在东征扫荡麻阳时曾经将一地主家九口剥皮示众，在攻下浦市时也曾大开杀戒。这种杀戮使得苗族很快陷入了孤立状态，如在苗族起义军攻打镇筸城时，城内不仅仅是地主，包括一般客民、土民都给与清军一定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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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苗民土地的不仅仅是地主、奸商、放高利贷者，也包括一般的客民，苗族起义将矛头指向“客民”也无可厚非。在这次起义中参加的“客民”并不多，甚至“熟苗”也很少响应。 起义军除放火抢劫外，就是杀人，见汉土民就抢就杀，苗疆在短短数月之中，难民即达到十数万人，这也使得苗族很快陷入孤立状态，并很快陷入内部分裂状态。 政府军造成的破坏并不亚于起义军。以福康安为首的清军，对苗族义军采取赶尽杀绝的残忍政策。他们每攻下一个村庄，即将老小拿住，稍加审讯即正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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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每攻下一个所谓“逆苗”村庄，也采取焚烧方式。苗族义军出掠时，一边要打仗，一边要抢财物，其烧村庄的本意，大多不过使客民惊骇逃走，以免于双方遭遇混战。因此每次烧屋未必烧光。但清军则不同，每次战斗过后，总是有充裕的时间来将苗族村庄尽行焚毁，几乎每位带兵大员都在自己的奏章中汇报焚烧苗寨的战果。特别是福康安，他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到达苗疆，次年五月二十九日病死战场，前后仅15个月，其中在以他的名义上给皇上的奏折中就有23件奏报“焚烧苗寨”的战果。乾隆六十年(1795年)闰二月初十日，福康安得意的向乾隆皇帝汇报:“为臣驻正大营，亲自督兵痛杀苗匪，遍烧苗寨。……查三路共烧贼匪大寨二十六座……共挖得粮食约万余石，未经烧死牛马猪羊亦复不少。” 这一次尚是小规模的烧。著名的一次焚烧发生在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下旬的擒头坡之战.“袅获首级二百余颗，(朱批:快意)遂分兵搜剿，立将骡马酮、坡脚山及附近之两岔河、川嗣、百果窑、五里碑等处各大山梁全行夺据。(朱批:快极)共计烧毁苗寨三百余户。” 粗略统计，各奏折中所列被彻底焚毁的苗寨，应在300寨以上(这还不包括未奏报的)。按道光二年(1822年)的户口资料，每村约有25户，以此作为基本标准推算，清军在平息起义过程中至少烧掉了7500户人家(约10000余栋房屋)。相当于苗疆苗族房屋的四分之一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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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每每于“焚烧贼寨”的战报后批“实属可嘉”。 乾看来，从皇帝到前线的总指挥，“焚烧贼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当然也有少数汉族官员提出“从宽”的原则，无奈人微言轻，于事无补。如湖南巡抚姜最的幕僚严如熠给姜晨的建议中就有:“协从之宜宽也。逆苗盗边，敢于汉池弄兵;天讨所加，自当玉石俱焚。但黔楚红苗，生熟寨落，不下数千，未必人畜奸谋，则协从者自不少。……剿捕之时，宜许协从自首……大开自新之路，潜解众逆之心，是宽数百苗人之诛，而数万叛苗之党，可以永散。” 严如熠人微言轻，但作为福康安与和琳的继任者的毕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于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初向皇帝上了一道密折，希望及时收兵，以使苗族“存其种族”。“苗疆地方辽阔，户口滋繁，帝德好生，不忍不存其种类，计大兵所到，剿者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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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之后，苗疆面临恢复家园的巨任。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从零开始，在被毁的遗址上搭盖一个“窝棚”(即简易的草棚)，有许多苗族难民连“窝棚”都不敢搭盖，因语言不通，他们又不知政府的政策，对“政府”与“客民”一概惧怕，只好躲进山洞或树林里逃生。 很多难民一贫如洗。军机处在核议和琳的“苗疆善后章程”给皇上的奏折中说，苗疆被难民人“屡遭焚抢之后，现在客民除回籍迁移之外，大抵赤贫失业。” 这些赤贫的难民主要分布在苗疆的凤凰、永绥、乾州三厅。和琳于嘉庆元年( 1796年)七月提出“自城址以内，直至黔川交界，三厅所属苗地，向来悉系苗产。此内如有汉民侵占之田，应一并查出，不许汉民再行耕种”建议。当战争平息，原来难民陆续归业，原边墙外撤出这一部分客民即无家可归，无地可，耕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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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就是边墙内的部分村落虽系汉土民村落，但自从他们逃走之后，此地现在被从苗族聚居区逃出来的苗族难民占住，他们一时也无处归家。(共退回苗民水田35001)亩)这部分难民不但要暂时经济接济，还需筹划长期的生计。否则，即便苗民起义被平息，留下的难民又会继续成为长期的历史难题，成为困扰政府的长期社会问题。 大量的难民这时又开始了迁徙历程。以龙姓为例，他们原住“冻得囊”(苗疆永绥董马库一带)，当地大概于乾隆十六年至嘉庆元年迁出三支，一支去了建始，一支去了四川。迁往湖北小茅坡营的一支，首先落脚到观音堂下，将祖人安埋;为了让了孙后代知晓，将一沱泥巴放在墓上。后又经过了后老屋场—土墙—沙道—木龙寨的迁徙路线，最后停驻在小茅想营”。清土朝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时，恰值鄂西“改土归流”之后，土司有大量荒地可以任由耕垦，给苗族的迁入提供了有利条件。苗族迁来时多住在平坝，后来认为高山有险可守，安全能得保障，于是由平坝迁到高山，挽草为记，定居下来。 外迁难民到底有多少，难以统计。据孙士毅报告，仅乾隆六十年(1795年)闰二月，由湖南贵州逃往秀山方向的难民就有20000多人，“臣孙土毅、和琳于二十七日前后同抵秀山，沿途目击黔、楚被难民人，扶老携幼，络绎于道，实堪悯恻……除其中尚可自赡，毋庸给娠外，其余查明大小户口……统计约有二万余人。” 仅秀山一个方向就有20000多需要救济的难民，其余各个方向聚集难民当更多。统计苗疆凤、乾、永、古丈、保靖五厅县需要救济的难民应在10万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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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难民相对于汉土民来说，情形更为凄惨。汉土民流为难民，至少可依附于各大屯堡，在政府周济下度日。一部分不通客话的苗族则只好躲进山洞深普，过着原始人的生活。另一部分从边墙内被赶回苗区的难民也只好流落在大山深林中自生自灭。 当时地方官员给朝廷的报告是这样描述的：“镇筸、乾州、泸溪、河溪之杨家寨等一百十余处，本系汉民田地……为无业穷苗潜行占据……奴才等……遍历寨，反复开导，该苗等始尚观望迁延，继则深知悔悟，情愿将所占田地，一一退还，各回本寨，随令该苗弃将逐回穷苗，妥为安置，稗其各谋生计，勿再盘踞民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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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谈判对手——朝廷与戴枷苗民头人对话 乾嘉“苗乱”震惊了朝廷上下。千百年来，腊尔山苗疆虽然从没太平，苗反、寇边持续不断，但是叛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几个寨子到周边小规模劫掠居多。而且经过康熙年间的苗疆开辟和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朝廷自认为对苗疆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苗疆似乎正一步步走向平静。突然之间，好像一点征兆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由于苗疆长期处于“无所统”的状态，苗疆与朝廷历史上就没有一种对话的渠道。苗疆长期被禁锢，和外界是隔绝的，自然没有什么办法与朝廷去沟通，他们与“省地”打交道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被清剿；二是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就去省地“寇边”，也就是抢劫；被逼太过了就去打官府，也就是起义。而朝廷对苗疆也就是防范，只要他们不出来造反，没人去关心他们想什么，有什么要求。 难怪乾嘉苗民起义之初，清廷各级官员对起义的原因也是一头雾水，流传着各种起事原因，以至于乾隆对起义的规模和原因都产生了误判，应对上也显得迟缓和不得要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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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动用着举国之力，一边艰难地平息着这场“苗反”；一边试图解开笼罩在苗疆的这个巨大谜团。乾隆本人对于乾嘉苗民起义参加人的口供是十分重视的。早在起义爆发之初，他对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下的上谕中就指出.“此次逆苗纠众滋事，究系何人为首?其贵州拿获汉奸，亦应向其究讯滋事根由及为首逆犯是否即系石柳邓、石三保等，抑另有主谋为首之人?”“如有紧要可备解京讯问者，即派委员迅速解京，以便交军机大臣讯问起衅缘由。”一脸困惑的乾隆皇帝给那些在苗疆清剿的官员下达着战事谕旨的同时，都忘不了要他是属下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生产这么大的“苗乱”。 所以在这次平息“苗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清军的统帅攻城拔寨完都最感兴趣的就一件事——审讯俘虏，特别是“叛匪”的头目，这些头目的供词马上都要快马加鞭送到北京乾隆爷的御桌上；一些重要的头目审完还不算，更要送到京城，在刑部再审一次后再凌迟；一些征战苗疆官员的幕僚，在随军征战之余，不仅从“反苗”那里了解缘由，更是亲自走访苗寨，了解他们的过去和习俗，想弄清楚这次“苗反”的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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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镇压起义过程中，乾隆对于起义军的顽强坚决、互相呼应、愈打愈多的情况，感到大惑不解，又再次给福康安及四川总督和琳下谕说:“贼匪屡经官兵痛剿之后，穷整已极，何以鸭保、平陇各寨添集逆匪，尚有五、六千人之多?此系从何而来?”“此次逆匪纠结滋事，蔓延黔、楚、蜀三省地界，相距辽远，若非预有成约，何以能同时肆逆而负隅抗拒，党羽又有如此之多?……着传谕福康安、和琳于擒获活贼首逆时，将以上情节详细究讯，据实具奏。” 就是在多次上谕的指示下，平息苗乱的官员们审讯上报了大量的供单。从供单内容看，有一部分就是为着回答乾隆所提出的“何人为首”、“滋事根由”及是否“预有成约”等问题的。 乾嘉苗民起义的主要人物有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陇登等。石柳邓在战斗中著枪伤甚重”当即被清军砍首牺牲，他不可能受审作口供，因此不会留下什么“供单”。吴陇登则“因官兵攻剿紧急，心里害怕，总想要投降”，而后终于叛变投降了清军的，他也没有受到审讯录供，因此也不会留下什么“供单”。在乾嘉苗民起义的清方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起义主要领导人石三保、吴八月的供单，由于它是起义领导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尽管它已遭到不可避免的修改，但从这里了解起义的原因、爆发及经过情况，还是十分有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有吴八月之子吴廷义等其他人的一些供单，也为研究这次起义提供了新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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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起义首领被俘，苗族起义的原因才被统治者真正弄明白。最先被俘的吴天半开启了苗疆苗民与朝廷的对话，他在供词里就苗族起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上年冬天（乾隆五十九年），听见各寨都出了癫子，发颠的时候，就拖刀弄枪，要杀客民。又听说我们出了苗王，也不知是哪一个。今年正月，苗子石三保纠约贵州的苗子石柳邓、湖南的吴陇登，说苗子的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心里不甘，声言各寨的苗子都要帮他夺回耕种。所以远近各寨，都想趁机抢夺田地。上年十月间，各处苗子发癫，嚷着要烧杀客民，夺回田土。到正月十六日，石三保、石柳邓到黄瓜寨会集，吴陇登说若肯帮我们起事，还可做官”。 吴天半供词中，提出了两个主要诉求：一是要夺回田地；二是要做官。 其后，被俘的另一个“苗王”的石三保的供词中也有如下记载： “前年（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内小的侄子石由保同本家的石老审、石老岩、石老养忽然一齐发起颠来，说苗子们要做官，口里叫着要杀客家。后来各处寨子的苗子也都颠了，石由保们还说我们寨里要出苗王，大家就说是小的。到了去年正月初头上，小的也忽然发起颠来，口里不知不觉就说是天上降下来的，叫苗子辅助小的要做苗王。” 这些供词就是腊尔山苗疆千百年来对朝廷第一次提出了诉求；而审问过程就是历史上朝廷第一次和苗族头领的对话，朝廷想要知道腊尔山苗民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起义，也为他们今后的苗疆治理提供依据。过去它们找不到对话的对象，因为它们不知道谁能代表苗疆（苗寨头人只能代表单个苗寨），现在他们知道起义领袖肯定能代表腊尔山苗民的呼声，当然不会放过了解他们看法和见解的机会；而这些起义领袖虽然逃不过朝廷的惩罚，但是他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反映了苗民的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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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呼声首先就是这次起义的纲领“逐客民、复故地”。这个纲领的通俗意思是:赶逐外来的汉民(其实也包括部分土著的土家族)，恢复苗族人原有的领地。纲领中的“故地”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我们可据起义者的活动加以判断。苗民起义军东边攻至浦市，并筹谋泸溪与沅陵城。北面攻到酉水各码头如里耶、龙潭、王村。南面攻至锦江一线。以此可知，苗民头脑中对自己的疆域还是有个明确的范围，那就是严如熠所绘苗疆全图所辖地域。 这个地域虽然没有包括整个五溪地区，但包括了历史上苗族活跃的地区。历代以来，由于汉族文化的不断侵蚀，汉土民已经成为这个地域里的多数居民，苗族仅占少数了。(也因此，苗族义军似乎过高估计了实力，所以，他们的起义很快遇到了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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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故地”这个要求以外，还有一个诉求，那就是“苗子也可做官”。 从所有苗族首领的供词中，我们实际发现，苗子“也可做官”是苗寨头人的普遍要求。因为在首要的精英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比较富裕的，并不愁饭吃。吴八月家里是“家里田地每年收得四百多挑谷子。”苗疆山多田少，田能收四百多挑谷子，地里所收杂粮也不会比这个数目少。因此吴八月家的田地总数也有两三百亩。在苗疆〔包括汉土民)社区中居于上层。其余的如石三保、吴陇登、杨国安等等，情况与吴八月也差不多。“如小的同吴陇登、吴八月们就算是有饭吃的，也没有什么银钱。”像他们这些苗族精英，单纯从经济上来说，可说已经过上小康生活了，何以还要冒杀头牺牲的危险?历史上的研究者也有替他们辩解说，他们是为了民族公义。然而，仅仅作这种猜测是不够的。苗族起义能够在几天中蔓延苗疆，除土地要求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想“做官”。 想做官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准确点来说，他们是想恢复苗疆原来的自治状态。原来苗疆虽然并没有统一的治理机构，但苗寨的头人还是具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们通过寨子内部的神判和苗例解决着内部的纠纷，通过合款和打冤家平衡着苗疆内部的矛盾。但是苗疆开辟后，他们虽然也是 “土百户”、“寨长”，但是上面已经有流官，还有汉百户，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苗疆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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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苗疆苗民两个主要诉求“逐客民，复故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给了清朝廷，是在审判台前，由被捕的苗族义军的首领们传达给政府官员。 乾嘉“苗反“爆发时也正是乾隆嘉庆权力交接之时，在解答湘西乾嘉迷局中，乾隆皇帝是“苗乱”的平息者，嘉庆皇帝是“苗疆新秩序”的建设者；乾隆爷是老师，嘉庆皇帝是学生。他们清王朝乾嘉之交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完成了平息乾嘉“苗反”，也在积极构建着腊尔山苗疆百年安定的战后重建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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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严如熠的调研和对策 在交战双方激战正酣时，湖南巡抚姜晟的一个幕僚——严如熠一直跟在战场前线，他自幼熟悉苗俗风习，而在战争过程中，他又进一步了解了苗疆地理形势，看到了苗民的生活状况。从乾隆皇帝到征苗的将领都都认为，起义战火的扑灭是迟早的事（尽管他们或许对困难的估计不足，太乐观了一点），战争结束后怎么解决苗疆的问题才是一个难题。严如熠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在随军征战苗疆过程中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严如熠是湖南溆浦人，祖上是宋末从浙江迁居湖南溆浦。明代西南苗民事变不断，朝廷多次派军进行军事征讨。严如熠八世祖严秀曾多次随军出征，严氏家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理苗世家”。 祖上的功绩和家学传统也使他从小就具有对苗民事务知识和能力的积淀，这也促成了严如熠乾嘉时期积极探索治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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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熠在征苗期间能积极研究治理苗疆的对策，还在于他所具有的“经世致用”思想。而严如熠这种思想的形成，得力于两个重要人物。 严如熠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岳麓书院学习生活了六年。而这期间是岳麓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山长就是执掌书院二十七年之久的罗典，他是岳麓书院历史上著名的山长之一。罗典执掌岳麓书院，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毅然把教育从自明清以来越陷越深的制举泥潭中拔了出来。 六载的岳麓生活，严如熠的最大收获，应该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认同与提倡。严如熠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著述以经世致用为主旨;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以天文、兵法为经世的手段;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民生疾苦，寻求解决之道。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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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熠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离开岳麓书院，到京城国子监读书，三年之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返回湖南，“主讲沅之明山”，即沅州明山书院。明山书院位于湖南芷江，招芷江、黔阳、麻阳3县生徒肄业其中，为府书院。严如熠担任明山书院的讲席，在这里，他有意无意地将岳麓书院的教学方式应用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去。 清嘉庆年间，康、乾盛世已经不再，社会矛盾尖锐激烈，全国各地民变不断。正在这时严如煜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进入湖南巡抚姜晟幕。 严如熠入湖南巡抚姜晟幕府后，严如熠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却“少党葛负大志，博学多才”，喜“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善于总结经验，善于把自己的亲身观察，亲身体验，系列总结成文人。清史称他“於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措施略见所著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又有《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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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严如熤的《苗防备览》尤其突出。 《苗防备览》打破传统的以政区为范围，以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为记载的范围，说明地理建置、道理远近、地形地势的特点，共记载了三厅二县1687个苗寨和三厅四县11334个民村的情况，记载了其生苗、熟苗的异同，苗村、苗寨及其距离厅、县的路程。记载的地名有山、坡、井、桥、江、溪、坪、塘、沟、湾、营、关、屯、巷、嘴等；记载了十里、五里间的民村、店铺、以及险要之处；记载了苗区的大小道路、里程、路标等。 《苗防备览》还记载了大小河流水道、水土性质的基本情况。对湘西苗区水道记载甚详，沅江、辰江、濠江、峒河、北河等水道的里程、流经地区、滩险、航道等，都有详细周到的记载。对水道的特性也作了许多记录。 举个例子吧，《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载有：“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这些记载，都是严如熤亲身经历所得，是一般志书只重视水道和考证之书所不能比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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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方志书，对地方政区沿革、军事行动、地方治安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情况，较为着意，多有记载；而对于地方经济情形、民生疾苦，则十分忽视，间有记载，也仅局限在户口、赋税、物产等几方面，且所记非常简略。严如熤却对生产、交通、人口、经济等要素比较在意，记载了水利之兴修、农作物种植、山民食物结构，山内的物产，木厂、盐厂、铁厂、纸厂等情况。 《苗防备览》关于“民风”、“民俗”、“民食“、“山货”、“策略”的记载，给我们保留了湘西苗疆经济、文化和民风习俗的宝贵资料。这些地区的民风强悍，习于争斗。严如煜说：苗地生产条件较差，丰年不过是混个肚子饱,一旦遇到灾荒,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强悍者则结伴四处抢劫,故同时，有“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的说法。“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苗人则如履平地。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还有“伏草”、“捉黑”、“护客”、“拳牛”、“比马”等习惯，都是强悍、好斗的表现。 此外，严如煜还记载说：山内有清香、圆顿、太阳、天主、白莲五种宗教，以及各种宗教的活动和发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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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熠在镇压苗民起义期间，亲自深入深山老林中踏访，再加上其任各种职务间都能亲履山谷，洞察民间巨细，对苗疆的地理、风俗、民族了如指掌，也因此其对于民间的疾苦比一般官员更了解。在其所著《苗防备览》中谈到当地地方官和地主“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因而造成苗民“收获甫毕，盎无余粮;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已久，田产罄尽”的局面，文词之间流溢出对广大苗民生活艰辛的同情。 他向和琳与姜晟上的很多对策都收录在《乐园文钞》中，其中数《平苗善后事宜议》最完整。 这个报告说:善后比进剿难多了。进剿不过“一时济变之权谋”。而善后工作则是“百世安边之至计”。苗疆治理已有数百年历史了，但以往没有一次达到“安”的目的，就是因为考虑不周所致。考虑不周，是因为每次善后工作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苗疆民族间关系及各民族的利益:“此时难民土田悉为苗占，一取之以给民则苗怨，不取而予苗则民穷。即降苗与降苗夺得民地亦将互争界址，仇杀而不已.”(另外，大兵剿洗过后)“吏存轻苗之见，民怀愤苗之心，酿成意外势所难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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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严如熠为此上了七条策略: 策一、“坚筑堡以资攻剿”，就是设立村堡，辅以城垣，以资防备。在村堡里，义军很难攻进去。腊尔山苗疆自明以来便有筑堡之史，但明时的筑堡是统治者面对苗民的反抗所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防御措施，它并没统治到苗区内部，仅作为一种军事隔离与封锁的设置，将生苗以“野人摈之”于边墙碉卡外，且始终想设营驻兵，防守看似得到加强，但一旦生事，“苗巢之旁俱成内地，营哨之外别无声援”，仍不能挡住人民反抗的浪潮。严如熠此时提出筑堡，因袭了前人的方法，但又有变化，针对性亦有加强。 他提议在整个苗疆及附近城邑筑堡，堡垒深入到民村苗寨当冲险戛城堡此时已不再是作为战后生熟苗边界处的一种封锁隔离设施，而是灵活性主动性极强的一种防御体系战时，各城堡声讯相联，互为特角，清军退可防，进可攻凭筑堡，清军层层逼进，由远而近，对义军的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渐缩式的包围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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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二、“广开屯田以省军费。”为平息这次苗疆之变，朝廷已经消耗掉1800万两白银，仅湖南一省就耗掉七百万两白银。朝廷己不堪重负，以后如要长期防守，除开屯田别无选择。要解决军费问题，只有采取这种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法屯田以农寓兵，国家不用多费饷而兵能自养，“兵食两足，其省军费多矣”后来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策三、 严如煜意识到，“苗寨悬远，非流官所能及”。要治理好苗区，就得革百户，任苗吏.他主张复土司旧规，将生熟苗按多寡分配，基层官吏在苗人中择优选任，“袭薄制廉俸，量设公差代“该管小事归彝卉听断”，大事则上报于厅道苗弁由此得到了部分的自治权，可专职处理苗事，而汉官不能直接干预苗寨事务。 策四、“用雕剿之法以清余孽。 乡勇与土兵居住的地方与苗人寨落相毗连，生活环境相同，无外来官兵水土不服地形不熟之弊“生长此间，服习水土，谙熟径路，登山上岭最为矫捷，身体素质较官兵好，适合区作战. 另外还有五至七主要是针对次起义的原因而对苗民的保护措施。政府先借牛种，使难民复业之后再逐年归还；“禁买苗产以安苗业”； “禁买苗女以绝苗奸。” 在平息苗族起义的过程中，政府大多数官员也逐渐意识到此前的“以苗为民”政策有其不足。因此，一当严如熠提出保护苗族人的整体利益时，很快被政府采纳，并成为1796年4月，鸭堡寨对话的指导思想。尽管苗族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但仍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存地域，这个领域应该有明确界址并受到法律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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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者：和琳及《湖南苗疆善后六条》 严如熠提出的是苗疆战后的一些设想，而实际的政策制定者是和琳。 和琳长期在外，镇守边关，饱尝了沙场的戎马生活，尤其是在西藏、彝、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办事较久，对民族关系有较深的了解，摸索出了一些治理少数民族的经验，可以说是乾隆皇帝十分器重的治理少数民族的专家。 乾隆五十八年 (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第一次来访中国的时候，乾隆皇帝曾特召了和琳从西藏赶往热河，跟随乾隆左右，充任外交顾问，并负责参予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因此，和琳又得与西方国家的使者接触，看问题的视野相对开阔。 乾嘉苗民起义一发生，乾隆皇帝就调当时任四川总督的和琳任征苗清军副统帅，后任统帅。因此，和琳得长期深入苗疆，“由川入黔,自黔而楚”。他亲自走过湘、黔、川三省七个府、州、厅、县的大片苗疆城乡。“凡苗地山川之险要，风俗之犷悍、身亲目击”。 随着战争的推进，和琳亲自审讯过许许多多被捕的起义苗民，有机会得与苗族上中下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接触，从中了解了苗族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风俗习惯，尤其是了解了苗族与其周围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复杂关系。他发现因“客民咨意欺凌”和大肆“侵占苗疆田地”，导致了“苗民贫难无度者日多”的普遍现象,认为这是过去治苗政策考虑欠周所“酿成”的重大“弊病”。 清乾隆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和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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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进入苗疆以后，曾主张对苗民“详加开导”。即使在民族战争十分激烈之际,他仍然坚持“随剿随抚”。因此，在嘉庆皇帝催促他迅速结束苗疆战争，移师楚北转征白莲教的紧急情况下，他仍然镇静地提出“不能顾彼失此”，坚持“将苗疆通盘筹划”后再移师楚北。 他的“通盘筹划”意思有两层:从近义来说，要达到平息苗民乾嘉起义；从长远来说，要使苗疆能够较为长期的安定下来，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再次向皇上解释，他这样做，“虽觉办理略有耽延，而与事体方能完善，若过于急切，转恐欲速反迟，非万全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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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庆皇帝登基之前，乾隆皇帝就在考虑战后苗疆稳定的问题，曾密令和琳在平定苗疆起义后找出一条起码在十年内能使苗疆平定的措施。和琳倒也不负重托，牢记于心，在福康安死前，他就曾与福康安、孙士毅等反复磋商治理苗疆的良策。 六月十七日清军收复乾州后，和琳喜不自禁，连忙向朝廷表功。嘉庆皇帝得到“克复乾州”的喜报后十分高兴，立即嘉奖和琳三眼花翎，赏额勒登保双眼花翎，其余各官兵都各有奖赏，和琳认为战争应该差不多了，下令额勒登保去攻打平陇，留下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等大员与自己一起在乾州城内草拟了《湖南苗疆紧要善后章程》一共六条，所以又称《湖南苗疆善后六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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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苗民起义已经打了一年半了，尽管七省先后有十八万官兵投入了这场征战苗疆的战争，但仍然无法平息这场起义。苗族起义军尽管遭受了挫折，但仍汇集于“苗王”吴八月的故乡平陇，不惜以全体牺牲为代价，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大决战。而清军已经遭受到总兵明安图所部一千四百人全军覆没和狗爬岩湖广总督福宁六千人命丧苗疆的两场惨败。清军主帅只有“频以山潦涨阻为辞”，拖延出兵。用乾隆的话说，已经到了“朝廷焦虑，日盼捷书”的地步。 而此时，清军已经深入苗疆腹地，山路崎岖，运输艰难，一支十多万的部队的粮、盐、弹药的供应相当困难，加上“军士不习水土，中暑毒死者日众”，连清军主帅福康安也已经死于苗疆战场，号称“花老虎”的清军得力战将花连布 ( 原为安龙镇总兵，后升贵州提督 )，又在铜仁府境被起义者打死。兵士累闻凶讯，万般恐惶，连总督毕沅、巡抚姜晨等大员们也都动摇起来，生怕老命丧于苗疆，多次提出议和罢兵。 于此之际，白莲教又于湖北襄阳、四川达州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苗民起义摇相呼应，结成一线，共反清王朝，统治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嘉庆皇帝密令继任清军主帅的和琳迅速结束苗疆战争。“留兵一、二万分驻要隘，实力堵御”，催促和琳率应撤之兵驰赴湖北，转征白莲教。苗疆战火正激，皇上圣旨又到。和琳左右为难，“权衡轻重缓急”，于是“通盘筹划”，拟定了《湖南苗疆善后六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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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一面令额勒登保、德楞泰继续率大兵进取平陇，一面与福宁、毕沅、姜晟等四总督于乾州城内草拟“善后”苗疆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最初命为《湖南苗疆善后紧要章程》，一共六条，因而又称为《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后人又简称《善后章程》。它吸收了前人治理苗疆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了当时苗疆的具体情况。这些规定为此后处理民族关系、调和民族矛盾提供了依据。 《苗疆善后六条》主要内容为: “一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 一苗疆营汛，应分别归并，以联声势； 一苗疆百户、寨长名目，应酌量更定，以专责成也； 一苗疆城坦应分别修理也； 一苗疆鸟枪等项器械，必应收缴，以去爪牙也； 一被难民人应分别安顿，以示体恤也。” 以上六条善后章程的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针对以往对腊尓山苗民的治理的各种积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简言之，即开始革除之前忽略苗民文化差异的，实行苗汉不分的治理方针，转变为划定民、苗的土地界限和设置苗官，实行“以苗治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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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六条》，对苗族作了较大的让步。在历代王朝官方文书中，它第一次把苗民当人来看待；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苗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承认有民族压迫和掠夺，它采取归还苗民土地的果断措施来调和民族矛盾，使“穷苦各苗”多少都获得一点实惠；第一次提出了“苗汉一体相待”的具有民族平等思想的政治观点，等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总得来说，和琳及他的苗疆善后六条在苗疆受到了好评，认为他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苗疆的真实情况，敢于批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能从民族关系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苗民乾嘉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苗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苗民的合理要求。这在当时的官方文献中是十分罕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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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次汉苗大会——鸭堡寨会议 《湖南苗疆善后六条》于嘉庆元年（公元17 9 6年）六月奏禀朝廷，经已退位的乾隆皇帝审定，转由仁宗（嘉庆皇帝）于同年八月初六日亲笔朱批交军机大臣核议签发，作为清王朝治理苗疆的政策措施下达施行的。 和琳为了平息苗民起义，尽快瓦解起义军的斗志，迅速结束苗疆战争，在奏折尚未获批的嘉庆元年七月初三、初四等日，通令湘黔两省边境降苗百户、寨长、头人等五六百人在凤凰厅鸭保寨召开会议，一起商议苗疆善后事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鸭保寨全景。 乾嘉苗民起义，苗族头人最早的一次重要秘密会议也是在这里开的。 勇士衡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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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苗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的官民会面，都是苗民“跪迎”而已。此后的会面，因苗族已有一批基层官员代劳，也没有这种盛况。这次是由苗族的百户、寨长等头人与朝廷重臣面对面平等协商民族关系。这次会面主要讨论土地问题，和琳是如此描述其时情况的：本月（嘉庆元年七月）初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鸦堡寨者五、六百人，签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随令该百户等将各协营所管寨落内，凡汉民占据田地，共有若干，选册呈报，以凭核办。” 在这个面对面对话的基础上，双方约定了一个基本土地界线，就是以旧边墙基址为准，边墙内悉归还苗族，边墙外悉归客民(汉土民)。简单来说，就是“苗地归苗，民地归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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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琳在会上亲自宣讲了《善后章程》，以作“皇恩”，“感召”降苗，“并使未降之苗寨闻风解散”。和琳表现出一幅大仁大义的面孔，按照章程首先分析了此次苗民起义的原因，肯定了苗民“夺回土地”的要求，将造反的“罪过”“归咎于客民”。与会苗人闻此言语大为耳顺，唯恐不真，会上顿时情绪激昂，把和琳看做圣人一般。 接着和琳又宣布朝廷对待此次起义的态度是不忍悉加镇压，对于一时被迫参加起义的人，只要能将参加起义的头目擒献，一律宽大处理。即使不敢擒贼，只要恭顺朝廷，也不追究责任，兵器上缴还可以折银作价。 最后和琳宣布了苗疆善后六条有关疆界、土地、撤军、苗官制、苗人自行管理及苗汉一体相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政策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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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苗听后，无不万分折服，苗人纷纷表示：“佥（众人）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谁敢再有反复……”。和琳在鸭堡寨与湘西，苗族的对话，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这个代表大会成为乾嘉苗族起义战争的转折点。许多苗族人从鸦堡寨会议中看到了希望，因而转移立场，从此成为国家的拥护者。 但是鸭堡寨会议是起义和战争还在进行，真正提出要求的人——起义军和苗族领袖并没有参加，虽然在对话中回应了苗族起义所要表达的一些诉求，但远还达不到与起义领袖一种平等的对话，体现的是朝廷为尽快结束战争的一种妥协，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善后六条》还在在客观上起着瓦解义军、破坏苗民起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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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直隶厅和五万驻军——苗疆机构升级和军事调整 也就是这时， 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管制苗疆，普遍将苗疆的行政级别进行了提升。 首先将松桃、凤凰、永绥、乾州四厅，从一般“散厅”升为“直系厅”。清代的厅本来并不是固定的行政单位，因初期知府常把自己的副手同知、通判派出分防，专管某些事务，其派出之办事处名之为“厅”，以后就逐渐形成为固定的行政单位。此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宜设州置县，也设厅，派同知、通判为其长官。 一般的散厅多属知府统辖，与州同级。直属布政司管辖的，称为直隶厅。直隶厅与府、直隶州为同级单位。清代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好家伙，湘黔苗疆一下子就占了四个，全国直隶厅的十分之一。 各厅长官一般都是同知（正五品）。各厅的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库大使、司狱等，所掌略同于府属各官。 各设同知一员，地位高于一般州县官，与府同级，直接归道署管辖。并定新设松桃厅经历、新改铜仁县县丞、松桃盘石营巡捡、乾州镇溪主簿，改为“苗疆调缺”。升凤凰厅城和乾州厅城巡检为“苗疆经历”，重其职守。另添设乾州厅巡检一员，驻河溪要地；麻阳县添设县丞一员，驻毗连风凰边境要道之岩门。这样，再加上原来在凤凰厅城设立的辰沅永靖兵备道道署，形成了以凤凰镇筸为中心控制苗民管制体系。 |
| 辰沅永靖兵备道乾嘉苗民起义期间凤凰成了总督、提督和侍卫内大臣们出出进进的总指挥部。事平后，留驻这里治苗的道员是加了布政使或按察使衔头的（仅次于巡抚)。道，这一建制在清代并不算很显赫的，但加上了兵备道衔就非同一般了，当时全国只有八处，多设在关外，用之巩固清王朝的后院。在西南地区，则只此一家。辖一州、三府、五厅、十四县，管辖范围广，道员权力大，在湖南有“半边抚台”之称。用现代的话说，即相当于半个省长。当时下辖一州，即靖州(今靖州县)；三府，即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五厅，即永绥厅(今花垣县)、凤凰厅、乾州厅(今吉首市)、古丈坪厅(今古丈县)、晃州厅(今新晃县)；十四县，即沅陵、泸溪、溆浦、辰溪．麻阳、保靖、永顺、桑植、龙山、绥宁、通道、会同、芷江、黔阳。湘西苗族地区的永、风、乾、麻、古、保、泸，则是全道的统治重点，凤、乾、永三厅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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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琳还想到了设置苗弁——这也是回应起义领袖“苗子也要当官”的诉求。。 和琳在进入“苗疆”不久，就陆续招抚了一些投诚苗军，让这些苗军随同打仗，同时给这些苗军按时发放粮饷，由朝廷从战时军费中支出。 而苗官的设置可能就和这些投诚苗军在扑灭苗民起义中的作用有关，和琳的初衷也许就是对这些降苗的战后作个安排，同时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嘉庆元年七月，和琳在《苗疆善后六条》中对苗官的设置做了设计：“此次各降苗内，节径随同官兵打仗出力，蒙恩赏给翎顶者，颇不乏人。应于此等降苗内，择其明白晓事众所推服者，照各省土官之例，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为土守备。土守备之下，酌设土千总、外委等，俾令管束苗民。其额数之多寡，以所管之寨落多寡为定。” 和琳的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肯定，经军机处核议后，于当年八月份由嘉庆皇帝下旨颁行。此后成为“苗疆”的基本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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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委任苗官的原则和条件，和琳的建议是:苗官必须由“降苗内择其明白晓事从所推服者”来担任。这就规定了担任苗官的人：一、必须是苗族；二、必须是“明白晓事”；三、必须是“众所推服”。 这三个条件用现代的话说，即民族成份、本人才干、群众基础。当然，任何时期、任何阶级都有其德才标准。可是，和琳这三条，基本改变了“向例汉人亦准承充，更无非是奸蠢无籍之徒”的原百户制滥、糟、杂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苗族的尊严，给予了民族自理的部分权利。 和琳确定的还只是原则。嘉庆初期的苗官也许还有为了招抚苗族义军，不得不给以官职口粮，以定苗众，苗官点充由各统兵大帅全权定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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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调整方面首先撤消了清朝在苗疆内的全部军事设施。此前，在湘黔边境苗区，除如镇筸镇、铜仁府、永绥、乾州、松桃等道台、镇台、协台、厅台官署所在地驻有旗兵、绿营兵以外，还于苗疆内地如火麻营、强虎哨、晒金塘、仙镇营、鸭保汛、龙团、雅酉汛、栗林汛、暴木营等地设有军事据点四十八处，共驻清兵六千二百多名，这就大大限制苗区生产和苗民的人身自由。 当然，和琳撤消苗境内驻兵是为了实行“归并”，即将兵力集结于苗疆周围，以加强边界的防卫能力。而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军机大臣阿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提督鄂辉、广州将军明亮等镇压起义的大臣们也是沿着和琳的思路，在苗强边沿各州县增兵把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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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疆东部，根据湖广总督毕沅奏议，以辰州为凤、乾、永三厅“苗疆门户”，“为云贵往来孔道”，“地方紧要”，将湖南提督由常德移驻辰州，并拨出营兵七百五十八名驻守，“就近稽查弹压”。征湘西苗疆南部，如麻阳之石羊哨、岩门。高村、烂泥(今兰里)等处苗民出入之重要孔道，均添兵防守”。 将苗疆西北四川境内之酉阳、秀山等州县之绥宁营升格为协，在原设军额六百一十一名的基础上，添兵八百六十九名，共一千四百八十名；将四川彭水、黔江原设之一营归绥宁协管辖，以壮声势。其接近湘黔苗区的汛堡，如秀山县之洪安、平块、峨容、平荼、石堤、石耶、滥娇、巴家．邑梅等汛，均增兵防守，计共驻兵六百五十亲名。“如此均匀添设，庶声势更为联络，足资控制，而营汛益昭严密”。 在苗疆西部的松桃、铜仁两厅县之苗区，在原有兵力基础人也增兵防守，计共两协。其中松桃协驻副将一员，都司一员，游击二员，守备二员，干总八员，外委、额外委共三十二员，共计驻兵二干六百一十五员，设十四汛(后增至十五汛)，建碉卡一百一十座。铜仁协则驻兵一千四百余名。这些驻军及其碉卡，多数分布于苗疆边沿和苗疆城乡要道上，相距一二里或数里，一旦有事，彼此声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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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族聚居中心——永绥、凤凰、乾州三厅及其毗邻的保靖县相古丈坪厅，则重点增兵。凤、乾、永三厅原兵制设一镇一协，即镇筸镇(总兵驻凤凰)和永绥协，计驻军四千九百余名。毕沅认为这点兵力太少，不敷应用，奏议再添绥靖镇于永绥厅的花园(今花垣县城)，驻总兵一员。将原来的永绥协从吉多迁于厅属之茶洞，驻副将一员。升乾州营为乾州协，驻副将一员。将乾州之湾溪、凤凰之强虎等汛升为营，各驻守备一员。保靖改设参将，与永绥协同归绥靖镇统辖。古丈坪厅设都司一员，驻厅城。这样，凤凰厅与镇道同城，乾州厅与协同城，永绥厅与绥靖镇同城，保靖县与参将同城，古丈坪厅与都司同城。计苗疆两镇两协兵力共九千七百七十余名，比原驻兵增加四千八百七十五名。武职将弁则增加一百二十六名，其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各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七员，千总十一员，把总二十二员，外委三十四员，额外四十四员。 凤凰直隶厅城防图，密布的军事设施显示了乾嘉之后苗疆仍然紧张的军事形势。 |
| 此外，又从十多万镇压起义的大军中留驻二万名，重点驻防风凰、永绥、乾州三厅苗疆大路沿线。从随军镇压起义的三万苗兵中，“择其出力较著、艰苦最甚者，酌留一万余名”，给以粮饷，分派给苗官统率，重点镇守三厅及其边沿各县苗乡。如将其沿边之沅陵、泸溪及邻近之川黔边境驻军及苗兵计算在内，则接近五万人。驻军如此之多，这在当时国内小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仅有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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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傅鼐的屯政——边墙和教化并行 战后苗疆政策的奠基者——傅鼐 为应对善后事宜当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清廷在一边采取和琳制定的“善后六条”，一边还在积极摸索更好的治理湘西的措置。 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朝主力军北撤，“平叛”期间苗疆事务由清军统帅总理，清军撤出后，就需要一个留任苗疆处理“善后事宜”的官员，而这个任务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一个叫傅鼐的官员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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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鼐(1758年一1811年)，汉族，顺天宛平人(今北京人)。傅鼐的仕宦生涯，一开始由吏员考授正八品，捐纳府经历（捐纳制度在清朝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也就是买官卖官，用以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后调于云南。 傅鼐在云南就因为取得“左耳二百”而得到提拔。“什么是左耳二百”？这个“左耳”就是清王朝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时，有个割尸首左耳去领功取赏的习惯，原来当时云南棵夷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清政府官员发生冲突，威远厅同知屡遭杀害，大臣令傅鼐前去参与谋策。足见傅鼐在云南镇压民族起义杀人如麻，也因此受到奖赏。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傅鼐因取得当时扰边少数民族左耳二百而被提拔为云南宁洱知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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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傅鼐调入军营，跟随福康安前往湘西苗疆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福康安分配给傅鼐的任务是在湖南军营司运送军粮。傅鼐认为“苗愈抚愈骄”，“愈抚愈叛”，积极主张大兵讨服。福康安死后，傅鼐调入清军总部辅助统帅和琳。 期间，对傅鼐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为“计擒吴添半功”，因而赏戴花翎，晋升官位为直隶州同知。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苗疆治理清军统帅和琳去世之后，退守的苗民军仍就有很强的作战实力，加之当时湖北白莲教起义，苗疆清军主力前去镇压，而苗疆愈难驻守，清朝政府暂时陷入如何治理苗疆的僵局。见此状况，傅鼐是立即奏书嘉庆，道出治理湖南苗疆的有利之策，并得到皇帝的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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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苗民起义后，清朝廷加强了对腊尓山苗疆的统治。嘉庆二年将原由辰州府派驻通判管辖的散厅凤凰，改为由辰沅永绥兵备道管辖的直隶厅，并改凤凰厅由通判(正六品)管理为由同知(正五品)管理。 清政府给傅鼐委以重任，傅鼐成为凤凰厅同知（清代的同知，又称州同，与通判又可为地方政权厅一级的行政长官），后来在嘉庆六年(1801)受命“总理边务”，十年(1805)，升辰沅永道员 。 清代，王朝等级森严，满汉官员之间的地位有一定区别，朝廷一般都是重用满族官员。作为从汉族小官的傅鼐，他的仕宦之路则非常谨慎，但也会主动抓住机会展示自己过人的才智与谋略，他经过不断对苗疆地形、苗民起义以及苗民品性的深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主张及具体治理策略，许多主张与策略得到上级的赞同并允予采纳。各大小战役，傅鼐总能身先兵卒，“师行所至，万苗警服，罗拜纳兵，唯恐后。”傅鼐在处理苗疆善后事务中，“剿抚并用，教养兼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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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鼐治理苗疆善后措置的思想与具体措施都体现在其写作的文章与奏疏当中，主要有《治苗论》、《修边论》、《屯田论》、《练勇论》、《复总督百龄书》、《陈屯政三十四事》、((建碉卡》、《严禁苗寨私开集场》、《收缴苗枪并禁椎牛通察))等。 《治苗论》是傅鼐的代表作,也是清末制定治苗政策的理论依据。《治苗论》一开头短短四十余字就为他的政策定了基调：“红苗最为犷悍,犬羊之性，叛服无常。当无事而谋久安，惟移其习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而治”。 傅鼐认定苗族是“犬羊之性”,且又“最为犷悍” ,理所当然非以强制手段镇压而不可,否则就难以“训化”，由此导出了“移其习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的民族同化的政策措施。所谓“格其心思” ,即要求苗民的言行要符合朝廷的规范。 |
| 作为傅鼐《治苗论》体系的具体措施，他还提出了《练勇论》、《修边论》、《屯田论》等三论，这三论中所体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非勇不能镇苗，非碉不能屯勇,非均田不能养勇。因此,他把“屯田”、“修边”、“练勇”三事项,看成是治苗的根本大计。由此傅鼐首先添设绥靖镇、乾州协、古丈坪营等军事机构，置重兵以震慑苗民;其次修筑边墙，建碉卡、哨台和汛堡，隔断苗汉联系，防止苗民偷袭;再次，在苗疆内部建立屯兵、苗兵、练勇等地方武装，以当地之勇，卫当地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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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鼐除了制定和执行以上对苗疆善后措置之外，还制定了严禁汉民进入到苗民聚居区，使苗民能不受汉民骚扰。由于，乾嘉苗民起义的教训，傅鼐等认识到:“客民盘剥，差役勒索”，乃“历来扰苗之大者”。因而傅鼎先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防止。如:不准汉民进入苗寨，私为婚姻;于民、苗交界处所设置集场，许汉人、苗民按期赴场交易，令官弃监督弹压，禁止在苗寨内私开集场;遇有争讼，令苗弃送两造入城内，朝讼夕结，不使牵累，不许书差兵役进入苗寨;倘有奸民无故擅入苗地，及不肖兵役私入索扰，立即惩究，厅县营汛失察，亦分别参处;凡镇道厅县协营巡阅苗境，雇佣苗夫，必须按名给价，如有假公济私及擅自用苗夫者，照例究办和参处。 这种民苗区隔，在傅鼐总理苗疆边务以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傅鼐明确规定：不准汉民进入苗寨“私为婚姻”；禁止在苗寨内私开集场，只允许民苗交界处所设置集场，民苗按期赶场交易，且令官牟监督弹压；遇有争讼，令牟送造入城，朝讼夕结，不使牵累，亦不许书差兵役进入苗寨；倘有“奸民”无故擅入苗地，及“不肖”兵役索拢，立即惩究，如有厅县营汛失察，亦分别参处；凡镇道厅县协营巡阅苗境雇佣苗夫，必须接名给价，如有假公济私及擅自动用苗夫者，照例究办和参处；“若民人及勇丁与苗人买卖，须照价公平交易，不得欺压肇信。”傅鼐以为如此之治，可杜苗地“侵占盘剥衅端”，亦使“苗民永可相安”。事实上，这种关于官、民、苗三者关系的处置之策，也确使民苗纠争有所缓和，社会交往因由严格、规范而日趋密切，民苗关系在此期间不退反进。如嘉庆六年（1801年），有“镇竿右营苗寨均以粮食货物远赴乾州市集发卖，民苗彼此关系无疑忌”之载。 |
| 《治苗论》中明言道: “不中以教,其心未格也”。于是便提出“添修苗馆”、“延师教读”等措施。且又规定读必四书”、“五经”，言必孔子、孟子。此外,还组织了固定和流动相结合的“宣讲台” ,即组织一些通苗语识汉文的人在城镇街头或墟场集市来宣讲圣旨、圣谕,宣讲政府法令,解释孔孟学说等等。傅鼐直言不讳地说,对苗人的这些教育,是“施儒教而易其性”也就是按照儒教的规范把苗人彻底“训化”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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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起点——民苗分隔的“划界” 和琳修建苗疆边墙的计划随着他的去世而夭折。但是朝廷在乾嘉苗民起义后启用的苗疆地方官傅鼐终于推进了这项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称为“修边”。 所谓“修边”即修筑碉堡哨卡和修复明苗疆边墙。修边是与“厘清界址”同时进行，并且是“清理界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划界发生在乾嘉苗民起义后，傅鼐还只是凤凰厅同知，划界主要还是依据和琳“善后六条”进行的，要解决的是民、苗之间的土地争夺问题。为此，和琳提出了清理“民苗界址”，实行“民地归民”、“苗地归苗”的主张，这一决策又主要对民苗土地争夺问题最为严重的凤凰、乾州、永绥三厅而制定。 所谓“民苗界址”，即汉民与苗民的地界。根据和琳的措置，基本上是按照“边墙”为界实行划分。“边墙”以内为苗民之地，“边墙”以外是民人之地，民、苗交错界址不清之处则待具体勘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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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省地”与“苗疆”的界限都是随着汉化程度的深入而不断向苗疆推进。比如苗疆东面这条界限，远古时期就不必追究了。东汉，三国时期，苗汉相争于武陵 (今之常德)、长沙一带。当时，雪峰山脉以西纯属苗疆。唐宋时期，界限推至沅陵、溆浦一带，称这一带的苗民为“辰州红苗”，沅陵乃苗疆的重要门户。及至明朝，此界限继续往西推过辰溪。 和琳重定疆界，当然不会再退回边墙以东，只好以“此种由来已久”为理由，维护明末以边墙为界的状况。和琳这样划定，苗族虽然不能恢复明末以前的地盘，还是有利干缓和当时的苗汉矛盾和防止日后疆界纠纷的。至于土地问题，和琳提出的总原则是“苗地归苗，民地归民”这也是比较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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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厘界址”实际很难。苗疆苗族和客民土地的界址，由于是长期的历史和苗民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对于土地占有没有明确的凭证，加之武陵区域田地的本身就很复杂多样，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土地按照民、苗身份进行划分的标准便是明代遗留下来的“边墙”。但是，明“边墙”本身不是一道一以贯之的城墙，对于民、苗的区分就模糊不清，更何况在土地的界限上。加之，“生苗”还没有完全转变为固定农耕，就算“厘清界址”，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站在汉民的立场上，保障汉民的权益，所以必然引起苗民的不断反抗。 嘉庆五年(1800 )闰四月，湖南巡抚祖之望奏称:“苗疆甫经勘定，厘定界址，划清民业，本非苗所乐从。先后分出掳掠，事非一时，非一处。”所以，在“清理界址”的过程中，还是会时常出现苗民“越界”外出进行劫掠。如：嘉庆三年(1798)四月，镇筸黑苗因见秋成后欲图枪割，纠众数千，将三角岩等处营卡攻破，并围裹湾溪等卡；四年(1799)月，凤凰厅晒金塘黑苗吴陈受纠结火麻营第七寨，出掠沪溪、麻阳，力攻碉卡十余次；五年(1800)闰四月，乾州、镇筸、保靖三处匪苗强占附近民田，并阻耕夺牛，伤毙民人；五年(1800)十一月，永绥七里窝插那苗人梁和尚，因贫难度日，纠约苗人吴周三等，将保靖县吉步寨大什耶等九处民户，放火烧毁，抢劫牛物伤人，杀死民人张和芝、彭启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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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和琳善后条约制定的“苗地归苗”，将查出的叛产和收回的客民在苗疆内的插花地亩，分给无业穷苗耕作。但实施过程中，没有个具体的实施标准和细则，致使大量的田地落入“苗官”和“强苗”之手，而“穷苗”并未分沾。这也是造成善后苗疆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湖南巡抚阿林曾保奏:“查嘉庆元年平苗善后案内，经前任四川总督和琳奏明，将查出逆苗叛产，并客民插花地亩，分给无业穷苗耕种……乃当日并未逐一查明，分别授给。凡有前项田土，悉为强苗侵霸，穷苗未得稍沽余润。而菜鹜凶苗，辄恃其田多粮广，力能匀结穷苗，每生反侧之心，其无业苗人衣食无资，往往私出抢窃，并易听纠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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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官员在把苗民和客民分开上颇动了一番脑筋。 毕沅、明亮等首先安置了起事中的“边墙”外部分田土进行耕种的苗民:“附近镇筸、乾州、泸溪、河溪之杨家寨一百十余处，本系汉民田地。自逆苗滋事以来，民人各弃本业，逃往他处，遂为无业穷苗潜行占据。滋经大兵勘定，自当清查驱逐，招集难民复业耕种。随派将备同苗卉，遍历各寨，反复开导。该苗等深知悔悟，情愿将所占田地，一一退还回寨。随令该苗弁将逐回穷苗妥为安置，俘各谋生计，勿再盘踞民村。各难民现俱扶老携幼，归赴各村落，可以毋误春耕。其麻阳、泸溪、永顺、保靖等，逼近苗寨地方，居民尚有未敢遵归本处者，现在留防官兵，此地布置，安置营汛，督同地方官逐一清查造册。” 接着，便是将“边疆”内的汉民迁出至“墙外”安置:“边墙以内三厅所属苗地，向来悉系苗产，如有汉民侵占之田，应一并查出，不许汉民再行耕种……三厅苗境边墙之外民人渐次复业。其边墙以内地亩，委派文武，会同本管厅员，督令各路苗卉逐一清查。乾州所属附近边墙处所，苗人得价卖与汉民管业之田，现在陆续开报。其凤、永二厅苗民界址，亦已伤速清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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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来迁入“边墙”，占据苗民田地的客民，根据毕沅等人的建议，则将其迁往龙山和湖北来凤县，耕种白莲教起义时所遗留下来的叛产和荒地。对三厅苗民、汉民交错地区的界址，时任湖广总督姜展、湖南巡抚祖之望、湖广提督王柄等自嘉庆二年(1797)至四年(1799)，进行勘定，并划定了具体的分界线: 乾州厅，“由二炮台起至喜鹊营止，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其从前民占苗地，均已一律退还，客民全行撤出。” 凤凰厅，“中营及上前营一带，以乌巢河为界，下前营及右营一带，以山溪为界，外为苗地，内为民地。”“所有民人前在苗寨垦买地亩，尽归苗人。其下前营之木里关、舍坪、龙井、司前门等处地亩，向系民人完粮，因在山溪以外，且早扎有苗寨，不便取回，并将山溪及乌巢河以内田地之逼近苗寨者，亦均佃给良苗耕种交租。又乌巢河以内间有民苗，地界犬牙交错之处，亦将苗田逐细划归苗人耕管……” 永绥厅，“民苗产业，原无确切界址，向俱零星间杂，若逐段划分，民苗混杂，易启争端。”于是采取变通的办法，以总田的二成给汉人，八成给苗人，并“将应给民人二成田地计算成数，整段划出，律有此疆彼界。”划分结果，汉人计得田土“可收稻谷杂粮八千余运，没运计谷一石二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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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人民四处流离，无家可归，而今厘定边界，使苗地归苗，民地归民，缓和了因土地问题而激化的矛盾。屯田使得广大农民又重新与土地相结合，有利于人民恢复生产，迅速发展苗区经济。 鉴于湘黔苗疆形势，在分界的基础上和琳就提出:“以乾凤旧有土城一道，自喜鹊营起以至亭子关止”，修筑一道“绵亘三百余里”的边墙，“以为民苗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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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清代苗疆边墙的修建 划界是完成了，但怎么保证这个“界限”被苗民承认，当时的凤凰同知傅鼐颇作了一番思量。 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清军主力调走，但苗民小规模的斗争仍很频繁，傅鼐屡率乡勇镇压，却不断遭到截击，死伤累累。他从多次失败中，认识到“设卡防苗”的重大作用，就从嘉庆元年九月起，—面与起义苗民作战，—面在凤凰厅沿边地带“筑卡防苗”。1798年至1799年(嘉庆三年至嘉庆四年)；风凰厅苗民为了打破傅鼐的封锁，向傅鼐的碉堡发起了多次进攻，使傅鼐乡勇道到巨大伤亡，他本人也多次身处危境。只因傅鼐占有碉卡之利，终于转危为安。 从此碉卡的作用就被傅鼐和凤凰厅的官员视为统治和镇压苗民的唯一有效手段。1799年(嘉庆四年)五月，凤凰厅的一些士绅在傅鼐授意下，向厅署呈递公禀，“请均出田亩，以养丁勇，长守碉堡。”接着傅鼐召集全厅绅民代表，告以“国家经费有常，留防兵勇势难久驻”，“谕令士民早日筹酌，必须自相为守。”他认为“身家(指地主们的性命和财产)非碉卡不能保护，碉卡非练勇不能守，练勇非屯田不能养瞻。”于是“屯田养勇，设卡防苗”政策就正式提了出来。后经清廷认可，这一政策遂由凤凰厅扩展到永绥、麻阳、乾州、泸溪、古文、保靖．松桃等厅县。 和琳在《苗疆善后六条》的修建边墙的建议终于实施了。这也是清朝官员多次边墙之议终于付之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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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傅在苗疆大量修筑碉堡哨卡，修复边墙，是从嘉庆二年(1797 )至五年(1800)年完成的，傅鼐“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共界划严矣，而度险扼中，筹设屯堡，联以雕卡”。其间五里一碉，十里一卡，十五里至三十里一汛。共在凤凰厅境内设堡、碉、卡848座，在乾州厅境内设汛、堡、碉、卡188座，在永绥厅境内设汛、堡、碉、卡127座，在古丈坪连保靖县境内设汛、堡、碉、卡69座。这些汛、堡、碉、卡，“各地相其地形，棋布星罗；。在汛、堡、碉、卡之间，连边墙、设炮台、建哨所、筑屯堡。“其修设之地，关墙则沿山历涧建之，炮台择地势冲要处立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间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其形或为品字，或为一字，或为梅花，无定格也。”所用的材料，边墙“则近大石处用石，远石处用土；炮台则四面用石，中心用土；哨台则用石砌，四面各留枪眼，与碉台同”。其作用是“关墙则以严边界，炮台则以为堵截攻战之所，哨台则以为巡逻瞭望之所，屯堡则以为边民聚卫之所；碉台则用以守，亦从战，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均在此也。” 清代苗疆边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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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来，明清边墙是一码事，但事实上，清代边墙与明代边墙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清代苗疆边墙是建立在民苗界址对话的基础上。边墙可以说是双方对话确定的界址修建（尽管对话是不是平等值得商榷），而明代边墙界址是朝廷单方面决定的。 边墙的建立还使苗族人第一次获得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法定地域空间。苗族人走出这个空间以及外界人进入这个空间都必须遵循一定程序.清代边墙和边卡在客观上通过调节民族间的渗透程度，维持了苗疆在一定时期的稳定。在民族关系紧张阶段，它作为军事防线彻底封闭，遏制了苗族为收复失地挥戈东南的行动，迫使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开发湘黔川边区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的山区，同时，也为汉区和熟苗区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当民族关系缓和时，它又有节制地开放，既为苗汉民众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防止了汉民中的不良分子潜入苗区盘剥生事。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作用仍是可取的。当然，这种认识必须有个前提，那便是不计苗族所付出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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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边墙就是现在所谓的南方长城，到过凤凰的可能都去过。不过清代的苗疆边墙早已经荡然无存，只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还有一点残垣剩壁。现在的南方长城是旅游兴起后的伪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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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苗疆边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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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兵、练勇和屯丁——百年筸军的雏形 苗民起义爆发前，清政府驻扎在苗疆的绿营官兵由于腐化堕落而战斗力下降。起义爆发后，清廷援兵又接济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严如煜提出了“募乡勇”、“团土兵”的主张乡勇包含了土生土长在苗疆的汉、苗、土家等多民族乡民。严如煜曾经多次总结过对付苗民起义的办法，他写道：“雕盘飞空中，遇逸禽伏雀，一掠而至，一击而去，其势甚番，其来甚捷，往往无能脱者。”“团土兵”主要是对永、保地区的土家寨落头目进行招抚，利用他们对义军进行围剿。土司时代，永顺保靖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闲时耕种，有事则聚为兵，每遇战事，永保土人即被用来配合朝廷军队征战，“搜山捕答，土人极为得力”。 苗民起义军被打败以后,清军主力移师楚北，湘黔边苗疆尚留兵二三万,除原设镇筸镇和黔东镇远镇外,还新设了绥靖镇于花园( 今花垣县城 )，可谓三“镇”鼎立。清朝中叶各省绿营分以镇为最高战略单位，以营最基本单位。按照《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全国绿营分为六十六镇、一千一百六十九营。绿营的编制和配置都根据镇戍需要而定。原则是“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冲缓，因地设官，因官设兵，既联犄角之声援，复资守御之策应”，“皆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因此全国除福建金门、海坛两个水师镇以外，其余水陆各镇编制都不相同。如山西大同镇编制士兵18687人，而云南永北镇编制士兵只有1953人，但大多数镇的兵额在1万上下。区区苗疆弹丸之地，就设了三个镇，清朝廷对乾嘉苗变后的苗疆可谓真是用了心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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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傅鼐仍嫌兵力不足不精。且营兵调遣，大则须经军机处核议，小则由提、镇长官批准。傅鼐职位不够，更非旗人，要调动营兵很不方便。 还有一点，傅鼐由实战中对绿营兵在战斗力并不看好。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过程中，绿营兵人数虽多，但是在与苗民作战中毫无优势，损失惨重。有一次偷袭山顶义军，前面士兵踩落石块，后面的士兵就大叫苗子来了。结果数百人坠崖、踩踏而死。而苗民义军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行动没有队列比较自由，经常伏在草丛中伏击，他们的武器也非常得手，每发必中。更重要的是，傅鼐要用“练勇”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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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傅鼐在设堡之处，即在凤凰厅挑选民壮练地方兵，号称“练勇”。练勇最初归属凤凰厅属，随着傅鼐总理苗疆边务后，这些练勇又自然升格为辰永沅靖兵备道管。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它不属于国家的常设军，不享受朝廷的军费拨款，它完全靠地方财政支付。这支部队从当地青年壮丁中挑选，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 傅鼐建这支部队的原因在期《练勇论》一文中有载“昔唐韩愈有言。征兵盈万。不如招募三千。言乡勇宜练也。前明戚继光有言。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言训练宜精也。其在苗疆尤有不容疏者。苗人健捷如飞。非练勇不足以制之。宋史称辰州刺史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自是一方乂安。无复边患。练勇之效彰彰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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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动建立的“练勇”，还有两支也算是“军队”的队伍是傅鼐被动不得不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苗兵和屯丁。 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过程中，一些苗族义兵当他们向朝廷投诚后，被编为苗兵，这些人战斗力强，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96年底，这样的苗兵共有30000余人。这部分苗兵有了军饷，生活上暂时安定下来。战争结束后，朝廷数次想裁撤这些苗兵，以节省开支。无奈这些苗兵都是地道的剩余劳动力，没有田地可种，有相当一部分人曾长期依靠越过边墙帮汉土民插秧收割及干其它农活谋生。现在如果将他们全部裁撤，他们又将因无衣食来源而流落在各村寨，成为社会中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政府只好将这些苗兵长期供养起来。至嘉庆九年(1804年)，经陆续给予安置，苗兵依然有14936名。当年底，政府已找到了新的土地，所以又安置了5000名。苗兵就只剩下9936名了。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因为均屯田有了新进展，又为部分苗兵分给屯田，使他们能够自谋生路。经过严格挑选，共挑选了5000名苗兵留下来守卫苗疆各处汛地。这5000名以后成为苗兵定额。 |
| 屯丁的形成与苗兵有相同之处。沿边墙一线往东长180里宽20-30里内的地区为凤凰、乾州两厅汉土民的分布地。嘉庆二年(1797年)，民苗界址清厘后，沿边一带汉土民退回苗族田地35100余亩，使原本已经地少人多的地方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后虽然将部分人口迁往龙山来凤交界处耕种，但并未根本解决剩余劳动力难题。1797年，辰永沅靖兵备道成宁下令在整个苗疆推广傅鼐的屯堡制度，收留难民入住。一则籍这些难民守边，一则也是安抚这些难民，免之伙同苗族义军生事。这些难民大多是身无分文的穷人，全靠政府救济度日。“同知傅鼐练乡勇团壮丁驱逐痞苗，清复一处，即筑屯一区，拨壮丁给军器屯守。”“二三贤司牧……设法筹项，酌给升斗，伸不致将腹从事。”从此有了民间壮丁。嘉庆三年(1798年)，大军裁撤之后，这些民间壮丁成为沿边一带的主要军事防守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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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接着产生。清军驻扎时，朝廷军饷源源不断运至苗疆，从上千万军饷中筹措区区数千民壮的口粮还可应付。大军裁撤之后，即意味着原来的筹粮路子失去了。地方官必须为这些已经拿有武器但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农民们找一条生路。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也会生出事情来。 为了保证数千壮丁的稳定，严如熠在战争初期设计的屯田之法成为唯一选择。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傅鼐在凤凰厅实施均田法，将沿边汉土民的田地集中了20000亩，以每勇丁给田4.5亩的基数，分给沿边一带勇丁屯种。这些由难民而勇丁的民壮们从此转变为屯丁。此后，随着均屯田工程的进展，以及傅鼐总理苗疆事务(1801年)，这些屯丁也逐步固定编制，成为常设屯勇。嘉庆十年(1805年)，湖广总督瑚图礼、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提督仙鹤林三人联名上奏，将苗疆屯防壮丁数列为法定数额。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古丈坪、保靖二厅县“共设屯丁七千名。”7000名屯丁分防在苗疆苗汉713里长的军事防线上。 7000名屯丁、1000名练勇一经奏定，即具有法律效力，此后100多年，在人数上只有很小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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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苗兵、屯丁和练勇的训练，傅鼐在他的《练勇论》中作了详细介绍。大概地说，训练包括各种体能训练、兵器训练和军事操演，练勇比屯丁操练时间更长、次数更多（练勇一年练10个月九十次，屯丁练4个月三十六次）。操练的内容均从山地实战的需要出发，“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除阵法训练外，为了练出爬山涉险的能力，让丁勇于山道“囊沙轻走”以训练步法。为了提高在山道上的作战能力，让丁勇习“藤牌闪跃”和短兵近杀二。为了提高远攻能力，傅鼐“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辰沅道每年搞一次阅兵。最重要的是，这些屯丁练勇还要学文化，“听讲武经孝经”。 他除了规定训练时间、内容和方法外,还制定了一套对勇士的奖、惩、升、留、废等具体条例。此外,他发现苗枪比营枪先进,又决定仿造苗枪来装备其队伍。傅鼐根据这些情况，训练乡勇精锐，腿上绑沙袋疾走，练习藤牌防护，狭路相逢用短刀，每次战后都要淘汰一部分士兵，几年之后得到一批精锐的“特种部队”，号称“飞队”。风雨中行走也阵脚不乱，就是道路上见到钱也不会拾取，因此以一当十，战斗力很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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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乱来 2017-11-24 19:46:39 mmmmmmmmmmm马 ----------------------------- 谢谢帮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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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艰苦训练和改善装备,八千练勇临阵“皆有实效” ,号称“飞队”。《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八?傅鼐》传之下有此记录：鼐治苗专用雕剿法，大小百战，所用仅乡勇数千。苗人於穹山峭壁蓦越如平地，无部伍行列，伏箐中从暗击明，铳锐且长，随山起伏，多命中。鼐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囊沙轻走，习藤牌闪跃，狭路则用短兵。每战后辄严汰，数年始得精卒千，号“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 屯丁七千余名，练勇一千名，苗民五千名，不费国家一分钱，清廷通过依靠这支在苗疆常设的军事力量，彻底消除了乾嘉苗民起义的余波，并持续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支由练勇、屯丁、苗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即是后来学者所称的“筸军”，咸丰、同治年间曾被曾国藩、左宗棠等招募至湘军当中，参与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民国年间归属“湘西王”陈渠珍统属，在抗日战争前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八师和和暂五、暂六师，在抗战中体现了强大的战斗力，为抵御日本侵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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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军队”的保障——均、屯田 傅鼐为解决这七千屯丁、一千练勇，五千苗民的军费开支可谓的绞尽脑汁，最终靠均、屯田来解决这一难题，这却构成了战后苗疆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并延续一百多年。 均、屯田和建立屯丁、练勇、苗兵队伍是同步进行的。 嘉庆四年(1799 )，傅鼐“开屯养军、筑碉设险”。傅鼐认为“悍苗逼楚边，非碉卡无以御，而碉卡非丁勇无以守，丁勇非田地无以赡”。凤凰厅境内碉卡修成后，傅鼐即招募乡勇团丁驻守，并着手“均田”，以就地解决丁勇钱粮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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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五月，傅鼐与该厅土民公共定议，上五洞七约和下五洞溪口、麻良二约，“将各户所有田亩，每户除每男丁留养口田种三斗，女一口留养田种一斗外，其余之产再留十分之三，均出十分之七，以为养勇守边”，这是所谓“均七留三”。又，“惟贴近苗寨之都吾、务头二约，田地尽被前、右二营花、黑等苗强占，结寨居住，抗不迁移，所安民屯屡被攻毁，不惟不容民户归复，并赴后路纵掠，愈侵愈远，即沿边营汛皆有难以存立之势，该民户等知该处苗请最为凶横，万难复业……是起情愿将所有该二约田地全行呈出充公。”结果共均出田地二万余亩。凤凰厅共招募丁勇六千名，每名授田五亩至七亩，敷四千人屯种。尚有丁勇二千人，缺田八千余亩。傅鼐建议，不敷之数由沪溪、麻阳二县均补。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实际上凤凰厅当时“均田”的范围只限于厅属东南部一片，上下五峒十一约民村（基本上是土民和熟苗区），未涉及西北“苗疆”地区。故并非全厅“均七留三”。上五峒七约和下五峒溪口、麻良二约，是先除去“养口田”之后，余田再留三均七，并非按全部田亩面积计算“均七留三”，下五峒都吾、务头二约，没有均留比例，而是全部田亩充公归屯。二是清朝廷也不愿意从苗族聚居区“均田”，而宁愿从其他县的客民那里均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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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实际上凤凰厅当时“均田”的范围只限于厅属东南部一片，上下五峒十一约民村（基本上是土民和熟苗区），未涉及西北“苗疆”地区。故并非全厅“均七留三”。上五峒七约和下五峒溪口、麻良二约，是先除去“养口田”之后，余田再留三均七，并非按全部田亩面积计算“均七留三”，下五峒都吾、务头二约，没有均留比例，而是全部田亩充公归屯。二是清朝廷也不愿意从苗族聚居区“均田”，而宁愿从其他县的客民那里均田。 嘉庆六年(1801)正月，经湖广总督书麟、湖广巡抚祖之望会奏，奉旨允行，并将均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乾州、保靖、永绥、古丈坪等厅县。同年十二月，加傅鼐辰永沅靖兵备道衔，总理苗疆边务。于是，傅鼐先后在麻阳、沪溪、乾州、保靖、古丈坪、永绥各厅县实行“均屯田”，至嘉庆十年(1805)大体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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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县的办法是由县内各绅士富户“公议明捐”，无所谓均留比例。泸溪有均留比例，但依据苗疆远近有差别:逼近凤凰厅晒金塘之后的都蛮、利略等十九屯村，照凤凰厅之例，除养口田外均七存三;稍远之四都坪等四十村减为均六村四;自四都坪以东直至浦市，实行均五存五，由浦市至沪溪县城则均二存八。 乾州厅是按凤凰厅上五峒之例，除养口田外，再均七留三，东、南、北三乡共均出田地三千余亩。永绥均田，最初即无均留比例，但只限于花园至茶峒一线和沿边苗民汉民杂居地区。其具体办法，是清厘这些地区的所谓“苗占民田”，充为官田，佃给苗民耕种，按年纳租以资养勇。经清丈共实得田一万三千余亩，募养丁勇二千名。保靖县境共碉卡四十余座，分布屯勇三百名，应均田一千五百亩。其办法是:“先将合邑有田之家，据实开报，凭众核其产业多寡，定以甲乙等差。凡实系田多大户拟均水田二十亩，上户拟均田八亩，上次拟均五亩，中户拟均二亩，中次拟均一亩，其余田少下户仅敷养口而无力者，概行免均。”结果实际均田一千七百亩。古丈坪应均田五百亩，由该厅士民自动呈均。如苗守备石把七即带同弃目呈出田地二百二十亩。 凤凰、乾州、永绥、古丈、保靖及麻阳、沪溪七厅县共均出“民田”六万零一百余亩。这叫“民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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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1805)永绥厅丁牛寨石宗四和岩落寨石贵银起义是一个转折。 石宗四是永绥厅八里丁牛寨苗人，石贵银是下十里岩落寨苗人，1796年红苗叛乱时，石宗四自称将军，率众攻掠汉人，石贵银曾受苗首吴八月封为总统，均于1797年投降，近来抢来大炮六座，于是纠约丁牛、岩落、已彩及九里的破口、漏点等苗寨并其他各里苗人起事，傅鼐派苗弁招谕不成，石宗四等人复抢劫苗把总所交官粮70余担，于是傅鼐会同绥靖镇总兵魁保、永绥厅同知王廷英分派苗弁谕散起事苗寨，分调兵勇防扼各路，二月初三，傅鼐率练勇1000名，守备魏光德领兵400名，苗守备龙八月领苗兵2400名，通过连日征战傅鼐大破苗兵，分兵故击破口、漏鱼等苗人八寨，尽焚其巢。生擒石贵银等人，石宗四逃至乾州的平郎被擒。此战共焚苗寨16，斩首150人，生擒140余人，死于水火者不计其数，投降者2000余人，救回被苗掳走汉人子女300余人。 在此以前的“厘清”界址和均“民田”归屯，苗族受影响的但基本上还只限于“苗疆”的“沿边”。并且主要是“民地”。石宗四起义被镇压以后，性质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即将所谓“均田”以各种口实扩大到整个苗族聚居地区，以收缴“叛产”和苗民“占田”等名义，在凤凰、永绥、乾州三厅苗族聚居区，将苗民的田土大规模剥夺归公，称“屯田”或“官田”，将其收入用以供养苗官、苗兵和作地方军政的其他开销。这属于所谓“苗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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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计缴出“占田”三万零一百余亩，丈收“叛产”田地五千领四十亩，共三万五千一百余亩挑留苗兵五千名。十一年(1806)以后，又赎回苗人“苗占苗田”四千余亩。据傅鼎详报，十四年(1809)，又丈收田地一万五千二百十九亩，十六年(1811)陆续查出田土五千八百七十三亩。以田地均分佃良苗、穷苗耕种收租，以充苗兵口粮等项之需，即是所谓“以苗养苗”、“以苗治苗”之“苗屯”。 据嘉庆十九年(1814)湖南巡抚广厚清查湖南苗疆均屯田地奏折记载，“民屯”和“苗屯”两项丈收的田地总额为十三万一千零六十亩六分，除分授屯长屯丁、老幼丁等领耕的三万七千八百四十九亩六分外，余田就完三千二百十五亩，作为“盐粮经费田”，均照佃收租，每年应征额租十万五千四百余石。道光元年(1821)，经核实酌量减去租谷五千五百石，故每年“定以额租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后又经酌减，实征租谷八万九干余石。 “民屯”和“苗屯”苗族人口比例越大，反抗斗争越剧烈的地区，丈收归公的田土就越多。其中，永绥厅八万零六十三亩，占湘西“屯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凤皇厅四万六千七百六十三亩，占“屯田”总额的近三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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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民屯”主要是均地主和富户田土归屯，所以傅鼐在实施“均屯”过程中，曾出现无业贫民要求均田，而乡绅则从中梗阻的现象。例如，乾州厅“均屯”时，有士民张永楷等人赴“抚部院辕门具察”，“不愿均输”。与此同时，“贫民众恳均田”，甚至，“匕乡穷民”，还具察“控富户以盘剥民苗，囤积居奇而致富”，认为“均之实不足惜”。 此外，富户均出部分田土，还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例如，根据所定章程，均田户子孙可优先补拔屯丁和屯弁，优先占有“屯田”。嘉庆十一年湖南巡抚阿林保还奏请“奖励”均田最多士民。镇溪所邓玛等被赏给六品顶戴，永绥艾建询等“著赏给五品顶戴”。 但是查抄“叛产”和收缴“占田”，建立“苗屯”，性质和具体办法同“民屯”均有差别。其范围主要是在永绥、凤凰、乾州三厅苗族聚居区，即乾嘉起义的中心地区。同时，这种“查抄”和“收缴”，既没有像“民屯”那样的均留比例，也没有贫富和产业多少之分，故一般苗民所占有的田土也都被包括在内。但从实际情况看，所“查抄”和“收缴”的田土大多数也应是苗族中富户和上层所占的田土。因为乾嘉起义前，湘西苗族内部社会分化，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突出。例如，古丈坪厅有个苗守备石把七，就占有良田三千亩，均屯时自动捐出二百二十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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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椎牛——白帝天王在苗疆的敕封 乾嘉苗民起义之前，苗疆官员对苗民椎牛祭鬼也知道，但也许认为这只是苗民的一种民俗活动，没有留意到它的作用，更别提对这种活动加以干预了。 起义平息之后，苗疆官员在寻找“苗乱”的原因时，注意到了苗民的椎牛活动，发现除了它不仅仅是苗民祈祷和娱乐的活动，关键它造成了苗疆苗民的聚集。 从“吃血”、“椎牛”的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苗民聚集时都要回忆祖先，要回忆苗族几千年来的迁徙历史，要重温苗族礼仪习俗，而在苗疆遇到危机时，这往往就成为在起义中的一种动员方式，苗疆的很多次“寇边”、“苗反”就是在这种仪式中完成了策划和动员，椎牛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傅鼐就断言，苗人“椎牛祭鬼”，“小则附近寨落百十为群，大则聚集邻省苗人，盈千累万，巫师妄言祸福，以惑愚顽，从前癫苗滋事皆由此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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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官员不愿意看到苗疆苗民的这种聚会盛典，聚集起来容易闹事。但是他们没有直接禁止苗民椎牛聚集，他们给苗民们说，不要椎牛了，椎牛耗财。 椎牛活动确实耗尽了苗民的财富。以还愿椎牛(特祭)来说，椎牛于每年十月举行，但准备期可能很长。椎牛还愿，先得买牛，而且得买那种肥壮的大水牛。水牛买回家之后就通知亲戚朋友。到了十月，就选择日子正式椎牛。届期应邀而至者，少则数十人，多则上人。这样一个苗民家庭一次椎牛的费用往往耗尽一家人几年的积蓄 对苗民小康人家来说，椎一次牛即可能将积蓄消耗殆尽，而对于一些贫民来说，则可能雪上加霜，从此一撅不振。傅鼐说:“每岁秋成，必将所畜牛只恣行宰杀，次年春作，无以翻犁，则又称贷买牛，遂致穷困，流而为匪，是椎牛祭鬼实为苗害。”虽然也许他的目的并不是为苗民省钱，但也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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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有二千多苗寨，假设每寨每年有一户以上人家要椎牛还愿的话，对于整个苗疆来说，每年因椎牛而宰杀的耕牛可能达到数万头(傅鼐语)。实际上椎牛是最重大的宗教活动，一般人是不会轻易许此大愿，苗疆椎牛活动而宰杀的耕牛并没有那么多。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认定椎牛活动对生产有恶劣影响，总算是找到了说服苗族停止椎牛的理由，故“出示严禁”，并要各苗备弁“出具切结”，“该管苗弃知而不报，分别治罪”，“地方文武官弃失于觉察，照例议处”。这样在嘉庆年间后，苗民的椎牛活动渐渐减少了，特别是合族公祭就更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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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牛是苗民们最传统的宗教活动，不搞了总还得有新的宗教取代它，这倒很简单，傅鼐发现就有现成的，就是在乾嘉苗民起义中不断“显灵”的白帝天王。 鸦溪天王庙是供奉白帝天王的祖庙，其实际影响已经不断扩大，鸦溪自然也演变成了不同族群亲密接触、快速融合的交流中心。白帝天王已经渐渐不再只属于单一的苗族信仰，而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所接受，而是已经成为苗疆苗民、土民、客民的共同信仰。 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后，最先几批大规模的汉人移民从沅水中下游来到湘黔苗疆，这些来自下游地区的汉人移民为数众多，无法被苗人社会吸收。并且，这些移民与清军的联系更紧密，倾向于与苗人分开居住，在坡地上建造棚屋或小的村庄。他们与当地苗人进行贸易、放贷或租种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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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眼票务 2017-11-26 21:37:50 楼主辛苦了 是一篇了解湘西地区历史的好文章 ----------------------------- 谢谢欣赏和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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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七世纪的汉人移民一样，他们很快接纳了白帝天王信仰,这没什么奇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苗疆日常生活中天王信仰的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交易很少能够在不涉及天王信仰惯例的情况下进行。官方允许苗民继续在白帝天王面前解决争端和分歧，这便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信仰的重要性。尽管官方禁止当地汉人使用这种官方以外的手段来解决分歧，但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受到惩罚。地方官员出于事务繁多，对这种不合法度的做法视而不见，于是更多客民改信白帝天王。 雍正年间，湘黔苗疆改土归流，原明代镇溪千户所辖上六里苗民被招抚后，在其地设永绥厅管理。至乾隆年间，永绥厅共有三座天王庙:其中，小西门外一座为总兵周一德在雍正年间招抚苗民后所建;隆团一座为民间在雍正时期建立;余一不详。而泸溪县继顺治十三年建庙后，至乾隆二十年修县志时，已经出现了更多的天王庙。 至乾隆三十年(1765)《辰州府志》修毕为止，苗疆有资料可考的白帝天王庙达15座，其中乾州1座，凤凰1座，永绥3座，泸溪7座，另外附近的，麻阳、慈利各有一座。白帝天王庙宇在嘉庆以前分布的范围仅局限在湘黔苗疆的部分地区，以乾州、凤凰、永绥、泸溪四厅县为中心，周边个别地区有少量庙宇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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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厅镇筸城天王庙，又称三王庙或三侯庙。在县城东门外的观景山，嘉庆三年凤凰县同知傅鼐抢修此庙正殿三间，前厅一间，左右厢房两间，住房两间，戏台一座，两门三间，头门三间，后来又在凤凰县的新场乡、廖家桥镇、落潮井乡、红树坡、新寨、鸭堡洞（今属廖家桥镇）、靖江营等七处地方分别建了一座。 |
| 这时在腊尔山苗疆及附近的土司区已经没有其他神灵能够与其相提并论。白帝天王的庙宇遍布各处，为地方各个族群所祭拜。即使一些村庄和寨子没有天王庙，人们也会迎接抬有天王神像的出巡轿子。远离家乡的苗人会在露天搭建临时的祭坛。一些大规模的天王奉祀处则立着牌子，规定四周不得骑马坐轿，以示对天王的尊敬。汉人士兵在出征前会在营地的天王祭坛祷告，并在平安归来之际还愿。每年的敬神活动期间，人们严格斋戒数日，停止日常劳作。如果苗汉之间爆发大的武装冲突，双方都会把天王的神像、旗帜或服装带到战场上。如果在和平时期发生争端，人们会到神像前宣誓以结束不快的争执。据说，一旦在天王前发誓，人们基本不会违反，县令的仲裁都没有这么有效。所以，在这个移民甚众、土地纠纷甚多的偏远地区，官方为了减轻判案的负担，容忍了天王庙吃血盟誓的存在，天王像前的血誓使得天王庙更像一个法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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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冷酷和血腥把人笼罩在一张阴森森的大幕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兵，保全性命成了共同心愿和祈望。而白帝天王在战乱中的显灵——哪怕是一种错觉或者一次巧合——恰恰给予了已被战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群带来了微弱星光。因为对死亡的惶恐太需要心理的理疗了。 在苗疆一系列社会动荡中，白帝天王显圣故事的纷传似乎就没有停止过。这些故事都堂而皇之的记入了道光《凤凰厅志》、同治《保靖县志》、光绪《乾州厅志》等地方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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