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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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5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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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江窨子屋——浮华随流水来去

    不仅清水江的木排在洪江中转，西南包括桐油在内的土特产也在洪江集散，形成了洪江的繁荣。
    洪江自古既是驿站，又是商埠。洪江，古称雄溪，为“南蛮五溪”之首，夏为荆州之地，周末隶于楚，秦为黔中郡，汉为武陵郡谭中县，唐属朗溪县，宋置洪江砦，元设巡检司，明设洪江驿，清置洪江镇。
    洪江城成形于元末明初，鼎盛于明末清初。据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洪江犂头嘴（今沅江路）已形成初具规模的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店铺林立，作坊成片，吸引了各地商贾前来经商，使古商城遂渐发展成港口商埠。
    洪江位于沅水与巫水的汇合处，三面环水一而临山，在传统社会，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南方，洪江居沅水上游，也就捉住了西南交通孔道，贵州、云南、广西部分地区及省内绥宁、城步、靖州、通道、会同、黔阳、芷江、新晃等县所产木材、桐油、药材、土纸等土特产品均集中洪江，沿沅水、经常德、越洞庭、入长江，销往武汉、镇江、上海及江浙沿海等地。沅水中上游所需的食盐、布匹、百货等亦经由洪江运入，故有“五省通衢”之称。清康熙二十六年，著名文人王炯在《滇行日记》中记载了“烟火万家，称为巨镇”的洪江，以“商贾骈集，货财幅辏，万物鳞次，帆船云聚”的水运交通便利，吸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商家巨贾来此经商，集散物资，活跃商贸，传承家业，买地置房。

新年钟声已经敲响，祝读者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星眼票务 2018-01-01 09:31:20
    楼主厉害！请问这些契约图片通过哪些渠道找的呀
    -----------------------------
    谢谢关注，这些契约图片来自于清水江文书。清水江文书，又称“清水江民间契约文书”，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侗族林契”或“苗族林契”，“锦屏文书”、“天柱文书”、“黎平历史文书”等等，主要是指明末清初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约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贵州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苗族侗族林农为了经营混林农业和木商贸易而形成的大量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据保守估计，目前至少尚有十多万件遗存于民间, 也有专家推测清水江流域各县遗存的这类契约文书大约可多达三十余万件，主要分布和保藏在清水江流域中下游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台江、岑巩等县苗族侗族农户家中。传统上，他们将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文献视为能够给子孙后代赐以福佑的传家宝物，一般秘不示人，只在调解家族之间物权纠纷和其它重大场合时启用，至今仍然具有物权法律证据的功能，在苗村侗寨的山林物权纠纷调解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再来几幅：




    这个更早，乾隆四十六年的契约


    同治元年的契约

    由于洪江水运的发达，造成和带来了洪江码头并立，千帆竟发，市场繁荣，商贾云集，成为了湘桂滇川黔的重要商贸中心和物质集散地。正是如此，众多豪族显贵，商家巨贾，小商小贩，工匠艺人，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在洪经商，置地买房，大兴土木，择业而栖。一时间，商贸活跃，经济发达，歌舞升平，灯红酒绿。
    洪江的木材，早在明清前就“木材之坚美，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湘西盛产竹、木，凭沅、巫二水运输汇集洪江，小排到洪江，改大排运出，称“洪排”，滔滔急流，只需两天可到常德。后人回忆，在古商城的河而上几乎很难看到水面，码头上是堆积的木材，河而上是扎好的木排及各式船子，场而非常壮观。每家木行都有自己的“斧记”，相当于现在的商标，像印章一样凿刻在自家经营的木材上，看到“斧记”就知道是哪个商号，哪个老板的。
    桐油是中国的船舶及“木构建筑”必不可少的防腐剂，洪江品牌的桐油以物美价廉被称为“洪油”，它与四川秀山的“秀油”同为中国的两大名牌。

熬制桐油在中国已经有着漫长的历史，隋唐时期中国的农民们已广泛利用桐油。如在西南，人们居住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需要桐油涂制以防虫、增亮；油灯、油墨、油布、油篓、油纸伞等生活中常见的必须用品，也都离不开桐油；而在古代担任最主要交通运输手段的船运业来说，桐油更是必不可少。“中国普通用桐油最多者, 为油漆船之各部，凡夹板以至舢板，船之船体、船具, 咸利用桐油以避水族附黏船身及作防水、防腐之用。”所以，桐油熬制往往是这一带人们兼职谋生的技能，有大量家庭式的桐油作坊。但它和所有当时的手工技艺一样，始终只是人们生活的副项。

    洪江产的桐油叫“洪油”。“洪油”大规模制作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年），以桐油作原料，加入桐籽炒枯之后榨出的子油、洗油，熬炼而成。因其色红，海关称红桐油。销售镇江、上海及江苏、浙江等地”。这首先得益于洪江适宜桐油的栽种自然环境，自光绪二十四年始，洪江大规模植桐，再加上便利的水运条件，以及手工艺者在重庆“秀油”的基础上的反复改进工艺，洪油成为了洪江最为倚重的商品，畅销一时。洪油不是一般桐油的金黄或浅黄色，而呈现出质地浓艳的红色，因此也称之为“红油”，在江浙皖沿海一带，洪油被称为“顶红”，盛赞其为桐油中的极品。“其独特的防水、防渗、防蛀、防海螺、苔藓吸附的功能，成为涂抹木制海船底部的油灰的主要原料，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有美船主某，偶携少许（桐油）返回（价值仅六十二美元，为桐油出口之始），经该国工业界试用获效，于是继续贩运，进口量逐增”，这是最早的桐油出口记载。西方殖民时代真正决定国家实力排名的，只有海上霸权的归属。于是，当时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在拼命造船造炮，船。而用桐油为原料制造油漆, 6. 5 小时就可干燥, 远优于亚麻仁油、苏子油和大豆油。于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无论是制造军舰、商轮、还是飞机与汽车, 作为最好的油漆原材料，桐油为扩军备战争取时间的特性变得以凸显。于是，桐油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用以偿还外债的物资。
    近代，‘五口通商’之后，随着桐油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洪油也“外销陡增，内销之数，反仅居百分之四十以内”。洪油远比桐油卓越的防腐性能、粘性坚韧凝着力强、色泽光亮、干燥性最富可免潮湿的特点，一直使其在市场上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和桐油中极品的美誉。

整个洪江地区的历史与洪油业的兴衰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开始，因为水利交通的便利，洪江就已经成为了湘西边陲最为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最繁华的商业都市。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王炯在《滇行日记》中对洪江的描述是：“烟火万家，称为巨镇”、“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而支撑起这一繁华景象的，则是洪油。

顺发油号遗址。作为洪江八大油号之一，顺发油号同时也是辰沅会馆

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张吉昌在洪江创建第一家油号开始，洪江经营洪江的油号逐渐增多。清代晚期，洪江知名的洪油品牌有：庆元丰的“岐山凤鸣牌”，杨恒源的“顶尖牌”，徐荣昌的“桐花牌”等十余种。油号遍布洪江，据后人回忆，洪江的“八大油号”在托口镇俱设有榨坊，雇佣工人每坊二、三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日夜用木榨榨油。“鼎盛时期，同业（洪油业）有十六、七家之多，运出洪油十二万担以上，值七百万（银元）”。这几乎占到到全湖南省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来往于沅江上运输洪油的轮船气势恢宏，来往不息，满载财富奔向当时对洪江人来说广阔的世界。
当时的洪江巨富全部都集中于油号商人身上，一、两百年前，对于财富的热切追求，就深刻的沉淀进了洪江人的血液之中，洪江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莫过于白手起家，一夜暴富，鱼龙变幻的油号创始人的生平。当时，洪江最富有的油号“徐荣昌”，其创始人徐东甫就出身农门，且自幼丧父，来洪江时，身无长物，从一名柜台学徒做起，逐渐成为富冠洪江的油号商人。当时的油号巨富几乎个个都是出身贫寒的学徒，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逐渐掌握了洪油生产的流程和配方，然后另起门户。这些人原本世代务农，或家道早已败落，也有寒门秀才，社会上升的空间已经被断绝，而长期的乱世，一个手工行业的乍然兴起成为新兴行业，却给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注入了满满的创业激情和无限的可能性。以至于一时之间，“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洪江当老板的口号”成为无数洪江人传说的传奇。

由于洪江桐油中转的货运量大，洪江还专门有一种“洪油巨舡”的船，就像流动在洪江的航空母舰。
后来民国时期湘西著名文人沈从文先生在《湘西》一书中关于“常徳的船”中曾写道“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为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就是那沅水上的“洪油巨舡”，沅水上的“巨无霸”。每艘船的高度都在四、五层楼以上，它们沿着沅水码头一字排开，就像一条延绵数里的金龙，它们那被“洪油”漆得通明透亮的船体，在阳光下颇有些“日耀龙鳞万点金”的壮观景色。这些“巨无霸”的下面几层是货舱。上面才是住人的。五溪的船主都爱争强斗胜，总想把自己的船修建得出人头地。因此，每艘船上都是朱门玉户、金匾辉煌、红灯高挂、彩旗飘扬、假山盆景、鸟笼鱼缸、宠猫爱犬、管乐丝弦，美酒香茗、烟枪赌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这船上的“家”除了没有随身家眷以外，与陆上居家没有多大区别。船顶上还有时蔬菜圃、豆棚瓜架、鸡窝猪圈以备远航之需。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座可以在水上移动的小村庄。

    谁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商船时，心中都会纳闷：沅水滩多水浅，这么大的商船怎么能开得下去？又怎么能开得上来呢？原来这船是并不打算往返使用的一次性用品，当每年的春水猛涨，淹没了沿途的险滩时，船队便满载着“洪油”与来自黔滇缅印的宝货浩浩荡荡地经沅水、过洞庭，向长江的重镇汉阳府进发。到了汉阳府，商家便把货物及船一块儿卖掉，赶回洪江再打造新船，准备第二年的远航。沿途所及之处，为了迎接这一年一度的巨舡远航，也热闹得像逢年过节一样。有一首《沅水船歌》很形象地道出了沅水船工的酸甜苦辣：
    抛妻别子洪江铺（洪江自古商业繁荣，宋朝就有了洪江铺的建置）
    求神拜佛辰州府（在辰州府的伏波庙求神保佑一路平安）
    兴高采烈常德府（在常德府领到了沅水全程的工资）
    灯红酒绿岳阳府（安全驶过了八百里洞庭，在岳阳府尽情玩乐）
    哭哭啼啼汉阳府（化光了盘缠的船工，只好沿途打工或乞讨回家）

除桐油外，大西南出产的国漆、木材、朱砂、五倍子、皮毛、金、银、铜、锡、珍珠以及东南亚、缅甸、印度出产的胡椒、肉桂、檀香、龙脑、乳香、没药、翡翠、象牙、犀角、生大象、活孔雀等宝货，都要在洪江换大船，通过洞庭、长江，转运到全国各地去，这一商业优势使洪江成了富甲大西南的商城，获得了“小南京”的外号。
门类众多的手工业和新兴的近代工业企业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古商城的商品种类。四而八方汇集的商品和本地产品，再加上附近农村流入的农副产品，使得洪江古商城的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日。洪江古商城上流通的商品不仅种类多，而且货流量也非常大。徽商、江西商人等利用自身的经营贸易优势，收购桐油、木材转销汉口、江浙，又从汉口、江浙等地贩食盐、布匹、百货等运来洪江，然后用苗船转往五溪流域及云贵各地。洪江老人现在还常念叨一句话“汉口千猪百羊万担米，比不上洪江犁头嘴”，犁头嘴是洪江的一个码头，尽管有一些夸大之意，但也可见当时洪江的繁华程度。

    财富的积累，使得洪江人有钱来打造自己的房屋。洪江窨子屋就成为这里最有特色的建筑，高高的墙体，厚厚的石板，深深的庭院，积淀着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窨子屋大多建于明末清初，为斗一拱造型，一色的青瓦灰墙，飞檐翘角。其外围是徽派建筑的高高的风火墙和小而少的窗户，里而则是按少数民族的吊脚楼的形式建造的两层或三层的四合院子。窨子屋一楼可做商铺，二楼以上是仓库和住宅。房屋冬暖而夏凉，占地而积小，结构紧凑安全，正是当年洪江寸土寸金和有钱人讲求安全的写照。


    图为现存的窨子屋。洪江各个时期建筑休现了各个时期的特点,但基本格局却一致:片石砌一米左右基脚,大厚青砖砌8米顶,盖以黑瓦,檐边粉刷白石灰,绘有花鸟山水人物,檐牙高翘.铁桶一般的四面高墙,方方正正围成“一颗印”的形状,湘黔赣边地都称这种高宅大门的民居叫--“窨子屋”。又叫“一颗印”。

    窨子屋形制大小不一，风格各异。其中堂极为宽敞，廊阶用平平整整的石板铺就，小方形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中堂、厢房两侧的墙体多为双头马头山墙。老旧灰黑的窨子屋从外而看毫不起眼，但内部华丽奢侈，雕梁画栋，暗藏机关，其门媚.楹柱、照壁、窗格、家具均饰有龙游凤翔、云纹动物图案。古害子屋群街巷内，青石板路和码头蜿蜒迂回、高深莫测，形成独特的建筑群街道界而与空间形态。
    由于庭院幽深，为了弥补阳光的不足，大多窨子屋都有一个晒楼，在这里晾晒衣物，远眺山景，静读闲书，也真是惬意极了！窨子屋依山而建，有的建在平地，有的建在高坡，有的则吊脚于岩边低洼处。整个窨子屋屋檐连着屋檐，高墙贴着高墙。高墙之间的小巷有曲径通幽的青石板路和高低错落的石级码头相连，贯穿整个古商城。古商城的街道，人们把一般平整稍直且长的称之为街，沿山沟而建形成的街称之为“冲”，冲街之间因地势所致形成的走道为巷。“街、冲、巷”密集交错，四通八达，石阶遍布，狭窄弯曲，于是便有了“人向阶梯时上下，屋随山势自高低”的山城特色和“七冲八巷九条街”的市井格局。


    窨子屋内部图

另外，窨子屋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商业特性，铺面连着门墙，一层为店面、交易宽敞，二层为通达的仓库式结构，或者前院二层为大厅及仓库，后院三层为居室。窨子屋内的建筑也极富特色，门窗多为雕花画梁，其门楣，楹柱，照壁，窗格，家具均饰有龙游风翔、云纹动物图案。
洪江的商客们在同乡相聚时又以同业相聚组织行业，建立了以粮食业的炎皇宫，药材业的药王宫，屠宰业的三义宫，木作业的鲁班宫和嗣后发展起来的钱庄、油号、盐业、布业、纸业等“五府十八帮”。乾隆初期（1751）年，据《洪江育婴小识》记载：“当是之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腊，洪白之胶油，木材之坚美，乘流之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吳越，连帆大轴衔尾而上，环货骈积，率以花布为大宗，南返桂林，西趋滇黔，利市三倍，居市者长子孙，百工技艺之流襁至而幅辏，地窄人众，至劈山湮谷，连屋层楼，栉比而居，俨然西南一都会”。

作为以“商”字号彰显的一座城市，商铺建筑的多样性使得古商城具有很强的韵律感。洪江古商城街市大都由宫名和馆名命名。宫为同业公会，多是当年手工业者结集交流、通气聚会的地方，如粮食业的为“炎皇宫”，药材业的为药王宫，屠宰业的为三义宫，木作业的为鲁班宫等。而馆是同乡会性质的商业会馆，如江西会馆、黄州会馆、徽州会馆、贵州会馆等。这些商业行会会馆建立这宫那宫，日的都是希望家乡的神佛保佑身在外地的游子们平平安安，财路通天。

    人们通常注意到了洪江中转的沿沅江而下的商品流，实际上从古代以来还存在着一条西南沿沅水而上，上接茶马古道往东南亚的商品流。
    这时从成都到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避开三峡险滩，通过重庆酉阳、秀山的酉水进入古黔中郡郡府之地沅陵的沅水，再从沅水到洪江，从洪江換船只上至沅水尽头的清水江黄平，最后换成马帮运到云南入缅甸，到达西域各国。
    由于洪江是沅水进贵州的瓶口之地，15吨以上的大船只能通航到洪江为止，此上就得改行体积小的苗船才能进贵洲。于是，洪江得天独厚，凭借水运交通便利，造就和孕育了洪冮的繁荣及昌盛。贵州镇远桥头曾有一副对联，反映了这条商道的盛景和与东南亚的联系：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踏破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
    洪江的繁荣严重依赖其区位优势，因此，一旦其区位优势丧失，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古商城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使这个繁荣的商镇隐含了危机。在这里最让人堕落的是烟馆和青楼。

    苗疆边墙的坍塌和消亡

    我们再回到腊尔山苗疆。
    随着沿边墙墟场交易的频繁，苗民和客民交流的增多，边墙防范和隔绝苗民的作用日渐消失，苗疆边墙的坍塌也不可避免。
    就在傅鼐在苗疆修屯筑堡建边墙20余年后，到道光5年（1825年）就“坍塌几尽及歪敬不堪者一百八十三座，其余亦俱多渗漏，终岁无人驻守。”
    当时一些地方官员的奏折反映了苗疆边墙的凋零景象。

据御史贺熙龄奏称:“苗疆沿边一带修建墙堡、碉卡、哨炮各台，筹有经费二千九百余两，闻近来报销不实，坍塌者多，宜函加修葺。”
“查苗疆凤凰、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五厅县沿边及里围后路一带，补嘉庆二年以后，经前道傅熏修建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门、关厢共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修建边墙一百一十里，分拨兵丁常川驻守。因建立之地多在高山峻岭，风雨飘零，易补坍塌，补屯防项下筹有岁修银二千九百两。查自建设以来每年时有坍塌处所，每修一处，需银数两或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各前道因限补经费，将紧要应修之处随时修理，每年约修六七十座需用银二千八九百及三千余两不等，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惟原建碉卡一千一百余座，每年仅修数十座不及十分之一，委系限补经费，以致不能每年按座修理。其里围后路各碉卡先因苗氛未靖，建以防护，近城以通根运，追添建沿边碉卡，以后里围后路无关扼要，久未修理以致日久颓坏。”

地方官员也曾尽力修复，“当令附近各屯卉随同筸将张道，移交修费银三千两，先行分别给发，伤令具领承修，不敷银两接续补发，仍勒限一律完全报竣后，亲往验收。”
但这种修复存在诸多困难：边墙、屯卡，堡哨的建立之地“多在高山峻岭，风雨飘零，易砖坍塌”，修复不易；同时经费也困难，“每修一处，需银数两或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修复工程质量也无法保障，“工竣委他处屯官验收，该屯官恃可互相包容，不免草率偷减”，最后，屯丁偷懒，防守无人监管，“屯丁人等藉口偷安，不肯在碉驻守”。由此可知，苗疆边墙、堡哨等最后逃不出坍塌、倾塌的命运。

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
那近三千两白银挽救不了边墙坍塌的命运，官员的奏折也显示出无可奈何的心态。再后来，边墙渐渐从官方文档中消失了。

至今在荒野中仍残留的苗疆边墙

    民国后，出生于凤凰的文人沈从文已经是这样描述他所见的边墙、堡哨: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墙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择路上，布置得极有秋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
    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杭，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湘西旅游大潮兴起的时候，曾经想找一段苗疆边墙作为旅游景点，作为苗疆边墙主要修筑地的凤凰竟然已经找不到一段像样的遗址，于是在拉毫重新修建了一段城墙，以“南方长城”命名展出。这一做法受到著名苗疆学者伍新福的猛烈抨击：游人所见的“南长城”，乃为今人新筑的数百米石头城墙，而非修复的古“长城”。因为现今所筑“长城”，位置是在明清乐壕汛即今都里拉豪遗址所在地。明代蔡复一的土墙是从其西北部边沿地段经过，但清代以来早已难觅踪迹，现在更未能见到任何墙体遗址。所以今天的’“长城”完全是经过劈山削岭、挖基砌墙，创制和新修而成的，同当年明代“边墙”已无任何直接关系。至于清代傅鼐的墙壕，就根本没有修筑到拉豪一带地区，与新筑的“南长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二十六、所向披靡——筸军的巅峰岁月

    筸军——全民皆兵的苗疆

    傅鼐在乾嘉苗民起义后建立的这支军队，因为主要来自镇筸城，后来被称为筸军。
    傅鼐不仅十分重视对屯丁和练勇的训练，对屯丁及练勇也严加训练和管理，“倘各丁内有农业不勤技艺不熟，甚或不守屯规，酗酒滋事，以及私擅离伍，许百总等稟知屯弁，转报厅员，分别究革，撤田另补”。而对於练勇中的技艺较优者，令其教习各丁，每年加发盐菜银三两六钱。这样担任防守任务的屯丁也训练有素，武艺高强，为练勇的补充提供了后备。
    傅鼐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一千练勇按营制分马、步、战、守，枪、炮、弓箭、藤牌各队。为了将练勇训练成一支“精兵”，除平时严加训练外，傅鼐特别重视实战考核，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在平定乾嘉起义余波的过程中，“每战还必严汰，不但次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伍。经过数年的努力，傅鼐将这一千练勇训练成了号称“飞队”的精兵。这支“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这支军队从嘉庆十年起，便由亦农亦军的民兵转而为专事操练防剿的军队，分为两营分别驻扎在凤凰厅的紧要之地新场堡和同全坡，成為一支属于厅道长官指挥的特殊地方军。

    @西楼看花v 2018-01-06 15:46:28
    支持佳作！问好朋友！周末快乐！
    -----------------------------
    谢谢支持！

由此在苗疆军人成为了最主要和荣耀的职业，数以万计的当地人一代又一代把从军成为主要出路。如凤凰厅就有屯丁四千，练勇一千，苗兵二千，合计起来就是七千。另外还有由沅州移驻当地已达百年之久的绿营总镇四千余兵额，现在也得基本上由凤凰人充役了。凤凰厅还要厅标一百。这样一算，凤凰人当年在非战乱时，经常身在兵籍的人，数额也总保持在一万左右。战乱时，裹挟而去的就会更多了。
据有关人口资料推算，嘉庆期间，全凤凰人口为十万左右。十万左右的人有一万左右的人当兵，这比例就够惊人了。当时人口苗汉各半，苗兵数额限定得很严，只是二千，那么苗民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当兵，余下的八千左右的兵额，则均得由五万汉土民中选抽了，这样算下来，汉土民六人中得有一人当兵，城区内这情况当更为严重。且以六口之家计算，则每家除去老弱妇幼，岂不家家丁壮全在兵籍丁卫。

这推测不会有太大的误差。时至光绪初年(1875年后几年)，朝廷曾议论过普遍裁汰绿营兵的问题，刘坤一、张之洞奏汰绿营的奏摺中，还特别说明凤凰的特殊情况，他说“惟湖南镇筸镇系改土归流，无土著农户，除苗产外，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绥靖镇亦然，请于此两镇名额不再裁汰。”
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部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筸就驻了35个营。清政府以镇筸为中心，围剿抚化腊尔山红苗和沅水流域其他少数民族，数以万计的凤凰人就这样被屯田的绳索牵在朝廷的战车上，以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

镇筸城凡有兵役的人家门口，都钉上一块白木小牌，上边用红字记有服役人的姓名、年岁和身份。在街头巷尾一路看过去，几乎家家都有这么一块“光荣牌”，并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份银子和一份口粮。“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的状况，断绝了凤凰人另操他业的一切通道，只剩下以血肉之躯来换取生活这一条路子可走。
后来民国时期从凤凰走出去的著名文人沈从文提及自己家所在小城情况时说:“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褥播种。”

“地皆屯田，民皆兵籍。”历史曾一度把凤凰人其他谋生路子关闭了，只留下一条入伍通道让他们祖祖辈辈走下去，其中，能逃逸出去的极少。回想起来，这相当残酷，算一算，在屯田养勇制度推行一个半世纪中，凤凰人得向它供奉出多少年轻人的血肉之躯!
在凤凰，只要涉及它的历史，你就无法忽略本城居民对他们先辈的荣誉最为经典的表述：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筸军是怎样一支军队呢？且看对它的描述：有人说，镇筸城是座刀枪库。镇筸城长大的小孩都是伴着枪炮声坠地的，长大后唯一的光彩职业就是参加“筸军”用脑袋换银元换媳妇。镇筸就这样代代为朝延输送天下最强悍的“筸军”。但是，古城“筸军”绝不仅仅是只是挥舞着铁血大旗冲锋陷阵的猛夫，他们骨子里涌动着的古城文脉让他们高人一筹。

    初试锋芒——嘉庆道光年间筸军的征调和清剿

    当初傅鼐之所以建立这种苗疆“自己”的军队，就是想在清军主力撤走后担当起“平苗”，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而在嘉庆和道光年间这支地方军队确实也起到了这个作用。
    据道光《凤凰厅志》记载，嘉庆三年（1798）正月，凤凰厅左营黑苗，“寇麻阳”、“掠浦市”。四月，“黑苗复扰泸溪”。六月，“纠大队攻阻碉卡”，“围高峰营”。嘉庆四年（1799）九月，凤凰右营苗吴陈受，“力攻碉卡十余次”。傅鼐率屯丁练勇，配合绿营兵，或追击，或驰援，或鏖战，大呼奋击，殊死作战，连获胜绩。嘉庆五年（1800）七月，凤凰厅晒金塘一带苗民，“掠泸溪”、“焚民屯”。傅率练勇与营兵并力御击，驰援泸溪，并纵火焚烧晒金塘等寨。
    嘉庆六年，松桃厅苗民起义，湖南境内的鸡笼、苏麻、蜂桶三寨苗民闻风回应。傅鼐即率练勇屯丁“扼卡分防，并讨焚三寨”。之后又领练勇至贵州松桃助讨，“连破岩屯沟七寨”。

嘉庆六年，松桃厅苗民起义，湖南境内的鸡笼、苏麻、蜂桶三寨苗民闻风回应。傅鼐即率练勇屯丁“扼卡分防，并讨焚三寨”。之后又领练勇至贵州松桃助讨，“连破岩屯沟七寨”。
嘉庆十年，永绥苗民石宗四再次聚眾数千而起。傅鼐率一千练勇、二千多苗兵前往征剿，还有四百绿营兵配合行动。傅鼐让营兵担任援应，而自率练勇担任主攻，与起义军连续作战二十餘日，一路破寨追击，终将石宗四起义平定。此次征剿，“皆峭壁飞崖，险峻异常”，十分艰危，全仗傅鼐所指挥的凤凰练勇奋勇拼杀。此役全胜后，傅鼐及凤凰练勇非同寻常的表现，让嘉庆皇帝不胜欣喜而大加表彰：“同知傅鼐，督率练勇千餘人，攻除苗寨，涉险登先，所向克捷，而总兵魁保，转带领兵丁在后，為之策应。官兵怯懦，不若练勇之骄健。嗣后挑补兵额，预取精壮驍勇之人，以练习乡勇之法，练习兵丁七。”傅鼐因此而擢为辰元永靖道道台，凤凰练勇也因此声名大振，首先成為湘西绿营兵仿效的榜样。

为寻求苗疆的长治久安之策，傅鼐除屯田养勇以备战外，还大力兴办教育，兴利除弊，因而苗疆日趋稳定。嘉庆十四年（1809）傅鼐升任湖南按察使，此后的历任厅道都视“屯田养勇”为治理苗疆第一要务，不敢玩忽怠慢。“边墙碉卡，随时修葺，屯丁练勇，认真训练、屯防经费，慎回出纳”。因而厅道严格训练练勇屯丁能坚持不断，练勇屯丁也依然能保持纯熟的技艺和可靠的战斗力。因而，到了道光时期，他们就多次同镇筸镇营兵一道，被朝廷调征作战。镇竿镇辖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共四营；分步战兵、马战兵和守兵三类，常年保持四千人左右，称之為“镇标”。而五千人的屯丁、练勇则称之為“道标”。

道光十一年（1831）。因反对清廷的“山田升科”，湘南江华瑶民在赵金龙率领下起义。起义军分三路转战蓝山、寧远、新田、常寧等县，设伏兵大败湖南官军于蓝山，湖南提督海凌阿、宝庆协副将乌韜，游击王国华均战歿。清廷忙调集鄂、粤、桂、黔四省兵力助剿。湖广总督卢坤急忙“改调镇筸劲兵分佈围攻”。凤凰练勇随镇筸镇营兵开拔湘南助剿，参加了洋泉镇攻坚战。道光十二年三月，瑶族起义军集聚常宁洋泉镇，利用防洪石堤筑城固守。清军围攻月餘未能破，於是改用火攻，主将激励士兵，“能揭屋焚冲者，应上赏。”各路围剿军纷纷肩梯架堵攻城，但踵死如麻。唯有凤凰练勇飞队，“平地跃登，折椽纵火，立破凶巢”。為攻陷洋泉立下了大功。
道光二十九年（1849），湖南新宁县“靶子会”头领李元发聚众起义，一举攻下了新宁县城，并在湘、桂边界屡败官军。清廷即调集湘、鄂、桂、黔四省兵力会剿。凤凰的练勇和绿营兵第三次被徵调作战。十一月，当他们行进到新宁城外时，便主动抢佔城外西北的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向新寧城发动猛攻。四更时分，他们又摸黑靠近李元发营垒，发动突然袭击，李元发被迫弃城突围，于道光三十年，被官军围困于金峰岭。金峰岭山势险峻，丛莽纵横，官军进展十分缓慢。於是镇竿兵勇领头放火烧山，李元发只好带一小队人马向北突围。因攻克金峰岭，生擒李元发，一批镇竿兵勇因功而提升。其中杨国正、熊兴柏、詹荣清、吴支清等“叙保蓝翎”，包顺科“奉旨赏换花翎，赐强勇巴图鲁”。

    光彩的一笔——鸦片战争中筸军的壮烈和无畏

    道光的凤凰厅镇筸镇仍然是湘黔苗疆军事第一大重镇。这里既是凤凰直隶厅的治所，也是辰沅永靖兵备道的所在地。在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的战局与苗疆镇筸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鸦片战争前线指挥所中指挥战斗的两位重要将领都在凤凰任过职。两任镇筸镇总兵先后抵达广东前线指挥战事，从侧面反映出苗疆镇筸这座小城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极为密切。

    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郑国鸿在鸦片战争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种突出地位，使他的影响已经突破了湘西凤凰这一狭小的地域，成为在全国范围里具有知名度的著名人物。
    此外，在广东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祥福是当时在任的镇竿镇总兵，所辖营兵900余人，大多来自湘西，尤以凤凰驻军最多。
    首先是黄埔港乌涌之战。

    二月二十六日，英军以猛烈的炮火进攻虎门要塞，关天培壮烈牺牲，广州的第一道防线虎门要塞失陷。
    乌涌位於虎门要塞后侧，距广州六十里，是抵抗英军进攻广州的最后一道屏障。此时镇筸将士，“明知地处悬危，众志坚持不惧”。决心在乌涌与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
    二月二十七日晨，英军战舰加略普号、先锋号、阿里耶打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及汽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号共七艘，溯珠江水道而上，于当日中午到达头道滩，向乌涌炮台发动猛烈的攻势；于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甚为壮烈。镇筸兵在乌涌炮台给英军以重创，后因弹尽援绝，许多湘籍营兵在退却过程中溺水身亡，总兵祥福也不例外。沈占鳌、洪达科等草军将佐31人，营兵415人阵亡，乌涌炮台陷落。这次战役牺牲的主要是凤凰、永绥、乾州、保靖的营兵。史载:“是役湖南兵弁，最为奋勇。”
    乌涌之败，实因本地兵丁望风先逃，以致湖南兵弁失陷，总兵祥福受伤落水身死。最后，沈占鳖、洪达科(1793-1841,凤凰厅人。早年投身军伍。累官至湖南提标左营守备)及湖南镇筸军祥福所部的大部分官兵均壮烈牺牲，计是役共阵亡将领21员，兵丁415名。为了纪念在该次战役中阵亡的1600名清军官兵，在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督粤时，清光绪帝曾下旨于牛山脚下建设“抗英忠勇清官兵合葬墓”及“军祠”。因为阵亡将士中，最高官阶的旗人玛佳?祥福仅为一镇总兵，该次战役中阵亡的粤、桂、湘三省的兵勇就被统称为“祥镇军”，设立的祠堂也被称为“祥镇军祠”。据光绪十二年《增建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载：“全军奋勇抵抗，击退英夷者三。不料海潮骤至，苦无舟楫接应，以致慷慨捐躯。军士舍命效忠，无一逃者。”

被道光皇帝任命为参赞大臣的杨芳(1770-1846)出生于苗疆的贵州松桃人，在道光十六年(1836)被委派为湖南镇筸镇总兵。因林则徐的保荐，又于1838年2月升任为湖南提督。杨芳是林则徐的下属，也是林则徐、魏源的好友。他到达广州后，常与已被革职的林则徐一起商量用兵之道。
杨芳是林则徐的下属，也是林则徐、魏源的好友。他到达广州后，经常与已经被革职的林则徐一起商量用兵之道，其思想并不僵化保守，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已尽到最大的责任。有人指称杨芳在乌涌之战中实施“马桶”战术，这是一种误传。因为乌涌炮台是在2月27日失守，而杨芳3月5日才抵达广州。因此，杨芳不可能亲白指挥乌涌之战，大角、沙角、虎门、乌涌等炮台陷落，其责任应由琦善担当。

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厅(即镇筸城)人。祖籍茶田乡茶山村。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曾祖父郑智文和祖父郑恂均为朝廷封赠武功将军；父亲郑朝柱，历任贵州守备和镇筸左营游击、贵州上江协副将，伯父郑廷松是镇筸千总。因世代军功，郑国鸿年仅18岁便承袭云骑尉世职。
1803年，拔补永绥屯守备，1815年调至湖北黄州协都司，1821年擢升湖北提标中军参将，1825年升迁广西平乐协副将，次年复调湖北竹山协副将并代理郧阳镇总兵，1830年调任浙江湖州协副将，60岁又调回湖南宝庆任协副将。楚督裕泰对郑国鸿倍加赞赏，说他是：“老将德高，才干出众。”上奏朝廷，竭力推荐。这样，1840年道光帝将郑国鸿提升为浙江处州镇总兵，调守边疆。郑国鸿时年63岁。前去赴任。赴任之际，裕泰设宴饯行，郑国鸿慷慨抒怀：我虽年过花甲，但救国之志犹存，若英夷敢犯，我当效仿古人墨绖从戎之义，杀贼卫国，在所不惜!

    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岭陡绝，临海有间道；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西为九安门，山丛叠，去海远；南为道头，空旷无蔽，海陆往来之要道。
    1840年4月，侵华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领40多艘船和4000余名士兵开赴中围。6月，鸦片战争爆发。侵略军在广东、厦门分别遭到两广总督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打击，于是改道北上。7月8日，定海失守。
    在这一背景下，浙江镇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率领3000余名将士于2月下旬登陆定海，迫使盘踞在定海的少量英军撤出。三大总兵进驻定海后，认真部署防务，通盘考虑战守，表现出与定海共存亡的决心。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军队第二次沿东南海岸线向北进犯。8月27日，英军攻陷厦门。
    9月中旬，对方将29艘舰艇聚集在定海洋面的黄牛礁一带。26日上午，舰船全部窜到离定海30里的横水洋，郑国鸿等立即集合队伍，勉励将士们坚决保卫定海，“城亡吾亡，不离定海半步”。是日下午，气势汹汹的英舰列成纵队闯入定海海面，稍后，侵略军头子璞鼎查指挥船舰突然向竹山门方向进发。郑国鸿负责防守要隘——竹山门。

9月27日凌晨，侵略军“皋华丽”号等4艘军舰窜入竹山门狭巷，向土城发炮猛攻，企图突破正面防线。郑国鸿率军与其恶战八九小时，击毙英军400余人，使其惨败而逃。但是敌我力量悬殊，且定海守军武器装备落后。三总兵以保卫定海为重，忍辱负重，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郑国鸿号召大家“与定海共存亡，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定海”。三大总兵进驻定海后，认真部署防务，通盘考虑战守，表现出与定海共存亡的决心。
至此，5天5夜，侵略军共发射1000多枚炮弹，仍无法攻下定海。

10月1日晨，大雾茫茫，英国军队以为清朝军队无从瞭望，企图偷袭。郑国鸿等将领料定对方必至，伏地倚土，瞩睨四望，忽满耳风篷声，又海水有声，似船头遇风吹一般。几个小时后，英国军队倾巢出动，分三路夹击。这次总攻，对方派出船舰、运兵船、测量船、汽船共15艘，规模巨大。在分两路纵队在五奎山炮队的掩护下，分别强行登陆。
郑国鸿腹背受敌，毫无畏惧，沉着指挥。在炮筒发红不能再装火药的情况下，使用刀矛阻击。面对英军步步逼近，郑国鸿见败局已定，乃将将印交给将校，单枪匹马冲入敌群，挥刀连斩数人，身受十余伤，终于血染沙场，壮烈殉国。竹山门也被对方攻破，随征人员及1200余名处州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这一役连续血战六昼夜，杀伤不少，终因寡不敌众，三镇总兵同殉，守军五千，也全部阵亡。

清中晚期了

郑国鸿像

    巅峰——扑灭太平天国中的筸军

    道光时期的三次出征宣告了由凤凰镇标和道标组成的特殊地方军“筸军”的初成。本来晚清时期的绿营兵，因腐败早已丧失了战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作战能力，但由於凤凰的镇标兵员大都来自凤凰的练勇、屯丁和苗兵，平时训练有素，习性相近，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即令他人刮目相看的“镇筸劲兵”。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更是为这支特殊的军队找到了用武之地和崛起的时机。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并延续十四年之久，波及十四个省。在这场农民大起义与清廷围剿起义的生死大搏斗中，“镇筸劲兵”被征调到各个战场，与太平军廝杀，他们把自身的命运同清王朝的生死存亡紧密地联繫到了一起，他们在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同时，也打造了“筸军”地位和辉煌。

咸丰二年（1852）九月，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被革职留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一面环城佈防，一面紧急调兵增援。面对城外太平军，城内不少绿营兵已闻风丧胆。长沙协副将德清居然摘下了顶戴，藏身进了民宅，他的士兵也纷纷扔掉军装，準备随时逃命。此时，一支“镇筸劲兵”，在乾州协参将邓绍良带领下，最先由湘潭赶到了长沙，担任了太平军攻城最激烈的城南一线的防守重任。邓绍良，乾州厅人，行伍出身，道光二十三年曾任凤凰道标北关屯守备，后调任乾州协参将。
太平军先以大炮轰城，从八月到九月四次改用工兵挖掘地道施放地雷炸城，特别是九月二十九日，“太平军以地雷轰塌长沙南城魁星楼四丈餘”，在千钧一髮之际，邓绍良带镇筸军奔向缺口顽强堵击，“太平军仍未能入城”。

    田兴恕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
    田兴恕字忠普，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凤凰厅筸子坪。田兴恕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名“兴甲”。田氏家庭贫苦衣食艰辛，父久病无钱就医，早逝。母亲为抚养幼子，带着兴恕、兴甲迁居镇筸城东门一破庙，整日起早摸黑，给绿营兵缝补浆洗聊以谋生。自七岁开始，田兴恕即和兄长一起上山割马草、打柴，售与军营贴补家用。《清史稿?列传》“田兴恕”一栏中，关于田兴恕的从军过程仅二十二个字:“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筸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筸镇标。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奉洪秀全之命，率林凤祥、李开芳等万余将士奔袭长沙，这就是太平军的“长沙之战”。此役历时3个月之久，最终以太平军久攻不克、撤围北窜而告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田兴恕随队防守天心阁一线，为探清太平军所挖地道的位置，自告奋勇出城打探。清军根据他探明的情况，即由城内挖地道对接，再用湿棉被堵死太平军地道。使对方无法施爆地雷，为保卫长沙城立了一功。

田兴恕(1836—1877)字忠普，湖南镇筸人，苗族。祖家本是居住在凤凰麻冲乡麻冲寨，后因家庭贫困而在祖太婆姚氏时搬迁到竿子坪乡木林坪村长潭居住。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田兴恕出生在木林坪。其父田庆和早逝，十二、三岁的田兴恕就给人家放牛，因孤儿寡母遭人歧视，姚氏太婆就带着田兴恕和他的哥嫂又搬到凤凰县城北郊外擂草坡的“饷兵庙”居住，靠在亭子上卖粑粑和打草鞋糊口。幼时的田兴恕饱受生活艰辛，颠沛流离，身子瘦小，整天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靠替人家放牛割草艰难度日。

田兴恕在尸山血海的撕杀中屡立战功。并引起了湘阴才子左宗棠的注意。战役结束，田兴恕经左宗棠推举，被巡抚骆秉章越级提拔为哨官。关于这个过程，《清史稿?列传》有详细记载:“……”咸丰二年，(田兴恕)从守长沙。贼屯湘江西岸，军中募敢死士夜掠贼营，兴恕请行，夜浮小舟往，潜蟠贼营，贼骑数百追之，泅水免。巡抚骆秉章奇之，委充哨官。”
哨官是清军的基层官员，大约相当于今日之营连干部.此时田兴恕年仅十六岁，入伍尚不足半年。不久，田兴恕又以军功升“虎威营”游击。此后，其职务自游击而升参将，由参将而升副将。咸丰八年(1858年)升任贵州提标古州镇总兵时，田兴恕年仅二十二岁。田兴恕用兵狡诈，其作战思维极富个性。他历来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同时还强调打仗时，无论军官、士兵都要敢于“不惜命”、“不后退”，只有这样才能镇住敌人、绝处逢生。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田兴恕很快从湘军中崛起，并成长为不可多得的将星、奇才。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上农人，湖南人。咸丰元年(1851年)，三十九岁的左宗棠经同窗好友、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推荐，担任了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其间，左宗棠为抵抗太平军出谋献计，多所筹划，乃赫赫有名的湘军创始人之一。曾著有《楚军营制》。向来自负的左宗棠心性孤傲、言语尖酸刻薄，爱抬杠。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惟恐避之不及。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好打交道的人，偏对素昧平生的湘西少年田兴恕感兴趣。
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军的一支西征军再次溯长江西进，第三次攻佔了汉口、汉阳，再克岳州。三月，太平军攻克湘阴、靖港和寧乡，瀏阳告急。骆秉章为增加兵员，委託田兴恕招集散兵游勇援助瀏阳。田兴恕很快便招集了一百多兵丁，“多半是凤凰人，左宗棠给这支部队命名為‘虎威营’”。田兴恕管带“虎威营”后，日渐成為骆秉章旗下的一员战将。

咸丰三年（1853）夏，太平军开始西征。西征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昌等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稳定西线，巩固天京（南京）。西征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十日再克安庆，六月二十四日进围南昌。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帮办团练曾国藩商定，派出三千六百乡勇，分三批援助南昌，其中就有一支六百人的镇筸兵。
太平军于咸丰五年四月第三次攻佔了武昌。由於江西清军兵力空虚，曾国藩被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围困於南昌，长时间无所作為。湖南巡抚骆秉章决定出兵，以解除江西危局。在援助江西的两年时间中，田兴恕带领虎威营“奋当头敌，历经二百余战”，“力克袁、临、吉、瑞、建昌五郡、及属县二十餘城”，“抚定乡都市镇百餘处”。太平军退出江西后，虎威军名声大振，田兴恕升为副将，“加总兵衔，蒙赏尚勇挚勇巴图鲁”

咸丰九年，石达开所率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湖南，大举围攻宝庆，骆秉章急调田兴恕回援湖南。田兴恕率虎威军“四千五百人赴援，扼九巩桥”，激战月余，终解宝庆城围，石达开部退往广西。
咸丰十年，石达开所部太平军由广西进兵贵州，贵州局面更趋动盪。清廷任命田兴恕署贵州提督，督办贵州军务，借助湘军以挽救贵州时局。因而“虎威军”再次扩充兵员，还“增募长胜军八百名”，使田兴恕所统镇筸军“增军盈二万”。田兴恕带领这支镇筸军经铜仁，取道印江，“分军略思南、石阡，进克猫猫山”。此时已是贵州提督和钦差大臣的田兴恕，居石阡指挥各路兵马作战。在肃清了黔东后抵达贵阳，即著手佈署省防和分兵援剿各路义军。镇筸军军威远播。因而田兴恕在咸丰十一年，被清廷任命為署理贵州巡抚。

    而张文德的发迹主要在江南战役中。
    咸丰三年（1853）元月，太平军第一次攻佔武昌。二月，分水陆两路，以破竹之势东下，於三月二十九日攻入南京城内，将南京改名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国的都城。此时，清廷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驰援江南。一部分镇筸兵勇便跟随向荣，一路跟踪太平军到达南京城外，成为和春指挥的江南大营兵力的一部分，参加了攻克京峴山的战斗。
    咸丰六年向荣卒于军后，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张国梁为湖南提督。咸丰七年，镇筸兵勇在张国梁指挥下，转战江南，攻克太平军精锐驻防的句容、溧水，十一月攻克被太平军佔领五年的军事重镇镇江。根据光绪《凤凰厅志》记载，因屡立战功，镇筸军将士张文德升任都司，田祖德升任参将，滕长林、林从太提为守备，张正全提为把总。

    镇江位於南京下游七十公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镇江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京的安危。太平军为夺回镇江，从咸丰七年到同治二年（1863），向镇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大军围困镇江，张文德所部镇筸军从张国梁力援镇江，“扼水栅七昼夜”，多次打退太平军的攻坚，迫使其撤围而去。同治二年，太平军由丹阳进犯镇江，激战中，张文德“腹中炮肠出，裹创而战”，一直坚持到援军赶来，守住了阵地。从此张文德所部便协助冯子才坚守镇江，负责剿防镇江西南各路太平军。即使在清军江南大营被摧毁的最艰难的时局，太平军也未能将镇江攻克。
    在历时数年的镇江保卫战中，张文德的功劳最为卓著，因此被提升为镇远镇总兵。同治二年，张文德击败太平军於镇江西南的牧马口、薛村、柏林；又击败由东路围攻镇江的太平军於博洛村，被加授提督衔。同治三年（1864），张文德所部又会同鲍超攻克丹阳。因镇江保卫战之功，张文德成记名提督，林从太“奉旨加提督衔”，文汉章由参将升为简用总兵，加提督衔。
    同治六年至七年，张文德以镇远镇总兵“署贵州提督”。到了光绪元年（1875）张文德在威宁镇总兵任上，因剿古州苗民起义有功，“加头品顶戴，擢贵州提督”。

    刘士奇等一批镇筸军将士却发迹于淮军。
    咸丰八年（1858）九月，太平军击溃了包围天京的江北大营。咸丰十年五月，又施调虎离山之计，彻底击溃了江南大营，致使清王朝在江南的绿营武装基本瓦解。太平军实施挺进东南的战略，乘胜连下丹阳、常州，六月佔领苏州。此后又先后攻佔苏南及浙江嘉兴，克临安、余杭。于咸丰十一年底，佔领浙江省城杭州。此时，太平军在苏南、浙江几乎连成一片，上海已形同一座孤岛。為了解救江南危局，清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后，只得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要职，担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江南作战的镇筸军也就进入了曾国藩的麾下。
    此时，清军兵员匮乏，曾国藩除扩张湘军外，又派李鸿章招募人马，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很快组建了最早的四营淮军。“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这样，刘士奇等一批镇筸军将士便进入了淮军的系列。刘士奇，凤凰水打田乡人。参加了攻克镇江、扬州、仪征等次作战，咸丰十年又参加了解围镇江的激战。因屡立战功，由士兵逐级升為游击。进入淮军系列后，于同治元年移防上海。参加了肃清上海週边太平军的战事。同年十一月，李鸿章发起苏常战役，刘士奇所部随刘铭传作战，攻克了常熟、太仓、昆山。刘士奇作战英勇，“迭带重伤，奏赏奋勇巴图鲁，加总兵衔，以副将补用”。同治二年，淮军攻克苏州后，刘士奇奉旨记名简放提督，成为统领一路的将领。同治三年，刘士奇领军参加了攻克渐江嘉兴和江苏常州的战斗，因军功卓著，授贵州古州镇总兵。到淮军派兵支援曾国荃加紧围攻南京之时，刘士奇已成为淮军炮队的统领。
    同治八年到十年，刘士奇以古州镇总兵，“奉命署贵州提督”。
    与刘士奇同样进入淮军系列作战的，还有滕长林、张正全、谭正武、张家瑜等一批镇竿军将士。他们在解围上海的虹桥、四江口等恶战中，在苏常战役中，以及在扫清浙江的战役中，均立下无数次战功。到攻克南京而江南平定之时，滕长林已加提督衔，张正全、谭正武、张家瑜均加总兵衔。

    吴自发的跃升则源于贵州的平定。
    咸丰五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先后在贵州爆发了反清起义。此后逐步向全省其他地区蔓延，成了如火如荼之势，时间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一年（1872）。由於清廷在贵州的兵力不足，防务空虚，於是多次徵调湘军、川军和滇军入黔作战，力图稳定贵州局势。咸丰五年十月，黔东北铜仁斋教首领徐廷杰组织斋教军，“攻陷铜仁”，“弥月连陷思州、思南、石阡、松桃、玉屏、青溪六府厅县”。十一月斋教军中的一支进入凤凰境内，由新场、拉毫、菖蒲塘一线，“迭犯厅城”。驻凤凰的辰沅道官员一方面急调协守省城的一支镇筸军兼程回防凤凰，另一方面号召乡绅出钱，临时招募乡勇以捍卫凤境。
    得胜营苗举人吴自烈迅速组成了一支由苗族子弟组成的乡勇队伍，他的族弟吴自发也就成了他的助手。乡勇、屯丁、练勇紧密配合营兵，奋力反击铜仁教军，“三战皆捷，穷追出境”。值原调防长沙的镇筸军田宗藩部一千五百人撤回凤凰，进而收复了被教军佔领的麻阳、晃州，并越过省界收复了松桃。咸丰六年春、镇筸兵勇屯丁师出亭子关，直下铜仁，“屡战灭其精锐，克复铜城”。到十二月，徐廷杰教军失败，黔东北平定。吴自烈升任为西路军统领，因其己年过五旬，便将兵权交给了吴自发。

吴自发是与吴自烈之子吴朝凤一同入伍，在自烈的指挥下，与教军鏖战，时年23岁。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镇竿之兵在黔东北对教军进行全面扫荡，自烈自发从左翼进攻路溪一带。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黔东北基本安靖。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请朝廷根据援黔战功，奖励随军官兵，授吴自烈为西路军统领，继续进剿教军残部。但自烈原为一介书生，又已年过五旬，不惯军旅生涯，加之其子朝凤受重伤，遂将所部交自发统领，自己则回居故里。自发时年二十三岁，便统率二千八百乡勇，进剿黔东。
吴自发带领这一镇筸乡勇部队，奉命向南开拔，参加清军征剿，驻守天柱县。同治三年，吴自发升任镇远知府，六年提升为贵东兵备道道台。

镇筸军在各个战场英勇顽强地拼搏，打了无数的胜仗，但是因大局的失利和力量对比的悬殊，有时也陷入绝境而战败。但他们面对危局，决不言退，总是战斗到最后一息而慷慨捐躯，表现出镇筸军人特有的军人气节。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军浙江，连获大胜。守备田庆清奉命带五百“忠义军”随大队救援海宁。田庆清，凤凰老营盘人，道光年入行伍。由於太平军已攻佔了杭州，海宁已处於粮绝势穷的境地。防守海宁的清军主力，纷纷弃城而逃，唯有田庆清所领偏师，日夜与太平军腾战不衰。攻城的太平军不断增多，海寧危在旦夕。部下请求田庆清引兵撤退，田拍胸而言：“我居朝廷四品职，戴高履厚，义在捐生，万不可逃，勿我顾也！言罢，与部下皆失声痛哭。海寧城终被太平军攻陷，田庆清被亲兵拥登上船，大队太平军追赶而至，跳上船来欲活捉田庆清。在船上，田庆清“犹手刃兄酋，乃自刎”，躯体倒於海中，同船士兵也全部捐躯。

咸丰十一年三月，进入黔西北的石达开围攻毕节南关、梓潼阁。田兴恕命游击熊俊领长胜营，随总兵周学桂跟剿。熊俊，凤凰水打田乡人，书生从军，为熊希龄伯父。清军抵达南关后，向起义军发起猛攻，起义军凭藉壕墙抵抗。周学桂和熊俊猛越壕墙，上下交锋，遍体俱伤”。起义军将熊俊团团围住，“俊奋不顾身，环歼二十余贼，左臂遭砍折”。於是从容坐在地上，大声叱曰：“我长胜军管带熊逸山也，大丈夫视死如归，当令鼠辈知名！”“因痛駡不绝口，为贼手刃而亡”。
咸丰十一年，山东捻军进兵曹州，僧格林沁命都统伊兴额与总兵滕加胜领兵合力截剿，激战於碭山境上。滕加胜，凤凰筸子坪湾溪人，道光末年从军。伊兴额之军数次被捻军击退，滕加胜二次驰援，直冲敌阵，也陷入了捻军的重围之中。得知伊兴额阵亡，滕家胜叹曰：“并出独生，何面目见僧王乎？”於是下了坐骑，亲兵一拥向前，要给他换一匹良马，滕加胜“怒挥之曰：‘大将军视死如归！’”，继续举洋枪向敌射击，直到力竭之时，开枪自杀而亡。

正是围剿太平军时期，有了“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的说法。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湘军中，筸军部队“虎威营”在首领田兴恕、沈洪富、张文德这一批勇悍的头目带领下，转战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历二百余战皆胜，所向披靡，在攻打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时，田兴恕与同乡人张文德等带头爬上城墙充当攻城尖兵，庆功领赏时，凤凰官兵两人升为提督，六人升作总兵，另有副将九人，参将十一人。被曾国藩命名为“虎威常胜军”。筸军兵勇喜欢在左臂膀刺上“虎威常胜军”的青字，攻城格斗时，常赤裸左臂，挥刀跃马，自家人互相呼应鼓舞士气，敌方则见之丧胆。

    筸军将领的抉择和命运

    在咸同时期的十多年征战中，镇筸军到底投入了多少人马，今天无法做出準确的统计。根据史料所及，镇筸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除在本厅招募外，也从他乡异地招募人马，扩充军队。属于镇筸军系列的人马最多时估计可达三万人以上，其中投入咸同时期各个战场的镇筸兵勇，应在一万人以上。
    根据光绪《凤凰厅志》统计，“同治十二年凤凰厅申报，厅属城乡户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大丁五万零六百六十七”，“共大小丁口十万五千六百一十七”。如果以这一统计作为咸同时期凤凰的户口基数，那就意味著全厅一半的家庭出了兵，五分之一的青壮年劳动力投身到了战场廝杀。因而持续十多年，转战数千里的生死战场，就成了凤凰子弟，或者说凤凰人集体大展演的舞台。

以凤凰镇筸人为骨干所组成的镇筸军，绝大多数人都来自社会的底层，质朴而雄强，单纯而彪悍，侠义而忘死，洋溢著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慨。因而，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在咸同时期的腥风血雨中，纷纷建立了赫赫的功勋，在护卫清王朝统治的同时，也由普通的兵勇转变成了各级军官，而且有数百人之多。
最具代表的是田兴恕，身兼贵州提督、巡抚和钦差大臣三职，成了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先后担任贵州提督的还有张文德、刘士奇，署理过提督的有林从太、沈宏富。获得了记名提督、简放提督、提督衔，以及实任总兵、记名总兵、简放总兵、总兵衔的多达三十四人。任副将的有四十六人，任参将的有二十四人，任游击的有七十六人，任都司的有一百二十人，任守备的有一百四十六人，任千总以下员弁的三百七十二人，获得蓝翎军功的一百四十五人。还有一批投笔从戎的秀才书生，凭战功升任了府道要员，如杨梦岩获布政使衔，吴自发任贵东兵备道道台，罗建章获盐运使衔。

    清廷为了褒奖奋勇立功的军人，赐予他们“巴图鲁”（英雄）的荣誉称号。镇筸军中有三十人先后获得“巴图鲁”称号，其中田兴恕、张文德、刘士奇、林从太等人，还获得双巴图鲁称号。
    在这批筸军中，田兴恕、沈洪富、张文德等将领可谓是功勋卓著。
    咸丰十年(1860年)，经湘军大员曾国藩、左宗棠和贵州巡抚蒋蔚远等举荐，田兴恕耀升贵州提督。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廷再次提升田兴恕官职，令其以提督身份兼署贵州巡抚。同时，为利其节制贵州丈武，朝廷授田兴恕钦差大臣关防。于是，贵州全省的军、政大权，从此掌握在这个24岁的年轻人手中。从一个割卖马草的穷孩子，奋斗到封疆大吏之高位，田兴恕仅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其升职速度古今罕见，令人咋舌!
    但是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田兴恕很快就栽在了“贵阳教案“上。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 五月初五端阳节，贵州青岩人按传统习俗，相约到郊外“游百病”，人群与大修院发生冲突。修院守门人和修士们冲出修院，无理谩骂，驱赶人群，气焰十分嚣张，双方发生撕扯和争吵。青岩团务道赵国澍闻讯，立即带领一批团丁把修院包围，并将几位修生带到团练总局，修士们依仗洋人势力，决不让步，而院长带着部分修生逃走，团丁放火烧毁修院，将3个修士逮捕入狱。
    法国公使馆以违反“条约”来谩骂、恫吓都督田兴恕，田对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本就不满意，无所畏惧，密令将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和守门人罗廷荫押到青岩北门谢家坡处决，途中正遇大修院女厨王玛尔大在河边洗衣，为避免泄露，连她一并揪到刑场，将四人同时斩首。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馆代办哥士耆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訢提出“抗议”，要求赔银五千两，被杀四人每家至少赔银二百五十两，在青岩赔建教堂一座，赵国澍等人为被杀四人赔造富丽坟墓。如果说上述要求得到满足，青岩教案便可了结。正当双方进行交涉时，又发生了“开州教案”。

1862年正月15日，开州人民举行传统的祭龙活动。天主教士文乃尔唆使教徒抗拒缴纳春节赛会捐款，以奉教为由，不准教民参加祭龙活动。田兴恕大怒，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谁敢阻止?!”文乃尔不听说服，蔑视人民，一意孤行。田兴恕一怒之下，便令开州知州戴鹿芝将文乃尔和教徒张天申等逮捕，当众予以凌迟处死，并将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
两次教案的幕后主使都是当时的贵州提督田兴怒。中法之间关于贵阳教案的交涉早在青岩教案发生后不久就开始了，但却迟至1865年3月，前后耗时三年多才最终议结。教案久拖未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法之间在如何处理田兴恕的问题上分歧过大。法国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要求处死田兴恕，而清政府却始终坚持“只许赔偿，不能抵罪。”

由于分歧很多，多次协商未果，最后迫于法国政府压力，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湖广总督张基亮在四川秀山会同审讯田兴恕，判决结果为提督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役，田兴恕所居六洞桥公廨改建为贵阳南天主堂。两教案共赔白银一万二千两，拨给胡傅理清收。至此，青岩、开州两教案才算正式结束。
但田兴恕并没到新疆。因为这时，陕、甘、宁、青地区的回民起义和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而湘军创始人之一的左宗棠，此时也到了甘肃兰州。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左宗棠奉诏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任“西北王”—陕甘总督。这年田兴恕三十岁，左宗棠五十四岁，单就年龄来讲，他们是两代人。但他们之间的情感和缘分颇值羡慕。为保护田兴恕这位小同乡，左宗棠借口新疆“道路阻塞”，设计将田兴恕截留兰州。随即又以“陇省回捻猖撅”为由，上奏请求对罪臣田兴恕“破格任用”。

    不久，朝廷降旨准奏。此后十年间，田兴恕以有罪之身，多次率兵出战陕甘青一带，为平定西北的回民和捻军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治十二年(1873年)，陇省回民起义被彻底平定。经陕甘总督、钦差大臣左宗棠多次奏请，满清政府决定释放田兴恕。
    田兴恕回乡时已有三十七岁。他娶妻生子，居住在镇筸城内东门正街，过着普通士绅的生活。最后因饮酒过量导致旧伤复发，终于在不惑之年撒手尘寰! 光绪三年(1877年)，田兴恕卒于镇筸家中。享年四十一岁。


    田兴恕镇筸东门的家

    而另一个筸军将领沈宏富在看到田兴恕的命运后，决心解甲归田。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举义，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年仅16岁的沈宏富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从黄罗寨徒步行程l70多里，到乾州厅投军从戎，在参将邓绍良的部下，当了一名士卒，从此成了“筸军”的一员。沈宏富聪明出众，作战十分勇猛，在“湘军”无数青年将领中，素有小老虎之称。他与同乡田兴恕，友结同心，并肩战斗，转战江南数省，大小战役数百余次，战战皆获胜，所向披糜，成了常胜将军。因战功显赫，年仅25岁的沈宏富，官署领贵州提督，成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堂堂皇皇的一品大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八六一年，贵州提督兼钦差巡抚大臣田兴恕被革职查办后，沈宏富因与此案有牵连，受到朝庭的怀疑。据《清实录》记载：穆宗皇帝密令新任贵州巡抚张亮基据实查实。因张亮基人黔时曾得沈宏富竭力迎护，故设法为沈开脱。但穆宗皇帝不愿听张亮基的上奏实情，在给张亮基回复的圣旨写道：“沈宏富以统兵人员，当以黔省军务吃紧，如何激励将士图振作。虽查无通贼殃民实据，穷困不能约束兵勇，以致异议沸腾。本应从严惩办，始念该提督打杖素称勇往，仍令带兵剿贼，以观后效”。

咸丰皇帝的圣旨，沈宏富看了之后心里十分恐惧，想到田兴恕一世功名，结果得到了严处查办的下场，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前车之鉴，不得不防。沈宏富感到前途莫测，宦海深奥难测，官场风雨多变，说不定那天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同样得到了田兴恕的下场，到时悔之晚矣，不如趁早开溜，落得个清闲自在。沈宏富想到这里，早已心灰意冷，无心做官，此地不是久留之地，遂借口枪伤复发，请求皇上”恩准“告病还乡，穆宗看后，正合其意，立即复旨，准许宏富辞官归田。

    @傅家洲 2017-07-16 16:37:54
    最可惜的是没有苗文，只有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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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ada 2017-07-16 16:54:52
    对，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基本只能按汉族的典籍来写，因为苗族没文字，没有历史记录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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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峰瑞 2018-01-19 17:51:39
    老师，看了老师的文章，很感兴趣，传说中被乾隆爷禁绝了的苗族楔型文字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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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没听说，传说中巴人曾经有楔形文字，但流落的湘西的巴人也没见这方面的史料。

    清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沈宏富辞官回到黄罗寨家乡，老父沈岐山早已病故，看着这穷乡僻壤的家园，十分伤感，下决心要从黄罗寨搬走，迁到风景秀丽的镇筸城居住。在城南的南木坨买下毗邻的吴、杨两姓房屋，加以改造修建。住居一年之后，沈宏富因相信迷信，认为此宅不利于人丁繁衍，对家门很不吉利。于是，又于同治五年(公元—八六六年)，自己亲自宴地查堪，选定了道台衙门对面的中营街，重新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四合院房屋，就是现在的沈从文故居。l902年l2月28日著名乡土作家文学巨匠沈从文，就诞生在这座房屋二进右侧的正屋里。如今是房屋依旧，斯人远去，岁月也是如此无情。沈宏富住进新居仅两年，由于枪伤复发，久医未愈，于司治八年(公于l869年)病故，年仅31岁。真是将星殒落，英年早逝，天地草木也皆悲泣。沈宏富死后葬于镇筸城西郊的蓬水井。


    同治五年(公元—八六六年)，沈宏富选定了道台衙门对面的中营街，重新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四合院房屋，就是现在的沈从文故居。

沈宏富当然墓碑正中醒目地刻着“皇清浩授振威将军云南昭通镇总镇才勇巴图鲁沈公宏富之墓”。“才勇巴图鲁”是沈宏富率兵入黔之前的官封赐号，可见宏富一直到死也没有承认清王朝加封给他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提督官衔。刚直不阿的沈宏富真是一代名垂青史的勇烈将领。
沈宏富征战连年，鞍马劳顿，很少顾及家人妻室，英年早逝后并未留下子嗣，丢下年青貌美的妻子张文绣独守空房。张氏夫人念及丈夫一身辛劳，独自一人撒手西归，感慨异常。为了能有一子相伴，继承丈夫留下的一份家业，便亲自作主为沈宏富在黄罗寨乡间看管田产的弟弟沈宏芳娶了一位苗族姑娘为妻。这位苗族姑娘可不负张夫人的的意愿，为沈家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沈宗泽，次子沈宗嗣过继给沈宏富做儿子，为沈宏富一脉传宗接代。这位过继给沈宏富做儿子的沈宗嗣后来就是沈从文的亲生父亲。沈从文报自己是苗族作家，就因为他的祖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苗族姑娘，他的血管里流有苗族姑娘的血液。

    而吴自发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了苗疆。
    吴自发，清咸丰六年（1856年），奉辰沅道之命，带乡兵入黔。同治三年（1864年）自发因功升任镇远知府。当时镇远城乡房屋毁于战火，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吴自发到任以后，首先招抚流难之民。令有业者复业，无业者，分耕荒地以尽开垦之利，借以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继以开仓以济贫困，具棺材以殓遗骸。发放资金，给耕牛籽种，清查田亩，招抚流民垦殖。并捐俸沿山修城垣，兴立碉堡，修建桥梁。复兴书院文学，培育人才，设立试舍，以便考试，振兴文教，使地方求学风气日渐兴起。其它如施药材，舍棉衣，筹积谷，置宾兴，自发都视为己任。对于水利建设，亲自率有关人员，奔赴实地调查，于风木溪等处溪河，沿途设塘筑堰，先后开出良田一千余亩。
    同治六年（1867年），自发升贵东兵备道。加布政使衔，镇居贵阳。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贵州黔东兵备道吴自发（别号诚斋）回乡探亲（吴系得胜营人），吴在与亲朋故旧闲谈中，对自己读书不多深表遗憾，同时，对故乡苗汉杂居，文化落后的现状深感忧虑，决心在家乡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家乡子弟的文化素质。清朝朝廷曾发放一笔平蛮阵亡士兵抚恤银，其中有部分无人领受。清同治末年，吴自发将从无处发放的阵亡将士薪饷中拨出白银8万两运送回籍，要地方父老按镇远道府绘制的蓝图，在得胜营的万溶江三潭（即杨柳潭、罗布潭、漆树潭）之上的山丘，修建了一座书院，题名"三潭书院"。
同治十一年（1872），受吴自发之托，曾任浙江奉兴县知县杨（佚名）负责三潭书院的工程事务。清同治十三年（1874）书院落成，书院规模宏大，主楼巍峨雄峙于山顶，正院为三层阁楼，底层三大间，正中为中堂，为教师授业之所。中间装有六合门，饰以木雕方格梅花图案，天楼井藻彩绘，地板整齐划一。东西两斋可纳40余人。中层供生童住宿。东西配有回廊，回廊两端檐角高耸，檐流直下。顶层为藏书阁。楼面向南北倒水，中冒尖顶，四角突出飞檐。门前植以苍松翠柏，金银双桂，围以花墙，环境优美。得胜营的官绅请吴自发命名。吴念及该书院系用阵亡官兵的饷金建成，旨在为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的苗乡培养人才，以慰殒命将土的在天之灵，补己之过，命名为“新吾书院”。

    光绪六年（1880），吴自发归里省亲，到该书院探望。见书院位于得胜营城堡外西南侧的一处山麓，东面为凤乾商旅要道，西为绕山麓东流的万溶江。万溶江源于拉斗羊，夹岸岩石嶙峋，水流湍急，可流至书院所在的山麓脚下与冷水溪会合时，则水流平缓，形成三个碧潭。人们依其形势，由上而下取名为漆树潭、杨柳潭、罗布潭。伫立书院则三潭在望，秀丽的景物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身临其境，吴自发觉得“新吾”二字未能言其志，便将它改为“三潭”，意为愿山川之颖秀钟于书院学子，使家乡人才辈出。


    建于清同治末年的凤凰厅得胜营（今吉信镇）三潭书院

    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病逝于任上，享年六十二岁，部属遵照遗嘱将其遗体运回板参，埋葬于岩科寨。吴自发生前钦赐花翎、黄马褂、奋勇巴图鲁（二品）称号，身后诰封光禄大夫，追赠内阁大学士。

    二十七、从辰沅河谷到腊尔山腹地——儒学在苗疆的涤荡

    榜样——辰沅河谷的书院之风

    沅水中上游的辰沅河谷大致在宋代就由于章惇开边而纳入“省地”，在“沐浴王化”中渐渐熏染着儒学之气。各朝代也希望以此为整个五溪和苗疆树立起榜样。
    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最初是国家藏书机构，从晚唐五代开始，逐渐衍变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
    唐代初，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是吸取秦汉以来的历史教训，革新政治，以“仁治”代替“武治”，以维护国家的统一。被认为是五溪蛮地的沅陵以西地区是教化的重点区域。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下诏建龙兴讲寺。“龙兴”，富含政治意义。“龙”历代指皇帝，“兴”预示帝王之业在南蛮之地的兴起。“讲寺”之名则意味着该寺庙除弘扬佛法、讲授文明之外，还兼有为其他寺庙培养方丈、和尚等“合格人才”的任务。龙兴讲寺比南岳大庙还早建97年，比著名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早建348年。

    @墨岸 2018-01-20 23:34:3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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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龙兴讲寺，其背靠虎溪山，俯临沅水河，是一个无钉无铆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共有14座建筑主体，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既体现了唐代的建筑结构，建筑布局按佛教寺庙规制。兴讲寺群体建筑装饰艺术极为丰富多彩，所有的木门窗棂格的花心裙板及横披，皆雕刻而成并加以彩绘，构图饱满，线条流畅，花样繁多，特别是大雄宝殿中的镂空石刻讲经莲花座，玲珑剔透，甚是精美，相传为明代所制。


    龙兴讲寺在沅陵城西北角的虎溪山麓，建于唐贞观二年(628)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书院。

以兴建龙兴讲寺为起点，辰沅河谷地带官办学府一直成为官府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方式。比较出名的有：宋嘉定八年(1215)知州黄棨建于靖州的作新书院，黔阳有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知县饶敏学创建于赤宝山麓的宝山书院和清康熙五年(1666)知县张扶翼建于城北的龙标书院，会同县有清康熙五年知县何林奉巡抚周召南之令，建于县城东隐真观之右的三江书院，麻阳有清乾隆十年(1745)知县杨甘雨建于县城西同天寺左的锦江书院，辰溪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知县卢九云建于大酉山麓的大酉书院，溆浦有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县徐堂倡建未成，二十年后知县陶金谐继而建成的卢峰书院，芷江的沅水校经堂等。到清代辰沅河谷兴办的较为出名的书院就达55所。

特别要提的是宝山书院的修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沅州黔阳县来了一位贤明的县令，他就是福建邵武籍仕子饶敏学，一来即着手重修县治，兴建县学。饶敏学到黔阳后，看到治所和学校庙宇破落，决定重修治所，不久就建起了斋厅、讲堂.又创建宝山道院。饶敏学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这一工程.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不尤关系:“费不侈.力不劳，而功绪淹济者，几强人以所不欲，而遂我之必欲”正是他量力而为，因而事易而功巨，受到民众称颂。
饶敏学为此后为地方的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十多年后一位名为薛举的士子来黔阳为令，对县学又作修缮，也就是在这一年.黔阳县考中了第一位进士。“欲破天荒未有先”的局而终于被打破了。县学所修缮与舒梦桂的奏捷虽属巧合.但偶然中尤不蕴含着必然因素.这里虽僻在五溪.但为令者重教兴学的关德.代代薪火相传.又加之这里历代多有直巨贤士被贬期间，山水多多被诗熏文染。

官办书院中，芷江境内的沅水校经堂是其中的代表。沅水校经堂教学以“实学课士”为宗旨，设经史、治事、词章3科。请以沈克刚、黄忠浩、曾濂(廉)、汤诚航等人为讲席。招所属3县及凤凰、晃州2厅生童肄业，定额23人。学生各择所好，专修一科，“由先生指定参考书籍阅读，再作笔记，晚上交给先生校改”，并“兼习骑射打靶，以动其血气”，由此“士林踊跃，耳目一新”，“人思向学，风气大开”。肄业诸生连捷科场，结束沅郡“自壬辰(1892)以前，绝无以进士登第者”的历史。

讲学兴教之风在这些书院盛行。明正德五年（1510）年末王守仁离开贵州龙场(今修文) 赴江西庐陵县任知县，他坐的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直达沅陵，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王氏“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沅陵县志》），特地接受辰州学子之邀，与郡人唐愈贤等讲授《致良知》一个月于虎溪白云轩，这时已经是正德六年(1511)初，这年的春节王守仁就是在龙兴讲寺过的。王氏在《致辰中诸生》的信中也说到过:“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这里不仅点出了讲学地点，而目记述了讲学的内容，以明致良知之道。并在寺内留下题壁诗一首：“杖藜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问慧休。云起峰间沉阁影，林疏地低见江流。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自满州。好景同游不同赏，诗篇还为故人留。”明清后这里讲学不断。

不仅有“官办学府”，由有相当民望和资金雄厚的退休官员或乡绅兴建“民捐学堂”。主要有：始建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的通道的恭城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麻阳兰里镇的满朝荐书院，始建于道光七年（1827）的黔阳托口的朗溪书院，始建于靖州飞山绝顶之上的鹤山书院，邑人马元吉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建于明山南麓的芷江明山书院，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县陈于宣改马羊山下僧产而成的义学———会同的雄溪书院，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知县黄允洙率士绅议建于城东南宋州学故址的芷江秀水书院，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建于新晃的潕阳书院。村中所建的“民捐学堂”有辰溪上蒲溪五保田萧氏村民义建的“耕读所”等。
这类书院的建造者包括了两类人，一类是退隐的官员，一类是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乡绅，捐建办学体现士绅担当精神形式之一。如沅陵的妙华书院，是由明嘉靖丙戌年间进士王世隆从贵州副使任上告退归隐，慕二酉山之名气建起的第二座私人书院。自从办起书院后，王世隆就很少下山回家，与弟子们一起吃住，每日亲自为蒙童讲课七八个小时，课余则带领学生在山上开荒种地，感悟农人辛劳。他的事迹传到京城，朝廷官员们没有不表示钦佩的。兵部尚书、著名学者谌若水，还专门为书院写了篇短文，差人送到二酉山上。王世隆对这篇铭文十分欣赏，将它装裱得十分精美，悬挂在书院的正堂，成为妙华书院的堂铭。

    由一个家族或一个地方的众人共同出资兴建“个体学馆”也有不少：明正德九年（1514）由举人董汉策在沅陵小酉山兴办的翠山书院，明嘉靖二十三年（1541）进士王世隆在沅陵大酉山兴建的妙华书院，清道光十八年(1838)由私人专建的鄜山义塾（郁文书院），清同治十年（1871）由王学健等人在溆浦桥江兴建的紫峰书院，清道光三十年（1850）由张瑞开等人在芷江东乡榆市兴建的确钟毓书院等。
    许多乡绅希望以办学的方式回馈社会。位于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保田村的耕读所为当地的殷实大户所办。据传，村里的一些人通过置办田产、收租放贷等积累了大量财产而成为辰溪巨富。他们牢记“耕读兴家”的祖训，在村里办起了耕读所，村里的孩子均可上学读书。位于原黔阳县城东一百八十里的湾溪鄜梁山麓的郁文书院，建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是当时湾溪贡生杨光洁（玉川）、照磨（元代以后朝廷设置的掌管宗卷、钱谷的官吏）杨光洪（福泉）兄弟出资建起的义塾，为附近家庭经济困难的子弟提供读书习文之所。
    同样，翠山书院办学的宗旨也是以先人为榜样。其为明朝进士董汉策所创办的沅陵第一所私人书院。董汉策自称是汉代醇儒董仲舒的后人，在教书育人上，处处以董仲舒为典范。董仲舒办书院学有原委，曾说过：“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汉策因此在书院堂上高挂“正谊匾”，时时提醒自己，鞭策学生。尤为难得的是，从翠山书院出来的学生，都能秉持董汉策的教诲，重视榜样的作用。

    另一种是新兴资本对地方文化的反馈，嘉正和道光年间，辰沅河谷一带由于沅水的木排经济和洪江为代表的桐油经济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财富。这类资本有对地方文化反馈的愿望。有代表性的书院是道光七年（1827）创建的朗溪书院，位于洪江市托口镇，托口当时亦为一大商埠，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乡绅们，深知地方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必须以人们良好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他们顺应潮流，励治革新，掀起了一股大办教育的热潮，各村各族利用祠堂、庙宇、馆所大办私学。富绅赵大坤、金宗仁在县令杨启德的支持下，广集资金兴办了这所与当地官办书院龙标书院、宝山书院齐名的书院。


    崇实书院位于溆浦县龙潭镇岩板村东。原名延陵家塾，系龙潭吴氏族学。始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咸丰五年（1855）改现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更名吴氏私立国民学校。

这类书院在建省中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以溆浦县崇实书院为例，其创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曾名“延陵家塾”。系吴姓族学，书院西门仍保留有“吴氏蒙养”四字，清咸丰五年(1855)更名为“崇实书院”。书院占地面积24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为三进厅庭院式砖木结构建筑。书院按我国书院传统形制修造，前为半月形柳塘、两侧各开正门，东侧额书“崇实书院”，西侧额书“吴氏蒙养”。堂中宣统元年（1909）谌百瑞手书“大学之基”的匾额。堂前小院影壁墙上嵌有多幅石刻，院中古桂合抱，翠盖蔽空。两门由矮墙相连，墙内为花园，园中古桂成荫。青砖墙上的花纹图案清晰可见，嵌在其间的功德碑刻，历历在目。中西合璧式的柱、窗，仍完好无损，每个窗子上面都绘有极为雅致的水墨，雕花小窗俊秀典雅。主体屋架为上下两层，都有回廊相连。屋面为小青瓦，悬山顶，其主体建筑及四周外墙彩绘有山水、花草及鸟禽等壁画泥塑。书院前有一半月形池塘，院门为牌坊式砖木结构，飞檐翘角，雕龙镂凤，古朴典雅，是研究我国书院建筑格局的重要实物。

    从启蒙做起——苗疆义学的开设

    腊尔山苗疆历代朝廷难以深入，虽然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后已经在苗疆腹地开展了儒学教育，但真正大规模提倡和我兴起教育是在乾嘉苗民起义之后。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苗疆起义渐渐平复，“各苗寨向化输诚，枪械己收，顽心顿革”。
    对于当时的情景，凤凰厅志载：“苗疆本在边隅，文风士习，颇多彝陋，且此番历经苗乱，书院、义馆大都经历兵焚，夷为废墟，众多民苗又因战乱而丧失产业、荡析离居，于是苗疆“弦诵之声益少”。

    嘉庆六年(1801年)，凤凰厅同知傅鼐就指出了在苗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红苗最为犷悍，叛服无常，当无事而谋久安，惟有移其习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而治”。“而若要格苗心智，则必须申之以教，欲收边土归化之效，必首尽教育之功”。
    故苗疆的教化，遂成为嘉庆初年安定苗疆最重要的事。
    苗疆官员首先从办义学做起。

清朝廷在雍正元年(1723年)定义学例，规定义学学习的内容为“《圣谕广训》，挨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这样义学成为由国家倡导、地方官为贫寒子弟和少数民族子弟举办的一种教育机构。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推行，后逐渐遍及全国城乡。
义学在苗疆尤其重要，苗疆义学和中原义学的设立的目的就不同。中原为开通“读书仕进”之途，读书是为了当官；而苗疆义学就是为了扫盲。对于多数贫穷的苗疆子弟来说，义学是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唯一途径。

    傅鼐从归公田内专拨“膏火束修”田，所谓膏火，古代往往指求学的费用。清朝廷先后在苗疆设屯义学五十馆，苗义学七十馆，“延师教读”“四子书”、“孝经、小学诸书”。
    苗疆教育的普遍性要求也低于“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乡间义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从考取科第也”所以对学生的激励标准也低:“不必求其文理优长，但有能写字或能背书者”，义学成为苗疆内部的一种基础教育。
    苗疆义学的学生也就不是“孤寒生童”了。“凡愿就学者，不论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也就是“长幼”皆可。

不仅如此，嘉庆十二年(1807年)又“添设屯苗义学各五十馆，令丁勇、苗民子弟就近读书，并于塑望宣讲圣论理广训，以资化导”，受教对象除苗民子弟外，还有戍守苗疆无论苗汉的丁勇。
事实上乾嘉苗变定后以“以苗理苗”政策下所任用苗官，人数众多，队伍庞大他们负责统领苗兵，稽查户口，调解纠纷，征收屯租，管理屯田，维护治安，派夫服役等工作，是处理苗疆地方事务的依靠力量，如果缺少基础的教育，是无法满足清廷的需要的。清在乾嘉苗变后，能立即拢聚这样一批基础人才，与义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因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苗疆屯政支持下增加义学120馆，加上原有的30馆，苗疆义学达150馆。由于新增的120馆义学完全建立在屯政基础之上，义学的运转与屯政管理是否得当息息相关。一旦屯政收入减少，必然要影响到义学经费。因此，新增的120馆义学常常成为后来管理者的负担，被多次提出要求裁撤裁减义学。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得以实施。其实际执行，则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
义学中的学生数苗疆义学的地域分布，经过了精心策划。一般来说，决策者是从人口密度与村庄密度来加以考虑的。但也充分考虑到嘉庆初期均屯田过程中，各地所作贡献大小。

按当时每馆义学平均16人算，苗疆130馆义学总在校生有可能超过2400人。当时苗疆共有人口30多万人，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咸丰八年(1858年)，永顺知县孙翘泽设立芹香小学堂于县城城陛庙内，年给馆师钱十八千文，由县捐拨。咸丰十年(1860年)龙山县造土局募捐购置田产作为生员考卷费用，称为卷田，年收租谷三百七十多石。光绪九年(1883年)，古丈坪厅同知吕近阳，倡议捐资创办钟英义塾，并购置学堂田产，召集商绅乡士筹资捐款。但因古丈地瘠民贫，一时难于筹资，提督杨占鳌捐资三百千文，才得以延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沪溪县知县施启宇自捐俸金设义学五所(城东、西关、龙背山、河溪、浦市各设一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桑植县按田赋每担派捐二十文，用作高等小学堂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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