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首页 -> 煮酒论史 ->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 正文阅读 |
[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6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 首页 上一页[15] 本页[16] 下一页[17] 尾页[22]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令狐二当家 2018-08-12 11:03:14 楼主好几天没更新帖子了，过去几年都未曾发生的事情 ----------------------------- 打不开网页，也喝了一点酒。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4节 按照这个指挥架构，解放战争后期的四野，林彪是指挥不到团一级的，同样，朝鲜战场的彭德怀也是指挥不到团一级的，也就是说，团一级具体的战功和损失，与野司或者志司无直接关系。 但，师一级部队的损失，比如金门战役，比如青树坪战役，责任都必须追究到野司。这种责任追究，按照街亭兵败诸葛亮自降三级的逻辑，即使是前线将领违背野司的部署而失利，野司也要承担领导不力、监督不力的责任。 现在，我们看韦杰在1951年6月与毛泽东当面汇报180师的责任追究。 韦杰首先检讨：“ ，五次战役后撤阶段，60军180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师级受损，军级的第一责任追究是跑不掉的，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毛泽东并不看重责任追究，他首先是了解情况：“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报告“……60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60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15军和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10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 第五次战役，不算后方休整及担任抢修机场等任务的第38军、第42军、第47军外，正面参战部队是3、9、19等3个兵团共11个军。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志司不可能只指挥3个兵团打仗，也不可能具体指挥到11个军下面的30多个师，志司没有那样大的指挥精力。 按照“三三制”，也有“三四制”或者“四四制”，彭德怀指挥的是3个兵团、11个军，最少是33个师、99个团。从人的精力而言，彭德怀指挥到11个军正恰当，兵团部其实是负责某一作战方向的战役协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朝鲜战场过于狭窄，作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太多，兵力过于密集，志愿军的兵团已经无法独立承担战略任务。可是，从人的精力和战争的实际需要看，志司在某些时候必须指挥到师一级。也就是说，解放战争后期的师级建制和朝鲜战场的师级建制一样的比较尴尬，他不但要接受军级指挥、兵团部指挥，偶尔还要直接接受野司这个层面的指挥。 比如，青树坪战役后林彪根据对白崇禧的判断于10月5日10时30分致电肖劲光第12、程子华第13兵团及所属各军：“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林彪电令：“以41、45两军及40军、49军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各部皆须作敌向我前进、向东或向南撤退以及在原地不动等三种情况的处置，并以机动精神处理情况；”“18军沿粤汉线向北攻击，16军、17军准备向渣江地区前进。”11时，电令：“38、39两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衡宝会战。18时电令：“如敌大举向我进攻时，各部队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当时林彪不但指挥4野的南下部队，还根据9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人“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的命令还统一指挥2野的陈赓4兵团和杨勇的5兵团，所以，林彪不但给4野各军直接下达命令，还给杨勇5兵团的16、17、18等3个军直接下达命令。2野的5兵团，虽然是2野的建制，但，从兵团部的杨勇到3个军长的尹先炳、王秉璋、张国华等4个军事主官，除了16军的军长尹先炳来自于红四方面军，其他3人都是115师的干部。杨勇的5兵团来自于冀鲁豫根据地，虽然划拨129师刘邓指挥，但他们是115师开创的根据地，就山头而言还是115师系统。林彪在获得中央军委批准后指挥的狠是便捷。 林彪的战役布局是谨慎进军，诱敌深入搞战役包抄。 四野中路军的主力遵照林彪的命令停止在衡宝线以北待命，意外的是，第45军的丁盛第135师因在急行军中，未能及时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该师按预定的计划，于10月5日夜在衡阳西北的金兰地段越过衡宝公路，其前卫进入沙坪、灵官殿地域。白崇禧发现第135师孤军深入其防线的心脏地带，深感震惊，急令第48军第176师攻击位于荷公殿的第135师第405团，该团利用有利地形，激战2小时，击退了国军第176师。 当135师打开电台，把部队位置电告野总时，野总对他们已经悄然潜至敌腹部大吃一惊，而135师也对于自己的深入敌后大惊。 白崇禧那边更是震惊不已，四野竟然有一个师意外钻进自己的核心阵地，正如一匹红马突然跃进到黑棋老将的宫门之外，已经贴住了白崇禧的部队，如果不快速清除，林彪主力在外而丁盛一师在内，自己既不可以进攻也不可以撤退。 白崇禧在调整部署集结力量猛攻135师的时候，林彪根据135师深入敌后的意外战机，决计以135师咬住白崇禧主力。 白崇禧的实力是远远抵不过林彪的实力的，白崇禧要想取得战场的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计谋将林彪的军队分隔开来吃掉一部分。 林彪必须进军，进军就必须分兵——不分兵是不可能进军的——一旦在外线进军，就可能被借地形民情潜伏的白崇禧啃掉一口，青树坪战役就是外线进军被肯一口的典型。 其实，彭德怀在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在青化砭、羊马河的预伏歼敌与白崇禧的打法是一样的。 丁盛的135师意外钻进白崇禧的腹地与1947年陈毅粟裕诱引分割张灵甫的74师的打法也是一样，只不过，一个故意为之，一个是意外。 1949年10月的丁盛与1947年5月的张灵甫一样，如果被白崇禧聚歼或者重创，白崇禧从容撤走而另行布阵，对于林彪而言，下一步作战就不能够以师级单位分兵，最起码以军级单位的密集行军在南方的多水缺粮之地，是一种艰难。 林彪立即抓住战机，决心在祁阳以北地域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6日，林彪断然实施越级指挥，由四野总部直接指挥各军及各先头师，电令：第135师以一部兵力迟滞水东江地区的白崇禧部队，师主力向湘桂铁路前进，摧毁铁路、桥梁，不惜代价阻止白崇禧集团西退；第133师、第134师向位于水东江、演陂桥一线的国军第7军攻击；第41军第122、第123师向国军第71军攻击；中路军其余各师向衡宝公路西南前进；西路军第38、第39军向祁阳进军，准备加入会战。 林彪明确指示，135师暂归四野总部直接指挥，兵团部和45军军部不得给予135师任何命令，兵团部和45军的军事部署必须服从于野司给予135师的命令而展开。 一句话，全面出击的各兵团、各军都必须服从135师方向，全军作战能否胜利取决于主力部队能够在135师打光之前完成会师。 从林彪腰斩七军重创白崇禧的经典战役可知，即使是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野司也必须关注各师，在必要时指挥到师一级。 衡宝战役，林彪之所以能够胜利，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偏偏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因素：丁盛的135师在打开电台后首要的任务是向野司通报自己的位置。 刘亚楼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师级建制及时汇报位置：“部队在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汇报，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汇报，超过时限，通报批评。” 也就是说，在野战军这个层面，随时要掌握各师所在的位置——不是各团所在的位置——因为刘亚楼养成的良好习惯，急行军的丁盛在开通电台后首先向野司汇报自己的位置。 按照丁盛的这种行为可知，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通报位置的第一上级并不是直接的45军而是野司。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野司掌握部队情况要比兵团部、军部更重要，而且，当时的军部、兵团部也在运动中，不一定能够及时接受到电报，而林彪的野司已经进驻武汉大功率电台是全天候运转的。 如果丁盛向军部汇报位置，军部判断后电报兵团部，兵团部判断后电报野司，中间耽误的时间就可能失败一次战役。 从丁盛首先向林彪电报位置可知，野司必须拥有足够的电台。 老部下陈光与林彪的矛盾的开端，就与电台有关。罗荣桓带领一部兵力到达沈阳后，与陈光汇合。当时，中共东北局决定，要在黑山、北镇一带组织第二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把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转交陈光使用。11月下旬，林彪带领东总指挥所从山海关撤到阜新。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占锦州一带，情况十分紧急。恰在此时，林彪给陈光来电，要调配属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到阜新总部工作。当时陈光考虑到战况紧张，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因而回电希望不调。此后林彪又连发两电催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不上调，妨碍他指挥作战等。当时林彪在总部已有两部日造大功率电台。陈光接到后两封电报后，还是通知机要股长冯学彦、电台队长黄传龙，要他们做好准备，一二日内即去总部报到。当冯、黄等正拟带电台动身时，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锦州、沟带子的敌人向北镇大举进攻，冯学彦等只好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盘石一带。由于新驻地距林彪的总部更远了，电台未能调走。这就是以后林彪指责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的具体事实。 现在呢，很有一些人起哄，既然林彪已经有了两个电台，为什么不讲理挤兑陈光的那个电台呢？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5节 军事通讯，有战略通讯、战役通讯和战斗通讯等等区别，不同的军种、兵种对于通讯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空军飞行对于空地的通讯要求就特别必要。 步兵打仗，在战斗层面的通讯，比如团营连的通讯一般是用不着电台的，电话其实更重要。 从丁盛135师和野司联系、从郑其贵180师拥有电台，我们大约猜知，解放战争后期、抗美援朝战争，电台的配置是到达师一级的。这也是刘亚楼要求各师及时向野司汇报位置的物质基础。 不过呢，在解放战争初期，电台还非常的少，林彪初到东北竟然因为没有大功率电台而无法与延安、与东北局、与各部队发生联系。对于一个大战略区司令部来讲，没有了电台，是不可以现象的。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曾经因为没有电台险一些酿成天大的灾难。 基于了解朝鲜战场第一手材料的彭德怀，在1950年10月18日傍晚，在鸭绿江畔与前来送行的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等人告别，乘吉普车过江赴朝。10月21日上午9时，他与 在位于朝鲜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开始了历史性的首轮会面。 就在 、彭德怀会谈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20日，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当时美军实施空降和大举北进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大洞。原因是 和彭德怀会谈时， 未带电台，彭德怀带的电台车也掉了队尚未能赶到。他们只看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听到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并不知道前线的战况变化。 10月21日下午，电台车终于赶到了大洞。彭德怀立刻跑到电台旁，看着发出他入朝后第一次给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并毛泽东、高岗的急电，报告他已与 见面，并向党中央说明“前面情况很混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 还有一个吓人的事情。志愿军出国前曾明确规定，为了隐蔽作战，各部队在战斗打响前所有电台一律不准开机，也就是说眼看着敌人到了鼻子底下，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却联系不到任何一支部队。 在接到彭德怀10月21日电报之前，坐镇北京的毛泽东既接不到彭德怀的电报，也不知道25万志愿军的行踪。 紧张的不得了的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在朝鲜的彭德怀更急的要命，他的电台虽然开机干活，但各军电台全部关闭，彭德怀联系不到军队。而且，25万大军也急切的等待彭德怀的命令，然而，各军忽略了不开通电台无法接受命令的这一逻辑错误。 这保密工作做得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了。 据说彭德怀多次爬到屋后的小山头上去张望，看是否有部队看到，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他看见的都是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一次次失望后，他自嘲道：“我现在真成一个光杆司令了。”彭德怀所言其实毫不夸张，当时，在志愿军总部，总共只有5个人：一个司令，一个参谋，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 1950年10月22日，脱离部队已4天的彭德怀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战士。然后，用最原始的办法通知各部队建立与野司的联系。 等到战役打响了解情况后，彭德怀才知道美军空降1000多人这个可怕的情报。 以彭德怀、 携带的有限力量，如果与美军空降部队遭遇，后果无法想象。 1968年9月25日，彭德怀在被监禁受审中，回忆当年的情景：“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久，即与该敌遭遇，我与 ）幸免被俘。” 这真是险到极限了，美军不知道中朝两军最高领导人在附近会晤而直接绕过去了，偏偏彭德怀和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出现了美军的空降部队。 假如，美军这个先头部队恰巧遇上随后赶来的电台车，或者击破、或者尾缀，那就太可怕了。 一个野战军总部，没有电台太可怕了。在这一点上，彭德怀表现了他用兵过于弄险的特点而林彪就特别的谨慎。 作为野战军总部的林彪，电台必须保持与延安总部、与东北局的通讯畅通，考虑到东北部队作战与晋察冀的协同，林彪还必须确保与晋察冀的电报畅通，然后，林彪还要尽可能与主力部队保持电报联系。也就是说，在确保林彪的总部通讯畅通无阻和陈光作战急需的二选一的无可奈何，只能牺牲陈光而必须确保林彪。 这是战争的特殊性决定的。 现在，我们回到1951年5月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第二个阶段。因为军情有变，彭德怀给60军下达的完整的作战命令，原本被王近山指定为3兵团总预备队的60军直接开上了一线。 其实，180师倒霉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彭德怀没有考虑给3兵团留下军一级的预备力量。 我们看电影《辽沈战役》，塔山打到最危险的时候，罗荣桓、刘亚楼建议把总预备队东野1纵放到塔山，已经同意的林彪最终断然拒绝：总预备队不动。 其实，作为总预备队的东野1纵在南下作战途中，东北野司已经命令东野1纵留3师于新立屯、大虎山一带配合东野10纵阻击沈阳西援之敌。也就是说，真正到达高桥为总预备队的只有2师和3师，而且，在攻击锦州的关键时刻，纵队炮兵团配合东野8纵攻进锦州。 在高桥地区的东野1纵，将东野头等主力师1师位于高桥东北，以支援攻锦为主；将头等主力师2师位于高桥西南，以增援塔山为主。 如果动用了东野1纵，东野司令部手里就没有了任何机动部队，这就好比企业没有了流动资金，是极其危险的局面。 韦杰继续汇报：“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10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5月16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 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179师与181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60军的179师调出给15军，181师调出给12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180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180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6师、第7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60军的3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60军的建制。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 因为具体作战的要求，拆解部队、配置指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军队之所以是军队而不算一般的社会集团就在于他有完整的垂直指挥体系，没有了指挥体系的军队，与农贸市场的老百姓毫无区别。基于这个基本规则，借调的部队在完成任务后要尽快归建，而且，指挥机关一般要掌控自己的主力部队。也就是说，一般而言，一个军部要掌控自己的两个师，如果借出两个师，就已经非常危险了，现在，竟然借出三个师，军部竟然没有了自己的部队，就非常危险了。 韦杰说：“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从临时的指挥体系而言，倒霉的180师的指挥权有一个阶段已经被上级调出划给兵团部直接指挥，60军的责任相对小的多。 问题是，王近山的三兵团的兵团部为什么从60军抽出180师自己直接指挥而不让60军指挥180师去完成任务呢？ 真实的原因是，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被联合国军反击的特别的苦的彭德怀的志司和三个兵团部的手头都非常的紧张。 1951年5月22日夜，60军发出撤退命令：……180师附炮2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 一般研究180师倒霉的原因往往只在彭德怀的志司、王近山的兵团部、韦杰的60军军部纠缠，恶热忽略了60军韦杰给180师郑其贵的命令里有“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 傅崇碧的63军属于杨得志的19兵团而韦杰的60军属于王近山的3兵团，180师的右侧是63军，也就是说，180师的防御阵地处于60军和63军、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位。精悍老将都知道，两支部队的结合部位往往有防御的漏洞。 60军韦杰给180师郑其贵“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的命令，是要求郑其贵在撤退的时候一定注意通告63军友邻部队，你不要不管不顾自己跑了，敌人从自己方向侧翼包抄了友邻部队。 万不料，出了一个巨大的意外。 180师与美陆战1师竟日对攻，到了5月23日凌晨，180师收到撤退命令。 那就撤退好了。问题是，这个时候的180师打得非常的好，建制完整士气也好，接到命令的180师撤退的从容，准备工作就仔细。按照“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撤退的时候就和友邻63军联系一下。结果，到了上午11时，180师发现其右邻的友军63军已不告而撤。 只要一想，就知道63军不告而别对于180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况。 |
|
第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46节 第五次战役，傅崇碧的63军其实比60军还倒霉，只不过，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而被遮掩了。 这个时候的63军的傅崇碧已经倒了一次霉。 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63军原本部署188师563团和189师566团渡过临津江后协同围攻英29旅所属比利时营。 结果，因为师部指挥不当，原本为先头团的566团竟然呆呆的等了好几个小时，当189师师长许诚下令566团不惜一切代价急速渡江时，结果乱了套，因为渡口窄小船有限，567团率先在566团中间穿过直接渡江了。 566团的团长气的大骂567团的团长。结果，师部竟然命令在一个利于隐蔽的地方“又停了快一天”。 很不幸，美机侦察到了189师，师指和炮团被数十架美机空袭和猛烈炮火袭击，在蔡长元政委指挥下反空袭和转移，许诚师长带师机关大队转移出去，因此造成上下联络中断，极大影响了指挥。 没有189师协同的188师的563团，没有办法进攻比利时营，结果187师独立吃掉了比格洛斯特营。 189师在渡江过程中一塌糊涂，许诚师长应该为运气不好和不灵活负责，就地免职，蔡长元政委代理师长。 因为这一次指挥不当，1955年，蔡长元是少将军衔而许诚是大校军衔。 63军军长傅崇碧当然也有责任。到了第二个阶段，傅崇碧根据当时的状态抢先就把63军撤下去了，这的确保持了63军的战斗力，然而这不打招呼就撤退违背战场纪律就坑了180师。 180师师长郑其贵是负责的政工出身，情况紧急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考虑战局。 要知道，友邻一个军提前撤退，自己的右翼已经洞开，敌人一旦抓住机会，自己就倒了血霉。 负责的郑其贵急电军部。 60军军长韦杰也是负责的干部，电令180师：注意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并准备于23日晚将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180师派出两个连，占领原63军的防区。师主力开始北渡北汉江，向春川转移。 60军五次电令180师：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180师的）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是夜，180师的左右友邻部队全线后撤，180师孤军滞后。是夜，3兵团兵团部与下属失去电台联系。 造成180师倒霉的原因，相当程度应该由不将战场纪律的63军傅崇碧负责，因为他的提前撤退，打乱了60军的撤退计划。为了挡住联合国军，60军被迫让180师孤悬敌后。 提前开溜的63军也为自己的开溜付出血的代价，手头紧张无兵可用的彭德怀为了坚守铁原死死抓住提前撤下来保持了战力的63军。 志司和兵团以不容置辩的严厉给予63军下达死命令：你们可以打光，但不能后撤，因为铁原一旦失守，整个志愿军的防御体系就被冲击的乱七八糟而只能各自为战。 下过象棋的朋友知道，阵型是绝对必要的，一旦被冲击的建制大乱、指挥大乱，就极难发挥战斗力。最要命的是铁原之后是志愿军后方基地，也就是粮食、枪械、物资供应以及医院等等军事服务系统，也就难免有大批的伤病员，这些人员和物资在遇到威胁时必须转移，然而需要时间，于是，63军就必须牺牲。 为了人员和物资而牺牲战斗部队，合算吗？ 63军在铁原打阻击，一个是为彭德怀收拢后撤的部队重新调整布阵提供时间和空间，另一个是为大批的人员、物资的转移提供时间。 抗美援朝已经不同于抗日战争，志愿军的后勤虽然远远比不过美军，但比之抗日战争的穷苦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必要时丢弃一点物资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后方基地的人员，特别是伤病员是必须及时转移的。 兵凶战危，人人有伤病的可能，保护伤病员是军队的良好传统。 63军在铁原打的苦不堪言，也屹立不动，最终胜利完成了志司和兵团部交付的任务。 “铁在烧”的铁原阻击战是63军光辉灿烂的一页。 然而，1955年评军衔： 军长傅崇碧，少将； 军政委龙道权，少将； 军参谋长杜喻华，少将； 187师师长徐信，1955年大校、1964年少将； 187师政委张迈君，1955年大校； 188师师长张英辉、政委李真，1955年少将； 189师师长兼政委蔡长元，1955年少将； 189师撤职师长许诚，1955年大校。 军衔不能说明一切，但也能够体现一些。 先后入朝作战的军级军政主官如下： 38军，军长梁兴初中将，政委刘西元中将； 39军，军长吴信泉中将，政委徐斌洲中将； 40军，军长温玉成中将，政委袁升平中将； 42军，军长吴瑞林中将，政委周彪中将； 50军，军长曾泽生中将，政委徐文烈少将（1935年长征路参加红军，50军是起义部队，徐的军衔有些受部队拖累）； 66军，军长肖新槐中将，政委王紫峰中将（就是亲自动手殴打彭德怀的那个开国将军）； 47军，军长曹里怀中将，政委李人林少将（红军连级干部，抗战入新四军李先念的五师，中原突围后长期不干主力）； 12军，军长曾绍山中将，政委缺职； 15军，军长秦基伟中将，政委谷景生少将（谷景生是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地下党，抗战才参加军队）； 60军，军长韦杰中将，政委中将； 20军，军长兼政委张翼翔中将； 26军，军长张仁初中将，政委李耀文少将（抗战时期加入军队）； 27军，军长彭德清（红军时期地方游击队、抗战初期新四军连级），政委刘浩天中将； 63军，军长傅崇碧少将，政委龙道权少将； 64军，军长曾思玉中将，政委王昭（转业未授衔）； 65军，军长肖应棠少将，政委王道邦中将； 16军，军长尹先炳大校（在朝鲜时生活作风极不好，女同志怀孕自杀），政委陈云开少将（受尹先炳牵连）； 23军，军长钟国楚少将（其资历、军职都很好，为什么是少将实在难理解，我从其公开的履历表看，他在解放战争后期是26军副军长，建国后才升正职），政委卢胜中将； 24军，军长兼政委均为张震中将代理； 1军，军长黄新廷中将，政委梁仁芥少将（梁本是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懋功会师后转入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又进入120师工作，这种在三个方面军间颇多调动的干部后来发展多少受负面影响）； 46军，军长肖全夫少将（1950年才提46军副军长，46军老军长詹才芳是中将），政委吴保山少将（吴本是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懋功会师后转入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又进入120师工作，这种在三个方面军间颇多调动的干部后来发展多少受负面影响）； 21军，军长吴泳湘少将（红军时期游击队、抗战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才进步为21军副军长），政委谢福林（解放后才提的副军长）； 54军，军长丁盛少将，政委谢明少将（丁盛任135师师长的时候谢明是133师政委，1955年正军级、志愿军被授予少将军衔同等待遇）； 67军，军长邱蔚少将（他这个少将也奇怪，他是华北军区组建的晋察冀山头的第八纵队司令员，搭档是王道邦中将，是65军的第一任军长），政委旷伏兆中将； 68军，军长陈坊仁少将（陈坊仁原本是66军副军长，是肖新槐中将的副手，然后担任68军军长），政委李呈瑞少将（解放后才担任政治部主任）。 以上各军，有一些军，因军政主官升级而出现两批，比如38军军长一开始是梁兴初中将后来是江拥辉少将，第二批我们一般就不讨论。 还有一个材料。1955年授衔时，全军还有38个野战军，其中陆军33个军，空军4个军，防空军1个军。因为有些军的军政主官缺职，实际只有66个军长和政委。66人里只有起义将领55军军长陈明仁和69军军长董其武2人为上将。66人里只有13军军长陈康、14军军长范朝利、47军军长张天云、50军军长曾泽生、60军军长饶子健，64军军长刘金轩等6人为中将。66人里有13军政委张力雄、24军代军长梁金华、60军政治委员刘暄为大校。 66人里获得少将的是55人。 从这个数字可知，1955年的军级干部，基本军衔是少将。 问题是，傅崇碧在66个军级干部里也是资历比较深的一个，1949年2月的64军副政委，1949年6月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然后在1950年年初接替升任兵团副司令员的郑维山担任63军第二任军长。 也就是说，革命战争时期傅崇碧的基本身份是政工干部，担任63军军长属于升级加转岗。 在讨论63军傅崇碧的时候，我提前讨论一下65军的王道邦。 这个65军（后来的65集团军）发展到今天，截止到网络可见的2014年，有17任军长，从有军衔的1955年9月以来现任军长全部是少将。倒推1955年到1949年2月的历任军长只有王道邦为中将。 公开的材料，65军早期军事主官： 邱蔚：1949年2月——1949年11月。 王道邦：1949年11月——1950年11月。 肖应棠：1950年11月——1952年10月。 王道邦：1952年10月——1955年3月。 王道邦担任65军政委的时间是1949年2月——1954年9月，到了1954年9月帅荣少将接任军政委。 也就是说，王道邦这个65军建军的老政委，不间断干了6年军政委（不算1949年2月之前的纵队政委），中间兼了1年的政委。大约是因为抗美援朝爆发，考虑政工干部军政一肩挑过于沉重，于是提拔副军长肖应棠担任军长。然后，因为肖应棠表现比较不满意，在1952年10月这个热火纷飞的节点，王道邦又兼了军长。到了1954年9月卸掉政委而专职军长。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王道邦在朝鲜战场表现特别突出完成了从政工干部向军事干部的转换？ 1955年3月，王道邦卸掉65军军长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这就是高级军事干部培养了。 学习期间，获得中将军衔。1957年学习完毕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王道邦的去世比较意外。1959年1月8日，王道邦在外地开完会返回天津。在途中，他坐的小汽车与公共汽车相撞，受了重伤，两根肋骨被撞断，肝部受伤出血，伤势严重，经过医院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因为这场车祸，他的身体非常的差，195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 1952年7月8日，67军代军长李湘不幸在朝鲜因病去世，成为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逝世的最高级别将领。军委任命前65军军长邱蔚接任67军军长。 前65军军长邱蔚接任67军代军长李湘担任军长。 邱蔚是1954年回国的，1955年年初担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这个时候的省军区司令员是中将彭明治——邱蔚的资历、战功比彭明治差一大截。 1957年8月19日，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邱蔚在青岛太平角海军雷达站不远的地方钓鱼时，被海浪卷入海中，不幸遇难。 然后，1957年9月，邱蔚的老搭档王道邦就担任了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然后，车祸，然后因病去世。 这两个人的缘分和命运有些怪异。 |
| 第45节也开始吞了。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7节 傅崇碧，是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青年团，1933年入党，曾任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川陕省工作团团长。1955年，傅崇碧获得二级八一勋章，就说明他是正儿八经红军团级或者营级干部。 这个资历是可以授予中将军衔的。 抗战时期，傅崇碧曾经担任晋察冀军区第35团政委、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35团是“乙种团”，毕竟是团，团之上的军分区当然是旅级。 1955年傅崇碧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这是授予旅团级及与其职务相当的干部。 傅崇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6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的副职和副职是不同的，这个不仅仅是排序的不同，还有是否兼军政部门领导。 我举个例子。刘亚楼在东北野战军非常的牛的，签署命令经常是“林罗刘”，然而授衔的时候刘亚楼就比林罗差两大截，因为他仅仅是参谋长而已。解放军初进东北，肖劲光以副司令兼参谋长，后来因为肖劲光要分开去南满，林彪就必须在肖劲光之外另选一个参谋长。 还有一个例子。华北的“杨罗耿兵团”的杨是司令员杨得志、罗是政委罗瑞卿、耿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 和“杨罗耿”不同的是中原野战军的“刘陈邓”。不管是中原野战军还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常委排序都是“刘陈邓”，陈毅以副司令员而排序在政委之前。 1949年4月，徐向前因病调离18兵团，周士第接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陈漫远为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这个职务任命表面看很别扭，如果以周士第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陈漫远为副司令兼参谋长是否更好？当然不好！周士第以司令员兼政委是说明他这个南昌起义时期的主力师师长的能力和资历远超王新亭。这个道理和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一样的。如果彭德怀只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谁来给政治局委员、军委副 、解放军副总司令员担任政委做搭档？王新亭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说明王新亭是一个军政双优的高级干部，周士第做出的军政决策都必须征求王新亭的意见，至于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漫远，他只是一个军事搭档而不参与政治决策。 参谋长管理司令部而政治部主任管理政治部，就名分而言低于副军长和副政委，但，作为部门领导人有自己的固定工作摊子，如果和上级主管配合默契，实际权力可以超越副职。 比如，解放军初入东北，因为方方面面的考虑，曾经任命吕正操、李运昌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和肖劲光平起平坐。不过呢，副职的实际权力受正职分工影响非常的大，吕正操和李运昌的权力远远比不过兼参谋长的肖劲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但兵种单一而且兵力有限，参谋长的作用并不突出，一个参谋长如果仅仅是参谋长，实际影响力就非常的小。 比如，王尔琢在井冈山以红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主力红28团的团长。军参谋长是协助军长指挥作战的，28团团长是指挥28团作战的军事主官。王尔琢不可能既在军部协助朱德参与军一级军事决策，也时时刻刻指挥红28团打仗。也就是说，王尔琢这个参谋长其实是说明他在红4军的顶层有位置、有发言权而已，他的实际岗位是红28团团长。这个就说明，朱德指挥红4军打仗压根就不需要参谋长，因为朱德的能力可以胜任军长的工作并领导司令部。 解放战争后期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军队太多了，军事主官必须摆脱司令部的繁杂工作，参谋长就成为不可缺少。林彪指挥四野南下，肖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陈光聂鹤亭为副参谋长，说明司令部的工作比在东北时期更加繁重，一个参谋长都忙不过来。 政治部是军政委直接领导下的政工部门，有巨大的具体的不可或缺的工作，傅崇碧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正如副军长兼参谋长，那是既有名分也有实权的“重岗”，这种身份比之“军政委”也就略差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傅崇碧在1950年年初从6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任63军军长。 这是挺“吓人”的事情，部队的“军政干部”的区别与地方的“党政干部”的区别有本质的不同。和平时期在党委工作、在政府工作，都是一般意义的社会工作，决策的急迫性远远比不过军队。 伟人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句话就哲学而言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的学习新的兵器、新的作战模式，如果不学习，任何高超的军事家都可能失败的极惨。 比如，一个陆军的将领刘亚楼、肖劲光要指挥空军、指挥海军，就的确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历史条件在那里局限着。 中国海军编列航空母舰辽宁号，航母的指挥官肯定没有指挥过航母。 第一个教大学的人，一定没有大学文凭。 指挥军队打仗是最无情的事业，对手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与他对阵，只要让他抓住你的漏洞，他就只管要你的名。 政工工作是军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一般不负责军事指挥，相对而言，战争还可能给于一个政工干部学习的时间。 电影《集结号》里，没有了指导员的谷子地强烈要求刘泽水给他一个搭档，刘泽水以缺干部应付。反过来，如果是连长牺牲，刘泽水绝不可以随随便便让9连没有连长。 傅崇碧为什么能够从6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任63军军长并让指挥部队去朝鲜战场和美国佬死掐呢？ 64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4纵队。该纵队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冀晋军区的陈正湘纵队和赵尔陆纵队发展而来的。因为聂荣臻要搞精兵简政，就把陈正湘纵队和赵尔陆纵队合编称华北军区第4纵队，原陈正湘纵队改编为第10旅；赵尔陆纵队改编为第11旅。华北军区第4纵队的编制有过很复杂的调整，这个第10旅是其不离不弃的基本部队。 我网了一个晋察冀老人们的公案。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打响后，晋察冀军区成立了三个野战军纵队，冀察军区组成郭天民的2纵、冀中军区组成杨成武的3纵、冀晋军区组成陈正湘的四纵，每个纵队都是三个旅。三个司令员中，杨成武、陈正湘是从一分区出来的。郭天民虽然不是一分区的创建干部，但2纵的主力却是一分区部队。 也就是说，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都是与晋察冀一分区关联极巨的老战友。 这个一分区不但是晋察冀最重要的军区，而且是晋察冀最重要的干部基础。 1968年3月24日晚9时30分至25日凌晨1时30分，在宣布“杨余傅事件”时，林彪讲话杨成武的“偏狭”。 林彪说：“杨成武只相信他那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后这个时期，几个野战军嘛！四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嘛！晋察冀（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下辖第一——第四军分区；解放战争时期称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九军）也是这个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即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他还有三个分区。照原来的老底子讲，晋察冀这个地区是115师的这些干部，可是115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只放下了4分之1，还有4分之3不在这个地方。其后，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没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人。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不是他的人，便采取排挤的态度。” 林彪批评杨成武过于偏重晋察冀一分区的干部。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倒台前夕，曾经贸然向上提议：调离38军军长李光军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而改由63军副军长徐信到38军补此空缺。无形之中，这几近改组38军的领导班子。林彪当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且还从中洞窥了杨成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麽药”。叶群也曾经透露：“杨成武企图把38军的军长、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全部调整，换上他的人，那个报告还在我这里保存着。” 文革初起，调38军从吉林通化来京畿保定，暗含的政治意图就是调整晋察冀系统在京畿重地过于突出的军事力量而实现某种平衡和稳定。 杨成武竟然用晋察冀干部调整38军干部，这是与最高层的政治意图对着干。 杨成武之所以特别看重晋察冀一分区，是因为他在一分区有极深的影响力。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8节 和郭天民的2纵、陈正湘的4纵相比，杨成武的3纵力量最弱，这是因为冀中部队的老主力底子在1942年底被吕正操带到了晋绥军区，眼下这支冀中部队都是从地方部队中新组成的。战斗经验不足，还没有形成主力部队所具有的强悍战斗力。 战斗力较差，一个办法呢，就是加强训练，另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引进”。 杨成武惹不起郭天民。郭天民是黄埔六期，在解放军里是少有的“科班干部”，长征初期是红9军团的参谋长，两大主力红军分兵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 资历绝对在杨成武之上。 最重要的是，郭天民性格比较直白，涞源会议他顶的聂荣臻很难堪。 于是，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就和老部下四纵司令员陈正湘商量：与陈正湘交换一个旅，用三纵一个新兵旅，去换四纵一个老兵旅。 陈正湘抹不开老领导杨成武开口，于是同意了。 然而，陈正湘的一个旅到了三纵，三纵的一个旅却不过来，当初的信用和约定都没有了。 陈正湘交涉不成，心怀芥蒂，但又无可奈何。“陈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就算了（王平回忆陈正湘）。”直到晋察冀军区撤退出张家口，聂荣臻将原张家口教导旅（旅长李湘、旅政委张明河）给了陈正湘，才算是补足了这个旅的亏空。 王平回忆：“正湘同志非常正直，他对不良的作风是看不惯的。在会上，在聂老总处，别人不敢讲，正湘同志敢讲，所以也得罪过人。有些人那是老虎屁股呀，可他敢摸。”“正湘同志……从不夸耀自己，比如黄土岭战斗中，……战场上是由正湘同志指挥的。”“他亲自指挥炮兵击毙日寇阿部规秀中将，那可是在抗战中我八路军打死日军级别最高的将领，但他从没有因此张扬过。可是有的人却把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事实就是事实嘛，这么搞有什么意思？” 好像，杨成武有些急功近利的偏狭。 晋察冀4纵的基本部队是第10旅，也就是回来的190师，前身可追至1937年11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1945年9月编为晋察冀军区冀晋（陈正湘）纵队第3旅，1946年6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第10旅。 抗战后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是马龙，他是陈正湘纵队第3旅的旅长，也是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第10旅的第一任旅长。 马龙后来调2纵任5旅旅长，后来是67军副军长，1955年是海军少将。 和马龙相比，傅崇碧的资历弱一些，马龙任四分区司令员时傅崇碧是副政委。不过，第10旅初建，傅崇碧就是旅政委和马龙这个旅长搭档。 马龙调2纵任5旅旅长后，傅崇碧从旅长转岗任10旅旅长。 这说明傅崇碧在和马龙搭档时展现了军事指挥的能力。 到了1949年2月，4纵司令员陈正湘升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郑维山任64军军长，傅崇碧从10旅旅长提升为64军副政委，后来兼政治部主任，他留下的190师的第一任师长由副旅长陈信忠担任。 陈信忠后来是64军副军长，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1959年进步为64军军长。 应该说，傅崇碧是军政双能复合型人才。 军政双能复合型人才，也不可能军政能力均衡，一般也有相对的偏重和偏短，比如粟裕在井冈山是连政治指导员，起步是政工干部，最终发展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是最标准的战将。粟裕，和谭震林，都是军政复合型人才，粟裕当然偏重军事而谭震林偏重政工。洪学智是红军时期是高级政工干部，新四军时期转岗为高级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岗位变化较多，在东北他接替陈光担任第二任6纵司令员，然后，因为程子华一定要林彪把黄永胜撵离八纵。程子华为什么能提议八纵的人事呢？解放战争时期的冀察热辽这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军区，就管理权而言属于晋察冀中央局，因为战争的需要，中央将冀察热辽这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军区的军事指挥权调给东北军区。也就是说，林彪的东北军区对于冀察热辽二级军区只有相对的指挥权，程子华这个山头代表对于冀察热辽的人事有相当的发言权。东野8纵是冀察热辽的军队，程子华一定要用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弄得林彪没有办法，就让黄永胜去6纵担任司令员。辽沈大战，黄永胜指挥的6纵流光溢彩而段苏权指挥的8纵竟然被毛泽东明确电报批评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强。”于是，段苏权就只能去东北军区工作了，黄永胜又回到自己喜欢的老部队8纵任司令员，洪学智于是又回任6纵改编的43军的军长。洪学智在大军南下途中担任的兵团副司令员，而黄永胜接替程子华担任了林彪部下的第5个兵团司令员。 黄永胜，确实比洪学智能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洪学智从抗战开始也确实成了顶优秀的战将。 一般来讲，军政复合型人才的军事能力只要被认可，除了特殊情况，就担任军事干部了，因为和政工干部相比，军事干部的培养更难。比如，文革后期，张春桥曾经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抗战伊始撤消红军总政委后最高级别的政工干部，张春桥一个从来没有参与军事工作的家伙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就有些好笑，但，只要有点政治底线，也绝对不敢让张春桥这种人担任军事首长指挥几十万人去打仗。 新中国成立前后，因为解放了广阔的新区和政权建设，军政干部都缺的不得了。比如，1949年年末，山西人、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就被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 、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永胜就接任司令员。 军事干部的急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防建设的全面需要，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种和兵种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任务就是打仗，因为穷的狠，军种、兵种建设就非常的单一，新中国成了，海军、空军、统一的炮兵、新建的装甲兵、必须的防空军都需要人才，肖劲光、刘亚楼、肖华、陈锡联、许光达、周士第为代表的大批的军政干部都脱离了兵团岗。同样的道理，也有大批的军级干部调离原岗位，或者提拔，或者平调。比如，63军军长郑维山就提拔为19兵团的副司令员。 19兵团初建，兵团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罗瑞卿、副司令员是国军起义的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耿飚。19兵团跟随彭德怀参加太原攻坚战之后，政委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委一职就有20兵团的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提拔担任。西北大进军时期，耿飚调任外交口，63军军长虎将郑维山进步为兵团副司令员，留下的63军军长一职就有军政双全的傅崇碧担任。 其实，这个的63军还有一个副军长兼参谋长叫易耀彩。 军长提拔，如果不能外调，副军长兼参谋长提拔为军长是最正常的思考。 然而，已经跟随彭德怀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的63军的新军长，我个人认为，非常意外，由6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了。 一般的逻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提拔为政委更加合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傅崇碧担任63军军长之前，易耀彩已经在1950年9月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 和易耀彩相比，傅崇碧的资历浅一些。易耀彩于1941年任第4军分区参谋长，于1944年7月任冀察军区参谋长。 冀察军区参谋长的级别明显高出第4军分区副政委，所以，易耀彩获得是“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而傅崇碧是“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不过，前面我已经说63军跟随19兵团加入了第一野战军的序列，也就是说，傅崇碧这个第19兵团64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为63军军长的决定人是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 很多朋友讨论第一野战军，往往习惯性的认定他只有第1和第2等两个兵团，其实，第一野战军的编制有一个变化过程，19兵团后来在杨得志的带领下加入了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去朝鲜，曾经向中央提出的干部是杨得志。 抗战时期，彭德怀也曾经提议685团团长杨得志代理344旅旅长，惹得红25军老干部田守尧很闹情绪。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8节 和郭天民的2纵、陈正湘的4纵相比，杨成武的3纵力量最弱，这是因为冀中部队的老主力底子在1942年底被吕正操带到了晋绥军区，眼下这支冀中部队都是从地方部队中新组成的。战斗经验不足，还没有形成主力部队所具有的强悍战斗力。 战斗力较差，一个办法呢，就是加强训练，另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引进”。 杨成武惹不起郭天民。郭天民是黄埔六期，在解放军里是少有的“科班干部”，长征初期是红9军团的参谋长，两大主力红军分兵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 资历绝对在杨成武之上。 最重要的是，郭天民性格比较直白，涞源会议他顶的聂荣臻很难堪。 于是，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就和老部下四纵司令员陈正湘商量：与陈正湘交换一个旅，用三纵一个新兵旅，去换四纵一个老兵旅。 陈正湘抹不开老领导杨成武开口，于是同意了。 然而，陈正湘的一个旅到了三纵，三纵的一个旅却不过来，当初的信用和约定都没有了。 陈正湘交涉不成，心怀芥蒂，但又无可奈何。“陈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就算了（王平回忆陈正湘）。”直到晋察冀军区撤退出张家口，聂荣臻将原张家口教导旅（旅长李湘、旅政委张明河）给了陈正湘，才算是补足了这个旅的亏空。 王平回忆：“正湘同志非常正直，他对不良的作风是看不惯的。在会上，在聂老总处，别人不敢讲，正湘同志敢讲，所以也得罪过人。有些人那是老虎屁股呀，可他敢摸。”“正湘同志……从不夸耀自己，比如黄土岭战斗中，……战场上是由正湘同志指挥的。”“他亲自指挥炮兵击毙日寇阿部规秀中将，那可是在抗战中我八路军打死日军级别最高的将领，但他从没有因此张扬过。可是有的人却把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事实就是事实嘛，这么搞有什么意思？” 好像，杨成武有些急功近利的偏狭。 晋察冀4纵的基本部队是第10旅，也就是回来的190师，前身可追至1937年11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1945年9月编为晋察冀军区冀晋（陈正湘）纵队第3旅，1946年6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第10旅。 抗战后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是马龙，他是陈正湘纵队第3旅的旅长，也是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第10旅的第一任旅长。 马龙后来调2纵任5旅旅长，后来是67军副军长，1955年是海军少将。 和马龙相比，傅崇碧的资历弱一些，马龙任四分区司令员时傅崇碧是副政委。不过，第10旅初建，傅崇碧就是旅政委和马龙这个旅长搭档。 马龙调2纵任5旅旅长后，傅崇碧从旅长转岗任10旅旅长。 这说明傅崇碧在和马龙搭档时展现了军事指挥的能力。 到了1949年2月，4纵司令员陈正湘升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郑维山任64军军长，傅崇碧从10旅旅长提升为64军副政委，后来兼政治部主任，他留下的190师的第一任师长由副旅长陈信忠担任。 陈信忠后来是64军副军长，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1959年进步为64军军长。 应该说，傅崇碧是军政双能复合型人才。 军政双能复合型人才，也不可能军政能力均衡，一般也有相对的偏重和偏短，比如粟裕在井冈山是连政治指导员，起步是政工干部，最终发展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是最标准的战将。粟裕，和谭震林，都是军政复合型人才，粟裕当然偏重军事而谭震林偏重政工。洪学智是红军时期是高级政工干部，新四军时期转岗为高级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岗位变化较多，在东北他接替陈光担任第二任6纵司令员，然后，因为程子华一定要林彪把黄永胜撵离八纵。程子华为什么能提议八纵的人事呢？解放战争时期的冀察热辽这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军区，就管理权而言属于晋察冀中央局，因为战争的需要，中央将冀察热辽这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军区的军事指挥权调给东北军区。也就是说，林彪的东北军区对于冀察热辽二级军区只有相对的指挥权，程子华这个山头代表对于冀察热辽的人事有相当的发言权。东野8纵是冀察热辽的军队，程子华一定要用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弄得林彪没有办法，就让黄永胜去6纵担任司令员。辽沈大战，黄永胜指挥的6纵流光溢彩而段苏权指挥的8纵竟然被毛泽东明确电报批评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强。”于是，段苏权就只能去东北军区工作了，黄永胜又回到自己喜欢的老部队8纵任司令员，洪学智于是又回任6纵改编的43军的军长。洪学智在大军南下途中担任的兵团副司令员，而黄永胜接替程子华担任了林彪部下的第5个兵团司令员。 黄永胜，确实比洪学智能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洪学智从抗战开始也确实成了顶优秀的战将。 一般来讲，军政复合型人才的军事能力只要被认可，除了特殊情况，就担任军事干部了，因为和政工干部相比，军事干部的培养更难。比如，文革后期，张春桥曾经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抗战伊始撤消红军总政委后最高级别的政工干部，张春桥一个从来没有参与军事工作的家伙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就有些好笑，但，只要有点政治底线，也绝对不敢让张春桥这种人担任军事首长指挥几十万人去打仗。 新中国成立前后，因为解放了广阔的新区和政权建设，军政干部都缺的不得了。比如，1949年年末，山西人、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就被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 、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永胜就接任司令员。 军事干部的急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防建设的全面需要，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种和兵种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任务就是打仗，因为穷的狠，军种、兵种建设就非常的单一，新中国成了，海军、空军、统一的炮兵、新建的装甲兵、必须的防空军都需要人才，肖劲光、刘亚楼、肖华、陈锡联、许光达、周士第为代表的大批的军政干部都脱离了兵团岗。同样的道理，也有大批的军级干部调离原岗位，或者提拔，或者平调。比如，63军军长郑维山就提拔为19兵团的副司令员。 19兵团初建，兵团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罗瑞卿、副司令员是国军起义的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耿飚。19兵团跟随彭德怀参加太原攻坚战之后，政委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委一职就有20兵团的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提拔担任。西北大进军时期，耿飚调任外交口，63军军长虎将郑维山进步为兵团副司令员，留下的63军军长一职就有军政双全的傅崇碧担任。 其实，这个的63军还有一个副军长兼参谋长叫易耀彩。 军长提拔，如果不能外调，副军长兼参谋长提拔为军长是最正常的思考。 然而，已经跟随彭德怀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的63军的新军长，我个人认为，非常意外，由64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了。 一般的逻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提拔为政委更加合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傅崇碧担任63军军长之前，易耀彩已经在1950年9月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 和易耀彩相比，傅崇碧的资历浅一些。易耀彩于1941年任第4军分区参谋长，于1944年7月任冀察军区参谋长。 冀察军区参谋长的级别明显高出第4军分区副政委，所以，易耀彩获得是“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而傅崇碧是“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不过，前面我已经说63军跟随19兵团加入了第一野战军的序列，也就是说，傅崇碧这个第19兵团64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连升代转”为63军军长的决定人是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 很多朋友讨论第一野战军，往往习惯性的认定他只有第1和第2等两个兵团，其实，第一野战军的编制有一个变化过程，19兵团后来在杨得志的带领下加入了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去朝鲜，曾经向中央提出的干部是杨得志。 抗战时期，彭德怀也曾经提议685团团长杨得志代理344旅旅长，惹得红25军老干部田守尧很闹情绪。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9节 所有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偏好，比如，我就特别喜欢吃煎蛋而不喜欢白水煮蛋。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用逻辑解释，比如，有些外人看来极其般配的人就是不能成为夫妻。 《天龙八部》里，丐帮帮主乔峰朗声道：“陈长老，我乔峰是个粗鲁汉子，不爱结交为人谨慎、事事把细的朋友，也不喜欢不爱喝酒、不肯多说多话、大笑大吵之人，这是我天生的性格，勉强不来。我和你性情不投，平时难得有好言好语。我也不喜马副帮主的为人，见他到来，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你以为我想除去你和马副帮主，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从不醉酒，那是你们的好处，我乔峰及你们不上。” 以金庸武侠体系论，乔峰任职时代的丐帮是丐帮的巅峰时代，不仅仅是“北乔峰”的名头巨响，最重要的是乔峰虽然不愿委屈自己的天性但也准确判断出自己天性的缺点，他清楚的知道，与自己性情不投的马大元等高级干部不但弥补了自己性格的缺点，而且为丐帮做出了突出贡献。 干部的基本工作就是管理队伍，而管理队伍不同于放牧牛羊，管理队伍必须有心机。 军事干部，的，基本职能是领兵打仗，打仗是一个技术活，领兵确实是一个心机活。你能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不应定能够心悦诚服的凝聚队伍。 项羽，巨能打仗，然而，败给了能凝聚队伍的刘邦。 凝聚队伍，就是鉴别人才的短与长，给他一个适当的岗位。 刘邦为什么是帝王而乔峰为什么被驱逐出丐帮呢？一个原因就是刘邦能够相对约束自己的性情而乔峰过于放纵了自己的性情。 领导就是搞政治，搞政治就不可以放纵自己的性情。 乔峰虽然认识到马大元等心机深沉高级干部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领导人的任何举动都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乔峰因为“不喜马副帮主的为人，见他到来，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这一个对于自己性情的放纵，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帮主之下，有九袋弟子，乔峰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当然有利于领袖在底层官兵中树立威信，也有利于掌握最底层的信息，但，其故意“避开”马大元等高级干部就不仅仅是疏离了关系，而是给人一种“领导人图谋干部调整”的猜测。 一般来讲，高级干部往往年长，原本就有被年轻人“后来居上”的心理压力，领袖与底层“喝酒吃狗肉”而故意“避开”高级干部会给于年长的高级干部巨大的心理压力。 乔峰被驱离丐帮，就表象看是因为康敏利用美色挑拨“胡汉情仇”，就本质而言，其实是“心存疑忌”的丐帮高级干部对于乔峰亲近底层产生的巨大恐惧感。 年轻的乔峰之所以担任帮主，是因为乔峰是老帮主的弟子、是因为乔峰武功高超、是因为乔峰对丐帮有巨大贡献，而三大原因中决定性的一点是乔峰是老帮主的弟子。 即使是江湖，在儒家影响下，领导人的继承也有浓厚的“父死子继”或者“师死徒继”。 《射雕英雄传》里杨康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了打狗棒，不但编造洪七公被杀的假消息，而且，捏造自己接任帮主的假命令。 杨康双手持定绿竹杖，高举过顶，朗声说道：“洪帮主受奸人围攻，身受重伤，性命危在顷刻，在下路见不平，将他藏在舍间地窖之中，骗过群奸，当即延请名医，悉心给洪帮主诊治，终因受伤太重，无法挽救。”众丐听到这里，发出一片唏嘘之声。杨康停了片刻，又道：“洪帮主临终之时，将这竹杖相授，命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帮主的重任。”此言既出，众丐无不耸动，万想不到丐帮帮主的重任，竟会交托给如此一个公子哥儿模样之人。 颇有私心的净衣派三长老见杨康“衣着华丽，食求精美”，气味相投就表态支持。 污衣派的鲁有脚原本是竞争帮主的热门人选，对于杨康有所怀疑，侧目斜睨杨康，心道：“凭你这小子也配作本帮帮主，统率天下各路丐帮？”伸手接过竹杖，见那杖碧绿晶莹，果是本帮帮主世代相传之物，心想：“必是洪帮主感念相救之德，是以传他。老帮主既有遗命，我辈岂敢不遵？我当赤胆忠心的辅他，莫要堕了洪帮主建下的基业。”于是双手举杖过顶，恭恭敬敬的将竹杖递还给杨康，朗声说道：“我等遵从老帮主遗命，奉杨相公为本帮第十九代帮主。”众丐齐声欢呼。 乔峰固然年轻，但他是老帮主的弟子，接任帮主，对于中国的伦理道德和集团文化而言，倒是顺理成章的狠。 自马大元以下，原本心悦诚服。 然而，人毕竟是有利益诉求的，即使不进步，也不应该随随便便被取代。 少主的未来必然使用一批年轻的干部，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比如，诸葛亮去世后，他推荐的干部蒋琬、费祎、姜维当然比他要年轻一些。但是，因为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周岁才53岁而刘禅周岁才27岁，诸葛亮很难推荐一批比刘禅还年轻的干部进入中枢。诸葛亮去世的时候，姜维32岁而费祎49岁，蒋琬的具体年龄不可考，大约与费祎相当。 秦汉以来，国家最高帝王的继承法则是“血胤”的“立嫡立长”，至于朝廷官员去世，其爵位继承是家务事的“血胤”“立嫡立长”，其官职由政府选择贤能。 刘禅是刘备帝位的当然继承人，无论年高年少，至于诸葛亮等老臣去世后接班人选择的基本标准是胜任工作。 因此，诸葛亮234去世后，一直到蜀汉于263年灭亡，刘禅之下蜀汉王朝的第一重臣从蒋琬、费祎到姜维，都是比刘禅年长的老家伙。 《天龙八部》里乔峰出场，“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结拜时知道乔峰比段誉大了十一岁。 乔峰的出场年龄大约是33岁之下，然其当帮主已经好几年了。 乔峰当帮主的年龄理所当然在30岁之下，帮中的大部分、甚至于是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年长于他，这是基本逻辑。 金庸的《鹿鼎记》有一个神龙教，牵扯到帮派的“吐故纳新”。 因为韦小宝无意间乱扯黒龙使部属有男女柔情， “韦小宝顺著她眼光瞧去，见黑龙使脸色大变，恐惧已达极点，身子发颤，双膝一曲，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神龙教新生代的代表，也是教主的“不过夫妻生活”的夫人苏荃批评道：“将功赎罪？你有什么功劳？我还道你派去的人，当真忠心了耿耿的在为教主办事。哪知道在北京，却在干这些风流勾当。” 这个时候的教主洪安通，也已经老了，因为生理原因没有儿子，美貌的苏荃名分上是老婆其实是女徒弟。 洪安通也想培养一个接班人，最好是儿子，没有儿子，最好是徒弟，而既是老婆又是女徒弟的苏荃意外成为、也符合逻辑的成为最适合的接班人。 然而，如果“苏荃”是“洪荃”，不管是教主的儿子还是女儿，正如《倚天屠龙记》相貌丑陋而武功低微的史红石以帮主独女而可以被拥戴为帮主一样，洪安通的子女可以很顺畅的接任神龙教的帮主。 为什么这些江湖帮派喜欢搞世袭呢？原因极简单。一个巨大的帮派有巨多的顶级的干部，但，这些干部，正如《射雕英雄传》里的丐帮的四大长老水平非常的相当，如果搞一场民主推选或者比武竞技，弄不好就敢大分裂。弄一个血胤上至高无上的家伙直接继承，大家相安无事马马虎虎的继续混好了。 苏荃的麻烦在于，他是教主年轻美貌的老婆，虽然从理论讲她是教主的家人，然而，中国的民族文化特别忌讳“夫人接班”，儿子可以、侄儿可以、女儿可以、徒弟可以，“夫人”不可以，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夫人”不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传统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坚韧不妥协，几千年历史也就一个武则天，然，一千多年武则天是被批判的对象。 神龙教里，洪安通的武功是一骑绝尘无人可比，然，他的年龄也是最大的。虽然天天听着“寿与天齐”，其实，他非常明白，这是瞎扯淡，自己早晚要死的。从自然规律讲，他死掉的时候，将有大批的老干部健在。以武功、以手段、以威信、以能力，公平竞争，苏荃没有希望。 于是，神龙教的最大政治就是“吐故纳新”，洪安通和苏荃联手，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赶在洪安通去世之前铲除调所有武功高过苏荃的老干部。 当洪安通老去的时候，苏荃不但有了自己的班底，而且是神龙教武功最高的人，也就成了必然的教主。 损失如此巨多的老干部，岂不可惜？当然可惜，但，教主去世后一群老家伙把揽权位而乱斗推出一个大家都不服气的教主，未来更加悲观。 比如，教主阳顶天不明不白失踪后，明教就因为在两个光明使者和四个护教法王推选教主而闹得四分五裂。 那么，神龙教的未来如何呢？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0节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帮派的实力，一般取决于帮派的团结和帮主的武功，如果苏荃武功最终能够高到独立神尼的程度，神龙教岂不牛了？ 武学修为，一个需要名师，但名师也不一定培养出绝世高手，因为武学的修为确实与一个人的天赋有关。 苦练，的确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武功，名师指点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武功，但，天赋是一个人武功进步的天花板。 天赋秉异的武学奇才，出现的地方、出现的时间，是一个极难估猜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名师未必能够及时“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少林、武当这种名门大派，生存之道就是，正如《笑傲江湖》里的方证和冲虚，在抵不过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和五岳联盟的左冷禅的大时代里，采取的是韬光养晦长袖善舞，明里是相互帮衬携手共建江湖秩序，暗地里是联合日月神教和五岳派的异己力量来回的搞破坏。 方证和冲虚最后的总攻，也就是真正的决战是在恒山埋了两万斤炸药，计划就是一举全歼日月神教的主力。 按照这个谋划，整个江湖，经过五岳剑派围绕是否并派的内斗、经过任我行向东方不败的复仇夺位、经过任我行岳不群各取所需在华山思过崖的阴谋，不但日月神教被重创、而且有争雄野心和潜力的五岳剑派也基本完蛋，剩下一个“政治草包”压根就“人畜无害”喝酒吃狗肉而已。 唯独，最早被内斗的衡山派，竟然留下一个心机最深沉的“潇湘夜雨”莫大先生。 江湖讲侠义，侠义也杀人，留下来的，只有最厚黑的少林武当和最深沉的莫大先生，还有一个有资格当枪使的令狐冲。 《笑傲江湖》最悲催的地方是，如果不是一曲潇湘夜雨，整个江湖都认为莫大先生已经稀里糊涂死在华山思过崖了。 莫大先生在梅庄深夜奏曲的时候，衡山派这已经推举了新的掌门。 莫大先生之所以深藏不露，是因为所有不直接聚拢在少林武当之下的江湖大佬只剩他一个人。能够活过无数劫难的大佬，当然是巨聪明的人，对于少林和武当而言，有这么一个巨聪明的家伙在，不定什么时候他逮着一个天赋秉异的年轻人耳提面授，少林武当的“自由女神”像就崩溃了。 怎么办？好办，既然江湖传言莫大先生死在华山思过崖，那么，就想个办法让他死掉好了。 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结婚之前，莫大先生绝不露脸，因为令狐冲是一个聪明但没心机的人，万一喝酒吃狗肉露了口风就麻烦了，有了任盈盈贴近照料，这令狐冲就永远说不漏嘴，原因嘛，任盈盈是一个混过日月神教的人，对政治是聪慧的，知道莫大先生这个潜存的江湖大佬，这个令狐冲的朋友的存在，对令狐冲是具有利的。 名门正派的少林腹黑到什么程度呢？ 令狐冲和任盈盈，竟然当着方生的面杀了易国梓、辛国梁、黄国柏和觉月等4个二代弟子，对于少林是巨大的打击。 任盈盈已经被方生击伤，至于令狐冲也就剑法好一些而不能持久，方生完全可以杀掉他们。 然而，方生不能那样做，因为，任盈盈和令狐冲，一个与黑木崖东方不败有关联的人，一个与风清扬有关联，这一个是横行江湖的“东方不败”，一个是云龙时现的“独孤求败”，等闲跑到少林近郊，到底有什么谋划呢？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方生选择了退让，而且，故意制造一个少林寺妥协无能的假象。 方生离开五霸岗的时候，面对四个被杀的师侄，竟然说：“四具臭皮囊，葬也罢，不葬也罢，离此尘世，一了百了。” 表面看，这是僧家的洒脱，其实，是一种深沉的政治智慧。 不久，日月神教外围的祖千秋、老头子、计无施在此路过，发现了4具尸体。 祖千秋道：“是谁这样厉害，一举将少林派的四名好手杀了？” 老头子嗫嚅道：“莫非……莫非是黑木崖上的人物？甚至是东方教主自己？” 计无施道：“瞧来倒也甚像。咱们赶紧把这四具尸体埋了，免得给少林派中人瞧出踪迹。” 祖千秋道：“倘若真是黑木崖人物下的手，他们也就不怕给少林派知道。说不定故意遗尸于此，向少林派示威。” 计无施道：“若要示威，不会将尸首留在这荒野之地。咱们若非凑巧经过，这尸首给鸟兽吃了，就也未必会发现。朝阳神教如要示威，多半便将尸首悬在通都大邑，写明是少林派的弟子，这才教少林派面上无光。” 祖千秋道：“不错，多半是黑木崖人物杀了这四人后，又去追敌，来不及掩埋尸首。” 跟着便听得一阵挖地之声，三人用兵刃掘地，掩埋尸体。 无论祖千秋、老头子、计无施如何理解4具尸体的露布，最终是不能守秘的，于是，整个江湖都知道少林寺吃了亏， 于是，少林寺就有了缩头当乌龟保存实力活下去的由头。 对于任盈盈和令狐冲的联手杀少林弟子，原本是意外的偶然，但，对于江湖大佬方生而言，最可怕的一种理解是，难道任盈盈背后的黑木崖和令狐冲背后的五岳剑派联手夹攻少林？ 混江湖，那里如此容易！ 《笑傲江湖》里，最具潜力的年轻雄杰，其实是任盈盈，至于林平之，他固然被黑漆漆的江湖睁开了眼，却缺少搞政治的潜质。 在金庸武侠世界里，能够和任盈盈媲美政治的，大约是《射雕》系列的黄蓉和《鹿鼎记》的苏荃。 苏荃的缺点是“过激”，也许缺少真感情的夫妻生活将她逼上了偏狭的性情，嫁给韦小宝的她就非常理性了。 金庸江湖女帮主，正儿八经成功的是黄蓉和任盈盈，一个是前帮主的女学生，一个是前教主的女儿。任盈盈聪明之处是急流勇退，而《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管理丐帮的办法是只保留监督权而放弃管理权，丐帮的日常管理是，“鲁长老为人最好，一应大事全听他吩咐。简、梁二位长老尽心相助。” 读《神雕侠侣》，有一个颇大的疑惑，年龄并不老的黄蓉为什么急着将丐帮帮主交给比他年老且武功并无天赋的鲁有脚呢？ 这个，太不符合常理了。黄蓉如果想让位，本应在比鲁有脚这些元老更年轻的弟子里选择。最重要的是，元军即将大举进攻襄阳，如果从指挥便捷的角度考虑，黄蓉亲兼丐帮帮主是最恰当的。 这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可以的理解是，面对元军的大举进攻，黄蓉判断，襄阳已经不保，已经名满天下的郭靖断乎不能突围而走，黄蓉也断不能舍弃亲爱的丈夫而突围。黄蓉必须为子女考虑，而考虑的归宿只能是丐帮可以在南宋灭亡后庇护郭靖的子女。在襄阳即将城破之际，黄蓉最好的办法是让鲁有脚接任帮主然后带领部分帮众保护郭靖子女突围。 以黄蓉的聪明，很容易找到一个借口的让鲁有脚突围而走的。 鲁有脚的丐帮是可以与襄阳城防搞政治切割的。万不料，聪明的黄蓉也算计不到鲁有脚竟然被人暗杀。黄蓉的变招是公开比武另选帮主——大比武选举的帮主更加方便与襄阳城防切割。躲不开的宿命，暗杀丐帮大佬鲁有脚的竟然是蒙古王子霍都，这样一来，丐帮上下就与蒙古有了无法切割的深仇大恨。 世事难料。霍都原本是以偷袭丐帮大佬重创郭靖的襄阳城防，无意间破坏了黄蓉让丐帮与襄阳政治切割的谋划，反而给蒙古增加了尽敌。 到了《倚天屠龙记》开篇，交代，襄阳城破之前，黄蓉原本安排子女突围，最终不成。之所以不成，是因为与郭靖、黄蓉有交往的江湖人物都深陷襄阳城防。江湖，固然远离了朝廷，但，毕竟受朝廷影响，一般的帮派，即使是少林，有家业在，大多不肯正面硬抗席卷天下，谁又肯真正接纳突围而走的郭家子女？ 唯一幸存的郭襄为什么在峨眉出家，除了为情所伤，就是在蒙元帝国的大环境下，减少牵连的生存之道。 黄蓉和任盈盈以年轻接掌帮派，除了极聪明、除了与老教主帮主的个人关系，更有武功和手段为依托。在《射雕》和《笑傲》的江湖，黄蓉和任盈盈的武功在同龄人中都是顶尖的级别，同龄而武功更高郭靖和令狐冲明显没有管理能力。 洪安通安排苏荃接掌神龙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苏荃不但有机谋而且有习武的天赋。 《鹿鼎记》里苏荃第一次出场，“看模样不过二十三四岁年纪，微微一笑，媚态横生，艳丽无比。” 在《鹿鼎记》的江湖里，年轻一代，武功最高的，男人是李西华，女性是李西华。 李西华出场，“众人见这人一身青衣长袍，约莫二十三四岁，身形高瘦，瞧模样是个文弱书生。” 这帅哥和美女，年龄相当，武功呢？ 李西华第一次出场，轻松突破了关安基、徐天川、柳大洪、吴立身等4个高手的联手阻拦，但，“陈近南一声长笑，右手疾抓。那书生脱却四人掌握，猛感左足踝上陡紧，犹如铁箍一般箍住。他右足疾出，径踢陈近南面门。这一脚劲力奇大，陈近南顺手提起身旁茶几一挡，拍的一声，一张红木茶几登时粉碎。陈近南右手甩出，将他往地下掷去。那书生臀部着地，身子却如在水面滑行，在青砖上直溜了出去，溜出数丈，腰一挺，靠墙站起。” 在场的天地会和沐王府的高手，“各人若不是亲眼见他显示身手，真难相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竟会身负如此上乘武功。” 请注意，韦小宝在场就近目睹了整个的过程。 请注意，这个时候的韦小宝不但就近目睹了极多的江湖和皇宫恶斗，海大富、假太后对殴和李力世、关安基、玄贞道人猛攻监狱，也是极激烈的恶战。 韦小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江湖小混混。 到神龙岛的韦小宝，更经历了五台山大战，见识更加不凡，亲眼目睹洪教主和苏荃相互喂招，竟然是“只瞧得他目瞪口呆，心惊胆战，喉头那一个‘好’字，竟叫不出来”。 从李西华柳江恶战李自成的结局看，他武功固然极好，心理素质却是较弱。和李西华相比，苏荃不但心理素质更好，有洪安通这个绝顶高手为师，而且，苏荃竟然有根据韦小宝武艺根基和身体条件现创招数的悟性，其武艺天赋真的太高了。 按照《鹿鼎记》文本，陈近南的武功可以抵得住冯锡范，但略微弱一点，而在苏荃的眼里，“冯锡范左臂中挟着一人，仍是奔跃如飞，武功之强，比之洪教主也只稍逊一筹而已”。 洪安通，固然还不是天下第一，也是绝顶了，他教导下的苏荃的武功的进境即使不能远超李西华，也不会远逊李西华。 洪安通安排苏荃接班并不是错误的选择，可是，中国的传统有些时候是非常可恶的，老婆接班是天大的政治禁忌，而且，即使有名师指导、即使天赋秉异，武功的进步也是需要时间，神龙教的胖头陀和许雪亭，武功和教主的差距非常的小，而且，许雪亭这个家伙巨有心机。 按照文本，许雪亭是五十多岁，而韦小宝眼里的洪安通“年纪甚老，白鬓垂胸，脸上都是伤疤皱纹，丑陋已极”。 洪安通要想让苏荃接班，必须是自己能活到苏荃的武功能够超过、最起码相当于许雪亭的时候，然而，武功的高低固然是年高精练的结果，还有年高的筋力衰老。 所以，要想让苏荃成功接班，最好的办法是将有威胁的许雪亭等人铲除。 许雪亭等人已经感觉到来自于洪安通和苏荃的威胁，胖头陀和陆高轩选择的活命之道是拼了命的巴结而许雪亭选择的是“政变”。 许雪亭最终选择政变 是因为苏荃竟然以属下 “干这些风流勾当”逼迫黑龙使这等核心干部自杀，并且直接乱剑杀死了仗义执言的白龙使钟志灵。这说明，不管胖头陀和陆高轩代表老干部如何的示弱臣服，洪安通和苏荃都不肯收手，那就只能殊死一搏。 乔峰和战功、乔峰的武功、乔峰与老帮主的师徒关系，乔峰接掌丐帮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便是少林寺方丈玄悲以旁观的角度也认可乔峰的帮主位置。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1节 金庸武侠，如非特别需要，一般不出现“师侄”，比如，嵩山派左冷禅的师弟是“十三太保”，他们也有一批弟子，然而，作者未交代“十三太保”的弟子。 “十三太保”，不可能没有弟子。 洪七公收了一男二女两个徒弟，鲁有脚等人不可能没有徒弟。按照封建道统，帮主的接班人一般从帮主系统出选，因为帮主的能力和山头最大，培养的徒弟一般也更加优秀。以丐帮论，帮主之下有长老，长老之下有八袋弟子等等，鲁有脚等人的弟子，当然要争夺八袋弟子等名额。 问题是，黄蓉和乔峰接掌丐帮的时候太年轻了，极少有干部名额让其他长老的弟子进步。 帮主富有春秋而高级干部，也就是元老们都极能干活，年轻的帮主与元老们的关系如何相处是一个极麻烦的问题。 西汉初建，刘邦铲除了有造反能力的一批异姓王，保留了萧何、曹参为代表的自己派系的绝大多数老干部。刘邦去世后，虽然政局有所动荡，基本保持了年轻的皇帝和功臣共治的格局。西汉的政治格局是，刘邦的后人垄断皇帝的传承，功臣的后人也可以继承父辈的爵位。 刘备去世，刘禅登基只17岁，管理国家确实有难度，于是，确立了少主承名而重臣掌权干活的架构，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已经27岁，可以正儿八经的亲政了。然而，刘禅仍然选择了蒋琬、费祎等重臣掌权干活的模式。 我们必须承认，有天赋秉异者少年早达领着一帮哥哥们打天下。不过，创业的集团，一般是大哥们领着弟弟们干活。 比如，中共成立于1921年，经过内外斗争的筛选，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基本形成了高层干部班底。 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1900年之前出生的是21人，而33名候补中央委员里只有王维舟和古大存出生于1900年之前。 中央委员的年龄明显大于候补中央委员。 13个政治局委员，1900年之前出生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等8人。 七大的书记处，相当于中共八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会，5人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是1900年之前出生，只有任弼时于1904年出生。 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在书记处年龄仅次于朱德位列第2，在政治局里仅次于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而位列第4，在中央委员会里仅次于徐特立、吴玉章、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刘伯承、张云逸而位列第7，33个候补中央委员里只有王维舟年高于毛泽东。 也就是说，在77个领导人中，毛泽东年龄排序第9，考虑到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党干部里属于核心，如果参考1955年的将帅群体，毛泽东等政治局委员确实是老大哥。 1955年评定的10名元帅的平均年龄为57岁，10名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的平均年龄分别是51.7岁、47.7岁、45岁左右，802位少将的平均年龄为43岁左右。 1955年的毛泽东，年龄是62岁。 1955年的将帅群体是1056人，年长于毛泽东的只有朱德、刘伯承等2帅、张云逸等1个大将、陶峙岳等1个上将、史可全等1个少将，年列第6。 也正是因为中共七大的最高核心，也就是书记处，在干部群体里相对年长——最年轻的任弼时和邓小平同龄而小于毛泽东11岁偏偏身体极差而去世于1950年——刘少奇、周恩来相对毛泽东仅仅5年的岁差，造成相对年轻而有能力有影响的干部的权欲之心。从高饶事件开始，围绕着接班人的位置一直斗争到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后，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大体形成了集体交接班的体制，而且形成了相对规范的年龄限制，大体有最低和最高的年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9条明确规定国家 、副 必须年满45周岁，这一规定挡住了“火箭式干部”的可能性。 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年龄上限一般是“七上八下”，也就是说，换届选举之年，如果年龄达到68周岁就要退出政坛，而且，对于政治局委员的任期也有新的规范，如果已经连续两届当选政治局委员而在换届之年不能入常，一般也要退出政治局。 这样一来，国家的最高层的年龄段就相对密集，有利于集体交接班。 2012年选举的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年龄最小的是1963年出生的49岁，年龄最大的是1945年出生的67岁。 2012年的政治局7常委，有5人在64岁以上，所以，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上，这5位领导全部退出了政治局。 2017年的中共19大选举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年龄最大的是1950年的67岁——多达6人——年龄最小的是1963年54岁。 2017年中共19届政治局委员一个明显的年龄特点，最高年龄不得超过1950年出生，2012年中共18届政治局委员一个明显的年龄特点，最高年龄不得超过1945年出生，2007年中共17届政治局委员一个明显的年龄特点，最高年龄不得超过1940年出生。 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里，最高年龄不超过73岁，是2002年以来的年龄规范。 从1992年中共14大以来，49岁入政治局是最年轻的记录、50岁入政治局常委也是最年轻的记录。 我们不论具体人和具体事情，从政治制度讲，相对严格的年龄段集体交接班，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体制探索的最佳成果。 很多人无原则的迷信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第一句，中西方确有相当不同的传统和社会基础，比如，西方人吃西餐而中国人习惯中餐，如果你不能让中国人彻底把中餐改成西餐，你也很不容易让中国人、你凭什么让中国人完全西化欧美的政治制度？第二句，日本、韩国、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是否成功呢？第三句，所谓“民主政治”到底体现了什么的利益呢？ 首先，要搞西方“民主政治”，大前提是军队和所有利益集团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遵循基本的政治逻辑。从东南亚、西亚等国家经常搞军事政变可知，军队等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旦被民选政治触动，就容易被政变。那么，日本、韩国、台湾，为什么能够管控军队等利益集团呢？简单，二战后的日本、朝鲜战争后的韩国、一直到而今的台湾地方政府，还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整个政治运作的屋顶，或者说最高权力其实掌握在华盛顿。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军队之所以不敢蛮横介入政治，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不掌握军队的指挥权、而且他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掌握军队的指挥权。 其次，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的“民选政治”，其实仅仅服务于“资本”，这个逻辑很简单，没有资本的支持，在社会发育相对落后的阶段，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都不可以不通过媒体获得民众的支持，而《竞选州长》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一旦得罪资本集团，资本就可以发动媒体彻底搞臭某一个人。 从《天龙八部》的文本里，我们找不到乔峰更有师弟，也就是说，老帮主只有一个成才的弟子乔峰。以乔峰的出身、能力、贡献，如果他尊敬丐帮既有的元老们，即使他比刘禅管理蜀汉、黄蓉管理丐帮强势的狠，元老们也会选择接受和拥戴，因为乔峰不拥有垄断丐帮所有政治资源的班底和干部基础。 可是，乔峰见到副帮主马大元为代表的老干部“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必然刺激经常和他“喝烈酒吃狗肉”的底层干部政治欲望。 丐帮，绝对不是世外桃源，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进步的欲望，在“一人独决”的政治体制下，获得帮主的青睐的确可以快速进步。 洪七公《射雕英雄传》时代的丐帮，其实是中兴。 “奉立帮主是丐帮中的第一等大事，丐帮的兴衰成败，倒有一大半决定于帮主是否有德有能。当年第十七代钱帮主昏暗懦弱，武功虽高，但处事不当，净衣派与污衣派纷争不休，丐帮声势大衰。直至洪七公接任帮主，强行镇压两派不许内讧，丐帮方得在江湖上重振雄风。” 问题是，基于社会基础而诞生的丐帮内部污衣派和净衣派的“生活路线分歧”以及宗派利益，确实不是洪七公所可以解决的。 丐帮是帮派，帮派生存就要寻找经济来源，丐帮不是土匪，不能劫富济贫。乞讨，从本质而言就是寄生，寄生于贫苦者的施舍和寄生于富有者的施舍，的区别，就在于寄生于贫苦者的施舍可以不搞政治回报，而寄生于富有者的施舍，是要搞政治回报的。 “洪七公为示公正无私，第一年穿干净衣服，第二年穿污秽衣服，如此逐年轮换，对净衣、污衣两派各无偏颇。本来污衣行乞，方是丐帮的正宗本色，只是洪七公爱饮爱食，要他尽是向人乞讨残羹冷饭充饥，却也难以办到，因此他自己也不能严守污衣派的戒律。” 乔峰、黄蓉、耶律齐都不是“向人乞讨残羹冷饭充饥”的角色，无论他们思想上多么倾向于“污衣行乞”正宗本色，他们实践的还是奢华生活——乔峰的穿着、饮食都不是“污衣行乞”能解决的。 洪七公的“强行镇压两派不许内讧”，就是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辩，只需搞“团结”、不许搞内斗，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洪七公管理下的净衣、污衣两派“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活、各吃各的饭。 洪七公时代的丐帮，有一些“联邦管理”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洪七公就不能过多管理帮务，因为具体工作的处理很容易产生不应有的联想。 于是，洪七公这个帮主和他后来的黄蓉，都长期脱岗。 反过来，正因为他们的长期脱岗，远离了矛盾，反而有了巨大的威信。 不干活，反而有威信，这还有天理吗？ 有天理，因为洪七公除了“强行镇压两派不许内讧”维护丐帮的大团结之外，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抵御外侮”。 洪七公这一贡献的最大体现就是教授帮助丐帮弟子的穆念慈一套逍遥游功夫。 丐帮在君山大会，铁掌帮裘千仞强行插手丐帮事物，如非郭靖斜刺里出头，即使鲁有脚等4长老合力也抵挡不住。 内控分裂、外御强侮是洪七公、黄蓉（他有丈夫和老爹撑腰）在丐帮拥有威信的基本支撑。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2节 问题是，如此“高高在上”而不介入具体内务，时间久了，洪七公会不会被架空呢？ 为了避免被架空，洪七公以“传授武功”在丐帮里布桩子掺沙子。 《射雕》文本，“原来洪七公生性疏懒，不喜收徒传功，丐帮众弟子立了大功的，他才传授一招两式，作为奖励。黎生办事奋不顾身，也只受传了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神龙摆尾’。洪七公又有一个脾气，一路功夫传了一人之后，不再传给旁人，是以丐帮诸兄弟所学各自不同，只有黄蓉乖巧伶俐，烹饪手段又高，特别得他欢心，才在长江之滨的姜庙镇上学得了他数十套武功，只不过她爱玩贪多，每一路武功只学得几招。洪七公也懒得详加指点，眼见黄蓉学得一知半解，只得形式而已，却也不去管地，这时她有心在群丐之前炫示，将洪七公亲传的本领一一施展出来，群丐中有学过的，都情不自禁的呼叫出口。” 金庸画外音：“原来洪七公生性疏懒，不喜收徒传功，丐帮众弟子立了大功的，他才传授一招两式，作为奖励。” 洪七公也正面对黄蓉说：“我不喜欢人家拍马屁、戴高帽，老叫化从来不收徒弟，这种傻不楞的小子谁要？” 颇多读者对于洪七公的形象，很受影视剧的负面影响，其实，文本里的洪七公其实“是个中年乞丐”。这个年龄段的洪七公如果收徒弟，大体有两个选择：培养一个大有前途的少年儿童，或者，从江湖遴选一个天赋秉异者引入丐帮。 乔峰第一个师傅是少林玄苦； 郭靖的功夫根基是马钰两年的全真教内功，黄蓉虽然看不起“全真七子”，其实她心爱的靖哥哥之所以能够学习降龙十八掌，其实是马钰的贡献； 黄蓉，她的功夫底子当然是桃花岛； 耶律齐的师傅是全真教的周伯通。 洪七公是什么来历呢？ 洪七公道：“这路‘逍遥游’，是我少年时练的功夫，为了凑合女娃子原来武功的路子，才抖出来教她，其实跟我眼下武学的门道已经不合。这十多年来，我可没使过一次。”言下之意，显是说“逍遥游”的威力远不如“降龙十八掌”了。 从逍遥游的名称暗含的中国文化特点看，这门武功大约是道家功夫，讲究的是“飘逸”，而降龙十八掌讲究的是刚猛。 我个人猜测，洪七公进入丐帮接任帮主，大约是乔峰、耶律齐的模式。 为什么出现这一现象呢？丐帮的两大镇帮功夫，降龙十八掌必须以极强的内力位根基而打狗棒法又有太繁密的变化，以鲁有脚的武功根基学习打狗棒法而极难，至于降龙十八掌，就更加难以习练。 《倚天屠龙记》里黄衫女子道：“史夫人言道：史帮主和一名老者连对一十二掌，那老者呕血而走。史帮主也为那老者掌力所伤。史帮主自知伤重不治，料想那老者三日之后，必定元气恢复，重来寻衅，当即向夫人嘱咐后事，说出仇人姓名，乃是混元霹雳手成昆。史帮主双臂瘫痪之症，其时已愈了九成，他曾得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二掌真传，武功已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但竭尽全力，十二掌使完，仍是难逃敌人毒手。” 《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张无忌等是最高武功等级，金毛狮王谢逊是略逊的顶尖高手，平手相争，谢逊斗不过师傅混元霹雳手成昆的。 史火龙以“降龙十八缺六掌”击的成昆“呕血而走”，可见其功夫已经极深，然而，其仅能学到十二掌，一个可能是降龙十八掌已经失传了六掌，另一个可能是史火龙的内功根基不能支持练全降龙十八掌。 史火龙之所以和成昆连对十二掌而伤重不治，是因为他强练功夫导致“双臂瘫痪”，通过疗伤虽然已经愈了九成，仍然吃了大亏。 从黄蓉接任帮主而不需要习练降龙十八掌，从黄蓉欲鲁有脚接位而习练打狗棒法而言，丐帮帮主可以不练习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习练降龙十八掌必须以极强的内力位根基。 洪七公教授郭靖降龙十八掌其实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只传到“降龙十八缺三掌”，可能是担心郭靖强练反而伤身。 以洪七公对于降龙十八掌的把握，应该对于这个时候的郭靖的武功有了准确的判断。 这个时候的郭靖，不但精练了全真教内功，而且误服宝血开了外挂。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郭靖这个人，比较朴实，练习武功不但勤奋，偏偏还比较扎实，也不会发生贪多嚼不烂的情况。 《射雕》里有一个极怪异的地方，当学习了“降龙十八缺三掌”的郭靖向洪七公行弟子礼时，洪七公异常坚决的不肯接受。 洪七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师父”的名分呢？ 我个人理解，洪七公还只是“中年乞丐”，远不到筹备接班人的时候，如果“乖乖不得了”收了一个学习了“降龙十八缺三掌”的弟子而被江湖广知，如果郭靖有当丐帮接班人的野心，或者丐帮内产生了洪七公收徒筹备接班人的舆论，对于洪七公而言，是比较被动的。 洪七公不但功夫高深，而且，所有颇杂。他对那些对丐帮立有大功的弟子传授一招两式，既奖励功臣提高了积极性，也拉近了和骨干弟子的感情，偏偏没有“师徒”的名分。 黎生办事奋不顾身，被传了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神龙摆尾”。到了君山大会，即使误信洪七公已经被害伤亡的假消息，为了坚持洪七公确定的抗金原则，黎生宁死也绝不屈服于内外压力。 洪七公在宝应收郭靖为徒，就表像看是为了应对欧阳克说他以大欺小的死结，其实，以一帮之主，哪里就如此的在意所谓的虚名随随便便受一个徒弟呢？ 我个人理解，洪七公之所以最终决定收郭靖为徒，其实是应付欧阳锋东来的巨大威胁。 欧阳锋东来，竟然弄了一个蛇阵，其针对性当然是洪七公。 蛇阵虽然厉害，毕竟不能进攻大理国。黄药师没有帮众位帮手也没有帮众的牵挂，孤悬海岛，进可攻退可守，形势不利脚底抹油隐蔽是极容易的。 洪七公的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欧阳锋随处可以发起进攻，洪七公防不胜防其实最艰难。 我估计，洪七公离别郭黄二人后，长考的结果只能是联合桃花岛联手夹攻欧阳锋。 黄药师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家伙，洪七公搞联盟捆绑他当然极难，但，黄药师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只有一个女儿。 按照《射雕》的文本，江湖规矩，收取别人的弟子为弟子是必须获得别人的答应，否则，江湖是不认可的。 黄蓉是家传弟子，只要黄药师不认可，即使洪七公正儿八经收了黄蓉为弟子，就没有江湖的法律效力。 郭靖就不同了，他是江南七怪的弟子，江南七怪虽然武功低微，第一骨头是硬的，第二人生价值取向与洪七公非常一致。只要洪七公有意，江南七怪当然支持郭靖兼投丐帮门庭。 在归云庄，郭靖向六位师父详述洪七公传授“降龙十八掌”之事，江南六怪十分欣喜，都说可惜这位武林高人生性奇特，不肯收他为徒，吩咐他日后如见洪七公露出有收徒之意，可即拜师。 既然郭靖是洪七公的弟子，而且学全了降龙十八掌，那就有当丐帮接班人的资格。 如果，黄蓉嫁给了郭靖，就政治而言，那就是桃花岛嫁给了丐帮，无论黄药师多么高傲、多么邪性，对不起，都必须接受联盟夹攻欧阳锋的政治逻辑。 黄药师当然不肯就范，不要说郭靖言谈举止不符合他的胃口，就联盟的现实而言，原本无帮众拖累的东邪岂肯替洪七公火中取栗？ 黄药师，原本就无所谓社会的评价，从利益的角度讲，将独生女儿嫁给白驼山的唯一继承人，倒也逍遥自在？更何况，欧阳克的风雅非常合乎黄药师的审美价值。 读《射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弄明白：谁最深爱黄蓉？ 郭靖，黄药师，还是欧阳克？ 黄药师得知郭靖能够背诵《九阴真经》是周伯通的手脚而不是先妻魂魄所授，于是，他不管不顾女儿的感情。黄药师对黄蓉的父女之情，相当程度要服从于自己的尊严。 至于郭靖，在江南七怪的教育下，已经成了所谓“道德”的奴隶。 在无名荒岛，郭靖答应了和欧阳锋合力推巨石救欧阳克。黄蓉道：“靖哥哥，待会西毒用力推那巨岩，你冷不防在他背后一掌，结束了他。”郭靖道：“背后伤人，太不光明。”黄蓉嗔道：“他伤害师父，难道光明正大么？”郭靖道：“咱们言而有信，先救出他侄儿，再想法给师父报仇。”黄蓉微笑着叹了口气，知道终究难以强逼他暗算伤人。这两日来只道他定已死于大海之中，居然得能重逢，心中实是喜欢得便要炸开来一般，郭靖就是有甚么十恶不赦、荒谬无理的言语举动，她也决计丝毫不以为迕，自必尽皆依从，何况他不肯背后偷袭，虽然迂腐，终究也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当下温柔一笑。 在这之前，欧阳锋已经暗算的洪七公半死不活，以欧阳锋与洪七公的不睦，只要用不着郭黄，其必定置洪七公于死地，且，不会饶过郭靖，至于黄蓉还在两可之间。 既然欧阳锋偷袭了洪七公，就是郭靖的生死仇人。报仇雪恨，且，挽救师父和自己的生命，郭靖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 郭靖的这种不肯“背后偷袭”的原则坚持，压根就不是大英雄的形象，也不仅仅是“迂腐”，某种程度讲，是“十恶不赦、荒谬无理的言语举动”。 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凶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探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与主动或者被动的关系时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射雕》故事的所有推演，其根子其实就是郭靖这个“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酿成的祸，朱聪等五位师父的死、谭处端的死，都是欧阳锋的偷袭，而欧阳锋之所以能够偷袭，是郭靖的这一次纵敌。 即使欧阳锋杀死了郭靖的五个师父，在西征路上，郭靖仍然信守承诺释放了已经被生擒活捉的欧阳锋。 为了和华筝的婚约，为了所谓大丈夫，郭靖选择了公开毁掉爱情。 我们可以说郭靖形象光辉，但，他对黄蓉的爱情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触犯所谓的道德。 至于欧阳克，固然有情不自禁的“骚扰”，但，对于黄蓉是真情。 欧阳克低声道：“黄姑娘，多谢你相救。我是活不成的了，但见到你出力救我，我是死也欢喜。”黄蓉心中忽感歉疚，说道：“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布下的机关，你知道么？”欧阳克低声道：“别这么大声，给叔叔听到了，他可放你不过。我早知道啦，死在你的手里，我一点也不怨。”黄蓉叹了口气，心道：“这人虽然讨厌，对我可真不坏。” 欧阳克原本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人，为了回护黄蓉宁肯舍弃自己的生命。 郭靖原本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为了坚持原则，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舍弃黄蓉的爱情。 黄药师，原本是一个性情中人，归云庄一番接触，他大约评价了郭靖对于道德规范的迂腐坚持。 不管故事的具体发展如何，洪七公通过促成郭黄婚姻为丐帮拉住强援的手段是高明的。 事实上，丐帮君山大会，澄清洪七公“被杀”假消息后，净衣派的梁简等长老心悦诚服承认黄蓉为帮主，当然与桃花岛主女儿的身份大有关系。 洪七公时代的丐帮也并不是一派和谐，内部有复杂的矛盾。 洪七公时代的丐帮有内部矛盾，乔峰时代的丐帮也有内部矛盾。如果乔峰尊敬丐帮的元老们，不但发挥元老们的才能，而且给予政治信任。 乔峰在平叛之后，以丐帮人人皆知的为报知紧急军情而累出内伤饶过宋长老、以丐帮人人皆知的乔扮易容掩护老帮主脱险饶奚长老，这倒也罢了。 怪异的是，乔峰饶过陈孤雁时说，“刺杀契丹国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的大功劳，旁人不知，难道我也不知么？” 按照乔峰的这个讲话模式，陈孤雁认为乔峰不知道自己有“刺杀契丹国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的大功劳”。也就是说，对于陈孤雁如此巨大的贡献，乔峰竟然连一个口头奖励都没有。 原因嘛，乔峰说的明白，“我和你性情不投，平时难得有好言好语。我也不喜马副帮主的为人，见他到来，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你以为我想除去你和马副帮主，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从不醉酒，那是你们的好处，我乔峰及你们不上。” 陈长老等人，立了大功竟然不向帮主汇报，这里头也许有淡泊名利的思想，也许有对乔峰的感情疏离：既然你见了我们老同志就“避开”，我们立功与否也不必向你汇报。 当陈孤雁等人“苟利国家生死以”而“慷慨赴难”且“功成归来隐匿不报”，说明乔峰对元老们的“避开”和与底层弟子的喝酒吃狗人，已经引发了丐帮上层巨大的危机感。 或者任由乔峰剥夺权位，或者驱离乔峰于丐帮，已经是丐帮元老们的两种选择。 马大元被暗杀，不要说有康敏的故意的嫁祸，便是没有康敏的嫁祸，元老们也难免有乔峰已经开始“吐故纳新”的心里恐惧。 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即使他们发现了康敏的阴谋，潜意识里，他们也会迎合这种阴谋驱离乔峰以自保。 |
|
@西伯利亚惊雷 2018-08-26 10:05:25 二当家的分析的好，楼主也应该这样就别搞政治贴了，一边写一边看风向多累呀 ----------------------------- 人人都要搞政治，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政治，其实就是谋求“利益”的代名词。 比如，一个教师要进步职称、一个员工在个企要当经理，都要“努力”，这个“努力”就是政治。 政治，其实就是生存和争夺。 金庸武侠，相对于梁羽生，是比较低产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金庸的作品的路子是“创作”，是反映生活而不仅仅是愉悦成年人的“童话”。 1973年，金庸在台湾和蒋经国深谈，1981年邓小平和金庸深谈。 邓小平是金庸（查良镛）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1973年3月，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对其爱不释手。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基本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作品，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邓小平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津津有味地看一会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一次，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邓小平当然是政治家，他管理那么大的一个中国，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即使是解除紧张消除疲劳，阅读的选择也巨多，为什么是金庸武侠？ 我个人理解，金庸武侠其实都是政治，都是管理。 我们读金庸武侠，其基调和主题都是进步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金庸武侠风靡的根本。 以最标准的政治小说《笑傲江湖》为例，最得利的政治家是谁？ 少林寺的方证。 整个《笑傲江湖》故事的展开，除了江湖争霸，就是争夺葵花宝典以及葵花宝典的残卷辟邪剑谱。 这个葵花宝典来自于南少林。 按照文本，接触过葵花宝典或者残卷而不练习的，有两个人，南少林主持红叶禅师和任我行。 任我行杀死东方不败后，伸手到东方不败衣衫袋中，摸出一本薄薄的旧册页，随手一翻，其中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他握在手中扬了扬，说道：“这本册子，便是‘葵花宝典’了，上面注明，‘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老夫可不会没了脑子，去干这等傻事，哈哈，哈哈……”随即，沉吟道：“可是宝典上所载的武功实在厉害，任何学武之人，一见之后决不能不动心。那时候幸好我已学得‘吸星大法’，否则跟着去练这宝典上的害人功夫，却也难说。”他在东方不败尸身上又踢了一脚，笑道：“饶你奸诈似鬼，也猜不透老夫传你‘葵花宝典’的用意。你野心勃勃，意存跋扈，难道老夫瞧不出来吗？哈哈，哈哈！” 任我行早就看破了东方不败的野心，给他葵花宝典就是暗算东方不败。 婆婆妈妈，是杨莲亭对东方不败的评价。 以任我行的阴狠，对东方不败的个性早就有准确的判断，东方不败在政变成功后绝对不会杀害自己。 任我行为什么要放纵东方不败政变成功呢？ 简单，他需要一个绝对的空闲时间专研吸星大法。 十余年前任我行左冷禅剧斗，未曾使用“ 吸星大法”，已然占到上风，眼见便可制住了左冷禅，突感心口奇痛，真力几乎难以使用，心下惊骇无比，自知这是修练“吸星大法”的反击之力，若在平时，自可静坐运功，慢慢化解，但其时劲敌当前，如何有此余裕？正彷徨无计之际，忽见左冷禅身后出现了两人，是左冷禅的师弟托塔手丁勉和大嵩阳手费彬。任我行立即跳出圈子，哈哈一笑，转身就走。 武功有巨大缺陷的任我行斗左冷禅还露了问题，那么，斗方证就绝无希望。这样的帮主是无法领导日月神教生存的。 让有野心的东方不败练习葵花宝典对抗武林，自己躲一个隐蔽的地方搞研发是任我行和日月神教生存的唯一选择。 任我行“在西湖湖底一囚十年，心无旁骛，这才悟出了压制体内异派内功的妥善法门，修习这‘吸星大法’才不致有惨遭反噬之危。” 我个人理解，便是向问天去解救任我行，也应该是任我行提前给向问天打好了招呼。 令狐冲道：“大哥神机妙算，人所难及。”心想：“原来你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投这四人所好，引其入彀。只是教主脱困已久，何以迟迟不来救我？” 按照这个思路思考华山弟子竟然能够在少林寺偷窥葵花宝典，也一定是少林布的一个局。 少林是和尚，和尚还怕什么“挥剑自宫”吗？ 对于红尘世界“挥剑自宫”是个大麻烦，倒不是什么绝育而是男人立足社会的尊严。 岳不群，挥剑自宫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女儿都可以嫁人了。假如，没有急迫的外部压力，一个武林高手，在妻子绝经后挥剑自宫，与义务、与责任都无所谓了。然而，不可，是因为社会的评价体系。 一个男人，缺胳膊少腿是人，宫了，严格角度，就不是人了。 笑傲江湖里，联系葵花宝典而鸡狗无害的是林远图，也就是少林和尚渡元。 少林寺为什么不练习葵花宝典呢？简单，少林寺当然有远超葵花宝典的功夫在。 笑傲江湖里的少林寺，其生存的战略是不当头、也不允许别人当头，让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动态的相对平衡中。 任我行在少林寺斗方证，当即急攻数掌，劈到第四掌时，猛觉收掌时右臂微微一麻，内力运转，不甚舒畅，不由得大惊，知道这是自身内力的干扰，心想：“这老和尚所练的易筋经内功竟如此厉害，掌力没和我掌力相交，却已在克制我的内力。”心知再斗下去，对方深厚的内力发将出来，自己势须处于下风，眼见方证大师左掌拍到，一声呼喝，左掌迅捷无伦的迎了上去，拍的一声响，双掌相交，两人各退了一步。任我行只觉对方内力虽然柔和，却是浑厚无比，自己使出了“吸星大法”，竟然吸不到他丝毫内力，心下更是惊讶。 任我行等4人合斗东方不败也只能落败，可见练习葵花宝典的厉害，但，东方不败与方证谁更厉害呢？ 左冷禅、任我行斗承认自己远远不是方证的对手。 最大的麻烦在于，方证斗任我行其实是保持少林尊严的大前提下“输掉”，因为方证一定要放走任我行去日月神教搞内讧。 方证和他代表的少林功夫，其实是深不可测，人家故意藏奸一部分。这个道理，就好比大国未必尽数显露自己的“大杀器”一样。 红叶禅师时代的武林，对于少林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日月神教而是五岳剑的华山。 岳不群道：“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说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内争激烈，玉女峰上大比剑，死了二十几位前辈高手，剑宗固然大败，气宗的高手却也损折不少，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推寻祸首，实是由于气剑之争而起。” 风清扬的功夫是远超左冷禅的。以令狐冲的剑法就让东方不败赞叹不已，风清扬青年时代的华山何等强盛？五岳联盟又是何等强盛？ 为暗算华山和整个武林，少林故意布局抛出去葵花宝典这个骨头。 方证道：“其时匆匆之际，二人不及同时遍地阅全书，当下二人分读，一个人读一半，后来回到华山，共同参悟研讨。不料二人将书中功夫一加印证，竟然年头不对马嘴，全然合不上来。二人都深信对方读错了书，只有自已所记得的才是对的。可是单凭自己所记得的一小半，却又不能依之照练。两个个本来亲逾同胞骨肉的师兄弟，到后来竟变成了对头冤家。华山派分为气宗、剑宗，也就由此而起。” 我个人理解，之所以出现理解的错误，一个可能是二人急迫间的确弄错了，另一个可能是少林寺在葵花宝典里故意弄了错误，引导华山派出错。 实在练不成，不练好了。 不可以，因为少林寺故意派渡元前来挑逗。 方证摇头道：“渡元禅师上得华山，岳蔡家二人对他好生相敬，承认私阅‘ 葵花宝典’，一面深致歉意，一面却以经中所载武学，向他请教。殊死不知渡元禅师虽是红叶禅师的得意弟子，宝典中的武学却是未经传授。只因红叶禅师自己也不大明白，自不能以之传授弟子，岳蔡二人只道他定然精通宝典中所载的学问，那想得到其中另有原由？当下渡元禅师并不点明，听他们背育经言，随口解释，心下却暗自记忆。渡元禅师武功本极高明，又是绝顶机智之人，听到一句经文，便以己意演绎几句，居然也说来头头是道。” 于是，渡元禅师反从岳蔡二位那里，得悉了宝典的一部分。 据说渡元禅师在华山之上住了八日，这才作别。不久红叶禅师收到渡无禅师的一通书信，说道他凡心难抑，决意还俗。 方证道：“由天这一件事，少林下院和华山派之间，便生了许多嫌隙，而华山弟子偷窥 ‘葵花宝典’之事，也流传于外。过不多时，即有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之举。” 魔教十长老第一次攻华山，多数身受重伤，但岳肃、蔡子峰两人均在这一役中毙命，而他二人所笔录的‘葵花宝典’残本，也给魔教夺了去。五年之后魔教卷土重来，二次决斗，五岳剑派着实吃了大亏，高手耆宿，死伤惨重，五派许多精妙剑法从此失传洇没。魔教十长老却也不得生离华山。 为什么魔教要来夺葵花宝典呢？因为渡元成了林远图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威震江湖。 方证道：“辟邪剑法是从葵花宝典残本中悟出来的武功，两者系出同源，但都只得到了原来宝典的一小部分。” 魔教为什么要去华山夺经呢？就是这个从岳蔡二人转述里感悟葵花宝典的林远图太厉害了，如果从华山夺得葵花宝典残本当然就更厉害。 从任我行未练习葵花宝典看，魔教教主其实看破了少林的扔骨头的阴谋，他仅仅是夺宝典堵住五岳剑复制更多林远图而已。 这个里头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既然岳肃、蔡子峰和渡元一起研讨葵花宝典，岳肃和蔡子峰为什么就不能到达林远图的高度呢？ 我个人理解，少林寺派渡元去华山和渡元还俗其实都是红叶的布局。 东方不败，仅仅根据葵花宝典就可以练成功夫，为什么岳肃和蔡子峰反而练不成呢？ 我个人理解，红叶抛出的葵花宝典原本就做了手脚——这个手脚被武功高强的东方不败自行突破了——而渡元在华山随口解释葵花宝典的时候又故意引导岳肃和蔡子峰向错误的道路走的更远。 对于这本葵花宝典，连令狐冲都想出“那宝典原书是在莆田少林寺”难道就不会被“滋扰莆田少林寺”？ 所以，“红叶禅师临圆寂之时，如集门人弟子，说明这部宝典的前因后果，便即投入炉中火化……他有遗书写给嵩山本寺方丈，也说及了此事。” 你们争去吧，记着去华山。 林远图为什么要保留那个写有真正辟邪剑谱的袈裟？无他，给武林留下狗骨头而已。 只是，可怜了养子养孙们。 少林寺“三战”，方证和冲虚都想放走任我行，所以综合实力远远高出令狐冲的冲虚宁肯牺牲掉尊严也要认输。 几十年恶斗的最终结果，所有的门派都存在，所有的门派都被重创，保存了实力的是少林和武当，然而，江湖必然的传言是少林功夫其实斗不过嵩山、武当功夫斗不过华山。 江湖必然的传言是，少林武当之所以未被重创，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 只有死活不露面的风清扬、只有匿死的莫大先生、只有推掉教主的任盈盈，这3个人知道，少林武当是多么可怕的黑手，要想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江湖。 隐藏的风清扬给少林武当培养了一个搅屎棍子，然后，死活不露脸。寂寞的他，难道就不期盼和令狐冲一起生活？ 只要他隐藏着，少林寺就不敢对令狐冲下黑手。 美帝国、英帝国，为了搅乱世界，扔了、制造了太多的“骨头”，比如钓鱼岛。 近代历史，法德相互残杀仇深是海，为什么最终还欧盟了？ 中日之间的仇恨，与法德的仇恨相比，如何？ 中日之所以不能整合为东亚自由经贸，除了中日两国经济基础较大的差别整合较难之外，就是美国给中日之间没完没了的扔骨头。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日本记者公开用钓鱼岛发难，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有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话说的极直白：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从理论讲，谋求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是最佳选择，从实践讲，当你的利益上限最大化的时候，你一定要倒血霉，因为你吞下了“骨头”。 任何时候，解决骨头都是极难的事情，否就不会被制造为骨头，搁置骨头或者化骨头为共享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3回 乔峰的“契丹人”身份，原本就是一个鲁迅所讲“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的问题。 汪剑通给马大元的密信是“字谕丐帮马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暨诸长老：乔峰若有亲辽叛汉、助契丹而厌大宋之举者，全帮即行合力击杀，不得有误。下毒行刺，均无不可，下手者有功无罪。汪剑通亲笔。” 丐帮众长老当然熟悉汪剑通的笔迹，所以，这个密信是有法律效力的。但，既然是密信，且仅仅是由副帮主马大元秘藏的密信。 也就是说，知道乔峰密事的少林玄悲和智光和尚，如果没有马大元的配合，压根就不会动摇乔峰的根基。 是否公布汪剑通的密信，仅仅由马大元一人决定。 汪剑通将决定乔峰命运和丐帮前途的大关键，全部托付给了马大元。 应当说，汪剑通确有识人之能，即使乔峰对他冷淡到“避开”的程度，因为乔峰没有“亲辽叛汉、助契丹而厌大宋之举”，马大元仍然绝对拥戴乔峰。 因为感觉被乔峰冷淡了的康敏，这个极端自恋的女人，偷读汪剑通密信知道了乔峰的秘密。 康敏“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好叫天下好汉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虏，要你别说做不成丐帮帮主，更在中原无法立足，连性命也是难保。” 一向对康敏千依百顺的马大元“他非但不听我话，反而狠狠骂了我一顿，说道从此不许我出门，我如吐露了支字，要把老娘斩成肉酱。” 马大元是一个极有大局观的人，也是一个看淡个人利益的人，但，马大元是一个对于可能彻底影响大局的“屑微”不敏感的人。 决定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历史规律，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一定是历史规律，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因素，甚至于，偶然性因素超过历史规律起决定性因素。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影响历史走向的一个非常偶然性的因素就是林彪的身体健康，而林彪的身体之所以不健康就是被阎锡山的士兵误射了一枪。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按照得票的多少排序是1毛泽东、2朱德、3刘少奇、4任弼时、5林伯渠、6林彪、7董必武、8陈云、9徐向前、10关向应、11陈潭秋、12高岗等。 1956年，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按照得票的多少排序是1毛泽东、2刘少奇、3林伯渠、4邓小平、5朱德、6周恩来、7董必武、8陈云、9林彪、10吴玉章、11陈伯达、12蔡畅、13李富春、14罗荣桓、15徐特立、16陆定一、17罗瑞卿、18徐向前等。 选举得票多少是一个综合结果，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 中共七大，将领得票前三的是朱德、林彪和徐向前。中共八大，将领得票最靠前还是朱德、林彪和徐向前。 中共八大得票多于徐向前的罗荣桓、罗瑞卿等2人，虽然有军衔，然而是政工干部，还算不上战将。1956年，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建设已经是主要任务，相对长于社会建设的党务机关、政务机关、政工干部，将领的影响相对下降，是正常的现象。 1956年的林彪，其实深居简出而不那么工作，其得票仍然高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可见其有极强的人脉基础。 林彪是杰出的战将，在解放军所有的战将里，他的指挥能力当然是最顶尖的行列。 1947年8月6日，陈毅在发给军委、华东局的电报中说：“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1947年8月，党内对于直接领兵打仗的高级将领的指挥能力的排序是彭德怀、刘伯承、林彪，陈毅将粟裕、陈赓列为可以与之“并肩前进”的战将。 在5人之外，担任军事一把手的战略区级别的是华东陈毅、华北聂荣臻，至于老资格而极能打的徐向前，在刘邓、陈谢还没有完成南下之前，他还没有独立掌握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内线作战的指挥权，所以，没有被陈毅列入排序。 如果不算朱德这个军队代表和因病没有掌握独立军事指挥权的徐向前，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粟裕、陈赓确实是中共最能打的将领。 任何一个集团选择干部，都要讲德、讲才、讲贡献，但也要讲代表性，或者说讲最大山头的代表。 林彪，不好吃、不好色，不贪财货，当然有德，能打仗，当然有才、有贡献，最重要的是，他的干部的代表性也极高。 按照一个不恰当的分类，高岗把党组织分成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 高岗的说法当然极端不对，因为这是一种分裂党的思想，但，相较白区革命工作，根据地和军队在革命胜利里的当然是主流。 就根据地和军队的贡献而言，中央红军或者说红一方面军以及其抗战时期改编成的115师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而成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 当然，抗战时期的115师、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解放军华北解放军都不是红军时期的那一支部队单纯发展而来，刘邓手下也有115师的部队，林彪的部下也有非115师的部队。 红一方面军，是最早创建的红军，也是贡献最大的红军，从道理讲，老红一方面军的代表人物接班毛泽东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 老红一方面军，是朱毛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合编而成，相对于彭德怀的老红三军团，朱毛红一军团实力强大而战功突出。 就解放军而言，朱德是永远的第一代表，彭德怀只能是第二，林彪当然比不过彭德怀。然，林彪出生于1907年而彭德怀出生于1898年，年龄相差9岁。以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的年龄，彭德怀可以是毛泽东时代干部的重要人员，也可以是接班毛泽东的干部集群里的重要人员。 如果，仅仅以年龄论，比毛泽东小14岁的林彪，实在是最恰当的接班人选。 解放军的正源是井冈山，先后上井冈山的高级将领是罗荣桓、谭震林、朱德、陈毅、林彪、彭德怀，彭德怀是红三军团而罗荣桓、谭震林、朱德、陈毅、林彪等人是老红一军团。老红一军团的初创井冈山红四军是毛、朱、陈，古田会议后演变成毛、朱、林、陈。 朱毛升格领导红一方面军后，老红一军团的领导人是林彪和聂荣臻，聂荣臻是空降干部而林彪是井冈山下来的干部。 以年龄、以贡献、以资望、以代表性，比毛泽东年轻10岁以上的高级干部集群，无一人能够与林彪相当。 1955年4月4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增补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填补去世的任弼时、被开除的高岗的缺。 到了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党的 毛泽东、副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是原书记处书记，属于最高核心，新进政治局常委、书记处 邓小平是原排序在林彪之后的新增政治局委员。林彪是6常委之后的排序第7的政治局委员。到了1958年，林彪不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是排序第6的中央副 ，邓小平由第6降为第7。 然而，抗战时期被误伤的那一枪，给予林彪身体的巨大创伤，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负面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找罗荣桓谈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对林彪状况最熟悉的罗荣桓即刻在电话中回复：林彪长期有病，一直休养，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繁重工作。建议让贺龙同志出任此职，主持军委工作。 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了林彪，不过，到了1963年，因为林彪的身体差劲，军委的实际工作还是由贺龙负责。 林彪的身体，不仅仅影响了林彪的工作问题，也影响了林彪对于自己何时接班的心理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的问题除了林彪的病，更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关。 1971年，毛泽东南巡，直截了当地点着林彪的名字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叶群给林彪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这个观点倒不是“女人祸水论”，我是说丈夫很容易被妻子影响。 丐帮的副帮主马大元是一个忠厚且有大局观的人，可是，马大元对于自己的老婆认识实在不清不楚。从道理讲，乔峰虽然对待马大元非常冷淡，但，马大元毕竟是副帮主。作为副帮主的老婆竟然私拆丐帮最机密的文件然后提议丈夫除掉帮主，这已经是巨大的危险了。 要求一个人保守秘密一辈子，实在是一个极艰难的事情，即使与他本人有巨大的利益牵扯。 俗语说：贼不打三年自找。 这个俗语，就是说一个人极难保守秘密。 说实在话，这个世界上真没有太多人敢于说能管住自己老婆的嘴。 乔峰出场三十多岁，康敏应当比乔峰更年轻。康敏如此的年龄，除非对于乔峰有极端正面的认识，年纪轻轻的她很难保证长年累月不泄嘴。即使马大元用最谨慎的办法盯着康敏，根据年龄，如果马大元先于康敏去世怎么保密？ 最可怕的是，这种机密，即使在乔峰去世之后泄密，也未必不负面影响乔峰选择了接班人的等等的合法性。 乔峰出身，这个机密，如果在不应当泄露的时候泄了，对于丐帮是不可承认的大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大元无法确保康敏管住嘴，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康敏永远无法张开嘴。 也许，这太残酷，然而，康敏在任何社会，都是犯了非杀不可的大罪。 马大元是丐帮的副帮主，康敏私拆信函本身就是巨大的罪过。 任何集团都有机密，特殊的军政集团有着太多不可告人的机密，集团内部的不同级别的人等可以知道的机密是不等的，低等级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机密本身就是错误，如果是故意打探不该知道的机密，其罪过当然更大。 作为丐帮副帮主的妻子，康敏当然也有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权力，但，在丐帮的职权架构里，前帮主的遗命有至高无上的法权，康敏竟然窜辍马大元陷害乔峰，不管马大元是否接受，仅仅康敏的这种窜辍，不仅仅是陷害好人，而且是谋害最高领导。 如果，以国家体制论，康敏不但私窥最高机密，且挑动最高层面的政变，不管她是否成功，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 就《天龙八部》故事的推演看，康敏暗杀了马大元，说明马大元对于康敏这个已经知道乔峰机密的“屑微”不敏感丢了命。 其实，即使康敏不杀马大元，即使康敏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人，因为她掌握了如此要命的机密，只要她一个不留神泄了密，一旦酿成丐帮分裂，马大元有活路吗？ 猫有九条命，好奇害死猫。 事实上，即使一般的社会生活，比如在私人企业，乃至于街坊邻居，也有巨多的人因为掌握了别人的机密而得利，也有巨多的人因为掌握了别人的机密而倒霉。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5节 长征结束后从团级提拔为师级的几个老红一军团干部，比如杨得志、杨成武、邓华、黄永胜等等，和彭德怀的关系到非常融洽。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江西来的老红一方面军改编为685团（红2师）、686团（红4师）、115师独立团（红1师），团长和副团长依次是黄永胜（邓华）、李天佑（杨勇）、杨成武等5人，686团是由红三军团为主体的红4师改编，正副首长是红三军团的李天佑和杨勇。 黄永胜、邓华、杨成武这三个和林彪关系非常亲密的高级干部，和彭德怀关系也较好。 便是和林彪关系特别密切黄永胜，和彭德怀关系也较好。 黄永胜是1953年去朝鲜战场担任19兵团司令员的，因为一件极意外的事情让彭德怀训了一顿。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一天早晨，身着普通军装的彭德怀一个人跑到46军“微服私访”，正好遇到一个班的战士按照停战协定的要求填平坑道、堑壕。 彭德怀这人对高级军官非常严格对待底层指战员非常随和。 彭德怀见战士们干的很勤劳，很高兴冲着战士们说，“同志们好！” 按照《军事条例》的规定，若首长说“同志们好！”战士必须答“首长好!”若首长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必须答“为人民服务！” 正在挖土的战士看了彭德怀一眼，竟然一个穿普通军装的老头摆姿势学习首长“同志们好！” 也许这些战士认为一个老伙夫或者马夫闲着没事开玩笑，低头干活没答理彭德怀。 彭德怀压根就忘了自己身穿普通军装，他更忽略了底层指战员不认识他这事情，感觉奇怪的他又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堑壕边上又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辛苦了！” 没想到那些战士上上下下打量了彭德怀一番，依旧没有回话。 彭德怀有点生气了，他认为这些战士怎么不学习《军事条例》呢。他对一个战士说：“你们谁是班长，把你们班长叫出来。” 班长从坑道里探出头来，很不耐烦地说：“什么事， 什么事!没见俺正忙着吗？” 彭德怀的脸都快气白了，他这么大领导当然不能和一个班长吵，只能狠狠瞪了这些战士一眼，扭头便往军指挥部走去。 彭德怀是由46军军长肖全夫陪同来46军的，军部的同志们认识彭德怀。 这彭德怀脾气上来，连军长都不挤兑，摸起电话就喊：“给我接19 兵团。” 接话员一听从军长那里传来的电话竟不是军长的声音，就非常谨慎的问了一声：“你是谁呀？” 军队是保密单位，军部更是保密单位，军部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竟然与兵团部通话，谨慎是对的。 脾气上来的彭德怀更气了，冲着电话吼道：“给我接黄永胜!” 隔壁的军长肖全夫、政委吴保山等都被彭德怀吼来了，见彭德怀脸色很难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敢问。 彭德怀命令黄永胜马上到46 军来。 摸不清头脑的黄永胜不到一个钟头急赶了接近50 来里地，到了46军军部。 黄永胜一进屋，彭德怀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军事条例》是怎么贯彻执行的？” 黄永胜更是摸不着头脑，同样也不敢问，只得笔直地站着，嗫嚅地说：“我们的工作很不够，马上检查检查再向您汇报。” 彭德怀乱训一顿出了口气，也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以彭德怀的脾气，这事情如果摊到罗瑞卿、刘亚楼身上，对不起，非骂的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不可。 文革风潮，第一次在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黄永胜也出席了。他回来对儿子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文革后关于彭德怀被迫害一案，实在无从着手，搜检档案，发现一个材料，判决认定：“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这个太搞笑了，彭德怀在庐山倒霉于黄永胜无关、彭德怀被从大西南揪回北京与黄永胜无关、彭德怀被人在批判大会上恶斗更与黄永胜无关。 文革时期，最倒霉的真正不是那些被判刑入狱的人，最倒霉的是那些被弄进专案组被迫害的人，因为判刑入狱，监狱的管理总比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东西有些规矩。 比如，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的饶漱石，因为陈伯达“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的指示在1967年被重新收监。结果，一直到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 饶漱石出生于1903年，去世的时候已经73岁，就年龄论，比彭德怀还少活了3年，不过，受得罪就要少一些。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黄永胜决定不了彭德怀的命运，他的这个签字对于彭德怀也许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就具体的生活而言，也许是一个相对的解脱。 我不接受黄永胜迫害彭德怀这个瞎讲。 685团的第一任团长黄永胜和副团长邓华，矛盾的非常激烈，气急眼的林彪就临机决断，将黄永胜调到杨成武独立团任副团长，这685团的团长，林彪就让聂荣臻去给过河的抗大一分队的队长杨得志做工作接任685团团长。 为什么要做一些工作呢？因为杨得志去抗大学习后黄永胜接任的红二师师长。 1935年11月3日，长征结束的中央红军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二师的番号也恢复，原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转岗任师长，不久，杨得志接任师长，西安事变后，杨得志去抗大学习，黄永胜接任师长。 抗战爆发后，杨得志并没有回到老部队任685团团长而是担任抗大一分队队长过河，这暗含的意味其实是杨得志的能力已经高于几个团长偏偏没有合适的岗位，于是，就继续学习。 军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牺牲是极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底层的指战员。 我们看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被从新一团团长撸下来去被服厂当厂长，李云龙倒也笑眯眯的。为什么呢？因为被服厂不是战斗单位，厂长也有待遇且相对安全，这被撤职当然不愉快但毕竟领导还是爱护的。 后来，李云龙被弄到下边当营长，登时就闹了情绪。体会李云龙心情的张大彪因为战士喊了一声营长就气的不得了。 难道，营长的级别低于被服厂？ 军队的干部，尤其是野战部队的干部，因为指挥战斗的需要，不同的级别享有不同的待遇。比如，在条件许可时，排长扛大枪而连长就配手枪，连长、营长铁脚板走路而师团长就可以骑马。还有一点，那个时候规定的结婚的条件是“二五八团”，团级以上才是正儿八经的需要保护的干部。 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部队可能缩编，缩编的必然是一些干部没有岗位，无可奈何之际，有些可以降级使用，有些就不可以。为什么呢？高级干部，因为进步的阶梯，一般而言，年龄就偏大，而且因为久经战阵，难免伤病就多一些。如果降级太多，比如，一个干了多年的团长去当连长，扛着大枪急行军，一股劲就敢弄死了。 李云龙是一个个人单兵很突出的人，能行军、能拼刺刀，当然不怕一线部队的打仗和急行军，然而，上级把一个已经指挥近万人大团的团长降级为一个指挥三四百人的营长，暗含的意味就是讨厌。 汉景帝时，骁骑都尉李广跟太尉周亚夫进攻叛军，“显功名昌邑下”。皇帝的有野心的弟弟“梁王授广将军印”。 汉景帝得知后，非常的忌惮，战争结束，不但“赏不行”与李广，还“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 上谷是天天打架的边境，一个不留神就当了烈士，典属国公孙昆邪就哭着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典属国公孙昆邪的意思是说，李广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让他这样牺牲掉，太可惜了。 按照字面的理解，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黄永胜、李天佑、杨成武等人就可以胜任团级干部，比他们还优秀的杨得志如果担任团级干部，就是大材小用，就是对干部、对革命的不负责任。 徐海东因病离队后，彭德怀就调杨得志去344旅任代旅长，结果引发了老红25军的一些干部的牢骚。 抗战伊始，344旅的副旅长是老红三军团的黄克诚，恢复政工制度后，黄克诚是344旅的政委。 其实，344旅的这题部分最终还是被黄克诚带去了苏北。 就抗战时期的贡献而言，黄克诚的贡献明显高于杨得志，彭德怀为什么不让黄克诚一肩挑或者转岗任旅长呢？ 从抗战前期彭德怀推荐陈光而舍罗荣桓、推荐杨得志而舍黄克诚看，彭德怀对于军事干部、特别是极能打的军事干部特别看重。 就长征后的历史进程看，彭德怀对于杨得志有特别的欣赏。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4节 根据邱会作回忆，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红军长征即将开始的1934年10月初，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为了“彻底保密”邱会作，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开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 也该邱会作命不该绝。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大吃一惊的叶季壮，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 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 长征结束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 ，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 邓发对邱会作搞“彻底保密”当然是错误的，因为邓发接触红军的全部绝密是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打探”，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利用绝密谋求个人的利益。 热播电视剧《潜伏》里的马奎，之所以被天津站做掉，确实有违背内部纪律的致命罪过。 因为不敏感于康敏有泄密这一“屑微”，马大元没有完成老帮主的托付而毁掉了乔峰、重创了丐帮，而且，丢了自己的命。 为了做掉乔峰，康敏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性感，勾引了白世镜。“舍不得”做掉康敏的白世镜只好做掉了马大元。 康敏“叫老色鬼出头揭露你的身世秘密。呸，这老色鬼居然跟你讲义气，给我逼得狠了，拿起刀子来要自尽。” 白世镜为什么不肯“做掉”乔峰，绝不是他给康敏所讲的“讲义气”。 暗室下毒做掉马大元，因为有康敏的帮助，正西门庆做掉武大郎，压根就没有难度。最重要的是，马大元的武功还不是顶尖，在预设的环境里，一对一白世镜也有成功的把握。 暗杀马大元成功后，白世镜嫁祸姑苏慕容“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这个因为慕容复武功的高妙可以“托底”。 要“做掉”乔峰实在太难了，而且，“做掉”乔峰后不能嫁祸慕容复做“接盘侠”，因为乔峰的武功太高了。 用“揭秘”的模式毁掉乔峰，成功的概率也太低，因为要串通太多的丐帮高层去邀请智光、谭公谭婆这些证人。 康敏于是和全冠清 “睡了三晚”，这家伙就成功策划了丐帮政变。 白世镜的贡献是除掉了马大元这个最大的障碍。 按照文本，“萧峰终于心中最后一个疑窦也揭破了，为什么全冠清主谋反叛自己，而白世镜反遭叛党擒获”，就好像他弄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倒霉似的。 其实，乔峰压根就不明白自己倒霉的真正症结。已经知道全冠清阴谋最终源于康敏且被康敏捏住短处的白世镜“说什么也不肯做对不起你的事”，丐帮其它长老就会参与“政变”这种高风险的阴谋？ 全冠清嫁祸乔峰杀掉马大元的物证是一把扇子，这把扇子是“全冠清说动了陈长老，等你出门之后，在你房里盗出来的。” 全冠清自己为什么呢不去做呢？或者是他地位较低没有机会，或者是他的武功较低没有把握。 康敏一定没有和陈孤雁做“没羞没臊”的事情，陈孤雁为什么就积极参与了这一阴谋呢？ 按照乔峰自己的讲话，他最避开的是马大元和陈孤雁。当白世镜嫁祸慕容复杀掉马大元的时候，陈孤雁可能问一个：慕容复为什么杀掉无冤无仇的马大元呢？ 潜在的这种疑惑，面对全冠清的串联，于是，他依然选择了利用马大元的死做掉乔峰。 陈孤雁以及奚长老、宋长老等人最终参与这个阴谋，其实是对马大元之死的恐怖。 马大元之死，一个可能是全冠清借此毁掉乔峰，一个是乔峰借此搞“吐故纳新”。 如果仅仅陈孤雁、全冠清策划，连白世镜都激烈对抗，即使几个长老同意，能够随随便便搞一场政变。 陈孤雁场景说“群起一战，未必便输，可是谁都怕了乔峰。”当全冠清被制服之初，参与密谋之人如果立时发难，乔峰难免寡不敌众。 也就是说，有巨多的人，参与了政变。参与政变是风险最大的阴谋，难道因为上级的撺掇就跟随上级阴谋上级的上级？ 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帮众相信乔峰谋杀了马大元。 对此，乔峰说 “乔峰若有加害马大元之意，教我身败名裂，受千刀之祸，为天下好汉所笑。” 全冠清却道：“然则咱们大伙到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与敌人勾结？” 乔峰的答复，非常有趣，他说，我私密观察了慕容复的四个家臣，都是非常豁达高尚的人，慕容复“他自己能是大奸大恶、卑鄙无耻之徒么？” 乔峰断言：“我想慕容复是大英雄、好汉子，不会下手去杀害马二哥。” 作为一帮之主，寻仇当然需要极端谨慎，但也不能如此的武断。 多年后，在少林寺群雄聚会，因为不齿慕容复的下作，萧峰冷笑道：“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 这个时候的萧峰当然已经知道暗杀马大元的是康敏而不是慕容复，然而，这个时候的萧峰是否为自己当年对慕容复的武断感到悲催呢？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真的不一定准确，因为，人的内心世界是隐藏的，人是容易被欺骗的。 乔峰最终被丐帮驱离而成了萧峰，确有康敏的残忍和阴谋，然而，一个小小的康敏竟然能够制造一场政变驱离帮主，即使她多么性感迷人，也并不能和所有人上床，而且，和她上床的马大元、白世镜对乔峰忠诚而和她不上床的陈孤雁积极参与了政变，由此可见，驱离乔峰的真正原因其实年轻帮主和高层的隔阂给予丐帮巨大的恐惧不安。 我从第49节开始，用了很多的文字讨论丐帮推举继承人的艰难，其实是想说明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偏好，这种偏好当然都有“原因”，不过，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被外人知道。 有些时候，因为“偏好”而产生的“爱屋及乌”也可能意外影响历史的走向。 任何集团都不可能绝对团结，多多少少是有矛盾的。老红一方面军内部也难免有矛盾，不过呢，老红一军团的朱毛的德能都远在红三军团的彭腾之上，相互间的争竞也正如林彪私底下弄一个小本子和彭德怀比战功，是拿不上台面的。 到了长征，林彪已经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能力表示佩服，发自内心的推荐彭德怀取代朱毛负责前敌指挥。 彭德怀、林彪瑜亮情结的消弭，原本应当促进两个主力军团的团结。问题出在草地分兵之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新的红一军团。从平衡的角度讲，既然彭德怀进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保留红一军团的番号就比较合理。然而，合编产生的一个麻烦就是干部的磨合。 老红一军团比较“锋芒毕露”的是罗瑞卿和刘亚楼，这两位在老红三军团部队里非常“苛刻”对待老红三军团的干部。老红三军团，有几个干部的脾气也非常厉害，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就是代表。 已经升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对于两个军团干部的内斗表现的比较宽宏，内心当然也有芥蒂。 长征结束到抗战爆发，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老红一方面军的红1、2、4等3个师调整了许多师级干部，这里头既有早就是师级干部的陈赓、彭雪枫、陈光、刘亚楼、李天佑，也有长征时期的团级干部获得提拔，比如杨得志、杨成武、邓华、黄永胜、杨勇等等。 红军东征后，红一方面军一个巨大的人事调整是：林彪去红军大学任校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相继由彭德怀比较欣赏的左权和陈光代理。 我的意思是说，长征结束后，老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选择，彭德怀起到相当作用——当然，具体到某一个人可能有所不同。 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彭德怀特别讨厌的罗瑞卿和刘亚楼在东征之后不但都去了抗大学习而且都留在抗大工作。八路军过河抗日，彭德怀长期负责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刘亚楼最终去了苏联而罗瑞卿过河后与彭德怀矛盾非常激烈。 毛泽东原本有用罗瑞卿主管杨得志开创的冀鲁豫根据地的谋划，因为彭德怀反对的非常激烈而最终选择让刘邓代管。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20师，被彭德怀欺负的忍无可忍的358旅第一任旅长卢冬生闹意气去了苏联，而抗战前后，彭德怀最少有两次策动贺龙去苏联。 抗战结束，罗瑞卿在晋察冀工作、刘亚楼在东北当参谋长，和彭德怀山河遥隔，到也没有什么矛盾，而伴随苏联红军回国的卢冬生意外被苏军的恶劣分子给枪杀了。 林彪意外一枪重伤、卢冬生意外一枪毙命，都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走向。 抗美援朝归来，声威大振的彭德怀挤兑的大将罗瑞卿、上将刘亚楼苦不堪言，尤其是刘亚楼，就他那个强横的性格，竟然装病。 在东北，彭德怀特别喜欢的陈光，最终与老领导林彪弄得心存芥蒂，我个人理解，除了陈光和林彪的矛盾外，也许有彭德怀喜欢陈光产生的负影响。 长征时期，陈光是红2师师长而刘亚楼是红2师政委，这种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如果没有特别的友谊，一般就有些麻烦。 陈光在东北的倒霉好像与刘亚楼在东北的得势是一个阶段。我个人理解，陈光的倒霉，可能与彭德怀对他的喜欢有关。 这些，当然是无史料的瞎猜。 |
|
@yc雨花石 2018-08-28 22:05:13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4节 在东北，彭德怀特别喜欢的陈光，最终与老领导林彪弄得心存芥蒂，我个人理解，除了陈光和林彪的矛盾外，也许有彭德怀喜欢陈光产生的负影响。 长征时期，陈光是红2师师长而刘亚楼是红2师政委，这种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如果没有特别的友谊，一般就有些麻烦。 陈光在东北的倒霉好像与刘亚楼在东北的得势是一个阶段。我个人理解，陈光的倒霉，可能与彭德怀对他的喜欢有关。 这些，当然是无史料的瞎猜。 ----------------------------- @bhfy18 2018-08-28 22:27:51 基本上是瞎猜，彭德怀喜欢陈光，应该是指挥风格相似，善于打硬仗，问题是林彪也喜欢陈光，三虎出延安，陪同的就是陈光和邓华，这都是彭德怀比较喜欢的将领。 陈光与林彪的矛盾起源于贺龙，在东北因为彭真有意用陈光取代林彪将矛盾表面化。雨花石先生特别喜欢贺龙，为尊者讳，在贺龙老婆猛烈攻击叶群的时候，贺龙非常支持，在这段时间陈光与贺龙打得火热，甚至将铺盖搬到贺龙那里，在林彪心理肯定有得意部属背叛的心理不...... ----------------------------- 彭德怀喜欢陈光而讨厌刘亚楼，是有史料可查的。 长征时期，陈光、刘亚楼分任红二师军政首长，现在，见不到二人不睦的材料。那个时候的红二师是林聂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压根与彭德怀无关联，陈光和刘亚楼都是林彪喜欢的干部。 草地分兵后，彭德怀是陕甘支队的司令员而两个军团开始混编。 请注意，任何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誉感。 从井冈山开始，彭德怀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在林彪之上，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实力弱于林彪的红一军团。 这个类比，有些相似于淮海大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资历和地位都高于华东野战军双代的粟裕，但，中原野战军的实力弱于华东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出现过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和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的合编，这个矛盾就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陈毅在历史上始终是陈毅的领导，而且，山东野战军的实力也比华中野战军的实力雄厚。粟裕虽然能打仗，但因为个人的资历和华中野战军的实力，担任副职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论偶然因素，1955年，华中方面获得军衔的大将粟裕、上将张爱萍、钟期光等3人，而山东方面，军区和野战军，即使不算陈毅，大将有张云逸，上将有王建安、傅秋涛、陈士榘、唐亮、宋时轮、许世友、叶飞、赖传珠等8人。 华中的张爱萍因伤去了苏联而山东的赖传珠坚决去了东北。 彭德怀地位日益进步而林彪竟然被弄到红军大学教书，老红一军团干部难免有一点“内心选择”。坚决不为彭德怀所喜的罗瑞卿和刘亚楼，难免就会对彭德怀特别喜欢的陈光有情绪。 这个道理极简单，现实生活里，比较的多。 陈光从山东回延安和贺龙打得火热，考虑到薛明和叶群闹别扭，林彪可能对陈光与贺龙亲密不满。然而，因为林彪的位置绝对不弱于贺龙，陈光与贺龙的亲密只能理解为性格相投。然而，彭德怀硬顶着毛泽东的电报最终舍罗荣桓而用陈光代理115师，加上彭德怀在长征后竟然任命陈光担任彭德怀的嫡系部队红4师的师长，便是彭雪枫也只能当政委。那些有彭德怀不睦的人难免对陈光有情绪。 陈光到了东北，多次和林彪矛盾，这里头难免因为性格、难免因为误会，处于林陈之间的罗荣桓、刘亚楼的态度，如何？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6节 因为文革，极大损坏了战争时期林彪的真实形象。 举个例子，抗战结束后赖传珠一定要去东北投奔林彪。 赖传珠是老井冈山，长征初期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政委。 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红八军团撤编，军团政委黄苏改任红一师政委，赖传珠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之后调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 这个调整，一个是黄苏有中央委员的级别，另一个就是黄苏真的很能打，虽然是政委而军政都比较硬。 抗战爆发的1938年1月，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处长，这是赖传珠转岗军事干部的开始，排序在正副参谋长张云逸、周子昆之后。 皖南事变，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赖传珠是新组建的新四军的参谋长。 赖传珠有一个记日记的好习惯，即使长征时期也坚持每天都写日记，即使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也没落下，使得红军的行军路线变得有据可查。据说，后来的长征路线图，就是根据他的日记复原的。 不过，正因为《赖传珠日记》的真实性，尤其是赖传珠去世于1965年，其日记较少因为文革劫难而修正，这个日记比较难以得到。 我从网络看到赖传珠的一个材料。 1945年日记。 10月25日 上午找李一氓、刘瑞龙、后勤部等开会，具体部署北移工作、兵站线组织及供应等。将地处、计划发出去。王必成等到此谈问题。我去电少奇同志，坚决要求调东北去工作，为党在前方服务。 难道留在华中或者手动就不是“为党在前方服务”？ 怎么理解这个日记的“坚决”呢？ 1945年10月28日，中央致电华中局及罗荣桓、李作鹏、陈毅、黎玉并告东北局： “……（乙）华中叶飞纵队仍照前议去东北，出足三个旅九个团及一个直属团共两万人或再多一点，其中至少要有三个至四个主力团。出发时间可推迟十天至十五天，衣服装备均须办足（但须轻装，不要笨装），恢复疲劳，鼓舞士气，整顿纪律，带足政治工作及地方工作干部，以叶飞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取黄克诚路线去东北。（丙）……” 中央答应了赖传珠的“坚决要求”。 有些人猜测，赖传珠离开华中去东北是否与陈毅、饶漱石恶斗的“黄花塘事件”有关。我个人不支持这种观点。第一、饶漱石还是华东的一把手，赖传珠不必要忌惮陈毅。2、华中当时相对独立于华东，当家的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对陈毅并不买账。 因为形势变化，1945年12月6日，中央决定叶赖纵留山东作战，致电山东的“陈饶张黎并告张粟谭叶赖”一个极重要的决定：“叶赖纵队停止进入东北任务，着留山东参加这一带有决定性的战斗。” 1946年5月17日，赖传珠致电刘少奇、张云逸等，“如一纵不去东北，则我要去东北做军事工作。” 1945年10月25日，赖传珠只是“坚决要求调东北去工作，为党在前方服务。” 至于到东北的岗位，赖传珠并没有方向性要求。而1946年5月17日的电报是“我要去东北做军事工作。” 也许，和叶飞这个司令员合作的也不愉快。 一直到1946年9月6日，中央来电同意赖传珠去东北，一纵政委由叶飞兼任，在这之后，一直到淮海战役打响，叶飞都是华东一纵的司令员兼政委。 1946年9月18日，赖传珠绕道平壤，10月23日到达哈尔滨，东北局任命其为吉林（东满）军区副司令。1947年1月20日，东北局决定组建东满独立师，赖兼任独立师师长。7月27日 在哈尔滨开会时，林彪找赖传珠谈话，要其组编第十纵队，组建即将完成时，接东北局电令，任六纵政委。 一般规矩，组建完成后，部队组建者担任部队的主官。不过，东野十纵的战斗力在东野不过二等，首任军政首长梁兴初、周赤萍在1955年都是中将军衔，而赖传珠是上将。 赖传珠就任的东野六纵是东野的头等主力纵队，其先后的司令员陈光、洪学智、黄永胜，除了陈光这个倒霉蛋，都是上将。 赖传珠去东北，一开始是二级军区的副司令员，相对应的是纵队副职，只到就任六纵司令员，才持平与在山东的华野一纵政委。到了1949年解放军统编番号，并没有参加淮海战役的老搭档叶飞进步为三野十兵团司令员，政委一职由早就进步为苏北兵团司令员的韦国清转岗担任。赖传珠则进步为四野十五兵团政委，与邓华搭档。 林彪编组的4个兵团，实力整体比较平均，每个兵团都是3个军，军队的军政首长的老部队都配给老首长。15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是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是贺晋年，这4人的老部队分别是七纵、六纵、十一纵，所以，15兵团的3个军是43军、44军、48军。这3个军，除了有董存瑞的东野11纵战斗力较弱，其他两个纵队是比较牛的。 粟裕当家的三野，也编了4个兵团，不过，三野编组兵团的特点是兵团的军政首长都不指挥自己的老部队。还有一点，三野的7、8、9等3个兵团都是4个军，唯独叶飞的十兵团是3个军，即28军、29军、31军。 华野最能打的野战纵队，粟裕晚年评价是1叶飞、3（原王麓水后何以祥）、4陶勇、8王建安、9许世友等5个主力纵队，排序在6的10纵（宋时轮）被粟裕单列，略弱于5大主力。 这6个纵队后来是20军、22军、23军、26军、27军、28军。叶飞的十兵团领头的是略弱于5大主力的28军，其他的29军（11纵）和31军（13纵），都还比不过王必成的6纵。 没有主力且比较薄弱是叶飞十兵团的基本特点，其经略福建这个解放台湾岛的前哨有些弱。 赖传珠去东北前后，华东方面的主要领导，山东方面是饶漱石挂名之下的陈毅、张云逸、黎玉，华中方面是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粟裕、谭震林，以上等9人，除了抗战时期从白区来根据地的饶漱石、黎玉外，全部是老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3人还是老井冈山。 赖传珠在他的日记里也并没有清清楚楚写自己宁可一个人也要去东北的原因，我们只知道分管新四军的刘少奇代表中央两次答应了赖传珠的要求。 和赖传珠相类似的是杨得志，这个老红一军团的干部，在抗战结束后也一个劲想去东北投奔林彪。 抗战时期，和120师、129师的区域发展不同，115师是“跃进式”发展。 115师一开始是聂荣臻分兵去了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后来在贺龙的120师的帮助下经略了冀中和冀热辽，抗战后期，形成了统一的“晋察冀热辽根据地”。 之后，杨得志代旅长带领344旅一小部先遣去冀鲁豫试探发展。 之后，因为林彪被枪伤离队，陈光、罗荣桓带领115师师部和343旅旅部以及686团进入山东发展。 在陈罗入山东之前，343旅685团已经在彭明治带领下以苏鲁豫支队的名义放了单飞。 然后，黄克诚带领344旅主力到达冀鲁豫，经过休整分编后，黄克诚带领主力南下汇合彭明治的苏鲁豫支队跃进苏北加入了新四军系统。 留在晋西南的115师留守部队，最终在陈士榘的带领下来山东与陈罗汇合。 抗战后期，115师，大体形成了聂荣臻统帅的晋察冀热辽和陈罗名义统帅的山东、冀鲁豫、苏北等两个系统。 因为聂荣臻的晋察冀已经脱离了115师的系统独立发展，且聂荣臻原本就是115师的领导，对于115师而言，晋察冀的创建和壮大压根就不是分兵单干而是另创一个分公司而已。 可是，因为陈罗，特别是陈光不能胜任115师在广阔区域的分兵发展，连整合自己所在的山东都比较吃力的大环境里，分兵发展的杨得志的冀鲁豫和南下支援新四军的黄克诚部就有被129师、新四军“拉走”的可能。 为整合部队，也是给自己的部队贴上标签，1940年冬，115师编为7个教导旅。教一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教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吴文玉(后为符竹庭)，教三旅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教四旅旅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后为张国华），教五旅旅长梁兴初、政委张国华（后为罗华生），教六旅旅长邢仁甫、政委周贯五。另辖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邝任农。 没了？ 没了。 我搜了许多材料，很轻松就找到6个教导旅的材料，教导第七旅的材料极难找到。 如果有人找到，告我，我表示感谢。 请注意，我说的是1940年冬，这个时间节点的教七旅。 如果我们看这6个教导旅，立即发现一个问题，他其实仅仅整合了在山东的115师系统的部队、杨得志在冀鲁豫的部队和黄克诚指挥的南下八路军的彭明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685团（缺2营）的那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简洁说，就是没有整合黎玉为首的山东纵队和黄克诚带走南下的344旅的主体部分。 如果说的更直白一点，115师仅仅想整合115师师部和343旅在抗战时期发展的部队，这个时候的陈罗，不但整合不了黎玉的山东纵队，就是黄克诚指挥的徐海东的老部队344旅都有些困难。 问题是，既然你的旗号是115师整编，不整编344旅是不恰当——硬性整编也可能被拒绝。 为什么呢？ 徐海东的344旅的基本部队（不算陕北红军编成的两个营），是来自鄂豫皖的红25军，在老领导徐海东已经去新四军发展的大前提下，难免有南下投奔的积极性。 山头，还是山头。 在这种情况下，115师对外宣布整编为7个教导旅，其实，就是给344旅一个皈依的名额。结果，344旅并没有兴趣，于是，山东方面就只宣布了6个教导旅。 这个时候，黄克诚南下指挥的部队，既有遥尊山东的彭明治的教一旅，还有遥尊徐海东的344旅。至于黄克诚本人，他是红三军团的干部，在教一旅和344旅都没有基础。 黄克诚成功指挥部队南下完成了与陈毅、粟裕的苏北会师，成功在苏北发展，并且将彭明治的教一旅和刘震的344旅整编成新四军的第3师。抗战胜利后，黄克诚指挥第3师35000人马直取东北，那是一声令下地动山摇，无论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还是老红25军的干部，统统是秉遵将令。 政工出身的黄克诚弱于大兵团指挥，其长处是战略思考、根据地建设、整训壮大部队。 苏北时期的黄克诚，其副职先后有张爱萍、洪学智、刘震等3个上将，更有一个特特别倚重的政工干部吴文玉。 大多人不知道吴文玉是何许人，大部分知道他改名后的吴法宪。 抗战时期的吴文玉， 在山东，因为对湖西肃托扩大化有领导责任而被罗荣桓惩戒，文革时期的吴法宪，因为林彪而最终关进监狱。在苏北时期的吴文玉，却极被“党内圣人”黄克诚倚重。 绝大部分人，都有“志士仁心”，绝大部分人也都有“潜滋暗长的私欲”，也许，黄克诚的正面形象压抑了吴文玉的负面性格而极大发挥了吴文玉的卓越才华。 环境，对人的影响，真的很重要，特别是领导的“师范”诱导。 我看一个材料，党内圣人黄克诚的“黄老”的尊称竟然还有一个演变过程。 从1928年湘南起义开始，因为有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大无畏的品格，黄克诚就没完没了的给领导提意见，因为他“老是唱反调”，于是，被调侃成“黄老”。 黄克诚，出生于1902年，早就被“黄老”了，当然不同于徐特立这样的老同志的“徐老”。 不过呢，这老唱反调的黄克诚因为有尖锐的洞察力，大多“反调”竟然被证明为“正确”，于是，这“黄老”就逐渐演变成尊称了。 如果做一下对比，我们发现1927年到1943年的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也非常类似黄克诚，没完没了的“唱反调”，不但被湖南省委、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等上级机关批评乃至于撤职——曾经被误传开除党籍——竟然还被自己的部队选掉了前委书记，竟然还被“富田兵变”了一次。 一次一次的“反调”被证明为真理，毛泽东最终成为革命的领袖。 一次一次的“反调”被证明为真理，毛泽东最终成为革命的领袖。 一次一次的“反调”被证明为真理，黄克诚最终成为革命军中的大人物。 不过，一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黄克诚仍然被压抑着，他就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局提出自己的战略思考，饶漱石竟然拒绝想中央呈递，黄克诚只好自己越级汇报。 抗战胜利到渡江战役，共产党的战略家，大约是3个，毛泽东、黄克诚、粟裕。不过，粟裕，仅仅在1948年就南线的军事斗争提出思考，截然不同于黄克诚在1945年就整个国共相争的全局思考。 1941年，皖南事变后，黄克诚的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3师，到1945年奉中央明令开拔北上离开苏北，黄克诚的新四军岁月不但不平坦，而且很艰苛。因为曹甸战役的分歧，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斗的不可开交，竟然被免掉师长的名义。因为党内斗争的分歧，饶漱石也非常讨厌黄克诚。 然而，黄克诚仍然建立了根据地、整合了两个山头的部队。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7节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黄克诚为什么不积极344旅也整编为115师的教导旅呢？ 黄克诚和陈光都是湘南暴动的参加者——当然也是湘南老乡——黄克诚与陈光也都上了井冈山，当然，陈光最终留下而黄克诚仅仅呆了很短的时间就给打发回了湘南。 因为被打发离开了井冈山，这上过井冈山的黄克诚其实不算井冈山的基本干部，黄克诚是正儿八经的彭德怀红三军团的骨干代表。 抗战爆发后，彭德怀之外，红三军团的几个重要干部，彭雪枫、黄克诚、张爱萍非常意外都进入了新四军的系统。 1955年授衔上将，红三军团的老红军干部有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张爱萍、彭绍辉、唐亮、周桓、钟期光、李聚奎、李天佑（他其实是红七军的干部）等。 还有大将黄克诚。 仔细研究，我们发现一个极有趣的怪异：从抗战开始，绝大多数红三军团的干部脱离了彭德怀的直接指挥。如果说，抗战时期的彭德怀已经高升副总指挥，他的部属级别低够不上彭德怀的直接指挥，那么，解放战争时期，老红三军团的高级干部，除了彭绍辉外，竟然极少在西北野战军，多少有讨论一下的意义。 当然，这还有一个理解，彭德怀在1947年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的部队绝大部分是贺龙的部队，较少自己的老部下也可以理解——彭绍辉也是草地分兵滞留红四方面军（红30军参谋长）后转红二方面军（红6军团参谋长），从抗战开始就在120师系统（120师参谋处长兼教导团团长）。 我们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的确没有出现千里迢迢老部下去投奔的现象，比如赖传珠。这种现象，我个人理解，一个方面是彭德怀心怀宽广，不积极搞小派别。另一个方面，彭德怀脾气不好，对待高级将领特别严格，人缘并不好。 黄克诚是党内圣人，要求别人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他不喜欢搞派系，对于别人搞派系，他当然就不支持。 当然，天下事情没有绝对的评价，特定时期搞小派别也许有利于工作——特殊时刻。 黄克诚南下，指挥着两个不同派系的部队，红一军团红2师和红四方面军红25军去苏北搞大战略，完成这个任务是压倒一切的事情。一支部队内部有两个山头，偏偏自己是一个外来户，如果自己不谨慎立场而卷入派系的挣扎，问题会很严重。 对于黄克诚而言，我不管你们这两个部队遥尊哪一个山头为精神皈依，你们必须在我的领导下完成中央给予的大战略。 在这之后不久，黄克诚直截了当把部队按照新四军的番号统编了部队，什么教1旅，什么344旅，在新四军的番号是第7旅和第10旅。 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哪里那么多的麻烦？ 杨得志的冀鲁豫当然就接受了115师的统编教导旅番号。为什么当然接受呢？因为杨得志和他的部队确实是115师的基本部队。 抗战中期的冀鲁豫的归属一直比较麻烦。为了整合山东纵队，也是为了发展具有极重要战略位置山东东部，陈罗指挥的115师必须离开鲁西而东进。这样一来，因为距离遥远、地理的阻隔，115师师部只靠电台指挥冀鲁豫的杨得志，颇感吃力。湖西肃托被别有用心的人极端扩大化，非常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师范扩大化。无论夏曦在红二军团还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肃托，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的肃托，最高领导人始终掌控着肃托的局面。湖西肃托非常特别，115师师部的罗荣桓和陈光都是不喜欢搞“杀人”的人，而竟然出现如此大的人间惨剧，说明他们的精力、能力已经不能胜任管理广阔区域的任务。 当然，冀鲁豫和山东方面的联系其实还是畅通的，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罗荣桓可以昼夜兼程赶到湖西管控局面。 可是，请注意，管控部队不力，或者监管不力，这个责任是客观存在的。 杨得志自身的威望和能力，还不能与刘邓、聂荣臻、贺龙、陈饶等并列领导一个战略区。 长征初期，杨得志是一个团长，到达陕北进步为师长。 有些朋友可能说，红2师的师长也就比红1军团的军团长差一个等级，最多两个等级。 不然，大大的不然，因为军团长和军团长、师长和师长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 比如，长征初期，周昆是红8军团的军团长，好像和红1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等列，其实差的太多太多。比如，抗战爆发，周昆的职务是115师参谋长而林彪是师长。120师参谋长周士第是上将、129师第一任参谋长倪志亮是中将。 师长和师长，差距也巨大。陈赓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长，按照对应关系，抗战爆发，也就是正团或者副团，然而，他是386旅旅长。就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编为129师的对应关系，385旅和386旅的正副旅长都是军级，比如，386旅的副旅长陈再道就是红4军军长改任386旅副旅长。 然而，整个红四方面军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师级干部调任386旅旅长都心悦诚服。 电视剧《亮剑》里，刺头李云龙这个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时期、抗战中期的团级干部，对旅长陈赓是敬若神明。 鄂豫皖时期，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都曾经是陈赓师长的部下。陈赓在红军时期名分进步较慢是种种机缘造成的，陈赓的能力是无人敢于轻觑。 1937年红军大改编，陈赓曾经的部下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344旅旅长而陈赓是386旅旅长，如果两旅联合作战，谁指挥谁？ 1949年大军南下，5月28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命令陈赓领导的第四兵团归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对白崇禧的作战。在这之后，就迂回包抄白崇禧的战役部署，陈赓和林彪发生了争论，这争论最终报到毛泽东那里由毛泽东决断。 陈赓是中共七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有参与决策的名分，而且，作为第四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尤其是，第四兵团的编制原本属于刘邓的二野，陈赓调四野原本属于客军打帮工。 陈赓确实可以将自己的军事思考告知中央军委。 可是，在军事大略之外，仅仅就一般所谓军事指挥体制，陈赓就敢于和林彪冲突。在得知陈赓兵团划拨四野指挥后，林彪派联络副官到四兵团要求今后野司要联络到师，四野称此为“超越指挥”，并要回电。 陈赓的最后答复是：“各师执行特殊派遣任务时，随时沟通联络。我们各师电台少，不宜都沟通联络”。 因为林彪文革的错误，后人对待林彪就习惯性严苛。其实，林彪在军事指挥方面，固然算不上天才，但也是绝对的顶尖。正如《射雕》的华山论剑，除了王重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势均力敌难免有偏长或偏短。 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这些红军时期崛起的名将，当然都有走麦城的疏忽，但，都有纵横四海的军事能力。比如，指挥几十万大军搞大兵团作战，贺龙确实弱一点，但，打游击、拉队伍搞长距离战略机动，贺龙的能力是巨强的。 从1934年寻淮洲红7军团北上到1936年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西征，两年多的时间，主力红军共有7次长距离的战略运动：1、寻淮洲、方志敏指挥的红7（后来合编为红10）军团的先遣北上；2、肖克指挥红6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去湘西汇合贺龙；3、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的远征；4、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红25军离开鄂豫皖向陕甘根据地远征；5、贺龙、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向川西北的远征和离开川西北跨越渭河向陕甘根据地远征；6、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离开川西北向陕甘根据地远征；7、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过黄河西征新疆。 这7次远征，除了贺龙、任弼时指挥已经合编的红二方面军离开川西北跨越渭河向陕甘根据地远征，在最初的阶段是和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共同前进外，其他的远征都是单打独斗的求生存、求发展，某种程度讲，都带有哥伦布在茫茫大海远征寻找新大陆的味道。 这7次远征，方志敏指挥红10军团的北上和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西征损失最惨，方志敏部只剩下粟裕残部搞游击，西路军基本丢失了建制指挥。 除了这两次远征外，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的远征损失最大。出发的时候不到9万，途中当然有巨量的扩红，也就是说先后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兵员最少也在10万以上。最终跟随毛泽东、彭德怀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最多也就8千人，当然还有留在川西北的红5军团和红9军团，这两个军团的病例都已经非常单薄，合起来也不到5千左右。 滞留川西北的红5军团，最终又合编了王维舟的红33军，所以，后来的红5军的兵员数量已经不能成为分析红5军团兵力的基本依据。 如果以兵员损失而言,中央红军的远征,即使加上到达会宁的董振堂和罗炳辉等两支部队,也是极惨的。 肖克指挥红6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去湘西远征寻找贺龙，不但损失巨大，而且部队已经被打乱了建制，侥幸的是分散突围的李达率领一部兵力向湘西突进巧遇贺龙。肖克之所以能够完成任务到达湘西并收容部队，很大程度是因为贺龙部队积极前出迎接。 就整支部队远征获得最大成功而言，毫无疑问是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带领红25军从鄂豫皖最终到达陕北的跳跃进军。红25军远征，最后不但没有减少兵员且还在途中建立了根据地留下了陕南红军。 红25军长征是2900余人，途中建立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最终到达陕北是3400余人。红25军离开陕南去陕北的时候，据红74师政委李隆贵在1937年2月16日的一封2300多字的给中央的报告知，“从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只留下主力一个连和一批下层的干部，除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3人外，以及医院伤病兵约两百人，再在陕南地方所新成的地方武装总计一千以上人”。 也就是说，在离开陕南的时候，红25军掌握的力量其实在4000人以上。就长征时期的红军而言，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不过，红25军长征，最大的损失是牺牲了政委吴焕先。 红25军的精神领袖和领导核心都是吴焕先，吴焕先是极能打仗的政工干部，也长于根据地建设和整编军队。 吴焕先牺牲于1935年8月21日，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吴焕先牺牲后，红25军不但卷入了西北红军的内部斗争而且在抗战初期表现也非常的一般，或者变现不能令人满意。 徐海东，是能打仗的战将，但其综合能力，不如吴焕先，远甚。 |
|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8节 红25军之外，贺龙、任弼时指挥的红2、6军团的远征，和其他红军部队的远征相比，是最成功的。 肖克、王震指挥的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的时候将近9700人，与贺龙会师的时候只有3300多人。 1934年10月24日，两支部队在木黄会师的时候，贺龙部队是4400多人，贺肖两部兵力不足8000人，从这个时候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两年的时间，贺龙、任弼时指挥这支部队首先是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到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带领红二、六军团主力17000多人长征，这1年的时间，贺肖两部的不但创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长江以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红军后期最大最巩固的根据地——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经济都不能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相比。 红25军长征途中建立鄂豫陕苏区，到达时军队是2900余人，顶峰时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无论是扩红的数量还是增长率都远远不能和贺肖的红2、6军团相比。 红2、6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不但打破了国军11万部队的围剿，而且取得了忠堡和板栗园两次大捷。1935年6月12日到14日的忠堡大捷，红2、6军团不但消灭了国军2000余人且活捉了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1935年8月3日的板栗园大捷，不但全歼第85师师部另2个团又1个营3000余人，且85师师长谢彬受伤后自杀。 如果以1948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大战役比较，忠堡、板栗园的战果太小了，但以1935年的红2、6军团而言，以万余部队在强大的国军里剜出国军建制部队而聚歼，是光辉灿烂的战绩。 和忠堡、板栗园两战相当的是红15军团在劳山、榆林桥取得的巨大胜利。 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非常稳固，之所以离开去了陕北，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央红军离开川西北北上的消息。红25军是一支有着崇高革命信仰的部队，积极向中央靠拢、坚决接受中央的领导，为此，不惜舍弃鄂豫陕苏区。 和红25军离开鄂豫陕苏区一样，红2、6军团在湘鄂川黔的根据地也是非常巩固的，他们已经领导了200余万群众，之所以舍弃，并不是不能坚持，而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总兵力是13000多人，不算从红四方面军调入的红32军的1000多人，从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的战士17000人剩下的大约是12000人，考虑到途中也有扩红，其兵员损失大约是3分之1。 这个损失真的太小了。 我们看中央红军，1934年12月5日突破湘江后大致清点人员是37000人，罗炳辉的红9军团大约是3000人。按照党史的评价，之后的军事斗争基本在正确指挥下做出，1935年6月懋功会师的时候，大体的材料，红一、三军团合计约13000人，红五、九军团约5500人，中央直属队和红军总部约3000人。总数量大约是21500人，非常接近后来西路军的数量。 1935年9月毛泽东、彭德怀北上只有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大部，总兵力大约在13000到14000左右，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只有9000人。 中央红军从遵义会议到懋功会师的指挥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负责的，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到甘孜的军事指挥是贺龙、任弼时负责的。 刻板的用保持军队的比率评价军事指挥能力是不讲理的，因为双方面对的作战对象不同，但，我们必须承认，贺龙、任弼时指挥部队远征的能力是突出的。 贺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确没有指挥过重要战役，其最后的军事生涯是指挥18兵团翻越秦岭入川，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后期，贺龙指挥三个军的庞大兵团还是可以完成战略任务的。1947年3月，毛泽东原本是想让贺龙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迎战胡宗南，最终变成了彭德怀，说明彭德怀指挥大兵团的能力的确在贺龙之上，但不能说明贺龙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毛泽东不可能拟议一个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只会军队和胡宗南打架，尤其牵扯到他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安全。 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直接指挥过两个以上兵团的高级将领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除了他们之外，单独指挥大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还有晋察冀的聂荣臻、入川的贺龙、胶东的许世友、挺进豫西的陈赓。 我论述贺龙在红军时期巨大的贡献和突出的战绩，目的是一个：1955年被评为元帅的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的这6位战将，之所以成为元帅，都不是侥幸，都是有深刻的功底。 和陈赓相比，林彪的资历缺点是他仅仅是黄埔四期而陈赓是黄埔一期，南昌起义的时候陈赓是营级而林彪是连长。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陈赓任第12师师长。至于林彪，他在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在1932年3月任红1军团军团长。 如果就红军时期的贡献而言，林彪的确远远在陈赓之上。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即使刨除军功和军职，仅仅就在全军的威望论，陈赓也远不能和林彪相比。 就一般的战役指挥而言，也就是指挥到下面两级，也就是野战军总部也就指挥到兵团和军级，不过，因为特殊的需要，野战军是可以指挥到师级——指挥到团级那就极特殊了。 就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争真实，超越两级指挥，也就是野战总部指挥到师级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从林彪直接指挥丁盛而腰斩七军可以证明，野战军总部保持对各师级单位的电台通讯是非常必要的。 陈赓不可能不知道林彪派人要第4兵团各师通讯的必要性，但，他竟然以“我们各师电台少，不宜都沟通联络”为借口，拒绝林彪的理所应当的要求。 陈赓这个人，能打仗有资历，但，依仗其黄埔一期和1922年入党的老资历，不但颇不尊敬领导且也不那么团结同事。 陈赓与刘伯承的关系非常的“一般”，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的“僵硬”，与薄一波、谢富治这两个搭档的关系处理的“极差劲”。 按照薄一波晚年的自我批评，在太岳军区， 薄一波和陈赓搭档时颇有矛盾，起因是薄一波有山头倾向本位主义，在决死一纵队和386旅之间处事不够公正，陈赓对此有意见。 问题在于，薄一波写这个自我批评的时候，陈赓已经去世了太多时间。作为健在且掌握了巨大话语权的顶层元老，尊敬历史自我批评不但无损威望而且会有更大的威望。 反过来讲，难道陈赓处理问题就绝对公平而不偏袒他的386旅？ 解放战争时期和陈赓名扬四海的谢富治，最终也因为和陈赓合作不愉快而选择离去。1949年2月第二野战军成立后，谢富治主动提议远离陈赓，于是被安排为陈锡联第三兵团的政委，至于陈赓就第四兵团司令员政委一肩挑——后来是宋任穷就任第4兵团政委。 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自己都公开承认有山头有派系，这些山头和派系对革命当然起到很不好的作用。 抗战中期的杨得志开创的冀鲁豫根据地，当然是115师的基本地盘，问题是，当陈罗指挥的115师师部的工作重心日益东移后，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级战略区的冀鲁豫，就必须被整合，因为杨得志的资历、能力、地位都不可以与刘邓、聂荣臻、贺龙等人等列——陈罗其实是替林彪在115师看家。于是乎，因为地理位置的缘由，冀鲁豫必须被刘邓指挥。 115师皈依感极强的杨得志对此态度有些“不积极”，然而，他扛不住来自于顶层的博弈。 1944年，因为胡宗南对延安形成了威胁，中央命令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派出有力部队去陕北勤王。晋察冀的聂荣臻派黄永胜带去了机动旅、晋冀豫的刘邓派去了王近山的新4旅，唯独冀鲁豫是杨得志亲自带队带去了教导旅。 杨得志离开冀鲁豫后不久，129师系统的宋任穷就接掌了冀鲁豫的最高领导权。 1944年，杨得志离开冀鲁豫去延安，既是高层博弈的结果，也是他个人对于老115师，或者说，对于林彪感情的体现。 一年后，抗战结束，为和蒋介石争夺天下，共产党进行了急迫的战略区整合，林彪的三次职务调整颇影响了一批战将的人生轨迹，特别明显的就是杨得志。 |
| 首页 上一页[15] 本页[16] 下一页[17] 尾页[22]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煮酒论史 最新文章 |
| 谈谈历史，看上至千年每个朝代的和平时期 |
| 亚历山大是中国人？ |
| 秦桧是不是被诬陷，乃至千百年来一直替人背 |
| 对越作战解放军老兵的回忆(整理版) |
| 酒鬼也来说说《山海经》 |
| 历代研究《穆天子传》西行线路的死穴 |
| 连载长篇原创《一本正经说晋朝》 |
| 保卫司马南 |
| （第四篇）透过《燕云台》追寻辽朝之往昔 |
| 一个国家如果有几万年历史，不会造飞机火车 |
|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
|
|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
娱乐圈
娱乐
弱智
火研
中华城市
印度
仙家
六爻
佛门
风水
古钱币交流专用
钓鱼
双色球
航空母舰
网球
乒乓球
中国女排
足球
nba
中超
跑步
象棋
体操
戒色
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 利物浦队 托特纳姆热刺 皇家马德里 尤文图斯 罗马 拉齐奥 米兰 里昂 巴黎圣日尔曼 曼联 |
|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