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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5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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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5节 1948年国共大决战的主战场是进攻锦州，而辽沈大战的关键是塔山。 就是否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林彪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原本已经决定南下作战的林彪，在得知傅作义抽调侯镜如组成东进兵团援救锦州的时候，林彪发生了动摇。经过深沉的思考，最终南下的林彪为保障锦州攻城，派出有力部队在塔山阻援。 塔山是塔山堡的简称，然，塔山既没有塔也没有山。塔山只是锦西以东大约有一百户人家的小村庄，距离锦州30公里，距锦西4公里，之所以重要就在从关内驰援锦州的国军必须经过塔山而绝无绕行的可能。 为了确保塔山阻截国军，林彪调吴克华的4纵、贺晋年的11纵、热河独立4师、6师和炮兵旅于塔山构建阵地。 为统筹指挥，林彪命令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迅速向塔山地区集结的所有部队。 为提防万一，林彪命李天佑率东野1纵进至高桥，为随时增援的总预备队。 塔山一线虽然有两个纵队，贺晋年的11纵确实的新部队，战斗意志虽然旺盛——出了一个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战斗英雄董存瑞——毕竟是新部队，战斗经验和指挥技巧是弱的。东野4纵，那是来自于山东的抗战老八路军，老骨干多，战斗力突出。 贺晋年虽然资历很深，与高岗、林彪等人感情非常的好，但，1948年之前，他始终没有指挥过主力部队打过恶仗。8个师的部队放到塔山这种狭小的战场打阻击，不要说林彪的野战军总部无法统筹，就是第二兵团部的程子华也无法具体指挥，只能由主力纵队的吴克华统一指挥。 对此，林彪颇有体会，他既不能打破指挥体系越级指挥，而对吴克华还非常的不放心。 于是，林彪派作战处处长苏静至四纵作联络员，参加党委会，不发表意见。苏静携带与总部单独联络的电台，来往电报他人无权得知。 之所以如此，是林彪担心阻击战伤亡过大，指挥员动摇。 对于野战军总部的这种饶过政工体系的督战，吴克华非常抵触：“这是从红军以来没有过的怪现象！” 这也是林彪对于塔山阻击战极端关注和重视。 为掩护锦州攻城而展开的塔山阻击战，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共进行了6天6夜。 塔山这个无险可守的地方，因为国军拥有海空军炮火优势和相对兵员优势，只要没完没了打下去，只要李天佑1纵不投入战场，最终是守不住的。 然而，吴克华不需要最终守住塔山，他只要能够坚持住林彪的主力攻克锦州就可以。 林彪总攻锦州的部队，除了炮兵纵队之外，主要是第 2、第3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组成的北集团，第 7、第 9纵队组成的南集团，还有第 8纵队的东集团。 参加总攻的解放军是25万人，防守的范汉杰只有10万人。 一旦林彪的主力拿下了锦州，侯镜如攻克了塔山还有什么意义呢？ 228年的诸葛亮的形势，与1948年锦州大战的林彪有一点类似，只要派出一支部队完成对张郃的必要时间的阻击，诸葛亮完成对陇右的接收并集结主力，就胜利在手了。 很多人，对于马谡能否守住街亭是有疑虑的。 《孙子兵法》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攻城拔寨，与，野战，有巨大的区别。纵观整个三国时代，除了水淹和火攻这种借力猛攻之外，猛攻对方的营寨而得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诸葛亮只要派出一个要经验的将领带领一支部队在街亭这个比较狭隘的山口当道扎营就可以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地形的限制，张郃无法搞延翼比赛和偷越，虽然拥有绝对多数的兵力而实际不能展开，投入一线的兵力并不占据优势。 1948年10月13日，是塔山大战最激烈的一天，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第95师的1个团，分为3个波次，在最前边敢死队的带领下正在发动凶猛的冲锋，华北战区督战主任罗奇上将亲自督战。 国军虽然有11个师，其实冲锋的部队只有1个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你11个师压根就无法展开，只能眼睁睁作壁上观。 双方都在搞车轮大战，吴克华也及时构建了二道防线。 张郃的部队不但不利于展开，而且，战斗力也并不突出。 《资治通鉴》说：“谡之未败也，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及败，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张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 马谡失败后，王平指挥自己的千人小部队不但从容撤退，而且很从容的收容马谡丢散的分路突围的溃兵。 张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 张郃对于王平的放纵，归根结底是实力的并不强大到压倒性优势。 只要有粮食，马谡在街亭防守个十天半个月，真的不困难。 为什么吴克华防守塔山如此之难而马谡防守街亭就相对容易呢？简单，武器的进化对于战争的形态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比如，古代攻城，除了云梯就是破门偶尔也有掘地道，在近代，多了一个重炮破城。 武器，相当多的削减了防守方的地形优势。 对于防守街亭的人选，诸葛亮这边是有争论的。 《三国志》：“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 《资治通鉴》：初，越儁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 诸葛亮原可以用老将魏延、吴懿等防守街亭，从任何军事角度讲，谨慎的诸葛亮都不应该用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书生去担当这样一个关乎北伐大业的重任。 不过呢，大多人研究街亭守将选择的时候，忽略了诸葛亮对于蜀汉后备人才的培养的心态。 蜀汉集团的干部的派系，大体有赵云、刘琰、陈震等首义干部（前荆州时代）、荆州系干部、西川系干部、东州系（汉中）干部。因为时代更替，当年追随刘备的老同志大多去世，蜀汉集团的干部主体原本是荆州系，但，关羽丢失荆州，不但损失了荆州干部的主体更丢失荆州干部地盘依托。益州干部在蜀汉集团的地位必然缓慢上升。 诸葛亮当然要保持荆州系在蜀汉集团的主导地位。 诸葛亮北伐，旗开得胜气势如虹，形势一片大好之下，诸葛亮立即遇到一个现实的选择：继续大进军的北伐大军的核心军事干部的保留和选派相当干部管理新占领的地盘。 简单的说，一旦完成对陇右五郡的占领，即使诸葛亮不能短期下郿县而得手长安，只要继续向西占领河西走廊的4郡，那么，其新获得的地盘已经超过刘备曾经占领的荆州。面对即将获得的凉州，按照体制，诸葛亮应该设立一个凉州牧以及许多太守。即使，战争时期暂时不设凉州牧，或者由诸葛亮亲兼凉州牧，毕竟还有好几个太守的名额。 蜀汉在新占领区的干部政策，固然要考虑地方干部的利益，当然要突出北伐大军的主体性，还要突出荆州干部的优势。 无论就新占领区凉州干部的任命，还是继续进攻获得更多地盘的考虑，诸葛亮都必须选择更多自己的干部。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对于防守街亭的人选，大多人推荐的是魏延和吴懿（壹）。 这个推荐不是随随便便的推荐。 魏延是荆州人，但在蜀汉内部的荆州系干部群体里相对孤立。 荆州系干部的主体是诸葛亮、马良、向宠、蒋琬、费祎等士大夫群体，魏延虽然是荆州籍，不过呢，他是职业军人，我猜测他的家庭出身可能一般。套用一句习惯政治术语，诸葛亮看重的荆州系干部属于士族贵族，而魏延大约代表了寒门庶族。《三国演义》故事，诸葛亮一见魏延就不痛快的称之为反骨。考虑到诸葛亮长期在荆州生活，他的妻子的亲姨娘就是刘表的老婆蔡氏，荆州反派蔡瑁是诸葛亮老婆的亲舅。 东汉末年的荆州士绅，因为刘表的胸无大志和无能，缺少向心力而四分五裂，蒯越等人投向曹操、诸葛瑾等人投向江东，诸葛亮等人追随了刘备。至于庞统，原本是投奔江东而不能重用于是转向刘备。 在隆中对之前，诸葛亮虽然躬耕于畎亩，跟因为与荆州主要干部和士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有时事政治的信息渠道。 我个人认为诸葛亮对于魏延的反感态度，可能是荆州士绅对于魏延的整体评价。 真实的三国，无论是魏蜀吴的哪一方，政权的主导权都在士绅手里，那些底层出身有才能的家伙的进步都非常的艰难。 曹操和刘备，他们干部政策更加体现“唯才是举”的倾向，然而，他们也抵不过士族形成的时代潮流。 诸葛亮北伐，是高风险的杀人放火的工作，其干部选择必须体现能力。于是，老将赵云是诸葛亮之外第一个统兵大将。 不过，诸葛亮北伐的干部问题，遇到了一个虚领和实授的矛盾。 蜀汉，因为理论上管理着整个中国，而实践上偏又只管理一个益州。这样一来，虚拟的高管与实际在益州有实际岗位的低级干部就产生了矛盾。 比如，吴懿。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因为迎娶了吴懿的妹子吴苋。这样一来，老家在兖州而在益州长期生活的吴懿就成了外来刘备与益州干部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于是，刘备拜吴懿为护军，年轻的大舅哥掌握军事监管的权力还是比较放心的。 不过，在蜀汉内部，吴懿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221年，刘备称帝，年轻的大舅哥在益州找不到合适的地盘，于是升任关中都督。 关中都督，大约是蜀汉的“关中军区司令员”，是一个非常牛的职务。 不过，这个时候的关中还是曹魏的地盘，吴懿这个职务是虚拟的，只有北伐成功才可以实授。 诸葛亮北伐，虽然还没有占领关中，然赵云的疑军已经威胁着关中大地。从官职讲，一旦占领关中寸土，吴懿的关中都督就成了实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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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6节 魏延，在蜀汉集团也属于后进将领，“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 牙门将军这个职务，是刘备在208年为长坂坡大战后的赵云独创的。 因为入川之战颇有功，魏延接替赵云当了牙门将军。 不过，这已经是6年之后了。 “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219年，魏延被刘备越级提拔为汉中军区司令员，并挂名为管理汉中的地方太守，全军上下惊讶的一愣一愣的。 这个事件说明，一直到219年，魏延在刘备集团还属于大有前途的辅佐性将军，刘备慧眼识人给了他平台。 221年，刘备称帝，魏延进封为镇北将军。 镇北将军是“四镇将军”之一。 我们看差别。 东汉三国官制，“镇北将军”的地位低于“征北将军”，而“征北将军”与“征西将军”等列。 219年，斩杀夏侯渊的黄忠被封为“征西大将军”，而越级提拔的魏延才是远低于“镇北将军”的“镇远将军”。 当然，219年的刘备，其实只有三块地盘：荆州、西川（狭义的益州）、东川（一般称汉中）。刘备把相对独立的汉中的军政大权给予魏延，的确给予了魏延相当的实际权力，但，魏延的名分确实不高。 魏延进步为镇远将军的时候，黄忠大踏步为“后将军”。 如果论实际的军政大权，黄忠这个后将军也许比不过魏延这个镇远将军。 然而，军队是一个非常讲究资历的系统，军衔、军职的重要性，一般还是大于军权。 比如，有太多粉丝的粟裕，在战争时期的实际军事位置，尤其是粟裕和陈毅的比较。 1927年8月10日，出生于1901年的陈毅最终赶上了南昌起义的部队。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后，分配陈毅任第25师73团的团政治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真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按国共合作北伐的军政体系，团政治指导员也马马虎虎算团级干部。 按照周恩来讲话的语境，陈毅任团级政治指导员属于屈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能及时参加南昌起义，职务已经分配完毕没有空缺。 出生于1907年的粟裕，参加了南昌起义，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他是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 同样出生于1907年且比粟裕还小一点的林彪，因为毕业于黄埔四期且参加了北伐，这个时候已经是73团3营7连连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同龄的军人，连长和班长的差距有多么大。 那么，陈毅呢？他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张申府、刘清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朱德、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任卓宣等等时代风云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年龄更小的蔡畅、邓小平也是重要人物。 陈毅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使在大革命转折的1927年，在共产党内，陈毅的党龄和革命经历，都是有资历的。 南昌起义之前，陈毅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书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因为在四川杨森的部队搞军运，陈毅结识了北伐之前共产党内最著名的“名将”——朱德和刘伯承。 就1919年到1927年的革命经历看，陈毅的政治能力是抵不过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的——这三个人是勤工俭学的领袖——陈毅的军事能力也是无法和朱德、刘伯承相当的。党政干部里的军事人才、军队干部里的政工高手，才兼文武而都算不上顶尖，这是陈毅能力结构的特点。 不过，1927年8月的陈毅，有着和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共事的经历，党内高层和军队高层对他的能力是有认识的。 这个时候的聂荣臻是11军的党代表。 周恩来、聂荣臻和陈毅在法国是熟人，相互知根知底，一个是军党代表、一个是团政治指导员，固然是革命节点的特殊性，但，朋友间的分量是心知肚明的。 这个时候的林彪和粟裕，因为比陈毅小6岁、比聂荣臻小8岁、比周恩来小9岁，还只能是革命的小兄弟。 小学生，往往很不耐烦带上幼儿园的弟妹一起玩，30岁的成年人往往很认真的与25岁的弟弟讨论事业，但与20岁的青少年就很难平等讨论问题。 1927年8月的周恩来30岁、聂荣臻29岁、陈毅26岁，粟裕、林彪20岁。以今日中国的工作经历看，周恩来30岁、聂荣臻29岁、陈毅26岁都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工作经验，而粟裕、林彪也就刚刚参加工作。 大革命时期的陈毅的地位，始终在聂荣臻之下，虽然，从他们后来的经历看，陈毅的能力要比聂荣臻强一些。为什么呢？关键时代3年的岁差，真的狠重要。 我上大学了，你才高一，就这个节点，大家一起闯世界，年长者确实沾光。 三河坝之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领导人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是团参谋长。北伐时期，学习苏联的政工干部在军队的影响力要比红军时代小的多，王尔琢这种军事干部本应在军队有更深的影响。可是，从三河坝突围到井冈山八月兵败，王尔琢这个红四军的“四号人物”的实际影响力就远远抵不上毛泽东、朱德和陈毅。 1929年，在闽西的红四军高层发生激烈的争论，陈毅公开讲:“你们二人就好比是晋、楚两个大国,我这个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不好办啊,这就叫两大之间难为小。为了党不分裂,为了红四军不分裂,我经常是夹在中间和稀泥。” 应该说，陈毅这个类比还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朱德最终成为共产党最伟大的领袖，而陈毅也的确仅仅是追随毛泽东和朱德的高级干部。 然而，这个时候，也只有陈毅拥有可以与毛泽东、朱德正面交流革命道路的资历。因为卓越的军事才干、因为王尔琢的意外牺牲，林彪进步为红四军的重要军事干部，也正是因为在这次争论里林彪坚定支持毛泽东完成了政治地位的大跨越。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真正有发言权的是毛泽东、朱德、林彪和陈毅。这个时候的粟裕，才进步为连级干部，不要说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在军事上也还是下级干部。 因为特殊的机缘，参加革命之初的粟裕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有亲密的接触。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红三连连长粟裕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二人当然有极亲密的接触，然而，在关系红四军命运的大争论里，粟裕还仅仅是一个底层的群众演员。 1929年，22岁的林彪已经是和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争论中国革命的大方向，这次争论经过中共最高层周恩来、李立三的介入而毛泽东、林彪最终胜出。 红四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在1929年就是由这6个人最终决定。在这次争论中最后失败的朱德和陈毅当然也是共产党个人民军队的顶层领导人，因为他们有顶层思考的能力。 我举一个类比。就在毛泽东与朱德就红四军的发展模式与中国革命的道路展开激烈争论的1928年——1929年间，科学界的两大巨头爱因斯坦和玻尔就时空观念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争论，这一争论以爱因斯坦在1955年的去世而落下帷幕。一般认为，爱因斯坦是争论的相对弱势一方，爱因斯坦去世后，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在物理学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但不能说爱因斯坦是这场论战的失败者，在EPR佯谬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提出观点挑战玻尔的理论，或完善量子力学。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终于丧失了它的正统地位。 我们不能因为爱因斯坦在这场漫长大争论的相对弱势就嘲笑爱因斯坦不懂科学。 同样，就中国历史的分期而言，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开端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更有着长期的不能定论的争辩。 史学大家范文澜提出中国的西周封建说。其实，在范文澜去延安之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1940年5月，吴玉章的“西周封建说”经范文澜的论证和明确而形成广泛的影响。 另一史学大家郭沫若等提出了战国封建说。 对于郭沫若与范文澜的历史分期争论，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学者要中央宣传部表明态度。中央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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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7节 1973年，原本坚持西周封建说的毛泽东接受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 清朝学者龚自珍研究历史得出结论：“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在几欲亡国灭种的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巨大的进步，就是极其艰苦的抗战时期的延安，党的领袖和党的组织都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因为救国必须根据国情寻找适合的道路。抗战，的主战场，当然是血与火的拼杀，但，也离不开，从革命的、救国的角度对殷墟的解读对历史的构建。 正如科学家无法完整的了解广博世界的科学一样，因为后人无法绝对掌握逝去的材料，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构建也有猜测和争论。 我们不能因为有激烈的争论就不搞基础教育。事实上，站在科学界争论的角度讲，今日的小学和中学的科学教科书有太多是折中的模糊。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激烈的争论和材料的缺失，在小学和中学就不搞历史教育。就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我们只能在各种争论里选择一个相对胜出者编写教科书。 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发表文章将其限定在1840年—1919年之间。此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但范文澜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 范文澜与郭沫若，范文澜与胡绳的争论，是史学大家和史学大家的争论，他们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自己的材料支持和思考逻辑。无论谁的胜出还是谁的被边缘，都是大人物的对话，后人不能轻蔑他们的才华。 1929年红四军的大争论，奠定了林彪在红四军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但，一直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升起红星红旗，林彪都是且只能是朱德手下的一员骁将。红四军的争论，其实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林彪和陈毅是且仅仅是朱毛之争的附属讨论。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思考还不是“如何夺取胜利”而仅仅是“能否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朱毛的激烈争论，压根就没有林彪与朱德的争论。 林彪与朱德的斗争，仅仅是追随毛泽东与朱德斗争而已，就林彪自己，他还到不了与朱德思想论战的理论层面。 我们不能因为林彪支持毛泽东论战朱德而说林彪比朱德优秀，但我们必须因为林彪支持毛泽东而陈毅支持朱德而认定林彪比陈毅优秀。至于红四军的其他将领，无论在朱毛之争里投票表明态度的还是当吃瓜群众的，因为态度的不激烈，我们只能称之为一般演员或者群众演员。 红四军，就革命的大佬而言，其实是毛朱林陈的红四军。 其实呢，就当时的红四军而言，还有优秀的政工罗荣桓、谭震林，特别能打的粟裕、肖克，然而，就红四军的发端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而言，后面这4个人物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人物。 1948年1月，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达黄土高原杨家沟，没有赶上中共中央的杨家沟会议。之后，在杨家沟的陈毅，参与了毛泽东对解放战争南线战场的大布局。 诗兴大发的陈毅来了一首无题： 小住杨沟一月长， 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 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 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 稳渡长江遣粟郎。 这个“稳渡长江遣粟郎”，形象的指出1948年的粟裕在党和军队的基本地位。 郎，当然是年轻人的意思。 直白一点，就是小青年，小兄弟。 在这之前，粟裕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打将，指挥着千军万马，其军事能力其实已经远超陈毅。 然而，陈毅是解放军高级将领里，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是党政干部里的军事人才、军队干部里的政工高手，论打仗他是比不过高级军事干部的，然而，当年井冈山创业和闽西的争论说明，陈毅有和最高层讨论最高战略的资历。 抗战时期，饶漱石曾经图谋利用陈毅当年与毛泽东在闽西的争论在政治上置陈毅于死地。黯然离开新四军去了延安的陈毅，仅仅和毛泽东一个贴近交流，就乱云飞渡从容不迫挺过了饶漱石的算计。 饶漱石在黄花塘批评陈毅最厉害的武器就是陈毅在1929年与毛泽东的争论。这一点，作为当事人，毛泽东对于陈毅有清醒而正确的评价。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陈毅和张鼎丞分别任华中代表团正副主任。 中共七大的 团成员有15人，这15人里有12人是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不是大会 团成员而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仅仅有董必武一人，是大会 团成员而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是三人：陈毅、贺龙、徐向前。这三个人非常明显，一个代表新四军、一个代表红二方面军、一个代表红四方面军。 陈毅参加了中共七大军事报告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撰写了《建军报告》、大会书面发言材料《新四军抗战始末》。 5月1日，陈毅在大会第6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发言，全面、辩证地分析了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对抗战初期的错误和教训作了深刻而中肯的分析。 陈毅在这个发言里，明确提出了“舵手”的理论。 陈毅说：中国革命需要掌舵人。“船载千人，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掌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拐角时才扳它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这大约是毛泽东“舵手”称号的最早来历，也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贡献的最佳评价：掌握方向。 当然，陈毅还说，“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 中共七大，不但解决了毛泽东与陈毅的历史争论，而且，陈毅成为共产党的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无论饶漱石多么抵制，陈毅独当方面的定位确立。 正是因为极深的资历和与顶层领导们可以推心置腹交流的感情，在华东，陈毅是正儿八经的老同志。 1948年，激情荡漾的陈毅高高兴兴写了“稳渡长江遣粟郎”，虽然战功不突出乃至于经常打败仗，然而，在华东系，自己才是能够和最高领袖对话的代表人物，至于特别能打的粟裕，还仅仅是年轻后进。 当然，无论陈毅多么大咧咧，他也不会公开称呼比粟裕更年轻的林彪为“林郎”，因为闽西的争论确立了林彪的革命资历。 因为粟裕的“斗胆直陈”，毛泽东最终修改了自己的方案留粟裕于中原打大仗，调陈毅于中原，然而，经过粟裕的要求，陈毅除了西去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之外，其在华东的所有职务统统保留。 陈毅去中原后，中央与中原的电报往来一律是“刘陈邓”，陈的分量，最起码公开的分量在邓小平之上。 郭化若说“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简单的说，陈毅其实履行野战指挥的时间非常的短，因此，毛泽东说粟裕一直是当三野的家。 然而，从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华野对外始终使用陈毅名义，这与一般的代行职权颇有不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和华野众将相比，比如许世友、谭震林、张云逸、王建安、宋时轮，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是突出的，但资历的确有些弱。 如果仅仅就陈毅对华东的贡献而言，因为东游西逛的，也确实比不上林彪在东野、刘伯承在刘邓部那样时刻不离的贡献。 其实，读罗荣桓年谱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的罗荣桓有两次病养。1946年3月到1946年5月在苏联控制的大连养病，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直接转赴莫斯科治疗，做了一侧肾脏切除手术。 养病的罗荣桓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必须知道，解放战争全面开打的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也是东北战场最艰难的时期，罗荣桓其实不住国内。 然而，这并不影响罗荣桓在东北野战军的权威。 和罗荣桓不同，解放战争时期的陈毅身体条件非常的好，无论是风尘仆仆去中央开会，还说去渤海区指导工作要粮食，还是去中原协助刘邓，都是为革命做工作而不是养病更不是休息。 很多人评论陈毅和粟裕贡献的时候，习惯性仅仅就华东战场的拘囿，难道陈毅在中原战场的贡献就不是对革命的贡献？ 淮海大战期间，粟裕给中央一封电报,他提出了一份著名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因为这封电报，引发了淮海战役期间两大野战军的协同指挥问题。因为华野的兵力明显多于中原野战军，因为双堆集战役后期华野曾经给予中野巨大的支持，于是，很多人得出粟裕实际指挥了中原野战军的结论。 这真的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固然中央明令陈毅离开华东去了中原，毕竟保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分。请问：这个世界哪个国家的军队有过代司令员指挥司令员的？而且，刘伯承、陈毅都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 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为副 ，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为委员。 中央军委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之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委委员就是解放军的最高领导。要知道，很多的大区正职，比如饶漱石、邓小平、罗荣桓都不是军委委员。 我们能想象一个大区代职竟然指挥两个中央军委委员吗？ 红军时期，邓小平的确不是粟裕的领导，刘伯承和陈毅是粟裕正儿八经的上级领导，从抗战以来，粟裕长期在陈毅领导下指挥打仗。如果说，因为粟裕指挥的兵多而能力高超，竟然指挥刘陈邓，解放战争时期有没有也许有讨论的必要，在今天的现实里真的极其罕见。 资历和名分，远比权力和贡献更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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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8节 1949年4月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南下，因病留天津的罗荣桓遥领四野第一政委的名义，实际工作由第二作为邓子恢负责。1949年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大进军的阶段，罗荣桓压根就没有南下，整个四野的政工党务都是邓子恢承担的，然而，除了较仔细学习历史的朋友，一般认为，协助林彪指挥四野的是罗荣桓。之所以如此，简单，罗荣桓保留了四野的名分。 现在，我们回到魏延的话题。魏延是赤壁之战后加入刘备集团的“部曲”，不管他的年龄如何，便是老将黄忠也被与刘备“首义”的老兄弟关羽所轻蔑，何况魏延呢？ 我们看1955年解放军评军衔，元帅的硬性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这个标准其实是三个：1、创建人民武装力量；2、领导人民武装力量；3、领导战役军团。 在这里，“创建”的重要性在“领导”之前，“人民武装力量”在“战役军团”之前。 也就是说，指挥野战军打仗的司令员的地位低于创建根据地的军区司令员。 林彪、刘伯承都始终在前线打仗，不可能管理军区工作，但，他们都有军区司令员的名义，粟裕在华东虽然是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但在军区方面没有名义，直到战争后期，三野与华东军区合并，粟裕才成为军区副司令员。 粟裕参加了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主要斗争，但，确实不是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也不是领导人。 从领导一个战略区的角度讲，粟裕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军团的领导者，这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个特例。 对于解放军的首次授衔，《廖汉生回忆录》有记载，廖汉生认为自己并不符合授上将的条件，他说：“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符合，但后一项不符，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临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 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如他所言，解放战争中一直是军级干部，没有担任过兵团一级的职务。可是，廖汉生原本内定的是上将军衔。和廖汉生一样的，也属于第一野战军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干部，彭绍辉、贺炳炎两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当然，一般理解，等列的军事干部军衔等于或者略高于政工干部，彭绍辉、贺炳炎是军事干部。 然而，军级干部彭绍辉曾经是大将人选。 1955年1月1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元帅、大将、上将的人选。大将人选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15人，第二个方案是22人。 15人名单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肖克、王震、周纯全。 22人名单是在15人名单的基础上，加上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等7人。 正式授予大将的10人名单，更多的体现了山头、派系的平衡，15人名单多出来的5人更多体现的是革命战争时期张宗逊、宋任穷、肖克、王震、周纯全曾经的最高职务，而22人名单的增加7人，更多体现的是能打的战将。 不过，给予上将都非常奖掖的彭绍辉竟然是大将的备选对象，真的体现了红军时期的贡献。 几乎缺席了解放战争的张爱萍也是上将，因为他在红军时代已经是红三军团非常骁猛的战将且抗战时期贡献比较突出。 1955年评军衔和职务的任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特别关注红军时期的贡献。抗战时期才参加革命的同志，即使贡献很大、能力很强，军衔也相对压低。 一个非常明显的类比，华东的王德和东北的苏静。 苏静在1932年参加红一军团，长征路上是侦察参谋。解放战争后期是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 王德于1931年就在国统区参加革命运动，而且长期在东北军搞兵运。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主任，华东野战军参谋处副处长，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进步为华东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起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在1955年解放大陈列岛特别是对一江山岛的战斗中，王德是浙东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1955年授衔的时候，苏静和王德都是大军区副参谋长，苏静的军衔是中将而王德是大校。 这个王德的军事指挥由多厉害呢？ 1946年7月，陈毅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南下淮北捕捉战机。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多数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宋时轮则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而需要司令员拍板的时候，陈毅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 结果，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八师，在泗县打了一个从来没有打过的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 战后总结，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于10月4日给八师领导写了 ，正式承认了自己战役指挥的错误：“3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 陈毅特别强调“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意思是说，犯错误的是他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 野战军参谋处的处长是王德，他敢于和司令员、参谋长吵架提意见，有能力有担当。战后总结，王德反映：津浦前线作战，每次战前都开会充分研究，布置好协同配合；此次作战事前未召集各纵（师）首长开会，未进行具体组织准备，造成总的部署有兵用不上，主攻部队兵力分散无预备队。 王德，这一个能干且职务已经到了大军区副参谋长的干部，为什么连一个将军都得不到呢？简单，没有红军时期的资历。 刘备占领汉中后，他的文武干部推举他为汉中王，给汉献帝的表是“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 这个时候的魏延，不过是“一百二十人”的一个，到不了在给皇帝的奏章上写名字的级别——连赵云也仅仅是一个一般演员。 不过，从219年到223年，整个三国都进入了老干部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的高潮，蜀汉表现的更加明显。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糜竺、许靖、法正、马良、刘封、孟达、糜芳、黄权等等，死的死了，跑路的跑路了。 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真的是人才凋零。 大批老干部的去世，为魏延这样的干部提供了进步的空间。227年，为预备北伐，诸葛亮进驻汉中，升魏延为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丞相司马是丞相的属官，诸葛亮给予魏延这个名分是告诉魏延，我在和你套近乎、讲感情。 凉州刺史，这个时候的曹刘双方各有一个凉州刺史：郭淮和魏延。 对于曹魏而言，郭淮是十几个刺史中的一个，对于蜀汉来讲，魏延是诸葛亮亲领的益州牧之外的第一个大行政区的一把手。 魏延的这个级别，明显超越了吴懿的“关中都督”。 读书一定要仔细。 很多人习惯性的因为魏延后来的人生悲剧就批评诸葛亮的人才培养，这也是一个想当然，诸葛亮真的狠认真的给了魏延机会，毕竟诸葛亮出师北伐的既定目标是凉州，在出师北伐的前夕，给予魏延一个凉州刺史的名义，暗含的奖掖等等实在太明显了。 《三国志》记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围绕北伐的基本战略，魏延和诸葛亮有巨大分歧。魏延提出了“子午谷计划”。“子午谷计划”是一个炒烂的题目，没有过多讨论的必要。我们简洁的说，诸葛亮要进攻凉州而魏延要进攻长安。 一个积极的集团内部是经常有争论的，套用一句话讲，是经常搞民主的。魏延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思考。可是，按照决策的基本规矩，一旦形成决议，干部们就只能是补台而不能拆台。 诸葛亮不单是蜀汉集团实际的最高决策人，而且，还是北伐军的总司令，“督前部”的魏延只是北伐军的前敌指挥，在诸葛亮最终决策后他只有执行的权力。 可是，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因为诸葛亮不能接受自己的建议，魏延的态度是“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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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9节 陈寿出生于233年，诸葛亮去世于234年。虽然，即使同时代的人物也不能完整掌握所有的史料，也未必能够真正洞悉历史的规律，但，作为贴近的时代人物，陈寿必然拥有后人无法贴近的时代环境。比如，我们要知道魏延对诸葛亮的态度就只能是通过前人的史料，而陈寿，因为时代的贴近，他所记载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牢骚就是真实的历史。 战争是一个有规律的领域，战争也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诸葛亮的战略有胜利的可能，诸葛亮的战略也有失败的可能，魏延的战略有胜利的可能，魏延的战略也有失败的可能，后人研读诸葛亮和魏延的战略，也只能是根据一般的战争规律判断哪一个胜利的可能性更高而已。 《鹿鼎记》里，张康年等人在柳州赌博，“我们七个兄弟去赌钱，赌的是大小。他妈的，这赌场有鬼，竟一连开了十三记大，我们七个已输了千多两银子。第十四记上，赵二哥和我都说，这一次非开小不可……”韦小宝摇头道：“错了，错了，多半还是开大。”张康年道：“可惜我们没请副总管带领去赌，否则也不会上这个当，我们七人把身边的银子银票都掏了出来，押了个小。唉！”韦小宝笑道：“开了出来，又是个大。” 张康年双手一摊，作个无可奈何之状，说道：“宝官要收银子，我们就不许，说道天下赌场，那有连开十四个大之理，定是作弊。赌场主人出来打圆场，说道这次不算，不吃也不赔。赵二哥说不行，这次本来是小，宝官做了手脚，我们已输了这么多钱，这次明明大赢，怎能不算？”韦小宝笑骂：“他妈的，你们这批家伙不要脸，明明输了却去撤赖，别说连开十四记大，就是连开廿四记，我也见过。” 从道理讲，连开十四记大，正如连抛十四记硬币而字面均相同，这个真的太难了，但，他在理论上有这样一个偶然性。 只要理论上有偶然的可能性，只要你不停的实践在现实里就有实现的可能。 军事民主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务虚，真正的仗开打后，就必须临机决断。 既然诸葛亮是最高领导人，当诸葛亮一定不接受意见的时候，对于魏延而言，除了采取特别手段搞组织调整外，魏延就只能积极配合诸葛亮。 魏延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要保留，最起码不能让无关决策的一般将领知道最高层的分歧。 最高层的军事战略的分歧，真的不是一般战士和一般将领所可以参与讨论的。这种分歧一旦公开，就容易分裂部队。 《三国志》还说，魏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魏延在部队有相当高的威望，性格还非常的骄傲，这有事没事把他和诸葛亮的分歧公开化，经常牢骚诸葛亮是一个“怯战”的家伙，只知道跑到凉州建立前哨阵地弄粮食而不敢突袭交手。 如果你是诸葛亮，你内心如何呢？反正，我如果有这样一个下属，我的内心世界，往轻里讲，就有些不高兴，往重里讲，我就要谨慎提防。 可是，麻烦啦，在即将接受陇右三郡并继续扩大战果的228年，诸葛亮遇到了一个体制问题：什么时候实授魏延的凉州刺史？如果不想实授，采取一个什么手段寻找一个什么借口？ 那个子午谷计划和魏延的性格，逼迫诸葛亮调整自己的干部。 既然荆州系的重要代表魏延如此的没有情商，自己的培养的对象就可以转移到马谡身上。 为什么是马谡？ 《三国志》的《马良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马谡临死前曾写信给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诸葛亮和马良的关系非常的好，诸葛亮对待马谡的感情如同父子，这个非常正常。 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一直到227年7月，也就是46周岁的时候，才有了儿子诸葛瞻。不要说三国时代，就是21世纪的今天，一个人一直到46周岁才有孩子，的确是有巨大心理压力的。 在古代，一个男人能够活到46岁，虽然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在这个年龄去世也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在放开二胎的今天，2017年、2018年，一个46岁的男人有了一个儿子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在古代，一个男人在46岁才获得第一个儿子是一件喜庆的不能喜庆的事情。 在这之前，因为老是没有儿子，诸葛亮对于自己生儿子已经绝望，于是向江东的大哥要了一个侄子过继为儿子。 “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 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当了儿子，并跟随诸葛亮来汉中参加北伐战争。 诸葛亮给他老哥写了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按照诸葛乔的官职是应该回成都办公，不过，蜀汉人口少劳动力短缺，“诸将子弟”，高级将领的孩子们统统在汉中参与后勤工作，不应当搞特殊，“思惟宜同荣辱”。诸葛亮让诸葛乔指挥几百兵马在汉中的山谷里搞后勤供应。 在干部使用方面，诸葛亮并没有搞特殊化，他的儿子也必须和其他将领的儿子一起搞战地服务。 可是，诸葛亮的干部培养必须为蜀汉的政治服务。 就大部分而言，是好逸恶劳的，大部分不会积极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一个意识形态服务。 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文化的事件是宋金议和岳飞被杀。 岳飞是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被杀之后宋高宗和秦桧为什么长期掌控最高权力？岳飞接到班师命令后虽然悲痛的说“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为什么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北伐呢？ 对于宋高宗杀岳飞，古今都过多思考岳飞北伐胜利对于赵构皇位的威胁。 雨花石说，这真的狠扯淡。 岳飞被杀的那一年是1142年，宋徽宗出生于1082年，去世于1035年。岳飞被杀的那一年，宋徽宗已经去世了7年，他怎么可能威胁到宋高宗的帝位呢？当然，因为信息不畅，南宋方面可能不知道宋徽宗已经去世，但，南宋一定知道宋徽宗的出生时间。岳飞被杀的那一年，宋徽宗如果活着已经60岁。1125年金军第一次南下的时候怕死而没有担当的宋徽宗就急冲冲禅位给了儿子钦宗，当了多年俘虏侥幸生还他会抢儿子的帝位？ 帝位当然是最大的权益，但，也有巨大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期盼那个位置。 史书记载，“钦宗当危难之时，值倾覆之季，不得已而居帝位。” 《宋史》的《钦宗本纪》记载：“庚申，徽宗诏皇太子嗣位，自称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辞，因得疾。又固辞，不许。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见群臣。” 宋徽宗让童贯指挥宋军和金军夹击辽军夺取幽云十六州，结果，宋军被打的鸡飞狗跳。 现在，灭了辽的金军南下，宋徽宗吓坏了，干脆让儿子接班。 皇太子赵桓更吓坏了，老爹，你这不坑人吗？我的能力更不行。赵桓“泣涕固辞，因得疾”。吓得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都生病了。 富贵权位人所欲也，但，如果富贵权欲有太大的风险，真有人明哲保身。 宋高宗出生于1107年，即位于1127年，1162年在位35年禅让给过继的儿子孝宗，1187年干了25年的太上皇才去世。 这宋高宗好像也不是一个贪恋帝位的人。 1132年，因为自己生育能力的差劲，赵构就在宋太祖一系选择两个孩子养育在宫中，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宋孝宗。 用个人权欲来解释宋高宗杀岳飞太牵强了。 如果，宋高宗驱逐鞑虏、恢复旧都、迎还老爹的尸体和哥哥，谁能动摇他的帝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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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0节 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固然有各种机缘，关键因素还是统治阶级的拥护。 要理解宋高宗杀岳飞，必须分析南宋初年的政治特点。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和越南都曾经接受中原王朝的管理，为什么最后独立为藩属国呢？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因为疆域的广阔，必须考虑管理边疆的成本。 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正如一个大型公司，他在市场的扩张是要讲究效益比的。 中国的封建王朝，对于边疆的管理，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效益比，采取不同的模式。比如，诸葛亮在南中这个欠开发地区就采取了一国两制。 既不派遣军政人员，也不参与管理，只要按规定向蜀汉缴纳一点财富、提供一点兵员就可以。 秦汉隋唐的首都都在经济重心，国家管理能力向遥远边疆的延伸，不但消耗巨多的人力物力，而且欠开发地区给中央政权提供的人力、物力也微不足道。秦皇汉武击败匈奴后为什么直辖区仅仅扩展到农业区边缘而不能大踏步向游牧业区扩张？原因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不但不能获得利益而且巨大的管理成本给中央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 安史之乱破坏了中原经济的同时，也造成北方人口再一次向南方的流动，南方经济再一次获得开发。 在这之后，南方经济持续开发逐渐超越了北方。 北宋中期熙宁、元丰时代，也就是1085年以后，南方彻底超越了北方。 “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稼失时。” 南方经济的大发展、北方经济地位的下降，必然的逻辑推导是南方给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财富而北方逐渐要依赖南方的财富生存。 然而，北宋王朝的政治基础是最标准的中原王朝，中原地主才是赵家的基本支持。宋太祖要迁都洛阳，赵光义咬着牙不同意，皇帝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敢动摇国本。江南财富之地在宋王朝内部的政治地位是依附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方的政权打不过北宋的军队。 北宋突然灭亡、中原荼毒兵灾，对于南方而言，民族大义之外，如何保护区域经济是更现实的选择。 要实现，高举民族大义和保护区域经济，两个目标，最好的办法是拥戴一个可以稳定南方的皇位继承人。 泥马渡江的赵构当然是最佳人选。 可是，这泥马渡江的赵构最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在南方没有自己的根基，他比建立东晋的司马睿相比，既没有自己的干部、也没有自己的军队。 南方，愿意接受赵构呢，他就是皇帝，不愿意接受呢，他狗屁不是。 作为大宋王朝的皇帝，宋高宗要维护一统河山的民族大义凝聚人心，作为被南方拥护的领导，宋高宗还要维护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 南宋初建、金军南下，面对烧杀抢劫，宋高宗、南渡的士绅、在北方坚持抗金的战士、南方的士绅，共同凝聚在抗金的大旗之下。 东线的韩世忠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就把十几万金军逼到了黄天荡。西线的吴玠也是弱势军力挡住了女真人的进攻。中线的岳飞，甚至一度打到了开封的近郊。 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第一，说明南宋军民抗金的正义和前线将领指挥得当。第二，说明江南为抗金斗争提供个巨大的物力、人力牺牲。 抗金是需要巨大的物资消耗，而金军南下对中原经济的破坏非常的残酷，抗金的物资消耗正如诸葛亮北伐的物资消耗，必须依赖大后方。 我们最能够贴近感受的战争残酷是抗日战争。我们当然深刻的批判日寇的残暴。但实事求是的讲，日军的大屠杀比之金军南下、蒙古南侵的杀戮还要逊色一点。 即使岳飞没有北伐，即使金政府最后迁都南下，即使金政府改变了统治政策，岳飞死后百余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 北方经济如此的残破，决定了岳飞抗金北上必然给江南士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残酷的战争决定了与北方有密切感情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南渡的士绅越来越少，宋政权的主体力量必然越来越是南方的士绅。 抗金是不可亵渎的民族大义，但，没完没了的财物负担压迫的南方人也想获得一个喘息。 南宋初年有一个钟相、杨么暴动。钟相、杨么暴动的社会环境是逃难的溃兵抢劫和政府的暴政，忍无可忍就造反政府了。可是，杨幺建立政权后还曾企图与金兵在北方建立的傀儡伪齐联合共同抗宋。 古人也有民族大义，但，我们不能用今日的思想框定古人，他们的思想要实际的多。 钟相杨么暴动，当然与宋政权的管理不当有关，但，哪一个政权初建，面对溃兵都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1989年邓小平回忆，“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 溃兵真的是一个大麻烦。 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战，要筹粮、筹饷、筹人，也必须加大国统区民众的负担。即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要抗日，也必须加大民众的负担。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钟相杨么暴动，最终因为岳飞、张俊的主力部队出动而失败，但，这一波暴动说明底层民众对于负担的愤怒而无所谓民族大义。镇压暴动后，南宋朝廷允许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 南宋政府对洞庭湖民众的财富让步，一个是他们自身利益的让步，另一个就是难免影响抗金军队的后勤保障。 暴农已经不能忍耐沉重的负担，士绅能否坚持下去呢？ 抗战爆发初期，各路军阀都积极抗战，但，当战争越大越残酷牺牲越来越大，就有了无数的降将，便是在临沂给日军重创的庞炳勋也当了汉奸。 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韩世忠、岳飞、吴玠重创金军，南方力量达到一种平衡，从整体讲，只要有相当后勤，岳飞等部队是可以获得更大胜利的。然而，岳飞等人的继续北上，必然拉长后勤补给，必然给江南士绅和民众更大的财物负担。 岳飞收复残破的北方，也只能提供极少的粮饷。对于南方来讲，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岳飞一旦收复旧都然后稳定北上，赵构为首的整个中央政府都要离开临安而北还旧都。 在一片废墟之地和辽阔的战祸区重建新的首都，江南必须提供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最要命的是，已经在中央政府占据主体的南方士绅愿意随宋高宗去开封府吗？ 北宋初年，宋太祖要把首都从开封迁到洛阳，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也就是提出了不适合迁都的八条理由：“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 宋太祖没鸟他，都虞候李怀忠又提了意见：“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那是中原经济还马马虎虎的北宋初年，仅仅把首都从开封迁洛阳就遭到植根于开封的士绅集团的集体反对。 到了1141年，需要江南持续不断供养几十万大军没完没了的北伐抗金，然后持续不断的拿出财富重建北方，然后帮助中央政府北上，江南士绅当然非常的抵触。 难道江南士绅就不可以随政府北上吗？ 亲，有几个人愿意离开繁华的天堂到经济残破的北方任职，即使自己高官厚禄，还要考虑一家人的生活。 电视剧《父母爱情》里，资产阶级小姐安杰嫁给海军军官江德福后发生了很多生活习惯的冲突。江德福升职为参谋长去一个荒芜小岛任职，迷恋大城市生活的安杰那是非常抵制坚决不肯从军。安杰最终去小岛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展开。 《父母爱情》里王政委和丁参谋长的家属，都是乡下妇女，从军到大城市、从军到海岛，都是极幸福的事情，一个个欢欣鼓舞。 安杰与王秀娥的区别就是她们的出身和对于生活的要求不同。 决定南宋政府决策的当然不是王秀娥和王秀娥的农夫丈夫，决定南宋政府决策的是士绅。江南的士绅当然也是有民族正义，他们有抗金的正义趋求，但，他们毕竟有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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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电闪 2018-07-26 11:51:21 楼主还说不说洞朗了? ----------------------------- 慢慢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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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18-07-25 10:08:19 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0节 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固然有各种机缘，关键因素还是统治阶级的拥护。 要理解宋高宗杀岳飞，必须分析南宋初年的政治特点。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和越南都曾经接受中原王朝的管理，为什么最后独立为藩属国呢？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因为疆域的广阔，必须考虑管理边疆的成本。 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正如一个大型公司，他在市场的扩张是要讲究效益比的。 中国的封...... ----------------------------- @令狐二当家 2018-07-25 13:45:17 回想起楼主前几回提到的，宋江没有一个合适的政治口号。 宋江招安大约是在1122年，而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 如果宋江关注国际形势，坚持不了几年，就有了“民族大义”的旗号。作为一支义军抗金，名垂青史。 ----------------------------- 第一，《水浒传》文本里已经叙入了金军即将南下的信息，事见第六十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呼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 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 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又高又大， 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 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 段景住在大金王子那里盗得一匹宝马欲献给宋江，途中被曾头市夺取。这一夺马事件不但激化了晁盖与宋江的矛盾，更引发了梁山与曾头市的斗争，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作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让段景住偷大金王子的宝马而不是辽国的马、西夏的马？其实就是交代梁山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宋徽宗如果重用这般英雄，北宋还会灭亡吗？ 第二，徽宗年间正儿八经的底层暴动有且只有方腊，宋江的力量太小了，不过几十人，严格意义，只能是乱窜的“股匪”。就宋江的规模，放在土匪多如牛毛的近代，都不好意思称土匪。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云贵川加一个西康省，也就是今天的云贵川重庆和西藏的一点边，这样的地盘有土匪90万，一个省级行政区都合20多万。解放战争后期，大西南土匪的总量已经等同于国军部队的总量。 1937年河南一省的土匪大约是40万。豫西土匪老洋人横行的时候人马数万。 放在中国近代历史，方腊也只能是著名的土匪，宋江，他要说自己是著名的土匪，人家都笑话他坐井观天。 那么，如果宋江在金军南下的时候以抗金的名义能不能成功呢？ 答案是绝对不可能。 金军南下，中原确有义军，比如王彦的“八字军”。 这八字军有多大规模呢？人马最多的时候是10万多人，名震天下的岳飞曾经是王彦的部将。 岳飞也好、王彦也好，最后都投奔南宋当了政府的职业将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太行山坚持？或者说，当宋高宗班师命令下达的时候岳飞为什么就不能够脱离南宋政府而单独北伐或者单独建立根据地呢？ 王彦、岳飞为什么就不能够学习八路军敌后抗日呢？或者说辛弃疾为什么一定要渡江归附南宋呢？ 简单，对于八字军或者岳飞而言，金军南下，一个是大兵团作战，一个是烧杀屠戮的太厉害。 近代中国，最残酷的莫过于日军的“三光”和南京大屠杀。其实，和金军的屠杀相比，日军还差了许多。 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根本原因是民众的生产生活还能够养活抗日的军队。金军的烧杀抢劫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原的经济，无论是王彦还是岳飞，如果离开了南宋的后勤保障，不要说打仗，压根连肚子都填不饱。王彦在1133年就放弃了独立性依附了南宋。其实呢，在这之前王彦打了很多胜仗，然而，也只能放弃独立性，因为打了胜仗也没有后勤。 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美国出动几万大军进入阿富汗，打胜仗很容易，但，如果美国本土不给予后勤支持，在阿富汗的美国大兵不能补充军火和粮饷，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 近代以来，无论是英国、苏联还是美国，大军进入阿富汗打胜仗是容易的事情，要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就是阿富汗太穷了。 如果宋江能够坚持到金军南下，如果他抗金，他的归属可能如下：1、牺牲在抗金斗争里；2、依附南宋抗金的主力部队成长为抗金名将，最后的下场，或者是岳飞，或者是韩世忠。 第三、小说里有宋江余部抗金的信息。 因为宋江故事与金军南下的时间非常接近，古人也有宋江如果抗金的谋划。 《水浒传》，“呼延灼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朱仝在平方腊之战里贡献巨大，但在《水浒》前期不出彩。呼延灼大不同，他的连环甲马曾经给晁盖宋江以巨大的打击。事实上，在梁山众将里，宋江之下，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最突出的就是呼延灼，卢俊义、关胜还稍逊一点。 在《说岳全传》的第27回岳飞大战爱华山，也有梁山后人追随岳飞抗金的故事。 岳飞“杀得那金兵大败亏输，望西北而逃。岳元帅在后边催动人马，急急追赶，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番兵前奔，岳兵后赶，赶下二三十里地面，却有两座恶山，紧紧相对。那左边的叫做麒麟山，山上有一位大王，叫做张国祥，原是水浒寨中菜园子张青之子，聚集了三四千人马，在此做那杀人放火的生涯。右边的唤做狮子山，山上也有一位大王，姓董名芳，也是水浒寨中双枪将董平之子，聚集了三四千人马，在此于那打家劫舍的道路。” 这个故事有意思。梁山众将，明确娶老婆的不多，在前70回里，张青有老婆孙二娘、董平也硬抢了一个老婆。 按照这个文本，张国祥和董芳，各有三四千人马，合起来有七八千，也是比较大的土匪了。 得知金军兵败途径自己的地盘，张国祥道：“贤弟，怪不得我们两日生意清淡，原来都被他们抄掉了！我们何不把兵马两边摆开，等他们来时，俱使长枪挠钩，强弓硬弩，飞爪留客住，两边修削。等他过去了一半，我和你出去截杀，抢他些物件，以备山寨之用何如？”董芳道：“哥哥好主意！”就叫众喽罗埋伏停当。 张国祥这谋划就有道理。土匪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是无法与正规军正面对抗的，所以，放过敌人大队，劫掠战斗力较弱的后路溃兵。 “恰好金兵败到两山交界，只听得齐声呐喊，那众番兵顶梁上摄去了三魂，脚底下溜掉了七魄。后边人马追来，前面又有人马挡住，岂不是死？只得挤命夺路而走。却被那些喽罗左修右削，杀死无数。但是番兵众多，截他不住，只得让他走。看看过了一大半，只剩得三千来骑人马，那张国祥一条棍，董芳两枚枪，杀将出来，杀得那些番兵番将，满山遍野，四散逃生。” 《说岳全传》的文本，张国祥和董芳收拾收拾跟随岳飞抗金去了。 假如，张国祥和董芳不追随岳飞而是保持抗金的独立性，一旦金军主力前来进攻，他们的七八千人马支持不住。因为文本说，“怪不得我们两日生意清淡，原来都被他们抄掉了！” 什么意思？金军南下必然是一路烧杀抢劫，老百姓或者被杀、或者逃命，侥幸活着的那些人也已经穷的干干净净，已经无法养活义军或者土匪了。 因为金军抢劫的太厉害，山寨都穷的没有办法坚持，张国祥之所以抗金，倒不是什么大义凛然：“我和你出去截杀，抢他些物件，以备山寨之用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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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1节 当金军方面有了议和的提议，当宋金的战线已经达到了稳定，南方士绅和民众对于金军战祸的恐惧已经没有，抗金的民族大义和江南的区域利益的矛盾就开始突出。 有宋一朝，真正的底层暴动，四川的王小波、李顺暴动、江南的方腊暴动、洞庭湖的钟相杨幺暴动，不但全部出现在南方，而且方腊暴动和钟相杨么的暴动，一个出现于金军南下的前夕、一个出现于抗金斗争最艰难的时刻。 如果天下臣民集体对抗宋高宗、秦桧对岳飞的屠杀，他们是否有忌惮呢？ 问题是，在岳飞逮捕入狱被冤杀的时间里，有几个朝廷大臣仗义执言？ 这是整个士大夫集团对抗战将领的集体“鸟尽弓藏”，张俊、韩世忠选择了退让，极硬派岳飞就成了“祭品”。 我个人认为，赵构与金军绝无好感而只有仇恨。当然，如果金军不攻破东京，赵构当皇帝的可能极小。 问题上，赵构这个皇位的获得付出了太大的个人牺牲。 金军围城，康王赵构被派遣出使金营，其实就是当了人质。如果不是他借机出逃，他也一定死于非命。 金军破开封而北上，赵构的所有家眷统统被掠走。赵构的所有妻妾、女儿全部死于金军之手。 赵构在南方登基，虽然后吴妃感情很好，却始终以备金军掠去的邢秉懿为皇后。1142年，因为宋金议和，赵构的母亲韦贤妃回到南方，得知邢秉懿已死的赵构才立吴妃为后。 皇后空置16年，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体现的是赵构对妻子的感情，当然也是对金军的痛恨。 因为受惊恐，赵构丧失了生育能力。当着皇帝的宋高宗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儿子惊恐而死，5个女儿死于金军之手。 宋金议和之前的宋高宗，除了当着皇帝和当了皇帝又纳的一些妃子之外，爹娘兄弟姐妹妻子女儿统统或死于金军之手或成了金军的俘虏，从宋高宗对邢秉懿的态度可知，他是一个有亲情的人。 面对三路抗金大军的胜利进军，除非有巨大的不得已，宋高宗为什么就答应和金军议和呢？ 岳飞、韩世忠的确是抗金英雄，但，他们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岳家军、韩家军——其性质非常接近近代曾国藩的“湘军”，是否走向军阀化，这是一个无人敢于打包票的事情。军队私家化而江南士绅又非常的保守，宋高宗要以什么样的理智才能够迎合士大夫集群的要求而与金军议和？ 江南集团的最大利益是维持现今的局势，而皇帝的最大利益是保证自己皇位的安全。皇帝以打击军方强硬派阻止北伐，来换取江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岳飞作为强硬派最突出的代表，首当其冲。因而，岳飞只是一个牺牲品，是皇帝与江南集团利益交换的牺牲品。 岳飞被杀后，一个叫姚岳向宋高宗上书，奏请将地名中有“岳”字的岳州改为纯州，其节镇岳阳军改为华容军。宋高宗接受了这一荒唐建议：“（二十五年六月）癸卯，以言者追谮岳飞，改岳州为纯州，岳阳军为华容军。” 据南宋王明清的《玉照新志》的记载，岳飞被杀害后，他的妻子亲属除岳云随父遭冤杀外，其余被流放到洞庭湖以南和福建之北，生活艰苦，不过苟延残喘而已。即便岳飞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当时仍有一位漳州知州上书朝廷，建议取消对岳飞亲妻小仅有的一点米粮供应，说可以“斩草除根”。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书中评论说：“士大夫为官爵所钓，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余矣！”王明清不愿意在书中透露这个人的姓名，说免得玷污了缙绅的清名。 按照王明清的说法，极力陷害岳飞家眷的这位漳州知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士大夫，王明清都不好意思说出他的姓名——我估计是怕得罪这家伙的后人。 谋杀岳飞，是帝王、权相、江南士大夫集群各取所需的同谋。 这一切的一切，就时代而言，归根结底是地方利益与民族大义的矛盾。 很多人可能批评我的思想太狭隘了。那么，我只能说，我理解了别人的狭隘并不证明我狭隘。如果大家都那么光辉灿烂，我们怎么理解乌克兰的分裂、南苏丹的独立、厄立特里亚的独立、南斯拉夫的分解？ 唯一的解释就是狭隘的小集团利益与民族大义的矛盾。 任何时候都存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要想协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强力中枢对狭隘利益的管控，另一个就是以制度建设管控狭隘利益。 宋高宗自身不能打仗，他和他的老爹一样都是优秀的艺术家。 我不否认，艺术家也可以搞政治，比如里根这个演员就当了非常合格的总统。可是，我们不能用特殊人物取代一般规律。艺术的确需要天才，更需要执着。政治家搞政治也需要天才，也需要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坚定，然而，艺术是搞科学的（声光电线条色彩都是科学），而政治是搞人的，搞人的东西就必须有协调，有让步，有写时候还有下死手。 我不否认，伟大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艺术家，比如李世民就精通书法。不过，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也不能要求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赵构和他爹一样，确有伟大艺术家的天分，因为他是时代的命运安排，他当了皇帝，成了领导南宋军民抗金建立新政权的最高领袖。 和南明的那些皇帝相比，赵构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但，历史发展到1141年，赵构这个皇帝其实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他压根就没有自己的基本班底，大敌当前，他可以依靠江南士绅保家卫国的激情和收复河山的执着军人。当困难过去，当前方和后方有了矛盾的时候，赵构没有大政治家的能力，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抗金将领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是政府的高效运作，而政府的高效运作的前提当然是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的管控。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疆域如果太大，因为条件的不同，必然出现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就必须拿出相当税收供养中央财政和落后地区，落后地区也就必须接受自己在中央政权内部的边缘化。 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为什么一个劲闹着要独立？原因很简单，加泰罗尼亚经济发达向中央提供了太多的税收，地方利益集团感觉自己吃了亏。那么，经济落后地区为什么还闹腾着分家单过呢？一般落后地区都地广人稀拥有资源偏偏还科技落后，因为经济总量的有限往往在中央政府内部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偏偏感觉自己靠卖资源可以富贵。南苏丹的独立大体就是这样一个类型。 所以，一个面积人口大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不分裂，必须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的强势打压。 各地方、各阶层，是否可以拥有、拥护多少个人的利益，只能取决于怎样有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抵触了集体利益，所有的阶层利益和地方利益，不管是否合理，都必须牺牲。 大国的存在，不是索取而是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次政治斗争就是惩戒“地方主义”，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支持陶铸批评叶剑英的“广东地方主义”。如果仅仅站在广东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的角度思考问题，叶剑英从广东实际出发的政策是对的。可是，如果所有的省份都从自己的实际而搞自己的政策，就必然伤害中央政策的宏观利益。 近代中国为什么出现那样多的军阀？这些军阀为什么能够存在？非常简单，军阀符合地方利益优先的狭隘思想。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要求在新解放区搞土改，但，毛泽东也分析了各省的具体情况，比如新疆和西藏的土改就必须延迟。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土改问题，最起码有两个大人物挨了极重的批评，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王震。 叶剑英在广东挨了大批评。1945年中共七大，叶剑英获得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位。1949年8月，叶剑英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叶剑英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 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 、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一句话，在两广，特别是在广东，叶剑英就是最高决策人。 请注意，那个时候广东在中国的特殊性，不但有巨额的财税，而且拥有邻接香港的便捷外贸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广东省委书记如下： 叶剑英(49.08-55.07) 华南分局代 陶 铸(55.07-65.02) 赵紫阳(65.02-67.03) 黄永胜(68.02-69.11) (革委核心小组长) 刘兴元(69.11-70.12) (革委核心小组长) 刘兴元(70.12-72.03) 丁 盛(72.03-73.12) 赵紫阳(74.04-75.10) 韦国清(75.10-78.12) (78.12-80.11) 任仲夷(80.11-85.07) 林 若(85.07-91.01) 谢 非(91.01-98.03) 李长春(98.03-02.11) 张德江(02.11- 07.12） 汪 洋(07.12- 12.12） 胡春华（12.12-17.10） 李希（17.10-） 广东的省委书记不但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而且很多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广东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国家必须安排非常厉害的角色才能够担任广东的一把手，而且，广东这个地方非常锻炼人才，容易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王震在新疆也非常的厉害，他的职务是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新疆财委主任。 王震为什么是新疆军区的代司令员呢？因为新疆军区的司令员是彭德怀兼，即使彭德怀去了朝鲜战场，仍然拥有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名义。 大进军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除了设立6个地方中央局之外还有4个中央分局：1、山东分局（华东局领导），书记康生；2、华南分局（中南局领导），书记叶剑英；3、新疆分局（西北局领导），书记王震；4、内蒙分局（华北局领导），书记乌兰夫。 为什么在中央局之下设立中央分局呢？简单说，就是这块地域和一般省区相比拥有非常特殊的政治，其大政方针的确定需要谨慎决定，中央授予领导人随时向中央请示的权力。 也就是说，中央担心地方中央局处理不好这几个特殊地区的大政，就提高这几个地区的管理级别给予他们通天的权力，但在一般事务上要求他们还要接受中央局的管理。 新疆、内蒙都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内蒙，完全处于苏联、外蒙、新中国这三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包围下，为什么需要设立特殊的中央分局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国共都在最前沿的福建，为什么不设立中央分局呢？ 内蒙和新疆的问题，绝对不是地域辽阔的问题，也不是少数民族和宗教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仅仅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内部问题。不过，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一旦处理不当，被国外别有用心的力量借机煽动，就非常容易被分裂势力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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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2节 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国沙文主义和侵略思想非常浓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外蒙的归属与苏联进行了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就外蒙的归属与苏联也进行了斗争。国共两党之所以都拿不回外蒙，就是斯大林态度强硬到为了外蒙独立不惜与中国一战的程度。 内蒙和新疆，或者与外蒙、或者与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有着民族和宗教的联系纽带。 解放军向新疆进军之前，苏联已经在新疆挑起了民族分裂和内战，因此，建国初期中共在内蒙、新疆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给民族分裂分子和苏联以搅乱的借口。 那么，中共中央、毛泽东能否将对苏联的担心告诉新疆分局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中共原本是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政党，建国前后还需要苏联给予新政权方方面面的帮助，这种既特别需求帮助而内心充满防范的心态只能自己理解把控。为了不让苏联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中共内部是绝对不可以形成文件乃至于不可以语言交流。 有些东西，正如男女之间的暧昧，只能感悟而不可以明白。 新疆不同于内地的地方是，他不但有农业区，更有广阔的游牧业区。 中共是必须搞土改的，这是中共阶级性质决定的。解放军进入新疆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彭德怀去了朝鲜，他虽然还遥领西北局第一书记和新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其实工作分别由 和王震负责。 主导的西北局和王震主导的新疆分局，就新疆的牧区土改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王震认为，新疆在完成对农业区的土改后，必须对牧业区搞土改，因为在新疆，农业和牧业当然有密切联系的。解放军对农业区搞土改引起的阶级矛盾必然投射在牧业生产领域。 王震向新疆分局建议：一、没收农业地主在牧区兼营的牲畜；二、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反动大牧主、反动头目的牲畜；对一般牧主，则在适当调剂劳资关系、改善牧工待遇原则下予以保存，保护一般畜牧业主牲畜不受侵犯。 1952年4月23日，王震的新疆分局致电 的西北局，要求在新疆牧区展开土改。 在未得到西北局答复的情况下，王震就雷厉风行地布置牧区改革。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土改不同于打仗的特殊性，不能临急决断。 5月17日， 主导的西北局复电新疆分局，明确否定了新疆分局牧区改革的意见，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 一句话，只要涉及到牧业就暂不搞阶级斗争。 为什么呢？简单，农业区的生产是依附于耕地的，农民包括地主，他们的生产和财富更多是不动产，只要没有政权的支持，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土改。牧业则不然，牧民包括牧场主他们逐水草而游牧，对于土地的依附性极差，一个处理不当，万一有外部力量挑拨，呼啦啦赶起马车领着牲口游牧着就溜出国境线去了他国。麻烦在于，新疆北部、西部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在苏联境内都有以他们民族名字命名的加盟共和国。这一个里应外合，新疆就要天下大乱。 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乾隆年间的东归，非常实际的论证了游牧民族国家归属的游移。 王震对此感到犹豫不决时，新疆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邓力群对王震表示坚定的支持。 邓力群是一个非常坚定自己思想的人，即使在文革也绝不妥协。 王震的新疆分局决定不鸟西北局的指示，坚定搞土改。 问题是，5月17日中共中央也明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说西北局的指示还有讨论的必要，中央的指示就必须谨慎对待。 热情洋溢的王震决定，一面向中央上报请示，一面在新疆土改。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 这种做法，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在高度强调组织纪律性的中共是不能允许的。 得知消息后，中央明令 和王震进京开会讨论得失。 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 、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 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会议该组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 王震彻底靠边。 在会议上，王震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但对 批评“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表示不能接受。 会议之前，王震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 ，毛 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 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好同志，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热情，就是对新疆特殊的国际环境的深刻认识，不知道特定时期需要让步，你这种实在心眼子不适合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曲里拐弯的工作。 在这之后， 、刘格平、张宗逊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和新疆分局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评。 这种批评，一个是犯错误的新疆分局原本该接受的批评，一个是王震的新疆分局在坚持土改的时候不但不鸟西北局而且还往西北局头上扣屎盆子的反击——因为西北局和中央的政策一致，新疆分局不敢也不能正面攻击中央，就逮着西北局乱炮——，另一方面，西北局对王震的猛烈批评也带有安抚被惊扰的新疆的意图——这一点特别重要。 矫枉之所以必须过正。是为了给被伤害者一个心理补偿。 王震在新疆的革命工作，不管对错，统统否定，损失也非常之大。眼看自己和干部们的心血被废，王震气的生了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1953年，王震转往北京医院治疗，期间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医院看望王震。 杨尚昆从医院回去，向毛泽东汇报了王震的病情之后说：“看来王胡子还有点情绪。”毛泽东笑道：“岂止一点情绪，情绪大得很呵，怕是牢骚满腹的吧！一肚子气就是了。” 之后，毛泽东同王震谈话。谈到新疆牧区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治党要严，治国要宽。你犯了错误，我和恩来有份。你应该3个月坐飞机来谈一次也好嘛，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听说你这个人很能睡觉。王震说，我不懂矛盾。毛泽东说，你懂，只是对各个侧面的矛盾看不清楚，处理矛盾时站在矛盾之中。领导者应该站在矛盾之上，要注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侧面。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性格不适宜在环境复杂矛盾多的地方工作。你不懂得站在矛盾之上，而是站在矛盾之中，常使自己陷于被动。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如果仅仅从新疆的内部而言，你的工作非常的好，但，如果你跳出新疆的拘囿而从更广泛的视角看问题，就发现自己的错误。 1953年11月，毛泽东和王震又作了一次长谈，着重谈到他主持新疆分局工作时在牧区改革政策上出的差错。毛泽东说：你在新疆当分局书记、司令员，想把牧区改革和农村土改同时进行，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没有错。反正农村要改嘛，牧区也要改。就新疆范围里头来讲，也许能够同时改革，同时都搞好，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两个改革搞完了以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这个思想也没有错。可是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有看到全局。全局是什么呢？中央在全国的部署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部署，是先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第二步才实行牧区改革，这是中央统一的部署。目前我们没有经验不用说，如果你新疆突破中央的部署，不按中央部署，在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同时就搞牧区的改革，这势必影响周围的省份。那个时候，达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疆搞了，立刻就会影响西藏，它那里也有土地改革，同时也搞牧区改革，就妨碍我们争取达赖的工作；也要影响甘肃，甘肃也有牧区，也有藏族；也要影响宁夏，宁夏也有牧区。同样也要影响内蒙古。这样就打乱了中央的部署，使得中央被动，没法应付，所以不能说你没有错误。 毛泽东和王震这一深入交流，王震认识到自己在牧区改革政策上的错误的严重性。 不过，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和王震就新疆土改问题交流，为什么第三次才真正说服了王震呢？我个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艰难，他不能向王震实实在在说出新疆问题的苏联因素，一时半会又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一直到1953年11月，毛泽东才以新疆土改对国内其他省份的影响为理由进行解释。 1953年3月到11月，中央特意安排王震去苏联养病，公开的理由是养病是否有暗含的意图，不好猜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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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depi2017 2018-07-27 16:05:34 把人都丢尽了！还叽歪啥！！！今天的中国政府，在一切外交争端中，真是慈禧太后的传人，那就是，衅不我开！ ----------------------------- 第一，慈禧太后还真干过“衅由我开”的巨大外交争端。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名义发布《对万国宣战诏书》。原文最后两段：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诏书里的“彼”当然是伤害中国利益的所有外部力量，或者说“万国”。为什么是“万国”呢？因为历史发展到1900年，清王朝或者说那个时候中国既有的所有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国统统被列强分割完毕，残酷的战争告诉清王朝，这个世界是残酷的，压根没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遇上，慈禧太后搞了一个一勺烩，一次性全部宣战。 第二，伟大领袖毛 告诉我们说：在不利的环境下搞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并不是所有的涉外矛盾我们都有理，或者说我们并不绝对有理，或者说我们只有一点理，或者说我们一点理都没有。比如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跑到西域鼓捣人家的汗血宝马就毫无道理。 中国人在这个世界生存，当然也谋求自己的利益，比如跑到非洲开采石油什么的，在复杂的外交斗争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为了利益也干一点拿不到台面的事情。 对外，我们有利当然要争，但如果理由不算那么很充分，斗争的手段就要有所节制，不能什么纠纷都往死里掐。 我们对外斗争的目的是获利而不是赌气，我们对外斗争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模式的出发点是根据最大的获利。 当今世界是复杂的，今日的敌人可能是明日的朋友，今日的朋友可能是明日的敌人，有些时候是乱战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比如，南海仲裁案时代的菲律宾反华非常的激烈，一个不留神出了个杜特尔特形势巨变。中国和俄罗斯感情比较好，万不料中国渔民在俄罗斯海域偷捕一点鱼竟然被俄罗斯海军直接乱炮轰了。俄罗斯对中国渔民的行径，就是日本也不如此的决绝。 2018年，特朗普满世界乱搞贸易战，搅的整个世界经济秩序没头没脑。这中美正贸易战呢，巴西把自己的大豆高价卖给中国的同时竟然低价购买美国大豆满足自己的国内市场。 你说，这中美贸易战里的巴西是敌人呢还是朋友？好像都不是，人家就一个借中美乱战捞便宜的混混。 那么，巴西对吗？雨花石认为，人家太对了。因为贸易战是经济战，不管谁胜出都需要满世界吸血补充损失。 巴西的利益，谁在乎呢？ 因此，对外斗争是讲究“节制”的，你不能赶尽杀绝，因为赶尽杀绝后最倒霉的可能是自己。 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并没有赶尽杀绝，结果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对抗苏联的重要力量。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里最终毁掉了萨拉姆，结果没有了牵制力量的伊朗快速壮大弄得美国在中东并不好过。 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出击过印度和越南，战场胜利后的我们政治上非常“节制”，就表象看，印度在藏南、越南在南海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利益。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1962年中国不在中印边界主动撤退而是继续大打出手重创印度后，为确保边境安全，请问，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之南驻扎多少军队？ 藏南那块土地，到如今，只不过90万人口。一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着90万人口。 浙江面积10.2万，人口4647万人，重庆8.23万平方公里，人口3107万。 2017年整个中国人口密度最低的是西藏2、75和青海的8.22. 有些朋友可能说，那藏南的人口密度10人还比西藏、青海高呢？ 问题是西藏的人口城市经济集中在雅鲁藏布江谷地，拉萨人口是90余万、日喀则人口80余万、林芝人口20余万，广阔的藏北和阿里是荒无人烟。 阿里，3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万，藏北的双湖特别区，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0人。 土地，一寸都不多余，一寸都不应让出。但，国家的复兴正如少年的成长，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有两个特点，1、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对于中国的南进和印度的北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自然障碍；2、西藏人口经济密集的雅鲁藏布江谷地与汉藏杂居的昌都陆路联系相对方便，简洁的说，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控制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远比印度容易。 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央政府控制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因为雅鲁藏布江谷地的经济可以自我生存，所以，成本还可以接受。如果翻越喜马拉雅山占领广袤而人口稀少的藏南，没有个三万五万的军队是不可以的。藏南是热带风光而喜马拉雅山的冬季半年是冰雪隔绝无法通行的。也就是说，不管是1962年还是2018年，如果我们在藏南放几万人，他的整个供应，尤其是冬季，是必须依赖空投的。在今天也许面前可以做到，在1962年是绝对做不到。 藏南90万人口，就我们的感情而言是中国人，但，就民族而言，绝大多数不会是汉族人。你让汉族为主体的解放军在一个语言都不通的深山密林里搞开发或者搞建设，能否成功先不说，成本太巨大了吧。 任何一个疆域辽阔且有广阔未开发区的国家，对于边疆的管理，一个是法律的继承，另一个是推动经济的开发才能够实际管控边疆。 有些朋友说，人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在边境地区就没这样让步。 说的是，问题是澳大利亚独占一个大陆，美国、加拿大是新占领的新大陆。中国的西南有一个文明古国印度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地缘政治。 也许有些朋友说，中国就应该在洞郎和印度死掐，如果印度不让步，我们就海陆军一起开动打服他。 那么，好吧。我们动用几十万军队，姑且50万军队，用3年的时间灭了印度如何？ 我们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 如果能够做到，英国为什么在1947年答应印度独立呢？ 如果我们在洞郎纠纷的时候和印度死掐，一直掐到今天仍然不松口。我在黄岩岛死掐菲律宾、在南海死掐越南、在钓鱼岛死掐日本、在黑瞎子岛死掐俄罗斯、在萨德问题上死掐韩国。简单的说，我们在海陆边同时不妥协的死掐，我们如何应对突然而来的中美贸易战？ 自从抗日战争之后，中国的对外斗争就变得不算非常明确的敌我斗争，而是敌我不停变换的乱战，仅仅中美苏（俄）这三大国的敌我关系就乱变的不可思议。 谁能够想到1969年打得热火朝天的中苏演变成背靠背对抗美国的战略伙伴？ 谁能想到，为了应对经济问题，印度的莫迪竟然在2018年上半年来中国两次？ 当今的国际斗争，是，有便宜就上不客气，而，人情一定留一线，预备将来搞乱战。 有些朋友可能说，人家台湾那边地图还管理外蒙等等呢？那好吧，请台湾欺负欺负菲律宾收复个把海岛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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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3节 在这之后，王震对新疆土改的批评表示真正的接受，然后，担任了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2年这一次对王震的批评，对于王震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地位和军衔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然而，王胡子坚定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意志，给予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1956年，王震在中共八大当选中央委员，文革的九大、十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进步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王震在党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8年，王震进步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因为和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王震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1982年，王震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82年中顾委成立时 是一个主任邓小平和四个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到了1985年，因为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相继去世，1985年9月增补王震、宋任穷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王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董必武、乌兰夫之后的第9个国家副 ，也是文革之后的第2个国家副 。 1993年，王震去世，他的称号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王震的评价，最厉害的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 盖棺论定，一个革命者死后的评价在我党是极其严格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内对去世领导人的最高等级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者”又分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等类别。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共就9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陈云独享。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人，叶剑英、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徐向前等。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3人：李富春、王稼祥和张闻天。 没有修饰词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1人，胡耀邦。 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从牺牲于“二七”大罢工的林祥谦、施洋一直到“四一二”的大屠杀、雪山草地的考验、最后是残酷考验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即将迎来他的百年华诞，从1921年到2018年，牺牲的、去世的共产党人总量是以亿为基数的。 这么多人里，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仅仅21人，可见其难。 要知道，仅仅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就是44人而候补委员是33人，要知道开国元帅是10人、大将是10人而上将是57人。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解放军评定的军事家有36人。 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元帅仅仅有3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朱德1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叶剑英和徐向前等2人。 至于10大将，没有一人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就是跟随毛泽东上过井冈山以卓越政工闻名全军的“罗婆婆”罗荣桓也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也就是说，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人物都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大领导人物，但，即使你进步到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大领导人物，即使你是壮烈牺牲的政治局委员，比如项英、邓发，都不一定能获得这样的称号。 20世纪50年代评定的57位上将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有且仅仅有王震1人。 就中共七大时期的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77人而言，从1945年经过战争经过文革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大体以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为节点，这37年间，即使犯过错误——工作上绝对不犯错误是苛刻的要求——其政治名分，我指的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等等，始终只有进步而没有退步的人，非常的少。 请注意，我这个标准有些不讲理，比如，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非常稳定，但因为他去世于文革，我们也排除在外。 必须是1945年的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必须在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这几次党代会的政治地位不下降，如果妥协一下，也必须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到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 这个标准非常苛刻，比如聂荣臻在中共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中央委员，原本比较顺畅，但他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进步为政治局委员，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仅仅是中央委员，我们也认定为政治地位阶段性下降。 如果按照严格的37年标准，在政治上只进步不退步的老同志真的很少。我搜检的不完整、不仔细。七大的中央委员大约有叶剑英、蔡畅（文革后因身体主动辞职）、张鼎丞（文革后因年高主动辞去职务）、李先念等4人，如果极苛刻到1982年，只有叶剑英、李先念等2人。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大约有廖承志（1945年候补中央委员、1949年递补为中央委员、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十二大政治局委员）、王首道（1945年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递补为中央委员、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82年中顾委常委）、邓颖超（1945年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递补为中央委员、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十二大政治局委员、1983年的全国政协 ）、粟裕（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82年中顾委常委）、肖劲光（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82年中顾委常委）、王震等6人。 如果不算中顾委的名分和必须以大体完成拨乱反正的1982年为节点，中共七大的44个中央委员只进步不退步的只有叶剑英和李先念，他们两人最后的职务都是正国级。 如果不算中顾委的名分和必须以大体完成拨乱反正的1982年为节点，中共七大的33个候补中央委员只进步不退步的只有邓颖超和王震，他们两人最后的职务一个是正国级、一个是副国级。 非常的巧，这4位盖棺定论的最高称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人对于领导人去世后的评价非常的严谨，并不以去世的时间以及去世时刻的影响为标准。比如，中共十帅去世最晚的是聂荣臻，作为最后去世的元帅当然对军队是有影响的、对党也是有影响的，但，他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而徐向前获得。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有巨大贡献而位高权重的薄一波、 也没有获得这个称号。 我为什么截取这个37年视角讨论问题呢？到不是吃饱撑的，而是考虑这个阶段在中共历史上的特殊性。1945年的中共七大，承前启后基本选定了战争时期的优秀干部集群。虽然在实际的历史进程里，也有非七大中央委员而贡献突出者，比如杨尚昆，但，整体而言七大的组织路线还是极其成功的。之所以杨尚昆不能入选七大的中央委员会，我个人认为，一个是杨尚昆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长期与彭德怀在一起工作，二人感情还非常的好，在刘少奇系统大崛起而猛批彭德怀的七大，杨尚昆吃亏的狠。杨尚昆之所以不能入选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会，还有一点是中共七大为了中央委员会干部人才的多样性而纳入了一些综合能力并不突出的人物，而且从团结干部的角度还保留王明、李立三这样犯过巨大错误的干部，这就挤占了一部分优秀人物的名额。 从具体的工作安排看，七大后杨尚昆的岗位是非常重要而突出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实际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 194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任弼时、李富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并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向秘书长任弼时负责，副秘书长李富春兼办公厅主任。 到了1945年10月，李富春去了东北，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实际工作就由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实际负责——没有正式任命文件。到了1948年的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升格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长的职务兼办公厅主任。 也就是说，中共七大后杨尚昆的名分虽然不高，但实际职务非常机要而突出，权力其实非常巨大。 杨尚昆权力有多大呢？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杨尚昆有书面的批评。“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这句话说明刘少奇、杨尚昆可以在不向毛泽东报备的情况下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电报和文件。对于刘少奇、杨尚昆在不向毛泽东报备的情况下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电报和文件，毛泽东的批评是“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在这之后，杨尚昆还是继续担任中办主任，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进步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进入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且继续进入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而不退步的干部——张闻天、康生从政治局委员退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黎玉、刘子久被撤销中央候补委员职务——说明在解放战争时期贡献突出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治生活里有相当分量。然而，从高饶到彭黄然后扩大为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斗争，有巨多的老革命干部政治跌落或者受到了影响。 高饶彭黄刘邓受到巨大影响，朱德、徐向前、聂荣臻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部分老干部在文革时期有非常稳定的政治地位，比如苏振华、陈锡联。 然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大体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完成，相当多在文革崛起或多或少犯过错误的干部退出决策核心。 所以，一个中共七大就在中央委员会获得名分的老干部，从1945年到1982年竟然始终保持政治名分而不退步乃至于进步，真的太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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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二当家 2018-07-29 12:15:13 好几天没看到楼主更新了，本感乏味，结果一来就是三篇，哈哈 ----------------------------- 这个？我每天都在发，有时候，你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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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4节 考虑到邓颖超多多少少受到周恩来的正面影响——中共七大时期邓颖超的位置低于蔡畅、陈少敏等女同志——考虑到叶剑英、王震都在1952年被中共中央点名批评且免去主要职务——政治名分继续保持——那，从1945年到1982年政治名分始终稳定且长期在最高层且没有被中共中央点名批评且一直到1982年在核心层的老干部，真的大约仅仅一个李先念。 李先念真正的是政坛不倒翁。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当面半开玩笑地对李先念说：“人家都说你是‘不倒翁’！你是怎么不倒的啊？”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否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37年而政治不倒真的太难了。其实，李先念绝对不是那种唯唯诺诺只惟上不惟事（就是就事论事的事而不是哲学上的“实”）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只不过他更讲究技巧。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并不是最早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提出批评的人。作为财政部长，李先念深刻感受到不讲究统筹平衡而单刀直入的大炼钢铁是多么的胡闹。 在彭德怀讲话之前，就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的斗争，是在谭震林、李富春和李先念之间展开的。之所以风平浪静，是因为周恩来、李先念等人斗争的非常讲究技巧，不扣帽子、不打板子，你炼钢铁我车皮、你搞跃进我没钱。 这个经济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没钱不办事，而建设成绩的评价，对不起，除了搞导弹这种必须算政治账的科研之外，你必须用金钱核算。 大跃进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左派”颇有废除“货币结算”的提议，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生产建设只要有“货币结算”这“紧箍咒”禁着，如果你没有政治账支持，只要赔钱就无可抵赖的算失败。 谭震林、李富春在共产党内都是搞经济建设的干部，你泼他搞建设的激情他一定给你急，然，你给他算“钱账”他就只能呲牙咧嘴无可奈何。 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阶段，实际达成了“纠偏”的认识，“左派”干部让周恩来、李先念等稳妥干部用钱、用资源、用车皮、用粮食挤兑的没法没法的，虽然不服气，但没有办法，找不到宣泄口。 行，你们一大堆都不给我要钱吗？好的，你们都是政治局层面的，你们几个商量一下，谁少要点？谁均给灾区一点？ 谭震林、李富春这大跃进政治正确的横车虽然厉害的不得了，遇到李先念用“货币供应”这种担子炮左拦右挡的挤兑，都是一肚子气然而还没有办法：到了年底还要给中央交钱、交粮呢。 就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给了 ，这信里，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不仅如此，彭德怀还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一次跃进的关键所在。” 很多朋友非常奇怪，为什么彭德怀提个意见写封信就闹腾的那么厉害？ 就网络看到的彭德怀的这封信，只要略微了解中共的基本特点，就知道彭德怀这封信有多么吓人！ 周恩来、李先念的“纠偏”是就问题说问题，谈经济就只在经济领域磨牙，绝对不扯什么路线呀阶级呀。 彭德怀咣当一下，说谭震林、李富春等等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意思说他们为首的“左派”其实是“小资产阶级”。 那还了得！“小老虎”也是“老虎”，“小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一直到现在，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1959年那个时代，彭德怀给谭震林等人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他们当然要往死里掐。 比彭德怀脾气还倔的黄克诚上了庐山，几乎和谭震林动了拳头。 谭震林，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共八大书记处书记，在最高决策会议上竟然几乎动了拳头，这在中共党内斗争里是非常罕见的。 在庐山，谭震林曾经公开说，黄克诚之所以批评大跃进是受李先念的负面影响。 李先念对庐山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呢？ 张闻天在庐山发言支持彭德怀，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 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庐山风云最终还是卷入了李先念。 到了1960年4月中旬，毛泽东亲自与李先念谈话。 李先念到达毛泽东处，毛泽东就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 毛泽东用“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批评李先念。 毛泽东就接着对李先念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直率地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一样忧天会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 你不担心吗？” 李先念接着直言道：“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运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捊树叶度日。” 毛泽东听了李先念话，感到吃惊，于是要其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并对李提出的应急措施，表示了支持。 李先念和毛泽东的深度交流并没有帮助彭德怀、张闻天和黄克诚，但，毛泽东接受了李先念的部分思想认为李先念是值得信赖的干部。 韩非子有一个“智子疑邻”的故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防火防盗防闺蜜，大雨淋倒了墙，当然要提防不逞之徒借机顺手牵羊反手捎猪。邻居家的老头有经验提了建议，这家的小朋友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结果呢，不注意安全建设的主人果然丢了许多财物，于是，“其家甚智其子”，孩子太聪明了，“而疑邻人之父”，怀疑邻居的老头有偷东西的嫌疑。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个人提建议，大体是4种目的或者多种目的，1、显摆自己的高明；2、帮助自己的朋友；3、论证一种知识；4、以提建议的方式掩护自己的邪门歪道。 因为“暮而果大亡其财”， 论证“不筑必将有盗”这一种知识是正确的，这就好比说原子弹在美国的研制成功证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正确的一样。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目的就是3论证一种知识的正确性。 问题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复杂性产生了交流目的的复杂性。 如果，“邻人之父”说“不筑，必将有盗”，仅仅是证明自己很有思想那倒也罢了，如果他仅仅显摆自己的高明倒也罢了，问题是，如果他为了制造一个自己不会是偷盗的误导，那就麻烦了。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如果雨花石的老家院子里被人偷盗了一个板凳，请问：谁偷的？ 无论如何缺心眼，也知道这偷盗不会是很远的人干的。 以战国时期的交通条件，“天雨墙坏”必然的道路泥泞，偏偏知道富人家墙坏了，这个作案的人的住所当然距离不会很远。 “智子疑邻”是不对的，但，这个故事的启迪意义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的讲话都要考虑目的。同样我们在分析一个人的讲话的时候也要考虑他背后的目的。 这个世界确有无数毫无意义的讲话，但，太多的话是有目的性的。即使我们个人非常单纯，但，我们要讲话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在人群里的讲话可能伤害人也可能帮助人，所以，说话要谨慎。 古人说，“祸从口出”，其实“福也从口出”，“福”和“祸”固然与环境这个不好估摸的因素有关，也与讲话者讲话时的心态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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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5节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讲话，就“为万民立命”的大目标、就坚持经济建设规律的真理而言，是正确的，他这敢于提意见导致的人生悲剧也是值得后人同情的。然而，在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充分展现的1965年9月23日，即使已经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泽东为什么仍然不能重用彭德怀呢？ 这里头就牵扯到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对于彭德怀“个性”的评价和认识。 什么意思呢？就是周恩来、李先念提意见一般人容易界定为同志间不同意见容易接受，而彭德怀提意见容易被别人抵触为显摆自己压抑别人。 林彪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 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 ，这是事情的规律。” 林彪对彭德怀的这个批评是客观的真实的。 彭德怀的脾气之恶已经到了不讲理的程度，抗美援朝时期因为后期保障当面批的周恩来非常的难堪。 周恩来在环境不利的内部斗争中确有明哲保身的倾向，不过呢，就为革命拼死拼活的干活而言，他真的是自律极严而全心全意的奉献。 这个世界，如果就具体干工作而言，周恩来的敬业精神是最难得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领导政务院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真的太累了。 抗美援朝累病了聂荣臻。 新中国初建，共产党以抗战时期在延安培养的干部根底接掌整个中国，干部急缺的不得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打仗是主要工作，干部的培养当然也是以军事干部为主体，因为打仗是不能含糊的。这个好比参加运动会拿冠军，谁都是竭尽全力。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的干部培养，非常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集团，他已经是为了管理一个新中国培养干部了。从红军时期，共产党的主体力量都生活在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当然需要巨多的行政管理干部，所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不是“冲州撞府”的梁山反政府武装，他有巨多的地方干部也有巨多的地方管理经验。但是，一直到1948年，共产党管理的区域还主要是长江以北的农村，根据地的被切割和以农村为主，决定了共产党根据地管理的局域性和对城市生活的隔膜。 1949年的胜利大进军，一个是接掌区域的急剧扩大，另一个是城市管理远比农村根据地管理的复杂，还有一个是管理国家的政权工作的全盘性。 比如，一个大型集团要筹建一个新的子公司，真的需要巨多的干部。解放军大进军，一路分流干部，比如李先念在湖北、黄克诚在湖南，这就向军队提出巨大的干部需求。最厉害的是，新中国成立，国家政权的建设需要巨多的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时，还有外事干部。 我们看电视剧《光荣岁月》，戎马生涯对军队有感情的柏香茗、苑志豪最后都离开了军队，一个当女校长，一个当国防工办主任。 现实生活里，军政双能的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最后的工作是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商品流通关系所有人的生活，当然需要一个经济专家，怎么办？只能向军队要干部。 新中国初建，第一任财政部长是薄一波、第二人是邓小平，这两位工作调整，财政部长谁干？毛泽东就“抓个个大兵”李先念。对于李先念当财政部长，薄一波都表示担心。 担心也要用，因为没有人才。很多人说山沟里出不了经济专家，那么，大城市的蒋介石那里有经济专家吗？孔祥熙、宋子文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经济凋敝而物价飞涨，他们这个专家就是假的。 共产党这边的确没有多少正规院校毕业的财经专家，但，占领大上海不过一年就稳定了物价，说明共产党的干部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最起码比蒋介石有道理。 共和国初建，急缺的是干部，尤其是顶层干部。 1949年8月，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南下广州主政南天，聂荣臻接掌北京市市长。这个倒也相宜，他是晋察冀的干部，不肯陪林彪南下，既然留首都工作当市长正好。这个时候，大进军打的热火朝天，大部分将帅还在浴血奋战，中央军委的工作反而非常缺人。为什么呢？因为原本干军委日常的副 兼总参谋长周恩来要组建政务院并兼外交部长。已经结束战争的华北军区，徐向前、聂荣臻就分别担任了正、副参谋长。徐向前病的厉害，于是聂荣臻就代理总参谋长了。 百废俱兴的时期，总参谋长兼北京市长，那真是累死人。 没办法，聂荣臻向毛泽东请示：“这样多的职务，怎么搞呀?” 毛泽东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不久，聂荣臻的北京市长就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兼了——一兼就兼到1966年文革前夕。 就这样，聂荣臻也忙得不可开交。聂荣臻后来自己也说：“这是我一生最忙的时候。” 1952年秋，聂荣臻终于累倒了。 一日中午，他在办公桌上工作，突然晕倒在地上。秘书一进门，吓了一大跳，把他搀起来。他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又爬起来，继续处理电文。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医生诊断。结果，医生一检查，他已经得了多种病：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都有。 聂荣臻戎马生涯十几年，身体从来都是棒棒的，连最艰苦的长征都没生过病。可就是从这时起，他的身体开始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很严重。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我们打赢了一场朝鲜战争，却累病了没出过国门的聂荣臻。我看，他是我们的最大功臣啊！” 和聂荣臻相比，周恩来救更忙了，他不但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还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那么多人，为什么让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第一，要有处理全军工作的能力，第二，需要强健的体魄。 1951年8月，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到了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1月，林彪和高岗被增补为军委副 。林彪很快提出了建设强大国防的具体措施。可是，三个月后，林彪又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再度把军委日常工作管起来，直到1952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让从朝鲜战场归国的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久惯行伍，指挥了千军万马的大决战，为什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三个月就累倒了？ 我的理解是，打仗虽然凶险，毕竟分工明确，比如徐向前这比林彪身体还差劲也可以指挥山西战场。这主持军委日常，每一件工作都有太多的枝蔓、太多的协调。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国初期让周恩来政务、军务一把抓，可能是军事工作协调的便捷。 彭德怀对主持军委日常也有所推脱，感觉这岗位太需要协调，推荐高岗或者邓小平。 巧得很，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或者被推荐主持军委日常的有周恩来、林彪、彭德怀、高岗、邓小平等5人——或者有其他人选我们没见到材料。真正的历史是从1949年10月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长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还就是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和邓小平。林彪主持军委日常期间，因为他的身体不好，贺龙曾经协助，但毕竟是协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是文革后半期老帅凋零的选择。 干部急缺，这周恩来就政务、军务一肩挑，那是忙的不可开交，受约谈话的人都只能按排定的时间顺序进行，前面的谈完后面的立即接上去。 你说，这向一国总理汇报工作哪一项不是关系国计民生？可，毕竟战争是最急迫的要务，周恩来是能打仗的总理，知道朝鲜战场的急迫性，所以，只要聂荣臻一到，就可以插队。 一次，聂荣臻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周恩来正在谈话。他的军事秘书郭英会一面招呼聂荣臻在他的办公室暂坐，一面去通知周恩来，准备插队。结果，等他回来请聂荣臻前去的时候，聂荣臻竟然在他的办公室睡着了，只好把他唤醒。 政工出身的聂荣臻非常讲究军人风纪，向总理汇报工作竟然睡了，可见其累。 然而，周恩来更累、更忙。更累更忙的周恩来为了解决志愿军吃饭的问题，带头为志愿军炒炒面。 新中国即将迎来他的70年华诞，有了好几位总理，在这些人里，称“总理”而“不名”而被人民永远敬仰者，首屈一指是周恩来。 伟人有伟人的风范，伟人也有伟人的缺点，因为伟人是人，是人就难免有缺点。然而，作为政治家，周恩来的大局观、自我牺牲精神是最值得称道的。 就这样的周恩来，因为抗美援朝的后勤问题，被彭德怀当面挤兑的一点脸面不留。 不给别人留一丁点脸面，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这是彭德怀性格的致命缺点。 1958年因为军队建设的争论，彭德怀搞倒了刘伯承和粟裕。就这场争论而言，彭德怀确有道理而刘伯承、粟裕也有该批评的地方，但彭德怀对一个元帅刘伯承、一个大将粟裕的态度非常恶劣。 往事已成追忆，这些老同志都已经告别了繁华岁月。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说，周恩来在老同志中的口碑是最好的。 庐山倒下的彭德怀，在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12月被抓回北京。初，周恩来通过北京卫戍区以“看押”的名义保护彭德怀七个月，随着形势的变化，无可奈何的周恩来最终也控制不住形势，彭德怀被红卫兵造反派非人折磨。 苦到无可奈何的彭德怀，只能给周恩来写信求救，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 文革伊始，有无数的人被打倒，有无数的人被得志，已经身陷囹圄的彭德怀当然不可以向被打倒的人求救，然，那些红的发紫的人，又有几个愿意帮助彭德怀呢？ 革命者当然要讲究革命的风范从革命的需要考虑问题，然，革命者也有普通人的感情。你彭德怀在职的时候黑着个脸逮谁骂谁，落难的时候向谁求救呢？ 唯有周恩来，第一他倒不下，第二，他胸怀宽广。文革时期的周恩来也救不了彭德怀，但，他尽可能帮助了彭德怀。 就这样的周恩来，也被抗美援朝的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的彭德怀挤兑的非常难堪。 要说共事几十年，彭德怀不了解周恩来，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彭德怀个个性太骄狂了，不到山穷水尽，他就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批评自己、理解别人。 简单的说，因为彭德怀在1958年整倒了太多军队的高级干部，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他突然讲话的时候，所有牵扯到的高级干部那就急了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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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6节 能够在1954年到1976年这长达22年的激烈内部斗争里坚持下来并不容易，毕竟还有许多人，能够在22年里政治进步是不容易的，毕竟还有太多人，然而，能够从1945年一直到1982年都政治进步，这就太难了。 难道李先念、叶剑英、邓颖超、王震比邓小平、陈云还伟大吗？ 我们讨论问题正如真实的社会生活，有些时候什么样的选择都错，有些时候什么样的选择都对，对与错的判断，除了结果标准外，更与性格有关。 比如，请客吃饭，能否让客人高兴固然与饭菜是否惬意有关，更与主客间的感情有关。 罗瑞卿、彭真、邓小平等在文革因为坚持原则而被打倒，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能够以自己在领袖心中的政治信任和自己隐忍的个性而挺过文化大革命。双方其实是不能角色互换的，因为这两群人的性格差距太大，最起码在毛泽东那里性格差距太大。 在文革里隐忍坚持成为“政治不倒翁”的叶剑英、李先念在最恰当的节点、以最恰当的模式推动、协助华国锋铲除“四人帮”集团，然后，他们又促成陈云、邓小平的复出。 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对于西北局对王震和新疆分局的大批判作出纠正。 西北局在1952年对王震和新疆分局的批评的确有些过分，纠偏是应该的，不过，也不能说西北局对王震和新疆分局的批评是错误的。不管政策如何分歧，仅仅就组织纪律讲，王震和新疆分局也是必须挨批评的。1979年，百废俱兴需要平凡的冤假错案一堆又一堆，为什么纠偏一个压根就没有现实负面影响的一个旧案呢？简单，王震位置重要呀，这平反冤假错案也与政治形势有关。 这个时候，下放洛阳拖拉机厂的 需要解放，而中央也急需解放更多的老干部。问题是，解放一个干部，组织部是必须搞审查和鉴定的，这当然需要时间，因为需要时间，就只能优先审查解放工作最需要的干部。这样一来，最高层对老干部的能力的了解就非常的重要。 没有人了解你的能力，当然就没有人为你讲话，尤其是忙的昏天黑地的时候。 要想解放，就必须向最高层提出申请，于是，他让妻子齐心和女儿桥桥到北京找王震。有人对 说：“那时候你那样整他，现在他理你呀？” 说：“你们不了解他，他要不管，就不是王震。” 王震见到 的信后，马上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给 分配工作。为了给 解决工作问题，王震还专门给邓小平写信。齐心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王震，他非常关心 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在王震等人的帮助下， 复出，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中国南大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准备了前线猛将。 1952年因为广东地方实际而拖延土改的叶剑英和因为新疆内部实际而激进土改的王震，一个挨了中南局的批评，一个挨了西北局的批评，一个被毛泽东亲自出马改组了华南分局，一个刘少奇主持改组了新疆分局。叶剑英和王震都被整的灰溜溜的，文革之后，叶剑英和王震都被平反，当年出马整叶剑英的陶铸阵亡于文革，侥幸逃过一劫的 在王震等人的帮助下为共和国的大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 文革结束，叶剑英是首席元老，实际职权之重，一人之下无人比拟。 其实，对于解决“四人帮”之后最高领袖的选择，华国锋提议的是叶剑英。叶剑英最终推辞大约是因为自己的年龄和对自己能力结构的认识。 毛泽东曾经评价：“剑英这个人对于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叶剑英后来也借诗言志：“托孤不做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有几个人有资历、有胆量公开说“托孤不做成都主”？ 一身系天下，是文革结束后叶剑英的分量。 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他之后的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考，他曾经对翻译唐闻生点评了邓小平和叶剑英。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深刻的了解，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也不是朱德，邓小平虽然也讲究斗争的策略，但原则上是不肯退让的。 毛泽东对于他之后的政治斗争，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文革派”加起来也斗不过一个邓小平。 那么，让邓小平靠边他还能泛起多大的浪花？ 问题是，邓小平在革命政权的柱石军队里有太深刻的影响。整个文革，中国都时刻处于和苏联恶战的险峻形势里，这种形势决定了军队必须有一个能够战略思考且资历镇的住全军的人统帅。文革后期，年龄和身体能够支持的“大军头”也就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粟裕的短板不仅仅是资历弱一点且华野比较牛的许世友、宋时轮与他非常不对付。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文革派”都不能打仗。 军权必须在老干部手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调整的现实，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几个“大军头”是坚定支持邓小平的。 毛泽东晚年以极清晰的思考评价叶剑英：“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 毛泽东评价叶剑英的那个“大事不糊涂”广为人知，他对邓小平这个“就是小事也不糊涂”很少有人知道了。 邓小平的复出，当然是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集群努力的结果，叶剑英之外，王震起到特别突出、特别重要的作用。 王震当时的职务虽然是比较靠后的国务院副总理，但在老干部集群里非常有威信，而且敢于负责。逮捕“四人帮”后，叶剑英就是通过王震向邓小平传递的信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震一度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属于被人们视为“文革”受益者的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那一个群体，与正在赋闲的党内老干部有更多的沟通话题；他又是在职的国务院副总理，尽管排名比较靠后，中枢的事情还知道一些，可以向老干部们传达更多的信息；他为人又耿直，老干部对他比较认可。所以，那个时候，王震表现得异常活跃。 最重要的是，王震坚定的认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领袖必须是邓小平。1977年开始，王震极力推动邓小平复出。1977年2月，王震就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就是通过他散播出去的。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为邓小平复出呼吁，王震也极力配合，呼吁及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于光远又去看邓小平，邓小平和他们谈话，后经于光远、邓力群整理，在《邓小平文选》中留下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事情比较倚重王震。在《邓小平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有许多批件，或者带上王震或者批给王震；邓小平处理国防、教育等事，听取汇报，也拉上王震。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与邓小平有关。 不过，从历史时期的山头而言，在文革后期国务院工作之前，邓小平和王震基本没有密切的交往，尤其是战争时期，邓小平和王震基本没有交集。两个没有交集的人因为工作而非常融洽当然是志同道合。 王震是“议政八老”之一。 “议政八老”的说法最早来自香港，是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政坛最活跃的八位元老的民间俗称。 议政八老，一般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王震、薄一波。 这个“八老”，其实还分为两个梯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是最有分量的决策人。 其实，文革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中共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 叶剑英，因为身体原因，在邓小平复出后就快速退出了一线领导。 叶剑英，出生于1897年，比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还大一岁，比邓小平年长7岁。 叶剑英去世于1986年10月22日。 陈云是1931年的政治局委员，延安时期曾经是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去世后，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一直到文革开始，始终是党内排序第5的领导人。 革命战争时期的陈云，长期负责组织工作，并成长为经济专家。 比邓小平还小1岁的陈云始终没有被当成接班人培养，可能与性格的淡薄有关，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军队没有影响力。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陈云和邓小平是健在两位文革之前的政治局常委，陈云是排序在邓小平之前的常委。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云除了关注经济之外，主要工作是组织人事。 陈云在党内有巨大的话语权——虽然他不那么讲话。 改革初期，邓小平非常倚重胡耀邦，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接找胡耀邦谈，让他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常常主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铁腕执政，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以柔克刚。在那个时期，两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这两条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 与之相随的是，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 不过呢，在元老内部，每个人思想更加关注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言，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更加接近，就改革开放而言，邓小平和杨尚昆更加接近。 军队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的作用比较积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早也是得到罗瑞卿为首的军队的支持而获得坚实的基础。 在八老里，王震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就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而言他坚定支持邓小平，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言，他支持陈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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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8节 1948年下半年，在各大野战军都要脱离老根据地展开战略进攻，而老根据地就必须为外线战略决战的野战军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 那些老乡已经为战争做出巨大的付出，已经牺牲的很苦很苦，现在要他们拿出更多的物资且送上前线，这个真的需要做思想工作。 因此，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军队脱离老区去打更大的仗，当然要付出更大的牺牲，不能因为自己家乡的已经解放而有马放南山过小日子的打算。根据地也需要更加辛勤的劳动生产物资为战争服务。 毛泽东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管前方还是后方，不管野战军还是根据地，必须服从中央大局而不能强调自己的利益。 只许讲牺牲而不允许搞狭隘利益。 共产党拍《大决战》，辽沈战役里是老区群众直接上一线挖战壕，平津战役里是老区群众砸开白洋淀在寒风凛冽里一船又一船的把物资运上前线，淮海战役里是山东群众车轮滚滚、扁担悠悠把后勤运上前线。 平津战役极凶狠的拦截35军，因为程子华、杨成武、杨得志领悟中央军委意图不力，35军竟然逃出生天，毛泽东异常震怒：“杨李兵团过去多次违背军委清楚明确的命令，此次擅自放弃隔断张（家口）宣（化）联系的任务，放任35军东逃，一纵在铁路两侧坐视不打……军委早已命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部（华北二兵团）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切断两敌间联系，即使5日不到，6日上午也应到达，35军如何能逃……程黄部（东北先遣兵团）应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 毛泽东一怒，各路惊恐，杨得志、程子华以昼夜200公里的速度直插目标，杨得志为了赶速度，大冬天徒步过洋河，士兵棉裤都结了厚厚的冰，于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 然而，他们仍然堵不住郭景云的35军。地方部队，冀热察军区独立第27团，在深更半夜赶到35军必经的小村鸡鸣驿。 这个独立第27团，是一支由地方游击队升级的独立团，七八百人，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打阵地战的经验，他们不可能拦截住国军精锐35军。 然而，既然需要拦阻35军，那么，就必须拦阻。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要和日军死磕，友邻部队就必须打阻击，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就硬生生的把自己打光。 国军和共军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是，拥有强大武器和指挥技巧的国军只要是大部队往往是可以出战绩的，国军最大的麻烦是不对一旦分散战斗，小部队往往没有独立作战的魄力。共军因为拥有基层民众的拥护，小股部队往往敢于脱离主力单独作战。 带队的军分区参谋长柴树林和曾团长立即布置阻击阵地。这时，不知道谁出的主意：“咱们火力弱，挡不住他们，挖沟！” 这是非常标准的游击队作风，但，有用。 那么，就挖沟。 其实，挖沟那是如此的简单。 部队当然要携带一点土工作业的工具，比如镢锨什么的，但，部队不是执行战斗任务的农民，每个战士上战场的时候给他一把枪外加一张铁锨，这个太搞笑了。 一个几百人的独立团，能有几张镢锨？ 《大决战》里，解放军在塔山挖战壕，除了解放军战士，更有支钱的男女老少，一个妇女还和年轻的战士开比较荤的玩笑。 平津战役，独立团要挖沟拦截35军，也需要找老百姓帮忙。 柴树林参谋长说：“好，挖沟！让民兵和老乡们配合！” 于是，就这个村那个村去动员老百姓。 天一亮，部队和民兵及老百姓1000多人扛着铁锨、镐头来到村外，挖沟。 有老百姓帮忙，外加打游击的经验，这沟的选址就非常绝！ 沟址的一端是高山的峭壁，另一头是高高的铁路路基和大坝。这横挖的沟宽三四米、深二三米、长十几米。 这样的沟绝对挡不住大队的步兵，因为大部队一般都有工程兵，多少有些竹梯子、木板子什么的。但，解放军之所以拦不住35军是因为35军是乘坐汽车向北平开进。这样的深沟拦不住一般的步兵，拦截汽车是绝对的绝对，最气人的是这沟址选择的非常的绝，汽车无论如何不能绕行。 35军要想通过这沟，就必须填沟。 填沟当然比挖沟容易。挖沟必须用镐、镢锨等工具，填沟呢，因为是新土，部队有的是人，手捧脚蹬也可以下土填坑。 一般人、一般的部队，挖沟就挖沟了，思想的深度也就如此了。 独立27团是游击队出身，和日军、和国军游击了十年了，有着大部队、乃至于大部队高级将领没有的特殊心智。 沟挖完了，时间还宽裕，又有人积极提议：把挖出的土扔河里去，省得敌人填坑用！ 大家一听有理，那就把土弄走好了。 没这样简单。 挖沟用镐、镢锨，移土呢？总不能用手捧着运到河里吧。 老乡们说干就干，飞跑回村，找来一些箩筐，不辞劳苦地将土一筐一筐扔到几十米外洋河里。 沟挖完了，土弄走了，大家吃完饭休息了一段时间，下午，山上的哨兵鸣枪，35军的汽车队来了。柴参谋长让民兵和老乡们立即撤退，自己带着挖沟的部队上山看风景。 郭景云大军来到这深沟，只能停下，汽车绕行是不可能的。工兵连修路到处找土。沟里的土不见了，都被扔进了大洋河里。 没土就只能就近找材料填沟。 郭景云站到沟边看工兵连往深沟里填石头，嘴里骂道：“真他妈的挖到点子上了！这活儿做得真绝！” 需要赶时间的郭景云无奈，也不能几万人眼睁睁看着工兵连干活呀，他只得下令全军下车徒步穿过大沟，两万多人下车集合，按建制过沟，整整耗费了两个多小时。 这两万人徒步过沟到不耽误工兵连干活填沟。 第35军好不容易步行过了沟，前进一个多小时到达下花园。 请注意，这就耽误了接近4个小时了，因为步兵步行一个多小时的路，汽车也就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 然后，两万多步兵遇到柴树林指挥的独立第27团的火力射击。 他们在山上，噼里啪啦的放枪。 气坏的郭景云性起，自己带着随从，亲自前往指挥。他命令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派一个团侧翼迂回。 游击队集合体性质的独立27团，武器落后弹药不足，当然抵不住这等硬仗。 这个时候就天黑了。 远处是崇山峻岭，傲慢的郭景云害怕了。国军原本就弱于夜战，八路军又喜欢扒路，深更半夜的，即使有车灯照明，朦朦胧胧的，一个不留神，那就麻烦了。于是，给参谋长田士吉打电话布置：“今天晚上不走了，全军在鸡鸣驿和下花园宿营，明天早上再走。” 这一耽误，郭景云的35军就走不了，因为杨得志的先头部队已经赶上来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必然有非常复杂的内部矛盾需要协调，要协调各种各样的矛盾，一个方面是最高层有绝对的权威管控狭隘利益集团，另一个方面是尽量让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搞好协调。 在古代，因为是残酷的阶级社会，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阶层利益、地方利益是相当的艰难，国家层面的整合一般是依靠天才般的雄主的强悍手段，比如，刘邦斩杀了所有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家伙。 从“新亭垂泪”到岳飞风波亭被杀到史可法孤城血泪，面对来自北方的异族入侵，为什么没有一次能够依托江南半壁完成北伐呢？ 古代中国有三次南渡政权的完蛋，而北方民族建立的蒙元、满清的灭亡都不是因为民族压迫而是因为阶级压迫。最明显的是满清入主中原后，汉民族几次大规模“驱逐鞑虏”最终都是被满汉地主联合绞杀，特别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汉民族生活的疆域太广、人口太多，因为方方面面原因而很难统筹协调内部的利益纠葛。 太多的窝里斗。 或者说，一盘散沙。 不要说古代历史，即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也经常的大打出手。国共两党之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内讧就更加的令人瞠目结舌。 八年抗战，国民党投降日本的中央委员是20人，旅长以上将领62人，投降的正规国军是58万余人。 和国民党方面相比，抗战时期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军队的将领固然也有叛变（张国焘）、离队（周昆），直接投降日军当汉奸的要少的多。 之所以出现抗战时期国共局部冲突、国军内部冲突、国军大批军队当汉奸、一些八路军新四军当汉奸，环境的险恶并不是主要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抗日阵营内部利益的协调有问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险恶的敌后战场坚持下来，其关键就是内部利益的政治整合。 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除了政治路线的底层利益获得民众的拥护，更有一点那就是政工制度对军队的改造。 后一点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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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39节 比较热播的一个电视剧《亮剑》比较成功塑造了李云龙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现在，雨花石比较深沉的问一句：李云龙是我们期盼的合格军人吗？ 有人说，性情中人、敢于亮剑，难道不是合格军人吗？ 那么，我举另外一个人物，李广。 李广贬职为庶人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贬职为普通老百姓，“从人田间饮”，应该是郊游野炊喝酒，回家晚了，就被霸陵亭戍卫大队给拦住了。 为什么是戍卫大队而不是一般的城管大队呢？后面我有解释。 巧得很，霸陵尉也喝醉了。 也就是说，如果霸陵尉比较清醒，大约就看出李广不是一般老百姓，也就放行了。 李广当然不爽：“故李将军。” 我是被解职的将军。 霸陵尉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现役将军也要遵守我的规矩，别说你一个被解职的将军了。 “止广宿亭下”，李广在霸陵亭下风餐露宿了一夜。 过了一段时间，对匈奴战事紧张，皇帝任命李广当了右北平太守。 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以军事需要向上级提议调霸陵尉为自己的部属，这霸陵尉来李广这里刚报到就给杀了，“至军而斩之”。 霸陵尉是一个什么东东？ 西汉文帝死后埋葬在霸陵，这皇陵当然就需要守卫部队，偏巧这霸陵的位置非常重要，在白鹿原上，正处于长安城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于是，西汉干脆就成立了一个霸陵县，霸陵尉的职责，应该是兼有“县尉”和“陵尉”的双重身份。 因为霸陵亭在守卫霸陵和霸陵县的突出位置，霸陵尉还要兼职霸陵亭长。 霸陵尉，如果白话一下，身份是三个，先帝陵寝卫戍大队卫队长、进京稽查站稽查大队大队长、霸陵守备区司令员。 为什么我把霸陵尉这个主管县级武装力量的“尉”提拔为师级的守备区，原因就在于霸陵县亭正好位于进出长安的咽喉要道。 也正因为如此，霸陵尉才能够堵住李广回家的通道。 这个霸陵尉，虽然地位并不高，但深刻影响着皇陵的守卫和首都的安全，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清朝时期的九门提督，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一句话，九门提督就是给京城看门的，品级呢，初为正二品，后于嘉庆年间升为从一品。 九门提督的品级有多厉害呢？地方巡抚，一般是从二品，低于九门提督。管理多个省份军政事务的总督，标准是正二品，与九门提督相当，如果挂兵部尚书衔，从一品。 也就是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的曾国藩，如果不算他的侯爵身份，仅仅考虑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不过是从一品，与九门提督等。 九门提督的品级为什么如此之高呢？就是因为他是保卫皇帝的极关键的屏障。 皇帝的安全，一个是敌军或者叛军大举围城，一个是京城内部的军事叛乱，一个是小股的恐怖主义者的突袭。管理京城的门禁，在古代，特别在防范京城内部军事叛乱和小股恐怖主义突袭里起到最重要的重用。 九门提督，必须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才可以担任，品级必须极高。 霸陵尉的重用虽然不如九门提督重要，但身兼保卫陵墓的大任，这就不得了。 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山陵拱卫大队的拱卫长，级别当然不高，然，经常近距离接触国民政府高层领导，必然是千挑万选的人物。 李广这个右北平太守，对应今天什么级别呢？ 西汉的地方行政是郡国并行，初期的封国大多管理多个郡。所以，严格说来，西汉前期的行政体制还是郡县两级制，封国只是郡县以上中央之下的“大行政区”。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封国的被拆分和西汉政府管理疆域的急剧扩大，封国和郡基本成了平级单位。汉武帝时期的郡国数量变化比较大，我们马马虎虎算一百多个。也正是因为郡国太多了，汉武帝在全国设立了十三个刺史监察区，行政单位开始向州—郡—县三级过渡。 也就是说，李广这个右北平太守的地位高于今天的地级市而低于今天的省级单位。不过呢，在郡这个单位存在的时代，他是直管县的。 “霸陵尉”从京畿要地的“尉”跟随李广来边疆的右北平，最低是平调或者升格为县令等等职务。 简单说，因为李广时代是战争时代，军人地位特别突出，如果按照战争刚刚结束的新中国初建的大体对应级别军省级、师地级、县团级，李广大体是副军级或者正师级军政一把手一肩挑，而“霸陵尉”大体是县团级正职或者刚刚提拔为副师级干部。 随随便便找一个理由，一个右北平太守，就杀了一个县级干部，这李广也太牛了吧？ 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边疆区的县尉，因为人际关系的简单，也许引不起中央的关注。霸陵尉，那可是给汉武帝的爷爷戍卫陵墓的人。 皇帝的亲人比较多，需要守卫的陵墓也比较多，也许不那么特意关注，但，那是汉武帝时代，正儿八经被朝廷承认的去世皇帝只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4人。 还有一点，两汉的宗庙体系非常严格，大多数皇帝死后不能获得“庙号”。 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唐宋纪年是“庙号”，比如唐太宗，而两汉是“谥号”，比如汉文帝、汉武帝。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两汉庙号的获得太过于艰难。 在古代，有夺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称为宗。 《史记》记载，刘邦去世发丧：“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也就是说，按照唐宋的“庙号”纪年，我们应该称刘邦为“汉太祖”，按照两汉的“谥号”纪年，我们应该称刘邦为“汉高帝”。中国古人大约太尊敬刘邦了，感觉不称呼他为“祖”就大不敬了，而如果严格的尊称为“汉太祖”又体现不出刘邦“起微细”有“拨乱世反之正”而“平定天下”的“功最高”，就把“汉太祖”的“祖”与“功最高”的“高”组合成了“汉高祖”。 我们读中国古代史书，发现创业皇帝的庙号，有“太祖”和“高祖”的不同。其实，这个不同是非常有讲究的。 “太祖”的庙号给予“起微细”而“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汉太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成吉思汗（这个写法就已经是混编了）、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 “高祖”的庙号一般给予继承祖先基业发扬光大成为帝王的开国君主，比如隋高祖杨坚、唐高祖李渊。 为什么如此呢？杨家、李家都是极有社会影响的世家大族，杨坚、李渊的成功确实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家族的巨大社会影响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 隋朝的太祖是杨坚的父亲杨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奠定杨氏家族谋夺皇权的根基。 唐朝更加有意思。李渊登基，追封他的爷爷李虎为唐太祖、他的父亲李昞为世祖，他自己就一个高祖，至于非常牛的李世民不过一个“太宗”。 为什么如此呢？这就是普天下民众的“国家政权视角”和帝王家族的“家族视角”的不同。 同样的道理，220年曹丕登基当皇帝，就追他的老爹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魏的事业原本就是曹操打出来的江山。 封建王朝实际建立后，创业皇帝的儿子们代代继承为皇帝的那一个儿子的庙号一般是“太宗”。 太宗，就是大宗的意思，就是众多支系里最重要的一支。 明朝的朱棣虽然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但，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都是他的子孙，所以庙号“太宗”，因为嘉靖给他上庙号为成祖，历史习惯称“明成祖”。 西汉的第二个皇帝是惠帝刘盈。吕后死后，功臣不承认吕后鼓捣的刘盈的儿子们帝王身份，统统给杀掉。功臣们拥立代王刘恒为皇帝，刘恒去世后儿子刘启登基。从此，两汉皇帝都是刘恒的儿孙，于是，刘恒就成了“汉太宗孝文皇帝”。 整个两汉，有庙号的皇帝如下： 太祖：高帝刘邦； 太宗：孝文刘恒； 世宗：孝武刘彻； 中宗：孝宣刘询； 世祖：光武刘秀； 显宗：孝明刘庄； 肃宗：孝章刘炟。 汉武帝所在西汉前期，礼法其实非常严格，他的皇帝父亲和他的皇帝儿子都没有获得“庙号”，获得庙号的只有他的老爷爷刘邦和爷爷刘恒。 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朝廷承认的皇帝陵墓只有高祖、孝惠、太宗、孝景等4座，而位置最重要的当然是霸陵。 汉武帝是一个能骑马的皇帝，经常的离开京城，而离开京城就一定经过霸陵。 在雄才大略且有匈奴入侵的汉武帝时代，霸陵军事首长的调整当然要备案。 就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干部，竟然被李广给杀掉了，李广难道就不应该依法严惩？因为右北平险恶的战争环境，朝廷也许选择了对李广的隐忍，但，内心的猜忌是深刻的。 李广虽然功高而最终不能封侯而被迫自杀，固然有时代的原因，更多的是他个人的修养问题。 古人说，李广无功缘数奇。我说，李广无功是因为道德修养大大的差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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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夜雨t123 2018-08-04 17:49:45 第37节没了 ----------------------------- 第37节被吞了多次了。现在，第40节也被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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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0节 《亮剑》里的李云龙是一个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但，他的世界观其实还有太多狭隘的个人自由主义，他当然不能是一个合格共产主义战士。 作为军人，李云龙经常对抗上级的命令而自由行动，如果说临急突围还有辩解的理由，在师部下令独立团全力保护八路军总部突围命令后，李云龙竟然带领主力一营根据自己对战局的判断脱离主力去打阻击。即使，我们按照影视剧的故事推演，李云龙堵住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日军观摩团也是偶然。反过来讲，如果在李云龙聚歼观摩团的时候，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日军小分队采取不管不顾的打法而死掐，按照剧情，政委赵刚指挥的部队是绝对抵不住的。 也就是说，李云龙竟然以玩忽保卫总部的任务而去“搂草打兔子”。 事实上，真实的历史上不可能有如此的“二”，如果有，战后必杀无疑。 日军一个少将级别的观摩团，和八路军总部相比，这级别低到不可比拟的程度。 要知道，抗战伊始，国军授予彭德怀是战时中将军衔，因为朱德去了延安，彭德怀是指挥整个华北几十万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领袖。 中国比较流行的象棋，是以将帅的生死定输赢。 行军打仗，最高指挥官的生死并不绝对决定战争的走向——毕竟有战时换将——但，战区最高指挥官的生死对于战争的走向有着极深刻的影响。在特定时刻，战场最高指挥官死掉而中断战时指挥，对于部队来讲是不可承受的。 以彭德怀在共军的地位，不要说什么观摩团的少将，就是华北派遣军的冈村宁次我们也是绝对不换的。 雨花石说的更难听一点，就是拿日本天皇，我们也不能换彭德怀的生命。 为什么呢？难道战争不就是牺牲吗？ 是的，战争就是牺牲，但，并不是搞对等牺牲。 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一支部队要想胜利，必须敢于牺牲，但，也必须保护核心干部，因为干部是决定性因素。 就解放军的顶层将领而言，除了坐镇中枢的朱老总，最能打的也不过是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而已，其他的陈毅、聂荣臻是不能独立支持战略区的。 这几位之下，陈赓、许世友、杨得志、肖劲光，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指挥多个纵队打过大的歼灭战，但指挥大战略区，他们还弱一点。 彭德怀这个人，我多次说过，“个性太傲”，这个不利于团结，可是，彭德怀更有一个优点，“个性极强”——泰山压顶不弯腰。 彭德怀一生，干过两件险到极限的事情：1935年9月保护中共中央单独北上和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 对于保护中央单独北上的彭德怀，毛泽东的评价是“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对于部下的褒扬要照顾方方面面的情绪。毛泽东如此高调褒扬彭德怀，就是认识到其他将领无此胆识。 就这一点而言，彭德怀的修养就不够，他表扬38军为“万岁军”弄得43军非常有情绪，一个劲请战去朝鲜打一个“万万岁”。 长征结束，彭德怀的军事二号地位基本确立，即使老牌名将贺龙和刘伯承都自觉接受指挥，其关键就在于单独保护中央秘密北上需要太大的胆略。 即使，除却1935年9月保护中共中央单独北上和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就彭德怀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西北野战军的骁猛敢战，全军上下也必须佩服。 比如，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当着华野将士的面表扬西北野战军，批评华东野战军。 1947年的夏秋，打完孟良崮战役的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经常接到中共中央表扬西北野战军的电报。而且，伴随着刘邓大军的外线出击，为了策应刘邓，毛泽东一个劲要求华野脱离山东老区外线出击。在华野看来，外线出击是要做一定准备的，结果，中央的电报如同“火烧屁股”催过黄河。 整个1947年，华东方面感受到的是好象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西北压华东似的。 颇多的“粟粉”也比较选择性回避这一点。 1952年5月，饶漱石深夜求见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有些仗打得不好。 其实，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都有几仗打得不好，但，是否完成了中央的任务，是否敢于挑重担，那就只能由领袖评价了。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有一个总的评价：“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 刘邓历史最光辉的一页就是挺进大别山。邓小平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 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大多喜欢在内线作战，但，长期的内线作战对于根据地的经济破坏的非常的残酷。如果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持续在根据地内部大规模运动作战，结局一定是消灭了敌人相当的兵力而丢失了根据地，而丢失了根据地，战争就彻底失败了。 电视剧《潜伏》有一句话：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问题是，看待任何事物都要讲究辩证法。如果你内线作战丢失根据地到不能养活军队，那么，撤退就是失败而占领就是胜利。 解放战争截然不同于抗日战争的一个特点是“全国战争的一盘棋统筹”而截然不同于抗日战争的“各自独立发展”。 解放战争相当于楚河汉界的象棋对弈，所有的子力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最高统帅部的运筹帷幄，该牺牲就必须牺牲。 1947年7月，刘邓过黄河之后旗开得胜形势很好，于是有了依托个根据地在交界线搞运输站的思想——“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 陕北的毛泽东给刘邓和华东方面一个极秘密的电报，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搞外线出击，陕北已经无法坚持，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就只能屁股向后过黄河。 如果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在不能取得胜利的大环境里渡河东去，对于西北战场、对于整个解放战争士气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 毛泽东，在陕北！对于胡宗南、对于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心理压力。对于各大野战军都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完不成任务不能撤退。对于陕北的革命群众，那是坚持的骨气。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让刘邓派出部队去陕北呢？简单，陕北太穷苦了，压根就养活不了过多的军队。 刘邓“二话没说”，半个月后立即南下。 和刘邓不同的是华东野战军对外线出击的拖拖拉拉。 1948年去中央汇报工作后的陈毅，在了解了1947年8月间中共中央的艰难和全盘战略后，公开对华东方面搞了自我批评。 陈毅在宝丰传达时说：“我们（华野司令部及六纵）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的时间作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3天，解决给养问题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的紧。现在我们才懂得了这是事关战争成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一个劲催华野外线出击？其关键，除了配合刘邓之外，更多的是山东已经供养不了华野的吃饭问题。 1947年8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把他们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将包括一、三、四、六、八、十、特纵等7个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的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在庆贺沙土集大胜利的电报上，中共中央更明确地指示要求陈、粟率部“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以“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中央认为这是一个“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接着在1947年9月22日的电报上，中央又在组织建制和领导关系上重新作了区分： 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现辖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即中野第十一纵队）划归陈、粟辖。 陈、粟、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渤海暂时划归晋冀鲁豫领导）。 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 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华东野战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二、七、九、十二纵队。 这个电报内容，是“粟粉”坚决回避的。 因为解放战争第一年，华野丢失了太多的根据地，即使取得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局部胜利，但根据地越打越小、粮食越来越难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 无可奈何之际，毛泽东决定拆解华东野战军。毛泽东的谋划是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山东战场的内线兵团继承华东野战军的旗帜和名义。至于已经外线出击的陈粟主力，因为山东方面已经无法保障粮食供应，唯一的选择就是依托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后勤保障。 在毛泽东看来，华东方面打仗比较的不顺，对于执行命令拖拖拉拉，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干脆就把粟裕的部队划归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序列。为了统筹指挥，毛泽东重组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前线的邓小平和后方的薄一波和代表新入伙的陈毅，依次排序。 这是我们很多研究军史的人习惯回避的角力过程：没饭吃的粟裕要接受“晋冀鲁豫”粮食的指挥。 中共中央给华东的原本命令是粟裕过黄河接受刘邓指挥，压根就没有提到陈毅。粟裕，考虑到自己资历钱，没有和中央讨价还价的本钱，最早谋成了陈粟一起过黄河。 外线出击的陈毅和粟裕没有公开对抗毛泽东的这个命令，但，陈毅、粟裕在10月16、21、24日给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的电报始终以“华东野战军”的名义。 也就是说，华野以实际行动对抗了中共中央的人事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或者强力组织处理责任人，或者以沉默应对。中央选择了沉默——枪胁迫了党。 坚持用“华野”旗帜的“陈粟”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胁迫中央以沉默表示让步，而是，如何吃饭，因为饶漱石的华东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障供应了。 没有办法的华野外线兵团，只能去求人。 1947年11月上旬，陈毅离开华野司令部去邯郸，和薄一波等商讨大军的供应。累的吭哧吭哧的陈毅， 于11月24日黄昏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薄一波等热情接待，打着马灯亲自郊迎。商谈时，陈毅考虑到晋冀鲁豫要供给刘邓、陈谢、陈粟，有时还要供应西北野战军，困难很大，因而代表野战军提出的清单数字不是“狮子大开口”。薄一波也对华野的需要很重视，答应得爽快，于是彼此满意。 薄一波是聪明人。就华野外线兵团的番号问题，陈粟和中央已经有了裂隙，现在陈毅亲自跑来要粮食，就是给足了晋冀鲁豫方面体面。如果晋冀鲁豫公事公办按照中央的电报逼迫陈粟，就可能给已经颇难控制华野的中央出更大的难题。现在，陈毅要的粮食也已经自我降价，那么，就痛痛快快处理这事情让大家有个台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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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1节 与薄一波协调了粮食，陈毅就风尘仆仆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 华野打仗，需要三个问题：1、一线的军事指挥；2、后勤保障；3、与最高层的政治对话。 对于任何一支军队而言，吃饭都是极要命的事情。 1948年11月8日，粟裕、张震代表华东野战军给“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发了一封讨论南线大战略的“齐辰电”。很多人说，这封电报是粟裕向毛泽东建议发起淮海战役。其实，这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济南战役还没有结束的9月，毛泽东和粟裕就开始讨论淮海战役了。而且，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已经给华野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这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9月24日结束后从10月11日一直拖拉到11月8日，几乎一个月，这责任由谁来承担？ 济南战役后，华野需要休养，这是必须的，但休养的时间，和结束辽沈战役后急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相比，是拖拉的。 为什么拖拉？原因其实就是一个指挥权问题一个吃饭问题。 辽沈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发起的，华北的解放军仅仅是在华北战场搞配合。平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解放军联合作战，华北的解放军虽然和东北野战军是两个建制单位，不过，华北的高级将领聂荣臻、杨罗耿、杨李，或者是林彪的搭档，或者是林彪的部下，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林彪的指挥。淮海战役原定的目标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并攻占两淮，按照正常的战役推演，华野独立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由中原野战军搞战役协同。这就牵扯到统一指挥问题。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是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并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名义、刘伯承是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在这种体制下，粟裕如果指挥中原野战军，在体制上就是副职指挥“正职的正职”，在现实生活里是非常搞笑的。最麻烦的是，淮海战役原本就是中央军委给予华东野战军的任务，粟裕在自己力量不能完成的情况下需要中原野战军帮忙就要有所付出。 协同指挥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问题。 三大战役后，就四大野战军进军的战略方向是有争论的。 彭德怀的一野理所当然进军大西北，而且从华北抽调周士第18兵团、杨罗耿19兵团配属一野。 陈粟三野、刘邓二野、林罗四野，都要经营南线三大战略区。 林罗在平津战役后，不仅仅是需要休整，而且还有一个改编傅作义部队的问题。傅作义和平改编是被逼无奈，他从骨头里是不肯和共产党合作的。林彪和聂荣臻在平津，需要分解改编华北国军几十万大军，哪有如此的简单？ 林彪的四野必须在平津屯聚一段时间。但是，陈粟的三野和刘邓的二野发起渡江战役是有巨大风险的，这个风险并不是汤恩伯的几十万军队——这个部队对于江防确实太稀薄了，而是美英有武装介入渡江战役的可能。 谨慎的毛泽东，命令二野、三野联合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唯恐华中的白崇禧集团斜刺里捣乱，命令肖劲光指挥四野先遣兵团到达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 这一年，也活该国民党倒台。这一年，长江大水竟然弄的武汉发了大水，水大到武汉市区竟然可以行驶船舶。白崇禧不愿在如此不利的地带与解放军纠缠，当然就不会斜刺里捣乱渡江战役。 按照战争走向，渡江战役后陈粟的三野经营苏浙闽，刘邓的二野从江西走两广大迂回两湖也非常的顺畅。 那么，林罗的四野经营大西南就理所当然了。 不过，四野的大部分高级将领的家乡和红军时代战斗在湘赣闽粤桂，比如，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陶铸、肖劲光、肖华、刘亚楼、邓华、肖克、黄永胜、李天佑、吴法宪。四野的绝大部分将领在长征期间走过了贵州、云南、四川的山水，不过，时间太短，毕竟隔膜。刘邓的二野，主体部分是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其实，二野的大部分将领在四川战斗的时间也并不长，而且，二野的杨勇的五兵团的前身是老红一方面军。二野不同于四野的一点，是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个最重要的领导是原汁原味的四川人，尤其是刘伯承是在川滇恶战过的名将。 军事将领对于战区军事地理的了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比如，马谡之所以把防守街亭的部队拉上高山，是因为在荆州长大战斗在川滇的他压根就不知道还有山区缺水这种事情。马谡在街亭之所以不能坚持，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张郃竟然在山下顺风放火。在荆州的春天，马谡如果把部队拉上高山，既不会缺水，更不会被火烧——南方的山不那么容易被放火。 反过来，长期战斗在北方的于禁，带领北方部队到达汉水附近作战就不知道防水。 有人说，这是古代。那么，近代的张灵甫如果知道山东的石头山极端缺水，也不会傻逼到主动上山被包围。有人说，张灵甫级别低，那么，希特勒这种战略家竟然也不知道莫斯科的寒冷可以协助苏联红军打赢莫斯科战役。 解放军的大进军还截然不同于国民党北伐的地方就在于解放军在完成战争后要抽调大批干部搞社会改造。 新中国初建，大部分省的一把手是本省人，这种安排就是考虑对地域民情的熟悉。 对于大进军的方向，林彪向中央提出四野去中南，于是，刘邓就被调整成了大西南。 于是，1949年夏秋，在江西的二野的陈锡联的三兵团和杨勇的五兵团于是自东向西运动，在武汉地区与南下的林彪的四野交叉行进。 在今天，几十个人交叉行进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乱闯红绿灯要罚款扣分的。如果几万人在短时间交叉行进而没有统一的指挥，那就非常容易乱套。 四野几十万大军和二野十几万大军在武汉附近交叉行进，当然需要协调道路和后勤保障，弄不好就要闹矛盾。 据一位曾跟随刘邓大军南下的老干部说，当年进军西南和进军华南的二野、四野曾在途中相遇，林彪的部队就会大喊“坚决不听从刘伯承指挥！”而刘伯承的部队也会呼喊“坚决不听从林彪指挥！” 底层的这种傲气其实来自于对统帅的敬佩。 军人打仗，最不同于一般社会生活的地方就是以牺牲来回报错误的指挥，而，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无论将领多么的优秀也无法避免应有的牺牲。 简单的说，军事指挥员下达的作战命令，其本质就是要求部队牺牲生命。合格的军事指挥员和蹩脚的军事指挥员的区别在于，合格的军事指挥员以牺牲部下的生命为代价赢得战斗的胜利而蹩脚的军事指挥员不但牺牲了部下的生命而且输掉了战斗。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一般的军事指挥员的区别在于，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以较小的牺牲赢得尽可能更大的胜利。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之所以能够在部队建立崇高的威信就在于能够以最少的牺牲赢得最大的胜利。 百团大战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巨大的争论，就在于关家垴战斗牺牲太大而战果太小，刘伯承愤怒彭德怀军事指挥过刚而不讲究技巧。 抗战时期，黄克诚带领八路军一部南下苏北协助新四军，部队虽然改番号为新四军第三师，但始终控制部队的指挥权而不肯交给陈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黄克诚从1928年年初的湘南爆动就开始接触陈毅，他对陈毅、张云逸、赖传珠这新四军的正副军长、参谋长的军事指挥能力并不信服。黄克诚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第三师的作用，新四军给第三师的命令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抗战胜利后，黄克诚带领兵强马壮的35000的军队拼命跑到锦州时，恰巧遇到了在虹螺山附近找部队的总司令林彪。这个时候的林彪，虽然有总司令的名义，因为没有大功率电台发不出电报，不但无法与延安和东北局联系工作，也找不到自己的部队。 林彪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负责警卫的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 黄克诚和林彪见面后，经过深刻交流意见，达成高度一致。黄克诚郑重表示，将第三师交给林彪指挥，完全接受林彪的领导。 黄克诚公开说：“林彪来了就好了。有林彪在，东北就是我们党的了，东北就能打胜仗。” 将部队交给林彪的黄克诚，长期脱离野战部队去搞根据地和后勤工作。 黄克诚对林彪和陈毅的不同态度，是因为林彪和陈毅军事指挥能力的巨大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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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2节 从抗战胜利到大军南下，四年征战林彪在四野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无数的骄兵悍将对他的统帅佩服的五体投地。 和林彪相比，刘伯承的名将风范更早更传奇。 北伐开始的1926年7月，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了顺庆(今南充市)、泸州及合川部分的川军起义，史称泸顺起义，杨闇公、刘伯承、朱德是主要领导人，陈毅也积极参与了斗争。 顺泸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刘伯承为各路总指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指挥战略任务的高级将领。 刘伯承军事指挥能力，有两次最突出的体现。1929年，周恩来给红四军起草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队伍。毛泽东回信中央，一则表示两人不宜离开，同时又表示如果一定要他们离开，可请恽代英和刘伯承前来代替他们。 就1929年的毛泽东以及中共党内的干部思考，恽代英大约可以替代毛泽东负责政治领导而刘伯承可以替代朱德的军事指挥。林彪啊（团）、陈赓呀（营）、粟裕也（连），这个时候还不足道也。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在张国焘那里干的不顺心的徐向前曾经向张国焘提出一个建议，他去中央工作，请刘伯承来红四方面军担任总指挥。 到了1937年年初，为了救援西路军，中共以留在陕甘宁的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和红二方面军的红32军一级其他部队编成援西军，刘伯承担任司令员。援西军的主体在抗战爆发后改编成129师。 从1937年年初一直到席卷大西南，刘伯承不间断指挥这支部队13年。 天底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也难免因为战斗指挥的分歧而被部下叽歪。就现在看到的材料，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粟裕都曾经因为军事指挥与部下发生激烈矛盾，乃至于影响深远的矛盾。1946年四平街保卫战失败后，东北的共军也有对林彪的唧唧歪歪。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十帅大都有空降指挥其他系统军队的经历，三河坝分兵的朱德、指挥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突然去东北的林彪、空降山东的徐向前、空降山东的陈毅等等。但，最干净利落的“光棍式空降”还是刘伯承去129师，不但没有自己的基础部队，也没有自己的得力干部，而且还是一支刚刚和中央闹过别扭的部队。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1944年延安搞批评，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129师军法处长丁武选上台发言，批评中央和毛泽东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已经是1944年了，1955年的开国少将活到1993年去世的丁武选在延安的大会上公开批评中央对129师的人事安排。 丁武选说“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我们有意见的是中央。 129师悍猛战将王近山曾说过，勇敢是学习徐向前，谋略学习刘伯承，果断学习邓小平。 徐向前之外，刘邓是最得129师将士拥护的领导人。不过，就整个中共革命史，以军政首长命名的军队，最著名的除了朱毛红军大约就是刘邓大军了。 在朱毛红军、刘邓大军之外，比如杨罗耿兵团等等称呼也有，但，知名度就太小了。 比如，以南泥湾开荒彪炳史册的359旅就叫359旅而不称“王旅”。 林彪指挥的四野、粟裕指挥的三野，就兵力而言都远远超过刘邓大军，但极少有林罗大军、陈粟大军的称呼。 徐向前的军事指挥能开是非常卓越的，红四方面军也确有极能打仗的将军，比如陈锡联、陈再道、王树声、王宏坤、王近山等等，刘伯承以空降而凝聚这帮湖北佬拱手效命，不仅仅是有极高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有极强的人格魅力。 相对刘伯承，以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的身份空降西北野战军指挥贺龙部队的彭德怀，团队的凝聚力就差劲的多，王震、贺炳炎、廖汉生都与彭德怀公开发生冲突。因为将帅关系不睦已经影响了军事命令的贯彻，贺龙“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1948年5月，贺龙带上中共元老林伯渠，首先从延安赶往“有问题”的西北野战军三纵（司令员许光达）。在三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贺龙对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即不服从彭指挥）提出了严肃批评。接着，贺龙与林伯渠赶赴西北野战军前委驻地洛川县土基镇，出席总结西府战役的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1万人，但也遭到不小损失。战后，有的将领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贺龙听到反映后，也很恼火，认为“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会上，贺龙先严肃批评了四纵（司令员王世泰），认为：“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对战役中“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的一纵（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贺龙批评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解放军也是有山头派系的，彭德怀虽然军事指挥能力高于贺龙、地位高于贺龙，但凝聚将领的能力比不过贺龙，习惯贺龙指挥风格的西北野战军将领就和他别扭的狠。 抗美援朝的180师巨大损失，惊动了毛泽东，1951年6月先后召见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和60军军长韦杰。了解情况后的毛泽东接受了“志司”做出的“这次１８０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的说法。毛泽东对于“志司”所讲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的这个“我们方面”的理解，“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 180师分散突围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比不过1949年四野的青树坪战役和三野的金门战役。金门战役是损失了建制。青树坪战役实际损失的兵力绝对超过180师分散突围损失的7000人。原因简单，兵锋极锐且由好战分子钟伟指挥的49军的两个师与桂系三个师死掐，损失个千儿八百压根就不会影响战史，也不会影响49军的战斗力，也不会撤退。 关于金门战役和青树坪战役的战后检讨都没有惊动毛泽东，或者说，180师分散突围损失的责任追究或者责任逃避已经必须有最高领袖亲自出面了。 几十万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硬顶牛，损失几千人，对于大兵团作战而言，固然疼，但到不了最高领袖那里。之所以毛泽东亲自出面，就在于毛泽东已经对彭德怀的“志司”做出了战役检讨有了怀疑，尤其是竟然有了“王近山右倾”的流言。 就一般的战役责任追究而言，大体的逻辑是上追到“战役布局思考到达180师的180师的领导”。 这话有些绕。 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连队在战斗中因为上级部署不当而损失巨大，这个责任追究到不了师级，因为一个师长在做战斗部署的时候一般安排到团级和营级。师长直接指挥连长，一般是不可能的。当然，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情况特殊，因为兵力太紧张，所有的老红军连队都是革命的种子。 比如，1937年过河抗日的385旅的陈锡联的769团除了直属队之外拥有12个步兵连队。这12个连队就有5个连队分波次调出。 1、1937年11月，769团副团长汪乃贵带2营7连调出组建汪乃贵支队。 2、1937年12月，1营1连、2营5连、3营10连集中后，随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组建东进（冀南）纵队。同行的还有2营机枪连及一个骑兵排。 3、1938年2月，3营11连调入129师独立团。 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要单独发展建立新部队，陈锡联就给他2营的第7连保驾护航。 1937年12月，刘伯承要在冀南平原搞战略发展，指令是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带队。结果，心胸不宽阔的386旅旅长陈赓竟然让陈再道带着警卫员去师部接受命令，暗含的意味就是告诉刘伯承，我给你一个光棍副旅长，连队一个都不拨。 那个时候，129师的政委是张浩，还不是后来极硬的邓小平。 没有办法的刘伯承只能给769团要连队。陈锡联极大方，给了1营1连、2营5连、3营10连等3个步兵连之外，更给了2营机枪连及一个骑兵排。 机枪连是重武器，骑兵排是快速部队可以保护陈再道。 长征结束，陈再道是红4军军长、陈锡联是红10师师长，是标准的上下级关系。红军大改编，红4军军长陈再道去31军改编的386旅当副旅长，现在光棍一个放单飞，陈锡联就极给老领导体面。 战争时期，决定一个人地位的核心因素是能力，当硝烟散尽，人际关系就开始起巨大的作用。陈赓这个名将，在建国后比较落寞，与他在高层领导里不讨喜有关。 因为电视剧《亮剑》的热播，129师独立团的番号非常牛叉。其实，129师独立团的第一任团长是夏云廷这个极传奇的稀奇古怪的人物。 1937年12月，129师决定以赞皇独立营、临城独立营与以师骑兵团一部扩编而成的阳邑新兵营组编为129师独立团。团长由129师骑兵团团长夏云廷调任。 129师过河的建制团队是769团（团长陈锡联上将）、771团（团长徐深吉中将）、772团（团长叶成焕烈士、副团长王近山中将、参谋长孙继先中将、政训处主任谢富治上将）、教导团（团长张贤约中将）、骑兵团（团长夏云飞大校、政训处主任徐立清中将）。 夏云廷原本是徐海东红25军的得力干部，1936年受命组建红15军团的骑兵团任政委，后与团长韦杰搭档。 红军大改编，夏云廷带领红15军团的骑兵团改编成129师骑兵团，政委改团长，因为当时没有政委设置，徐立清担任政训处主任。老红三军团的韦杰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因在抗大学习未到职，由黄鹄显代理（开国少将），韦杰后来由朱德亲自安排担任688团团长（开国中将）。 以夏云廷的资历和职务，1955年获得中将非常正常，少将也有可能，不过，活到建国后的八路军的第一批团长都是中将以上军衔，少将没有一个。 夏云廷，也有获得上将的可能。 可是，他的历史非常意外的发生了曲折。 刘伯承要夏云廷组建独立团，大约考虑到多是战斗力较弱的新部队，就从陈锡联的769团调出一个3营11连担当骨干。 夏云廷的搭档是政委邓永跃烈士。 这个时候，129师要抗击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力量有些薄弱，于是八路军总部就把总部机动使用的115师344旅调过来搞配合。这个时候，担任344旅687团团长的张绍东竟然伙同参谋长蓝国卿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走出军营，在半路上，张绍东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胁迫他们一起叛逃。 这个“张蓝事件”里牵扯到的大部分指战员返回了687团来了，张绍东、蓝国卿等少数人出走迷失在历史的层层浓雾里。 徐海东得知爱将张绍东叛逃，气的顿时呕血。3月中旬，344旅到达武乡县大有镇后，朱德亲临会议，立即对该团进行整顿，并命副团长田守尧接任团长（革命烈士）。 张绍东和夏云廷都是红25军的老干部，当时的687团驻地也与独立团相近。于是，129师独立团团长夏云廷竟然也因为对中央的干部政策有意见随同开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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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3节 夏云廷溜了，于是任命邹国厚接任独立团团长。 这个邹国厚在战争时期还是非常有贡献的，然而，革命成功后丢了一个巨大的脸。解放初，邢台军分区司令员邹国厚和军分区政委程玉琳通知大华汽车公司，乘车去保定开会。由于汽车公司售票无限制，邹、程上车时乘客已满。于是，他们大发脾气，并派十余名武装人员强行扣车。从早7点扣到中午12点，直到让邹、程坐在了前排才准开车。车到高邑县泥土路上，一马车未让路，邹、程的随行人员把赶车的痛打了一顿。这事情很快被检举上报，于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纪检委对此进行严肃处理，给邹、 程二人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建国初期，以功臣自居学习刘宗敏的不仅仅是刘青山、张子善，还有及时被教育的邹国厚和程玉琳。 中国革命的完成和民族的振兴，不仅仅是战场上打倒敌人，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在思想上自我改造。 几千年古代生活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巨多的是糟粕。 邹国厚，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 跟随张绍东离队的最高级干部当然夏云廷。面对张绍东的最终脱离革命和大部分指战员归队，夏云廷选择了离开129师寻找其他队伍继续革命。 从心理猜测，他应该是幡然醒悟了，然而，担忧被斗争而别寻队伍。 巧得很，他遇上了赶赴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留守处的罗炳辉。 罗炳辉是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的军团长，1935年9月草地分兵后他带领的队伍滞留在张国焘处。也许是为了留下更多力量搞革命，也许思想上有一点动摇，罗炳辉对张国焘“斗争非常不坚决”。抗战爆发后，他搞了一段时间的统一战线，然后去了新四军。 也许对夏云廷有所理解，罗炳辉带着他最终去新四军四支队工作，这就只能从底层干部开始，到了1940年2月才进步为来安独立营营长。 闹腾了两年，1938年八路军的独立团团长成了新四军的独立营营长。 这个夏云廷比较聪明，为了掩盖历史，改名夏云飞。 那个时候，干部牺牲调动非常频繁，八路军和新四军哪有时间调查这事情？ 于是，夏云飞就在新四军系统里抗日，然后在华东系统打老蒋。1947年2月，夏云飞任华野第6纵队18师参谋长，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下到54团指挥，和友邻部队一起攻上了孟良崮主峰。1953年冬，夏云飞任海军航空兵第1师师长。1954年11月，夏云飞指挥1师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 陆军将领改行指挥海军航空兵，那是极有能力的展现。 1955年，夏云飞为什么是大校而不是少将呢？ 夏云飞去海军工作，正好遇上了海军造船部部长刘义。 巧得很，这个刘义少将在红军时期是红15军团骑兵团的营长，是129师冀西独立团的政治部主任。 不但是老战友，而且正好赶上了夏云廷离队的节点。 刘义，当然检举了夏云飞。组织对夏云飞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审查，1956年给了结论。1964年，夏云飞担任了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文革时期被冲击的厉害，侥幸活到新时代。 很多人非常抵触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干部审查，那是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比如，像夏云廷这样的干部，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他就成了对革命有巨大危害的叛逃干部周昆、张绍东、蓝国卿。反过来讲，夏云廷离队后跟随罗炳辉去新四军之前的经历是否需要审查？ 得，我们回到连队的讨论上来。抗战初期的769团，除了直属队，只有12个步兵连队，而刘伯承渡河抗日只带过来4个团。对于刘伯承来讲，既要手握相当主力老连队打一些硬仗，还要分散一部分连队去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并且组建抗日武装。 很多果粉故意搞混历史评价的标准，一些朋友也立场不坚定，他们认为抗日的武装就要和日军硬拼，最好是都拼成烈士。 抗日要胜利，当然需要烈士，但，不能都当烈士，都当烈士谁来训练新部队？ 我们看电影《太行山上》，独臂将军贺炳炎和日军拼大刀气概非常，其实，这个时候的120师358旅716团已经分兵两路。 120师358旅716团其实是由长征的红二方面军的红2军团红6师和陕北红军第28军编成。 红2军团红6师编成716团团部、直属队主体和第1（原18团）、第3（原16团）等两营。 陕北红28军改编为第2营，辖4个步兵连队和1个机枪连队。营长陈坊仁（1955年少将）、副营长黄新义（建国后转地方工作）、教导员王再兴（1955年少将）。连级干部可知的有5连连长杨树元（东北野战军师级军事主官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6连长唐家礼（最高职务天津军分区司令员）、7连长王季龙（建国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授衔）。 二营全营700多人。 1937年9月28日，在神池县的义井镇，贺龙决定 以358旅716团2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716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出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宋时轮支队出发的时候，又补充一部分，一共900余人。这个部队因为到雁门关以北敌占区去打游击战，所以，独立支队被命名为雁北支队，宋时轮担任支队长兼政委，所以雁北支队也被称为“宋支队”。 宋支队在雁北一面与日军战斗，一面壮大军队，一面建设根据地。几个月的时间，雁北支队就由900多人的一个大营扩编到3个步兵营、1个骑兵大队、8个挺进队，共2000 多人。 因为宋支队在雁北打得好、发展的快，1938年5月，延安命宋时轮带领主力东进晋察冀和邓华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 宋时轮的“雁北支队”东进后，留在雁北的抗日力量另行组建雁北独立支队，经120师批准为“一二0师独立第六支队”，支队长刘华香（1955年少将），政委姜胜（建国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授衔）、胡一新（抗战烈士）、陈云开（1955年少将)、政治部主任李传珠（中原突围牺牲）。 宋支队去雁北独立发展后，贺炳炎接任716团的第2任团长，带领团主力恶战雁门关。 从1937年下半年716团兵分两路，一面打几个硬仗扩大影响，一面战略展开建立根据地，可见那个时候八路军兵力何等的紧张，便是一个连队也是不得了的宝贝。 现在研究军史，对于老八路组建的老红军连队的研究非常的细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抗战的骨干，也是革命的火种。 在抗战初期，一个老红军连队的使用，不仅仅牵动团级军事主官的神经，甚至于牵动师级军事主官的神经。 不过，随着部队的急剧扩编，高层领导对于兵力的使用就不那么谨慎，比如彭德怀在关家垴之战用兵非常凶悍，损失了刘伯承和陈赓的很多骨干。 1948年，锦州战役打到最关键的时候，林彪下达命令：“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林彪的意思是说，为了保卫塔山，程子华可以把部队的建制打残、打烂。 这种打法已经截然不同于抗战初期。 辽沈战役时期，东北我军参战部队的一些师级军事主官的名字都不清楚，有一些独立师、地方部队的建制也弄不清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部队建制太庞大了。 电影《集结号》上说，那么多的军队，打胜了要整编、打败了要整编，有些时候很难有详实的材料。 辽沈战役的时候，林彪所关注的是国共两党围绕东北纠缠的战略大局和战场争衡敌我态势，他下达的命令一般也就指挥到纵队和师一级，至于每一个团的战斗任务，除非比较特殊的炮团，他一般是不介入的。 辽沈正式开打，林彪下最后决心的计划是：“刘亚楼，你记一下，我做如下部署调整。4纵、11纵，加两个独立师，强化塔山防线。2、3、7、8、9，5个纵队，加6纵17师，包打锦州。10纵，加一个独立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12纵、加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5纵、6纵两个师，监视沈阳。1纵，做总预备队。” 罗荣桓：“我补充一点，把炮纵和坦克分队加强锦州方面。” 也就是说，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兵力的计算单位是师一级。 如果简单看林彪的这兵力部署，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的艰难。林彪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必须考虑沈阳监视、长春围城、锦州攻城、黑山大虎山、塔山打援等5个战场敌人的兵力的多少和自己各纵队战斗力的高低以及战斗特点。在林彪那里，每一个纵队的选择和部署都有各种各样的推演。 林彪的这个计划,最详细的命令是6纵17师这个“攻坚老虎”从长春紧急调锦州一线破城。 对于参战的12个步兵纵队和15个独立师，除了17师之外的其他纵队的师的具体任务以及15个独立师的具体配置，林彪一概不管。 也就是说，15个独立师的具体配置，是由刘亚楼这个参谋长具体决定，林彪只管数量。 在野战军总部之下，各作战方向均牵扯到不同建制单位的协同，长春方向是肖劲光负责、塔山方向是程志华负责、沈阳方向当然是黄永胜、黑山大虎山方向是梁兴初、锦州的两个攻城集团分别由邓华和韩先楚负责。 也就是说，到达一线的各师的战役布局，其实是由各集团、各纵队决定。 林彪直接决定使用防线的师级建制只有一个17师。 整个三大战役，我们都见不到林彪、粟裕、刘伯承给师一下建制单位下命令的材料。 也就是说，战争发展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的主力兵团的司令员的精力已经不能指挥到团一级，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向野司汇报说，某某连队需要紧急救援，那就太可笑了。 我们看电影《集结号》，团长刘泽水下达命令也只到达三营九连而并不具体到某排班。 抗美援朝的战争规模，大体相当于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个战略区，志愿军总部指挥的部队大约相当于大进军时期的一个野战军。就彭德怀的指挥体制而言，就是志司—兵团—军—师。 这个体制，就辽沈战役而言，就是野司—战役集团—军—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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