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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8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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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9节 2017年美国全年用电量是40186亿千瓦时，中国是62758亿千瓦时，也就是说，中国的发电量其实是美国的1.56倍。 那么，是否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1.56倍呢？ 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相对美国拥有过于庞大的人口，太多的电力服务于低端消费产生的社会价值较低。 不过，1949年美国的发电量是中国的68.74倍，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美国用电是中国的12.78倍，到1976年美国是中国的10.75倍，1988年美国是中国的4.97倍，到了2010年中美两国用电总量大体相当。 从电力的组成结构看，2017年美国发电，其中31.7%为天然气发电，煤电为30.1%，核电20.0%，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9.6%。 至于中国，2016 年发电类型中，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占比分别为 74.4%、17.8%、4.1%、3.6%。火电同比增速由 2011 年 13.9%下降至 2016 年 2.6%，同比增速放缓。水电受天气因素影响波动较大。2012、2014 年来水较好，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20%。2015、2016 年来水较少，水电发电量同比分别同降 6.4%、同增 5.6%。2016 年风电、核电 同比增速分别为 30.1%、24.4%且近几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由于国家鼓励清洁能源、限制火电发展，因此在四种发电类型中火电增速最为缓慢，火电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呈下降趋势。 人均用电量这个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对比世界各国人均用电量，我国人均年用电量不足4000千瓦时，约是日本的1/2、美国的1/3，中国人均生活用电量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这证明我国工作及生活中电器化程度人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阶段，对家电产品的依赖性和利用率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未来仍有一倍以上的提升空间。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质量比美国还有巨大的差别，但，在相当一些领域已经有了突破性成就。 比如，相当反应国民经济结构和总量的指标航空母舰，中国已经能够独立建造，而且也能够独立建造舰载机，也已经能够独立组建航母编队。 我们知道，能够独立建造航母舰队和能够养护航母舰队的国家非常的少，美国是一超独霸。在航母世界，中国是姗姗来迟者，也是快速的超越者——距离美国还有巨大的差距，但确确实实快速超越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 有些朋友说，中国的人均和世界相比还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拿中国和发达国家比生活质量，确实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基本生活物资的特殊保障，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一点差距。 不过，这个差距并不是妄自菲薄的那样大。 比如，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汽车保有量的相关报告，截至2016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9亿辆，其中汽车1.9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3.6亿人，而汽车驾驶人超过3.1亿人。私家车总量达1.46亿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36辆。 如果仅仅看总量，差距还是巨大的，问题是2016年私家车增加2208万辆，2017年增加新车是2800万辆。 近年来，台湾的私家车增加大约在33万辆以上。 我们知道，台湾省有巨多的摩托车，而中国大陆的城市里摩托车已经快速被汽车和电瓶车挤占。 以雨花石所在的鲁西南小县城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夫妻二人如果有稳定收入而养育一个孩子，比如2017年夫妻二人合计在7000元左右的教师或者医生，一般可以在县城自己买房和买一个普通的车。这个生活绝对超过骑摩托车的台湾省居民。 台湾省的私家车的起步肯定早于中国大陆，但，一个摩托车繁兴的地方肯定也没有完成私家车的普及，如果按照15年报废的标准，15年总购置495万辆是不能实现普及的。 在中国大陆，即使雨花石所在的最普通的小县城，堵车也是巨正常的事情。堵车，一个是道路的宽度不够，另一个就是车多。 堵车，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说明经济在快速发展。 其实，对比中美经济，我们发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更有水分。 比如，美国律师竟然创造了10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医疗系统竟然是35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博彩业也贡献10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 中国的国民生产当然有律师和医疗系统，不过呢，中国律师系统贡献的是800亿人民币，和美国相比低的不能更低了。 中国的博彩业，在国民生产总值里就更少了。 美国生产统计里还有一个毒品，大约是10000亿美元。 毒品，当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毒品问题，把这玩意统计在生产里倒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些不光彩。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还有一个比较搞笑地方，竟然给拥有房产者虚拟房租10000亿左右。嘛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在美国，按照我所在的县城，我自己的房子可以的房租大约是5000元，于是，在国民生产总值里就增加5000元人民币。同样，美国还虚拟了家庭自我做饭的统计。 也就是说，美国相比中国，大约虚高了50000亿美元左右。 考虑到中国规模以下生产不进入统计，中国的实际生产会更高。 各种因素通盘考虑，中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相当的。 那么，美国的民众生活为什么比中国高那么多？ 原因三点：1、中国太大的人口当量，人均值远远不及；2、美国的科技发达，同样的生产获得的货币远远超过中国；3、美国领先中国百年搞社会建设，其财富的积累、社会建设的积累也超过中国太多。 中美经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对比。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是物资短缺，吃饭穿衣是一个及其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票证制度。 共产党的票证制度，在物价上出现了一个必然推导：基本生活品物价偏低且受政府调控而高档物品价格偏高。 1992年8月我参加工作，月工资183元，馒头大约是1元4个，有肉的菜在伙房大约是1.5元，最最简单的自行车大约是210元。这一年的教师节，政府照顾我们，私人安装电话的初装费好像是1500元。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我们紧巴巴的过日子可以饿不住而已。 历史发展到2017年，我这里新员工的工资大约在3000元，25年收入增加了16倍，而馒头是1元2个，有肉的菜在伙房大约是5元。 台湾的名嘴高志斌曾经说中国大陆吃不起茶叶蛋。 按照大陆人均8000多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台湾的1/3和美国的1/6，按照逻辑理所当然比他们的生活低一大截，怎么可以吃得起茶叶蛋呢？ 我这里的茶叶蛋大约是1元1个，我网了一下，中国大陆有些地方是1.5元1个，整体价格也就是台湾的1/2左右。 我网了一个中国杭州和华盛顿的物价比较。 杭州的西红柿（代表青菜）是4元人民币而华盛顿是10元人民币。杭州的大米（代表主食）每斤2.5元而华盛顿是6元。代表肉食的精排骨中国大陆是20元而华盛顿是21元，至于中国人消费量并不大的精牛肉中国是25元而华盛顿是28元。至于水果，本土水果的代表中国的苹果是6元人民币——我这里更低估计品种有差别——美国价格略贵是10元，但进口水果，比如进口李子，杭州是30元而华盛顿是11元。 我网的材料的主人公感觉。美国食品绝对价格应当相当于中国大陆的1.5倍左右，但华盛顿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杭州的5倍。由此可算出，华盛顿周边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相当于杭州的三分之一。一般来说，在美国3口之家如果自己做饭，每个月500美元即相当不错。当然，如果是外出吃饭就另当别论，对于华人而言，杭州的价格、丰富、好吃，远胜于华盛顿。 因为我实在没有感受美国生活的经历，只能网，按照这个材料，中国大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美国相比，其实绝对在人均8000多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以上。 我们的基本生活并不差，差的是奢侈品，这是中国政府调节物价的历史造成的。 二战之后，一共有苏联、日本、中国等3个国家相继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然而，就实体经济而言，苏联和日本都距离美国很远。当然，就人均财富而言，苏联和日本因为人口太少，顶峰时期人均财富其实与美国相当。 那么，如果美国集结全力当然也包括可以集结的国际力量，能否压制住中国呢？ 答案是不可能。 原因有3。1、中国经济正好规避了苏联经济和日本经济的致命缺点——日本经济的缺点是太虚且不独立，苏联经济的缺点是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2、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独立性。3、中国对外不搞军事扩张，对外政策以经济利益为主轴，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日益脱虚向实而且由总量扩张向质量发展型过渡。 以当前中国经济的日益良性化和社会发展开始关注脱贫，决定了社会矛盾日益趋缓，也决定了西方国家无法对中国真正的封堵。 因此，中国必定成为且已经成为美国的对手。 中国和苏联巨大的外交不同体现在，中国始终盯着美国不放，中国始终知道美国对自己不怀好意，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是以掌握发展为主轴而不搞军备竞赛。 似乎有点巧合，在2917年3月第一周，美国和中国先后公开2017年军费开支预算，美国为6045亿美元，约合4.2万亿人民币，增幅为10％；中国军费增幅为7％，约为1.02万亿人民币。 美国武装力量主要由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文职人员组成，总兵力约139.5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约是230万——中国在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以后大约是200万。 2017年中国人口大约是14亿而美国是3.2亿，所以，以人口比，中国供养的军队远低于美国，以财富论，美国的总量占比远超中国。所以，中国确实没有搞军备竞赛。 2017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支出为41470亿美元，军费的6045亿美元相当于14.57%。 军费开支的一部分，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须，一部分促进军事科技进步最终演变成民用科技，另一部分促进就业也有利于社会。然而，美国的军费开支的相当部分是全球霸权的需要，对于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其实并不需要而是一个负担。 前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是和美国满世界争夺霸权，沉重的军备竞赛压垮了苏联。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强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力量确实为美国获得了利益，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他确实有些负担沉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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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玄风在射雕江湖里的功夫排序 第三节 就整个射雕江湖而言，不算残疾的曲灵风，前期的陈玄风和后期的郭靖的位置非常接近。然而，陈玄风的功夫有相当部分是歪解九阴真经其九阴白骨爪带有独创的成分，至于郭靖，因为资质只能苦练降龙十八掌。 陈玄风和梅超风，都有坚强的毅力。 如果陈玄风机遇洪七公也可以苦练降龙十八掌，不会弱于郭靖。 从射雕江湖向神雕江湖的演变看，前五绝的弟子们，最终能够达到师傅层面的有且仅有一个郭靖，外加一个博杂的杨过。如果不是意外而死，就资质而言，曲灵风之外只有陈玄风能够登顶而与郭靖、杨过相抗，欧阳克虽然比较聪明，然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滥淫或者多情。 陈玄风、郭靖、杨过都有爱情，郭靖、杨过还都牵扯到感情纠纷，然而，这3人最终的选择是海枯石烂的深情，这种个性对于苦练功夫是有利的。欧阳克这家伙太喜欢美女，分心，当然不利于精研功夫。 欧阳克出场的时候，“看来三十五六岁年纪”，年长郭靖一倍左右。以欧阳克的年龄、以欧阳锋的武功，如果欧阳克像郭靖一般苦练，其武功应当高于陈玄风。 为什么呢？ 射雕文本里，柯镇恶在大漠重遇黑风双煞是瞎眼之后12年，如果以黑风双煞离开桃花岛年龄20岁左右计算，加上黑风双煞离开桃花岛遇到柯镇恶兄弟的时间段，大漠恶战的时候，梅超风大约是32（她比陈玄风小）——40岁之间，以35岁左右最恰当。 也就是说，梅超风瞎眼的大漠之战，黑风双煞的年龄大约比欧阳克出场的年龄相当，这个时候的欧阳克的功夫能够拆解王处一和沙通天，应该比全真七子高一点。 以此为标准，黑风双煞比欧阳克就高一大截了。 有些朋友可能说，黑风双煞有九阴真经呀，当然比陈玄风高妙。 其实，还真不是。 梅超风在赵王府回忆，黑风双煞偷回桃花岛，正看到周伯通大战东邪，“这人是全真教的，说话傻里傻气的，可是武功可也真高，高到了我从来想不到的地步。但师父还是比他胜了一筹。这场比武只瞧得我们魂飞魄散。” 梅超风回忆，“我那贼汉子看了师父这一场大战，从此死了心。他说：‘不但师父的本事咱们没学到一成，就是那个全真教的高手，咱俩又哪里及得上？’我说：‘你懊悔了吗？若是跟着师父，总有一天能学到他的本事。’他说：‘你不懊悔，我也不懊悔。’于是他用自己想出来的法子练功，教我跟着也这么练。他说这法子一定不对，然而也能练成厉害武功。” 黑风双煞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练习九阴真经的路数一定不对，走的是速成的邪路，时间一长必然会出现失误——梅超风最终就走火入魔。 白驼山一派不收外徒，欧阳锋肯定无保留教导欧阳克，所以，35岁左右的欧阳克约略等于《神雕》出场时郭靖的年龄，功夫差距就太大了。 射雕江湖的功夫对比，大体分成两个阶段：1、醉仙楼比酒到大漠夜战；2、崖顶疑阵之后。 醉仙楼比酒到大漠夜战这个阶段，牵扯到的人物大体是江南七怪、全真七子和黑风双煞的功夫对比，人物相对简单。可是，丘处机和梅超风是射雕江湖的重要线索人物——丘处机从第一回一直到华山论剑——所以，这个阶段对于确定射雕江湖的功夫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漠夜战到崖顶疑阵经过了10年，郭靖也正式走上江湖。崖顶疑阵之后的射雕江湖最大的特点就郭靖功夫的突飞猛进，从打不过杨康最终进步到可以对抗“后六强”而略弱。 我们在讨论射雕江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中间过渡的这个10年，因为这一个阶段大家功夫都在进步，比如，文本就有交代六怪的功夫进步就非常大。 从理论讲，不可能所有江湖人物都以练武为主业，比如，大理段家主要是处理国务，裘千仞需要管理铁掌帮。江南七怪在江南总要搞些营生度日，可是，到了大漠，因为和丘处机比武的约定，六怪必须全力练武并教育郭靖，所以，这是六怪自身功夫大踏步的时代。 赵王府大战，文本明确交代，“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功夫大非昔比。以六攻一，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杖，又给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小指，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落荒而逃，助他为恶的姬妾为南希仁与全金发各自打死了一人。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再来追寻欧阳克。但他好生滑溜，绕道而行，竟找他不着。六怪情知单打独斗，功夫都不及他，不敢分散围捕。” 欧阳克的功夫绝对不弱于丘处机，也就是说，大漠十年之后，江南六怪既然能够完胜欧阳克也可以完胜丘处机。 烟雨楼大战，全真六人的天罡北斗镇因为谭处端的死掉而只能用柯镇恶替补，为了迁就柯镇恶的瞎眼配以尹志平保护后心，这说明全真教所有三代弟子即使熟悉阵法也抵不过一个瞎眼的柯镇恶。 可是，梅超风就吃亏了这个十年，因为瞎眼，因为陈玄风的死，梅超风自己乱练九阴真经曾经走火入魔而瘫。 所以，崖顶疑阵是梅超风功夫的鼎盛期，之后的她不但不进步而且相对别人退步了。 还有一个问题，六怪在大漠之后沾光。丘处机无论怎样进步，是一个人进步，而六怪是六个人一起进步，这就好比日本的经济类比中国的经济，人多的一方即使人均较弱，然而总量的进步仍然可以压倒人少一方的进步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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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0节 40年来，中美有过多次激烈的矛盾，每一次都化险为夷，中国固然吃了一些亏，然而，赢得了战略发展机遇。 苏联解体之后相当时间，因为没有战略掣肘，中国其实暴露在美国的打击下，不改革开放无出路，改革开放就容易被纠缠的乱七八糟。美国的战略错误是长期揪住俄罗斯不放并将精力转移到世界反恐。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用了10年左右时间“宜将剩勇追穷寇”逮着俄罗斯不放，究其根本就是对于中国的轻视。 这是美国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当然还是面积大国、人口大国，当然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然而，在极长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和美国争夺世界影响力。在沙俄的历史上，有过很多次领土损失，就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后也曾经有过割地给德国。这正如一个人难免有走路跌跤，当然残酷然而不至于致命，因为，只要心不死就有活路。 苏联解体截然不同于沙俄历史上对外战争失败被切割领土，他是内部矛盾的不可妥协产生的分离运动。 这一点非常不同于二战后德国被强行分裂为两个政权，德意志民族没有分裂的内在矛盾。 打一个比喻。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矛盾，夫妻之间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完全一致，吵闹是不可避免的。吵闹是影响夫妻感情的，可是，相当多吵闹的家庭也是幸福的。可是，如果一个家庭在法律上分裂，也就是夫妻离婚，对于一个的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乃至于不可挽回的。 家庭离异后，因为种种考虑有复合的，有一些复合的家庭因为珍惜而幸福，然而大多数家庭不可以复合，因为分离过程里的吵架不同于正常家庭的吵架，那是往死里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大的麻烦是“整合”，一个是整合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另一个是整合民族的经济体系。 苏联时代，因为各自条件的不同，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是有分工的。解体后，正如家庭破裂，这家缺盆，那家缺电视，更有一家缺汽车。基于原有的经济联系，于是成立了“独联体”，经过一个过渡期，作为协作组织，独联体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权力，不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压根就不参加，而且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最终退出了独联体，这是因为独联体会议制定的文件真正落实者寥寥。我们看一些因审美疲劳而其实有感情的夫妻离婚后，往往有联系，然而，最终还是各自组建自己独立的家庭生存体系，比如孙红雷等演绎的《半路夫妻》。 独联体最终不能成为俄罗斯重组“苏联”的纽带，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领土纠纷的结果是格鲁吉亚、乌克兰退出独联体。 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完成重建国民经济体系的历史重任，虽然，苏联解体已经27年。 相对于实实在在的经济体系、外交的体系重建而言，信仰和历史的重建将是漫长而艰难。 我们很多人说，历史是真实的。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观点是不完整的，因为历史还是民族和历史科学工作者构建的。 历史，难道是房子，构建？一砖一瓦的？ 当然。 比如，我们确定一个国家的历史人物采用什么标准呢？是出生地、户口所在地、主要活动历程，乃至于心理归属集团？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这怎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呢？ 真的不复杂，比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里明确写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创始人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明确宣布成吉思汗是中国人。 可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今天的蒙古国。 当然，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因为今日的中国有太多成吉思汗的子孙，既然你子孙后代是中国人你祖宗当然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历史论证。 于是，就今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思考而言，成吉思汗当然是中国历史人物也是蒙古国的历史人物——只要韩国不争其他国家就不争了。 这就有一点小麻烦：即使最拘谨的爱国者也不可以不承认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要解决成吉思汗的国籍属性，唯一的办法就是蒙古回归大中国。然而，即使非常热爱祖国的雨花石对此也表示谨慎，因为我们和太多国家有历史观纠缠，比如，箕子与朝鲜的关系。 箕子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是有影响的人物。 《论语·微子》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商是今日中国有明确文字证明和考古证明的王朝，是中国文化的正源。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 商灭亡后，武王向箕子询问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箕子拒绝武王的邀请，因为他曾经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 箕子在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箕子的前半截在中国，后半截在朝鲜，他是中国人也是朝鲜人？ 朝鲜在历史上也曾经被中国的中央政权管理，我们是否也合并了干活？ 俄罗斯的历史因为苏联的解体，虽然苏联历史非常的短暂，然而，对于俄罗斯历史的重建还是有巨大的麻烦，比如出生在格鲁吉亚且是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历史的名人呢还是俄罗斯历史的名人呢？ 斯大林，虽然民族属性和出生地都是格鲁吉亚，然而，他的心理归属是苏联——苏联的心理归属是否等同于俄罗斯的心理归属呢？ 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高居第三（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斯托雷平。 如果，今日的俄罗斯人接受这个评选结果，并按照这个结果构建俄罗斯的历史，那么，自从斯托雷平在1911年被暗杀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人就是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从1924年到1953年领导苏联30年，是苏联历史上和苏共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推论：既然斯大林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人，那么，他的历史必然是正面被肯定，那么，苏联的历史和苏共的历史，最起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时代的历史应该被正面肯定。 哪有怎样呢？当然非常麻烦。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伟大”的，那么，苏联的解体怎样评价呢？最终分解苏联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怎样评价呢？ 当然，有一个辩解：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管理太失败了。 如果这个辩解是正确的，那么，承担历史罪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问题是，叶利钦是拥有巨大权力的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他完全可以对抗戈尔巴乔夫保护苏联呀。 而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在世界的分量越来越低，是否证明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历史错误呢？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管理太僵化，既不民主也不市场。 我们需要自由。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旗帜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不过，今天的俄罗斯，民众是否感受到幸福和自由呢？ 对于俄罗斯而言，如何确立一个来自于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历史的定位，真的并不容易。 为什么要强调信仰和历史呢？因为这是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软实力这个玩意，和外在的经济基础，正如武林高手的功夫和道德修养，就表象看，道德修养好像与武功无关，就是大有关系。 金庸的《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一节里有一个少林扫地僧谈论武功与道德修养的关系。 那老僧道：“本派武功传自达摩老祖。佛门子弟学武，乃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修习任何武功之间，总是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受伤越重。如果所练的只不过是拳打脚踢、兵刃暗器的外门功夫，那也罢了，对自身为害甚微，只须身子强壮，尽自抵御得住……” 那老僧继续说道：“但如练的是本派上乘武功，例如拈花指、多罗叶指、般若掌之类，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调和化解，则戾气深入脏腑，愈隐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百倍。大轮明王是我佛门弟子，精研佛法，记诵明辨，当世无双，但如不存慈悲布施、普渡众生之念，虽然典籍淹通，妙辩无碍，却终不能消解修习这些上乘武功时所钟的戾气。” 老僧继续说道：“我少林寺建刹千年，古往今来，唯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诸门绝技，此后更无一位高僧能并通诸般武功，却是何故？七十二绝技的典籍一身在此阁中，向来不禁门人弟子翻阅，明王可知其理安在？” 那老僧续道：“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厉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须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这道理本寺僧人倒也并非人人皆知，只是一人练到四五项绝技之后，在禅理上的领悟，自然而然的会受到障碍。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于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我，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那老僧又道：“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为不足，却要强自多学上乘武功的，但练将下去，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内伤难愈。本寺玄澄大师一身超凡俗的武学修为，先辈高僧均许为本寺二百年来武功第一。但他在一夜之间，突然筋脉俱断，成为废人，那便是如此了。” 扫地僧点明，“佛门子弟学武，乃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 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学武的根本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和“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 可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练武从“手段”向“目的”演变，很多人为了提高武功而摧残了身体，有些集团利用武功走向了对外掠夺的道路。 或者，伤身，或者，危害社会。 扫地僧说“修习任何武功之间，总是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 这个道理在今天被竞技体育实实在在的证明。太多的运动员被体育比赛摧残了身体，这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强身健体演变成摧残身体以获得利益。 我们知道，进入热兵器时代，特别是二战之后，白刃对抗愈来愈退出战争的舞台，军人必须有特别强健的体魄，竞技体育好像没有必要挑战极限，尤其是没有必要服用兴奋剂。 在今天，很多社会活动已经偏离了乃至于对立了原本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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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1节 同样的道理，人的劳动和人类的社会建设的目的原本是服务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在这个过程里，大体的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贫富分化，于是，阶级，于是国家机器，于是战争。 战争，绝大多数是残害生命、毁坏物质财富，乃至于国家完蛋。 我们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要压制法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帝国文化最终失败了战争、受损了人财，奥匈帝国最终分裂的乱七八糟。 然后，一定要复仇的德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纳粹的纯种思想是极端的反动。 二战结束，德国对自己的思想——尼采的超人什么的——和历史进行了反思，走上了“和解仇恨”和“承担责任”的崭新道路。 就当今的世界走向看，洗心革面的德国其经济总量确实弱于日本，然而，因为摆脱了历史负担和霸权野心，未来的走向应该比较确定。至于日本，一个是对历史清算的保留，一个是扩张野心的蠢蠢欲动，决定了面对亚太经济崛起的两难选择。 从拓展市场的角度讲，与邻为善的国际环境里，周边国家社会的发展可以相互带动，这一点被二战后的德法所证明。日本，因为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与周边的俄罗斯、中国和韩国、朝鲜都有领土纠纷。日本和俄罗斯的北方四岛的纠纷，相对简单，俄罗斯承认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也就是说，日本要回北方四岛，就拿得出台面的理由，就是对战争罪行的自我反省以及对和平的尊敬。除掉北方四岛，日本和中国、和韩国的那点岛屿纠纷，就经济意义而言，其实无关国运。然而，东亚的几个小岛子的争夺，其根本是日本是否放弃对外扩张的道路的坚持以及对战争罪行的认识。 与岛屿争夺相纠缠的，那就是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 其实，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遇到的外部障碍，日本的因素并不小于美国。日本曾经占领台湾五十年，二战结束后有相当部分日侨改名换姓留在了台湾。日本在台湾有极深的影响，比如李登辉有一个日本名“岩里政男”，比如，蔡英文小名取的是日本名“吉米牙”，在学生时代，她中午常吃的是母亲做的日式饭团，成年后经常到日本休假。 日本对称霸东亚的野心的不肯放弃，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必然影响他对于台湾地位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霸权，但，归根结底是一个美洲国家，即使他退回美洲，乃至于仅仅依托自己的国土，也可以鲜活的养活自己的人口。 美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总量，不会少于中国，然而，他只有3.2亿人口，即使关起门来过日子，又有几个国家能够比得过？ 我们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因为各种资源在世界分布的不均匀，大部分国家必须通过互通有无才能正常发展社会。相对而言，面积越大，自我保障资源的可能就越大，面积大国人口较少，资源的自我保障的可能就越大。就当今世界大国而论，美国是人口和资源，更加上地缘政治，配置最好的——没有之一，他就是最好，虽然我热爱我的祖国，我也从来没有移民的计划和能力，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地球仪的简单道理。 事实上，在二战之前，乃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已经打的热火朝天法兰西雄鸡已经投降美利坚的主流思想仍然是孤立主义。 你们，爱谁谁，反正，我是两洋之国，谁能跨越大洋和我搞消耗？ 即使历史发展到2018年，我们仍然不能理解日本军阀竟然敢于偷袭太平洋。即使日本把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一扫而空，他的军工能力能够胜任吞并或者战败美国吗？ 即使历史发展到2018年，即使美国力量全部退回美国本土，即使整个欧亚大陆全部背离了美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仍然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跨洋远征征服美国。 特朗普政治的禁穆令和退群倾向，有非常明显的孤立主义。 既然我在这个世界已经不能通过全球化捞便宜，姥姥，我走了，反正，我们家的页岩油已经能够保障我们的能源了。 日本大不同，他的面积和人口，资源和市场，决定了他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他之所以跻身强国之林100年，极重要的原因是广阔的亚非欧国家自己把自己弄的乱七八糟战乱不停。二战结束，日本利用国际形势抓住机会搞科技立国搞外向型经济，于是获得了大发展。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面积大国、人口大国的矛盾开始有效协调，整个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越来越过的国家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社会建设，这些国家的科技和工业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挤压日本这种外向型国家的市场份额。比如，二战之前的韩国、新加坡的经济比日本差距极大极大，可是，二战后，伴随日本经济的复兴四小龙经济崛起，他们必然挤占日本的国际市场。当然，日本经济起步早、体量大，还可以抗住这些小国的崛起，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对于日本的国外市场形成巨大的打击。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中国的扩大开放，给予日本的海外扩张巨大的机遇。 曾经，中国的家庭，都是日本家电，曾经，中国的大街，都是日本的车。 （前天，看见一个非常别致的趣谈，感觉很有意思，转录如下：大海呀，全是水；江疏影啊，都是腿。） 曾经的中国呀，铺天盖地的是日本的品牌，日本赚的盆满钵溢。 谁能想到中国家电能有民族品牌？ 更不可想象，中国的家电竟然挤兑的日本品牌溃不成军！ 元朝的杨文奎在《儿女团圆》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算计，过后一场空。”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如果不能及时吸收外来文明的先进因子，最终一定要落后。 为什么呢？简单，后起文明可以具有巨强的学习赶超能力,也就是弯道超车能力。 我们看世界近代历史的强国变迁，大体有两个规律：1、世界第一强国有一个相继更替；2、美国超越英国后的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第一不变的大前提下，世界第二强国由英国、德国、苏联、日本、中国相继占领。 美国登顶之前争第一，美国登顶之后争第二。 可是，美国登顶的时间到现在而言也不过百年略多，就时间的长度而言还相当于英国登顶的时间长度。 美国登顶之前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三国，和美国相比，都是面积小国。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是面积人口小国，他们之所以能够领先西方世界其中的英国还打败了长期牛的不得了的大中国，是他们的思想或者科技先进。 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里战败，包括后来在甲午战争里战败，并不是经济总量和可以集结的经济当量——能拿出那么多的钱赔款的国家不可能没钱——中国的问题表象是科技落后的坚船利炮，其实是思想和管理。 从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74年间，有无数的国家卷入对外战争乃至于内战，比如美国就美西战争外加美国内战，不过，在这个阶段中国被外敌痛扁的最厉害而且内战的也最厉害——一个太平天国就乱了14年啊。那么大的国家因为没有遇到外来文明的刺激而被人家打一个冷不防，这个可以理解——《鹿鼎记》的陈近南、冯锡范这种顶尖高手遇到韦小宝这种无赖的石灰包也只能倒霉跑路。可是，中国竟然败给日本，那就是耻辱，无边的耻辱。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绝对在日本之上，即使受限于国防工业的海军失败于日本勉强可以理解，妈妈的，那样多的兵员在内线竟然被人家扁的苦不堪言，这就不仅仅是清政府的管理问题，更有民族的凝聚力问题——抗战时期，方先觉能够领导一个杂编军第10军愣挡住日军那样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军队的自我奉献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觉醒。 一盘散沙，是对旧中国最恰当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人都不管不顾集体的利益而只管自己，于是，就被弱敌分解而痛扁。 美国崛起之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二把手”，和美国相比，缺点是面积太小和人口太少。面积太小，资源必然少，要想强国，唯一的依托就是科技的领先和管理的高效——法西斯管理是最高效的，所以，出现在德国和日本。美国崛起后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对手是苏联，他的面积和人口都是美国可怕的对手。 苏联建立后面积不断增加，二战结束到达顶点，2240.22万平方公里。至于人口，从1917年的1.3亿和1926年的1.47亿增加到1939年初的1.7亿，二战前夕，通过1939年9月开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把国界向西推进了300到400公里，增加了2000多万人口，所以到1940年苏联人口达到了1.94亿，二战结束后1946年人口为1.67亿。1988年初苏联的人口，上升为2.845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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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2节 美国的国土的地理位置比苏联好的多，然而面积比苏联小的太多。近代之前，土地的质量主要体现在肥沃的土壤和水热条件的配合，因为那个时代的财富主要是农产品。随着近代工业的大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大开展，土地的价值有了新的体现，比如，沙特的沙漠之下有石油，比如新加坡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科技的发展和未来的不可估量，土地以及土地附属的地下，到底有什么资源，也有了太多的不可估量。而且，伴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即使地下无资源的荒漠，也可以搞武器试验——如果国内统统是人口密集区，有时候也麻烦。 苏联辽阔的国土、寒冷的气候，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应对拿破仑侵略时，均起到不可取代的战略价值，即使强大如美国，即使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硬怼苏联，如果在短暂的夏季不能得手，基本就没有得手的可能。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投入了190个师又三个独立旅、共约550万军队，还有4300多辆坦克、47000门火炮、4500架飞机、以及60万辆运输车辆。 在这之后，谁还有一口吃掉苏联的野心？ 因为面积太过于辽阔，苏联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在1939年初拥有1.7亿人口。这个节点，英国人口4700万,法国人口4100万,美国人口1.3亿多,日本人口7800万， 二战前德国本土大概有7000多万，把奥地利、苏台德和波罗地海的日耳曼人都算进去满打满算也不过8000万。 二战前夕，美国人口大约比苏联少3000万。到了1988年，苏联的2.845亿，而美国在1990年才是2.5018亿。 很多人批评苏联的管理，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生活用品短缺。实在话，我也实在找不到最真切的关于苏联生活的材料，不过，在苏联的历史上，除了战争时期，他的人口是增长的，而且，他的总人口是超过美国的。 生育人口、养活人口与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是两个并不一样的概念，穷而生且越生越多，也是今日亚非拉国家的普遍现象，富而人口增长缓慢也是今日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古代社会衡量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标杆是人口的增长，然而，这个标杆并不适合现代社会。 为什么呢? 社会的进步对于民众生活的积极影响有两个标准：1、绝对标准，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的生活质量；2、相对标准，也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 社会的分配也有两个标准：1、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多劳多得，也就是社会差距出现的合理原因；2、社会财富调节，也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照顾低端家庭。 因为历史原因，今日中国的低端家庭大多存在于农村，也就是农村的低保户。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在农村，而且，长期的生活环境也是农村，对于低端家庭的产生有切身的体会。 我个人理解，低端家庭产生的直接原因，一般是农村资源的短缺，一般是大病贫困（含交通事故等等意外）。 其实，低端家庭的产生，其关键是当事人的生活态度——这一点包含受教育的程度。 以我本人为例。20世纪80年代，因为我上高中而不能务工，我们家在村里算是最底层，最终我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最终脱离了农村体力劳动的苦海。 请注意我的用词：苦海。 如果说，不准确，那么，我可以更改为“体力劳动的地狱”。 坦白的说，因为长期从事田园劳动13亩地，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劳动的快乐而只感到痛苦。 如果，谁歌颂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好，首先干上一年才有发言权。 在高楼大厦里吹着空调敲着键盘说体力劳动也很美好，这种态度是不负责的。 因为教育资源的不足，在相当时间乃至于今天，必然有一些孩子不能接受他智力和情商可以达到的教育。 请注意，我这句话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智力和情商。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接受最高等的教育，可能受限于智力，也可能是情商。 比如，我在大学的时候，闲着没事，苦练的3个大活：1、攻读《资本论》；2、研究《易经》；3、练习毛笔字。 我实事求是的讲，这3件大活，我一个都玩不了，也就是说，以我的智力和天长，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用这3项能力获得一个饭碗——我练了三年毛笔字，写的那个差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有多不好意思。 如果在古代，用毛笔蝇头小楷科举，天呀，我就是个秀才也捞不上——孔乙己的毛笔字写的也很好，我连他抄书的那份职业也干不了。 每一个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承认天分的不同，接受天分可以支持的教育是最恰当的教育——素质教育。 大部分人能够理解天分对教育的影响，绝大多数人忽略了“情商”对教育的影响。 比如，雨花石从初中到高中都不喜欢学习外语，成绩一塌糊涂，当然，除了英语，其他的都比较优秀，于是，考取专科成了合乎逻辑的可能。当然，如果碰巧，也有考取本科的可能，然而，外语的差劲注定走不远。 真的，我不是一个很笨的人，真的，从初中到高中，因为我的总成绩比较突出——大部分孩子不认真学习，我的认真学习可以冲抵外语的极差劲——所有的授课老师，因为学校的小，我初中学校的所有领导，都是循循善诱我学外语，我是榆木疙瘩坚定排斥。 我的外语差劲，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个人对于接受外来思想的排斥。 事实上，一直到大学毕业，我除了喜欢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典，全心全意喜欢的就是中国的古文化。 二十年的社会实践，我才明白桎梏中国社会进步的因子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非常优秀的可以继承的因子。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能否接受教育，其实是4个因素：1、社会能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2、家庭是否提供受教育的机会；3、个人受教育的天分；4、个人是否有排斥接受教育的情商。 就极长的人类历史而言，社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比如聋哑人的受教育机会——孩子能否接受教育，关键因素在家长方面，尤其是社会比较贫穷的时候。 事实上，因为名额的限制，我的绝大多数高中同学最终不能考取大学，然而，30年回首评价，当年接受高中教育而没有考取大学的那些同学今日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止步于初中的那些同学。 这个原因在于，初中的教育也就能够解决认识男女厕所的程度，就今日的社会而言，也就满足底层打工的文化需要，然而高中，即使成绩比较差而不能考取大学，也可以胜任创业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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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3节 孩子能否接受教育，就大环境而言是社会责任，就小环境而言，是家长的思想认识，至于孩子的个体差异 存在的，不过，社会和家长是可以矫正的。 我有一个同学，生性讨厌体力劳动——其实，他也讨厌脑力劳动，或者说，他讨厌一切劳动——因为他的父母非常严厉不溺爱孩子，逃避劳动的他拈轻怕重学习成绩比较的好，又因为他其实也不喜欢脑力劳动所以学习也并不积极，最终和我一样考取了一个专科。 因为意外的疾病，我这个同学已经去世5年，留下可怜的孤儿寡母，我真诚的祈盼他的灵魂安然。 我这同学有一个哥哥，非常的热爱体力劳动，特别的讨厌学习，他的父母实在拗不过，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学历，只能让他读职业学校。 说实在话，我同学的这个哥哥，实在有些特别，他虽然勉强读完了职业学校，最终仍然选择了在农村种地，种植经济作物。 他的父母，为了诱引孩子进步，选择职业教育的时候也尽量规避了农业劳动。 也就是说，不管他的父母如何费尽心机，这个大哥就坚定的不脱离农村。因此，就教育的出发目的而言，他的父母失败了，然而，他毕竟接受了相当于高中的全日制教育。这个教育，也许对于他的一生并没有直接的作用，然而，接受过教育的潜在的积极的影响是潜在的。 我的意思是说，要给底层民众一个希望，或者说，最终解决底层民众的脱贫，唯一的办法是教育——短期培训改造他们的思想和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 一个家庭能否脱贫，归根结底是孩子是否有希望，孩子是否有上升的通道。 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家庭是有深刻的认识，只要有办法，都不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更有部分家庭，竭尽所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所有负责的家庭都知道对孩子教育的重要，就今天的一般家庭而言，一般是可以胜任对于一般孩子的教育支持的。然而，底层家庭最大的艰难是无法为特殊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 我这个同学的格格之所以能接受高中层面的职业教育，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办教师——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收入虽然并不高，毕竟有稳定的收入，可以绞尽脑汁给孩子寻找受教育的机会。 在那个时代，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是否支持孩子接受教育，大体是两个态度：1、因为经济困难不能供养孩子接受可以接受的教育——即使是2018年的今天，仍然有天灾人祸导致初中孩子辍学，遑论20世纪80年代；2、供养孩子接受常规的教育，如果孩子因为态度而退学或者因为学习能力而不能考取高一级学校，做父母的一般选择听天由命。 我这个同学的父母，因为有点稳定的收入，因为对于接受教育的特别重视，在儿子非常排斥学习的艰难里，以强迫手段让儿子接受职业类教育，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父母有稳定的收入。 有一个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小别离》。剧里有一个超级富豪张亮忠，他的混世魔王儿子张小宇非常抵制学习。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张小宇也就是弄一个高职而已。有钱的张亮忠最终把儿子送到国外接受了正儿八经的教育。 有些人可能批评说：你这是崇洋媚外。 接受外国的教育，就高国人一等了？ 相较而言，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中国人而言，为了强调教育的公平，有钱者并不能突破限制。有钱能够让孩子去国外接受可以接受的教育，对于孩子而言是多一个机会。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学习成绩非常的差，即使父母有钱，也不能让他挤占别人的求学名额，如果他的父母给他一个花钱到国外“游学”的机会，最起码通过游历可以提高见识。 有人可能说，把父母的财富送到国外是否资源外移呢？ 我说，这个真的很正面，即使学业成绩非常突出的学子，如果父母的经济可以支持，利用节假期到国外旅游也是增长阅历的极好选择。 刚刚拨乱反正的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在对派遣留学生的问题上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那个时候的中国，太穷了，“确实那一段时期非常困难，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外汇储备，我看到一个朋友写回忆录，它去国外留学也是在80年代初，到了大使馆，他先到当地大使馆，一位厨师中国的工作人员，碰到这个中国留学生对他讲，你一定要刻苦学习，说你们留学生都是农民们就是多少农民供出来的，据说当时是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 一万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这需要多大的魄力才能够决策呀！ 1978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之，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1978年，41岁的龚祖埙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进修分子病毒学；1979年10月20日，43岁的钟南山到达英国进修医学；1982年，林毅夫远渡重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1983年，陈章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沈骥如奉命留学荷兰。 沈骥如，“当然挺激动了，我因为在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学的是美国经济。另外从来没出过国，我就跟我们的党委书记说，是不是我把英文学好一点再走，他说不用，你就去，我们打算明年要招10个博士研究生试点，你就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西方，你搞国际问题你了解了解，这个时间只有八个月，它是一个研究生班，但是不设学位的，他说我也不要求你学什么学位，你就呆八个月，了解了解西方的现代社会、经济。” 国家拿出那么多的金钱，只求“了解了解西方的现代社会、经济”，可是，真的不浪费，因为，带着目的的游历是最重要的学习。 沈骥如乘飞机去欧洲，“因为当时没有直航，要经过印度，要经过迪拜，还要在法兰克福转机。到了荷兰使馆来接我，接我，就坐了他们使馆的车到了阿姆斯特丹，结果上了高速公路，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一边是来，一边是去，当中有隔离带，车开的飞快，那个车就像现在的北京差不多。没三环路那么堵，开的飞快，哎呦，我说这得多少汽油啊，另外这个车开的这么快，多好啊。我的祖国怎么还没有这样的道路。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的祖国现在有9万公里高速公路，比美国的还多，北京有540万辆汽车，鄙人也有一辆这都没想到。” 走马观花的了解南亚的印度、西亚的卡塔尔、中欧的德国，然后是西欧的荷兰。沈骥如，惊讶于人家的高速公路的发达。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种阅历有用于国家层面的留学生，与学业水平一般的老百姓的孩子有关吗？ 沈骥如说，“因为我在荷兰学习的时候，有统计表格，每百户人家的几部电话，那么像欧洲国家都是70、80个。美国都是上百个，汽车有多少。我们中国一百户人一个电话都不到，私人汽车也是没有的。没想到中国现在成了第一汽车生产大国，每年2000多万辆，这个在一个人的一生里看到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今天，尤其是雨花石，对于中国在世界经济里的实际地位，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对于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大多人来自于第二手的材料。这个第二手的材料，当然很重要，不过，自身的体会有些时候也重要。 比如，我要做汽车销售，仅仅看报表是不可以。中国的人均收入、中国的养车成本，这二者决定中国最多的车辆拥有极限在哪里？车辆更新的具体状况如何？ 外出“游学”即使不能有高端的成就，仅仅了解的这些感性东西就很有价值。 比如，2008—2010年，我的工作比较清闲，没事就自己找事做，养家兔挣钱玩。干了两年，我大体弄明白一个人养兔的利润空间和规模养兔的流程以及利润空间。前几年，有一个搞水暖安装的熟人，因为市场萎缩就瞄上了这个活。因为，我们生活的这地方有一个农贸市场，兔子的市场非常活跃，而且，还有大型兔场将自己的成年母兔带孕出售的。 就表象看，怎么计算怎么赚钱。 我拼了命劝阻，然而，他还是搞了一个养殖场，然后赔的一塌糊涂。 为什么呢？只有亲自养殖过兔子的才知道，兔子这玩意因为体量太小利润依赖的是量，偏偏母兔分娩后需要照料，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多么勤奋能够照料的母兔有一个上限。这样一来，一只兔子利润的微薄与照料的母兔生养小兔的上限构成结构性矛盾。如果是老年人或者半劳动者，不考虑劳动力成本乃至于投食青草或者粮食加工的副产品，当然就有利润。如果搞规模养殖，雇工的工资与养兔成本之间的对比是否产生利润，只能依靠科技投入降低成本。 不明白这一点，竟然搞养殖，当然赔钱了。 我们知道，买一只经过遴选的成年母兔是需要花很多钱的——相当于好几只肉兔——有相当多大型兔场将自己的成年母兔带孕之后以高于肉兔的价格出售，很多人就见利心喜。 可是，除非你养着玩，只要讲效益，谁买谁赔钱。为什么呢？因为母兔的利润在于繁殖的数量，孕育小兔一年后孕仔能力就下降到没有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养殖场就只能把母兔当肉兔出售，如果带孕以高于肉兔的价格出售，当然就有利润。问题是，接盘侠就没有利润了。 有人可能说，难道我把孩子送出去研究养兔子？你瞎叽歪个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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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4节 巧了，2017年下半年，我一个年青的熟人——其实已经30岁了——他在农村赚了些钱，非常想到我们这小县城发展，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想加盟快餐连锁店。这家伙跑到大城市参加了培训，就迷愣了，一定要花钱搞加盟。我一听，吓了个半死，因为，这家伙原本是搞电焊的，回家都不带做饭的，虽然雇了几个工人也经常管饭，那也是今天包子明天油饼的，哪里懂快餐店的客流和配货？ 于是，2017年11月，这家伙经营了一个月的快餐店，房租、工资和食材，摞起来赔了十几万，就灰溜溜继续搞电焊去了。 快餐店，当然是舶来品，最早的引入成功，必然是经常光顾。 因为生活的县城太小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次正儿八经的光顾咖啡厅。如果我想在家乡搞咖啡厅，就必须搞大城市认认真真的研究这个玩意。 我绕了这么一大拖，其实还是那句话：怀孕生孩子，智力和情商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孩子有可能在常规的教育里如鱼得水般成才，也可能有偏才，也可能不适合常规的教育，如果遇到孩子偏长音乐美术这种需要相当投资的行业，如果遇到孩子可能不适合常规的教育，这两点都需要父母的巨大的经济支持。 西方社会比中国较早进入现代社会，因为科技的大进步，西方的父母更早感受了投资孩子教育的沉重压力，也更早感受了孩子不要比自己差的沉重心理压力，也更早感受了一代人财富积累在科技进步面前溃不成军的失落。 原本文化里就相对不在意男孩继承的西方，原本文化里就有自我主义的西方，加上现实的压力，生养孩子就非常考虑自己的供养能力和社会的体面就业前景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德国的经济发育的程度和人均财富和社会福利都比今日的中国要高出一大截，如果中国人能够生育巨多的孩子保持人口的正增长，德国无论如何不应该人口负增长吧？ 还有，日本人口负增长的更厉害。 如果说德国比较特别，那么，欧盟呢？2016年的欧盟面积是4379963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一般，但，没有沙漠，整体质量要比中国宜居。2016年，按国际汇率，拥有16.398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出一大截，人均是32059美元，大约是中国的4倍，总人口是511497415，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美国的财富总量，我们姑且不考虑，就人均而言比我们好的太多，其人口增长是非常的缓慢。 因为坚定的支持计划生育，我挨了太多的批评和谩骂。更因为国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后，太多人责批我——我说的是现实生活里，因为我是小人物，挨批评也只能是生活里。 我从来公开的高歌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也从来高歌我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归属，我当然拥护我的政府的利益。然而，夫妻之间和兄弟之间也是有意见分歧的。当年错批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建议，是历史。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太厉害了，而且，在很短的未来，中国必然是人口负增长，必然是快速进入老龄化，农村必然是快速空心化。 坦白的说，我非常认真的思考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现实性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负面，我非常认真的理解人口萎缩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人口降低带来的经济萎缩以及老龄化的种种困难。 面对太多人对于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思考，雨花石当然有切身的理解。 我出身于1971年，那一年中国出生2612万，死亡624万，那一年中国净增加1988万。在这之前的1966年中国净增加2150万、1967年中国净增加1950万、1968年中国净增加2150万、1969年中国净增加2104万、1970年中国净增加2144万。 从1966年到1970年，这5年除了1967年净增加人口低于2000万，也就是说，5年中国净增加大约1个亿。 1970年印度人口是5.54亿而中国接近8.56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1970年大约是印度的1.5倍。 为什么要盯着1970年这个节点呢？因为1971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于是，1971年净增加1988万远远低于1966年到1970年的顶峰，到了1972年中国净增加是1932年，然后中国净增加人口就开始出现波动，延续到2017年，印度人口已经开始接近中国，大约几年后，印度人口就必然超越中国。 也就是说，从1971年开始，大约到2021年，大约40年，中国从第一人口大国降落为第二。就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的人口特点来看，即使中国人口极端下降，最起码半个世纪内，中国绝对可以保持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位置。 很多朋友批评我喜欢胡扯淡，尤其，何必在讨论洞郎纠缠的帖子里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呢？ 我说，太需要讨论中印的人口对比了。 洞郎，是一块土地。土地的归属，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国际法模式，另一个是实力决定。 土地的归属，归根结底取决于实力而不是国际法。 1842年中国签约割香港岛给英国，就国际法而言，怎么讲呢？ 1982年9月24日上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邓小平就香港归属会谈。 撒切尔夫人打出“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撒切尔夫人的话两个意思：1、英国管理香港的法律依据；2、中国强力收回不利于香港繁荣，香港的衰落不利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进一步表明：“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不要讲那个《南京条约》，它就国际法是合法的，然而，是你们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打回我们的土地。我们之所以和你们谈判，是因为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邓小平不但要香港的主权，更要香港的治权，我们可以让香港高度自治，不过，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权——当然可以收回。 洞郎的归属，当然取决于合法的归属，然而，最终取决于中印双方的实力对比。 1989年12月20日，美军出兵巴拿马，活捉诺列加到美国受审，并在美国服刑。 2014年2月28日，俄军进入克里米亚，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如果乌克兰足够强大，俄罗斯能够吞并克里米亚吗？ 我的意思是说，洞郎在国际法上理所当然归属哪一个国家，其意义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解释：1、如果最终被理所应当管理的中国管理，那么，法理归属仅仅是给中国提供一个体面的理由而已；2、如果，如果洞郎以——我们当然不可以相信洞郎法理归属的另外一种可能——中国最终也获得洞郎的管理权，我们也一定能够获得洞郎归属的法理依据。 这个世界，最终取决于实力，所以，讨论中印实力的对比才是解决洞郎的关键。 从1949年到今天，中印两个政权各自的管理模式、阶级属性，没有根本的变化，双方的国土，变化也不大。我们讨论中印的变化，有两点：1、因为计划生育，印度的人口总量追上了乃至超过中国；2、中国的经济总量大踏步超越印度。 近几年，鼓吹印度未来赶超中国的声音非常的嚣张，理由，无非是英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管理，无非印度拥有年轻的劳动力，有人口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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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5节 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对于民主管理的理解，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管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当然，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我们愿意学习并继承人类生产劳动和科研的一切优秀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中国化而并不教条的全盘接受——比如，英国的车左行而中国的车右行，这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无所谓谁更美好。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论中印之间的对比，就政府管理而言，我们当然充满自豪感。 许多所谓的国际观察家，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调而近几年印度高速增长，于是很看好印度。 就经济增长而言，我坚定的相信中国一定领先印度，这不是出于民族感情而是理智判断。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问题，有4个。1、旧有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太沉重的负担，女性地位过于低劣——女性社会地位在人类进步进程里大约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进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女性地位日益下降的过程，从某种程度讲，女性社会地位降落的越厉害，说明社会越进步，然而，到了近代，正好翻转过来，女性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进步就越高妙。2、远远比中国沉重的领土争端。3、教育过于落后。4、比中国更沉重的人口压力和远比中国狭小的国土。 女性社会地位，对于印度长期的发展是太沉重的负面。 人类社会的前期，为什么是母系氏族？ 我上初中的时候历史教科书告诉说，人类早期，生产力落后，男人狩猎获得的生活物资不如女性采集获得的生活物资稳定，所以女性就掌握了领导权。教科书还告诉我们，随着农耕的出现，男人在重体力劳动里比女性优越，于是获得了社会地位。 我不认可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不认可这个观点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 和女性相比，男性拥有身高的优势和强壮的体魄，不但农耕有优势，狩猎有优势，就是采集也有巨大的优势。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论证的社会现象。我们弄上200个人去森林，男女各100，不给任何工具，让他们去采集能吃的野菜和野果，男方还是女方，谁的劳动果实多？ 采摘野果，仅仅身高优势，男性就有便宜。 我小的时候，也就是1978年到1990年，也就是我8岁到20岁的时候，也就是我青少年阶段，因为生活在贫困的农村，春夏季节经常爬树采摘野菜——比如香椿芽、洋槐花——野果——比如桑葚——我们这里，采摘这些东西，一般是男孩子上树而女孩子在树下捡拾收拢。在农村，也有女孩上树的，然，比较少，一般还是男孩子，这倒不是女性心态——原始时代的女性正如野生动物饿的狠，只要有食物，必定肯登攀。 我的意思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绝长时间，男性采集野菜野果的同时抓住机会也渔猎，其劳动果实是多于女人的。只不过，男性的劳动果实对于女性还不具有压倒性优势。 那么，食物收入居于相对劣势的女性为什么就能够掌握领导权呢？简单，女性的血缘确定性。 我们知道，原始时代的社会集群是血缘集群，人口比较少，十几个、几十个，过百估计不容易——我可真没身临其境生活过。在这样的环境里，谁掌握领导权，一个是食物贡献能力，另一个就是血缘亲近。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生育孩子，也需要男人和女人，男人有几个、女人也有几个，生下孩子来就是一群，孩子很难知道哪一个是爹但一定知道哪一个是娘。就那个饿的比较苦的时代，男人也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恩惠拉拢人心，最要命的是孩子出生就必须吃奶，这决定了母亲和孩子的感情是铁定的。 你说，在一个只能确定母系血缘的群体里，如果男人没有足够的财富，当然就女人当家作主了。 原始农耕的出现，男人的体力优势的确获得一个彰显的机会，然而，女人并不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我们看今日残存的一些原始部落，女人是正常从事生产劳动的。那么，男人为什么就能获得领导权呢？ 原始农耕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意义：1、人类的食物生产获得质的飞跃；2、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季节性，劳动者开始有大量的食物积蓄。 原始农耕出现后，女性怀孕、生产和哺乳的生理特点，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重体力的难免碰撞，决定了女性在特定阶段必须依赖男人。 在原始农耕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渔猎、采集，带有极强的动物特点——区别也就是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用火。在这个阶段，怀孕、哺乳的女人，固然不能敏捷的采摘野菜野果，然而，还是能劳动的——请注意，绝大多数雌性动物生育阶段是可以获得食物的，女人本也可以。 可是，原始农耕出现后，就截然不同了，粮食相对于野菜野果而言，是巨美好的不可取代的营养食物。 《汉晋春秋》记载，“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什么叫“民皆菜色”呢？就是脸上显现出青菜的颜色，也就是营养不良。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1987年7月9日第一次吃南方水果香蕉的，感觉美味无比。后来，我看海南红军在深山老林里生活，饿了只能吃蕉，吃的非常的苦。我就奇怪，美味蕉怎么还不喜欢呢？ 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南方的蕉类和北方的薯类有些接近，也就半菜类食物，如果吃的太多顶替了小麦等等主食，也就容易营养不良。 也就是说，当人享受了粮食后，就极难继续吃瓜果青菜以果腹了，如果大量的吃，就营养不良，就“民皆菜色”了。 当粮食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之后，繁重的播种阶段和收获，考虑到天气突变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威胁，农业的节点对于孕期的女性是太大的负担。 怀孕的母兔和雄兔，一起吃草、一起躲避苍鹰，谁能照顾谁呢？ 农耕的进步，一个巨大的影响是，男人的劳动果实在养活自己的大前提下，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也就是说，男人已经可以经常性的照顾别人，乃至于养活别人。 因为相对的体力较弱和生育期的特殊性，在男子农耕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的时候，女人也就愿意附属于男人成为家庭的女人。 我非常认真的说，因为原始农耕的出现，男人有了“包养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的能力。 当，所有健壮的男人都有“包养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的能力和需要的心态时，于是，独立的家庭就出现了，于是，女人交出了社会的领导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人劳动果实越来越丰富，女性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成为夫权的附庸。 女性地位的降低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成正关联。 生产力对于女性地位影响最深刻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的女性裹足。 裹足，对于女性的最大特点是不利于户外体力劳动，也就是说，女性的裹足必然增加男性的劳动负担。 裹足，这种摧残女性劳动力的畸形审美之所以能够被群体接受，其根基是男人劳动果实的丰富，另一个原因就是农耕文明的聚落稳固。 游牧民族，等闲不敢让女人裹足，游居和牧，要求女人必须能骑马、能跑路，乃至于能够战斗狼的威胁。 对女性意志的摧残，在明末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动意识形态。 明代的陈继儒在《安得长者言》一书中收录了一段话：“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 裹足，摧残女性的身体，女子无才便是德，摧残女性的学习心态，这二点，都是社会的反动，这种反动的出现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的富裕。然而，这二点，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可怕的一点：残害女性的身体、摧毁她们学习知识的意志必然降低女性的劳动能力，也就必定增加男性的劳动量。 把女人桎梏在家庭。 我们知道，一直到近代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的表现仍有脚镣劳动者的残酷。电影《康定情歌》里的达娃 生下来就是个女奴，从5岁就被迫戴上了脚镣，除了陪小姐和少爷骑马的时候，连睡觉都要戴着。 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都有巨多的太监。太监是阉割的男人，负责侍奉皇室的男女。 我们知道，皇帝有许多女人，贵族也有许多女人——比如《红楼梦》的贾府的男人们就有许多女人。 贾府代表的贵族之家有女仆、有男仆，贾府没有太监。 我们看《红楼梦》里贾府，内宅是只有男女主人和女仆而没有男仆人的。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林黛玉坐轿进了京城，“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 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 贾府的女眷，进出府邸，轿夫是两班人，府外是能走长途的轿夫，府内的垂花门与府门之间的外庭院，抬轿的是“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没有婚配而心智还不那么油滑的小男仆。 垂花门，是男仆的界限，隔开男女。然而，通过抄检大观园我们知道，男仆潘又安竟然进入大观园和女仆幽会。从男仆兴儿对二尤的谈话看，男仆是曾经见到林黛玉和薛宝钗的。 贾府是军功贵族出身的国公府，就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而言，除了皇家，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封王是太稀罕的待遇。连贾府都不能禁绝男人进入女眷生活区，何况其他人家？《白鹿原》里的鹿黑娃就私通了地主的小妾。 为什么呢？简单，在社会生产生活里，没有办法绝对隔绝男女的接触，因为人是流动的，多高的墙都必须有门——有门就通风通情。 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麻烦，中国的帝王们制造了阉人这个隔离工具。阉人，因为出生的男性，可以出宫，因为阉了，即使和皇宫的女人有了私情，也无法播下种子。 皇家，为了占有女人、禁锢女人，不但建造的万丈宫墙，更阉割了人。 这一切，都是社会发展的反动——整个社会要供养这样庞大的女人和阉人。 宫墙、阉割、裹足、女人无才便是德，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极丑恶的一面，虽然，这些丑恶的出现以农耕文明的繁盛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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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6节 就在古代中国开始极端桎梏女性的同时期，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女性的健美成为绘画的重要题材。 中国传统绘画，也画美女，写意女性的美但不写实，人物、植物、石头，都可以根据审美调整乃至于创造。西方的油画，强调的是写实，要求画家必须真实的反映光、力和结构。 唐朝杜甫《古柏行》写到“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 这树的周长四十围，与高度二千尺，极端不成比例。 近代的西方文化，当然是有缺点的，不过，他最进步的一点就在于两点：1、提倡人性的自由美；2、重利思想。 中国古文化非常在意“义利之争”，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耻于理财。 这一传统的负面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很深刻。 这一段时间，我见猎心喜参与了答题赢钱，就是百万英雄、就是优酷什么的。我多少有点乐此不疲，我这旁学杂收的恶习再加上一个团队，每天都能赢好几场，多的时候一天赢好几十，昨天比较差劲，挣了4.21，解决了买水萝卜的3.9，还剩一点点。 网络答题挣钱，凭知识与网络的关注度相互提携发财，首先，是合法的，其次，比全民种菜、偷菜要正能量的太多。 说真的，掌握一大拖旁学杂收的知识，与在社会上是否能够创业并不直接关联——比如，直升机操作因为依托螺旋桨而没有依托机尾，只能算飞行器而不属于飞机。 就一般大众而言，知道直升机属于飞行器而不属于飞机，对于他自己、对于社会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比如，雨花石知道这一点，也并不能改善生活。 知识和技能有绝对的关联，从逻辑讲，所有的技能都依托于知识存在并能够为知识解释，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些知识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技能，这并不代表过去和未来不是生活需要的技能。比如，过去居室装修用纸张，所以，有装裱行业。 《红楼梦》第14回，贾宝玉和秦钟要读夜书，也就是上晚自习，就需要装修书房。王熙凤要偏顾贾母的心肝宝贝，就表示特别的关爱。 凤姐道:“我且问你,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宝玉道:“巴不得这如今就念才好,他们只是不快收拾出书房来,这也无法。”凤姐笑道: “你请我一请,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们该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凤姐笑道:“便是他们作,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凤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你放心罢,今儿才领了纸裱糊去了,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 “领了纸裱糊”是中国古代的装修方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除了伺候神与鬼外，我们这行自然也为活人作些事。这叫作‘白活’，就是给人家糊顶棚。早年间没有洋房，每遇到搬家，娶媳妇，或别项喜事，总要把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好显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那大富之家，连春秋两季糊窗子也雇用我们。人是一天穷似一天了，搬家不一定糊棚顶，而那些有钱的呢，房子改为洋式的，棚顶抹灰，一劳永逸；窗子改成玻璃的，也用不着再糊上纸或纱。什么都是洋式好，耍手艺的可就没了饭吃。” 西式洋房传入中国，就把给房子搞裱糊的手艺人逼的走投无路。 我的意思是说，掌握了知识不一定掌握了技能，不一定就能够在社会创业，然而，如果你想掌握一般社会生活常识之外的技能，你必须掌握相应的知识。 比如，一个人没有高深的学问乃至于压根就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就可以熟练的包饺子，乃至于非常的熟练。 事实上，在古代，能征惯战的战士和将军，都可以是文盲，比如，李逵，比如朱元璋——他后来才积极学习——因为那个时代的军事技能，有相当部分是高强度技能训练。 可是，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强调军人的知识储备，因为军舰、飞机、导弹、计算机的操作已经高度知识化。 在今天，没有知识，也有技能，然而仅仅有低端的技能，没有知识绝对不可掌握高深的技能。 因为知识与技能过于密切的关联，从某种角度讲，知识代表了金钱。 我个人认为，在2018年年初，铺天盖地的网络答题知识竞赛，不但普及了知识而且正能量的告诉民众：知识就是金钱。 这，真的太好了。 然而，我一个朋友就不肯网络答题，他给我的理由是怕负面影响孩子。 我非常诧异。 我问他：你家孩子迷恋手机吗？ 他答：非常迷恋。 我问：你家孩子对于课本学习痴迷吗？ 他答：不痴迷。 我说：你家孩子学习不痴迷，说明没有学习动机的内源，他还非常喜欢玩手机，你还怕自己答应赢钱负面影响孩子吗？ 我的意思是说，网络的手机答题赢钱不但对于成年人是正能量，对于学龄童也是巨大的正能量。 即使，仅仅为了赢钱而努力学习，也比偷菜、斗地主正能量的太多太多。 可是，我这个朋友对于这种答题赢钱是抵触的，因为他把学习知识视为“形而上学”的高端学问，沾染铜臭气太市侩了。 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将求利的“商”排序最后就是代表“轻利”思想，将“士”与“商”的分割，暗含的意味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理论学习”不屑于“庸俗的在商言商”。 和中国相比，古希腊、古罗马有重视商业的传统。到了15 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出现，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手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也称作“商业本位”，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 重商思想，当然有相当缺点，但，重商思想里“重利”思维是绝对正确的。 简单的说，人类探究知识的过程其实包含两个可能：一个是意外的获得——比如，我在2016年竟然意外从一个老人那里得知我们家族200年内的两次搬迁点；一个是主动的寻找知识，比如，我们绞尽脑汁寻找夏王朝的考古遗址以论证夏王朝的存在。 无论是意外获得知识还是主动寻求知识，都不一定能够保障知识绝对可以带来效益，从某种角度讲，有一些知识是“死知识”，比如，对于今日的社会而言，用纸张裱糊房子的技能因为没有市场也就成了“死技能”。 《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有些朋友说，屠龙之技是寓言故事。 那么，没完没了计算圆周率呢？ 我们都知道，圆周率的计算是无限不循环，就今日的计算机而言，仍然算不到尽头。 那么，没完没了的计算，有意义吗？也许有哲学的意义，在现实的计算上毫无意义。 我们知道，无论是数学哲学的微积分还是现实工程的应用的误差允许，即使发射宇宙飞船这样的高科技的实践——我真没参与那工作，所以，我是猜测——我猜测也一定存在可以接受的误差，比如，飞船这玩意绕地球飞行必定是画圈，这轨道计算必定用到圆周率，而且，必定要用到小数点之后很多位数，那么，用多么精密呢？ 2011年10月16日，日本长野县饭田市公司职员近藤茂利用家中电脑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10万亿位。 10万亿位，在生产、生活里真的没有实用价值，是否是无用的“屠龙之技”这个不好说，但，在现实的生活里确实是没有实用价值的。 圆周率的计算，给我的启示是，人类的知识探索不能不讲技能价值，但也不能太急功近利。 我们必须承认，科技的进步出现了多学科的综合，像登月、航母制造这样的大工程告诉我们，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整需要巨多的知识探索，一些看是散落的珠子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技能化了。 比如，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记录，“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沈括所在的宋朝，“鄜、延境内有石油”的用途是制造优良墨汁，他的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也仅仅指墨汁的用途，然而1000年之后，石油出乎意料的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1905年，在延安有了中国第一口油井。 沈括对于石油的记载，是一个千年无意义的冷知识，到1905年延安有了中国第一口油井，证明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可能是及时的，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 知识的探索，无论是主动的还是偶然的，是不可以功利化的，然而，一个社会的正常思维，是不可以把知识的学习“象牙塔化”而尽量考虑知识的社会利益，也就是技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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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7节 我们古代中国人，喜欢切割知识和技能，如果技能和知识，尤其是和哲学逻辑发生矛盾，我们的习惯是用模糊的哲学解释技能。 比如，我们的五行生克理论和古希腊的“地火风水”四元素说，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五行生克理论要完善的多，其类比思维可以囊括整个世界。 缺点来了，因为五行生克理论是一种类比哲学，除了较特殊的一些外——比如，火就是火、水就是水——绝大部分是不符合科学的，比如“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就压根没有科学逻辑。可是，中国古人以经验模糊五行确实搞了一些成就，比如中医就借鉴了五行理论。 因为这种理论有一定的成就，所以，影响了真正的科学进步。 我们看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精通中医的喜来乐看到西洋医生搞解剖，弄的一愣一愣的。 中医在养生方面有相当价值，然而，救急治病确实抵不过西医，尤其在今天，中医是不可能完成心脏搭桥、微创手术这些东东的。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哲学和知识，可以模糊解释技能但又轻蔑技能。 在西方，科学家和有技术的人是非常被尊敬的，而中国，从古代就比较鄙薄技能，比如，春秋时期的鲁国，诞生了孔丘、墨翟、公输班等3个伟人，这三个人的成就确实有差别，比如孔丘和墨翟偏重社会管理创建了学派，三人的共性除了都是鲁国老乡之外，都长于技能，比如，墨翟救宋就和公输班在楚国搞了军事攻防演练，孔子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乐”大约是音乐、“射”大约是射箭、 “御”大约是驾驶车辆、 “书”大约是书写等文字教育、 “数”大约是数学教育搞财务。 后人只关注孔丘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管理追求，没几个人关注孔丘的“乐射御书数”的成就。 儒家的“六经”都与孔丘关联，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乐》失传了。 《乐》是怎样失传的呢？ 一些观点是，“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 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遗失，西汉建立而活过秦末战乱儒生们凭记忆默写“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唯独《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 唯独无人“能记忆而写出”《乐经》，有两个可能，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汉初的战乱杀人以及自然死亡正好把“能记忆而写出”《乐经》的人死光光了。 可是，这个不合乎逻辑。 因为《乐经》固然也有教义社会的功能，就其基本功能而言，还是音乐教程。这教科书性质的东西，因为和儒家有干连，难免被暴秦禁锢。 可是，并不因为暴秦，隋唐出现的词的唱法居然也失传了，这太怪了。 根据宋代王灼《碧鸡漫志》等书记载，词是从隋代开始的，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乐的。 也就是说，“曲词”这个玩意，最初是两个概念：1、固定格律的曲词；2、固定旋律的曲谱。 也就是说，在隋唐时代，你写一个《菩萨蛮》，歌女什么的，立马就可以开唱。 简单的说，就是固定乐谱更换歌词。 文人嘛，当然长于写作，于是，他们成了歌词的主力军，然而，文人循轨蹈距又那么要体面，于是，这曲子的歌词就演变成了“词”。 为什么呢？因为文人是不能兼职戏曲的。 我们看电视剧《刘赶山》知道，科举时代，优伶之家的孩子们是绝对不可参加科举的，即使非优伶之家的读书人，即使是文人非盈利登台，一旦被举报，也与科举绝缘。 《通制条格》规定，“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 而且，“查娼优隶卒之家，专以嫡派为断，本身既经充当贱役，所生子孙，例应永远不准应试”。 不但自己不可以进步上层社会，所生子孙，例应永远不准应试。 科举尊崇孔子，那么，孔子喜欢歌唱吗？ 《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个说明孔子是经常唱歌的。 《史记》记载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生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然而，忘餐废寝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只有学习音乐。 那些所谓尊孔读书的人，其实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对孔子的思想真髓。 孔子之后的读书人大多成了“禄蠹”，把孔夫子当成了混饭吃的工具，于是，孔子的“情义率性”被有意识的屏蔽了。 这屏蔽的社会习俗，便是江湖世界的五岳盟主左冷禅也不能允许刘正风和曲洋“以乐交友”。 宋朝是词的黄金时代， 《全宋词》所收词将近两万首。然而宋人写词已经和音乐无关，而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成了诗的别体，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诗余”。 从宋词脱离音乐而成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可知，我们古代的文化有非常轻薄艺术的传统。 最典型的是阎立本的悲催。 阎立本出身贵族之家，其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其母是清都公主。当然，阎立本出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北周早就灭亡，他的母亲已经不是公主，然而，因为隋朝是北周禅让的，北周的贵族还是有地位的，他的父亲阎毗是隋朝的石保县公、殿内少监。 唐高祖武德年间，阎立本即在秦王李世民府任库直。库直是随侍帝王左右的亲信，必须由名门的亲贵子弟担任，而且必须是“才堪者”。 出身名门的阎立本才干优越，深得秦王的信任。 唐太宗贞观年间，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将作少监，是非常重要的京官。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哥哥阎立德逝后，阎立本继任为将作大匠，同年由将作大将迁升为工部尚书。 阎立本的哥哥，虽然不是画师，也担任将作大匠的重职。 将作大匠，中国古代官名，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秩二千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12年后阎立本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阎立本迁中书令，宰相。 以家族、以能力，出身贵族的阎立本都是显赫的朝廷大臣。当然，阎立本的政治能力并不显赫，作为宰相，他的表现一般，让他名垂青史的是绘画这种业余爱好。 然而，就当时的生活而言，绘画带给阎立本的是耻辱。 《大唐新语》记载：“（唐）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如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而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北周的吏部有主爵郎中，到了隋唐，是六部之下的司级正职。以阎立本的地位，正儿八经出入朝廷的。然而，因为长于绘画，于是“奔走流汗，俯伏池侧”，而他的那些没有艺术爱好的官僚们就衣冠楚楚的令人羡慕。 同样是艺术，王羲之的书法属于等而上，至于绘画和音乐，在古代的官僚集团里，就是一个非常负面影响的爱好。 春秋战国，还有《乐经》，然而，轻薄技能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什么毁掉了《乐经》？各种偶然因素都是可能存在的，必然的因素就是知识分子对“乐”的排斥。 为什么呢？因为你精通《乐》，在科举系列里没有多大的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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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8节 不要说，精通《乐》没有什么便宜，就是精通《诗经》也没有便宜。 明代科举仅进士一科。明据元代科举命题取自朱熹《四书集注》之法，规定试卷应“代圣人之言”，以程朱理学观点指导作文。同时规定试卷须用八股文体写作。 发端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压根就不是选拔人才，因为读通儒家的经典不过是一个书呆子或者有文笔功底，能否胜任国家政务，实在是两叉子。 国家政务管理，必须掌握文件，必须公文往来，所以，有文笔功底是当官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可是，有文笔功底并不一定能够处理国家政务，所以，科举之后要对及第者进行政务培训。 请注意，古代中国的政务管理比今天要简单的多，社会就业面又非常的狭窄，岗位太少而竞争者太多，政府怎么办？ 如果以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为基点，到清朝灭亡大约是4000年，科举制度其实仅仅存在了1400多年。即使从分封制比较明确的西周建立的公元前1046年开始算起，到清朝灭亡大约是3000年，科举制的存在也不到一半时间。 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仅仅中国有科举制，我们可以骄傲，因为我们古代世界是比较成功的，然而，科举制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的人才选择模式。 我个人的理解，科举制在诞生的那一刹那，其积极的意义就是公平——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进入科举就必须统考——其暗含的意味是两点：1、以繁琐而苛刻的考试淘汰竞争者；2、繁琐而苛刻的考试消磨人的精力。 科举考试，其实就是以公平的考试难为人才。 《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郭靖师徒和欧阳锋、欧阳克叔侄同时来桃花岛求亲，黄药师就出了一个古怪的打法：“锋兄，你与七兄的功夫同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刚才拆了千余招不分高低，现下你试郭世兄，七兄试欧阳世兄。” 洪七公心想：“这倒公平得很，黄老邪果真聪明，单是这个法子，老叫化便想不出。”笑道：“这法儿倒不坏，来来来，咱们干干。” 可是，黄药师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已经看中了欧阳克为女婿，唯恐洪七公、欧阳克为了打赢而出重手，所以，他又有严格而特别的规定： “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欧阳世兄身上有伤，不能运气用劲，因此大家只试武艺招术，不考功力深浅。第二，你们四位在这两棵松树上试招，哪一个小辈先落地，就是输了。”说着向竹亭旁两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一指，又道：“第三，锋兄七兄哪一位若是出手太重，不慎误伤了小辈，也就算输。” 比武，当然要赢，可还不能伤对手就太怪异了。 洪七公搔头笑道：“黄老邪刁钻古怪，果然名不虚传。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这规矩可算得是千古奇闻。好罢，就这么着。只要公平，老叫化便干。” 公平是社会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可，科举这种公平是故意难为人而不是培养人。 我这一段时间参加网络答题，其中有些题就非常的稀奇古怪、非常的无聊，对此，我是理解的，因为，一共就几十万的钱，答题的人百十万，如果都是常规习题，我们中国人都是应试教育培训出来的答题狂魔，那淘汰不掉几个人，一个人分个毛儿八分的，就无法吸引人气。 12个题，必须有七八个一般般的，目的是把人叼来陪绑以扩大影响，必须有一两个极偏极怪的，目的是淘汰巨大的分母。 据说，古代有一个名人，有两个女儿非常美貌，竟然有七个学生考取了进士。 嫁女儿给进士，是何等的惬意，然，只有两个女儿竟然有七个进士，怎么办？ 于是，老先生就出了一个高难度的上联： 一大乔，二小乔，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匣六盒七彩粉，八分九分十倍娇； 这玩意从一排序到十，显摆自己女儿的美貌，进士们就必须珍珠倒卷帘对上十个基数。 太难了，七个进士冥思苦想，累的半死不活的没结果，从中午开始，一个、一个怏怏地离去，一直到夜深沉即将天明，就只剩一个了，更夫打更。 狡猾的等着那一个家伙就对了上来： 十九月，八分圆，七个进士六个还，五更四鼓三声响，二乔大乔一人占。 从道理讲，两个女儿嫁给两个最优秀的进士是最合适的，可是，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活。 这题目太简单，就没有淘汰难度，可太难，几乎淘汰个溜光，就剩一个，借机会全揽走了。 科举考试繁琐而无聊的难，消磨人性呀。 唐代的赵嘏写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对于读书人而言，科举进士而当官，一年的名额也不过几十个，左宗棠那么牛的家伙也不能考中，能够考中，当然与读书能力和写作能力有关，然而，也有机遇的因素。比如，今天，我们把建国后所有的诗篇收集起来挑选前三甲，一定是不容易，当然有必然的肯定和必然的否定——比如，雨花石要写诗就一定不能入选——然而，因为佳作太多，最终的入选难免各有偏好。 写文章这个玩意，不能搞民主投票，以多取胜。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如果以读者群投票，估计《红楼梦》要垫底，同样，如果投票中国读者群最普及的作家，我估计都争不过金庸或者琼瑶什么的。 英雄们非常的痛苦，苦读太苦了，不过，和造反等等相比，风险小而公平，就拼了吧。 明清政府就搞了一个高难度科举，表面看只考儒家经典，问题是出题出的古怪，答题的文体难的无聊。 《红楼梦》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贾宝玉读书之前给父亲请安。 贾政因跟宝玉的奶母之子李贵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 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 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 为什么都笑呢？因为 《诗经?小雅》有一篇《鹿鸣》，开篇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食野之苹”被误听成了“荷叶浮萍”。 贾政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诗经》在孔子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然而，贾政公开的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命题以“四书”为主。 《警世通言》里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刺遇时（人名）多次巧任鲜于同（人名）的座师，一开始是《礼记》中了举人，然后是《诗经》中了进士。可见，明清科举是分科的，读《诗经》也是可以考中进士的，那么，贾政为什么排斥《诗经》呢？我的理解，“四书”大约是科举的主科而“五经”是副科，这个差别大约是语文、数学与地理、历史的差别。我们今天的中学生考试，虽然总分的一分是一分，然而，论到前途，语数外的强势学科和史地生的弱势学科差别就巨大了，至于音体美，就更加的等而下了。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繁盛期，因为战争，因为独立的思考，那些开山立派的闻人们，或者是从国泰民安的角度思考，或者是从个人安身立命的角度思考，或者有偏颇之处，都有合理的成分。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言，应该是百花齐放相互争鸣相互融合，这里头应该有一个主流，否则就成了乱七八糟。 事实上，秦王朝建立后的罢黜百家独用法家就已经暴露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利用和独专。 秦的统一，就大一统政体的形成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利用和独专对后世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秦始皇要温柔一些，然而，只有儒家才可以从政府获得官禄，从积极的层面讲，儒家获得大发展的政治机遇，从负面讲，儒家的思想就堕落为官禄的奴隶。儒家的思想一步一步丧失了活力，一步一步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枷锁。其极反动的口号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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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9节 任何社会、任何学派，原本都应该有哲学的核心原则，大家原本可以各有偏重，然而，衡量一个学派的核心原则，必须是、只能是积极于生产力的发展，最起码不反对生产力的发展。 1883年3月17日，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遗体被安葬在英国伦敦郊区海格特公墓。在葬礼上，恩格斯用英语发表了演讲。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 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的基本法则是生产力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讲，知识应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知识能否转变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技能，这个有关民族价值取向。 鲁迅的杂文《电的利弊》说得好：“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 我们汉民族非常骄傲“四大发明”，然而，四大发明在中国压根就不是高标的伟业，也就是说，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四大发明的伟大意义，这个“名词”本身是舶来品。 在四大发明研创里有巨大贡献的蔡伦、毕昇是否被政府给了伟大的荣耀和巨额的奖金？ 我问一句：在鸦片战争之前，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四大发明的巨大功用？ 最早认识到中国伟大发明的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弗朗西斯?培根，出生于1561年，1613年任首席检察官、1616年任枢密院顾问、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 培根，在1618年被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 英国的内阁大臣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培根时代的掌玺大臣是内阁第五，2017年英国的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领袖是埃文斯女男爵。 这样一个“坐而论道”重臣，最大的爱好是对科学真理的探求。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路过一片雪地时，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的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身体孱弱的他，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生活的时代，是明王朝的“万历—天启”时代，天启去世于1627年，比培根晚一年。这个阶段的中国出了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科学大家。如果仅仅就科技的发明而言，这个阶段的中国其实是进步的，而且徐光启还非常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然而，这个阶段的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大踏步的落后了，因为，西方的培根表现出截然不同于中国的三点：1、对于外来文明敞开胸怀的赞美而接受；2、整个社会非常热衷科技进步；3、整个社会有浓厚的主动研究科学的精神。 积极接受外来文明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非常讨厌狭隘的爱国主义，尤其讨厌韩国的狭隘。 我承认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社会进步非常的快速，这个里头有韩国的政府管理得当有民众的努力，然而，进入21世纪后，韩国经济发展就非常的“滞”，这里头固然有国际因素也有管理模式的因素，不过，我个人感觉与韩国心胸的狭隘有关系。 比如，体育确实有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作用，然而，国家和民族在体育大比赛里搞投机，国家和民族在历史认同和文化传承里搞投机，捣鬼心态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雨花石是一个非常不喜欢体育比赛的人，然而，我非常关注2018年1月在常州举办的U23足球亚洲杯比赛的连续空场。 矛盾的缘由是1月15日中国足球对阵卡塔尔，中国球迷认定伊朗裁判对中国队有极端的黑哨。 中国球迷以拒绝观赛表示强烈的抗议。 对于这一事件，非球迷、非体育迷的雨花石对于中国的球迷表示热烈的赞扬，因为中国的球迷不仅仅表现了爱国情操，而且斗争的有理有节。 雨花石当然没有现场看球，事后也没有看过视频，然而，我坚定的相信中国球队受了委屈。 说真心话，我对于中国男足充满了轻蔑，因为他们太没有上进心，他们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是无尽的耻辱。 然而，雨花石不能接受中国的足球队被人恶意侮辱。 不懂球、不看球的雨花石凭什么说中国队受了委屈？ 简单，当今世界太多的体育比赛有黑幕。 反过来讲，如果大型体育比赛没有黑幕，那就太奇怪了。 中国男足是极弱的队，没有荣誉，所以，不可能黑人家只能黑自己。 中国队在国际大赛里被委屈是经常的事情，这一次，我们，包括我，为什么愤怒呢？ 简单，我们是承办方，我们出钱、出地盘，然后被委屈，这就太不讲理了。 所有的活动，包括体育，承办方享受照顾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接受的规则，中国理所应当接受照顾，然而，我们被委屈，这欺人太甚。 委屈中国偏顾的是谁呢？是卡塔尔球队。为什么偏顾卡塔尔呢？因为西亚各国在亚洲足球里有太大的势力。 中国在亚洲足球里为什么没有势力呢？一个是我们的球队战斗力太弱，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民族振兴有宏伟的蓝图，足球不是我们奋斗的主要方向。 中国需要在足球方向证明民族的战斗力，然而，这里不是主战场。 中国的、愤怒的球迷，以空场表达自己的愤怒，是一种理智的战斗——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而管控了自己的情绪。 在这之后的1月27日，因为天降大雪影响越南球迷助阵越南队摇旗呐喊的时候，中国方面出动力量保障比赛的正常开展、保障越南球迷观赛。雨花石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做到了应该做的一切。 我表达我的愤怒，但，我不能迁怒别人，我不能让别人和我一样被委屈。 一个理智的清醒的民族，才是不断进步的民族。 一个民族，如果狭隘，如果把民族进步寄希望于捣鬼、寄希望于小动作，那是没有希望的。 2015年以来，中韩关系波折不断、韩国经济颇受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韩国政府把国际外交当成了捣鬼的舞台。 同样的道理，明清以来，中国的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看不到西方文明的进步。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开拓中国市场，派乔治?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的使团访问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英国使团还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即使我们拒绝英国的贸易要求，我们也应该认认真真的认识英国代表团带来的科技成就。 清王朝以及他代表中国的士大夫集团，很轻蔑英国的科技，所以，中国的挨打成了历史的选择。 英国的哲学家正面评价中国的伟大发明，说明那个时代英国民众健康的心态，中国的清政府瞧不起英国的科技，说明那个时代中国民众不健康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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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0节 近代中国有一个伟人鲁迅，以非常刻薄的心态批判我们的国民性，很多人抱怨他的“冷”，其实，鲁迅心是热的，他对中国的古文化的态度也是热的，之所以冷是因为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短。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什么是“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呢？ 辛亥革命后，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寓居绍兴县馆，工作之余，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鲁迅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鲁迅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是有贡献的，也是有能力的。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钱玄同批评鲁迅说：“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研究这些古碑能够国富民强吗？ 鲁迅承认：“没有什么用。” 在钱玄同的鼓动下，鲁迅投入文坛，写下批判文章《狂人日记》。 近来很有一些很怀旧的说：民国有许多大师。 有些人更直白的说：现在，我们没有大师。 这是污蔑！这是对新中国的污蔑，更是对勤劳奋进的中国民众的污蔑！ 请问：什么是大师？只有研究故纸堆的胡适才是大师。 从1912年到1949年，37年间，中国在所谓的文化研究里也许有一点成就，然而，这点所谓的成就，比如雨花石比较看重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吗？能够给民众带来幸福和安康吗？ 37年啊，中国不能制造飞机、坦克，也不能制造阿司匹林药品，国计民生进步的有限，要大师何用？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轻蔑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难道搞籼型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不是大师？难道搞“两弹一星”不是大师？ 参与制造东方红拖拉机的科学家，就是大师。 搞航母研究的科学家更是大师。 鲁迅先生虽然个人爱好“寓在这屋里钞古碑”，但，他明白这玩意远远不能解决国计民生。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都有辉煌的文化，然而，他们都被“武器”征服了，面对屠刀，他们的文化大师和故纸堆一丁点用处都没有。 1900年，我们用故纸文化去迎战八国联军吗？1945年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故纸文化的胜利吗？ 鲁迅遗嘱的第五条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空头的研究故纸的大家，并不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然而，贡献是抵不过科技进步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没完没了“子曰诗云”的时候，万里之外的培根在总结中国的科技成就。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再一次高评了中国的发明：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弗朗西斯·培根对于三大发明的巨大作用带有预言的味道而马克思是对历史的总结。 弗朗西斯·培根和马克思都没有提到造纸术，但，造术为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我们的四大发明，那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是四枝红杏出墙来照亮了西方的天空，然后调转炮口轰老家。 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为开山祖宗，从严格的角度讲，马克思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精神文明的开山祖宗。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过程里伟大的创造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创造新的革命理论、建设理论。按照这个逻辑，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这说明中国人在进步里拥抱世界所有的科学成果，同时，我们在学习、继承、扬弃世界所有的科学成果的同时必须考虑我们的民族特性——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 1883年恩格斯还评价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作为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喜悦就非同寻常”表现在“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 马克思关注科学更关注科学的工业化生产，简单的说，马克思关注科学、更关注科学的技能化。 恩格斯在1883年，在马克思安葬的时候，爆料说马克思“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科技进步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是电力的广泛应用。 进入近现代以来，人类有了极多的伟大发明，要说这些发明里最伟大的一项，最不可取代的一项，当然是能力的广泛应用。 没有电，什么网络什么什么统统完蛋。 雨花石在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的农村中学工作，就这样远离繁华的落后地方，如果突然停电，我们就只能临时放假。没有电，潜水泵不能运转就没有水，就是有了水，没有电，也无法做饭，不能提供热水和热饭，就只能放假。 即使解决了吃饭问题，这课也很难正常展开，因为没有电铃，上下课的信号不好掌握。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提到的科学，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就是电学。 马克思的眼睛的确非常的准确。 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电力广泛应用的标志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世界上第一只实用的白炽灯泡。电力广泛地替代蒸汽力，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但是，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预言了电力必然取代蒸汽力，并开启一场经济革命。马克思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个事情：“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 在爱迪生发明耐用白炽灯泡之前29年，马克思就预言电力的巨大价值，这就可以解释晚年的马克思关注电力的进步。 恩格斯爆料马克思晚年特别关注的科学家是马赛尔·德普勒。 在今天，如果不网络，没有几个人知道马赛尔·德普勒。 马赛尔·德普勒，是法国电工学家和物理学家。1881年，德普勒在巴黎第一届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国际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输配电的报告。1882年，在慕尼黑博览会上，德普勒展示了第一条试验输电线路(米斯巴赫－慕尼黑线路)。在这条57km长的线路上，他利用电报线路将由蒸气机驱动的发电机发出的1500～2000V直流电输送到与泵连接的一台电动机上。德普勒在法国建造了数条输电线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克列伊至巴黎的直流输电线路，该线路全长56km，电压5000～6000V，效率约45%。 德普勒在慕尼黑博览会上展示了第一条试验输电线路的时间是1882年，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 对德普勒正面高度评价的是恩格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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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1节 近代中国有一个伟人鲁迅，以非常刻薄的心态批判我们的国民性，很多人抱怨他的“冷”，其实，鲁迅心是热的，他对中国的古文化的态度也是热的，之所以冷是因为爱，是因为看到了我们的短。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什么是“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呢？ 辛亥革命后，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寓居绍兴县馆，工作之余，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鲁迅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鲁迅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是有贡献的，也是有能力的。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钱玄同批评鲁迅说：“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研究这些古碑能够国富民强吗？ 鲁迅承认：“没有什么用。” 在钱玄同的鼓动下，鲁迅投入文坛，写下批判文章《狂人日记》。 近来很有一些很怀旧的说：民国有许多大师。 有些人更直白的说：现在，我们没有大师。 这是污蔑！这是对新中国的污蔑，更是对勤劳奋进的中国民众的污蔑！ 请问：什么是大师？只有研究故纸堆的胡适才是大师。 从1912年到1949年，37年间，中国在所谓的文化研究里也许有一点成就，然而，这点所谓的成就，比如雨花石比较看重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吗？能够给民众带来幸福和安康吗？ 37年啊，中国不能制造飞机、坦克，也不能制造阿司匹林药品，国计民生进步的有限，要大师何用？ 有些朋友可能批评说鲁迅也是医改文？难道鲁迅这样的大家不需要？ 鲁迅先生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雨花石当然理解思想改造的巨大作用，雨花石在支持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关注科技的巨大进步。 1930年，仅仅就学高中还未毕业的钱穆自学成才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因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我们必须承认钱穆是大师。 1912年10月9日，钱穆的长兄钱挚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钱伟长。大约是家学渊源，钱伟长在中学时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差的一塌糊涂。1931年，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不过呢，他的理科差的非常可笑，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如果历史正常发展，钱伟长也许是文史大家。然而，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钱伟长，当然也是大家。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轻蔑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难道搞籼型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不是大师？难道搞“两弹一星”不是大师？ 参与制造东方红拖拉机的科学家，就是大师。 搞航母研究的科学家更是大师。 鲁迅先生虽然个人爱好“寓在这屋里钞古碑”，但，他明白这玩意远远不能解决国计民生。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都有辉煌的文化，然而，他们都被“武器”征服了，面对屠刀，他们的文化大师和故纸堆一丁点用处都没有。 1900年，我们用故纸文化去迎战八国联军吗？1945年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故纸文化的胜利吗？ 鲁迅遗嘱的第五条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空头的研究故纸的大家，并不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然而，贡献是抵不过科技进步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没完没了“子曰诗云”的时候，万里之外的培根在总结中国的科技成就。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再一次高评了中国的发明：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弗朗西斯?培根对于三大发明的巨大作用带有预言的味道而马克思是对历史的总结。 弗朗西斯?培根和马克思都没有提到造纸术，但，造术为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我们的四大发明，那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是四枝红杏出墙来照亮了西方的天空，然后调转炮口轰老家。 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为开山祖宗，从严格的角度讲，马克思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精神文明的开山祖宗。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过程里伟大的创造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创造新的革命理论、建设理论。按照这个逻辑，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这说明中国人在进步里拥抱世界所有的科学成果，同时，我们在学习、继承、扬弃世界所有的科学成果的同时必须考虑我们的民族特性——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 1883年恩格斯还评价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作为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喜悦就非同寻常”表现在“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 马克思关注科学更关注科学的工业化生产，简单的说，马克思关注科学、更关注科学的技能化。 恩格斯在1883年，在马克思安葬的时候，爆料说马克思“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科技进步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是电力的广泛应用。 进入近现代以来，人类有了极多的伟大发明，要说这些发明里最伟大的一项，最不可取代的一项，当然是能力的广泛应用。 没有电，什么网络什么什么统统完蛋。 雨花石在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的农村中学工作，就这样远离繁华的落后地方，如果突然停电，我们就只能临时放假。没有电，潜水泵不能运转就没有水，就是有了水，没有电，也无法做饭，不能提供热水和热饭，就只能放假。 即使解决了吃饭问题，这课也很难正常展开，因为没有电铃，上下课的信号不好掌握。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提到的科学，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就是电学。 马克思的眼睛的确非常的准确。 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电力广泛应用的标志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世界上第一只实用的白炽灯泡。电力广泛地替代蒸汽力，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但是，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预言了电力必然取代蒸汽力，并开启一场经济革命。马克思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个事情：“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 在爱迪生发明耐用白炽灯泡之前29年，马克思就预言电力的巨大价值，这就可以解释晚年的马克思关注电力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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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2节 恩格斯爆料马克思晚年特别关注的科学家是马赛尔?德普勒。 在今天，如果不网络，没有几个人知道马赛尔?德普勒。 马赛尔?德普勒，是法国电工学家和物理学家。1881年，德普勒在巴黎第一届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国际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输配电的报告。1882年，在慕尼黑博览会上，德普勒展示了第一条试验输电线路(米斯巴赫－慕尼黑线路)。在这条57km长的线路上，他利用电报线路将由蒸气机驱动的发电机发出的1500～2000V直流电输送到与泵连接的一台电动机上。德普勒在法国建造了数条输电线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克列伊至巴黎的直流输电线路，该线路全长56km，电压5000～6000V，效率约45%。 德普勒在慕尼黑博览会上展示了第一条试验输电线路的时间是1882年，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 对德普勒正面高度评价的是恩格斯。 恩格斯高度重视德普勒的技术发明，他在1883年给伯恩施坦的 中谈到了这一电力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恩格斯强调电能不同于其他能的关键：“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 在电能之前，煤炭、石油、水力等等以“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然而，转化为热能除了为机械能而不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电能则不然，恩格斯总结说，煤炭、石油、水力、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等都可以转为电能，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人类又可以将电能转化为热、机械运动、电、磁、光。 恩格斯强调的“循环完成了”是指电能可以转化为人类需要的其他形式的能。 恩格斯强调——已经去世的马克思也认识到——“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 水力、煤炭、石油等等都有地域交通的局限和成本，而且有操作的技巧性， 德普勒实现了长距离高压输电，为电能的广泛应用提供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不但认识到电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而且，恩格斯认识到大规模输电的效益“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乡村和城市相比，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口稀少提升的巨大的服务成本，我们很难设想，小山村的现代化进程，更不可想象游牧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远程输电线路的出现，为乡村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雨花石小的时候，吃水是肩挑、磨面是人推，照明是煤油灯。20世纪80年代，乡村通电后，整个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有人说“要想富，先修路。” 这是对的。不过，根据恩格斯的讲话，雨花石补充一下，“要想富，先通电”。 如果仅仅预料到电力在生产领域的革命，那仅仅是一般的科学家的高度，如果仅仅看到了电力是“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那也仅仅是伟大的社会科学家的高度。作为革命导师，恩格斯更认识到电力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伟大作用“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说的直白一点：电力是促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因素，因为电力的便捷对抗了资本的要素。 和以往的科技成就相比，电力拥有廉价和便于操作的巨大优势，非常有利于社会底层的利用。 现实生活里，一些受教育水平较低乃至于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劳动者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娴熟使用电力。电力的广泛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甚至于出现非常怪异的现象：接受过正规教育满腹学问的书呆子的实际电工能力比不过农村的土电工。 对于电力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1920年，列宁在全俄电气划规划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三位革命导师都深刻认识到电力在社会大发展里的巨大的不可取代的巨大价值。 当然，1991年“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的苏联最终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的挫折，给予正在艰难求索的中国共产党人什么样的启迪呢？ 雨花石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不但要紧紧抓住电气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建设——苏联做的并不差——还需要抓住“人的自身发展”这一要点。 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人本身的发展，其关键就在于加大教育满足“人的解放”，就中国近代社会看，“人的解放”最重要的是女性的解放，因为她处在家庭的最底层。 人的解放，首要的是掌握自我生存的技能，所以，女性的解放也首先是掌握技能——社会要有女性掌握技能的社会氛围。 就新中国成立后人的解放和发展而言，最成功的是对妇女的解放。其实，一直到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中国妇女的地位在整个世界都是比较低劣的。 1927年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谈到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毛泽东是政治家，总结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四大原因。其实呢，在他之前的1924年2乐7日鲁迅写了深刻剖析女权的洪钟大吕《祝福》。 《祝福》里的祥林嫂在丈夫死后被婆婆转卖到山里，就其实际人生而言，也算上柳暗花明又一春了，万不料第二个丈夫病死而儿子又被狼叼走，于是，代表族权的“大伯来收屋，又赶她。” 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只能寻找打工以养活自己。 然而，封建的中国对于妇女是节烈文化，寡妇改嫁就“失节事大”了。 “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世俗里的四叔虽然愚蒙，但，还知道祥林嫂“似乎很可怜”，而且，他还考虑“向来雇用女工之难”。 也就是说，面对祥林嫂的痛苦，四叔也是同情的，最起码，祥林嫂还有被剥削利用的价值。 然而，一旦祭祀祖先，已经失节的祥林嫂就成了“不干不净”的罪人。 这种罪恶的思想深入人心夺人魂灵，便是社会底层打工的柳妈也批评祥林嫂：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在柳妈时代的社会习俗里，一个女人嫁了男人，就是灵魂也是男人所有，如果改嫁，掌握神权的“阎罗大王”为了掌握公平，“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 太恐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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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3节 怎么办呢？ 柳妈建议：“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于是，祥林嫂捐出了自己劳动所得12块鹰洋弄一个门槛在庙里赎罪。 然而，她还是不能被神权所原谅。 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是见多识广的评判者，祥林嫂捞着救命的稻草，于是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祝福》里的人文关怀者，面对祥林嫂的询问，非常艰难，“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按照文本的行文，文里的“我”是毫不介意魂灵的有无的，然，为了给现实里残酷的祥林嫂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于是，给了“有”的答复。 就一般的政治学而言，宗教的诞生对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统一国家的形成是有作用的。比如，伊斯兰教的诞生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产生就起到了积极作用，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落地生根对于藏民的生活也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一般是需要信仰的，或者说，人一般是需要麻醉的，因为现实是残酷的。 站在21世纪，很多人看到宗教对于社会发展的相对负面影响——当然也有积极作用。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一些宗教弱于与时俱进，不合时宜的宗教习俗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 比如，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受宗教的负面影响，女性不能正面融入社会生活，较少社会劳动，和欧美国家、和中国相比，在相当程度减少了劳动力，当然不利于社会建设。 可是，可是，中国的汉民族的历史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的民族在发展过程里具有更换宗教信仰，或者具有更换意识形态的能力。 我们知道，在中国，统一的中央帝国的出现是秦始皇灭六国，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乃至于没有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 秦的统一，就后人评价言，是统一，就时代而言，是兼并。 我们当然承认，秦统一之前的国家管理是高效的，生产力也是发达的，所以，以秦国的模式管理中国是正确的历史选择。 然而，秦的管理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过于强调社会生产、生活的目标化而忽略了人的生活。 面对激烈的兼并战争，秦以高效的管理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社会资源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政权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在战乱的时代里，不是被兼并就是主动去兼并，在这个过程里，主动兼并的一方固然也付出巨大的“付出”，然而，总比被兼并的一方的残酷牺牲要好的太多。 西汉建立后主张黄老无为而治，法家的严刑酷法地位下降，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从东汉时期佛教东传，国家管理方面不同程度受到佛家的影响。 古代中国，大部分人是信神的，大部分人是有祖先信仰的，对于宗教就不好说了。从骨头里讲，我们汉人对于祖先的信仰是灵魂的归属，我们汉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整体而言是利益的选择。 邓友梅的中篇小说《烟壶》里有两个牵扯到两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个是徐焕章，一个是吴庆长。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 这个徐焕章为了利益卖国求荣、为虎作伥，不是东西，之所以信仰天主教，是为了搭上洋人欺负国人。 还有一个吴庆长，他为什么信仰天主教呢？ 吴庆长说：“咱们别的钱全叫洋人赚走了，唯独这一份手艺书画能赚他们的，为什么不赚？这郎世宁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英吉利、奥地利，都犯‘利’字，全是圣母玛利亚的后人，分家另过的。所以他的画他们就看着眼熟、顺心。至于葡萄牙、西班牙、日耳曼尼牙这些‘牙’字的，跟‘利’字的八成是表亲，他们喜欢的他们也喜欢。告诉您那位朋友，投其所好。孙子！叫他把抢咱们的银子再掏出来吧！他要依我的话办，画出来的东西不用交别人，我给你包销。我准让他发财！” “寿明对吴庆长鉴别古物的本事一向认可。自他出入教堂后，总觉得他沾上几分鬼气。今日听他一谈，才知道他不是去入教，八成是掏洋和尚的钱袋去的。” 这吴庆长建议乌世保用郎世宁的西洋画的笔意创造烟壶内壁画，投洋人之好去赚外国的银两，性质截然不同于徐焕章。 有些人可能说，徐焕章和吴庆长都是少数人，以他们来评价汉人的信仰是做不得准的。 那，怎样评价近代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呢？他可是高举宗教的旗帜搞政权建设的。事实上，曾国藩、胡林翼等士大夫之所以和洪秀全死掐，其深刻的背景是代表本土的儒教斗外来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兴衰，就表象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政权之争，其本质是汉民族内部坚持儒家信仰的士大夫集群和改信外来宗教的破落读书人领导的下层游民的斗争。 就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看，外来的宗教败给了本土的文化，然而，伴随着中国对外斗争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各种各样的短板。如果说林则徐、魏源还仅仅是睁开眼睛了解世界的话，镇压了拜上帝教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文武全才的几个家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里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科技落后，于是，曾国藩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的洋务运动，换一个名词就是中国的科技引入，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鼓捣了几十年最终以惨败于日本而宣告结局。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才开始大规模向西方学习，比中国晚了8年。然而，中国竟然打不过日本，这太“友邦惊诧”了。 要知道，整个东亚历史，只要大中国的中央政权管理得当甚至于只要正常运转，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在边角讨生活，至于海岛的日本，虽然曾经骚扰过我们一阵子，最终还是让我们揍的厉害。为什么呢？简单，在科技水平差别很小的时候，中国庞大的人口当量、辽阔的疆土，拼消耗一定能够胜利。 中国和日本一起向西方学习科技，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还有大笔的资金，资源也丰富，怎么讲也比日本强吧？ 我们为什么被打败呢？非常简单，其实，几十年中国都有这么一个要命的缺点，这个缺点到今天还程度不同的影响着我们——这个要命的缺点嘛就是从骨头里轻视科技，为了政治或者文化正确，很习惯的“牺牲”科技。 比如，鲁迅先生就干过这事。 鲁迅在仙台跟藤野先生学习期间发生了三件与科技有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鲁迅先生绘制“下臂的血管”的图画的时候搞了移动，藤野说：“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年青的鲁迅先生也是愣头青，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非常看重科技的，就他，哼哼，还非常习惯的用审美的标准研究医学。 科技，这玩意，能审美吗？科技这玩意，讲的是科学，即使不美丽也必须遵循，因为科技的首要目的也是不可更改的目的是使用。 第二件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藤野很高兴地对鲁迅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藤野担心中国人敬重鬼的思考并不是多余。 1904年，中国勘探津浦铁路线路，原定经曲阜的孔林西直取邹县，衍圣公孔令怡以“破坏圣脉”、“震动圣墓”为由奏请政府批准将铁路改向绕弯走了兖州。 这是一件多么要命的事情呀！ 要想富，先修路呀。 这中央政府拨款给地方修路是天降的皇恩浩荡呀，竟然因为惊恐地下亡灵的安眠而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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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4节 这一改，把兖州这个平原农业县改成了鲁西南的铁路枢纽，这一改，彻底堵住了曲阜崛起的近代机遇。在这之后，即使中央政府给予曲阜多么好的机遇都白瞎，原因简单，曲阜和兖州距离太近了，当兖州依托铁路崛起后，曲阜有限的人口、短缺的资源，不可能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如果在近代风气未开之前得有铁路，因为曲阜南面的邹县山地太多，曲阜的发展前途是比兖州好的多。 要说呢，兖州本来的优势并不大，架不住命好呀。 1909年5月，济宁商绅杨毓泗等，以济宁商业繁盛，系南北水陆转运枢纽为由，要求将初建的津浦铁路改经济宁。 要说这杨毓泗是有眼光的，济宁这城市原本就有基础——唐朝的任城就够牛的——元明清借运河之利获得巨大的财富，现在铁路崛起一定要分流乃至于挤垮古代的内河航运。济宁的优秀士绅居安思危为济宁争取新的交通地位。 如果从链接经济中心的角度讲，津浦铁路从济南南下遇到的第一个经济中心的确是济宁，如果从济南经兖州绕济宁然后在微山湖东取徐州，倒是比较合理。 然而，清政府没钱呀，能省就省了，就增建兖州至济宁的支线——支线是比较省钱的。这个兖济支线的级别非常的低，通货量比较的少，所以，济宁没能进步为水陆交通枢纽。问题是，济宁的人口当量决定了他必须是鲁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不能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严重影响了济宁的发展，济宁的长途交通在不能走水运的情况下，就只能绕兖州，这当然抑制了济宁的发展却成就了兖州鲁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 孔令怡在曲阜借死人的魂灵将曲阜的火车站赶往了兖州，这是近代的上天赐给兖州的第一个鸿运当头。济宁商绅杨毓泗等请命清政府建造兖济支线是近代上天赐给兖州的第二个鸿运当头。 新中国成立后，上天给了兖州更大的鸿运当头。 建国后，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该煤田的勘探开发。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经济的大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急剧扩大。1955年5月，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组织对泗水、曲阜、邹县地带进行野外五万分之一地质图测量工作，并实施了控制性钻探，同年10月提出了《普查设计报告》和《曲阜八宝山小井调查报告》。1957年，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123勘探队以兖州县城为基地，采取二十万分之一野外综合地质测量和填绘图的方法，对鲁西南地区进行重点踏探找煤，推测确定济宁地区为含煤希望区。同年9月底，全区共施工控制性勘探孔14个，其中6钻全部从山西组和太原组两组煤层穿过，共含煤15层，可采煤9层，总厚度18.07米，预计储量达24亿吨，发现和证实了兖州煤田的赋存。1958年8月，提出了《兖州煤田地质——地球物理综合普查报告》 ，获得地质储量325843万吨，储量计算面积400平方公里。兖州煤田普查报告提出后，正值“大跃进”年代，因急于建井，跨越了详查阶段，将煤田划分为第一勘探区、邹县勘探区、王因勘探区、三号井勘探区和兖长勘探区几大块进行超前精查勘探。 近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煤铁复合型，这重工业有庞大的运输压力，所以，厂址的选择，或者能源煤、或者资源铁、或者便捷的交通铁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落后的一穷二白，我们的工业崛起，是蒸汽革命的煤铁、电气革命的油电和核工业等等一股脑的交织发展。这兖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现了丰厚的煤田，因为这地方处于华东和华中交接的中国古文化腹地，人口稠密有广阔的需求市场，这煤田的出现对于中国是鸿运当头呀。 汇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为兖州煤矿——管理机构就是兖州矿务局。 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兖州县的名义。 1948年7月12日，许世友指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一部和鲁中、鲁南军区的部队解放了兖州。7月13日，中共兖州市委、市政府成立。这个时候的兖州市主要管理城区，管辖兖州农村的滋阳县委、县政府在抗战的1944年10月就已经成立了。到了1948年12月，兖州市撤销，城关等合并入滋阳县。 那个时候的兖州，人口少经济以农业为主，国民政府之所以给他一个市的名份，我估计，就是便捷的铁路交通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兖州解放，虽然国家层面的战争还如火如荼，然，中共已经开始社会建设的布局，兖州一个农业区，没有发展工业的资源，整合为农业县是合适的。 1958年11月，山东省行政区大调整，曲阜县和滋阳县合并，仍名曲阜县，县委县政府设置在原滋阳城区——一个得名、一个得管理重心，倒也平衡。 曲阜城区和滋阳城区相距不过15公里，其间是一望无际展平的良田，交通极方便。这曲阜地狭受限于三孔不利于发展工业，这兖州交通方便有利于工业，二者合并，原本可以互补。最重要的是，行政中心设滋阳城区有利于老曲阜城区文化产业的发展。1962年1月，曲阜与滋阳县分治，曲阜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迁回曲阜城内，滋阳县更名为兖州县。 也就是说，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命名兖州煤矿的时候其实与近现代的“兖州”无关，因为那个时候的“兖州”在1958年之前叫“滋阳县”或者合并给了曲阜县。 我们的总理为什么给了“兖州煤矿”这么一个命名呢？这一片煤田分布在今天的邹城、兖州、曲阜等等县域。煤田这玩意分布在比较广阔的地域，未来的探测也许还要扩展，如果命名过于保守，就有可能引起地面利益的纠缠或者乱七八糟。总理未雨绸缪，就用“古兖州”这个地名给煤矿命名。“古兖州”多大呀！这样就减少了矛盾面。 可是，即使总理也想不到底层仍然发生了利益纠缠。 兖州煤矿成立，当然要成立一个专属的领导机构，这个领导机构的设置引发了争执。 从地形的角度讲，兖州、邹城、曲阜等几个县，兖州基本是平原，煤矿这种沉积矿当然丰富，而且兖州有铁路，不但煤的长途外运离不开铁路，就是煤矿的领导也喜欢一个便捷交通的地方设机构——生活也方便呀。 从1煤矿的发展未来、从2铁路交通的角度、从3领导机构的工作生活的方便，这3个角度的叠加，兖州矿务局落户“兖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兖州——包括现在的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单位，矿务局的级别要高，所以，矿务局难免有些大旗。 抗大旗的矿务局要来兖州设机关，当然找一个最方便的地方。你说，一个县城，房屋、交通、生活最方便的地方，理所当然是县委县府机关。 据说，矿务局相中了兖州的县委县府。 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业社会，还认识不到工业经济巨大的效益。尤其是，矿务局卖煤的收入是“条条”而兖州的收入是“块块”，“条条”的收入是不给“块块”的。就今天而言，空降的“条条”也是难免给“块块”带来一些不便的。空降的“条条”给“块块”带来的利益是便捷的投资环境和水涨船高的效益。然而，请注意，那是一个特别贫穷的时代，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什么东东都稀罕的不得了——不要说牛马粪便要积肥，就是人尿都不能随便，生产队挨家发一个罐子尿满了，经小队长过目，送地浇庄稼换工分。就这种时代背景，既不可能发展旅游业，也不可能发展餐饮业，别看满世界喊人多力量大，其实都对如何养活人的粮棉都愁的不得了。 如果放今天，空降一个“条条”，地方会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有效益呀。可在那个时代，空降一个“条条”没有效益，还要多那么多张嘴吃饭，在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要有巨大的远见才能够欢欣鼓舞。 而且，这矿务局也欺负人呢，兖州原安排他们在城北搞总部，他们一定要占人家县委县府的办公机关，不要说利益如何，仅仅体面就挂不住。 兖州的地方政府对矿务局来兖州不积极，民众的对抗情绪也就勃发了。 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国家开矿造富民生，老百姓必然箪食壶浆的欢欣鼓舞。 这纯属扯淡。 我记得非常清楚，1989年春天，我们这农村来了一拨搞地质勘探的，据说是勘探石油的。这帮人开着大车、拉着机器，不管不顾进农田就干活，把老百姓家的庄稼糟蹋的厉害，而且，在农田里弄了许多的深坑。国家搞地质勘探当然是利国利民，然而，老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种了庄稼，这勘探队即使以工作的理由糟蹋庄稼，也是需要补偿的。 你说，这满世界跑的勘探队那么苦，跑工期跑的很，哪里顾得上最底层的老农民那几粒粮食。 我们老百姓是不吃这一套的，几百老百姓一拥而上不但揍人而且抢了机器什么的。这勘探队最后没办法，就拿出一点钱弥补老百姓的损失才赎回机器还有电缆线——为什么还有电缆线？嘻嘻，我不好意思说太明白，反正大家懂的。 通过我们这旮旯历史上我知道的唯一一次地质勘探的官民冲突，我非常明白的说，老百姓一般是抵制经济开发的，因为地质开发或者搞建设固然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然而，必然沉重负面影响小地方的民众生活，最起码短期会影响。 据说：在兖州矿区建设之初，兖州来了很多老大爷，有农村的，也有“城里的”，他们躺在路上阻挡运输车不让前进，他们的理由是：俺的地，凭什么让你们盖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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