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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9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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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5节 这事，我还有亲身体会。大约1998年，我们那乡镇医院在我们村建卫生室——建卫生室利国利民吧——可是，建卫生室一般要建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这玩意就要占良田。所以呢，大道理老百姓支持建卫生室，然，谁都不肯割自家的责任田，即使给补助也不愿意。医院就鼓捣在村里弄个荒宅。这个倒简单，村里多的是死绝的绝户头的荒宅子。可，荒宅周遭的居民那是往死里抵抗，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卫生室不但经常有传染疾病，而且这个有病的小孩大哭小叫，那个有伤的大人血淋淋的恐怖。不要说乡村，就是大城市，医院附近也较少有居民。 这兖州老百姓往死里杠，兖州地方政府在一边看冷眼——未必没人在后面提供消息和出注意——这叽歪的太狠了，弄的“兖州煤炭基本建设指挥部”的机关都找不到地方了——想回城北也不容易了，而且还牵扯到脸面。到了这时候，“兖州煤炭基本建设指挥部”这条强龙终于知道地头蛇的难缠——耽误了生产他们也不好过——于是，就上报。 无奈，山东省和煤炭部就协调兖州周边地区，邹县县委一张姓书记当场拍板决定接受兖州煤矿，表态的非常大度，说如果需要县委大院我马上搬家。为了弥补兖州采煤造成塌陷的耕地损失，就把铁路以北的土地都给了兖州煤矿。 上上下下都就坡下驴，国务院最终拍板：“邹县大半是山区，按在邹县！” 兖州煤矿基建成规模后，才有的矿务局。 邹县的县委书记也太有眼光了。 因为兖州煤矿是周总理定的名字，领导机关设在邹县的煤矿还是叫兖州煤矿，后来的兖州矿务局就设在邹县。 这兖州煤矿让兖州县没皮没脸的撵的鸡飞狗跳，半路里杀出来邹县托底救驾，这内心就有了感情。有了感情的煤矿，就有大把的煤可以还人情——煤矿也只有煤——有煤，就有了能源，也有了化工原料，就可以解决千家万户的燃煤问题，就可搞以煤为燃料的加工业，就可搞以煤为基础的火电。这，煤燃料和煤原料，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需要的电，最重要的是那是一个什么东东都急缺的时代，依托煤矿的邹县虽然缺少区位优势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 邹县，有了化肥厂（大多人不知道那个时候话费有多么急缺）、自行车厂（在那个时代是多么重要的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后来的发电厂是整个中国大陆最大火力发电站，等等，这些都是后话。就是煤矿建立初期，在国家政策倾斜下，从四川、云南、贵州迁来不少建设大军，据说从那时起邹城人才普遍吃米饭，有了川味面条。 过了一段时间，兖州感觉太吃亏了——挂着兖州矿务局牌照、在邹西和兖州挖煤，肉都让国家吃了、肥汤让邹县喝了，兖州连一点稀汤都捞不到——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兖州悔的肠子都疼，于是，他们就起诉兖州矿务局侵犯名誉，官司打到国务院，被驳回。 你说，兖州这也糊涂，兖州矿务局的名字是国务院指定的，而且，牵扯到周恩来，自己协作不好赶跑了拱门的肥猪，现在用兖州矿务局侵犯名誉的理由打官司这不胡闹吗？ 一般说来，因侵犯名誉而打管事，其大前提是状告系统外。这“兖州县”和“兖州矿务局”的得名都是来自于行政上级的决定，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行政区和国有企业的权益调整乃至于名誉存亡均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机关，命名权当然也是上级的权力之一。 弄急眼了，上级主管部门一个文件，你继续改回去“滋阳县”好了。 铁路经兖州是兖州意外的鸿运当头，周恩来给鲁西南的煤田命名兖州煤矿是兖州更重要的鸿运当头，如果煤和铁路能够结合，以兖州广阔的平原和特别丰富的地下水，这兖州的局面之广阔远非今日所可比拟。然而，兖州这一官民合作的挤兑煤矿机关落户邹县，意外给邹县一个掉下来的金饭碗，分解了兖州的发展潜能。 从济南向南整个鲁西南，乃至于整个鲁南，在明清乃至于民国，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经济中心，济宁是有巨大历史积攒和庞大人口当量，如果有特殊的机遇他有崛起的强大支持，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鲁西南不可取代的经济城市。 一般来讲，地区经济强市一旦形成，特别是济宁这种平原广阔的历史名城，其之所以能够富集人口当然有庞大的农业支持。 鲁西南的济宁城、古鲁国曲阜城、兖州城，在农业经济时代，各自充当过相当长时间的行政中心，尤其是鲁国历史悠长，济宁的最终崛起得益于古运河。然而，就漫长的古代中国历史看，曲阜和兖州的地位是呈下降状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曲阜正好处于鲁中南山地和鲁西南大平原的交接地带，北、东、南三面既有低缓的丘陵，其西、其南也有肥沃的平原，旱灾和洪灾都不会过于残酷，“圣人之地旱涝都有三分年成”。和曲阜相比，兖州和济宁的农业优势非常明显——兖州是江北较早的吨粮县——然而兖州和济宁的地势非常的低洼，俗称微山湖的南四湖就是黄河泛滥而成。曲阜和兖州的区位缺点是距离广阔的鲁中南山地太近，不能形成横贯东西和纵连南北的陆路交通枢纽。曲阜和兖州，古代历史都给过他巨大的政治机会，之所以不能崛起为长安、洛阳——曲阜曾经是商王朝的首都、更是鲁国的都城——就是区位有巨大的短板。 如果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讲，津浦铁路从曲阜西北南下经兖州走济宁，这才是最佳的选择。偏偏，大清王朝把津浦铁路的走向是从曲阜城边直接南下邹县走滕州、台儿庄，这样一来，曲阜以西的大半个济宁和菏泽要想通过火车走长途，对不起，都必须通过曲阜而别无选择，因为从济宁城南有细长的125公里的南四湖（习惯称微山湖），不可能修建穿湖铁路。从地形和行政的角度讲，如果津浦铁路走曲阜而不走兖州，那么，辽阔的鲁西南要连接交通大动脉——济宁那样人口多，最终一定要连接铁路，那么，最佳的方案就是建设“曲阜—兖州—济宁”的“曲任支线”，然后向嘉祥—巨野—菏泽，然后向西延伸与京汉线（京广线）相接，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乡—兖州—石臼所线”，这样一来，曲阜就成了当然的交通枢纽。铁路建设这个玩意，特别是大干线，从宏观角度讲，本应有最合理的路线选择，然而，这玩意的选项必然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这影响如果是负面的，只要不是致命的负面影响，后人就只能将错就错的向正面拓展。曲阜东面是丘陵山地，如果搞大型枢纽建设，当然有腹地狭窄的缺点，然而，他和兖州距离太近了，他可以在曲阜—兖州之间的拓展空间。 因为孔子在封建时代的特殊地位，曲阜这座县城在相当时间有极特殊的地位，周边县城在政治上是服从曲阜领导的。近代历史，特别是清政府灭亡后，孔家地位虽然一落千丈，民间和政府的心理敬畏感还是有的。因为济南以南没有较大的城市，曲阜依托便捷的铁路外加极特殊的文化名城的牌照，在没有政治考量的因素时，曲阜周边的县城一般是不会挤兑曲阜的。 可是，当孔令怡把津浦铁路鲁西南的大站推给兖州的时候，鲁西南的三个城市就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济宁的人口当量，曲阜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兖州的交通便捷。 鲁西南大区的区位决定了这里不可能出现省城，也不可能成为影响全国的大城市，最大的发展前景也不过是出现几个中型城市——这还必须是中心城市吸附周边县城。 鲁西南济宁区的几个城市，曲阜到兖州大约是30里，兖州到济宁大约是60里。从曲阜到济宁大约是90里，如果考虑到济宁城区必须向南发展，那么，从广义的曲阜城区到广义的济宁城区，大约是100华里。如此遥远的距离，除非发展成特大城市，任何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将其整合为一个城市——我网络了一下，从通州到门头沟大约是100华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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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6节 济宁、兖州、曲阜、邹城曾经提出过“组团式”发展模式，就理念而言，这个太先进了。然而，这个理念的实现遇到两个极难解决的结构问题：1、“组团式”城市的布局一般是“核心城市”位居中部而“济宁—兖州—曲阜”是不可改变的弧形珍珠链——最不可更改的是曲阜的旅游重心“三孔”位于曲阜城区的北部，也就是说曲阜的发展有一个绝对不可脱离的老城的牵扯，这种“弧形珍珠链”结构，因为距离过于遥远而很难解决结构问题，除非城市太大区位受地形逼狭而别无选择；2、全国能够成长为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的机会并不多，原因简单，城市成长必须吸附人口，就鲁西南这里的区位和经济，基本没有吸附外来人口的潜力，反过来，区内人口因为学生求学落户和外出务工落户于区外发达城市的趋势反而愈来愈烈，城市规模的不能成长为巨大，决定了地处济宁大行政区北边而偏偏因为三孔不能挪位的曲阜注定是济宁城区这个“原子核”的“核外电子”。 1958年，山东省调整行政区划，把曲阜县和滋阳县合并，用“曲阜的名义得扬名天下”、用“滋阳的县城得京浦线的铁路便捷”，如果此决策坚持下来，考虑到建国后相当时间对孔儒的批判，政治中心西移“滋阳城”的新曲阜县，因为交通的便捷和经济的趋向，必然以“新曲阜县城”为发展方向，狭小的曲阜古城的发展方向大体就是专属的旅游点而已。 如果这样，扩大的曲阜县，因为可以吸附今日两个县城的人口——人口当量的扩大吸附能力一般大约“一加一”——其发展能力是巨大的——仅仅兖州一地的经济量在今日的山东省就名列第29。 如果在1958年的“曲兖合县”坚持下去，然后兖州矿务局落户“新曲阜”，那么，“新曲阜”就拥有了“老曲阜的文化知名度”、“新兖州的便捷交通”、相当部分的“邹城工业”——邹城的经济规模是山东省第13名。这样一来，文化名城知名度远远不及曲阜、地形又以山地丘陵为主的邹县，既没有兖州的便捷交通也没有资源优势，就没有了发展潜能。 在没有巨大城市带动的区位下，改革开放后邹城、兖州、曲阜等3县，分别以工业、交通和文化进步为县级市，这充分说明“曲—兖—邹”这三角地带有成长为重要城市的潜力。 有些朋友可能说，三个各具特色的“县级市”难道不比一个中型城市更好吗？ 我的理解，不是不好，是极端的不好。 原因非常简单：1、各具特色且势均力敌的三个县级市各自掌握的资源优势不但不能完成整合；2、各具特色且势均力敌的三个县级市为了政绩不可能不搞竞争；3、地级市为了自己的名位潜意识的要压制可能的竞争对手。 曲阜城，1、因为是影响极大的文化名城，仅仅是县级市有些不利于中外交往和国家级别的文化活动，2、因为其区位距离济宁过远而处于济宁市、泰安市的交接位界难免有借助文化名城升格的心态。 曲阜县级市要升格为地级市，必然要从济宁地级市和泰安地级市分割一些地盘和人口，也必然分割济宁地级市和泰安地级市的发展能力，因为区位影响，曲阜县级市升格对济宁地级市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曲阜要升格为地级市，最容易划拨的是兖州市、泗水县、邹城市和宁阳县。我之所以把兖州排序最前是因为曲阜的定位不可摆脱“文化名片”，交通和发展腹地必须向兖州方向靠拢。 我们知道，在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决定权是自上而下的，下级的反对意见有且只有一种可能：行政区划的调整遇到极难解决的两难选择。 比如，齐河县之不可从德州市划拨济南市。 济南正好位于山东省的中部，也正好有纵贯南北的京沪线和横穿东西的胶济铁路，因此，他是最恰当的山东省城所在。 可是，济南有一个很不利的缺点，北临黄河而南部是山区，缺乏大发展的腹地。 为了解决济南发展空间的逼狭，田庄等36位代表在山东省人大会议上提出将德州市的齐河县划归济南市的调整行政区划的议案。 为什么划齐河于济南市呢？ 齐河县位于德州市最南端，与省会济南隔黄河相望，距济南市区约45公里，而距德州市90公里，是离省会济南最近的卫星城。 最重要的是，齐河位于黄河北岸的鲁西北平原，平坦辽阔的平原特别适合为济南的后花园。 齐河在历史上之所以不属于济南市，是因为二者之间隔着黄河天堑，在桥梁科技发达而有钱有物的今天，修几条跨河桥梁实在太轻易了。 这远离德州的齐河，因为距离济南太近——20分钟可到达京沪高铁济南西客站和济南国际机场，是济南半小时生活圈的重要节点城市——经济发展非常的快，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城、中国新兴产业装备制造城，齐河县也是山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唯一上榜的全国百强县，位列第十五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第87位。 因为齐河距离济南近，而距德州远，又因境内有泉城海洋极地世界和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这两个以济南命名的旅游景点，所以外地人常误认为齐河县属于济南市。 如果把齐河县划给济南市，济南就从黄河以南演变成了跨河发展，太牛叉了。 在田庄之前，济南市方面已经多次盯上了齐河县。 1989年，济南市提出将德州市的齐河、济阳两县划归济南市。省级机关征求德州意见时，德州方面提出了齐河县关系德州市用水的巨大问题。 因为临接黄河，齐河县境内有两个大的引黄干渠——潘庄干渠和李家岸干渠，是德州市引黄用水的主要渠首，德州80%的工业用水、农田灌溉都是齐河县的引黄闸输送，可以说齐河黄河干渠就是德州经济发展的命脉，而且也是引黄济津的水源地。 大前提，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有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的矛盾。齐河县的利益、德州市的利益、济南市的利益和山东省的利益，当然有统一的方面，也有矛盾的一面。 大前提，我国北方，包括山东省，因为气候干旱对于水资源有着不可或缺的刻骨铭心的需求。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其生产、生活用水严重依赖黄河客水，然而，黄河的水不可能完全满足两岸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需要统筹兼顾。 大家知道，大规模的渠道引水不同于卖桶装水、瓶装水那么好计量，阳光照射蒸发、地下渗透和不可避免的沿途偷用，不可能那样准确计量。 为了尽量回避地方主义，济南在黄河以南、德州在黄河以北分别引黄用水，就较好回避两个地级市的矛盾。德州的引黄用水必须通过齐河县。齐河县和德州市在用水方面难免也有地方利益的矛盾，但是，地级市德州对齐河县拥有绝对的组织人事大权，没有一个县的主官敢于过分截取地级市的用水——轻了批评，重了调走你，甚至于撤掉你。 如果把齐河划拨给济南市，德州就丢失了对齐河县的管理权，而且，齐河还是德州连接省城的必经之路，这关系就演变成了相互利用——德州更多的需要齐河。 如果特别干旱而山东用水特别紧张，已经划拨给济南的齐河就会照顾济南的利益，在满足了自己用水后难免减少对德州的用水供应。 有朋友可能说，难道就不讲规矩吗？ 讲，当然讲规矩。可是，饮水渠道是需要养护的，今儿这里漏水明儿那里决口，对不起，我一个县政府又不可以天天巡逻，你的水没有了或者问阳光蒸发、或者问渠道下渗或者问决口漏水去好了。 如果你态度不好，对不起，我装疯卖傻鼓捣一群老百姓把你的引水渠扒了，你又什么办法？等到雨季，我这里正好修好了渠，你不要水了，那不能怨我。 德州提出齐河因黄用水的要命问题，山东省方面立即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大问题。万一，划拨济南的齐河县鼓捣了德州生活用水，几百万人闹了急眼，那就不是济南的发展问题了。 山东省对济南方面的答复是，“德州市以两个干渠对德州农业用水关系重大为由，坚决不同意调整，为适应济南市扩大市区的要求，省里最后只好将德州市的济阳、商河两县划给了济南。” 协调的结果是将德州在黄河以南的济阳、商河两县划给了济南，“这些调整都对济南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问题是，济阳、商河两县在济南的东面，地形也不那么平坦，对济南的发展虽然有帮助，可是，远远比不过齐河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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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7节 2004年10月1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在向省政府呈报《关于请求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的请示》，也提出：“建议跨黄河向北适当扩大济南市行政辖区，可考虑将济南毗邻的县调归济南”。 这目标还是盯上了齐河县。 山东省立即责成省民政厅与济南市民政部门进行了沟通，省政府朱茂民副秘书长也代表省领导与德州市领导就划齐河问题进行了通气。 不过，没有解决问题。 田庄等36个人大代表向省人大提出齐河县划拨济南市的提议。 山东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 团对该提议给予答复，“您提出的区划调整方案，对于扩大济南城市规模，加快省会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你的提议不能被接受，因为“济南市提出的区划调整的要求，对两市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们将按省领导的意图积极搞好配合，争取早日解决好这个问题。” 从济南提议划拨齐河县的1989年到现在，接近30年了，山东、济南和德州始终不能解决黄河水北上的通道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齐河县划归济南的问题，济南的大发展也就无法跨河布阵。 调整行政区划，真的非常艰难，相当多的矛盾不是行政命令所可以解决的。 我们回到曲阜升级的问题上来。因为城市的规模和经济体量，济宁必然是鲁西南的重要城市。因为地理位置遥远到90华里，因为曲阜是且仅仅是一个文化城市，对于济宁而言，有曲阜获得的是大城市的经济总量和“孔孟之乡”的名牌，无曲阜也影响不了济宁的自身经济。当然，如果曲阜升格为地级市，兖州必然划拨曲阜，考虑到兖州的交通位置，这个对于济宁是有相当负面影响的。不过呢，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以及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备，铁路对于经济的发展已经并不绝对致命。 实在话，曲阜、兖州之于济宁的重要性，远远比不过齐河之于德州的不可或缺，如果省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强力介入，济宁是挡不住曲阜升格的。 然而，行政权力无法解决曲阜升格后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升格后的曲阜核心区，也就是行政中心的设置问题。 行政中心的设置，一般要符合两个条件：1、地理位置相对居中，有利于构建链接各地的交通；2、行政区内突出的经济力量以形成对全局的经济向心力凝聚。 符合两个条件的，比如武汉之于湖北、郑州之于河南、广州之于广东，等等。当然，因为方方面面的制约，行政区内可能找不到能够完全符合两个条件的城市，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倾向于满足一个条件，但，另外一个不能满足的条件也不能太差劲。比如，济南之于山东，虽然经济抵不过青岛，但地理位置适中且拥有省城的历史传统，不过呢，济南的经济毕竟还是雄厚的。 曲阜一旦升格为地级市，如果仅仅领导泗水、宁阳这样的县城是没有经济意义的，而且，泗水、宁阳没有历史名城的品牌，没有发展旅游业的底蕴，整合的意义也不大。曲阜要升格为地级市，品牌的核心必须是“孔孟之乡”的文化品牌，就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言，是旅游业或者是必须重视旅游业，这样一来，“孔圣城”就必须整合“孟圣城”实现“孔孟之乡”的牌照，要发展旅游业就需要整合“交通枢纽”兖州。也就是说，曲阜要升格，真正要整合的是兖州和邹城，至于泗水和宁阳并不迫切，当然，因为泗水通往济宁的通道必须走曲阜和邹城，一旦曲阜脱离济宁而升级，泗水就必须跟着走。 问题来了，就县级区域而言，邹城和兖州的经济都不依赖旅游业——尤其是兖州压根就没有拿得出手的旅游资源——而曲阜的旅游资源虽然名扬天下但这种古代文化品牌因为缺少娱乐性——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而不是考古——决定了有限的旅游收入养活一个县级城市就已经不富裕，不可能给予邹城、兖州任何财政帮助和经济帮助。 就“邹—兖—曲”这三个县级市的财政而言，同样的事业编，比如教师的收入——工资和补贴——邹城比曲阜高出接近一倍，兖州也比曲阜高出去巨大的一截。也就是说，除非国家财政直接给曲阜县城长期的巨大的输血，曲阜的财政、工资比邹城、兖州的差距是不可以弥补的。 济宁的财政、工资也远远超过曲阜。 连嫁丈夫都选择高攀，嫌贫爱富这种通病是不可更改的，谁肯让穷人领导自己？ 有人可能说，谁敢对抗上级的决策？ 当然没有，然而，没钱的领导是不好当的，最起码你调配干部的时候是比较艰难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一般的行政中心财政状况好福利高，官员有搞好工作升级的愿望，如果行政中心的财政过于差劲，周边的官员就没有进步的愿望。比如，一个相对落后的省的领导勤勤恳恳工作，获得中央认可，于是提拔到首都任职，这干部就非常高兴，因为首都繁华呀，福利待遇高呀。如果行政中心穷的很，大家就惧怕进步，因为落后的行政中心的工资竟然还比不过边区，没有吸引力。 要解决这个结构性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地级市曲阜”的“地级市机关”，也就是领导中枢设置在“兖州城”，简单说，大体接近1958年的“曲兖合县”状态了。 猛一看，这种选择很好呀，领导中枢既有了经济，也有了交通。 然而，这种选择有一个现实的麻烦：地级市曲阜设置几个“县级区”呢？ 我们知道“县”“县级市”和“县级区”虽然都是“县级”，但利益区划是非常有区别的。 市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县的工作重心是三农工作，即使是发展工业、第三产业也是围绕农业而展开的，目的是为农业服务。 因为发展方向的不同，县和市的用地指标有巨大差别。县的用地指标限制得非常死，所有建设都是按人口，比如道路、教育用地、公共设施等等，规划得非常死，不能有突破，即使县政府想改，上级也不会批。 撤县建市后，其行政权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城市建设的自主权空间比较大，还可征收更多的城市建设费。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县级市对企业的吸引比县大得多。县改市后，在争取优惠政策、试点方面，上级部门会予以优先考虑。在规划和城建方面，也会站在更高起点，很多规划更容易获得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所以，县和县级市，级别并没有变化，而只是改了一个字，别看只是一字之差，但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可是意义重大。 为了控制撤县设市的调整质量，国家还规定了一些基本指标，比如农业、三产的比重，工业人口的比例等等，以期将经济条件好、工业基础强的县拉入市的行列。而通过撤县设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最明显的标志是城市人口激增。 “县市改区”即是撤销县市的行政编制将其纳入地级市或者直辖市的辖区直接管理。县市改区后，该区的招商引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也将纳入整个地级市乃至于直辖市进行通盘考虑，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将从过去县级水平提高到地级市级水平。福利待遇水平也会参照地级市的标准。对于地级市或者直辖市而言，辖区的“县市改区”，拓展了大城市的发展空间，对大城市的做大做强。 如此的两全其美，国家理所当然应该积极推动吧。问题是，一个“县市改区”后，就非常容易产生市政建设急迫性，政府为了政绩，那是有钱投钱没钱借贷拼了命搞政绩，什么卫生城、什么文明城、什么“五城同建”。 适当的超前市政建设，正如贷款买房，是可以拉动社会发展的。可是，巨额贷款买房的缺点是，如果收入意外下降或者天降大祸，不但影响生活质量而且不能按期还贷这房就容易被银行没收。过于超前的市政建设，就表象看是改善民生，然而，市政建设之所以搞，其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然而，其基础是改善民生必须产生效益获得财政收入弥补超前市政建设的借贷投入。如果综合效益太低，收入远远抵不过投入，比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搞世界杯，续后的财政收入还借贷之后万一连公务员、教师的工资都保不住，上级政府为了社会维稳就要无可奈何为这下级政府擦屁股。 事实上，绝大多数县市改区后大规模的市政建设都需要上一级政府的财政支持，问题是上一级政府的腰包也是有限的，他的市政建设经费也是一步一步推进的。 如果地级市曲阜升格，就要确立一个“地级市”的市建核心，也就是“区”。不同级别的地级市或者直辖市，国家给予的“区”的数目是有严格的数目限制，其目的是控制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拼了命搞市政建设。 比如，地级市济宁的“城区”的数目是两个，这个数目是不能突破的。 如果曲阜升格为地级市，这经济规模、这城市重要性，撑破天也就两个“区”的名额。 比如，级别远远超过曲阜的菏泽，一直到2000年6月10日，才经国务院批准，从菏泽地区改为菏泽市（地级），原菏泽市（县级）更名为牡丹区。一直到2016年1月7日，国务院才批复同意撤销定陶县，设立为菏泽市的定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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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8节 国家的政治当然有相对倾斜的必要，但国家的运行也要讲规矩，如果没有绝对拿出手的理由，国家的政策对某一个地方的倾斜不能过分。曲阜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讲，其特殊意义是传统文化的标签，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贡献了一个孔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孔丘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毕竟还有道家的老子，更有人文初祖黄帝。从国家的现实政治而言，传统文化的纪念、继承和政策倾斜，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近现代的革命纪念地，比如纪念中山先生的政策倾斜，比如纪念井冈山的政策倾斜,比如几年延安的政策倾斜。 曲阜南边的济宁地级市辖市中区、任城区等两区，曲阜北边的泰安地级市也只辖泰山区和岱岳区等两区。 还有一点，泰安市的第一个区泰山区成立于1985年而第二个区岱岳区成立于2000年。 大部分地级市设区的规律都是“先核心区”，然后“核心区”的郊区，如果发展的力度特别大，才可以一步一步扩张到其他“县市改区”，比如，青岛就有7个区。 可是，在整个中国，能有多少城市比肩青岛呢？ 如果曲阜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就区位、就发展潜力、就设置的必要性而言，他当然是今日山东各地级市里排序最差的一个，估计，一开始也就一个“市改区”，撑破天，也就“两个市同时改区”。 如果只给曲阜地级市一个市改区的指标，这个名额是“曲阜区”呢还是“兖州区”呢？曲阜升级的目的当然是利用曲阜旧城区搞文化活动——祭孔什么的，2018年还搞了春晚分会场——这决定了曲阜地级市的市政建设绝对不能放弃“曲阜老城”。如果曲阜地级市一开始设置一个经济非常单一仅仅靠旅游业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曲阜区”，这落后地区领导发达地区的地级市岂不成了政治笑话？如果曲阜地级市一开始设置“兖州区”并将政治中枢设置在“兖州区”，那么，可能改名为“鲁城市”或者“仙源市”或者“圣城市”的原县级市曲阜市辖区的“官民们”，就不但不能获得市政建设的利益，而且丢失了“曲阜市”的品牌，相当于为兖州做了嫁衣。那还不如干脆接受济宁领导更有体面呢，毕竟济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曲阜的老领导。 如果，曲阜升格为地级市后直接设置“兖州区”和“圣城区”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可是，仔细一琢磨，发现，兖州获得的利益还是远远超过了曲阜，最重要的是，因为兖州距离曲阜太近了，一旦地级市行政中心设立在兖州区，兖州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本来就高出一大截的工资会对曲阜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在很短的时间内，曲阜除了干瘪的旅游业就会一无所有，还不如留在济宁市辖区内和兖州并驾齐驱好受呢？ 我个人理解，曲阜能不能升格为地级市，就表象看是曲阜县级市与济宁地级市的关系，实质上是如何处理曲阜县级市与兖州县级市的关系。 曲阜是否升格、如何升格的争论，必然影响了曲阜对自己发展方向的定位，也必然影响各级政府以及周边县市对曲阜的态度——当断不断久拖必乱——这种患得患失摇来摆去的心态，加上文化名城的定位，弄得曲阜的社会建设把精力过多的集中在“市政建设”方面，弄得曲阜老百姓的心态没有了扎扎实实搞实业、搞科研的耐性，一个侥幸是等靠国家的经济利益倾斜，一个侥幸是等曲阜升格为地级市捞国家的资金投入。摇摇摆摆里、拖拖拉拉里，曲阜的水平与邹城、兖州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拿出来和其他地级市的“城区”相比差距也越来越大，整合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伴随曲阜的这种拖拖拉拉，济宁地级市完成了对曲阜县级市可能升格的釜底抽薪——兖州市在2013年10月18日改称济宁市的兖州区。 只有两个区名额的济宁怎样整合兖州区呢？ 1983年10月，济宁地区改称省辖地级市，只有一个“城区”的名额，原济宁市改称济宁市“市中区(今建设路)”，管理济宁市城区之外的原济宁县改称济宁市郊区(今太白中路)。 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发展了10年，1993年12月，济宁市郊区改称济宁市“任城区”。 济宁市的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二步：从城区开始整合郊区。 到此，济宁地级市的两个“区”的名额落地有主。 在这之后，伴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曲阜的定位开始浮躁。 曲阜长期的拖拉，不仅不利于曲阜的定位，也不利于济宁和曲阜周边的发展，2013年10月，国务院决定撤销济宁市市中区、任城区，合并为新的济宁市任城区，济宁就拿出多出的“区”的名额给了兖州市。 为了留下兖州，济宁的任城区和市中区宁肯牺牲掉一套县级区的名额，人家这团结精神多牛。 从这一刻起，“曲兖一家亲”的政治心态将彻底隔断，兖州名花有主已经成了济宁的一部分。 当兖州市成了济宁地级市的“兖州区”，曲阜还有升格为地级市的希望吗？ 唯一的希望就是联合东边的泗水、南边的邹城了。 问题是，工业经济发达、工资福利几乎比曲阜高出一倍的邹城愿意接受曲阜的领导吗？ 2017年爆发的邹城与曲阜就鲁南高铁站命名权的激烈争夺，表明邹城对于曲阜没有一丁点的心理归属。 鲁南高速铁路，简称鲁南高铁，位于山东省南部，东起日照，与青连铁路日照西站接轨，向西经临沂、曲阜、济宁、菏泽，与郑徐客运专线兰考南站接轨。线路分为日照至临沂段、临沂至曲阜段、曲阜至菏泽段、菏泽至兰考段4段。 东西向的鲁南高铁的重要节点当然是与南北向的京沪高铁、京九高铁的交接点，因为地形的局限，决定了这两个交接点是且只能是菏泽和曲阜。从这一点说明，大自然其实非常的垂青曲阜的，济宁城和兖州城就无法鼓捣这机遇。 因为京沪高铁和鲁南高铁都经过曲阜，曲阜就是鲁南高铁的重要节点。鲁南地区可以通过鲁南高铁在曲阜东站衔接京沪高铁，北上直达济南和北京等地，南下也可快速直达长三角等地；通过鲁南高铁在菏泽东站衔接京九高铁南下快速直达珠三角等地，并可经郑徐—郑西高铁、郑徐—郑渝高铁快速直达中原腹地、西北和西南地区。 两条高铁在曲阜相交，曲阜人乃至于鲁西南的人都可以在曲阜借高铁连接整个中国。 开工建设的鲁南高铁的曲阜至菏泽段，西起菏泽市管辖的菏泽经济开发区，东至济宁市管辖的曲阜市，途经菏泽市管辖的菏泽经济开发区、定陶区、牡丹区、郓城县和巨野县，济宁市管辖的嘉祥县、汶上县、任城区、济宁经济开发区、兖州区和曲阜市。该段高铁设计建车站7座，菏泽东站、郓城南站、巨野北站、嘉祥北站、济宁北站、兖州南站、曲阜南站。 所有的车站的命名都根据行经县市区命名。 突然，2017年3月2日，邹城市政府向济宁市政府请求将即将设立的鲁南高铁曲阜南站改名为邹城北站。 为什么呢？ 邹城在请示报告中称，当前，除了京沪铁路邹城站外，邹城没有一处对外重要交通枢纽站点，且随着铁路提速，京沪铁路在邹城站停靠的车次越来越少，对外互通互联已成为邹城在鲁南科学发展高地中率先崛起的重要短板，极大制约了邹城的对外交流、扩大开放，影响了邹城经济社会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切实发挥好在打造鲁南科学发展高地中排头兵的作用，邹城方面恳请济宁市政府将计划命名的鲁南高铁曲阜南站命名为鲁南高铁邹城北站。 这个？ 我们知道，高铁系统乃至于普通的铁路系统有独立的管理体系，所谓“铁路上警察管不着地方这一段”。可是，相对独立的铁路系统难免与行经地的地方政府打交道，特别是车站所在地，不可能不打交道，命名的牌照其实就是铁路对地方政府的尊敬。 鲁南高铁在曲阜设站的地点是曲阜高铁新区小雪街道白杨树村南，地盘当然是曲阜的地盘，偏偏挂一个“邹城北站”的牌子，这不是存心找别扭吗？ 如果一定要挂“邹城北站”的牌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块土地划拨给邹城。 那，曲阜还有地盘吗？ 面对外界的质疑，济宁方面的答复是鲁南高铁“曲阜南站”改名为邹城北站问题处于起草报告阶段，目前暂未实现改名。 这个答复表明了济宁的内心世界倾向邹城。 随后，曲阜市人民政府也向济宁市政府提出《关于不改变鲁南高铁“曲阜南站”命名的报告》。 就鲁南高铁在曲阜境内车站的命名，邹城、曲阜两地政府展开了争夺战，双方政府均向济宁市政府书面请示，此举也引发了两地网友为争取各自地名权的“隔空对话”。 主动出击的邹城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就车站命名的原则而言非常无理，而且，在没有和曲阜私下协调之前直接请示济宁市政府，摆明了是公事公办毫无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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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9节 不要说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即使西方国家，一个单位，即使仅仅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一个县政府，和他的上级、下级单位以及同级单位，也必须有工作关系之外的友谊关系，否则，工作极难开展。 这一点，最彰显的其实是部队。比如，一个团的团机关，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级师机关、下级各营连有亲密的友谊，然而，他一定要和同师的另外的团机关搞的亲如兄弟，否则，关键时刻，谁来救命？ 1948年，彭德怀在西府战役后期错判敌情，被迫紧急撤退，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第4纵的教导旅在屯子镇陷于敌人重围。 为了解救教导旅，西野总部命令新4旅和独1旅立即赶赴屯子镇解教导旅之围。 经过拼死格斗、付出巨大牺牲，新4旅终于救出了教导旅，彭德怀和总部也安全转移了，然而新四旅却陷入了国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再一次经过残酷的血战，再一次付出巨大的牺牲，新4旅才冲出重围。部队回到边区以后，六纵政委徐立清在党的扩大会上说：“新四旅支援屯子镇打得很英勇，有新四旅就有教导旅，没有新四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总部的安全转移，他们一直坚持到全军撤出以后才撤退。新四旅领导同志的风格高尚，值得全军学习。” 如果新4旅不拼命救教导旅，教导旅就成了全军的总断后，可能全部牺牲，但新4旅就没有多大的牺牲。退一万步讲，新4旅在付出巨大牺牲后也可以最终选择放弃。事实上，最艰难之际，西野总部也已经下令放弃，他们担心的是救不出教导旅又搭上新四旅。可是，新4旅和教导旅情深意长，宁肯搭上自己也一定要救教导旅。 一般来讲，上级很少会放弃自己的建制部队。看过电影《集结号》的都知道，为了掩护主力撤退，团长刘泽水牺牲了谷子地的九连，在这之后，一直到他自己牺牲在朝鲜战场，一直愧疚不已。 不到绝对没有办法，彭德怀这个性极强的人是不会放弃教导旅这种有巨强老红军血脉的主力部队的——西北野战军最能打的部队是教导旅、新4旅和358旅。以部队的源流论，新4旅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发展而来的晋冀豫部队，教导旅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发展而来冀鲁豫部队一部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的混编，这两支部队历史无源流，原本是普通的兄弟部队，在总部都表示放弃的情况下，新4旅竟然拼了命救教导旅，当然就是革命的友谊。 和解放军在屯子镇拼命救护相比，一年前的国军在孟良崮那是操蛋的多。 1947年1月，汤恩伯的第一兵团投入了山东战场作战。第一兵团以83师、25师、65师和74师组成第一纵队，由83师的李天霞统一指挥。 为什么是李天霞呢？李天霞是黄埔三期，张灵甫是黄埔四期，从职务上看，李天霞任74军153旅旅长时，张灵甫还是他手下的团长和副旅长。25师的黄伯韬是杂牌。 战斗期间的“纵队”编组，是临时的，但，这种临时编组的指挥体制，一般体现了资历、能力、力量的对比，次数多了就演变成正常的排序。 牛逼哄哄的张灵甫不愿意接受李天霞的指挥，龌龊不断，弄得部队协调极难，汤恩伯不得不免去了李天霞的指挥权，改由整编25师师长黄伯韬统一指挥。杂牌出身的黄伯韬对于74师、83师这样的嫡系部队，显然是指挥不动的，这也埋下了日后孟良崮战役失败的伏笔。 张灵甫挤兑的李天霞丢失了纵队的指挥权，李天霞当然恨的牙痒痒。 1947年5月初，国军向解放区腹地大举进犯，张灵甫整编74师居中，黄百韬25师和李天霞83师分别为其左右翼。5月7日，李天霞根据沂河以东发现解放军主力的情报，在和汤恩伯联系不上的情况下，于8日一早就擅自向东转移，因此引起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震怒。 5月12日，张灵甫的74师开始向坦埠进攻，汤恩伯命令李天霞派出一个加强团进占孟良崮东南的桃花山切实掩护74师的侧翼，但是李天霞却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只派出少校团附王寿衡带了1个连携带步话机冒充旅部，结果这个连在桃花山被解放军消灭。李天霞这才意识到情况紧急，派出57团前往垛庄掩护74师后方。57团本来就不是83师的基本部队，而且此前在苏北已经两次遭到解放军打击，虽经补充还是残破不全，装备不齐士气颓丧，李天霞此举一来即便57团损失也不会伤及83师的元气，还可以借此申报损失重新得到人员装备的补充。李天霞还电话指示57团团长罗文浪：“夜间作战要多准备向导，特别注意来往的路，要多控制几条，你是很机警的。”李天霞暗示罗文浪可以相机后撤。 5月12日晚，57团就遭到了解放军猛攻，罗文浪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确保74师的右后方安全，现在如果后撤，一旦74师出了问题肯定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干脆冲进解放军的包围圈和74师会合，接受74师指挥，最后和74师一起在孟良崮被歼。 5月13日，74师和83师的联系被彻底截断，74师陷入重围。随后，83师就奉命增援74师，但遭到了解放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迟缓。整编第83师下辖3个旅7个团，孟良崮战役之前，44旅130团就已被歼，旅部和131团负责守备临沂。所以孟良崮战役时，李天霞的83师参战部队实际只有5个团，其中57团又被围在包围圈内。这个时候，李天霞可以指挥的部队是19旅56团、44旅132团和63旅187团、189团。 不过，4个团中63旅的两个团还在马山和解放军交战，始终无法脱离战斗，真正能投入解围的实际只有两个团。 两个团，其实并不少，只要真正的死掐，是可以撕开口子的。最起码，如果李天霞一开始就把这两个团和57团一起投入战斗，一定可以实现国军两个主力师并肩战斗的局面，陈毅和粟裕的华野主力断然不能吃掉他们，也就只能屁股向后继续退却过黄河。 张灵甫之所以敢于把部队拉上孟良崮，就在于，从军事学的角度讲，3个国军的主力师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解放军除了闪路还是闪路。 可是，张灵甫最终是全军覆灭，因为，他得罪了李天霞。 张灵甫全军覆灭后，陈毅、粟裕干净利落打扫完战场逍遥自在的撤离，5月17日下午，83师最先赶到孟良崮，而此时看到的只是一片残骸，74师已经全军覆没了。 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当然不同于军队的“将失一令而国破身死”，可是，机会一旦消失，对于地方经济的损失也是很难弥补的。 这行政管理，或者说地方的社会发展，正如老百姓过日子，难免遇到过不去的槛，难免有巨大的机会而手头紧张或者缺少什么资源。相邻的县市区，在必要的时候，相互帮衬一下是很正常的事情。反过来讲，相邻的县市区如果关系非常的恶劣，有困难不帮，有便宜不沾，时间一长，必然相互倒霉。 就县市区的最高领导而言，大家因为有政治进步的竞争关系，难免肚子里有点曲里拐弯。然而，政治嘛，谁能保证谁在某一个点上进步的快呢？所以，即使暗地里竞争的非常激烈的两个人，表面的团结还是要维持的。除了县市领导的个人政治进步的竞争，相邻的县市区一般的都有一点利益矛盾，不过，这矛盾一般也并不尖锐。 两个县市区难免是有利益争夺的，正如两个邻居难免争夺公用的楼梯什么的，你见过跑到邻居家争夺人家的厨房的吗？ 这鲁南高铁正儿八经的是经过曲阜地盘，是正儿八经在曲阜设立车站，你就是说破大天，邹城也不应该让曲阜境内的车站取名“邹城北站”，如果曲阜接受了这欺负，这脸还要不要？ 我个人理解，邹城这非常怪异的争夺一个压根不可能的曲阜境内高铁站的命名权，其实用意压根就不是高铁站，其真实的用意即使表明一种态度：对不起，我内心里就和你不亲近，你不要有领导我的打算。 我知道这会很得罪你，我就是要得罪你。 哎，你说，悠长的历史里，我们两个县关系一直非常融洽，现在我不想当你的小弟，就只好弄一个讨厌的理由恶心你。 邹城为什么要这样呢？兖州市在2013年成为济宁市的“兖州区”之后，曲阜要进步为地级市，因为泗水的太落后，曲阜就只能打联合邹城的主意。连兖州都不愿意接受曲阜的领导，远比兖州更有钱的邹城当然也不愿意接受曲阜的领导。在这种猜测里，邹城方面用激烈争夺高铁站这种无关大局还特别讨厌的和曲阜的公开叫板，可以实现三个目的：1、向济宁表明心理归属；2、向曲阜表明心理距离；3、为邹城的未来发展确定方向。 至此，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机会，曲阜升级为地级市的可能就极小了，如果升级，光溜溜的也没有多大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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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0节 我为什么扯曲阜的地级市升级的艰难呢？因为曲阜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而近现代中国一条津浦铁路和京沪高铁、鲁南高铁统统经过曲阜，加上其实也经过曲阜的“新—兖—石”铁路以及104国道、327国道、京台高速公路、日兰高速公路统统在曲阜国境，这普通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4种交通线路全部在一个县境形成十字形交叉，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区位优势。兖州、邹城在20世纪66、70年代大规模发现煤田——曲阜的煤并不多——距离曲阜非常的近，特别适合发展工业。 很多人可能奇怪，拥有如此便捷交通的曲阜，临近煤矿的曲阜，为什么就不能弯道超车呢？有人可能说，因为旅游城市的定位不利于工业发展。我不同意这个答案，因为旅游业的大发展不过20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曲阜、兖州、邹城这3个县城相互的距离太近，经济资源容易相互使用，起跑的越早就越拥有优势。 打个比方，你成三角形栽3棵能够相互遮阴的树，我们给一棵树长达5年的特殊机遇的及时施水——枝繁叶茂的速生的“兖州树”就会对“邹城树”和“曲阜树”形成遮光压抑。20世纪60年代兖州煤矿落户邹城，作为交通枢纽的“兖州树”原本是有巨大的优势的，因为兖州矿务局落户的问题弄的煤矿和“兖州树”非常的隔阂，弄得原来可以继续借助煤矿对邹城、曲阜形成更大遮光压抑的兖州的优势被弱化，“邹城树”借助“煤矿”的“特殊肥”大踏步的进步。在这之后，曲阜虽然通了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因为兖州和邹城的经济已经领跑了太长时间，而且，和客货通运的津浦铁路和极重要的煤矿相比，仅仅提供客运的高铁对于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 在汽车短途运输非常便捷的今天，从兖州去曲阜高铁东站仅仅比从曲阜城出发多30华里，也就十几分钟一脚油的事情，微不足道。如果从从兖州去曲阜高铁南站和从曲阜城出发去曲阜高铁南站，距离几乎相等，无所谓了。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曾经的错失机会，曲阜丢失了借助津浦铁路大崛起的鸿运当头而把机会让给了兖州。至于兖州，因为曾经的错失机会，弄得邹城借助兖州矿务局的鸿运当头而大发展。 从根本上影响曲阜、兖州、邹城的经济发展的因素，就表象看是铁路的走向和场地的争夺，就根本而言是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给根结底是孔令怡竟然用火车震动“震动圣墓”提议清政府给津浦铁路改向。1909年的中国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儒家的政治地位空前下降，所以，孔令怡这个提议，就其根本而言，表象是惊恐圣墓，其实是中国人相信鬼神。 有人可能说，孔子那么巨大的人物，应该让他陵寝安宁。 那么，有白云鄂博在。 1927年，中国地质学家丁道衡首次发现白云鄂博有丰富的矿藏。可是，近代中国的军阀政府主要的工作是打架，没有精力搞开发，更何况，这白云鄂博在边疆，开发也艰难，倒是减少民族矛盾。 为什么呢？ 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白云鄂博在蒙语的意思是宝山、圣山，山上有蒙古族的“敖包”。“敖包”是蒙古族祭祀的地方，等闲是不能侵犯的，当然也不适合搞矿藏开发。抗战时期，日本人曾多次派人考察白云鄂博的矿山资源，遭到蒙古族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即确定对白云鄂博进行地质调查。 因为白云鄂博有丰富的矿藏，1953年10月，华北局发出《关于加强包头工作的决定》，要求华北全党和全体人民必须为建设新包头贡献自己一切可能的力量。 开发白云鄂博在包头建立大型钢铁企业，被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 包头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北面有白云鄂博取之不尽的富铁矿和煤；南临黄河，有丰富的水资源；西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粮区；东有富饶的土默特平原，还有交通便利的京包铁路。 可是，开发白云鄂博的致命麻烦是破坏敖包，挖祭祀的敖包是蒙古族最忌讳的事。 在乌兰夫等蒙汉干部的认真工作下，蒙古民众接受了搬迁白云鄂博的敖包的方案。 遵照乌兰夫的指示精神，经过多次反复的考察商谈，最终确定敖包吉地选在离白云鄂博40多里的白云查干，那也是一座宝山。敖包搬迁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人们都说这是蒙古族群众为祖国大家庭的繁荣富强，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如果不搬迁白云鄂博的敖包，包头这草原钢城就不可能建设，中国的社会建设就要受到巨大的障碍。考虑到白云鄂博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稀土矿，考虑到稀土在军事工业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开发白云鄂博，我们如何腾飞呢？ 因为孔令怡的一己之私，不仅仅是影响了曲阜的百年发展，而且“别扭”了整个鲁西南的政治经济格局。 “死魂灵”真的那么重要呢？ 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和孙柔嘉结婚后，因为大家庭是“造谣学校”，就想单过，可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逃学可不容易”。“遯翁那天带来钟来，交给儿子一张祖先忌辰单，表示这几天家祭，儿子媳妇都该回去参加行礼。柔嘉看见了就撅嘴。亏得她有办公做籍口，中饭时不能赶回来。可是有几天忌日刚好是星期日，她要想故意忘掉，遯翁会分付二奶奶或三奶奶打电话到房东家里来请。尤其可厌的是，方家每来个亲戚，偶而说起没看见过大奶奶，遯翁夫妇就立刻打电话招柔嘉去，不论是下午六点钟她刚从办公室回家，或者星期六她要出去顽儿，或者星期天她要到姑母家或她娘家去。死祖宗加上活亲戚，弄得柔嘉疲于奔命。” “死祖宗加上活亲戚”，就表象看是传统文化，就实质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凝聚力缰绳。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适应未来，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正能量。 有一个非常光辉的口号，叫“与时俱进”，这个口号的光辉就在于不抱残守缺而积极进步，敢于舍弃不符合现代的旧东西，敢于接受有生命力的新东西。 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里，黄麒英面对“十三姨”和黄飞鸿的热恋，慨然说：把不合时宜的旧狮头丢了吧。 《狮王争霸》是一个好电影，作为一个演绎武侠的电影，他告诉我们，面对西洋的蒸汽革命传统的武侠是没用的——《天龙八部》告诉我们即使在古代社会武侠也斗不过建制军队——我们要民族复兴必须搞科技革命，虽然科技革命并不是一定能够民族复兴，但没有科技革命是绝对不可以民族复兴的。《狮王争霸》还告诉我们，面对真爱情，无关优生学的伦理禁忌也是无所谓的。 今日生活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嘟嘟年没有个年味，可是，很多人就不想一想中国传统节日的风俗。我们的过年风俗，大体是4大样：1、生命轮回的节点总结；2、吃好喝好穿好的享受；3、对祖宗的祭祀；4、走亲访友。 今日社会已经是一个比较富足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群已经不渴盼过年的饺子和花衣服，“吃好喝好穿好的享受”的过年对于今天来讲意义已经非常的低微。 过年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生命轮回的节点总结。 传统文化过年的“走亲访友”对于年轻人而言，已经是非常抵触的“心理压力”。 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因为工作繁忙，一个春节就放了一天假，“祭祀祖宗”还能够承担，距离老家近千里的距离是不可能走亲访友的。 其实，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正月十五是要全家团聚吃一个幸福饭的——中国绝大多数学校在正月十五之后开学大约是因为这传统。可是，今儿个摊雨花石值白班，中午就没法合家团圆吃饭，晚上呢，还有两个朋友值夜班，也就没法参加祭祀送祖宗暂时归位等明年春节再回家享受供奉。 难道因为我们值班，我们的祖宗就不保佑我们吗？ 那些内查处的贪官污吏有几个不供奉神灵呢？ 我绕了这么长，从第163节的藤野先生教育鲁迅先生那里引申出来的一个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命问题：“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鲁迅先生非常干脆的参加解剖实习，说明鲁迅先生是不敬“鬼”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个鲁迅踢鬼的故事。 鲁迅从日本归国后，有一段时间在故乡绍兴教书。平时住在学校，有一天晚上回家比较晚，为了赶时间，他就抄小路，走小路要经过一片坟地，那里灌木、杂草丛生，还有稀稀落落的几棵大树，树上栖息着几窝乌鸦，显得阴森森的。快到坟场，鲁迅发现不远处一座坟前立起一个白影，而且慢慢地高起来，而且时而大，时而小。鲁迅是学医的，不相信有什么鬼魂，但眼前的怪影也不免使他有些紧张，心里扑扑地跳。壮着胆子的鲁迅在坟场踢了这个白色的鬼——其实是一个盗墓的。 今日的中国，一边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边是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的回潮，这当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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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1节 藤野先生对鲁迅教育的一个“偶有使我很为难的”事情，是“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藤野先生之所以关心中国女人的裹脚，是研究医学。 对于裹足这种残害女性的丑恶，资产阶级的革命者的认识并不彻底。 比如，革命烈士徐锡麟。 鲁迅的《范爱农》里说，得知徐锡麟等中国留学来横滨，鲁迅等前来迎接，“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 七八年之后，喝酒的时候，鲁迅问：“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范爱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鲁迅：“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范爱农：“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徐锡麟是革命家，是光复会的革命家，这“光复”当然是“光复”汉家的政权，然而，我们不知道徐锡麟的这“光复”除了民族革命之外，是否还有向西方学习的开放心怀？ 从鲁迅的“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可知，辛亥之前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是非常耻辱这“裹脚”的，可是，徐锡麟的夫人为什么还带“一双绣花的弓鞋”来日本呢？ 也许有现实的考量，然而，正如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的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受虐已经成了习惯，即使思想受到冲击，正如烟瘾一般，潜意识不容易戒除。 在辫子和裹足方面，非常坚持的代表人物是辜鸿铭。 出生在英国属地马来半岛的辜鸿铭，被英国人收为义子，主要教育也在欧洲完成，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得了文学、哲学、理学、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记忆力巨强，据传，其年过花甲时，还能背诵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而且一字不错。 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而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伙。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保留辫子而不剪，在北京大学教书，被学生哄笑，辜鸿铭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辜鸿铭为什么要保留辫子呢？他的解释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 辜鸿铭为什么歌颂曾国藩呢？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太过。 辜鸿铭为什么痛恨太平天国呢？因为太平天国披着革命的旗帜，其实摒弃了西方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结合了中外政治和文化的丑陋。 从积极的层面讲，太平天国废除了辫子，名曰“发匪”、“长毛”。从这个角度讲，辛亥革命的剪辫是太平天国“长毛”的发展。 也许，从积极的层面讲，辜鸿铭保留辫子是昭示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能放弃学习主体的自我独立——拿来主义也强调独立性。 如果说辜鸿铭的辫子还有思考，那么广大的民众呢？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27名“无辫之人”。 被虐的时间长了就有了受虐的审美。 到这个地方，我想起了“呆头鹅”这个称呼。鹅 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家禽，能走能飞，攻击力很强，一般的黄鼠狼和蛇都不是它的对手。可是，就这样的狠角色，在幼苗时期圈养在普通的鹅舍里，一段时间的寻觅找不到脱困的办法于是就形成思维定式习惯于圈舍。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受儒家的影响，成年的汉人是不剪头发的。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毁掉汉人的民族自信心，以“留头不留发”逼迫汉人做出选择。所以，是否剃发就成了是否接受清王朝统治的外在的显性政治态度。 满清这一政策，对于遴选铲除政治敌人是太有利了。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有潜在的政治对手，政治对手在形成显性的对抗之前都要有一个潜伏发展组织的阶段。满清时代潜伏的敌对政治力量，一旦公开武装暴动就要选择“蓄发”，如果一个胜利接连一个胜利，那倒也罢了，如果巨大失败，因为“蓄发”的显性政治态度决定了“不能自由往返于两个政治区域”，对于“政治敌对力量”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我们知道，近代革命战争时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换身衣服就可以自由穿梭于红区和白区，即使抗战时期，中国的抗战力量也可以易服穿梭于抗战区和沦陷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即使是革命军队的指战员，他们的服饰也可以轻松变易。 如果在满清时期，“梳辫”与否这个在“太平军”那边倒是好解决，但“剃发”就麻烦了，因为剃掉的毛发在极长的时间是无法生长到可以遮掩的。 在太平军里，必须长发，在清管理区，必须剃发，这种几年之内转变的不可能决定了一旦选择了武装对抗清政府就无法在清政府那边隐藏身份。反过来，一旦在清政府这边剃发，回到太平军这边，就等于公开宣告自己曾经干过“潜伏”。 清政府这一个“剃发”是一个极难缠的政策，无数的汉人因为辫子被砍掉了脑袋。 从入主中原的1644年，到清王朝倒台，268年，在清政府没有倒台之前，无数反抗清政府的汉人因为没有辫子而丢了脑袋，时间一长，坏了，习惯这种可怕的势力就把“辫子与头颅”等同了。 鲁迅的小说《风波》里，“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 鲁迅先生的很多小说都有“赵姓”，比如： 《狂人日记》里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狂人日记》里有，“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鲁迅的《阿Q正传》的主要负面人物也是“赵老太爷”。 鲁迅先生当然与赵姓没有个人的仇隙，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姓氏”，我的理解，“赵姓”是汉民族《百家姓》的第一，鲁迅以此象征守旧的传统力量。 赵姓之于元明之间是巨大的政治。 金庸《倚天屠龙记》的第十一章，常遇春带张无忌去求医，“到了一处三岔路口，只见一个蒙古军官骑在马上，领着六七十名兵卒，元兵手中各执大刀。众百姓行过那车官马前，便一一跪下磕头。” 这帮元军见人就问姓氏，遴选之后只管乱杀。 “原来当时朝政暴虐，百姓反叛者众多，蒙古大臣有心要杀尽汉人，却又是杀不胜杀，当朝太师巴延便颁一条虐令，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因汉人中以张、王、刘、李四姓最多，而赵姓则是宋朝皇族，这五姓之人一除，汉人自必元气大伤。后来因这五姓人降元为官的为数亦是不少，蒙古大臣中有人向皇帝劝告，才除去了这条暴虐之极的屠杀令，但五姓黎民因之而丧生的，已是不计其数了。” 两宋时期，姓赵是一种炫耀；蒙元时期，姓赵是一种倒霉。 满清入关，不讲姓氏和血统，只讲忠诚度，比如，吴三桂起兵杀掉的第一人就是清政府的云南巡抚朱国治。 总之，“赵姓”在鲁迅那里是代表传统社会的——汉人的传统社会。 《风波》里“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其实是指《三国演义》，这《三国演义》的主旨是一部讲忠诚的书，是一部悲催主流社会“汉王朝”被篡夺的书，歌颂的人物都是“兴复汉室”的志士。 历史上的赵子龙没能协助刘备父子兴复汉室，最起码还有政治认同感，到了“赵七爷”这里就成了异族政权的守护人，这不是赵子龙的悲催，而是汉民族的悲催。 张勋复辟时，赵七爷说“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 这赵七爷，败坏完赵子龙继续败坏张翼德。 问题是，张勋这汉人在汉人革命之后保留辫子，也是汉人的耻辱。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爱国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游行示威，愤怒之下火烧赵家楼曹家。赵家楼的烈火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这是否也是历史的加减乘除？ 反过来讲，凭什么“赵姓”代表中国的传统，这种“代指符号”是否也是思想的藩篱？ 辜鸿铭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能有几人，心中没有“无形的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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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2节 毛泽东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心中的辫子”。 其实批评辫子是很不讲理的，因为在相当时间乃至于在今日女性“大辫子甩起来”仍然是一种美丽。 女性可以梳辫而美，男性凭什么就不可以梳辫而美呢？ 古今中外都有对毛发的装饰，如果是因为审美的需要，即使是今日，男性也可以梳辫而美。 然而，辜鸿铭的辫子，明显是一种抱残守缺，因为，他竟然特别迷恋女性裹脚。 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有着无限的兴趣，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一般认为，中国女子缠足之始于南唐后主的宫女嫔娘。嫔娘纤丽善舞，为了别出心裁的玩乐，李煜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璎珞，中作品色瑞莲，令嫔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到了宋代，女子缠足就逐渐从宫廷推广到了民间，到了宋朝末年，社会上还兴起了一股“以大足为耻”的风气。到了明代，女子缠足的风气更盛，都认为这是时髦，坊曲中的妓女无不以小脚为媚男子之具。 为什么要女子裹足呢？《女儿经》说了大实话：“为什事，裹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有人说，裹足获得的“三寸金莲”是一种审美，可以刺激男性的性冲动。 比如，明代的唐寅写过一首《咏纤足俳歌》： “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 女性的娇柔彰显在残疾的裹足！ 可是，裹足有多么的痛苦呢！ 据记载，女子缠足约从四五岁开始。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说：“(八月)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做糍团，祀社，谓之黏团，人家小女子，皆择是日裹足，谓食糍团缠脚，能令胫软。” 缠时先将脚拇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用白棉布条裹紧，取其涩而不易松。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扶之行走，以活动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到了七八岁时，再将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趾端的大拇趾行走。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大功告成。 在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展示了一个陶器叫“不倒翁”，实际上这是缠足女子的专用溺器。缠足幼女双脚疼痛难忍，不能下地，白天有家人搀扶，夜间小便只有用这种溺器了。它的重心很低，放在床上不易打翻，故名“不倒翁”——由此也可见缠足幼女的痛苦。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宋明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畸形审美，正如鼓捣盆景，我养活了你，你的一切都属于我，我可以任意的摧残你。 满清入关初期，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二年后，民众所生女子禁缠足。到了康熙七年，那个热衷汉传统的皇帝时代，却对女子缠足开禁，于是缠足又风靡全国，不仅汉族女子缠足，连不少满族妇女也纷纷学样了。 很多人歌颂康熙大帝，说实在话，这家伙也很有才能。然而，雨花石对他的评价只能是一个有极强执政能力的皇帝，其实很多地方干的很不好，比如晚年的接班人选择，比如开历史倒车的裹足。 如果说辫子是外来强权的杀头强压，那么，裹足那可是汉民族实实在在的自我选择，而且是从宫廷向民间推广，而且得到苏东坡、唐寅这种大知识分子的欣赏。 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除了剪辫还有放足，可是，大知识分子辜鸿铭非常迷恋女人的小脚，喜欢女人裹脚布所散发出的淡淡臭味，并且认为越臭越好。 辜鸿铭说：“裹脚能使血液向上流，这使臀部变得丰腴性感。”他认为欧洲女子穿高跟鞋和裹小脚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不混蛋吗？ 今日有巨多的女孩穿高跟鞋，可有几个女孩裹足呢？ 我们很多朋友不能理解为什么泱泱大国率先向西方学习科技，为什么竟然败给了撮尔小国的后进日本呢？ 甲午战后，有无数的国人东渡日本索求日本崛起而中国落后的原因。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第4篇，有毛泽东的成长历史。毛泽东去湘乡学习，“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毛泽东说“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满清晚期的中国人“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这是一种拒绝进步的落后心态。 1984年，我们那个落后的农村学校来了一位漂亮的女教师，任课我们的《社会发展简史》，让我们这帮混蛋学生欺负的上不成课，结果是我们的任课物理的班主任兼课，至于这位女教师去教低年级的数学。 我们之所以欺负这位女教师，是因为她使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仅仅两年后，在一次意外的听课时，我们发现这个女教师变的非常的泼辣，管学生管的非常厉害。 这位女教师最大的变化是，她完全用土话上课。 在相当时间，我生活的环境是排斥普通话的。1992年，我参加工作后，一位女同事和她的婆婆发生激烈矛盾的导火线就是教育孩子的语言问题。 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同事的内心世界认定这位女同事“矫情”。 其实，这真的不矫情。 我从小学到初中，除了那一位被我们撵走的女教师外，所有任课教师都是土话教学——他们原本是民办教师或者代课教师——加上我们家乡这里的水土影响，我的汉语发音不但是平翘舌不分而且弄不准声调。简单的说，我对相当多汉字的识读考的是死记硬背。 因为环境如此，师生都如此，我感觉不到这一缺点的杀伤力。等我上了高中，我发现许多来自城区学校的同学——尤其是那位美丽的女同桌——他们都在课堂上用普通话。这些娴熟使用普通话的同学们，只要把一篇文章读下来，美丽的她们就可以准确的断句。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语文考试的拼音题什么的就是送分题。 这些美丽的同学们，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她们掌握了正确的笔顺。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基本不能理解比他们年长的一部分农村孩子的汉字笔顺是多么的一塌糊涂。笔顺掌握的一塌糊涂，当然就掌握不准偏旁部首。 上了高中，我知道了自己汉字学习曾经的短板，然而，纠正弥补的非常艰难。原因简单，小学阶段的汉字的识读写，很大程度是在儿童的一张白纸上强行灌注记忆——我们识读写英语单词也是强行灌注记忆——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掌握语言和文字就是要娴熟到成为习惯。我们日常生活的读书写字原本就是顺嘴而出、顺手而出，如果说话之前需要认真思考、写字之前需要琢磨，那就太正儿八经了。 说话和书写，一旦形成了习惯，纠正的非常的艰难，艰难到你顺嘴而出、顺手而出之后立即认识到错了，对不起，下一次你还是犯错。 因为幼小时候的识字教育的偏差，虽然我后来有意识的纠错，我的普通话也仅仅达到教育教学的最低标准，而且，课堂教学时每一句话都需要认真思考。 很多人可能不在意这个普通话学习缺憾的损失，这个缺憾在农村真的无所谓，如果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我们知道，正儿八经的酒店、超市的服务员一般也需要掌握普通话。不掌握普通话，未必不能找到工作，但，进步空间就非常受限制。 我为什么插入普通话这个话题呢？是从我个人的学习经历感知，最起码在20世纪的后期，我们社会习俗里还程度不等的存在落后对抗、压抑进步的不良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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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3节 和“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不一样，求知欲极强的毛泽东“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 毛泽东在这个曾经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那里学习了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1936年的毛泽东“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歌词是：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毛泽东说：“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从鲁迅他们1902年去东洋学习到中国战胜日本亡国灭种侵略的1945年，43年，接近半个世纪，而台湾的战后回归正好是半个世纪。从甲午海战到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2010年，我们用了一个多世纪。 我们为什么曾经落后于日本呢？ 从不同的角度能够得出不同的答案。雨花石认为，中日一百余年的差距其实仅仅一点：那就是科技落后，最重要的是日本在相当时间把科技的进步当成社会进步的关键而中国却经常牺牲科技而关注政治。 很多人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这是对的，可是，很多人忽略了另外一点：社会进步还有一个异化现象，科技进步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根本目的，或者是更重要的目的。 我很认为，我这一个补充思考容易被骂。 可是，有一位老人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第一”，当然是强调科技在社会进步里的特殊作用。 请注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或者说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逻辑的推导就是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因素。 这逻辑的类推就是，不管你社会变革的种种设计如何伟光正，只要不利于科技进步就是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 这句话，也可以说的更难听一点，即使不利于民生而只要有利于科技进步本身，那么，就必须牺牲民生而屈从科技。 我提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东西：当机器人能够自我生产的时候，“它们”会不会拜托人类而自我存在？ 以雨花石的思考，现在看不到科技进步是否从根本上破坏人类。然而，即使有这种担心，人类还是要研究科技。 霍金曾经说过，核武器的出现，从概率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就有不受控制而乱用的可能。然而，人类还是制造核武器。 其实，中国和日本的一百余年的阴阳消长，也就是科技的变化，鲁迅先生无意之间在《藤野先生》里留下了20世纪初页的就科技态度的4个对比：1、清国留学生的辫子；2、鲁迅绘制血管图的“唯美倾向”；3、中国人的信鬼；4、中国的女性裹足。 表面看来，这4点无所谓，其实都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要害。 “辫子”说明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长达260余年的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接受，而且，从辛亥革命后汉民族对辫子感情的反应，说明我们有抱残守缺的拒绝进步的大缺点。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新科技的出现，都必然带动社会的进步并产生新的产业链，反过来讲，每一次科技进步也难免影响一批、乃至于一大批产业链的衰落乃至于消亡。也就是说，人的生活难免有惰性，难免有消极对抗科技的倾向，这种思潮一旦形成社会力量对于社会的进步就是巨大的影响。 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业界就开始思考，在本地发展创新科技和高科技高增值产业，并逐渐形成共识：要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香港转变为依靠科技提供高增值服务的香港。当时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1998年初，盈科集团 李泽楷向港府高层建议：投资建设数码港。这个建议正好符合特区政府的发展思路，双方一拍即合。1998年，全世界互联网都在创业初期，谷歌还是小公司，FB，推特也还没有影子。国内互联网企业如163，新浪也在艰苦创业。那时候的香港，可以吸引全世界和国内人才、拥有优越的宽带环境、非常完善的资金渠道。如果香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是何等的光辉呢。 又比如，董建华提出“矽港”政策。从台湾台积电出来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半导体芯片制造厂，双方一拍即合。但是香港人又坚决反对，说是来炒楼，炒地皮。张汝京说，那么我不买地，租地方总可以了把。香港人还是反对。最后，上海方面积极主动的跑出来对张汝京说，要不你来上海办吧。最后张汝京去了上海，办了一个企业“中芯国际” 董建华还提出提出“中药港”的概念，就是利用香港的严格规范质检体系，采购药材在香港研发，深加工，推广中医。 从香港回归到现在已经20余年，经济还是发展的，然而，相对于香港北面的深圳，那速度和经济总量都相形失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香港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了房地产开发上。 吃、穿、住、行，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发展房地产当然是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也是有前途的行业。 可是，房地产这个玩意，大不同于其他实体经济的一点是，他固然有满足民众生活需要的刚性意义，但因为房地产具有长期储存的特点，也就拥有了投资理财的特性，也就有了投机带来的泡沫。 房产这个玩意，在社会生活里非常特殊，普通人的饮食、穿衣乃至于车辆的需求一般都有刚性限度，他们不太可能参加这些方面的投资理财，可是，普通人可以节衣缩食参加房地产的投资理财。 香港回归之后，香港选择房地产发展也是巨大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房地产的开发提供了历史上最好的机会。香港的雄厚资本投入资金短缺、房产短缺而经济大发展的中国大陆，当然能够获得暴利。 其实，21世纪初页的中国，资金非常的短缺而政策非常的灵活，巨大的资金只要流入都有暴利在。 可是，房地产这个玩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可以带动与建筑相关联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大发展，同时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个行业的科技带动特点并不突出。 中国大陆要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必然需要天量的建筑材料和庞大的人力，可是，香港的面积太小、人口太少，除了资金之外，很难向大陆市场销售建筑材料和投入劳动力。面对中国市场价格低廉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香港等外来资本在中国的房地产虽然能够赢得暴利但并不能带动中国大陆之外的实体经济的增长。 房地产，对于今日的中国是一个绝对热门的话题，我的一些朋友也讨论中国的房产是大踏步的涨价呢还是掉头向下。 我很认真的讲，房地产的价格，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有巨大发展远景的城市因为人口的不断汇入必然房产价格上涨；第二个是未来人口必然向大城市流动的城镇的房地产必然跌价最终成为烂白菜；第三点是伴随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的日益进步社会财富的新增也会趋缓，必然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趋稳乃至于下调。 我的意思是说，不讨论经济政策，只讨论基本逻辑。 房子这个玩意，不同于饮食、衣服和车辆的一个特点是有相当时间的积累性。 什么意思呢？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已经实现了普通民众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的财产继承的主要内容是房产和存款，家电、衣物等等已经算不上有意义的财产。 也就是说，房产这玩意有相当时间的积累特点，就是非常名牌的车辆和房子相比其使用时间也是短暂的，折旧也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大型生活必需品，比如家电，比如车辆，都有一个社会急缺的大发展阶段，然后就是相对稳定的更新换代。 我一个朋友现在还用着十五年之前的显像管的大疙瘩电视，其实他夫妻双职工月收入上万就一个孩子，他家房子已经买了两套，电视却不肯更新换代凑合着用。 即使考虑房产设计寿命的70年或者50年，一般的成年人一生其实只需要一套房产，考虑到成年之前和父母的共同生活，如果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在相当长时间内，即使白手起家的人只要有两套房产就可以应付两代人的生活——今日的中国还没有迎接房产到期的现实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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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4节 雨花石生活在并不发达的鲁西南，是在县城买房比较晚的人——2013年——以解剖我家乡一只麻雀的了解来看，最起码我生活了45年的老乡村大体完成了进城购房的历史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就我所了解的乡村而言，大多数需要购房的家庭已经在县城完成了购房，乡村的生活者主要是老人以及没有进城购房刚需的双女户。 我们知道，即使发达如德国，他的城市化程度也不过85%，如果中国在未来可以实现85%的城市化——这个是非常高的标准——即使每年1.17个百分点的速度，中国还需要相当时间。 就表象看，好像还有巨多的农村人口进城。 其实，不能这样思考，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年轻人的城市化或者是为了年轻人而搞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的是农村人口的萎缩和农村人口的急速老龄化，一轮一轮岁月的流过必然是农村老龄人的去世而因为生育人口在城市，农村人口的自然下降本身就提高了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然而，未来，中国的农村给城市提供的人口已经急速下滑，进城务工人员的短缺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这一问题。 1998年，我们这个农村乡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是13个班不到900个学生。2017年，我们这个乡镇的小学毕业学生是325人，留在我们乡镇中学就读的是252人。20年，我们这个乡镇小学毕业学生减少大约60%，之所以缩减的如此厉害，原因是两个：1、生育率的下降；2、我镇一部分年轻人从20世纪末期就一波一波进城购房然后在城市生育了孩子。 325个在农村小学毕业的孩子在小升初的节点，有73人进城上初中，大约是22%。 可是，2018年，我们这个乡镇的小学毕业生是236人，2019年，我们这个乡镇的小学毕业生是184人。 还有一个数字，我镇一个偏远小学，这个小学十年来的招生规模是20人左右。他的幼儿园小班，在2017年秋季，仅仅招了3个小朋友。 农村，减少最快的是孩子。 从严格的角度讲，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是三个：1、考学进入城市的年轻人；2、进城务工留在城市的人；3、大城市建设向农村的扩展。 近几年来，我身边的人口流动和房产呈现出4个特点：1、农村人口进县城购房的刚需；2、农村人口直接进入大城市购房；3、县城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刚需；4、县城内部的改善居住环境。 我个人理解，一般意义的刚需指的是前三项，而严格意义的刚需是前两项。 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有巨大的吸引力，一般意义的在大城市购房不一定是刚需。 如果能够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解决住房，谁不去一线城市发展？ 中国政府不可能为所有的想留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都解决住房问题，今天做不到，未来也做不到，谁都做不到，因为这压根就不是一个能够做到的课题。 比如，美国非常发达，他也不能解决民众居住繁华大城市的需求。 当今世界，人口高度富集在特大城市的国家一般是人口当量较小的国家，比如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 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什么样的大城市能满足民众的需要呢？ 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中国人在相当时间还应该定位在“非一线”城市购房生活。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非常发达的国家，也无法解决所有民众的住房需求。 从某种意义讲，很多人在一线城市打拼一生而不能获得一套房子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以一线城市房价高企批评房地产的价格。 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要求政府满足所有的孩子上清华北大的要求。 我的观点是，政府的在房地产方面的努力的最低要求是一个家庭通过正常的劳动在自己原本生活的环境里居有定所，政府的在房地产方面的努力的一般性要求是一个家庭通过正常的劳动有上升的希望。 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一对夫妇在县城生活，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给一到两个最多三个孩子在自己的县城各买一套房子——我们不能要求一对夫妇给五六七八个孩子都买一套房子。而且，一般家庭，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给一到两个孩子在县城之上的城市购房。 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应该能够让农村的家庭通过努力在县城买房，县城的家庭可以多买一点房子乃至于在更高层次的城市购房。 以我对我所了解的家庭——大体几百个家庭——除了极端特殊的重大疾病家庭或者黄赌毒等家庭外，大家的居住条件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农村人口大部分进城老弱残疾在农村的房子也有巨大的改善，2000年才在县城给自己买房的一部分的儿子通过努力已经在武汉这样的城市购买了房子。 2017年，我生活的小县城的房价陡然上升了接近两千元。 毫无疑问，这是炒房黑手的推动，因为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如此的刚需。 有些朋友问我，我们这里的房子还涨吗？ 我问他：1、你需要住房吗？2、你的孩子未来在我们这个县城发展的可能有多大？3、你买房的目的是否是等孩子在大城市买房的时候卖掉？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打算在几年之内把房卖掉，这种炒可能赚钱，如果孩子太小需要十几年乃至于二十年才需要卖掉，那需要谨慎。 为什么需要谨慎呢？原因简单，就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仅仅依靠工薪就可以购买二套房，我们的相当部分孩子都不会在县城发展，这个县城的未来会有多大的人口增加空间？那么，十几年，即使房地产缓慢发展，也会有太多的房产增加——要知道中国正儿八经搞房地产开发的时间并不长，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已经搞了这样多的房地产——如果再搞十几年，房子还有多大的缺口？小县城能有多少接盘手？ 所有的商品都需要消耗，而房子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消耗，而且，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旧楼房的改造必然是越盖越高，在有限的空间房产可以满足的需要就越来越多——我弟弟是2006年进城购房，是没有电梯的五层小高层，到了2013年我开始买房的时候就是11层的电梯房，同样的土地居住的人口一下子多出一倍——然而，二战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必然是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一边是房子必然越盖越多，一边是人口增长的趋缓且可能负增长，一边是房产的非消耗，这3个因素的叠加，那就是在某一个节点：房产价格必然趋缓。 有些朋友会问：房产是急速下降呢还是缓慢上升？ 房地产固然是耐用品，毕竟也有缓慢的消耗，而且，因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人口向县城、向大城市富集，这里头必然的趋势是相当一部分人卖掉、最后是舍弃在农村、在小县城的房产向大城市搬迁，因为大城市土地的有限，因为有巨大的需求，房产必然维持高位乃至于继续上涨。 还有重要一点，房产本身，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盖房子，都有土地补偿和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成本，随着社会的进步，建筑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成本都要上涨。所以，在正常的社会进步里，正常的逻辑，房产价格应当有一个正常的上涨。 比如，在土地、原材料价格冻结的状态下，2018年的房价应该大大高于2003年，因为2018年的劳动力成本比2003年高出一大截。 2003年，我在农村盖房，包清工——把工钱和饭钱一次性包给建筑队——240平方米——7500元。 建筑队给泥瓦匠开15元的工资，给小工开9元的工资。 现在，我们这里，泥瓦匠的工资一般在100元左右。 劳动力成本大约增加了7倍。 那么，建筑材料呢？钢筋水泥的价格上涨并不快，砖的价格，从0.11元上涨到0.50元，这个速度倒也一般，最厉害的是沙子和石子，我盖房的时候，一方沙的价格大约是70元——请注意，这个价格是包含车辆运输成本的，沙本身不值钱，这个70元主要是运输成本——现在，我们这里的沙子的价格是论斤而不是论方。 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土地价格，仅仅考虑盖房子的劳动力成本和建筑材料成本的上涨，房产也必须涨价。 房产不涨价，反而不符合逻辑。 土地价格，这个转变非常厉害。1992年，我后来的同事，那个时候才毕业参加工作，他的同学的父亲是城郊某大队的大队书记，他同学说，你交200块钱我爹给你一块地皮盖房子。 我同学理所当然拒绝了，因为他的老家有不用买老宅子用地。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83元，我刚刚参加工作。 现在，我的那个同事真的在他同学的老家的村子的土地盖的楼房上居住着，2001年他买房，1平米大约是900元。现在，比我那个同事的同学的老家的村子更郊区的地方也已经是高楼大厦——我就居住在更偏远的楼里。 200元，在城郊买一块地盖房子，大约已经不可能。 那么，以今日我一个月工资略多的价格，大约6000元在郊区买一块地盖房子，请问：可能吗？ 如果在2018年用6000元能买一块地，我明天就买30块，现金。 很多朋友说，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太贵了，实在话，是太贵了，可是，如果现在的房价，来一个猛降，挤掉泡沫，小县城房价3000元、一线城市10000元，然后呢？然后，将有无数的人把存银行的钱取出来或者跑到银行去贷款拼了命去抢房子，即使，他们用不着。 用不着，为什么还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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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6节 索罗斯是绝顶高手，虽然败于香港而整体上投机得利，而且，索罗斯拥有太聪明的头脑，即使偶有失误，也不会伤筋动骨。 芸芸众生的我们，能够投机或者抓住机会暴富的可能太少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且仅仅是别人投机算计的对象而不是算计别人的对象。 就我们这些普通到不能更普通的老百姓，要想不被投机算计，最好的消费理念就是购买有用的商品，如果有闲钱，投资最稳妥的领域。 因为，普通如我们，也许偶尔发意外财，也许偶有手疾眼快的家伙发了大财，大部分人最终的结果是普通的人生。 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个人因素是勤勤恳恳工作外加合理消费。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说的不对，20年中国房地产的经验告诉我们，幸福生活的个人因素是逮住机会猛闯外加借贷理财。 对啊，太对了，20年的借贷买房乃至于搞理财往往很幸运。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比如，银行借贷买房需要付利息，买房为什么还是正确的选择呢？ 有人说，房价上涨太快超过了银行的利息。 对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 如果，如果政策允许银行借贷购买航空母舰，能够有几个人冒险呢？ 我们之所以敢于借贷购房改善居住条件，第一是因为房产价格的升值空间远远超过了银行借贷的利息，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相信我们未来获得的财富不但超过了银行的利息，而且远远超过房产的价格。 比如，一对夫妇年龄大约30岁，购买一套首付20万贷款30万还款60万而20年的房产，之所以敢于，就在于他们相信在20年内每年自己维持生活之外可以富余最少3万元。 同样的道理，银行之所以敢于借贷，也是相信他们在20年里维持生活之外每年可以富余最少3万元用以还贷。 敢于去银行借贷的朋友们，总有一些朋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不能还贷，银行之所以敢于冒险，就在于他们相信收回的房子可以找到下家。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敢于借贷、银行敢于借贷的根本原因是，大家都对未来社会充满信心，判断未来的收入会大幅度增长。 比如，一对夫妇，已经56岁，他们去银行借贷20年，有几个银行敢于承接？原因简单，这老夫妇未来的收入已经是相对固定的退休金或者连退休金都没有，而且，收入有限而不定什么时候病的七零八散乃至于永别了人间。 改革开放40年，前20年极少有人银行借贷购房，为什么呢？因为进城购房的梦想太重而收入增长的太慢，太多人满足正常生活之外没有或者有很少的积蓄，受不了银行的利息。 1985年我们家在农村建造第一所砖瓦房，我记得清楚，青砖5分钱，1万砖大约500元，这是最硬的一项，其他的木材、瓦、石头、白灰等等材料，外加人工吃食，标准不等，中位价，大约2000元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县城，也有相当部分是自建房，那个时候，教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即使双职工省吃俭用一年也积攒不了几个钱。 没有多少人能贷款。 到了2002年左右，我的工资大约是1000元——记不准了——大约是1992年参加工作工资的5倍。 请注意，10年工资增长5倍，在新中国历史大约是第一个阶段，我估计， 在整个中国历史，大约也是第一个阶段，我估计，放眼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也是相当惊骇的速度。 我为什么掐2002年这个时间段呢？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这里相当积极分子已经开始进城建房或者购房——建房为主、购房为辅——而，2002年是狂飙突进的一年，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大多数教职工进城购房是楼房、是借贷。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的城市化，在我们这里，是从2002年开始的。 这一年，房子的均价大约是900元左右。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工资较高的教师1个月的工资大约可以购买1个平方米，如果夫妻二人可以积攒一个人的工资，那么，一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需要积攒10年。如果是一条腿，也就是夫妻中一人领取工资一人务农，一个月也就积攒个三百、二百的，在城里购房几乎不可能。 我在2003年秋季到2004年春季在老家搞了一套自建房，大约是5万元，红砖——那个时候已经不生产青砖了——是一毛一，价格是1985年5分钱的2.2倍。 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就砖而言，1985年到2003年，18年，仅仅提升了1.2倍，教职工的工资提高约20倍。 可是，我们建房的开支绝对不是一般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比如，1985年建房需要2000元而2003年就需要5万元，这个18年增加的5万元，当然不是砖的价格而是建筑标准的巨大进步。比如，1985年农村自建房是60平米需砖1万（含部分院墙）而2003年的建筑面积是240（含二层角楼），最重要的是1985年是砖瓦的瓦花不了几个钱而2003年是砖混的混凝土浇顶的钢筋、水泥、石子、沙和劳动力才是自建房的最大开支。 1985年盖房总开支不过2000元而2003年仅仅劳动力就高达7500元。 1985年盖房是1门3窗而2003年的盖房是16窗，最重要的是这16窗都是铝合金。 建筑标准的水涨船高，这才是20世纪后期盖房价格上涨的关键。 就家庭理财而言，我的最大失误就是2002年没有进城购买教育系统的保障住房而在2003年在老家搞自建房。2002年900元的楼房因为是学区房，现在的价格已经是7000元，15年增长了接近8倍，投资的效益足于令人疯狂。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思想保守所以吃亏了。 是的，其实并不仅仅我保守。其实，相当一部分双职工在2002年购房时能够拿出的积蓄还不如我多呢，因为单职工的我比较勤俭。 那么，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继续勤俭呢？简单，2002年之前我的孩子极小花费极少而可以预料未来开支会增加极多。 最重要的一点是，双职工购房后如果勤俭一点的积蓄是单职工不可比拟的。 事实上，大多双职工购房也是挑选面积较小的两居室，面积较大的房子就不受欢迎，因为大家都还比较缺钱。 我们没有想到，从2002年到2018年工资“扶摇直上”竟然又增长了6倍多。 从2002年到2017年房价增长了8倍而工资增长了6倍，这两个增长都是我们不可以预料的事情。 因为，2000年左右，我们这里的工资拖欠的非常严重，曾经接连5个月，一分钱不发。 谁能预料工资打着滚上涨呢？ 从2002年到2017年，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大踏步前进，一个是教职工工资的大踏步提升，一个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个是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 透过纷乱看实质，民众的住房条件是在好转，房地产的价格的上涨还是远远落后于居民收入的上涨。 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农村人口进城的买房、也无法解释大城市的扩张。 深圳的房价在上涨，可，房子毕竟卖的极快。 那么，为什么不能继续推动这个政策呢？ 我个人理解，两个原因，1、现在的购房已经与10年前有了巨大的不同，10年前的买房大多是居住刚需，现在太多的是囤积或者炒利，房子的空置率已经高到不可接受的程度；2、如果任由房地产自由发展，就短期的经济增长而言是好看的，但，房价被炒作的抬升已经严重超越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高额的银行贷款一旦超过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大部分居民就不能偿还银行贷款，相当房产被银行收走而不能找到接盘侠，即使银行惨淡维持，大批真正意义的居无定所的民众的存在，不但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高危状态，而且，整个社会都极端危殆。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房地产泡沫从来没有出现，但局部地区房地产泡米出现过，比如海南。 在中央政府管理的国土里，位于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因为地理位置的隔绝造成的交通落后，历来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边缘化的海岛，一向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 就地理条件看，就开发历史看，在古代中国，海南岛其实远比台湾岛地位突出，原因嘛倒也简单，台湾海峡远比琼州海峡宽广的多。 可是，近代以来，台湾经济获得大踏步的上升，一个原因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确搞了近代开发——我们可以批判日本殖民者的目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客观后果——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搞了开发。 1980年的台湾，和大陆相比，经济当量和人均财富都非常耀眼，这对于共产党人是一种深刻的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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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7节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然就会被开除“ 球籍”。毛泽东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的话不是一种幽默，而是一种自我压力和自我期许。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里，明确“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其实是6.28亿，这一年的美国人口是1.68亿，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73倍。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比的中美钢铁总量而不是人均量。 今天的朋友们往往最关心的是人均财富而不是总量财富，因为“好像”人均更能体现民生。 请注意，我用了“好像”，我的意思有所保留。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利用得当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潜能。 比如，科技发达经济进步人均极高的小经济体，比如瑞士，就表象看非常牛叉，然而，大家思考过一个问题吗？ 如果世界分解成如许多的小国，大家都狭隘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当量极小的经济体，如何搞全球卫星定位等等呢？ 20世纪末期的中国虽然远远抵不过欧美的人均，仍然可以搞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种巨利益的大工程，经济发达的小国就艰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东剧变，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两个大节点：欧洲出现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比如，曾经非常大的奥匈帝国，分解成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等9国，此外奥匈帝国的领土一部分还分入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 1991年，苏联解体成15个国家。 出现这么多的民族国家，对于我的职业而言，最大的讨厌是增加了太多的地理知识，相对简洁的世界地图弄得非常繁杂，学生们太累了。 这些国家不停的分解，比如从奥匈帝国分解出来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苏东剧变里继续分解。 伴随着这里民族国家成立的过程，更有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家的统一。二战之后，德国和法国等以煤铁联营为起点最后扩大为欧盟。 从拿破仑、俾斯麦到希特勒，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民族相互征伐无数次，相互极端更改欧洲政治格局。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主张以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煤钢工业为基础，联合其他的西欧国家的煤钢企业，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行业联合体，对煤钢进行了统一管理，此设想被称为“舒曼计划”。 从“舒曼计划”提出到现在已经67年多，这个欧洲历史上最为和平的一个阶段，也是经济总量大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不考虑美日中的大发展。 国家的民族化和欧盟的一体化，这一互逆政治在欧洲上演的热火朝天。 近年来的黑天鹅是英国的脱欧公投。 曾经死掐的法德为什么要走向一体化呢？ 这个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德需要联合才能对抗美国和苏联，最重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法德等国家如果不联合，压根就无法搞科研开发。 以2017年中国的经济当量和人均财富和科技基础，都是无法和欧盟对抗的，然而，随着新世纪中国科技的井喷和中国的大发现，尤其是英国的脱欧，几乎可以预判，联合体的欧洲最后一定会被单一制中国反超。 大国，一旦完成内部整合，将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其完成的第一步，当然不是提高民生的生活资料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重工业。 的确，毛泽东对于钢铁的痴迷曾经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失误，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落后的国家的崛起，首要的指标必须是钢铁——欧盟的诞生也是发端于煤铁联营。 1956年的毛泽东，关注的不是人均，而是钢铁总量，有了钢铁总量这个基础，国民经济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从70年代开始，世界上的主要产钢国家钢产量已经出现徘徊和停滞的现象，1972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和英国并驾齐驱了，在1975年超过英国（但还没有超过英国的历史最高产量）。1978年，中国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超出英国历史最高产量。 从鸦片战争而来，包括蒋介石时代，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挨打，而挨打，是因为钢铁的落后。 18年后的1996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10124万吨,是世界历史单体国家第一次年产突破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位。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占当年世界产钢量的0.1%,50年产量增长640倍。 进入21世纪，中国钢铁疯狂增长，2011年竟达到6.83亿吨，造成产品供过于求，生产规模闲置。 2011年，全球钢铁产量是15.27亿吨，全球人均是215公斤。 2011年，中国人均钢铁产量510公斤。 在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钢铁指标，中国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已经完成大踏步完成跨越。 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前，完成了钢铁的产量崛起，没有被开除“球籍”。 当然，中国钢铁的科技含量偏低，利润也偏低，那是我们需要攻克的下一个课题。 我为什么谈论钢铁产量呢？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他在1956年的讲话代表共产党人做出的承诺，是有骨气的，也是有危机感的。 实实在在的讲，有太多的爱国人士——包括我本人——对于国家的崛起有绝对的自信和绝对的信仰。 就我们划定的国家疆域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应该是港台澳，这三块土地统统不在中央直辖下，搞了30年建设，我们竟然竞争不过殖民者和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耻辱。 共产党人的自信，是建立在学习、吸收世界先进科技和先进管理的基础上的，我们坚持的是意识形态和为民服务。现在，我们要搞改革开放，除了针对港澳的深圳、珠海，应该有一个和台湾竞争的海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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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5节 2018年2月下旬，据传3月中旬纸浆成本上涨将导致台湾卖场的卫生纸价格提升10%至30%，于是，台湾民众纷纷抢购卫生纸囤货，无论各卖场还是电商平台，卫生纸货架上已空无一物。甚至一见工作人员铺货，未待包装拆除，民众就五六箱一起往购物车里搬，货架瞬间被搬空。 闹非典那一年，不知哪一位造谣说食盐可以预防疾病，我们这里陡然出现抢购的狂潮，下手最快最狠的家庭囤积的食盐可以全家吃百年之久！ 有太多的人通过投机倒把而发财，也有太多人在投机倒把里赔的一清二白。 潮起潮落，赌的是机会，赌的是对时局的洞察力，最重要的是见便宜就上和遇见危机能够跑路。 比如，金融大鳄索罗斯纵横江湖，最终竟然惨败于中央政府支持下的香港。 1997年，刚刚回归的香港，面临如何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央政府的融合，对此，西方国家和国际炒家均持负面观点。 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4000多点，市场极度恐慌，西方舆论戏称，香港已经成为国际投机家的提款机。 索罗斯对港币的敲打，实现了两个目的：1、惊恐不安的香港政府陷入自保，东南亚各国也判断不清国际炒家的主要进攻目标，自保心理为国际炒家的各个击破提供的机会；2、炒家携在香港投机所得突然杀入东南亚的时候，资本更加雄厚。 1998年8月，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巨头们在接连打败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获利一百多亿美元后，重返香港。 索罗斯犯的错误是接连敲打香港，给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提供了警讯。 早在1997年索罗斯对香港掀起第一轮狙击时，香港政府就十分清楚，以香港现有的外汇储备，根本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的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之后不久，在同时受邀参加的世界银行年会，朱镕基当场对索罗斯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朱镕基的这个“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应该是特指保卫香港。 索罗斯当然清楚香港背后中央政府的实力，此时的朱镕基已经成功带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中央政府的弹药库储备充足，足以应对这场世纪之战。然而，中央政府是会强势出手还是隐忍不发？索罗斯将宝押给了后者。原因很简单，香港素来有自由之港的美称，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尚无先例，况且还会严重影响香港自由市场的信誉。况且，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动用，这足以打垮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体。 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朱镕基总理也说：“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 索罗斯毅然进攻香港，其最根本的依托是，即使中央政府全心全意支持香港，资本市场的自由港香港也必定会恪守“自由原则”而不允许中央政府杀上股市。 索罗斯不知道的是，面对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大势已去” 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的香港政府，已经从根本更改了策略。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决定：与其让香港人民的财富落入投机家手中，还不如政府入市，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曾荫权和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踌躇的两人没想到，董建华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拍板放行。 事已至此，曾荫权心里很清楚，拿香港人民的血汗钱来搏，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别说引咎辞职，他们几个就是以死谢罪都是轻的。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恪守“自由”是民众财富输一个溜光，向前死掐，输了，政府也输一个溜光，香港就彻底丢了维持政府运作的可能。 那一晚，曾荫权哭了一整晚。 当官，最艰难的是两难选择。 香港政府做出决断后，双方就走上了死的路，作为后盾，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两位副行长此时已经带着600亿港币来到了香港，随时准备应战。 1998年8月14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同时进入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举吸纳，致使那一天的恒生指数反弹，升幅达8%，以7224点收盘；索罗斯军团瞬间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的港府，竟然会真的入市搏杀。 开工没有回头箭的投机者，惊愕之余也欣喜莫名。既然你港府已经下水，那只有小鱼大鱼一起带走了。 双方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排山倒海般恶战，炒家的卖盘呼啸而来，香港政府敞开胃口一口一口的吞掉。 8月27日夜晚，收市前的15分钟，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成交额高达82亿港元！状态之惨烈，令场上所有交易员都目瞪口呆。 或者，炒家的饭发胀撑破香港政府的胃，或者，香港的胃消化炒家的饭而吸收营养。 8月28日，是恒指期货的结算日，也是索罗斯做空恒生指数的最后机会，之前购买的大量看跌期货能不能赚，就看这一波了。 这是最后的斗争，大家都站在悬崖边，断无退路。 如果香港政府败仗，因为政府的强势介入股票市场，香港将比东南亚输掉的更惨，那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惨到没有哀鸿—— 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 27日晚，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之所以不入睡，因为不需要保存体力和精力，仗打到这个地步，拼的就是最后可以集结的货币。 我知道你怎样打，你知道我怎样打，输赢仅在实力而无关技巧。 恒指期货的结算价格取决于最后这一天每五分钟恒生指数报价的平均值，因此，要抬高结算价，就必须保证恒生指数走势平稳。要达此目的，港府必须得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这一天，百万香港人锁定频道，紧盯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这一刻，许多香港市民都不再关心自己的财产是否缩水，他们关心的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 上午10时，决战打响。开市仅5分钟，港府就吃进做空集团30亿港元！午市收市，成交额是409亿港元。 下午开市，炒家的抛盘滚滚而来，港府几乎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全盘吃下，全线死守，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之后，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在上溯总共10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动用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之后，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香港政府和投机者死掐的底气来源。 在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撑下，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的香港也只能是收获了“惨胜”，而若没有这个强大的后盾，其后果就无法想象了。 对于这场金融战争，中央政府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其角色定位之精准、出手之决心、策略之稳重让世界赞叹，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朱镕基与格林斯潘、索罗斯被国外杂志评为当年“世界金融三强人”。 十几年之后，有人评论道：“你一定没有想到，中国曾经那么伟大过——挡住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就在1998年爆发了。” 香港和中国，是横冲直撞的索罗斯的伤心地。 1998年的索罗斯虽然在香港丢失了一大笔金钱，但在东南亚赚的盆满钵溢，整体而言是大胜特胜。然而，我们还是要分析索罗斯的这一失手。索罗斯的这一失手，其实并不偶然，他的错误的关键是忽略了中国大陆的举国体制对香港的支持。索罗斯的战术也有了两个失误。第一个是接连三次对香港进行试探性进攻得了便宜就应该跑路——最好的打法是游击战。第二个失误是香港政府直接入市搞反击的时候，非常明确表明香港政府的股票政策有了根本改变，一旦接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索罗斯必败无疑，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最好的选择还应该是跑路。 所谓投机，是绝对不同于投资的。投资是正常的生产生活，即使有风险也要开展工作，这个道理，正如民谚——不能因为怕尿床而整夜不睡觉。投机，是合法的经济抢劫，是寻找别人的失误或者错误，如果别人没有机会，那么，就可以按兵不动而等待。 1997年香港回归，是新中国抗美援朝胜利后的又一次光辉灿烂的胜利，民族自豪感爆棚的无可比拟。促进回归的香港的社会大发展，不但有利于中央直管的大陆地区和香港特区的大发展，而且对于即将回归的澳门和焦灼的台湾的未来判断。 香港救市，是香港的最高政治，更是中央政府的最高政治。 索罗斯，如果选择游击战，因为出其不意，因为利益纠缠可以忍受，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恪于自由港的形象，当然不介入。索罗斯，竟然选择了公开的大决战，面对死亡威胁，香港当然无所谓贸易自由而必须挣扎求活，于是，索罗斯对香港股市的挑战，就演变成对中央政府支持下的香港政府的挑战，当然必败无疑，因为中共中央可以集结的力量是索罗斯不可比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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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8节 海南岛和台湾岛，都是孤立于海洋中的岛屿，就区位优势和资源而言，各有特点。截止到1979年，台湾的确拥有对海南岛比较的先发优势——起步较早——更有蒋介石去台带去的资本优势。然而，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海南一定拥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政治优势——虽然我们要打开大门向世界学习，但，学习并不代表是我对核心制度的自我否定——所以，共产党人坚信，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把海南搞好。 这里头有一种潜意识的竞争心态。 开发海南，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这面积人口大小适合而相对孤立的环境非常适合搞政策实验为中央政府探索道路。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4年2月就提出开发海南岛的战略构想，指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于是，中央政府提升海南的行政规格。1984年10月，中央撤销海南行政区公署，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88年4月，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海南特区初建，社会基础非常的薄弱，1987年的生产总值是57.28亿元人民币。 1987年的台湾，生产总值是1035.2亿，不过，请注意，单位是美元。 这一年，台湾人均生产总值的美元是5397元。 1987年，台湾的外汇存底，我们称之为外汇储备是767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而雄踞当时世界第二。 以海南的57.28亿元人民币对抗台湾的1035.2亿美元，是否天方夜谭？ 且慢，1987年是海峡两岸势力消长的关键一年，因为，蒋经国深知反攻大陆已无可能，开始思考台湾的未来。 这一年的7月，因反攻大陆无望，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 这对于台湾的士气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跟随蒋介石来台的那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坚信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曾经，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大陆原本有太多的机会，什么海陆空优势、美元优势，最后在大陆输的只剩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剩下。 什么都剩不下的国民党反攻大陆？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伴随中美建交和邓小平的访美尤其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共产党政权的实力越来越雄厚而国际环境愈来愈有利。对于国民党，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蒋经国承认反攻大陆无望，对于钱多的淹脚的台湾而言，表面是放弃不切实际的虚无缥缈专心专意搞建设，可是，历史的走向正好相反，台湾从此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分裂、自我折腾。 2018年1月23日海南省政府召开2017年海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经国家统计局计算确定，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462.54亿元人民币。 2018年2月5日，台湾地方当局发布统计数据，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7.44万亿新台币。 国民生产总值这玩意，世界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各政府自我统计，报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仅仅搞一下外汇折算，然后就发布了，也就被世界各国接受了。 所以，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都不准确，都是一个大体的估测和统计。 一般认为，2017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元是5714.53亿，人民币，有3.72万亿、3.86万亿乃至于3.9万亿等等。 更有数据是3.34万亿元人民币。 不管怎样，反正，没有一个数据是4万亿人民币。 2018年，在中央政府的强烈逼迫下，辽宁、内蒙古、天津等地非常厉害的承认曾经数据的造假，所以，海南在2017年的4462.54亿元人民币应该比较准确。 无论如何计算，2018年的统计，台湾绝对不到海南的9倍，最少也应该是6倍左右。 30年前，以海南的57.28亿元人民币对抗台湾的1035.2亿美元，考虑大陆外汇折算的艰难，说台湾是海南经济总量的100倍，是绝对可以接受的折算。 是否天方夜谭？ 还有一个问题，台湾的生产总值的计算，不但计算管理区内的生产，还统计台资企业在区域外的生产总值。据一般的材料，刨除台资在外的生产统计，岛内的生产大约是3000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也不过2万亿元。 按照2万亿人民币除以2300万的人口，台湾的人均岛内生产总值大约不到9万元人民币。 2018年2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2亿元，全年人均为59660元，如果以美元计价，2017年人均为8836美元。 按照人均，大陆大约是台湾的60%略多。 很多朋友说，不对呀，台湾的民众收入和生活明显比大陆的平均高出一大截，你这个比较是巨不准。 这里头还有两个概念的区别：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比如，我们老家的农村乡镇，生产比较一般，我们统计生产当然就统计发生在我们乡镇管理区内的生产。可是，我们这旮旯比较落后，也没法容纳充分的就业，青壮劳动力就外出打工。到了年终，家家户户盘算收入，如果将家家户户的收入和生产统计一下，这个总和绝对超出在乡镇内部的生产总和、收入总和。 也就是说，对于大陆内部而言，劳动力输出的农村是收入总量肯定超过其生产利润。反过来，劳动力吸入的城市的生产总值的统计肯定超过自己户籍劳动力的创造。 台湾内部的市场非常的狭小，消费非常有限，而且台湾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于是，大批的企业出走大陆、东南亚什么的。台资企业投资大陆，当然获得巨大的利润，这大笔的利润回到台湾，肉肥汤也肥，台湾民众的生活当然就远远超过岛内生产创造的财富。 这话说的直白一点，台湾民众消费的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通过岛外投资获得的利润。 有些朋友说，那，我们岂不被剥削的倒霉？ 可是，就国内而言，吸纳资本和劳动力的大城市，和输出劳动力的农村相比，到底哪一方获得利益更大呢？ 我们知道，特拉普这个家伙上台后，就一个劲鼓捣在国外的美资回流，而且欢迎外资去美国投资挣美国的利润。 台资来大陆，带给台湾的不过是利润，带给大陆的就是劳动力就业和政府的税收，更何况，台资还带来先进的科技和管理。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大批的，绝大多数的台商离开台湾去大陆、去东南亚、去印度，因为没有了企业，大批的台湾劳动力去美国、大陆、东南亚等等工作。等到年终，老板带着利润、青壮年带着薪酬，回家过春节，当然有钱——钱多的银行可能有大笔的存款，茶叶蛋价格也高——然而政府就没有了税收，没有了市政建设的投资。 产业空洞化，是台湾经济最大的问题，也是所有富饶经济体都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 社会财富的积聚，民众生活劳动力成本上升，必须压抑企业的运作成本，企业要生存就必须寻找更合适的环境。那么，中国社会进步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我们如何应对产业空洞化？ 答案是科技创新创造新的产业，比如，中国的高铁、中国的航空母舰、中国的大飞机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创造一大片一大片的产业链，提供一大群、一大群的就业机会。 现代社会的进步依赖且仅仅依赖科技的进步——判断社会管理优劣的标准并不是如何民生而是如何有利于科技进步——台湾的问题在于，他的经济崛起依赖的是非常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欧美、日本的科技转入，就他自身而言，他并没有多么影响力的科技创造。 就军用飞机而言，台湾几十年，就搞成了一个仿制版本“经国号”，和我们这边仿制升级的“歼10”相比就差一大截，遑论牛的不得了的“歼20”呢。 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下的海南，因为历史上开始较晚，不要说在世界科技创新上没有多大的分量，就是在大陆科技引入和科技创新的分工上，也属于“配角”而不是“主创”。 我们绕来绕去的，就2018年公布的2017年的生产总值而言，台湾大约是湖南的5倍到10倍之间。就直接的比较而言，海南比让台湾还差的太远，可是，就进步的速度而言，改革开放后的海南可就比台湾快的太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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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9节 海南为什么能够发展的这样快呢？并不是海南自身拥有良好的条件而是大中国社会进步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海南的带动。 比如，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必然提高生活质量，比如，对于新鲜蔬菜的强劲需求。 我国北方，因为季节的原因，冬季的青菜供应非常艰难，老辈子除了容易窖藏的萝卜、白菜，就只能是脱水的豆角、梅豆什么的，绿豆芽、黄豆芽吃的都非常讨厌。 我小的时候，春节吃点韭菜、芹菜那都是新姑爷的待遇，后来，社会生活提高，冬季可以吃一点新鲜蔬菜，方法是大棚蔬菜。 可是，大棚蔬菜的口感是非常差劲的。民众当然有更高的要求和需求。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通的便捷，四季炎热多雨的海南就可以给北方提供新鲜的蔬菜。 我们知道，蔬菜这个玩意，需要保鲜，价格也并不高、利润也一般般，挣钱一般是两点：1、巨大的量；2、运输成本的巨下降。 中国北方社会生产的大发展，为海南的蔬菜生产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据统计，海南省每天的蔬菜需求量达1500吨以上，仅海口市每天的需求量就在800吨以上。2016年3月1日，海口的加旺蔬菜批发市场试运营，当天，向北方销售的菜品就达60吨，农户个人销售也达48000斤。 海南的四季长青，对于主体在北温带的中国而言，是冬季旅游消闲的极好选择。不过，旅游业的发展，根基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庞大的旅游需求带动了海南旅游业的大发展。 徘徊在“亚细亚孤儿”边缘的台湾，就地缘而言，和海南一样拥有依托大陆市场大发展的优势，然而，他自愿当孤儿，就麻烦了。 比如，台湾曾经年出售大陆市场1.5亿颗甲鱼蛋，价值20亿新台币（约合4亿元人民币）。可是，自从蔡英文破坏两岸关系，大陆民众冷淡了甲鱼汤，因为饮食甲鱼是大陆特有的饮食特点，台湾养殖甲鱼的收入就直线堕落。 2018年，台湾的大公司富士康在大陆以“T+A”模式上市，深刻说明台湾经营环境的日趋恶化和大陆市场的日益蓬勃。 “富”和“强”，是有联系的，但，也是有区别的，中东的石油土豪依靠上帝的恩赐“富而不强”。 在石油世纪之前，依靠传统农牧业的中东是贫穷落后，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随着石油时代的到来，他们才“富而不强”。然而，一个是他们的石油毕竟有枯竭的未来，一个是科技革命有降低世界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可能、乃至于有跨越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可能——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可能，这种可能是否成为现实依赖新能源革命,比如可燃冰。 如果中东那旮旯的土豪们不能利用现在的财富完成经济强国转型，一旦地下的石油枯竭，他们如何吃饭都是问题。 和中东土豪相比，台湾除了石油无法比拟之外，资源优势是明显的，不缺水有肥沃的土壤，最起码农产品可以养活自己。 可是，台湾的经济崛起真的不是依靠资源而是依靠便利的交通搞代工，是一种出口加工型经济。可是，台湾的经济远远比不过韩国。2017年，总人口5100万左右的韩国的生产总量是1.53万亿美元。 就二战之后的经济基础相比，台湾应该比韩国更有优势，特别是韩国经历了三年残酷的战争。 1953的韩国，生产总值是13亿美元，人均66美元。台湾呢，生产总值是14.81亿美元，人均178美元。 就经济总量而言，1981年的韩国是724亿美元，台湾是730亿美元。 从1982年开始，韩国的生产总值超越台湾。 那么，人均呢？韩国超过台湾是在2005年，韩国人均是18654美元而台湾是16532美元。 在这之后，韩国和台湾的距离越拉越大，2017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0285美元，台湾是23941美元。中国大陆的人均是9482美元。 台湾曾经是“四小龙”的领头雁，现在已经是绝对垫底。 为什么呢？ 新加坡和韩国，与台湾相比，就经济结构而言，都有科技创新和拳头工业，特别是韩国，在手机、汽车、家用电器、造船等行业拥有相当的全球优势，其经济虽然也有出口导向的特点，和台湾的代工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非常影响了经济。 我们都强调节烈什么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有志气。 可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也都要讲实际。 “有志气”和“讲实际”，二者的节点是弄明白那一些事情属于永不可能完成的“白日梦”。 比如，英国这种面积、人口一般的国家，在18世纪、19世纪可以依靠科技和工业打遍天下无敌手。到了现在，你压根就不用想。面积、人口的双大国，大有可能沉沦下贱而不能崛起，然而，最终成为世界领袖的必须是人口、面积双大国。 原因很简单，二战之后，有影响的国家之间还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相互间的竞争，最终是科技和经济。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提供资源和市场。 我们看中国和日本的高铁竞赛，双方都实心实意钻研高铁这挣钱的玩意。后发的中国之所以快速追赶，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有广阔的国内高铁需求。 日本那巴掌大的地方，一共能修几条高铁？如果不能开辟国际市场，日本高铁都没有建设的国内机会，怎么科研进步呢？ 二战后，欧盟之所以欧盟就是欧洲小国分割的太厉害，不联合实在无法与面积人口双大国美国、苏联对抗。 太平洋西北边缘的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台湾岛，不同于东南亚的马来群岛，就地理而言，这三块土地距离东亚大陆距离太近——朝鲜半岛本身是大陆的一部分，和北朝鲜分割朝鲜半岛的韩国就实际地缘看类似于岛国——偏偏距离美洲又过于遥远，要联系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均需绕颈遥远的海道。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台湾岛距离东亚大陆过紧的地缘特点和距离东南亚、澳大利亚之外其他大洲过远的地缘特点，决定了这三块土地经济的发展很难摆脱东亚大陆的影响。如果东亚大陆四分五裂或者非常弱势，这三块土地有剥夺东亚大陆财富、市场崛起的机会。事实上，日本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清政府的无能。二战之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振兴，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得益于冷战格局对中国大陆的封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给整个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日本、韩国、台湾在90年代的大发展都与广阔的中国市场有巨大关系。可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但为先发的日本、韩国、台湾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伴随中国科技的进步，中国大陆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比如，中国的高铁成为日本高铁的最大对手。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经济的萎靡，原因是复杂的，就中国方面而言，一个是日本在中国市场优势的下降，一个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与日本的争夺。偏偏，进入21世纪后日本也没有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国和韩国，原本没有“历史的硬伤”和“激烈的领土纠纷”，贸易往来原本热络的不得了。然而，南北朝鲜的分裂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强势存在，影响了贸易往来。不过，因为韩国自身没有针对中国的强势政治要求，矛盾的修复其实并不困难。 韩国对外交往的“小气”确实影响形象，但不致命。 台湾截然不同。台湾在国际法层面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领土，就法律而言，海峡两岸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对立的政权的问题。海峡两岸，有些类似朝鲜半岛，但又有区别，朝鲜半岛分裂的两个政权在国际法上是两个合法政权，海峡对面的台湾在国际法上是不合法的政权。 说的直白一点，台湾不过是美国纠缠中国的一个棋子而已。 问题在于，统一台湾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需要而是牵扯到中国民族复兴的感情诉求，不管代价有多么巨大，当和平统一丧失了可能，武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一部分台湾人谋求分裂，其思想的依据是国际力量，主要是美国的介入。 美国会介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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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0节 1796年9月17日，乔治?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进行了告别演说。 在这个演说里，华盛顿确立了美国的基本外交原则。 华盛顿评价外部世界：“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华盛顿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战；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华盛顿这个孤立主义的选择，有两点：1、美国远离世界的地缘特点；2、乱七八糟的世界乱七八糟的利益，很难弄的明明白白，唯一明明白白的正确是与世界做生意。 两次世界大战前期，面对不明确的前景，美国都选择了孤立，在局势大体清晰时搅入战场。 二战之后，因为实力太过于巨大，美国在全世界推行霸权——美国在世界推行霸权还有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目的——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疏远世界的态度，苏联乘二战雄风向西扩张，整个欧亚大陆必然是赤旗的世界。 对于美国佬而言，在美国之外的世界，打仗也好，传教也好，根本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做生意。 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的堡垒，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中美之间有着结构性的矛盾。 可是，美国这个国家信封的哲学是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是第二位的，挣钱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从奥巴马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摇摆的。为什么摇摆呢？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根本政策陷入了两难选择。如果美国放任中国自由发展，中国一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和平崛起，乖乖，美国如何抗衡？如果对抗呢？就中美经济高度的关联，美国能切割掉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吗？ 奥巴马最终搞了贸易团伙封堵中国，可是，还没有成功呢就下台了，于是特拉普提出“美国优先”，于是放弃了领导世界的责任，于是就搞“孤立主义”。 特拉普和奥巴马代表了美国外交的两个基本点：有便宜就上和见势不妙立马闪回老巢。 就美国这种实际嘴脸，任何伙伴都不要幻想美国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搞“火中取栗”。 我们知道，美国封堵中国的防线原本是两道岛链。 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位于朝鲜半岛南方的韩国有的时候也会被视为第一岛链的一部份。 第二岛链，是比较于第一岛链而言，它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冷战时期其后方依托力量是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 美国封堵中国的岛弧是日本列岛——韩国——台湾——菲律宾群岛。 从共和国成立到2013年，我们的海军用了64年的时间突破了第一岛链，中国的航母编队已经纵横于台湾岛东西两侧的水域。 从道理讲，中国海空军突破第一岛链后，就完成了对台湾海空军的战略合围，台湾的希望只能是美军的直接驰援。 这样一来，解决台湾的军事斗争，就根本面俄而言，就演变成解放军能否在美国海空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之前完成对台湾的军事占领。 如果美国铁了心要为台湾站场子，他必须加强在第一岛链的存在。 然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提出了美日印澳等4国构建“太平洋—印度洋”防线封堵中国。 地球有四大洋，中国只临接太平洋，美国为什么在印度洋封堵中国？ 答案大约是3个方面：1、中国的海军已经在印度洋执行任务；2、中国的海军已经在印度洋边缘拥有军事基地；3、中国的铁路建设已经到达印度洋的港口。 就全球军事力量布局而言，当中国的海军——陆军更加可以利用铁路和公路——影响力在印度洋形成破局的时候，美国及其盟国对于中国的封堵已经由完整的线变成支离破碎的几个点。在封堵中国海军的所有点中，台湾的处境最紧迫。地缘上台湾距离大陆距离最近，政治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交上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军事上中国的空军、海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都可以直接投入对台湾的武统作战。 就美国的哲学而言，台湾是牵制中国的一个有力的棋子，可是，美国本质上是商人，如果牵制中国需要太大的投资，那么，就不如卖一个好价格。 待价而沽，是美国在海峡两岸的基本态度。 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美国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建交，就是美国的真实态度，在这之后的《与台湾关系法》等等，只不过是出卖台湾之前的抬高价格而已。 台湾的独派妄图利用美国撑腰而独立，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可是，台湾岛内的独派一个是错估国际形势的整体走向，一个是图谋挟洋自重获得的小集团利益，面对日益勃兴的大陆市场，考虑政治的切割，搞了疏远政策。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日之间就已经开始一般意义的经济交往，改革开放后，日本的商品如同潮水般涌入大陆市场，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 因为朝鲜半岛自身的原因和台湾的原因，中国和韩国长期政治对峙。1992年双方开始谈判建交。中韩建交谈判中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台湾问题，即一个中国的问题。韩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几十年，开始不愿放弃。但是在几轮谈判交锋之后，经过韩国最高领导首肯，韩方终于接受了中方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之立场，韩国与台湾断交。 中韩建交对台湾打击非常沉重，因为他们原本是特殊盟友关系。 抗美援朝的中共的中央政府，是韩国的政治敌人，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敌人，他们是特殊的盟友是正常的选择。 中韩建交使台湾失去了在亚洲的最后一个盟友，台湾当局采取了全面的报复：第一，自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台湾即与韩国断交；第二，拒绝韩国政府特使团于9月初来台说明断交理由；第三，自中韩建交之日起，取消对韩贸易一切优惠待遇；第四，在台韩关系新构架尚未成立之前，双方民航协定停止实施。 1992年建交之前，中韩联系非常单薄。1992年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张庭延于9月12日赴汉城履新。当时，去汉城只能绕道日本或香港。张庭延在《历史性的一步———忆出使韩国前后》记载：“我一清早就从北京出发，中午到达香港，匆忙用过午餐后又登机赶路，到达汉城已是万家灯火。1200公里的路程竟用了一天时间。” 连直接航空线都没有的中韩在1992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才50亿美元。 建交之后的中韩贸易总额，到2006年是1343亿美元，到2011年是2139亿美元，位列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香港之后的第6位。 在这之后，中韩关系因为政治有所波动。可是，在这个波动里，韩国方面是竭尽全力保护经贸往来少受政治的负面影响。韩国数据，2017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是1421.2亿美元，韩国对中国的进口是978.6亿美元，合计2399.8亿美元。 日本、韩国和台湾，都从广阔而勃兴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利润。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独立的经济体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间都有巨大的政治障碍，日本是战争罪过的反省和钓鱼岛的争夺，韩国是朝鲜半岛的分裂，台湾是与中国大陆的统一问题。这三个经济体与在大陆的中国中央政府之间都出现了激烈的政治矛盾，然而，日本和韩国在“政冷”的格局下拼了命争取贸易往来。台湾，正好相反，从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开始，政治的目的就是勒紧经济交流的缰绳。这样一来，原本就短缺科技创新和根本重工业的台湾，偏偏还高度依赖对外出口，于是，其经济就必然受巨大的负面影响。 1992年的中国大陆，经济当量还非常的微薄，台湾富裕的遍地是浅。以当时的形势，韩国就依然舍弃台湾而与中国大陆建交，这就是对中国大陆崛起的信心和对台湾未来的轻蔑。 连韩国都看不起的台湾，如果不投归母亲的怀抱，还有希望吗？ 台湾经济的下滑和海南经济的上升，充分说明，仅仅从台湾自身社会的发展而言，疏远大陆也是没有未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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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1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华民族的必然崛起必然对台湾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美日等国最终一定放弃对台湾的帮衬。 就台湾未来的可能，大约是有如下可能： 1、成为美国或者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2、完成独立或者实质性独立； 3、主动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主统）、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逼统）或者武统。 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之后，基本放弃了开疆拓土的努力，即使军事力量占领并可以控制的土地，美国一般也放弃兼并。 美国谋求的是经济利益。 美国曾经用多德的庚子赔款给中国培养留学生。 美国佬也绝对不是高尚的民族，但，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意识形态，美国曾经介入国共内战，美国正在介入台海争端，美国未来还有可能激烈介入海峡争端，不过，美国一定没有把台湾变成一个海外州的谋划，即使台湾主动投充，美国也不会接受。 日本对于领土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距离巨近、曾经被日本占领过50年的、有分离倾向的海岛台湾，当然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好地方。 事实上，台湾岛内的分离主义，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图谋投靠日本的东东。 可是，日本和“精日”的这个图谋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就战败归还了台湾，现在，他的图谋不非常搞笑吗？ “精日”的观点是，日本的战败是日本独对美苏英中等群狼——如果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狼的话——如果美日联手，拉上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有能掐脖子的新加坡，怼中国，如何呢？ “精日”分子错了，错的一塌糊涂，今日的中日的争夺，已经是中国主动出击而日本在战略上异乎寻常的被动。 从1874年开始侵略台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日的争夺确实是日本占上风。然而，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建交是日方积极主动的结果。 两个仇深似海且有着深刻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的建交，谁主动，谁就丢了气势。 从1874年到1972年，98年间，中国更迭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等4个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仰日本的鼻息而生活，到了1972年这日本主动寻求和中国的中央政府建交，就是在国际大形势判断里不能缺少和中国的关系。 在这之后相当时间，因为日本拥有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中国在和日本的外交争夺里，特别是在钓鱼岛争夺里，我们是处于劣势的。 改革开放后，中日围绕东海的油气田和钓鱼岛展开马拉松、驴拉磨式的磨叽。 日本说，中国在东海的油气开发“虹吸”了日本的油气。这个，我们姑且不从科学上讨论这其实是“伪科学”，我们仅仅就常识和欺负人的逻辑反驳：你鸟日本比中国还短缺石油，你鸟日本号称科技发达，你鸟为什么就不能在靠近中国油气田的外侧搞油气开发“虹吸”中国的油气？ 国际外交，因为联合国本身非强权机构，因为国际法院仅仅是裁定是非而并不能判定惩处，所以，大多数国家处理国际纠纷的手段是相互惩处，弱势方才满世界当“祥林嫂”絮叨自己有多少倒霉。 我们生活里，夫妻二人闹别扭，如果不是上法庭，主动满世界嚷嚷的，一般是弱势方。 当日本主动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在外交上已经处于守势了。可是，因为地缘和历史，中日之间必定相互心存算计。 1996年，中国按照外交关系亲疏，将建交国家的关系分为单纯建交、睦邻友好、伙伴、传统友好合作以及血盟等5种关系。 其中，伙伴关系又被细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比如，鲜血凝结的朝中关系原本是“血盟”，中韩建交后降级为“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中国建立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还包括越南、蒙古、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 因为歪曲历史和领土问题，中国对日本的关系定位为“睦邻友好”关系，胡锦涛访日以后，两国引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新的说法，重新调整了关系。 所谓“睦邻友好”，就是我们要经营友好的邻居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压根就不是友好的邻居。所谓“战略互惠关系”，就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我们这邻居不能是普通的邻居，我们需要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思考我们的关系：互惠。 我们和日本交往，是为了自己的战略，日本和我们交往，是为了自己的战略。 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防日本给我们挖坑，日本也要时时刻刻要提防我们给日本挖坑。 日本不需要担心美国，因为日本已经被美国打败了，日本也不需要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还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已经被美国、苏联打趴下的日本，当然不肯让另一个大邻居中国崛起压着。 日本的这种心态，就演变成有利无利的在东海和中国纠缠，这种纠缠其实是将中国对日本的注意力吸引在东海方向。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在日本海方向威胁日美。 如果不是特别仔细阅读地图——真的——一般人根据“扶桑东渡”——我们不管“扶桑”到底是日本还是美洲——根据“扶桑东渡”潜意识判定日本在中国的东面。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在相当时间，因为受美军从日本跨越朝鲜海峡北上救援南朝鲜的影响，我老是误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南面。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边缘的3个边缘海，从北向南依次是黄海、东海、南海，朝鲜半岛位于黄海和日本海之间，中国隔黄海与韩国、隔东海与日本，相望，这样也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日本在中国的东面、日本在朝鲜的南面。 还错觉？日本难道不在中国东面吗？ 日本确实在中国的东面，但，请注意，仔细看地图会发现，整体走向“东北—西南”的日本群岛与中国隔东海相望的是西南端的九州岛和琉球群岛。 从地图上看，日本的绝大多数岛屿其实和中国之间不仅仅是隔海，而且隔着朝鲜半岛，而并不相望。 也就是说，如果中日之间发生“空战”，日本可以以九州和琉球群岛“空战”威胁台湾岛以北的辽宁到浙江的整个的中国沿海。 也就是说，相较于日本的九州岛而言，中国东部从辽宁到浙江沿海是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在九州的一个导弹架竖起，中国近两千里的沿海都会竖起耳朵紧张着。 可是，如果仅仅“空战”，对于中国，日本反而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由于朝鲜半岛的遮挡，如果中国的飞机、导弹不经过朝鲜半岛的“领空”，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对于日本的打击就只能向九州和琉球群岛招呼。 看地图可知，从日本西南部的琉球群岛，到日本东北部的北海道，其间接近3000公里。若是在欧洲，这一纵深的一端如果放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另一端可达波兰的华沙一带。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的空战领域，日本几乎有着与整个中西欧相仿的战略纵深。 请注意，整个中国大陆，东西距离是5000公里而南北距离是5500公里，仅仅37万多平方公里的日本竟然拥有对中国长达3000公里的战略纵深，这个，挺吓人的。 可是，这个“东北—西南”走向的日本列岛，如果从西北方向或者东南方向鸟瞰，这个一颗一颗或大或小的珍珠般岛屿组成的“弓形”蚕，其整个纵深竟然只有本州岛的南北距离——最宽处比北京到石家庄也就多那么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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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1节 关于东亚地图，特别是中国地图，从满清后期，其轮廓是有演变的。 1840年之前的中国地图，我个人感觉，实在看不出轮廓的相像，给人的感觉比较臃肿。 因为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也就是1881年左右，中国的地图就非常的类似“秋海棠”。 秋海棠，是美丽的叶子。 也有人说，中国的形状非常类似桑叶。 可是，日本列岛的形象非常的类似“蚕”或者蠕动的丑陋的虫子，这种虫子，妈妈的，最大的特长就是吃叶子。 这事情，有些迷信，我讲迷信是不对的，然而，我曾经听过一些迷信，我在此是转述。中国的轮廓成为秋海棠或者桑叶的节点，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每战皆得手，秋海棠或者桑叶被咬掉了好几个洞。 当，日本吞掉朝鲜半岛的时候，非常的恐怖，日本这虫子已经吃到大陆、吃到中国的边缘。 可是，请注意，日本吞掉朝鲜半岛是1910年。 这个时候，“秋海棠”之中国版图，面积约为1142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现在960万多出了182万，多出的这部分主要是今天的蒙古国，也就是国人俗称的外蒙。 然后，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后，中国的版图开始发生拉锯般的纠缠。 1911年11月28日，以库伦活佛哲布尊巴丹为首的蒙古贵族，在沙皇俄国的操纵下，借着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发动叛乱，驱逐了满清政府官员，成立了“大蒙古帝国”，并侵入内蒙古。在这之后，北洋政府和沙俄以及外蒙的分离主义者经过一波一波的斗争。1924年11月26日，苏联支持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实质上从中华大家庭分裂出去。 不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始终不承认外蒙的独立。 在这之后，日本一茬一茬的侵略中国，最终在1945年败于反法西斯同盟国。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丘吉尔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外蒙古之现状须予维持”，敦促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有条件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蒙古正式离开了“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月，就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事实上也承认了外蒙独立。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就外蒙古的问题和苏联磨叽的非常厉害，只不过是在幕后。可是，斯大林表态非常的坚定。 蒋介石之所以放弃外蒙，并不是卖国，是因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明确表示：中国如果不放弃外蒙的名义主权，苏联在拿下满洲后就直接宣布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蒋介石，没有办法，除了答应别无选择。 弱国无外交。就出卖中国的权益而言，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的表现，非常类似英法在慕尼黑会议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正在和日军打仗的国民党，架不住美英苏联的压迫。 同样道理，对领土孜孜不倦追求的中共之所以承认外蒙古，是因为斯大林明确表态，如果中共不答应放弃外蒙的名义主权，对不起，苏联就要趁蒋介石大败退而解放军没有赶到之前直接切割中国的新疆。 在切割中国领土问题上，斯大林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和手段，弄得国共两党都没有回旋的手段。 人要撕破脸，神仙都难管。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本人败退台湾营造立足点，蒋介石要在大西南营建反攻基地，唯独三面与苏联、外蒙接壤的大新疆与国民党的力量彻底隔绝。新疆，正如一个熟透的苹果，早晚都会落入共产主义的阵营。按道理，解放军应该好整以暇的急进军大西南最后摘新疆这颗果子。可是，彭德怀一野的王震一兵团拼了命向新疆跑路，而且，这一兵团跑到新疆一头扎进北疆就坚决不挪窝了，于是，中国多了一个省级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因为急进新疆，彭一野的兵力显的非常的紧张，无可奈何之际，毛泽东被迫调整原定的大战略，将进军西藏的任务从彭一野划拨给刘二野，已经内定从野战军转地方军区的张国华的18军接过这一个光荣的任务。 为了支持18军入藏，刘邓从特别能打的基本部队11军抽调战士3000人、武器百余枝、骡马800匹、支援第18军进军西藏。这也为11军在1951年撤编提供的远因。 进军西藏，真的是特别苦的活，刘邓毅然接受敢挑重担。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调整，就是尽最大限度不给斯大林插手新疆的机会。 抗美援朝爆发后，解放军兵力当然紧张，然而，王震的一兵团窝在新疆开荒也绝不调动，暗含的意味就是对苏联的警惕。 1949年10月，中共在内战中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世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感觉从此之后不需要仰斯大林的鼻息生活，而且，他的政府管辖的地域绝对和苏联不搭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之间鼓捣一个巨大领土争端，对于帝国主义集团、对于蒋介石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历史评价上——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于是，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以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1961年，台湾当局基于其国际战略，虽同意了蒙古加入联合国，但至今仍没有承认外蒙独立，这就是中华民国行政版图仍为“秋海棠”的缘故。 从1911年到1946年，因为苏联和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地图轮廓就不停的演变着，人民也生活在最痛苦的战乱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疆域仍然有些微的变化，但，在轮廓上大体确定，有人说是雄鸡一唱天下白，有人说是老母鸡。 反正，都是吉利的“鸡”。 我们看《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这家伙就搞百鸡宴。 好像，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是文艺作品形容军纪败坏的国军的标准用语。 从1945年开始，成了“鸡”的中国，龙腾虎跃飞黄腾达越来越压抑日本这条虫子。 不过呢，实际只管理台澎金马且曾经在联合国承认蒙古的台湾地方政府的“全国版图”仍然是“秋海棠”，让日本欺负的也够呛。 迷信，这真的是迷信。 不过，我们期盼中国崛起是真诚的。 我们继续扯日本的地缘政治。 日本这虫子，最怕的当然是被中国在日本海方向的威胁。 这不扯淡吗？中国又不是日本海沿岸的国家。 是的，中国不是日本海沿岸的国家，但中国的吉林的珲春，也就是图们江三角洲距离日本海非常的近。也就是说，如果中日仗打急了眼，撕破脸不管北朝鲜的感受，就在珲春对日本搞空战发射导弹，整个日本的西海岸都在中国的威胁下。 问题在于，日本虽然是中国潜在的对手而不是明面的第一对手，在苏联解体而北疆安定后，中国又不搞军国主义，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在吉林搞超出正常国防的需要之外的“导弹和飞机”。 这样，中国怎样才能让日本感觉到来自于中国的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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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2节 这不扯淡吗？中国又不是日本海沿岸的国家。 是的，中国不是日本海沿岸的国家，但中国的吉林的珲春，也就是图们江三角洲距离日本海非常的近。也就是说，如果中日仗打急了眼，撕破脸不管北朝鲜的感受，就在珲春对日本搞空战发射导弹，整个日本的西海岸都在中国的威胁下。 问题在于，日本虽然是中国潜在的对手而不是明面的第一对手，在苏联解体而北疆安定后，中国又不搞军国主义，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在吉林搞超出正常国防的需要之外的“导弹和飞机”。 这样，中国怎样才能让日本感觉到来自于中国的疼呢？ 第182节 2017年1月5日，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通过了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从西北太平洋进入日本海。1月9日，中国海军航空兵6架轰-6型轰炸机、1架运-8系列侦察巡逻机和1架运-9系列电子侦察机，共计8架飞机组成的编队穿越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编队的构成颇具阵仗，对日本有巨大的威胁。 面对这一庞大编队，日本自卫队从全国各个基地紧急起飞战斗机，日本推特等社交网站上就纷纷有网友表示，“我这边航空自卫队（空自）基地有战斗机紧急起飞，看起来挂了实弹！”到下午，有粗略统计，出动的战机包括冲绳的那霸基地，九州的筑城基地和新田原基地、本州岛北部的小松基地，以及本州岛东部的百里基地等；甚至，连本州岛南部沿岸的滨松基地，也起飞E-767大型预警机——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总共只有4架E-767，担任空中指挥枢纽任务，集中驻扎于滨松基地。平时用得很节省，今天也不惜放了出来。 从9日下午1点起，社交媒体上就在热炒一件事：日本大量战机从分布在各地的空军基地升空！同时，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方向的航班全部延误。 冷战期间，日本一直都很忌惮苏联航空兵和导弹的威胁在日本海方向的威胁。因为对苏联在远东的海空力量而言，由于地缘位置的特点，日本恰恰是一个几乎毫无纵深的国家。 我们看北朝鲜，有事没事就向日本海方向放“大炮仗”，每放一次，都弄得日本紧张的不得了，也是因为日本在日本海方面的“疼”。 很明显，一旦敌方海空力量进入日本海和西北太平洋，就意味着日本列岛就面临处处受敌、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正因如此，只要有可能，日本一定要将潜在对手的力量封在第一岛链之内的狭窄海域。 这是中国在日本海方向威胁日本，然后是太平洋方向。 2017年8月24日，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6架中国H-6轰炸机经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飞至大坂南部的纪伊半岛近海上空，然后，原路返航。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 纪伊半岛是日本最大岛屿本州岛中部向太平洋突出的一个半岛，是日本最大的半岛，西面为纪伊水道和濑户内海。 学习过初中地理的都知道，日本的工业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这个纪伊半岛，西面是大阪、东面是名古屋。这纪伊半岛的确牵连日本的工业和人口的重心。 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飞机未侵犯日本领空。 日本防卫省还表示这是首次在该空路上发现中国飞机飞行。 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航空器第一次从本土直飞到达日本太平洋沿岸最远的地方。 有媒体报道称，据日方跟踪的路线来看，此次轰六机群飞行的距离来回有4000公里。 也就是说，中国轰炸机从本土飞了2000公里到日本的纪伊半岛外的公海转了一下又飞了回来。 这个，对于中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于日本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很多人认为，公海是公共的，就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合法行驶的。 这正如，我们理解的公路，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行驶，然而，这是逻辑上讲的道理，因为，有交通堵塞在。 我们知道，因为雷达的在，中国的飞机要想飞到日本的纪伊半岛之外的公海，是不可能瞒住日本的雷达的。得到消息的日本军机当然不甘心让中国的飞机贴着自己的领空外缘飞行，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派出军机以技术手段拦截或者干扰。 这就好比说，我开几大溜八轮大卡占满道路从东向西呼啸而来，你开着摩托车敢从西向东碰撞吗？ 公海，正如公路，人人都有自由行驶权，然而，在至关重要的通道位置，你能否通过取决于你的飞机和军舰的战斗力。如果你的战斗力低下，人家用各种手段堵截，你就只能干瞪眼。 比如，我用我的通讯手段截断你的通讯手段，我用电子技术遮断你的定位系统，我看你的飞机、你的军舰往哪里开？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任何合法政体的飞机和军舰都可以在公海行驶，然而，实践上是有巨大条件制约的。第一个条件的制约是，你的军舰、你的飞机能够载足够的油料支持你想到达的距离。第二个条件是，你的军舰、你的飞机的战斗力能够突破敌对力量的“技术阻碍”。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01年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美国的军事侦察机跑到中国的海南岛附近，从任何角度讲都是非常不友好的挑战。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应对。如果中国的侦察机跑到墨西哥湾侦察美国，美国更急眼。中国的歼-8II当然抵不过美国的EP-3侦察机。可是，王伟驾驶的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被撞的美国侦察机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 美国军机满世界侦察，哪一国能够挡住不能依靠所谓国际法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2001年，中国的歼8比后来的歼20还差太多，然而，中国解放军是这个世界最敢于牺牲的战士。 武器，无论多少先进，都必须掌握在战士的手里才能够发挥作用。 掌握先进的武器的军队，对于装备落后的军队，如果武器的差距太大，军人的战斗意志就无从体现，比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打败了英勇的埃塞俄比亚。比如，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游弋的确阻碍了解放军解放台湾。 可是，当双方武器的差距并不绝对，军人的战斗意志就是决定性的战争因素，比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的光辉战绩。 南海撞机，说明中国的战斗机还比不过美国的飞机，然而，中国两架歼8就可以以撞机的模式“俘获”一架美国的EP-3，暗示中国空军可以以“不对称”的撞机打法而“同归于尽”。 美国当然招架不住。 从南海撞机的结果论，中国牺牲一个飞行员，而“俘获”了一架EP-3和一个机组24个空军人员。 如果说南海撞机是一个孤立的战斗，无论物资的损失还是人员的损失，中国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而获得巨大的胜利。 牺牲1人而俘获24人，应当是极其巨大的胜利。 如果这种打法被复制，即使中国以10倍的代价获得同样的胜利，牺牲10人而俘获24人，在战争没有结束之前中国不释放战俘，以美国的人力所能够提供的兵员，是招架不住这种人员损失的。 同归于尽，是一种壮烈的打法，也是一种高尚的奉献，这是儿女对祖国的热爱，美国军人有这种的高尚吗？ 中国的轰炸机编队——美国来的是侦察机，这个和轰炸机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轰炸机编队跑到日本纪伊半岛外的公海转一圈回本国基地，这给日本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应该是非常的不友好吧。 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的海空军从中国本土，到达日本海方向、太平洋方向的公海，白鹤亮翅一下。任何一个有感觉的国家，都会感觉到压力和耻辱。 轰六搭载有“长剑20”巡航导弹，射程为2500公里，如果在中国本土发射，只能影响日本的西南部，而在日本海和纪伊半岛外海，则整个日本本土都将在其打击范围之内。 这对日本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们不能只感觉自己的疼，不理解别人的疼。 我们可以让日本疼，但，我们一定要理解日本的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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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3节 如果，日本有办法应对，当然要围追堵截，然而—— 日本当然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进步，当然也没闲着，其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一直在勉力维持“人盯人”式的跟踪拦截。以航空自卫队为例，其在2015财年（截至2016年3月31日为止）的对华紧急起飞次数，已达571次；要知道，2012年，这一数字还是306次，2009年仅为38次。 日本也有苦衷：主力战斗机F-15J服役期大多已经超过或接近30年，E-2C预警机如今一年的飞行小时数，几乎达到2012年以前5年的水平。要大规模更换战机，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财政上都不现实。 无可奈何的日本只能一方面继续请美国人帮忙，调飞机来日本占场子，一方面在增加经费的同时，努力用“盘活存量”的办法对付中国。 可是，中国飞机和军舰的制造，非常不同于日本，不但经费是日益增加，而且是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军事工业，一旦我们可以制造一件武器，我们就可以大踏步的增加量。 辽宁号航母的投入使用和航母编队的出现，说明在西太平洋，除了美国的航母编队，对不起，我们打遍西太无敌手。 日本，自身的飞机的战斗力围追堵截不住中国的轰炸机编组，如果美军不直接拦截，那就只能是“撞机”模式了。 日本的飞行员，没有如此的选择，而美军也并没有围追堵截中国的轰炸机编组，于是，日本方面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的轰炸机编队在日本海和纪伊半岛外海“自由航行”。 美国和日本一直宣称南海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现在，中国告诉日本还有美国，日本海和纪伊半岛外海的也是可以“自由航行”的。 如果，美军不参与，日本的飞机和军舰敢单独跑到中国的海南岛外海秀一把吗？ 2016年到2017年，中国的海空军突破东海钓鱼岛的纠缠，直接在日本海和纪伊半岛的活动，其实是明确告诉日本，我们之间的争夺，已经超越了钓鱼岛的范畴，我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威胁到你的本州岛。 中国告诉日本，我知道你的软肋所在，如果你在我解放台湾岛的时候插杠子，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打法：暂时搁置台湾先开辟北线战场，我先逮住你的本土轰炸的乱七八糟。 飞机的翅膀带来外交的语言。 中国对日本的外交语言是，我们可以搞全球睦邻友好，我们也可以协商解决外交矛盾，但是，如果你插手台湾问题，对不起，我可以铲你的老巢。 日本可能说：美国为什么可以？ 答案很简单：你有了美国的体量、美国的军力你才可以像美国一样讲话。 那么，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分裂或者实际独立或者把台海问题长久化呢？ 蔡英文上台、特拉普上台，英普通话和“台湾旅游法”的通过，的确彰显特拉普时代的美台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力量愈来愈强大，特别是歼20的量产和国产航母的即将交付海军，说明中国掌握了时间。 如果说财富和军事力量是硬实力的话，那么，2017年以来的中美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软实力变化。 中国非常坚定的宣布并实施降低落后产能，中国决定2018年压缩3000万吨钢铁和1.5吨煤炭生产。 这个决定，彰显中国有了自我产能置换的工业基础和强大意志。 中国的新旧产能转换的积极主动，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政府领导科技创新，在必要时可以牺牲落后产能的就业和利润。 为了发展自己的社会，中国政府积极引进人才，只要有我们需要的一技之长，只要愿意来我们这里挣工资，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时候的美国，又是禁穆令，又是限制外来留学生，这表现了非常狭隘的心态。 2018年2月2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之后的71年节点，中国中央政府颁布了单方面惠台31条。 如果说惠台还可以狭隘理解——民进党这样理解——理解为统战策略的话，这之前的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坚持积极环保控制并减少碳排放量。 这不仅仅是大国担当，而且，这也是人类、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的选择。 我们已经走过了低质高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到了科技创新的阶段，我们不必顾忌我们选择这条道路在现实的国际贸易里会有多么巨大的损失，因为一个民族，尤其是走过这样艰难道路的民族，必须创新，因为不创新，不管有多么巨大的经济当量，正如牛的不得了的满清，竟然被撮尔小国英国、日本欺负的没有办法。 1783年，刚刚独立的美利坚能有多大的经济？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预测1894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竟然世界第一，好像天方夜谭。 美利坚成为世界第一，原因多多，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科技创新上的心态。 科技、科技，最后还是科技。为了科技的进步，可以不管不顾现实里一切的利益纠缠。 所有对抗科技进步的政治行为和社会传统，最终必定为时代撕得的一塌糊涂，然后是满地人头乱滚，流血漂橹。 我强调一句，我说的是“科技进步”而不是“科学进步”，科学是无边无际的，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在现实阶段都可以转化为有价值的“科技”。 《庄子》说：“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巨大的“科学”在相对的历史阶段都可以转化为“科技”，如果投资过于不当，也是巨大的灾难。 比如，核聚变的能量非常巨大，然而，现在还不能社会利用，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太牛了。可是，实现核聚变的社会利用是一条太过于艰难的道路，我们可以搞新材料的研发以控制核聚变的能量释放，然，我们不能一次性在这个方面投入所有的资源。 知识、科学和科技，是有密切联系的，研究《红楼梦》是社会科学，社会生活离不开社会科学，然，这种社会科学并不能带来生产。 当今中国已经非常关注科技创新，然而还不够。这种不够，一个是体现在一些掌握领导权的人思想意识非常的保守，比如，有相当地方领导人对于压缩落后才能非常的抵制。另一个就比较麻烦了，相当民众有抵制科技创新的习惯，比如，我身边就还有一些人非常恐惧支付宝什么的。 中国社会之所以大踏步的进步，当然与管理思想的进步有关，更与科技进步有关。 与中国大搞科技进步相伴，美国现任总统特拉普竟然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为了保护落后的钢铁产能竟然向世界大多数经济体宣战。 与此同期，美国出台了“台湾旅游法”。 这矛头非常明显是指向中国。 然而，没用。 特朗普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能够做那么大的企业当然也有管理能力。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现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然而，特朗普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当然也要讲权术，而且经常的用权术，但，核心的东西必须是堂堂正正的阵法。 特朗普想利用台湾敲诈中国，蔡英文想利用特朗普获得台湾的独立。然而，台湾和特朗普都没有了这种能力。 2017年，台湾方面为了平衡两岸空军战斗力的落差，向美国提出购买210架F-35。 对于这种提议，美国军事智库CNA高级研究员麦德伟表示，与其问特朗普执政，台湾购买F-35战机是否可行的选项？应该要问的是，台湾能否支付得起那种飞机？ 麦德伟认为，不明显增加军事预算的话，台湾买不起这种战机，因为台湾许多国防开支要用于募兵制。根据美国的经验，全面募兵制的人员费用是很大的，非常昂贵。目前，一般F-35战机每架平均成本接近1.8亿美元（约新台币55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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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4节 F-35的价格太昂贵了，连许多原本参加F-35开发的国家都因高昂的价格想打退堂鼓，台湾现在又想自力研发潜舰、隐形战机、高级教练机、飞弹防御系统、新型装甲车，但台湾防务预算有增加吗？许多高额军售的分期付款都还没缴完呢。 210架F-35，考虑到台湾购买武器价格一般偏高，我们大体是2亿美元计，210架，是420亿美元。这仅仅是购买价格，更有庞大的维护需求，无论如何台湾是用不起的。 台湾之所以提出210架，也不会很随意，应该是平衡两岸军力的估评。问题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经济、科技进步的非常厉害，军机和军舰以及导弹等等武器的研发量产非常的快，快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中国武器的研发和装备的更新，并没有负面影响中国社会建设，因为中国的军备开支在财政预算里占的比重并不高，是一般国家国防开支的正常比例。 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武器研发和武器生产的主体是国产，完成同样的任务的投资要少得多，而因为产业链是民族工业，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就业。 比如，中国生产一首航母也需要巨大的投资，可是，因为中国生产航母的人力、物力是国内解决，和印度从国际市场购买航空母舰相比，其实投资非常的微小。 2018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7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国防预算是1918亿美元。 可是，美国的这个7000亿美元养护的是一支维持全球霸权的庞大军队，其财力表现的并不充分，新的舰艇、飞机的制造颇感紧张。至于中国，因为历史时期的欠账，武器的装备水平比美国有巨大的差距，然而，因为现阶段中国军队的任务是国防而不搞对外霸权，军力的投放、尤其是海空军的投放以中国近海为范畴，军力的成长比之周边的假想敌台湾和日本已经拥有压倒性优势。 比如航母，中国压根就不可能也不需要与美国搞全球竞争，解放台湾阻止美国在台海的插手原本不需要太大的力量。 美国在全球铺的摊子太大，仅仅就欧亚范畴而言，东欧的乌克兰、西亚的叙利亚、东北亚的朝鲜和东亚的台海，这4个点正好在4个方向与俄罗斯、中国角力。 叙利亚战场，还牵扯到美国的宿敌伊朗和三心二意的土耳其。 2016年，国际政坛的一只黑天鹅是菲律宾的杜特尔特。 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与美国有异常密切的关系。杜特尔特在南海仲裁案后突然向中国的靠拢，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益，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利益不能满足菲律宾的需要而中国提供的利益更多。 从菲律宾的选择看，美国已经非常明显的衰落了，他之所以衰落，其关键是过于依赖金融资本而国内工业空虚化。 特朗普目光如炬，看到了美国产业空洞的巨大威胁，于是，又是逼迫本国企业回归，又是向中国搞贸易战，什么钢铁，又是什么铝。 特朗普是商人，有商人的精明还有商人的狭隘。 企业，其天性，说好听一点是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说实在一点是追逐更高的利润，因为，非如此无法战胜竞争对手。 当今世界，能有几个企业可以绝对形成全球垄断？ 几乎没有。 只要不能形成全球绝对垄断，任何企业都面临着市场的竞争。在竞争里的胜利，除了产品的质量，那就是降低价格。 即使政府给予重大保护的国企，如果在市场没有了竞争力，弄不好也完蛋，何况完全依赖市场的美国的企业？ 美国之所以出现了产业空洞，那就是美国国内的环境对于相当企业有些不适合，而这种不适合，如果是结构性的，美国就只能眼睁睁的任由自己的企业外迁。 同样的道理，发达如美国，其民众应该在全世界购买物美价廉的服务。 面对大陆市场的吸引，李登辉要搞“戒急用忍”，最终的结果，仍然阻挡不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崛起而台湾的工业反而丧失了在中国大陆布局获得更高利润的机会。 雨花石绝对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雨花石绝对理解并支持民族工业保护。然而，雨花石认为，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不是保护落后的才能而是以政策支持发展先进的才能。 钢铁是工业的骨架，庞大如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体量，不可以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然，利润极低的粗钢实在没有保护的必要，他产生的利润和对环境的破坏相比，在今天，已经得不偿失。 落后产能存在的巨大意义，就是提供就业——特朗普关注的也是就业。 然而，落后产能的存在，本身又增加了这些产业工人的自我革新的阻碍。 压缩落后产能，必然伤害相当巨大的一部分工人的利益，然，他能够逼迫青年们走向创新之路而不陷入落后的企业。 任何时候，世界都有一个产业链的分配，发达国家通过创新获得最大的利润，一般国家通过落后的产能养活自己，落后的国家贡献初级产品任由发达国家剥削和压榨。 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搞新能源开发，为了压缩落后产能搞科技创新。 就我身边而言，近几年因为煤矿效益不好，确有一些朋友选择了跳槽或者被迫失业。 我不能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无论是被迫跳槽还是失业，那个滋味是非常的不好受的，在特定节点，甚至会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可是，没有办法，经济规律是不讲情面的。 落后而庞大到国内市场不能消化的产能，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战，如果不自我腾笼换鸟升级换代，一旦在贸易战里被重创，那就更惨。 中国政府近几年的政策，一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另一个也带有迎接外贸战役的备战味道。 特朗普这个商人，妄图以贸易战挤垮中国，就表象看，好像是美国以“钢铝”制裁世界，其实，通过一波一波的“减免”而最终仅仅锁定中国。在这个过程里，正如1950年侵略朝鲜，会有一大批仆从国在不同的阶段追随美国围堵中国或者斜刺里啃一口就跑。 这可能是中国非常艰难的一刻。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是单打独斗的结果，我们当然积极寻求所有可能的外来帮助，不过呢，因为时时刻刻面临西方集团的封堵和捣蛋，中国对国际力量的恐怖有着清醒的警惕。29年前，西方集团对中国曾经搞过大封锁，最终也失败了。 今日的中国固然更多的融入了世界，确实容易被打贸易战，积极的认识，中国今日的经济当量、中国今日与世界的纠缠，决定了太多经济体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 如果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廉价商品、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消耗更多的商品，将会伤害多少国家的利益？ 说的更难听一点：如果中国经济突然跌落，美国的手机、美国的波音、美国的名牌、美国的大豆、美国的柑橘乃至于美国一大堆东东卖给谁去？ 事实上，特朗普挑起台湾事端和贸易战的目的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在现有基础上中国减少对美国一千亿的贸易顺差。 商人特朗普，要的是钱。 特拉普和美国，并不想和中国鱼死网破弄一个两败俱伤，他的目的很清晰：中国要拿出一些利润送给美国。 美国想剪羊毛，并不想吃羊肉。 中国民众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凭什么就随随便便让美国佬弄去？ 中国是否迎战美国的贸易战呢？ 我看网络颇有严惩美国大豆等等以对等美国贸易战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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