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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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10页]

作者:优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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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国民党人的不仅是天真，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几乎没有造血功能，自成立起总收入不过区区2000万元，其中来自国外的借款占一半以上。以其捉襟见肘的财力维系一支庞大的武装实在是难以为继。由于北京政府不拨军饷只发遣散费，革命军不但无法兑现堆积如山的欠饷空头支票，就连伙食费都发不出来了，黄兴不得不承认军队已有失控的迹象：“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哗溃之势，已渐发端。”

这种情形下的军纪可想而知，当时供职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鲁迅先生也被殃及，抱怨道“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在他看来，某些革命军士兵与盗匪的区别仅仅在于“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1912年4月，黄兴主持的南方大裁军开始了。他首先将驻扎江苏的粤军第四军姚雨平部、浙军第五军朱瑞部等外省客军遣回原籍，随即压缩各部队编制，规定无论何处军队如有缺额者概不准补，解散了第二、第五、第二十六等师。至6月，仅江苏一省裁遣军队已达七万余人，黄兴随即取消了留守府，自己也辞职而去。南方各省纷纷效仿，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旗下的八个师缩编为五个，潭延闿在湖南裁遣掉五个师，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广东都督胡汉民陆续裁兵十一万余人，唯一例外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他在裁编的同时坚持保留了革命军的骨干部队两师一旅，但已是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一年时间下来，革命党控制的军队裁得七零八散，从民国成立时的三十九个师、五十一万人锐减至十二个师、十五万人。且只裁不练，部队一片混乱，官兵的革命热情荡然无存，人人自危，叛变逃跑之事屡有发生。党内有识之士对这种自剪羽翼的行为无不摇头叹息，程潜曾评价裁编后的革命军道：“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

    事实证明，铸剑为犁只是国民党人的一厢情愿，他们的这波操作相当于放下武器把脖子洗干净等着别人来砍，很快将尝到轻信袁世凯盲目裁军的恶果。

    上接916楼：

    但另一种可能袁世凯也难逃干系，可以设想他在考虑如何对付国民党时，漫不经心的把玩着酒杯，一个失手掉在地上，急于邀功的洪述祖胡乱揣摩上意，心想领导这都摔杯为号了，有些话不必他老人家说出口，咱们只须看眼神行事，遂擅自对应夔丞下达了刺宋令。

    真相是否如此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了，也许是老天故意要遮掩这一页，4月24日刺客武士英暴毙于上海模范监狱的囚室内，死因不明。随即南北开战，应夔丞趁乱出狱，还没得意几天，便于次年1月19日在津京快车上神秘遇刺身亡，可谓报应不爽。又过了一个月，赵秉钧突发脑中风去世。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内遇刺身亡，这次不折不扣是袁世凯下的命令，不料陈前脚刚踏上黄泉路，仅仅半个月后袁也追上去了。

    1918年4月5日，本案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洪述祖被北京大理院处以绞刑，至此两条线上错综复杂几层关系的当事人全部死去。宋教仁遇刺真相成为只能靠推断猜测，永远无法以实据解开的历史谜团。

    十九、大总统就如皇上一般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将国会抛在一边，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 “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金额英金2500万镑，不过要先扣除预估到期后的各项赔款、借款、垫款，实际到手的现金仅有760万英镑，而需要偿还的本息则高达6,789．36万英镑，可以说比如今的网贷更黑。至于担保，几个老头子拍果照肯定没人感兴趣，北洋政府只能以盐税、关税以及直隶、山东等四省的中央税（国税）为抵押。

    这桩严重倒挂的高利贷虽看似荒唐，但却缓解了北洋政府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得列强的支持，袁世凯可以心无旁骛地对南方下手了。他不再跟国民党称兄道弟，改口斥之为“乱党”，国民党人也毫不客气地以“国贼”还骂回去。

    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以“善后大借款”出卖国家经济命脉的行径。5月6日、15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两次北洋高级将领秘密军事会议，制订对南方用兵的预案。6月，袁世凯罢免国民党三督，并决定7月发起全面进攻。

    北洋军作战部署兵分东、西两路，分别沿津浦路、京汉路南下，直指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东路由冯国璋指挥第二军，冯亲率第四、第五师各一部、雷震春的第七师、张勋的武卫前军，沿津浦路南下，经徐州、蚌埠向南京进攻；西路由段芝贵指挥第一军沿京汉路南下，第二师王占元部攻取湖北，第六师李纯部攻取江西。

    苏、皖、赣、鄂四省中，由于黎元洪见风使舵，湖北未战便倒向了袁世凯。柏文蔚被免去皖督后无力掌控军队，被迫逃出了安徽。战事主要集中在江西、江苏两省，故而又称为赣宁之役。

    上接931楼：

    江西方面开战伊始，讨袁军在前线总指挥林虎的率领下，凭着旺盛的士气尚能顶住北洋军第六师的进攻。两军胶着至22日，段芝贵派姜桂题所部毅军增援李纯，又令海军次长汤乡茗率江利、飞鹰、楚豫、楚谦、楚同等舰开赴九江助战。水陆夹击下讨袁军终感不支，7月24日湖口失守，北洋军一路急进，于8月18日攻克南昌，李烈钧弃城而走。

    江苏方面的革命军本已被黄兴裁去大半，剩余的部队革命热情荡然无存，军官们无心恋战只顾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士兵中充斥着由各省逃至南京的流民，“志在劫掠，一见敌兵即纷纷遁走”。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张宗昌，这位日后以“狗肉将军”闻名于世的墙头草见势不妙，率本部人马于战事未起时便投靠了冯国璋，加入北洋军序列便调转枪口，充当了攻打南京的急先锋。

    众寡悬殊又是仓促应战，就连黄兴本人都对守住南京不抱奢望，在其通电全国的声明中甚至出现了“或当不免一败”的晦气语句。之后又有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所辖第八师一部哗变投敌，导致讨袁军阵脚大乱。8月14日，张勋的辫子军攻至南京城下，黄兴组织抵抗了半个月后，于29日乘上一艘日本煤轮流亡东瀛。孙中山对此举颇为不满，上海的陈其美更是直呼其名怒斥之“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怎奈陈其美自己的表现也不给力，草草组织了一次对江南制造局的进攻亦是铩羽而归。

发图片都被删了。。。只好再改。。。

    鲜花着锦的袁世凯无法预见到，他只剩不到三年的好日子就将油尽灯枯。有如坚固的冰层下肉眼难察的裂纹渐生，暗流涌动的北洋集团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袁世凯对手下一虎一狗两员大将的控制越发吃力。大总统得国不正持国不端，先欺孤儿寡母，再当孤家寡人，整个过程中段、冯等人虽鞍前马后为老首长效劳，但耳濡目染间对其权术之道亦是摸了个门清，甚至蠢蠢欲动准备着有样学样。

    凭着完胜南军的显赫战功，自民国成立后一直在与段祺瑞的争斗中处于下风的冯国璋强势反弹，战后出任江苏都督，将中国这个最富庶的省份收入囊中。此时冯国璋的家底包括他的基本部队——由原清廷禁卫军老部下改编的北洋陆军第十六师王廷桢部，又收编了陈之骥、张宗昌等南方叛将的军队，俨然成为江南一方诸侯。

    段祺瑞当然也没有闲着，他的目标是通过打好陆军总长这张牌，牢牢掌控北洋军的中枢大权，甚至连很多重要人事任命都不上报大总统，全凭老段一言而决。1913年7月，河南农民军首领白朗联合南方国民党呼应二次革命，打出中华民国抚汉讨袁军的旗号，纵横驰骋于豫、鄂、皖、陕四省，天下为之震动。此时冯国璋忙于指挥赣宁之役难以抽身，袁世凯遂委派段祺瑞出京兼任河南都督，统领北洋陆军第二师王占元部、第八师王汝贤部，耗时半年将白朗起义镇压下去。

    这场胜利使得段祺瑞巩固了在北洋集团的地位，原本他可以借此机会在与冯国璋的军权与地盘之争中占得上风，但段祺瑞这个人性格孤傲不苟言笑，成天高高在上端足了领导的架子发号施令，加入皖系只能成为老段的部下。反观冯国璋长袖善舞，很快和跟随他两次南征的将领们打成一片，加入直系则成为老冯的盟友，不必看人脸色行事。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册封第六师师长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12月1日，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受命代理湖北军务，成了事实上的鄂督，二人遂与江苏的冯国璋结成“长江三督”同盟。冯又笼络了同为直隶老乡的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直系的框架就此成型。

    选择皖系阵营的实力派将领包括镇守上海的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出任山东都督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进驻浙江的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后成为浙江督军），以及统率安武军的安徽都督倪嗣冲。

北洋六镇中唯有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稍显矜持，尽管从关系上讲，他更倾向于同为直隶老乡的冯国璋，但毕竟也要给老师长段祺瑞几分面子。且身为“御林军”，拉帮结派难免招致袁世凯猜忌，因此曹锟不急于站队，而是在直、皖之间左右逢源。1914年4月，曹锟出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南下进驻湖南岳阳，成为袁世凯震慑南方革命党残余势力的定海神针，同时也监督因率海军进攻九江有功而升任湖南都督的汤芗铭。吴佩孚此时升任曹锟身边的副官长，职务不低却是个高级打杂的角色，不显山不露水的平淡日子还将继续过下去。

    直、皖第一轮角力就这样不动声色的展开，表面上看老段老冯一内一外斗了个旗鼓相当，但直系“长江三督”地盘相连，有个风吹草动可以紧紧抱成团。皖系的势力范围则被对手切割为鲁皖、沪浙两块互不相连的区域，遇事难以形成合力，这一隐患将在日后的直皖战争中暴露无遗。且段祺瑞顶着陆军总长的高帽子固然显赫一时，却是头重脚轻，徒有威望却无用着得心应手的基本部队，光杆司令一直当到1918年编练“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

    冯国璋在南京拥兵自重，段祺瑞在北京呼风唤雨，二人各显其能，实力和心态微妙的变化让袁世凯不得不防范于未然。此时他开始怀念清亡后“不食周栗”的徐世昌、王士珍，觉得只有这二位才是真正淡泊名利的股肱之臣，于是拿出三顾茅庐的诚意，令长子袁克定亲自出面请回二人，尤其是王士珍这条可以制衡虎、狗的龙。

    徐世昌直至1915年方才答应出山任袁的国务卿，王士珍本不欲趟这潭混水，无奈被强行架上火车拉到了北京，只得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袁世凯授与的陆军上将衔。

    1914年5月9日,袁世凯将原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掌管,下设包括陆、海、参谋三部总长的大办事员六名。王士珍实任首席办事员，以此统一收回了分散在三部的军权。这项举措触动最大的无疑是段祺瑞，尤其令他耿耿于怀的是袁做决策前甚至没有知会自己。为表示不满，段开始消极怠工，时常不到部视事，将部务统统甩给了次长徐树铮。徐出道时曾经颇得袁世凯赏识，现在却成了膈应在袁、段间的一堵墙，就是这小子把我的乖女婿带偏了，大总统越看他越不顺眼，好几次动了撤之而后快的念头。

    小徐仗着头上有老段这顶保护伞，非但不知收敛，反而越发胆大妄为。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驻扎青岛的3600名陆海军顷刻陷入被协约国英、日包围的绝境。9月2日，日军神尾光臣中将集结以第十八师团为主的45000兵力在山东龙口登陆，南下占领胶济铁路发起对青岛的攻势。以往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放下身段请求中立的北洋政府援助，驻华代办马尔赞临急抱佛脚搞了个“中德协会”，他们首先要拉拢的对象便是曾经留德的段祺瑞。

    老段还没吭声，小徐跳出来当热心人了，他以陆军次长的身份答应德国公使馆所求，秘电山东都督靳云鹏调拨2000支步枪及弹药，装上火车运给青岛德军。靳云鹏接令大惊，连拍几个电报问徐树铮此事总统、总长知道吗？你不是留日亲日吗？怎么突然想起给德国人雪中送炭？徐树铮答道卧榻之侧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只可虚与委蛇，将来能成为朋友帮助咱们的，只有远在天边的德、美两强。现在德国人遭难了，拉他们一把便是长线投资，今后稳赚不赔，但此事万不能让总统、总长为难，如果日本方面追究，老兄尽管推在徐某人身上便是。

    靳云鹏依言行事，这些步枪对于困境中的德军无异于杯水车薪，却为徐树铮赚下看不见的人情。十年后，在北京已无容身之地的徐树铮率团出访欧美，以一个失意政治家的身份获得德国总统兴登堡接见的礼遇，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高光时刻。

    如果说设立统率处针对段祺瑞，另一项整军措施—“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的创办，则让冯国璋等带兵的将领很是不爽。

    1914年10月，模范团在北京西城旃檀寺成立，其实质是北洋军官训练团，受训者均为来自各师的基层军官，训练大纲由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拟定，学员在进行为期半年的集训后下派军中担任基层军官。模范团明为训练新式军官，实际目的是培养对袁忠心的旧式武将，士兵们均须在关帝庙前焚香齐诵“尊敬长上，不入党会”的效忠誓词。计划以一年两个师的进度完成对北洋各主力师的洗脑，重塑军队对袁个人的忠诚。

    北洋军高级将领中，仅有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在模范团中挂职，其余都被排挤出模范团事务，袁世凯打算将它交给原同盟会员、来自云南的蔡锷管理，引发段祺瑞等人的强烈不满。袁世凯索性自兼团长，也许是觉得“总统兼团长”听上去有些别扭，后来团长一职授予了袁克定。消息传出，无论直系还是皖系将领，大家嘴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个纨绔公子哥掌握了集团的未来均忿忿不平。而袁克定又不懂得低调收揽人心，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端着副太子爷的臭架子。有一次他受命检阅模范团与驻京的第八师联合会操，因该师师长李长泰没有及时出迎，袁克定扭头就走，将上万官兵晾在了操场上，他就是这样帮老爹管事的。

    由于袁克定的无能和北洋诸将的消极抵制，模范团仅培训出两期军官，且未能如愿塞回原部队，袁家父子的“洗脑循环”就此草草收场。

    上接951楼：

    搞砸一个模范团还不算啥，在另一件决定国家走向的大事上，坑爹狂人袁克定的神助攻直接葬送了袁家江山，这就是称帝闹剧。

    到了1915年，以段、冯为首的老部下越来越不听话让袁世凯很是头疼，尽管这期间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笼络他们，多次邀请段祺瑞夫妇回娘家来坐坐，大打亲情牌安抚。对冯国璋更是用心，袁府有一位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时年三十九岁仍未婚配。袁世凯遂令三姨太金氏做红娘，将周老师续弦给冯国璋为正妻。出嫁时袁克定和金氏亲自护送花车专列自北京驶向南京，车上装的箱笼细软、金银珠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等程式嫁妆足有一百二十担。

    但不管这位便宜岳父使多大的劲儿，段、冯二人翅膀硬了，对他的效忠终究回不到单纯的小站时代。眼见与部将间裂痕止不住的扩大，袁世凯不禁反思，正所谓花无百日红，看来这共和国就是勾人的，谁都惦记着总统啥时候换届下台，搁在以往皇帝的圣旨说一不二，可比这劳什子共和的思想工作管用多了。可见有违三纲五常道统的所谓平等，飘渺得如同高悬云端的空中楼阁，根本不接中国的地气，帝王梦想就这样一步步照进了现实。

一战爆发后，袁克定的“强援”威廉二世很快自顾不暇。日本乘机出兵山东，攫夺德国在华利益，进而强迫袁世凯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一番苍白无力的抗争，中日两国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被视为《二十一条》删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胶州湾租借地全然归日本国自由处分”等等，屈辱地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南满、东蒙等处权益，为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主张全盘继承德国在华殖民地埋下伏笔。签约前袁世凯几乎是声泪俱下：“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使何等痛心！何等耻辱！”

袁世凯自问能签成这样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论他表现得多么痛心疾首，此事使得国内民怨沸腾，大总统这些年来积攒的声望跌至冰点。为压下此起彼伏的反袁声浪，重树父亲统治权威，袁克定加快了称帝运作。光靠自己这个太子劝进未免势单力薄，小袁在用人上给父亲的建议是，既然段、冯靠不住，那就改弦易张另觅一批吹鼓手和效忠者。

    上接957楼：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内供养了十多名洋顾问，其中有两名国际上公认的法学权威，分别是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有贺长雄博士，以及美国政治学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不是我吹捧这两个洋和尚，凭他们的学问跑到当时的中国来唬人确实游刃有余。尤其古德诺，在美国政坛这位可是有资格和总统威尔逊叫板的人物。同志们不是都嚷嚷着要共和、要民主吗？正好这有一位来自民主圣地美利坚的，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专家，大家都来听听他怎么说吧。

    古德诺收了袁世凯一年两万五千大洋的天价咨询费，写就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他在文中貌似客观地说道共和制和君主制各有各的优势，不能拍脑袋瞎选，得根据国情来，比如美国独立时“其地本无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务之重”，加之共和观念经多年灌输已深入人心，所以选择共和制乃是必然。而一洋之隔的中华民国则不然，国情决定了没有进行普选的条件，为稳定起见，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站出来，实施寡头政治，“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我们有理由怀疑古德诺给袁世凯站台的同时也收了袁克定银子，因此免不了再帮这位太子爷鼓吹几句：“君主制所以较共和为胜者，必以继承法为最要之条件，即所谓以天潢之最长者为君主是也。”(《共和与君主论》)

昨天发的被删了。。。补发图片又提示系统有问题，只好坐着干等了。。。

    上接959楼：

    洋吹鼓手的发言虽然分量够重，赤膊上阵扯旗放炮还得靠自己人。袁世凯的首席幕僚杨度很应景的跳出来了，呈上一篇洋洋万言的《君宪救国论》。此文与《君主论》堪称中西合璧，杨度在古德诺“民智未开不可以*和”观点的基础上，直言中国百姓“不知国家为何物”，必须依赖“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文章宣称中国如罔顾国*情，削足适履地推行欧美所谓的“平等自由之说”，则“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杨度在文中警告共*制的支持者，中国若无贤君，“唯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前途在于一位强有力的元首：“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袁世凯阅后大喜，当即下令将这篇雄文印行五千册，组织全国官员学习，并手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颁给杨度以褒奖其忠。

    上接963楼：

    跟着杨度鼓吹帝制的还有晚清大名鼎鼎的思想启蒙先驱严复，另有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后四人都是前国民党员，自然不会和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老人搞到一起，这也是袁家父子重用他们的原因。当然光有文官的嘴皮子，没有武将的枪杆子这事儿肯定也成不了，袁世凯采用分化策略，极力笼络以往居于冯、段之下的陈宦、张勋、段芝贵、倪嗣冲、雷震春等北洋将领，以及具有同盟会背景的蔡锷、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拥护帝制的名单上还有一个当时还不算醒目的名字：刚届不惑之年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

    1915年7月25日，张作霖奉召觐见袁世凯，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前往中南海居仁堂的路上，张作霖既有几分飘飘然，又有一丝惴惴不安，他知道云南的蔡锷已被袁世凯以重用的名义强留在北京了。忐忑中透过车窗打量着气势远胜奉天的城市风景，前途未卜的张作霖不知是否动过心思，有一天自己能成为这座宏大古都的统治者。

    1915年7月25日，张作霖奉召觐见袁世凯，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前往中南海居仁堂的路上，张作霖既有几分飘飘然，又有一丝惴惴不安，他知道云南的蔡锷已被袁世凯以重用的名义强留在北京了。忐忑中透过车窗打量着气势远胜奉天的城市风景，前途未卜的张作霖不知是否动过心思，有一天自己能成为这座宏大古都的统治者。

    小师长见大总统，张作霖很清楚要想须发无损的回到奉天，应该给袁世凯留下什么印象，进屋便推金山倒玉柱规规矩矩大礼参拜。

    袁世凯佯作不喜状：“什么年代了，不兴这些礼数！”

    张作霖坚持完成三拜九叩：“前清只知有皇上，如今的大总统就如皇上一般。”

    礼毕站起身来，张作霖呈上厚礼——装在紫檀木匣里的一尊半尺高的赤金天地佛。而后像个忠厚老实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眼光在屋内陈设的古玩字画上滴溜溜转了一圈，最后盯住袁世凯手上把玩的一块精致金表移不开了。

    袁世凯既好气又好笑，判断这小子没有花花肠子，乡下人有几分贪心再正常不过，面带微笑解下金表递了过去：“这算是我的回礼，收着做个纪念吧！”张作霖如获至宝，没口子地连道谢谢！拍胸膛保证奉天驻军唯大总统之命是从，刀山火海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袁世凯自然不会轻信三言两语的效忠，告诉他准备委派段芝贵出任奉天督理，主管东三省军政，雨亭意下如何？小张还能说啥，表态一定配合中央安排的领导做好东北工作。接见完毕张作霖在总统府上蹭了顿饭，平平安安回到奉天，自此他也算是跻身北洋集团高级将领之列。

    上接967楼：

    事实上早在前清时期袁世凯便瞄上了东北，当年第三镇随徐世昌驻扎关外本是一着好棋。可惜徐世昌没干几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也不得不回到北京护驾。民国成立后东北正规军共有四个师，其中北洋系统两个，分别是驻守辽中的第二十师，由曾参与滦州兵变的第二十镇改编而来，师长是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这支部队很快调回关内，在东北只是匆匆过客；驻守吉林的由原第二十三镇改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是出身小站的北洋老将孟恩远（后升任吉林督军）。此外还有两支由原奉天巡防营改编的地头蛇武装：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

    前文说过，皮条客段芝贵十年前就差点儿当上了黑龙江巡抚（详见第十六章），如今欢欢喜喜赴奉天上任，可谓得偿所愿更上层楼。至于他能否替袁世凯将东三省牢牢控制在手中，就得看一脸老实相的张作霖回家后是否听话了，小张真能对这位中央空降到东北的大员服服贴贴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上接969楼：

    张作霖细胳膊细腿，袁大总统要顺利登基光有这样的后生仔举双手赞成远远不够，如果将对帝制的态度视作各省地头蛇与中央角力的试金石，原本非北洋系的山西阎锡山、广西陆荣廷、云南唐敬尧、贵州刘显世等诸侯交出了令袁世凯满意的答卷，这些浓眉大眼的家伙纷纷背叛革命，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姿态向北洋政府表示臣服。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些省份，袁世凯又给了心腹陆建章一个师，陈宦三个混成旅，张广建、李厚基各一个混成旅，将他们分派到陕西、四川、甘肃、福建出任都督。尽管是撒胡椒面，全国一盘棋的布局勉强算是完成了。

    刚到奉天上任的段芝贵屁股还没坐热，便开始发挥拉皮条的特长，他唯恐被人抢走拥立首功，迫不及待地于9月21日领衔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河南赵倜、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山西阎锡山、黑龙江朱庆澜、吉林孟恩远、陕西陆建章、宁夏马福祥、甘肃张广建、四川陈宦、广西陆荣廷、云南唐敬尧、贵州刘显世、福建李厚基、广东龙济光共十八省将军上书袁世凯，以“军心一致，众论佥同”的姿态，恳请大总统“从根本着手改建国体”，说穿了就是您老速正大位，俺们这些人也好早点儿沾光封侯。

    太子爷你别闹了，国家大事还得靠我们这些正经文化人，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君子联名通电全国，痛陈自民国继清以来“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正如古德诺大师所说，共和制度“不可强为移植”，故而他们要成立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8月23日，由杨度任理事长的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宣布成立，随即发布了半官方的“君主立宪”宣言：“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由筹安会组织的帝制请愿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既有社会名流组成的商会、教育会请愿团，也有难上台面的人力车夫、乞丐请愿团，吵吵闹闹的乱象纷呈。

    12月11日，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发起决定国体的“民意”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的1993票，反对票为零。随即大会全体起立，在欢呼声中通过了各省联合提交的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走流程还是直接戴帽子上位？袁世凯的吃相倒不是很难看，他翻出古例，有板有眼的按照三辞三请程式，下令参政院“另行推戴”他人。那我们是推戴溥仪还是孙中山来当这个皇帝呢？杨度、孙毓筠边嘀咕着边将劝进书第二次呈上去，袁世凯继续驳回，如此拉拉扯扯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准其所请。

    第二天恰逢双十二，那年头虽然没兴什么购物狂欢节，但并不影响臣子们迎接新朝狂欢的热情。袁世凯在怀仁堂接见了在京文武官员二百余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摆出上朝的架势，行礼时有的抱拳有的鞠躬，还有等不急的打算径直给新君叩头了，乱了一阵后大家还是齐刷刷向袁世凯行三鞠躬礼。

    袁世凯感慨百官盛情难却，做足了勉为其难状，说你们这是逼着我献了青春献子孙啊，随即颇有几分大义凛然地接受了帝位：“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这一天，北洋政府宣布1916年由民国五年改元为洪宪元年，初定于元旦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以“光复华夏”当记首功的名义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同时不露痕迹地免去了其副总统之职。另封冯国璋、张勋、段芝贵等公侯伯子男五爵共128位，但段祺瑞榜上无名。硬件方面，花八十万元在北京最负盛名的老字号瑞蚨祥订制了两套龙袍，以赤金线织就，通体嵌钻缀以明珠，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基时用。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国不可无国玺，三年前袁世凯就任总统时，曾耗资六十万元刻就五方国玺，分别是“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册封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如今要当“中华帝国皇帝”，这些印章只能作废，遂以同等价格再刻金质御玺五颗，另制作玉质“中华帝国”宝玺一方，上镌“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大字。

    皇冠龙袍虽气派合身，御玺刻好了却找不到地儿盖下去，登基仪式也一拖再拖未能举行。严格意义上讲袁大头空背骂名，却并未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天“中华帝国”的皇帝，只因天下承平的假象只维持了十天便告幻灭。

袁世凯最失望的是新朝加官进爵的诱惑未能打动所有人，尤其是最高层的几位。册封的“开国元勋”中，武义亲王黎元洪第一个不给皇上面子，躲在家里坚辞不就，并一再请辞本兼各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想想也是，眼下泥菩萨虽说只是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但毕竟和袁大总统同为国家公务员，见面握个手作个揖最多再鞠上一躬就完事了，凭啥让你摁着脑袋三拜九叩？

自小站练兵起，龙、虎、狗三杰与徐世昌一直是北洋集团的核心层，平日里出谋划策，战时东征西讨。如今袁世凯称帝，意味着他已将自家父子对权柄的利欲熏心凌驾于整个集团之上，四人内心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和他们三位相比，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动机就有些见不得光了，他恼的是自己野心的小算盘彻底落空。话说项城袁氏虽累代为官，但却谈不上花团锦簇，甚至还有几分凄凉。家族头顶始终有个噩梦般的死亡之谶萦绕不去：男丁活不过花甲之年。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40岁撒手人寰，叔祖父袁甲三算是袁家人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也只活了57岁，亲生父亲袁保中享年51岁，嗣父袁保庆49岁，堂叔袁保恒52岁。

其时袁世凯已满56岁，按袁家标准已算是“高寿”了。冯国璋虽不至于恶毒到画圈圈咒大总统早日升天的地步，但隐隐还是存了个念想，老头子万一真有什么不测，他这个北洋头号实力派凭着直系弟兄们的拥戴，岂不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称帝计划尚未公开时，冯国璋曾专程从南京跑到北京，三次登门拜见袁世凯，希望套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天袁邀请冯留下共进午餐，也许是多喝了两杯，二人回忆起往事都动了几分真情。冯国璋借着酒兴，试探性提及外面流传着大总统要做皇帝的谣言，袁世凯先是哈哈一笑，随即正色答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明了我的心事？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为子孙计，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有残疾，老二以名士自居，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冯国璋听了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后深信不疑，出来逢人便说袁总统心底无私，所谓称帝野心全是旁人无凭无据乱扣帽子。不料没过几天就被啪啪打脸，总统摇身一变真成了皇帝。。。

冯此时方知在袁世凯眼里，他已沦落为不值得交心交底的边缘人了，回到南京对左右叹气道：“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扶他当总统，作元首。他倒好，还是要当他的皇帝，传子不传贤，甚至连一句真话都不说，处处提防着我。”“传子不传贤”五个字暴露出他怨怼的真实所在。

1915年11月，被袁世凯强留在北京的前云南都督蔡锷给名妓小凤仙点了几滴眼药水洒泪而别，逃往日本再拐了几个弯跑回昆明，于12月25日联合都督唐敬尧奉上了一份圣诞大礼：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新成立的云南军政府直斥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并成立护国军武力征讨之，“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以一省之力发难，掀起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护国战争。

讨袁护国军声势乍看上去并不象他们的口号那么雄壮，全军不过2万人左右，共分为三个军，由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司令进攻四川、广西，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值得一提的是，蔡锷帐下有一员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骁将，“勇敢善战，称于滇省”，姓朱名德字玉阶，时年29岁，任第一军第六支队长。

    上接986楼：

    云南举事，袁世凯起初不以为意，当年国民党手握半个中国尚且难成气候，如今蔡锷不过西南一隅，又能折腾出多大的动静？

    很快这位准皇帝就明白此时不比当年了。讨伐护国军时，左膀右臂冯国璋、段祺瑞已然双双撂了挑子，袁世凯只得矮子里拔将军，任命从未指挥过大军作战的曹锟为总司令坐镇重庆，组织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具体作战计划是：

    第一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三、第六、第二十师各一部及若干个混成团，由湘西经贵州攻击滇东曲靖；

    第二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和第三、第六、第八师各一部，与四川将军陈宦麾下的北洋军三个旅、川军会合，由四川进攻滇北昭通；

    第三路司令龙觐光率广东陆军第一师，借道广西袭扰滇南的富宁、广南一带。

    痛饮完五粮液，接下来便是泸州老窖，攻占叙府的护国军先锋赵又新、董鸿勋休整至一月底，会同在纳溪反正的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合击泸州。北洋第二路军张敬尧的几个主力师此时刚刚开拔到重庆一带，手头无兵可调，只能将自叙府败归的第十六混成旅顶在泸州外围防线，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川军第一师第一旅熊祥生部守在城内。冯玉祥已与蔡锷取得联系准备反正，遂将部队开至叙府、泸州之间的南溪，任凭张敬尧喊破了喉咙也按兵不动。

    被困在泸州城内的李炳之、熊祥生二将不敢贸然出击，士气正盛的滇、川护国军连克江安、南溪，合兵一处于2月7日攻下泸州城南要隘兰田坝、月亮岩，架起大炮猛轰城门。
    眼看破城在即老窖端到嘴边了，忽闻马蹄声大作，斜地里冲出一支骑兵，杀了护国军个措手不及。为首一员大将打扮又土又怪，但见他头裹青巾匹马当先，右手指挥刀逢人便砍，左手驳壳枪弹无虚发，当者无不披靡。这便是北洋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蛰伏多年，他终于等来了统兵独当一面的机会。

    吴佩孚一根直肠子，最反感巴结长官拉关系，又不比冯玉祥有个好姑父，如何能当上旅长呢？说起来还得感谢有人给他下了套，而且是一个他最厌恶的人。

    前文说过，第三师进驻湖南，明面上给汤芗铭撑腰，暗地里却监视着这位并非袁世凯嫡系出身的湖南都督。汤对此心知肚明，既然干不了几天，那必须得趁在位时把荷包装满。于是他上任伊始便毫无忌惮地搜刮三湘百姓，稍有不满者一律扣上“乱党”的帽子抓回都督衙门，不经审问就拖出去砍头，一口气竟捕杀了两万余人。湘人由此恨汤芗铭入骨，纷纷称之为“汤屠户”。

    湖南老百姓对汤屠户的倒行逆施敢怒不敢言，本是外人的吴佩孚却看不下去了，此时他位低言轻，按说没有资格公然与汤做对，但他眼里揉不下沙子，非要找个由头为湖南的父老乡亲出口气。

    机会很快就来了，1913年底，长沙举行民众团体大会，汤芗铭盛装出席，也给岳阳的曹锟送去了请柬。曹锟对这些活动不感兴趣，遂令副官长吴佩孚代表他与会。

    轮到吴佩孚代表第三师致辞时，但见他一身笔挺的茶青色呢子军服，三颗金星的上校肩章煞是醒目，不慌不忙站起身来，扫视一眼全场，清清喉咙开讲了。吴佩孚先引用《史记》中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颂扬湖南人自古以来重气节轻生死，湘军善战更是天下闻名，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谁要是妄想以高压手段征服这片土地，势必丧失民心惹火烧身，唯有仁民爱物军民一家亲，方可使三湘人士“翕然归心”。

    吴佩孚讲完，台下听众集体起立，掌声叫好声轰然如雷，湖南各界本以为汤芗铭之所以敢胡作非为，全仗着有第三师在背后撑腰，现如今第三师的“发言人”直指湘督的高压专制不得人心，顿觉拨云雾而见青天，看来姓汤的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

    想不到区区一个副官竟敢当着和尚骂秃驴，坐在台上的汤芗铭脸一阵青一阵白，散会回到督署便咬牙切齿非得给这小子好看不可。怎奈吴佩孚是第三师的人，曹锟和自己又不对付，如果跑到岳阳去告状，没准曹锟不怒反喜更器重吴佩孚了。有师爷给汤芗铭出了个欲擒故纵的主意，可以狠狠阴姓吴的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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