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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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14页]

作者:优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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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296楼：

    二十五、男儿何不带吴钩

    吴佩孚这群在前面干活儿的磨洋工，南方又赶走了孙中山，承认北京政府为合法中央政权，战争自然打不下去了，“武力统一”只能改为“和平统一”。徐世昌就职后，立即会同新任国务总理钱能训，重启与滇、桂系的南北和谈，虽没谈出什么名堂，但长江以南总算暂时恢复了平静。段祺瑞懒得再操心这些，他领着徐树铮、靳云鹏等文官武将，一门心思筹组皖系的两支武装：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当年11月落幕，居然还有人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编练“参战军”，听上去实在有些古怪。尽管名不正言不顺，但与以往北洋历次练兵相比，这支军队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体现在武器配置上，虽说老段的军火被张胡子劫了一拨又一拨，但日本人还是给他凑齐了三个师的军械，从三八式步枪到三年式重机枪、四一式75毫米山炮（俗称大正六年式）、三八式75毫米野炮，全部是与日军同款的新品上市。另加一个直属重炮营，装备有最先进的八门三八式150毫米重榴弹炮、十二门三八式120毫米重榴弹炮，这些搁在当时的中国战场简直是梦魇般的杀器，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的海归军官邹作华被任命为营长。

    在部队组建和训练上段祺瑞亦是不惜重金。参战军先成立了军官、军士教导团，军官均系保定军校毕业生，军士选自皖系各部的优秀士兵，再以此为框架招募了三万新兵组成三个师，在以坂西利八郎为首的日本顾问团指导下，按日军操典进行为期一年的训练。训练水平与待遇“皆为全国之冠”。

    三个师依次驻扎在北京北苑、济南和保定，师长分别由曲同丰、马良、陈文运担任。其中曲同丰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陈文运毕业于日本陆士，曾任北洋讲武堂校长，都是标配的学院派儒将。马良虽然肚子里没什么墨水，却是清末摔跤大师平敬一的嫡传弟子，一身摸爬滚打的功夫煞是了得。段祺瑞对自己精挑细选的三员大将很满意，仿佛看到了昔日李合肥威震天下的淮军在段合肥手中重生再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老段倾注半生心血的参战军会被这三驾马车拖到哪里去。

    到了1919年8月，要参的战已经结束大半年了，段祺瑞觉得这样叫下去确实别扭，遂将“参战军” 更名为“边防军”，他本人职务变更为“边防督办”。

    上接1302楼：

    除了这三个师，皖系还组建了一支军队。提起“西北军”，大家首先会想到冯玉祥，殊不知这块牌子却是徐树铮率先亮出来的。

    小徐活脱脱就是军阀堆里的一只刺猬，除了老段，从总统到督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不敢扎的。前文说过，他伙同杨宇霆挪用了奉军370万元军费，如此巨大的金额自然是纸包不住火，很快被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揭发。没想到小徐胆敢算计到自己头上，加上借奉军司令部擅自处死陆建章一事，忍无可忍的张作霖意识到再供着这个妖怪迟早会出祸事。碍于段祺瑞的面子，他也不便将“徐副总司令”逮捕法办，只得撵出奉军了事，杨宇霆一同被罢免。

    小徐满不在乎，最过分的是临走他还要挖张胡子的墙角。在奉军入关的第五十三旅中，第一零六团团长宋子扬乃是徐树铮在日本陆士就读时的同期同学。徐树铮花言巧语鼓动宋子扬，老同学你跟着张雨亭这个土老鳖混能有啥前途？不如随我加入中央军，并承诺宋过来直升旅长。

    彼时的奉军远没有后来那么强大，宋子扬被说动了心，立马拉上百余名军官跟着小徐跳槽。徐树铮遂以他们为班底组建了一个旅。随后段祺瑞又拨了些部队，扩充为五个混成旅的西北边防军。徐树铮自任总司令，请杨宇霆出任参谋长（杨未就职），将目光投向了隔着大漠的外蒙古。

    上接1305楼：

    1911年，外蒙古出了几只妖蛾子。一名从内地逃亡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蒙古族削职官员海山，勾结喇嘛车林齐密特，在沙俄支持下，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撺掇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于12月28日宣布外蒙古独立。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俄国达成妥协，外蒙古取消形式上的独立，改为自治，中央政府“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中俄声明文件》）。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约》，承认外蒙古为沙俄势力范围，此后北洋历届政府均无力干涉外蒙古事务，只能听任其不统不独的吊着。

    外蒙古原本政教分工，由王公管理世俗政治，喇嘛管理宗教事务，各行其事互相制约。有了俄国人撑腰，哲布尊丹巴将政教大权独揽于一身，以札萨克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为首的王公们闲得没事做，这才发觉所谓“自治”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肠子都悔青了。捱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苏俄与沙俄残余势力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外蒙。王公一派借机发起撤销自治的运动，试图恢复前清时旧制，重掌政权。

    这本是北洋政府拿回对外蒙管辖权的大好良机，怎奈时任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是个温吞水的家伙，磨磨蹭蹭谈了半年也没谈出个结果，只知事事请示中央，使得外蒙问题陷入悬而未决的僵局。

说明一下，本来小徐征蒙在初稿中着墨不多，但看到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楼主临时加点儿料，故而更新可能会有所延缓，且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大家多多担待！

    上接1307楼：

    拖到1918年，皖系控制中央政权。应该说老段还是有点儿觉悟，忙于内斗的同时还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认为“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傥入俄人手中，国事将不堪言。”遂令徐树铮筹划解决这个难题。无论小徐多么让人讨厌，骨子里终归是个传统书生。自古以来中国书生最大的志向莫过于一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徐树铮关注外蒙局势不是一天两天，早在1912年就已派专人赴库伦打探情报，豪言“万里龙沙，半尺匕首，得功志在万世”。

    1919年4月17日，徐树铮针对外蒙问题拟定的《西北筹边办法大纲》经国务会议通过，内含包括交通、垦牧、商贸、金融、教化、兵备等等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6月13日，大总统徐世昌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名义上可以节制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驻军。这一任命遭到了奉系张作霖的激烈反对，他致电中央，要求徐树铮既为“西北筹边使”，理应专任西北，黑、热等省另设“东北筹边使”，由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出任。小徐对此嗤之以鼻，由此埋下了皖、奉最终反目的伏笔。

    这一年中国外交大崩盘，身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受尽屈辱。虽因“五四运动”的压力，北洋使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青岛的努力终告落空。大总统徐世昌在国人面前声誉扫地，在这个敏感时刻还借日援练兵的段祺瑞更是被一片痛骂声包围。于是为主公、为北洋挽回面子的重任落在了徐树铮头上。

    1919年10月23日，带着主公段祺瑞“坚忍图功”的叮咛，徐树铮自北京出发，取道张家口前往库伦，踏上了收复外蒙的征程。哲布尊丹巴手下只有千余喇嘛兵，小徐做好了谈与打两手准备，随行的是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8000人，还配置了80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别看徐树铮在一群军阀大佬中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外蒙之行却是他第一次统兵出征。

    上接1312楼：

    驱车大漠，狂沙万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10月29日，满面灰尘的徐树铮抵达库伦，入住图拉河畔的国宾馆。他知道王公、喇嘛都是墙头草，中俄哪边势大就往哪边倒，于是先玩了出瞒天过海的心理战。进城时每辆卡车载20名士兵，明晃晃的刺刀尽皆显露于外，拉开间距排成一条杀气腾腾的长龙，沿着店铺密集人烟稠密的街道穿城而过，缓缓驶入西郊的原中国驻军军营。进入营区后并不停车，又从后门开出去从野外绕到入城点，跟着队列重新走一趟。由于库伦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小城，当地居民从未见过这么长的车队，都挤在街边看热闹看花了眼，喇嘛兵更是吓得脚都软了。一个旅兜了几圈居然无人察觉其中的猫腻，城中纷纷传说来的国军足有五万人以上，对小徐将军更是敬若神明。

    气势上压住对手后，第二天开始谈判。若论唇枪舌剑小徐这辈子还没怕过谁，他从抵达库伦的第三天开始学蒙文，恶补两周后就可以不借助翻译，会谈时直接改用蒙语交流了。喇嘛们见此神乎其技，不由得暗自嘀咕，难不成这帅哥是转世灵童？

    当时海山已死，杭达多尔济为首的王公派倾向于重回祖国怀抱。失去沙俄的支持，主张蒙独的喇嘛派本就没了主心骨。古有诸葛亮恩威并施收伏南蛮，如今小诸葛有样学样，软硬兼施对喇嘛、王公两派又打又拉。徐树铮面见哲布尊丹巴时明确承诺，如愿意回归，则其活佛地位不变，库伦马照跑、经照念，一切维持现状。听小徐这么一说，活佛也佛了，顺水推舟“遂允撤（自）治”，只提了一个条件，不要让他“有失体面”。

    蒙独派闹腾得最凶的当属活佛执事、自治政府“总理”巴特玛多尔济。11月14日晚上，徐树铮左手胡萝卜右手大棒，登门造访巴特玛。徐先向巴特玛出示自己拟定的八项撤治条件，包括“繁荣黄教”、“增加人口”、“发展商业”、“发展畜牧业”、“开发矿藏”等等。对巴特玛“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承诺哲布尊丹巴死后由其掌权。见巴特玛仍在犹豫，徐树铮话风一转声色俱厉：“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

    巴特玛一听脚杆都软了，立即转变立场表态坚决拥护中央！11月17日，巴特玛多尔济领衔具名，自治政府各部总长次长联名副署的撤治请愿公文一式两份分别递交到都护使衙门和徐树铮手中，文中承认“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中国。。。迨至前清末年，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立之举。。。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当天下午徐树铮宣布在库伦成立西北筹边使公署，此行大功告成，小徐于21日启程返回北京。

    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正式接受外蒙撤治请求。

    上接1316楼：

    徐树铮征蒙不战而屈人之兵，自1876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来，四十年间中国守疆固土从未有过如此高光时刻。消息传回举国欢腾，就连皖系的头号敌人孙中山也盛赞小徐此功不亚于古之陈汤、班超：“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

    如果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那就是徐树铮强势的个性给这桩盛事留下一小截灰暗的尾巴。次年（1920年）1月13日，徐树铮再赴库伦，出席蒙古取消自治回归祖国盛典。仪式在库伦标志性建筑——“黄宫”举行。徐树铮在正殿门口布置了两排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壮声势，令哲布尊丹巴及其随从宫前下马，穿过“仪仗队”后不得从中门入宫，只能从边门步行进入，而小徐本人则堂而皇之鼓乐齐鸣从中门而入。而后所有人规规矩矩站好，向殿内正中陈设的大总统徐世昌像行三鞠躬礼，再从徐树铮手中接过金印、委任状。本应喜大普奔的回归仪式变味成气氛压抑的受降仪式，搞得一众喇嘛、王公很是不爽，但又敢怒不敢言。

    徐树铮的不世之功只维续了一年多时间。1921年3月，苏赫巴托尔、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拉着哲布尊丹巴活佛再次策动外蒙独立，从此一去不回。讽刺的是，与中国的宽容相比，急不可耐投入苏俄怀抱的哲布尊丹巴三年后暴死，其妻儿也被当作封建余孽诛杀殆尽。可能有人要问，小徐和他背后的中央政府发什么愣呢？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就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北洋，看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上接1325楼：

    五四运动虽然改变了历史进程，但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步履蹒跚，只能燃起一群书生的热血，左右政坛大势的依然是北洋赳赳武夫。对他们来说，没有大规模战事的1919年是在变数中布局的一年。政治斗争的特性是此消彼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这一年居然出现了直、皖、奉三系齐头并进的壮观景象，如同一座拳台挤上去三个选手，就看谁先被揍得鼻青脸肿掉下来了。于是成军二十年的北洋集团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后袁世凯时代第一次大洗牌的震荡。

    南方有直系吴秀才大出风头，在北方我们欣赏完皖系小诸葛的高光时刻，再请奉系的张胡子出来走两步。

    张作霖挟入关干政之威，于1918年9月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名正言顺加快了统一东北的步伐。1919年2月底，他重新恢复了关闭近四年的东三省讲武堂，更名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此举意味着奉军开始洗掉胡子部队的大大咧咧，走上正规化建军之路。

    张作霖最大的眼中钉是时任吉林督军孟恩远，孟虽实力不济，但却是小站第一批出来的老辈子，与直系关系颇铁。张作霖先是打人家的小报告，说孟恩远招兵买马为害地方，后又唆使吉林士绅向北京告状请求中央罢免之，但曹锟等直系督军联名力保孟恩远，使得张作霖动动嘴皮子就想吞下吉林的愿望落了空。

    张作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除了一张张状纸继续飞向北京，他还不惜放下面子，暂时与徐树铮重归于好，借皖系之力赶孟下台。这招确实管用，孟恩远与死去的陆建章是儿女亲家。小徐唯恐孟家女婿陆承武借岳丈之力为父报仇，遂于7月6日指使皖系政客、代国务总理龚心湛发出调职令，将孟恩远调回北京，由张的姻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张的六哥、奉军副总司令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

    我们知道，去年徐树铮因挪用军费被撵出奉军，一个月前又因拒设东北筹边使与张作霖结下新怨，如今却帮他搬开绊脚石孟恩远，助力奉系独占东三省一统关外，这波操作只能让人感慨小徐确实心大。

    上接1328楼：

    孟恩远岂肯轻易就范，他在吉林经营十年，统有北洋陆军第二十三师、吉林省军一师一混成旅共计六十个营，约三万兵力，被逼急了亦可与奉军一战。孟将吉军主力、外甥高士傧的第一师调至农安（今长春市农安县）布防，准备死守省城。

    俺是胡子俺怵谁？张作霖正被罗里吧嗦的红头文件弄得头大，动武那是求之不得，他边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边将孙烈臣的第二十七师开抵怀德（今四平市怀德县），吴俊升的第二十九师开抵农安，分南北两路对吉军形成夹攻之势。

    奉吉之战一触即发，但终究还是没能打起来。原因有二，一是张作霖收买了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诚明倒戈一击，二是日本人的介入。

    自民国成立以来，日本一直在东北寻找代言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故而支持张作霖“最为上策”。这一方针由前满铁总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提出，并经前任首相寺内正毅认可后成为日本干涉东北事务的原则，奉吉之争正是他们向张施以援手的机会。

    7月19日下午1时左右，日本南满铁路长春火车站巡视员船津藤太郎等人，强行进入宽城子二道沟（今长春市宽城区内）吉军兵营，要从警戒线内通过，因吉军士兵拦阻而发生口角。日本守备队副大队长住田中尉指挥全副武装的士兵30余人冲到现场火上浇油。吉军一营营长战福与之交涉，没说几句住田八嘎一声掏出枪来，其余鬼子兵立即举枪，吉军出于自卫开枪射击。枪响后双方各有增援，乒乒乓乓打了一个多小时。直至吉军第三旅旅长高俊峰、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人员闻讯赶到现场，事态方得以平息。这就是“宽城子事件”，事件中日本士兵死20人（一说16人），伤7人；吉军官兵死12人，伤14人。不得不说，和十二年后的某爱国将领相比，这些底层吉军士兵才是真正的东北爷们儿。

    事发后日本政府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中国军队一律撤出长春15公里。为息事宁人，徐世昌亲自签发命令将高士傧撤职，加上诚明投降奉军，孟恩远无奈之下，只得于7月28日打电话给张作霖表示屈服，向鲍贵卿交出了军队和督军职务。得意洋洋的张作霖也没有为难他，在奉天设宴为其压惊并礼送出山海关。

    至此张作霖完成了一统关外的大业，以东三省巡阅使兼东北边防总司令的身份登基“东北王”。他立即对奉军进行重新整编，编为奉天6个师、吉林4个师、黑龙江3个师。顺便把自己18岁的大儿子、乳名小六子的张学良弄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并在卫队旅当了个队长。

    张作霖埋头吭哧吭哧整治关外的同时，也不忘用眼角余光坐山观虎斗，看关内直、皖两家打得火热。

    后冯国璋时代的直系同样亟待整合，曹锟的硬实力较之“长江三督”并无多大优势，但谁让人家有个好兄弟吴佩孚呢！吴率一师三旅坐镇衡阳，南拒湘、桂军，西慑滇军，成为北洋最前线的一道屏障，赢得“南天柱石”的美誉。他善战而不好战，发出的和谈通电顺天应人。“反对借款、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的表态，又如同乱世中的一股清泉，博得举国上下一片彩声。

    五四运动时，吴秀才以一个山东老乡的身份通电全国，痛斥巴黎和会出卖青岛、出卖山东、出卖中国，坚决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表现得不象军阀倒象个振臂高呼的学生领袖。风头无两的个人魅力不亚于新招了几万人马、抢得一两个省的地盘。就连徐世昌都不得不摇头苦笑：“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

    曹锟在直隶也没闲着，他与吴佩孚南北一体遥相呼应，气势不减地向段祺瑞控制下乱七八糟的国会、内阁发难，使皖系受到的压力越发沉重。老段没有料到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直系接班人可比老冯难对付多了。

    话说冯国璋去世后，有一支部队顿时成了没了娘的孤儿甚是可怜，这就是当初冯带到北京的第十五师。徐树铮对这支前总统禁卫军采取了先打压后拉拢的策略，指使陆军部拖欠其军饷长达七个月之久，官兵们从天之骄子的御林军沦落到揭不开锅，就差去要饭了。曹锟自然想把老大的这笔遗产继承下来，无奈北京终究不是直隶，陆军部始终卡着部队不放手，直至官兵们闹着要哗变上大街开抢。

    这时老段和小徐假惺惺的站出来扮好人了，先向师长刘询支付了60万军饷，再承诺只要第十五师同意投靠皖系，他的职位不变，官兵待遇不变，还可以得到大量新式武器的补充。刘询心想给谁干不是当国军？总比部队解散了强，于是第十五师脱直入皖。段祺瑞又用类似的手法把原本中立的魏宗瀚第九师、李进才第十三师拉了过来。

    都是北洋一脉，凭啥你们跟他不跟我走?曹锟气冲斗牛自不待言，更危险的是第三师和三个主力混成旅都远在衡阳。皖系在京畿地区平空多出三个师，直系却只剩下两个混成旅和三个新招的补充旅，战战兢兢生存在皖系阴影之下，如果段祺瑞真有什么动作，曹三爷连护驾的人都找不齐。

    上接1350楼：

    与此同时，吴佩孚在衡阳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既要防范当面之敌桂军、湘军的明枪，又要提防背后结怨已深的两支皖军——第七师张敬尧部、安武军倪嗣冲部放暗箭，除此之外还有鲁军施从滨部、奉军张景惠部等态度模棱两可的“友军”环伺在侧。无论南北哪边有个风吹草动，直军便会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加上吴佩孚治军甚严，官兵们不扰民不打秋风，全靠北京发放的一点儿军费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段、徐时不时卡住这笔银子，雪上加霜的刁难穷秀才。

    在此背景下，曹锟和吴佩孚下定决心，直军主力一师三旅不能在湖南耗下去了，必须调回直隶老家，这也是南征官兵的共同心声。

    吴佩孚联合直军三个混成旅长萧耀南、王承斌、阎相文，多次向北京递交请求北归的报告，但段祺瑞怎敢让他们回来威胁自己?始终吱吱唔唔不置可否。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再次通过曹锟转交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电文言辞恳切，读来催人泪下：“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北望叩首，涕泣哀恳。”

    总理靳云鹏接到电报不敢作主，先向总统徐世昌请示，老徐没个准话儿。靳又请示“太上总统”段祺瑞，段更是装聋作哑，靳云鹏只好跟着装，给吴佩孚来了个不好意思没听清你说啥的冷处理。

    沉默本身就是理亏的表现，吴佩孚不可能陪着他们扮哑巴，紧接着又是一封明为请示实则质问的电报：“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恐设防线?”不等回复，吴先行将全军眷属700余人送回了直隶。

    北京政府不发话不拨款，直军回家的开拔费就得靠众筹。吴佩孚客客气气的找到滇、桂系控制的南方军政府，说兄弟我在衡阳叨扰多日，这就准备启程北归，无奈秀才囊中羞涩，不知诸君可否赞助一二路费?陆荣廷、唐继尧早就被家门口的这尊杀神折磨得寝食难安，闻言大喜，当即承诺接济开拔费六十万元，先付三十万，尾款三十万留待启程时付清。

    上接1378楼：

    段祺瑞见直系宁可撕破脸也要调回吴佩孚等部，决定强行阻止。直军回家只有穿过湘、鄂、豫三省北上这一条路。如在湖南动手，势必爆发北洋内战，逼反吴佩孚倒向南方阵营。湖北本就是直系王占元的地盘，这样只剩下河南是最佳拦截地了。

    时任河南督军赵倜乃是行伍中的老油条，他出身毅军，并非袁世凯的小站嫡系，在民初军阀中属于直皖不靠的那一类，因此未见得肯听段祺瑞的话。按说老段应和主人家好好商量借兵借地对付小吴，再许以事成之后的好处。可他懒得费那个口舌，直接一纸电令打算把赵倜撤了，换成心腹吴光新，并着手部署边防军入豫。

    赵倜大怒，我招谁惹谁啦?平白无故说撸就撸，这才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他拒绝让位，一面鼓动省议会抵制更换豫督，一面下令所辖宏威军沿京汉路布防。同时加入七省反皖联盟，于是七加一变成了八省联盟。

    直、奉的督军们必须力挺新同学，纷纷声援赵倜。最激动的莫过于吴秀才，大笔一挥写就一篇文采斐然的通电：“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和吴佩孚非亲非故，现在秀才却为他声援造势，老赵内心自然感激涕零，立即复电致谢，表示“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兄弟放心从河南省过境北上，看谁敢拦你！
    在直、奉巨大的压力下，徐世昌拒绝签署赵倜的免职令。段祺瑞竹篮打水，唯一的收获是白捡了个敌人。

    二十六、两个秀才的战争

    找不到地方拦截北返的直军，皖系先输一局。段祺瑞不得不于5月17日同意了吴的撤防请求。5月20日，吴佩孚率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撤离湘南，水陆兼程迅速北归。张敬尧的第七师不敢有实质性阻拦动作，只能以眼神在沿途防守。

    31日，吴佩孚顺利通过皖系控制的湘境抵达武汉。王占元为其接风洗尘，资助三个月军饷六十万元，并打开汉阳兵工厂给全军补充装备，官兵士气大振。吴随即发布北归通电：“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慝，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一俟军队运输告终，即日挥戈北指。”

    这肯定不是一篇工作汇报，而是公然对皖系示威的战书。6月9日，北归直军抵达郑州，赵倜热烈欢迎的同时也让段祺瑞吞下了轻视自己的苦果，他敞开豫境同意吴佩孚入驻布防，使得直系控制地域自大本营保定以降“北贯京幾，南扼武汉”，牢牢掌握了连通华北、华中的动脉—京汉路。

    与老段小徐的应对失当形成鲜明对比，吴佩孚落下的每一子都是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事布局，部署得恰到好处。第三师主力驻扎郑州，以骑兵团控制黄河大桥。直隶第一混成旅驻扎许昌，第二混成旅驻扎驻马店，第三混成旅分驻顺德府（今邢台市）、磁州（今磁县），另以一个步兵团驻扎新乡。京汉铁路沿线数百里内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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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京汉路控制权固然被动，好在皖系仍保有另一条通道——津浦路。我们来捋一捋此时双方的势力范围，在北洋控制的大半个中国内，直皖两系如同巨大的三明治，你一层我一层，层层交叠互相牵制。段祺瑞坐镇的北京虽被曹锟的直隶紧紧包围，但曹锟也不敢乱动，因为沿津浦路往南便是皖系连成一体的山东、安徽两省，分分钟可以威胁天津。

    可惜段祺瑞犯下一个错误，为酬谢原山东督军张怀芝支持南征之功，他于1919年1月11日将其调到北京出任参谋总长。继任者田中玉原本继续拥皖，但老段不知何故，看此人极不顺眼，却又将一省委之。有一次田督军入京拜谒段芝老，谈及山东防务，竟被一句“少说废话！你还懂得什么战略吗”呛了回来。

    话刚出口，老段可能自觉过于生硬，稍稍放缓语气补充了一句：“山东防务自有马良（边防军第二师师长）操心，你不必多问。”他不添这句还好，田中玉立即明白段祺瑞看重的是新贵马良而非自己，面不改色诺诺而退，从此多了个心眼儿，暗地里倒向直系。和河南一样，老段仅凭三言两语，又白捡了一个敌人尚不自知，而且丢掉的还是皖系的重要“票仓”。

    我们再往南看，直系的长江三督挤压着安徽的倪嗣冲。三明治到这还不算完，在长江三督的背后又是皖系的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湖南张敬尧四大督军。四人中李厚基、陈树藩隔得太远，一旦有事鞭长莫及，只能算作遥相呼应的外围势力。卢永祥上任不足一年，兵力单薄未成气候，对江苏李纯构不成实质性威胁。故而被段祺瑞寄于厚望的铁粉只有张敬尧。

    吴佩孚撤离湖南，张敬尧嘴上嚷着拦住拦住别让他跑了！内心却大大松了口气，巴不得这厮走得越远越好。陆荣廷、唐继尧暂时无力再开战端，张敬尧本可以舒舒服服的为段祺瑞守住湖南，在背后掣肘长江三督。然而湘军的谭延闿、赵恒惕却不给这位外来户面子。湘军克星吴佩孚刚走，恰逢湖南全省人民发起“驱张运动”（毛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出力甚多），谭、赵所部仅凭三千支步枪，向实际兵力已达四万的第七师发起猛攻。

    驻扎湘境的其余北洋军各部无意帮张敬尧挡子弹，坐视湘军接连收复衡阳、株洲、湘潭，直至攻下长沙。第七师毫无还手之力，如同过街耗子被一路撵出湖南。段祺瑞收到战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电质问张敬尧打的什么烂仗。这货跑路跑得气喘吁吁，边狂灌几口耗子尾汁定神，边辩解道并非末将无能，实在是对方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老同志！这好吗？这不好！“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还很委屈的补充了一句：“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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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湘督谭延闿旋即表态支持直系，连同悄然改变站队的鲁督田中玉等人，八省反皖联盟变成了十三省。由于三明治外层的浙江、福建、陕西无法发力，皖系控制的核心区域被压缩到北京和安徽。但老段、小徐并不着急上火，他们手上仍有两张牌，一是控制着中央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装备精良的边防军三个师、西北边防军五个混成旅已然成军，磨刀霍霍霜刃未试，直系如果想比划比划，尽管放马过来。

    6月22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召集十三省代表聚于保定，最后确定对皖系的和战之策。会上吴秀才慷慨陈词：“（无论）何党何派，不顾国家，以破坏大局为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愤，亦难压抑。”言毕满座掌声雷动，大家纷纷表示忍小徐很久了，清君侧正当其时！

    曹锟展现出用人不疑的最高境界，他把直军全部师、旅，包括自己卫队的指挥权一股脑儿塞给吴佩孚，砸锅卖铁所有家当都在这儿，贤弟就看你的啦！

    这种大条的心态连张作霖都很吃惊，开会间隙他找到曹锟摸底：“三哥，边防军兵力比你多，枪械比你好，一旦开战你有把握能打赢？”

    曹锟老老实实回答：“我没有把握，我信子玉，他说能打赢就能打赢。”

    听了这近乎白痴的回答，张作霖没有发笑，因为他知道曹三爷肯定不是白痴。想了一阵后说好吧，这局我跟着你信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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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柄不是按钮，段祺瑞也不是开电梯的，总摁着不放手，一趟趟的上上下下未免太不像话。在这方舞台上表演了足足九年，您的好友冯国璋已经下线，您老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歇歇了?尽管如此，曹、张等人顾及其声望，决定采取迂回策略，避开老段专攻小徐。

    6月23日，张作霖带着保定会议拟定的和谈条件，以中间人的身份入京面见段祺瑞调停。说是“中间人”，其实就是拉偏架的。所谓“调停”无异于最后通牒，重点有三条：解散安福俱乐部、裁撤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交陆军部统管。换句话说，矛头全部对准徐树铮，大有将其一撸到底的势头。

    想当年为了徐树铮，段祺瑞不惜与袁世凯顶着干，如今岂能受几个晚辈要挟？面沉似水听张作霖念完，老段拍案而起：“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徐树铮听说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张胡子居然如此不讲交情，我引你入关在先，帮你拿下吉林在后，可谓仁至义尽，现在却伙同曹锟、吴佩孚来算计老朋友！小徐越想越冒火，索性要做掉张作霖这个“和平使者”，遂以叙旧为由，请张过府赴宴，却因事不机密走漏风声，被张作霖的亲家靳云鹏察知。靳与徐此时已势同水火，正闹着辞去总理职务，打算脱离皖系，他赶紧通风报信，吓得张胡子连夜一溜烟逃回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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