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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古建筑到真实的历史漫谈[第11页] |
作者:铁马冰河陆川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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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学上,“伊朗人”并不专指或等同于“波斯人”,而是指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西伊朗人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中亚伊朗人的语言为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阿维斯陀语;使用阿维斯陀语的伊朗人后来沿着伊朗、阿富汗边界南迁,可称之为南伊朗人,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通常称其为拜火教、祆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早先仍留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雅利安人也属伊朗语族,被称为北伊朗人,主要有西徐亚人和塞人,西梅里亚人和马萨革泰人都与他们有关;约公元前1000年中期,进人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和田塞语、图木舒克语等。 虽然波斯人也自称是雅利安人,但其体貌和民俗习惯与东部伊朗族人差别很大,波斯人的很多文化特征也明显有别于东部伊朗人的特点,因为位置毗邻和交往频繁,波斯人身受来自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也称塞姆人)文化影响,更接近于闪米特人的文化特征。因此,波斯人在文化上兼有伊朗人和闪米特人的特色。 从语言上讲,东、西伊朗语族存在重大差别。波斯语从古波斯语开始至今,其元音音素只有a、e、o、aa、i、u六个,仅有几个复合元音,如au或ou等,实际的发音部位只有三个。古波斯(公元前550~前331年)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的西南方言。波斯语中的元音特征却与闪一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完全一致。波斯语与闪一含语系关系密切,波斯人与闪米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位置上的比邻而居和相互征服与掠夺使彼此间的语言、文化交往成为可能。 早在波斯帝国时期,波斯人就在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并进一步把楔形文字符号简化为36个字母(3个元音、33个辅音),后来又增加了几个表意符号。因此,古波斯文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字母文字。 现存最早的古波斯文是公元前7世纪的阿里阿拉姆涅斯金版铭文,最长的铭文则是记录大流士一世赫赫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文的使用范围很窄,仅在宫廷中用于发布国王的诏令和记载国家大事。 阿拉米语这个闪米特语,是波斯帝国的国际语言,埃及语、阿卡德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埃兰语同时也是帝国中央和行省交往时使用的语言。 公元前330年,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古波斯文也随之被弃用。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只在伊朗西部有所发现,在埃及、伊朗中部和东部都没有发现楔形文字的遗迹。 |
而东部伊朗语言,如阿维斯陀语,其元音音素十分丰富,与梵语、吐火罗语甚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元音相近。这种语言跟西伊朗语族语言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阿维斯陀语有很丰富的元音,而且它同时保存了颚音和咝音。部份语言学家认为是一种印欧语开始分化(即咝音化)的现象,可以看到原来古印欧语丰富的颚音已开始简化,并开始出现咝辅音。但亦有语言学家认为这其实表明东伊朗语族和西伊朗语族本来就是不同的语种,东、西伊朗语族语言的这一差别一直使古典语言学家们感到困惑。 在东部流行的阿维斯陀语是书写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陀》(也称《东方圣书》或《波斯古经》)的语言,因而得名,这种语言近似印度梵语。这也足以证明伊朗与古代印度在文化上有共同的渊源。 近代伊朗语为达里波斯语,达里波斯语在字母、语法和词汇上与阿拉伯语有着深厚而广泛的联系。关于达里波斯语的起源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西部说和东部说。 西部说主张该语言起源于伊朗西部法尔斯地区,阿拉伯人入侵后,伊朗萨珊王朝末代王室后裔,逃至霍拉桑建立萨曼王朝,融合东伊朗语言而成,在霍拉桑的宫廷即使用这种语言,因而称为达里波斯语。 东部说主张它就起源于东方霍拉桑地区。“达里”意为“宫廷的”。即使认为达里波斯语的故乡是西部法尔斯地区,但其文学创作则兴起于东部霍拉桑地区。在萨曼王朝时期再开始推广起来,达里语现代是伊朗、塔吉克斯坦的通用语,也是阿富汗的两种通用语之一。在历史上,达里语曾通行于中亚、西亚和印度北方等广大地区。在达里文采用阿拉伯文字母体系,有近60%的词汇来自阿拉伯语。元代中国把这种达里文称为“回回字”。元政府各级机构都设有“回回译史”等专职译写文书。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用语和经堂教育用语中有大量的达里波斯语语汇。 --(点评)插了一大段伊朗语和波斯语的介绍,大量的假说。问题来了,罗林森在印度和拜火教徒以及《阿维斯陀》学习的是阿维斯陀语,近似印度梵语。而所谓的古波斯语与闪一含语系关系密切,元音特征却与闪一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完全一致。古波斯文的使用范围很窄,仅在宫廷中用于发布国王的诏令和记载国家大事。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古波斯文也随之被弃用。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只在伊朗西部有所发现,在埃及、伊朗中部和东部都没有发现楔形文字的遗迹。这里的水好深啊。 --呃,老罗,您破译的到底是什么玩艺儿啊? --推测,所谓古波斯楔形文字,很可能是欧洲19世纪伪造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字母文字,呵呵,不这样编就没法去“破译”,但是发音的时间与族群差异又是欧洲的硬伤! |
既然扯到伊朗境内的伪造货色,那就继续扯伊朗。 从《列王纪》一书来认识“伊朗”这个概念。 这是一部关于伊朗民族的英雄史诗,由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年)写就。 《列王纪》长达60000双行,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在4000年以上,从开天辟地写到651年波斯帝国灭亡时止。简要叙述了波斯历史上50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并汇集了数千年来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 大致可以分为3部分: ①神话传说。其中最精彩的诗章是描写铁匠卡维领导人民起义、反抗暴君蛇王祖哈克的传说故事,塑造了众多英勇起义者的形象。 ②勇士故事。约占全书一半篇幅,是全书的精华。突出表现了民族英雄鲁斯坦姆光辉的一生,同时谴责了暴君的统治。 ③历史故事。描写了阿拉伯人入侵前萨珊王朝时期的历史事件。其中尤为生动地描写了皇帝巴赫拉姆·古尔的事迹,将领巴赫拉姆·楚平的叛乱及马兹达克起义的历史等。 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史书。其主要内容是伊朗自开天辟地以来至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主要故事发生在伊朗东部,对伊朗西部的高度文明如埃兰、米底、亚述等没有提及,但对萨珊王朝却有记载。 《列王纪》反映的是伊朗民族的神话和历史,主要是东伊朗人的神话和历史。反应的是东伊朗人们的民族情绪,而非波斯人。甚至把波斯人建立的萨珊波斯王朝想象成是东伊朗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儿建立的。“伊朗”的概念包括了“东伊朗”和“西伊朗”。 |
ShahnamehBaysonqori(巴伊松奎里版《列王纪》)是由由伊朗著名诗人阿布·卡西姆·菲尔多西(Abūal-QāsimFirdawsī,940–1020年)编撰的《列王纪》的副本。 《列王纪》在波斯语世界的地位与荷马史诗在西方的地位相当。 这本书以诗歌形式讲述了古代波斯的神话历史故事和伊朗历史上著名英雄和人物的故事,从洪荒的神话时代开始,一直讲到7世纪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亚兹得格尔德三世(YazdgerdIII)统治时期。 这些故事的原型来自早期的历史著作,但夹杂了小说和神话。 巴伊松奎里版《列王纪》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两部古代伊朗手稿中的一部。其原稿共700页,被作为无价之宝保存在德黑兰的古列斯坦宫廷图书馆中。 本手稿包含22幅精美微型图,由数名艺术家以帖木儿(Teymurid)学院风格绘制而成。文字内容由著名书法家贾法尔·巴伊松奎里(Ja'farBaysonqori)在1430年书写而成,堪称伊朗帖木儿时代图书制作艺术的杰出典范。 --(点评)质疑欧洲伪造古史就是要综合考虑,看看伊朗史诗,应该是用中国纸抄录的,但没有埃兰、米底、亚述等,后者在旧约里倒是有不少,当然不能指望欧洲当年拿这本书来考古的哦。 最后,这是15世纪的抄录本,距离原作时间是400多年。 |
德国总理,1934年8月2日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后自称为元首。他在德国鼓吹“雅利安人优越论”。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外交官深受这一论调的影响,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国名应从“波斯”改为“伊朗”。礼萨·汗国王(1921—1941年掌握伊朗的实际政权,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接受这一建议,在1934年的年终向国际社会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国家的正式名称由“波斯”改称“伊朗”。国名改动不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显示了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们的内心梦想和感情。从此,“伊朗”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伊朗”也成为一个国族概念。 --(点评)德国在构建赫梯和波斯等古代历史体系上有着政治需要,神圣罗马帝国哦。巴列维王朝在欧洲专家的指点下,对所谓古代遗址的修复或是重建也是不遗余力的,和萨达姆之流东西辉映,呵呵。 |
网络八卦,俺的喜好。考古老师傅也有新世纪的春天。搬一块砖开胃则个。以下评论不针对个人,故隐去原名。 欧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擅长新石器至商周秦汉考古,著述颇多,时尚达人。年退休任学院考古学教授。年被省政府特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年任师大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以下引自该作者,新闻里也叫欧教授的宗谱考证文章《欧冶子与钢铁龙泉宝剑——兼论平阳欧氏源流》: 人工冶铁术是四千多年前古赫梯人的发明创造。他们把人工炼铁运用在青铜宝剑的刃锋,作为礼品进贡给古罗马人。 古罗马皇帝要求赫梯工匠为罗马军队铸造铁锋铜兵器,被赫梯人拒绝。罗马皇帝干脆派兵灭掉赫梯国,把工匠掠为己用,从而提高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称霸一时。 泰国北部清迈发现三千多年前的炼铁遗址,说明古罗马的人工炼铁术向东传到了泰国。 1996年,我作为考古领队,连续三年在福州新店古城进行考古发掘(见《考古》2001年3期)发现了战国晚期城墙和一处战国晚期炼铁炉遗址,出土的炉底座石被烧裂成三块,还有烧结的炉膛、陶管,以及大量的铁渣块。这是中国最早的人工炼铁炉,说明泰国清迈的人工炼铁术最早传到中国南方的闽越国。 因此,闽越王无诸帮助刘邦打项羽时战斗力很强,“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初诸侯国中,只有闽越国国都称冶,说明闽越国首先掌握了先进的人工冶铁术。 --(点评)按《中国历史学年鉴》2000年刊载文《福州新店发现战国冶铁遗址和汉初城墙》内容:福州新店古城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又有两项重大收获,一是在闽越王无诸战国晚期修筑的冶城南约500米处发现战国晚期冶铁遗址;二是发现汉初西城墙长达1030米。汉初文化层下约4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一批冶铁炉底石座、炉膛、陶范、铁渣等残块,还有铁水浇铸管道残迹。 --也就是说,这是一处比河南战国中期的生铁高炉晚一些的生铁高炉,和所谓欧洲的块炼铁碗式炉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注意,陶范,铁水浇铸管道等。 --这位“北大考古人”年过古稀,也算是在考古领域颇有建树的,还是时尚达人,对于冶金考古和欧洲伪史的那些所谓文献古籍中的基本概念,呵呵。 --按俺前引日本专家参与的新近检测成果,所谓4500年前的赫梯铁匕首是陨铁。 --按欧洲伪史,罗马建城是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帝制是要到屋大维,奥古斯都大帝,距今只有2000年。赫梯帝国灭亡是在公元前12世纪。这个族群被彻底灭亡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帝国时代。罗马帝国势力占据小亚细亚也是在帝国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原文的说法不知道是这位耆老从哪一部历史专著或是考古论文中引述的。 |
--泰国清迈遗址的冶铁按原文是公元前1200年,即前13世纪,就算是,也是赫梯技术,古罗马在哪儿呢?何况按欧洲专家论著,这赫梯冶铁技术是赫梯灭亡以后才外传的,前12世纪。 --另外,即使是泰国东北部班清(BanQiang)遗址等东南亚冶铜遗址的技术来源,按去年冶金考古专业会议的论辩情况,在东南亚冶铜技术的中华西北来源或是中原来源上仍在争执,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还是2000年,焦点就是相关遗址的测年数据问题。 --冶铁?按最新的考古论文,东南亚冶铁技术和水稻栽培技术均来自于中华西南区域,泰国比广西要晚。早期的东南亚农业遗址是在丘陵高地上种植的,粟,就是小米,原产于中原西北区域。 --“泰国清迈的人工炼铁术最早传到中国南方的闽越国”,呵呵。 --注意,不是什么清迈遗址,这是泰国北部城市。班清遗址在泰国东北部高原区域。碗式炉块炼铁技术传播到福建,能够变成生铁冶炼高炉工艺,还比中原的工艺要晚,这个最早的啥啥,佩服之至。 |
--另外,按历史大家孙机前辈的意见,西方人认为秦兵马俑是受到希腊雕塑师的指导,那时候谁见过希腊雕塑师?一个伦敦大学的说中国人虽然没见过,但是中国人听说过,旅行者用夸大的语言把美妙的工艺说出来。 --先进技术可以吹的。欧洲伪史也是一样,从所谓希某的伪史故事到阴国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吹就一个字,瞎编是两个字。 美国学者胡博认为,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青铜爵很可能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伊朗沙赫达德遗址出土的红铜制作的上部带流、尾的“爵形器”,很可能是二里头铜爵的原型之一,这种“爵形器”在中亚的土库曼斯坦等地也有出土。 著名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孙机先生的演讲,主题是“研究文化交流要实事求是,有根据有证据”。孙老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都是业者必备的工具书: 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带流器,“从形状上来说,跟爵也不像,没有腿,前面的流也不是那种细长的流,而且我们的爵是青铜的,它这个是红铜的,我们的爵是铸造的,它那个是锤叠的,打出来的,打出来的那个红铜的跟这个爵的形状也不像,八竿子打不着的玩意儿,竟然说它是我们中国的爵的祖型,而且在我们现在不止一本书上引用,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值得深思。你别深思,越深思越不像。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是不靠谱的。文化交流是好事,你得是那么一回事,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不行,不是制造混乱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过西罗马的文物,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明显说中国和西罗马直接打过交道。但是有些人不甘心这一点,总觉得中国跟罗马应该有点事。 《参考消息》还登着说西方人认为秦的兵马俑是受到希腊雕塑师的指导,那时候谁见过希腊雕塑师?后来有一个前伦敦大学的人说中国人虽然没见过,但是中国人听说过,旅行者用夸大的语言把美妙的工艺说出来。中国文化怎么可能脱离载体凌空而至呢? |
别说是克石了,木作也是需要利器工具的。 河姆渡遗址还是去过几次的,看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如何加工木材: 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从朝向看,座东北,朝西南,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貌似对采光、通风、采暖、避寒都不利,这种特殊朝向选择需要对干栏式建筑本身特点进行探讨。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均未有完整的建筑遗迹出现,因为从建筑技术和材料看,干栏式建筑非常容易倒塌,云南傣族同类建筑使用最长年限为15年。 由于砍伐、加工上的困难,估计倒坍后的建筑构件又被用于建新屋的材料,只有入土的木桩较多留存下来。 推测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 干栏式建筑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 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 --(点评)俺常住的小区房子也是这个走向,冬季主卧的阳光可以照在大橱上。夏季只到床上。 |
干栏式建筑凌空地坪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地面的处理工作,放火烧荒后就可以建房,而且满足了居宅防潮抗洪的实际需要,也解决了南方气温较高而需降温、通风问题。 但由此带来的建筑困难也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 建筑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尤为重要。 河姆渡遗址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方桩体积较大,一般截面为15×18厘米,入地深度也比圆桩要深50~100厘米,可起承重桩的作用。其分布一般间隔距离1.3米~1.5米。圆桩的数量很多,直径大小变化也较多。板桩数量少,布置较密。 通过对第四文化层桩木底部的取样调查所知,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可知是用打入法处理的。 桩础完成后,接下去架设地梁,方桩上端面凿有凹槽用于拼接地梁,有的圆木上端原来留有叉子,也可以用来承托地梁或屋梁,关键性的构件如中柱、转角柱,凿有穿孔卯口和互成直角的卯口,辅以绑扎作进一步固定。 地板铺放在地梁之上,多数未经固定,这样便于原始居民通过活动地板向下倾倒垃圾。 基座开始是平稳的,但因土质松软,有些部位会沉降。这时先民把准备的圆木甚至地板往地梁下作桩木支撑,日复一日形成基础部分桩木林立的结果。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榫卯发明以后,特别是带梢钉孔榫应用以后,加强了梁柱的连接,凌空的干栏式建筑才能稳稳立住。可以说没有榫卯木作技术就不会有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在建筑上部的空间用柱和梁做成构架,来承托树木枝干结成的方格网状檩架的屋面,然后铺设茅草或树皮完成屋顶防雨遮阳的工程。这种以梁柱为主的构架结构技术是建筑技术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奠定了统木构古建筑的基础。 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 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干。 已故的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指出,干栏式建筑促成了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提高地板(居住面),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 --(点评)“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河姆渡一、二期就有燧石器。 --新石器时代的工程,结合俺前述燧石、黑曜石工具与玉石加工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其他文化群落,木作技术水平不外如此,仍然需要“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遑论石作了。 |
从建筑本行再到工具问题,俺不算越界啊: 河姆渡文化中留存了大量的孔加工实物和工具,如有最古老的用于孔加工的石钻,各类装饰物、纺轮、骨针及刀斧类工具上加工光整的圆孔,运用最古老的榫卯技术制作的“干栏式”木结构房子木柱上的方孔等。 石钻是由绳索来驱动的,这可从钻具上的圆周凹槽来判定,其原理是史前弓形钻和数千年来中国木工一直在使用的钻具的前身。 河姆渡人所用的石钻用来加工硬度低于石材硬度的骨、角、象牙和木材; 可从石质制品上圆孔的切削纹理及出土的相关半成品等实物,判断出当时还采用圆木棒或竹管加砂蘸水研钻的工艺,来加工石纺轮、石刀、石斧等工具上的圆孔,圆木棒相当于现代的实芯钻,而天然的竹管或兽骨就是管钻(注:模拟试验数据表明,骨钻的性能满足加工要求。),实芯钻孔时切削阻力较大,一般用于加工较薄的部位或尺寸较小的孔; 石器钻孔技术的细节见于玦、璜、管、珠等人体装饰品以及石纺轮和石鸟形器上,从出土实物中的璜、鸟形器及一些断残后加以连缀的玉石玦,均可以看到或垂直或成一定角度的两面对钻穿孔,圆孔皆为口大里小的喇叭形,孔壁斜直,常见螺旋纹,孔径较大,大多为0.2~0.3厘米。 但是对于玦、珠、管和石纺轮中间的圆孔,基本上不采用石钻头钻孔,这可从发现的许多经过初步磨砺的扁平圆饼状和圆柱状的莹石半成品看出,这些莹石半成品中不少器物表面有大小、深浅各异的未钻透圆孔,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孔壁光滑,不见螺旋纹,底部皆呈较圆滑的环状底。这些未钻透圆孔表明不是坚硬的石钻头钻成的,也不可能是管钻钻成,而是使用了较为圆钝的钻孔工具,同时出的许多长25-40厘米的硬木小木棒可能就是用来钻玉石器上的环状浅孔的。 空心的竹管由于工作接触面小,减小了钻孔过程的切削阻力,加快了钻孔的速度,管钻技术可从塔山九层下墓地发现的6件玉玦看出,玦环的内外沿皆呈规整的圆形,器形较大的玉玦圆孔内沿和器形较小的玉玦内外沿都有用管钻技术加工的,其中有管钻的第一环加工的玉玦,也有用管钻留下的“石芯”再加工成的玉玦。玉玦、玉璜证明了河姆渡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崇尚玉器传统的源头之一。 --(点评)相关玉石器件的共同特征就是多保留天然主形,个体较小。这也是俺一直强调的问题,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的工具与工艺限制,考古与历史的结合还是需要唯物主义思考的。 --欧洲所谓的古代石作工艺路线,特别是所谓古埃及的古王朝时期金字塔的石材采掘、下料的路线(注:所谓古埃及同期青铜工具可靠的出土证据极少,从乌尔到图坦卡蒙墓,基本上是金银财宝。),对比中华青铜时代的石材加工(注:商周同期青铜工具大量出土证据,妇好墓虽然是礼器、兵器为主,仍有青铜工具锛、凿、刀、铲等44件,石器不算。)。 顺便提一下,欧洲编造的一整套历史体系在断代和工具上都是漏洞百出的。 伪造和篡改不仅在中东有外来势力的影响,其它地方亦然。 |
--还是要继续吐槽图坦卡蒙墓: 墓室中发现了质料和手工均属上乘的麻织围巾,墓室内的上百双鞋,有用皮做的,用木头做的,也有用柳条编的,甚至还有用黄金做的; 墓中藏有30多种品牌的酒,其中有一种是图坦卡门牌葡萄酒,上面还标有年份、葡萄产地和制造商,做法堪比近代法国酒庄的出品。 --这比美国19世纪初的国家档案保管库厉害多得多了。葡萄酒的桥段也是令人怀疑的。 --不怀好意地推断,所谓古埃及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很可能就是一场无耻的恶意伪造,卡特便是执行者,卡纳冯伯爵之死也并非法老的诅咒。 图坦卡蒙墓中有一个个人小型急救箱,里面除了一些急救药品外,还有绷带跟类似骨折时用的吊带。 据卡特估算,图坦卡蒙的墓中大约有350公升的珍贵油品,大多存放在一些石头瓶里,其中两个瓶上还留有古代盗墓者的指纹。 墓中发现的大批衣物,衣物旁还有一个依他体型而作成的木型模特儿。 另外还发现了图坦卡门洗礼时用的围巾,质料好手工又细,现代纺织专家推估,用手工作这条围巾,要每天工作11小时,连续工作9个月。 “图坦卡门牌葡萄酒”上面的标识不是给品酒者参考用的,主要是方便政府进行徵税。 --呵呵。 --一家之言,闲聊放松。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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