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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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7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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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州的式微——镇筸的崛起和湖南的诞生

    历代朝廷原来对腊尔山苗疆的控制一开始主要是通过几百里远的辰州进行的。宋代开始，离苗疆更近的沅州通过驻扎总兵，设立偏沅巡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明代来说通过修建“二十四堡”、“十三哨”和“苗疆边墙”，腊尔山苗疆的疆域被一步步被压缩，辰州、沅州离苗疆边界变远，镇筸城作为军事重镇和苗疆咽喉的作用凸显了出来。


    镇筸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陌生，但是提起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对镇筸就是凤凰。

    镇筸城虽有武水支流沱江绕城而过，但因下游狗爬岩阻隔，无水运舟揖之利，城址平地狭小，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平坝型山城。但该城雄踞楚边，位处苗疆“营制星罗，扼各路之咽喉”，有扼守镇服的作用。经过历代土司的经营有立城建置的基础。城西北腊尔山台地，是待开辟的“生苗区’。明、清两代为防苗患，修筑了苗疆边墙，并沿边设置许多营哨、碉、卡，驻有重兵。由于镇筸城位居边墙内侧的中段，东北可通乾州，西南可入川黔，东南可经石羊哨达于辰州、沅州，既可策应西南和东北沿边军事，又有东南辰州和沅州作为稳定的后方。由辰州至石羊哨有水路可通，输兵运粮，使给养有保障，加之，南依南华山，北濒沱江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军事行动和立城征苗的最佳选址。


    偏桥（施秉）、沅州（芷江）、镇筸（凤凰）与驿道位置图，镇筸离驿道更远而深入腊尔山苗疆，偏桥和沅州都在驿道线上

    @江湖武松 2017-08-26 19:18:54
    一个厅比现在市的地界大多了。
    -----------------------------
    没呀，凤凰厅就是现在的凤凰县；乾州厅就是现在的吉首市；永绥厅就是现在的花垣县，松桃厅就是现在的贵州松桃县。一个厅的面积就现在一个县。

    我们可以看到镇筸作为苗疆的军事重镇在一步步形成。
    第一步由于沅州总兵离苗疆前沿太远不便调度，为了军事开边和加强苗防。于康熙三十九年，将总兵移驻凤凰，设镇筸镇。
    总兵始设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其统辖兵士、编制定员、位阶皆无一定，通常为公侯或地方都督兼任。明朝末年，总兵是明朝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清代总兵为绿营兵正，官阶正二品，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总镇”，其直接统辖的绿营兵称“镇标”，视驻地，统辖兵员多寡相差甚多，大约于一万五千名至数百名之间。

    随着清初朝廷在苗疆的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任湖广总督郭琇上疏，请求加强对弹压辰州西南一带苗疆的镇溪协的军事力量，将沅州镇与镇筸协军事布防进行对调。
    郭琇上疏系统地阐述了对调的理由：
    首先是镇筸位置的重要性：辰州西南一带，乃楚、黔、蜀万山之交，悬岩深涧，鸟道羊肠，苗倚等为寨，盖数百处。内巢生苗，性更悍顽，接壤汉土边民，频遭攘窃。惟藉镇筸一协兵威弹压。其地上接贵州铜仁协，下抵泸溪，地广五百余里，险隘四十余处。
    郭琇还对明代和当时清政府在在苗疆的兵力做了一个对比：明时沿边筑土墙三百八十里，分守官军七千八百人，边民犹受其患。我朝定鼎以来，设协领兵一千六百名。康熙二十三年，裁去五百名，仅存一千一百名。副将驻扎五寨司城，居中调度。守备驻防乾州，分防麻阳县镇溪所，大小汛塘八十余处。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以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调，未便使其永远抚管。
    他还谈到了防苗形势的严峻。二十四年，补丁等寨狡苗出没进讨，半载始就抚。数年来，苗生日繁，自上年十二月内扰，现调官兵剿抚百余寨。尚有盘踞最险之天星寨，在万山中，壁立数百丈，仅有一路可登，为诸苗积粮险要，弱则稽首请命，强则率众跳梁。兴师问罪，则窜匿深等，奏凯初旋，则仍思跋危。盖彼恃岩穴等恫，不须裹粮而行。我则师行粮从，支给浩繁，纵能加威，而百姓扰累，不可胜言。
    最后他提出了建议：臣会同抚臣提臣筹酌，莫若移镇防堵。今沅州镇标额兵一千九百五十名，存城兵一千三百名。沅州系黔、楚孔道，承平日久，不必重兵弹压。请将沅镇总兵张大受撤，带本标将一千一百名移驻镇筸。即将镇筸副将亦撤，带标员移驻沅州，统领所存兵九百五十名，酌分防汛。并以辰州将弁及永、保二土司统归镇筸总兵辖，庶军威壮而顽苗不敢肆行狂悖。总兵任大责重，平日约束必严，设遇警急，调集所辖卉兵，亦无彼此歧视，是一转间，而边地生民可以安居乐业矣。奉旨允行，改镇筸协为镇，以沅州镇总兵移驻。”
    这一请求得到康熙帝的准允，是年，郭琇奉旨改镇筸协为镇，以沅州镇总兵移驻。镇筸总兵官统辖内外玖营。除镇筸总兵营外，下辖八营（中左右前后、晃州、绥安、长安）、三协（沅州、靖州、绥宁）。苗疆军事重镇完成了从沅州到镇筸的转移。

    @布道者2016 2017-08-26 23:45:17
    希望能看到楼主写写苗疆的巫蛊和赶尸。
    蛊和赶尸是天涯莲蓬鬼话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特别想听听一个学者如楼主对这两个话题的认识！
    非常期待，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这个好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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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出现在这里就不足为奇了。
    本书会在清代沅水河谷信仰部分介绍辰州符，在民国部分花一章介绍放蛊、落洞、赶尸、神兵、杠仙，甚至九头鸟，当然是从史料和传说考证的角度，尽量不神话，这可能和玄幻有一定的距离。
    谢谢你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原来在土司和辰州之间管辖不清的镇筸，现在被“并以辰州将弁及永、保二土司统归镇筸总兵辖”，职责清晰了。”
十年后，偏沅巡抚赵申乔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筸有镇苗、筸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筸苗即红苗，向系筸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筸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也许就是这道奏疏，导致了康熙四十二年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第二步是康熙四十三年移辰沅永靖道驻镇筸。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湖南巡抚赵申乔题奏移辰沅靖道于五寨司城”，取镇溪，筸子坪两地名的头一个字命名为镇筸镇总兵官，五寨司城也就易名为镇筸城。辰沅靖道移驻镇筸城后俗称为镇筸道。
    同时设通判一员驻风凰营（今黄丝桥）。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五寨长官司土司田宏天横行不法，被参革不准袭替。钱粮、学校归凤凰营通判经理。康熙四十八年移通判驻扎镇筸城，升为凤凰厅，隶属辰州府。通过这一连串动作，实际上将当地早已形同虚设的五寨长官司和筸子坪长官司裁撤。
    从此镇筸镇驻有镇臣(总兵)，道员和同知等文武大员。因辰沅永靖兵备道的设置，在清代以道统府，以府辖县(厅)的行政体系中，凤凰成为沅水流域级别最高的衙门，从而确立了镇筸腊尔山苗疆统治中心的地位，治理中心设置在近居苗疆边塞，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在沅水流域的开边，已经达到了极限。
    雍正七年（1729年）改为辰沅永靖兵备道，又称“镇筸道”，成为清朝86兵备道之一，当时湖南设有三道，即湘北道、衡阳道和镇筸道，湘北和衡阳两道都只有文职，唯镇筸属兵备道，常驻二品大员，文武兼管。镇筸兵备道是镇压“镇苗”和“筸苗”的清军大本营。它广领辰州、沅州、永顺、靖州四府，直辖凤凰、乾州、永绥三厅。除兵备道员外，朝廷还派总兵(旗人，武二品)、副将(旗人，武从二品)、参将(旗人，武三品)、游击(有旗人，也有汉人充当的绿营兵将，系武从三品)、都司(多为绿营汉人，武四品)、守备(多为绿营，武五品)以及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高、中、下三级将领分镇苗区城乡各地。当时的驻军(包括旗兵、绿营兵和乡勇)总数在一万人以上。

    大批官宦、兵弁和商人也是在这时进居镇筸城，除大批官员和幕僚及其家眷随居此城外，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兵长期驻守的生活所需，吸引了大批商人来此经营，据《凤凰厅志》载，清代镇筸城驻军的军费开支，每年需银九十五万三千多两，如此庞大的开支，吸引很多的江西、安徽和江浙一带的商人来凤凰经营，为此因军事因素带动商业的互动流通，使凤凰一时成为万家聚落，声名远播的边防重镇。
    镇筸石城周长四里七，开东西南北四门，上有炮楼十座。城内常驻总兵统辖的“镇标兵（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边防军）”三千余名，兵备道员辖的屯防兵三千余名，合计约共七千名。此外，城南观景山、城西冷风坳、城东凉亭坳、城北擂草坡等地，都有塘汛，分驻重兵把守。而镇筸前后左右分别有凤凰营（今凤凰黄丝桥）、岩门营（今麻阳岩门镇）、得胜营（今凤凰吉信镇）、晒金塘营四营护卫，镇筸城自为中营。镇筸城又有沱江掩护，苗疆边墙联通南北，沿途哨所相接，碉卡林立“遇有声息，数百里拆声相闻。
    辰沅永靖道存续于1479年至1911年，中间只间断三年，历时429年跨明清两朝，其中无兵备衔65年,冠兵备道衔达364年，加按察使衔(俗称臬台)达113年之久，其中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驻镇筸后共存在207年，后来史料甚至把辰沅永靖道称镇筸道。

随着沅州总兵和辰沅永靖道移驻凤凰，设镇筸镇，沅州的地位开始衰落，原因如湖广总督郭琇所说：“沅州系黔、楚孔道，承平日久，不必重兵弹压”。由于清朝廷对苗疆的弹压，苗疆中心区已经远离沅州。
镇苗的中心已经转移的镇筸，偏沅巡抚也没有继续在沅州存在下去的理由。

    清朝建立后，承袭了明朝中叶以来已经制度化了的地方督抚制度，偏沅巡抚亦予保留。清军南下入湘的前一年，即顺治二年七月初十(1645年8月30日)，朝廷即“以高斗光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偏沅”，仍驻节沅州。时湖南北均属湖广行省，偏沅巡抚、湖广巡抚并立。
    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四月初一日(4月26日)，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闰六月十二日((8月2日)，命偏沅巡抚自沅州移驻长沙，事在周召南任内。
    在清康熙朝，偏沅巡抚的任免往往还是与防红苗、保驿道有关。

如金玺降调，缘其隐惹红苗抢掠之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703年5月27日):“吏部、兵部会议吏部侍郎傅继祖等往湖南察审红苗抢掠一案，地方官隐匿不报是实，应将总督郭诱、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官雷如俱革职。”得旨:“总督郭诱、提督林本植着革职，巡抚金玺着降四级调用，总兵官雷如着革职留任效力。”
而赵申乔的上任和离任也事关镇筸红苗。赵申乔原任浙江巡抚，朝廷获知“镇筸红苗肆行掳杀，地方官不究不报”这一情况后，命其与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工部右侍郎甘国枢“驰驿前往湖南，详察具奏”，遂调任偏沅巡抚。其离职系因与湖广提督俞益模“互相参劫，有乖大体。巡抚有疆陲之责，提督有弹压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误地方，着俱离任候审”。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六日(1710年2月4日)奉旨离任候审后，“偏沅巡抚印务着差往审事侍郎王度昭署理”.

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成历史陈迹。
偏沅巡抚自明朝后期设立，清初承袭，历经两朝。清代湖南巡抚虽由偏沅巡抚改名而来，但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偏沅巡抚与湖广巡抚是并立的，康熙三年湖广行政区划调整后，才与后来的湖南巡抚辖境相一致。偏沅巡抚始于明朝万历年二十八年(1600)，清顺治二年承袭，于清雍正二年(1724)终结，前后断断续存在了124年。其辖境经历了由不固定的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到清康熙初固定为七府二州的变化。其驻节之地，先是在偏桥、沅州两轮流驻扎，后移驻到长沙。从设置情况来看，经历了由临时性差遣到常设再到定设的过程。其职能则由主要主持防剿之事向全省最高军政长官转变。偏沅巡抚在清代存续的情况与湖南建省的经过几乎重合，其变化与湖南建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驻偏沅到移驻长沙并改名，无疑是湖广最终分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

虽然偏沅巡抚的设立，是湖南建省的开始，但是真正引燃湖南脱离湖广省的导火索确是湖南科举的单独开考，即所谓两湖南北分闱。
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取士，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作为科举大省的湖广省解额和增广额均较多，取中人数也相对较多，从顺治三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7年间，湖广共开科26次，录取举人2204名。然而，来自湖南的考生中式者仅有440名，平均每科16.9名，即便是湖南录取人数最多的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也仅为湖广省中举数的三分之一。湖北和湖南在乡试录取人数上的悬殊差异，引起湖南士子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请求在湖南建立贡院，单独举行乡试。桂阳举人郭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向朝廷上《呈请南北分闱文》，极力呼吁两湖南北分闱。

    以郭远为代表的湖南士子认为本省考生之所以在湖广乡试中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郭远在呈文中说:“湖南湖北之科举中试，其难易、多寡至于如此悬殊者，故非其人其才为之，实其地其势为之也。”“其地其势”即是指湖南考生前往湖北武昌应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需要横渡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加之考生前往武昌的时间为六七月间，经常会遇到狂风暴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盖湖南隔阻洞庭，洞庭之波八百余里，南士赴武昌乡试，有远至二三千里不等者。扁舟一叶，常以六月间起程，而长途迁延，加以大湖风阻，或相守至十日半月不能移舟。比至省城，试期已过，每科多有……数千里裹粮而来，至不得一望见棘闺竟去，辛苦凄凉，谁可告诉?又有冒险赴期，风波不测，为南士之所极不忍言者乎!”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很多湖南考生无法按时到达武昌贡院，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湖南考生延误情况有明确记载:“其余初九早始到，如长沙属生员尹有孚等四十二人，衡州属生员赵居敬等九十三人，常德属生员唐待征等三十一人，宝庆属生员刘应奎等七十八人，永州属生员唐若愚等八十七人，郴州属生员朱大澎等九十六人，皆以弃舟奔赶。不及场期者，合计尚得四百二十七人。”即便能赶到武汉，考生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准备，只能匆忙入场应试。郴州生员杨遂等25人于八月初八日才赶到武昌，已经错过按时点名入场，好在得到湖北官员给予特殊关照，才能进场应试。
    赴武昌应试不仅行途艰辛，甚至于冒生命危险，而且中式希望渺茫，这让很多湖南士子望而却步，应试人数明显偏少。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应试和录取的举人数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湖南、湖北通过科试录取参加湖广乡试的名额均为3000名，但湖北在科试之外，还通过录遗、大收等方式选拔6000多名生员参加乡试。这样，在每次湖广乡试的万余名考生中，湖南考生仅仅只有2000余名，湖北考生则超过8000名。两湖录取人数更是悬殊，湖北中举者高达67名，而湖南仅仅只15名。湖南应试考生人数逐渐下降，使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湖南沦为科举的落后地区，“南士相戒以科举为畏途，草门寒士资斧艰难，至有终身不窥场屋。近科以来，赴闺者视从前又加少矣。及今不为早计，将来日益凋落，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则是朝廷今日之加恩广额，以湖北为近水楼台，而湖南终不免向隅之磋若也”。
    清朝康熙年间担任河道总督的长沙府湘潭人陈鹏年于1691年在武昌考取进士，在回忆赴武昌考试时，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他们认为湖南已经具备分闱的制度条件就是康熙三年三月，清廷对湖广省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偏沅巡抚为湖南地区的行政长官，意味着湖南作为一个行政相对独立的区域已经实际存在了。
    郭远在《呈请南北分闱文》陈述的主要观点成为后来湖南官方向朝廷请求南北分闱的基本内容。
    士子们长期不懈的呼吁逐渐引起了偏沅巡抚的重视。康熙四十四年巡抚赵申乔、五十一年巡抚潘宗洛以洞庭险远，叠请分闱。五十五年巡抚李发甲三疏题请,请求分闱。

赵申乔为第一位提出两湖南北分闱的偏沅巡抚。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已经担任偏沅巡抚3年之久的赵申乔“题请分闱分额”。他提出两湖分卷录取的要求。接着提出两湖南北分闱的巡抚是赵申乔的继任者潘宗洛。因曾任湖广学政，潘宗洛对湖南科举状况极为熟悉。他于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上奏清廷，请求两湖南北分闱，与郭远、赵申乔一样，潘宗洛也认为洞庭湖是湖南士子应试的最大障碍:“因中隔洞庭，致有南北之分，每遇乡试之时，正值秋水汪洋之候，贫士拮据资斧，行至湖滨，一遇风涛险阻，守候误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场期迫，念切功名，扬帆冒险，瞬息而遭覆溺者，往往有之。以致多士畏虑，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每科中式举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潘宗洛请求清廷两湖南北分闱分额，在长沙设立湖南贡院，独立举行乡试。
与赵申乔请求分额的奏疏一样，他的奏请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结果是“俱经部驳，未蒙俞允”。然而，湖南士子和巡抚对于分闱的请求并未就此停止，潘宗洛的继任者李发甲则更加强烈。

李发甲是云南河阳人，康熙二十三年举人。五十二年九月，李发甲由福建布政使升偏沅巡抚，五十五年八月，李发甲第一次上奏折，请求两湖南北分闱。李发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洞庭湖的危险程度:“湖南洞庭险隔，臣昔身经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时，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试实有性命之虞，与陕西、江南水陆无阻者不同。”他再次代表湖南士子表达了愿意捐款修建贡院的决心，与郭远等人相比，李发甲的这份奏折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修建贡院款项的来源。如同其前任的奏疏一样，李发甲的奏折依然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康熙帝于十月十四日朱批为“即当具题”，但礼部讨论后认为“科举定例年久，不便纷更议复”。
尽管三任偏沅巡抚和一位御史多次题奏，但湖南各界急切期盼的两湖南北分闹最终均遭否决，湖南单独举行乡试似乎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

当湖南各界对请求两湖南北分闱有些绝望之时，清廷却在雍正元年发布上谕，宣布允许湖南设立贡院。两湖南北分闱立即变成了现实。这一上谕不仅认可了湖南各界一直强调的分闱理由—士子过洞庭湖危险，而且对于湖南乡试的时间和解额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雍正元年发布两湖南北分闱的上谕，应是雍正帝同情湖南士子之举，即上谕所云“联心甚为侧然”，其目的还在于笼络湖南，乃至天下士子。
两湖南北分闱上谕让湖南各界倍感兴奋之余，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建贡院。这一上谕是雍正元年七月发布的，而雍正二年甲辰科乡试是在二月举行，只相差6个月的时间。雍正帝提出，如果湖南能在这6个月时间内建好贡院，雍正二年即在长沙举行湖南乡试;如果来不及准备，湖南举行乡试的时间推迟至下一科。

    由于贡院是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新建贡院一般至少也需要用一两年的时间。然而，湖南新建贡院有着一个很好的选择—李发甲所建的湖湘书院。雍正二年二月，即在新建的湖南贡院举行了甲辰科乡试，此时距两湖分闹上谕的发布仅仅只有7个月。新建湖南贡院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得益于巡抚李发甲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李发甲于康熙五十七年因劳累逝于偏沅巡抚任上，湖南士民对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



    湖南长沙蔡锷路水凤井西拐就是教育街，此街蜿蜒近1000米，西出口在先锋厅青少年宫门口。1907年起，此街就始称教育街，之前是湖南贡院，再之前是湖湘书院所在地。

两湖南北分闱的直接结果是湖南士子无需再涉险过洞庭湖应试，湖南乡试的应试人数和中举数均有显著增加。从雍正二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74科乡试中，湖南的中举人数为3888名，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52.55名，是两湖南北分闹前的3倍，更多的湖南士子通过科举走出湖南建功立业。清代中后期湖湘人才鼎盛，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出现了以陶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人才群体，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为进士、举人出身，湖南贡院是他们进入仕途、施展才华的起点。
苗疆管控中心由沅州向镇筸的转移，更方便对苗疆进行军事行动。这无疑为下一步大规模武力开辟苗疆，继而设置厅县打好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西南形势突变和改土归流的酝酿

    清初朝廷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苗疆通道。这样一来,缓解苗疆通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清廷的主要目标。他们罢废了明代原有的卫所建制,改军户为民户,尽力裁减贵州屯军人数,以减少财政压力，将卫所和州县尽力合并,划一了行政建制,对贵州的经营至此出现了急剧的逆转,从为了防卫的需要转为让已有的行政建制勉强支撑,并拚命从财政上力图摆脱困境。
    消减贵州军队，减轻开支是因为云南已经不那么重要，苗疆驿道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到了康熙末年，西南的地位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康熙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为了解除清朝对其北面猛烈的军事攻击，派部将策凌敦多布率兵6 000余人，从阿里入藏，突袭拉萨，把锋芒直指云南、四川，并与四川里塘的堪布、第巴等喇嘛寺庙达成联盟，共同反清。致使清朝西南边垂面临严重的危机。
    康熙帝速移达赖喇嘛居四川理塘。两次派兵“入藏平准”，以解除清朝西南内陆边防之险。经过一翻努力，准噶尔蒙古退出了西藏，但仍威胁着清朝的西南边防，直到康熙驾崩，西南边防险情尚未扭转。
    新即位的雍正帝鉴于西南形势，告谕云贵总督高其悼:“呼呼脑儿(即和硕特蒙古)既经叛逆，不可不行防御，尔滇省沿边内外俱系番夷杂处，且中甸系新附地方，罗卜藏丹津妄称系伊所属部落，差人前往(招)诱，抑或遣兵招纳，俱未可定。”

    朝廷内外、君臣上下无不为此而忧虑，不清除漠西准噶尔部，就无法巩固西南边疆，不堵截和硕特蒙古恢复对康巴地区的统辖，广大的西南地区，必然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
    更为危险的是，历史上的西南地方势力，一直处于一种“骑墙”状态。云贵土司，“生界”各自为政，不断消弱清朝在西南边防的统治，诸族有警，便群蛮涌动。一旦和硕特蒙古南窜西南土司区，诱使当地土司与之结盟，包抄或袭击清军的后方，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守不住西南，漠西蒙古就有可能重来。


    清初西南土司分布图

    伴随着西南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清政府自从青海出兵西藏连遭失败后，致使清廷认识到，要捍卫中原，就必须固守西南边防第一线，除了在西南厚植武力，派驻大量的军队，任命大员统辖外，还必须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将这一地区各种地方势力至于清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方能解除漠西蒙古偷袭西南的边防隐患。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土”就是土司，土舍，“流”即流官，就是就是朝廷任命的不世袭，有品级，有任期的官员。
    历代朝廷在实行土司制度时，也都发现了这制度的很多毛病，土司、土舍都是割据者，而各朝廷都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在明朝时，土司还发动过对中央的战争，清朝虽无这种事，但是土司、土舍到邻近州县抢劫、屠杀汉民的事却屡有发生，土司属民与汉民对立，土司属民往往成群结伙骚扰汉民，有的在夜间乘人不备，焚屋屠戮；他们又害怕汉民，一离开村寨，就怕被汉人追杀。土司之间的战争，常年不断，世代为仇。土司、土舍和头人对属民任情役使，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他们掠夺的比向中央上贡的要多很多倍。到雍正帝统治时期，由于弊端的积累，暴露得就更清楚了。

    @ty_凤凰涅槃144 2017-08-29 16:11:38
    苗疆记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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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明朝起朝廷就开始进行改土归流，取消土司世袭制，并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置府厅州县等地方政权，派遣一定时间进行调换的流官前往治理。这种办法，明朝和清初只是偶或实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土司制度。
    对土司制度造成的这些危害，清初诸帝都了然于胸，他们深知改土归流的必要性。之所以迟迟不对土司制度大肆开刀，不仅在于土司制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且土司们的势力也十分强大。他们富比王侯，奴隶成群，拥有士兵，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可小觑。朝廷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一是土司制引起本族人和汉人的公愤，自觉反抗，方可借机削弱；二是朝廷力量足够强大，使土司不敢作乱，即使作乱也可一举荡平。
    直到雍正帝在帝位坐稳之后，他才将目光放在了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上，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

雍正皇帝（在位1722—1735年）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庙号世宗。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任皇帝。经过众多兄弟激烈的竞争后取得了皇位，以统治手段严苛而闻名。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派遣流动官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雍正帝即位不久，幕客兰鼎先就曾建议削夺土司：依据土司犯罪轻重，削减他的村落里数，若罪行严重，则夺其位，将地方归流官治理。不便改土归流之处，可将大土司除去，将领地分散于诸子弟，众建土司，以弱其势。面对这一提议，一开始时雍正帝认为条件尚未具备、时机尚未成熟，因而不敢贸然行事。
二年（1724年）五月，他谕示四川、陕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在这里，雍正帝还只是提出问题，尚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仅要求封疆大吏对土司加强管辖。而在事实上，加强管辖并没什么用，土司有兵有钱，他们并不怕朝廷大官，表面上以礼相待，暗地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官员们明明知道这些，却往往束手无策，除非挑起兵端，但若挑起兵端，那就不是一家土司的事了，而是向所有土司发起挑战，这个问题谁都不能不予以考虑。

雍正帝对此也一样是耿耿于怀。他明白，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沿用明朝的“改土归流”制度。但是明朝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明朝的改土归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实行得较成功，但碰到的阻力也不少，由于朝廷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向土司妥协，尤其是需要通过土司统治少数民族人民，因而一直到清初，土司制度仍顽固存在，使得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区域政令不灵，难以实行有效管治。
鉴于此，尽管有很多封疆大吏奏请改土归流，雍正帝起初仍不想轻举妄动，而以“柔远之道，安边为要，万万不可贪利图功，轻启衅端”以及“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之念，丝毫不可存于胸中”为由，一一驳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南“生界”众多，地跨几省，不仅行政官员不能涉足其地，就是土司都管不着，甚至连这些地区的山川、形胜、物产，朝廷也竟然不知。并且从湖南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三千里支援西南的经济大动脉，就处在苗疆“生界”的左境。一旦苗族变乱，道路受阻，政令不畅，蒙古地方政权率军乘机南下，云南驻军的给养就将无法保障，西南边防也就难以正常维持。
    雍正帝曾忧心重重的对云贵总督臣高其悼说:“汝欲亲往贵州相度机宜，但黔省恶苗非滇南土司可比，且黔省营伍废弛已久，切勿轻举，当再三慎重为要，至于尔身两省，所患尤不宜轻忽”，“若至贵州不妨多待数月，通盘筹算，斟酌详审，而后定议，假如事在必行，仍需商计万全，徐徐图之。”并说:“军事贵密，须出其不意，尤宜知己知彼，谋定机先，一切预备，完全临期神速行之，则一鼓而功可成也。
    雍正帝对高其悼的指示，明确无误的表明为了巩固西南大动脉，必须迅速解决苗疆“生界”问题，然而鉴于情况复杂，处理“生界”事务稍不审慎，就会另生枝节，扰乱了原防漠西蒙古偷袭西南的战略攻防大局，因而要求高其悼认真细致的作好调查工作，以备来日开辟苗疆。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推动和开展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的统治地位渐趋稳固，便开始考虑改土归流问题了。
    而此时贵州刚好发生了长寨事件。这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土司武力反对。高其倬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云贵总督高其淖的上奏，正适应雍正这种需要。长寨地区地处贵阳市西南部.清初属广顺州，在州治南三十里。主要包括今长顺县的长寨镇、威远区、摆所区、代化区等地方.东西不足三十华里，南北不过五十华里.人口不多，史载当时不过二三十户。民族复杂，苗、布、汉杂居。又无土司势力，势单力薄且不为清廷内部所熟悉.对此用兵，当然可以稳操胜券.

    这时，一个推动改土归流的关键性人物出现了，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一直不顺，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康熙六十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奉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鄂尔泰画像

    鄂尔泰正好出任云南巡抚，到任就遇上长寨事件这件棘手的事情。鄂尔泰看到事态严重，认为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于是他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建议。这个奏折还比较具体，阐述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以及推行这一政策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其要点是：
    阐述了必要性。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解决者。”办法就是尽快实行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禽拿，怯懦昏庸者渐次改置”。否则，不过是“临事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提出了方针和方法。“改流之法，计禽为上策，兵剿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至于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奏效。
    表了决心。因为变革土司这样的旧制，困难很大，又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主办人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行政的制裁。要取得好的效果，主办人必须殚精竭虑，勤奋不懈，“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这就要求任事大吏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实心实力地去行事。
    雍正帝看了折本后十分高兴，当众称赞鄂尔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并全部批准了这个奏折，勉励他尽快实行，并说“事定之时，应具体题奏，当以军功赏叙”。

雍正帝最终同意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主要是政治上，要削弱或削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在军事上，可以进而控制西南地区，巩固国防。在经济上，清政府可从西南各省获得更多的利益。
鄂尔泰认为，即使费时十年乃至二十年之久，“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正因为鄂尔泰把改土归流的目的、意义、方法等筹划得详细缜密，再加上雍正帝早就想按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人事诸多方面的统一治理，雍正帝才表现出了由“驳回”到“称赞”的巨大反差，同意鄂尔泰的计划。改土归流是雍正朝的一件大事，在这项地方制度的变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由关键时刻的上疏，制定改流方略，到具体去实施，经历多年。

至此，尽管朝中仍然有反对“改土归流”的保守论，但雍正帝坚定地站在了改革派一边，大力支持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雍正帝无疑拉开了整个清代历史进程的强制性改革的帷幕。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接受圣命，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帝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又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理，这样鄂尔泰管辖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六年（1728年），雍正帝又破格授予鄂尔泰三省总督衔。

鄂尔泰受命后没有辜负雍正帝的厚望，他全面了解三省情况，认真研究各地的特点，上奏请求改土归流应分轻重缓急实行。雍正帝对鄂尔泰无限信任，对鄂尔泰所奏一一照准，并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雍正帝批示让他放手去干，不必要处处请示，这就更增加了鄂尔泰的信心。正是这种君臣间的充分信赖，西南改土归流工作才能得以大力推行。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鄂尔泰下令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州长寨用兵，并亲到长寨巡查指挥，临机决断。鄂尔泰对长寨的用兵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鄂尔泰命总兵石礼哈挥兵挺进，对抵抗的土司大小首领尽行斩杀，大获全胜。随后鄂尔泰便在这里设立保甲，巩固夺得之地，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以此地为据点向四外扩展，招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生苗1398座村寨，广顺、定番、镇宁生苗680余寨。

    云南的土司势力也很大，特别是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府，土司统治地域十分辽阔。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奏请东川归滇，标示着三土府归流的开始,鄂尔泰派刘起元屯兵东川，将巧家等六营地方，统统划归流官管辖，撤掉了全部土司。
    同年冬天，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军讨伐乌蒙和镇雄土司，在四川军队配合下，哈元生大获全胜，于是在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雍正帝为奖励哈元生，命鄂尔泰以副将或参将提用。后来哈元生在多处立功，几年间升至云南提督。
    随后，改土归流进入滇南的镇沅、四川凉山，派兵深入彝民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而达建昌这广袤千余里的地区，建置营汛、革除土司、派驻流官，普遍设置府厅州县制。

    在改土归流中，发挥作用的官吏首推鄂尔泰，次为哈元生、张广泗等。九年（1731年），雍正帝颁诏封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赏赐伯爵。对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见时解衣赐之，命其为军机大臣。把张广泗由知府提升为巡抚。
    雍正帝的这一论功行赏及拔擢政策，激励大臣们发挥能动作用，在改土归流中人人争立功勋。从其对臣下充分信赖，不秩拔擢来看，不失为一个领导高手、英明帝王，无怪乎雍正王朝会人才辈出，世人瞩目了。
    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徵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於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徵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其中贵州省改土归流的地区之广，大约相当于原设府县的面积。

    @江湖武松 2017-08-31 14: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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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山苗疆——三条道路的争议和结局

    相对腊尔山苗疆，历代朝廷对雷公山（今黔东南）苗疆的控制更弱，甚至没有控制。
    腊尔山苗疆早在秦汉就有纳入朝廷管理的记录，元明清无论辰州还是保靖永顺土司都有管制苗疆的责任，甚至在生苗区曾经设立了五寨长官司和筸子坪长官司，也就是说腊尔山苗疆其实是纳入朝廷统治的，只是这些控制形同虚设，没有建立起实际统治罢了。


    雷公山苗疆、腊尓山苗疆、一线道位置对比图，下红圈为雷公山苗疆

    雷公山苗疆不同，开辟之前，历代朝廷只有元、明时期在该地区的古州和八寨(今贵州省丹寨县以及雷山县的一部分)曾设立过两三个土司管辖附近的几个苗民村寨，而其他地区则一直是“化外”之区，根本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之下，苗疆“生苗”地区并没有受到土司的管辖，没有世袭的首领，没有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形式是“宰款合榔”。黔东南苗疆绝大部分苗寨附近的土司以前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些苗寨。清王朝把开辟苗疆说成是改土归流，这不过是为了使开辟苗疆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罢了，开辟苗疆这个事件对于清王朝来说就是开疆拓土的统一战争。
    清代雷公山苗疆主要是指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平越等府以南，广西柳州、庆远等府以北的广大“生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所辖的榕江县、剑河县、台江县、丹寨县、雷山县以及黔南的三都县这几个县的范围。这一地区广裹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地处三省要冲，有清水江和都柳江分别与湖南与广西相连。这里“盛产桐油、白蜡、棉花、桅木”等“中原急需之物”，如将其开辟，从政治、经济和战略的角度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开辟苗疆前夕，这里主要生活着苗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居民，都统称为“生苗”。


    清代雷公山苗疆区域图

    张广泗在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任黎平知府，其所辖之地与黔东南苗疆的中心或腹地古州(今榕江县)接壤，这对张广泗了解苗疆的情况提供很好的机会，从而为两年以后成功指挥开辟苗疆奠定基础，正如史书上说:“雍正四年，谬冲之役，张经略(指张广泗)适守黎平，于古州苗情地利己得梗概。”
    雍正五年，张广泗以到贵阳去的名义借道古州，实际上是想到古州搜集情报。由于张广泗在这样亲自调查的基础上，为他能正确提出开辟苗疆的主张，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张广泗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说:“彼时有以招抚生苗条议者，鄂尔泰行臣查覆，臣即单骑亲赴古州开诚化导，诸苗亦俱服从，臣随据情祥覆，并言生苗可开之状，鄂尔泰方始奏请”。
    到雍正六年四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因张广泗的建议而向雍正奏请开辟苗疆。由于鄂尔泰是雍正很信任的大臣，雍正帝批谕云:“古州、八万如此局面，不但出联望外，亦天下人意想不到，可徐徐相机料理”。雍正一方面相信鄂尔泰“必能办寇”，另一方面因为己升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才能出众，如雍正说:“肤见新任巡抚张广泗才具优长，周详镇密，必能副肤委任，是以谕令办理。”遂启用镇远知府方显、黎平知府张广泗，佐辅总督鄂尔泰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

    清朝在通过“开辟苗疆”的重大决策后，在这场历史性的事件中，清廷官员的认识与做法并不一致。但当时存在三种具体的手段或策略的主张。
    一是方显的“主抚”策略。方显主张“剿”、“抚”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其实首先是尽量“抚”，然后实在不行才用兵，用兵之后再“抚”，是以抚一剿一抚的过程进行的。二是鄂尔泰的“主剿”策略。三是张广泗的“剿抚并重”的策略，即“剿”和“抚”同等重要。
    鄂尔泰虽然作为云南、贵州、广西总督，名义上是开辟苗疆的最高指挥官，但其衙署在云南，很难亲自到贵州指挥开辟苗疆，实际上贵州巡抚张广泗全权办理开辟苗疆事宜。由于开辟苗疆的整个过程，张广泗几乎都亲自带兵到前线指挥征伐，因此，鄂尔泰的先“剿”后“抚”策略并没有得到执行，而张广泗的“剿抚并重”的策略则得到全面贯彻。

    从此开辟苗疆分道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展开，即张广泗对古州、丹江寨的武力清剿和方显对九股、清江一带招抚。
    以鄂尔泰为首的清朝官兵对 “生界 ”征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雍正六年到雍正七年末。雍正六年 ,张广泗,由贵阳率兵前往都匀,进攻八寨（今丹寨县）。烧焚苗寨数十个,经过五个月的征剿,把八寨地区的苗民镇压下去,随后建城设官。接着率兵进取丹江,调副将苏大有由八寨九门出发,翻山越岭,一路烧戮不止,“厉经半年方定丹江今雷山县,建城设官,隶属都匀府。雍正七年初,张广泗把兵力转向清江（今剑河县）“生苗”。鸡讲一带的苗族最为勇敢,以致 “总督闻惊”,调派各路清兵随从配合张广泗“进剿 ”清江。经半年血战,才镇定清江 “生苗” ,于雍正八年,因 “公鹅寨据清江形胜,就其地建城设制,隶镇远府” 。
    第二阶段从雍正八年至雍正九年。张广泗发兵剿古州来牛、定丹等苗寨。鄂尔泰为了自居战功,于雍正七年二月自云南来往贵阳,调度张广泗咨询战情,商议进取古州。六月十五日,张广泗统清兵山清江出发,取道黎平进攻古州今榕江县，清兵损失极大,张广洒下令,破一寨烧,一寨,清兵所到之处,无不尽为灰烬,烧苗寨多寨,几经反复才把古州苗民镇压下去，在当地建城设官,隶属黎平府。十二月，三地战事初定，鄂尔泰奏《黔省新开辟苗疆立营设官事宜疏》。获准设八寨同知、丹江通判、清江同知。
    第三阶段在雍正十年前后。这一时期主要是征讨九股苗区。由于清军在台拱筑城设兵，加强控制，激起了当地苗人强烈的不安，最终激变为大规模的苗民起义。台拱苗民吸取各地因仓促应战而失败的教训,一面抓紧时间收割田禾,一面 “遍使木刻 ” ,联络高坡及上下九股百余寨人准备应战,清政府调集湖南、广西兵力前来围攻,敌众我寡，最终被清兵镇压下去了。于雍正十一年就其地设台拱厅（今台江县），隶属镇远府。总称为“新疆六厅”或“新设六厅” 。“生界”苗疆从此纳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而主抚派官员方显接受招抚九股、清江一带“生苗”的任务后进展十分顺利，仔细调查清江形势。他认为北岸梁上寨与内地的邓水司、西南的挨磨、者磨等寨连界，属冲要之地，乃“遣通事等人前往其地，谆切开导”。六年三月，方显率通事由梁上寨进人九股苗腹地，一路招抚，“就抚者凡十六寨”。四月，挨磨、者磨等寨就抚。至此“北岸之苗悉平”，乃令各苗寨编立保甲，输纳钱粮。
    此后，方显又驰赴柏枝坪，会张禹漠料理九股事宜，使羊翁、世和等四十二寨先后接受招抚。方显“令苗头、榔头合榔，公举榔头管理寨事”。九月，方显再率土官杨再瀚等，复招抚九股的交汪等七寨。十一月，清江南岸的反号等七寨应招就抚。十二月，又招抚清江南岸，董敖及九股的陶赖等十三寨。
    雍正七年二月，方显与副将张禹漠赴北岸各寨察勘，宣谕，并询问南岸苗众向背情况。他们遍历北岸各寨，详细开导，令苗民呈缴军器。“苗稽首听命，尽出所藏。”他们又分遣通事往清江南岸，招抚了柳受、招安、柳利、羊辽、岑松等寨。六月，南岸以外白衣苗，“亦闻风向化，相率来归。”由于借用苗习获得成功，方显与张禹漠的招抚进程顺利，共招抚4800多户，人口不下2万。
    雍正帝对方显招抚苗疆的进程十分关注，招抚事成后，称赞方显“闻得甚好，系出格之才”。同时雍正帝批评张广泗说:“古州、八万之举，张广泗既见不透”。“联见张广泗初进苗地，其敬奉之景，似只用抚不须威力者”。对凭武力开辟都江的后果，雍正帝曾忧虑地说:“再有如此等应整理者，当缓一步徐为之”，“今既用兵威抚取，则善后事宜更当谨慎为之。”

    雍正帝对方显的赞扬，实则是对张广泗武力开辟的警示。为避免雍正帝及朝廷上下的不满与非议，雍正七年七月，鄂尔泰以新辟苗疆，地广事繁为由，“议添设贵东兵备道，以资控制”。又令方显仍驻清江，料理一切。出乎预料的是，方显在总统清江军务时，申明军令，为苗民剖是非，赢得苗民的好感，甚至出现了清兵筑垣、修炮台、造营房时“各苗民竟来助役”的难得情景。
    主剿派官员与主抚派官员围绕开辟苗疆的观点冲突，自苗疆开辟之始即现明朗，并随着开辟的深人日益加剧。
    张广泗见方显在九股、清江开辟取得成功，当地各寨苗族头人积极支持和配合，很快实现了在九股河一带建城设汛的目标，遂深为恼怒，张广泗遂把矛头指向已经归附的九股河诸苗寨，并因此与方显发生正面争执。张广泗转戈丹江、九股、清江一带,以重兵相威,遣将禹莫甫率兵营于早已招抚的柳受等寨,并对受抚苗民大肆残杀,放火焚寨。这不仅使准备与知府方显议榔的清江一带的苗族村寨数十寨的怀疑,认为其中诡谋。于是各寨同时逐回方显所派的知事。而且,这引起了原来参加议榔、早己招抚的苗族大众的奋力反抗,使方显与苗民共同议榔的办法毁于一旦。

    主剿派官员在初期迷信武力，重“剿”轻“抚”。遇到阻力后，很快发展为滥杀无辜。如平定古州等地时，清军“尽焚负固之鸡讲五寨”;进攻清水江时“独捣其巢”，苗人“四山号泣”；进攻上江来牛、定丹时，清军“擒斩四千”。这样大规模地滥杀无辜，激起苗疆各民族对清军的愤恨，致使苗民起事不断。大规模的起义有雍正十年“上下九股数百寨反”。雍正十三年，苗疆清吏征粮不善，台拱“远近各寨蜂起”，“传以木刻，合款清御”。同时包利、红银领导的古州苗民发动暴动，清朝调用了7省的兵力才镇压下去。在镇压苗民起义的过程中，主剿官员又未得治军、治民之善策，遂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堕落为杀降邀功。
    清军开辟苗疆最终陷人“剿之不能，招之不信”的境地，朝廷因此震动，一时议论纷纷。一些朝廷要员也讽刺鄂尔泰苗疆“改流”“独任其事”。并“致书诸将”，倡导要放弃对苗疆的开辟。
    面对朝野上下的指责，鄂尔泰上疏请罪对鄂尔泰的失误，雍正帝一面委婉地斥责鄂尔泰等人，说:“此事乃我皇考所贻，我君臣之最重要事件，于我皇考颜面所关，我君臣不可不慎也”。最后认错说:“朕询问情由，鄂尔泰亦以为出于意外，是从前经营，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则联一时之轻率误信，亦无以自解”。
    经历苗民起义变乱之后，主持设置“新疆六厅”的张广泗态度发生变化，他不再宣扬土司和苗众的凶恶，改而建议朝廷从当地的苗族头人中遴选有威望者，任命为土弁或土官，按照“苗俗”来治理这一地区。张广泗的做法与此前鼓吹“武力开辟苗疆”的主张相左，表明了张广泗等人开始修正开疆策略上以往的失误，注意到苗疆的特殊性，放弃对武力的迷信，向方显的主张靠拢。

    大势——永保土司“主动”改土归流

    现在轮到腊尓山苗疆了。
    当时湖广有四大土司，容美土司在鄂西，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在湖南西部，当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心里也应该有准备。


    腊尓山苗疆周边土司分布简图。元明清时期，先后计有大大小小土司100多家林立于腊尓山苗疆周边。本图仅标识了其中级别最高的各“宣慰司”治所。

    湖广土司的改土归流是在湖广总督迈柱的主持下进行的，迈柱根据鄂尔泰制定的策略，采取在土司中寻找劣迹的办法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湖广改流的步骤是先湘西后鄂西，然后逐步推行。鄂西土司是以打击容美土司为重点，而湘西土司中永顺彭氏土司势力最大，因此成为改流的重点。
    为对永顺土司实施改流，清廷先扫除了外围势力相对较弱的桑植、保靖土司的威胁。另外，为防止容美土司从后路进攻湘西，迈柱在桑植土司边境陈列重兵。雍正五年七月，傅敏、布兰泰、朱纲等，为改土归进行了密切的布置，当时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于是要求调衡州副将周一德领兵驻扎九溪卫，澧州、永定两营兵马听其节制，随时准备在前路就近弹压，以防诸土司后路。令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伍预备，断诸土司前路。如果土司反抗，即可两面夹击。另外，派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各分赴永顺、保靖、桑植等地，力图争取土司自动改流。
    清廷之所以要派兵断掉容美对湘西土司的后路，是因为湖广永顺、保靖、桑植、容美为四大土司，容美最强，桑植接容美，亦能敌之，拿下容美，其他就好办了。

    改土归流总得由一个借口，朝廷为实施改流一直在各个土司中寻找劣迹，雍正在对兵部的诏谕中早下了定论：
    “向来云、贵、川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劫行旅。且彼等互相仇杀，争夺不体，而对所辖苗蛮，尤任意残害，草营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而以联命各省督抚等忠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
    经过清廷的这番布置后，傅敏认为“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己”。这样湖广各土司都处十清廷的武力威胁和军事控制之下，从而保证了改土归流的顺利实施。

    雍正五年，清廷通过保靖和桑植土司的改流土作，基本完成了对永顺土司的包围，在此形势下，又令镇筸总兵杨凯以桑植副将身份带兵去弹压保靖，同时一去做永顺土司彭肇槐的土作，谕肇槐纳土。可见，当时一永顺土司面临着大兵压境的局势，彭肇槐心里很恐惧，于是率其子景煌献土投诚。关于此事在乾隆《永顺县志》的《彭肇槐献土始末》中是这样记载的:
    “彭肇槐，宏海子。雍正五年，保靖土司骨肉相残，桑植土司暴虐不仁，皆奉旨改土归流。肇槐抚永顺恭顺无过，能辑和人民，土司邻郡皆称其贤，独能敲敲向化，怀献土之诚。时一有镇筸总镇杨讳凯，以桑植副将带兵弹压保靖，道经永顺，彭肇槐以献土意请商，杨公深嘉其议。肇槐遂不谋十舍把人等，率子景隧具呈。督抚请题呈，称生逢尧舜之世，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愧悔，今造具家口册籍，绘具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求安插江西祖籍，量授武职微员，效力图报等语，具题。”
    其实彭肇槐心里早有准备。彭肇槐继位于康熙五十年(1711)，正值清廷国力鼎盛之时，鉴于时势，意识到“改土归流”迟早将成为自己及周边土司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不难。况且，冷兵器时代具有极强防御性的老司城，在强大的火炮而前，己显得无足轻重。如此一来，继续据守于老司城，不仅无益于未来，而且遭朝廷猜忌，终为下策。相反，老祖宗彭世麒修建的颗砂行署，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优质稻米，迁治于此，以颐养天年之姿态而静观世变，当属善自为谋。

    显然永顺土司在清军大势压境、迫于形势下不得不改流。接着其属下的三州六长官司，均于雍正六年随彭肇槐纳土归流。对于彭肇槐被迫改流的处境，民国《永顺县志》里有更为清楚的记载:
    “开疆拓土，原为世宗本心，又有杨凯、王柔等逢迎之，肇槐于此虽欲不归流不可，推其意，以为负固不服，必遭灭族之患，似不若掩耳盗铃，尚得恭顺虚誉也，而况有世袭微职乎?”
    从该上谕来看，改土归流本来就是朝廷的旨意，彭肇槐如果不改流，就是违背朝廷之意，将会招来“灭族之患”；如果主动改流，还可获得恭顺的美誉，得到朝廷的赏赐。彭肇槐权衡利弊，最后主动向朝廷献土改流。可见，彭肇槐的所谓自请改流，纯粹是迫于形势所使然。

当时生活在土司领地之内的汉土民和熟苗来说，这里比较接近内地，与朝廷的联系也较多，土民汉民交往密切，土司的势力也较小。从前，这里也曾经被流官管理过，废除土司制度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也积极地支持。所以相对于其他偏远省份来说，改土归流相对容易一些。湘黔苗疆的改土归流进展比较顺利。
永顺土司始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溪州之战后，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达成和平协议，并立盟约于铜柱，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接受朝廷改土归流政策，土司政权和平移交，形成了长达800余年的区域自治制度，经历9个朝代，世袭28代35位土司。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曾呈现出“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繁华景象。永顺土司就这样谢幕了。

从雍正五年(1727年)至十三年(1735年)，清廷以强大的军事做后盾，对苗疆的土司思威并施，基本上以“和平”的方式对苗疆土司区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年)，在南渭州、施溶州、田家洞长官司等地置永顺县，在上溪州、白岩洞长官司置龙山县、在保靖宣慰司及五寨长官司地置保靖县;雍正七年(1729年)，在桑植宣慰司地置桑植县，并且改永顺宣慰司为永顺府，下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湘黔苗疆改土归流完成。
改土归流之后，永顺府的成立使得酉水流域正式划入国家版图之内，而中原文化也随着王朝秩序理所当然地得以迅速传播。清廷诏令“设官分职议，改永顺司为永顺府，以永顺为附郭，外设龙山一县，其保靖桑植皆设知县，属永顺府附辖。同时，朝廷拨出银两“建城垣，立学校，开河道，立市镇、置邮传、修祠宇衙署等”。

    @傅家洲 2017-09-01 22:48:46
    这几段文字后面都是苗人的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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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是历史趋势吧。

    永顺末代土司的惆怅和老司城的荒废

    改土归流还牵涉到这些土司的善后问题。早在改流之初，鄂尔泰在对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就明确提出改土归流应该分两步走，而且对善后土作十分重视“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九卿等遵旨议复:“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五省改土归流之土司，有犯斩绞重罪者，其家口应迁于远省安插;犯军流罪者，土司并家口应迁于近省安插。饬令该地方文武官稽查，不许生事疏纵。”
    很少有人去关注改土归流后的土司的命运，后来的苗疆研究者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梳理，对改流后彭肇槐的政治命运有了大致的了解。
    据《清史稿.土司传》记载:‘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授参将，并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赐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崖峒地为龙山县。
    据此一般就认为，土司彭肇槐改流后就回到江西祖籍安家立户了。其实不然。

    雍正六年(1728年)春，在辰沅靖道王柔极力举荐彭肇槐之下，雍正皇帝授子彭肇槐“苗疆参将”之职。
    “参将”是清代绿营军将领官名，即营的最高统兵官，管军务，位于副将之下，正三品。而清代的宣慰司系从三品。可见，将彭肇槐任命为“苗疆参将”是委以重任，雍正皇帝想凭借彭肇槐管理苗众的经验，授子他实职，加以重用。
    可是，仅仅时一隔半年多，同年十一月，王柔又上奏彭肇槐才具平庸不适宜苗地之任，请改内地武职。雍正皇帝对于王柔前后绝然不同的上奏觉得奇怪，不知道是彭肇槐是真的不称职还是王柔看人有错。于是，雍正皇帝指派湖广总督迈柱、巡抚王国栋会及辰沅靖道王柔一同前去询问彭肇槐，征询他的意见，给了他三种选择的机会，即继续担任土官、另调用或回江西祖籍闲居并给与世职体禄。

后来雍正皇帝听从王柔的意见，将彭肇槐调到内地任职。《吉安府志》记载:“七年，彭肇槐回江西吉安，赐尔书世系云骑尉，初任饶州参将，后改归德，进参将镇守江南各营。乾隆十三年(1748年)告归”。雍正《永顺县志前序》也载‘雍正七年今江西饶州参将，原永顺宣慰土司彭君肇槐敲土归流，皇上准其请，设宫分治。
也就是说彭肇槐在苗疆任职仅有近一年时间，雍正七年(1729年)回到了江西饶州，同样担任了参将职务，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彭肇槐还在担任“江西饶州参将”之职，后来彭肇槐又调任到河南归德担任参将之职，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彭肇槐才告老回乡。

彭肇植于嘉庆12年编撰的《历代稽勋录》里载:“彭肇槐病故，亲孙文垣仍承袭云骑尉参将，着世袭罔替。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敕命”;又载“彭文垣病故，嫡长子承宠仍承袭原职罔替。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二日敕命”;接着还载“大清嘉庆丙辰儿年季夏月，后裔痒生洪涵、洪淮兄弟二人欲修谱序，蓄心己久，究未遂心，近因江西世袭承宠归永朝祖合族修祠，夫水源木本，生人之大事，本之不有何论乎?”
彭肇槐告老还乡后十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其孙子、曾孙仍然继任云骑尉参将的职位，并且其曾孙彭承宠嘉庆十二年回永顺来“朝祖合族修祠”。

另外，对永顺土司贵族家族的安置问题，据记载是“饬令递解回籍”，遣回江西。据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初一日，迈柱奏:窃照原永顺土司彭肇槐之弟彭肇模等并家口，应令回江西原籍，臣咨两江督臣饬彭肇槐即速遣人迎接，并行湖南布政使司查催。……委官将彭肇模、彭肇楷、彭肇极并妻室子女仆婢及肇模之生母麦氏、鲁氏、向氏等，护送前往江西抚臣转行安插去讫，止有肇槐之母樊氏据称年老不能起程，又经咨催两江总督勒令作速遣人迎养外，所有彭肇模等家口，起押回籍。
从中不难看出，对土司家族遣送原籍带有很大的强迫性。

    彭肇槐于乙卯年，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九重阳节回到了永顺，与同仁一起来到永顺不二门游玩，但是因为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以“溪州隐吏车庚”作了一首诗，被篆刻在石碑上留存了下来。


    永顺不二门

    永顺不二门《溪州隐吏车庚诗》碑的原文如下:
    “心雁声警岁晚雅集歗儒林一夕餐英醉风流自古今老僧行脚健胜境喜追寻却己空凡骨何庸再洗心(崖右有洗心泉)药笼窄田地荜路启山林流水自清浊迷途悟昨今
    乙卯重九同人登高十观音岩诗以纪之
    溪州隐吏车庚(盖印)伯阳古溪州守”

    这首诗初看起来，内容十分晦涩难懂。如果不结合当时一的历史背景，则无法断句和理解。标点和断句后的诗文如下:
    心雁声。雁声警岁晚，雅集歗儒林。一夕餐英醉，风流自古今。老僧行脚健，胜境喜追寻。却己空凡骨，何庸再洗心(崖右有洗心泉)。药笼窄田地，荜路启山林。流水自清浊，迷途悟昨今。乙卯重九，同人登高，十观音岩诗以纪之。
    溪州隐吏车庚。(盖印):伯阳古溪州守
    这首诗的大意是:“深秋大雁的叫声将我惊醒，我等一帮读书人聚会。赏花饮酒，高谈阔论，纵论古往今来的风流英杰。我虽然年迈，但是行走尚属矫健，我等十此游玩只是追寻此地的美景，排解心中的烦忧。我早己成为凡夫俗子，何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块狭窄的土地，都是我们彭家像药笼一样行善且艰辛地开辟出来的。流水从山涧流过有时一清有时一浊(这里喻指人世间人事的优劣、善恶、高下等)，我过去曾经迷失过道路，现在才醒悟过来，追思自己所为的对与错。”不难看出，这首诗隐含着彭肇槐对清朝当时改流时政、土司个人及家族命运的幽怨与愤懑。

是呀，彭肇槐有理由对改土归流以及自己其后的待遇不满。虽然相关文献都表示彭肇槐“素来恭顺”，彭肇槐的改流其实并非出于真正的“自愿”，而是对朝廷为了巩固边防的需要下的一种屈服；对于改土归流朝廷将其从“苗疆参将”调到了江西担任“饶州参将”，后来又调到归德担任参将，职位看似没有变，但是这种做法表明了朝廷对他的不信任；对其家人的安置也很不满。虽然清朝在江西祖籍给子其家人丰厚的田产，“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还给了世袭爵位，待遇也算较高了。然而，弟弟彭肇模曾提出在永顺照顾年老的母亲和看管祖坟，却被朝廷拒绝了，被勒令回江西落户。在彭肇槐看来这是朝廷对其家人的不信任。总之，这些与其过去的土司地位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雍正十三年九九重阳节，彭肇槐回到永顺不二门游玩时一，触景生情，于是就写下了《奚州隐吏车庚诗》这首诗。才告老回乡。也就是说，在江西饶州或者河南归德任职期间，彭肇槐于雍正十三年重阳节期间回到了永顺，因为是永顺末代土司，不便十公开自己的身份，因此诗中落款为“隐吏”。

    而土司王城老司城的境遇也令人不胜欷吁。末代土司彭肇槐雍正六年(1728年)彭肇槐回到祖籍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迫于形势，变卖了老司城既有房产，将老司城土司衙署、土司宫殿、若云书院和城陛庙的木构建筑材料和瓦片拆迁至猛桐坪，用于建造永顺府衙门、永顺县衙门、崇文书院和城陛庙。出土遗物显示，清代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旧的建筑破损倒塌，变成了废墟，在其旧址上修建了一些简陋的民宅，旧的街巷仍被沿用，但己无力修复。彭姓有的迁往颗砂，有的迁往太平山坡的新庄，土司所辖的三州六峒也随之销声匿迹，老司城从此废弃，以向姓为主的土著和外来者居住在老司城。旧的建筑倒塌了，变成废墟，或者在其旧址上重修简陋的民宅。旧的街巷被沿用，但无力重修。老司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重返它的起点:一个山多地少、封闭贫瘠、无法养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


    老司城经历过当初的辉煌后，现在已经凋零为普通的湘西小山村，图为老司城的山村人家

    两百多年后，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对老司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遗址区内保存有祖师殿、玉皇阁、皇经台、土王祠、摆手堂、古墓群、古街道、古城墙、地下雨道、烽火台、“子孙永享”牌坊、碧花山庄、钓鱼台、观猎台、德政碑等历史遗迹;其中心城址依山傍水，后有四面山脊为屏障，前有灵溪河为涅壕 ,城内沿河而下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居民区、教育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这些区域既相对独立，又通过街巷、道路和河流彼此串联、随形就势，构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色宜人的山地城市。
    城址中的彭氏宗祠、玉皇阁、文昌阁、子孙永享牌坊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古城墙、古街道、排水沟渠、土司墓葬群等仍然可见。其外围遗址主要以城址为中心沿灵溪河分布，共23处，主要有休闲遗址、军事遗址、宗教建筑和宗教遗址，以及连接着这些遗址的古道路。休闲遗址有碧花山庄、钓鱼石台、石刻题记等;军事遗址有钦监湾遗址、查老院遗址、谢圃公署等;宗教建筑有祖师殿和玉皇阁，宗教遗址有观音阁和八大神庙等。这些外围遗址连同山水环境，烘托着中心城址。


    老司城城墙遗址

永顺彭氏土司800余年来的历史是西南土司制度的缩影。老司城遗址及周边的烽火台、军事关卡、土司苑墅、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都是丰富的“地面文献”，是历史的血肉。从秦汉大姓豪族到五代以后的大小土司，族属上一脉相承。
老司城遗址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进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列为中国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5年7月4日，经联合国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平静下的暗流：雍政到乾隆的百年苗疆

    十五、开辟和改土归流后的苗疆变迁

    苗疆的厅县制?——设官驻兵

    首先是设官。“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开辟苗疆”后，清朝廷将府、厅、州、县等官衙大规模地推向苗区，任命大批流官担当苗区的州县官吏。
    苗疆厅县的设置主要集中在康雍时期，特别是雍正年间。
    首先是开辟苗疆后，康熙四十年(1704年)建乾州、凤凰2厅，下设同知（副知府，正五品）、通判（分掌粮、盐、都捕等，正六品）、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九品）等职，专理苗务，隶属已移驻镇筸的辰沅靖道管辖。当时乾州设一同知、巡检，管束红苗115寨;凤凰设通判、巡检各一。雍正九年(1731年)，设永绥厅，添六里吉多坪同知、经历各一员，排补美、隆团寨二处巡检各一员。不久，改吉多坪同知为永绥同知。

    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在其设置之初都是散厅。三厅属辰州府管辖。
    雍正四年(1726年)总督傅敏奏请将保靖、桑植改土归流，永顺自清归流，设永顺、保靖厅同知隶辰州府，桑植厅同知隶岳州府。雍正七年〔1729年)设永顺府，将永顺厅原永顺宣慰司地析置永顺县(附廓)及龙山县，保靖厅改县，桑植厅改县同隶于永顺府，隶辰沅靖道。
    雍正八年(1730年)分巡辰沅靖道，改名为分巡辰永靖道。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分巡道为辰永靖兵备道。乾隆元年(1736年)沅州升格为府，领县三，以州地置芷江县(附廓)、黔阳、府阳。至此始全称辰沅永靖兵备道，辖四府。

    雍正六年，设立府县后，早在改土归流前就已经设立的同知，通判变成了两个比较特殊的职位。同知，通判虽为文官，却可带兵，各有标兵100名。巡检本身为武职，带兵更多。后因苗疆向化日久，才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减标兵，另设民壮以供差遣。
    同知、通判、州判之职责，据载:“同知，通判专驻苗疆，有绥理地方缉捕奸顽之责。”苗寨一有事件发生，就可上达同知或通判，由其全权解决。在原土司区，前两者专管苗疆捕务，并且均驻扎在远离府县城的苗寨集中之地。同知、通判、州判等职有时兼“审理词讼”、“催科抚字等事”。
    也就是说，朝廷在苗疆所设的同知、通判、州判之职责主要有三:专管苗疆捕务;审理苗民诃讼;催征钱粮，派遣差役。

    这是厅县的官制，但要管理苗疆，显然还得在苗寨设置基层官弁进行管理。
    乾州、凤凰、永绥三厅苗民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还是苗民自然形成的“寨”，普遍设寨长，“寨”之上按苗民原有制度，设“里”，里下面设百户，同时每里均驻汛弁，作为百户的军事依托。
    寨长自然还得大多是苗民领袖担任。在村寨中比寨长稍具官方性的则是土百户。土百户一般由汉族移民或较早汉化的土家族人充任，苗民上层可以当副百户。如雍正十年(1732年)，永绥六里红苗归附，地方官按乾州设百户寨长之旧例，也设百户寨长。据统计，永绥厅共设百户8人，寨长543人。基本上每里设1百户，每村设1寨长。百户寨长不世袭，由地方官随时任革。
    乾州和凤凰厅也是如此。据鄂海《抚苗录》载，“镇筸熟苗等寨，自系乾州和凤凰二厅所设土百户三十名分管，每名分管二十三寨等……”，并明确百户责任是:“分管约束，至于催苗纳粮、办理苗事、查拿苗犯，例应差所管苗百户入巢”。

    百户寨长所管理的范围一般以村寨为单位，职责主要为催征钱粮、缉捕罪犯、派遣差役、维持地方治安等;对上服从同知、巡检等官。一有反叛之事，即由百户、寨长向地方官通风报信。百户、寨长可起到官府与苗民之间的勾通作用，还可收“以苗攻苗之益”，被官府利用。
    从记载来看，苗寨内不仅有土百户也有苗百户。后来又鉴于百户无官无品无俸，与平民无异，不能很好约束苗民，鄂海遂上奏请:“皇帝隆恩准与土百户，各给九品顶戴荣身，给步粮一分。”
    而在苗疆原土司地区的苗寨设立的却是保甲(或里甲)。永顺府所属4县及永定县改土归流后清编户口，设立18保，其中西英、冲正、罗依、功全4保为苗族村寨。龙山设16里，桑植14里，其中苗寨4里。保靖16都，5—8都为苗寨。永定13都。“都”相当于里。


    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后腊尓山苗疆的行政图

    清王朝在新开辟苗疆大量驻扎军队和设置军事设施，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清王朝主要是围绕原腊尔山红苗区设防，以镇协为单位，驻有镇筸镇协，驻马步兵丁3000名。永绥协驻马步兵丁1588名;永顺协驻马步兵丁794名;铜仁协驻兵额名有1800名。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内圹汛星罗棋布。
    其中，镇筸镇设前、中、右左四营，“凤凰、乾州二厅向时寨长头人分管于镇筸镇四营”。凤凰厅地防汛有芦荻坳和新路城等74处，每汛一般驻兵数十人，多者如腊尔山腹地的新寨驻兵一百八十名。
    乾州厅设大庄、河溪、二炮台等引塘三十一处，计驻把总3员，外委4员，汛兵397名。
    永绥厅设高岩、排补美和花园等48汛，计驻守备39员，千总4员，把总4员，外委8员，汛兵992名;
    松桃厅设盘石营、长平和芭茅等10多处塘汛。在湘黔边地区总驻兵达数万人，尚不加上邻县各官兵。强大的官兵是维护地方安定的有力后盾，但是也导致了改流以后湘黔边地区紧张的民族关系。
    这样不仅在苗疆设立府、厅州、县等政府机构,而且建立了镇、协、营、汛等军事据点,用来防范苗民闹事。

    @江湖武松 2017-09-04 19:38:51
    与其说苗民闹事，不如说是土司闹事。
    没有那些大大小小世代永袭的土司，苗民融合到文明进程代价要小的多，早的多。
    融合是必然的大趋势，现代某些人不必为此伤怀。
    融合到文明中有利苗疆发展，苗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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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尔山红苗与国家的融合主要还是在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改土归流后面的矛盾还比较多

    官的难题——苗疆缺

    历史上苗疆“汉少夷多”，地瘠民贫，许多流官视苗疆为畏途,都怕到苗疆当官。清康熙二年(1663)，曾经发生贵州永宁知州王聘宾当年到任十月就弃官逃跑的事件，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
    面对流官大多不愿意到苗疆担任官职的情况。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卿等遵旨议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官员空缺甚多。嗣后知府以下，知县以上员缺，凡候选人员内有愿往效者，递呈之后，令彼掣签。”
    也就是说清朝廷决定靠抽签决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官员抽签到了苗疆任职，任期未满就通过装病等方式请假回原籍调养，等过一段时问再另选肥差任职。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平越府知府朱启东因为看到苗疆烽烟四起，唯恐祸及己身，借日生病奏请回原籍调养，遭到雍正的严厉训饬“借名告病而巧为规避者……因民俗刁悍，地方繁剧，虑及考成。”

    有鉴于此，清代在新辟苗疆设置“苗疆缺”流官来实施统治。
    清代的官制，外官有督、抚以至州、县，缺分都有肥瘠繁简的小同。按各府、州、县等所处的地理位置、管辖而积、重要程度、贫富情况等条件，中央政府以“冲、繁、疲、难”将其划分等第。实际的划分是，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通欠者为疲，民刁俗悍者为难。凡兼三、兼四者为最要缺、要缺，凡一、二项者为中缺、简缺。由此推断“苗疆缺”属于第二类难当之官，在“冲繁疲难”中至少占有三项。一般刚开始补缺的官员，大抵先从简缺做起，等积累经验以后，再调中缺或要缺。清廷授子边地督抚以更多的人事权，让他们因地择官，以便有效地统治与开发边疆，苗疆、烟瘴、海疆地区的题调缺即由此产生。
    苗疆地区，尤其是在清雍正年问大规模“改土归流”和开辟“新疆”之后，急需大量为朝廷一统大业安心服务苗疆的“好官”、“清官”。如何解决官员普遍逃避，不愿去“瘴病之地”的苗疆任职问题呢?康熙二十五年(1686)经九卿议定，广西部分苗疆调缺“三年俸满升转”，并且规定只需在广西本省苗疆内部调补，这是目前有关“苗疆缺”官员由督抚在本省拣选题补的最早记载。贵州方面，康熙三十九年(1700)，规定贵州都匀府、铜仁府、黎平府、威宁府，以及独山州、大定州、平远州、黔西州、永从州等地的文官皆于本省官员内调补。雍正十年(1732)，贵州巡抚张广泗奏请“‘新疆’文武各员三年俸满之后，应予保荐升转，以示鼓励”，这一主张得到雍正的批准。这说明在贵州新置的“新疆六厅”也开始实行“苗疆缺”官制了。

    据《明清档案》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载，湖南苗疆永顺府知府、同知、通判，龙山、保靖等县，凤凰、乾州、永绥厅皆为要缺、难缺，皆须按缺补入。从康熙四十三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辰州府分防乾州厅同知共20人，除其中2人资料记载不详细外，其余18人中，旗人出身者6人，进士以上者有9人，可见，苗疆缺内官员比较重视出身、科举功名和政治资历。
    “苗疆缺”分为两种类型：最艰苦的苗疆是“三年俸满升转”；条件稍好一点的苗疆是“五年俸满升转”。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般来说，艰苦的苗疆经过长期开发，条件好转，该地的“苗疆缺”可以由“三年俸满”改为“五年俸满”。同样一些“五年俸满”的“苗疆缺”条件好转后会取消“苗疆缺”待遇。在乾嘉苗民起义前，湘黔苗疆各官员享受的是“五年俸满”。
    事实上，“三年俸满升转”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当时的朝廷官员己经意识到“向来各省边缺人员，定有三年俸满即升之例，其中或因地系烟瘴，势难久留，顾于体恤之中，兼寓鼓舞之意……况地方有司，专司民社，正当令其久任谙练，以资实用;若仍拘泥于前例，使履任者视同传舍，新旧相沿，苟且赛则，谁肯实心整顿……”。

鉴于此种情况乾隆要求边疆各要缺官员升衔留任，一是因为乾隆时期己经出现了缺少官多的现象，国家没有可升的官缺供应；二是流官系统固有的弊端，官员新到地方，一切都不熟悉，待到初步了解地方情况后，就被调走了，不利于地方治理及促进地方的发展。尤其是湘黔边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需要熟悉民族事务有才能和才干的老练官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吏部依照乾隆帝关于苗疆要缺人员升迁的提议，对苗疆各地官缺的任职时间以及考核升迁作出规定。从议定来看，“五年傣满”之缺，如果政绩显著，才守兼优，一般不会调离本缺，只是“升衔留任”，再等三年，经考核合格后，才会“题请升用”。对于首次任期内，政绩平平的，可以给机会再留任三年，如果在第二个三年内，政绩显著的话，仍可以“以附近应升之缺题升”。同时还明确规定了，苗疆缺内的官员不得找借口调离原缺。此后，边疆久任则以湖南为例，其余像海疆，云南粮储、驿盐等道员各缺，都依湖南苗疆久任之例，“五年俸满，再立限三年，分别考核具题，如不放任，随时更撤。”苗疆久任对促进改流区的发展，维护改流区的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

    也许早就认识到苗疆治理的复杂性，在康熙苗疆开辟到乾隆末年的百余年中，清王朝对腊尔山苗疆流官的任用还是相当重视。与原来多是土官土人不同，这时的苗疆官员已经完全客籍化，重视历练。
    以乾州厅同知选用为例，自康熙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年，辰州府分防乾州厅同知，有史可查的共有17位，其中进士和举人出身的9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湘黔边其他各厅县亦大体如此。
    至于道衔官员，几乎全是经验型和科举出身人员。因此这些流官与“改流”以前的土官相比较，不论是在政治历练还是科举功名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可见朝廷在选拔流官时相当谨慎。

清朝廷每次对新上任到腊尓山苗疆的官员都要详加嘱托。谭行义调任镇筸镇总兵时，乾隆帝嘱托他说“此镇为楚省门户，第一要镇，故调汝，汝其勉之，莫负委用之意也。”乾隆三年(1738 )蒙应瑞授镇筸总兵官时，乾隆帝也提醒他:“镇筸乃苗疆要地，汝其实心实力，整饬营伍和兵民，以绥靖地方，勉之莫忽。”一镇总兵能得到皇帝的如此重视，可见，清朝帝王对湖广苗疆选拔流官的重视程度。
“改流”后的苗疆任职环境仍然较其他地区恶劣得多，故只要在流官任上稍有业绩，任期内不曾犯大的错误，一般只要任职年限己满就可以升迁。辰沅靖道祖秉圭、夔舒等都这样得到上级的保题升任，得到朝廷的重用。按照清朝制度规定，只要苗疆等处调补官员，必须即行升用。如规定乾州同知、凤凰营通判、永顺府知府、通判、永绥协同知、永顺、保靖、桑植各县知县及典史都是五年俸满，保题即升的官职。对于清代众多级别官员，为了升迁不得不经历漫长等待和磨练，苗疆流官升迁算是比较快的了。

总而言之，改土归流后到腊尓山苗疆任职的官员容易升官。

    “改土归流”后，被朝廷委派的流官，他们的心态与“改流”前具有很大的不同。“改流”前，“凡候选人员内有愿往效者，递呈之后，令彼挚签”，即使运气差的官员抽签去了苗疆，一般任期不满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当地。自“改流”以后，湘黔边的流官群体基本上都能摆正自己心态，以一个地方官的角色去管理当地事务。
    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后，腊尔山苗疆过去的自治状态终结了，清朝廷也在考虑究竟该采取什么统治政策，苗疆的流官们实际上也是一直在一步步的摸索合适的苗疆政策，用现在的话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永顺、保靖、桑植等透过改土归流开辟的原土司区，清王朝对基层政权进行了较大的改造，推行保甲制度。在乾隆十七年一则全面清查苗地汉奸的案例中，沅州府芷江县知县称“卑职遵奉颁行保甲条例，按里设保，计户立牌，人丁烟户以及住址里村，逐一查注登册，无遗无漏。在苗人固已向化多年，其婚姻服饰俱与民人无异，而且输粮值役应试入学，民苗一体”。永顺府龙山县知县杨逭则称，他在龙山县推行保甲制度，不仅当地民人苗人均纳入保甲体系，置于门牌，而且还印发“循环簿”“交一切伙铺歇店”逐夜登记住歇之人，对于外县来本县佃耕、贸易、手艺之人，则“谕令各保正按月填簿送县发给门牌”，并且他还会与驻防千总不时巡查。这样的制度，实际上与内地实行的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实际上也达到了苗民向化，在婚姻服饰应役入学值役输粮等“民苗一体”的结果。

    筑城和修路——苗疆城镇的兴起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与沅水中上游其他地区在宋代熙宁开边后存在大量修筑城墙一样，在在腊尔山苗疆这块新直管的土地上自然是要修筑城池的。
    凤凰镇筸城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所建。桑植新城由邑令连际颖建造于雍正七年(1729年)，易土为砖石。保靖于雍正九年(1731年)由知县张联坷择址建城。
    凤凰作为城池立名始于康熙年间，因城西外五十里形似神鸟的凤凰山而得名，但建城历史可远溯到唐朝。唐永隆年间，田克昌以现在沱江镇为“五峒”中心，修土围城堡，开建衙门，明《一统志》和黔南《田氏族谱》对此均有记载。宋神宗开江南后设立经制五寨。元明时期建置五寨长官司，夯筑土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移派麻阳镇筸参将进驻五寨，始建砖城，筑建垣墉高厚、外耸瞻望的城防。
    苗疆开辟后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将镇筸城改筑为石城，周长2公里有余，均系红砂条石岩错缝叠砌，石灰糯米浆拌桐油勾缝。城外墙高5.7米，顶宽3.7米。开四门，东曰“升恒”、南曰“静澜”、西曰“阜城”、北曰“壁辉”，各设门楼，青砖砌筑。各有巍峨的门楼。城墙牢固厚实，在后来的乾嘉苗民起义、辛亥革命和土匪攻城中一直没被攻破过。


    凤凰镇筸城北门。镇筸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改筑为石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湖广总督特成额在镇道员的的陪同下。对城垣作了多次勘察，以《清展镇竿城垣疏》的奏章向皇上请准扩建，经朝廷批准.得以从湖南尚存的163.000两“鼓铸余息银”中开支二万两扩建镇筸城。此项工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施工，扩大了一段城墙，新设阜城门，俗称老西门。嘉庆二年(1797年)凤凰厅升格为直隶厅后，同知傅鼐吸取乾嘉苗民起义守城的教训.再度扩建凤凰城垣。
    凤凰北门和东门是原貌保存下来的城门

    @江湖武松 2017-09-05 21:17:43
    湖南官员处于民族共处的环境对治理能力有帮助有阅历，有经验。在后来平定治理西北新疆时大显身手，人才辈出。如左宗棠陶峙岳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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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也许就是从治理湘西苗疆积累慢慢积累的经验吧，对后世都有帮助。

    @江湖武松 2017-09-05 21:20:33
    对新疆有大功的杨增新虽不是湖南人，也是出身于民族共处环境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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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增新让新疆避免外蒙命运

    进入湖南西部土家族地区的流官，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府县治和城池。永顺府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其时，鄂西尚未改土归流，新设的永顺府及四县受鄂西容美土司威肋，建造城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土归流后的一两年内，清政府主导了永顺府县城池营造。
    因为军事防守的需要，土司王城往往建设在深山峡谷之中，易守难攻。改土归流后，这些地方己经不能作为府州县城的统治中心，湖广土家族地区的流官多选址重建府州县城，流官选址重建府州县城，在客观上保护了土司王城的遗存。
    从修筑时间来看，湘西永顺府城及保靖、桑植、龙山县城修筑都是在雍正十年前后。从修筑规模来看，县城周长一般在三里三分左右，高一丈二三尺。府城周长超过五里，高二丈左右。府县城的材质多为砖石城，较少采用砂土筑城。

    永顺府筑城之初，曾计划修筑土城，按照修筑土城做了预算，请求政府拨款筑城。但随后发生变故。辰沅靖道王柔曾与湖南藩司杨永斌面议，请求修筑石城，但杨为节省开支，坚持要建造土城。王柔据理力争，强烈要求修筑石城，并上奏雍正“永顺府县城垣宜筑建石城，查该地方土性不坚，取石甚易，议令建造石城，需费无多。臣前曾与升任藩司杨永斌面语，未见允从，业经详请题达，悉建土城”。
    王柔上奏雍正，要求永顺府县城均建造为石城“今复据永顺府享称，边地土质多沙，各衙署所筑围墙，随筑随纪。若城垣筑土更高，万难保其坚稳等语。臣伏念边檄城垣，系内地之藩篱，尤宜预图久远，不得不恳请我皇上救谕楚省督抚，仍令筑建石城”。
    建造土城的方案被放弃，建造石城的经费则要另行核算‘严伤该府县确实估计，勿得浮冒，庶新建边城咸获巩固之庆”。王柔的建议得到雍正的认可。清政府对于修筑城墙、衙署等公共建筑有责任追究制度，领蒂创建者均负有责任，因而“与其于事后而受赔补之累，不若于事先而为一劳永逸之计”，修筑石城。不足的款项‘动用蒂项外，有不敷君邑愿捐养廉”，从而“蒙各宪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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