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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4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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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4节 《三国演义》第31回，刘备在穰山大战曹操失利，只剩下赵云保护他跑路。 玄德等离寨约行数里，转过土山，火把齐明，山头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刘备！丞相在此专等！” 玄德慌寻走路。 赵云曰：“主公勿忧，但跟某来。” 赵云挺枪跃马，杀开条路，玄德掣双股剑后随。正战间。许褚追至，与赵云力战。背后于禁、李典又到。 赵云一个人被围攻的激烈，刘备“见势危，落荒而走”。 听得背后喊声渐远，玄德望深山僻路，单马逃生。 这家伙只管一个人跑路。 捱到天明，侧首一彪军冲出。刘备大惊，因为一个人在山僻小路是无法战斗的。 侥幸的是，竟然是从汝南撤退的刘辟引败军千余骑，护送玄德家小前来。 好不容易有点安心，行到数里，一棒鼓响，前面拥出一彪人马。当先大将，乃是张邰，大叫：“刘备快下马受降！”玄德方欲退后，只见山头上红旗磨动，一军从山坞内拥出，为首大将，乃高览也。 面对前后无路的刘备，刘辟主动请战：“容某死战，夺路救君。” 这刘辟与高览交锋。战不三合，被高览一刀砍于马下。 刘备正慌呢，高览后军忽然自乱，一将冲阵而来，枪起处，高览翻身落马。视 之，乃赵云也。 血雨飘风的厮杀里，赵云只管保护刘备突围，一旦刘备成功跑路，赵云并不是分路突围而是拼了命顺刘备撤退的方向寻找。 对于赵云而言，刘备就是老天爷，就是唯一的唯一。 刘备之所以以弱旅而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是因为他的部将和他有感情。 解放军最终能够打败自己的敌人，是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部队。 979年7月，宋太宗指挥的部队，当然不说有信仰的部队，偏偏，他的部队和宋太宗也并没有深刻的感情。这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感情的队伍，一旦遇到挫折而疲惫不堪，整个指挥系统崩盘，就是乱七八糟。 宋太宗是皇帝，而且是在战场上的皇帝，他的身边多少是有一些部队的，从道理讲，必定有人保护撤退。然而，崩盘的军队压根就不管宋太宗的死活，只管各自逃命。 陪侍的侍卫慌忙之中找了一辆驴车，搭载宋太宗急速南逃，一直跑到金台屯才停下。 参加高粱河之战的宋军接近十万，不管宋太宗的毛驴车跑的多快，他这路上都不可能遇不到溃散的宋军。 如果宋太宗有足够的威信和凝聚力，只要亮明身份，一波一波传递下去，就会形成指挥中心。 然，宋太宗只能跑路，因为他的兵与他没有感情。既然我们是最普通的兵，既然皇帝不认识我们，而且，极少我们侥幸逃出战场，即使我们曾经不鸟皇帝，因为他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是没有危险的。 如果因为我们的不勇敢而死了皇帝而国破，那又如何呢？我们这几十年经常的皇帝死于战场而国破。这无所谓呀，如果有利益，如果有人组织，我们自己就经常的换皇帝。 指挥系统是军队最核心的东西。 一般的军队，并不选择部队的首长，而且， 在古代，绝大多数底层指战员是不认识首长的。 在东北，林彪乘坐的吉普车陷入泥潭中，林彪走下车在不远处踱步。那个时候，有吉普车的肯定是高级军官，路过的十几名战士就喊着号子推车。车子推出泥潭后，林彪心情不错，走过来问其中的一个小战士：“你是哪个部队的啊？”小战士傲气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林彪的四野！”林彪嘿嘿一笑，回答：“老子是四野的林彪！”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车子推出泥绰，林彪问其中的一个小战士：“你是哪个部队的啊！”小战士傲气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你是哪个部队的？”林彪的回答是：“老子是民主联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也不能被广大战士熟识。 实际上，抗战结束后中共布局东北的军事首长是陈毅，后来和山东的林彪互换了。如果陈毅去了东北，绝大多数战士也是不认识。大家之所以接受林彪或者陈毅的指挥，是因为高级将领们执行中央的命令。 所以，几十万大军打仗，绝大多数底层指战员其实是不怕首长的，他们怕的是底层的指挥官。大头兵怕连排班、连长就怕团营、营长就可能怕师团。 为什么呢？简单，认识。 一个大头兵临阵脱逃，如果战斗结束而最终赢了。连排班长就可以向部队、向后方提请军事惩戒这个逃兵。因为有档案，株连父母都是正常的。 一个逃兵遇上走单的军长，谁怕谁？即使你军长能够生还，如果这大头兵长相不是极特殊，军长不可能全军检阅找这样一个倒霉蛋。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到贵阳，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歼”。蒋介石命二十五军警务处长兼公安局长王天锡兼贵阳警务司令。万不料，毛泽东指挥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时，蒋介石召集随行高级官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加强贵阳城防，命令调滇军入黔到贵阳“保架”。 在抽调援军的同时，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红军巨大声势弄乱了情报，顾祝同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 “这儿离机场多远 ？”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踏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 别看蒋介石指挥千军万马，一旦落了单，他还真不敢将自己的身份随随便便交代给大头兵们。 我们看西北战场的毛泽东，就昆仑纵队那一点军队，他就敢在黄土高原和国军周旋，就在于相信自己的部队和自己民众的信仰。 假如，毛泽东落了单，遇到自己的战士，就大概率而言，那就是拼死追随。 蒋介石不行，宋太宗更不行。 黄埔东征，千军万马里是共产党人陈赓救总指挥蒋介石，就那一刻，就注定了满地红胜定了青天白日。 与宋军不同，辽军反而激情恶战。辽军的前线总指挥耶律休哥，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被宋军打的身受重伤，昏死过去，醒来他就让士兵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 到底收复幽云失地的宋太宗代表了正义还是辽军代表了正义？ 不要用现代政治逻辑框定整个历史。 高粱河这一战，宋军的战败，责任仅仅由宋太宗一人承担。 好大喜功是所有人的天性，雨花石也是如此，毛泽东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然，毛泽东的这句话其实有三个潜台词：1、有剩勇；2、寇已穷；3、赌输了也不至于崩盘。 1948年，就东北野战军是否南下北宁线作战，林彪和毛泽东有激烈的分歧，实事求是的讲，毛泽东赌的有一些太大，然而，毛泽东敢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经过抗战的辛勤耕耘，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即使有巨大的挫折，乃至于全局性挫折，仍然能够茁壮。 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所有的战场都有残酷的损失，林彪在四平街、彭德怀在西府、刘邓在张凤集、粟裕在南麻临朐、聂荣臻在大同张家口，然而，他们都能够很快翻盘，蒋介石呢，一旦损失就很难恢复。 979年宋太宗虽然挫败了辽国援助北汉的军队，但，辽军主力未出当然不是穷寇，而宋军的剩勇是经不住苦战了。宋太宗最大的侥幸是他的哥哥给他留下了足够大的地盘，辽军也无法向宋的纵深反击。 高粱河之战，是整个宋朝历史至关重要的一战，极深刻的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走向，其对于历史影响之深，一般史学家评价的远远不够。 对于北宋来讲，高粱河之战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支军队，也不仅仅是损失了巨大的物资，也不仅仅是破坏了灭了北汉之后有利的战略态势。 对于北宋而言，最大的损失其实是一点：御驾亲征的宋太宗打了一次大败仗。 其实，刘邦、刘秀、曹操、司马懿、李世民等等创业帝王，都有过巨创。 有过巨创，并不证明他们不是优秀的总指挥。 蒋介石丢了大陆，只能说他不说毛泽东的对手，对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而言，蒋介石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 其实，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也有过巨大的失误，比如，遵义会议后第一大仗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到底损失多大？索尔兹伯里在《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的第一仗，战斗失利后，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损失如此巨大，毛泽东仍然能够指挥红军，就在于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绝大部分红军将领知道，不管毛泽东指挥的失误如何的大，自己都抵不过他的军事能力？ 林彪去了东北，打过很多败仗，许多部下也有意见，黄克诚对四平街保卫战意见就很大，程子华对毛泽东重用黄永胜颇有意见，然而，除了陈光之外，所有将领都知道自己的指挥能力比不过林彪，也知道别人的指挥能力抵不过林彪。 土城战役失败对于毛泽东、四平街战役对于林彪，都是一次窝囊，但，真正能打仗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的失误而怀疑他们的军事能力。 其实，毛泽东是师范毕业，没上过军校，不说专业的军事干部，的确不适合担任领兵打仗的司令员。 毛泽东专长是军事战略。 没有一个人说，毛泽东的战场指挥能力强于朱德，也没有人说毛泽东的战场指挥能力强于许世友。 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粟裕指挥了黄桥决战，说明他们是名将，他们的战场指挥能力当然在毛泽东之上，然而，林彪、粟裕的优秀反而增加了毛泽东的威望。 可是，宋太宗就不成了。 安重荣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怎样才能兵强马壮呢？能统帅军队打仗是最基本失误要求。 五代的所有创业皇帝都能够指挥大兵团作战。 赵匡胤也能指挥大兵团作战，且有极优秀的个人单兵。 年轻的赵匡胤，“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 赵匡胤试骑一匹烈马，“不施衔勒”，不用马嚼口和马络头，简单说，就是没有马缰绳，也就是说，赵匡胤要控制这匹烈马，只能依靠两腿的夹力不堕马和两只手管控马脖子。 结果，乱跑的烈马竟然斜了城墙的马道。这城墙的马道有门洞，烈马乱跑，一窜一窜的，跑到门洞口的时候，马哧溜就跑进去了，这前俯身保着马脖子的赵匡胤就超高了。 我们日常生活里，很多涵洞都有限高，如果车辆的货物超高，如果车辆一定要疾驰而过，那超高的货物或者直接下去，或者超高部分直接碰掉。 赵匡胤“额触门楣坠地”，额头碰上门楣，人就从马上“坠地”。 疾驰的马、猛烈的撞，“哐当”坠地，在场的人都认为赵匡胤一定撞碎了脑袋。结果呢，赵匡胤徐徐站起，追上马——马在城墙的马道上想跑也跑不远——腾身而上。 赵匡胤竟然“一无所伤”，这金钟罩练的真实在。 如果在高粱河大战里失利的是赵匡胤，他当然不会做驴车跑路而是横冲直撞。 柴荣登基后，“北汉来寇”，柴荣统帅军队迎战。 “战于高平”，高平关大战。两军对阵，“将合”，正要交战呢，“指挥樊爱能等先遁，军危”。 这个时候，高级将领樊爱能等竟然扭头就跑路了，整个阵线就主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危急时刻，赵匡胤“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乘胜攻河东城，焚其门。” 赵匡胤能够力挽狂澜，当然与其卓越的单兵能力有关，更重要的是“同列”，也就是战友和部下，愿意舍命追随赵匡胤拼命。 赵匡胤追随柴荣从征淮南进攻南唐，涡口首战，打败南唐万余部队，“斩兵马都监何延锡等。” 形势不利，南唐节度皇甫晖、姚凤众号十五万，“塞清流关”，封锁清流关，堵截后周军队。 赵匡胤指挥军队攻克清流关前哨阵地，一溜烟追到城下。 皇甫晖和姚凤在城上就叫阵：“人各为其主，愿成列以决胜负。” 我们干脆选拔一批敢死队死拼。 于是，两军就组织敢死队。 皇甫晖、姚凤开城门出城，“整阵出”，正排兵布阵呢，赵匡胤“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姚凤禽之。” 这赵匡胤俯身抱住马脖子，骏马突袭，砍死了一个、活捉了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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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5节 赵匡胤绝不仅仅能够冲锋。他在柴荣的指挥下“从征濠、泗，为前锋。” 前敌总指挥。 “时南唐砦于十八里滩”，南唐沿河十八里滩下寨构建军事堡垒。 柴荣“方议以橐驼济师”，谋划用骆驼将军队渡过河去。赵匡胤呢，“独跃马截流先渡”，他手下的骑兵都追随下水，“遂破其砦”，攻克了敌人的堡垒。 这赵匡胤在军队的威信是打出来的，即使偶有失败，他的部下也不敢挑战赵匡胤的权威。即使，他的部下打败了他打不过的敌人，他的部下们也不敢骄横。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二打祝家庄的时候曾经被扈三娘追的鸡飞狗跳，那林冲出马轻松就活捉了扈三娘，但没有人认为林冲能够指挥大兵团作战。第一次曾头市战役，晁盖重伤，林冲当然是野战军最高领导，但，林冲掌握不了部队，他的指挥能力明显比不过呼延灼。 宋太宗就不可以了。 宋太宗比赵匡胤小12岁，“工文业，多艺能”，在后周担任供奉官都知。陈桥兵变后，他的实际工作是“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尹，再加兼中书令。” 长于行政，是宋太宗的最大优点。 他会不会打仗呢？这个就不好说呢，因为他的哥哥太能打了，他爹也特能打，这能打仗也许有遗传，没有几个武将随随便便试探皇帝老板。 宋太宗竟然亲征北汉，竟然打败了辽国的援军，竟然灭了北汉。 宋太宗当然是灭北汉的最高决策人和总指挥，此战之后，如果宋太宗退回首都大后方。 从此之后，他只派其他高级将领出征而他本人“将守重营戒远征”，那么，从吐蕃高原到高丽棒子，从白山黑水的契丹到唱山歌的段氏大理，上迄庙堂之高、下到山野渔樵，大家都会恭恭敬敬的说：赵老二是一个能打仗的家伙，能够兵强马壮，当然就是合格皇帝。 可是，宋太宗竟然指挥高粱河大战败得一塌糊涂到乘坐毛驴车跑路跑的比刘皇叔还快。 这宋太宗在太原建立的能指挥大兵团的威信像肥皂泡一样，崩了。 这一崩，可就真麻烦了。 这种崩，产生了两种麻烦：1、很多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了解了宋太宗不能指挥大兵团的底细；2、宋太宗知道很多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了解了宋太宗不能指挥大兵团的底细。 刘邦去世，吕后当家，匈奴的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 是可忍孰不可忍，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 如何应对？ 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我给你出气。 中郎将季布说：“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季布说，把这个当面撒谎的家伙砍了。老皇帝刘邦指挥40万大军让冒顿弄得极苦，樊哙令10万人能打败冒顿？ “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大家都尴尬，因为没有人敢说自己比刘邦能打仗。 刘邦末年，黥布之所以敢造反，就是认为没有了对手：“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 黥布认为韩信、彭越已经死了，刘邦年高“厌兵”，汉政府的高级将领无人是自己的对手。 樊哙的指挥能力是抵不过刘邦的。 韩信被刘邦弄成淮阴侯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 韩信原本是齐王，后来是楚王，樊哙是舞阳侯、周勃是绛侯、灌婴是颍阴侯。 王和侯，差距是一大截、两大截。 原本是楚王，现在朝拜的时候，竟然等列了，韩信感觉丢人。 有一天，韩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 淮阴侯韩信拜访舞阳侯樊哙，樊哙跪拜送迎，自称为“臣”。 在千变万幻的战争岁月，樊哙也许偶然能赢韩信一仗，但，就军事指挥能力而言，韩信、项羽——刘邦、彭越、黥布——樊哙、周勃、灌婴，这是非常明显的三个等级，下一等级没有赢上一个等级的概率。 宋太宗，出生于939年，北宋建立的时候才20露头，之后就长期搞行政工作，的确没有施展军事能力的机会。979年，40周岁宋太宗完成灭北汉的战役，树立了杰出战略家、指挥家的形象。 宋太宗灭北汉的时候，赵匡胤去世才3年，宋太宗的这皇帝是兄终弟及的接班。 现在见到的各种材料都承认，宋太宗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之一，是赵宋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然而，如果没有赵匡胤，不管宋太宗如何鼓捣，他也不可能获得的军队的支持。 赵匡胤是优秀的军事统帅，在军队有崇高的威信，至于宋太宗，只能是谋士。 当宋太宗灭了北汉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必须承认，宋太宗这皇帝虽然来自于赵匡胤，然而，即使没有赵匡胤，宋太宗也是可以打架抢地盘的。 高粱河之战证明宋太宗的军事能力不过是一个二把刀，这下麻烦了，他手下的那些跟随赵匡胤南征北战极有威望的高级将领怎么办？如果，在下一场大战里竟然证明他们，比如曹彬、潘美竟然比宋太宗还厉害，那么，他们是否学习赵匡胤弄一个陈桥兵变什么的呢？ 哪一个傻逼会显摆自己竟然比皇帝更会打架？ 7年后的986年春天，借辽国是太后临朝的有利政治形势，宋太宗集结20万大军，又一次发动北伐。这一次，宋太宗并不亲临前线。他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骑水陆都部署，向雄州、霸州方面推进；命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率军出雄州；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同时，宋太宗又以潘美、杨业为正副统师，率领云、英、朔诸州宋军出雁门伐辽。 宋太宗的计划是以曹彬的东路军为主力攻取涿州，以牵制耶律休哥所率辽军主力，而西路的潘美与东路的田重进则负责攻略山后，待山后攻略完毕则由山后转掠山前，最后汇合的宋朝三路大军与辽军在幽州城下进行主力决战。 曹彬老成持重，则以他为盾，牵制辽军主力，潘美锋锐，则以他为矛，攻城略地。为了牵制住耶律休哥，宋军名将大多集中在东路军。 就整体的规划看，雍熙北伐的重心是曹彬，如果胜利，曹彬就是不世奇功。 雍熙北伐一开打，宋军诸路皆捷：曹彬一路攻克固安南城，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克辽朝寰州。不久，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方面，宋军又于新城大败辽军。 这形势一片大好之局，突然就急转直下，全面崩盘了。 为什么呢？ 由于和辽军交手的多次挫败，宋太宗在诸将出发前，嘱诫他们“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 稳扎稳打，不贪小利。 开打后，宋军诸路捷报继至京城，宋太宗不喜反忧，深恐契丹军会乘间断阻宋军补给线。 20万大军扑向敌军，一路胜利就拉开了补给线，辽军有精锐骑兵万一掐断宋军的补给，无饭可吃就麻烦了。 我们读一部《三国演义》，从讨伐董卓的骁将孙坚因为绝粮而乱窜，一直到诸葛亮六出祁山迫于粮运而退，就是义薄云天的关羽在樊城之战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粮食太少无法养活庞大的战俘。 我们看电影《投名状》，清军在占领苏州后，因为没有粮食就只能杀光俘虏。 就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和拥有现代化运送工具的国军相比，解放军庞大的军队的后勤原本应该更难。最麻烦的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武器和人员是通过缴获补给的，因此，优待俘虏就是共产党胜利的基本依托。也就是说，当淮海大战开打的时候，根据地就要车推肩挑无数的粮食保障解放军的后勤和俘虏的后勤。 古今中外，无粮的军队是一定要完蛋的。 老成持重的曹彬竟被耶律休哥真断了粮道。曹彬十万大军在涿州呆了仅仅十几天，就吃尽了军粮，“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 只从东路军的角度来说，此举并无过错，在宋军战力未衰之时撤退以避免损失。 最重要的是，曹彬顺利撤退并没有什么损失。 宋太宗闻报，大骇：“岂有敌军在前不顾而退军待军粮的道理！” 宋太宗也是个糊涂蛋，曹彬如果不撤兵，那就只有两种选择：1、曹彬在涿州坚守等待宋太宗送粮——这个基本没有可能；2、曹彬分兵一部恢复粮道——兵少不可能恢复粮道，弄不好反而被人家灭了。 曹彬撤兵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他三路宋军的安危。 宋太宗这下反应很快，立即告诫曹彬不要再向前进军，率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宋军会兵，“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曹彬全军而退，从不利角度讲，耶律休哥对田重进与潘美等两部形成威胁，而有利的因素是曹彬重兵在手，如果耶律休哥有限的军队围攻田重进与潘美等两部时形成了拉锯，如果曹彬重兵汇聚米信一部杀上来，辽军反而很危险。 宋太宗的这种思路，如果类比象棋，就是集结“霸王车”于界河视形势发展而随机应变。 可是，宋太宗一个错误是没有理解曹彬这种久战名将为什么会放弃了粮道？为什么在粮道刚刚被掐断就全军退回雄州？ 如果曹彬指挥全军收复幽云，那么，他就成了比宋太宗还能打的名将，即使宋太宗不怀疑曹彬的政治忠诚度，这技不如人的尴尬心理也是别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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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6节 对于曹彬而言，要解开这个死结，最好的办法是两个：1、在不违背宋太宗军事战略的大前提下撤兵——宋太宗没有杀他的充足理由；2、全军而退保住名将的体面。 我曹彬呢，打仗是比不过皇帝的，侥幸的是跑路的比较的快，因为我是一个谨慎的家伙——怕死的另一种说法。 很多朋友可能说，这种心态也太阴暗了，难道就以个人的生命伤害民族的利益吗？ 请注意，我们不也能用今天的思想价值评判古人的心态，因为古人不是生活在今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没有民族的概念，大家奋斗的目标仅仅是宗族利益，那有民族的概念呀。 对于曹彬而言，如果他被皇帝怀疑了政治态度和政治能力，既有可能被皇帝灭族。 曹彬的这种心态，极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和战斗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如果能够看破曹彬的肚里蛔虫，最好的办法就是紧急下令，全线撤退，严令曹彬策应其他三路。 “霸王车”巡河的同时，已经深入的马和炮立即开溜。 如果这样，本来进展极快的宋军意外全军突撤，本来处于守势的辽军就会狐疑，他们不会癔癔症症的反攻。 问题是，宋太宗这个屯兵界河进退有据的随机应变的指示，其实是暗含对曹彬的批评。 雍熙北伐，宋太宗仅仅是命令曹彬为东路主力的主将，其他三路军队都是独立行动的部队。当然，曹彬是资历最深的老将，而且指挥东路主力，如果协同作战，曹彬当然就是总指挥。 不过，这种基于威信和资历的指挥权，决然不同于皇帝明确任命的总指挥。 宋太宗这种对曹彬暗含的批评，动摇了曹彬在东路军的权威。 曹彬撤退到雄州之后，有了军粮的东路军诸将听说潘美、田重进等部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功，“谋画蜂起，更相矛盾”。 坏了，宋太宗拨给东路军的将领原本多为名将，虽然弱于曹彬，但，毕竟多为名将。我们看《亮剑》里，李云龙这悍将就比较难指挥。 淮海战役的双堆集大战，陈士榘带领华野三个纵队去支援。陈士榘，红军时期不过是师级干部而刘伯承在护国时代就已经是名将了。双堆集大战，陈士榘是华野的兵团司令员而刘伯承是军委委员衔的野战军司令员。可是，因为战场的协同问题，陈士榘与中原方面弄得非常不愉快。 被暗批了的曹彬，面对众将的乱七八糟，也不肯硬性约束众将——如果有约束众将的威望，那也容易被皇帝疑惑——老将曹彬无法约束诸将，便顺从诸将之意，“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五天的粮食，竟然去攻城，注定是失败，最终失败。东路军大败，其他各路也立不住脚跟，乱七八糟的跑路，大将杨业在陈家谷口孤军奋战，负伤被俘，绝食而死。 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发端。 就军事指挥的表象看，雍熙北伐战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曹彬的指挥失误。攻取涿州后无法保证宋军粮道，危难之时又无法约束诸将，浪费了宋军最后的撤退机会，更是在宋军溃败时骑马夜遁。 然而，我个人认为，曹彬在雍熙北伐里畏手畏脚的心态。 整个两宋，最牛叉的名将当然有狄青，然而，狄青最后被宋朝的君臣逼死了。为什么逼死他呢？ 《宋史》的《欧阳修传》记载：“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欧阳修)请出之(指狄青)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 《续资治通鉴》载：“臣(指欧阳修)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狄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关于狄青，很多人批评欧阳修，这是极糊涂的想法，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欧阳修对待狄青的真正想法。 欧阳修分析狄青说，狄青担任主管全国军队的最高官职枢密使——大体相当于抗美援朝之后的彭德怀。 彭德怀主军时期，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并以军委委员的名义实际管理全军。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之下，刘少奇搞政治局参与最高决策、邓小平主管书记处负责党务、周恩来是国务院，加上彭德怀主军，一共是4个最重要的人物。不过呢，就政权的基石而言，毛泽东之下，权力最大的其实是彭德怀。 宋朝的官员级别不同于其他朝代。 我们看《水浒传》对于官员服饰的描写。 《水浒传》 第82回“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受招安而是“白身”的梁山众将“穿了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 古代中国，没有功名和爵位的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穿锦袍的。 《水浒传》 第116回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阮小二指挥的水军遇到巨大挫折，步将解珍、解宝请战道：“我弟兄两个，原是猎户出身，巴山度岭得惯。我两个装做此间猎户，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来，教那贼兵大惊，必然弃了关去。” 吴用道：“此计虽好，只恐这山险峻，难以进步，倘或失脚，性命难保。” 解珍、解宝便道：“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荫，做了许多年好汉，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报答仁兄，也不为多。” 按照二解的语境，在两宋，获得穿锦袍的待遇就是一种荣耀。 不过，被招安的宋江等人穿了锦袍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脱离老百姓的资格而已。 《水浒传》 第110回“宋江东京城献俘”，“宋江等众将一百八人，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 朝献之际，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目今天下尚未静平，不可升迁。且加宋江为保义郎，带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锋卢俊义加为宣武郎，带御器械，行营团练使；吴用等三十四员，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加封为偏将军；支给金银，赏赐三军人等。” 当朝廷允许宋江等人“戎装革带，顶盔挂甲”，面君朝拜的时候，暗含的意味就是朝廷承认了他们一般军官的身份。 他们的确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军官了。 《水浒传》 第119回 “宋公明衣锦还乡”，“宋江、卢俊义等二十七员将佐，奉旨即忙上马入城。东京百姓看了时，此是第三番朝见。想这宋江等初受招安时，却奉圣旨，都穿御赐的红绿锦袄子，悬挂金银牌面，入城朝见。破辽兵之后，回京师时，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挂甲，戎装入朝朝见。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头公服，入城朝觐。” 征方腊归来，“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头公服”，这种装扮就是朝廷明确宣告宋江等人已经获得朝廷高官的资格——档案进入中央组织部了。 皇帝直接任命：“现在朝觐，除先锋使另封外，正将十员，各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十五员，各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管军管民，省院听调。” 诸州统制和诸路都统领，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员什么的，这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放今天，那就是中管干部，最起码是副部级。 宋朝体制，所有高级干部，不管文武，在朝廷，都是文扮。 宋朝体制，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 宋朝之所以用文官担任最高军职，就在于文官篡夺的概率要小得多。 狄青之所以能够掌管枢密院，无他，西征南讨的战功太大，以宋朝的功赏体系，除了让他担任枢密使，还有什么办法呢？ 古来功大难为赏。 欧阳修说狄青“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是一个勤奋工作没有毛病的官员。那么，他的罪过是什么？ 欧阳修说的极明白：“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 简洁的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 能打仗的武将，担任最高军职，偏偏“得军情”，就是得到军队的拥护，在军队有威信。 直白说，不管狄青个人是否有政治野心，他有了篡夺皇位的能力。 欧阳修是一个好人呀！他判断，如果狄青长期担任枢密使，这“路遥那里不漏蹄”，时间只要长哪能不犯错误或者过失，于是，整个朝廷就有了戴着他不放整死的理由。 《鹿鼎记》第8回“佳客偶逢如有约”，陈近南要韦小宝当青木堂香主，韦小宝摇头道：“今天当了，明天又给你废了，反而丢脸。我不当香主，什么事都马马虎虎；一当上了，人人都来鸡蛋来寻骨头，不用半天，马上完蛋大吉。”陈近南道：“鸡蛋里没骨头，人家要寻也寻不着。”韦小宝道：“鸡蛋要变小鸡，就有骨头了。就算没骨头，人家来寻的时候，先把我蛋壳打破了再说，搞得蛋黄蛋白，一塌胡涂。”众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只要想找你的毛病，总是能找到的，即使你品德高尚没有毛病，也搁不住别人有意识的设计条件给你犯错误的机会。 自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是，地位的高低决定了犯错误的高低。一个中小学教师，即使险恶的不得了，犯了极大的错误，也无过开除而已。 可是，主持全军领导工作，一旦犯错误，小鸡有了骨头，惩处起来就能够要命。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就经济建设提一个意见，就弄得苦不堪言。 欧阳修的意思 是说：皇帝呀，这狄青在朝廷担任要职，对于他而言太危险了。所以，我提议，罢免他的枢密使，“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你让他当一个知州，他就没有了造反的机会，他也就可以幸福的养老。 欧阳修的意思是说，保留狄青于地方干一个文官，如果边疆需要，还可以启用。 宋仁宗对于欧阳修的提议是“书凡再上，留中不出。” 这可不是宋仁宗喜欢狄青，而是宋仁宗不愿意让狄青去地方任职，宋仁宗就是要给狄青一个犯罪的机会，然后杀死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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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8节 高粱河之战，因为宋太宗的贪功而崩盘，不但给宋王朝带来巨大的损失，最要命的是崩掉了宋太宗天才军政大家的光辉形象。 宋太宗军政形象的崩盘，对于顶级大将的建功立业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即使今天，我们工作也要考虑自己的能力与人际关系的协调。 比如，在学校，一个优秀的教师可以全力搞好教学，教学成绩可以优秀的比校长都优秀。为什么呢？因为教育教学能力属于业务能力，教学能力的高低与能否当校长毫无关系，因为校长是一个领导岗位，他的工作的核心是协调而不是教学。 校长，干什么呢，校长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业务部门、地方党政机关协调关系，争取资金搞校建、争取指标为教工升职称提供机会，在学校内部，校长的工作是制定管理制度、选拔优秀的中层干部，物尽其用、人尽其能。 一个学生成绩差劲或者一个学生违纪，这是任课教师、班主任的工作，更高一点是年级主任、政教主任、教务主任的工作，顶破天也就分管副职出马，校长，如果学校比较大，这种具体的活是不能干的。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勤奋工作，事必躬亲，主簿杨顒谏曰：“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是有分工的，因为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能放手，这个人的领导工作是容易出麻烦的，即使他的能力极强而勤奋。 任何一个集团，他的干部的配置都是金字塔型的，下一级的优秀干部经过考验根据需要可以获得提拔。但是，每一级干部的进步并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能否承担更重要的岗位的需求。 比如，一个教学极优秀的教师，未必有管理能力，而，班主任、年级主任、校长这三个岗位的核心职责是管理而不是教学。 一个教学成绩优秀的教师，如果有机会可以担任教研工作乃至于可以进步为教务主任，因为这三个岗位对于管理的要求较少而必须有极强的业务能力。一个教师，教学成绩优秀而且有管理能力，可以担任教研工作乃至于可以进步为教务主任，也可以担任班主任、年级主任、政教主任。一个教师教学成绩一般而管理能力突出，如果学校实在找不到既有业务能力也有管理能力的人才，也可以担任班主任、年级主任、政教主任，甚至进步为校长。 我举个例子。毛泽东毕业于师范学校，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军校教育。1927年9月，33岁的毛泽东改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当然不会带兵打仗，拼刺刀、射击、投手榴弹统统都不行，而且，就是急行军，他也比不过普通士兵。 毛泽东说：“秋收起义我的脚烂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上了井冈山的。” 毛泽东当然不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连排级军官。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军官太难了，仅仅拼刺刀就需要太多的训练。 就近代中国，有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中国的大刀和日军的刺刀到底谁更厉害？ 我们知道，近代战争是热兵器的天下，一顿乱炮轰下去刺刀是毫无用处的，为什么还需要拼刺刀呢？ 近代的刺刀，特指装于单兵长管枪械（如步枪，冲锋枪）前端的刺杀冷兵器，用于白刃格斗。如果把刺刀单独使用，那么，就应该称之为匕首。匕首，截然不同于刺刀。 拼刺刀这种“灵活拼接”冷武器，在古代中国，其实最早是朴刀。 《水浒传》第60回，“前面摆四辆车子，上插了四把绢旗；后面六辆车子，随后了行。那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丫儿扣牢了，赶著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 卢俊义的朴刀，其实就是“杆棒”装“刃刀”的复合兵器。 宋人曾公亮等所编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刀，独不及朴刀，是因为兵学家并不把它视为真正的武器，它只是流行于民间、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陋的兵器。 为了社会维稳，宋朝实行严格的兵器管制。不过，木棒和刀具，比如柴刀，是民众生活的必须，绝对不可管制。江湖好汉，为了打斗，就搞了木棒和柴刀的灵活拆卸和安装。可是，木棒和柴刀的复合毕竟比不过制式的长柄大刀，原因简单，灵活拆卸必然的缺点是结合部位容易脱落。 刺刀和热武器的组合，最终出现在明朝。 随着火器的进步，明朝时期，军队大量装备火铳作为制式火器，一度达到步兵单位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明军打仗，已经极多使用火铳。然而，那个时候的火铳，有相当的缺点。长度较短，重量较重，使用不便，最大的缺点是因为弹药的装填，一次发射后到另一次发射，往往需要等待数分钟的时间。 即使是近现代的枪械，即使是久经训练的精兵，比如2018年，连发个三五枪也极难消灭一个敌人。所以，竟然间隔数分钟的时间才能够连发的火铳，就战场的实际杀伤而言是比不过弓箭的。 装备火铳的火铳手如果没有其他兵器手的保护，是绝对打不过满清的弓箭手的。 然，火铳的优点是充满未来。 满清入主中原，就国家管理的高效和疆域的开拓而言，绝对远超宋元明，那么，我们为什么落后挨打呢？满清的缺点是过于沉湎于现实的经验而拒绝创新。 其实，就是今日，也有巨多的人拒绝乃至于抵制创新而沉迷旧有的生产生活。 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弓箭是可以打赢火器的，因为火器还处于草创时代，满清入主中原二百年，中国的科技落后的一塌糊涂，因为这个二百年正好是火器在西洋大发展的时代，而在他的故乡，已经被淘汰了。 为什么火器淘汰于清朝而发展于明朝？ 除了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精神之外，更有农耕民族相较于游牧民族在骑马射箭方面的弱势。 大家要生存、要活命，如果身体相对不那么强健，或者死掉，或者智力创新。 一个优秀的弓箭手和一个差劲的弓箭手，比如，韦小宝大战茅十八或者洪安通，请问，谁更喜欢搞科技创新呢？ 金庸的《鹿鼎记》里风际中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风际中右肘一抬，拍的一声，手肘肘尖撞正韦小宝背心‘大椎穴’，左手钢刀挥出，擦擦、拍拍、啊啊、哎唷几下声响，六名天地会兄弟已尽数中刀毙命。他在顷刻间连砍六人，每一刀分别砍中了一人要害。出刀之快，砍杀之狠，实是罕见。苏荃等听得惨呼之声，一齐回过身来，眼见六人尸横就地，或头、或颈、或胸、或背、或腰、或胁，伤口中都是鲜血泉涌，众女无不惊呼失声，脸无人色。” 然而，风际中死的无可不死，“忽听得背后嗒的一声轻响，似是火刀、火石相撞，跟着砰的一声巨响，他身子飞了起来，摔倒在地，扭了几下，就此不动了。” “韦小宝倒在沙滩上，倒未受伤，一时挣扎着爬不起身，但见双儿身前一团烟雾，手里握着一根短铳火枪，正是当年吴六奇和她结义为兄妹之时送给她的礼物。那是罗刹国的精制火器，实是厉害无比。风际中虽然卓绝，这血肉之躯却也经受不起。” 如此精良的火器，为什么不能在清军里大规模装备呢？简单，这“火刀、火石相撞”引燃火枪需要太长时间，而且，在野外，如果有风、有雨雪，“火刀、火石相撞”不能产生火花点燃弹药，这短铳火枪的威力实在比不过匕首，更比过大刀。 如果允许选择，无可奈何之际，个子较小力量较小的韦小宝研发火器的积极性可能在陈近南之上，更在恪守江湖规矩的茅十八之上。 欧洲白人，就身高和体魄而言，超过亚洲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挺过火器和冷兵器的效率差呢？ 相对而言，大航海以后的欧洲人的确更加重视创新，但，军队是最看重效率的，如果冷兵器比活期更能赢得胜利，火器研制的社会意义就了了。 火器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在欧洲使用，我个人瞎想——真的是我个人瞎想——西欧相较于中国更多的是海战，而海战，是最需要火炮等火器的。 我打个比方。一艘巡洋舰装载几千使用重机枪、手榴弹而唯独没有火炮的敢战精兵，另外一艘小型战舰，配备几门适合的火炮，两者对阵，不好意思，你几千乘船的拥有重机枪的精兵面对人家的火炮压根就没有战斗的可能。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截击。 高升号运送的是淮军仁字军两营二哨，共1116人，携带行营炮14门及大量枪支、弹药. 面对日军的进攻，高升号全船官兵宁死不屈，以步枪迎敌还击。然而，浪速号几炮下去，高升号就沉没了。 枪弹，对于军舰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最要命的是行营跑——也就是陆战炮——也是不能在商船上安装发射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军正儿八经打过的水战只有进攻台湾。获得台湾之前，清军是弓马天下，获得台湾之后，清军还是弓马天下，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内战主要是陆战，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战争，也主要是陆战。 海战，截然不同于陆战，军人的敢战意志、指挥员的谋略和指战员的能动性，当然很重要，但，其效用，远远弱于陆战。 1894年7月25日，如果是陆战，1116名建制清军，既然宁死不降，迎战几百清军，未必输，输也不会如此的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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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9节 西欧不同于中国，他们多是小国，近代前期的欧洲，德国、意大利都没有完成统一，一大堆是临海的国家，有一些更是岛国。 西欧，海洋太重要了，海战，对于英国等一些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英国而言，无论木帆船出海还是铁甲舰出海，如果有可能，火器永远比弓箭重要，更比刀剑重要，原因简单，因为是海战，因为有船舶的掩护，战士可以从容的装弹药、点燃，几分钟的时间，对方是不可能从自己的船舶上跳到水里游泳爬到敌人的船舶上。 最早装备短铳的明军，因为是以陆战为主，或者说只搞陆战，这样，面对疾驰的骑兵或者敢战的步兵，短铳的发射间歇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弥补这一点，当然有一个办法：短铳手和弓箭手、刀斧手、长矛手混编。 然，如果大体对等的部队对拼，你这边一大截人不能冲锋混战，是非常吃亏的。 为了让火铳手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据史书记载，1451年，明军在铁铳上安装矛头用于刺杀，将火枪与短矛的性能融于一身。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火器与刃器的结合，拼刺刀的打法发端于中国。 然而，火铳长度不过半米左右，加上一个矛头，不但长度抵不过传统的长矛，而且，铁铸的短铳比较重也比不过刀剑灵活。 满清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对外战争，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是西部边疆的骑兵，噶尔丹什么的，火铳加矛头这种拼刺刀的活，当然就被淘汰了。 现代刺刀的诞生，公认是在火枪时代的17世纪。当时欧洲已经进入火绳枪时代末期和燧发枪时代初期，火枪的威力和射程都有所增加，但火枪的射速却仍然相当缓慢！以火绳枪为例，一旦发射完毕，火枪手需要疏通枪膛，装填火药和发射药，从枪口装填子弹，重新调整火绳，然后瞄准射击。 一般来说，火绳枪新兵的发射间歇需要3到5分钟，最优秀的老枪手，也只能达到1分钟发射1到2次。 这么慢的射速，导致了火绳枪手同明军的火铳手一样，在这段装填的时间内毫无保护，极容易受到打击。 欧洲人比我聪明，我只想到多器械混编，欧洲人想到的是队列。 欧洲的军人采用三列发射，也就是火枪手分为三列，二列装弹，一列发射，轮流开枪。因为火绳枪射速大约是1分钟1发，这样一来每隔20秒就有一次齐射，可以有效阻挡敌人的进攻。 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使用这种作战方法的普鲁士军队，纵横西欧无敌手，却被沙俄军队杀的一塌糊涂。 沙俄有大量近卫骑兵和哥萨克骑兵，他们的快速冲击，不但冲抵了火枪手的射速，而且，骑兵的快速和马匹的高大，非常不利于火枪手的瞄准。不能精准射击的火枪，无法全部射杀快速冲击的骑兵。只要有少量骑兵冲入火枪队，高头大马和锋利的劈刀或者长矛，就是魔鬼般的杀手，火枪手除了狼狈逃窜以外，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西欧的火枪队也只能和长矛手混编。 混编了长矛手的火枪队，当然抵不过干净利落的骑兵，这和明军打不过清军是一样的。 然，西欧为什么就坚持火器发展而清朝就放弃呢？我认为，火器和弓箭相比，在迎战海军的时候，有绝对的优势，虽然他的射击精准差得多，但，科研创新可以极大提高火枪的射程，而弓箭，因为人力的限制，射程极难提高。当然，最强劲的床弩的射程可达几百米。然，西欧因为海军需要巨炮而不需要床弩必须搞火器的科研创新，火炮的研制必然促进火枪的进步。 最早混编的驻荷兰的西班牙军团的火枪手和长矛手的比例是2:5，火枪手还不到长矛手的一半。 西班牙和荷兰都是临海国，而且两国并不是邻国，他们的联系，一般需要船舶，一般需要海战，混编火枪手的长矛队，也许在陆地抵不过纯粹的长矛队，然，可以同时兼顾海战和陆战的需要。 因为需要，西欧必须搞火器的创新而无法像清军那样逆淘汰火器。 随着火枪技术的发展，射速和精度的提高，近距离能够突入火枪手阵营的敌人越来越少，长矛手的数量也越来越少。驻荷兰的西班牙军团的火枪手和长矛手的比例，到30年以后的1601年就变成了3:1。 到了拿破仑时代，除了骑兵以外，步兵近距离的肉搏战已经不多，长矛手已经逐步退出了火枪阵营。 这个时候，已经是鸦片战争的前夜，而中国，还是八卦阵和长矛队，更有纵横的蒙古精骑。 如果，英国人用轮船运载一批骑兵来进攻中国，他们斗不过清军，然而，英军除了船炮轰击，就是步兵携带火枪射击。 古代战争，骑兵就是冲锋，而近代，因为火枪的出现，马匹对于军队而言，除了是冲锋的工具，还有一种的打法“运载”。 冷兵器时代，骑兵冲锋对于步兵是可怕的存在，但，重机枪和连发步枪的出现，限制了骑兵的战斗力。可是，马匹的速度以及行军速度是远远超过步兵的，在不能机械化之前，重装步兵携带枪支骑马行进，到达阵地后下马集结，步战。 当长矛手彻底退出火枪队的时候，一个方面说明长矛手面对步枪的弱势，另一个方面，面对冲破弹雨的冷兵器，比如长矛、大刀什么的，一样是苦不堪言。 我们看二战时期的欧美战场，基本不肉搏，因为战争双方都是高科技国家，大家的武器都已经进步到大规模杀伤了，大家都不搞肉搏。可是，在广阔的亚非国家，因为被侵略对象的落后，不管欧美军队是否愿意，都必须搞肉搏战。而且，在长矛手退出步枪方阵之后到二战之前极长的时间里，欧美战场，也难免肉搏，比如，步兵遇到挥刀的骑兵。 于是，火枪手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他们把长矛安装到火枪上，这个思路和中国的明军一个思路。 他们，其实也并不比我们先进，或者说，他们曾经比我们落后，只不过，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 17世纪早期，世界上第一把刺刀的诞生在法国小城巴荣纳。这种最早的刺刀为塞入式刺刀，双刃直刀，长约1英尺，锥形木质刀柄也长约1英尺，可插入滑膛枪枪口。 早期的刺刀，因为直接插入枪管，固定不好，刀身很不稳固，稍有不慎刺刀就会脱落。最重要的是，一旦上了刺刀，步枪就不能射击，显然这是不符合实战需要的。 然而，步枪上刺刀的思路是正确的，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刺刀的固定和不能妨碍射击。 1688年，法国军事工程师、陆军元帅德?沃邦发明了套管式刺刀，用专门套管将刺刀固定在枪管外部。在火枪管外有一个突起的卡榫， 在套上刺刀后，扭转入套筒的凹槽固定。这种刺刀更为实用，也不影响射击，更可以有很高的长度，很快淘汰了老式塞入式刺刀。 1703年11月 15日，在德国西部的斯拜尔巴赫河会战中，法国步兵首次上刺刀冲锋，战胜了普鲁士军队。从此以后，刺刀广泛装备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军队。长矛从步兵装备中被彻底淘汰，只能在仪仗队员和皇宫羽林军中，作为一种装饰品了。 可是，因为科技的不断创新，拼刺刀在欧美战场始终起不到决定作用。以美军为例，军队在装备长枪的同时，还装备各种各样的手枪。即使在极近的距离，手枪也远比刺刀要有效的多，一个弹夹就可以击毙数名近距离的对手。 可是，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在整个近代战争，都特别强调拼刺刀，特别是二战时期，成为整个世界大战的特殊风景。 中国为什么拼刺刀呢？因为军工太落后了，整个中国只有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每个月能造几百把冲锋枪，压根就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那么，购买呢？很难。第一，中国没有如此庞大的外汇。第二，武器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东西，谁也不可能把顶级武器卖给中国。两者结合，中国大量购买的还是步枪。 日本为什么没有大面积装备冲锋枪而需拼刺刀呢？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其对外战争的对象并不是欧美军事强国而是中国等亚洲落后国家，中国、朝鲜、东南亚等国防工业的落后，对于日军武器的进步的方向有负面的影响。第二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国内更加短缺煤铁资源，而且，在没有占领东北之前，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不过是台湾和朝鲜，煤铁资源也不丰富。 我们用两个节点说明问题。 1931年，也就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世界强国的粗钢产量如下： 单位，万吨。 苏联：562； 美国：2636.2； 日本：188.3； 德国：826.9； 法国：781.6； 英国：528.6。 到了1937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的那一年。 苏联：1769.1； 美国：5138； 日本：580.1； 德国：1981.7； 法国：791.8； 英国：1319.2。 要知道，就世界军事大国而言，1931年到1937年之间，只有日本处于和中国的局部战争状态且积极备战，然而，其粗钢产量少的太少，尤其是非战争状态的1931年。 钢铁产量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弱势而必须发展海军的海岛国家且主要作战假想敌是中国这种军工极落后的国家，决定了日军的军事工业必须走海空军高科技——海岛国家的必须——至于陆军，就尽量走低弹药消耗的路线。于是，一个方面是威武雄壮的航空母舰编队，另一个方面就是步兵拼刺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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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7节 因为欧阳修叽歪的次数太多了，宋仁宗这个“仁慈”的皇帝最终把狄青弄到陈州担任文官。于是，后人在为狄青悲催的同时，就特别的批评欧阳修，这里不了解宋朝政治的特殊性。 武将，要想在宋朝生存，必须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点才能够被朝廷放心。 南宋初年抗命名将韩世忠黄天荡之战非常的牛气，朝廷对他非常的放心，为什么呢？因为韩世忠得不到军队的拥护，没有造反的本钱。 宋朝开国功臣呼延赞的后人呼延通，非常能打仗。 大仪镇之战，韩世忠只带了一名部将就出战诱敌，可谓英雄虎胆，不世豪杰。然而，就在这次诱敌行动中，韩世忠被金兵射落马下，幸亏带来的部将拼死救下了他。 这个部将就是呼延通。 大仪镇之战后，呼延通得到了“落阶官”奖赏，成为正任刺史。一年后，伪齐南侵，呼延通率军击败，升团练使。之后的淮阳之役，又奋战立功，生擒金将牙合孛苋，再升永州防御使。 按照这个趋势，呼延通追随韩世忠，那是前途无量。 然而，呼延通的人生毁在了韩世忠的好色之上。 作为野战军司令员，韩世忠常常仗势欺人，经常到部将家喝酒，还命令部将的妻女奉觞作陪。遇上有对眼的，就留宿不归，酒色两足，通宵达旦。 呼延通虽然是韩世忠的救命恩人，也不能例外。某天，韩世忠就到了呼延通家喝酒，索要呼延通的宠妾韩婉侍酒、侍寝。 据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韩世忠与水军统领郭宗仪等人到呼延通家喝酒，又醉了，在呼延家床上小睡——搂着呼延通的宠妾韩婉。这时，呼延通蹑手蹑脚溜到床边，伸手去抽韩世忠的佩刀，恰被郭宗仪撞见，郭宗仪赶忙用力抓住呼延通的手大呼：“统制不可！” 被惊醒的韩世忠夺门而出。 逃命的韩世忠立即命人抓来呼延通，历数他的罪责，当场把他发配到戍守淮阴的崔德明军中当个小兵，由将佐到士兵，呼延通一落千丈。 为什么是崔德明？崔德明与呼延通颇有仇隙，呼延通这苦日子就来了。 呼延通还想好好活着，于是，想找个机会获得韩世忠的原谅。 机会来了。过了几天，正逢韩世忠生日，将官皆趋前拜寿。尽管此时的职务够不上拜寿资格，呼延通也偷偷从淮阴赶来，希望借拜寿之机，得到原谅，尽释前嫌。 韩世忠见到呼延通，立即避回屋中，不肯与呼延通见面。呼延通跪阶下涕泣以请求拜寿，韩世忠不答应。 呼延通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回去，又被崔德明以擅离军队的罪名毒打一顿。到了这个地步，呼延通除了投降金国别无活路，于是投运河自杀。 好色且好部将妻女之色，心胸狭窄逼死部将，这韩世忠与部将的关系当然就紧张。然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决定了韩世忠不可能被部将拥戴，反而获得了政治安全。 两宋逼死、杀死的两个顶级优秀人物，狄青和岳飞，都是能打仗且品德高尚的人，皇帝当然不放心。 对于宋王朝而言，第一的，也是唯一的，就是确保皇帝姓赵，大将，或者粗鄙无文不能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或者能打而品德差劲不能服众，狄青、岳飞，尤其是岳飞，竟然能力、文采、品德都优秀的不得了，对不起，只能弄死你。 和狄青、岳飞相比，曹彬生活的时代更加敏感，最要命的是曹彬的身份非常敏感。 赵匡胤出生于927年，曹彬出生于931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 曹彬的父亲是曹芸，担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 出身将门，在军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这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曹彬的社会关系非常特别，他和郭威、和柴荣，有拐弯绕的亲戚关系。 郭威，这家伙一共就娶了4个女人，巧了，4个寡妇。 郭威的第一个女人是柴氏。据《东都事略》记载，柴氏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嫔妃。926年4月，庄宗去世，柴氏等众嫔妃成了寡妇。继任的唐明宗李嗣源为减省开支，将柴氏等人裁撤出宫，发遣回乡。回乡途中，柴氏遇见了当时担任低级军官的郭威，对其一见倾心，不顾父母反对，执意要嫁给郭威。郭威对柴氏也一见钟情，两人于是结成夫妻。郭威年轻时有很多毛病，喜欢酗酒、赌博、动粗，不拘细行，柴氏时常苦口婆心地进行教导和谏止。没几年，柴氏便一病不起，香消玉殒。郭威称帝后，追封柴氏为皇后，谥号“圣穆”。 郭威的第二个女人是杨氏。年轻的杨氏，以美貌而被选入后梁赵王王镕宫中为姬妾。921年12月，王镕死于宫廷政变，杨氏在一片混乱中流落民间，后嫁给一个名叫石光辅的平民。数年后，石光辅也死了。此时，郭威的结发妻子柴氏也已去世，郭威闻听杨氏美而贤，求娶为继室。杨氏嫁给郭威后，持家有方，将郭家上上下下打点得非常周到。后晋天福（936-944）末年，杨氏去世。郭威称帝后，追封杨氏为淑妃。 郭威的第三个女人是张氏。张氏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同芝在王镕手下当谘呈官、检校工部尚书。王镕死后，张家家道败落。前来平乱的军队中有一名禆将武从谏见张氏年幼可爱，又无归宿，便将她带回太原老家，给儿子当媳妇。后来，张氏的丈夫去世，张氏守寡。当时，郭威身在太原，由于第二任正室杨氏已逝，便娶了张氏。郭威富贵后，张氏被封为吴国夫人。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后汉隐帝刘承祐因猜忌郭威，下诏尽杀羁留在东京的郭威家属，张氏等家眷全都被斩首。郭威称帝后，追封张氏为贵妃。 郭威的第四个女人是董氏。与前面三任不同的是，董氏是以侧室身份嫁给郭威。董氏是一个底层小吏的女儿，镇州之乱中与家人失散，被一位牙将收养为女。十三岁时，董氏回到亲人身边，由大哥董瑀做主，嫁给后晋一位名叫刘进超的官员为妻。后晋灭亡后，刘进超被掳身亡，董氏寡居洛阳。郭威带兵路过洛阳时，听说董氏新寡无依，便将她聘纳为妾。郭威称帝后，没有正室，于是将董氏升为正室，册封德妃，董氏成为郭威的贤内助。广顺三年（953）夏，董氏染病而亡。 就郭威的感情而言，柴氏是最深刻的，后来追封皇后，然而，为郭威牺牲最重的是张氏，死于屠刀之下。郭威追封她为贵妃，名号超过杨氏就是体现。 曹彬的母亲与张氏是亲姊妹，也就是说，郭威是曹彬的续姨父。 郭威的儿孙们和张氏一起被后汉隐帝刘承祐杀光，当了皇帝没有继承人。 郭威出生于904年，当皇帝的那一年是951年，去世的时候是954年。要说呢，郭威当皇帝那一年，才47岁，和今日的雨花石的年龄相当。也许是没完没了的厮杀，也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也许是家人被杀的刺激，反正，不知什么原因，这郭威当了皇帝并没有娶更多的女人，也没有生出新的儿女。 我们知道，刘备出生于161年，214年占领成都，娶了寡妇吴苋，生了刘永、刘理等两个儿子。 同样是娶寡妇，人家刘备的那方面比郭威厉害的多。 没有儿子的郭威要选接班人，就只能在亲友里寻找，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政治可靠。 郭威最终选择的是柴荣，柴荣是柴氏的内侄。 曹彬，也是郭威的重要亲友，也可以入选。 不过，追封的皇后的内侄当然比追封贵妃的“外甥”更重要，而且，柴荣，出生于921年，比赵匡胤大6岁，比曹彬大10岁。 国家领导人，当然需要强劲的体魄，因此，年老体衰是非常不好的，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力的培养、团队的凝聚，一般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当然承认康熙帝那种少年骄傲，然而，从夏朝开始，少年天子能有几个像康熙那样成功的不行不行的，大部分是人生悲苦，特别是东汉的那些小皇帝。 郭威951年当皇帝，柴荣是30岁而曹彬是20岁，柴荣多的不仅仅是10年的人生，而是10年的军政工作经历。 和柴荣相比，曹彬差一大截，但，曹彬也是一个极优秀的人才。 后周建立，柴荣旋以皇子的身份拜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太原郡侯。郭威命曹彬隶属柴荣，并随其从镇守澶渊，补任供奉官，升为河中都监。 河中节度使王仁镐因曹彬身份特殊，“尤加礼遇”。 曹彬很自律“执礼益恭，公府燕集，端简终日，未尝旁视。” 王仁镐对属吏们说：“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 我一向感觉我是一个很自律的家伙，看到曹彬，我感觉自己还非常散漫。 因为是亲友接班，柴荣登基后，遇到郭威其他一些亲友的武装对抗。就这种政治态势，估计柴荣也不那么喜欢曹彬，就搁置在京城之外了。 陈桥兵变后的第二年，赵匡胤把30岁的曹彬“自平阳召归”京城，批评说：“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 我过去想和你交朋友，你为什么故意疏远我？ 曹彬，顿首，道歉：“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那个时候，我是郭威的近亲，还担任着宫廷内职，很容易被柴荣疑惑我有政治野心，我就是小心翼翼的夹起尾巴做狗狗，还怕被人家捉住辫子弄死，那里敢结交你这种大人物？ 我他妈的容易吗？ 我活的太难了。 赵匡胤这人有巨强的干部驾驭能力，在他的领导下，曹彬南征北战成为一代名将。 可是，曹彬的身份毕竟太特殊了，他毕竟是郭威的亲戚，内心里是否有当皇帝的野心，谁能打包票？ 柴荣、赵匡胤，都是不世出的大政治家，能力超出曹彬太多太多，曹彬当然就谨小慎微，没有了赵匡胤的时代，如果宋太宗露了怯，如果曹彬能力超出宋太宗一大截，曹彬有没有野心是一回事情，别人对他是否有野心难免有一点疑心。 如果曹彬确实有野心，也许他正需要用雍熙北伐建立威信掌握军队，然而，曹彬没有野心，他只想活命不想惹事情，所以呢，他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我个人感觉，这曹彬呢，在雍熙北伐里，多少有一点自私，我只要把军队带回去就行，我一定要让皇帝感觉我其实盛名难副，以后，就一边闲着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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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0节 1937年，淞沪会战后期，上海的几十万日军已经耗尽了步枪和机枪的弹药，而日本国内短时间无法提供足够的补充，只得紧急向华北方面的日军借调。日军连现有的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的需求尚且无法有效应付，还谈什么冲锋枪子弹。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冲锋枪一旦装备， 弹药消耗量绝对不会少于轻机枪。日军的后勤供应体系和日本的军事工业支持不住这种供应。 二战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穷的像要饭的长工，其实日本也不富裕，不过是一个土地主，和欧美相比，穷得很。 无法承担弹药消耗的日本和中国，都大力发展了拼刺刀。 日军的步枪精度高，射程远，枪身长，刺刀更长。在全世界步枪中，日军步枪打的最远，射击最准，最适合拼刺。日本陆军当时的各种步兵武器，不仅射程远，而且清一色的可以安装刺刀，甚至连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不例外。给冲锋枪装备刺刀可谓全世界独一家，其他仅有英国人的斯登冲锋枪后来曾经装过刺刀，但也没有大量实战过。 1909年日本修改《步兵操典》时，明确将“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 之所以如此，还是军事工业受限于煤铁资源。 可是，日本毕竟比中国发达且有相当的钢铁产量，可以制式化生产刺刀，更可以刺刀创新。 当时西方的刺刀基本多是匕首或者长剑式样。这两种刺刀，除了刺杀还可以劈砍，除了肉搏以外，还可以作为卸下来匕首使用。然而，经过实战，日军淘汰了法国式刺刀搞了创新。 明治时期，拿着刺刀的日军对战叛乱的西乡隆盛传统武士时，被竹枪和武士刀杀的血流成河。 痛定思痛的日军，研究了拼刺刀的战术，劈砍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只需要刺的狠、刺的快。 为什么呢？是所有的招数中，刺，是最能发挥武器的长度的。那么，古代战争为什么可以用短刀砍呢？简单，古代战争的短刀可以单手使用而近代的步枪因为沉重而必须双手。 刺刀一定要长而锋利，不容易折断，还要放血快，一旦刺中就给敌人造成致命杀伤。日军最终研发了三零式刺刀。 在二战结束之前，日军只有三零式刺刀这一种刺刀，前后生产量高达650万把，全世界第一。 三零式刺刀长度高达50厘米，加上三八式步枪的长度，整个枪加上刺刀长达1米65，甚至超过二战日军平均身高1米56，是二战最长的刺刀组合。 美国人讥笑三八式步枪加刺刀是：一个能够发射子弹的中世纪长矛！ 然而，这种组合对于中国而言，是残酷的杀伤。 中国不但不能大批量生产枪炮，也不能大批量生产刺刀。 近代中国，比较先进的兵工厂，也是最大规模的兵工厂是汉阳兵工厂，1895年到1909年的15年间，共生产了21000余支汉阳造步枪，却只造了2310把刺刀。没办法，汉阳兵工厂又花费巨资进口了日产50把的专制刺刀的一套机器，产量仍然上不去，远远够不上实战需要。 难道刺刀比步枪还难？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使用的圆珠笔的滚珠生产就非常的艰难，中国一直到2016年的9月才完成技术突破。 有一些极平常的东西，其实是极难生产的。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里要用到巨多的轴承——没有轴承自行车就无法制造——如果没有近现代科技，古代的作坊是不可能生产轴承的。 为什么呢？轴承，必须有极其相似的滚珠构成，请问，古代的作坊如何生产钢铁的滚珠？ 近代刺刀的设计非常的科学，尤其是它和步枪之间的装卸，零部件的误差要求极小而对材质的要求极高，作坊生产实在太难了。 刺刀结构其实并不简单，包括弹簧、固定锁、刀鞘、血槽等等，而且刺刀的坚固性、韧性有着很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刺刀的标准型要求很高，稍有偏差，就无法有效安装在步枪上使用，或者使用的时候出现脱落，晃动，严重影响拼刺。 共产党的部队，比国民党更穷，缴获的武器有限，维修的压力更大。电视剧《光荣岁月》里的苑志豪就搞过军工生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更多的是手工作坊。顶优秀的吴运铎，已经能够修理步枪了，制造刺刀，仍然是困难重重的挑战。 造刺刀全用手工，刺刀上那两道槽，得用凿子一下一下挖，寒冷冬天，窗外飘着雪花，汗珠还是顺着背脊往下滚。忙了一天，才造了一把，一检查，还是废品。 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造那两道槽呢？我们家的切西瓜的刀就没有槽。 切西瓜的刀可以没有槽而杀人的刺刀需要槽。 拼刺刀是杀人的活，绝对是拼命的使劲——拼刺刀嘛——这刺刀一旦刺中人体，因为巨大的冲力，往往就透体而过。请注意，当刺刀刺进敌人的时候，因为只有一把枪，如果不能快速拔出刺刀，士兵反而处于极端的危险。不但其他的敌人可能上来就是一刀，而且，被刺刀刺中的敌人在临死之际拼命反刺，这个时候，因为距离太近，躲闪是极难的。 那么，快速拔出刺刀好了。 不容易。人体是一个非常致密的结构，刺刀扎进之后如果和人体致密的结合隔绝了外界的空气进入，大气压作用在人体表面产生很大的压力，刺刀是很难拔出的。反过来讲，即使刺刀扎入体内，如果血液不外流，受伤者并不很快死去，还可以拼死一战。 刺刀，有了两道血槽，当刺刀扎进人体的那一刹那，因为血槽的存在，人的肉无法致密的包裹刺刀，血液就沿血槽快速流出，空气也顺着缝隙透入人体。刺刀就可以轻松的快速拔出，而这一拔，血液就喷薄而出，一旦伤及要害，很快就死亡。 有没有这两道血槽，对于刺刀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传统的手工作坊，很难在极薄的刀具上“热生产”沟槽，只能是淬火之后用凿子一点一点的凿。不用劲，当然凿不动铁，劲大了，对不起，凿透了。 新四军对刺刀的要求是有限的，远远谈不上制式标准，只要能按到步枪上去就行。就这标准，最熟练的军火工人，一天只能造几把土刺刀而已。 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日记记载：120师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 抗战真的太难了，一个师的八路军仅仅117把刺刀。 不要说今天的抗日神剧太脱离真实，就是比较“实际”的抗日影视剧，也比较的脱离实际。 抗战初期，国军有170多万人，中后期增加到400多万，需要的刺刀是百万计，中国当然不能满足供应。 不能满足刺刀需要的部队，战斗力当然就有巨大的折扣。 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和国军恶战，极为疲惫的红四方面军的排长王近山，突然被一个国军士兵偷袭了一刺刀，这一刺刀直接就刺在了腹部。 措手不及的王近山，一般逻辑是有死无生。 然而，王近山竟然连轻伤都没有，因为刺向腹部的这把刺刀质量极差，因为是冬天，这一刀捅在厚厚的棉袄上，不但没有刺破棉袄，而且，因为猛烈的撞击，王近山的肉体和国军士兵的冲击力居然把刺刀压弯了！ 没有受伤的王近山，一大刀把国军士兵砍翻。事后王检查伤口，肚子上皮的都没破，只淤青了一块而已。 刺刀，居然刺不破棉袄，这鸟事情，几乎没有人相信，然，他就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 一个连刺刀都不能满足供应的军队，当然无法认认真真的练习拼刺刀。 中国军队拼刺刀的技术也远远不及日军。 读《水浒传》，很多朋友往往低估李逵的战斗力，因为单打独斗李逵很容易被焦挺和燕青整的无可奈何。 很多朋友其实不明白，所谓的武林高手与战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倚天屠龙记》里，面对峨眉派的暗器，明教的锐金旗500人进场，“每人弯弓搭箭，嗖嗖声响，五百枝长箭整整齐齐的插在白旗周围，排成一个圆圈，正是吴劲草统率下的锐金旗人众。” 江湖豪杰当然看不起这种射箭。 然后，“锐金旗教众已拔出背后标枪，抢上十几步，挥手掷出，五百枝标枪一齐插在箭圈之内。众人跟着又抢上十数步，拔出腰间短斧。群雄眼前光芒闪动，五百柄短斧呼啸而前，砍在地下，排成一圈。短斧、标枪、长箭，三般兵刃围成三个圈子，各不相混。任你武功通天，在这一千五百件长短兵刃的夹击之下，霎时间便成肉泥。” 军队打仗是集体活动，与江湖的殴斗有巨大的差异，小巧腾挪的空间非常的少。 《水浒传》里的焦挺是优秀的相扑手，然而。在润州大战里，竟然“乱军中被箭射死，马踏身亡”。《杨家将》的金沙滩大战，杨三郎因为马失前蹄跌下马来，就被辽军的骑兵马踏如泥。 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厮杀，并不讲究武艺的花哨而特别需要简捷的娴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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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2节 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而言，刘备固然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前期是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从赤壁之战到汉中战役，就是一个胜利接连一个胜利。 赤壁之战后刘备事业第一次挫折是219年12月关羽被杀而丢失荆州。然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命运在给刘备沉重一击的同时其实给了他极大的金苹果——220年3月15日曹操去世了。 按《三国演义》的叙事，江东孙家的吕蒙去世的时间更在曹操去世之前。 刘备登基后筹备东征，江东的孙权恐惧的不得了，能屈能伸的他竟然向称帝的曹丕称臣。 曹丕接受孙权的臣服，“于是即降诏，命太常卿邢贞赍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大夫刘晔提了反对意见：“今孙权惧蜀兵之势，故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图之？” 曹丕说：“孙权既以礼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纳之为是。” 刘晔又说：“孙权虽有雄才，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官轻则势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则去陛下一阶耳。今陛下信其诈降，崇其位号以封殖之，是与虎添翼也。” 就东汉末年最后鼎立的三个军政集团的核心领导人而言，曹操是曹操集团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刘备当然是刘备集团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至于孙权，虽然也能够领兵打仗，然而，他不能指挥江东的主力和曹操、刘备疆场争衡。从赤壁之战开始，江东集团真正的野战司令员是周瑜、鲁肃、吕蒙。孙权自己的军事能力是抵不过曹刘两家顶层军事统帅的。 吞并荆州是鲁肃给孙权规划的宏观战略，因为江东多水军，其发展方向的确适合荆州而不适合徐州。 吕蒙拿下荆州杀死关羽，是赤壁之战后江东最大的成就。219年，关羽北伐，一次性聚歼于禁指挥的曹操的北方敢战七军，当然是整个三国时代极重大的战绩。 晋代散骑常侍、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记载：“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长，皆为羽所获。又杀魏将庞德，威震华夏。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在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里，三万军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官渡之战，曹操的军队官方说法是一万而袁绍是十万，虽然为了彰显曹操“以弱胜强”把曹军缩了水，但总数决不会超过三万。赤壁之战，孙刘联军顶多只有五万，这其中包括周瑜实打实的三万和刘备注了水的两万。关羽被杀后的夷陵之战，史料记载刘备全军不超过五万。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巨牛的孟良崮战役，一次性聚歼国军也不过三万两千人。 关羽水淹七军真的是威震华夏。 关羽斩杀了庞德俘虏了于禁，于禁是曹操的左将军，是曹操“五子良将”的第一名。 左将军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下的顶级将领。在这之前，黄忠在汉中战役斩杀的夏侯渊仅仅是征西将军，比于禁第一个大档次，至于“五子良将”里的徐晃和张郃在汉中战役都是夏侯渊的部将，比于禁更低两大截。逍遥津大战后的张辽也不过是征东将军，与夏侯渊等列，低于禁一大截。关羽水淹七军的时候，曹操的本家曹仁是征南将军。 至于曹操最主要的本家夏侯惇，这个时候的名义也不过是“魏王国”的“前将军”。 “魏王国”的前将军的级别就名义而言是低于“汉帝国”的前将军的。 东汉官职，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等列而排序有差别。 也就是说，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曹操手下的那些将军，在水淹七军的时候，除了夏侯惇之外，职位和权力全部远逊于于禁。 关羽一次性敲掉曹操3万军队还俘虏一个左将军，对于曹操真是巨大的打击。 北伐前的关羽，被刘备拜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 关羽的级别和于禁非常相当。 关羽是刘备集团里刘备之下最优秀的大将，即使全面领导蜀汉的诸葛亮在六次北伐里所体现的指挥能力也到不了这个级别。 于禁被俘后，连曹操本人都要躲避关羽的锋芒，曹仁只能在樊城坚守——如果不是满宠的坚持，曹仁就弃城而走了。赶来增援的徐晃一开始也非常谨慎的等待孙权方面的夹击。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吕蒙背后给关羽一刀，在曹仁、于禁两军已经被打败后，曹操不但兵力紧张而且顶层将领也紧张。 不要说三国时代，就是国共内战时期，陈毅、粟裕一次性砍了蒋介石的敢战整编74师，也疼的蒋介石没完没了。 我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就219—220年而言，刘备虽然丢失了荆州和关羽以及荆州的将士，但如果考虑到曹魏在这个节点——我们不考虑曹操在汉中损失了夏侯渊——于禁、庞德等三万敢战精兵和曹操、夏侯惇相继去世，如果考虑到吕蒙的去世和222年张辽的去世，我们必须承认219年—222年其实是刘备人生的巨大机遇期。 两个集团的斗争，是历史机遇的斗争——比如曹操就抓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比如孙策意外的死亡给曹操相当机会——但，也是人才的斗争。就集团斗争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群策群力的狼群优势，但首领的作用是最突出的。曹操、刘备、孙权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三个枭雄，虽然，他们各有短板，就综合实力而言，自孙策去世，再无领袖人物能与他们三个抗衡。比如江东，虽然周瑜、张昭都是极优秀的任务，但，以综合实力论，还是孙权更厉害一些。 就222年陆逊能够打败刘备而论，刘备的军事能力比陆逊还弱一点，但，即使重用了陆逊，江东也没有获得更大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最高领袖孙权的能力无法实现吞魏灭吴的远大理想。 我的意思是说，在刘备沿江东下之前，实际上曹魏方面和孙吴方面更加紧张，表面看刘备损失地盘、损失大将，其实拥有极好的战略态势。从某种意义讲，曹魏和江东乃至于蜀汉都进入了人才的世代交替，相对而言，因为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在220年才40岁。诸葛亮出生于181年，比刘备正好小20岁，孙权出生于182年，曹丕出生于187年。 刘禅，出生于207年。 在古代中国，一个集团的未来的决定性因数，其实有且只有一个：领袖的综合素质。 我们，乃至于一些史学家，一些政治家，所谈论的什么什么，统统的都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一个集团的未来最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领袖的综合能力。 为什么呢？因为家天下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如此。 这个道理在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说，一个国企，他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取决于太多的因素，非常难以预测，因为他的最高人事权和管理机制取决于政府。然而，一个私人企业，他的最终命运仅仅取决于老板和老板的儿子的综合能力，因为私人企业的决策权仅仅决定于老板。 我们看美国，因为三权分立的有效运营体制，总统如果很杰出就容易被掣肘，总统如果比较平庸其负面影响也容易被其他力量遏制。 古代中国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一个集团的未来主要是取决于领袖的综合能力。 219年，刘备丢失了荆州和关羽，但，因为益州过于孤立的地理环境，只要蜀汉保持长期的安定团结，就可以熬死曹魏和孙吴。 从某种程度讲，任何集团的政治都不可能没有偏差乃至于失误，一个能够自保的集团如果能够确保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安定团结，就可以寻找到敌人的偏差或者失误而获得发展。 曹操和孙权联手做掉了关羽，固然与关羽有关，更与刘备对于荆州战场的大意有关。 大意失荆州的责任，不仅仅是关羽，也有刘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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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1节 和燕青、焦挺相比，李逵的优势是身高力大，最吓人的是他的板斧不但重且开刃很长，所以，极有战斗力。 中国有悠久的武术传承，可是，中国的武术在发展过程里，既有枝繁叶茂的有点，也有过于花哨不适合实战的倾向。 中国相比日本更早被西方侵略，日本能够快速崛起而中国长期落后乃至于今日仍然落后，我个人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中国人死抱着所谓的传统文化不放而极端阻碍了学习和创新。 近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特别繁盛，而且中国人特别热衷与什么俄国大力士打擂台之类的故事。 为什么喜欢这种东西呢？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太失败了，于是，意淫胜利，也就是鲁迅的“精神胜利法”。 整个旧中国，在国际体坛连一个冠军都拿不到，我们的武术能够打败人家的技击？ 冯骥才有一个《神鞭》。故事的结尾，玻璃花立即也拿出十足的神气唬对方：“傻巴，你是不是想尝尝‘卫生丸’嘛味的?”他一撩前襟，手拍着别在腰间的小洋枪啪啪响。 他拿傻二最怕的东西吓唬傻二。 傻二的神鞭是抵不过洋枪的。 谁知这傻二淡淡一笑，把双襟的褂子中间一排扣儿，从上到下挨个解开，两边一分，左右腰间，居然各插着一把六眼左轮小洋枪，他双手拍着左右两边的枪，对瞪圆眼睛的玻璃花说：“当下，我也玩这个了，你既然要玩这东西，我陪着。我先说个玩法——咱们一人三枪，你一枪，我一枪，你先打，我后打。你那两下子我知道，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我要是不告诉你，那算我欺负你了!你看——”傻二指着前边，十丈远的一根树杈上，拿线绳吊着一个铜钱，在阳光下锃亮，像一颗耀眼的金星星。 傻二一扭身，双枪就“唰”地拿在手里，飞轮似的转了两圈，一前一后，“啪啪!”两响，头一枪打断那吊铜钱的线绳，不等铜钱落地，第二枪打中铜钱，直把铜线顶着飞到远处的水坑里，腾地溅出水花来。 玻璃花问：“你，你把祖宗留给你的—神鞭—剪了?” 傻二说：“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决不尿给别人。” 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推陈出新服务生活。 抱残守缺本能抗拒革新，是近代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大缺点。 就在中国人还唧唧歪歪什么天人之辨的时候，日军研究世界各国刺杀技术，并且结合日本剑道的一些特点，推出的所谓东洋刺的刺杀术。 东洋刺简单到不能更简单，就是刺、挡、拨这三个动作，简单到连小孩子都会。 然而，全世界的军队拼刺刀都抵不过日军这极简单的三下。 我们很多朋友被中国的小说的“大战八十回合”欺骗了。 材料显示，日本的三八式步枪3.73千克，加上刺刀为4.1千克。枪身全长127.6厘米，再加上刺刀后就可达166.3厘米。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手里拿着8斤多沉的166.3厘米的大木棒，我们可以舞动多少次？ 最主要的是，近代战争的拼刺刀不同于古代的冷兵器大战。近代战争的主要模式是放枪、投弹，拼刺刀一般是射击、投弹之后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很多战士已经疲劳乃至于疲惫了，不可能把8斤沉的武器挥舞十几下。 我们看影视剧里江湖好汉舞枪弄棒，没开打之前往往自己先摆几个架势。我们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拿着8斤多沉166.3厘米的大木棒摆几个架势是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累。 难道武术套路就没有用处吗？当然有用，江湖好汉对打的时候，以套路对套路当然有用。 士兵为什么不能学习复杂的套路呢？因为他的训练时间有限。军人服役，除了大规模战争，一般是有兵役期限的，而武术的套路如果太复杂，就需要太长的学习时间而耽误了训练。 我们搞一个类比，一个中国人用筷子和西洋人用刀叉勺子等等比赛吃饭的速度——这个比赛我没搞过——我估计中国人用筷子赢的概率要大的多，因为你只有筷子而别无选择。 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可以夹鹌鹑蛋、肉丸子。 日军新兵入伍，要没完没了的拼刺刀，一个简单的刺杀，一天竟然练习一千多次。一天天、一月月，没完没了的苦训一个动作，最后就成了不假思索的下意识反应。 日军的刺杀训练，就是让这些拼刺动作成为士兵的本能反应。 比如，如果你的筷子正夹着一块肉或者一个水饺而灯灭了，你压根就不需要思索而非常准确的将这块肉或者这个水饺送到嘴里。 军队打仗不同于武侠小说的一点是，疲劳战、遭遇战、偷袭是极正常的事情。 一支小分队正在行进，突然间就可能遇到两把刺刀的伏击，反映的时间也许仅仅几秒，根本来不及思考，反过来讲，思考用什么招数就是送命。 东洋刺的刺杀只有一个招式，完全不需要思考，下意识的反应出手极快，加上平时训练严格，往往能够快准狠。 近代中国，伴随步枪的引进，也搞了自己的刺杀术。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军队吸取西方刺杀术，结合中国武术的一部分创造了北洋刺。 北洋刺的特点是套路多，招数丰富，一旦练熟了威力很大。然而，他有两个缺点。第一，招数丰富必然需要极长的训练时间。第二，因为招数多，拼杀的时候士兵需要选择性思考，这个思考的习惯对于射击、对于投弹、对于发炮、对于驾驶飞机，都是必须的，然而，电光火石间的拼杀，思考的时间就送命了。 我为什么讨论拼刺刀呢？我的意思是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搞业务训练。那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就更加的艰难，比如，朱瑞在解放军炮兵部队发展过程里就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朱瑞就是训练解放军拼刺刀的专家，只不过他的“拼刺刀”是“拼大炮”。至于全方位训练军队，那是部队主官的工作。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部队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的训练并没有多大的提高，要打硬仗是不可以的。朱德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红军才真正形成战斗力攻城拔寨。朱德训练军队的能力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伴随着林彪、粟裕等部将的日益成长而愈来愈虚化。然而，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到达晋察冀，帮助聂荣臻整顿军事，让傅作义欺负的灰头土脸的晋察冀解放军战斗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很快就攻击成功了石家庄。陈毅、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的都不突出，不但最高层不满意，部队也有意见，然而，他们最早还是稳定的掌握了部队并以老军头的地位成为元帅。之所以如此，无他，在他们领导的部队里，还找不到可以取代他们的将领。陈毅在华东的位置比聂荣臻在晋察冀更尴尬，因为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能打的粟裕。坊间确有很多人尊敬粟裕，我也尊敬粟裕，但，我们必须承认粟裕的崛起除了他自身的优秀之外，也有陈毅军事能力相对弱一点有关，抗战胜利之后如果是林彪来华东，或者是徐向前来山东，粟裕的舞台就会被压缩。从红一军团早期的发展历程看，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红四军内部对领导权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争夺除了对军队发展方向的不同思考之外，更有杰出的顶层将领朱德对于“政工干部”领导权的不服气。 事实上，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如此长的时间里，军队的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不积极搞军事训练，他本人，在部队呆了这样长的时间，如果从投弹、射击、拼刺刀的角度讲，便是一个合格的战士都算不上。从走上井冈山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并没有指挥什么光辉的战斗。 毛泽东出身农家，身体比较的好，也能够吃苦，毛泽东也是一个天分极卓越的人，一个能够胜任繁重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只要认真，是可以练习射击、投弹、拼刺刀的。 然而，毛泽东压根对这些军事训练没有兴趣，毛泽东对一般的军事指挥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毛泽东的兴趣是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国际政治的走向、分析政治对手国民党的结构性缺点、分析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如果仅仅从一般的军事发展而言，毛泽东思考的这些东西，对于军队提高战斗力并没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他抓住了共产党崛起的关键，于是，所有为共产党奋斗的优秀将领最终拥护毛泽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一个人的进步，最主要的事情是审时度势抓住核心，至于枝节，如果精力不能保障，就可以舍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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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2节 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而言，刘备固然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前期是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从赤壁之战到汉中战役，就是一个胜利接连一个胜利。 赤壁之战后刘备事业第一次挫折是219年12月关羽被杀而丢失荆州。然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命运在给刘备沉重一击的同时其实给了他极大的金苹果——220年3月15日曹操去世了。 按《三国演义》的叙事，江东孙家的吕蒙去世的时间更在曹操去世之前。 刘备登基后筹备东征，江东的孙权恐惧的不得了，能屈能伸的他竟然向称帝的曹丕称臣。 曹丕接受孙权的臣服，“于是即降诏，命太常卿邢贞赍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大夫刘晔提了反对意见：“今孙权惧蜀兵之势，故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图之？” 曹丕说：“孙权既以礼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纳之为是。” 刘晔又说：“孙权虽有雄才，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官轻则势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则去陛下一阶耳。今陛下信其诈降，崇其位号以封殖之，是与虎添翼也。” 就东汉末年最后鼎立的三个军政集团的核心领导人而言，曹操是曹操集团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刘备当然是刘备集团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至于孙权，虽然也能够领兵打仗，然而，他不能指挥江东的主力和曹操、刘备疆场争衡。从赤壁之战开始，江东集团真正的野战司令员是周瑜、鲁肃、吕蒙。孙权自己的军事能力是抵不过曹刘两家顶层军事统帅的。 吞并荆州是鲁肃给孙权规划的宏观战略，因为江东多水军，其发展方向的确适合荆州而不适合徐州。 吕蒙拿下荆州杀死关羽，是赤壁之战后江东最大的成就。219年，关羽北伐，一次性聚歼于禁指挥的曹操的北方敢战七军，当然是整个三国时代极重大的战绩。 晋代散骑常侍、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记载：“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长，皆为羽所获。又杀魏将庞德，威震华夏。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在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里，三万军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官渡之战，曹操的军队官方说法是一万而袁绍是十万，虽然为了彰显曹操“以弱胜强”把曹军缩了水，但总数决不会超过三万。赤壁之战，孙刘联军顶多只有五万，这其中包括周瑜实打实的三万和刘备注了水的两万。关羽被杀后的夷陵之战，史料记载刘备全军不超过五万。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巨牛的孟良崮战役，一次性聚歼国军也不过三万两千人。 关羽水淹七军真的是威震华夏。 关羽斩杀了庞德俘虏了于禁，于禁是曹操的左将军，是曹操“五子良将”的第一名。 左将军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下的顶级将领。在这之前，黄忠在汉中战役斩杀的夏侯渊仅仅是征西将军，比于禁第一个大档次，至于“五子良将”里的徐晃和张郃在汉中战役都是夏侯渊的部将，比于禁更低两大截。逍遥津大战后的张辽也不过是征东将军，与夏侯渊等列，低于禁一大截。关羽水淹七军的时候，曹操的本家曹仁是征南将军。 至于曹操最主要的本家夏侯惇，这个时候的名义也不过是“魏王国”的“前将军”。 “魏王国”的前将军的级别就名义而言是低于“汉帝国”的前将军的。 东汉官职，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等列而排序有差别。 也就是说，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曹操手下的那些将军，在水淹七军的时候，除了夏侯惇之外，职位和权力全部远逊于于禁。 关羽一次性敲掉曹操3万军队还俘虏一个左将军，对于曹操真是巨大的打击。 北伐前的关羽，被刘备拜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 关羽的级别和于禁非常相当。 关羽是刘备集团里刘备之下最优秀的大将，即使全面领导蜀汉的诸葛亮在六次北伐里所体现的指挥能力也到不了这个级别。 于禁被俘后，连曹操本人都要躲避关羽的锋芒，曹仁只能在樊城坚守——如果不是满宠的坚持，曹仁就弃城而走了。赶来增援的徐晃一开始也非常谨慎的等待孙权方面的夹击。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吕蒙背后给关羽一刀，在曹仁、于禁两军已经被打败后，曹操不但兵力紧张而且顶层将领也紧张。 不要说三国时代，就是国共内战时期，陈毅、粟裕一次性砍了蒋介石的敢战整编74师，也疼的蒋介石没完没了。 我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就219—220年而言，刘备虽然丢失了荆州和关羽以及荆州的将士，但如果考虑到曹魏在这个节点——我们不考虑曹操在汉中损失了夏侯渊——于禁、庞德等三万敢战精兵和曹操、夏侯惇相继去世，如果考虑到吕蒙的去世和222年张辽的去世，我们必须承认219年—222年其实是刘备人生的巨大机遇期。 两个集团的斗争，是历史机遇的斗争——比如曹操就抓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比如孙策意外的死亡给曹操相当机会——但，也是人才的斗争。就集团斗争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群策群力的狼群优势，但首领的作用是最突出的。曹操、刘备、孙权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三个枭雄，虽然，他们各有短板，就综合实力而言，自孙策去世，再无领袖人物能与他们三个抗衡。比如江东，虽然周瑜、张昭都是极优秀的任务，但，以综合实力论，还是孙权更厉害一些。 就222年陆逊能够打败刘备而论，刘备的军事能力比陆逊还弱一点，但，即使重用了陆逊，江东也没有获得更大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最高领袖孙权的能力无法实现吞魏灭吴的远大理想。 我的意思是说，在刘备沿江东下之前，实际上曹魏方面和孙吴方面更加紧张，表面看刘备损失地盘、损失大将，其实拥有极好的战略态势。从某种意义讲，曹魏和江东乃至于蜀汉都进入了人才的世代交替，相对而言，因为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在220年才40岁。诸葛亮出生于181年，比刘备正好小20岁，孙权出生于182年，曹丕出生于187年。 刘禅，出生于207年。 在古代中国，一个集团的未来的决定性因数，其实有且只有一个：领袖的综合素质。 我们，乃至于一些史学家，一些政治家，所谈论的什么什么，统统的都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一个集团的未来最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领袖的综合能力。 为什么呢？因为家天下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如此。 这个道理在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说，一个国企，他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取决于太多的因素，非常难以预测，因为他的最高人事权和管理机制取决于政府。然而，一个私人企业，他的最终命运仅仅取决于老板和老板的儿子的综合能力，因为私人企业的决策权仅仅决定于老板。 我们看美国，因为三权分立的有效运营体制，总统如果很杰出就容易被掣肘，总统如果比较平庸其负面影响也容易被其他力量遏制。 古代中国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一个集团的未来主要是取决于领袖的综合能力。 219年，刘备丢失了荆州和关羽，但，因为益州过于孤立的地理环境，只要蜀汉保持长期的安定团结，就可以熬死曹魏和孙吴。 从某种程度讲，任何集团的政治都不可能没有偏差乃至于失误，一个能够自保的集团如果能够确保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安定团结，就可以寻找到敌人的偏差或者失误而获得发展。 曹操和孙权联手做掉了关羽，固然与关羽有关，更与刘备对于荆州战场的大意有关。 大意失荆州的责任，不仅仅是关羽，也有刘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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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3节 曹操，出生于155年，比刘备大6岁。因为刘备和曹操有较亲密的交往，他应该知道曹操的年龄。 221年，刘备称帝的这一年，他的儿子刘禅14岁而刘备是60岁。 221年对于刘备而言，应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段，因为曹操、夏侯惇等老对手的自然死亡以及关羽的死亡，刘备事实上进入了死亡的高危阶段——年龄不饶人。 封建时代集团领袖世代更替的基本法则决定了刘备的接班人只能是刘禅，因为刘永、刘理太小了，而刘禅也太小了。 东汉王朝的历史证明，幼主临朝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政治。 假如刘备能够活到曹操的那个年龄去世，那就是226年，接班的刘禅就是19岁。19岁，也有些偏小，最好是29岁，但，19岁的青年要比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成熟的多。 事实上，人的身体、心智以及处理工作的能力，从十五岁开始，一直到二十岁，每一年都有很明显的进步。从社会实践看，我们这里曾经出现过十七周岁中专毕业挑大梁负责初三毕业班的记录。专科生雨花石参加工作的时间是二十一周岁，如果考虑到曾经复读过一年，我的优秀的同学可以二十岁担任初中教学——实际情况是我的同学没有比我更早参加工作的。 刘禅，如果在十九岁，也就是226年接班当皇帝，马马虎虎就可以亲政，如果是在236年接班当皇帝，即使诸葛亮非常的牛气，对不起，他也不可以担任托孤大臣。 刘禅，已经29岁了，真的已经不那么“孤”了。 事实上，诸葛亮去世于234年，而曹丕去世于226年。 孙权的长子孙登，出生于209年，比刘禅小两岁，而孙权竟然比刘备小21岁。 孙权出生于182年，接班于200年。孙权，是三国时代顶级的政治家，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也是非常突出的，然而，十八岁接班的他就只能守成而不能主动出击。 我们仔细分析江东孙家的事业，其实有过两次巨大的挫折，每一次都是因为领头人的死亡。 孙坚和曹操都出生于155年，刘备是161年。188年，汉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187年，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前往剿灭区星的反叛，因功封乌程侯。 董卓之乱，关东军进讨，董卓评价“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191年，孙坚进攻荆州的刘表，连战连胜“遂围襄阳”，只因为呈匹夫之勇而“单马行岘山”，被黄祖的“军士所射杀”。 就东汉末年的英雄逐鹿而言，孙家和司马家是最标准的家族事业，曹操和刘备是独自创业的英雄。然而，就孙曹刘三家而言，其实孙坚是最领先的，然而挂了。 虽然孙家初创领先，孙坚的死是巨大的挫折。 孙策是孙家的第二棒。 《太平广记》引《语林》故事：“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 这个故事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刘备和孙策非常强大的气场而相互顾忌。 孙策崛起是孙家最关键的一棒。200年，本欲配合袁绍夹击曹操的孙策死亡，给予曹操专力官渡迎战袁绍最大的机会。 “隆中对”里，诸葛亮评价曹操：“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诸葛亮评价曹操，在承认其战胜袁绍的“抑亦人谋”的因素时也承认“天时”的因素。 后人评价曹操的建功立业，之所以说得“天时”，就是说“命运让曹操获得人谋无法实现的机会”。 《吴历》：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儿难与争锋也”。 为了和孙策搞统一战线，或者说暂时减轻南线的压力，曹操绞尽了脑汁。 《三国志》说：“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曹操的力量无法迎接袁绍和孙策的南北夹攻，孙策又认定了曹操是首要对手，不管曹操如何活动，孙策都一定要和曹操死掐。 对于曹操，孙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死结，然而，孙策竟然死了。 没有了孙策的江东，在孙权的领导下就只能“坐领江东”任由曹操在中原逐鹿。 8年后，曹操南下，与江东的周瑜大战于赤壁。 命运给了曹操八年的机会。 过期不候。 《三国志》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 这是正史记载的曹操对于刘备的评价，“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备和孙坚相比，军事能力大约差一些，刘备的事业之所以比孙坚的事业巨大的多，就在于刘备认识到“刘备能够建功立业的唯一基础是刘备的生存”。 死人，是不能建功立业的。 民间评价：刘备是哭来的江山。 雨花石说：刘备是跑路的事业。 韦小宝说：脚底能抹油，打架不用愁。 220年，刘备非常的骄傲，因为和他一个时代的牛人孙坚、曹操去世了，和他也算一个时代的牛人孙策也去世了，曾经难为他的蔡瑁、周瑜也去世了。 遍视天下，何人与吾相殴？ 孙权呢？ 赤壁之战后209年，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对于刘备事业的发展，孙权“稍畏之”。为什么“稍畏之”呢？就是作为旁观者对自我能力的不自信。 雨花石虽然也会一点围棋，看了聂卫平大战东瀛的快刀，就“深畏之”，如果一定要我和聂卫平对阵，我就投降好了，因为没有战斗的必要。 孙权为什么敢于“刘备珠玉在前”还要争锋天下呢？原因是“稍畏之”而不是“深畏之”。“ 稍畏之”，就是非常佩服对方，但还不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你很牛逼，但，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刘备和孙权仅仅一次当面交流，“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 绸缪，情意殷切。 恩纪，犹恩情。 绸缪，经常写男欢女爱。 蒲松龄在 《白于玉》说“既而衾枕之爱，极尽绸缪。” 绸缪，就是爱的死去活来达到了最高潮释放了所有的可以释放的压抑和能量。 绸缪恩纪，最形象了刘备和孙权双雄相会的殷勤和尊敬。 《山阳公载记》：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乃昼夜兼行。 双雄相会刚刚落幕，刘备就评价孙权是一个有野心而“其难为下”的家伙，因此，刘备判断自己在江东随时有被孙权暗算的危险，于是“昼夜兼行”跑路回家的干活。 因为这一次双雄会，刘备认识了孙权的厉害，然而，通过比较，刘备对于孙权有着巨大的心理优势。 占领了益州后的刘备有和孙权对决的心理优势。215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刘备获得了益州，孙权派吕蒙偷袭关羽获得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没有获得刘备指示的关羽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的骄傲，而是等待老大的精神。刘备从益州带兵五万来荆州和孙权死掐。曹操这个家伙进攻汉中，刘备为了益州的安全只好在荆州方向对孙权让步，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 原本要谋夺整个荆州的孙权，面对刘备的大兵压境只好接受了“分属”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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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4节 219年，吕蒙偷袭关羽成功，孙权原本应该豪气干云，然而，正史记载。 221年，“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 获得了整个荆州且杀死了关羽的孙权，面对刘备的东出是“遣书请和”，其实就是认输，其实就是接受刘备的条件议和——荆州，我还你。 刘备之所以不答应，就是我的力量可以灭了你，为什么只要一个荆州？ 因为陆议——后来改名陆逊——在夷陵击败了刘备，刘备只好跑路，结果呢？“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 在后人看来，陆逊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吕蒙俘虏关羽、陆逊战败刘备，江东取得两次巨大的胜利，孙权不是高兴的跳起来，而是“甚惧，遣使请和”。为什么呢？陆逊利用刘备的骄傲火烧了刘备的联营，形势如此的急迫而地形如此的艰窘，一般认为，刘备应该死于兵灾。 然而，他竟然逃出生天而入住白帝城。 孙权当然也在京口对刘备有一个评价。孙权，大约认为，吕蒙也许可以和刘备对决，至于陆逊不是刘备的对手，之所以用陆逊是因为江东别无人才，只能最后赌一把。 赌赢的孙权，对于陆逊的能力仍然不自信。在他看来，陆逊的胜利利用了刘备的骄傲，然，骄傲的刘备竟然成功跑路，其卷土重来而不骄傲，陆逊绝对不是对手，自己也不是对手。 借胜利的形势，求和的干活。 后人研读三国，什么什么形势，其实，对于对阵的人物而言，仅仅是领袖的综合能力的对决。 比如，在今天，经济搞活了，形势给于发财致富无数的机会，而机会仅仅属于能力。一个人因为起步的不同，事业可能有巨大的差异。一个牛逼的富二代因为父辈的基础可以完胜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杰，然而，如果不优秀，无论祖先给予多么雄厚的基础最终都要没落，可能快一点、可能慢一点。 穷人，可能永远不富，富人，极难代代富贵，因为富贵的基础是才能而不是基业。 连赢两场的孙权，因为吕蒙的死，仍然对刘备充满了恐惧。 《江表传》记载，获得荆州后，孙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 孙权在公安高调召开庆捷大会，吕蒙因为有病不愿参加。孙权“笑”说：“禽羽之功，子明谋也，今大功已捷，庆赏未行，岂邑邑邪？” 我一定奖励你的贡献。 “乃增给步骑鼓吹，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拜毕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 孙权为什么如此高调开庆祝大会并给予吕蒙荣耀呢？ 和刘备有过“绸缪恩纪”接触的孙权，根据自己对于刘备的认识，对比吕蒙的军事能力，他有一个基本判断：刘备在军事上不是吕蒙的对手。 性格上“其难为下”的孙权之所以允许刘备“昼夜兼行”在京口跑路回荆州，并不是大意而是根据双雄会的结果判断刘备的军事能力抵不过自己手下的周瑜等人。 你刘备是人杰，我也是人杰，我的缺点是打仗比不过老爹孙坚和阿哥孙策，我也打不过你妹郎刘备，但，你刘备的军事能力还不是顶尖，我这边有人可以与你战场争衡。 周瑜、鲁肃去世后，吕蒙是孙权斗刘备的军事依托。 然而，刚刚获得荆州的孙权竟然得到一个巨大的噩耗：吕蒙重病。 《三国志》记载：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 为了救吕蒙，孙权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于别人的汇报不满足，“欲数见其颜色”。可是，孙权是主公而吕蒙是部将，孙权要去见吕蒙，按照礼节，吕蒙是需要下床行礼的，这就不利于治疗。于是，孙权“又恐劳动”吕蒙不利于治疗，“常穿壁瞻之”，就是通过墙壁的缝隙偷窥。 这种心情，我估计，只有爱的死去活来的男女才能够想的出来。 孙权其实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之所以如此厚待吕蒙是因为没有了吕蒙谁来应战刘备？ 根据夷陵之战后孙权对刘备的态度可知，陆逊的能力是比不过吕蒙的。 江东4任军事领袖的年龄如下： 周瑜：175年－210年； 鲁肃：172年－217年； 吕蒙：179年—220年； 陆逊：183年—245年。 陆逊比周瑜小8岁，比孙权小1岁，比吕蒙小4岁。 这4个人加入孙家集团的时间有早有晚，机遇也不相同，从孙权劝学吕蒙的故事可知，吕蒙在早期还仅仅是一个优秀将领，其好学之后的快速进步引起了鲁肃和孙权的激赏。 出身行伍的吕蒙在鲁肃去世后之所以能够跨越陆议这个世家子弟领导江东军事，是能力的无可取代。 陆逊积极参与了吕蒙偷袭关羽的战役，是吕蒙之下第二功臣。 陆逊在203年入孙权幕府，历任海昌屯田都尉、定威校尉、帐下右部督。 孙权非常的熟悉陆逊，即使陆逊积极参与了偷袭关羽的战役，即使陆逊取得了对刘备的胜利，孙权对于陆逊的评价仍然“不自信于战胜刘备”。 夷陵之战的陆逊死于245年，这个时间，诸葛亮已经去世了11年，陆逊对战曹魏其实没有获得巨大的胜利。 我个人评价，陆逊最大的特点是稳重而敏于抓住对手的漏洞，利用关羽、刘备的骄傲而获得巨大的成就，然，正面对决只能说比一流高手有差距，利用长江天险防守还是可以的。 我看一些人评价江东，说有两个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周瑜和陆逊。那个意思就是鲁肃和吕蒙大大的差劲。 瞎乱。 《三国志》对鲁肃有一个总评：“周瑜之后，肃为之冠”。 周瑜临死，推荐的接班人是鲁肃。《三国志》记载了两个版本。 其一，“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其二，“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吕蒙的进步，与孙权和鲁肃的培养奖掖大有关系。 鲁肃如果不死，孙刘两家当然也有内斗，处理的模式也许有更假的选择。 事实上，在孙策之后的整个江东集团，最顶尖的战略家其实是鲁肃而不是周瑜。以江东的力量独家应对曹操还有些稀薄。刘表新死、曹操南下的关键时刻，整个中国只有两个人谋划孙刘联盟。一个是孤穷的诸葛亮，一个是紧盯时局的鲁肃。 鲁肃毕竟是、仅仅是孙权的臣子，主动提议孙权与有杀父之仇的荆州联盟，这不仅仅是顶级的战略思考，更是博大的政治家胸怀。 极能用兵的曹操，在击走刘备、占领江陵后之所以恫吓孙权而压根不考虑孙刘结盟的可能，就在于刘备时代的荆州集团射杀了孙坚。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 鲁肃，一个臣下，积极跑到老板那里说，我们和你杀父仇人联合做生意。 如果是你我，能接受吗？即使我们能接受，回家如何与老母、兄弟们交代？ 和周瑜相比，鲁肃的战功不突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鲁肃是杰出的统帅。 鲁肃比吕蒙大7岁，比陆逊大11岁。鲁肃去世的217年，吕蒙38岁而陆逊34岁。鲁肃去世，吕蒙接班，陆逊压根就没有进入竞争的视野。 我用了这样长的文字，其实仅仅是如下意思：220年前后，是三国时代优秀人物因病、因战而死亡的一个高发节点，刘备虽然赔了一个关羽，相对曹魏的曹操、夏侯惇、于禁、夏侯渊、张辽等等的去世，相较江东吕蒙的去世，其实拥有最好的战略态势和心理基础。 在这个节点，无论刚刚即位的曹丕还是惶惶不安的孙权，都绝对不敢进攻刘备，而刘备拥有出征曹魏或者孙吴的战略选择优势。 从夷陵之战后孙权对刘备的积极求和和整个曹丕时代对蜀汉的战略防守看，即使接连两大挫折，刘备的个人能力和蜀汉的基础仍然拥有战略优势。 可是，一个家族集团的事业大发展，一个是取决于杰出的领袖，另一个是接班人的培养。作为同时代的人物，从江东孙家的历程看，孙策、孙权这两个年轻人能够受任于危难之间是孙家极好的命运。 孙坚死于战场而曹操病亡，不管刘备如何英雄，死亡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也就是说，220年的刘备，最关注的不应当是荆州丢失对于集团的负面影响，甚至于也不是孙曹刘的大局，刘备最应当关注的其实是如何培养刘禅。 考虑到刘禅的207年出生，考虑到东汉政权主少国疑的恶劣影响，在已经获得益州这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的大前提下，在曹操、吕蒙两个强手去世的大环境里，刘备最大的政治，我认为就是坐镇成都搞休养生息。 我这里的休养生息，其实不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集聚力量，我的意思就是刘备好好养活自己争取多活一个十年八年。 创业时代的刘备做生意能够创业，大前提就是形势不妙立即跑路，因为死人不能创业。 就战场指挥而言，孙坚孙策都远远超过刘备，但，他们的事业都比不过刘备，因为他死的早。 把江东事业做大的其实是孙权，因为他能活，182出生的孙权活到了252年，熬死了父辈的曹操、熬死了年老的妹夫刘备、熬死了出生于187年的曹丕、熬死了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熬死了出生于204年的曹睿，他竟然熬死了出生于179年的司马懿。 孙权一个人，熬死了能够当家作主的曹家三代，还熬死了内讧了曹家的司马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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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5节 孙权死的那一年，252年，他70岁，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死于234年，出生于179的司马懿死于251年。 在这之后，蜀汉政权灭亡于263年，曹魏政权灭亡于265年，而孙吴政权灭亡于280年。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孙权能够活到280年，他是98岁，司马炎是绝对不可能灭亡东吴的。 当然，这不讲理，要求孙权活到98岁，也太恐怖了。 近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体制，就是体制性要求领导人的“年届”，暗含的意图是，通过限制任职年限限制领导人的私心、限制领导人能力不够造成的损失。 民选体制一个巨大的好处是，即使不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也绝对不会选出一个低能。 古代社会，与民主体制截然相反。因为是家天下，除非遇到一个极混蛋的帝王，最好是安安稳稳的混日子。 我们知道，秦始皇和秦二世的统治是极端残暴的。 天下苦秦，久矣。 然而，从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202年，仅仅7年的天翻地覆，全国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二，至于经济，“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7年，损失三分之二的人口，就是厮杀、屠杀、饥饿和疾病。 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抗日战争的残酷，然，抗日战争的残酷比起秦末战争还远远不如。 古代社会，帝王长寿的万民之福。 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要求孙权活到98岁，这过于不讲理，而且，因为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普通人都盼望着长寿，何况帝王？ 没听说哪一个帝王活得好好的主动找死。 不过，南宋确实出现了主动当太上皇的高宗，清朝确实出现了主动当太上皇的乾隆。 既然接班人已经能够工作，自己高龄退位是合理的选择。 和宋高宗、乾隆不同，221年的刘备，拥有三个要命的缺点：1、他在益州的统治并不是很稳固；2、他的本钱其实很小，经不起折腾；3、刘禅太小。 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无论多么牛的人都可能因为不可想象的原因挂掉。汉中战役，曹操曾经被魏延射了以箭，折却门牙两个。 被箭射掉两个门牙，这生死真的仅仅一线。 孙权多次亲自领兵进攻合肥，不但没有攻克城池，两次遇到死亡的威胁，特别是逍遥津大战，险的不能更险。 曹操、刘备，都不是继承的基业，他们的地盘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创业初期有限的本钱决定了他们必须直接杀到一线去。但，当本钱达到一个层面，最高领袖就必须审时度势，掌控全局，继续领队上一线厮杀就是军事冒险。 我们看长征之后的毛泽东，基本就不参与战役层面的军事指挥，他和野战军总部的交流大多是战略层面而极少干涉一线的指挥。之所以如此，一个是精力不够，另一个就是工作风格。 我们看曹操，自从干挺了袁绍之后，军事挫折也多于军事胜利，事实上，张辽在合肥的军事成绩成就比曹操还好。 张辽的军事能力当然比不过曹操，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即使曹操到了前线他也必须考虑全盘。赤壁之战，军队出现了马腾异动的流言曹操就非常紧张，如果是张辽指挥军队这种流言就形成不了杀伤。 最高领导人亲自领兵打仗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急躁，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扯心。 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之所以胜利，并不是刘备比曹操会打仗，最主要的原因是曹操一直对于来汉中心存犹疑，光大本营里内部斗争就够他头疼的了。 汉中战役时期的刘备，不但是乘胜之势，最主要的是内部团结，刘备只管指挥打仗好了。 曹操病死曹丕继位，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正常的生老病死，曹操活到65岁，不要说乱世，即使和平岁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刘备能活多大岁数？ 刘备的身体是相当强健的，在夷陵之战之前，我们见不到刘备生病的任何记录。 刘备之所以在223年去世，根本不是一般意义的生理疾病，而是从关羽去世开始的一连串的失败造成精神刺激毁掉了正常的生理机制。 刘备给刘禅的遗嘱说，“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刘备疾病最初的症候是“下痢”。 下痢，当然与季节和饮食有关，不过，因为我曾经的经历，我认为接连不断的打击刺激神经，也容易拉稀。 夷陵兵败，劳累、饮食、精神刺激，伤害了刘备的身体。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葛洪《神仙传》，“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 这个“忿耻发病死”点明了刘备的死因。 近代的李宗吾，说刘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 李宗吾其实不了解刘备，李宗吾也是不讲理。 刘备的确投靠过很多人，刘备也的确“跳槽”了太多次，但不能因此而批评刘备“恬不知耻”。刘备从平定黄巾军开始，就建立了自己创业的基本班底，在之后的军阀混战里，刘备虽然投靠过很多人，但都不是一般意义的部下而仅仅是保持独立性的客军。 刘备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主人。 赤壁之战之前，刘备是胜少败多，一个挫折接连一个挫折，其关键在于没有稳固的地盘而他的能力还弱于曹操。 陈寿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平手相斗，刘备弱于曹操，依托诸葛亮的协助，刘备建立了基业。 从赤壁之战开始，除了平定马超、张鲁之外，曹操的军事生涯就被巨多的失败笼罩。然而，每一次失败对于曹操的精神影响都不深刻。 胜败，兵家常事。 可是，对于这一次失败，刘备表现的非常在意。 夷陵之战结束于222年8月，“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於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 刘备病死的时间是223年的夏4月24日。 刘备在答应孙权求和且孙权和曹丕已经正面开大后，为什么继续呆在白帝城而回到成都大后方？ 因为病？ 刘备时代当然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但，船、轿等运输工具是有的，最起码，只要刘备愿意走，弄张大床抬着走也是可以的。 真实的原因是，英雄一生的刘备竟然让陆逊这个后生小子给暗算，窝囊的没法没法的。 关羽被偷袭，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一个相对宽容的解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提防被盟友背后插刀。 吕蒙虽然也年轻，但他是跟随孙策打天下的“年轻老将”。208年，吕蒙跟随孙权在战败老对手黄祖的战役中立下大功，孙权认为“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提拔吕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赤壁鏖兵之后，周瑜进攻南郡遇挫甘宁被围，吕蒙实际谋划了下一个阶段的战役。 江东占领南郡，就指挥的序列看是周瑜为总司令，就谋划而言，其实是吕蒙在指挥军队。 也就是说，赤壁之战时期，吕蒙不但已经是江东的顶层大将而且谋划全局。 我们看赤壁之战时期，江东的军事指挥，其实是周瑜、鲁肃、吕蒙群策群力联手对外。 鲁肃是战略判断国家大势，主要的方向是搞统一战线。 周瑜当然也战略判断国家大势，主要的方向是战役指挥。 从吕蒙像鲁肃主动贡献应对关羽的五项政策看，吕蒙有巨强的战略思考，但，因为还没有进入朝堂无法表达战略的话语，所以，赤壁之战时期，作为高级将领，吕蒙除了指挥打仗，就是填补周瑜战役指挥的不足。 南郡之战，周瑜遇挫，应该是他的指挥能力偏于水战而弱于陆战。 关羽，被吕蒙打败，是等列的名将交手，并不窝囊和丢人。刘备让陆逊打败，考虑到陆逊在夷陵之战之前的较弱的影响力和“书生身份”，对于刘备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窝囊和耻辱。 心理素质一向极好的刘备这一次脸皮极薄，不好意思回到成都。 战胜自己，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允许假设。如果，刘备在221年登基后，在益州休养生息整军经伍和老天爷熬岁月，如果他能够和赵云一样活到229年，也就是活到68周岁，比曹操的65周岁多活3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228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不是诸葛亮指挥而是刘备指挥，或者是刘备和诸葛亮分道而进。 如果刘备活到228年，最起码可以避免“失街亭”这一致命的损失。 刘备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东征孙权在夷陵被陆逊火攻，诸葛亮一生最大的错误是重用马谡。 丢失街亭，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在这之后，因为丢失了北伐的突然性和司马懿的崛起，诸葛亮再也无法在秦岭之北获得一个稳定的前进基地。 刘备的缺点是低估了书生陆逊而诸葛亮的缺点是高估了书生马谡。 刘备在223年去世和在229年去世，就生命而言是6年，就蜀汉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而言，可能被改写，因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因素，除了“大势”之外就是人才因素，人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领袖因素。 比如，就菲律宾自身的发展和牵动整个世界风云而论，杜特尔特在2016年当选总统是菲律宾历史的关键因素，从某种角度讲，对于中国，杜特尔特的当选也是难以谋划而命运给予的礼物。 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许一样解体，但，也有可能不解体。 普京领导俄罗斯，也不能让俄罗斯恢复到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但，如果没有普京，21世纪之初的俄罗斯肯定更加艰难。 一个国家的命运绝对不能仅仅取决于领袖，但，如果没有杰出的领袖，即使全国民众都努力，也可能形成不了成效。 当曹操去世曹丕完成接班的时候，刘备最大的任务压根就不是夺取荆州，也不是北伐凉州，刘备的核心任务就是活着抓紧培养刘禅。 刘禅接班的时候16周岁，因为诸葛亮的能干和忠诚，蜀汉政权度过了世代交替的艰难岁月，然后，在234年，刘禅27周岁的那一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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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6节 曹丕出生于187年，220年接班的时候33周岁。 诸葛亮亲兄弟3人，老大诸葛瑾出生于174年去世于241年，享年67岁，老三诸葛均活到蜀汉灭亡之后病死。 诸葛亮的父亲去世于187年，诸葛亮出生于181年，诸葛均的出生应当在182年到187年之间，即使按最后的187年算，诸葛均也活了76岁。 诸葛亮呢？出生于181年，出生于234年，活了53岁，和兄长、弟弟相比，明显不成比例。 诸葛亮是活生生给累死的。诸葛亮的被累死，当然有他个人的性格原因，更与刘备早死了几年有关。刘备早死的这几年，不仅仅是留给诸葛亮一个烂摊子，最要命的是留给诸葛亮一个尴尬的身份。 刘禅年轻，无法处理国务，诸葛亮其实是把皇帝的工作和丞相的工作和野战军司令员的工作一个人兼了。往好里讲，诸葛亮有了巨大的权力，往坏里讲，就是诸葛亮不但要拼命的干活还要提防别人的不怀好意的造谣。 如果刘备活着，即使他呆在白帝城一点工作也不干，诸葛亮即使日理万机也不会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也就不会那么累心。 其实，诸葛亮犯了和刘备一样的大错误。 诸葛亮时代，遇到了一个刘邦时代没有出现的问题：曹丕竟然在226年去世了。 曹操去世于220年、刘邦去世于223年、曹丕去世于226年。 曹操出生于155年，刘备出生于161年，曹丕出生于187年。 就年龄而论，曹丕于刘备是绝对的两代人。 223年，白帝城托孤，刘备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从年龄结构讲，刘备于年长自己6岁的曹操争夺，诸葛亮与年轻自己6岁的曹丕对决是大体相当的。 223年，刘备去世后，孙权出生于182年，诸葛亮出生于181年，曹丕出生于187年，都是正当盛年。 198年，合攻吕布胜利后，刘备随曹操去了许都。曹操“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 以刘邦和曹操的亲密，非常有可能接触到已经11岁的曹丕。 如果有过接触，刘邦对曹丕的能力就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人才鉴别能力，是领袖的基本要求。 《三国志》记载曹叡，“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曹叡从几岁的小孩子，曹操就发现了这孩子的领导能力。 按照刘备托孤的这个语境，他更加看重的是曹丕而不是孙权，这个里头不仅仅是曹魏的力量对孙权强大，最要劲的是曹丕和孙权的能力对比。 200年接掌江东的孙权，其实是和自己的父辈们恶斗了20余年。所以，如果从时代交替的角度讲，223年孙权才真正和自己的同代人斗智斗勇。 诸葛亮表现的非常突出，平定了南中，让整个蜀汉管理有序，而且，刘禅在他的培养下快速成长。 很有趣，曹丕的儿子曹叡出生于204年，刘禅出生于207年，孙权的长子孙登出生于209年。 如果我们把诸葛亮当成蜀汉的第二代于曹丕、孙权相论的话，曹叡、刘禅、孙登是第三代。 这个就非常有趣了：孙坚、曹操、刘备这个第一代的岁差是6岁，诸葛亮、孙权、曹丕的岁差也是6岁，曹叡、刘禅、孙登的岁差是5岁。 孙坚是战死、孙策是战伤，属于意外。 223年刘备托孤的时候，不可能想到曹丕竟然在3年之后去世。 226年曹丕早逝，曹家三代的曹叡已经22岁。 这个时候，是曹家的第三代与孙刘的第二代相斗。 这个时候，诸葛亮如果才时代交替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应该认识到，因为刘备去世最晚蜀汉的第一代虽然地盘最小而其实并不吃亏，曹丕去世太早而曹魏的第二代最吃亏。 从这个角度讲，蜀汉其实是第二代的诸葛亮与第三代的刘禅合斗曹魏的第三代。 曹操这家伙在官渡之战之前就有病、曹丕早死，是否说明曹家身体方面有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诸葛亮在曹叡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227年开始谋划北伐是大有道理的，因为不知道曹叡能否支持领导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集团在世代交替的时候都难免有内耗，而最高领导人是否称职都需要考验。 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有三个有利的条件：1、诸葛亮南征胜利不但说明蜀汉已经渡过了刘备去世之后危机，而且说明刘禅、蒋琬等大后方的君臣可以领导蜀汉正常运转——诸葛亮可以离开成都专管打架，这一点非常重要；2、诸葛亮和孙权完成了第二次孙刘结盟，为诸葛亮专力北伐提供了外部环境；3、曹魏刚刚完成第二次世代交替，内部可能有不稳定因素，从219年汉中战役后，蜀汉已经多年没有在凉州、雍州方向发动进攻，这一次北伐带有偷袭性质——从刘汉光复帝业而言是正义的偷袭。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和魏延有战略分歧。魏延提议突袭长安占领关中。 诸葛亮选择的是出祁山，走秦川大道，取陇右的雍州和凉州。 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兵行险着未必不能占领长安。 魏延是名将，不会随便冒险。 不过，魏延这个计划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蜀汉的军事力量过于有限且后勤保障线过于漫长。长安，是古代中国，特别是北宋之前的中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战略要地，即使魏延突袭得手，除非曹魏最高层是一群糊涂蛋或者内讧的太厉害，无论如何都会集结力量前来苦争。这一来，蜀汉的远征军就和曹魏的主力召开激烈的争夺。因为实力较小，赢，只能依靠奇计，如果不能快速胜利，后勤很容易压垮蜀汉的远征军。 关羽北征，原本是兵锋极锐所向无敌，在俘获曹魏大批俘虏后粮食供应立即成了问题。吕蒙偷袭关羽后，关羽的军队很快崩盘，压根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接仗，因为军队无饭可吃，大家又没有什么信仰，就崩盘了。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相当多的仗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供应。 在整个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战争里，诸葛亮北伐的后勤保障是最艰难的。 诸葛亮北伐，的确被粮食搅和的比较难受，但，诸葛亮确实没有因为粮食被饿的损失巨大，因为诸葛亮特别关注粮食。 诸葛亮把第一阶段战略重心放在陇右，是很精准的。 陇右南依秦岭与蜀汉接壤，和关中相比，补给线要畅通一些。 陇山地处今天的宁夏和甘肃南部、陕西西部，位于西安、银川、兰州三省会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主峰六盘山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也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 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向西去陇西，因为渭水和山地的因素，最佳的选择就是今天的陇海铁路西段，也就是西安——宝鸡——兰州走向。 从西安到天水，距离超过300公里，在这个距离上，曹魏有长安、陈仓等等必须分兵坚守的战略要点。这个距离，不但稀薄了曹魏一线的兵力，而且拉长了补给线。 最主要的是，蜀汉方面可以依托陇山险恶的地形阻击曹魏的部队。 陇山，断而有也。 陇山以西的甘肃、宁夏那一块地片，在今天因为气候算不上富庶之地，但在农牧业的秦汉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植被保护还很好，陇右的经济在整个中国还有很好的地位，我们今天富饶的不要不要的沿海的港口以及什么鱼米之乡，那是远远不及陇右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关陇是最后被曹魏征服的一块地盘，对于刘汉的正统思想有较深厚的坚持。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具有太强的突袭性。曹魏毫无防备的陇右，一片混乱。陇右五郡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向蜀汉投降，魏国天水守将姜维、梁绪、尹赏、上官雝等投降诸葛亮，雍州刺史郭淮则退往上邽固守待援。广魏郡和陇西郡拒不投降。曹魏“朝野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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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7节 对于诸葛亮而言，陇右的局面正如赤壁之战之后荆州南四郡的局面。蜀汉的远征军中间突破切断了陇西五郡与曹魏主体部分的联系。陇西虽然还有忠诚于曹魏的军政力量，整体而言已经是残余，诸葛亮主力部队一旦到来那就是“秋风扫落叶”。 如果诸葛亮拿下陇右五郡，那就占领了今天甘肃、宁夏、陕西相交接地界的广阔地盘，因为地处秦岭以北，即使其粮食不能完整解决蜀汉远征军的需求，最起码也可以解决一半左右的需求。 一旦诸葛亮占领了陇右五郡，其顺势而东，就拥有了和曹魏一线军队打持久战的能力。 很多人因为诸葛亮出师北伐不成功而刘邦韩信出师北伐非常顺利而怀疑诸葛亮的军事能力。 “韩信用分兵之计，部署诸将分路出击：以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收巴蜀税租，以供军食，以将军曹参、郎中樊哙等为先锋，领兵数万，韩信自率将军周勃、太仆夏侯婴、中谒者灌英、右骑将军傅宽，骑都尉靳歙等为本队，统兵十万人，汉王居本队与大将军同行，自汉中出兵陇右。曹参取下辨（今甘肃成县）、故道（今凤县），出散关趋陈仓（今宝鸡县境内）；樊哙击破西县（今天水市西南）丞，沿陇道出雍南（今凤翔县南），破雍王章邯‘轻车骑’。连克三秦，出函谷，东向与项羽逐鹿中原。” 韩信北伐带领的军队确实比诸葛亮带领的军队多，但，章邯等三秦王的军队也比郭淮等指挥的曹魏在雍凉关中的部队多的多。 要知道，章邯的军事能力在巨鹿大战之前，那是牛逼的不得了的，逢魔杀魔遇佛杀佛——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佛。 韩信的军事能力当然比诸葛亮厉害，这个不需要讨论，然，诸葛亮的战略布局为什么和韩信如此的不同？ 韩信是出陈仓一路东下而诸葛亮是出祁山而西进。 冯巩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把女人背着和抱着是不同的。 诸葛亮和韩信的区别不是军事能力的区别，而是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区别。 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后二十年，发生了一次彻底颠覆中国西部军事地理的大地震——武都大地震！ 武都大地震的发生时间是公元前186年，西汉吕后二年。年初，西汉武都道（今甘肃略阳）爆发了一次规模约为6-7级的地震，余震从年初一直持续到八月才停止。 《汉书》记载称：“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这次地震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大约伤亡760人。就人类的自然灾难记录而言，的确比较微小，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乃至于对今日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武都的强烈地震导致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滑坡，不但让穿越秦岭的道路更加艰难，而且更改了古汉水的水系。 今日在重庆注入长江的嘉陵江的上游原本是古汉水的上游——也称“西汉水”。 嘉陵江得名的来历，《水经注》二十（漾水）载：“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 按照这个记载，“嘉陵道”原本应当是一个山间通道，汉水的一部分改变流向注入了“嘉陵道”就称之为嘉陵江。 传统上，嘉陵江有两源：东源陕西省凤县代王山的东峪河和发源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齐寿乡齐寿山的西汉水。 这个西汉水原本是汉水的上游。 在韩信及韩信之前，汉水是连通陇西和鄂西的畅通水道，因为“西汉水”所是的汉水上游地区水量巨大而舟楫便利，汉中的粮食可以沿故道水运抵达陈仓附近。 当然，古汉水的水运条件是不能与今日的长江水运相比的，但，在秦岭这个崎岖地带，只要能通水运，即使量较小，也远比通过栈道的人力运输强大的多。 一个人在栈道上携带的粮食不过几十斤，除掉运夫本人来回的粮食消耗，一个运夫压根就不能保障一个士兵作战的粮食供应。船舶可以将一个人的运输效率提高数倍乃至更多。 在山区，因为没有机械，因为帆和樯橹撑篙有限的力量可能无法让船帆溯流而上，于是有了纤夫。 纤夫沿岸拉纤产生的运输效能超过肩扛手提无数倍。 为什么是无数倍？因为多人肩扛手提协作也不能运输超过几百斤的大件，而拉纤是可以的。 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达陈仓后，如果不能快速消灭敌人，也有持久作战的后勤保障，诸葛亮不具备这个条件。 219年，刘备在曹操手里拿下汉中后，曹操不敢回洛阳而是留在长安。之所以如此，是曹操等待刘备出秦岭来争夺关中。 刘备没有来，为什么，就是因为秦岭诸道已经截然不同于韩信时代，刘备需要修路。 刘备修理的是傥骆道。 也就是说，公元前186年，武都发生了一次地震，造成山体大规模滑坡，将原本向东南方向流动的“古汉水”上游的“西汉水”给彻底堵截。被堵截无法继续东下的“西汉水”别寻出路占领了“嘉陵道”，成了今日嘉陵江的一部分。 韩信出陈仓占领三秦，就正儿八经的接仗开始的公元前206年8月到章邯死的公元前205年5月，时间跨度是8个月。 刘邦和韩信当然也可以在关中就地筹粮，但，刘邦平定三秦之战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军队不能完全依靠战区筹粮的。 我们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因为是游击战为主，马马虎虎可以“战地筹粮”，等到了淮海大战，几十万大军运动、攻坚，压根就不可能在战地筹粮。 比如，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围堵黄维兵团的时候，兵力的使用已经达到了极限，野战军不可能一面打架一面在双堆集附近筹粮。 什么样的战地能够保障几十万军队战地筹粮？ 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国军和解放军相比，拥有铁路和飞机，后勤保障原本是应该超越解放军的。可是，淮海大战，国军的后勤是竟然比不过解放军，那就是山东等根据地民众的小车和扁担构成的滚滚粮流。 之所以说，解放军和共产党代表了正义和时代，就在于解放军的背后有推小车、挑扁担供应后勤的民流而国军的背后面是一无所有。 诸葛亮北伐，他可能感觉自己代表了光复汉业的正义，然而，和曹魏的管理相比，两汉给予民众的利益也许好一点，但到不了民众绝对政治选择的程度。 共产党可以在敌后建立孤立的根据地，诸葛亮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我们不否认刘备苦苦创业带有光复汉室的个人信仰，但，刘备在占领益州后也是广建宫室享受奢侈的生活，因此，史学界把东汉末年的混战，包括刘备在内，统称为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因为是军阀混战，因为是争夺地盘，因为带给民众的是灾难，诸葛亮出师北伐不可能得到民众“箪食壶浆”的拥护，他的后勤除了汉中的供应链，那就只能占领陇右地盘搞“政府后勤”了。 诸葛亮北伐就正义性而言，也是比不过刘邦的。刘邦进入关中，军队守纪律不搞屠杀和抢劫。项羽入关，大搞屠杀和焚烧，又把地盘分封给秦人痛恨的三降将。刘邦与项羽斗争，关中是稳定的根据地，源源不断提供人力和物力。 不过呢，相比两汉，曹魏的统治的确相对暴虐一点，而且，两汉维持了长达400余年的管理。这个两汉的管理给予民众巨大的思想印记。 从远古到如今，时间久远而盛世的王朝巨多，比如，有文武周公的周，有李世民的盛唐，有充满影视剧的清，然，我们的民族称号是“汉”。 《三国演义》有一个经典故事：诸葛亮骂死了王朗。 《三国志》没有记载王朗具体的死因，但绝对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 然而，一直到曹魏灭亡，这“本质篡夺”而“禅让名义”的曹家爷们和他们的狗腿子们，从骨头里是硬气不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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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8节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师北伐，有两次骂战，第一次是骂王朗，第二次是骂司马懿。 诸葛亮骂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王朗是“初举孝廉入仕”。什么是孝廉？放今天就是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竟然背叛了主人，是否有些打脸？ 诸葛亮骂司马懿：“汝祖父皆为汉臣，世食汉禄，不思报效，反助篡逆，岂不自耻？” 《三国演义》是小说，诸葛亮肯定没有和王朗、司马懿的骂战，但，如果有人这样骂王朗和司马懿，他们也实在不好反驳。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得国之正”，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唯独汉朝是完美无瑕。 首先，刘邦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军事领袖。 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仅仅比出生于公元前259的秦始皇小3岁。 以刘邦的时代而言，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楚国人，所以，刘邦不是秦始皇的臣民，造反带有“楚民复国”和“反抗暴政”的双重正义。 其次，刘邦反攻项羽，拥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 楚义帝是项梁拥立的义军最高军政领袖，他与诸将达成了“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政治宣言。 项羽的确在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有更大的贡献，但，约定就是约定，刘邦的确先进入了咸阳。 这就好比下象棋，输赢无关双方的兵力而仅仅取决于老将是否无路可走。即使自己全军尽在，对方一马搞了卧槽闷杀你也只能认输。 项羽依仗实力可以不认输，但道理是大大的差劲。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刘邦为义帝发丧。 项羽当然是楚义帝的部将。公元前206年10月，义帝被害。 刘邦反攻项羽到达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三老董公遮说王”。 “三老”不是“三个老头”，这里的“三老”应当是最基层的“乡民自治组织”的领头人。 古代的政府和现代的政府，都不可能完全一切民政。我个人理解，民众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可以直推一些道高望重的乡绅处理一些政府管不着而必须有人统筹的事务，比如，红白理事会、民间慈善什么的。 这样的乡绅，一般要有威望，一般就有老人担任。 “董公”的“公”应当是对这种乡绅的通用尊称，大约类似于居委会大妈的“大妈”这种称呼。 “遮”就是在路上拦住。 一个民间有威望的居委会大妈级别的老乡绅对刘邦说：“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 打架，难道还讲道德吗？ 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有一个推选掌门人的“华拳四十八”。 那姓蔡的老者站起身来，咳嗽一声，朗声道：“本来嘛，掌门人凭德不凭力，后生小子玩艺儿再高明，也不能越过德高望重的前辈去。”他顿了一顿，眼光向众人一扫，又道：“可是这一次情形不同啦。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之中，既是英雄聚会，自然要各显神通。咱们西岳华拳门倘是举了个糟老头儿出去，人家能不能喝一句彩，赞一句：‘好，华拳门的糟老头儿德高望重，老而不死’？”众人听得哈哈大笑。程灵素也禁不住抿住了嘴，心道：“这糟老头儿倒会说笑话。”那姓蔡的老者大声道：“华拳四十八，艺成行天涯。可是几百年来，华拳门这四十八路拳脚器械，没一个人能说得上路路精通。今日之事，哪一位玩艺儿最高，那一位便执掌本门。” 伟大领袖毛 说：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所有的开国领袖都必须懂军事，而且必须在军队有最崇高的威望，否则，这政权就危险。 中国近代，有两个人比较牛，一个叫洪秀全，另一个是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他们的事业都不那么稳当，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不是自己集团里最能打仗的军事领袖。 洪秀全镇不住杨秀清，孙中山打不过袁世凯控不住陈炯明。 历史的另外一个事实上，能打仗且掌握了最强大北洋军的袁世凯也完蛋了。 不能打仗是不可以的，只靠打仗也是不可以的。 一支土匪部队，可以以暴虐而为祸，一个侠盗，可以携技而横行。 可是，你的事业要做大，就必须用道义约束集团。 我的拳头硬，所以，我是老大，那么，等你死了，我的拳头硬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杀掉你的儿子占有你的老婆和儿媳妇呢？ 204年曹操攻进了邺城。 《魏氏春秋》记载：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周武王把妲己给了弟弟周公当了兄弟媳妇。 “太祖以融学博。” 孔融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稀奇古怪的给曹操这么一信，歹毒而实心眼的曹操，因为佩服孔融，就认真寻找历史记载。得，《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 这个？我估计，曹操狠挠了几下头皮：难道孔融有更权威的典籍？ 过了一段时间，曹操见到孔融，不耻下问：“周公纳妲己，语出何典？” 大约，曹操也想通过这次辩论写一帖子来天涯赚点击率挂广告弄点古井贡酒。 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曹操写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相当周公，周公当然是能臣，周公也是道德模范。 你曹操把袁绍的儿媳妇弄成自己的儿媳妇，你什么道德模范？ 有人说，孔融多嘴，所以致死。 别人不多嘴，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吗？ 襄樊战役，于禁投降了关羽，曹操就感慨：“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你曹操本身就不是忠臣，凭什么要求别人当忠臣呢？ 曹丕在邺城抢占政治对手的有夫之妇，暗含的社会规范是女人在无可奈何的绝境可以成为别人的女人。 那么，文臣武将当然在无可奈何的绝境可以成为别人的文臣武将。 一个领导人如果在政治伦理上有污点，就无法用政治伦理规范部下，而且，也往往怀疑部下的政治道德。 范增是尽忠于项梁、项羽两代人的楚国人，凭什么就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就摧毁了项羽的信任？ 无它，项羽配合叔父项梁诛杀了信任自己的会稽郡太守殷通、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的主将宋义、公开违背了“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政治口号、派人暗杀了天下共主楚义帝，面对韩信、陈平等等的背叛，他的心态无法信任任何人，包括范增。 拥有道德的正义者未必一定胜利，但，没有道德优势者的崛起往往更加艰难。 这个“三老董公”更厉害的一点是：“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这句话大体的意思是搞舆论战把敌人搞臭。 只要是人，都有缺点，都有短行，给他搞臭就占有道义的高度。 刘邦的高度是“伐无道诛暴秦”的领袖，不过，项羽也是领袖，项羽背叛了“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承诺，但，他也让刘邦当了王。 刘邦，你难道为了一己私利而破坏天下和平？ 如果如此，项羽不是东西，你更加不是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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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19节 很多人读《水浒传》不知道宋江寻求招安的真实原因：从古到宋江，真正底层造反成功的有且仅有刘邦和刘秀，其他的造反者都失败了。 底层造反之所以艰难于最后的成功，就是做大做强的政治号召。 我们看宋江的梁山，其实是三个阶段：1、王伦的山大王，也就是土匪的时代；2、截止到三山聚义打青州的山头吞并时代；3、招降呼延灼的“纳叛”时代。 底层暴动力量的扩大，一般是——不包含特殊的近代历史——小山头的相互吞并。比如，二龙山因为打不下青州就只能请求梁山帮助。 可是，当力量发展到某一个阶段，需要与政府正面对抗的时候，为了减少伤亡，如何化敌为友成建制吸纳敌军，就成了最艰难的事情。 梁山集团最大规模成建制吸纳的中央军是关胜带领的那一万五千人。 关胜被俘之后，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小可既蒙将令，不敢不依。万望将军免恕虚诳之罪！” 宋江给足了关胜体面。 关胜看了一班头领，义气深重——关胜感觉到宋江和梁山对于自己的尊敬——于是，回顾宣赞，郝思文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 你们两位，对于下一步有什么意见？ 宣赞、郝思文答道：“并听将令。” 宣赞、郝思文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个人的政治选择，我们也不考虑自己的生死选择，我们只有一种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我们的选择。 当公务员也好，当土匪也吧，健康长寿也好，拉出去砍了也吧，你就是我们的领路人，我们只听你的命令。 关胜道：“无面还京，愿赐早死！” 梁山大聚义后，宋江一败高俅后，释放了被俘的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和统制官党世雄。 韩存保和党世雄都高高兴兴下了山回了京。 关胜的“无面还京”说明他是一个对于尊严特别在意的人，实在无法忍受战败被俘释放回京任由军事法庭惩治的窝囊。 要体面的关胜，因为宋江给予自己特别的体面而看到加入梁山集团的出路。 然而，一个战败被俘的人如果仅仅是一般性的加入梁山而活命，又何必苟活呢？ 关胜的“无面还京”是说自己作为战俘已经有了背叛朝廷的意愿，但，梁山要图谋自己的加入必须给予相当的待遇，否则“愿赐早死！” 关胜，愿意归降，但，要价极高。 宋江立即表态：“何故发此言？将军，倘蒙不弃微贱，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 “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这句话不是一般的邀请。宋江给予关胜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替天行道。 关胜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今日既已心动，愿住帐下为一小卒。” “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这是关胜的明确要价，你既是我的“君主”也是我的“友”，我不但是你的部属，也是有相当独立性的“友”。 你是刘备，我就是关二爷。 宋江大喜；当日一面设筵庆贺，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军内有老幼者，随即给散银两，便放回家；一边差薛永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幼，都不在话下。 然后，宋江发起第二次大名府战役，关胜便起身说道：“关某无可报答爱我之恩，愿为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传令，就教宣赞郝思文为副，拨回旧有军马，便为前部先锋。 关胜加入梁山，不同于秦明、呼延灼的加入梁山，他不但要求居高的名分，而且要求相当的独立性，“拨回旧有军马”。 简单的说，在派系复杂的梁山，关胜集团是唯一一个公开存在的“小集团”。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关胜在梁山的排序那样高？竟然超过老元老林冲和宋江的嫡系秦明。原因很简单，人家关胜在加入梁山之前有明确的要求，否则“愿赐早死！” 林冲、秦明、呼延灼、索超，一个逃犯、三个战俘，加入梁山的时候因为底气不足，不敢漫天要价。 很多人为林冲委屈，那样的元老、那样的能力、那样的贡献，凭什么排在关胜之下？ 然而，大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林冲是五虎将里混的最苦而被逼上梁山的。 梁山求人，和林冲求梁山，这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心态。 走投无路的关胜宁肯一死也绝不肯在梁山屈居人下，这就给宋江一个必须的选择：或者杀掉关胜，或者压制老同志给予关胜更高的名分。 所有的集团或者单位，在发展过程里都会遇到这样的艰难。 2004年一个热播的电视剧，陈建斌、高明主演的，叫《最后诊断》。 在一个大医院里，院长兼神外主任积极培养了一个叫马培德的副主任。马培德出身底层，工作努力尊敬领导团结同事，不但业务上有光辉的前程而且与院长的美丽女儿关系暧昧。马培德之所以没有担任主任，业务上还不是顶尖。马培德之所以不能赢得美女的芳心，是因为底层出身缺少取悦女孩的小资情调。 对于马培德而言，时间是关键。院长老了，年龄支持不住繁忙工作而必须寻找一个能干的部下。美女已经是青春洋溢的阶段，如果在有限时间没有更好的青年，她只能凑合给马培德。 海归的神经外科医学博士沈知鱼，来了。能力拔尖，成为马培德的竞争。城市长大海外留学的气质吸引了美女。 突然间，沈知鱼堵住了马培德所有的幸福。 这，倒也罢了。既然斗不过，我让，如何？ 不行沈知鱼以海归的标准直接批评马培德，一丁点也不留情面。比如，马培德很有感情在医务室述说自己为什么还穿一条旧毛裤，沈知鱼很尖刻的批评马培德的旧毛裤如何如何有细菌污染环境。 马培德，正如雨花石，最底层长大，曾经饥寒交迫，一条毛裤的获得之难铭刻在心。一个人，在工作的闲暇与同事交流生活，这是一种必须。 人，他妈的不是机器，需要润滑。 一个单位能否留住人，不仅仅是待遇，最主要的是精神的交流。 沈知鱼是工作狂魔，就什么什么奉献精神、就什么什么工作效率而言，也许是对的，但，我永远不喜欢这样的同事和环境。我可以奉献、我可以工作，但，我需要交流。 太多的逻辑无法解释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为什么最终能够战胜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赢得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有一个分析。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 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 (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 )。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环境艰苦生活也艰苦，群众为什么愿意奋斗呢？简单，政策和领导和干部告诉群众，你的奋斗、你的牺牲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了什么样的价值。 劳动光荣致富也光荣，但，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致富，我就要计算致富的获得与生命消耗的成本。 比如，如果需要我拼命工作修建道路有利于国防，我在挣得工资的同时知道劳动的意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财富获得，你给我多少钱能抵得上疲劳对于身体的摧残？ 1948年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无论国民党如何挣扎，平津的解放都不可避免。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担负和解放军死掐的国民党华北“剿总”的一位副总司令突然向傅作义及南京蒋介石提出因病要“休养”的请求。 这当然是避战，然而，傅作义和蒋介石，很快同意了这位副总司令的临阵脱逃。 这位临阵脱逃的家伙，就是制造皖南事变的上官云相。 平津大战，是国共命运的大决战，蒋介石竟然答应上官云相的跑路，说明他潜意识预料此战必败，也潜意识理解拒绝牺牲的临阵脱逃。 上官云相的跑路，说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于三民主义也没有信仰。 和我曾经交流的朋友，会发现我这人绝不喜欢传统文化，我对于外来的正能量非常欢迎。但，我真的不喜欢西方严苛的工作环境，我喜欢一群人一边扯淡一边工作的融洽。 改革开放之前拍摄的革命题材的电影，因为距离革命时代的近，因为太多人直接参加了那个火热的时代，拍摄的影片比较真实，现在拍摄的影视剧，太假了。 比如，我们看老电影里革命军队的行进，虽然劳累然而歌唱，我们看今日的影视剧，革命军队的行进只有奔跑而没有歌唱。 因为，今日的群众已经没有了大合唱。拍影视剧，要找群众演员是容易的，要指挥群众演员大合唱是艰难的。 中国人，非常不同于欧美人的一点，我们喜欢群居需要交流，如果不快意，我们工作就没有精神。 比如，西洋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中国人成群结队下厕所，而且在厕所里捏着那玩意开玩笑。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领导从来都很严谨的一个人下厕所拉臭臭，我对他就特别尊敬，也就是不亲近的尊敬。 沈知鱼是海归，有西方的工作习惯我们当然理解，但，马培德是在中国长大的，有中国的工作习惯也必须理解。 外来的空降干部直接挤掉下层辛辛苦苦的努力的期望，从工作的角度讲，不是不可以，然而，感情需要协调。 自从《水浒传》写成，相当读者对于大排位关胜压了林冲一头是有烦言的。如果就军事能力和个人单兵而言，关胜和林冲相仿佛，关在林前也是可以理解的。一部分读者之所以对此反应激烈，就在于林冲是梁山的元老，有太多的贡献。 关胜在梁山的地位，其实纠缠了梁山——包含所有的集团和单位——干部路线是重视资历、贡献，还是能力？ 一个极有才干的海归，毫无贡献、且是青年，是否可以领导一个兢兢业业贡献多年的老同志？ 事实上，宋江的干部路线主要体现的是能力，不管你有没有贡献，不管是本来的身份，只要有能力，即使刚刚加入集团，直接量才录用。 比如，刚刚加入梁山的董平和张清，竟然是五虎将和八骠骑。 如果，你说梁山的老同志，你有意见吗？ 梁山如果大发展，就必须发动对外战争，对外战争的过程，一个是老干部难免牺牲的过程，一个是新干部加入难免挤掉老干部排位的过程。 刘邦、朱元璋这两个底层暴动发展壮大的集团，在发展过程里都不断吸纳了新的干部，也牺牲了巨多的干部。 如果宋江不招安，他的未来，可能是刘邦的登基当皇帝，也可能是方腊的被镇压，朋友们，我们希望继续造反的宋江的未来是“刘邦”还是“方腊”？ 宋江为什么选择了招安？不是他没有野心，也不是他没有领导集团的能力，而是，宋江找不到一个团结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的政治主张。 《笑傲江湖》里的左冷禅要五岳联盟演变成五岳剑派，就遇到空前的阻力。你嵩山派力量强大，然而，力量强大就可以吃掉我们吗？ 《天龙八部》里巨多的人宁肯死也要保护玄悲的秘密不被萧峰知道，因为大家保护的不是少林方丈，大家保护的是江湖抗击契丹和西夏的核心领导人。 从张角开始，底层暴动大多用宗教的旗帜，比如，方腊就利用了摩尼教的旗帜，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领导一群人去舍死忘生的革命，必须有一个正义的旗帜，没有这个纽带，人和人之间仅仅是利益的争夺，集团是无法做大的。 不是宋江找不到，而是施耐庵找不到。 西汉以来，中国社会管理的义理逻辑是儒家的纲常。宋江上梁山之前，吴用挑动林冲杀了王伦。我们怎样评价林冲这一举动呢？王伦，一个集团的创始人、领导人，因为心胸狭窄被部下杀了。那么，按照逻辑，如果晁盖也工作失误，是否也可以杀掉？杨雄、石秀去投奔梁山，晁盖因为时迁偷鸡，勃然大怒，就要斩杀杨雄和石秀。 宋江和吴用以及众头领力劝，而戴宗表态非常激烈：“宁乃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 王伦不纳晁盖等七人，如果该死，晁盖如果一定不纳杨雄和石秀，是否也该死？ 巨大多数人，都不敢说老子样样精通天下第一。如果绝对以力而定位，那一个人敢说自己永远胜利？因此，绝大多数人维系集团的口号都是“忠义”，白话到今天就是“热爱”。 宋江的“忠义”遇到一个逻辑悖论：如果提倡忠义，那么，他造反是否有理？如果造反有理，他的忠义何在？ 儒家的“忠义”不是近现代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他是一种狭隘的对于“个人的忠义”。 事实上，在宋江大招安之前，梁山的“忠义”逻辑的内在悖论就已经激烈爆发了。李逵得到一个假消息，宋江抢了一个刘太公的女儿。大怒的李逵，就拿板斧砍宋江。 从“狭隘忠义”的角度讲，既然宋江喜欢一个女人，当部下的、当兄弟的李逵应该积极执行才对，然而，小集团难道可以对抗法律吗？ 即使宋江最终获得政权，就中国古代的社会逻辑，他也必须沿用儒家那一套社会社会管理纲常。 造反的艰难，不仅仅是外来的强敌，最难的是如何用“忠义”规范能干的部将。比如，造反的黄巢有什么理由批评朱温的背叛？比如，洪秀全如何解释杨秀清的悖逆和石达开的远离？ 古代中国，底层造反之所以成功极难，就在于大发展阶段的理论建设和秩序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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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0节 1948年辽沈战役的胜利，共产党人拥有了极其强大的战略机动兵团，这个力量一旦入关砸向华北，无论蒋介石和傅作义如何挣扎，都绝无胜数。 正是在此背景下，1948年11月17日傅作义极机密地向毛泽东发出要求和谈电报。 毛泽东没有给傅作义回电而在11月18日给林彪、罗荣桓一电：“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望你们……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敌人的分裂是我们消灭敌人的巨大机会。 1948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作出军事部署的同时，又就与傅作义的和谈方针指示林彪等人说：“我们已用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石家庄谈判，同时由聂找一傅部俘虏军官，数日内派往北平见傅谈此问题。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利用蒋傅的矛盾各个击破，如果傅作义真心实意和我们谈判，我们可以给予出路，“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给予傅作义个人一些权益，也可以发挥傅作义的能力为社会建设出力，但，我们不能给予傅作义任何政治承诺。 毛泽东为什么拒绝给予傅作义政治承诺呢？ 我们看蒋介石是如何对待“革命对象”奉系军阀的。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联合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进攻最后的北洋政府张作霖。张作霖经不起这一顿乱揍，放弃平津抓紧向东北跑路了。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二次北伐”胜利结束，国民政府的“统一告成”。 非常意外，张作霖被炸死了，被挤兑的很难的张学良最终“改旗易帜”，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要说张学良东北易帜，让中央政府一枪不放获得东北完成国家统一，给予张学良相当权益是可以理解的。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支持蒋介石，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 这倒也罢了。1930年11月12日，蒋介石亲自介绍张学良加入国民党。同日，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欢迎。1931年3月26日，任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政党，蒋介石时代一直说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初的国民党，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北洋军阀。 革命与反动的区别，不是能力的高低，而是服务的利益集团的不同和思想认识的不同。 革命与反动，不是个人利益的授予而是思想的志同道合。 张学良东北易帜，的确有利于中华民族，国民政府给予军政相当权益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在思想上不能承认张学良一步就完成改造成了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革命的国民党员。 当然，从道理讲，任何人的思想都是需要不断进步的，而时代的进步也要求革命者的思想与时俱进。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他在1894年的革命思想和1924年的革命思想也有巨大的区别。如果以1924年孙中山的思想标准类比1894年的孙中山，1894年的孙中山这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初级的革命者。 从与时俱进日益进步的角度讲，革命政党吸纳成员的最基本标准应该是有志者的革命倾向。 一旦发现有革命倾向的同志，就要及时吸纳积极培养。 张学良既然东北易帜，就有吸纳入革命队伍积极培养的必要，所以，蒋介石在1930年介绍张学良入党是正当的。可是，一个曾经的革命的对象，在入党的当天就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这就瞎胡闹了。 一个新党员、一个曾经的革命对象，直接就参加党的最高会议，这是革命的政党吗？ 有人可能说，张学良带给国民政府巨大的地盘呀。 革命的队伍，可以讲贡献，但不能以贡献论股份。 入股革命，是革命党的最大忌讳。 比如，抗日的队伍当然接受汉奸的反正——汉奸反正总比铁杆汉奸好得多——反正的汉奸经过教育培养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乃至于成为社会的领导。但，我们不能说，汉奸反正带来的队伍和地盘是他安身立命的“股份”。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内的老革命是有认识的。 深得陈果夫、陈立夫赏识负责国民党东北党务的齐世英就经常的敲打张学良。 齐世英回忆在汉口与张学良一起吃西餐。 唇枪舌剑的谈多了，齐世英就直入主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也许你可以解答。中国这些年来，军人彼此内争，下场也有很不幸的，但不若我们东北惨，不知是何缘故？会不会你老太爷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要统治东北这么一大块地方，非用人才不可，而又怕他们把他抬了，所以使这些人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造成遇事闹得不可开交。” 齐世英的意思是说，读书少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张作霖，必须广用人才而自己的能力有不容易压服，所以，有意识在集团内部搞派系。 奉系集团内部的派系和矛盾确实极复杂。 齐世英这个谈话是比较不礼貌的，革命者有权力批评曾经的反动军阀，但，和人家的儿子一起吃西餐的时候笑话人家老爹心胸狭窄而能力差劲，真的不好。 张学良回答说:“你完全看错了，我老太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的人，就像东北赶马车的人(老板子)，常把马车赶不到一起，有的东拉拉，有的西拉拉。” 张学良啊，张学良，直接说自己的老爹“有雄才而无大略”，竟然把老爹比喻成一个不中用的赶大车的。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评价张学良了？ 齐世英对张学良这个讲话的理解非常准确，（张学良）“言外之意好像说他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 因为张学良这个讲话，齐世英很看不起张学良，他说:“你老太爷有了不起的地方，他那个局面能应付下来，完全靠用人，他旁边有一批人才，为了要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恐怕你还比不上你老太爷。” 就能力而言，我们仅仅就能力而不论特定节点的贡献，张学良掌握部队的能力确实弱于他老爹。 问题是，张学良在这个谈话里掉进了齐世英预设的陷阱。人家当你面暗示你老爹差劲，即使你老爹真差劲，你也只能东拉西扯而不能随鸡起舞。 哪里有配合些人笑话老爹的。 齐世英回忆说：“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答腔了。” 结束这一次谈话的时候，齐世英很窝囊了张学良:“今天话也谈得很多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旁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既然你请我来，我旁的帮不了忙，临走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你到南方来，最要紧的是要对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够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须负很多的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还盼你努力，将来你到南京，你我还可以随时再谈。” 齐世英的意思是说，你张学良虽然对国家有贡献，但，就思想而言，你压根就对三民主义毫无理解，算不上一个革命者。 齐世英的矛盾对于张学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就对历史的贡献而言，张学良远远超过了齐世英，但，实实在在的讲，张学良真不是一个革命者。 一个人的贡献有能力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当然也有思想因素，真的挺复杂，需要就事论事的分析。 一个1928年年底参加革命的反动军阀，在1930年11月12日加入国民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931年3月26日，竟然任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哼哼，这国民党在东北的指导者的思想是否是顶级优秀的革命者呢？ 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你压根就不用想。 比如，叶挺因为在共产党内斗争里被委屈，于是，愤然脱党而去，然后，为抗日而回来参与新四军的领导。 投身火热的革命，如果因为受委屈而拂尘而去，这革命的队伍能剩几个人？ 同盟会领导反清革命，核心是孙黄，结果，因为分歧，最高党务领袖就和军事领袖分裂了。 不要说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经常的分裂，就是在台湾的国民党，那也是没完没了的内讧，一下就一分为三。 一个集团，尤其是革命的队伍，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对于具体的对象可以适当放宽，但，核心的东西是必须坚持的。 1948年年底的傅作义，掌握着巨大的军队和重要的地盘，如果促成傅作义的“和平易帜”，当然可以加快国民政府的倒台和共产党快速掌握政权。问题是，如果毛泽东用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模式对待傅作义，今儿一个傅作义，明儿一个程潜，后天一个卢汉，无数先烈爬雪山过草地换来的是这么一个拼凑的新政权？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如何坚持？ 1948年的傅作义，竟然把共产党当成了利益团伙。他派出的代表与共产党在1948年12月15日开始最早的谈判。 傅作义代表提出，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傅作义承诺，在和平谈判成功后，傅作义可以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 傅作义的意思是说，华北这块地盘，应当由傅作义和共产党以“入股的模式”建立联合政府，傅作义的部队必须完整保持建制，在名义上接受华北联合政府的指挥，其实是接受傅作义的指挥。 开玩笑！如果用这种模式，共产党的革命那有这样艰难？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又何异于旧政权？ 革命者可以接受傅作义的投奔，也可以承认傅作义的贡献，但绝对不承认傅作义的“股份”，因为共产党不承认任何个人在革命队伍里的“股份”。 不管任何人，即使最早加入党组织的人，在党内都是思想日益进步的人，都是不断改造自己思想的人。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对傅作义代表阐明了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这些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署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 因为你们的特殊贡献，我们可以给你们的利益以特殊的照顾，至于“政府的股份”和“军队的军阀化”，你连想都不要想。 如果傅作义不答应，如何？那就武装解决好了。于是，29个小时，入关的野战军拿下了天津14万军队。 天津大战结束后，55万军队里，还剩下可以掌控的只有在北平的25万人。 在有北平25万军队牵制的布局里，刘亚楼用29个小时放挺了陈长捷。刘亚楼进攻天津的时候，傅作义在北平一丁点办法都没有，压根就不能派部队策应一下。傅作义压根就没有了突围反攻的能力。当刘亚楼拿下天津后，负责攻城的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就成了进攻北平的强大预备队。 北平和天津，才多远的距离？蒋介石除了给飞机轰炸，对于北平而言，一丁点用处都没有。 入关的东野和华北的两个兵团，一起压向北平，傅作义能撑几天？ 解放军攻城，唯一的禁忌就是不愿战火毁掉北平的古建筑而已。 共产党之所以接受傅作义的和平改编，目的是保留更多的元气，而不是没有拿下北平的能力。 利益，可以给，政治承诺，断然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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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2节 金庸武侠《笑傲江湖》里，任我行、令狐冲、向问天、任盈盈等联手杀了东方不败后，日月神教的教众就检举揭发东方不败的“恶行”。 “只听得有人向任我行揭发东方不败的罪恶，说他如何忠言逆耳，偏信杨莲亭一人，如何乱杀无辜，赏罚有私，爱听恭维的言语，祸乱神教。有人说他败坏本教教规，乱传黑木令，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另有一人说他饮食穷侈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年、五口猪、十口羊。” 你别说，这家伙的揭发还是比较公允的，东方不败的确“忠言逆耳，偏信杨莲亭一人，如何乱杀无辜，赏罚有私，爱听恭维的言语，祸乱神教。”东方不败也的确“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 不过，“另有一人说他饮食穷侈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年、五口猪、十口羊。” 旁听的令狐冲心道：“一个人食量再大，又怎食得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他定是宴请朋友或是与众部属同食。东方不败身为一教之主，宰几头牛羊，又怎算是什么大罪？” 部属揭发东方不败饮食穷侈极欲，东方不败固然不可能如此巨大的食量，毕竟也有巨大的开销。 然后，“各人所提东方不败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加琐碎。有人骂他喜怒无常，哭笑无端；有人骂他爱穿华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说他见识肤浅，愚蠢胡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 令狐冲寻思：“你们指骂东方不败如何如何，我也不知你们说得对不对。可是适才我们五人敌他一人，个个死里逃生，险些儿尽数命丧他绣花针下。倘若东方不败武功低微，世上更无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了。当真是胡说八道之至。” 这就已经非常胡扯了，“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 这“欲练神功挥剑自宫”的东方不败，怎么可能荒淫好色呢？ 任我行如果和东方不败公开对决，怎样给东方不败捏造一个有杀伤力的“黑”呢？ 刘邦难道“黑”项羽不会打仗、淫人妻女、食量大如牛？ 打仗不在行，喜欢美女的，是刘邦。 可是，董公厉害呀。 董公说：“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不要说古代，即使近现代，里扒外坏背主求荣，都是被社会唾弃的无耻行为。 在这里，我并不是批评跳槽。一个人在一个单位不如意寻找更广阔的舞台是正常的选择，但，如果以泄露老板机密为手段获得利益，也不齿于正常的社会生活。 楚义帝不但是项羽的老板而且是反秦义军的天下共主，项羽不但把他驱赶到贫苦的边疆而且派人杀害了他，作为人，这是巨大的“黑”。 楚义帝的死活其实无关天下人的利益，但，做掉老板是普天下不可以接受的无耻。 董公这一下，“黑”到项羽的命根上了。 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刘邦成立了为楚义帝发丧的“治丧委员会”，他当然是“治丧委员会”的主任。这发丧三天完毕，刘邦就向天下诸侯发布“击楚之杀义帝者”的倡议书。 这一下，就在政治伦理上把项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刘邦当皇帝，有三大政治旗帜：1、“伐无道诛暴秦”的领袖；2、“先入咸阳者为王”得天下的法理依据；3、为义帝发丧当然就是义帝事业的继承人。 刘邦之后，曹魏、司马晋、隋杨、李唐、赵宋乃至于朱明，这些王朝得天下的“德”都有各种各样的缺德。 五胡时代的石勒评价说：“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欺负孤儿寡母的，更有杨坚、赵匡胤。 以石勒的道德标准，曹操、司马懿、杨坚、赵匡胤，都是无耻小人，至于王莽，更加不用讨论了。 朱元璋，当然比较牛逼，但，他有一个缺点道德缺憾：暗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原本是郭子兴的部将。郭子兴去世后，韩林儿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 朱元璋独立发展后，也使用韩林儿的年号。 韩林儿的基本力量在北方，因为地理位置和称帝的名号，他一直是元王朝进攻的主要对手，至于朱元璋只能是抗元的偏师。 李文凤评价韩林儿：“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汤、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龙兴，定鼎建业，处汉、吴二强寇之间，东西扫荡，从容指挥。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韩林儿不仅是抗元的天下共主，更是抗元的主力军。正是因为韩林儿付出巨大牺牲消耗了蒙元的主体力量，才为朱明在江南的崛起奠定背景。 《明史》的《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复其舟死。帝以咎永忠。” 在封建时代，一个武将——我们不说故意而姑且说工作失误——因为工作失误竟然把皇帝给弄死了，应该如何处置呢？ 廖永忠，该吃饭吃饭，该带兵打仗还是带兵打仗，该封侯还是封侯。 要说廖永忠不是朱元璋暗示的或者指使的，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 韩林儿死后第二年，朱元璋才改元为吴元年。 朱元璋，和项羽一样，有杀老板的嫌疑。 连朱元璋的“德”都有明显的瑕疵，谁还能够与刘邦相抗呢？ 石勒说：“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 这里头固然有对刘邦能力的敬佩，也应该有对刘邦得国“德正”的认可。 有人可能说，这也太胡扯蛋了，刘邦给义帝发个丧就表现的比项羽正义吗？ 当然，因为我们必须考虑特定的时代。 秦末农民风暴，那是无边的杀戮。不要说项羽如何的喜欢搞大屠杀，就是刘邦也曾经搞屠杀，“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至于项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取代刘邦控制秦地后，“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一波又一波屠杀，逼迫活着且可能被屠杀的人，最期盼的是秩序。 能够建设秩序的人，除了能力之外，就是对道德规范有一点敬畏。 对于项羽和刘邦而言，楚义帝的原始身份不过是楚故国已故国王楚怀王的孙子而已。大家都是亡国奴，要论亡国的责任，楚怀王是要被追究政治责任的。项梁之所以接受范增的建议立熊心“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 楚义帝不过是义军发动群众而拥护的一面革命旗帜。 其实，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破三秦挺进中原的时候，全天下人都明白刘邦是要和项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他压根就无所谓楚义帝的生死。 刘邦能够理解为义帝发丧的政治意义，说明他理解了民众对于伦理纲常和秩序的期盼。 刘邦竟然给他的前老板发丧，就是明告天下：老子当然要当老大，老子当了老大就要建立一个尊敬老板的秩序社会，打打杀杀的不好。 我们看楚汉之争，有一个非常怪异的地方，整体处于劣势让项羽赶的丢弃妻小的狼狈，然而，项羽的一些部下，比如英布竟然背弃项羽而追随刘邦，这个不合乎政治逻辑的逻辑就在于，推翻暴秦后项羽压根就不考虑社会秩序的建设，只知道任性而为。即使那些杀人放火的家伙，到达一定高度，也期盼秩序的和平生活。 我们后人读历史，比较不容易体会“时代的精神”。 226年到228年间，也就是曹丕去世到诸葛亮出师北伐的这一年多，曹魏其实非常的艰难。这个艰难，并不是缺粮少兵，曹操去世后长达6年的兵戈不兴当然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 226年，曹魏最大的艰难是曹丕去世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 从黄巾暴动的184年开始，一直到220年，36年间，不管是暴动的底层还是称雄的军阀，只要图谋当皇帝，无论是四世三公的袁术还是藏匿玉玺的孙坚，统统的挂了，当然还有不得了的董卓。 当时有一个叫刘焉的人，“有异志”，相当皇帝。有一天，一个相面的人说刘焉抚养的朋友的女儿吴苋是一个皇后命，“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刘焉还是有一个有道德的人，大约是年龄差距，大约是两代人，实在不好意弄到被窝里自己睡了皇后自己当皇帝。正好他有一个儿子刘瑁在身边，于是，让他两个结婚了。 然后，刘瑁死了。这吴苋一直寡妇到刘备进入成都才过上幸福的性生活。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到公元后220年，只要不是刘邦的后人，从王莽开始到袁家兄弟，想当皇帝，没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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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3节 219年，孙曹联手做掉关羽后，孙权不但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还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力劝曹操将汉献帝取而代之当皇帝。 曹操把孙权的来书给群臣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 曹操的意思是说，谋夺汉家江山是一个危险的活。 这一年是219年，第二年，曹操去世了，曹丕登基了。 曹丕登基，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正常了。 问题是不正常，曹丕做了6年皇帝死了。 曹丕出生于187年，死于226年，享年39岁。 曹操，享年65岁。 这曹丕，是否因为篡夺帝位而折损了阳寿呢？ 曹叡登基刚刚稳住，228年诸葛亮突然从汉中翻越秦岭杀向关陇大地，这路线、这架势，怎么看怎么像“重走刘邦路复兴汉河山”。 曹丕在年富力强的39岁去世，放在诸葛亮北伐的大背景里，非常容易理解为老天爷惩戒曹魏而帮助诸葛亮。 这就好比说，一群贼在盗窃之前，曾经集体发誓：如果我们不行善事胡作非为就不得好死。 忍耐不住，这群家伙干了一票大活，没过几天，领头的竟然死了，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就要紧张。 《三国志》记载，面对诸葛亮在陇右取得的巨大胜利，曹魏“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 整个朝廷乱七八糟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 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刘禅在223年登基，到诸葛亮兵出祁山，诸葛亮忠诚辅佐了刘禅已经5年。 篡位的曹丕死了而忠诚的诸葛亮北伐了，曹魏当然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包括现在的一些人是比较迷信天命的。 魏明帝曹叡临死，托孤《魏略》说，曹叡给远征辽东的司马懿紧急命令。“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曹叡对司马懿说，这孩子就是我的继承人，你认真看看，别弄错了。 曹叡还让八岁的太子抱着司马懿的脖子。 《三国演义》对这一段历史演绎的更有意思。 睿执司马懿之手曰：“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况大国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又唤芳曰：“仲达与朕一体，尔宜敬礼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言讫，潸然泪下。懿顿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须臾而卒。 那些追随曹丕获得荣华富贵的人，包括曹家自身，虽然一个个对利益执着的狠，内心其实是非常期盼别人的忠诚。 曹丕去世，“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孙权亲自保卫江夏，诸葛瑾、张霸进攻襄阳，这形势也很紧张。 曹魏命令司马懿“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 司马懿不但赶跑了孙权还斩杀了张霸。 曹魏为什么就惊恐诸葛亮的北伐呢？ 我的理解，就是对于忠诚的诸葛亮从汉中翻山越岭复制刘邦事业的心理恐惧。 在一片乱糟糟里，24岁、刚刚当了两年皇帝的曹叡，断然表态：“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 嘛意思？ 曹叡说，这诸葛亮呢，据守着险恶的山川，我们不容易翻山越岭的去揍他。现在呢，他竟然带着一帮人翻山越岭来我们家打劫，这正符合伟大领袖毛泽东所说的“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谋划，“既合兵书致人之术”。曹叡还说，这诸葛亮呢，如果趁我们不准备而偷袭一把，抢了东西劫掠了人口立即跑路，我们还真没办法，因为我们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现在诸葛亮竟然是“知进而不知退”，竟然要在陇右搞根据地建设。曹叡说，我们只要集结大兵力去和他打架，我们一定胜利。 曹叡，对于形势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他未必能够在陇右打败诸葛亮。曹叡的正确选择是，必定要迎战诸葛亮，否则，因为自己太年轻，君臣看不起自己的能力，就有崩盘的可能。 曹叡“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 这个五万，是曹魏从中原紧急增援关陇的野战军，不包含曹魏在关陇的原有部队。 曹叡要和诸葛亮打架，既不能翻山越岭搞什么围魏救赵，也不能集结力量和诸葛亮搞大决战，因为，从洛阳向西过黄河到西安走陈仓，也就是今天的宝鸡，因为地形，曹魏只能从东向西一步一步设防、一步一步增援。 诸葛亮立即感受到曹魏皇帝御驾亲征的巨大压力。皇帝的到来，其指挥能力未必高妙过前线的将领，但，皇帝的到来必然带来强大的军队。 曹叡不来，诸葛亮可能是和曹魏在关陇的地方部队开打，也能和曹叡派来的援军开打，现在是和曹叡亲自带来的援军开打，压力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时候的曹叡，也是非常艰难的。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诸葛亮第一北伐，兵分两路。老将赵云带领一支偏师“据箕谷”而“扬声由斜谷道取郿”。 “郿”在长安以西陈仓以东，直线距离长安大约200华里。 200华里，太近了。1935年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在山区急行军竟然一昼夜120公里。 诸葛亮主力经祁山去了陇右，可赵云在箕谷的这支疑军，正如城池边角的一匹拐子马，一个不留神，挂角或者卧槽都挺难受的。 御驾亲征的曹叡进驻长安。长安就成了曹魏在西线的大本营和总指挥部。 然后，“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这里的“之”，指的是赵云的疑军。 大将军曹真，是皇帝曹叡之下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对应近代，那就是武装部队总司令。 总司令曹真亲自对付赵云而别遣张郃去陇右进攻诸葛亮。 这布局？ 《三国演义》上在街亭大战的曹魏主将是司马懿，先锋大将是张郃。 这个，真的不是历史。诸葛亮出师北伐的时候，曹魏不可能不考虑孙权的夹攻，在南线必须放一个军事统帅。这个时候，司马懿刚刚在新城平定了孟达，他的任务就是掌控南线应对孙权。 曹叡派遣进攻诸葛亮的大将是张郃。 这个时候的张郃是“左将军”，统帅的军队是五万人。 左将军当然是高级将领，比如198年之后的刘备，比如被水淹七军的于禁，但，左将军之上更有一大堆将军，比如骠骑将军司马懿、大将军曹真。 诸葛亮不但是蜀汉的丞相，还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托孤大臣，其指挥的西线主力绝对在五万人以上。 《汉晋春秋》记载，街亭兵败之后，“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诸葛亮这个讲话说明，张郃迎战诸葛亮的五万军队是弱于诸葛亮的军队的。 让张郃指挥弱军去进攻诸葛亮的主力，曹叡是有病呢还是托大？ 我个人认为，曹叡既不是有病也不是托大，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恶战和年迈，曹魏政权能够拿得出手的指挥野战军团的名将已经太少了。 夏侯惇死了、张辽死了、曹仁死了、程昱死了、徐晃死了、曹彰死了，连变节的于禁也死了。曹洪倒是还活着，不过，汉中战役证明，他的军事能力是比不过张郃的。 《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 定军山大战，夏侯渊是曹魏前线总指挥，刘备忌惮的是张郃而不是夏侯渊。 以资历论、以能力论，曹叡用张郃去对付诸葛亮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诸葛亮毕竟是蜀汉集团久经战争考验的核心。 张郃紧急救援陇西的时候，陇西五郡已经背叛了三郡。诸葛亮的军队从汉中出祁山来陇右是劳师远征，张郃的部队从中原经长安来陇右也是气喘吁吁。 最要命的是，长期在雍凉和汉中战斗的张郃对于这边的地理比较熟悉，知道自己还处于军事地理的短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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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狐二当家”交流两宋对外战略的失误 第24节 《孙子兵法》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地图搜索，从西安经天水到古街亭，也就是今天的秦安县，走直线还是650华里，实际距离应当在700华里到800华里之间。张郃的部队来自于关东，即使不算从关东向西安的那一大段，仅仅从西安赶赴街亭，就已经累个半死不活了。 以相对弱势的兵力急行军去地形不利的战场与敌人作战，这是非常危险的。 张郃是老将，厮杀了半生，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之所以紧急奔袭，是因为诸葛亮亲率的主力部队已经在接收陇右三郡，如果张郃不能及时赶到，诸葛亮干挺了在陇右苦苦坚持的郭淮，诸葛亮就获得广阔的前哨阵地。 《三国演义》里的“失街亭”，与历史有太多的不同。作者为了突出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对决，把曹魏攻克街亭的主将是司马懿，其实，司马懿压根就没有到西线。 还有一点，《三国演义》以行文的模式压低了郭淮的级别。 《三国志》记载，黄初元年，郭淮“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而且，“又行征羌护军，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皆破平之。关中始定，民得安业。” 东汉末年，全国划分为14个一级行政区，除了拱卫首都的司隶校尉部，其他的是冀州、幽州、青州、并州、豫州、兖州、徐州、雍州、凉州、荆州、扬州、交州、益州。 三国分立的时代，蜀汉就一个益州，孙吴占领了扬州、交州和大部分荆州，曹魏大体占领了10个州和相当一部分荆州。即使地盘最大的曹魏，实际管理土地的封疆大吏也不过11个，郭淮这个雍州刺史其中的一个。 而且，郭淮还“行征羌护军”。 因为古今官职差距太大，太多人不了解这个“行征羌护军”多么的位高权重。 “征羌护军”是“护军”的一种。 护军是中国古代的高级军事长官的官名，其中中护军、中领军、中都护等职位掌管禁军、主持选拔武官、监督管制诸武将。 陈平刚刚投奔刘邦，就获得刘邦的器重，“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 刘邦给陈平的职务是都尉，享受“参乘”的待遇。 古代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一人在右陪坐，称“参乘”或“车右”。 天天陪同老板坐车的那个人，就是时时刻刻可以和老板交流的那个人，这个亲近程度是无可比拟的。 最厉害的是“典护军”。这里的“典”是“主持”的意思。为什么呢？陈平的级别不能直接担任“护军”，连“代理”的级别也不够，只能是“主持工作”。 代理，一般是副职，主持工作的要求就更低。 中护军，不但有监管全军的权力而且掌握着军职的选拔。 曹操掌权，在诸要镇及将军出征时设置护军。如曹操曾令曹真为征蜀护军，负责统督诸将。 在地方的“护军”，好像并不对应统帅部队之下打仗的司令员，更多的是“监管”，有一点类似今天的“政治委员”。 曹魏的“征羌护军”，职责大体是“征服西羌的各路军队的总监管”，监管的职责是“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 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都要接受郭淮的监管。 可以监管左将军的“征羌护军”级别太高了，郭淮级别够不着，只能是“行”。 古代人对于今天的“代理”有各种各样的分别。 假：是最高级别的代理职位，“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这个“假”就不仅是代理工作而且是可以“公开名分”。也就是说，周公旦有七年的时间直接称呼为“天子”。 代：代替职位，“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 摄：不是代理职务而仅仅是代理工作，比如，清朝有摄政王，并不是“代理皇帝的名份”而仅仅代理皇帝的工作。 行：本身没有代理的含义，仅仅是行使职权。通常是以另一个身份来行使不属于他的职权。比如，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代替司令员指挥野战军打仗。 权：权且，指“暂时行使”某职位的职权。 领：一般是指以中央更高的职位兼地方的重要职位，其实并不实际负责地方的工作。《三国演义》第91回，谈到诸葛亮北伐的指挥序列，“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知内外事诸葛亮”。诸葛亮是蜀汉的丞相，实际负责军政工作，拥有最高权力。但，按照国家体制，蜀汉要配置14个州牧，其他的13个州牧都是虚职，唯独益州牧因为有实际的地盘是实职。如果，蜀汉在诸葛亮之外安排别人，比如李严，担任益州牧，那么，皇帝刘禅、丞相诸葛亮、益州牧李严，实际管理的地盘是相等的。如果这个益州牧非常强势且获得地方的支持，很容易就架空诸葛亮这个丞相乃至于刘禅这个皇帝。为了规避这种可能，还要照顾国家必须设置益州牧的体制，诸葛亮就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这个情况有点类似于败离大陆后的“中华民国”，虽然地盘已经非常的小，按照原有体制，还要设立管理“台湾省”的“省政府”和管理“福建省”的“省政府”，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理着“台湾省”和“福建省”的一部分。去台后的“中华民国”，因为管理的地盘主要是“台湾省”，如果台湾省政府 或者台湾省长与总统发生激烈矛盾，那就非常麻烦。近30年来，深刻影响台湾政坛的李登辉、连战、宋楚瑜都担任过台湾省政府 。为了避免台湾省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冲突，1998年以来，台湾省的权力已经被“冻省”。 署：指的是领导出缺，下属代理工作等待新领导，这个“署理”固然也是代理，但级别更低。 护：这个严格说来不能算代理，他指的是领导暂时缺位，部属临时守护印信。 如果张郃不急行军跑到陇右与诸葛亮打仗援救郭淮，如果诸葛亮拿下了陇右五郡并干掉了“雍州刺史行征羌护军”郭淮，其对于曹魏的打击远远超过了黄忠定军山斩杀夏侯渊和关羽水淹七军俘获于禁。 对于曹魏和张郃而言，紧急驰援郭淮，有三种可能：1、累的半死不活赶到陇右，郭淮已经完蛋而张郃正好与严阵以待的诸葛亮恶战，不但救不出郭淮还损失自己的五万军队；2、累的半死不活的张郃，或者在半路救住从陇右向关中撤退的郭淮，或者赶到陇右救了苦不堪言的郭淮，但已经不能恢复陇右，于是有计划的向关中撤退，好处是纠缠住了诸葛亮的主力，为曹魏从中原更多集结援军提供条件；3、累的半死不活的张郃，赶到陇右汇合了苦苦坚持的郭淮，虽然无法完全恢复陇右的三郡，最起码保住陇右两郡或者一郡。 要说张郃在急行军的时候竟然预料自己重创诸葛亮的主力把诸葛亮赶回汉中而彻底恢复陇右五郡，大约是痴人说梦吧。 自从赤壁之战后，曹魏集团对外战争，固然有胜有负，最大的胜利也不过是曹操亲自赶跑了马超征服了张鲁。 也就是说，从208年开始，曹操与江东的争夺是负多胜少虽然没丢多少地盘也没占领地盘，至于和刘备那边打架，基本是没有胜利——关羽是让吕蒙给鼓捣死的。 张郃指挥曹魏的五万军队竟然挑落诸葛亮指挥的野战军，这真的不可想象。如果曹魏或者张郃有这个自信，有必要鼓捣曹叡亲临长安吗？ 我个人猜测，曹魏安排张郃紧急驰援郭淮，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赌博。原因简单，如果张郃不去救援郭淮，郭淮一定要倒霉——也许他可以带领一点军队逃出生天——而陇右五郡是一定落入诸葛亮手里，那么，在陇右站稳脚跟并获得粮食的诸葛亮从陇右向东开打，张郃就更加倒霉。 对于张郃而言，拼了命急行军感到陇右汇合郭淮就是最大的胜利。 反过来，对于诸葛亮而言，抢在曹魏援军赶到陇右之前干掉郭淮彻底占领陇右五郡，就形势而言，北伐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对于抢时间的诸葛亮和张郃而言，街亭的争夺就成为决定蜀汉和曹魏国运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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